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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生育”的一孩時代,人們已經習慣了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社區生活、社會環境等并形成了較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為表現方式。而近年來獨生子女向“單獨二孩”漸變,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開放的進階定型,猶如興奮劑般注入到普通民眾的生活、行為和社會環境中,也改變和影響著人們現有的生活狀態和社會角色。
一、影響家庭成員行為方式
家庭是社會生活基本單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持久性和連續性。在實施“計劃生育”前,我國處于經濟發展初期,各項生產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構建等相對滯后,在傳統觀念和落后生產制等條件制約下,全國人口特別是農村地區出現井噴式的爆發增長,對生存發展和物質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國家總體發展能承載的數量,普通群眾生活不斷接受來自日常飲食、勞動就業、上學教育等嚴峻挑戰,人口基數大、底子薄、經濟基礎弱,是困擾著每戶家庭形成和發展的關鍵要則。在一孩政策開啟后,我國家庭成員角色逐漸演變為倒三角的結構,羅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認為,家庭作為一個群體擔當著組織家庭成員分工合作、生產、消費、養育子女、贍養老人等各項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從一對夫妻結婚建立家庭生養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長大就業(家庭成長期)、子女獨立和事業發展到巔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終老而使家庭消滅(家庭衰老期)。[1]在本階段的家庭中,較為顯著的特點是兒童青少年成長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減少而帶來的角色孤獨感,個體成長教育出現溺愛等帶來的行為偏差,角色中心論引發的個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較低和集體思維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員過多地將注意力、關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統教育出現缺失,層次偏低,也成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獨老人(目前失獨家庭過百萬)”、“獨居老人”等名詞和現象出現最直接的主體原因。但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也進一步推動了國家人口(勞動力)宏觀管控、老齡化趨勢管控等措施的發展,家庭生活方式、人們行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漸成“常?!?。伴隨著制度、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醫療、和生活條件的逐步提升優化,家庭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確保,可以極大滿足日常行為活動的所有需求,這個時期最大的關注點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長期,對其他時期則是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會環境。在經歷多年“計劃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輕夫妻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個孩子后,會產生如下問題:一是減少和降低了原先對于只有一個孩子的壓力和負擔,分散父母等直系親屬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問題的出現;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結構,總體布局和結構更加趨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時,更能促進家庭教育、勞動就業和成長所需的資源實現增長。在今后較長時間內,人們的家庭觀念、行為表現方式和互動模式等都會逐步變化,家庭教育成長、居家養老、家庭關系、勞動就業都在漸變,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選擇,今后家庭總體發展的關注點轉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兩個時期處于持續均衡的狀態。在家庭服務需求方面,則更多側重在孩子的優勢化培育、親子關系疏導等,且較之前會呈現普遍性、一般性,對于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學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會得到較大緩解和實質提高。具體來說,就是家庭綜合投入增加、成長和教育方式出現可比性、社區資源投入增加、社會正向影響增加、居民歸屬感增加,每對家庭夫婦承擔和付出的力量成雙倍增加,家庭總體關系不協調現象幾率減少,從而家庭外在行為表現有所改變,在原有家庭思維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統模式下不斷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響人們文化行為方式
文化是共同的態度、價值觀、目標、精神信念、社會期待、藝術、技術和行為的綜合體,表現了人們生活其中的一個較廣泛社會的面貌特征。目前我國仍舊接受著來自“老齡化”趨勢的嚴峻挑戰,與“老齡化”對等的就是服務市場勞動力短缺,對社會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與發展提出雙重標準,更多地關注在養老服務行業和文化的形成和推動上,人們對于養老觀念和文化理念、價值信念等方面有了自身認識與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逐步走向老化,社會活動頻率和次數明顯下降,進而與社會接觸減少,家庭作為老年人主要的活動場所,家庭成員也理所當然成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日常生活及活動空間也隨之縮小,進而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也必然導致產生各種不同于其他年齡群體的特殊需求。[2]老年人在選擇養老方式則是集中在居家養老,對于機構養老、社會養老則是較為疏離。[3]機構養老和社會養老雖然有政府部門、愛心組織和企業等不斷助力推動但收效甚微,養老服務所衍生的文化產業需求無法滿足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所需要的,如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中,更多地表現為對于興趣、素質拓展、人際交往、情感支持等方面。社會大眾對于養老的話題、價值觀、文化意識則是營造輿論壓力,但家庭中老年人和其他成員認為迫于現狀資源和條件,他們更多地表現為承受壓力大、嘗試妥協和負擔轉介。特別是一些殘疾老人、失能老人、困難老人或是其他政府兜底老人等,所需的社會資源投入更加大,產出的價值無法預估,也無法實現百分之百的回收和產生效益?;仡櫋坝媱澤闭叩膱绦?,很多家庭普遍只有一個子女,沒有了兄弟姐妹,獨生子女的成長變得孤單,也減少了他們體會中國七大姑姨特色文化的機會,試想如果獨生子女政策長期實施,舅舅、姨媽、表姐這些富有特色的親屬稱謂將成為一個又一個的偽命題,帶來的家庭文化意識形態也是無法通過其他方式能夠撼動的。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除了能有效解決失獨、人口老齡化和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等一系列問題外,更能有效地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發揚。另一個方面,雖然我國可能在近十來年仍然是以“老齡化”趨勢為主線,但從中長期發展來看,“二胎”政策開放必然推動形成兒童和青少年數量增長,所帶動的不僅是人們對于“計劃生育”國策的澄清和認知,更帶動社會在特殊人群關注方面會向未成年人大范圍轉移,在文化塑造、價值體現和意識形成等方面也會集中在兒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長,孩子們在較為完整的家庭體系、社區教育模式和社會化體制中能得到更多正向文化的熏陶。人們更加愿意相信今后會老有所依,比如對于養老服務和物質文化的關注度降低,對養老文化和價值出現較為樂觀的態度,在今后家庭發展和孩子成長的期望值也得到提高。從具體的文化領域來看,早教、幼兒教育、嬰兒護理、月嫂服務、兒童玩具等都會呈現翻倍的增加,人們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滿足的方面更加趨于合理,學校和社區教育所占比重也會上升,所以在影響人們文化表現和行為方式上,“二胎”政策都起了顯著作用。
三、影響人們的社會服務環境
在“二胎”政策實施前,普遍出現的男女比例失調、老齡化趨勢嚴重、勞動力短缺等社會問題,對于家庭在社會服務需求的影響日趨明顯,尤其是獨生子女的心理疏導、素質拓展、興趣培育、學習教育(包括社區教育)、成長規劃等一系列顯性需求,以及行為偏差、身心和性格缺陷等隱性需求,在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系統中處于尖端位置,在家庭綜合事務服務內容中更是居于頂層設置。在家庭關系需求的調試中,婆媳關系、夫妻關系、親子關系更表現在較為單調沒有可比性的關系處理觀念,集中體現在獨生子女和家居生活的方面,矛盾沖突上升的可能性更強。其次在“倒三角”結構上層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呈現的“雙層”居家養老問題,既具備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陪伴照料、“六助(包括助行、助急等)”、文娛康樂、人際拓展、興趣學習、角色適應和社區融合等普遍化需求,又具備個案老年人出現的隔代教育與互動、老年健康促進(慢性病等)、生理和心理衰退導致的抑郁、妄想、癡呆等精神問題預防和治療、情感支持、社會網絡化重構等特殊化需求,都是制約家庭社會工作和老年社會工作服務發展的重要原因。最后,社會服務需求的突出點還反映在男女比例失調導致的婚戀問題、失能和殘障人士護理照顧問題、獨生子女上學、就業和成家后的空巢問題、獨居問題及失獨家庭問題等,對于個體的心理介入、增能賦權、精神幫扶需求愈發嚴峻,都給社會服務的需求總量不斷提出新的挑戰。在今后“二胎”政策推動下,不僅減少家庭需求總量,分攤個體需求維度,降低總體矛盾深度,還能促動社會工作服務的進一步實現本土化落地,滿足綜合社會服務提出量。近年來,政府購買服務在全國廣泛試行實施,對日漸凸顯的社會服務需求和社會問題都采取較為及時的應對措施,如社區日間照料、社區志愿服務站、農村幸福院、派駐社工站,以城區社區、農村村屯的弱勢群體、困難群體、特殊人員等需求為導向,重點解決留守人員(留守兒童、老人和婦女)、困境人員(社區失獨、空巢、政府兜底對象等)和其他特殊人員存在的社會服務問題,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在“二胎”政策形成長效化模式后,隨之產生的便是家庭結構趨于平衡、家庭發展與成員個體期望均衡化、社會服務總量的重新優化配置,改變了很多社會服務的表現方式和實現方式,社會工作服務的介入幫扶更顯得必要性和合理性。長期來看,此前置于凸出地位的社會服務需求將得到有效緩和,利用政府購買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和其他有利制度與措施等的大背景持續驅動下,使得服務試點推廣和本土化根植實現更為符合實際的覆蓋,在對服務對象實施服務取得的成效評估和檢視方面也會更加具有需求的針對性、服務的具體性和影響的長效性,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工作在本土化社會服務發展環境下的良好成長。綜上所述,“二胎”時代,人們在家庭、生活、事業上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環境背景都發生改變,以社區為組織基層單位的服務覆蓋也會慢慢成為人們享受發展成果、體驗社會的重要實施載體,以社會工作為總價值的需求概念也將滲入到每個居民、每戶家庭的方方面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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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7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然而,城鎮化是一把雙刃劍,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在推動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時也給城市人口再生產帶來諸多不確定性風險。因此,研究概括轉型期城市人口風險的主要表現,對探討、梳理、防范和化解城市人口風險的對策與建議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型城鎮化推進中的人口風險與主要特征
(一)城市人口風險的基本涵義
城市人口風險是與農村人口風險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其涵義是指城市人口在再生產過程中面臨或遭遇的損失、損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確定性。具體而言就是城市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素質、人口分布、人口遷移或人口健康等面臨或遭遇的損失、損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確定性。這里的城市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不包括縣城和小城鎮。城市人口風險是由風險因素、風險事故和風險損失等要素組成。
(二)城市人口風險的主要特征
一是損害性。不管是無子化風險、失獨化風險、先衰化風險,還是貧困化風險、社會穩定風險、城市病風險,都可能使其遭遇一定的損失、損害或不利事件,具有損害性。
二是不確定性。按照當前條件分析,10年或者20年后城市人口發展的好或壞、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獲利或損失等情況,由于經濟社會發展變數太大,難以確定或者保證,具有不確定性。
三是可變性。城市人口發展的好或壞、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獲利或損失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條件下,這些情況都可能會發生變化,具有可變性。
四是社會性。人是社會大家庭的一員,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生存,人與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千絲萬縷關系,反之,社會發展也需要人,離不開人。個人的、家庭的風險必然累及社會其他人員,因而具有社會性。
(三)城市人口風險的劃分與分類
根據城鄉二元結構理論,人口風險包括城市人口風險與農村人口風險兩大類。進一步而言,城市人口風險又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直接風險與間接風險。直接風險就是基于城市人口再生產過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風險。例如少子化風險、無子化風險、出生型殘疾化風險、貧困化風險、老齡化風險等,就屬于直接風險。間接風險就是內部風險對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或者外部風險對城市人口再生產的影響。例如,外力型殘疾化風險、污染致病化風險、人口被城鎮化風險等,就屬于間接風險。
二是經濟風險與社會風險。經濟風險就是適齡勞動力減少或嚴重不足對城市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和損失。例如貧困化風險、經濟衰退風險、創新活力不足風險等,就屬于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就是城市人口比例失衡而對城市教育、醫療、衛生產生的社會影響和損失。例如單極化風險、老齡化風險、社會失穩風險等,就屬于社會風險。
三是結構風險與規模風險。結構風險就是城市老中輕比例失調或男女比例不合理而產生的風險。例如老中輕比例失調、男女比例失調、區域人口不協調等,就可能出現結構風險。規模風險就是城市某一地區或某一階段人口數量過多過密或過少過稀而產生的風險。例如某一個大城市承載人口極限為3000萬人,超過3000萬人,就可能出現規模風險。
二、新型城鎮化推進中的人口風險與主要表現
當前乃至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城市人口再生產主要面臨或遭遇7大風險。
(一)少子化風險
少子化風險就是城市家庭人口越來越少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政策規定一對夫妻只允許生育一個孩子。根據我國計劃生育政策規定,凡是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正式職工,原則上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經過30多年的發展,城市人口增長減緩趨勢明顯,三口之家成為城市家庭主流。另一種情況是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規律使得一個家庭一般只要一個孩子。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城鎮化加速和生活節奏過快,一部分家庭無力或不愿意,導致具備生育條件的家庭也不愿意多生育孩子。再一種情況是單身獨身者增多。大城市單身獨身比中小城市嚴重,北上廣單身獨身最為嚴重。
據有關部門統計,2010年中國0~14歲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6.60%,比2000年下降了6.29個百分點,總和生育率約為1.18%,由此步入超低生育率和嚴重少子化國家行列。[1]
(二)無子化風險
無子化風險就是一個家庭只有夫妻二人沒有子女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丁克家庭。近年來,隨著城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生活成本的進一步提高,為數不少的夫婦都選擇了不要孩子的無子模式家庭,被稱為丁克家庭。另一種情況是不孕不育家庭?;蛘呤清e過生育年齡而不能生育,或者是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癥,使得家庭無子女。部分大都市晚婚成明顯趨勢,生育率下降,形成無子化不良態勢。再一種情況是失子化家庭。由于疾病、車禍、自然災害等導致子女死亡,導致部分失去子女的家庭成為無子化家庭。
(三)勞動力短缺化風險
勞動力短缺化風險就是年輕的、新生的勞動力減少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人口紅利消失風險。政策性少子化的強制性規定,導致年輕人越來越少而老年人越來越多,年輕人與老年人占比倒掛,持續30年的人口紅利逐漸褪色乃至消失。另一種情況是企業創新活力減弱。年輕勞動力逐漸減少而中老年勞動力逐漸增多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由此必然降低企業創新發展的生機或活力。再一種情況是企業用工荒嚴重。近年來新生勞動力逐漸減少導致沿海發達地區,包括部分中部地區企業招工難、用工難,引起用工荒的短缺狀態。
根據專家統計,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人口紅利接近臨界點,2012年一年,15~59歲的人口減少了345萬。[2]
(四)單極化風險
單極化風險就是為數不少的流動遷徙人員偏好北上廣等大城市而不愛中小城市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二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人口流動偏好于北上廣,人口膨脹,導致大城市病。不管是大中專畢業生,還是外出務工經商,人們大都喜歡到北京、上海、廣州去就業、去打工、去經商。另一種情況是人口流動偏好于省會城市,不喜歡中小城市,導致城市病。我國新生代流動人口已經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超過一半是80后,新生代流動人口20歲前已經外出流動的占75%,七成希望落戶大城市。[3]
據有關部門統計分析,全國范圍內人口減少趨勢明顯,但同時人口向北上廣集中的現象也在持續。大都市企業多、人口集中固然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但是一旦遭受災難,其風險也會十分嚴重。
(五)人口承載極限風險
人口承載極限風險就是超過某一個城市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條件下所能夠容納的人口最大值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二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城市內循環式人口快速膨脹所致。城市人口再生產發展太快、失去控制或任其發展,導致人口快速膨脹,形成內因式人口承載極限風險。另一種情況是城市內外循環使外來流動人口快速膨脹所致。城市自身人口再生產與外來流動人口共同作用,導致人口快速膨脹,形成外因式人口承載極限風險。
據有關部門測算,上海市人口承載極限值為3000萬人口。也就是說,在2040年至2050年期間,上海市常住人口應控制在2800萬至3000萬之內,與目前人口水平相比,約增加400萬至600萬,超過3000萬極限值就會出現風險。[4]
(六)城市貧困化風險
城市貧困化風險就是部分城市居民源于無子化、失能化、收入偏低或失業致貧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四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少子化、無子化、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引起貧困。另一種情況是低收入階層因上學貴、看病貴、生活貴引起貧困。城市低收入階層因為收入增長困難、上學貴、看病貴、生活貴引起貧困。再一種情況是就業難和失業引起貧困。一部分城市居民因為文化水平低、沒有教育學歷,就業難,或者有機會就業了但很快又失業了,由此引起間斷性貧困。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失地農民被城鎮化。雖然被轉為城鎮戶口,但沒有工作,也不會從事企業的技術工作,雖然補償了一大筆征地費,但不會使用,更不會投資,乃至不經意中被花光用盡,淪為貧困之人。
據專家統計,目前中國城市低保對象約 2300萬,加上流動人口,貧困人口超過3000萬,每年新增城市貧困人口不少于80萬。[5]
(七)人口老齡化風險
人口老齡化風險就是老齡化提前到來或老年人過多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的風險。截至2008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15 989萬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2%,全面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6]另一種情況是未富先衰、未富先老的風險。中國的人均GDP不高,尚處于不發達國家行列,然而,老齡化卻急速而來,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再一種情況是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空巢化的風險。
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近2億老年人口中約半數子女不在身邊,精神慰藉的缺乏威脅著空巢老人。截至2012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了1.94億,占全國總人口14.3%。到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有可能突破2個億,2025年將突破3個億。[7]
三、新型城鎮化推進中的生育國策與風險應對
(一)堅持計劃生育國策不動搖,提高城市人口風險意識,樹立科學的城市人口安全觀
一是堅持計劃生育政策不動搖,樹立與時俱進的生育政策觀。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動搖是基本原則,但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變的,當人口過多、過快時,可以實現計劃性、限制性生育政策,當人口偏少、偏慢時,則可以實現鼓勵性、非計劃性生育政策。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堅持與時俱進的原則,適時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局部性、結構性微調。
二是要正確認識城市人口風險,切實提高城市人口風險意識。一方面,城市人口風險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密切相關,具有損害性、不確定性、可變性與社會性等特征。要正視城市人口風險的不確定性,絕不能輕視城市人口風險的嚴重危害性。在一定條件下,城市人口風險可控可防,并非深不可測或者無能為力。另一方面,現階段中國城鄉人口過快增長勢頭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大大減緩了城市人口壓力與風險,但城市人口系統整體上并不穩定,增長勢頭還較為強勁,潛在的、不確定性城市人口風險依然存在。
(二)創新生育政策觀念,引領生育潮流,有效增加城市人口總量
一是適時調整一胎生育政策,有計劃地放開二胎政策,化解少子化風險。要大膽放開一胎與二胎間隔時間限制,加快人口生育速度;要有計劃地放開二胎政策,緩解處于生育率警戒線的低生育率困境;對人口密度過稀的城市,可以試點一對夫婦均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要轉變一胎化的習慣思維,倡導至少生育二胎化新觀念;要鼓勵適齡夫婦及時結婚生子,不鼓勵不提倡過度的晚婚晚育。
二是倡導生育光榮,強化生育責任感,化解丁克家庭化和單身化風險。大力宣傳生育光榮,強調養兒防老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培養生育的積極性;強化繁衍子孫人人有責的基本理念,增強養兒育女的責任感;不鼓勵不提倡丁克家庭化,積極引導丁克夫婦生育或收養子女;不鼓勵不提倡單身化,積極引導單身再婚組建新家庭,生育或收養子女。
三是放寬收養、領養政策門檻,鼓勵無子化家庭收養、領養子女,化解無子化風險。對于三口之家的少子化家庭,可以鼓勵和支持再收養、領養一個子女;對不育性無子化家庭可以鼓勵和支持收養、領養一個或兩個子女;對失子化家庭可以鼓勵和支持收養、領養一個或兩個子女;對收養、領養子女的家庭,國家實行一定的經濟補償制度。
(三)加大城鄉人口調控政策力度,有序引導人口流向,化解城市人口規?;L險
一是加大城鄉人口調控政策力度,嚴格控制大都市人口規模,化解人口承載極限風險。對北上廣等大都市人口規模進行嚴格的剛性宏觀調控,制定限制性人口規模,化解城市人口規模風險;可以通過房地產價格、文化水平、工資收入、生活成本、專業技術、招工就業等因素,對人口規模進行必選條件式調控。對省會級大城市人口規模進行寬松的柔性宏觀調控,制定階段性人口規模,化解城市人口規模風險;可以通過房地產價格、文化水平、工資收入、生活成本、專業技術、招工就業等因素,對人口規模進行選擇條件式調控。
二是有序引導人口流向,形成大中小城市協調流動的態勢,化解城市人口單極化風險。北上廣等大都市要重點發展高端服務業、高精尖技術產業與金融中心,有條件地招引國內外的一流知識技術精英,實行有計劃的人口流動管理模式。省會級大城市要重點發展中低端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與總部基地,廣泛招引省內外的各類知識技術精英,形成人口有序流動的良好態勢。中小城市要放開進城門檻,拓寬人口流動渠道,鼓勵大中專畢業生到中小城市落戶就業,允許進城務工經商農民落戶城區,有效吸納各類流動人口,逐步增大中小城市人口規模。
(四)加大扶貧力度與覆蓋面,多渠道增加貧困居民收入,化解城市貧困化風險
一是加大扶貧力度與覆蓋面,減緩或降低貧困化風險。要進一步加大對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家庭的扶危濟困力度。扶貧政策既要覆蓋到少子化、無子化、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家庭,也要覆蓋到低收入家庭、失業家庭、失地被城鎮化農民家庭。有條件的城市要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加大扶貧力度,讓貧困人口真正脫貧,分享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成果。
二是多渠道增加貧困居民收入,減緩或降低貧困化風險。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推進。要創造條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障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要因地制宜,不斷拓寬貧困居民就業、創業、投資、社保、幫扶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對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家庭人員,盡可能地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要盡可能地增加適合低收入階層的就業崗位,增加其工資收入。對失地被城鎮化農民,征地單位要盡可能地因人而宜安排其就業,也可以留出一定的土地讓農民從事商業開發,增加工資性、經營性收入。要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五)加快養老服務機構建設步伐,積極發展養老服務產業,化解城市老齡化風險
一是加快養老服務機構建設步伐,化解機構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齡化風險。要建立健全市、區(縣)、鄉鎮街道、社區與居委會四級養老服務機構,主導引領養老服務工作。要進一步改革完善公辦養老機構,積極發展民辦養老機構,建立公辦、民辦并存與公平競爭的養老服務機構體系。要加快養老服務隊伍專業化建設步伐,進一步提升養老服務專業化水平,確保養老服務機構有序運轉。積極試行養老服務機構責任保險,鼓勵引導各養老服務機構積極參保,提升自身抗風險能力。
二是積極發展養老服務產業,化解產業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齡化風險。要加快發展養老服務產業,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組織健全、規模適度、運營良好、服務優良、監管到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各類服務主體營造平等參與、公平競爭的環境,實現社會養老服務可持續發展。要在政府“?;?、兜底線”的基礎上,銳意改革創新,發揮市場活力,推動社會力量成為發展養老服務業的“主角”。要求積極探索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合作新模式,促進養老服務與醫療、家政、教育、健身、旅游等領域互動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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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共有十個: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東鄉族、撒拉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保安族和塔塔爾族。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這十個民族人口共計2032.06萬,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19.3%,約1/5左右,他們的人口變化對整個少數民族人口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區,這五省區的伊斯蘭教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75%。五省區中又以新疆為最多,新疆伊斯蘭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52.4%,十個信仰伊斯蘭的民族中七個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數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
二、人口的現狀與變動
1. 人口增長很快且民族間差異大
從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由800.6萬增至2031.1萬,增長153.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了115.0%。也就是說伊斯蘭人口要比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高出33.7%。像這樣47年人口就增長1.5倍多,在全國人口史上也是屬高速增長之列。這充分說明我國伊斯蘭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國家的優惠政策。
但分別看這十個少數民族就會發現,他們之間的增長率是有區別的,增長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東鄉族、塔吉克族;維吾爾族和柯爾克孜族的增長率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而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則是負增長,這與這兩個民族屬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體部分在國外有關。塔塔爾族在俄羅斯稱為韃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難時期這二個民族都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中國越境走出。
十個伊斯蘭民族人口增長狀況請見下表:
資料來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
從表1中看到,全國伊斯蘭人口在不同階段增長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間,增長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僅增長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間增長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8年增長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長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間增長的高一些,但在這個期間全國人口增長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全國人口增長率降下來的情況下,伊斯蘭人口的增長就顯得突出了,比漢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漢族人口的增長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間伊斯蘭人口增長15.4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11.66%。
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增長,主要是自然增長。這種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許多地方,伊斯蘭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標都超過了國家的規定,而且超過的幅度大大高于漢族。這與民族的文化構成和生育意愿有關,伊斯蘭民族在生育觀念上除了有養兒防老、解決勞動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還有宗教上擴充人口的意識,如女兒一般不外嫁,與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蘭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須隨伊斯蘭教。
早婚現象是伊斯蘭人口的一個特點,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與經濟文化的發展有關,伊斯蘭教義上將“出幼”(即成年)年齡定為女孩9歲,男孩13歲。“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肅的回族、東鄉族在70年代初還有14、15歲的女孩就結婚的現象,現在女孩17、18歲就結婚仍然很普遍,經濟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現在文化低、就業率低、不上學、不就業,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蘭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維吾爾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絕大多數伊斯蘭家庭起碼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獨生子女很少,如甘肅東鄉族自治縣1991年統計,獨生子女領證率為1%,也就是說僅為個別現象。另據1989年中國18個百萬人口以上少數民族總和生育率統計,哈薩克族為4.74,維吾爾族為4.65,為最高的兩個民族。可見伊斯蘭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數民族要高。而且這種高生育率是與文化狀況密切相關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為伊斯蘭人口中的文化構成普遍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對較高。
與出生率相反,大多數伊斯蘭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較低,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個伊斯蘭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較高,其余都較低(見表2)。
2. 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
(1)年齡結構輕,但民族間差異大
2000年伊斯蘭十個民族人口的年齡構成仍呈年輕型。0~14歲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國平均水準,65歲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會負擔系數高,少年兒童負擔系數高。
在這10個民族中,以0~14歲年齡構成看最低的柯爾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間相差10個百分點,說明差別是很大的,從中還可以看出柯爾克孜、哈薩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兒比例很大,說明這幾個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齡構成輕的伊斯蘭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這與當地生育政策較寬有關。尤其是像塔塔爾族、哈薩克族等,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個伊斯蘭人口均屬年輕型人口。
總負擔比(也稱總扶養比),是指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比。從表4可以看到,伊斯蘭人口的負擔比均高于全國平均數,柯爾克孜族達到100以上,也就是說每一個勞動力就要負擔一個老人或兒童,可見經濟負擔之大。
少年兒童負擔比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聽柨俗巫搴凸_克族負擔最多,說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負擔低,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人,這項指標有好幾個伊斯蘭民族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些民族老年人口長壽比例較高。
(2)性別比比較正常
伊斯蘭人口的性別比一般偏低,據1990年統計,與全國持平及低于全國水平的有七個民族,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只有三個,這三個民族分別是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和東鄉族。
伊斯蘭民族不重男輕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別比較正常,不像漢族過去一直有溺女嬰的習俗,人為地使性別比偏高。在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別比均低于全國平均水準。
3. 人口文化素質狀況
伊斯蘭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農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數從事農業生產和個體經商,使其整體文化程度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語言,在現代社會經濟交往中,他們要再學會漢語才便于交流,這樣就面臨雙語教學的任務,加大了民族學生的學習負擔。
從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來看,除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質都較差,從大學生比例上看七個民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文盲率來看也有七個民族高于全國平均比例,這說明大多數伊斯蘭人口的文化素質在全國平均水平線以下。
轉貼于 伊斯蘭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對婦女的約束過多,使婦女參與文化教育的機會降低,因此婦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婦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驚人;其中東鄉族婦女的文盲率最高為92.07%。東鄉族的文化程度很差,這個現象由來已久,這與該民族分布有關,東鄉族都集中在東鄉縣的農村,城鎮人口很少,經濟又落后,教育事業發展緩慢,所以文化素質差的現象很突出。
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蘭民族文化程度高,這與國家在大學招生和中小學入學優惠等政策有關,人數少優惠政策的效益就明顯。另外在文盲率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劇下降,這與統計方法有關。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少數民族只要會一定的本民族語言和文字即算脫盲,而民族文字的識字率表的難易程度相對低于漢族,所以很多稍許能識字的即算脫盲了,也就是說統計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實的情況是文盲比例還比較高。
4. 職業構成
一般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在產業部門應占30%以下,如果以此為標準衡量伊斯蘭民族人口的職業構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烏孜別克和塔塔爾族的指標接近這個水平。
伊斯蘭民族善于經商,因此在職業構成中我們可以看到分民族的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比例中,有5個民族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超過了15%,他們是烏孜別克、塔塔爾、回、哈薩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業、職業構成都很差,例如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這與他們分布的地理、自然環境差,大都居住邊遠的農村,經濟收入低文化素質又不高有關。這三個民族從事農牧業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東鄉族竟達96%。
5. 婚姻與家庭
伊斯蘭民族早婚的現象雖然比解放前有所減少,但目前在農村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在這次普查中有七個伊斯蘭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現象。
伊斯蘭民族一般都是教內婚姻制,即夫妻雙方都信仰伊斯蘭教,因此其婚姻相對而言比較穩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婦女地位仍較低,致使家庭關系不夠穩定。如這次普查中,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離婚率都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親結婚在伊斯蘭民族中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甘肅保安族聚居的積石山大河家鄉,由于近親婚配率高,使遺傳性疾病增加,僅呆癡人口比例就達2%左右。蘭州市新華巷一個回民聚居區1982年進行的一項近親婚配調查中,發現回族的近親結婚率高出漢族5倍。在新疆哈薩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親結婚率高的現象。
家庭規模較大,也是伊斯蘭民族的一個特征。因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導致家庭規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蘭人口發展的趨勢
1. 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人口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
我國人口急劇增長帶來的壓力,在伊斯蘭民族地區同樣顯得很嚴重。如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東鄉族自治縣、保安族自治縣等伊斯蘭地區都出現了人均耕地下降,影響人均糧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壓力,使許多民族宗教人士開始認識到人口問題的嚴峻性,自覺地響應政府的計劃生育號召。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通貴鄉、涇源縣,新疆溫宿縣、霍城縣的維吾爾聚居地、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等地方,都有阿訇積極參與宣傳動員實行計劃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還擔任了計劃生育協會的理事。還有的阿訇在伊斯蘭的經典中找出了可以進行計劃生育的理論根據進行宣傳,并帶頭動員自己的親屬做了絕育手術,因此目前在伊斯蘭地區對計劃生育的宣傳是能夠接受的,而且計劃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起來。但響應程度不一,這與人口壓力的大小有關,在人口壓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計劃生育工作也就愈顯得迫切。目前來說,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壓力相對要大一些,而從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薩克族地區人口壓力就相對小一些。由此計劃生育的政策指標也不一樣,在邊遠山區和牧區一對夫婦允許生三個孩子,新疆的一些邊遠山區還允許生四胎。
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計劃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點,一般在齋月不做手術,給婦女做手術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盡量避免進行大月份引產,宣傳工作要動員宗教人士出面一塊搞,這樣計劃生育就會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寧夏涇源縣,從1980年開展計劃生育,到1991年節育率已達到90%,總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長趨于平緩。又如新疆霍城縣,編印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材料,制作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板塊和錄像片,使群眾逐步接受了計劃生育觀念,這個縣的蘭干鄉維吾爾族人口占96%,2000年該鄉的計劃生育率、節育率分別達到91.2%和75.7%,成了全縣的計劃生育先進單位。
事實證明在伊斯蘭地區計劃生育正日益為廣大群眾所接受,而且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視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人口增長率將會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漢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另外伊斯蘭人口的自然增長受外界因素干擾較少,在近些年數百萬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軍中,由非伊斯蘭人口更改為伊斯蘭人口的數量并不多,因為伊斯蘭嚴格的宗教信仰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紤]到以上因素,預測今后10年我國伊斯蘭人口將再增長20%左右,達到2200萬左右。
2. 人口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將進一步提高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提高,少數民族人口的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必將也會有一個大的飛躍,伊斯蘭人口當然也不會例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鄰獨聯體國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的工作中也將得到長足的發展。經濟實力的增長,必將為衛生和文化事業提供堅實的基礎。
在衛生事業上,伊斯蘭地區相對內地和大中城市目前還有一定差距,因此繼續發展的潛力很大,尤其是鄉、村醫療衛生院、所,僅靠外面派來的醫務人員,是治不了本的,在允許人才流動的今天,主要靠培訓當地本民族的醫務人員。目前改革開放的環境,擴大了民族區域內部和各民族間的交往,也打破了封閉的地域界線,使婚配的范圍擴大,這將有利于減少近親結婚現象,使下一代的人口素質進一步提高。
地區差異性別比空巢老人經濟發展
1人口老齡化的概念
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過程。國際上對人口老齡化通常有兩個統計標準: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時,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時,這個國家或地區已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
2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現狀
自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F以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統計數據為基礎,對2000年及2010年全國老年人三個年齡段人數及占當年人口總數百分比、部分地區的老年人口所占人口總數的百分比、部分地區空巢老人家庭占該地區所有家庭的百分比等進行簡單的對比統計,并簡單分析。
2.1老齡人口數量大、增速快、高齡化問題日趨嚴重。
2.2不同地區老齡化程度差異大,且差異程度日趨嚴重。
眾所周知,我國人口較多,各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人口老齡化程度也有著明顯的地區差異。由上表的數據可以進一步計算出:2000年時,老齡化程度最高的上海與老齡化程度最低的寧夏的65歲及以上人口數占該地區人口總數的百分比相差了6.99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也相差了8.36個百分點;而到了2010年,老齡化程度最高的重慶與老齡化程度最低的的60歲及以上人口數占該地區人口總數的百分比相差了9.75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也相差了15.27個百分點。這表明了在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地區差異特別大,不同地區的一定的勞動年齡人口所要負擔的老年人口差異也特別大。而且通過對2000年和2010年的數據進行對比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老齡化問題的進一步嚴重化,這種差異程度也在逐漸上升。
2.3空巢老人問題愈發嚴重
由以上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國全國范圍內空巢老人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上升了很多。其中老齡化程度較高的重慶的空巢家庭占全部家庭百分比的上升值更是幾乎達到了全國平均值的兩倍。由此可見,我國不僅是老齡化程度存在著較大的地區差異,由老齡化問題導致的空巢老人問題也在持續加深且存在著較大的地區差異。
據相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老齡人口正以每年大于3%的速度增長,約為總人口增長率的5倍,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迅速擴大。據相關專家預計,到2030年我國老齡人口將近3億,而空巢老人家庭比例可能將達到90%,屆時可能將有超過兩億的空巢老人。
3淺析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的兩點影響
3.1加重社會養老負擔
從以上的數據中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以老齡化程度較低的青海省為例,2000年青海省的老年撫養比為6.65%,而到了2010年青海省的老年撫養比便以翻倍的速度增長到了13.58%。這意味著,在2000年青海省每100名勞動年齡的人口要負擔6名左右的老年人,而到了2010年則要負擔13名左右的老年人。另據相關預測,我國的老年撫養比到了本世紀中葉可能會達到60%左右,這必然會給我們國家帶來更為嚴峻的社會養老負擔。雖然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但是我國所面臨的挑戰確是格外嚴重的。
從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來看,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是在經濟實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才開始進入到人口老齡化階段。因此這些國家便有足夠的財力來解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比如說,美國目前的老年人所占比重與中國大致相當,但美國的人均年收入卻是中國的6倍左右,相較于我國而言,美國人在應對老齡化問題時就有更多的財富資本。眾所周知,我國在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時,正處于改革開放的初期,經濟雖處于高速增長的階段,但整體經濟實力較弱,社會各項保障制度的發展也十分不完備??梢哉f,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有點為時過早。一方面意味著我國要以低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去提供和發達國家支出比重相等的財富來撫養老年人,另一方面意味著,在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前,我國便要倉促應對來之過早的老齡化社會,社會養老壓力較一般發達國家而言較大。
3.2增大經濟社會發展壓力,帶來新的經濟發展機遇
用最簡單的語言說,人口老齡化意味著一定人群中老年人的數量在不斷上升,而這些老年人大多是不能勞動或者說工作的,他們的贍養費用自然就需要自己的子女及政府來負擔,這會加重經濟發展的壓力。從政府的角度來考慮,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深,政府必須將更多的財政收入應用于養老、醫療衛生服務以及社會服務,這必然會導致政府減少對經濟建設的投入;從子女的角度來考慮,家中的老人越多,歲數越高,子女所需要承擔的贍養費自然越高,在收入既定的條件下,隨著家中老人的增多,子女必然會減少投資及部分消費,以增加儲蓄,為老年人的養老做準備;從老年人自身的角度來考慮,如果老年人沒有收入或是財富用于養老,那么他們必然求助于政府,這對任何地方任何級別的政府的財政都會形成一定的負擔,而即便是老年人有固定的退休收入或是養老準備金,礙于應對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或者說老年病,他們也會減少消費,將收入或養老準備金存入銀行甚至說將錢藏在家里,這對于目前承受著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的我國而言,又是一個不得不跨越的經濟發展障礙。
此外,人口的老齡化必然會導致社會總的青壯年勞動力比例的下降,而勞動力卻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以往我國往往被稱為“世界制造工廠”,主要就是因為我國擁有大量且廉價的勞動力。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深,我國勞動力占全人口的比例會減少,由于企業職工養老問題越來越被全社會突出重視,企業雇傭一個職工也需要花費更多的資金。因此中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辦工廠的成本必然會上升,這可能會使部分企業將其工廠轉移至其他國家。
如此一來,我國由“世界制造工廠”這一稱號所帶來的經濟收入必然會下降。
雖然人口老齡化是任何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可避免的產物,但是它在給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諸多不利因素的同時也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定的機遇。老年人的精力和體力雖然遠不如年輕人,但老年人有年輕人所不具備的工作經驗以及熟練的工作技能,在一些對體力要求不是太高的工作崗位上,老年人仍可以憑借著自己的工作經驗等優勢繼續散發著自己的余熱。而且老年人的生活相對輕松,很多退休以后被返聘到工作崗位的老年人,要比年輕人更加專注于對崗位和社會的貢獻。比如說,很多高校在教師資源不夠用的時候,便會聘請一些退休的老教師來教書,而這些老教師無論是教學水平還是教學熱情都不比同行的年輕教師要差。 因此,合理的組成一支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的老年人隊伍,并將其投入到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地方,可以給經濟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以及動力。
4淺談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一點建議
目前,由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一系列不利影響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對于我國來說,想要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就必須要控制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人的老去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想要降低老齡化的程度與速度就不得不適當的增加新生人口的出生速度。這時過去那種過于簡單的計劃生育政策顯然是行不通的了。改便不合理的計劃生育政策,從長遠的角度制定更為合理的生育政策可以說是現階段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關鍵之一。就目前我們國家所出臺的全面開放二胎的政策來說,出臺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為了適當增加人口出生率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及其所帶來的一系列不利影響。在今年的兩會上,甚至有部分政協委員及常委提出了全面放開生育的建議,雖然現在聽到覺得有點為時過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時候,這樣的政策是很有可能出臺的。
參考文獻:
[1]蔡瑋娟.當前我國農村空巢老人養老問題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3.
[2]王鑫鑫.中國人口結構變遷對收入分配的作用效應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13.
關鍵詞:家庭教育;兒童發展;學前教育
家庭教育是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就存在的一種教育形式,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三者構成了我國的教育體系,共同培育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高素質人才。在“三育一體”的教育構架中,家庭作為個別化教育,具有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其基礎性地位決定了家庭教育是三大教育中最薄弱的環節,影響著其他教育的質量和水平,導致了家庭教育在兒童發展中的錯位現象越來越嚴重。
一、家庭教育的內涵
家庭教育的定義通常是指父母對子女的培養和教育。但是,不同的專家學者對家庭教育的概念作了本質上基本一致,但表述上有所不同的解釋。《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的定義為:“父母或其他年長者在家庭內自覺地、有意識地對子女進行的教育。”[1]140顧明遠定義為:“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與教育,通常是指父母對子女輩進行的教育。”[2]381趙忠心指出:“狹義的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長,即由家庭里的長者(其中主要是父母)對其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實施的教育和影響,廣義的家庭教育應當是家庭成員之間相互實施的一種教育。”[3]5根據對以上定義可知,家庭教育是指父母及其他年長者在家庭生活中對子女施加的自覺的、有意識的教育影響活動。實際上,現代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對孩子的一種影響,而這種影響主要是教會孩子如何做人,促進其人格形成和個體社會化的發展,科學的教育內容不僅有知識的教育,也包含愛的教育、生命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價值觀的教育等非智力因素的培養。正常情況下,家庭教育應發揮這些功能,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家庭教育在“三育一體”的教育體系中的作用出現了嚴重的錯位。
二、家庭教育錯位的表現
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在社會的發展和延續中發揮著諸多功能。臺灣學者高淑貴在《家庭社會學》中概括為:生物的功能、社會的功能、心理的功能、保護的功能、經濟的功能、宗教的功能、娛樂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特別是家庭的教育功能關系著家庭其他各種功能是否得以充分發揮。[4]23-24家庭的教育功能是教育的諸多功能之一,其良好發揮關乎家庭的發展及社會的穩定。家庭是兒童自出生后接觸的第一環境,父母對兒童的保育和教育是先于學校教育的,在兒童的發展中居于基礎地位,在兒童的教育中屬于奠基性教育。但是在“三位一體”的教育構架中,學校教育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而家庭教育則處于劣勢地位,這種地位的落差直接導致了家庭教育在兒童發展中的錯位,其總體表現形式是學校教育家庭化和家庭教育學?;?,具體的表現形式從主觀上來看,主要是家庭教育自身的教育內容縮小和教育目標的功利性變大,從客觀上來看,主要是家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及教育功能的失調。
(一)家庭教育內容唯智化
家庭教育的內容包括知識教育在內的思想品德教育、價值觀的教育、生命的教育、愛的教育等。縱觀現代家庭教育普遍存在著知識教育過度而思想教育不足的狀況,家庭教育的內容呈現一種課程化的傾向,教育內容從全面的教育逐漸變成單一的知識性教育,沒有把握好家庭教育輔助功能的“度”,把本應在學校掌握的知識一味地在家庭中對兒童進行補習,而忽略了德行及其他的教育,家庭教育的內容逐漸唯智化。
(二)家庭教育目標功利化
家庭對兒童的培養目標定位應該是怎樣“做人”和“做事”,而不是所謂的“天才”“優等生”。可是,受傳統教育思想和應試教育的影響以及當代社會大轉型時期價值觀的轉變,為了使孩子成為“優等生”,家庭教育變成了學歷教育和特長教育,家庭儼然成為“第二學?!焙汀把a課班”。父母熱衷于對孩子高額的教育投入,根據自己的喜好為孩子選擇特長班,而不關心孩子的興趣和理想,家庭教育的目標功利性變得愈加嚴重。
(三)家庭教育作用邊緣化
學校教育源自于統治階級及上層社會人士對子女的教育,而家庭教育是平民百姓子弟受教育至關重要的途徑,一定時期內也可以說是唯一的途徑。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學校教育按年級授課制的教育形式擴大了教育對象的范圍,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教育的內容更具有針對性,并且具有專業的教師授課,種種優勢使得學校教育逐漸被“神話”,幾乎包攬全部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的職能,家庭教育則棄“本職”于不顧而過度依賴于輔助學校教育,造成了學校教育“統領天下”的局面,家庭教育慢慢地被“異化”了,家庭教育的奠基性作用也逐漸被邊緣化了。[5]123-125
(四)家庭教育功能縮小化
家長對子女有撫養和教育的義務,是由法律確認并加以保護的,家庭教育的教育功能隨著教育地位的邊緣化也逐漸縮小了,特別是寄宿制學校的出現,教育功能逐漸擴大,變的無所不能,除了對兒童進行知識教育之外,越俎代庖取代了家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保育功能以及包辦其他本屬于父母的責任和義務,孩子和父母之間聚少離多缺乏交流,孩子也享受不到家庭中父母的溫暖,家庭的教育功能逐漸縮小。
三、家庭教育錯位的原因及危害
(一)家庭教育錯位原因解析
1.國家宏觀政策的負面效應
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對我國的人口問題和發展問題的積極作用不可忽視,緩解了人口眾多的壓力,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隨著家庭中獨生子女的數量逐漸增多,家庭教育問題隨之產生,因為絕大多數家庭中只有一個子女,父母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一個孩子身上,對其抱有過高的期望,父母為孩子的教育傾其所有,家庭教育便像是一個“賭注”。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選拔和培養大量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優秀人才,但是,資源的有限性決定應試教育體制將是長期的。應試教育主要是通過知識的掌握程度選拔人才,家庭教育的輔助作用雖然也十分重要,但是,總體而言,家庭教育輔助作用的“度”沒有掌握好,家庭教育的內容受應試教育導向逐漸偏于知識化,出現了唯智化傾向。
2.社會變遷的負作用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方面都進行著大變革,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變得日益多元化。中國教育隨著改革開放也吸收了許多先進的教育思想,對傳統式家庭教育的許多弊端有一定程度的沖擊,但是,許多利己和拜金思想也逐漸滲透到人們的頭腦中,特別是功利主義使得家長對子女的教育平添了許多功利性色彩。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競爭變得愈加激烈,出于功利性的角度考慮,父母為了子女在人才濟濟的大環境下爭取“加分項”,家庭教育逐漸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學歷教育”“特長教育”。隨著社會變遷加劇,家庭教育的變遷也在加速,主要指家庭教育的革新和變革。變革要求家長要正視自己的義務和責任,擔負起撫養和教育子女的任務,配合學校和社會從而達到教育的一體化作用,但是,家長卻對家庭教育變遷產生了錯誤的解讀,在教育行為上與學校教育亦步亦趨,家庭教育逐漸淪為學校教育的附庸,兩者在追求一致的“高分數”和“高升學率”的目標上不謀而合,使得家庭教育變成了“社會本位教育”。[6]加之社會輿論對學校教育優勢地位的認可度不斷提高,家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逐漸被邊緣化。
3.家長不正確的家庭教育觀以及家長角色缺位
中國傳統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以及“學而優則仕”的教育思想使得家長對于家庭教育的目標定位存在很大的問題,就家庭教育的出發點而言,到底是為國教子還是為己教子之間矛盾至今也沒有一個定論。許多家長認為子女是其私有財產,在確立教育目標時一方面從利益的角度出發,把孩子培養成一個賺錢的工具;另一方面,忽視孩子的興趣把個人的意愿強加于孩子,把自己未實現的愿望或理想寄托于孩子身上,把孩子視為自己生命的延續和生活的主要目標與中心,即親子一體化。我國桑標等有關父母意識調查分析表明:中國父母有著較強的親子一體化意識,在親子一體化方面,58.7%的父親和59%的母親認為“我覺得子女如同自己身體的一部分”。[7]142-143另外,有些父母自身的責任意識比較薄弱,或者出于經濟的壓力和謀生的需要,無暇對孩子進行正確和有效的家庭教育,加之沒有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缺乏專業的家庭教育知識,教育意識比較單薄,過分依賴學校教育,認為把孩子送進學校就像是送進了“保險箱”,逃避了對子女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口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人口從農村流向城鎮,從三線城市流向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父母外出務工的數量逐漸增加,家庭的結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一些單親家庭、再建家庭、隔代家庭、寄養家庭等,甚至還有兄弟姐妹獨立生活的家庭,父母“被迫”放棄了教育子女的責任,沒有在身體和情感上給予足夠的關懷和保護,家長角色缺位現象比較嚴重,家庭教育功能的發揮更是無稽之談。
(二)家庭教育錯位對兒童發展的危害
英國教育家洛克曾說:“家庭教育,給孩子深入骨髓的影響,是任何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永遠代替不了的?!笨梢?,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缺失的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家庭教育的唯智化傾向及過多的知識灌輸,使孩子在接受學校教育時缺乏新鮮感,產生厭學的情緒,同時忽略兒童自身的興趣愛好,也容易造成孩子個性上的扭曲。教育界有句名言:德育不合格是危險品,智育不合格是次品,體育不合格是廢品,心理不健全是易碎品。這種重智力發展而忽略非智力因素的培養,致使在孩子智力發展的背后隱藏著品行不端、心理極端、情感淡漠等危機。其次,過高的家庭教育投入,使得家庭教育生活化、平民化變得逐漸貴族化,父母變成了“孩奴”,“學校將家庭化”則為一些不負責任的父母推卸教育責任提供了契機和途徑。最后,家庭教育承擔了過度的教育義務,導致學校的教育難度反而加大,大大增加了教育成本。[8]92-94
四、家庭教育錯位的對策
通過對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家庭教育錯位的問題并不是單一因素導致的,國家、社會以及家庭教育自身都存在問題,想要解決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
(一)國家制定家庭教育法規及相關政策支持
1.制定家庭教育專項法規
教育權,依法理分為三類:家庭教育權、國家教育權、社會教育權,學校教育和民辦教育分別是國家教育權和社會教育權的代表。從我國教育法體系的橫向結構來看,我國已經頒布了《教育法》《義務教育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成人教育法》等保護學校教育正常運行的法律法規,2002年通過的《民辦教育促進法》確立了民辦教育的地位,但是家庭教育至今還沒有專項法規予以保護。[9]24-28我國約有3~5億個家庭,為家庭教育制定一部專門的法律是時展的必然要求,無專門的法律保護,嚴重阻礙了家庭教育的科學化、正規化、專業化發展,因此家庭教育立法應提上議事議程。我國自古代就有為家庭教育立法的先例,如1903年頒布的《蒙養院及家庭教育法》和民國時期頒布的《推行家庭教育辦法》?!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要求“制定有關考試、學校、終身學習、學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全國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規劃》更是進一步強調“推進有關家庭教育法律法規的完善,使家庭教育工作走上科學化、社會化、法制化軌道”,可見,國家已意識到制定家庭教育法規的重要性。我國人口眾多,家庭情況復雜,加之家庭教育的私人性和教育公共性的矛盾,決定我國家庭教育的立法工作只能是一個從下到上,從地方到全國的逐步推動的過程,通過對地方家庭教育立法的調研,進行全國家庭教育立法的可行性分析。2003年初,我國臺灣地區頒布了《家庭教育法》,這些理論和實踐也為我國的家庭教育立法起到了奠基和示范作用。家庭教育立法應該更多強調的是家長的責任,通過立法可以約束家長的行為,對未盡家庭教育義務的父母追究法律責任,讓家長認識到不能把教育子女的責任全部推給學校和政府,兩者應平攤教育責任,對缺乏正確家庭教育觀或缺乏教育能力的家長,可以在立法中制定相關的輔導和幫助的措施。例如要求父母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強制家長參與家長學校的培訓提高家長的素質,杜絕將未滿16歲的兒童以各種形式在學?;蛩颂幖乃薜?。
2.相關政策支持以及應試教育改革
自2014年“兩會”后各省嘗試推行的“單獨二胎”政策將有力地緩解獨生子女的“賭注”教育,緩解家長過高的期望給兒童帶來的心理壓力,同時也會促進親子關系的和睦。針對應試教育存在的諸多弊端應該逐步進行改革,改革這種過度的教育導致家長的“過度”家庭教育,減輕學生的壓力,減少單純知識的灌輸,形成以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綜合素質提升的素質教育模式。
(二)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協調
教育是個系統工程,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共同目標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具體的教育目標上,家庭教育注重培育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社會性的發展以及良好的生活習慣,體現在“育”上,致力于孩子的健康成長,使其成人,而學校教育主要是教授科學文化知識和學習技能,體現在“教”上,致力于孩子知識的增長,使其成才,由此可見,只有兩者結合,才能培養出高素質的人才。[10]114-117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經說過:“只有這樣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和諧的全面發展:兩個教育者———學校和家庭不僅要一致行動,向兒童提出同樣的要求,而且要志同道合,抱著一致的信念,始終從同樣的原則出發,都不要發生分歧。”這就要求一方面家庭教育不要過度地透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輔助學校搞好素質教育,另一方面要打破教育廣義和狹義的界限,把家庭教育作為一個事業,建立“家庭教育事業”的概念,樹立父母的責任意識和主體意識,多與學校溝通,了解孩子的情況,從而密切配合學校的工作。此外,學校也應解放家庭教育,把屬于家庭教育的時間還給家庭,嘗試取消書面的家庭作業,布置一些具有教育意義的實踐作業,例如讓家長和孩子一起繪制“家庭樹”,為父母洗一次腳,和父母同讀一本書共同寫讀后感,等等,不僅發揮了家庭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也加強了親子關系。
(三)繼續推進家長學校,嘗試建立家庭學校
以往的家庭教育僅僅只是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或者家庭中的人際間的事,很少從家長教育的角度透視家庭教育中的問題。隨著家庭與社會關系的發展以及終身教育觀念的普及,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也包括所有家庭成員適應社會的學習與成長活動。臺灣通過的《家庭教育法》中指出,家庭教育的內容也包括父母的親職教育。親職教育概念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國家所倡導的,這種教育在德國稱為“雙親”教育,美國稱之“parentaleduca-tion”,其含義為對家長進行的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稱職的好家長的專門化教育。[11]118-121在我國,這種親職教育的載體便是家長學校,1981年在上海市創辦了第一所家長學校,是改革開放以來以提高家長素質為目的的教育形式,也是教育改革中具有中國特色的重大創舉。以色列有一句教育名言:一個好母親勝過100所學校。所以說合格的父母,對于一個孩子的發展來說非常重要,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則更為重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對家庭教育的逐漸重視,父母是否具備家庭教育資格以及教育能力如何變成人們關心的一個社會問題。孩子的出生證并不代表父母具有教育子女的合格證,家長的素質是決定家庭教育是否能夠成功的重要條件,家庭教育的水平通常與家長素質成正比。家長學校通過對家長的教育和培訓,可以幫助家長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獲得教育子女的相關技能技巧,重塑家長在家庭中教育子女的角色,提升家長的家庭教育素質,幫助家長確立正確的家庭教育價值取向。“家庭學?!笔钱a生于美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并流行至今的一種教育方式,不同于傳統的家庭教育,它是指適齡兒童少年不在公立或私立學校接受教育,而是在自己的家中接受符合教師條件的父母或專門的教育人員有計劃有目的的教育,在家中完成初等教育的學習課程。[12]103-106“家庭學?!边@種教育形式可以提高家長參與教育的積極性,推進了家庭和學校的合作,因此我們鼓勵受過專門教育和訓練的父母通過“家庭學?!迸囵B子女。同時,“家庭學?!毙柘嚓P的制度和政策予以保護和支持,還要有相關部門對其進行監督和評估,并且需要社區教育提供圖書館、宣傳欄、健身房等輔助設施。家庭教育是一門藝術更是一門科學,父母要深刻領會家庭教育的真諦,以正確的心態科學地開展家庭教育。針對家庭教育愈加嚴重的錯位現象,要正視并且積極地尋找對策,通過國家、社會以及家長三方的共同努力,讓家庭教育回歸正常,進入健康發展的軌道,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更多優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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