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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產生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奴隸制經濟；小農經濟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2-000-01

一、引言

文化緯度是所有涉及到跨文化領域研究的重要基礎性概念。文化緯度理論最早是由荷蘭學者Hofstede建立并提出的。近四十年來，國際上出現了大量以Hofstede文化緯度理論為基礎的研究成果，范圍涵蓋社會學、組織行為學、跨文化交際、經濟增長等領域。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維度是重要的文化維度，但到目前為止，對于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緯度產生的原因的研究卻很少見。為什么以儒家為代表的東方社會形成了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而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社會衍化出了個人主義的文化價值觀？本文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來進行解釋分析。

二、集體主義的經濟基礎

人總是要依靠別人的支持，單獨一個人根本無法生活。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單個人生存下去的概率很小。所以，無論東方、西方，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就是必然的選擇。

在儒教文化圈內，中國自周開始廢除了奴隸制后逐漸形成了以血緣、地緣等各種關系為基礎，以家庭、家族為單位的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和以自耕農、佃農為主的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濟制度，并建立了“孝道”的制度安排，同時為了保障該價值觀和制度安排得以實現、深化、和擴展又建立起了剛性的“三綱五常”倫理道德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集體主義文化緯度極大地適應了農業社會生產技術水平低，和勞動、土地的邊際生產率遞增的經濟規律，從而帶來了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農業社會超越西方的物質文明。在東方的中國，在公元1世紀，中國的漢朝和歐洲的羅馬帝國處于同一發展水平，但到1820年，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三、個人主義的經濟基礎

與儒教文化圈不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并不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集體主義制度設計，而是走上了以奴隸制為基礎的莊園經濟的制度設計，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個人主義傳統的基本思想雛形。

至少從經濟發展方面講，西方社會古代文明的制高點出現在公元1世紀或2世紀的羅馬統治時期。戰爭對于處于奴隸制社會時期的羅馬人來說是一種很好的生產方式。戰爭在給羅馬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的同時，也給羅馬人帶來了廉價的人力資源。從人口結構上來看，從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43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數從440萬人增加到450萬人，增長了2.3%；而同期奴隸人數從60萬增加到300萬人，增長了400%。

之所以走上了與東方的小農經濟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一方面是由于伴隨著羅馬統治范圍的擴張，奴隸制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帝國的繁榮。當然這種繁榮為羅馬公民（不包括奴隸在內）建立個人主義的思想奠定了基礎并提供了物質保障。亞里斯多德認為，主人和奴隸之間的差別是由生物學決定的，奴隸應該為主人勞動，使主人衣食無憂，有更多的閑暇發展文明的各種藝術，這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奴隸制社會的經濟繁榮又激勵著羅馬帝國繼續不斷的擴張，這樣一來，羅馬社會的奴隸制經濟基礎沒有像中國在周代商之后慢慢消亡，并以小農經濟取而代之，反而逐漸被強化為羅馬帝國牢不可破的經濟保障。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也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成為羅馬公民的主導思想。

由于受到羅馬流傳下來的公民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使得自由民的勞動生產在道德上是被鄙視的，再加上君主、與君主實力相當的貴族和教會彼此之間的相互制衡使得基督教文化圈內業已由奴隸制社會時期的龐大生產收縮為小農業和小手工業的經濟與儒家文化圈的小農經濟比較起來，其發展水平則相形見絀了。經濟基礎和個人主義思想以及上層建筑的不匹配導致了總體經濟發展水平的下降，遠遠落后于同時期的儒教文化圈。

一方面新大陸的殖民地的建立帶來了久違的持續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殖民者的個人主義思想在個人的經濟安全得到保障后得以繼續和傳播。可以說沒有殖民地經濟基礎也就沒有基督教國家的后來居上和由羅馬帝國開始的個人主義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光大。而真正的絕非僅保留于非奴隸的公民范圍之內一般化的個人主義精神也只有到了奴隸制的廢除和殖民地的獨立，以及人們基于市場的信任，產業競爭力取代了武力的時代才得以實現。也就是說，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各國對于殖民地經濟基礎的可靠性的堅持結束于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為保障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業效率的競爭。法治化、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的建立為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價值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四、結語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集體主義是我們共同的起點。但在此之后，東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并在不同的經濟基礎上發展出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兩種價值體系。集體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對內政體下的家族、血緣為根本的小農經濟；它的自給自足式經濟特點帶來了自我封閉的可能，對外的殖民擴張因此也就沒有了動機。而個體主義的經濟基礎在農業時代是奴隸制的莊園經濟，前工業化時代基督教文化圈對外殖民擴張的思想基礎仍舊是羅馬帝國時代就早已有之的奴隸制。而在工業時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就變成了自由競爭下的市場經濟。此時的個人主義已經一般化了，并且成為了自由、民主的基石。

縱觀歷史，我們有理由相信，假以時日中國會演變出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整套機制安排。只要我們始終堅持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不動搖，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文化圈一定會取得與歷史上同樣令人敬佩的輝煌。

參考文獻：

[1]陳志武.金融的邏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M].2009.

[2]韋伯.儒教中國政治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城市和行會[M].韋伯文集：文明的歷史腳步[M].上海三聯書店，1997.

作者簡介：杜 純（1996-），女，內蒙古赤峰人，大連民族大學國際商學院國貿系2013級本科生。

黃平林（1994-），男，河北滄州人，大連民族大學國際商學院國貿系2013級本科生。

劉 巖（1977-），男，大連民族大學講師，經濟學博士。

第2篇：小農經濟產生的條件范文

(一)促進子系統內部的聯系，維護子系統內部的穩定

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經濟職能促進經濟子系統內部的聯系，通過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這一系統的和諧。(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分散的農戶聯系起來。古代中國國土遼闊，小農經濟又使人們處于十分分散的狀態，無力應對天災人禍和興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需要它來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我國古代各個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它們通過興修水利工程、道路和運河來滿足農業生產的灌溉和交通運輸等需求，保證經濟子系統的順利運行和發展。封建皇權還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農業生產，通過委派地方官吏來“勸民農桑”、宣教“農本”政策、促進農業技術傳播，督察農業生產。這樣，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經濟子系統內部分散的諸要素一定程度上聯系起來了。(2)封建皇權通過消除子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維護經濟子系統的穩定。為了有利于自己的統治，封建統治者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極力消除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各種因素，維護農業生產系統的穩定。一方面，他們經常扮演調和階級矛盾的角色。如實行“均田制”，讓少地或無地的農民獲得一份土地，這是傳統社會的政府利用其強制力進行土地資源配置的正式制度。這使很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成為自耕農。地方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與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強和官僚對土地的兼并，維持這個系統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們也賑災，救助受災農民。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災害一旦發生，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威脅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統治者也不敢掉以輕心，通過賑災使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并以此來顯示皇權統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權的強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脅鄉村社會系統的不穩定因素。

2．通過“鄉紳自治”維持鄉鎮政治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鄉紳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間的意見，聯系廣大農民。社會系統的維持并不能完全靠壓制，尤其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鎮地區，權力的運行不能完全單向度的由上而下，因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人民的意見是不論任何性質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軌道。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11］皇權止于縣，把鄉鎮管理的權利交給了鄉紳，這樣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饋民間意見，實現一定程度的上通下達。鄉紳與異地為官的官員不同，他們沒有離開故土，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鄉里百姓往來密切并且有著休戚與共的厲害關系。他們能夠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關鄉村與村民的信息反映給當地的官員，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對數目龐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錯誤決策而導致官民的直接沖突。因此鄉紳起著重要的上通下達的作用，保持了系統信息的暢通。(2)“鄉紳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與農民的利益，維護政治子系統的穩定。鄉紳一般都是官方舉辦的科舉考試中獲取功名的儒生，他們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權在廣大鄉村的人。“紳權”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經濟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勢力和個人德行所獲得的一種敬服。［13］所以，鄉紳是一種農村社會的內生型權威，它不具有國家這一外生型權威的暴力性質，因而，有功名而無官職的“鄉紳”成為把封建皇權與鄉鎮居民聯系起來的橋梁。鄉紳因其來自民間的身份，決定了鄉紳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地方利益。通過鄉紳自治，可以形成中央與地方利益盡可能地協調。鄉紳的角色是雙重的，即起到保護鄉民和鄉里社會的作用，也起到替統治者管理鄉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鄉紳管理廣闊的農村地區，不僅得到鄉紳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賴，也維護了整個子系統的穩定。

3．通過“科舉考試”維持鄉村文化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通過科舉考試有效整合鄉村的文化精英。科舉考試的成熟與完善對意識形態下沉到鄉村，形成廣大鄉鎮地區的文化聯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科舉考試是一種選官制度，對廣大鄉村開放，它不論出身、不論門第，使廣大農村的居民也可以通過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14］這給許多農家子弟帶來了希望，他們希望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這一舉措產生了極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廣大鄉鎮的文化精英凝聚起來，成為對中央皇權的積極支持者。而且這一選官制度也注意到選拔人數在地區之間的平衡分布，極力消除地域差異，保持各地之間的文化聯系。各地儒生由于對儒學的共同興趣而相互往來和交流，促進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也在廣大鄉村地區形成了文化上的統一。(2)通過科舉考試維護了儒家意識形態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獨尊地位，保證了意識形態系統的穩定。封建皇權緊握科舉考試這一“指揮棒”，以儒家學說為考試的主要內容，這樣促使了儒家學說在廣闊的鄉村的傳播，一些農家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舉考試也造就了一批鄉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鄉紳往往成為當地弘揚儒家文化的中間力量，即使是沒有獲取功名的儒生，在傳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沒，他們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說、戲曲等多種多樣的民間文藝中，深刻影響了居住在鄉村的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使鄉村居民對封建皇權的統治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同時鄉村有條件的村民通過培養自己的孩子讀書，讓他們考取功名，為儒家的意識形態系統輸送人才，形成一個內部的良性循環。儒家意識形態產生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又通過封建皇權的大力弘揚，并且與植根于鄉村的選官制度相結合，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和對社會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識形態的競爭，保持了“獨尊”的地位，最終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意識形態系統，并且一直持續了兩千多年。

(二)強化社會子系統相互之間的制約，維護社會大系統的穩定

1．通過鞏固小農經濟，防止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失控(1)落后的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權統治。小農經濟環境下，廣大農村居民保持一種分散的狀態。他們這種分散的狀態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馬鈴薯”，沒有團結起來的力量，無法對抗封建皇權。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人們所能夠建立起來的組織，只能通過血緣關系的紐帶形成的宗族組織。這種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宗族組織是中國封建統治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這種家族組織通過儒家意識形態而與國家組織協調起來，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封建君主就是這個放大了的家庭的總家長。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子系統就是矗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以及這樣的經濟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之上。封建皇權保護小農經濟就能夠維護鄉村社會的宗法結構，宗法結構的穩固保證了家國同構的中央皇權的行使。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人口的流動，從而導致宗法關系的松散，威脅到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小農經濟而遏制商品經濟的原因之一。(2)鞏固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封建意識形態。儒家意識形態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也為這一基礎服務。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15］沒有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的封建家庭結構，儒家意識形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權通過保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可以維護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如果放任商品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則必然改變封建家庭結構，產生多元的思想，最后沖擊到儒家意識形態。

2．通過政治權力強化對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制約(1)通過政治權力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萌芽的商品經濟一直得不到發展。因為封建統治者認識到經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們“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們“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17］這樣商人的人身和財產自然就得不到保護，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手工業為官方所壟斷，民營手工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說的，“后一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在經濟上已盤旋而不進”［18］就是這樣導致的。這種狀況有利于皇權的統治，小農經濟的落后和封閉，使廣大的鄉村農戶就像一個個的“馬鈴薯”，分散而無力，需要統治者“從上面賜予他們雨水和陽光。”［19］(2)通過政治權力進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權對農村的管理單靠武力或嚴密的官僚組織是不夠的，需要廣為群眾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因此，通過政治權力，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統治者大力弘揚儒家文化。自漢朝以來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獲得明顯的效果，儒家意識形態開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權通過完善科舉制度，達到對鄉村的意識形態控制。科舉考試使鄉民可以通過學習儒家學說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使廣大的鄉鎮儒生專注于研究儒家學說而放棄對其他學說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們廣設“文字獄”進行思想控制。對任何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和文化進行徹底的清洗，這樣達到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3．通過弘揚儒家文化，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維護封建皇權對鄉鎮的政治統治(1)鞏固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有利于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中包含著“重農”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張“民以食為天”、“不奪農時”、“不違農時”等，把農業生產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認為財富只能從農業中產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強本論”，把農業生產與富國富民聯系起來，并且明確提出“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成為后來很多朝代重農抑商的理論根據。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極力維護小農這一經濟基礎。它有一套與農村家庭倫理緊密相關的完整價值觀，對鄉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規范，有利于維持一個農業社會的正常運轉。(2)大力弘揚儒家學說維護了封建皇權的統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單靠武力就能夠統治的，所以通過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導致對統治者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封建皇權通過對儒家學說的弘揚，達到了降低其統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學能夠順應專制皇權發展的需要，通過文化制度對皇權的充分肯定，把皇權的統治法理與宇宙的秩序“融為一體”，達到“對權力的無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構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鄉紳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達到管理的目的。這種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亂而導致社會的動亂，也是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鄉紳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員或者退休官員組成，精通儒家學說，因此他們的思想與整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輸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達到教化民眾進而控制思想、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在鄉紳的幫助下，使廣大鄉村“形成了國家官僚機構枝干下的廣泛而穩固的根基，從而把一個巨大的農業社會不可思議地組織起來了。”

二、我國傳統社會鄉鎮社會治理的教訓

(一)封建皇權的高壓統治使一切新生事物無法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中成長起來封建皇權為了維持系統的平衡，扼殺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經濟方面，除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外，還極力阻止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對于天下一切財產的最高所有權，只有在這個最高權力的有效統攝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權才可能是“合法的”。這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政治統治方面，封建統治者除了維持高度中央集權外，在農村則極力維護鄉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過家族的力量實現對個人的人身控制。個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屬品，受到父權、夫權和族權的嚴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發展。德治與法治是對現代社會進行良好管理的兩大法寶，我國的傳統社會的管理者在倡導德治的同時卻阻礙了法治社會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對最高皇權的制約，但是我國傳統社會皇帝的特權凌駕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懲罰臣民對神圣君權制度和宗法社會秩序的觸犯。［24］這樣就使得法治始終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由于中國皇權制度的法律只能越來越多地屈從和服于權力的專制性，所以與這個進程相同步的，就是人們對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義，給予越來越多的懷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權對思想意識形態的強力控制導致了中國思想文化界長期處于“萬馬齊喑”的狀態。思想文化領域由領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人民處于蒙昧之中，這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二)傳統社會的社會治理無法改變一治一亂的循環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因權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強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傳統結構中自下而上的軌道是脆弱的;利用無形的組織，紳士之間的社會關系，去防止權力的濫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權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這種體制中，人民發揮的作用甚微。單靠皇權制約的官僚機器，難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但是仍然無濟于事。歷史上開明的皇帝總是少的，昏庸的皇帝總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時一個開明的皇帝，短期內開明是可能的，而長期的開明卻是少見的。當皇帝昏庸時就無法有效監控整個官僚體系，也容易導致宦官和外戚專權。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龐大的官僚集團就會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破壞了經濟子系統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識形態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換代也隨之發生。這也是我國傳統社會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循環的原因。每次改朝換代都導致大量平民死亡，國家陷入動蕩中，若干年才能恢復。而且每次改朝換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開始，這樣就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

三、我國傳統社會治理對當前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啟示

我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模式在歷史上起過進步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不管怎樣，它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可貴的財富，為我們今天創新鄉鎮的社會管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有益的啟示。

(一)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傳統社會，我國的經濟長期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成熟的市場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這也是近代以來我國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認識到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場是當今能夠把廣闊的農村聯系起來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場的存在，促進了農村的社會分工，使人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對鄉鎮的有效管理就應該符合市場發展的要求，在鄉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場機制，建立起符合市場發展的健全的法制環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機制，有利于市場良性發展的產權機制。鄉鎮政府機關，要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創新社會管理模式。要在市場意識淡薄的廣大鄉村，擔負起市場培育的職責。鄉鎮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認識市場的規律，自覺遵守市場規則，并根據市場規則來檢討自己的行為，減少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減少對農業生產的直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間接手段，引導鄉鎮居民發展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創立合作社等，為他們提供市場信息、資金、技術等服務，引導他們積極有序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通過市場的發展，把鄉村與城市連接起來，與全國乃至世界聯系起來，把農村這個經濟系統變成一個充滿活力而又全面開放的系統，改變農村封閉落后的狀況。

(二)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與公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相適應我國傳統社會社會管理模式的基本特點是“下級只層層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但是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畢竟只下沉到縣一級，為廣大農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間，這也恰恰是封建統治能夠長期維持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參與熱情，而且也沒法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經濟問題。先生認為，要提高鄉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強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的，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強啟發和領導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逐漸多元，社會事務繁雜多樣，以前的管理模式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在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實踐中，要轉變管理理念，拋棄傳統的為民做主的思維，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實現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鄉鎮等政府部門不是把政府權力下沉到鄉村的每個角落，而是積極推行村民自治，落實“群眾事務，群眾管理”的原則，讓群眾成為管理的主體。只有給鄉村社會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間，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傳和下達，有利于保持整個系統內信息的暢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發展，也可以避免公權力的過度干預而形成好心辦壞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對抗。政府甚至要主動培育鄉村民間組織，讓它們參與到社會管理中來，分擔鄉鎮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責，形成一個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管理模式。同時也要通過群眾的積極參與，來促使政府依法辦事，改變傳統社會權大于法，使權力無法真正得到制約而造成基層政權無法無天的現象。

(三)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為指導，這一價值體系為維護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統一人民的認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畢竟是與小農經濟、與封建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價值體系。在今天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利益主體的多元、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輿論不一”也成為常態。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們除了要繼續執行主席提出來的“”外，還需要通過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達到規范人們的行為、統一認識和整合社會的目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產物，它與新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相協調，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見，綜合所有認識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普遍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因為具有“最大公約數”的特點，才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必然要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相統一、相協調，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繩來檢討政府的管理行為，做到行有依歸。同時鄉鎮管理部門也要通過自己有效的管理行為引領鄉村的社會輿情，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新時期凝聚廣大鄉鎮居民，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的精神武器。

四、結語

第3篇：小農經濟產生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合作 農民合作

“合作”一詞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員之間的共同行動或協作行動的意思。

合作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人類要生存，要與做斗爭，就需要合作，正如呂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欲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暑濕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與之利也。”

合作的范圍是廣泛的。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存在著不同形式的合作。

合作的收益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合作會增加物質性的收益。主要表現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規模，有助于產生規模效應；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間容易產生外部性等，從而有助于實現聚集效應。另一方面，合作會增進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實現人的自我價值的前提條件；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類精神上的某種不確定性，團隊使人具有了某種歸屬感和安全感。

分工是產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領域的分工。經濟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經濟合作的前提；社會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社會合作的前提；知識領域內的分工是導致知識專家們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類型的分工會導致不同類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會導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類的合作水平最終取決于分工的水平。社會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會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源，所以，選擇合作是人類理性的最終體現。一方面，人類會面臨分工的不斷深化；另一方面，人類應不斷推進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構成了人類演進的兩大動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會導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產生，這里關鍵取決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設。約翰·泰勒指出：“認為分工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了充分原因則是社會最深的錯誤觀念之一。分工并沒有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原因。它僅僅描述了需要契約的條件。兩個人合力架一根橫梁要比一個人單干容易得多，但兩人并不會因此就會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種情況，即每個人都承認對方對于架好的棚屋擁有一部分權利。”約翰·泰勒所強調的是：要實現合作，不僅要求能夠通過合作增加合作者們的總收益，而且能夠保證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體內部應充分認可成員之間的相關關系；其二，應充分尊重成員間的相互需求。

合作具有傳承性。馬林諾夫斯基說：“一切組織和一切協調行為都是傳統的綿續性的結果，并且在每個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蘇珊·溫認為：“建立社會組織所根據的概念構成任何一群人的認識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遺產代表關于如何組織生產的好幾代人的知識，因此是任何一個國家所有的、用來追求經濟的‘資本’的最有價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難度與成員個數成正比例。奧爾森指出：“組織成本是集團中個人數量的一個單調遞增函數”。③諾思和托馬斯也指出：組織“費用多寡往往直接與必須參加協議的人數有關”。④

誠信是保證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條件。誠信的維持在自律和他律兩個方面。自律靠靈魂的自覺，而靈魂的自覺又需要靈魂的恐懼感來維持。他律靠制度，社會的法治化是提高誠信度的有效途徑。人治的隨機性本質上是破壞誠信的，而法治才是誠信建設的根本。

合作的路途有：血緣、地緣、業緣，其中血緣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血緣合作是人類最早期和最初級的合作形式。血緣合作可以滲透到地緣合作和業緣合作中。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血緣合作方式也會不斷得到改進。但基于地緣和業緣的合作將會更加廣泛化。

家庭是人類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合作不僅僅使家庭成員獲益無限，而且也使社會獲益無限。所以，家庭的出現實是人類合作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等各種類型的合作組織，是合作形式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在未來社會，人類的合作形式會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但合作本身又是總體性原因的結果。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將綜合合作本身的演進形式。經濟是合作的基礎條件，制度和體制是合作的保證條件，文化是合作的靈魂和實質。

中國農民合作難，既是一個真命題，也是一個假命題。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真命題的理由是：首先，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天然缺乏社會化的大分工，社會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導致相應社會化合作的缺乏；其次，鄉村熟人社會的特征和相應人治的傳統并不能使契約關系得到普遍發達，從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勵功能；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所體現的現世主義風格使人的精神趨向一種短期情結，從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長期化和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假命題的理由是：首先，雖然小農經濟天然缺乏社會化大分工，但小農經濟具有自給自足式的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這種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趨勢；其次，鄉村熟人社會和人治傳統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國農民的合作是中國農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農民的現代化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個層面是生產者自身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一個層面是生產工具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技術創新。一個層面是生產組織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農民的合作是解決農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會改變中國農民的弱勢，從而最終會使社會結構向更加均衡化方向發展。

從經濟層面看，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重點應在流通領域。，中國農民的生產結構仍是以小農經濟生產形式為主。這種生產形式的最大特點是規模小，分散和生產結構的同構，類似于分散的細胞。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就必須改造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形式。但在中國，這種小農經濟結構的改造仍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任務。所以，中國農民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形式也就更為困難和缺乏經濟基礎，這也就客觀決定了應將流通領域內的合作成為合作建設的重點。另外，從目前中國“三農”的現狀看， “小生產”和“大市場”如何對接也是一個突出的。所以，一方面，順暢的流通系統會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的有效性，最終會使社會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產，促使生產形式的變革和發展。

他組織應成為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設有兩條路徑：自組織和他組織。自組織是指合作自發生成，由內生的因素決定。他組織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動，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來說，組織成本越小，合作越傾向于自組織。其中確定性是影響組織成本的重要變量。因為確定性是形成預期穩定的關鍵，而預期的穩定性又直接影響著合作的有效性。生產和流通相比，生產的確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產的合作更傾向于自組織，而流通的合作更傾向于他組織。由于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決定了中國農民的合作重點只能在流通領域，這也就客觀上決定了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組織。

政府應成為推動農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來說，他組織主體主要有三種類型：政府、社會服務組織、優秀的個人。從中國目前發展的現狀看，三種他組織主體，只有政府相對具有較大的規模優勢，同時，又具有先進的手段；所以，政府應成為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推動者，同時應輔之以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在將來，隨著合作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政府的他組織主體地位可逐漸讓位于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農民合作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完成從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轉向符合化大生產的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緣為主，而是以契約為主）。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對中國的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自有其許多獨特的優勢。但血緣畢竟屬于熟人社會的范疇，市場本質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約和貨幣。所以，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對這種以血緣為主的合作形式及傳統進行改造。但傳統又具有遺傳性和慣性，同時，任何傳統的改造又不能脫離現實的生產力基礎。對此，中國農民的合作，一方面應充分利用傳統以血緣為主的合作的優勢，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應積極促進傳統合作形式向現代合作形式轉變，并且這將是一項長期任務。

農民的法治化是推動農民合作建設的必要制度條件。法治化導致規則化和有序化，規則的有序導致合作預期確定化，而預期的確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證條件。人治只導致不穩定和隨機，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緣化）。

以文化創新推動中國農民的合作化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對合作的作用學界有不同觀點。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國的禮治傳統。他們認為法治建立在人與人相持之勢上，而禮治建立在人與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條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無條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會強調義務，而不強調權利，教人相容不要相違，不用規定人際關系，不拿刑罰做事后消極制裁。三是中國上就存在類似的合作的組織。戴藹廬在談到歷史合會組織時，指出：其起久行遠，行之數千百年而不弊，此類組織無南北，咸甚發達。至合會之制，則具勤儉儲蓄之性質者有之，相互保險之性質者有之，扶危濟困之性質者有之。其信用之穩定，組織之密，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讓。而其名目則因地而異殊為繁多：如集合、邀會、聚會、請會（山東）、打會（安徽）、糾會（浙東）、約會（湖北）、做會（廣東）、賒會（云南）等。王宗培認為：合會制度肇始于中產階級，并由其推廣至無產階級，已成為中國社會最通行的合作。基于上述情況，法國人戈蒙（Jean Gaumant）甚至認為“各國合作組織所代表的合作思想，與孔圣人的教訓是一致的，仁義禮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運動。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國人的性情說，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團體生活習慣，缺乏組織能力，不會商量辦事。所以對合作社不甚合適。中國人頂愛關門過日子，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中國人頂現想的社會；這就與合作不合了。”⑥ 任子正等人則認為中國的民風和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也對普及合作動動產生負面。這里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只有利于中國農民的傳統合作，即以血緣為主以及衍生的各種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約為主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對熟人是誠信，對陌生人是機會主義。所以，中國要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要引導農民走向現代合作形式，就有一個文化適應。經濟、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機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適應，才能和諧發展，才能使社會在均衡中演進。對此，筆者認為，在中國應大力吸收有利于農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們要努力改造傳統文化，使之取得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現代形式；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盲目清高，應當充分吸收一切先進的文化成果，以推進中國農民的合作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文化創新上，應堅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膽放棄一切不利于中國發展的陳舊觀念和落后傳統；二要實事求是，應當符合中國國情；三是要體現以人為本，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這既是中國問題的出發點，也是中國問題的歸宿。

以民主化推進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時，合作本身又體現著成員間權利和義務的一種約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條件。這里的民主化建設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應建立和健全合作組織內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應為合作組織的成長提供一個民主化的環境；三是應完善基層政權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強中國農民的誠信建設，這是解決中國農民合作難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農民具有天然的機會主義情結。從歷史傳統來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機會主義傾向。農業中人與的博弈不同一起人與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動制約，從而間接有利于產生一種“搶收搶種”的機會意識，并進而發展成為一種機會主義心態；另外，嚴酷的生產環境和落后的生產條件也容易誘發農民的機會主義心態。其次，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傳統也是滋生機會主義的溫床。再次，中國文化的現世主義風格又進一步強化了機會主義行為。從現實中國社會的發展看，我們正處在一個轉型階段，轉型本身就是一個秩序的重造過程，所以轉型也就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混亂和無序，而混亂和無序又會更進一步加劇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誠信的死敵，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到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是一項總體性和系統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觀對農民的合作有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利益。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民應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賀雪峰在談到中國農民合作問題時，講到如下一個例子：在荊門調查農田水利的時候，遇到一個村民小組因為有農戶不出畝產10元的抽水錢，而導致畝產減產20%（有的田塊減產更是超過50%）。對此，他得到的結論是：“農民不是根據自己實際得到好處的計算，而是根據與他人收益的比較，來權衡自己的行動，這就構成了農民特殊的公正觀：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從我的行動中額外得到好處。而在任何一個社會，都總是會有極端自利的少數和極端無私的少數，這兩個極端不能代表農民的平均水平。構成農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觀，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無力處理極端自私的少數人（即以上實例中不愿出錢抽水的農民），因而就無力解決農村社會的公共物品供給問題，搭便車行為將公益破壞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損失。”⑦對此，筆者認為，農戶不愿出抽水錢可能與上述賀雪峰所說的公正觀有關，但這樣的公正觀又確實讓人想不通，實在是一種非常愚笨的表現。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可能與農民社會的低信任度有關，把錢交給別人是不放心的，“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二是可能有些農民不是不想獲利，而是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缺乏理性的計算和判斷；三是還要看反映情況的人的有關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況，這種情況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體組織者是否存在腐敗，如有則會引發農戶的抵觸情緒；五是可能也與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關；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況，并不能據此得出一般結論，現實中也有許多與此相反的事例。總之，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利益是一切問題的核心，觀念是為利益而服務的。觀念對行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觀念本身又是行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觀對利益的追求有影響，但利益本身才是農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所以作為一個理性的農民，選擇合作，還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觀念則次之。而解決利益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注釋：

①[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90頁，北京，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

②[美]奧斯特羅姆等：《制度與的反思》，15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③[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38頁，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⑤吳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頁，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第4篇：小農經濟產生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組長；村治改革；制度變遷；熟人社會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2004年湖南省裁減了將近10萬名“村官”，一年節支大約3億元。①筆者看到報道為老百姓感到高興，這將大大減輕農民負擔。但是筆者通過對湖南省洞庭湖區的部分鄉村的調查，發現了其中的蹊蹺。原來所謂的“十萬大裁官”竟然有一部分是裁減了村民組長。此外，筆者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組長“撤而不退”，很多地方是撤銷后又恢復，恢復后又撤銷，如此反復多次，卻始終沒有能夠讓組長“消失”。村民組長為何屢撤不“消”呢？

一、撤銷組長弊大于利

湖南省部分地方撤銷組長，主要目的是消債減赤，平衡村級財政預算，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改革實踐表明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不僅沒有減少財政支出，反而誘致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

1、機會成本比較高

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標準是制度收益要大于制度成本和機會成本。調查發現湖南部分鄉村在推行撤銷組長的改革中，增加了制度運行成本，特別是撤銷組長的機會成本比較大。漢壽縣烏珠湖村一位退休村干部曾給筆者算了一筆“帳”。從村組干部的工資支出來看，若把村民組長撤銷，則至少需要6名村干部（包括1名會計）才能夠比較好的管理本村事務。每一位村干部的工資平均為3500元/年，那么6名村干部的工資總支出則為21000元/年。老同志還告訴筆者，在撤銷村民組長的情況下，因各農戶農田用水時缺乏監督而產生的水資源浪費大約為15000元/年（該地區普遍實行集體灌溉，每畝地每年需交水費20元）。把村干部的總工資和浪費的水資源價值這兩項加總，總成本為36000元/年。

如果設立村民組長成本反而還要低。烏珠湖村如果每個組都設立組長，只需要3名村干部管理本村事務就綽綽有余。假設每名組長每年按1000元的報酬計算（1000元還是高估了），村里的人頭經費需要23500元（13名村民組長的總工資與3名村干部的總工資之和）。與撤銷組長相比，可以節約近12500元。由此可見，撤銷組長是“好心辦了壞事”，不僅沒有減少村里的支出，反而加重了村級財務負擔。

2、管理難度增加

管理要講求管理幅度與管理效率。一個組一般有30戶左右，150至200人；管理范圍山區一般較大，平湖區一般較小，但是即使是較小的組也有將百畝地。從企業的角度來看，要提高管理效率，100至200人也需要一個“工頭”。雖然農村實施家庭承包責任制，但是一個組就是一個大集體。組內公共產品的管理、維護、維修需要一個牽頭人，家庭之間或者家庭內部的矛盾需要有權威的人調解，本組與其他組的交往、本組與鄉村之間協調等都需要一個專人來處理。但是一旦取消組長，村干部管理幅度過大，必須面臨更多的農民直接打交道，管理難以到位；村干部不是本組人，安排和抽調勞動力進行公共產品管理和維護難度比較大；如果村干部不是本組人，難以取得農民的認同和擁戴，反而會引起村民的抵制。烏珠湖村的村秘書感嘆到“撤銷組長以前，我們村委會就這么幾個人，工作起來難度比較大。撤銷組長以后，還是這么幾個人，根本難以管到位”。

3、利益表達渠道中斷

農民利益表達是農民群體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前提。在特定的語境下，它不僅是農民致富與農村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還是農村社會的一種“穩定劑”。對于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較低的農民來說，具有一定“代言”功能的村民組長（上傳下達，反映農民的心聲和需要）長期以來成了農民寄托希望之處。撤銷村民組長，也即等于中斷了農民的利益表達渠道。此時，農民只有通過上訪等非正常化的手段（但卻可能是合法的途徑）來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長此以往，必將造成社會關系日益緊張，威脅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有人認為，撤銷村民組長以后，農民仍然可以向村干部們反映意見和問題，其利益表達渠道仍然暢通無阻。而筆者卻不以為然，因為：一方面，撤銷村民組長之后，村委會干部必須直接面對眾多農戶，再加上農村工作本身的繁重性和復雜性，村干部根本就不可能有多少精力和時間去處理農民的意見和訴求；另一方面，村委會雖然不是政府，村干部雖然不是官員，但是許多村干部的“官僚化”傾向卻比較嚴重，對村民愛理不理。因此，當村民向村干部反映意見時，很可能如某位村民所說“光靠村干部是不行的，他們才懶得管”。

4、組內凝聚力量下降

鄉村社會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個或大或小的聚落（也即是我們常說的自然村）。我國的村民小組大多依自然村落而建。在很多鄉村地區，一個自然村往往就是一個村民小組。在一個村民小組或自然村落之中，村民們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這就決定了村民小組事實上不僅僅是一個行政建制，而且是一個真正的熟人社會。在這個熟人社會里，血緣和地緣把村民們“捆綁”在一起，他們共享一種村落文化，共同參與人情往來，由此獲得一種相互認同感和歸依感。同時，村民們世世代代共同生活起居，由此產生了共同的聚落意識和文化觀念（我們可稱之為村莊的本土資源）。這種聚落意識和文化觀念在鄉村社會的生活和穩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村民小組合并之后，村民往往難以適應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變，村民之間的相互認同感被大幅度削弱，村民之間的交往成本也就隨之增加。此外，把各個村民小組合并到一起，由地域、空間上的變動導致了村莊原有的和諧秩序遭到破壞。破壞了本就比較稀缺的村莊本土資源,擾亂了其固有的和諧秩序。②最終將導致村莊內部失去了主心骨，使村民心中產生無依無靠之感。其結果將不利于農村的穩定與發展。

二、組長為何屢撤不“消”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委會和村民小組制度在中國廣大農村社會普遍建立。湖南省許多地方為了減輕村級財政負擔，裁撤組長，但都是屢撤不“消”，撤而不絕。原因何在？筆者認為，它有內在的歷史邏輯和現實需求。

1、組長制有其歷史邏輯

保甲制度產生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利用家族制度和倫理觀念建立基層行政機構，進行統治的一種社會管理制度。它的本質特征是以“戶”即家庭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以一定的戶數組成甲，再由甲組成保。雖然各個朝代、各個時期的保甲制度不盡相同，但其結構與組織形式大體相當。自宋朝以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都利用保甲制度來維護和強化其對地方基層的控制。但是筆者認為，保甲制也有其內在經濟根源和政治需求。首先只要是小農經濟保甲制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分散性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在一個個分散的經濟體之中，人們世世代代共同生產，共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為能夠自給自足，他們很少甚至從來不和外界交往，由此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村落。正是這些分散的自然村落為保甲制度的實施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眾多地方，保甲制度正是基于這些分散的經濟體而建立的。其次保甲制也是甲內村級的政治需求。從政治上看，保甲制度的推行是為了滿足統治階級穩定社會、鞏固政權的需要。統治者在基層社會設立保甲，將國家的觸角伸到基層，在社會最基層形成一道嚴密的監視網，有利于“察言觀色”，掌握民情，并隨時應付社會動亂，從而達到“可為增進地方行政體系整肅之方，故其目的，將使無一家無一人不得其治焉。”③所以，在經濟和政治這兩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下，保甲制的產生也就有其必然性了。此外，保甲制度雖然主要是靠行政權力強制設置的，但統治者在設立保甲時也往往要考慮地緣、聚落因素。

2、組長制有著現實需求

村民組長制度作為我國農村基層的一種制度安排，其初衷就是為了滿足農民需要和農村社會發展需求的。長期以來，村民組長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落實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向上級反映農民的意見和需要；增強農民合作能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為農戶提供生產服務及濟貧扶困等等。概括地說，村民小組長充擔了農民和農村的技術推廣員、政策宣傳員、鄰里關系協調員、對上、對外交往的聯絡員、村內公共產品的管理員、組內利益的代言人。實踐已經充分證明：農民不僅需要村民組長，而且迫切期待著組長在鄉村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如若撤銷村民組長，將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原來由村民組長提供的村莊服務將由誰來取而代之？村莊里面是否還存在能與村民組長相媲美的服務供給者？若上述條件無法滿足，則村民們的現實需求又該如何著落？如何解決制度變遷與基層農民需求的矛盾？

3、制度安排的路徑依賴和鎖定

制度經濟學理論指出，一個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體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影響下被系統所吸納，就會產生一種“路徑依賴”。在制度環境沒有發生足夠變動、相關配套措施沒有出臺之時，該制度安排就會沿著其固有路徑發展下去，而很難被新的乃至更優的制度安排所取代。我國村民組長制度有著幾千年的歷史淵源和將近三十年的實踐基礎，已經深深地扎根在我國廣大的鄉土社會之中。而在目前乃至較長的時期內，我國的鄉村社會性質仍將不可能發生“質”的飛躍。在客觀環境發生根本性變遷之前，村民組長制度將依其“慣性”繼續運作下去。任何不合時宜、強加于其上的外力都將對農村社會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所以，在我國鄉村社會環境發生質變、鄉村治理模式得以轉型之前，為了節約區區村民組長的報酬而試圖撤銷村民組長的行為，必將是徒勞無功的。

4、組長制有著深厚經濟基礎

如前所述，小農經濟是我國封建社會保甲制度產生的經濟根源。而目前，較大范圍的小農經濟仍然構成了我國村組制度的經濟基礎。雖然我國疆域廣闊，但大多為山區和丘陵地帶，只有部分適合現代化、規模化農業大生產的平原地區。這樣的自然地理條件使得我國廣大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小農經濟狀況將長期持續。即使在某些農耕區已經使用插秧機、收割機等現代農業生產工具，但這種使用大多僅限于小范圍、小規模的使用，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并沒有得到較大的改觀。而將長期持續的小農經濟狀況為組長制提供了穩固的現實土壤，并從根本上決定了村民組長制也將長期延續。

三、村治改革：組長的未來走向

村民組長制度深厚的歷史淵源及其穩固的現實基礎，決定了它在當代中國的鄉村社會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在中國村治變革的大潮中，村民組長制度的未來走向值得我們深入思索。筆者認為，對于村治改革，我們要有前瞻性、宏觀性、與戰略性的安排。

1、村治改革的總體方向

金星村治改革，首先必須確立改革的總體方向。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的村治改革應該以“合村莊、裁村干、留組長”為總體方向。稅費改革及農業稅取消之后，一方面是減輕了農民負擔，另一方面也使鄉村財政收入大為減少。此時，如何進行制度變革以節約財政支出成為擺在村級組織面前的一個難題。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是，既合村又并組。筆者認為，在稅費改革滯后，村干部免去了許多征收稅費的任務，工作難度有所下降。因而，在條件允許的地方，可以試行合村，并酌情減少村干部的數量。而村民小組作為一個自然村，作為一個“熟人社會”，其內在的聯結紐帶比較牢固，則不宜進行合并。

需要解釋的是，這里所講的“合村”并不是為了“弱村”。恰恰相反，它是在對鄉村資源進行重新組合及優化配置的基礎上，達到“強村”的目的。而且，大多數行政村作為一個“半熟人社會”，對其進行合并較之對村民小組進行合并，所必需的“磨合期”要短得多。當然，在“合村”時也必須慎之又慎，要妥善處理好村級財產、債務等問題。

2、組長廢立的時機選擇

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原理告訴我們，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是衡量經濟行為能否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基本變量。若額外進行某一經濟行為的邊際收益大于所需耗費的邊際成本，則進行該額外的經濟行為就是劃算的，否則就不劃算了。雖然這一理論產生于經濟學并主要應用于經濟學分析之中，但我們同樣可以利用這一原理來分析村民組長的廢立問題。如下圖所示：X軸表示村民組長制存在的時間，曲線OA表示實行村民組長制所耗費的成本，曲線CD表示實行村民組長制所帶來的收益。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實行村民組長制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都在不斷的變化。到某一特定時期，兩者將相交于B點。從圖中可知，在B點之前，由于實行村民組長制的收益大于成本，所以設立村民組長是劃算的。而在B點之后，因所獲收益小于所耗成本，故再設立村民組長就不劃算了。

當然，實行村民組長制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的衡量是相當復雜的，需要我們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設立村民組長的收益包括前面所提到的組長提供的各項服務，如上傳下達、生產指導和組織村民集體行動等等。其成本則包括組長的工資報酬及相關的管理成本。在對村民組長制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時，這些因素都必須列入考慮范圍之內。

由上可知，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客觀環境的變遷，組長制也必然要相應的發生變革，甚至在某個時候被廢棄。但村民組長的廢立并不是一件簡單的“拍腦袋”之事，需要我們審慎為之。

3、村治改革的具體措施

在筆者看來，當前我國村組制度主要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許多村民尤其是年輕人不愿當組長，使村民組長制度陷入“朝中無人”的困境；二是村民組長隊伍整體素質（主要指文化水平）仍然較低。解決這些問題，健全村民組長制度，可以采取以下三大措施。

（1）重新審視組長人選

有人認為，只有讓那些年富力強、有知識、由文化的年輕農民擔任組長，才能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潮流，才能更快地帶領農民脫貧致富。而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初衷可佳。農村也確實需要有知識、有才干的年輕農民來當“領頭羊”。但是，放眼當今農村，中青年農民的大量外流已經使農村極大地損失了草根階層的潛在的領導力量。于此情形，又會有多少有知識、有才干的年輕農民愿意留在農村，愿意為那區區“五斗米”而折腰呢？所以，從目前來看，此種觀點只能是“異想天開”。

如此看來，在村民組長年輕化之路“荊棘滿叢”的情況下，我們只得另覓他途了。筆者認為，在村民小組這一熟人社會中，當眾多年輕人不愿當組長的時候，我們也可以適當地考慮讓那些富有公益心、有威望而又身體健康的年長者來擔任組長。其依據在于：從歷史上來看，在中國古代社會，那些年長、有學識而又有威望的族長、士紳在本族乃至本村之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他們能夠有效的聚集本族、本村的民眾，妥善處理族里和村里的公共事務；從現實來看，歷史發展到今天，雖然宗族勢力在很多地方都有所削弱，但自然村落的整體架構仍然保持比較完整，鄉鄰、家族觀念等“小傳統”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依此觀之，村民組長的“傳統化”之路并非不可取。當然，傳統并不意味著保守，也絕非意味著“復古”。我們的目標在于適當借鑒傳統，賦予組長以道德權威，讓組長在鄉村建設與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2）構建適當的激勵機制

許多村民不愿意當組長，固然有農村工作不好做，難度較大這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村民組長工作所產生的正外部性太大，也就是說村民組長自身收益大大小于它的工作所帶來的社會收益。所以，破解村民組長“朝中無人”難題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勵機制。而這套激勵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在于讓村民組長獲得比較適當的自身收益，讓其自身收益與社會受益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讓村民組長獲得適當的自身收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收益入工資報酬等等，應該達到當地社會平均利潤水平；二是政治收益，如入黨、向上級鄉村政權升遷等等（當然其主要考核標準仍然是自身政治覺悟與素質）。

值得一提的是，建立該激勵機制時應該充分考慮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水平，切忌盲目攀比、脫離實際，以免導致設立村民組長的成本過高。同時，更應該杜絕村民組長權力過大、出現“一手遮天”、“山頭主義”等現象。

（3）加大鄉村財政支持力度

如前所述，稅費改革及農業稅取消大大減少了鄉村財政收入，給鄉村財政增加了很大的壓力。在眾多村級組織本來就債臺高筑的情況下，若國家再不加大對鄉村財政的支持力度，則很可能使鄉村財政進一步陷入“借債—還債—借債”的惡性循環。而且，稅費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國家自上而下的行政壓力推行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部分鄉村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很可能又會以各種名目向農民征收稅費，使農民負擔再度反彈，從而難以走出稅費改革的“黃宗羲定律”。④

加大對鄉村財政的支持，應該堅持中央與地方政府分級負擔的原則。中央政府應該負責其中較大一部分（可為50%），省級和縣級政府各負擔30%和20%。對于上級政府用于鄉村建設所投入的財政資金，應該堅持落實到位，堅決杜絕截留、貪污和挪用等現象。

綜上所述，部分鄉村為減少村級財政支出而實施撤銷村民組長的制度安排是不切實際、不夠理性的。在目前的制度環境下，實施撤銷村民組長這一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條件尚未具備。村民組長制在當代中國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目前的關鍵問題在于采取相關措施，不斷地完善村民組長制度，使之在我國鄉村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注釋：

①董偉.湖南村官大減員村官減少10萬一年節支3億元[N].中國青年報2004.5.31

第5篇：小農經濟產生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苗木花卉；產業化；發展道路

【Abstract】：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foundation，we analyzed the flowers and plants industry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engze county。We gave the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lowers plants in finally。

【Key words】：flowers and plants;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圖分類號：TU986.3

一、彭澤縣苗木花卉種植基本概況

(一)種植面積及經濟效益

據2012年統計數據，彭澤縣現有苗木花卉生產單位和個人48家，其中生產造林類苗木有5家，生產城鎮綠化類苗木43家。分布在全縣16個鄉鎮、場，花木種植面積達4500畝，擁有20多種花木品種，存圃苗木750萬株，年產值約5000萬元，共投入建設資金2600萬元 [1]。以彭澤縣中心苗圃苗木為例： 2013年縣中心苗圃擁有杉樹、廣玉蘭、羅漢松、桂花、銀杏、香樟及各類苗木300萬株，在三月中旬各類苗種已銷售大半。在中心苗圃每畝年純收入0.8萬元，年投資回報率一般在40%左右，高的可超100%，經濟效益非常可觀。

（二）品種逐漸增多

已由當初的單純培育造林苗木，逐步發展成培育觀賞性高的綠化苗木和花卉。普通造林苗木主要是杉木、濕地松、泡桐等；綠化苗木主要是香樟、桂花、廣玉蘭、紫薇、茶花、月季、女貞、銀杏、雪松、羅漢松等；花卉盆景多以引進移栽、本縣銷售為主；果樹苗木主要有九江水梨、板栗苗、李子苗、柿子苗等。

（三）農民種植苗木花卉積極性很高

鑒于可觀的經濟效益和中心苗圃和在上十嶺墾殖場等苗木種植戶的帶動下，彭澤縣農民種植苗木花卉積極性很高。2012年花木種植面積比2011年增加10%。

（四）有一定的競爭優勢

首先是我縣人力資源、土壤成份、氣候條件等都十分適宜這一產業發展；其次是區位優勢，隨著彭湖高速公路及銅九鐵路相聚開通，再加上原有的國道和長江水路等，交通運輸上極為便捷。

二、彭澤縣苗木花卉產業發展的短板

（一）品種單一短板

目前種植品種我縣的苗木花卉種植存在著“三多三少”的現象，一是常規苗木偏多，新品種苗木花卉偏少；二是低檔次的苗木花卉偏多，高檔苗木花卉偏少；三是小規模種植苗木偏多，大規模的種植偏少。這些就導致了彭澤縣的花木產品缺乏市場核心競爭力。再加上以分散經營、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生產格局使得我縣的花木產品難以抗拒市場風險。

（二）人才科技短板

我縣苗木種植還是以傳統種植模式為主，以分散經營、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生產格局，普遍存在著生產管理經驗不足、技術力量薄弱等缺點。專業技術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的缺乏，導致彭澤縣苗木花卉種植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發展后勁不足。

（三）資金投入短板

由于大部分苗木花卉種植回報周期較長，再加上近年來苗木生產成本較以往有所增加，這就要求種植戶要在原來的基礎上追加投資。但彭澤縣苗木花卉種植多以小農經濟為主，很容易出現資金鏈中途斷裂情況，這就會嚴重制約生產和發展。再加上金融部門貸款門檻高，這些都是造成很多種植戶不敢探索新品種、不敢投入高科技項目的原因。

（四）信息流通短板

苗木花卉種植戶獲得市場信息手段落后，信息傳遞速度慢，導致信息獲得在時間、精確度上都比較滯后。苗木花卉在流通方面也存在的很大的問題，交易方式陳舊落后。還是處于“提籃小賣”、“等客上門”階段，以最原始的擺攤銷售、等客人上門為主要交易形式，流通環節多，時間長，交易成本高。由于市場信息滯后，花木種植戶在決定自己種多大面積與上面什么品種的問題上，往往憑自己的經驗，這就極易造成苗木過剩或品種相對集中等現象，導致種植戶之間的惡性競爭，打擊種植戶的積極性。苗木種植戶在經營中缺乏市場調查與研究，種植品種與面積的不確定性，給苗木生產帶來很大的盲目性。

（五）營銷機制短板

彭澤縣苗木花卉生產營銷以種植戶自發為主，種植戶缺乏對苗木市場發展分析與應對的方法。一家一戶在生產種植、營銷上各自為政，這樣就存在著小而全、生產經營水平參差不齊的小農經濟狀態，營銷還停留在“散兵游勇”、“守株待兔”、“孤軍作戰”、“等客上門”等營銷方式[2]，沒有形成完整、細密的銷售體系。比如個體種植戶綠化苗木銷售大部分是依靠縣內的學校、鎮、街道的綠化工程中“散兵游勇”式銷售，現有的這種營銷方式已與快速發展的苗木產業發展趨勢越來越不相適應。

（六）政策扶持短板

由于政府在金融扶植力度、小額貸款、銀行信貸、資金扶植力度等方面對種植戶缺少政策引導和扶持，使得很多種植戶顧慮重重。因此，仍然停留在培育常規苗木，不敢大膽走向市場，致使投資信心不足。

三、意見與建議

（一）立足自身資源廣挖掘

位于彭澤縣中部的桃紅山脈，有面積達12500公頃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桃紅嶺自然保護區內有許多具有觀賞價值的野生植物，是園林建設的寶貴資源。此類資源目前大部分還是處于野生狀態，若得到合理的開發利用，將產生不可估量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應利用這一寶貴資源庫來發展花卉苗木市場，盤活保護區內原有的苗圃、林場等，根據市場需要培育有市場前景的觀賞類苗木，一定大有可為。

（二）引進新的苗木花卉品種以及新的栽培技術

在立足自身資源的基礎上，為拓展花卉苗木市場，還要積極引進有潛力、有市場的新品種。以林業科研院所為技術依托，利用高科技開發、引進、繁育苗木花卉品種。引入新品種的同時還要采用新栽培技術，摒棄傳統落后的栽培技術。從苗木基地的選址、品種安排、技術把控上要在認真地抓好苗木基地的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在基地選址上，盡可能選擇地理位置好,交通較為方便,排灌水容易,土地肥沃的低矮山坡地；在品種上，合理安排種植布局,實現優勢互補，使之形成規模。在選種方面，嚴格把關,認真做好市場調查，選擇一些更具欣賞性、樹形好，特別是市場需求量大的品種，不能盲目跟進[2]。

（三）理清現狀減少分散經營，整合資源創新生產方式

如果認真分析我縣花卉苗木市場發展的各種短板與弊端，很容易發現這些問題產生的基礎，源于我縣傳統的生產格局，那就是以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為主體，以散兵游勇的個體形式參與市場競爭。要解決它們，必須探索新生產方式以通過市場考驗。

目前就全國各地區成功的經驗來看，創新生產方式我縣有兩條路可走：

1、結合我縣實際聯合農戶成立合作社。利用合作社提高農戶的產業化，組織化，提高個體抗風險能力；

2、引進、扶持和培育產業鏈延長、帶動能力強的優秀苗木花卉龍頭企業[3]。積極發展市場帶生產、公司建基地、基地連農戶的產業化經營組織，推動苗木花卉企業向現代管理模式發展。逐漸實施品牌帶動戰略，實現苗木花卉產業由資源消耗型向開發利用型，由簡單技術型向復合技術型，由單一品種開發型向多品種聯合開發、研發型轉變。積極培育園藝建筑隊伍，通過苗木花卉的精深加工和包裝，提高產品的審美觀賞與市場價值，提升市場競爭力[4]。

（三）政府引導加大扶持力度

一是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小額貸款、銀行信貸等向苗木產業傾斜。二是加大資金扶持力度，對于種植戶給予生態有機肥實物補助并對用撂荒地參與苗木產業建設的進行獎勵。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積極把苗木產品列入鮮活農產品范圍，享受綠色通道政策和免稅政策。

（四）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建設和改造道路、水利工程，加強運輸和網絡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是實現現代物流是綠化苗木業造就國際化大市場的必然要求，是改善綠化苗木“難賣”的重要途徑。在此基礎上，利用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有關規則，加快開拓珠三角和省外大中城市市場，充分利用現代科技電腦網絡進行大力宣傳、推介特色的產品；鼓勵綠化苗木種植大戶到珠三角地區和省外建立銷售網點，拓展省內外市場；同時密切珠三角地區大型城市苗木、花卉批發銷售市場之間的聯系，及時了解行情、信息、適時推銷自己的產品；利用協會的橋梁作用，加強與外面相關團體的信息互通和合作，抓住機遇搶占市場。

參考文獻：

[1]彭澤縣林業局種苗站.2012

[2]孔繁星，梁清源.懷集縣發展城市綠化苗木淺析 .2008

第6篇：小農經濟產生的條件范文

最近幾年國內一些發展良好的企業,例如蘇寧、皇明、忠旺,均是在各自領域勤奮耕耘、長久積累終究成就一番偉業的“老農民”式企業。

與那些拿到風投的錢便忘乎所以、認為做實體沒前途的“浮萍”企業比較,老農民的精神在后危機時代似乎更顯得難能可貴。

我們姑且把這種勤勞、堅韌的老農民精神在更大的中國文化范疇中找一個相對應的詞――小農意識。

誠然,小農意識自有其不利之處,比如目光狹隘、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意識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其有價值的一面。

小農意識在其形成的前期曾創造過“中國奇跡”,在其發展的中期又將中國引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導致中國的衰落。自改革開放以來,小農意識成就了中國企業的大發展、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在未來,它還會成為中國企業與中國經濟真正崛起的支點。

“勤勞革命”鑄就中國性格

小農經濟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所以被稱為“勤勞革命”。中國人(包括日本等東亞國家)的人格特質和整個民族的性格,都與勤勞革命有關。

土地施肥澆水、除草除蟲、篩選種子、育苗耕種,每個環節都馬虎不得。小農經濟艱苦的耕作環境下對人力的依賴,形成了農民勤勞、堅韌、努力向上的性格。農民自編的諺語“人騙地一時,地騙人一年”、“只要耕得深,土里出黃金”,正是這種性格的寫照。

農民種植水稻,不僅僅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細微的差別也會造成產量上很大的差異。如此一來,農活看起來不是科學,倒像是手工的藝術,每一次生產都是一次創造,都會產生新的生產經驗需要積累和傳遞。

農民只能通過不斷的嘗試,從每一次的行動體驗中尋找那些隱性的耕作知識。只能通過年復一年的經驗積累,才能改善耕作,增加產量。加之傳統農業體系沒有明確的分工,需要農民成為多面手,這就塑造了農民樂于行動、樂于嘗試、不斷改善的精神,也形成了中國人重視知識和教育的傳統。

還有,農民靠天吃飯,要對氣候和作物的生長周期了如指掌。農民知道,憑空想象是不可能知道一塊地該種什么莊稼的。不到地里實地觀察,就不可能知道莊稼的長勢是否健康,也不可能知道各種病蟲害的情況是否嚴重。

這就是中國農村流行的“地頭力”一詞的來源。地頭力,指嫩芽拱開田地露出尖尖角的那種看似渺小實則強大的力量,它被形容成頭拱地往前走的力量。

地頭力是指不靠記憶或經驗得來的知識,不受條條框框束縛,不找借口,遇到問題就著手解決。它是一種現場瞬間反應的能力,一種從零開始的思維突破能力,一種對現地、現場、現物、現時找到解決辦法的能力。農民身上隱藏著的那股潛在的地頭力,彌足珍貴。

所以,地頭力,答案在現場,其實中國農民早就是這樣做的了。

我們再來看看那些懶惰的西方農民。18世紀的歐洲農民一年中只有10%的時間在田地里干活。冬天,從11月的第一場雪開始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整個村莊基本上都進入冬眠狀態。農民有大把無聊的時光,不再工作,任由自己過著游手好閑的生活。在修理完一些常用的工具后,這些精力旺盛的人們就開始在床上度日,為了取暖并減少進食,他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窩在床上不動了。

比起那些體型壯碩、習慣于冬眠的西方“熊瞎子”,瘦小卻干練的中國農民卻像永動機。

在中國南方,農民的年工作量是西方“熊瞎子”的3倍。農民是不會在冬天睡覺的,他們有忙不完的副業,比如編竹籃、做竹帽、做豆腐、捕蛇、捉昆蟲等。

偷懶的智慧和認真踏實的愚笨在此引發了社會的分野。

而后,由于技術的發展,西方實現了農業的機械化,可以通過采用打谷機、混合收割機和拖拉機等農業設備,來提高效率、增加產量。但是中國、日本,農民兜里沒錢,買不起這樣的設備,如何來提高產量,只能靠勤勞的雙手。

和西方的自然條件、耕作方式和農業發展形式不同,中國農民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性格路數,這些遺失的價值和力量,卻正是我們整個民族內在的優勢。

小農意識曾經創造了中國奇跡

到了近代,中國與歐洲為什么會大分流,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如此大的差距?

因為18世紀之前各自核心地區人均占有土地的數量相差太懸殊。中國“地少人多”,只能選擇以小農為主的經濟結構。當然,小農會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勞動力,這有利于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也能養活大量的人口,同樣能改善生活水平。

歷史上,中國人口曾在達到1億至1.5億的高峰后下降,而后又在1800年左右上升到近4億。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總量的32.4%,居世界首位。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數據,它對世界GDP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工業革命后氣壯如牛的英國,畢竟1820年的英國在世界GDP的份額還不足6%。

這就是歷史上的“中國奇跡”。

這一模式被同樣地少人多的日本所復制,雖然農民的勞作更加辛苦,但是收入也增加了,生活水平得到更為明顯的改善。和中國一樣,日本也形成了嚴重依賴人力的生產模式。

在歷史長河中為小農意識洗冤

“中國奇跡”之后,中國走向了衰落,為什么衰落,人們開始在民族性格中尋找成因,這樣,小農意識被指為罪魁禍首。

但是,這個罪名是不公平的。當時的衰落,是因為中國束縛了創造“中國奇跡”的小農經驗,而陷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高水平均衡陷阱,指的是因為中國家庭由男嗣傳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鼓勵早婚早育,導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劇膨脹,進而經濟條件惡化。與此同時,耕地面積擴大的可能性又是有限的。人地比例的上升,意味著與資本和資源相比勞動力越來越便宜,以及人均剩余的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小農精神缺乏發揮空間,這就像一個優秀的人,無法超越過往令其大獲成功的舊模式,因而無法走向卓越。

而那時的西方則勞動力短缺和資本過剩,引發了工業革命,通過資本與資源密集化的工業化方式實現了“優勢轉移”,于是才紛紛強大起來。

同樣爆發了勤勞革命的日本,在1880年基于利用好人力地的傳統,通過吸收西方的技術,形成了“勞動密集型”工業,更加充分地吸收和運用勞動力,而不是依賴機器和資本,使好處可能擴散到更多的人口中,而獲得了成功。這也是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所采取的方式。

小農有其劣勢的一面,但也有其優勢的一面。成敗的關鍵是能不能利用其優勢為我所用。

小農意識是成就今天經濟高增長的動力之一

中國在改革之前80%的人都是農民,他們只是懂得如何耕田,工業生產所要求的大規模制造的知識和大范圍長程交換的契約意識,他們顯然一無所知。

但是,即便這樣,并且在當時姓“社”姓“資”問題的爭論中,在各種法律制度、治理結構缺失下,中國用短短30年,就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有5億農民變成了工人、服務員或商人,憑什么?

1982年,一家叫凱達實業有限公司的玩具廠建成投產時,招收了1000多名18歲左右的女工,她們大多是中學剛畢業的學生。25年之后,她們當中有過半的女工自己開公司當老板,而且都承認與最早在凱達公司打工的閱歷有關。

中國經濟高增長,中國人自己說這是出口導向模式及其勞動力廉價的優勢。但西方人怎么看呢?他們歸結為對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視。顯然,對人的重視,它的源頭正在于中國小農對于教育和知識的重視。

不僅如此,小農經濟還有另外一個優勢,叫“無剝奪的積累”,即是整個社會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候,需要必需的財富積累,這個過程往往牽涉到工業對農業的剝奪、城市對農村的剝奪。對比南非和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我們看到,南非大量沒有土地的黑人背井離鄉,成為產業工人,可是由于沒有了土地的保障,為避免“剝奪”,南非的工廠必須支付較高的工資;而在中國,由于農民擁有土地,進城打工可進可退,他們對工資的要求就較低,因此中國工業化的成本比較低,這就避免了移民到達城市之后的貧困化。

橫向看,小農意識在他鄉開花結果

豐田創始人豐田佐吉專注于“自化”的發明。他說“人不做機器的看守奴”,不應該只做單純的動作,而必須把單純的動作轉化為能創造出價值的勞動。“”是產生附加價值的“動”,是帶著智慧的“動”。所以要在“動”字左邊加上人字旁,寫為“自化”。自化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機器,是向人要效益,而不是向物要效益。

豐田佐吉說,機器人有許多局限性,它們無法思考,沒有感覺。而作業人員了解顧客想要什么,能從顧客的角度思考該如何完成此工作。

為此,十足現代化的豐田卻并不像其他著名汽車廠商那樣擁有絕對一流的生產設備。多年來,豐田對技術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態度,任何技術的引入都不可與豐田之道有什么沖突。豐田不是通過利用一流的設備、技術,而是通過為員工的知識和智慧留出了空間,來實現更高的效率和質量。

正因為如此,一個看似奇怪的概念“人財”在豐田并不奇怪。人財,即是說人的智慧是財富。豐田非常善于開發和釋放員工的智慧,使其所有的員工都不停地追求效率和質量的改善。自1989年以來因員工提出的改善建議而減少的生產成本已達數億美元,其中僅1997年一年就減少7200萬美元。2005年豐田收到日本本土員工的改善建議就超過54萬條。豐田成功地將自身打造成為一個會思考的系統。

所以,在豐田,你要問什么是最大的浪費,答案是“人的浪費”。

豐田對人的重視是一種典型的小農精神。正如其經營成功的七條原則之一所直白表述的那樣――“農民精神”,它將農民的淳樸、勤勞、積極向上、不惜體力、不辭辛苦、認真好學等特點視為豐田最大的優點。有人說,通用汽車像個商人,而豐田汽車像個農民。

縱向看,無意識傳承何時變為有意識開發?

溫情脈脈的小農意識告訴中國企業,應該重視的不是冰冷的機器和技術,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勤奮、堅韌、向上、樂于行動、勇于嘗試、不斷改善,重視人的地頭力和知識的積累,要尊重員工,開發并釋放他們的知識和智慧。應該繼承這項傳統,建立起一套機制,激活員工重視知識和智慧積累的傳統稟賦,并將知識和智慧生產、釋放出來,轉化為企業的產品價值、客戶價值和財富。

中國的優秀企業其實已經在“無意識”中繼承了小農意識,比亞迪“將機器變成人”的成本創新就是一個典范。最初比亞迪開始生產電池的時候,一條先進機器生產線就要幾千萬元,而企業的現金只有350萬元,當時既缺資金亦無技術,比亞迪怎么辦?王傳福認識到,中國的人工成本是最便宜的,沒必要采用那些機器流水線。于是,比亞迪自創生產線,將機器還原成中國熙熙攘攘的勞動力市場隨便都能抓一把的人。

后來,比亞迪干脆憑借自身技術能力,動手設計制作關鍵設備,然后把生產線分解成一個個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用比較簡單的人加工具的過程,模擬出了比較低端的機器人概念。這樣,相當一部分生產線就變成了手工,而且核心設備也開始逐漸本地化生產,所以比亞迪最大的優勢是固定資產投入非常低,折舊成本相應也就非常低。它的折舊成本可能只有3%～4%,而三洋等全自動生產線可能要達到30%～40%。

比如,比亞迪把電池的制造流程分解為很多細節,每組工人只需要做一步很簡單的工作,也許只是打磨,也許只是把做好的電池放到檢測的機器上……工人無須經過復雜的培訓,只要能掌握一兩個關鍵性的技巧便可上崗。最有特點的是在資本不足的劣勢下,利用流程改造,把電池制造這一資本密集的產業變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大限度地將技術與中國的比較優勢――勞動力結合,獲得了外國競爭對手難以企及的成本優勢。

回到人力資源上,比亞迪的解決方案正是一種中國小農的做法。但王傳福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高明,他這只是無奈之舉,是“誤打誤撞”的結果。他更看重的是人力帶來的成本壓縮,而不是人力帶來的知識和智慧,主要利用的是“無剝奪的積累”的優勢,這不可高估,因為小農精神并沒有得到真正的發揚。

比亞迪在人力資源上誤打誤撞的成功,體現了中國企業的共性,即低估了小農的價值。只是被動地利用員工樸素的知識和智慧,沒能積極地開發、釋放員工的知識和智慧。這是對小農思想沒有全面認識而“無意識”傳承的結果。

第7篇：小農經濟產生的條件范文

1.1缺乏突破和創新

農村的經濟收入來源單一，自然條件的惡化、生產生活的變化和不定的市場前景導致農民在生產經營方式中采取穩抓穩打、穩中求勝的心理。他們承擔不起失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因此在接受新技術的時候瞻前顧后，謹言慎行，而這種求穩心理也束縛了農村發展的腳步。

1.2跟隨心理明顯

從眾心理通俗來說就是隨大流，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會減輕內心的不安全感。比如一項新技術在推廣時，明明很感興趣，但是得不到大家的認同，內心孤立無援，很難下定決心去采用。相反，如果大家都去接受并采用，即使自己沒有條件也愿意一起嘗試。

1.3現實心理

由于農民的文化素質普遍較低，一項新技術是否可行僅僅靠以往的經驗或是其他家的實踐來判斷可行與否，而一次的失敗就可能被永遠的否定。這種所謂的現實心理影響了農民的決定，只考慮短期利益，對于推廣具有長期效益的技術非常不利。

2農業技術推廣過程中農民心理問題產生的原因

2.1農民自身素質

2.1.1文化素質因素。

農民的文化素質反映了農民科技水平的高低，既與增收相聯系也影響著農民對農業技術推廣所產生的興趣。現在，我國的農民文化水平處于整體偏低的狀態，與西方國家甚至是城市的差距都很大，不同區域的分布也不平衡。

2.1.2科技素質因素。

科技素質是指農民對科學知識、技術、經驗所達到的程度，是農民素質的重要部分。隨著國家“科技興農”的發展戰略的推出，農民的科技素質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基礎較差，與我國加強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標準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

2.1.3思想道德素質因素。

思想道德即是農民自身的思想、理念和道德方面的統稱，制約了農村的經濟的發展。農民普遍法律意識淡薄、生態意識差、思想守舊、小農思想占據上風，常常會表現出消極的負面的情緒。

2.2農村社會環境

2.2.1經濟環境因素。

在歷史的發展變革浪潮下，小農意識在我國農村始終是深刻的存在，并且在相當長時間的時間內占有統治地位。加上采用家庭聯產承包制的生產方式，傳統的民族劣性比如散漫、拖拉、缺少責任心和改革創新的勇氣在小農經濟的土壤中成為發展新農村經濟的束縛。

2.2.2政治環境因素。

中國是有幾千年封建社會歷史的，而這種、特權文化對今天的經濟發展影響至今。剛剛建立的農村基層政權在初期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農民沒有民主意識，因此具有這種消極的、封閉的、懷疑的態度。

2.2.3文化環境因素。

農村的文化環境受到長期封建文化思想的影響，加之經濟發展的制約，形成了固定傳統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小農文化、家族觀念占據主導。大多數的農民都處于安于現狀、不求進取的生活狀態。

2.2.4教育環境因素。

由于經濟發展的區域間的不平衡，中國的教育發展也不為平衡，導致農民素質較低，城鄉差異逐漸加大，農村的教育資源匱乏，農民的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文盲也都集中在農村。

3調適農民心理，提高農業技術推廣效率

首先根據對農民心理分析，依據心理學和行為心理學的相關原理，對農民在接受新技術推廣過程中的心理變化分階段研究，從而有針對性地進行調適。首先要根據市場的要求和農民的需要選擇好容易被農民所認同的推廣項目。其次，通過多種形式加大科技宣傳的力度，使農民對新技術逐漸的了解并能夠接受新知識的教育。再次，采用互動性強的推廣手段，以切實的感受打動農民，從內心接受新技術的推廣，提高推廣的效率。最后，通過建立完善的結構和推廣機制，充分發揮示范區示范產業的功能，以真正可實現的效益增加農民的收入。

4結語

第8篇：小農經濟產生的條件范文

關鍵字：植物資源開發現狀問題

1我市主要植物資源狀況

我市處遼東山區，氣候濕潤，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和立地條件，為各種植物提供了適宜繁衍生長的環境，植物區系位于長白植物區向華北植物區系的過渡地帶，有種子植物1080多種，真菌類植物340多種，地衣植物80多種，苔蘚植物200多種，蕨類植物60多種，在我國北方屬物種較多地區，在種類繁多的植物中，不僅有特有種類還有珍稀植物，如人參、紫杉、雙蕊蘭、天女木蘭、平貝母、天麻、刺參等，而且蘊藏著極為豐富的野生植物資源，可供開發利用。這些豐富的植物種類中有不少珍貴的物種已經被列為國家重點保護對象，如：人參、雙蕊蘭、紫杉、刺參、鉆天柳、水曲柳、平貝母、天麻、野大豆、核桃楸、天女木蘭、黃檗等。

在這些眾多的植物種類中，有不少種類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例如人參、紫杉、天麻、黃檗等，他們都是從森林中，從野生植物里發掘出來的，而且有不少種類已被引種到全國各地，成為很有經濟價值的栽培植物。

2我市植物開發利用的現狀

我市廣大農民在植物資源利用上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階段，在植物的開發、利用，改造和保護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特別是建國以來，黨和政府對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十分重視，1958年國務院發出“關于利用和收集我國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以后，要求各地區和各部門認真組織科技人員對我國極其豐富的植物資源進行深入研究，組織采收和利用野生植物原料，指示要因地制宜選育經濟價值較高的植物種類。并建立生產基地，改進人工栽培。通過這些工作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的植物資源開發利用工作。我市也相繼進行了黃檗皮的采集收購，人參的栽培等工作。這些年來，我市在研究，采集，加工和利用野生植物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績，市委市政府先后下發了文件，把加大山區綜合開發，發展山區經濟作為我市脫貧致富的主要措施。不少地區先后建立了一些種植業和加工工業，還開發了不少新的經濟植物,如紅豆杉、龍牙蔥木、輪葉黨參、丹參、龍膽草、刺五加、五味子、紫草等，這些植物的開發利用和加工取得了不少經濟效益，輪葉黨參出口供不應求，遼五味、遼細辛使藥材市場備受青睞的優質藥材，野生山葡萄是釀酒的主要原料，桓仁縣五女山葡萄酒廠生產規模和經濟效益十分顯著。還有當地的山野菜資源如刺嫩芽、蕨菜、大葉芹等成為山區農民致富的一個主要產業，這些年山野菜的精深加工和出口量也不斷上升，成為東南亞各國市場十分受歡迎的綠色食品。我市山區的野生漿果蘊藏量特別豐富，是制作飲料的主要原料，如獼猴桃、、山櫻桃、山杏、山梨、山葡萄、山里紅、沙棘、草莓、懸鉤子、茶鑣子等，有些野生植物莖葉的汁液也是制作飲品的優質原料，如樺樹汁、分叉蓼，刺五加等,對這些植物的保護和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市在植物資源的研究、開發利用、改造保護等方面雖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績，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與我是極為豐富的植物資源相比是極不相稱的，在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中午論叢深度還是從廣度上仍然存在著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如何從我國的植物資源現狀出發，充分發揮其優勢，揚長避短，摸索一條適合我市的發展之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3我市植物資源開發利用中存在的問題

當今世界上，人們普遍關心的人口膨脹，糧食短缺，能源消耗，自然資源枯竭，環境退化和生態平衡失調等問題，無一不與植物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些問題的產生和解決，可以說都與植物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密切相關。長期以來，由于人們對植物資源的掠奪性采收和加工利用，而對保護植物資源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以致有的地方植物資源和物種出現枯竭和瀕危現象，怎樣才能處理好植物利用和保護的關系呢？招這里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3.1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上觀念陳舊，視野狹窄，不能發揮我國植物資源多樣性的特點

我市植物資源品種豐富，他既為人們提供了農工商和醫藥等各種原料，同時又為人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但開發一種植物資源，提供一種新的產品，常常受到產量、質量、成本、銷路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各地區在開發利用本地植物資源時，首先要對市場需求進行調查研究，自阿了解市場信息的基礎上，根據本地區的植物資源狀況，選擇國內外市場上緊俏的優勢產品或質好價優，有競爭力的產品加以發展。另外，特別要提到的是在利用某種植物原料，開發某種植物產品時，必須以不損害其他植物品種為前提。但是，我們的一些經營者由于受舊思想的束縛，開發觀念陳舊，開發視野狹窄，沒有把廣大的植物資源分布區都作為生產基地，沒有把各類植物資源都作為研究、保護和開發的對象，而把眼光僅僅盯在個別植物的利用上而不惜破壞其她的植物種類，亂砍濫伐和掠奪式利用，結果使大量植物資源枯竭，一時難以恢復和更新，給今后的開發利用帶來很大的困難。

3.2對植物資源缺乏科學的管理和經營

目前人們在開發利用植物資源，生產某種產品的過程中，可以使人人創造一種落后的、自發地小農經濟狀態。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還沒有完全擺脫小農經濟思想的束縛，使植物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缺乏規模性。由于小農經濟思想的影響，在經營管理上也沒有全面規劃和合理安排，沒有樹立全面開發和多種經營的思想，因此失去綜合管理效益。由于這種小農思想的束縛，在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上缺乏長遠打算，而是搞一陣算一陣，搞一年算一年，甚至采取掠奪式開發，結果破壞了生態平衡，導致植物資源日趨減少，乃至滅絕。

3.3對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缺乏綜合規劃和平衡

自然生態系統中，只有各項生態因子總是處在動態平衡之中，包括植物在內的一切自然資源才能得以繁衍延續。但是由于人們對植物產品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導致不少部門在開發利用植物資源的過程中，只顧眼前利益，違背科學規律，在沒有統一規劃和綜合平衡的前提下，各自競相向大自然索取最高最佳得經濟效益，盲目開發，如：林業部門向大自然索取木材，醫藥部門向大自然要藥材，商業部門向大自然要土特產品，工業部門向大自然要各類植物原料……。總之，各行各業都向大自然伸手，但是要多少合適呢？如何才能保持生態平衡呢？哪一家都沒有考慮過。只顧“吃山”不顧“養山”，只求所需，不求所能，致使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當然植物資源也不例外遭到威脅。

3.4植物資源的綜合利用深加工不夠，集約化程度很低

植物向人類提供各種商品，植物資源的科學利用應當是全方位研究，多層次利用，發揮其綜合功能。但是，人們在開發利用植物資源的過程中，往往只注意一個層次，表現在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上的單打一，這是多年來造成植物資源浪費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一種植物為我含有多種化學成分。或植物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用途，綜合利用可以大大提高經濟效益。例如松樹，可以為人類提供木材、松子、松脂、松針等，分別具有不同的商品價值。但是，往往人們指利用其中的一兩種，這就造成資源的浪費。近年來推行森林全材利用，永續利用，及把采伐的木材枝條全部加工成木屑或就地加工成紙漿、纖維板、刨花板等。其實一些林副產品，如樹脂、樹膠、香料、藥物等均應綜合利用。就是采伐木材時，林下伴生的藥用食物、食用植物或其他資源植物也應綜合利用，提高開發效益。

在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工程中要提倡建立集約化的經營體系，加速植物資源的基地建設。我市植物資源豐富，但也有不足之處，即資源分散，交通不便，采集費時費工，如我市豐富的山野菜資源，由于沒有規模較大的加工龍頭企業帶動，致使多少年來山野菜資源不能進行深加工而效益微薄，這一現象與開發利用很不適應。所以，各個地區的要因地制宜建立集約化經營體系，加速植物資源的基地建設，擴大植物資源的種植面積，變野生為家生。另外，還要強調種植、管理、加工、產銷的整體專業化生產，只有提高集約化程度，才能形成相當規模的生產力。

3.5在植物資源的開發過程中急功近利，不注意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協調發展

主要表現在為求近利，只講利用和索取，不講保護和培養，只講開發，不將建設，致使生態失調日趨嚴重。其次是表現為產業布局不合理，只是局部地區環境惡化，生態失衡，所以當務之急首先要考慮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得協調發展，在開發的同時，要結合當地條件及早抓緊各類植物資源得恢復，保護和發展。

第9篇：小農經濟產生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科學思想元氣陰陽五行

1科學思想的概說

一般來說，科學思想是在具體的科學認識活動中，產生、闡述和解釋科學假說和理論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礎。一方面，它制約著科學認識過程中的思維方式，影響著科學方法的形成及其發展方向，對科學理論的構成起到了指導作用，影響到社會對科學價值的評價。另一方面，一定歷史時期的科學思想作為社會思潮的一部分，也是歷史傳統與現實生活在科學活動中的反映。它要適應人類從自然事物、自然現象獲得認識和心理滿足的社會要求，也就是說，科學思想一般應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潮相容。科學思想應該滿足科學實踐對理論的要求，科學思想應能夠反映科學實踐所顯示出來的認識傾向。

科學思想從內容上分析包括：①對自然的普遍形式，萬物存在的方式，事物與現象變化之間聯系認識的一般觀念。科學思想反映了對自然整體圖景和規律的綜合認識，表現了對自然事物認識的客觀性和實證性，從而成為宇宙觀和方法論的基礎。②對認識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徑及用什么方式來表達和確證這種認識的一般看法。③社會對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的一般看法。從科學認識活動的角度看，就是對科學對象、科學任務、科學工具、科學方法、科學與社會環境關系的基本看法。這些構成了科學活動中的指導思想，為科學認識的思維過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學活動沿著一種規范式的方向發展。

2我國傳統科學思想的特點

科學思想是從探討宇宙的本原和秩序開始的。氣的觀念、陰陽觀念和五行觀念是中國自然哲學中最為基本的幾個內容，這些觀念是中國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國古代科學思想。

關于宇宙萬物存在和變化的原因，西周時期，人們在這方面的認識有兩個基本點，“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故先王以土與金、木、火、水雜，以成百物”。這種觀點是用具體的感性可認識的物質充當了萬物的本源，并提出了萬物構成的方式。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認識能力的提高，這種用具體物質形態來說明萬物的構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論和邏輯上的困難。到春秋戰國時代，關于萬物本原的探討更傾向于尋找一種超越感覺、經驗和具體物體的東西來解釋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變化。老子用道作為萬物的本原，勾畫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圖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淮南子·本經訓》用氣的學說進一步說明萬物構成和發生的物質原因，認為“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桴類。”漢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討論了有關氣的思想。“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陰陽也。”元氣論至此成為占主流的理論，它不僅討論了萬物之生，而且還探討了事物的變化，討論了無形之氣與有形之物的相互轉化以及有形之物的發生和演化。這種認為宇宙本原是氣的生成論，相對于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構成論（主張變化是不變的要素之結合和分離）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體系的功能模式，適合于由代數描述，而代數形式又易于發展類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國傳統科學的功能的、代數的、模型論的特征。而且“元氣”這一概念可以用來說明從自然現象、社會關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個純粹反映物質世界的總體性范疇。人們可以運用這不可明言的“元氣”，隨心所欲地用自然現象來依附、論喻倫理政治，或用人事來類比自然。這種傾向不可避免地導致用玄學的思辨來代替經驗的考察，使理論思維本身缺乏嚴密的邏輯性。

樸素的辯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們觀察世界的辯正思維方式。朱熹曾說，《周易》有兩條基本原則，一是“流行”，二是“對待”。流行者，過程也；對待者，矛盾之對立統一也。整個宇宙，無非是一個過程，一對矛盾。在《周易》基礎上，經過歷代思想家和哲學家的批判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套嚴密的陰陽變易的邏輯理論體系。陰陽，本義是指日照的向背，“陰者見云不見日，陽者云開而見日。”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們用這一概念來解釋自然界中相互對立、彼此消長的物質或其屬性和陰陽相互作用對于萬物產生、發展的作用。《管子·乘馬》說：“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陰陽之化也。”《莊子·天道》說：“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陰陽論看到了事物內部對立統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說明整個世界的運動，但忽視了事物運動的因果聯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環論。古人在農業生產活動中，觀測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復始的現象，如《易傳》所概括的“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方位與時間的對應循環，以日的運行最為明顯。日從東方升起，轉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亂分合的往復交替，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強化了人們的循環觀念。鄒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現象的基礎上，還用五行的這種相生、相勝來演繹人類社會的王朝更替和歷史興衰，把歷史的發展說成是“五德轉移”的結果。總體來說，中國傳統思想用五行說來表明事物的變化和聯系，但這種變化和聯系是一種機械的、封閉的循環運行，帶有宿定論的色彩。它不能具體地描述各種運動、變化的規律，也不可能正確地揭示事物聯系、變化過程的物質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脫離具體條件、具體過程講變化、聯系和相互作用。元氣、陰陽論與五行理論的結合，在《月令中》，四時是陰陽的體現，四時與五行配合，也就是陰陽與五行的結合。陰陽之氣是基礎，是本原；五行則是德，是屬性，陰陽之氣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種屬性。陰陽的對立統一，則是物質運動的最終動因。這種以氣為基礎的陰陽五行體系，把自然、社會和人結合為一體，形成了一個有機的體系，它是傳統科學思想中宇宙論的基礎，影響了科學思維的整個過程。

總之，元氣陰陽五行萬物成為理論詮釋的固有范式，這一范式在中國傳統科學思想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奠定了中國傳統科學發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沒能成為社會認識的獨立對象，關于自然的一些經驗知識是直接為政治、倫理哲學作詮釋，因而在認識方法上局限于籠統的描述和整體的概括，忽視了局部細節的說明，成了一個能說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說明一個簡單的具體運動。所以，理論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過程的一般表象，忽視了事物內在結構的分析，理論思維的實證分析的趨向被抑制。而且，莊子在《大宗師》和《人世間》兩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離、生忘三種悟道方式也長期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排斥了感性經驗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觀性，造成傳統科學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經驗事實相脫節或對立，容易通過玄思走向神秘主義。

3我國傳統科學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實上，科學思想的發展會受到兩方面的社會條件的影響。一方面是物質生產條件，這其中包括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社會在生產技術上是否需要科學？是否有可能向科學提出任務和要求；二是社會能否為科學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如實驗和觀察工具與資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否有可能確立起科學發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證？

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是封建中國經濟結構的基礎，重農抑商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奉行的基本國策。這種小農經濟是一種基礎薄弱的簡單再生產，以精耕細作的種植農業為基礎。由于沒有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只要有勞動力和小塊土地就能恢復和重建這種小農經濟。因此對技術成果的應用和生產工具的改進，其依賴程度不大。由于這種物質生產方式的生存、發展主要依賴于氣候、天象、物候周期性變化的；防旱、防澇的水利工程；和生產工具密切相關的手工業、冶煉業；農產品與手工業產品交換貿易所需的算術計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一開始早就被生產所決定”，因此，圍繞精耕細作種植農業的發展，天文歷法、農學、計算數學、中醫學四門實用科學構成了中國傳統科技體系的主體。

儒家文化將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引入了科舉入仕的道路而鄙視科技活動，將科技活動納入了“小人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卻通過修身養性的方式將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興趣沉溺于一種玄秘虛無的境界。讀書人做學問的目的就是“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知識分子和精通技術的工匠相分離，研究生產技藝就缺乏文化知識方面的動力，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夠的知識力量，同時生產技藝得不到理論上的總結、提高和應用上的推廣和發展，所以歷史上很多杰出的技術發明就無聲無息地湮滅了。

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在內容上以政治、倫理為主體，形成了社會對科技活動和科技成果的價值評判的習慣看法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阻礙了科學思想的發展，使知識分子對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們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來看待各種觀點、學問，也就是對自然萬物的理論知識和解釋缺乏實證判斷的理性。也就是說，社會缺乏一種組織機制、價值的吸引，鼓勵知識分子從事科技活動。

參考文獻

1刑兆良.中國傳統科學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