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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而厘清這些問題對于正確選擇農民經濟合作的內容、堅定落實“統分結合”的農村經營體制、通過政府主導推動我國目前的農民經濟合作都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在農業生產環節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相對合理性
從歷史學的認知方式來看,19世紀中期以來,東西方國家的農民經濟合作都鮮有在種植生產環節進行的,家庭經營形式在現代農業階段種植生產過程中長期延存的事實本身就已經證明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相對的合理性。的確,任何理論都需要放在歷史運動的實踐過程中去驗證,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內在本質聯系,那就必須從多維度進行邏輯分析。和工業以及農業養殖業相比,農業種植生產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農業種植生產不宜采取大規模集體同質勞動,相反,家庭生產組織形式更具有相對的合理性。
首先,農作物生產發育的季節性、周期性、時序性,決定了農業生產過程中同一時期內作業具有單一性特征,因此使整個生產過程都可由同一勞動者連續完成。正如亞當·斯密所注意到的:“紡紗工和織布工,幾乎都是個別的兩個人,但鋤耕、耙掘、播種和收割,卻常由一個人兼作……”[1](P362)而且,我們還注意到:不僅是手工工具時代,即便是到現代化大機器時代,農業生產工具也多由個人操作;即便是大型農業機械也不過二人共同協作,所以,在現代農業階段,不論是較大種植規模的歐美家庭農場,還是較小種植規模的亞洲兼業農戶,種植生產過程大都仍是一至二個人完成。在法國,自20世紀60年代起,“所有的農場都越來越朝著以兩個農業勞動者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轉變:丈夫和妻子,或者父親和兒子”[2](P284)。
其次,農業生產過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從而使家庭或個體分散勞動得以進行。農業生產的投入可概括為三大類:土地、勞動、資金。資金投入又可再分解為兩個亞類:第一類為機械動力性質的資金投入品,像各類農用機械,其功能在于改善農地作業的物理過程,它的實質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勞動;第二類投入屬于農業生化性質的資金投入品,如化肥、農藥、良種和農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變農地生產過程的生化性質,其實質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勞動和農業生化類資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產過程中的分散勞動,唯有機械類資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為生產要素和工具,可以通過合作購買、分散使用,也可以通過家庭經營形式的型塑,去適應家庭規模經營。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積狹小的國家,大多發展起小型機械,或者推出租賃式機械服務項目等。因此,可以說,機械類資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農業生產要素的這種可分性特征,從勞動的客觀對象上和物質條件上決定了它和個體家庭分散勞動經營形式的統一。
再次,農業種植生產具有勞動場域廣闊性、勞動活動非定位性等特征,極不適宜把勞動者強制集中在一起進行固定性的勞動,而適宜進行個體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動。家庭生產組織形式解決了農業種植活動中監督難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經濟活動中普遍存在一個交易費用問題;任何一種經濟組織都存在一個管理、監督問題,而且,“共同體的擴大,還將增加協調生產決策和分配共同體產品的費用”[3](P38、P93)。解讀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可以使我們避免對大規模勞動組織的盲目崇拜。以此為視角觀察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就可以發現:家庭組織形式適應了農業種植生產的分散勞動,能夠解決勞動過程監督難、管理成本高的問題。
在農業種植生產過程中,尤其是在傳統農業、手工勞動形態下,勞動監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在農業種植生產中勞動的質量對產業影響巨大,這就要求勞動者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極大的勞動熱情進行勞動的有效投人,而農業生產恰恰只有在家庭農業生產形式下勞動者才蘊含著極高的勞動欲望,才能夠實現無監督的激勵。這是因為:
第一,家庭生產組織形式使勞動者能夠占有一定的生產手段以及由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從而得以獨立、自主地進行生產。生產手段以及生產資料是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是人們從事物質資料生產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在農業生產中,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以 及由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就意味著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統一,意味著勞動者的獨立、自由、自主。勞動者對生產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勞動者擁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條件,尤其是農業生產資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復使用價值,如果被勞動者占有使用,就會使勞動者積極地去提高土地的質量和使用價值,并進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時,由勞動者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就意
味著勞動者擁有決策權、靈活處置權、自由行動權,從而使勞動者能夠主動、負責、自律性很高地進行適宜性勞動。
第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對應關系以及勞動產品的個人處分權,一定條件下,能夠較好地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勞動的熱情來自于對成果的預期以及對應的報酬獲利。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形式能夠使勞動者明確地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并從中得到獎懲,因此,為追求勞動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農業家庭經營者都煥發出極大的勞動熱情。
第三,個體小家庭內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機會主義產生的根源。農業家庭生產形式以個體家庭為勞動成果歸屬單位,應合了家庭私有制產生以來,個體小家庭占有財富的社會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婦二人為養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標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勞動監督成本幾乎為零。在當今世界上已進入現代農業的各個國家,都呈現出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
是伴隨著現代農業生產手段的應用,反而使務農的家庭規模變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國農村普遍存在著獨生兒子在結婚成家后和尚未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分家單過的情況,絕大多數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兩口之家,只有一對夫妻構成。導致此種狀況的原因無外乎兩個方面:~是現代化生產手段的應用,大大降低了勞動量和勞動強度,使尚未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在兒子結婚成家后能夠獨立地進行生產;二是一對對夫妻之間必然呈現內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車”行為。
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很強的彈性和張力
長期以來,學界對生產規模較小的農戶,不論生產手段和生產目的、內容,均習慣稱之為“小農經濟”。其實,“小農經濟”、“小農”、“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各自有著不同的內涵。“小農經濟”概念來自于馬克思、恩格斯的闡述,并由此成為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經濟范疇。在馬克思那里,“小農經濟”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農,后來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農”之中。“小農經濟”的主要特征是:規模狹小,孤立分散、生產手段簡單落后、自足自給等。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只賦予小農經濟以自然經濟的屬性。正是基于這些特征和屬性界定,人們在論及小農經濟時,往往帶著輕蔑的貶低口吻。而“小農”應該是指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規模生產,雖然規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經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復合性質的經濟,還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質的經濟,這就有了學界的“自然小農”、“商品小農”之說。近代以來,中西方都大量存在著商品小農,在擁有現代生產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條件方面的原因,在亞洲各國仍然盛行著小規模的家庭農業。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概念屬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疇,它可以是小規模的“小農”,也可是較大規模的“大農”,還可能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所以,肯定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相對合理性絕不等于肯定“小農經濟”的相對合理性,即便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歷史主義觀點肯定過具有自然經濟屬性的“小農經濟”的歷史作用。
通過我們對歷史發展和長期實踐的觀察思考,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較為準確的認識判斷:家庭經營形式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作為農業生產活動內容的承載工具,可以是為滿足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自然經濟,也可能是商品小農;家庭經濟在傳統農業階段是小規模的自然經濟或商品經濟,但在現代農業階段,它也可以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但絕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規模的。由于農業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適宜于農業初級產品生產過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歷史時期容納不同的生產手段,為著不同的生產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實現有機統一。
第一,家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農業生產活動內容的承載工具,可以是為滿足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自然經濟,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復合性質的經濟,還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質的經濟。這種雙重性質的小農經濟也存在于 中國封建社會乃至近現代各個時期。近代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交換的擴大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各種商品農戶普遍發展。權且不論西歐,就中國近代以來農村各地都相繼出現農產品專業化生產的趨勢,形成區域性的、專業生產農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我國新時期商品市場經濟時代背景下,農村已廣泛全面發展起了農戶商品經濟。
第二,家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可以容納不同的生產力,更不排斥先進的生產手段。從中世紀的鐵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機械化工具,再到現代機械化工具、良種、化肥、農藥等一切現代科技手段的應用,農戶組織形式表現出巨大的張力,吸納著一切先進的生產要素,豐富著自身的內涵,使其由傳統小農向現代農業經營者及家庭農場轉化。
第三,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實現有機銜接,不拘泥于生產資料私有制。“農戶作為一種組織方式,其作用在于通過一定的激勵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它本身并沒有‘公’或‘私’的社會屬性,可以以不同的所有制為基礎,其屬性取決于其借以發展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及其所依附的經濟體制的社會屬性。”E43(P46)
中國社會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各大宗教都有所發展，尤其是作為國內五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其發展規模及速度都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時期。并且其信徒人數的增長也是令人矚目，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信徒的人數增長速度較快。這一現象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在他們的研究中都指出，農村基督教帶有功利性特點。
一、功利性的體現
在農村基督教信徒中，信教功利性這一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尋醫治病，祈求身體健康。在農村地區，醫療條件較為落后，使他們看病成為困難，生病對于他們來說是一件極為擔心的事。在《圣經》中記錄了有關穌在傳道途中給貧窮殘疾者治病的故事，據圣經《新約》記載：公元28年，耶穌在加利利開始公開的傳道和治病活動。因而他們相信只要誠心向主祈禱，主就會保佑他們，使他們的病得以治愈。例如杜景珍在對蘇北某村莊的基督徒調查中發下因謀求上帝保佑合家健康而入教的占75%，“靠主得平安”是這些教徒的普遍信仰，認為靠主是病愈的根本原因，吃藥只是治病的輔助行為。在許多地方，只要有一個人因為信仰基督教而其原有的疾病痊愈奇跡發生，就能夠帶動一家人、一族人、一村人甚至一個地區的人皈信基督教。①
2、孤單寂寞，尋求精神寄托。近幾年來，盡管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較快的提高，但是他們的精神生活仍然較為單一，很多地方的基層組織村委會基本上很少組織一些社會娛樂活動，難以滿足他們越來越高的精神生活，從而使他們感到精神空虛。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農業機械取代了大部分人力勞動，使他們的農忙時間減少，空閑時間增多。并且隨著家庭結構的變化，很多子女不再與父母共同生活，使得他們的情感聯絡和經濟往來減少，導致孤獨感的產生。而教堂教會經常組織一些宗教活動，如:唱詩班、做禮拜等，從而提供給他們一個聚會和娛樂的場所，排解心中的孤獨。對于他們來說，更多的是對基督教的聚會和儀式有興趣，而對基督教的本質和精神了解的卻不是很多。
3、自身遭遇不幸求指引。人生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的，總會遇到各種挫折，當他們無力改變時，就會救助于神靈。而對于他們來說上帝不過是自己原來信仰的神仙菩薩而已，因此總是認為上帝是有求必應的，希望上帝能夠改變自己不幸的人生。②
4、祈求平安消災免難。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會有一些不確定的情況發生，正所謂“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有旦夕禍福”，人們將這種不確定的因素歸為神的領域，希望祈求上帝，從而得到幫助。
5、祈求衣食。雖然當今經濟發達，但是在農村地區，物質生活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她們希望通過祈求上帝，來獲得更好的豐收，來提高自己的物質生活水平，希望自己也不愁吃穿。
二、功利性特點產生的原因
信徒這種從功利目的出發而信仰基督教的現象，必有其原因。下面做以簡單分析。
1、中國民間信仰的影響。首先，中國民間信仰自身除其普遍性、分散性、自發性之外,還有一個最明顯的特征,即強烈的功利性與實用性,這些特征也影響了中國人對其他宗教的信仰,也就是說,中國人對宗教的信仰,也具有了某種強烈的功利與實用特征，正可謂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事到臨頭抱佛腳”。其次，民間信仰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早已在民眾心中根深蒂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古代思想理論界并不討論神的問題，也不討論人與神的關系問題，重人事輕鬼神，重實用輕思辨。③這導致了民間信仰以祖先崇拜為重心的特點。而基督教是一個“不敬祖宗及諸神靈”④的宗教，因此基督教在傳教的過程中，必須經歷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融合，走上“本土化”的道路,例如在祭祖問題上、節日禮俗、婚喪風俗等方面，將基督教的節日與中國風俗習慣相折衷，這讓原本對基督教陌生的民眾產生了熟悉感，
轉貼于
低碳農業就是低碳經濟模式應用到農業領域中的一種稱呼，它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最大規模的產業化革命，具有較為深遠且重大的意義，它意味著人類對于農業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由于我國針對低碳農業的研究仍然處于初期階段，因此，目前為止尚缺乏一個較為系統化的概念界定.但是，我國已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相關研究與討論，有人認為低碳農業就是指以低消耗、低污染和低排放為基礎的現代農業，也有人認為低碳農業就是生態農業和綠色農業的進一步延伸與發展，更為注重農業生產的經濟功能、生態功能以及社會功能的三者統一.因此，有人認為，低碳農業的特征就是：它是一個自然生態化的開放性系統，是一個“兩高三低”的高技術集成系統，是一個農業生產的全生命周期過程，也是一個安全型的生產系統.因此，低碳農業應該具有多元化的功能，即農業生產功能，安全保障功能，氣候調節功能，生態涵養功能，農業金融功能.那么，在此，我們綜合以上低碳農業的相關界定、特征以及功能，認為低碳農業的內涵應該是這樣的，即低碳農業就是低碳經濟理念在農業發展中的實現形式，是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來實現農業的低消耗和低污染，其本質上是一種節約型、安全型、健康型、效益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讓農業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是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
2我國低碳農業發展過程中的障礙分析
2.1現有農業基礎較為薄弱
低碳化農業首先要以土地作為支撐，然而，我國農業發展中卻存在著明顯的人地矛盾，即我國農業發展中面臨的一個基本現實就是我國人多地少，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眾多，耕地資源有限，耕地拋荒問題嚴重，從而使得人地矛盾進一步加劇.同時，我國農業低碳化發展過程中的主角是農民，他們所采取的小規模家庭經營模式又是基于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而這種經營模式具有規模小，分散性較大的缺陷，從而往往會導致經驗式、封閉性生產，這顯然會對農業低碳化發展產生一些阻礙，比如說，農業生產低效，專業化與社會分工合作程度低，信息搜索成本偏高，農戶農業生產的抵抗風險能力差等.此外，我國低碳化農業發展的主力市場是在農村，但是，近些年來，農村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空心化現象，即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留守人口往往是一些老弱病和貧困人口，整個農村的基礎設施和環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從而使得低碳化農業發展需要的主體缺位或不足.最后，農村人口總體受教育水平較低，而這與農業低碳化發展要求中的高科技與管理要求是不相吻合的，會使得農業低碳化發展效果大打折扣.
2.2現有農業服務體系不健全
農業想要實現低碳化發展，就不可避免的要引入一系列的科學技術，還要采用先進的管理措施和方法，而這些都需要一套健全、完善的農業服務體系作為保障.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農村中還缺乏良好、順暢、快捷的農業服務體系，這顯然又成為了阻礙我國低碳農業發展的因素之一.具體來說，我國農業科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而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其對農業的貢獻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具有較大的差距，主要表現在這么幾個方面：研究與開發子系統，推廣服務子系統，農業技術應用子系統等三個方面.就第一個方面來說，我國目前的農業科研體系呈現出“分散式、多部委、多層次”的特點，涉農科研成果不盡合格，技術創新也不夠明顯.至于第二個方面，我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的主要支柱就是國有農業技術推廣機構，其主要的缺陷就是體制不順，機制不活，職能錯位，推廣手段落后，方法單一，從而使得科技示范效果不顯著.此外，我國現有的技術推廣體系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主導控制型溝通模型，科技成本超過農民承受能力，從而使得農民對于科技應用的意識不強，大大降低了科技興農的輻射效果.
3.3農業碳匯市場建設不夠明朗
根據相關理論與國外成功的經驗來看，低碳農業還應該引入市場機制，真正建設一個以農業碳匯市場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但是，目前來說，我國農業碳匯市場建設還不夠明朗化，雖然具備一定的建設基礎性條件，比如說，我國農業碳匯市場產品—碳減排量可觀，碳匯市場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我國農業碳匯市場建設還缺乏農業碳匯測算標準、有效的測算方法、管理體系等，同時，我國農業碳匯市場還存在著被政府割裂的市場現象，無法在碳匯服務提供者與碳源排放者之間形成真實的經濟利益關系.
3新農村建設視角下我國低碳現代農業的發展路徑
3.1改變傳統的農業服務模式，建立低碳化的農業服務體系
我國傳統農業屬于石油化農業生產與服務模式，對環境等造成了較大的污染，這顯然不符合低碳化農業發展要求.因此，我們應該科學、合理的對現有農業進行去石油化，比如說，健全農村基礎教育與科技教育體系，重構面向小農經濟基礎的新型農業技術服務體系，促進農業碳減排技術研發與積累等.具體來說，我們應該在農村地區繼續深入推廣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制度，重視對于低碳化農業人才的培養工作，還可以開設一些專門針對農民的技術培訓班或科技教育課程，切實提升農民的農業科技水平.同時，我國農業中的小農經濟模式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徹底消失的，因此，我們在發展低碳化農業的時候，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樹立好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建立一個新型農業服務體系的理念，還要做好農業的碳減排技術，建立較為成熟的農業碳匯市場，力爭形成從上到下的高效率科研體系模式.
3.2大力發展以循環農業和生態農業為主的替代性農業
我國農業中的碳排放量仍然較大，因此，我們應該大力發展循環農業和生態農業，并以它們作為現代農業中的發展主力軍，讓它們成為農業碳減排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我們就需要對一些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中產生的各種廢棄物進行生態化的循環再利用，這不僅可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還可以避免這些農業廢棄物對農村環境造成的環境污染，還可以減少碳排放量.當然，這種循環農業和生態農業的大力發展，并不是短期內就可以順利實現的，而是需要經過長期的努力逐步發展并推廣開來的.這就需要我們加大力度來發展這些替代農業的技術支持體系，尤其加大對于基礎設施薄弱的農村地區的資金投入，從而為循環農業和生態農業等替代農業的發展打好技術創新基礎.那么，要建立完善的農業低碳技術體系，就需要加大對農業低碳技術的研發投入，制定促進農業低碳技術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優先開發通用性強、使用范圍廣、經濟效益高的低碳農業技術.
3.3努力培育并大力發展我國的農業碳匯市場
雖然說我國農業碳匯市場的形成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性條件，但是，由于我國對于低碳農業發展還處于一種摸索的階段，市場經濟機制還不夠成熟和完善，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仍然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在大力發展低碳農業服務體系以及替代性農業的基礎之上，大力培育并繼續發展農業碳匯市場，將環境友好的農業生產方式和技術所包含的環境效應通過碳匯市場表現出來，從而以貨幣化的形式來激發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主動性.當然，我國目前來說，農業碳匯市場的建立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主要是要建立農業碳匯數據庫和農業碳減排標準體系.具體來說，我們應該花費三到五年的時間來攻克最為基礎也是最為重要和最為艱難的部分，即基礎數據庫的建立.我們應該綜合考慮農業碳減排因素，周詳、細致、全面的來建立農業碳儲存與碳排放基礎數據庫，比如說，土壤方面、作物方面、農業能源消費方面、農業廢棄物的處理與利用方面等.此外，我們還應該與國際市場接軌，基于國內農業碳匯市場建設與運行情況，結合國際上農業碳匯建設的“三可”原則來建立較為完善的農業碳減排標準體系.當然，農業碳匯市場的建設與運行還需要研究并建立農業碳匯市場管理體系，，梳理好不同主體在碳匯市場建設和將來運行中的作用，從而使得農業碳匯市場能夠獲得堅實的建設基礎和充分的運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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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信用社；農村金融；小額信貸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309(2009)00―0064-03
一、我國農戶金融信貸需求的特點
(一)農戶對資金的需求較為普遍。現階段農戶借貸構成中，生活性借款比重較大，一方面說明農戶先進購買力過低，生活壓力過大；另一方面也表明農村生產經營性借款市場狹窄。
(二)就農戶貸款情況看，收入水平與其貸款規模呈正相關關系，收入等級越低，貸款額越低；收入等級越高。貸款額也越高。收入等級高并向農業發展的農戶，其貸款基本用于生產經營，而低收入水平的農戶，其貸款用于生活支出的比例較高。
(三)小農經濟的特征是農業規模不足和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收益率低下。這種條件下的農戶及其借款行為也就帶有明顯的小農經濟特色。農戶對信貸資金的需求表現出一定的特性：一是貸款數額小。家庭經營的規模決定了用于家庭生活和生產方面的貸款需求規模不會太大。二是希望采用較少抵押甚至無抵押的貸款方式。由于土地的所有權不屬于農戶，土地不能用于抵押，住房作為農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又很難用于抵押，因而農戶可用于抵押擔保的資產很少。三是農戶希望貸款手續簡便、靈活、及時。
二、農信社是為農戶提供小額信貸的重要力量
(一)農戶小額信貸的概念
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是根據農戶的經濟狀況和信用程度，在核定的額度和期限內，向農戶發放的不需抵押、擔保的貸款。它采用“一次核定、隨用隨貸、余額控制、周轉使用”的方式，根據農戶的生產周期確定不同的貸款期限。手續簡便。利率優惠。
(二)我國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業務的政策效應
1、農戶小額信貸是農信社發展的現實選擇
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是農信社積極開展貸款營銷活動的有效途徑。就農村信用社而言，貸款業務是其最主要的盈利來源，農村應該是其最主要的市場，因此能否抓住并贏得一般農戶關系著各家農村信用社今后業務發展與競爭成敗。農村市場主體――農民大多數以家庭為作業單位，進行小規模經營，資金需求額度較小。又無有效抵押物作擔保品。農戶小額信貸，改變了過去金融機構追求抵押、擔保，尋找大戶的貸款方式，采取了分散、小額貸款形式，按照農戶信用等級或采取聯保方式發放的小額貸款是農村信用社為農村市場提供的最適合產品。
從農戶小額信貸的實施效果看，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促進了農村信用社資產的優化和自身業務的健康發展，進一步增強支農實力。形成良性循環。如今的農村信用社已經是商業化了的獨立經濟主體，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首要目標。因此。如果農村信用社開展農戶小額信貸不能為其帶來任何好處的話，其必然會退出小額信貸市場。但是從現實的情況來看，農村信用社開展農戶小額信貸的熱情不斷高漲，這無疑源于農戶小額信貸業務的成功實踐。因此，農村信用社開展農戶小額信貸業務不僅是順應時代的潮流，而且是不斷滿足農戶貸款需求的一種積極表現，同時也是培育自身新的金融業務點和盈利點的需要。
2、農戶小額信貸是農民脫貧致富的法寶
農信社小額信貸極大地改善了農戶貸款環境，而且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由于村委會成員對本村村民的具體情況比較了解，農村信用社小額信用貸款業務采取與村委會成員合作組成信用評定小組對農戶進行全面的信用等級評定，并在此基礎上發放貸款證，農戶憑貸款證可以隨時到農信社營業點柜臺辦理貸款，這種貸款方式對于農戶來說。不僅簡化了貸款手續，還降低了一些不必要的成本。
實踐證明，農村信用社開展的小額信貸業務，在有效緩解農村金融抑制。促進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隨著農村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深入，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后，農業發展有了新的要求――中國農業必須進行戰略性結構調整。而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無疑為支持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保障。
三、農戶小額信貸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資金需求仍無法得到有效滿足
目前，農戶的信貸需求呈現多樣化、分散化和復雜化的狀態，并且，農戶的信貸能力具有鮮明的層次性特征，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金融組織和不同形式的金融供給來滿足。盡管目前農信社對農戶的支持力度較大，但由于信貸資金總量有限，隨著業務的不斷發展，農戶的資金需求額也越來越大。因此，日益擴大的信貸資金需求與有限的信貸資金供給之間的矛盾就日益凸顯出來。
(二)風險控制機制不完善
1、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信用風險。信用風險是指接受信貸者不能按約償付貸款的可能性，這是農村信用社面臨的首要風險。由于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貸款。面大，對農戶信用調查、評級及貸款后檢查的工作量較大，如果不能有效地檢查、審查、監督，農信社發生風險的可能性可能加大。同時，農業經營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都較大，農戶信用等級和經營收入、還款能力會因農業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而變化。農信社一般規定每兩年對評定的農戶信用等級重新審查一次，如果在兩年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承諾”期限內農戶信用等級發生變化，農信社的信用風險程度必然會受到影響。因為農戶信用等級降低，意味著農信社的貸款信用風險增加。最后，由于一些農戶的還款意識不強，使信用風險管理的成本過高。管理難度較大。
2、農村信用社的內部風險。信用社由于缺乏有效的信貸管理和制約監督機制，有的出現違規放款、以貸謀私等問題。有的信用社對貸款責任追究制度執行不力。致使個別信貸員工作不負責任。對信貸的管理缺乏責任意識。并且，有一些信貸人員缺乏相關的金融業務知識，不可避免地在經營過程中出現呆帳、壞帳，嚴重影響了信用社的貸款質量，也造成了管理成本偏高。
(三)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單一
農戶對貸款融資的需求呈現多元化、多層次的特征。隨著農業經濟不斷發展，品種單一的小額信貸已經難以滿足多層次的需求，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農業產品結構全面升級，已由以往單一的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結構轉向以種植業、漁業、養殖業、畜牧業等多方面為主，以農村資源循環利用和構造環保節能型生產、餐飲、旅游業等附加產業推進的全面綜合的農業產業結構。因此，當前小額信貸的額度、期限等特點難以跟上時代步伐。并且，金融產品自主創新薄弱，更多局限于對他人金融產品的簡單引進與修
補，很難立足客戶需求推新產品服務，特色產品、品牌產品短缺，產品服務的引力和張力顯得不足，難以滿足社會公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綜合化、優質化的金融服務需求。
四、推動小額信用貸款業務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雖然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有它本身的局限性和不少難以操作之處，但農村小額信貸的發放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決了農村資金投放不足、融資困難、資金短缺問題。對維護農村金融穩定。繁榮農村經濟具有積極意義。為了加快“農村發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步伐，我們須積極地、審慎地發展小額信貸業務，克服這一貸款方式存在的一些缺陷，完善服務功能，增強抗風險能力，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擴展發展空間。
(一)解決多層次貸款需求的供給問題
1、明確并規范小額信貸的服務對象是解決供求失衡的關鍵。小額信貸并非適用于所有的農戶，如果不顧對象，造成的結果便是不需要貸款的農戶出于逆向選擇參與貸款，而真正需要的農戶卻不一定能夠貸到足夠的資金數額。明確小額貸款的對象是當務之急。基層組織(以村委會為主)應該及時、全面地掌握本地農民的收入、生產情況，并與農村信用社積極合作，農村信用社全面掌握了農戶信息后確定各個農戶適合貸款的種類，做好資金規劃，通過這些措施，更加及時、有效率地為農戶提供融資服務。
2、發展農村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借貸。疏通橫向資金融通渠道。由于我國各地農村的自然條件、產業構成不同，信貸資金供求狀況也存在著較大的差別。有的地方資金嚴重不足。有的地方資金過剩，需要找出路。由于農業投資和農業生產的周期較長，農村信用社的資金余缺問題，單靠短期拆解是難以解決的，這就需要發展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借貸。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3、中央銀行應繼續加大對農村信用社支農再貸款的投放力度，有效調節農村自給供求關系。
(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風險控制
1、按照《農村信用社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辦法》的規定，發放小額貸款。農村信用社為增強自身防范信貸資金風險和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能力，在貸款的發放上就必須堅持以小額、流動、分散為主，逐步實施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實現信貸資產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相統一。
2、適當擴大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用途，合理確定貸款期限。農村信用社發放小額信用貸款，主要面向種植業，并不包括農戶急需資金的養殖業、運輸業及農產品加工業等，影響了農業產業化的進程；同時由于農信社的小額信用貸款業務結構單一，許多農民可能種植同類莊稼或養殖相同種類的禽畜，在氣候反常或出現流行性疾病的時候導致較高的風險。因此，農信社應該因地制宜地確定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用途，減少一些不確定的風險。
3、提升內部管理素質。農信社是高風險的行業，任何時候都應保持理智的頭腦，堅持把防控風險、穩健經營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采取治本措施，以推進合規文化建設為核心來提升內部控制水平：以規范信貸風險管理為軸心來提升風險管理效率：以構建新型考核評價體系為基礎來完善內部激勵機制：以完善案件防控機制為重點來推進和諧系統創建。
4、完善風險分擔機制。由于小額信用貸款主要用于農業領域，而農業生產由于其本身的特點，受到自然資源、氣候及市場等因素的多重制約，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就加大了農村小額信用貸款的風險。為了分散和規避風險，可在農村推行農業意外保險制度，擴大承擔風險的主體，提高信貸當事人的抗風險能力，使農業風險由信用社和保險公司共同承擔。
(三)促進農村金融產品的創新
從農村金融市場的新需求和新變化出發，農村信用合作社要加快金融服務內容和方式的創新以滿足農民多層次金融服務需求。首先，農信社應充分發揮其扎根鄉土、了解鄉土的優勢。結合當地農業發展的特點，設計不拘泥于金額和期限的、圍繞項目周期來進行的貸款發放。更好地為農民服務。
關鍵詞：城鄉經濟 二元經濟結構 人均消費水平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影響著社會的協調發展，影響著財政體制和投資體制，導致更多的資源和優惠都偏向了城市。只有從根本上破除產生二元經濟結構的各種制度和非制度基礎，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發展城鎮化，才能不斷地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減少城市與農村之間發展的差距，促進城鄉經濟的一體化發展。當前城鄉經濟在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的瓶頸主要反應在以下幾方面：
一、農村產業結構不合理
當前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經濟主體是個體，難于形成規模，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農民種地主要是用來自給自足。即使有個別的個體參與到市場經濟中，他們的規模也較小，承擔各種風險的能力也較差；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較為落后，通信、網絡在農村的普及率較低，阻礙了信息在農村的傳遞導致了農業科技水平落實于社會發展；農村地區的教育水平不高，農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很多初中沒有畢業就外出務工，留守在家的老人他們種地基本上是靠天吃飯，他們沒有受到專門的培訓，只知道按照傳統經驗進行生產勞動，這樣的勞作效率低，更不用說讓他們參與到市場經濟中。這樣農業產業結構就自然而然地與城市化的發展拉開了距離。
二、城鎮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空間規劃和城市規劃問題；“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這些問題伴隨著城鎮的發展而顯現出來。
（一）空間規劃和城市規劃問題
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發展有一定的隨意性和盲目性，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擴大城市規模，沒有結合當地資源環境承受力去制定一些涉及百姓生活方面的指標。因此這樣的指標往往與實際不符。另外人口過多給城市的發展帶來了交通擁堵、水資源短缺、環境不斷惡化等一系列的問題。
（二）“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
一些地方的城鎮化發展就是一個攤煎餅式的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城區擴張快，濫占耕地、亂設開發區。同時不合理拆遷，一味地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也造成失地農民的增多。
（三）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
目前，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務工，但他們極大一部分的就業崗位不穩定、流動性強，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方面的不完善，就使農民工更加地被邊緣化，成為城中人看不起的對象。
三、突破瓶頸的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途徑
（一）調整產業結構，推進產業化經營，實現規模經濟
1、農業結構調整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努力開發農業的潛力，重點發展高質量的特色農業，大力發展旅游生態農業，做產業鏈的加工農業以增加創匯；在無公害和綠色產品和食品上下功夫，培育出具有一定品牌的農產品；把農副產品和整個經濟社會建立密切的聯系提高其商品率和附加值。
2、繼續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家庭承包經營的確增加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但是他們只是作為生產的主體，并沒有完全的成為市場主體。要想改變當前局面，使農民成為市場經濟主體，就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引導農民參與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向購銷這個體系靠近。
3、推進土地使用權合理流轉，實現農業規模經濟
加強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管理可以起到讓加深農產品的加工程度，質量和效益的同步提高，擴大經營規模進而促進農業向現代化方面的轉變。土地得以合理流轉到那些具備規模農業生產的人手里，就可以使農業向集約化、商品化、產銷一體化的現代農業方面轉化，進而改變之前的分散性、自給性、產銷分割和低效率的農業。
（二）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增強城市的帶動和輻射作用
1、增強核心城市的輻射作用，發揮城市的聚集優勢
城鄉一體化建設就是要使城市真正起到輻射作用，帶動鄉村的全面發展。農村可以在城市的帶動下共享管理的方法和先進的技術，也可以吸引優秀的人才來農村安家落戶，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出謀劃策。這樣城鄉的經濟差距就會逐步縮小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2、妥善安排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促進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城鄉經濟的發展歸根到底還是要靠勞動力，然而我國目前有2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的安置是我國城市和農村發展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他們便可以為城市和農村的發展創造巨大的財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離不開農村的勞動力。因此中小城市要放開發展的壁壘，規劃和發展小城鎮。由于服務業等第三產業需要的勞動力大，各種要求相對來說較低，農民很容易參與其中，這就為小城鎮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為此就要大力發展小城鎮中的服務業等第三產業以吸納剩余勞動力。
3、加快小城鎮建設，發揮小城鎮紐帶作用
作為紐帶作用的小城鎮可以吸引城市較為先進的信息技術、管理方法向農村地區的過度。由于農村地區的經濟實體規模較小，農戶多處于較為分散的狀態，如果這些經營主體直接和城市交流，交流面會過于狹窄，程度相對不好，結果也會不太理想。因此小城鎮就可以把分散的規模較小的經濟實體聚集到一起，調節資源的配置，加快各種生產要素的流通。
四、結束語
總之，在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破除有由農村產業結構和城鎮化發展引起的二元經濟結構的這個瓶頸，城鄉的融合度會更高，城鄉的聯系會更緊密，經濟一體化程度會更深。
參考文獻：
[1]吉炳軒.關于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調查與思考[J].求實，2012（1）：20-23
支持“三農”：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社會責任的基本定位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共性要求，也有各自特殊的要求。與其他企業尤其是其他銀行類金融機構相比，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股權結構、服務對象、服務方式等諸多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就決定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承擔社會責任、促進和諧社會建設方面扮演著特殊的角色。
經濟學告訴我們，當小農經濟仍然是農村經濟主導的時候，大型商業銀行往往無法克服信息非對稱帶來的高昂交易成本，而且農村可貸資金的稀缺以及農民居住的分散性，又使交易成本進一步提高，這就弱化了大型商業銀行為農村經濟提供信貸支持的動力。這也是“市場失靈”的一個表現。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起初是農業生產者為了改善自身融資地位，聯合起來組建的以合作制為特征的金融機構，后來通過增資擴股，使其又具有了股份制的顯著特征，由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是建立在社員彼此熟悉信任的基礎之上，所以，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與商業銀行相比，具有節約交易成本的優勢，從而成為農村經濟主要的信貸提供者。
自然再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統一，是現階段我國農業生產有別于工業生產的核心特征。這就決定了農業生產總是具有“靠天吃飯”，即弱質產業的特性。經濟發展規律告訴我們，當農業生產仍然停留在一家一戶小生產階段時，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其抵御各種意外事件的能力是低下的。當意外災害來臨時，往往會使農民財富嚴重縮水甚至走向破產，其融資能力也往往隨之喪失。但是，農民面臨各類災害之時，也是最需要金融機構給予信貸支持的時候。而且，盡管災害會使農民遭受嚴重損失，但其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仍然會保留下來，這就給農民恢復再生產乃至獲得更多財富帶來了希望。這就意味著，如果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能夠讓農民擁有融資能力，使其在獲得信貸資金支持的情況下恢復生產，也就是恢復其創造財富的能力，農民就會借助信貸機構的幫助，減少甚至徹底消除災害帶來的影響。所以，當前農業的弱質性特征也決定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僅要在日常經營活動中把“三農”作為基本的客戶群體，而且，決不可以在農民處于危難時實行市場退出。也就是說，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具有準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特征，在面臨效率與公平的抉擇時，要更多地考慮公平。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支持“三農”上承擔更大的倫理責任。
創建“和諧農信”：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履行社會責任的基本途徑
總的來說，歷史包袱沉重、需要負重前行是當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最大的特征。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對外需要處理農民、個體工商戶、農業企業要求擴大貸款規模與資金來源有限、抵押物不足之間的矛盾，監管機構以商業銀行標準監管與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自身實力不足之間的矛盾等；對內需要處理歷史包袱沉重與化解能力有限之間的矛盾、業務發展對員工提出更高要求與員工素質偏低之間的矛盾、員工要求提高待遇與自身盈利能力有限之間的矛盾等。這些矛盾盤根錯節，是其他銀行類金融機構所不曾面對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要履行社會責任，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為構建和諧社會作貢獻，就必須以和諧為主線，認真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
創建“和諧農信”的思路，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出路，也是創建“和諧農信”的重要前提和基礎。要打造“和諧農信”，必須把發展放在第一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只有在存貸款規模不斷高速增長、不良資產逐漸下降、經濟效益持續改善的前提下，上述各種矛盾才會逐漸緩和乃至化解。當然，這種發展不僅要著眼當前，更應為未來的永續發展做準備。也就是說，不僅要追求量的擴張，更要注重質的提升，使其發展具有又好又快的特征。
另一方面，要統籌兼顧。也就是說，在錯綜復雜的各種矛盾面前，要區分輕重緩急，要兼顧長遠與現實，要協調內部與外部關系，不能急于求成，要兼顧方方面面的利益，使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發展成果既能夠讓員工、入股社員享受到，也讓農民、個體工商戶、涉農企業受益，讓黨委、政府和銀行監管部門滿意。
同生共贏：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履行社會責任的基本前景
遼寧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自成立以后，秉承“同生共贏”的企業核心價值觀，堅定服務“三農”的業務發展方向，努力營造農村信用社與“三農”和諧共生、誠信共贏的氛圍，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從而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是被迫的，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企業發展的根本方針，具有美好的前景。
2005年11月初，錦州市遭禽流感疫情的侵襲，受災區域波及1.3萬戶養禽戶，宰殺家禽560萬只，禽類養殖和加工業受到重創，養殖戶直接經濟損失1.1億元，間接損失2億元以上。省聯社以解農民憂、幫農民富為己任，積極做好應對禽流感疫情的金融服務工作，共向受災養禽農戶讓利700余萬元。
2007年3月，遼寧省遭遇建國以來最大的一場暴風雪，受災鄉鎮964個，受災村9201個，受災農戶107萬戶，分別占全省總數的87.7%、71.9%和17.3%，損失總金額達88.6億元。針對這場雪災，省聯社在貸款期限、利率等方面都提出了具體的扶持政策，截至2007年6月末，全省農村信用社通過信貸手段支持受災農戶恢復生產達15萬戶，其中為11.8萬戶發放貸款11.7億元，為3.2萬戶農戶貸款辦理延期，因降低受災農戶利率而讓利近3000萬元。
針對今年生豬及豬肉供應偏緊、價格出現較大幅度上漲的問題，省聯社為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緩解生豬等“菜籃子”商品供求矛盾作出了積極貢獻。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農村信用社生豬貸款余額為20.7億元，其中，用于養殖17.7億元、屠宰加工0.5億元、飼料2.3億元。
（浙江海洋學院，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隨著我國對新農村建設的日益重視，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投入力度也越來越大.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程度使得農村與農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并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逐漸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過渡.休閑農業產業作為農村產業結構的新模式，將傳統農業第一產業延伸到第三產業，并且其以農業結合旅游的方式，擴展了農業產業鏈，擴寬了農業發展方向，具有較強的帶動性與關聯度，為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業產業結構優化通了新的思路.本文從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體驗經濟學的視覺出發，探討休閑農業在農村經濟發展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及現實意義.
關鍵詞 ：新農村建設；休閑農業資源；農業經濟；產業開發
中圖分類號：F32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7-0092-03
隨著我國旅游業的蓬勃發展，人們對旅游的新鮮性、特色性要求越來越高.旅游的主要構成人群以城市人群為主，他們對城市旅游的熱情和向往逐漸發生改變，并伴隨著旅游行為及旅游風格傾向于生態旅游.在這中背景下，農村特色旅游資源以及休閑農業資源給現代旅游提供了更為廣闊的選擇.農村休閑資源開發一方面豐富了旅游資源，另一方面也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為新農村建設的農村經濟產業轉型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這種社會需求及供求不均衡的背景下，如何更好的開發休閑農業資源，提升農村旅游經濟的市場競爭力與服務質量，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1 農村休閑農業資源開發的理論基礎
在休閑農業的定義及內涵界定方面，Sharon Phillip與Colin Hunter認為，廣義的鄉村背景下，休閑農業聚焦三個核心問題，即休閑農產品的運作是否基于運營農場、旅游項目與農業活動之間是否存在本質的關聯、休閑農業是否能夠體現旅游體驗的原生性，這三個核心問題是休閑農業定義的界定標準[1].肖君澤及張永貴等國內學者認為，休閑農業的目的在于增進農村和農業活動的體驗，建立在農村自然資源、農業生產特色、農村特色生活上而開展的農業經濟生產經營活動.趙國如認為休閑農業是現代農業轉型的體現之一，是一種現代農業經營方式，比如農村旅游、農家樂、采摘園等.
在休閑農業發展動力與社會經濟效益的研究方面，Barbieri.C認為休閑農業能夠增加農場經營收入，實現農民多樣化農業經營的愿望，為農村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農村經濟發展契機.Nilsson P.A.K認為，休閑農業帶來的顯著經濟效益是家庭農場經營的內在動力，并且規模較大的農場更傾向于將休閑農業作為一種經濟手段來提高農村資源、農村土地的利用效率，進而增加收入[2].
在休閑農業發展模式的研究方面，Colin Hunter從旅游與休閑農業間的關聯視角進行了分析，認為其二者關聯程度上存在三種形式，即直接關聯、間接關聯、被動關聯.Magnar Forbord在對奧地利、意大利、挪威等休閑農業進行了實證分析后，指出了休閑農業發展模式的選擇受到自然因素、政策因素、農業類型、旅游承載力等方面的影響[3].張發民認為政府政策主導的休閑農業不適合長期發展，而以農民、企業、農村經濟組織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則是未來我國農村休閑農業發展的主要模式.
2 我國休閑農業產業開發存在的問題及因素分析
2.1 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三農”問題被提出之后，我國對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得農村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結構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其中休閑農業作為新型農業產業模式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就總體水平而言，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諸多問題急需解決，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我國目前休閑農業產業發展遇到瓶頸.
首先，我國暫未有完善的休閑農業開發政策體系與環境，缺乏國家層面的宏觀調控與指導，使目前的休閑農業項目呈現較大的盲目性與隨意性，進而造成休閑農業開發與經營效益較差.在休閑農業資源開發中，有關土地產權的清晰度不夠，比如土地的反租倒包等形式；其次，目前的休閑農業資源開發具有較高的同質性，項目缺乏整合能力，資源配置不合理.休閑農業資源開發類型有限，經營內容與形式較為單一，多為采摘園、垂釣園、觀光果園或農家樂餐飲等開發層次與深度不足的模式，過于類同的模式使其缺乏市場競爭優勢，對顧客的一次吸引力及二次吸引力不足；再次，目前我國農村休閑農業資源開發多為小農經濟狀態的粗放型模式，具有較高的個體性、分散性、自發性與模仿性，使其經營范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此外由于缺乏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使得休閑農業項目組織化程度不高，抵抗風險能力較弱；最后，休閑農業資源開發產業體系不健全，產業化程度低，經營狀態分散，且很少具有區域聯系性、依托性與相互促進性.
2.2 主要影響因素
休閑農業資源開發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經濟環境因素方面，我國致力于城鎮建設與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遠景規劃極大的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加快了農業戰略轉型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為更深、更遠層次的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動力.宏觀經濟環境展現出的社會經濟發展形勢顯示，我國目前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的增長催生了人們對高質量生活的追求，其中休閑生活已經成為國民休閑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社會環境因素方面，高新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進而為人們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使得他們獲得了充足的閑暇時間.《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顯示，我國年均法定節間日已達115.3天，為教育體系的學生與教師年均節假日則達到了140天，使得人們對旅游時間及方式的選擇更加多元化、自主性，并且目前旅游形式的轉變也加快了休閑農業產業開發的需求[4].此外，城鎮化進程加快，使得城鎮與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使其收入水平、消費支出水平、消費支出結構更加合理，促進了休閑農業資源的開發.
第三，產業環境因素方面，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與調整，使得休閑農業產業環境得到極大改善，一方面農業產業發展呈現每年快速增長的趨勢，年均增長率持續攀高，另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休閑旅游需求越來越大，并且數據顯示，在小規模的節假日或者周末，人們進行農村休閑農業旅游的比例正在不斷提高，這也極大的推動了休閑農業資源的產業開發.
3 休閑農業資源開發的經濟價值評價
目前的農村休閑農業資源開發不具有規模性，無法進行清晰的量化分析，因此選取層次分析法、變異系數賦權法、熵值法的綜合形式來構建休閑農業資源經濟價值的評價模型，然后引入權重分析法進行賦權，最后利用模糊評價法進行模糊判別，最終得出經濟價值評價結果[5].
3.1 層次分析法
在有關休閑農業資源開發的影響因素中，依據層次遞階結構選取影響因素確定指標集，即B={B1，B2，…，Bm}與C={Ci1，Ci2，…Cim}.然后運用德爾菲法構建比較判斷矩陣，對專家的問卷調查及意見進行整體，并對具有指標層間關聯的因素進行重要性比較，構建比較矩陣，對專家意見及問卷結果，結合實際情況采用薩蒂的1-9比例標度法進行量化.最后對矩陣一致性進行驗證.
3.2 變異系數賦權法
對于不易明確量化的因素而言，變異系數賦權法具有相對客觀的評價結果，其主要是根據評價對象各項指標觀測值的變異程度進行賦權，通常變異程度越小，指標與客觀評價的差距越小，應賦予指標較小的權重[6].變異系數法的計算步驟為：第一步先計算各指標的標準差，第二步計算指標變異系數，第三步，歸一化處理指標變異系數，確定指標權重，計算公式為：，其中wi表示相應的權重系數.
3.3 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
熵值法與變異系數法在確定指標權重反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熵值法的計算中，評價對象的指標值差異較大時，熵值較小，說明其含有較高有效信息量，應賦予較大權重.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的計算公式為：
為使對休閑農業資源開發經濟價值的評價更加客觀，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變異系數賦權法與熵值法相結合的計算結果來確定指標綜合權重，計算公式為：
在確定好指標后，通過對個因素指標的權重計算，能夠清晰的評價休閑農業資源的經濟價值，進而為項目開發決策提供數據支持，因此農村休閑農業資源經濟價值評價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與價值.
4 我國休閑農業資源開發模式構建
4.1 休閑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
我國農業旅游示范點創建始于2004年，經過十數年的發展，到目前為止我國個省市已經開發了類型多元、特色突出、經營多樣化的休閑農業項目.通過對以往發展進行分析，今后休閑農業資源開發的經營模式應主要集中在生態觀光園、農業主體公園、科技農園、休閑農莊、特色鄉鎮等模式，并且根據自身特點與情況進行針對性的經營開發.
4.2 休閑農業產業化布局模式
休閑農業產業布局是指休閑農業在一地區范圍內的空間分布與組合的經濟現象.吳必虎等人的研究結論顯示，在相關數據的支持下，休閑農業產業通常在分布在距城市100公里范圍以內，且呈現兩個密集帶，即30公里以內的最密集地帶、80公里以內的此密集地帶.因此從這方面看，休閑農業產業化布局主要有四種模式：城市近郊布局模式、城市中遠郊布局模式、特色農區布局模式、景區與旅游線路布局模式.根據所在地區的休閑農業資源特點與優勢，進行嚴謹的調查與數據分析，最后科學合理的選擇休閑農業產業化布局模式.
4.3 休閑農業產業化組織模式
對現階段我國休閑農業產業項目的調查分析結果顯示，目前我國休閑農業產業化組織模式主要有四種形式，即龍頭企業帶動模式、合作經濟組織帶動模式、政府主導模式、村集體主導模式.具體模式的選擇，一方面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可借鑒類似條件的成熟例子，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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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制度改革核心分歧劉易斯拐點耕地紅線
〔中圖分類號〕F30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2-0029-08
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國內外經濟環境的惡化，中國國內要求深化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國官方高層智囊機構，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2013年底推出的“383”改革方案進一步推高改革預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①在“383”改革方案中有部分內容涉及土地制度和住房體制改革，企圖以折衷方案突破地權瓶頸的束縛，為中國的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開辟新路。然而，即使是這種折衷的改革方案也遭到維持派與激進派的激烈批判，前者認為改革幅度太大，會導致耕地紅線的失守和城市流民的增加，嚴重影響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②后者則認為改革幅度太小、不徹底，阻礙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轉型和農民城市化，最終也威脅到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③盡管對于農地制度改革的爭論已經持續多年，但由于意識形態的分歧與利益的沖突，各派一直難以取得一致意見。隨著落后的農地制度日益成為中國繼續現代化的瓶頸，早日解決各方之間的分歧，達成農地制度改革的共識對于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農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派別及其核心分歧
改革中國農村落后的土地制度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基本共識，因為當前中國農村落后的土地制度嚴重阻礙了農業的現代化轉型，擴大了城鄉差距，使農村生產、生活環境惡化，農民過度流失，糧食安全危機凸現。
農民過度流失還造成各種留守問題，增加城市化的壓力。而政府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不斷推高房價，形成龐大的偽城市化、半城市化人口，影響社會穩定。農民土地權力的殘缺還導致利益集團對農民土地的肆意掠奪，形成大量失地農民，造成嚴重的人道危機，引發嚴重的社會沖突。同時農業現代化轉型緩慢造成的農業生產效率低下也是中國經濟高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如何改革農地制度這個問題上，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利益的沖突，不同學者群體之間卻存在巨大分歧，依據不同學者對于農地所有權改革和政府對土地壟斷態度的不同可以分為三大派：
1維持派。這一派認為中國人多地少，勞動力嚴重過剩，農民數量龐大，如果實行農地私有化，政府放松對農地的管制，就可能導致土地過度兼并，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產生大量流民，嚴重威脅社會穩定。政府放棄對農地的管制還會導致18億畝耕地紅線失守，產生嚴重的糧食安全危機。因此，他們堅決反對農地私有化，反對資本下鄉，堅持政府擁護對土地的壟斷。一些極端者甚至要求對農地的流轉實行嚴格限制，繼續維持不公正的城鄉戶籍體制，以復活小農經濟。而改良派則要求進一步延長農民的土地承包期限，壯大中農階層。華生：《老三農問題的終結與新三農問題的挑戰》，《經濟觀察報》2011年8月12日。
2激進派。這一派主張盡快實現農地的私有化，因為他們認為農地私有化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有利于保障農民權益，減少失地農民；可以打破政府的土地壟斷，大幅降低房價，加速中國的城市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穩定；還可以擴大農民自由權利，有利于公民權利的保障。因此對于中國來說，要突破農業現代化瓶頸，應借鑒發達國家農地私有化制度，實行農地私有化。賀雪峰：《地權的邏輯——中國土地制度向何處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
3折衷派。這一派不愿意直接觸及核心的制度問題，而是希望通過變通方式逐步瓦解舊體制，最終實現實質性的制度轉型，因此他們并不愿意直接觸動農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也不愿意觸碰18億畝耕地紅線，而是希望通過其他曲線方式繞過雷區，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生產，增加農民在土地流轉增益中的分配份額，緩解城市化土地短缺問題。這一派既反對維持舊農地制度也反對激進的農地私有化改革，而是主張通過永佃制、兩田制、股田制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以及小產權房轉正等折衷方式進行改革，然后逐步擴大戰果，由量變到質變，最終實現農地的私有化改革目標。許成鋼：《把完成的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經濟觀察報》2011年1月15日。
從具體實踐看折衷式改革更受政府青睞，各地先后進行了一系列折衷式的農地制度改革實驗，并在一些地區取得了有限成功，但由于利益集團的阻撓和抵制，以及改革先天的產權缺陷和18億畝耕地紅線的限制，改革難以大范圍推廣和突破，導致農地制度改革停滯不前，社會矛盾激化，致使折衷派的影響力不斷削弱。而社會矛盾的激化導致維持派與激進派的影響不斷擴大，占領農地制度改革的主要輿論場域，觀點對立的雙方互不相讓，在四個核心問題上進行了激烈交鋒。
1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農地私有化是否會導致土地過度兼并形成大量流民，影響社會穩定。維持派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到來，因為中國農民人口依然過多，加上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農地私有化會導致土地過度兼并形成大量流民，威脅社會穩定。激進派則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工業化、城市化可以吸納流動農民，農民也是理性的，不會輕易賣地，因此農地私有化不會產生大量流民，更不會威脅社會穩定。
2固定的耕地紅線是否存在？18億畝耕地紅線是否合理，農地私有化是否會影響到國家的糧食安全。維持派認為耕地紅線客觀存在，農地私有化會導致大量土地的非農利用，影響國家糧食安全。激進派則認為糧食產量受價格、制度、技術進步、管理、農民素質、土地等多種因素影響，不存在固定的耕地紅線，農地私有化不會影響國家糧食安全，反而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率。
3農地私有化是否會導致農民喪失最后的社會保障，產生人道危機，影響社會穩定。維持派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土地就是農民的最后社會保障，農地私有化會導致大批農民失地，喪失最后社會保障，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激進派則認為當前農地收入根本就不能滿足農民的基本支出，更不具有社會保障功能，土地私有化與農民的社會保障關系不大，要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關鍵是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4農地私有化是否會形成大量貧民窟，阻礙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維持派從拉美和南亞的經驗出發，認為如果中國農地私有化就會導致大量失地農民進入城市，產生大量貧民窟，嚴重影響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進行。激進派則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與拉美、南亞不同，而與韓國、日本、中國臺灣相似，不會產生大量貧民窟。
針對激進派與維持派的四大核心分歧，一些學者從邏輯分析與文獻分析角度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并各自得出有利于維持派或激進派的結論，但無論是邏輯分析還是文獻分析都存在著嚴重缺陷，因為邏輯講究普遍性，將普遍性的經驗應用到中國多樣化的國情，容易忽視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犯教條主義的錯誤。相反，文獻分析更注重特殊性，特別是當這些文獻主要從新聞稿件中得來、且文獻數量稀少的情況下問題就更大，因為新聞講究轟動效應，更關注特殊的事例，因此文獻分析容易犯經驗主義的錯誤，將特定經驗普遍化。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缺陷，導致研究結論的偏頗，使每一方都難以說服對方，無法形成社會共識，最終影響到農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只有通過實際調研才能避免二者的缺陷，通過調查研究在特殊性中歸納出普遍性，在普遍性中兼顧特殊性，有效地將農地制度改革的普遍性規律與中國特殊的國情結合起來。因此，要打破各方分歧，取得農地制度改革的共識，僅僅依靠邏輯分析和文獻分析是不夠的，最終還必須通過實證研究才能得出令各方都能接受的結論，為中國農地制度改革提供堅實的依據。
二、對中國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的實證調查
實證研究要保持客觀性、真實性，除需要排除個人的主觀性之外，關鍵是選擇的樣本應該具有多樣性、代表性和全面性。而中國國情多樣，各地的土地資源狀況、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以及人口流動狀況差別很大，因此調查樣本應該盡量保持多樣性，使其具有代表性，應包括沿海、平原、丘陵、山區；發達地區、中等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西北、西南、東北、華北、東南、華中、華南各大區；這樣的調查結果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但這種全國性的調研需要強大的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支持，但本研究經費非常有限，人力資源匱乏，因此只能進行有限區域、有限樣本的調研，并且將劉易斯拐點、耕地紅線判斷、農地社會保障能力的調查合并到一起進行調研，貧民窟調查由于與前三個調查的內容差別太大，限于人力、物力，本研究只能暫時放棄。本研究樣本、區域選擇的有限性必然影響到研究的效度與信度，需要今后進一步充實，但一滴水也可以反映整個大海，即使有限的實證調研也基本可以反映中國農村的現實，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經過課題組一個暑期的調研，9月份回校后課題組收回調研問卷30份，只有12份問卷符合基本要求（參見表1）。由于課題組成員主要集中在江浙，因此這些問卷調查的樣本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帶，其他調查樣本分別分布在湖北、河南、四川、甘肅、湖南等中西部五個省份，現將調研結果整理如下。首先分析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的調查結果，對于劉易斯拐點的判斷本調研主要從八個方面入手：本村名義戶籍人口，本村實際常住人口，常住人口中55歲以上人口數量，16～55歲人口數量，16歲以下人口數量，16～55歲常住人口中專業農民數量，16～55歲常住人口中兼業農民數量，16～55歲常住人口中非農就業人口數量。其中將名義戶籍人口與實際常住人口對比，主要是為顯現農村人口的流失率，對常住農民進行年齡劃分，主要是想了解農村實際剩下的有效勞動力，對16～55歲常住農民的職業劃分，主要是想進一步了解在農村專業農民的真實數量，得出對劉易斯拐點問題的判斷。
依據問卷整理出來的數據可以看出各地農村勞動力狀況相差很大。在中西部的甘肅、河南、湖南、湖北、四川一帶的部分農村，由于當地工業不發達，加上農業基礎設施差，水利設施年久失修，丘陵地貌使耕地難以規模化、機械化耕作，并且由于農產品價格較低，運輸成本高，使農業生產效率非常低，導致大批青壯年農民外出打工，大量人口流失，常住人口下降非常厲害，常住人口中青壯年勞動力稀少，傳統勞動密集型農業已經難以維持，一些地區甚至出現短期、局部性的勞動力短缺。但即使同在中西部，處于平原地區的河南信陽市商城縣農村相比于其他丘陵地帶農村的人口流失率相對較輕，這與平原地區工商業相對發達，農民就近就業、創業相對容易有關，也與土地能夠機械化、規模化耕作，養殖業比較發達有關，能夠吸收部分青壯年勞動力留村就業。與中西部相比，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村基本不存在勞動力短缺問題，由于這些地區經濟發達，工業化、城市化程度高，城市密度比較大，村民可以到附近城鎮、工業園區就業、經商而無須流動到外地打工，因此常住人口數量基本保持穩定，流失率比較低。在一些工業發達的城郊村，由于工業發達，大量外來務工人員的租住使這些村常住人口數量甚至超過戶籍人口，例如江蘇省鎮江市丹陽縣云陽鎮永福村便是如此。在這些地區，由于發達的工商業吸收了大部分農村勞動力，農業的機械化、規模化耕作非常普遍，農業生產只需要很少的農民。但也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當地農民的年齡普遍偏高，老人農業明顯，農業生產后繼乏人，好在當地經濟發達，現代農業技術比較先進，勞動強度較低，可以吸引外地年輕人來當地務農。
根據調研問卷反饋回來的信息，可以推斷中國農村的劉易斯拐點正在逼近，而在中西部很多地區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導致老人農業蔓延；但沿海地區農民數量依然過多，導致土地經營的規模依然過小，造成農民增收困難。同時中西部地區人口密度遠低于東部沿海，但由于東西差距，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中西部地區農村的農民收入過低，很多農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剩下的農民勞動能力較低，勞動力的不足使這些地區的農業基本處于自給自足的粗放經營狀態。從傳統勞動密集型勞動生產模式的角度看，這些地區存在勞動力的季節性短缺問題，但從現代農業經營角度看，缺少的并不是勞動力，而是國土整治、基礎設施和水利設施的完善，以及應使丘陵地區的梯田適合機械化、規模化耕作的條件。
三、對中國耕地紅線判斷的實證調查
對于耕地紅線的判斷本研究的思路是否證法，即通過對土地大量拋荒、棄耕、糧食安全的確證，否證中國土地逼近18億畝耕地紅線的專家傳言。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是要調查是否存在相當比例的土地拋荒、棄耕，糧食安全是否受到威脅。根據這個目標，本調研問卷對土地調查設定8個指標：登記的耕地數量、實際剩下的耕地數量、耕地拋荒數量、剩余土地實際耕種數量、棄耕土地數量、10年前復種指數、當前復種指數、糧食供應狀況。通過將實際剩下土地數量、剩余土地實際耕種數量與登記土地數量進行比較，可以得出土地拋荒數量和棄耕數量，通過復種指數的變化，可以掌握糧食增產的潛力。由于土地問題相對比較難以調查，因此收回的問卷中有效問卷更少，只有6份（參見表2）。
從有限的樣本調查結果看，沿海地區的土地利用比較充分。沿海發達地區由于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大量土地被占用，導致“拋荒”的土地面積較多，但實際拋荒的土地很少，在剩下的土地中，棄耕的土地也很少。因為沿海的耕地大部分已經完成整治，適合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土地的流轉率也比較高，大量土地改變了種植結構，用于高效益、高收益的蔬菜瓜果，養殖業的生產，土地的高收益使土地被充分利用。在內地平原地區，由于土地適于機械化耕作，勞動力需求比較少，在農村青壯年人口大量流失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土地較高的利用率，土地“拋荒”主要是由于新住宅的建設和鄉村企業發展占地造成，棄耕的情況比較少見，土地利用也比較充分。從表2中可以看出，江蘇高淳土地拋荒率比較低，棄耕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浙江紹興由于工業化發達，有將近50%的耕地被城市建設、工業建設占用，但拋荒率卻相當低，不到8%。但由于勞動力價格上漲，加上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這些地區老人農業普遍，導致這些地區耕地復種指數大幅下降。
當前國內土地利用不充分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西北干旱缺水地區以及廣大的丘陵地帶，干旱地區要提高土地利用率需要進一步加強水利建設，但考慮到西北地區嚴重缺水，水資源利用超負荷的現狀，開發成本以及生態成本太高，開發難度比較大。當前國內土地利用潛力較大的主要是丘陵地帶，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湖北紅安曲陽畈村這個丘陵村，土地拋荒接近15%，棄耕也接近10%，二者相加近25%；在湖南懷化、河南商城一些農村耕地拋荒、棄耕率也在20%～40%之間。同時，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導致老人農業普遍，耕地復種指數嚴重下降。這些地帶大部分處于江南和華中地區，水資源充沛，光照充足，但土地細碎，基礎設施不完善，需要大量資金進行土地平整，將細碎的土地集中化、平整化，在完善水利設施、灌溉系統和道路設施基礎上使其適合機械化、規模化經營，以有效發揮這些土地的生產潛力。同時隨著沿海、發達地區農業商品化、精品化、高效化的進一步發展，糧食用地有進一步減少趨勢，江南與中部丘陵地區的拋荒地、棄耕地的整理則具有更大戰略意義。
同時，調研結果表明，中國糧食增產的潛力還很大。從單位面積產量看，不要說與日本相比，即使與美國這樣大規模生產、比較粗放的農業國家相比，除水稻單產中國稍占優勢外，其他如小麥、玉米、大豆等的單產量，中國都低于美國。中國土地復種指數除毗鄰大城市的郊區外，出現了普遍的下降趨勢，這與農業比較收益相對進一步惡化、老人農業的發展有關，只有繼續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優化農業生產結構，適度提高農產品價格，增加農業收益，吸引部分青年農民回流，復種指數才能提高，這也是中國糧食增產的潛力所在。此外，中國還存在著耕地中中低產田比例過高、良種推廣率比較低等問題，都是未來中國糧食增產的突破口。然而，同時應該注意到，即使在沿海土地被大量侵占，丘陵地區的土地被大量拋荒、棄耕，被耕種的土地很大一部分被粗放經營，土地復種指數下降的情況下，幾乎所有地區都不存在糧食緊張問題。這主要源于除中國糧食進口數量增加之外，根本原因是由于資本、技術投入替代了勞動力，即技術進步和農業生產資料投入的增長導致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抵消了勞動力減少、耕種面積縮小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從長期看，中國糧食并不存在短缺問題，耕地面積的擴大、單位面積產量、復種指數的提高均還有很大潛力，足可以抵消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對耕地的侵蝕。并且，如果考慮到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量的擴張隨著人口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而接近尾聲，城市化、工業化進入品質提升階段，對土地的侵蝕強度會逐步下降，中國糧食安全就更有保障。但從短期看，由于各種機制的扭曲，導致土地被大量拋荒、棄耕、粗放經營、復種指數下降導致資源配置低效，如果任其發展，必定會威脅到國家的糧食供應安全。
因此，對于中國來說，影響國家糧食安全的并不是土地資源不足，而是土地的低收益、細碎化經營導致的低效率和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只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投入大量資金對中南部丘陵地區土地進行全面的國土整治，進一步明晰農地產權，讓農民獲得完全的土地權力，加速土地的流轉，盡快實現農業生產模式的轉型，提高土地的生產效率，提高復種指數，中國的糧食安全就有保障。中國土地利用的低效率與糧食供應的基本安全說明耕地紅線可能并不存在，認為中國耕地逼近紅線，面臨糧食安全危機的說法缺乏科學依據，更可能是房地產利益集團編造的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由于長期的以糧為綱，落后的思維范式，利益集團的故意誤導和國民普遍的無知而長期流傳下來，并影響到國家的宏觀決策。
四、對農地社會保障功能和農民城市化意愿的實證調查
反對土地私有化或土地流轉、土地規模化的另外一個論據是認為小塊承包地是農民的最后社會保障，只要農民擁有小塊土地的使用權，就能夠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大量的半城市化、偽城市化人口就有退路，國家的社會穩定就有保障。這種論據由于不觸動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和二元戶籍體制，也不主張改變現有的土地制度，在部分決策者那里很有市場。但是，現實可能并不如此，農民的小塊承包并不一定能夠承擔他們的社會保障重任。
根據我們對問卷調查數據進行的整理基本可以得出結論：農民小塊承包地的收益已經不能滿足農民正常生活的日常開支，并且其差額越來越大。在內地農村，由于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土地的拋荒、棄耕現象較為嚴重，而經營方式粗放以及復種指數下降，導致來源于土地直接產出的收入增長緩慢，并且這些增長主要得益于農產品價格上漲和政府轉移支付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是由打工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增加，由于前幾年農民工短缺的加劇，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的快捷增長。但與收入相比，基于物價上漲、婚姻競爭、面子競爭以及城市化導致的農民支出增長更快。在調查的幾個中部樣本中（參見表3），農業收入只占到總收入的20%～30%之間，如果去掉其他的副業和養殖業收入，狹義農業收入占總收入比將更低。將農業收入與農民的支出相比，農業收入只能夠滿足農民基本開支的30%～40%，遠遠不能保障農民的體面生活，更難以承擔醫療、養老和傷殘風險，以及農民買房、建房、婚嫁的開支。在江浙的幾個樣本中，由于本地工業化、城市化比較快，人均土地面積更少，居民大部分到企業工作或經商，因此土地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例更低，基本在10%～20%之間，但這些地區由于消費方式、消費結構與內地不同，消費層次較高，居民年人均支出也更高，來源于土地的收益只能滿足當地農民基本支出的10%～20%，耕地收益完全不能滿足農民正常的日常開支，更不用說滿足他們的養老、醫療、傷殘保險了。但這些地區由于經濟比較發達，在土地征收或拆遷過程中，以土地換社保做的比較好，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也比較完善，保障水平比較高，覆蓋面比較廣。從總體上來看，農業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比重越來越高，土地收入已經不能承擔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更不能承擔農民的醫療、養老與傷殘保險。因此，以土地是農民最后社會保障的名義反對土地流轉、規模化經營是錯誤的，土地流轉對于農民生活的影響已經不大，社會穩定的關鍵不是維持小農經濟，而是應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還有一個問題是農二代的城市化意愿調查。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不愿進行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以降低房價，也不愿改變二元戶籍體制化解龐大的偽城市化人口，更不想改革現有的等級式社會保障體制，而是想繼續維持小農經濟，通過政治手段或經濟控制迫使農二代回鄉挽救正在衰落的傳統農業生產模式，降低社會動蕩風險。但問題是農二代愿意回鄉嗎？與農一代不同，農二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平均收入更高，具有更多的自由、平等與權力意識，對農村、農業、農民職業的認同度更低，主要在城市從事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有些人從小就在城市長大，既不會農活，也不認同農村生活方式，更反感農民工稱謂。與第一代農民工城市過客的定位不同，第二代農民工以成為市民為目標，他們中的很多人不愿意回到衰敗的中西部鄉村，即使在江浙一帶，由于城鄉生活品質、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方面的差距也很大，當地青年村民也會為子女教育、生活品質和醫療條件而選擇移居城市。在劉易斯拐點沒有最終到來，城鄉差距沒有實質性縮小之前，強制性地違背農二代意愿把他們逼回農村才是中國社會穩定最大的隱患。
由于調查比較復雜，本調研組只有兩位成員選擇做農二代城市化意愿調查，一個是隨機調查，調查地點在武漢某廣場，調查結果是：農二代中20%受過高職教育，17%受過高中教育，農一代中受過高職教育和高中教育的總共23%左右，農二代以初中畢業為主，表明農一代以小學畢業為主，農二代教育水平整體高于農一代。農一代主要集中在工地和一些小型制造企業就業，而農二代則開始了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的道路，并以服務業就業居多，調查結果顯示只有24%的農二代表示愿意回家務農。另外一項問卷調查在上海浦東新區機場鎮部分社區和村進行，調查結果顯示：60%的農二代不希望回到農村，25.6%的農二代選擇了視情況而定，只有1444%的農二代選擇了希望回村。這與社科院的一項調查結果基本相同：70后農民工70%愿意回農村務農，80后農民工只有10%愿意回農村務農，而90后農民工則只有5%愿意回農村務農。崔立勇：《80后農民工：不愿回農村不想轉戶口》，《中國經濟導報》2011年3月10日。
從三個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絕大部分農二代已經不愿意回歸農村，城市化意愿比較強烈，如果違背他們的意愿強制性或者不公正地驅趕他們回到農村會遭到他們的強烈反抗，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
五、結論及其政策建議
根據對調查問卷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正在逼近，在局部地區已經出現。但從整體上看，農村勞動力依然比較充裕，中西部農村勞動力的短缺屬于結構性、季節性短缺，是由于土地規模化、機械化發展滯后造成，并非真正的勞動力短缺。中國的糧食安全危機并沒有預想的那么嚴重，糧食供求基本平衡，資本投入增加與農業技術進步足以抵消農業勞動力的減少和耕地面積縮小造成的消極影響。中國大量丘陵地的低效利用，中西部大量耕地的粗放經營，復種指數的下降，使中國糧食生產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當前中國糧食安全保障的重點應是對大面積的丘陵地區進行國土整治，為這些地區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發展創造條件，并積極地進行土地制度改革，促進土地的流轉與規模化經營，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率。同時認為一些專家鼓吹的固定耕地紅線值得懷疑，中國耕地逼近紅線更是無稽之談。而小塊承包地并不能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隨著農業收入占農民總收入、農民基本支出的比例越來越低，其保障能力也越來越差，更不要談土地的醫療、養老、傷殘風險保障功能，以土地換穩定的傳統政策已經失效，必須盡快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其保障水平才能有效維護農村穩定。政府不應該繼續拖延改革，繼續維持小農經濟模式，因為農二代具有強烈的城市化意愿，只有盡快啟動改革，盡可能快地消化掉龐大的偽城市化人口，減輕半城市化農民的后顧之憂，才能為農業的現代化轉型創造條件。然而，由于中國國情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制度建設的滯后與利益集團的阻撓，新市民城市化的不完整，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導致農村農民規模的依然龐大，使中國絕大部分地區還不具備立即進行土地私有化的條件。再加上近兩年中國經濟的中速發展，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導致農民城市化速度放緩，就業壓力增大，都要求中國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的流轉與規模化經營應該因地制宜、循序漸進而不能一刀切、一蹴而就。
關鍵詞：三權分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權屬改革；風險預防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6）11-0078-04
隨著農地三權分置的推行，消除了原有土地流轉的諸多限制，亟待提出適宜三權分置新格局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養方案。本文擬從三權分置改革視域出發，探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問題，并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養過程中的潛在風險進行預判，進而提出經營主體培育方式的對策建議，以期有效地實現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并推動三權分置改革發展。
一、傳統農業經營主體對三權分置改革的桎梏
我國人多地少格局長期存在，截止2012年底農戶戶均耕地面積僅為6.2畝，遠低于美國的56.51公頃。[1]人多地少的格局加上土地兩權分置體制下農地無法自由流轉，決定了目前我國農業仍以小規模、碎片化的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為主。同時，傳統農業經營主體的鄉土情懷導致的土地流轉意愿較低，也阻礙了土地的規模化、科學化經營。
第一，傳統農業經營主體特性掣肘土地的有序流轉。三權分置改革的核心是經營權與承包權相分離，從而促進農地的有序流轉及各種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但是傳統農業經營主體所具有的“半工半耕”“鄉土情懷”特性與土地流轉難以洽和，阻礙了土地資源與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掣肘三權分置改革。首先，傳統農業經營主體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2]為主要特性，生產力較強的青壯年進城務工，但仍將土地交給留守農村的生產力低下老人婦女經營，阻礙了土地的流轉。其次，傳統農業經營主體的鄉土情懷掣肘土地流轉。我國數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農業發展史，廣大農民被捆綁在土地上并具有高度的鄉土情懷。在這種觀念下，農民大都認為土地是養老的保障及留給子孫后代的遺產而不愿意出讓土地，致使許多農民寧愿農地拋荒也不愿意流轉土地。
第二，傳統農業經營主體的分散性與農村土地的碎片化影響土地的規模經營。規模化經營強調土地應具有規模性和連續性，還要求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以便大型機械操作與運輸，但在傳統農業經營模式下，很難實現上述要求。首先，農地和農戶的高度分散性阻礙了土地流轉。下，出于公平原因，農戶根據土壤優劣所分配土地具有分散性和碎片化。高度分散化的農地是規模化經營的一大瓶頸，在取得流轉土地時，既要考慮農戶數量，又要考慮農地是否相連以便進行規模化、機械化運行，阻礙了土地的規模集中。其次，傳統農業經營主體具有戀土情結，保留農村耕地以期年老以后能夠回到農村耕作，導致租讓期短并且不穩定，從而使土地規模經營難以存續。最后，傳統農業經營主體難以建設所需基礎設施。在需要建設公路、疏通水渠等方面，由于傳統農業經營主體較為分散，農民往往具有搭便車心理而不愿意投資，致使規模化運作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
第三，傳統農業經營主體阻礙了土地科學化經營。科學化運作是農業經營與現代化、市場化的產物，要求作物種植的科學化與作物經營的市場化。首先，傳統農業經營主體缺乏科學化運作知識。傳統農民一般是以依靠經驗種植、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民為主，缺乏科學的運作知識，在育種、施肥、除蟲等過程中科學性較差。而農業種植又是具有高度外部性，較低的科學化運作往往會在授種、除蟲過程中給周圍農作物帶來負的外部效益。其次，傳統農業經營主體缺乏市場化觀念。傳統農民在耕作過程中缺乏市場導向意識或者經營行為滯后于市場波動，導致農民耕作過程中總是被動地跟隨市場走向，缺乏進行土地種植科學規劃的意識。
二、三權分置改革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素質要求
三權分置改革旨在通過調整變革土地權屬關系，盤活整個農業經營格局。而農業經營主體，則為土地權屬關系變革的中樞。因此，三權分置改革要求必須培育與此新型權屬關系相適應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第一，具備科學高效的生產經營能力。三權分置改革旨在通過經營權有序流轉，激發農村經濟活力，推動規模化經營、促進農業發展。高效生產經營能力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具有更高的生產效率。三權分置要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能夠擺脫傳統農業運作時精耕細作、小農化生產特征，利用新型科技手段進行科學播種、科學培育、科學收獲，利用單位面積較低的投入，獲得單位面積較高的回報，從而既推動資本、技術、土地資源、勞動力的優化組合，又可以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加速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更符合市場需求。傳統農業缺乏市場意識，遏制了農村經濟活力，與市場化、現代化的市場經濟格局嚴重脫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因地制宜地從事農業生產，并疏通農產品銷售渠道，建設產銷一體化經營模式。
第二，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帶來較高的經濟紅利時，還要有可持續發展能力。首先，具有土地培育的能力。傳統經營模式由于農民多、農地少的國情所限制，發展輪作的情況較少且土地肥力保持能力較弱，故土壤肥力下降較為嚴重，對化肥、農藥依賴較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應該摒棄其弊端，利用新興科技成果，通過土地輪作、物理與低污染除蟲進而優化土壤培育和生態除蟲。其次，具有基礎設施建設能力。農業生產的水源、運輸都離不開相應的水渠、公路等基礎設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對農民資金較為雄厚，且沒有農民間建設基礎設施的“搭便車”效應的缺陷，獨立建設能力較強。最后，具有長期的土地租賃關系。短期的土地租賃關系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缺乏持續性投資的動力，長期的租賃關系能使經營者更加注重土地的培育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第三，具備與村民和諧共處的能力。三權分置通過農地經營權，鼓勵土地流轉至種植大戶手中，無疑涉及種植大戶與鎮政府、村委會、村民等諸多關系。但由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土地的獲得、勞動力的獲得及生產生活中接觸的主要對象為農民，建立與農民良好的關系極為重要。首先，建立與農民良好的土地流轉關系。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需要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自由流轉土地，而不能為了擴大農業規模而侵犯農民承包權益。其次，與農民建立良好的勞資關系。規模化經營僅靠種植大戶仍難以完成，還需雇傭相應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因此，需要協調好與雇傭農民間的勞資關系。最后，建立與農民良好的生活關系。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接觸對象主要為農民，兩者之間相互影響、利益相關。在相應的生產、經營活動中，應發揮良好的外部性效應，控制不良的外部性效應。
第四，具備危機應變能力。總體來看，“農業生產周期長、受自然災害等外部因素影響大以及農業品價格的蛛網特征，即使當今科學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農業部門‘靠天吃飯’的特征仍沒有根本改變。”[3]新型農業主體亦農亦商，既面臨自然災害等外部因素的風險，又面臨著市場波動、資金鏈斷裂的風險，故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應該具備危機應變能力。首先，應具備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農業是三大產業中受自然影響最大的產業，氣候、土壤、水質等自然條件的變化均會給農業帶來巨大的影響。新型農業主體需要具備應對自然災害的抗風險能力，一方面需要有完善的信息收集處理系統，能夠提前收集相關科研機構、國家機關的氣候變化的預報及預警；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改造自然條件的能力，發展無土栽培、滴灌、大棚等自然依存度低、科技含量高的農業運作系統。其次，要具備應對資金短缺的能力。農業具有投入大、收益低的特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旨在建立規模經營體系，必定需要大量的投入，在“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4]的背景下，必須具備自身堅實的融資條件。一方面，利用金融機構進行融資，建立經營主體自身健全的融資體系，吸納銀行、投資機構資本，夯實經營過程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構建良好的政商關系，建立與地方政府良好的溝通機制，取得相應的資金扶持項目以及在資金鏈斷裂時取得政府支持。
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形成過程中的風險及預防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對傳統農業農業經營主體的替代，在這種變革中，必然涉及諸如農地關系調整、經營方式的顛覆、思維模式的沖擊等矛盾。加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本身的逐利特征，在逐利時很可能跨越道德與法律邊界，從而帶來一系列風險問題。
第一，政治風險及其預防。首先，可能存在工商企業借機購買土地進行房地產開發等危害農村土地公有行為。三權分置改革鼓勵土地有序流轉，部分不法商人可能借著流轉土地之名進行侵害土地公有制性質、土地權屬關系的行為，從而破壞農村集體所有制，動搖我國經濟基礎。其次，可能因土地糾紛而引發。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常相較農民擁有更雄厚的資金、更為先進的技術，擁有更多的政治話語權，可能利用手中資源與鎮政府、村委會勾結強迫農民流轉土地；同時，也可能存在極個別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強迫農民流轉土地，不惜違背“農民自愿”[5]原則，進而激化農村相應主體間的矛盾，甚至引發。最后，可能威脅我國糧食安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能在利益誘導下，違背“農地農用，鼓勵種糧”[5]原則，不顧《土地管理法》規定的“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2014年《土地管理法》第63條）而“大量囤積土地，用于非糧生產”，[6]進而危害我國糧食安全。因此，政治風險的預防必須健全土地流轉立法，根據三權分置改革的新情況，制定適應新型農村土地權屬關系的法律、條例，預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離引發的糾紛。嚴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三權分置實施過程中各種“球”之類的機會主義行為對政策造成扭曲。
第二，經濟風險及其預防。首先，可能造成農業結構性失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傳統農業經營主體不同，后者的農作物的選擇主要根據經驗或者習慣，而前者農作物的選擇主要根據市場走勢和預判。但同時也由于這個原因，前者有可能放棄回報率低的糧食、菜蔬，而追求回報率高的經濟作物，造成農業結構性失調。其次，可能造成單位生產率下降。傳統的農業經營主體以精耕細作為主要市場特征，土地單位面積產出率較高，而三權分置將農民從土地中釋放出來，單位勞動力投入大大降低，新型經營主體以營利為目的，可能重視總體收益，而輕視單位產出，致使經營者收益提高，而土地總產出卻下降，進而威脅國家糧食安全。最后，可能引起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一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入農村攜帶有大量資本，在資本的炒作下可能引起農村土地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能操縱農產品市場，進而影響農產品價格上漲。[7]因此，必須加強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行為的經濟規制。首先，要對新型農業主體轉入土地進行規制。對于農民而言，新型經營主體的信息是不透明的，新型經營主體是否擁有足夠的資金關系到對農民資金的償還能力，對新型經營主體轉入農村土地必須形成相應的擔保制度，以保證農民能夠如期獲得相應租金。其次，要對農產品的價格進行規制。主要是通過規定最高價格和最低價格的方式防止農業大戶憑借其壟斷地位，制定壟斷價格以獲取壟斷地位，從而推高物價、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最后，對農產品的質和量進行規制。一方面，要健全農產品質量標準制度，逐步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要健全土地用途監控制度，防止土地拋荒、濫用。
第三，社會風險及其預防。首先，可能存在過度開墾的風險。土地的所有權與承包權均不屬于新型經營主體，而經營權的續期難度較大，出于利益導向或者因與農民交往中集聚的不滿心理，經營主體可能在最后幾年的承包期內過度開墾土地，大大降低農村土地肥力、破壞農地的生態平衡。其次，可能引發失業、貧困等系列社會問題。三權分置必定涉及大量土地流轉，農民流轉土地后進入城市務工，由此會引發就業、醫療、住房、戶籍、教育等系列社會問題。一些人在農村失去若干年的土地經營權，在城市又未找到合適的工作，當花完土地經營權租讓所得后，可能淪為貧民甚至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當該現象成為常態后，則會加劇城鄉貧富差距，滋生城市貧民窟，甚至使國家走向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再次，可能造成農村生態破壞。農村土地的產權不屬于經營者，農村也不是經營者的最終歸屬，可能致使經營者不顧農村生態環境，肆意排放污染物，帶來負的外部性效應，破壞農村生態平衡。最后，可能帶來農民的心理失衡。三權分置不可避免地使大量農民租讓土地進入城市，由農村“熟人社會”進入城市“陌生人社會”，帶來心理落差，而且會帶來傳統農民精神依托的宗族、氏族的衰弱，戀土情結找不到新的替代，進而造成農民心理失衡，甚至衍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必須健全三權分置配套設施。首先，改革戶籍、醫療、教育等制度，打破城鄉二元制壁壘，以推動農民城市化進程。其次，健全農村環境監控制度及建立相應的農村污染標準，通過收費、罰款等方式，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農村因污染帶來的外部成本內部化，維持農村良性生態環境。最后，引導城鄉融合的輿論走向，減少城市居民對農民的排斥和農民對城市居民的敵對心理。
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途徑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涉及因素極其復雜，既要注意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多方面能力的培育，又要預防在此過程中引發的諸多風險，需要政府、村委會、科研培訓機構協同努力，主要有外部引進、內部培育及協同經營方式。
第一，外部引進。外部引進指從農村外吸納經營主體來規模化經營土地。外部引進具有較雄厚的資本優勢與技術優勢，通過招投標方式，由村委會或者村民小組出面，以村或者小組為單位流轉土地。該種模式對象主要針對有經營能力、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的主體，一般該主體以農業研究專門人員或者外部種植大戶為主。該途徑有兩方面優點：一方面，外部主體較內部主體選擇性更大、范圍更廣，更適宜擇優合作。相較于有限的內部主體，外部主體的財力更加充裕，與外部市場聯系更加密切，更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土地生產和銷售。另一方面，外部經營主體多以專業的農業種植大戶或者有農學專業背景的人為主，具有農村內部所不具備的種植技能。同時，外部經營主體又具備原農村居民所不具備的市場知識和視野，能夠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但是外部主體也具有相應的缺點：一方面，外部經營主體對本地的生態環境、市場情況、民風民俗缺乏系統的把握，在運行過程中易與當地居民發生沖突或者喪失當地市場機遇。另一方面，外部經營主體身份上不屬于本村人，村規民約及農村輿論力量對其約束乏力，易與村民發生矛盾，在具體運行過程中也可能過度開發農村生態資源、肆意排放污染物，破壞農村生態平衡。
第二，內部培育。內部培育指對農村中符合條件的經營者進行技術培育或者給予相應資金支持。內部培育具有更強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環境適應性。農村以“熟人社會”為主要特征，內部經營主體本身為農村居民，與周圍的環境都熟悉，同時也在農村擁有一定的社會關系基礎。內部培育主要具有兩個優勢：一方面，較外部引進具有更強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內部培育的主體是農村土著居民，受農村輿論約束較強，從而較外部主體更注重環境保護和土壤肥力保持。另一方面，由于內部主體本身屬于農村，故與本村居民更為熟悉，較外部經營主體更易于協調與村民關系。但是作為內部主體也具有相應缺陷：一方面，內部主體相較外部經營主體目光短淺、經營技術落后、市場狹小，對資源整合程度不佳。另一方面，內部主體與當地居民更為熟悉，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與部分村民利益發生沖突時，往往不能據理力爭，而寧愿違背科學經營規律和市場規則，向村民妥協。
如表1所示，內部培育具有更強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與村民和諧程度，但具有主體選擇性少、科技生產技能弱的缺陷；同時，外部引進雖然具有更高的主體選擇性與科技優勢，但容易產生外部成本及與村民的矛盾。因此，需要通過協同經營來發揮兩種培育方式的長處。
第三，協同經營。協同經營指內部經營主體與外部經營主體聯合經營。固然，對于經營主體培育的上述兩種模式，較傳統經營模式更具效率和科學性，但都仍具備各自的缺點。對此，可以通過協同經營的方式來改進。一方面，協同經營的主體包含內部經營主體，可以對經營過程起約束作用，防止新型經營主體過度開發和降低負的外部性效益。同時，經營主體中農村原有主體更便于與村民溝通，具有更高的和諧型。另一方面，經營主體也包括外部經營主體，擁有更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具有更強的投資能力和銷售渠道。具體地說，協同經營主體可以通過內部擔保人制度或者雇傭外部職業“經理人”制度來培育。內部擔保人制度即外部經營主體進入農村土地流轉市場時，需要通過本村擔保人來承租土地，通過對擔保人本村身份的約束來實現對外部經營主體的有效約束，以免外部經營主體不顧村民利益而做出肆意破壞農村生態環境、文化環境、市場環境的行為。雇傭外部職業“經理人”制度，即內部主體擁有經營對象產權，具體運作過程通過雇傭職業經理人來實現，這樣既可以發揮村民對產權所有者的約束，又可以通過職業經理人引入外部的先進經驗技術，從而趨利避害，培育真正有利于農村發展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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