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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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新增人口；老齡化；相關產業；社會經濟
本文受高校自主基金項目資助（項目編號：20150301）；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資助（項目編號：G201512026005）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5月24日
《遼寧省2013年度衛生計生與人群健康狀況報告》顯示，2013年遼寧省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5，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更是高達19.1%。其中，沈陽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1，大連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2，雖然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但老齡化現象相比全省更加嚴重。就此增長率數據結合通過進行生育意愿問卷的抽樣調查結果分析，在實施“全面二胎”政策后，短期內效果不明顯，但就長期而言，新增人口將不斷增多，因此預測遼寧省未來十年人口將有一定程度的增長。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宣布實施“單獨二胎”政策以來，生育率有一定程度的增長，但考慮到二胎的養育成本和當下的物價消費水平，很多符合條件的適育人群沒有享受到“單獨二胎”政策的福利，因此新增人口數雖有一定程度的增長但并沒有很大的人口突破。五中全會決定放開“全面二胎”政策，即：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這一政策的宣布，立刻在國內引起很大的反響，很多人紛紛表示政策實施后，有意愿生育二胎。對此，我們可預期的結果是“嬰兒潮”的出現更加刺激遼寧省相關產業的發展。
一、“全面二胎”政策對遼寧省教育產業的影響
《2002-2005年全國人才隊伍建設規劃綱要》首次提出了“實施人才強國戰略”，教育對一個民族的振興與繁榮起著巨大的作用。“全面二胎”政策實施以來，產生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為我們的教育帶來了強大的后備力量和后備軍，將直接影響基本戰略的實施。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觀念的轉變，孩子的教育也成為了家庭一個重要的計劃。
（一）新增人口增多，直接刺激幼兒園和各種幼兒培訓、托管的猛增。而家長也愿意將時間與精力投資在這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優質的照顧，在良好的教育環境中長大。由于近年來就業壓力的影響或個人不同的生活態度，很多母親選擇不做家庭主婦，早早地把孩子送到托管或幼兒園中，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工作里。雖然家長可以選擇讓爺爺奶奶帶孩子，但考慮到老人的身體狀況及孩子的學前教育問題，更多的父母會選擇托管和幼兒園，讓專業的人員護理孩子。所以，從直接的影響來看，私立、公立的幼兒園、托管將會大幅度增加，以滿足“全面二胎”政策帶來人口增加的趨勢。
（二）由于我國實行的是九年義務教育政策，隨著“全面二胎”政策的實施，預計未來小學、初中的受教育人數會普遍增加。那么，學校就會面臨著校區擴建、師資力量補充等各種問題。目前，在遼寧省乃至全國教育設施系統和政策不完善的前提下，政府及教育部門將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大規模人口增長進行預測、部署以及資源整合和調整，優化教育結構。
（三）人們經濟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父母對孩子教育問題的重視。為了增強孩子未來在社會上的競爭力，許多父母都為孩子報了各種各樣的學習特長班，期望孩子在學習之余能發展幾門特長，為孩子將來更好地擇校和就業加上一把保險鎖。對于孩子本身而言，發展幾門特長既有利于他們綜合競爭力的提高，也能培養起他們健全而又豐富的知識結構，同時對其社交面也有很大的益處。因此，各種特長班會隨著嬰兒潮的出現迅猛發展并不斷地完善成為一種新的朝陽產業。
教育貫穿于我們的一生，隨著政策的實施，未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也將不斷增加，所以高校的軟硬件設施設備也將進入一個快速更新與進步的時代。除了教育的直接對象――學生增長之外，還有各個與教育有關的群體及個人也會產生量的變化。教師是教育的承擔者與載體，政策實施的直接影響就是需要更多的優秀教師資源進行教學，那么某種意義上也就可能解決了新一代“90”后、“00”后的工作問題。同時，各種各樣的補習班、培訓班也會不斷地發展起來，這樣也帶動了遼寧省相關教育產業的進步與發展。
二、“全面二胎”政策對遼寧省家政服務業的影響
家政服務業是指將部分家庭事務社會化、職業化、市場化，由社會專業機構、非盈利組織、家政服務公司等專業人員來幫助家庭與社會互動，構建家庭規范，提高家庭生活質量。家政服務涉及20多個門類，200多個服務項目，適應市場需求的多樣性特點，家政服務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傳統的搬家、保姆等項目不斷細分，月嫂、陪護、保潔、保健等服務不斷成為家政服務的主要內容。
（一）月嫂的功能將會越來越顯著。月嫂是與“全面二胎”政策實施相關的一個服務群體，是母嬰護理師的俗稱，主要是專業護理產婦與嬰幼兒，服務的內容以月子護理為主，新生兒的護理占80%，產婦的護理占20%。在“全面二胎”政策影響之下，嬰兒的增多也會導致對月嫂的需求增加，那么月嫂市場就將會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態，所以月嫂培訓勢必會迅速發展，而且會由中年父女向年輕女孩或者更廣泛的女性范圍擴張或延伸。同時，根據我們的觀察以及走訪，發現大連本地在近幾年里出現和發展了多家的月子中心和會所，其中根據服務項目和級別的不同，價格也有所不同。月子中心這個朝陽產業，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動下勢必也將會蓬勃發展。不論是月嫂還是月子中心，這兩者都是政策的受益者，這是一個在新時代里可以不看學歷而看能力和經驗的工作項目，這樣的工作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少女性因低學歷而找不到工作的現象，尤其是下崗工人或者是農村婦女。除此之外，還可以增加人口就業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二）除了月嫂之外，另一個與家政服務密切相關的是保姆行業。保姆與月嫂不同，它的服務周期和服務范圍都比月嫂較為廣泛。所謂月嫂，就是指其工作周期在新生兒誕生的前幾個月內，照顧新生兒母親并幫助她護理新生兒成長初期遇到的各種問題，服務的主要對象是新生兒。當孩子逐漸長大，不再需要月嫂的專業陪護，而父母又忙于工作，無暇照顧孩子和管理家務時，就會對保姆產生很大的需求。保姆是專門根據要求為所服務的家庭操持家務，照顧兒童、老人、病人，管理家庭瑣碎事務的人員。她們負責家庭所有成員的健康和膳食營養管理、家庭人員日常生活流程的安排、家庭成員與親朋好友、社會關系的處理等問題。保姆的存在讓孩子的父母將更多的時間放在工作中，減少了處理日常瑣事浪費的時間。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動下，保姆行業有著很光明的前景。除此之外，嬰兒潮的出現也會在其他相關產業產生很大的影響，如保潔、保健、陪護等，將會大力推動遼寧省經濟的發展。
三、“全面二胎”政策對遼寧省嬰幼兒市場的影響
首先，乳制品、奶粉等嬰幼兒食品、孕婦保健養生品行業的發展。“全面二胎”政策實施后，新生兒人口的增加對遼寧省母嬰市場的需求大大增加。二胎政策的落地，嬰幼兒奶粉行業將首先受益。若考慮奶粉喂養比例的提高和奶粉價格的自然增長，未來幾年行業整體收入增長可能超過20%。隨著人們對孩子的營養補充意識的提高，對優質奶制品和對孕婦的保健品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奶粉在這類市場的占有率較高，因此“全面二胎”政策將顯著增加國產奶粉的銷量并促使遼寧省乳制品、嬰幼兒保健品朝著優質、高效、健康的理念發展。
其次，嬰幼兒生活用品、嬰幼兒及孕婦的服裝產業的發展，兒童相關行業及產品，如尿布、嬰兒推車、兒童服裝等會明顯受益。“全面二胎”政策逐步放開帶來的政策紅利，已經促動了國內外眾多的服裝品牌紛紛加速在童裝市場里的布局。父母都想給孩子最好的用品、最好的服務、最科學、最安全的產品，隨著新一代年輕父母消費觀念的轉變，嬰兒紙尿褲在國內的消費需求呈現明顯走強的趨勢，這讓嬰兒紙尿褲行業成為一個極具潛力的龐大市場。由此可推之，育兒生活用品產業將不斷發展。
最后，益智類兒童玩具、動漫產業的發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進步，各種各樣的新式玩具爭相迸發，兒童益智類玩具也發展得風聲水起，例如家教機、智能游戲機、智能汽車、各種動漫人物以及各式各樣的智能玩具。智能產品的出現引起了孩子的興趣，并且巧妙地抓住了孩子的喜好，充分調動孩子的動手和動腦能力，助力開發孩子的腦力世界和精神世界。隨著家長生活觀念的轉變及消費水平的提高，發展益智類玩具和動漫產業的需求就日益凸顯，對遼寧省的服務業創新起著推動作用。
四、“全面二胎”政策對遼寧省養老產業的影響
遼寧省是全國最早進入老年型人口社會的省份之一，人口老齡化問題成為影響遼寧省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雖然“全面二胎”政策的實施一定程度上放緩了老齡化進程，但短時間內來看，“全面二胎”政策不能有效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遼寧省養老問題還十分嚴峻，養老服務體系面臨著極大的挑戰，但同時也給遼寧省養老產業發展帶來了機遇。
（一）養老服務體系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就目前來看，家庭養老、機構養老和社區居家養老是我國目前三種基本的養老模式。在這三種模式構成的體系中，家庭養老作為傳統的養老模式，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養老院養老和社區居家養老的發展則嚴重滯后。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80、90”一代絕大多數為獨生子女，很多人都面臨著要贍養四位老人的重任，在這種家庭結構下，“養不起父母”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遼寧省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及高齡老人的日益增多，急需突破原有的家庭養老方式，建立多種適合省內發展的養老模式，以彌補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通過對遼寧省內一些養老機構走訪調查，結合遼寧省一些養老機構的資料，分析出目前養老存在以下問題：（1）養老服務設施嚴重不足。在已有的養老機構中，社會化養老設施不足、基礎薄弱；（2）專業護理人員極其短缺。遼寧省養老機構不僅數量少、容量不足、設施簡陋，而且普遍缺乏護理人員，且專業技術服務水平低，專業護理人員極其欠缺；（3）民辦養老機構發展滯后。我國養老機構主要分公立和民辦兩種。其中，公立養老機構屬于社會福利性質，入住率接近100%，全社會普遍存在一床難求的現象。而民辦養老機構則由于投資回報率低，民間資本進入的意愿和熱情不高，現有數量只占全國養老服務機構總數的10%。相比公立機構，由于收費較高，民辦養老機構的入住率較低，床位使用率僅58%。
（二）養老產業依然存在發展機遇。根據以上養老問題的現狀分析，“全面二胎”的實施對遼寧省的養老產業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有需求更帶動養老產業的發展，為遼寧省養老產業帶來發展機遇。伴隨傳統養老模式的削弱，遼寧省的社區養老、助老將在未來發揮重要的作用。社區養老、助老服務提供的醫療護理、休閑娛樂等，可以替代家庭的一部分功能，補償某些家庭缺失。高齡老年人可以通過社區服務得到生活照料和醫療護理，交流情緒和感受，消融家庭和社會生活中苦悶與煩惱，得到精神慰藉與寄托，形成健康、和諧的心理狀態，排除高齡老年人常有的孤獨和失落感。因此，也催生出遼寧省養老產業的衍生服務業，如老人陪聊服務、老人心理咨詢、老人健康理療等等。針對高齡老年人的特殊身體狀況，政府也應建立高齡老年人的醫療保障體系，比如每年對高齡老年人進行身體檢查，對高齡老年人的醫療收費進行優惠，特殊情況應免費治療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完善遼寧省養老保障體系。
五、“全面二胎”政策對遼寧省醫療產業的影響
隨著“單獨二胎”政策的不斷推進，加之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全面二胎”政策的沖擊，人們的生育意愿逐步提高，將會在未來幾年內產生強大的嬰兒潮，這必將帶動一系列嬰兒產業的發展，與嬰兒產業密切相關的就是婦產科事業與醫療器械事業。
婦產科事業和醫療器械事業向著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斷創新發展。中國父母愛子心切，在傳統思想的認知下，他們會不惜一切給孩子創造最好的環境。醫院是新生兒降臨后第一接觸的地方，嬰兒潮的出現不僅會對婦產科醫院產生大量的需求，而且對相關領域技術水平和醫療器械的要求逐步提高。需求的增長也意味著競爭更加激烈，尤其是在人們追求更高品質生活的時代里，強大的競爭壓力必將會帶領婦產科事業和醫療器械事業向著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斷創新發展，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像當下熱門的“互聯網+醫療”（即互聯網在醫療行業的新應用，其包括了以互聯網為載體和技術手段的健康教育、醫療信息查詢、電子健康檔案、疾病風險評估、在線疾病咨詢、電子處方、遠程會診、遠程治療和康復等多種形式的健康管家服務）為更多的適孕人群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于是“互聯網+醫療”的創新創業項目應運而生，大連市的許多醫院也不斷推出“掌上醫院”等一些電子醫療的項目，提供更好、更快捷、更便利的醫療服務，解決看病排隊耗時長、老人的保健護理等問題，同時為孕期婦女打造了更科學的孕期方案以及嬰幼兒的生產方案，這也為遼寧省醫療器械、婦產醫療保健、兒童孕婦醫藥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在政府強有力的監控下，積極發展醫療產業將是遼寧省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就目前醫療市場現狀而言，兒童醫療市場供需明顯不足，因為二胎政策全面放開后，隨著人們生育意愿的逐步提高，產婦數量也會不斷增多。新生兒出生后，各種各樣的問題應運而生，如接種育苗、預防流感等等，這些問題使得人們對兒童醫療相關行業的需求大大增加。
全面二胎政策實施過程中，滿足全面二胎政策而不滿足單獨二胎政策的人群，從年齡結構上比較偏向30～35歲以上，較短期看高危產婦會增多，會增大醫務人員的壓力和風險，對技術精湛、有較高的從醫素養的知識應用型人才的渴求度提高，也對遼寧省的醫療發展水平和醫療設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六、“全面二胎”政策對遼寧省保險行業的影響
保險行業一直是與人們密切相關的行業，隨著遼寧省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保持對保險行業的較高需求。“全面二胎”政策的實施，新生兒增多，人口隨之增加，同時受經濟發展的影響，遼寧省的社會保險行業會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
社會保險將會出現進步與發展。社會保險是一種為喪失勞動能力、暫時失去勞動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損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補償的一種社會和經濟制度。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被保險人可以從基金獲得固定的收入或損失的補償，社會保險的主要項目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隨著遼寧省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養老保險長期內呈現上升趨勢。在“全面二胎”政策下，新生兒會增多，父母為了讓適齡兒童在上學期間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將會購買更多關于教育方面的社會保險。此外，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健康意識增加，會通過購買各樣的社會保險來保障自己的健康，例如醫療、工傷、失業等一系列的保險來保障自己的權益。同樣，新生兒的增多生育險也會出現上升的趨勢。
需求的增多會帶來保險行業的發展與進步，不論長期還是短期來看，“全面二胎”政策將會推動遼寧省保險業的發展，這也要求遼寧省保險行業推陳出新，在獲得廣闊客源的同時更加有效地保障居民的權益。
七、“全面二胎”政策對遼寧省房地產行業的影響
（一）從短期需求來看，“全面二胎”政策的實施對房地產行業的影響程度不會太大。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資金問題。對于普通的家庭而言，有可能生二胎的夫妻工作剛剛穩定，他們的經濟基礎只能滿足一個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各種費用，而不具備為了再生一個孩子換房以及撫養教育的經濟實力。因此，為了節約支出，維持正常的生活狀態，短期內家庭不會產生換房或購房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國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30年來，已積累了1.4億戶獨生子女，因為獨生子女政策，很多34歲或34歲以下的中國夫婦是雙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繼承人。四位父母去世后，他們至少會多出兩套房子（鑒于當前的投資趨勢，很可能還要多更多），也就是說基本上我們的下一代是無需為住房擔憂的。但是，也存在更換戶型，或者為了孩子的成長而刻意購買學區房的可能。
（二）從長期需求來看，未來房地產需求表現不會太明顯，整體需求會呈上升的趨勢。二胎政策的全面開放增加了新生兒的出生數量，每年將近有百萬的新增人口，雖然短期內由于家庭經濟等方面原因房地產需求不會產生太大的波動，但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他們需要有更大的空間進行日常的生活活動，那么孩子的居住環境就催生了由目前2居的住房向3居、甚至4居的住房置換的需求。此外，新生兒的出生對學區房、交通環境、地理環境有了更高的要求，為孩子的教育成長考慮，會刺激家長對房屋購買或者置換的考慮，另外家庭對于戶型的要求也將更貼合家庭人口數目現狀，對室內設計、房屋建造、房屋設計等行業的需求越來越高。由此看來，遼寧省的房地產行業在未來幾年會呈現折線波動趨勢。
八、“全面二胎”政策對遼寧省環境的影響
人口增長帶來的一系列資源環境問題，將推動經濟的轉型與變化。人口增長不僅造成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破壞生態平衡，而且人口的增長也造成了環境污染、生態環境惡化，不利于環境保護。主要體現在：人口增長刺激對土地住房、資源、生活必需品等的需求，加大對資源的開發，造成森林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礦產資源開采量加劇，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根據2010年數據顯示，遼寧省森林覆蓋率達37%，植被覆蓋率中等偏低，人口數量的增多會導致對土地的需求增大，加快對植被的砍伐，破壞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空氣質量下降。這一局面也促使遼寧省經濟實現轉型，向高新技術、低碳環保型、環境友好型經濟轉變，逐步向環境友好型社會轉變。環境友好型社會是由環境友好型技術、環境友好型產品、環境友好型企業、環境友好型產業、環境友好型學校、環境友好型社區等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環境的生產和消費方式；無污染或低污染的技術、工藝和產品；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無不利影響的各種開發建設活動；符合生態條件的生產力布局；少污染與低損耗的產業結構；持續發展的綠色產業。如類似遼寧阜新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相關產業會蓬勃發展，形成以農產品（食）品加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和三產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格局。由人口增加帶來環境影響促進相關環保企業的發展，將逐步促進遼寧省企業經濟轉型。
綜上所述，由于生育周期、成長周期客觀存在的時間因素，“全面二胎”政策實施短期內對遼寧省經濟發展并沒有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就長期而言， “全面二胎”政策帶來的新生兒數量增多，人們為滿足第二個孩子的生長所需，會在生存生活條件上的消費大幅度增加，給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進而遼寧省消費結構在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上較十年前會有明顯的增長，也帶動養老、教育、兒童用品、家政服務、醫療、保險、房地產行業等相關產業發展。此外，人口的增多加劇了遼寧省環境的壓力，也促進遼寧省產業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轉變。因此，“全面二胎”政策進一步為遼寧省經濟結構調整、創新推動服務業發展、補充人力資源后備力量、緩解遼寧省人口老齡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了遼寧省經濟社會蓬勃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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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范文
楊成鋼（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國經濟增長能夠“消化”新增人口，應該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為什么要調整？用人口指標說話
一是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以下簡稱“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下簡稱“五普”），全國常住人口增長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2010年人口總量較2000年減少193.08萬人。
二是四川婦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數據顯示，四川婦女總和生育率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樣調查顯示，除甘孜、阿壩、涼山“三州”地區之外，四川省婦女總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區，其也只有1.72，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來越少。“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0～14歲兒童人口比重為16.97%，比“五普”下降5.6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未來四川勞動力人口會減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來越多。“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為10.95%，比“五普”上升3.2個百分點。國際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7%就是老齡社會，全省老齡化已經來臨，獨生子女負擔加重。
五是城鎮化加快發展改變居民的生育觀點。“六普”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化率為50%，四川38.7%，雖然四川城鎮化水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近幾年四川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發展趨勢加快。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持有“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觀念的人數增加，直接影響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還有2個特別顯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萬獨生子女戶，占全國1/3；二是“失獨戶”四川占全國比重最高。這些人口指標顯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調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調整。
為什么能調整？處于有利時機
全國人民的呼聲很強烈。對于放開“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不管是廣大干部，還是一般群眾，都有比較強烈的意愿，學術界也基本達成共識，生育調整已有輿論氛圍。
我國經濟增長還會持續，能夠“消化”新增人口。從總體上說，現階段我國經濟狀況良好，未來保持較快增長是有保證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有勞動力資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夠承受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在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開，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個，因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轉化為生育行為有一個滯后期。因此，很多人不會馬上選擇生第二胎，這種滯后對政策效應有一個緩沖期，新增人口在我們的承受期之內。
總體來看，現階段生育政策調整處于有利時期。
兩個誤區需避免
第一個誤區：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為
大樣本調查顯示，87%的夫婦生育意愿是2個，而且最好兒女雙全，一男一女。很多媒體據此得出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的結論，于是，他們反對放開二胎。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為。
第二個誤區：人口增長降低了資源、環境的承載力
資源、環境的承載力需聯系經濟增長來思考。真正影響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是經濟增長速度、規模、方式。過快的城市化規模，不適度的經濟增長節奏和不恰當的發展方式才是造成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們既要找到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在增強資源、環境承載力方面積極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國家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四川作為一個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來，四川的總和生育率從過去的4.0以上下降到現在（全省抽樣調查的）1.6左右，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還要低。30多年來全省共計少生了4000多萬人口，為全國計劃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根據四川省當前的人口形勢，應該及時放開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長期少子老齡化使目前人口結構性問題十分突出。一般來講，一個國家如果總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實現正常的人口代際更替。四川的生育率遠遠低于2.1。被撫養的少兒人口減少，老齡人口增加：目前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4%，65歲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負擔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未來會缺乏有活力的創新型人才。過去多年，四川大量勞動力到外地打工，為全國經濟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貢獻，但是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因為少兒人口越來越少了。四川勞動力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老化，15～30歲人口在下降，45～65歲人口比例在上升，這樣的人口內部結構，其創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勞動力年齡結構中45～65歲人口的比例會高達48%，勞動力都是些中老年人，會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勞動力，特別是高端的年輕創新型人才，這樣更不利于四川經濟發展。
原因三：緩解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個人口結構會達到最老化。退一步講，即使現在放開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緩解，因此，現階段必須及時調整二胎政策，時間不等人，在我看來，現在調整已經遲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調整生育政策，如果當時調整，四川也許會早一點緩解人口結構帶來的各種問題。
原因四：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放開后，短期內生育率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是從長期看，人口數量不會有太大的波動，更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
原因五：獨生子女問題多。獨生子女責任重、壓力大；獨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對整個社會影響大；失獨家庭不能再生育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大；獨生子女增多對征兵和國防建設也有一定影響。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鄉不平等，應逐步統一。當年城市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非常嚴格，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若生第二胎，會開除公職和黨籍，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實際上為計劃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農村生育政策條件相對寬松。城鄉生育權利不平等，應該逐步統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該有回報。當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積極響應，做出的成績有目共睹，為全國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2008年四川發生大地震，傷亡慘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兒女。我覺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現在是該回報他們的時候了。
如果放開二胎政策，建議分兩步走：第一步：分步實施，平穩過渡。雙獨家庭早已放開，現在應該考慮放開單獨家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有殘疾兒童的家庭、再婚夫婦家庭。第二步：完全放開城鄉育齡婦女的二胎生育。
借這個平臺我再次呼吁：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希望盡快調整相關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人口學碩士生導師）：
放開“單獨”二胎，協調人口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的矛盾
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
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實行人口計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協調人口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關系，通過人口的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有機結合的綜合措施，使兩個“再生產”的關系處于一個合理、科學的均衡區間。
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由于我國人口發展政策發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無節制生育，使人口增長超過了物質資料再生產增長的能力，帶來以高出生率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問題。
上世紀70年代后，我國開始執行嚴格的以數量控制為主要特征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億多人，使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人口紅利”時期。
但是，當我國人口數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達到一定程度后，又產生了新的不協調問題，即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的發展態勢，人口的深度老齡化反過來會降低積累率，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使經濟發展進入以老齡化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狀況。目前人們考慮采取適度提高出生率以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樣在于協調兩個“再生產”。
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能夠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數量控制的另一個目的在于協調人口與自然資源承載能力的關系。目前不少人擔心人口數量控制放松，會導致土地等資源難以承載過多的人口。但是我們不難看出，我國過去在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所依據的人口承載力的理論是設定在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經濟社會體系，尤其是基于我國耕地、糧食等資源的生產能力來確定的所謂“最佳人口規模”和“人口數量極限”。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糧食生產能力等資源約束不再是人口數量控制目標的基本判定標準。日本、韓國、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國，卻能夠養活那么多人，并且順利成為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所以，現在再看我國實行的以數量控制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環境下是正確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反映人口承載能力的科學依據越來越顯得不足。因為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都能夠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調整生育政策才能夠滿足2030年后勞動力要素的需求
相對物質資料的再生產過程，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一個國家只有通過“未雨綢繆”行動和高瞻遠矚的超前決策，才能夠免除人口結構失調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目前，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已經長達30多年后，在人口結構已經進入全面轉型階段，在普遍實行“雙獨”二胎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單獨”二胎的政策，明顯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國在2020年前仍處于“人口紅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適度增長可擴大居民消費與就業的規模，從而拉動經濟穩定增長。
第3篇：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生育政策；二孩；教育資源；適應性
在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剛剛開始調整、新的生育政策剛剛開始實施的時候，提前有針對性地開展對新生育政策的社會后果的研究，可以為實踐中避免和減少政策帶來的副作用提供理論的和經驗的支持。特別是對于分析預測生育政策調整對社會結構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及時防范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中小學數量和規模需求可能成為幾年后的連鎖反應； 以及之后新的上大學難、就業難等等；生育政策調整帶來低齡人口增加，必然會帶動社會撫養比結構產生變化，從而帶來社會撫養負擔增加等問題，同樣必須提前探討。很多新問題、新難題將會出現，需要明晰和回應。生育政策的調整也不會例外，肯定會讓社會付出代價和成本。如何前后銜接、配套跟進，政策設計要妥善，避免造成新的矛盾。相同的擔憂出現在美國的人口集中增加，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影響，Baby - boom Generation對嬰幼兒的大量增加所帶來的現有托兒機構、幼兒園、兒童醫療機構、甚至嬰幼兒用品等方面的緊張和不足。
二、“單獨二孩”政策概念、特點
2013 年計劃生育“單獨二胎”出臺，之前過緊的生育政策引起諸多社會問題。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人口數量，通過降低生育率來達到。經過 30 年的摸索實踐，我國基本成功達到這個目標，迅速的使大量人口降低到一個較低水平上。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迅速發生著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變化，控制了人口數量，但又面臨人口結構性失衡，嚴重危及到了人口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單獨二孩”政策，是中國實行的一種應對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負效應的過渡性政策，符合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條件的夫婦允許生育“二胎”。
三、“二孩”政策的影響測算以及對教育的影響探討
據統計，中國從1975年到2010年共產生了2.18億個獨生子女家庭；另一個是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每出生1萬人，就有360人在10歲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歲之前死亡，760人在44歲之前死亡。
為了簡便分析出出生人口與教育資源的關系，采用兩個數據進行對比分析：所有小學合計每年最多可招收普通小學一年級新生人數（a）；出生人口數（b）。如果a顯著大于b，則招生人數比出生人口數大，出生人口不會對教育資源有較大的壓力，下表參照歷年教育統計年鑒匯編，將招生人數與出生人口數進行對比可見：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人口），由筆者匯編
由上表可看出，數據a顯著大于數據b，進入2000年后出生人口與招生數基本持平，招生人數緩慢增減，波動不大，進入2010年之后，人口穩步小幅增長。2010年80后進入結婚生育期，而且大都是晚婚晚育，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345萬人，我國老齡化的問題凸現明顯。
四、人口發展建議措施
4.1 網上預約出生計劃
建立完善的生育系統網絡，依據調查摸底得出各地不同婚配生育情況，進行登記，錄入生育系統之中，進行社區匯總，通過部門安排，建立不同的子系統，最后匯總入總系統中。
4.2 制定優先級生育年齡，分段生育，避免出生堆積
為了避免生育堆積，影響孩子入托、上學，就醫和長大后就業，適當延后較年輕婦女生二孩，讓出時間優先年齡較大婦女生二孩，取得民眾理解和支持。根據a和b的差異，制定出不同優先生二孩年齡來使用于不同地區。
4.3政府提前做好公共服務的分配，生育政策的調整放在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有著“牽一發 而動全身”的巨大影響。“單獨二孩”放開后，新舊政策如何銜接，配置政策如何跟進，這些問題更需要全面考慮。任何一個政策的調整和變化，都會涉及不同的群體，而在不同的群體之間，政策的影響也會是不一樣的。社會職能部門對壓力的應對，實現平穩過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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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娜. 單獨二胎政策前世今生[DB/OL].[2013 - 11 -27].
第4篇：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二胎政策；人類行為；社會環境；文化
在“計劃生育”的一孩時代，人們已經習慣了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社區生活、社會環境等并形成了較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為表現方式。而近年來獨生子女向“單獨二孩”漸變，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開放的進階定型，猶如興奮劑般注入到普通民眾的生活、行為和社會環境中，也改變和影響著人們現有的生活狀態和社會角色。
一、影響家庭成員行為方式
家庭是社會生活基本單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持久性和連續性。在實施“計劃生育”前，我國處于經濟發展初期，各項生產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構建等相對滯后，在傳統觀念和落后生產制等條件制約下，全國人口特別是農村地區出現井噴式的爆發增長，對生存發展和物質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國家總體發展能承載的數量，普通群眾生活不斷接受來自日常飲食、勞動就業、上學教育等嚴峻挑戰，人口基數大、底子薄、經濟基礎弱，是困擾著每戶家庭形成和發展的關鍵要則。在一孩政策開啟后，我國家庭成員角色逐漸演變為倒三角的結構，羅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認為，家庭作為一個群體擔當著組織家庭成員分工合作、生產、消費、養育子女、贍養老人等各項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從一對夫妻結婚建立家庭生養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長大就業(家庭成長期)、子女獨立和事業發展到巔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終老而使家庭消滅(家庭衰老期)。[1]在本階段的家庭中，較為顯著的特點是兒童青少年成長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減少而帶來的角色孤獨感，個體成長教育出現溺愛等帶來的行為偏差，角色中心論引發的個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較低和集體思維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員過多地將注意力、關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統教育出現缺失，層次偏低，也成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獨老人(目前失獨家庭過百萬)”、“獨居老人”等名詞和現象出現最直接的主體原因。但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也進一步推動了國家人口(勞動力)宏觀管控、老齡化趨勢管控等措施的發展，家庭生活方式、人們行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漸成“常模”。伴隨著制度、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醫療、和生活條件的逐步提升優化，家庭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確保，可以極大滿足日常行為活動的所有需求，這個時期最大的關注點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長期，對其他時期則是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會環境。在經歷多年“計劃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輕夫妻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個孩子后，會產生如下問題：一是減少和降低了原先對于只有一個孩子的壓力和負擔，分散父母等直系親屬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問題的出現；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結構，總體布局和結構更加趨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時，更能促進家庭教育、勞動就業和成長所需的資源實現增長。在今后較長時間內，人們的家庭觀念、行為表現方式和互動模式等都會逐步變化，家庭教育成長、居家養老、家庭關系、勞動就業都在漸變，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選擇，今后家庭總體發展的關注點轉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兩個時期處于持續均衡的狀態。在家庭服務需求方面，則更多側重在孩子的優勢化培育、親子關系疏導等，且較之前會呈現普遍性、一般性，對于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學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會得到較大緩解和實質提高。具體來說，就是家庭綜合投入增加、成長和教育方式出現可比性、社區資源投入增加、社會正向影響增加、居民歸屬感增加，每對家庭夫婦承擔和付出的力量成雙倍增加，家庭總體關系不協調現象幾率減少，從而家庭外在行為表現有所改變，在原有家庭思維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統模式下不斷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響人們文化行為方式
文化是共同的態度、價值觀、目標、精神信念、社會期待、藝術、技術和行為的綜合體，表現了人們生活其中的一個較廣泛社會的面貌特征。目前我國仍舊接受著來自“老齡化”趨勢的嚴峻挑戰，與“老齡化”對等的就是服務市場勞動力短缺，對社會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與發展提出雙重標準，更多地關注在養老服務行業和文化的形成和推動上，人們對于養老觀念和文化理念、價值信念等方面有了自身認識與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逐步走向老化，社會活動頻率和次數明顯下降，進而與社會接觸減少，家庭作為老年人主要的活動場所，家庭成員也理所當然成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日常生活及活動空間也隨之縮小，進而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也必然導致產生各種不同于其他年齡群體的特殊需求。[2]老年人在選擇養老方式則是集中在居家養老，對于機構養老、社會養老則是較為疏離。[3]機構養老和社會養老雖然有政府部門、愛心組織和企業等不斷助力推動但收效甚微，養老服務所衍生的文化產業需求無法滿足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所需要的，如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中，更多地表現為對于興趣、素質拓展、人際交往、情感支持等方面。社會大眾對于養老的話題、價值觀、文化意識則是營造輿論壓力，但家庭中老年人和其他成員認為迫于現狀資源和條件，他們更多地表現為承受壓力大、嘗試妥協和負擔轉介。特別是一些殘疾老人、失能老人、困難老人或是其他政府兜底老人等，所需的社會資源投入更加大，產出的價值無法預估，也無法實現百分之百的回收和產生效益。回顧“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很多家庭普遍只有一個子女，沒有了兄弟姐妹，獨生子女的成長變得孤單，也減少了他們體會中國七大姑姨特色文化的機會，試想如果獨生子女政策長期實施，舅舅、姨媽、表姐這些富有特色的親屬稱謂將成為一個又一個的偽命題，帶來的家庭文化意識形態也是無法通過其他方式能夠撼動的。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除了能有效解決失獨、人口老齡化和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等一系列問題外，更能有效地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發揚。另一個方面，雖然我國可能在近十來年仍然是以“老齡化”趨勢為主線，但從中長期發展來看，“二胎”政策開放必然推動形成兒童和青少年數量增長，所帶動的不僅是人們對于“計劃生育”國策的澄清和認知，更帶動社會在特殊人群關注方面會向未成年人大范圍轉移，在文化塑造、價值體現和意識形成等方面也會集中在兒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長，孩子們在較為完整的家庭體系、社區教育模式和社會化體制中能得到更多正向文化的熏陶。人們更加愿意相信今后會老有所依，比如對于養老服務和物質文化的關注度降低，對養老文化和價值出現較為樂觀的態度，在今后家庭發展和孩子成長的期望值也得到提高。從具體的文化領域來看，早教、幼兒教育、嬰兒護理、月嫂服務、兒童玩具等都會呈現翻倍的增加，人們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滿足的方面更加趨于合理，學校和社區教育所占比重也會上升，所以在影響人們文化表現和行為方式上，“二胎”政策都起了顯著作用。
三、影響人們的社會服務環境
在“二胎”政策實施前，普遍出現的男女比例失調、老齡化趨勢嚴重、勞動力短缺等社會問題，對于家庭在社會服務需求的影響日趨明顯，尤其是獨生子女的心理疏導、素質拓展、興趣培育、學習教育(包括社區教育)、成長規劃等一系列顯性需求，以及行為偏差、身心和性格缺陷等隱性需求，在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系統中處于尖端位置，在家庭綜合事務服務內容中更是居于頂層設置。在家庭關系需求的調試中，婆媳關系、夫妻關系、親子關系更表現在較為單調沒有可比性的關系處理觀念，集中體現在獨生子女和家居生活的方面，矛盾沖突上升的可能性更強。其次在“倒三角”結構上層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呈現的“雙層”居家養老問題，既具備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陪伴照料、“六助(包括助行、助急等)”、文娛康樂、人際拓展、興趣學習、角色適應和社區融合等普遍化需求，又具備個案老年人出現的隔代教育與互動、老年健康促進(慢性病等)、生理和心理衰退導致的抑郁、妄想、癡呆等精神問題預防和治療、情感支持、社會網絡化重構等特殊化需求，都是制約家庭社會工作和老年社會工作服務發展的重要原因。最后，社會服務需求的突出點還反映在男女比例失調導致的婚戀問題、失能和殘障人士護理照顧問題、獨生子女上學、就業和成家后的空巢問題、獨居問題及失獨家庭問題等，對于個體的心理介入、增能賦權、精神幫扶需求愈發嚴峻，都給社會服務的需求總量不斷提出新的挑戰。在今后“二胎”政策推動下，不僅減少家庭需求總量，分攤個體需求維度，降低總體矛盾深度，還能促動社會工作服務的進一步實現本土化落地，滿足綜合社會服務提出量。近年來，政府購買服務在全國廣泛試行實施，對日漸凸顯的社會服務需求和社會問題都采取較為及時的應對措施，如社區日間照料、社區志愿服務站、農村幸福院、派駐社工站，以城區社區、農村村屯的弱勢群體、困難群體、特殊人員等需求為導向，重點解決留守人員(留守兒童、老人和婦女)、困境人員(社區失獨、空巢、政府兜底對象等)和其他特殊人員存在的社會服務問題，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在“二胎”政策形成長效化模式后，隨之產生的便是家庭結構趨于平衡、家庭發展與成員個體期望均衡化、社會服務總量的重新優化配置，改變了很多社會服務的表現方式和實現方式，社會工作服務的介入幫扶更顯得必要性和合理性。長期來看，此前置于凸出地位的社會服務需求將得到有效緩和，利用政府購買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和其他有利制度與措施等的大背景持續驅動下，使得服務試點推廣和本土化根植實現更為符合實際的覆蓋，在對服務對象實施服務取得的成效評估和檢視方面也會更加具有需求的針對性、服務的具體性和影響的長效性，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工作在本土化社會服務發展環境下的良好成長。綜上所述，“二胎”時代，人們在家庭、生活、事業上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環境背景都發生改變，以社區為組織基層單位的服務覆蓋也會慢慢成為人們享受發展成果、體驗社會的重要實施載體，以社會工作為總價值的需求概念也將滲入到每個居民、每戶家庭的方方面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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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二胎；上海；經濟發展；社會；家庭；消費；產出
為了社會更好更快地發展，于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中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然而有許多學者指出中國國情本就是人均資源占有量少，環境的容量不足，該政策反而加重了人口對經濟、資源、環境的壓力。但是更多學者指出該政策將解決“失獨”問題，減少中國福利體系的壓力；從長遠來說，它增加了勞動力儲備，增強了中國未來發展的競爭力，減少出現“未富先老”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等問題。
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三個方面：消費，投資，出口，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應以消費為主（蔡P2013）。上海市老齡化極其嚴重，消費需求不足，即使達到需求，預計未來勞動力也無法滿足生產力，最終導致生產力低下，經濟衰退。如果把整個經濟籠統地分割成消費和生產兩方面，人口增長意味著未來有效勞動力的增加，促進了生產；同時人口增長也會使消費需求增加。消費即需求，生產即供給，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刺激著經濟的增長。從長遠來看，逐年遞增的二胎最終會轉化為勞動力，促進企業的生產，加快經濟增長。
因此基于經濟統計分析視角，對多項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上海人口與經濟現狀，并從家庭和社會兩個角度出發，研究“二胎”政策對上海經濟的影響。
一、上海的人口現狀
在國際上，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近十年來，在上海地區，60歲及以上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直至2014年，比重已經上升至28.77%，年增長率高達6.32%，已遠超歐洲部分老齡化嚴重的國家，如德國、意大利、法國等。
注：數據來源《中經數據網》
目前，因為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效果良好17歲及以下占總人口數量則相對比較穩定。而18歲-59歲年齡層的人口比重則在逐年下降，至2014年從年增長0.63%減少到負增長3.23%。這說明進入市場的勞動力人口遠小于退出市場的勞動力人口，將出現勞動力不足，生產力低下等問題。而且中國仍處于發展中國家，即使上海是中國的金融中心，其經濟水平也遠沒有達到可以贍養人口比重占了將近30%的老年人群體。
二、二胎時代對上海經濟的影響
1.二胎政策對家庭經濟的影響。對大多數家庭來說，“二胎”政策開放可以減輕失獨的痛苦，也可以減少未來子女贍養老人的負擔。但是站在經濟角度上，一個家庭如果要生育“二胎”，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本文通過研究上海居民各項消費支出對總消費的影響程度，了解一個上海家庭所能負擔的再撫養一個新生兒所面臨的經濟狀況。其中消費支出分為：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和居住。設消費總變化率為Y，其他各項變化率分別為X1，X2，......，X7，建立多元回歸模型：
Y=C+aX1+bX2+cX3+dX4+eX5+fX6+gX7
通過Eviews對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和檢驗：
模型的計算結果表明R2=0.9701，說明模型有很高的擬合優度，且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都較為合理。如表1所示，食品（X1）的統計量值為7.6973，表明食品（X1）消費變化對消費總額變化率的影響是所有變量中最顯著的，其邊際消費額增長率為0.4513，其次是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X3）、教育文化娛樂服務（X6）。交通通訊（X5）的消費變化率對消費總額變化率的影響不明顯，且其邊際消費額增長率僅為0.0031。
因此上海家庭的的主要消費在于食品、家用設備和文化教育。由于家用設備很少涉及孩子，故假設新增人口的消費主要用于食品和文化教育，因此當一個家庭的總消費為y，原消費額為y0，新增消費額為x1，x6，則：
y=y0+x1+x6
令y0為常數，對消費額進行二元線性回歸計算后，得到新增食品和文化教育的邊際消費額分別為1.3763，3.4231。分析居民是否有能力承擔一個新生兒的費用，需要再引入變量居民可支配收入為z。當z-y>0時，說明居民有能力撫養一個新生兒；反之，當z-y
2.二胎政策對上海整體經濟的影響
（1）中國人口與經濟的關系
“二胎”同時對社會的發展也有著深遠影響。在短期內，出生率上升會促進母嬰類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醫院的婦產科也會受到不小的沖擊；從長期看，二胎的成長將刺激文化教育產業的發展，同時人口增長，與生活相關的產業需求上升，促進其生產銷售。
反應上海經濟發展的直接指標就是上海的生產總值，其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產業指以農業為主的畜牧業、漁業、林業等；第二產業以制造業為主；第三產業指以服務性產業為主的運輸、通信、金融、教育服務等。
因此基于上海統計年鑒，選擇1978年-2014年第一產業（Q1）、第二產業（Q2）和第三產業（Q3）生產總值，與上海總人口（P）進行相關性分析：
第6篇：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范文
獨生子女逐漸步入“二胎時代”
按照國家和地方法規，目前我國所有省份獨生子女之間結婚都可以申請生育“二胎”，這意味著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家庭符合生育兩個孩子的條件。
午后的陽光暖暖地照進屋內，李薇一邊將懷中熟睡的三個月大的小兒子放進搖籃，一邊輕聲告誡在一旁玩耍的六歲的女兒不要弄出聲響。今年31歲的李薇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結婚七年沒干什么，光生孩子了。”2004年，李薇與丈夫結婚并生下一女，由于丈夫家境不錯，李薇一直在家做“全職媽媽”，去年她又懷孕了。“我和丈夫都是‘80后’獨生子女，深感一個孩子成長的孤獨和寂寞，而且雙方老人也非常憧憬兒孫滿堂的情景。”她說。
在哈爾濱市某事業單位工作的李寬，四年前生了一個兒子，最近又計劃再添一個孩子。李寬和妻子都是獨生子女，家庭條件都很不錯，而且雙方老人又非常喜歡孩子，聽說他們可以合法生“二胎”，四個老人都勸他們再生一個小孩。并表示，如果生女孩就是兒女雙全，要是再生一個男孩也不嫌多，畢竟兩個孩子一起成長是個伴兒，將來也能互相有個照應。
據了解，當前獨生子女家庭選擇生“二胎”的理由主要包括“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有個伴兒”、“兄弟姐妹長大后可以互相照顧”、“減輕子女將來的養老負擔”、“防止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導致絕后”等，此外還有一些家庭是迫于老人的壓力，有些老人甚至向兒女開出“你只管生，我負責養”的條件。
都市年輕人遭遇“二胎”生育困惑
事實上，我國雙獨生子女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陸續開始執行。例如江蘇省早在1990年頒布《江蘇省計劃生育條例》時，就已把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列入其中，只是當時多數獨生子女尚未步入婚育年齡，此項規定并未發揮過多作用。如今獨生子女們的“二胎時代”來臨，他們卻又困惑起來。
作為十個月大孩子的母親，哈爾濱市民袁明雖然在決定生寶寶前已做好思想準備，但還是被撫養孩子的費用壓得有些喘不過氣：“奶粉、尿不濕、保姆這三大項支出每個月就將近3000元，再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房貸以及日常生活支出等，我和老公的工資收入幾乎是‘月光’，有時只好向父母求援。”
對于是否生育“二胎”的問題，很多城市雙獨生子女家庭都給出了否定答案，他們認為城市生活和撫養孩子的成本太高，一個家庭很難承受撫養兩個孩子的壓力。
在國內某知名育兒論壇，記者看到很多年輕家長在這里“曬”出自己撫養孩子的成本，每月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除了奶粉、服裝、尿布、玩具支出外，還有嬰兒寫真、保姆開支、幼兒園學雜費等，多數家長感覺撫養孩子的壓力較大。
除了經濟負擔原因外，獨生子女一代的價值觀和生育觀與祖輩們相比也悄然變化：隨著我國養老制度的完善，“養兒防老”的傳統思想不再根深蒂固；而比較關注個人發展的“丁客”思想的滲透，也使得這一代年輕人“傳宗接代”、“子孫滿堂”的思想逐漸淡化。
此外，還有一些家長擔心，兩個孩子能否都接受最好的教育，是否有那么多精力來培育另一個孩子。一些家長則擔心，一個孩子就業都難，再生一個還能找到工作嗎？
黑龍江省人口學專家、國家人口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宋杰表示，根據近十年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很多城市獨生子女主動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高，雖然有逐年升高趨勢，但生育帶來的困難又實實在在地擺在他們面前。
專家：樹立正確生育觀，理性看待“二胎時代”
對于獨生子女遭遇的困惑，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董鴻揚認為，“80后”一代成長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年代，物質生活相對富足，精神世界喜歡以自我為中心，如今已到而立之年，卻在離開父母走入社會后遭遇激烈的競爭和空前壓力，在撫養子女時又感到力不從心，使其內心產生嚴重不適。此外，他們將自身追求高品質生活和高消費的理念，強加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自然會感到身陷窘境。
黑龍江省心理咨詢師協會常務理事李洪吉指出，年輕父母在撫養孩子時，應該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騖遠、盲目攀比，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長與未來，進行合理規劃，否則目標過高不僅“奴役”了家長，還“奴役”了孩子。
第7篇：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范文
最近，據媒體消息，我國的“單獨二胎”政策將重啟，可能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試行；而同時，關于2015年之后全面放開“二胎”的政策也在擬議中。這是一個好的愿景，體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于國家人口政策的思考與覺醒。對于目前的中國來說，只有立刻全面開放二胎，才能解開國內的人口困局。
低生育率帶來的困局
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想方設法鼓勵生育的當下，作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中國卻仍然在執行著強硬限制人口的計劃生育政策，這已經成為了未來制約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難題之一。
一直以來，因為數據缺乏或者官方數據被刻意錯誤解讀，我國民眾對于中國人口問題存在著“中國人太多了”的認識誤區。其實，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調查結果，現在平均一對夫婦只生1.2個小孩，其中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不到0.9；至于農村戶口的年輕人，由于大多在城市打工，其生育觀念也和城市年輕人接近，只生不到1.5個小孩。中國的生育率已經位于世界最低水平，1.2的生育率意味著每代人減少40%，完全不能維持一個正常社會的持續發展―30多年的生育限制政策，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
在理想數學模型下，如果要維持一個社會人口的基本總量不變，生育率應該大約在2.1左右，因為會有少量新生兒夭折。低生育率的狀態維持較長時間以后，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人口的減少。
在我國，目前總人口的確還在緩慢增加，但這完全是慣性和壽命延長的結果，也就是這種表面現象，使得多數經濟學家與民眾忽視了人口問題的嚴峻形勢。實際上，我國勞動力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而且隨著每年新生人口的減少而迅速下降，今后，中國人口會迅速老化―這些都是幾十年來中國人生育觀念的變化和還在繼續實行的計劃限制政策的結果，國內勞動力市場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這只是直接的影響。低生育率還將帶來一系列深層次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我國人口迅速老齡化的現狀，使得勞動力數量相對于需要撫養的老人數量迅速減少，將導致整個社會的養老成本和稅收成本增加。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在未來20年內將成為老齡化和養老負擔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會不斷惡化。這會嚴重拖累國家財政和經濟活力。
這進而會削弱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產業中心地位。過去幾十年里，中國仰仗著全球第一的市場和人力資源的規模，培育了一大批具備世界競爭力的企業。但是在今后幾十年中，這種規模優勢將由于人口規模的萎縮而逐漸喪失。同時，這還會削弱中國經濟未來創新和創業的活力，日本就是前車之鑒。隨著人口老化，日本企業中老人的比例越來越高，年輕人的上升空間縮小，其創新和創業活力大幅下降。日本經濟經歷了連續20年的經濟蕭條，這是非常值得我們警醒的教訓。
人口反彈是一劑良藥
有人擔心，一旦放開生育政策，生育率會大幅反彈。事實上，生育率的確可能形成一定的反彈，但這正是中國經濟緩解老齡化危機的良藥。
根據多次生育意愿的調查，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戶口的年輕夫婦，其理想的子女個數都在1.7左右，這和日本比較接近，卻遠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2.6左右）。根據人口學的一般規律，實際生育子女數要遠遠低于理想子女個數―由于各種身體、事業和家庭的原因，很多婦女不能完成理想子女個數。雖然日本的理想子女個數是1.7，但實際生育率只有1.3。可以預測，如果不加任何限制，中國人的生育率很可能也只有1.3，最多不會超過1.5，遠遠低于2.1左右的健康更替水平。這個才應該是我們在未來需要擔心的―即便放開了，生育率仍然較低。
那么，是否會有一個補償性生育高峰呢？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估算。假設中國當前的自然生育率是1.5，由于目前政策下實際生育率是1.2，兩者之間的差異0.3可以被解釋為在自然狀態下將實現但因為政策限制而未實現的“遺憾”生育率。再假設在過去10年中，那些有生育遺憾的婦女中，有50%將在今后5年中補償性地完成其自然狀態下的預期生育。因為很多婦女已經節育或者因太晚無法懷孕，50%的實現率應該是高估。據此，中國在完全放開生育后5年的補償生育平均應是50%×0.3×10/5=0.3。也就是說，從2014年到2018年，這個0.3的補償生育率再加上1.5的自然生育率，將讓中國的實際生育率從現在的1.2提升到1.8，以后再逐步恢復到均衡態的1.5。這意味著，從2014年到2018年，每年平均新出生人口將從現在的1600萬增加到2400萬，其總人數也還是低于上世紀80年代的生育高峰。
所以，即便是立刻全面放開二胎，人口反彈的壓力也是整個社會完全可以承受的，只有這樣，才能盡快解決我國人口困境；同時，對于提振社會民眾信心、樹立新一屆政府的外在形象、改善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形象，都有巨大的益處。分步驟分階段的放開，是人們更為容易接受的一種改革方式，但從時間的緊迫程度來看，這個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擺脫人口政策的悖論
當然，我們也很清楚，全面放開二胎，其阻力源自何方。這是一條無比艱難的改革之路。
有媒體報道，“單獨二胎”政策曾經遭到幾個省份省委書記的反對，理由大致相近：人口突增，不利于環境、資源、城鎮化、就業、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等很多問題的解決。
涉及政治與利益集團等方面的因素，我們不予評論，但是，不久前還有另一條新聞：浙江律師吳有水向全國31個省級計生委、財政廳（局）申請政府信息公開，一個月之后，31個省級行政機關給予書面回應，其中有10個省份回復并公開了社會撫養費的數據。
這個數據驚人。福建為20.7686億元、廣西8.6321億元、海南2498萬元、河南15.9856億元、吉林6771萬元、遼寧9100.19萬元、四川24.5014億元、重慶16.5億元、云南2.2046億元、湖北7.9817億元―總量已達100億元。這個巨大的數字，存在著各種想象空間。
單純就人口與經濟、資源的關系，在筆者的《中國人太多了嗎？》一書里有過詳細解釋：在過去40年的頂級經濟學雜志里，幾乎找不到經濟發展與資源瓶頸的關系；在現代經濟史中，幾乎沒有國家是由于資源瓶頸而使經濟發展受阻的。有很多資源貧乏的國家，如日本、韓國、以色列，都發展得很好。實際上，中國的人均資源水平在世界處于中游水平，低于美洲和非洲，和歐洲國家差不多，高于其他東亞國家。更重要的是，資源在現代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已經越來越低（小于5%）。新能源的發展，如風能、太陽能，以及相應新行業、新產品，如電動汽車等的開發，也都已經接近商用水平―科技進步將會解決大部分的能源問題，這將帶來很多新行業的發展機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也曾經明確表示：地球有足夠資源養活100億人。
還有人口與環境的問題。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所有國家都經歷了污染、發展和治理的道路。有研究表明，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人們就會開始注重生活的品質，不再一味追求物質的數量，而是開始注重空氣、水和環境。環境治理最終是個經濟問題，用減少人口數量的代價來改善環境，顯然是最愚昧且最無能的一種方式。
前兩天看到一組臺灣鼓勵生育的標語口號：“帥哥美女靠創造，不生永遠看不到”“孕釀―下一個希望”“一‘生’幸福”“老爸老媽我準備好了，今晚就看你們表現了”“孕味、乳味，最有女人味”“結婚，我愿意！生子，我樂意！”“幸福很簡單，寶貝一、二、三”“孩子到位，幸福歸隊”“好孕好運到”。
第8篇：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 高齡；經產婦； 巨大兒；相關因素；妊娠結局
[中圖分類號] R7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7）05（b）-006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pregnant outcome of giant babies delivered by the elder primipara under the two children policy. Methods 112 cases of elder primipara giving birth to the giant babies （birth weight≥4 000 g）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5 to Sept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while 1 102 cases of elder primipara giving birth to the normal-weight children（2 500 g≤birth weight
[Key words] Senile； Primipara； Giant baby； Related factors； Pregnant outcome
巨大海macrosomia）指胎兒體重達到或者超過4 000 g。目前歐美國家定義為胎兒體重達到或者超過4 500 g。巨大兒國內發生率約為7%，國外發生率為15.1%，男胎多于女胎[1]。隨著我國二胎政策全面開放，高齡產婦及經產婦增多，以及近年來營養過剩致巨大兒的孕婦增多，巨大兒的發生率增加較快。近年來，在臨床上運用各種方法來估計胎兒出生體重，但估計的準確性并不高，仍存在較大誤差。然而高齡經產婦是巨大兒的高發人群，因此，有必要對高齡經產婦巨大兒的相關因素及對妊娠結局進行分析。該研究回顧性分析了2015年10月― 2016年9月在該住院分娩的112例巨大兒高齡經產婦的分娩資料，分析影響巨大兒的相關因素及其對妊娠結局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方便收集在該院住院分娩的11 952例產婦資料，共分娩巨大兒（體重≥4 000 g）812例，發生率6.79%。高齡產婦1 880例， 分娩巨大兒140例（7.45%），其中體重≥4 500 g者（特大兒）14例，占巨大兒總數的10.00%；高齡經產婦1 473例，分娩巨大兒112例（7.60%）；高齡初產婦407例， 分娩巨大兒28例（6.88%）。選取112例分娩巨大兒的高齡經產婦作為研究組（高齡經產婦巨大兒組）；選取同期1 102例分娩正常體重兒（2 500 g≤體重0.05）。
1.2 方法
對研究組和對照組孕婦分娩孕齡、孕次、產次、分娩方式、母嬰結局、瘢痕子宮再次妊娠率、產檢次數等進行回顧性對比分析。
1.3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21.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 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研究組和對照組臨床資料比較
研究組分娩孕齡、產次均高于對照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見表1。
2.2 研究組和對照組妊娠結局、瘢痕子宮再妊娠率、產檢次數比較
研究組中妊娠期糖尿病、新生兒窒息、胎兒窘迫發生率均高于對照組， 產檢≥5次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研究組和對照組經陰道分娩情況比較
研究組經陰道分娩者32例（28.57%），對照組經陰道分娩者366例（33.21%），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3.1 二胎政策下高齡經產婦增多
二胎政策全面實施后，越來越多符合生育政策的家庭計劃生育二胎。根據統計，現階段全國有1 600～2 100萬生育一孩的夫婦，其中約有65%左右的夫婦期望生育二胎，大s每年將會增加110～210萬孩子[2]，而其中超過35歲的女性占大多數。隨著女性生育年齡增大、妊娠次數增多，巨大兒發生率明顯增加，而且高齡經產婦妊娠易出現并發癥或合并癥，使不良結局發生率明顯增高[3]，給母嬰帶來的不利影響也越來越大。
3.2 高齡經產婦分娩巨大兒的相關因素
該研究結果中，研究組分娩孕齡（39.27±1.03）周、產次（2.49±0.68）次、妊娠期糖尿病發生率13.39%，均明顯高于對照組的（38.47±1.73）周、（2.18±0.48）次、6.1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3 高齡經產婦分娩巨大兒的分娩方式及不良妊娠結局
該研究中，高齡經產婦剖宮產率較高（71.43%），瘢痕子宮再次妊娠率也比較高（44.64%），這是由于可能大多數患者擔心子宮破裂等風險，而選擇剖宮產終止妊娠[11]。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多次剖宮產明顯增加了前置胎盤的發生率[12]。對于瘢痕子宮再次妊娠者，易發生前置胎盤和胎盤植入，易導致產時或產后出血，若處理不當將導致不良妊娠結局[13]。對于一些患者，未能記清末次月經時間，而且近期沒有進行系統超聲檢查以及臨產后未能及時住院完善相關檢查、監測胎兒狀況等，這都會影響臨床醫生評估胎兒對宮縮的耐受性及胎兒體重的準確性，再加上高齡、產次間隔時間長，產程中易出現宮縮乏力，產程長，致使胎兒窘迫、新生兒窒息等發生率增高。國外有多項研究表明，巨大兒導致的母嬰并發癥增加，包括產程異常、產時產后出血量增加、胎兒窘迫、新生兒窒息率等的可能性明顯高于正常體重新生兒[14]，這與該研究報道相符。
3.4 建議干預措施
高齡經產婦巨大兒發生率較高，但目前尚不能通過產前診斷來確定巨大兒的發生。巨大兒的診斷一般是通過臨床表現、產科查體以及超聲進行產前預測，但是不能作為明確診斷巨大兒的指標。所以，應加強高齡經產婦孕前和孕期干預。孕前應認真評估，孕期規范產前檢查，對于部分妊娠期特有疾病，預防優于治療。重視營養門診，根據孕早期BMI推薦孕期體重的合理增長范圍，建立完整的GDM孕前咨詢、指導孕婦孕期合理飲食、運動，預防巨大兒及GDM的發生。重視糖尿病篩查試驗，所有孕產婦24～28周均應行OGTT檢查，及時發現糖尿病，對于血糖高者，積極控制血糖，降低巨大兒發生率。孕婦在臨產前應及早入院，及時進行相關檢查，對已預測可能為巨大兒， 胎位不正或合并糖尿病孕婦的巨大兒應選擇相對安全的分娩方式，適當放寬剖宮產指征。對于骨盆條件好且胎位正的巨大兒產婦，可以在嚴密觀察下陰道試產，如出現產程異常，應立即行剖宮產終止妊娠，保證母兒安全并減并發癥的發生。
綜上所述，①要為可能發生巨大兒的高齡經產婦制定科學合理的指南手冊，從生活習慣中防止巨大兒的發生；②臨床醫生要重視巨大兒的產前預測及診斷，及時明確診斷并做好監測干預措施；③對于已診斷可能為巨大兒的產婦，根據檢查結果正確選擇分娩方式，盡可能地降低對母兒的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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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二胎政策帶來的問題范文
從1950年代末期開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傳計劃生育，至今已經半個多世紀；從1971年國務院轉批《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并把控制人口增長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已經40多年；即使從1982年把計劃生育政策確定為基本國策，也已經30年了。而且，“十二五”期間也明確提出我國仍將堅持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繼續維持“低生育率水平”。盡管如此，在經濟社會發生重大轉型、少子老齡化等人口矛盾日將嚴峻的新形勢下，重新審視和評估這項作為基本國策、實施時間如此之長且事關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計劃生育政策仍是非常必要的。
經濟社會發展與生育率下降: 發達國家的事實
生育率下降與人口轉變是人口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重要現象。所謂人口轉變，乃指人口由傳統社會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狀態，經歷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狀態之后，向現代社會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狀態的轉變過程。人口轉變由死亡轉變和生育轉變組成。其中，生育轉變，即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轉變的核心，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發揮著主導性作用。
考察和研究發現，人口轉變率先發生在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人口轉變還只局限于歐洲地區。作為人口轉變核心的生育轉變，首先發生于西歐的法國，然后依次出現在西北歐、澳州、北美、東南歐等地區。大致到1930年代中期，歐美地區（或文化圈）的大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轉變。此后，人口轉變又進一步向日本、韓國、新加坡及港臺等東亞國家或地區擴散，并先后在這些國家或地區逐次實現。目前，這些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都已下降到1.3左右甚至1以下的低水平。
為什么會發生人口轉變特別是生育轉變？學者們對此給出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釋。如芝加哥學派認為，產業革命帶來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使養育子女的相對成本上升，為了保證子女質量只能減少生育子女數，由此帶來生育率的下降；新家政學把婦女的生育行為與勞動力市場聯系起來，婦女為了參與就業競爭而減少生育。特別是卡爾德研究指出，女性教育和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減少生育子女數。而且婦女受教育年數越多，生育子女數越少；諾特斯坦的現代化理論則認為是現代化帶來了生育水平的下降。盡管還有其他解釋，但主流觀點基本上都是認為，以生育轉變為核心的人口轉變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是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了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轉變的實現。
生育率下降與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國的實踐
由于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根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下的人口發展還不應該完成人口轉變。但事實上我國卻早已完成人口轉變，目前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5左右、幾乎與日本總和生育率相近的低水平。顯然，我國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轉變的實現，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實踐已經說明，人口轉變并非僅如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經驗所看到的那樣，單純表現為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實施有效的計劃生育及人口出生控制政策，即使在低發展水平條件下也可以發生和實現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轉變。
回顧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我國從1950年代末期即開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傳計劃生育，1960年代開始提倡計劃生育。在這一階段，我國對計劃生育還只是宣傳和提倡，尚未作為國家政策實施，所以到197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還高達5.8。自此以后開始全面實行“晚（婚）、稀（生育間隔）、少（子女數）”的計劃生育政策，加之推廣普及避孕節育藥具和技術，由此造成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79年已下降到2.75。在這10年期間，經濟發展基本上還是延續“”以來的停滯不前態勢，所以在此期間我國生育率的顯著下降與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關系重大，因此，這一時期也被稱為計劃生育政策發揮作用的“黃金十年”。
1980年以來，除少數民族地區，我國開始實行嚴厲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進一步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并在兩個月后寫入新修改的《憲法》。2000年開始，“一胎化”政策有所緩和，如在上海等一些地區開始實行“雙獨生二胎”（即兩人都是獨生子女的男女結婚可以生育二胎）和農村戶籍人口結婚后第一胎為女孩的可生第二胎等生育政策。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我國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3左右，考慮到該普查的漏報并綜合各種數據測算，目前大概應該在1.5左右。即在此30年間，我國總和生育率由1979年的2.75下降到1.5左右，又幾乎實現了一次半減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已發展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并跨入中上收入水平國家行列。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此間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生育觀念的變化，應該對生育率的半減下降具有一定影響。但毫無疑問，此間實行的嚴厲的“一胎化”政策及目前仍在堅持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半減下降也同樣具有重要影響。也就是說，1980年以來我國總和生育率的半減下降，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嚴厲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