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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赤字 擴張性財政 經濟刺激

隨著歷年來我國政府不斷實施刺激性的財政政策，有效地依靠政府投資帶動了我國GDP的增長，但與此同時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也不斷增大，如圖1所示，2010年我國政府財政赤字規模已達6772.65億元，雖然較2009年有所回落，但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達到2.8%，財政赤字規模較大，因而研究我國政府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對于未來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我國財政赤字與經濟發展相關要素關聯度分析

政府財政支出的大幅增長可以通過帶動投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會通過作用于社會產品產出、消費價格水平和國民可支配收入來影響社會的總體供求關系，并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量、通貨膨脹水平等指標產生影響。

本文以1985年以來我國年度國家統計年鑒的數據為基礎，通過對1985年以來我國政府財政赤字與該年度的經濟發展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發現，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體居民消費水平、平均貨幣工資水平、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財政赤字的增加對這些經濟要素的變化有顯著的相關影響，此外，財政赤字規模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雖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但是關系并不明顯，而政府財政赤字規模與城鎮登記失業率和進出口狀況的關聯度較小，無法通過顯著性檢驗。基于此，本文認為：

（一）財政赤字擴張政策促進了我國宏觀經濟的增長

我國財政赤字規模擴大與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關系均顯著為正，其中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GDP的相關關系為0.682、

0.675、0.698，伴隨著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各個產業的生產總值也穩步提升。同時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增加，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無疑是促進我國宏觀經濟逆勢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政府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也伴隨著我國居民平均貨幣工資的增長，這種增長增加了我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從而促進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有效地拉動了內需，從而抵消了出口形勢低迷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從我國財政赤字規模與進出口差額之間無明顯的相關關系可以發現，我國財政政策的實施對于進出口貿易的影響較小，因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通過拉動投資和內需來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

（二）我國財政赤字擴張刺激通貨膨脹水平

基于相關性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我國政府財政赤字規模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成負相關關系，當財政赤字規模較低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升高，但是升高幅度較小，二者相關系數僅為0.439，并且其顯著性較差，因此本文認為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相較于貨幣政策對于經濟整體通貨膨脹狀況的影響程度較小，其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影響方向也有待驗證。

（三）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提升就業作用有限

國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制定目標往往集中在三個方面：促增長、穩通脹和保就業。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增長與城鎮失業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并不顯著，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雖然有效拉動了投資和內需，但對于居民就業率的提升并不存在顯著的影響效果，因而可以認為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提升就業的作用效果較為有限。

財政赤字對宏觀經濟增長影響機制分析

我國財政赤字擴展政策可以有效地拉動內需和固定資產投資，從而保障我國宏觀經濟在出口疲軟、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依然穩步增長，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于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本文在上述相關性分析基礎上，從固定資產投資和居民消費兩大方面對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機制進行分析，從而了解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具體作用機制，為我國政府制定相關的財政政策提供科學的建議。

（一）我國財政赤字對固定資產投資拉動效應分析

我國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帶動經濟增長，最直接的途徑便是通過政府引導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刺激原材料產品的需求，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等，因此作為財政赤字政策最主要的刺激途徑，本文通過分析我國財政赤字政策與各個固定資產投資細分分支指標之間的相關關系來了解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具體拉動作用，如表2所示。

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加大財政赤字的同時，其對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基本建設投資和更新改造投資上，在我國政府加大財政開支以刺激經濟的政策貫徹過程中，各地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更新和改造以往的基礎設施來實現GDP的增長，從而提高自身經濟增長速度，而對于其他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著力較小，特別是對于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投入力度較低，由此可見在各地政府的財政支出中，用于建設保障性住房等房地產開發投資的資金支出占其總體財政安排的比例較小，各級地方政府對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存在偏離民生所需項目，主要投資于更能凸顯政績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傾向。

同時，目前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所帶動的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依靠國家預算資金投入，其所帶動的其他相關資金投資較少，尤其是外資參與投資的資金比例較小，大量國家新增固定資產投資主要由國家財政撥款的現實也說明目前我國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來提振經濟的措施給國家財政帶來了較大的壓力，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國各地政府應當適當調整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構成，通過引導其他資金投入固定資產投資項目來適當豐富其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從而降低財政負擔，同時也轉移項目成本和風險。

最后，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與企業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增長相關性不顯著，說明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所投資的固定資產項目并未帶動企業主導的固定資產項目的投資，由于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經營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考慮目標，因此在目前經濟形勢較為悲觀的情況下，大多數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活動往往有所減少，而另一方面，我國各級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往往與企業的經營運作相關性較低，因此企業對于參與這些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興趣較小，使得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與財政赤字規模之間的相關程度下降，進而降低了二者之間相關關系的顯著性。

綜上可知，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雖然有效地拉動了經濟增長，促進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擴大，但是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項目具有較為明顯的政府導向型，投資項目的資金構成單一，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水平較差，企業的參與程度低，因而是一種較為不可持續的增長趨勢，所以我國政府在未來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時應當更注意與市場接軌，豐富投資項目的投資模式，調動相關企業的積極性，從而形成一種可持續增長的財政支出刺激模式。

（二）我國財政赤字對居民社會消費拉動效應分析

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也有效地拉動了我國居民的整體消費水平，對拉動內需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對其拉動內需的具體機理依然有待進一步分析。本文通過我國財政赤字規模與居民消費相關的經濟參數的相關分析來了解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居民社會消費的具體拉動效應，如表3所示。

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財政赤字規模越大，居民的消費水平提高程度越大。同時，從上文的相關性分析結果也可以看出我國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中財政赤字規模越大，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越低，即居民的生活水平隨之提高，因而從居民消費的角度來說，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于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需求的擴展具有有效的拉動效應。

但是，從供給面上，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擴展政策并未能有效提振國內消費領域的供給方信心，各個居民消費相關行業的景氣指數并未因為我國政府刺激性的財政支出政策而產生對應的變化，因此本文認為雖然我國政府所實施的財政支出刺激政策在短期內通過家電下鄉補貼、購車補貼等方式刺激了居民的消費熱情，但是在企業界和市場的供給端，由于國家財政刺激政策具有短期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狹隘性，如產品補貼范圍有限，產品指定供應商限制等，市場對于我國政府所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反應并不熱烈，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政策雖然對于居民社會消費具有打動效應，但并未起到促進長期國內消費的預期效果，是一種短期的，不可持續的財政刺激政策。

因此，在未來我國政府制定財政赤字政策時，應當注意改變刺激性財政政策在居民消費相關政策細節上的刺激模式，從僅提高居民的消費熱情這一短期目標中解放出來，以提高市場對于居民消費的供給熱情以及居民消費體系的長期健康發展為主要目標對我國居民消費體系進行長遠的規劃，例如采用稅收優惠政策來引導企業產能，提高企業生產熱情；通過減少物流運輸費用來促進居民消費商品流通；通過減少交易環節費用征收來促進居民商品交換效率等。

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改進建議

基于本文對我國政府近年來的財政赤字擴張政策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我國政府在經濟危機過后所采取的刺激性財政政策對保證我國經濟在危機時期的穩步增長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于我國經濟的提升作用主要體現在固定資產投資和居民消費提升效應上。

通過對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的具體刺激效應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導的短期刺激性投資上，對于市場的主體——企業的積極性的調動十分欠缺，大多數財政支出政策僅僅著眼于短期內提高政府經濟政績，并提高居民的消費熱情，卻未對企業界的需求和關注做出對應的應對政策，從而使得目前我國的財政刺激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缺乏有效的持續性。

因此，在未來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中，政府決策者應當從長遠的經濟發展目標出發，通過制定符合企業界發展目標和利益訴求的財政刺激政策來提高企業參與經濟刺激計劃的熱情，從而使我國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真正具有長期的經濟提升效應，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2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新晨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第3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一、凱恩斯主義者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

    財政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者非常喜歡使用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他們認為,對總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之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

    減稅和社會福利的增加會使漏出減少,注入增加,會很快刺激總需求的增加。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涉及到政府預算的制訂和實施,由于時間間隔較短,效應也就較顯著。在西方國家,減稅,主要是減個人所得稅,既減少漏出,又對個人的勞動和投資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增加支出和社會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擴大總需求。但是,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究竟會使總需求增加多少,最終使GDP增加多少,很難作出估計。如果人們把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部分錢用于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并且邊際進口傾向較高的話,則總需求的擴大就不會很大了。

    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對總需求的擴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總需求,因而有較充分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更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話,就會耗費較長的時間,很難立竿見影。當然在對付長期性經濟蕭條方面還是有效的。不過,政府實施的項目往往由于缺乏責任心和管理,工程質量較差,很多被稱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會勞民傷財。

    與解決通貨緊縮缺口的財政政策相反,如果經濟存在通貨膨脹缺口,經濟基本已達到了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此時就應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即增收節支的政策,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

    從近代歷史看,在西方國家,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存在過持續的通貨膨脹缺口,這主要是由于戰爭經費支出急劇增加所致。其余時候,基本上都是通貨緊縮缺口存在,通貨膨脹缺口只是暫時性地存在過。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存在過一個怪現象,就是在高通貨膨脹率的同時,失業率也上升,也就是滯脹。凱恩斯主義者把滯脹的原因歸結為在收縮總需求的同時,總供應也收縮了,這樣抵消了通貨膨脹的效應,但國民產出也下降了,結果社會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業率上升。

    總需求和總供應的同時萎縮會對總供應產生不利的影響。稅收的增加會對勞動和投資產生反激勵的作用,也會進一步推動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的削減會對某些依賴政府支出的部門(如衛生醫療部門、教育部門、公共交通部門等)產生嚴重的影響,減少政府對社會的公共提供。對基礎設施支出的削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長期增長。持續的通貨緊縮政策還會使私人投資減少。所有這些都會使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減少。

    經驗表明,對付通貨膨脹并不難,即使有的國家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經過治理,也能平息下來,難的是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同時不引發通貨緊縮。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都可被用來微調經濟,只要政府對總需求實行有效的管理。所謂微調經濟是指通過政府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干預,以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的波動。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作用更為明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政府針對經濟的冷熱,實施相反的對策(逆向調節),如果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高漲時期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則國民經濟的運行就會比自發運行的軌跡要平穩得多。當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經濟的波動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對經濟形勢判斷失誤,使國民經濟秩序更加紊亂。

    政府調節經濟的的主要問題是時滯。如果時滯效應很長,穩定經濟的政策可能反而會成為“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因此,只要對經濟形勢判斷正確,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得當,經濟的波動雖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國民經濟一樣可以實現相對平穩的發展。

    二、貨幣主義者對政府調節經濟的做法持反對態度

    貨幣主義者反對把財政政策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并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國民產出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只能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結果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推動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抵消掉。

    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必須要與貨幣政策相配合,才會產生持續的效應,說白了,貨幣政策是真正對總需求發生影響的因素。弄得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總需求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1)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對別的注入和漏出的影響程度究竟如何?(2)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3)時滯效應如何?

    貨幣主義者堅信市場的自身調整力量,認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實施的。

    貨幣主義者認為有兩種不同的財政政策,一種是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另一種是不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純粹的財政政策,兩者是有區別的。前者之所以會引起貨幣供應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往往同時實施,二是在實施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會連帶出貨幣供應的變化,而貨幣供應與財政政策的同方向變化會抵消財政政策的效果,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增加,收縮性的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減少,結果對國民產出的變化無濟于事。再說,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會對總需求發生影響,但這是貨幣供應變化的結果,而不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后者對總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應的,但由于時滯存在,要預測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很困難的,再加上各種復雜的經濟因素都會起作用,很難分門別類,對癥下藥,財政政策不可能把經濟調整到主觀設定的精確位置,微調經濟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從長期來說,純粹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對國民產出是沒有影響的,只會產生擠出效應,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會減少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減少。

    財政政策的貨幣效應究竟如何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密切不可分、實施財政政策的時候,或多或少會產生貨幣效應,純粹的財政政策(一點也不影響貨幣供應)幾乎是不存在的;實施貨幣政策的時候,也或多或少帶有財政政策的含義。真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經濟正處于蕭條時期,本來財政預算是平衡的,政府為刺激經濟決定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產生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府直接向社會公眾發債,社會公眾把錢借給政府,這不涉及到貨幣供應的變化。政府利用財政赤字的同時,既刺激了總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交易需求。另一種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這種國債發行方式結果增加貨幣供應。

    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均衡的國民產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使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使貨幣供應增加,市場利率可以因貨幣需求和供應同時增加而保持不變,由于市場利率保持不變,不會對投資產生影響,所以沒有擠出效應。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沒有增加貨幣供應,市場的貨幣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結果就會使投資減少,產生擠出效應,注入量就會低于期望的水平,國民產出不會增加。

    擴張性財政政策在貨幣供應不變的條件下,究竟是否一定會產生擠出效應就要看兩方面的變化情況。一是貨幣需求彈性,即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比較缺乏彈性的,同樣是靈活偏好曲線水平上移,利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較有彈性的,總需求擴張后,對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靈活偏好曲線會上升,結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資彈性,即投資數量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利率的變化會對投資額產生較大的變化。而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投資額對利率變化通常是比較缺乏彈性的。投資者決定投資與否主要是取決于經濟形勢發展趨勢和所生產產品的銷售前景,而對市場利率的考慮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變化只對投資額產生較小的影響。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的實施只會對利率產生很小的影響,對投資額的影響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擠出效應。總需求的擴大可能會通過加速器效應使投資額增加。貨幣主義者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明顯上升,從而對私人投資產生嚴重的影響,擠出效應明顯存在。他們的觀點是,政府必須要減少財政預算赤字。從長期來看,假使貨幣流通速度是穩定的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完全擠出私人投資。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由于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者對財政政策實施的效應預期發生很大的偏差。

第4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波動；股市波動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經濟發生了嚴重的泡沫經濟，地價和股價出現暴漲，個人消費迅速上升，銀行帳面資產“一夜之間”變大。但是，1990年以后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相繼破滅，最后導致整個泡沫經濟的崩潰。泡沫經濟崩潰以后，日本經濟出現了勞動力過剩，設備過剩，不良債權迅速增加，個人消費停滯等嚴重現象，使日本經濟陷入了十年的長期低迷。日本的教訓值得世界各國汲取。

那么，在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那次經濟波動中，日本的財政政策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起到了什么作用?為什么日本股市從1985年的11000多點漲到1989年的39000多點，然而又滑落到2002年的8000多點?換言之，日本的財政政策是如何影響股市波動的?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展開研究。

一、財政政策對股市影響的內在機理

現代經濟生活中，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變化與股市波動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從長期來看，經濟周期決定著股市波動的周期，經濟波動是股市波動的基礎。在一般情況下，投資人會通過觀察宏觀經濟景氣情況的變動，來決定自己買賣股票的行為，從而經濟波動影響著股市波動。那么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也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股市的波動。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是引起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會引起投資者心理預期的變化，從而引起股市波動。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對經濟運行趨勢的影響確實很大。經濟波動的周期決定著股市波動的周期，股市波動雖然有時會與經濟波動的趨勢發生背離，但最終會趨向于經濟波動的走勢。

經濟政策的變動和經濟波動與股市波動，三者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當政府發現經濟出現問題時，會采取經濟政策進行干預，這時股市通過對政策的預期率先做出反應，表現為短期波動；當經濟政策對經濟波動發生作用后，股市又對經濟波動產生反應，產生新一輪波動并對前一次波動進行修正。從經濟政策變動到股市波動的路徑有兩個，一是經濟政策的變動直接影響股市波動；二是經濟政策變動通過影響經濟波動，進一步影響股市波動。

本文重點分析財政政策對股市波動影響的內在機理。財政政策從實施方向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當經歷了長時期的良好的經濟增長及經濟活動后，整個經濟會出現投資的增長速度連續幾年明顯快于GDP的增長，消費的迅速增加引發物價水平迅速上升，社會資金出現流動性過剩等情況。為了避免由于過度投資造成生產能力過剩、過熱的需求引發高通貨膨脹，從而阻礙經濟增長，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的不良影響，這時政府通常會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為經濟降溫。一方面減少政府購買來縮減財政支出，另一方面開征新稅種或提高原來的稅率來增加財政收入，從而達到為經濟降溫的目的；與此相反，當出現經濟增長徘徊不前，投資和消費長期低迷，通貨緊縮等情況時，政府會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提振經濟，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減免稅收等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變動對股市波動的影響的具體路徑從圖1上可以看出：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在心理預期作用下，股市已經開始上漲；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導致消費需求增加，物價水平開始上漲，人們為了保值進行股票投資，股市會進一步上漲；當政府為了控制經濟過熱和抑制通貨膨脹，而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特別是緊縮性政策的作用開始顯現時，如一些經濟指標開始出現下降時，投資者預期經濟形勢走壞，股市開始下跌。

二、日本1985－2002年間的財政政策回顧

從戰后開始，日本一直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不斷采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期間，日本的經濟政策運用地非常成功，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到80年代初，日本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工廠”，成功地擠身于世界經濟強國之林。本文這里主要回顧一下1985―2002年期間日本的財政政策。

為了更好地說明上述時期日本財政政策的變化，首先我們了解一下1980―1984年期間的財政政策。為了抵抗石油危機對經濟沖擊的影響，日本自1975年開始發行了大量的國債，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結果導致赤字增加，財政狀況逐步惡化。為了挽回局面，日本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財政重建計劃”(張2005)，其核心內容是：在不增加稅負的條件下，縮減財政開支，逐漸擺脫依靠發行巨額國債來維持財政的困境，最終實現財政預算平衡。主要措施有：嚴格控制財政支出規模的增長速度，一般會計支出的增長控制在名義經濟增長率之下；精簡機構，壓縮社會保障支出；實行稅制改革；推行公有企業民營化。其核心內容就是力爭在不增加稅收的前提下，減少財政支出，到1984年實現擺脫依靠發行特例國債來維持財政的目標。具體過程為：1980年，以壓縮國債發行額為前提，制定了比1979年度減少1萬億日元的國債預算，邁出了財政再建的第一步。1982年開始“零增長”計劃，日本政府對財政預算提出規定：各省廳的支出不得超過上年度。然而，由于這時期世界經濟不景氣帶來的沖擊，導致日本經濟增長率降低，因此稅收收入也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通過增加國債的發行來解決資金來源，其結果是當初制定的，到1984年實現財政預算擺脫依靠發行特例國債的目標落空。最后把實現這一目標推遲到1990年，實際上到1991年才實現，這就為1987年以后產生泡沫經濟埋下了伏筆。

在1985―1900年期間，財政改革繼續以緊縮開支為方向，但日本政府為了避免1985年“廣場協議”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給經濟帶來的沖擊，分別在1985年10月、1986年4月、9月、1987年5月四次實施了擴大內需的政策，特別是1987年5月事業支出規模達5萬億日元，所得稅減稅1萬億日元(張玉棉2005)。同時，在1987年和1988年實施了兩次稅制改革，所得稅由原來的10.5％－70％、15段降到10％－50％、5段；法人稅從42％降到37.5％(童適平2002)。這實際上表明1985年末到1987年間日本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從而成為引發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出現泡沫的一個誘因。股市在政策基本面和宏觀經濟基本面都向好的情況下，開始一路上漲，發展成股市泡沫。股市的大漲，又刺激了國內需求的迅速增長，整個經濟都出現了泡沫。面對一片繁榮的景象，日本政

府的機會來了，1989年開始增設稅率為3％的消費稅，這雖然為1991年實現赤字為零的“財政重建計劃”立了大功，但卻和隨后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一起把經濟泡沫擊破。股市泡沫率先破裂，到1989年底股市開始崩潰。特別是1992年開征了“土地持有稅”，結果人們紛紛拋出地產，房地產經濟迅速衰退，股市也是進一步下跌。

面對泡沫破滅后的經濟衰退，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日本政府在1992年3月開始了“經濟景氣對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具體措施是：圍繞公共投資，多次擴張財政支出和減稅政策。這一時期財政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以恢復經濟增長為目標，擴大財政支出和減稅，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缺口通過發行國債來刺激經濟低迷。財政支出方面的具體措施詳見表1；減稅方面的具體措施詳見表2。

三、日本財政政策變動對經濟和股市波動的影響

1985―1990年期間，日本財政政策實行財政重建計劃，但為了防止經濟增長放緩，日本政府開始增加財政支出，在1986年和1987年先后出臺了財政刺激措施，日本經濟1986年出現了小幅調整以后，1987―1990年開始出現加速增長，GDP的增長率分別達到了4.2％、6.2％、2.8％和5.1％，平均為4.6％，比1986年的2.9％高出了約50％。日本的股市也開始節節上揚，從1985年末的12000點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最高點39600多點，在短短的4年的時間里，上漲了2.3倍，年均漲幅約為60％，遠遠超過了GDP的平均增長速度，是GDP的平均增長率4.5％的13倍多，參見表3。

在1991―2002年間，GDP增長率從1991年的3.8％迅速下降到1993年的0.3％然后出現反彈，在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刺激下，到1996年恢復到3.4％；看到經濟開始復蘇，日本政府停止了擴張性財政策，再加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GDP增長率又開始下降，到1998年為－1.1％；為了挽回局面，1998年4月日本政府又開始加大財政支出，GDP增長率在2000年反彈到2.8％，然后又下降到2002年的－0.5％。這期間從1993年的第一個低點到2002年歷時整整9年，這就是著名的“失落的10年”。從1990初開始，日本股市開始一路下跌，到1992年7月跌到了16000點以下，然后開始了調整期；從1992年7月到1996年6月，四年時間內在14500―22500點之間振蕩徘徊，從1996年7月又開始下跌，到1998年9月下跌到13400點左右，跌幅高達40％；從1998年10月開始出現反彈，反彈到2000年3月的20300點左右，然后又開始下跌，到2002年底跌到了8500點左右，跌幅58％。

為了進一步形象地說明日本財政政策對經濟和股市的影響，我們把1985―2002年期間日本財政支出變化、GDP增長率和股市走勢做成一張圖來進行觀察研究，參見圖2。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985―1990年實施財政重建計劃期間，日本的經濟和股市都處于上升之中；在1992―1996年期間，財政政策刺激了經濟的小幅反彈，股市也一樣，1996―1998年期間，政策效應消失后，經濟開始滑落，股市也隨之下跌；1998年4月一2002年，開始重新采取措施后，經濟和股市都有所反彈但又很快下降。由此可見，在1985―2002年期間，財政政策先是刺激了經濟與股市的大幅度上漲；但在1992年以后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小，到2000以后已經基本失效。

四、結語

1980年以前的日本財政政策對刺激經濟增長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卻留下了“赤字問題”。在1980―1900年期間，日本的財政政策在解決赤字和刺激經濟增長之間徘徊不定，最后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發生。特別是在1985年廣場協議以后，日本開始實施略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大了財政的支出。這與它的財政重建計劃相矛盾，這也說明政策制定者沒有考慮到未來會出現經濟泡沫和股市泡沫。從表面上看，到1991年日本完成了財政重建計劃，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泡沫經濟帶來的豐厚的稅收收入對日本的一般會計預算平衡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實際上在1985―1990年期間，日本的財政政策是從泡沫中抽出的資金又放回到了泡沫之中從而導致了泡沫的不斷膨脹，最終導致股市泡沫的發生。為防止經濟過熱而采取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一起擊破了泡沫。并在泡沫破滅后，繼續加征土地持有稅，結果了導致經濟走向衰退和股市進一步下跌。

第5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依靠市場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運用國債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經濟資源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不斷擴張，資源的瓶頸約束遲早是會到來的。如果累計的財政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已經很大，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慣性影響又收縮不下來，財政從金融市場籌集過量資金，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換句話說，從長期看，我們仍然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況且，從理論上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調控的對象主要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從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時間內仍無法淡出，這個時間跨度顯然已經超出“短期”的范圍。

連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且它們的創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企業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出現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11個月出現同比下降。流通環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12個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宏觀經濟運行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怎樣才能使投資需求旺盛起來呢？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和經濟回升都是不會持久的。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消費的拉動歷來在我國GDP增長中占居主導地位，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淡出

自1998年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及調整稅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它是針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熨平經濟周期的調節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多久，不能以具體時間界限來確定，只能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和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來確定。由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增加債務為代價，不僅受到社會閑置資源有限性的制約，還受到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因而不可能一直實行下去。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必須具備如下幾方面的條件：

（一）通貨緊縮趨勢得到扭轉，物價實現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2002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雙雙走低。到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已連續7個月出現同比下降，商品零售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生產資料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這種現象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二）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增強，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穩定增長，并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對政府財政投資依賴減弱。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以前我國民間投資一直保持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顯放慢是從1997年開始的，當年僅8.4%，增速比1996年的16%減緩近一半，此后的幾年間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增長比較快，而投資增長主要又是靠發行國債，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連續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這種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淡出，財政部長項懷誠也在2002年4月份的國務院新聞會上表示，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沒有其他投資來頂上，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掉下來。誰來頂上呢？最關鍵是靠民營經濟。雖然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經濟效益差，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僅僅依靠國有經濟的效益來支撐經濟的長期發展是不可能的。

第6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一、圍繞財政赤字這個“軸心”認識和理解積極財政政策的施行

在書中，作者明確指出：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實際上也就是利用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財政政策的采行其實反映了人們對財政赤字的認識轉變，亦即從“赤字有害”到主動利用財政赤字。

眾所周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國內理論界對于財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態度，認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根據我國經濟增長明顯趨緩，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通貨緊縮成為經濟運行巨大壓力的宏觀經濟狀況，決策層審時度勢，果斷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舉措擴大內需，實施反周期操作。考慮到社會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接受問題，把擴張性財政政策稱作積極財政政策。相應地，赤字財政也一改多年來“有害”的常態，開始以“積極”的面目出現。這就涉及到究竟應當如何評判赤字財政的問題。作者認為：評價赤字財政有害無害，因時因地而異，不能籠統地、簡單地作結論。財政赤字的“是”與“非”、“好”與“壞”，要看宏觀經濟狀況，只有在社會總需求小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況下，財政赤字才屬于“是”和“好”，因為它通過國債這種國家信用工具把城鄉居民暫不使用的資金轉變為政府資金使用出去，彌補了總需求缺口，刺激了經濟。

既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就必然會發生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的赤字，相應地也就產生了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問題。在沒有財政節余可以動用，且財政不允許向銀行透支的條件下，當前我國發生的財政赤字全靠增發國債彌補。由此，財政赤字也就成為增發國債的同義詞。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國債，對于經濟增長是有利還是有害，取決于當時的具體條件，同時也取決于增發國債的規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規模之內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規模則是有害的。相應地，也就引申出發債規模的度的把握問題。

至此，作者圍繞財政赤字這個軸心，由積極財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舉措（增發國債）——引申出發債規模度的把握——進而探究國債市場化建設問題，環環相扣、邏輯連貫，一條清晰的主線、脈絡躍然書中，展現于讀者面前。

二、在具體的宏觀經濟背景下分析、評價積極財政政策的績效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變化：告別“短缺經濟”之后，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外部沖擊，使得國內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經濟的新問題顯性化，物價持續下跌，通貨緊縮跡象明顯；失業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經濟增幅下降，貨幣政策連續、密集運用，但政策效果不夠明顯；等等。上述幾方面的情況綜合在一起，使決策層于1998年為力求實現8％的增長目標而采取增加投資、擴大內需方針，并且把增加投資的重點掌握為基礎設施建設（以求避免形成生產項目上的重復建設，優化結構和增強發展后勁）。為有力地貫徹這一思路，啟動財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選擇。之所以把運用赤字財政進行調控作為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這是因為，與其它宏觀經濟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不需要中間傳導過程就可以直接擴大社會需求，時滯短，拉動經濟增長作用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財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財政政策更為主動和主要發揮對經濟增長的調控作用含義的。

書中通過實證分析方法，對積極財政政策的績效進行了較為客觀的概括與評價有效地擴大了投資需求?促進了經濟發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辦成了一些多年想辦而未辦成的大事；技改貼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業技術進步，促進了產業升級；增加了就業機會等。

三、從宏觀調控的戰略角度把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在經濟增長乏力、增長速度下滑時，通過擴大財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會的閑置資本利用起來，從而刺激經濟，變下滑為上升。這種做法是在當今世界市場失靈現象反復出現、經濟活動復雜化和國民經濟景氣循環的不規則化條件下，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的調節，以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其包括的總體政策含義是，在主要確保金融穩定、安全運行的同時，相對更多地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支持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為在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制中，財政政策是貨幣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書中同時指出，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是在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深化改革、調整結構和加快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由此表現出來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不能照搬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松”“緊”組合，因而必須加強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與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組合，把握政策的合適力度與實施時機，進而保持經濟系統的動態穩定性。

四、通過相關問題的研究深刻體味積極財政政策

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還存在著一系列相關問題亟待探索，諸如資源配置趨向的變化、利益關系的調整，對投資、對消費以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宏觀調控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時政策手段的運用。書中辟出專門章節，對財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調節、三農問題、基于供給調整的稅收政策、出口退稅以及財政制度建設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其相應的政策結論是：合理安排財政支出，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通過收入分配進行宏觀調控具有不可持續性；支持農民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業現代化，鼓勵農村居民向非農產業轉移；稅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增值稅的完善、內外企業稅負的統一，遠期目標是實現“稅費歸位”；完善出口退稅的管理機制，保證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改革預算管理制度、逐步實施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購制度。

五、以前瞻性的眼界探尋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及后續政策取向

第7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改造以來，我國財政出入絕大部門年份出現赤字，并越來越倚重國債本事，這是具有特定宏觀經濟背景的，其積極作用應予充實肯定。但與此同時，這么多年赤字和債務累積形成的標題也不容輕忽。

1、財政赤字長期化，不光增幅加快，而且現實財政赤字要比帳面財政赤字緊張；

2、國家債務范疇加快增長，當局的債務包袱日益綦重沉重；

3、當前我國的國債運行正在步入借新債還宿債的高度債務時期，大大低沉了當局未來的償債本事。

對我國改造歷程中分外是90年月以來財政赤字和債務范疇擴大的緣故原由舉行分析，擇其要者是：國家財力會集程度過低，而且呈長期降落趨向，這是赤字和債務范疇膨脹的重要緣故原由；財政付出總量增長缺乏有用控制，付出布局調解滯后，增長了財政平衡的壓力；別的，還有別的一些因素的影響，如財政赤字補充要領的變革、我國國債的限期較短等，都在肯定步驟上推動清償務的擴大。字串1

我們以為，近兩年國家出臺的適度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屬于反經濟周期的短期調治步驟，不克不及長期實驗。由于長期擴張性的赤字、債務政策無疑加大了財政危害，增長了通貨膨脹的潛伏壓力，而且會引致經濟增長的顛簸，歸納到一點，便是勢必會加劇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的危害。別的，當前國際上一些國家財政調控實踐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需引起我們的存眷，這便是議決完滿稅制，壓縮付出，進而淘汰赤字和債務，尋求財政平衡目的。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鑒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底子看法和主張是：以后一個時期國家應把控制赤字和債務范疇作為財政政策的底子取向，這是從整個百姓經濟宏觀全局出發思量作出的一個重要剛強。

把控制赤字和債務范疇納入中長期財政生長籌劃

近兩年國家采取的肯定程度上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是對宏觀經濟運行調治的短期政策步驟。從以后的趨向看，我們必須實驗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控制赤字和債務范疇，并應議決納入中長期財政生長籌劃，分步實驗，垂垂向財政平衡的方向開心。國表里經濟理論和實踐分析，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克不及長期太甚使用，財政赤字和債務范疇須要保持在一個公正范疇內，否則將會影響百姓經濟的長期穩固生長。從西方財政理論的生長軌跡看，已在早期凱恩斯主義的底子上大猛前進了一步，即更看重夸大的是“周期動態性的財政平衡原則”大概“相機決議的財政政策”，而不是一味地主張赤字財政政策。從現實來看，西方一些產業化國家在已往相當永劫期內，極為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確曾帶來過經濟的短期繁榮，但終極的惡果是經濟長期滯脹。拉美一些生長中國家70年月以來紛紛擴大赤字和債務，試圖以此推動經濟生長，但高赤字和高債務難以為繼，到80年月初期引發了緊張的債務危急和惡性通貨膨脹。正由于此，當前國際上無論是發達國家，照舊生長中國家，出現了一種尋求財政平衡的生長趨向，值得存眷。“前車之覆，后車之鑒”。中國作為一個生長中國家，經濟總體生長程度不高，國家財力會集程度又云云之低，財政赤字和債務范疇必須同我國百姓經濟的較低遭受本事相順應。當前和以后一個時期，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整個社會的不穩固因素增長，作為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重要組成部門的財政政策，必須分身當前和長遠，長期高赤字高債務無疑會增長未來百姓經濟的危害系數。因此，下一步財政政策取向面臨著一個龐大轉動，即應該把控制赤字和債務范疇作為一項中長期政策明確下來，這大概是一種較為岑寂的、理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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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證券市場 影響

在我國，證券是國家實施產權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優化資源配置、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是調節、控制貨幣資本循環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強對證券市場的宏觀調控，保證證券市場的資金流向和穩定運行，有利于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的良性循環和發展。

一、宏觀經濟政策介紹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含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調節控制宏觀經濟的運行，以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嚴格地說，宏觀經濟政策是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都屬于微觀調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觀經濟政策。由于宏觀經濟政策通常是用來調控短期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加之市場經濟形式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依據市場經濟態勢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不能長期化。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

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有四個方面：

1.持續均衡的經濟增長，即保持經濟的增長的同時，保證其有一個適當的增長速度。因為經濟增長受各種資源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過快的經濟增長會導致一些問題，如環境污染等。

2.充分就業，充分就業意味著一方面市場上的失業只有因為摩擦性失業所帶來的。另一方面是現階段的資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價穩定，物價穩定并不是指沒有通貨膨脹，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物價穩定是指通貨膨脹的比例在1%到3%之間，并且每年的通貨膨脹率差別都不大。

4.國際收支平衡，國際收支平衡即意味著，匯率穩定，外匯儲備有所增加，進出口平衡。因為外匯儲備在一方面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競爭力。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本文將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種方面探討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一）財政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1.財政政策的手段

用來調整財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通過調整政府購買能力來調整財政政策；第二，通過調整政府的轉移支付能力來調整財政政策；第三，通過改變稅率來調整財政政策。當經濟增速繼續放緩，失業率上升，政府應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購水平，提高轉移支付，降低稅收水平，解決經濟衰退和失業。當經濟增長，而物價水平持續上漲，政府應該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政府采購的水平，減少轉移支付的水平，降低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

2.財政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時，政府財政在確保各種行政和國防開支之余，不會搞大規模的投資。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會積極投資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關產業，從而帶動水泥，鋼鐵、機械行業等發展。如果政府發行債券的方式來增加投資，對經濟的影響更是深遠的。總體而言，財政政策的緊縮將使得經濟過熱受到控制，股市將減弱，因為它表明未來經濟增長將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股市會強大的，因為它表明經濟增長將加速未來或進入繁榮階段。

具體來說，財政政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證券市場造成影響：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能夠提升總需求，降低經營風險，從而使股市上漲，相反，如果由于經濟過熱遭到抑制，就會降低股票的市場價格。

（2）擴大政府采購，加大政府投資公路，橋梁，港口等非競爭性領域，可直接增加與工業產品的需求，而促使證券價格上漲。減少政府的購買水平則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轉移支付水平發生變化會使社會的購買力在結構上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影響總需求。提高政府轉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幫助證券價格上漲；反之，政府轉移支付水平下降也會使證券價格下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如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為維持農產品價格對農民進行撥款等，就會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間接促成了企業的利潤增長，因此，有利于證券價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轉移支付水平下降就會使證券價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水平進行調整，會使原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間的財政格局之間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狀態，就就在整體和結構上都使證券市場受到影響。

一般來說，如果中央政府將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將會對當地經濟的發展更多的自和財政資源，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發展，從而促進證券價格的上漲。同樣，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得到相對較多的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那么該地區的證券價格的上漲潛力則會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下，公司稅的變化將會直接使公司的凈利潤受到影響，從而進一步時公司的積極性和擴充生產規模的能力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到公司的發展潛力，故而調整公司稅對證券具有較大的影響。

居民的個人實際收入水平直接受個人所得稅的影響，進而會影響到證券市場的供求關系。同樣，證券交易的成本也會直接受到證券交易稅的影響。因此，通常情況下，稅率的上升將會遏制證券價格的上漲，相反，稅率的下降也會促進證券價格的上漲。

總之，無論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在理論上其傳導過程都比較漫長。這種較長的滯后性財政政策決定了它對證券市場的影響不像貨幣政策的影響那樣立竿見影，相對緩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們必須重視財政政策對股市的作用。從長遠來看，積極或穩健的財政政策，能確保中國的宏觀經濟的穩步增長，這對證券市場發展的穩定增長是非常有利的。從短期來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稅收優惠會直接或間接影響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同時，將加大資金在股市的供給，有利于股市價格的上漲。相反，它會導致在股市價格下跌。

（二）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1.貨幣政策的手段

政府貫徹貨幣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個：

（1）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它要求商業銀行收縮貸款和投資，因為銀行被迫收獲的借款人貸款用來償還活期存款，銀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說明此時的貨幣供應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準備金率下降貨幣則擴張。

（2）再貼現政策。提高貼現率對商業銀行信貸行為會起到約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貸擴張，擴大貨幣供應量的規模。

（3）公開市場操作。為了防止經濟衰退，央行將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擴大社會的有效需求。隨著經濟的不斷攀升，而沉重的通脹壓力，會使國家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

2.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證券市場產生影響：

（1）當貨幣的供應量增加時，一方面會促使證券市場的資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貨膨脹會促使投資者為了保值繼續買進證券，從而極大的推動了證券市場價格的上漲；相反，當貨幣的供應量降低時，就會使證券市場的價格呈現下降的趨勢。

（2）利率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作為宏觀經濟睛雨表的證券市場，其波動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利率是影響證券市場波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與證券市場表現為逆相關。利率上升，投資證券的價值低于銀行存款利率，收益預期下降，折現率增加，從而導致股票價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資證券的價值高于銀行存款利率，收入預期增加，折扣率降低，從而導致股票價格上漲。通常情況下，短期利率影響股票價格也相對明顯，市場反應還是比較快的。

在一個完整的利率周期變化范圍內，利率變動對股市的影響也與理論分析一致。對一個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們可以發現，每一次利率變化對股市的影響與理論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變動對經濟實體的影響不是唯一的，對人們的心理預期也會產生效果。當利率上升時，人們會認為，由于經濟的持續升溫，并導致央行采取降溫措施，從而對上市公司的預期上升的表現更為激烈，因此額外追加投資。

（3）央行在公開市場上買入證券，就會促進證券價格的有效需求增加，從而促進證券市場的價格上揚；反之，央行出售證券，增加證券的供給，就會導致證券價格下降。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國貨幣政策與證券市場發展密切相關。因此，進行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分析具有可實踐性與巨大的現實意義。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國家宏觀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復雜的。因此，在進行證券投資時要時刻關注國家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把握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只有這樣才能減少不必要的風險，產生更大的收益。

參考文獻：

[1]劉暉.淺談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影響[J].現代商業，2012，（26）

第9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我國的宏觀經濟從改革開放以來到現在經歷了五個階段，每個階段宏觀調控政策都有各自的特點。

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除1988—1991年三年調整期外）。在這個階段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主要特點是需求大于供給，主要的威脅就是通貨膨脹。所以當時宏觀政策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防通脹。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8年下半年到2002年年底。在這個階段，由于內需不足開始出現比較嚴重的生產過剩，物價不僅不漲，物價指數在這期間是負的。那時候宏觀政策主要是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

第三個階段是從2003年到2007年。這個階段是結構性反方向失衡。在投資領域里面，經濟過熱，需求大于供給。但是在消費領域里需求不足，過剩嚴重。當時的應對策略從目標上回避了總量，在手段上采取了反方向的組合，當時叫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第四個階段是從2008年到2010年上半年。2008年下半年后，中國受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越來越明顯。我國采取了全面的一攬子措施來反危機、反蕭條，就是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入一個全面積極擴張的階段。

第五個階段就是從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國從全面反危機措施開始，實際上是擇機退出，政策叫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與第三個階段是有區別的，2003到2007年的失衡是因為投資領域和消費領域里的失衡的方向不一樣，現在所面臨的不是不同領域里的結構性的失衡差異的問題，而是總量的問題，既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又有經濟增速放緩（下行）的威脅，這使得我國現在的宏觀政策既不敢緊縮也不敢擴張。

當前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四個調整方向

我國的宏觀政策正在作出四個方面的調整：第一個方面就是總量政策的目標性調整，或者方向性調整。從2008年7月后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的全面一攬子的擴張，到2010年10月開始擇機退出。政府干預過多會產生兩個問題，一是經濟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腐敗。現在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開啟了退出的步驟，從前一時期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轉變。

第二個方面就是財政政策，從前一個時期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到積極的財政政策。這預示著財政政策可能從關注擴張效益逐漸轉向兼顧財政政策的風險。金融危機前我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金融危機時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金融危機過后又回到積極的財政政策。所以我國的財政政策始終是擴張的，它調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現在需要關注財政政策本身的風險控制，不光是要利用財政政策起到擴張刺激經濟作用，也要考慮風險控制。所以財政政策擴張的力度要有一個控制，對財政赤字的規模以及政府債務，包括中央和地方政策債務風險的控制。

第三方面就是貨幣政策，從寬松貨幣政策重回穩健。我國現階段主要是運用貨幣數量工具，即控制信貸規模，特別是上調法定準備金率、運用央行票據等，這些措施都表明我國開始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在進行貨幣政策的調整中，更多地運用數量工具，目的在于以凍結商業銀行流動性的手段來控制信貸規模，而不是更多地運用價格工具，如頻繁加息等，以防止加劇經濟下行。如果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可以直接用信貸管制，這也比單方面加息更合適。不過這個手段帶有比較強的行政性，使用要慎重。

第四方面是匯率。現在的提法是匯率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軌道。在2005年之前中國的匯率是盯住美元，因為美元在貶值，人民幣就搭了美元貶值的便車。在種種壓力下，從2005年開始，我國調整了匯率政策，盯住一攬子貨幣。2005年至2008年之前，人民幣大概升了20%多。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來了以后，中國的匯率政策重新回到了人民幣盯住美元，這是因為要保護我國的出口，爭奪國際市場，以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自2010年10月擇機退出后，反通脹成為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為減少國際收支失衡帶來的大量的外匯占款形成的通脹壓力，匯率政策再次回到盯住一攬子貨幣即重回加速升值軌道。在目前經濟下行與通脹壓力并存的條件下，匯率政策既難以傾向于反通脹（升值），也難以傾向于反衰退（貶值），穩定不變是自然的。

注重供給管理要重視地方的作用

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失衡既面臨經濟下行的威脅，又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如果只強調總需求管理，宏觀調控有效性會受到很大限制，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將面臨極大的困難，宏觀經濟目標在保增長與反通脹之間難以取得均衡。因為，保增長要求擴張需求，由此可能加劇通脹；反通脹要求緊縮經濟，由此會加劇蕭條。這就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既難以同時擴張（雙松），也難以同時緊縮（雙緊），若采取“松緊搭配”反方向組合，則又嚴重抵銷政策效應。因此，需要在進行需求調節的同時，注重供給管理。

供給管理的根本在于綜合運用各方面的政策手段，包括注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中的供給效應，還包括區域政策、產業結構政策、勞動者保護和福利政策、企業激勵和勞動者薪酬政策等。總之，供給管理直接影響生產者和勞動者的效率，而地方政府直接面對企業和勞動者，在供給管理中具有更大的也更有效的作用能力。

如果在宏觀需求管理的同時注重供給管理，會更有利于保增長與反通脹的均衡。因為供給管理的關鍵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提高企業競爭力刺激經濟的同時，可以降低成本推進的通脹壓力；在實現有效增長的同時，可以遏制需求過快擴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過程有利于提高中央與地方在宏觀調控中的協調性。在調節投資需求的同時，從供給方面注重投資結構的改善和投資效率的提升，地方政府可以避開需求調節上與中央可能產生的沖突及周期性的非同步性，從供給管理上有效推動宏觀管理目標的實現。

中央宏觀決策應當承認和協調地方利益

宏觀調控中，中央的調控目標和政策重點的選擇，與地方政府利益，至少是部分地區利益和發展要求產生矛盾是正常的，況且不同地區之間對宏觀政策的要求也不相同。問題在于，在宏觀經濟決策機制上能否使地區不同的要求和中央宏觀調控目標有機統一。

尤其是當宏觀經濟既面臨通脹壓力，又面臨增速放緩威脅時，一般而言，增速放緩帶來的負面效應首先沖擊企業，企業受到沖擊后往往直接影響當地經濟發展和穩定，所以，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反蕭條和反通脹之間往往首選反蕭條。而通貨膨脹則不同，導致貨幣供給過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要責任在中央，所以，中央政府在反蕭條和反通脹雙重壓力都存在的情況下，往往首選反通脹。這種“利益——責任”鎖定機制是客觀的，科學有效的宏觀決策機制要求充分理解和尊重不同方面的利益和責任，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或無視。

地方應當服從中央，但中央宏觀決策應當在承認和協調地方利益基礎上，制定符合大多數地區利益及有利于整體利益最大化的政策。這就不僅需要深入了解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特點，努力消除信息的不對稱性，而且更要在推動公共財政制度改革、推動金融深化等要素市場完善的體制基礎上，改進宏觀決策機制，提高宏觀決策的“公共選擇”程度，即提高其民主化、法治化、程序化，減少其過度集權化、行政化、隨意化，在機制上保證宏觀決策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