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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關鍵詞：孕婦；血漿；纖維結合蛋白；胎兒生長受限；妊高征；早期預測

胎兒生長受限（FGR）是圍生兒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對于嬰兒的體格及智力發育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1]。妊高征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嚴重影響母嬰的生命健康及生存質量。這兩種疾病的晚期治療效果不佳，因此需要早期預測和治療。有關研究表明，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與胎兒生長受限和妊高征有著密切的關系。對此，本文主要分析探討了孕婦血漿纖維結合蛋白對胎兒生長受限和妊高征的早期預測價值，現報道如下。

1 一般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自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間所收治的101例妊娠孕產婦為研究對象，年齡20-45歲，平均年齡（35.31±4.19）歲；初產婦64例，經產婦37例；孕次1-3次，平均孕次（1.34±0.23）次；取樣孕周31-34周，平均取樣孕周（32.13±6.71）周；分娩孕周37-41周，平均分娩孕周（38.91±4.34）周。

1.2 方法

首先抽取5ml的肘靜脈血，用5%乙二胺四乙酸（EDTA）150μ1進行抗凝處理，然后采用貝克曼庫爾特OptimaTM XPN超速離心機在一小時內離心分離血漿，并將其保存在-20℃環境中待測。采用上海生物制品所生產的FN標準試劑盒對分離的血漿標本進行測定。采用免疫化學系統檢測儀經免疫速率散射比濁法對孕婦的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進行測定，根據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的高低預測發生胎兒生長受限（FGR）、妊高癥、FGR合并妊高征等妊娠結局的價值。

1.3 觀察指標

以101例孕產婦的妊娠結局、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等為觀察指標。

1.4 統計學分析

利用統計學軟件SPSS 16.0對兩組患者的相關數據資料展開分析，總結，計量資料表示為（X±s）形式，計數數據對比采用X2檢驗法，計量數據對比采用t檢驗，若P

2 結果

2.1 101例孕產婦妊娠結局比較

101例孕產婦中，有80.2%正常分娩，8.9%出現胎兒生長受限（FGR），7.9%為妊高征分娩，3.0%為FGR合并妊高征分娩。見表1。

表1：101例孕產婦妊娠結局比較

2.2 不同分娩結局孕產婦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比較

胎兒生長受限（FGR）、妊高征、FGR合并妊高征分娩的孕產婦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均明顯高于正常分娩孕產婦，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2：不同分娩結局孕產婦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比較（X±s，μg/L）

3 討論

纖維結合蛋白（Fn）是由體內成纖維細胞、血管內皮細胞、肝細胞等合成分泌的一種重要的高分子糖蛋白[2]。存在于血小板的α顆粒中，凝血酶和膠原可使血小板釋放纖維結合蛋白，并分泌到血小板表面，調整血小板聚集性，以保證血漿中凝血物質的動態平衡。

正常人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含量為300～400μg/ml，當受某種疾病的影響時，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就會相應改變[3]。本文研究結果顯示，胎兒生長受限（FGR）、妊高征、FGR合并妊高征分娩的孕產婦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分別為（487.4±71.3）μg/ml、（423.1±70.4）μg/ml、（443.9±73.1）μg/ml，均明顯高于正常分娩孕產婦[（312.3±64.7）μg/ml]，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用，胎兒生長受限（FGR）、妊高征孕產婦的血漿纖維結合蛋白（Fn）水平與正常孕婦相比較高，因此可作為胎兒生長受限（FGR）和妊高征的早期預測指標。

參考文獻：

[1]熊桂榮，王澤華，余奇俠.血漿纖維結合蛋白對胎兒生長受限和妊娠高血壓綜合征的早期預測價值[J].中華婦產科雜志.2001，36（12）：734-738.

[2]李麗.妊高征血漿纖維結合蛋白含量測定及其臨床意義[J].中國現代藥物應用.2008，2（10）：79-80.

第2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摘要：生兒育女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基本條件之一,傳統農村社會存在很嚴重的養兒防老、重男輕女和多子多福的觀念。而隨 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農村也逐步走向非農化,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和農民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等因素，廣大農民的生育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對此，我們這個團隊結合我國的國情，以二胎政策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之一，以我校所在地的南岸區村民為調查總體展開調查。通過對南岸區部分村民的調查和結果分析，深入反映重慶農村普遍民眾對開放二胎政策以減輕養老負擔的看法。 關鍵字：二胎政策 調查 分析

一、現狀分析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可知，我國現有人口共13.397億，2010年末全國總人口達13.410億人。在這樣的一個人口基數下，我國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劇。據《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業發展綱要》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歲以上的老人超過1.3億，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個亞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10年年底我國60歲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經達到20.38%。據相關專家推測，在2020年將達到27.53%，2030年更將是37.55%，2040年將為45.00%。所以我國將進入超老年型社會。中國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對比為數不多的人均收入，難免會讓我們想到未來養老難的問題。

三十年前，為控制我國過快增長的人口數量，國家開始實行以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為主要內容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這一生育政策實施的同時，全國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區均規定了雙獨夫婦(即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關內容。到了新世紀初，當第一批獨生子女逐漸進入婚育年齡后，雙獨夫婦開始出現，其二胎生育的問題才逐漸顯露出來，并且很快成為學術界特別是人口學學者十分關注的重要問題。人口學學者往往是從二胎生育對整個社會的生育率變動所具有的影響的角度來關注和探討這一問題的。他們所關注的二胎生育問題可以簡單表述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我國社會中潛在的、符合計劃生育政策條件的二胎生育者(即雙獨夫婦)的規模會有多大?這些符合計劃生育條件的二胎生育者實際上又具有什么樣的生育意愿?不難理解，如果這種雙獨夫婦的規模很大，如果這些雙獨夫婦普遍都希望生育第二個孩子。那么，他們的生育行為將會對我國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口發展態勢帶來明顯的影響，甚至也

二、農村生育觀原因分析

1、計劃生育觀

今天的農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們有了更多的積蓄來干別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農村人口文化素質偏低，思想不夠解放，眼界不夠開闊以及農村傳統思想的病根，在計劃生育觀上仍存在嚴重問題。通過調查，接近90%的村民認為農村不該多生，在多數城里人看來，只有一個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認為農村家庭兩個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們看來兩個并不為多。在對待農村生育與中國人口壓力的問題上，35%的村民肯定農村超生會增重國家人口壓力，應該嚴格控制農村計劃生育，只有嚴格符合條件的夫婦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給出他們的看法，認為國家人口壓力與農村無關，只要人家有能力撫養孩子，可以接受罰款就讓生育二胎。

中國人口壓力因農村超生而加大。這是最為嚴重也最為明顯的一個問題。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同時也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國家人口的主要

組成部分，國家的發展關系著農民的衣食住行，農村的落后制約著國家的改革發展與創新。對中國而言，農村是其興衰的命脈。我國的資源總量并不少，但為何我們只能排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顯然是人多!計劃生育是針對中國人口壓力大而制定的一項國策，我們應該積極響應號召，嚴格按照要求，有計劃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對你愿意生二胎這個問題我向所詢訪的幾十個人進行了調查，他們的年齡集中在25-40歲，結果分析，其中，大約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約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 該查詢拜訪預示出了我國農村現階段主要育齡夫婦的生育觀念：大多的夫婦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婦只愿生育一胎，極少部分夫婦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歲。

這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觀念的改變等各種原因，我國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國家雖然連續舉行計劃生育政策，但為了緩解國度老齡化趨向，在計劃生育政策的節制尺度上有所放寬，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 的夫婦開始考慮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農村許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許的。

科學技術的發展、教育的發展，使婦女教育水平提高與生產率上升。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農村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改變了小孩對于家庭中的消費屬性，因為某些地區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婦女無事可做。生小孩來養就像城里人養狗、貓當作寵物一樣。有些人表示，多生個小孩現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換了，以后老年時生活就會多一份保障。一些35歲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讀書，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婦女在家無聊，生二胎也可以說是為了有一個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寧愿違反政策規定，被罰款也要生二胎。

而對于一些不想生二胎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來說，原因有三點：1.政策這道紅線不敢逾越2、生兒生女都一樣。第三點也是大多數家庭不愿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生小孩成本太高了。生育成本對于農村的生育主體來說是較為實在的東西。人們往往從小孩的經濟效益來進行考察，即生育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長后可能帶來的效益的一種比較。而這種比較的結果則是影響農村生育主體生育行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會較高的生育成本畢然使得生育主體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擊隊減少。另外西方文化傳入中國，西方的生育觀念、個人獨立的觀念在中國農村也悄然興起。市場經濟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人們，對生育問題的看法絕對不同于以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觀念也發生了改變。人們認識到了在知識經濟時代重點是人的質量而不是數量。不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來越高，培養一個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種費用。高額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棄數量，轉而重視質量，也就傾向于優生優育。

3、重男輕女

中國封建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男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直接關系到個體家庭的經濟狀況乃至整個家族的興衰婦。而如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婦女在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顯露出了，于是，隨婦女解放運動的開展，男女平等地參與工作、參與競爭。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婦女知識水平提高，男女地位進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育觀中，女兒也是傳后人。

所以現在大多數農村人的生育觀念大多也變為生兒生女不重要，關鍵在培養。能讓孩子從小受到好的教育，將來有出息，父母晚年才會有依靠。本次調查顯示，85%的被訪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別的。在現在的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訪者表示自己對孩子的性別不介意，但還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會介意，喜歡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訪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會有失落，但也不會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表示，不會因為生的是女孩就減少對孩子的培養和投入，因為對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樣的，將來孩子面臨就業壓力和社會挑戰也是一樣的。

農村居民對子女性別的偏好趨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數人理想中的家庭結構，但隱含著對男孩的偏好。誠然，在現代文明社會里，養兒防老的觀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會化養老程度低下，養老缺乏保障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靠養兒去防老。而現在國家開始重視農村的養老問題，而且也在逐步地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

育政策的實施之果，更與農村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而城市則提供了農村觀念變革的現代意識之源和榜樣的力量。進入21世紀的今天，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農村的青壯年大批走出家門掙錢，外界的先進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農村育齡人員生育觀的轉變。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識開始通過打工者的渠道，對農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經過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和行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群眾的生育意愿與國家現行生育政策之間的差距大為縮小。從這次調查中，我們欣喜地看到，多年來，計劃生育國策的實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設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導，不僅控制了人口數量，也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育觀和撫育觀的進步，這其實也是農村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大步。觀念和文化傳統的改變雖然通常比較緩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將在很長的時間內發生效力。農村居民生育觀正在發生的變化，當然也是社會變化的結果，同時也提醒我們對未來農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要提前有所準備。

三、調查結果及描述性分析

XX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增長快，高齡化、空巢化趨勢明顯，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09年底，全省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317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14.9%，高于全國比例2.9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將超過1637萬，老年人口比例將達到17.8%。80周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城鄉空巢家庭、農村五保老人、農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們中的多數人將逐步進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狀態。

根據《XX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20條規定,有一個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個再生育條件之一,均可申請再生育一個子女.其中,非農業戶口的夫妻再生育條件有4個：

一,第一個子女經市或區縣(自治縣,市)人口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組織鑒定患有非遺傳性疾病,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二,第一個子女患有遺傳性疾病,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但經醫學干預后,市或區縣(自治縣,市)人口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組織鑒定可以生育正常嬰兒的;

三,夫妻一方經市或區縣(自治縣,市)人口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組織鑒定不能生育,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后懷孕的;

四, 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有一個子女或者喪偶再婚前一方依法育有兩個子女,另一方無子女的;

農業戶口的夫妻在以上4個條件的基礎上,再增加了4個條件：

一, 夫妻雙方為農村居民,一方為烈士獨生子女,二等甲級以上傷殘退役軍人或因公致殘相當于二等甲級以上傷殘的;

二,夫妻雙方為農村居民,一方兩代以上都是獨生子女或男到獨生女家結婚落戶的;?

三,夫妻雙方為農村居民,居住在少數民族自治地區,聚居區,一方為少數民族的

四,市人民政府認定的部分山區農村的獨生女戶,少數民族戶或邊遠高寒大山區的獨生子女戶;

另有兩個條件沒有戶口限制：

一,雙方均為獨生子女或少數民族農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請再生育一個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認定并報市人民政府備案.

民眾對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見大多數民眾對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城市居民被訪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長，這是出于中國傳統的兒女雙全的思想，和自己時間和精力的考慮，其他重要原因還有經濟允許、減輕子女生活負擔和喜歡孩子等。農村居民被訪者中原因較為均衡，相比而言選擇養兒防老的更多。根據調查員的得詢問和調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保、退休金較為齊全，農村居民則不完善，所以他們認為養兒防老較為重要。

另外一個區別在于較少的農村居民被訪者會選擇經濟允許，主要原因：在農村消費支出較少，撫養孩子的代價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開放，針對經濟允許的家庭，可以試行;全面開放后會加重家庭負擔，降低國民的素質水平。不符合國家的人才強國戰略。所以可以對經濟條件允許的家庭或地區試行允許生育第二胎，來緩解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局面，減輕子女的養老負擔。更加完善農村地區的醫保、社保等建設，使其養老要得到保證后可試行二胎政策。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得出的意見是：

經濟允許的家庭和地區試行開放第二胎，完善農村地區的醫保、社保建設后可開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是否開放，最終看的是這一政策是否確實有必要性，該政策的實施對我國的人口數量，國民素質，以及經濟的發展確實有積極作用。但是作為普通民眾，我們的出發點就僅僅局限于自己家庭和者周邊環境的考慮。從上圖我們也可以看出，男女都約有40%的人覺得國家應該出臺的二胎政策來降低或緩解我國男女比例的不平衡。還有25%的男性和29%的女性認為二胎政策的實施可以減輕下一代的養老壓力。還有較少比例的人群選擇開放二胎政策，因為他們認為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勞動力，而且每個家庭有了兩個孩子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長。總的來說，不管男性還是女性大多都希望自己有兩個孩子。

開放二胎所帶來的不好影響：當然開放二胎也會產生許多不好的影響，比如說人口壓力、經濟壓力還有家庭負擔等，其中經濟壓力大和家庭負擔重是最主要因素。

四、研究對策

二胎政策更應該對哪些家庭開放：

現在我國已經從十一五規劃過度到了十二五期間。據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玉慶說，目前計生部門正在考慮放開二胎政策，很多專家對此做了研究。放開二胎政策不會導致人口暴漲。他個人贊成逐步放開二胎政策。現在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如果第一個是女孩兒，政策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開。因為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比較突出，人口紅利也到了一定階段。王玉慶透露，目前計生部門也在考慮此問題，很多專家對此做了不少研究，他個人認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會放開。王玉慶認為二胎政策一旦放開不會導致人口暴漲。現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別是本地常住人口。因為現在養一個孩子的成本高了許多，且年輕人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這也符合國際規律，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會下降。所以開放或者試點開放二胎政策的條件是允許的。因此二胎政策更應該對出生率較低地區的家庭、老齡化程度嚴重的地區家庭、夫妻中一方或雙方是獨生子女家庭開放。

就宏觀上看，在人口政策三十年這個重要節點上，產生的種種變化，意味著調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經來臨。而具體落實到每個家庭，在這個高消費的時代，人們的家庭收入水平與是否愿意生育二胎成為了又一大問題。的確，養孩子的經濟成本不容小覷，這不僅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表現明顯，在很多西方國家也尤為常見，據統計顯示，在美國，中等收入家庭撫養一個孩子到18歲成人的費用是291570美元。美國農業部發表年度報告說，它的這一估算考慮了通貨膨脹因素，但不包括孩子的出生費用和大學教育費用。那么在中國養一個孩子要多少錢?據媒體報道，從直接經濟成本看，0～16歲孩子的撫養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則高達48萬元。估算30歲前的未婚不在讀的子女的總成本達到49萬元。孩子們花了多少錢?這是一筆苦中有甜的糊涂賬專家勉為其難推算大致費用。由此可見，人們的家庭收入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他們對是否開放二胎政策的看法，以及他們自己生二胎意愿，甚至是否有能力養一個孩子。當然不同層次收入的家庭，對是否開放二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第3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一是將農村只收養一個子女或兩個女孩的納入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制度范圍

目前納入獎勵扶助對象范圍的是農村實行計劃生育的獨生子女戶和雙女戶，所以在調查核實階段特別注重調查申報納入獎扶對象的子女是否親生子女。只要不是親生子女，無論是合法收養還是非法收養的一律不納入獎扶范圍，引起了收養子女家庭的不滿。普遍認為反正他們只有一個孩子，為什么親生的給獎勵，收養的就不獎勵，并有人多次到縣人口計生局和負責審核的工作人員理論；有的老人怕收養的子女找借口不孝順或不負擔養老義務，從收養的孩子懂事之日起就避而不談其是收養的，一直說是自己親生的。通過審核人員耐心細致負責任的調查，將收養的秘密揭開后，反而引起了部分家庭的不和，雖然是極少數，但也給農村的社會和諧造成了一定影響，特別是對收養子女的農村老人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收養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收養關系成立之日起，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養子女與養父母的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子女與父母的近親屬關系的規定。養父母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收養關系的成立而消除。

收養法第三條規定，收養不得違背計劃生育的法律、法規。

一些地方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也規定，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規定，有子女而收養的，按照子女數比照政策外生育子女的標準征收征收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由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作出書面征收決定；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可以委托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作出書面征收決定。

按照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筆者認為，既然收養法規定了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一些地方的計劃生育條例又規定了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規定，有子女而收養的，按照子女數比照政策外生育子女的標準征收征收社會撫養費，且社會撫養費由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征收。當養父母年老時，就應象其他自己生育子女的計劃生育戶一樣，享受到國家的計劃生育獎勵扶助政策。更何況，獎勵扶助金是由政府出資、財政保障，不是計劃生育一家的事，將收養子女的農村老人納入計劃生育獎勵扶助范圍，合乎民心、順應民意，有利于農村的和諧穩定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然，何時納入、怎樣納入、需要辦什么手續，是需要進一步考慮和細化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和自己生育子女的一視同仁。只要戶口本上顯示只有一個子女或兩個女孩，就直接和其他人一樣按程序納入獎勵扶助對象范圍。

二是符合條件但提前生育或未辦理二胎生育證而生育兩個女孩的家庭應在一定條件下納入獎扶范圍

按照目前實行的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制度，納入獎扶對象的必須是實行計劃生育戶。我國的一些地方性計劃生育條例在不同階段對農村規定了具體的照顧生育二胎條件，如山區只有一個子女，平原丘陵第一個子女系女孩，農村中男到女家落戶，雙方或一方是少數民族等。為完成人口控制目標，又規定了具體的生育間隔。但在實踐運行過程中，由于多種原因，有一部分符合照顧生育條件的農民卻違反生育間隔規定提前生育了第二個子女，或未辦理二胎生育證生育了第二胎。其實他們本來有可能是實行計劃生育戶的。這當然主要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但也不排除有我們工作不到位，宣傳、辦證不及時，極少數人為亂收費達不到目的故意不給符合條件的人辦證，讓內生變外生的因素。現在有的省市在修改人口和計劃生育條例時取消了生育間隔，甚至還有人提出要對符合條件的生育二胎夫婦實行免費登記制度，這就給在一定條件下將符合條件但因種種原因本可以內生卻外生的人群納入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對象創造了機遇。應在適當時機將這部分人納入獎扶對象范圍。條件是必須按當時規定足額繳納了社會撫養費，領取了結論證。提前生育的還應按提前生育的年數相應推遲享受獎勵扶助的時間，第二個子女必須是女孩。

第4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進入21世紀后，公眾和學界對生育政策調整日漸關注。這決非偶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的權益意識和自主意識不斷增強。而現在和未來的育齡人群基本上都是在1971年后出生的，在改革開放中長大，思想很開放，自主性很強。

同時，中國人口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992年，中國生育率就低于人類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對夫婦生育2.1個孩子)，目前已經近20年之久。

其間，“還權于民”的行動貫穿于整個計劃生育變革的全過程。從取消準生證(準孕證)、到取消“一上二扎”，推行避孕方法的知情選擇、直到取消“二孩生育間隔”，這一過程實際上賦予公民自主決定生育、避孕、生育時間的權利。中國人口政策正在以“數量控制”為中心邁向“以人為本”時代。

2004年建言

2000年前后，一批人口學家感到，應盡快研究生育政策調整問題，并提出了生育政策研究的設想。為此，組織了題為“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

2001年5月，課題組在上海郊區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來自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南京等全國各人口研究機構的16位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方面的專家應邀參加了會議，就課題的背景、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以及子課題的安排和分工進行了討論，并基本上達成了共識。課題要回答的問題包括：目前的生育政策所要達到的生育水平是什么，目前中國的實際生育水平是什么，生育政策調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作為生育政策討論的基礎，課題組在收集全國420個地區生育政策資料的基礎上，計算了全國各地實行不同的生育政策所要達到的生育水平。在此基礎上，課題組撰寫了“從政策生育率看中國生育政策的多樣性”，并在《人口研究》上發表。

該文章的結論是，全國的政策生育率為1.47，即完全按各地生育政策實施所達到的生育水平約為平均每個家庭生育一個半孩子。這既表明中國不是“一刀切”的“一胎政策”，但也顯示，在現行生育政策下，三分之二的家庭(63％)只能生育一個孩子。 　2004年4月，課題組經多次討論并撰寫了《關于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下稱2004年《建議》)。2004年《建議》認為，中國應逐步過渡到每對夫婦生育二個孩子，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會造成人口失控”。

2004年《建議》提出：中國應實行“分類實施、逐步放開、兩步到位、平穩過渡”人口政策調整方案。同時建議，應及時將生育政策調整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并選擇少數區縣先行啟動生育政策調整的試點。

2004年《建議》引起了中國人口學會的高度重視。經彭佩云會長提議，中國人口學會于2004年6月在河北保定召開了關于生育政策的內部研討會，彭佩云會長、時任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親自參加了會議，這引起了對生育政策問題的廣泛關注。

2004年《建議》受到了很多的質疑。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生育水平與生育政策的關系。有的認為，目前中國較低生育水平主要歸因于比較嚴的生育政策。生育政策一旦放寬，就勢必造成生育反彈，人口失控；但也有人認為，并非生育政策越寬松，生育水平就越高，適度的、寬松的生育政策并不會造成生育水平的反彈。

二是出生性別比與生育政策的關系。有的認為，中國長達20多年的出生性別比失調問題和比較嚴的生育政策沒有關系。即便是生育政策放寬，也解決不了出生性別比失調的問題；但也有的認為，較嚴的生育政策催化了出生性別比的偏高，相對寬松的生育政策可以緩解出生性別比的失調。

三是計劃生育工作與生育政策的關系。有的認為，目前計劃生育工作就是靠比較嚴的生育政策，如果生育政策放寬了，計劃生育工作就沒法干了；但也有的認為，目前計劃生育之所以不好干，就是因為生育政策不盡合理。如果再不及時調整，計劃生育將更難開展。

800多萬人的實踐

為了回答對“放開二孩”的憂慮，在2005年～2006年期間，課題組對若干已實行“二胎政策”20多年的地區做了調研。這些地區包括甘肅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廣東省、湖北省的恩施等。2007年9月，課題組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了調研結果研討會，中國人口學會會長彭佩云出席了此次會議。

除了廣東省，這次調研涉及四個“二孩政策”地區，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經批準實行“二胎政策”。這四個試點地區中，三個是地區(酒泉、承德、恩施)，一個是縣(翼城)，覆蓋的總人口達840萬左右。

此次調研結果表明，這些地區在比較寬松的生育政策下，多年來人口保持低增長，總和生育率低于2，并沒有因政策較寬松而引發生育反彈，也沒有發現多孩生育增多問題。這說明，“允許生育二孩，人們就會生育三孩”的推斷并不符合事實。 　在上述“二胎試點”地區，盡管允許生育二孩，但一孩比例不斷上升，二孩比例不斷下降， “生了一孩想再生育的家庭越來越少”，三孩生育“微乎其微”。這說明，即使在普遍可以生育二孩的較寬松政策下，人們也并非一定都要生二孩。而且，這四個地區的出生性別比都處于正常或接近正常的水平。顯然，較寬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進出生性別比的正常化。二孩政策更易為群眾所接受，緩和了干群矛盾。　 這些地區實行“二胎政策”已經長達20多年，覆蓋人口800多萬人。他們的實踐足以表明。二孩生育政策“既能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又為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這也證明，在一定的條件下，相對寬松的允許生育二胎的政策，可以實現低生育水平，而且有利于計劃生育的開展。

另一個實例是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縣(下稱五峰縣)和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下稱長陽縣)，位于湖北省宜昌市西南部的武陵山地，屬于老、少、邊、窮地區。經湖北省人大批準，分別于2003年和2004年推出了允許普遍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

長陽、五峰兩縣調整生育政策幾年來，生育水平持續平穩，自然增長率接近于零，既沒有出現出生堆積，也沒有出現生育反彈，出生性別比也保持正常。兩縣的實踐表明，即使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寬松的生育政策可以穩定低生育水平。

在20年前起步的這些試點結果讓人口學家對全國范圍內的生育政策調整更加自信。學者們更加堅信，在更廣大地區的放開“二孩生育”政策，必將有利于中國人口與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也有利國家的長治久安。

聚焦江蘇調查

為了進一步回答“放開二胎”對人口形勢的影響，課題組和江蘇省人口計生委于2006年達成了為期五年(2006年～2010年)的合作協議，由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與江蘇人口計生委合作組成《江蘇省群眾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研究》課題組在

蘇南(太倉、張家港)、蘇中(如東、海安)、蘇北(東臺、大豐)各兩個縣開展調研。

和全國大多數的農村地區不同，從80年代以來，江蘇省實行全省包括農村在內的“一對夫婦只生一孩”的政策。同時規定，農村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孩。經過20多年，目前江蘇農村的獨生子女已達70％以上，并陸續進入婚育年齡。

當越來越多的夫婦符合現行政策關于生育二孩的條件時，他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會怎么樣?如何影響當地的人口形勢和計生工作?這是江蘇省有關部門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同時也可借此探討生育政策調整對當地生育形勢的影響。

課題組與當地計生部門密切合作，于2006年末在六個縣1.8萬多名育齡婦女中開展了問卷調查，又于2007年6月一7月在各縣對約200名育齡婦女和當地干部做了深入訪談。

調查表明，在符合生育二孩條件的4284名育齡婦女中，目前生育了二個孩子的不到十分之一；在這些符合生育二孩的婦女中，只有45％認為二個孩子最理想，而其中真正打算生二孩的只有2I％。調查對象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45個孩子。這說明，少生孩子已蔚然成風。

江蘇調查也表明，中國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正在走向個性化和多樣化，生育政策已不是決定生育的首要因素。而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共同影響著人們的生育決策。生育的功利性正在減弱，而精神需求的考慮正在增強。

調查表明，和在韓國、泰國等一些亞洲國家的研究結果類似，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并不一致，實際的生育行為會低于生育意愿。目前課題組正在進行下一步的追蹤調查，深入研究生育政策對生育意愿、行為和生育水平的影響。

2009年建言

對有人擔心中國放開“二胎”會導致人口反彈和出生高峰問題，課題組根據現有資料對1982年到2050年期間中國20歲一29歲育齡婦女和出生人數的變化作出了分析。

在此期間，中國20歲～29歲育齡婦女人數最高峰在20世紀90年代初，達1.25億人(1993年)。2000年降為1 05億人，2006年又降為9000多萬。2016年該數字可能會上升到1.04億。盡管該數字大于目前的人群，但仍低于2000年的水平，更低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

中國的出生人數最高峰在1987年，當年新生人口達2500多萬。2000年，新生人口降為不到1800萬，2006年又降為1500多萬。到了2011年，估計新生人口會上升到約1700多萬，但仍不到2000年的水平，更遠低于80年代中期的水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現行生育政策不變，中國的育齡婦女人數和出生人數都將出現急劇減少趨勢、到本世紀中葉，20歲29歲的育齡婦女人數預計會下降到5000萬，出生人數會下降到850萬，即在短短幾十年中減少一半。

從上述比較中可以看出，中國未來幾年中，并不會出現所謂“人口反彈和出生高峰”問題；而對于新生人口總量在正常范同的年度波動，應該以歷史的眼光，給予更為客觀和恰當的評估，不能夸大其影響，更不能作為“生育政策不能變”的根據。 　2009年5月，課題組與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合作舉辦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談會，來自全國和海外的32位學者出席了會議，21位學者在會上就自己近年來的研究成果作了專題發言，圍繞人口形勢和生育政策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此次會議討論表明，人口學界對生育政策調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認識，比2001年課題剛剛啟動時，比2004年形成政策調整建議書時，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更為豐富了。而為了推動對低生育率到來的人口形勢的認識，人口學界必須走出學術圈，面向大眾，推動人口政策的公共討論。

八年來，課題的開展深化了對生育率和政策調整的結果的認識。中國面對的遠不僅僅是生育政策是否調整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對當前的人口形勢及其未來走向做出判斷。同時，也期待決策層的前瞻性決策，而且要面向大眾普及人口研究的最新成果。

據此，2009年初，課題組又再次提州了《關于我國人口政策調整的再建議》。該建議明確提出：“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礎上，將現行生育政策調整為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二個孩子的時機已經成熟。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嚴格控制多胎的條件下，中國應有計劃地逐步放開二胎生育。”

第5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做好婦女兒童保健工作

×我們（）鎮地處北票城郊，現有個行政村，總人口萬，有周歲育齡婦女人，其中已婚育齡婦女人，采取措施的人，節育措施落實率；年月份新出生嬰兒人，其中：男孩人，女孩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千分之和，計劃生育率達，嬰兒出生性別比為：，低于規定指標，我們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三優”知識的普及與推廣

×鎮黨委、政府高度重視“三優”知識的普及。組建了優生、優育指導分會參與部門為衛生辦、計生辦。并把這項工作納入建設新型生育文化的組成部分。

×為把“三優”知識的普及做為計生工作開展優質服務的一項主要活動內容，常抓不懈，采取重點培訓與分類指導相結合，集中組織與分散培訓相結合，電化教育與發放明白紙、熱線咨詢相結合的做法，效果較為顯著，近三年來共培訓業務骨干人次，與衛生辦和鎮醫院聯合印制下發圖文并茂的“三優”知識宣傳折頁萬份，自制“三優”知識宣傳品、宣傳單萬張，并為各村統一配制“三優”知識光盤套，基本上形成了“三優”知識電教化和“三優”知識的普及。版權所有

×二、強化二胎生育指標審批的監督

×為做好這項政策性強的工作，我們采取了事前公示制，并把這項工作做為計生村務公開的主要內容，每年的第一季度，各村把應批標對象全部公開上墻，接受群眾監督，自年至今全鎮共審批二胎生育指標例，無一例錯批。其中：五間房村審批二胎生育指標人。

×三、深入開展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工作

×為切實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這件事做好、做細，做出成效，鎮政府與轄區內醫療單位、民辦診所、執業機構全部簽訂了合同書，共簽訂合同書份，印制宣傳單份，并在第五人民醫院開展了治理性別比百日會戰宣傳日活動，設法律咨詢，生殖保健，優生優育咨詢臺個，發放宣傳單多份，為過往群眾釋疑答問咨詢服務人次，受到群眾的好評，由此拉開了治理性別比偏高的序幕，年月份全鎮新出生人口性別比為：，使我鎮出生人口性別比趨于正常。

×四、強化生殖保健服務

×針對廣大育齡群眾的愿望和需求，我們始終把為育齡群眾提供人溫馨和諧的服務做為計生工作的切入點，盡最大努力，克服困難來滿足育齡群眾的要求，一是搶抓時機。今年春季利用農閑我們邀請市技術服務站技術人員來我鎮做生殖健康檢查；二是舍得投入。在鎮村財力緊張的情況下，為育齡群眾生殖健康檢查提供免費服務，僅此直接支付元。三是效果顯著。在全鎮名已婚育齡婦女當中有人接受了生殖健康免費檢查，普查率為，查出各種婦科疾病人數為人。（其中五間房村普查率）深受群眾的歡迎。

×五、計生優質服務圍繞婦女兒童保健開展工作。

×在我鎮計生優質服務工作中，積極配合各級婦聯組織，為婦女兒童提供快捷、方便、實質的服務。具體表現為一是為每年出生左右的孕產婦提供“三優”服務和缺陷兒干預工程的服務，在近三年出生近千人中，病殘兒出生僅有例，與過去相比有較大幅度下降；二是在生殖健康服務中采取了跟蹤服務，分類管理，配合治療的做法，對患病人員建立檔案，指導患病婦女選擇最佳治療方式等收到了明顯效果。到目前在查出的名患者中已有人治愈。其中五間房村已有人治愈康復。受到婦女姐妹的贊譽。

×盡管計生優質服務為婦女兒童保健工作做了一些努力和償試，也受到了廣大婦女的認同，但我們深知在具體的工作中與先進單位相比和上級領導的要求，特別是婦女姐妹的希望相差甚遠。因此我們將在今后的工作中，積極借鑒兄弟單位的經驗做法，努力做到取長補短，同時以更加嚴肅認真的態度，貫徹落實上級領導部門的指示精神，履行好我們的職責，為婦女兒童保健工作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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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生辦

第6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關鍵詞】二胎；產科；繼續醫學教育；課程

我國鄉鎮人口眾多，基層醫院產科醫生作為衛生計生管理隊伍的重要力量，直接擔負著母嬰健康的重任[1]。隨著2016年我國計劃生育政策重大調整，全面放開二胎，一方面滿足了很多家庭對二胎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導致高齡產婦比例徒然增加[2]。遺傳性疾病、妊娠期代謝性疾病等發病率及瘢痕子宮、子宮破裂等高危妊娠風險也隨之增高[3]，這都對產科醫護人員構成了新的挑戰。目前，基層醫院產科業務培訓內容比較單一，病例比較局限，單位的業務學習已經不能滿足基層產科醫生的需求。因此，本文旨在分析基層產科醫生對二胎全面開放政策下產科繼續醫學教育課程設置的需求，從實際出發，設置更適合基層產科醫生的繼續教育培訓課程，開展繼續教育工作，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二胎政策，為母嬰安全保駕護航。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大型婦產科專科醫院為調研現場。該院為三級甲等公立婦產科專科醫院，開設了全國首家“再生育”咨詢門診，同時也開設各類高危妊娠專科門診。醫院國家級繼續教育培訓項目均以學科帶頭人、婦產科專家為師資，2010年至今已累計通過繼續醫學教育項目培訓基層醫生約25870人次。本研究選擇該院2016年1—12月的繼教培訓學員進行問卷調查，發放問卷200份，回收189份，有效問卷179份，回收率為89.5%。

1.2研究方法

自行設計培訓學員調查問卷，內容包括社會人口學特征、課程內容設置及組織形式需求等內容，采用5級Likert量表法，每個條目均分為很需要、較需要、一般、較不需要、完全不需要5個級別。醫院產科專家參與設計完善問卷，保證問卷內容效度。對20名醫院產科醫生進行預調查，檢定問卷的Alpha信度系數為0.82，表示問卷可信度較高。正式調查時采用現場問卷調查法，根據對各項課程內容“很需要”和“較需要”的占比之和反映課程內容的需求程度。

2結果與分析

2.1調查對象的一般情況

調查對象共179人，年齡分布在24～52歲，平均年齡（40.3±2.2）歲，女性152人，占84.9%。主要為本科以上學歷（169人，占94.4%）、中級以上職稱（162人，占90.5%）、主要來自綜合醫院（102人，占57%）、二級醫院（96人，占53.6%）。

2.2課程內容需求

需求最大的三項課程內容依次為高齡再生育孕前評估（153人，85.4%）、高齡再生育輔助生育技術選擇（132人，73.7%）、高齡再生育的圍孕產期管理（151人，84.3%），隨之依次為高齡再生育分娩方式的選擇、高齡再生育孕婦妊娠期糖尿病篩查、高齡再生育孕婦合并婦科疾病的處理。有30人回答“希望增加的課程內容”，其中9人（30%）認為需要增加“高齡再生育產后避孕方式選擇”課程。

2.3課程組織形式需求

需求從大到小依次為與產科專家進行互動式的經驗交流座談（172人，96%）、由產科專家利用多媒體工具進行課程講授（169人，94.4%）、到相關臨床科室或職能處室現場參觀（155人，86.6%）。

2.4現場參觀需求

需求從大到小依次是制度、流程、規范文件（160人，89.3%），崗位人員配置（155人，86.6%），病案信息系統（151人，84.3%）。

3討論

3.1大型公立婦產科專科醫院是培訓基層醫院產科醫生的有效平臺

基層產科醫生主動到大型婦產科專科醫院學習產科經驗的強大需求、醫院開展繼續醫學教育培訓課程的實踐都表明，以大型公立婦產科專科醫院為平臺和培訓基地，對基層進行產科醫療知識與經驗的輻射和輸出，已成為產科醫生繼續教育培訓的探索趨勢[4]。我國已經執行了近4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即俗稱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基層醫院的產科醫生大部分對高齡再生育人群的孕產期管理缺乏經驗[5]，到國內著名的大型公立婦產科專科醫院學習先進的產科管理理念、診療經驗是最有效的學習途徑[6]。

3.2課后建立長期聯系并及時反饋授課效果

基層醫院產科醫生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不能參加長期培訓，但短期的學習并不能完全滿足基層醫院產科醫生的需求。本次調研發現基層產科醫生除了參加短期授課外，還希望與大型公立婦產科專科醫院建立長期聯系，從而進一步開展產科業務的學習交流[7]。對于大型公立婦產科專科醫院而言，充分發揮在醫院產科管理、繼續教育方面的資源優勢，能通過電子郵件、即時通訊交流平臺等方式對學員進行長效管理，可跟蹤反饋評價培訓效果[8]，針對每項課程對學員進行反饋意見調查，將學員對各門課程和教師的評價結果反饋給相應教師，也可改進課程設置，提高培訓的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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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瀾帆.高齡婦女再生育的內科風險[J].中國計劃生育和婦產科，2014，6（7）：1-6.

[3]湯雪娟，李雁霞，趙蔚，等.嘉興市醫療保健機構應對單獨二胎生育高峰的產科服務能力調查[J].上海預防醫學，2016，28（8）：582-584.

[4]佟赤，馬亞楠，聞德亮，等．基于某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繼續醫學教育滿意度評價的調查分析[J]．中國衛生統計，2012，29（2）：262-263．

[5]石一復.開放“二胎”政策與婦產科的重任[J].中國計劃生育和婦產科，2014，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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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沁萍，曲成毅．遠程醫學教育的現狀與進展[J]．中國醫學教育技術，2012，26（2）：119-123．

第7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黨的十召開以后，報告中的一個提法備受關注，即“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逐步完善政策，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這個提法平和大氣，繼往開來，考慮周詳。但是，到2013年年初，突然出現一種論調：堅持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不動搖，穩定低生育水平是當前首要任務。追根溯源，這個提法有一個背景，就是早在2000年中央就頒布過一個“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決定》，穩定低生育水平成為此后人口計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認為低生育水平來之不易，所以要千方百計穩定它。

坦率說，2000年五普以來，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TFR）已經在1.3這個警告性低生育率之下而且持續走低，2010年六普時只有1.18，2011年只有1.04，超低生育率所引發的弊端、惡果日漸顯現，概言之中國正在形成年輕人口減少、萎縮和虧損為核心的新人口危機！應當看到，總結國際經驗，對超低生育率和嚴重少子化的危害認識不足是相當危險的。所以，在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時代，依然將“穩定低生育水平”放置人口工作的首位是讓人費解的，恐怕不僅與科學發展觀所推崇的“以人為本”原則嚴重相悖，也與科學人口觀所追求的“人口和諧”格局背道而馳。

1980年9月25日：中國人口發展的分水嶺

1980年9月25日，以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為基調的《公開信》，這一天成為中國人口發展的分水嶺，拉開了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歷史帷幕――從70年代的“晚、稀、少”的提倡計生迅速過渡到80年后“一胎化”的強制計生。從此，中國人口政策就以“以數為本”、“以人口零負增長為戰略目標”。當時追求的目標之所以是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是為了實現上個世紀末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所以在人口控制上采取了有史以來最嚴格的措施，但強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戰略代價巨大，這一點現在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

1979年起，中國的人口決策開始被“負人口觀”所導航。人口的負面被嚴重夸大，典型的“見數不見人”。人口數量論、人口負擔論、人口過剩論、人口分母論、人口壓力論、人口無限增長論、人口癌細胞擴散論一度甚囂塵上，使得政府對正常的人口轉變增長充滿了擔憂，唯恐20世紀末四個現代化的“強國夢”夢碎人口無控增長上。必須看到，當時由于受制于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人口的正面影響和潛在優勢均被嚴重忽視了。強制推行的以一胎化為方向的人口控制戰略風險大、代價高。從家庭視角來看待和反思計生政策，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獨生子女家庭有很大的風險性，本質上是風險家庭。風險性就在唯一性。放大來看，獨生子女人口占主體的社會本質上是一個風險社會。我們國家存在著很大的人口風險問題，而且諸多風險在不斷積累、擴展和爆發，對于獨生子女的人口風險問題，現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慢慢也形成了一些共識。

始自2002年，穆光宗提出和逐步完善的人口風險-代價理論認為，1980年以來的人口生育政策人為制造了家庭失獨風險、獨子傷殘風險、獨子成材風險、雙獨婚姻風險、家庭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和國家國防風險，以及人權代價、健康代價、親情代價、社會沖突代價和行政成本代價。例如，有很多婦女因為引流產付出了沉重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2003年元旦，穆光宗去甘肅的酒泉調研人口計生綜合改革，當地領導談到為什么他們主張要放棄政策性生育間隔呢？是因為有多名婦女僅僅因為政策性生育間隔不到被強制引流產時不幸死亡，而這些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常識告訴我們，每個家庭情況有別，生育間隔不一樣，有些長一點，有些短一點，平均也是有間隔的，不過“自然間隔”優于“強制間隔”，因為影響家庭決策的因素各不相同，也更有利于人口發展的生態。持續的生育少子化和獨子化不僅造成了年輕人口萎縮虧損、可婚女性人口短缺等人口生態問題，而且產生了未富先老、未備先老和孤獨終老為基本特征的“少子老齡化”問題。

強制計生為何能夠延續至今？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人口誤判。無視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害，無視人口生態失衡的巨大風險，無視強制一胎化的巨大代價，一概認為：中國人口問題是總量問題，即規模太大、人口過剩。但具體到現實生活，我們卻不知道該定義哪些人口是“過剩人口”，是你、是我還是他？其實，每一類亞人口都存在潛在的紅利，例如殘疾人口、老年人口也會產生特殊的人口紅利。

低生育目標的實現，并不意味著中國人口問題的終結；相反地，伴隨著人口問題的轉型，西方有人口轉變理論，中國有人口問題轉型。根據我們的觀察，中國人口問題有三大轉型，即從體制型人口問題轉向政策型人口問題，從多子的人口問題轉向少子的人口問題，從增長型人口問題轉向結構型人口問題。一胎化人口政策本身是有負作用的，所以，穆光宗于2004年10月18日在《學習時報》發表“構筑以人為本的人口戰略和人口政策”一文時就提出我們要注意政策性人口問題，要盡量避免政策性人口問題的產生和擴散。過去是多育、早育、密育，現在是少子、晚子，甚至不育的問題。以前是增長過多，現在是結構性的，比如性別比失調，過度、過快的老齡化，包括我們很難預期的深度老齡化的挑戰，我們面臨的是獨子少子老齡化等等的挑戰，在世界各國中可能是最嚴峻的。其次，集權決策。集權決策可以無視民意，集體決策誰負責？本來生育決策應該是人民自己負責的私權，卻演變為公權力替代了私權利的悲劇。再次，基本國策。地位尊崇，難以撼動。將一個應急政策固化為國策，產生了強大的政策慣性。最后，利益集團。飯碗問題，官位問題，利益問題。計生系統擔心自身的出路問題，擔心這么多干部職工的吃飯問題。其實，人口和家庭發展委員會的體制選擇遠勝于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回歸計劃生育的本意

計劃生育怎么理解？我們認為，計劃生育在方式上可以有三種理解。一種是自主的計劃生育，就是家庭計劃，比如政府提倡生二胎，是不是很多家庭會生三胎、四胎呢？第二是提倡計生，無論是倡導多生還是少生，政府扮演的是助推者的角色，而不是決策者的角色。第三是強制計生，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愿意不愿意，只能按照政府的意志來決定生育的間隔和生育的子女數。現行計生的政策和男女平等的政策天然是有沖突的。

現在失獨家庭和老人越來越多。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全國0-30歲獨生子女人數有209894700人，概數2.099億，其中0-17歲的獨生子女人數1.6336億，18-30歲的獨生子女人數4653萬。根據王廣州等通過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建立生命表推算，大約有3.91%的人活不到18歲，有5.1%的人活不到30歲。這樣的話，大概有638.8萬獨生子女活不到18歲，大概有1070.5萬獨生子女活不到30歲。18-30歲的成年獨生子女夭折人數可能達到432萬。也就是說，2005年失獨老人人數可能達到864萬之多！

由于各種風險的存在和疊加，獨生子女夭亡的人數和失獨老人將是增加的趨勢。風險有兩類，包括了內源性風險，就是政策的唯一性風險、身心的脆弱性風險，外源性風險則是的破壞性風險（疾病和意外）。一旦破壞性風險爆發并與內源性風險疊加，獨生子女家庭就會演變為獨生子女殘缺家庭、無后痛苦家庭。隨著時間的推演，獨生子女家庭孩子夭亡的個體自身風險、政策內源風險和環境外源風險都會進一步放大。獨生子女夭折人數在逐年增多，衛生部數據稱每年新增7.6萬名夭亡的獨生子女。

失獨群體是新的弱勢群體，突出的問題是“精神痛苦”和“心理弱勢”。他們心里有很多不平，對計生政策有很多怨言，其實選擇一個孩子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政府強制選擇的結果，政府是有責任的。在數量上，計生也是有彈性的，無論少生也好，多生也好，都可以理解為計生的含義。但是我們現在缺乏有彈性空間的計生政策。

雖然一胎化制定之初學術界就有不同的呼聲，比如梁中堂先生從一胎化不符合農村實際的角度提出修正方案，后來也有不同學者提出要反思計生政策，計生政策不是十全十美的，要不斷反思，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再到學界，都是有不同聲音的。近年來網絡上出現了越來越強大的民間反思計生政策的聲音，這種聲音是值得重視的。我們現在回看1980年的決策，依據是不充分的，是脫離國情民意的。計生政策畢竟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國家的命運，影響非常廣大、深遠，所以各界很關心這個事情。

人數是人口的一個外衣和表象，實際上內在的是人的存在，人口是一人一口，但是人決定口，所以以人為本，抓住了牛鼻子，人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樹立正確的人口觀，把“人”看得大一點，把“口”看得小一點，這樣才符合科學人口觀。

通常所說的人口壓力，是指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從而出現了人口分母說、人均指標說，可稱之為人口數量的壓力。比如現在講循環經濟、綠色發展模式、生態文明，都可以改變人口數量變動對資源環境的作用方式、方向、力度和強度。我們還應該看一看分人口和分人口的關系問題，人口學視角下的人口壓力實際上是說人口生態的匹配關系，是被負擔人口與負擔人口的關系，比如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關系，老年人口與年輕人口的關系，可婚男性人口與女性人口關系，可稱之為人口結構的壓力，人口失衡之后，人口結構的壓力越來越大。

計劃經濟是一種短缺經濟，過去很多物品短缺，所以出現了計劃經濟時期人口增長的分母效應，因為要福利性分配，所以人口對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壓力是很大的。當時我們進入了一個陷阱，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長陷阱，我們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有問題的，這個體制使得很多農村的勞動力作為一個隱性失業人口存在，難以轉化為必要勞動力。后來我們進入政策性低生育時期，認為少生就是一切。在某種情況下，一胎化是政治體制的產物，民意、民權的意識是非常微弱的，一胎化政策缺少科學依據、文化基礎、群眾基礎，也違背人口規律和社會規律。

鼓勵二胎：人口政策的戰略底線

人口生育政策應該有戰略性的底線，這個底線是不能被突破的，突破的話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生育要適度，政策的倡導不要低于兩個孩子。

“低生育水平”這個提法是一個事實判斷，但我們還需要一個價值判斷，低到什么程度是合適的，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回答，這是很遺憾的。比如日本在TFR達到1.57的時候，就驚呼“1.57沖擊”，中國需要重建大國人口觀。生育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肯定不是，這是經過長時間的檢驗和評判的，中國需要確立適度的生育水平。我們需要區分政策生育率、意愿生育率和實際（條件）生育率，這三個率有重要的區別和聯系。

人口問題的確非常復雜，人口問題是指人口內部失衡以及人口發展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沖突。對于具有強大慣性的人口變動過程，我們應該有一種長遠的眼光，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應該只看到它當下的表現。“人口顯問題”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人口潛問題”則是海下冰山。所以我們應該看到人口問題有一個潛伏期和爆發期，人口變動是長周期的現象。等我們發現了人口的冰山露出海平面了，往往問題積重難返，為時已晚。

必須看到，生育文化的力量強于生育政策。實在說，中國少子化危機日趨深刻，即使放開人口政策，我們在短時間內也難以跳出超低生育率的陷阱，因為現在生育率太低了，很多80后根本不愿意多生，不要說生兩個三個，甚至一個都不想要，丁克家庭并不鮮見。上世紀80年代以后，我們逐漸進入了一個外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推動力包括計生政策強制力、計生文化的誘導力和經濟發展的自發力。

如果說發展是最強的避孕藥，那么政策就是最強的墮胎藥。由于長期鼓勵、提倡和限制只生一個孩子，到了2000年以后，中國的生育率陷阱就更深了，進入了內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五普和六普所展示的TFR數據應該是值得尊重的，反映了主要的趨勢。《2001年全國計劃生育與生殖健康調查》結果表明，35.6%的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是1個；56.4%的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是2個，想要3個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婦女分別占7%和1.1%。《2002年全國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在有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被調查者的意愿生育子女數為1.78個；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意愿生育子女數為2.04個；無論城市、農村還是小城鎮，想要“一兒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

城市新婚家庭不少扮演著車奴、房奴、孩奴的角色，害怕生兩個孩子，在城市里生活壓力很大。2006年北京獨生子女夫婦理想子女數不到1.2。江蘇省人口計生委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啟動了為期5年的“江蘇省群眾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研究”。全省18600余名城鄉育齡婦女接受調查，包括15000多名已婚婦女。在這項研究中，值得關注的是，符合江蘇省生育二胎條件的育齡婦女中，超過70%的選擇放棄生育第二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為的中間環節會受到除生育政策外的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影響而發生變化。盡管社會普遍關注二胎政策，可現實情況是，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也有不少，但真正申請生二胎的很少。南京每年符合“雙獨”條件可以生二胎的家庭至少上萬個，但向計生部門發出二胎申請的“雙獨”家庭只有100個左右。

80后生育二胎意愿并不明顯。2011年上海共有1萬多對夫婦申請辦理第二胎生育手續，其中僅不到一半的夫婦最后生育二胎。據2012年6月上海抽樣調查顯示：本市戶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為1.2個孩子。雙獨家庭根據現行生育政策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但是實際生育的并不多，有的來自經濟的壓力，也有的來自工作的壓力。

上海本市戶籍平均生育率只有1.2，后來由于種種條件限制，可能還更低，所以實際生育的話，很多家庭即使符合標準，也會放棄生育二胎的指標，80后雙獨家庭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是沒有強有力的措施，生育率根本提不起來。上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進一步加強政策宣傳，推進家庭計劃指導，引導家庭按政策生育。

中國已經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難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機已經爆發而且將深化和擴大。國家實力削弱，內憂外患：在內，社會和諧受到威脅；在外，國家安全受到挑戰。

最后，本文有三個結論：

第一，厘定人口政策戰略底線，允許并鼓勵二胎，理解并不限多胎。我們認為多胎不要去限制，事實上這只是小概率事件，無礙大局，對提升適度總和生育率反倒是有幫助的。我們可以利用經濟的杠桿、文化的杠桿去鼓勵、獎勵二胎生育。很多家庭還是希望生兩個孩子，比如有一個數據證明，全國育齡婦女生育二孩率由2000年的26.1%上升至2009年的29%，有些家庭認為一個孩子不保險，但是落實到行動上也只生一個孩子，這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家庭友好的政策。從宏觀來講，要保障國家的人口安全，人口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保障，要走出超低生育的陷阱，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中國不要過份陶醉于低生育率所取得的暫時的勝利，為此我們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還將面對巨大的風險和挑戰。生育率過低和年輕人口儲備不足是人口的“顯問題”，也是人口的“潛問題”。過猶不及，古有明訓；不察時弊，必失未來。形勢逼人，人口危機紛至沓來，政策調整迫在眉睫！中國需要只爭朝夕、小步快進、不要坐收最后的戰略機遇！現在的情勢是，實際生育率調整到平均兩個孩子難度極大！

第二，人口問題不僅僅是總量過大問題，更重要的是結構失衡問題。人口數量問題包括存量、增量和流量問題，存量問題需要的是開發人力、提供素質、合理分布和保障人權，但不存在絕對的人口過剩和人口壓力問題。人口增量對人口存量的壓力不是線性的。

第三，中國需要從控制人口轉向優化人口，從限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必須考慮適度生育、平衡結構、投資人口，目標是實現四個發展，一個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二是家庭健康、幸福的發展，三是社會團結、和諧的發展，四是人口優化、持續的發展，這些發展的結合是一個“有機發展”的概念，應該以這個作為我們的改革導向和前進方向。樹立強大的正人口觀才能幫助我們挖掘人口增長與人口發展的“正能量”，這就是：鼓勵生育，持續發展；保障自由，幸福家庭；人口和諧，社會穩定；人口優化，中華復興。

第8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然而，接踵而至的人口老齡化、出生男女性別比持續升高、“4－2－1”家庭結構的不穩定性、就業形勢嚴峻等問題，讓我們倍感人口問題帶給我們的壓力。在第一代獨生子女逐漸為人父母的今天，“生孩子”的問題又一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等傳統觀念在今天的中國究竟還有多大的市場？事實上，無論是數據的匯總，還是案例的剖析，都毋庸置疑地表明：盡管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計生與人口工作仍然任重道遠。特別是在廣大鄉村，多生、超生、重男輕女問題屢見不鮮，“超生游擊隊”經久不衰；在某些地域，違反國家計生政策的行為呈暗流之勢，直接影響到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而另一種出現于大城市的情形則告訴我們：人口問題歸根到底還是社會問題，是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綜合發展的“晴雨表”和“感應器”。國家人口計生委新聞發言人曾表示，目前中國有11%以上人口符合國家生育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的政策條件。可是，這一本該使很多人羨慕的生育“利好”消息，卻在不少城市青年夫妻的心頭打了折扣――在日益攀升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的重壓中，他們選擇了逃避，甘為丁克家庭的擁躉。

一言難盡生育事。當我們越來越富足、越來越文明的時候，我們，以至我們的孩子都更有理由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應該以怎樣的尊嚴、和諧和理性的身份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呢？還有，我們這些當長輩的該為后輩子孫留下一個什么樣的光彩世界呢？或許，在這樣的問題中生活，我們會很真實，也很有勇氣。

一個中原小鎮的計生現狀

2006年年底，河南省人口是9820萬，毫不出人意料，又一次戴上了中國第一人口大省的“桂冠”，這種巨大的人口壓力也讓河南省采取了最為嚴格的人口政策。在相關的計生政策條文里，在計生委發言人的話語里，“河南”這個詞常是“除……”的賓語。

在計生政策嚴格的河南省，周口地區由于農業人口較多，人口基數大，該地區的計生政策更為嚴格。正因如此，計生工作也遭受到更大的阻力，出現了更多的問題。

這個地方，很多頭胎是女孩又生了二胎的夫妻，他們的檔案中都有一方為殘疾或慢性病等的記錄，而他們實際上都是正常人。

獨女戶3000元買個“二胎準生證”

河南省周口市G鎮是“河南省科普示范鎮”，在這個周口市“計劃生育工作先進鄉鎮”，重男輕女依然是小鎮居民的慣常思維。G鎮全鎮的獨生子女戶中，很少有獨女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鎮政府工作人員說：“到底有多少獨生子女戶家里是男孩，我沒有做過相關統計，但至少在八成以上。”

一位張姓獨女戶表示，他肯定要再生一個孩子：“沒有兒子不就絕后了？等我們老了能不受欺負？哪有跟著閨女過的？我要是有個男孩，可能就不要二胎了。”

雖然國家一直在打擊“兩非”（非醫學需要鑒定胎兒性別和非醫學需要選擇性別終止妊娠行為）上毫不手軟，但是在農村，只要有關系或者送點紅包，找個醫院去做個性別甄別不是什么太難的事情。一位村民告訴記者，他老婆生完第一個孩子后，流產兩次，“是女兒啊當然要流了，要不然生二胎干嗎？”為了第二胎生個兒子，他帶著老婆總共到醫院去做了3次性別甄別，因為他表弟在那家醫院工作，很方便。

而想生二胎也不是太難的事。“有女孩的3000，有男孩的8000。”G鎮計劃生育協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該鎮獨女戶生二胎需交3000元辦二胎準生證，而獨子戶則需交8000元。都是計劃外生二胎，為什么還有如此差別呢？

現行的《河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違規生育第二胎子女的，分別按男方和女方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三倍征收社會撫養費，個人實際收入高于人均純收入一倍以上的，按其實際收入的三倍計征社會撫養費。按照規定，只要是違規生二胎，不論頭胎是男孩是女孩，繳納的社會撫養費應該一樣多。

另據該鎮計生辦人員講：“周口的獨女戶想辦二胎準生證，一般要先進行成人傷殘醫學鑒定，辦理成人殘疾證（簡稱成殘證）。”按照河南省的相關規定，農村夫妻只生育1個女孩，經縣級以上鑒定委員會鑒定，夫妻一方因傷殘或嚴重慢性疾病而喪失勞動能力可按計劃生育第二個子女；而辦理成殘證，必須滿足殘疾、慢性病、重病、身體極度不好等條件。但據了解，當地獨女戶又生二胎的夫妻中很少有符合辦理成人殘疾證條件的。

該鎮的計生協會法制辦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為獨女戶辦理這種假冒的“成殘證”要花費530元，而記者從河南省計生委了解到，花50元做成人傷殘醫學鑒定，就可以申請二胎準生證，不用再繳納其他費用。

G鎮獨女戶辦理成殘證需要所在的縣政府指定醫院作鑒定，然后交到周口市備案，而獨子戶辦理成殘證則是到周口市政府指定醫院作醫學鑒定，交省里備案，“獨子戶辦理二胎證太復雜，我們辦不了啊。”該工作人員說。河南省的獨子戶，即使夫妻有一方殘疾，也不能再生二胎，按照規定必須收繳一定的社會撫養費，上繳國庫，所以獨子戶繳費更多。

按理說，如果夫妻一方有殘疾，申請二胎準生證僅收證件工本費和醫學鑒定費，而從50元到530元再到3000元甚至8000元，這其中的差價到底去哪里了？對此，該鎮計生辦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是政府“花力氣為這些想生二胎的家庭辦理成殘證，本來都不殘疾，為了讓他們少罰錢，我們才給辦理假的成殘證”。

辦理這些假成殘證不怕上面查嗎？當地計生協會的工作人員表示不必擔憂：“這個上面查得不多，不用擔心。再說這個證明不在個人手里，在周口地區備案，平時很少查。”

對于為什么不直接按照規定收取罰款，他說計生部門也有一肚子的苦水：“咱們這農村，哪有只要一個女孩的，我們對獨女戶也比較同情。而每戶的實際收入很難統計，都按照平均收入罰款，但是咱們縣農村人均收入近2000元，就要收12000，根本收不上來。獨女戶生二胎的多，要是都收12000，干部們壓力大得很啊。收不上來，這全縣計生人員怎么養活？”他一個勁地聲稱縣政府是“為老百姓做實事”。

實際上，計劃生育作假的手法并非僅此一種。去年，縣級計生部門來檢查前，鎮計生干部給了獨生子女戶燕子兩個假的獨生子女證，上面家庭地址一欄是假的，本是W莊的她在兩張假證上分別又成了B村和Z村人。專門來安排此事的干部還再三囑咐她：“你到哪個村就說是哪個村的人，千萬別露餡了。”

后來她才知道，原來該鎮為了提高計劃生育成績，在上報情況時，多報了獨生子女人數，適逢上級檢查，為了蒙混過關，才想出了此招。

社會撫養費：鄉村干部最后的“搖錢樹”

2006年5月，該鎮Y村的張秫秫幫助她婆家的兩個弟弟辦了二胎準生證。村黨支部書記是她娘家的遠房堂叔，之前他一直向張秫秫說：“大侄女，你那倆弟媳婦都是生了一個閨女，不準備再要了啊？趁我還在位，你們趕緊要，我能給你們便宜。”

后來張秫秫把話傳給了小叔子，兩對夫妻一合計，趕緊托張秫秫找這位村支書辦理二胎準生證。支書要錢2500元，并告訴她正常價格是3000元。為了表示感激，兩對夫妻還給村支書送了兩瓶白酒和10斤芝麻油。

不過幾天后她就明白了支書堂叔為何這么熱心。她在堂叔親戚開的鞋廠里軋鞋幫，快嘴快舌的老板娘有天脫口而出：“還是當官好啊，別看現在沒統籌、沒提留、沒農業稅了，我大哥日子也滋潤得很，收了計劃生育罰款就能拿提成。”

這個“小道消息”在G鎮計生辦工作人員那里得到了證實：鎮政府給村干部下達計生收費指標，完成了指標就能提成。指標額度=全村人口×20元，如果本年度該村所收“罰款”沒有達到上述指標，村干部就拿不到提成。

對于鎮政府給各村下指標的做法，計生辦的人說他們“理解”，“我們也希望多收點錢。雖然國家法律規定，計劃生育工作必要的經費由各級人民政府財政予以保障，但是上面撥的計劃生育款有時還要貼補其他項目，遠遠不夠用，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他告訴記者，村干部的提成率是8%，但張秫秫得到的消息是村干部提成率是40%。

這種提成符合國家規定嗎？《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社會撫養費及滯納金應當全部上繳國庫，按照國務院財政部門的規定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挪用、貪污、私分。

G鎮給村干部的另一個指標則是對每個超生對象的“罰款”數額。“由于物價不斷上漲，鎮政府制定的罰款額也不斷增加。”頭胎是男孩又有二胎的超生對象從去年的6200元增加到8000元，女孩則從去年的2500元增加到3000元。

這個價格并非不能通融。“現在生孩子少了，他們為了‘鼓勵’多生孩子，現在罰款已經降低了。”一位村民說，他的兒子頭胎男孩，2005年生了二胎也就交了5000元了結了，而獨女戶生二胎的底線是2000元左右。

近年來，隨著養育孩子成本的提高，感覺到生起養不起的農民從普遍生育兩三個孩子逐漸減少到生一兩個孩子。農業稅免去后，月薪不過一二百元的村干部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已被堵死。正如G鎮某村的計生人員所言――“只能通過計劃生育撈點外快”。

“完成任務才能提成。”獨生子女戶燕子說，“現在明白村干部為什么沒事就勸我生二胎。”和村干部做鄰居的燕子經常被村干部媳婦“好言”相勸：“燕啊，就一個男孩不孤單啊，老了連親戚都沒有，多冷清啊，再生一個用不了多少錢。”

這種“優惠”最終真的可以實現嗎？周口市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基層農村，計劃生育收費往往出現打白條的情況。為了能夠讓“二胎”“三胎”生下來，基層干部就采用“分步”戰術，第一次的時候少收點，但不給對方開票，等孩子生下來之后，“繼續讓你交錢，因為沒有社會撫養費三聯結清單，派出所不給辦戶口，所以不交沒辦法。”

G鎮村民麥子就嘗到了這種“迂回戰術的苦頭”。麥子已經有一個男孩，去年聽到干部說交3500元就可以生二胎，她就交了錢，2006年5月又產下一子后，干部卻以各種理由推遲給她社會撫養費單據。今年5月，丈夫到派出所給小兒子辦理戶口，被派出所拒絕。因為計劃外生育的孩子辦理戶口除了戶口本、出身證明外，必須出示社會撫養費三聯單。

這種迂回戰術在該鎮計生辦同樣得到了證實：“反正如果你交不夠錢，可能在當時能過關，但過后派出所不會給你辦戶口。當然，也不是說非要交到8000元，但我們這都有個底線。”因為記者自稱是想生二胎的本地人，他不愿意告訴記者底線是多少。

在G鎮，記者采訪了數10戶村民，其中有4位村民向記者表示，他們曾得到過村干部或明或暗“再生一個孩子”的勸說。

村民金子2002年生了二胎，交了5000元，她告訴記者，在她所在的G鎮W莊，5000元就可以了結。居民的年均收入正在不斷增長，為何罰款額沒有增加呢，她認為是現在村干部不能從其他地方揩油了，只有計劃生育的罰款提成，能“填填他們的肚子了”。“計劃生育是村干部的最后一棵搖錢樹，他們可不怕我們多生孩子，就怕收的錢（罰款）少”。

計生干部：我們被當做敵人

“打他是他該打”，談起在W莊駐點的該鎮計生干部陳某被村民毆打一事，十幾個村民表示了幾乎完全相同的態度。

陳某在W莊已經當了幾年的駐點計生干部，日子似乎越來越不太平了。2007年3月，獨女戶村民吳某的妻子懷孕了，需交納3000元罰款。陳某來催要罰款那天，只有吳妻在家，她稱家里沒錢，希望等丈夫回家后再想辦法，陳某卻強拉著吳妻上車，撕扯過程中，吳妻額頭被撞破，恰逢吳某回家，他拿起木棍打向陳某，陳某被打傷。

在兩人撕扯過程中，有數名村民在場，當他們看到同村吳某占了上風時，沒有人去勸架。讓該村村民“欣喜”的一個結果是，“以前陳某住在村頭的計生駐點辦公室里，上次被打后，他再也不敢來了。”

陳某被打已不是第一次。2006年9月，因為陳某強行抬走該村村民于某家的彩電，遭到于某三兄弟的毆打，三兄弟還放出狠話：“要是再敢這樣，你家人就小心點！”

計劃生育干部成為眾矢之的并不是偶然。在G鎮一個村，村支書一年中換了4次，其中一位說他主動下臺是因為“當村干部太得罪人，以前收提留、統籌得罪人，現在是收計劃生育‘罰款’得罪人。老被村里人指著脊梁骨罵，實在干不下去了”。

另外一個苦衷則是“錢越來越難掙了”。該村支書說：“我的工資一年才2000塊。現在只能靠計劃生育收點錢。可是鎮里規定完成任務才能提成，現在生的孩子也少了，上哪兒弄錢去？罰款少了鎮上領導也不滿意。”

但是村民的怨氣并非無風起浪。該村獨生子女戶燕子告訴記者，她的孩子已經10歲了，按照規定，獨生子女戶每月有10元錢的補貼，一直發放到孩子滿14歲，并且免收孩子上中小學的學雜費，“實際上只有2006年發了120元錢，以前都沒發過，學雜費也沒有免過。”燕子說。

對于計生干部的不滿還源于“他們想著法騙我們的錢”。去年10月，陳某鼓動燕子去做結扎手術：“你去做結扎吧，可以發給你1000元的補貼。”家里貧困的燕子動了心，不過她后來得知，縣里規定獨生子女戶做絕育手術可以獎勵2000元，這讓她覺得村干部“壞得很”。

事實上，周口市的計劃生育工作干部更加難做。該市的計生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由于周口人口比較多，計劃生育工作形勢較為嚴峻，現在的生育率（生育率=出生人口數/育齡婦女數）還在1.8以上，所以他們制定了較為嚴格的政策。

以結扎為例，除非身體條件不適合，在周口，生了二胎的必須結扎。而河南省計生委法規辦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對已生育子女的夫妻提倡采取長效避孕措施。但是夫妻雙方有自愿選擇的權利。”

對此，周口市計生委表示他們也非常無奈：“周口市是農業區，農村人口多，如果不結扎，他們也很少主動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

第9篇：二胎生育政策范文

未來的人口生育政策如何體現以人為本?筆者認為,我國需要從整個生命周期的框架出發重新定位生育政策,直面獨子生育所隱含的潛在風險,以“優化生育”為新的理論指導,走出一條以人為本、全面、協調、持續的人口發展道路。

彰顯人口發展的價值追求

人口安全是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基本要求,優化生育將為人口安全、均衡、持續發展保駕護航。一個安全的人口是結構健全的、低風險、可協調、有保障、有潛力、有適應性的人口。人口均衡發展需要將兩性人口和老少人口比例變化各自保持在一個適度的區間里,將家庭養老的功能和家庭人口的結構緊密聯系起來,將人的全面發展確立為人口發展、人口控制最本質的政策目標。

第一,尊重底線生育權。“家庭計劃”是工業化時代的基本生活方式。即便在一個人口大國,生育兩個孩子也是應該堅守的計劃生育底線生育權,這是符合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理性選擇,是符合人口客觀發展規律的安全選擇。人口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相對性。

第二,賦予公民選擇權利。在確立公民底線生育權之后,應該給他們選擇的機會。生育的多樣性是維系人口生態平衡的必要前提。堅持宣傳倡導、服務關懷和利益導向,杜絕強迫命令,充分體現人口生育政策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對家庭利益的保護和對全面發展的追求。

第三,規避風險、加強保障。計劃生育不能只管生前,而且要關注生后,要在大生育的框架里、在生命周期的框架里理解生育、促進生育效用的最大化。生育節制和生育投資要結合起來。將計劃生育納入生育關懷和生育優化的框架中,使計劃生育成為幸福當代人、惠及下代人的甜蜜事業。

優化生育:歷史的超越和創造

優化生育是指保持對社會經濟發展需要高度適應力的生育模式和生育行為。廣義來說,優化生育包括生、養、教諸多方面。優化生育包括了生育節制、生殖健康(含出生人口素質)、生育質量(生育結構,指出生性別比)、生育權益、生育決策、生育保障的優化,是生育全方位、長時段的優化。在大生育的框架里,要講生育過程的優化;在小生育的框架里,要講生育決策的優化。優化生育包括了生育目標的優化、生育結構的優化、生育決策的優化。在決策層面上,“優化生育”包括了適齡的生育、適時的生育和適量的生育,也可以理解為“適度生育”。或者說,優化生育、適度生育的理論主要有三個維度,即適齡生育、適時生育、適量生育。

隨著時間的推延,我們會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優化生育”是對計劃生育范疇的超越和發展,這是一個內涵更豐富、更具整合力因而更具指導性的概念。隨著穩定低生育水平、生殖健康等命題的提出,生育的優化就有了這樣幾個維度:在宏觀層面上,要實現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從傳統到現代的跨越;在微觀層面上,則要實現生育數量、生育質量、生育結構、生殖健康和生育權益的優化。我們的目標是,努力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家庭健康幸福的發展、社會協調和諧的發展、人口持續優化的發展四大目標。

如果說“計劃生育”體現的是生育干預的制度理性,那么我們倡導“優化生育”則要在保持理性的同時,更多地展示生育干預的人文關懷,將計劃生育、人權尊重、科學決策、優生優育、生殖健康、優質服務等諸多內容融為一體。隨著“意愿生育率”和“政策生育率”趨同,隨著內生性節育機制的形成,權利尊重、科學決策、生殖健康、優質服務等內容的重要性將更加突出。優化生育體現了工具理性和人文關懷的結合。

優化生育實際上體現了在必要的社會干預下生育的幾個特質:

其一,適度的生育,以成本最小化為目標。適度的生育必須是結構――功能健全的生育。無論對家庭還是社會來說,更少的獨子戶是更理想的選擇。

其二,安全的生育,以風險最小化為目標。最理想的是零風險的生育。譬如,降低嬰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降低劣質胎兒發生率以及減少孩子夭折率。安全的生育要全面實現生殖健康目標。

其三,效用的生育,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高質量的適度的生育將給家庭和社會帶來豐厚的回報。在這個意義上,生育就是一個令人歡喜的投資和建設的過程。

其四,人文的生育,以關懷最大化為目標。優化的生育歸根結底是一種責任行為,體現了政府和家庭(或個人和夫婦)責任意識。以人為本、依法行政的年代需要更加重視知識傳導和利益誘導的力量,以文化之就如春風化雨,蔚為大觀。

提出優化生育不僅在理論上有價值,使我們對計劃生育的歷史局限性有更深刻、更清晰的認識,而且在實踐上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可以使我們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與時俱進地把握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的發展方向和定位。

計劃生育和優化生育的區別與聯系

第一,前者以控制人口增量為主,后者以提高生育質量為主。前者的政策取向是鼓勵一胎化,后者的政策取向是“城鄉通開二胎生育”。生育的公平本質上是權利的平等,而不是數量的劃一。“一孩太少、二孩為好、多孩不限”也許是利國利民的最佳選擇,社會主導的價值取向不能少于普生兩孩。

優化生育的政策主張雖然可能在人口增量上會超過目前計劃生育規定下的政策生育水平,但不會超過國際、國內公認的“低生育水平”。我們在高生育的年代都闖過來了,更不要說在制度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榮、經濟更加發達的今天,社會的養育能力絕對不是過去可以相提并論的。所以,中國不僅可以承受二胎生育在一定時期內的撫養成本,而且應該接受這樣可以使家庭和社會更加健康和安全的人口結構。這種做法可以使未來中國人口的發展更加平衡和安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計劃生育所帶來的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偏高的現象。問題在于,越來越多的家庭和年輕夫婦養不起孩子了,中國已經進入“高成本生育時代”,很多人懼怕做“房奴”和“孩奴”而放棄二胎。

第二,在聯系上,優化生育不是不要計劃生育,而是對傳統計劃生育的超越和拓展。優化生育是適度生育(對傳統計劃生育的拓展)、保障生育、投資生育的結合。優化生育從生命歷程出發要求政府對已經完成計生使命的“后計生”家庭“騎上馬再送一程”。優化強調從微觀的利益出發來尋求利益的雙贏。表現在:其一,更加強調人文關懷,淡化計劃生育工具理性的色彩。其二,計劃生育政策的軸心發生位移,就是從重點控制增量轉移到提高生育質量。其三,優化生育的實質是家庭和社會雙重適度的生育,考慮了人口控制的上限和下限,計劃生育的界限和底線。

第三,計劃生育的理論依據是人口撫養成本理論,優化生育依據的則是成本―效用理論。前者以成本最小化為出發點,將新增人口看作負擔,將人口問題等同于數量問題,所以長期以來很多地方奉行“少生就是一切”,這從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少生3~4億、節約多少萬億撫養費的經濟邏輯可以得到證明。優化生育以效用最大化為出發點,將生育看作是一個家庭投資和社會投資的過程。考慮到生育主要是微觀的家庭的事件,所以優化生育理論強調從家庭效用出發來實現社會效用。家庭的健康是社會健康的基礎,家庭的安全是社會安全的前提,這是一個公理。優化生育力圖避免“沒有質量和效用的控制”、或者以“宏觀效用來替代微觀效用”。傳統的計劃生育的很多做法是制造和積累風險的過程,如計劃生育手術后遺癥并發癥,獨生子女家庭的生存風險和養老風險,出生人口生態失衡,等等。任何忽視家庭必要生育權限和生育權益的做法都是有風險的做法,都會危及人口的安全發展。優化生育牢牢立足以人為本,更能保障人口安全、促進人類發展。

第四,計劃生育體現的是狹義生育觀,優化生育體現的則是廣義生育觀。“大人口觀”需要“大生育觀”的配合和支持。計劃生育關注的是生命周期之初的生育效應,優化生育則關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生育效應。如果說計劃生育是決策控制,那么優化生育就是過程控制。優化生育建立的是“大生育觀”,是將孕育、生育、哺育、撫育、教育聯系起來的大概念,著眼于整個生命周期的變化和需求,“生育”被看作是一個投資和收益、成本與效用相連接的過程。優化生育強調生育決策優化和生育過程優化的結合,強調微觀利益和宏觀戰略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