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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屬于內在穩定器的項目是( )
A、政府購買; B、稅收; C、政府轉移支付; D、政府公共工程支出。
2、屬于緊縮性財政政策工具的是( )
A、減少政府支出和減少稅收; B、減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稅收;
C、增加政府支出和減少稅收; D、增加政府支出和增加稅收。
3、如果存在通貨膨脹缺口,應采取的財政政策是( )
A、增加稅收; B、減少稅收; C、增加政府支出; D、增加轉移支付。
4、經濟中存在失業時,應采取的財政政策是( )
A、增加政府支出; B、提高個人所得稅;
C、提高公司所得稅; D、增加貨幣發行。
5、通常認為,緊縮貨幣的政策是( )
A、中央銀行買入政府債券; B、增加貨幣供給;
C、降低法定準備金率; D、提高貼現率。
6、緊縮性貨幣政策的運用會導致( )
A、減少貨幣供給量;降低利率; B、增加貨幣供給量,提高利率;
C、減少貨幣供給量;提高利率; D、增加貨幣供給量,提高利率。
7、法定準備金率越高( )
A、銀行越愿意貸款; B、貨幣供給量越大;
C、越可能引發通貨膨脹; D、商業銀行存款創造越困難。
8、對利率最敏感的是( )
A、貨幣的交易需求; B、貨幣的謹慎需求;
C、貨幣的投機需求; D、三種需求反應相同。
9、在下列哪種情況下,緊縮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將削弱?( )
A、實際利率很低; B、名義利率很低;
C、實際利率很高; D、名義利率很高。
10、 在凱恩斯區域內( )
A、貨幣政策有效; B、財政政策有效;
C、貨幣政策無效; D、兩種政策同樣有效。
11、 在古典區域內( )
A、貨幣政策有效; B、財政政策有效;
C、貨幣政策無效; D、兩種政策同樣有效。
12、 雙松政策國民收入( )
A、增加較多; B、增加較少; C、減少較多; D、減少較少。
13、 雙緊政策使利息率( )
A、提高; B、下降; C、不變; D、不確定。
14、 松貨幣緊財政使利息率( )
A、提高很多; B、提高很少; C、下降很多; D、下降很少。
15、 松財政緊貨幣使國民收入( )
A、增加; B、減少; C、不變; D、不確定。
二、 判斷題
1、降低貼現率將增加銀行的貸款意愿,同時導致債券價格下降。( )
2、內在穩定器能保持經濟的穩定。( )
3、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都可以與一般客戶有借貸關系。( )
4、商業銀行體系所能創造出來的貨幣量與法定準備率成反比,與最初存款成正比。( )
5、凱恩斯主義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實現充分就業,而貨幣主義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實現物價穩定。( )
6、中央銀行購買有價證券將引起貨幣供給量的減少。( )
7、凱恩斯主義貨幣政策和貨幣主義貨幣政策是相同的,都是通過貨幣供給量來調節利率,通過利率來影響總需求。( )
8、提高貼現率和準備率都可以減少貨幣供給量。( )
9、收入政策以控制工資增長率為中心,其目的在于制止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 )
10、 工資指數化是按通貨膨脹率來調整實際工資水平。( )
三、 簡答題
1、為什么邊際消費傾向越大,邊際稅率越小,財政政策的效果越小?
2、在價格不變條件下,為什么增加貨幣供給會使利率下降?
3、什么是補償性財政政策?
4、擴張財政對蕭條經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四、 分析說明題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何區別?
2、IS曲線和LM曲線怎樣移動才能使收入增加而利率不變?怎樣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才能做到這一點?
3、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應如何運用經濟政策?
五、 計算分析題
1、設消費函數C=100+0.75Y ,投資函數 I=20-3r,貨幣的需求 L=0.2Y-0.5r,貨幣供給
M=50。(1)求IS和LM曲線的函數表達式;(2)求均衡產出和均衡利率;(3)若政府購買增加50,求政策效應。
2、設IS曲線為 LM曲線為
求:(1)均衡產出和均衡利率;(2)政府購買增加50的效應;(3)貨幣供給增加20的效應。
3、假定某銀行吸收存款100萬元,按規定要留準備金15萬元,計算:(1)準備率為多少?(2)能創造出多少貨幣?(3)如果準備金增至25萬元,能創造多少貨幣?
4、設債券的收益為20萬元,利率為5%,計算此時的債券價格為多少?如果利率上升為8%,債券價格又為多少?
一、C、B、A、A、D、C、D、C、A、B、A、A、D、C、D;
二、錯、錯、錯、對、對、錯、錯、對、對、錯;
三、1、邊際消費傾向越大,邊際稅率越小,投資乘數越大。因此,當擴張財政使利率上升并擠出私人部門投資時,國民收入減少得越多,即擠出效應越大,因而財政政策效果越小。在IS-LM模型中,邊際消費傾向越大,邊際稅率越小,IS曲線就越平緩,這時財政政策就越小。
2、在一定利率和價格水平上,私人部門持有貨幣和非流動性金融資產的數量會保持一定比例。增加貨幣供給會打破這一比例,使人們手中持有的貨幣比他們愿意持有的貨幣多一些,因而會增加購買一些金融資產,以恢復他們希望有的資產組合比例。在債券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這會使債券價格上升,即利率下降。這里價格不變條件下很重要,因為如果增加貨幣供給量時價格也隨之上升,則貨幣需求會增加,增加的貨幣供給可能會被價格上升所吸收,人們就可能不再多出貨幣去買債券,于是利率可能不會下降。
3、相機決策的財政政策是指政府根據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財政政策有關手段的特點相機決策,主動采取的增加或減少政府支出,減少或增加政府收入以穩定經濟,實現充分就業。宏觀經濟學認為,相機決策的財政政策要逆經濟風向行事。具體來說,當總需求不足、失業持續增加時,政府要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刺激總需求,以解決衰退和失業問題;相反,當總需求過旺,價格水平持續是漲時,政府要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抑制總需求,以解決通貨膨脹問題。這種交替使用的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被稱為補償性財政政策。
4、當經濟蕭條時,擴張性財政政策會使收入水平增加。一方面,擴張性財政意味著總需求擴張;另一方面,通過乘數的作用,擴張性財政會導致消費需求增加,因此總需求進一步提高。當然,在擴張財政時,由于貨幣供給不變,利息率會提高。這樣投資需求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一般情況下,擴張性財政的產出效應大于擠出效應,最終結果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國民收入增加。
四、分析說明題
1、(1)財政政策是指政府通過改變政府的收支來調節宏觀經濟,貨幣政策是指政府通過改變貨幣供給量來調節宏觀經濟。(2)財政政策本身就是總需求擴張的因素,通過乘數總需求還會進一步擴張;貨幣擴張是通過降低利息率刺激私人部門需求增加帶動總需求擴張的。(3)在陷阱區和古典區,兩種政策的效應恰好相反。(4)某些因素對這兩種政策的效應的影響是相同的,某些則不同。(5)財政擴張會產生一個財政融資問題,而貨幣擴張則沒有。
2、一般而言,如果僅僅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即LM曲線不變,向右移動IS曲線會導致利率上升和國民收入的增加;如果僅僅采用擴張性貨幣政策 即IS曲線不變,向左移動LM曲線,可以降低利率和增加國民收入。考慮到上述特點,只要IS、LM向右同方向和同幅度向右移動,就可以使收入增加而不變。為此,本題可采用松財政和松貨幣結合的政策,一方面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總需求;另一方面采用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利率,減少擠出效應,使經濟得以迅速復蘇、高漲。
3、(1)蕭條時期,總需求不足,失業增加,采用擴張性政策,一方面是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減少稅收;另一方面是貨幣政策,在公開市場業務中買入大腹有價證券,降低貼現率及放寬貼條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其目的是增加總需求,達到總供求的均衡。(2)繁榮時期,與上述政策的運用相反。
五、計算分析題
1、(1)由Y=C+I得IS曲線為:Y=480-8r
由L=M得LM曲線為:r=-100+0.4Y
(2)聯立上述兩個方程得均衡產出為Y=305;均衡利率為r=22;
(3)將政府購買增加50代入IS曲線。因為乘數是4,實際代入200,即:
IS曲線為:
再聯立得均衡產出Y=352,產出增加47;均衡利率r=41,利率提高19。
(4)計算政府購買增加50而利率仍為22時的均衡產出為:Y=504;均衡產出增加:504-305=199。這是利率不變時的政策效應。而上述已計算了利率提高后的效應為47。由此,擠出效應為:199-47=152。
2、(1)均衡產出為304;均衡利率為22。
(2)三部門經濟,均衡產出為504,產出增加200;均衡利率為22不變。
(3)貨幣增加20不改變均衡狀態。
3、(1)15%;(2)667萬元;(3)400萬元。
國內研究方面,不少學者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了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關系。姚大鵬(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認為,從微觀和中觀層面上改革我國的經濟結構,可以使我國的IS曲線和LM曲線更加平緩,從而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果加強,增強兩者之間的協調性。李穎(2007)認為僅依靠貨幣政策并不能夠有效治理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只有配合相應的財政政策,建立起消費主導的良性經濟發展模式和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通貨膨脹。苗艷芳(2008)認為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合作不默契、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層次配合。李穎(2010)提出應該從四個層面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標、相對作用、實施主體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總結了從1998年到2010年間我國每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文件內容,發現我國的財政政策措施和貨幣政策措施之間缺乏配合,而且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時往往出現“一邊倒”的調整模式,這為宏觀經濟帶來了過強的刺激,很容易導致經濟“過冷”或“過熱”,不利于宏觀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實證結果證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物價穩定方面能夠有效互補。
從上文文獻綜述中我們發現,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強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決于經濟結構、宏觀調控體系、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時間等多種因素,分析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重要因素,對于增強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國內學者大都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忽視了對兩者之間配合效果的實證研究。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僅分析了價格層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數據時間序列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穩健型。為了彌補目前學術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建立了VAR回歸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間的互動效果進行了分析檢驗,希望就政策組合的效應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結論,并針對性地提出改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有益建議。
二、計量模型
1.計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為時間序列構成的向量,p為自回歸滯后階數,ut~IID(0,Ω)是隨機誤差列向量,其中每個元素都是非自相關的,但不同方程對應的隨機誤差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
2.樣本與統計數據說明。本文利用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貨幣供給M2三變量構成的VAR模型研究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影響關系,為消除變量之間的異方差,將統計數據取對數后進行分析。樣本取自期間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為代表財政政策效果的統計量,以lnm2作為代表貨幣政策效果的統計量。Lnczsr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lnczzc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lnm2表示取對數的廣義貨幣供給量M2。所有數據均來自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模型利用軟件EViews7擬合。
3.VAR模型的設定和估計。(1)以(lnczsr,lnczzc,lnm2)變量構成一個三變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確的模型估計結果前我們需要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根據SC準則和HQ準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4期。并對VAR(4)模型中的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進行了檢驗,通過診斷檢驗。(2)從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計表達式。
三個方程的可決系數(R2)分別是0.9258,0.8696,0.9998,擬合優度較高。從第一個方程來看,度量貨幣供應水平的lnm2的滯后二階的系數為負(-1.790),但是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0052),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收入增加速度。從第二個方程來看,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2655),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支出增加速度。從第三個方程來看,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負(-0.023),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支出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正(0.0189),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當貨幣政策擴張時,由于稅收制度的穩定機制導致財政收入也相應增加,這將削弱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果;但是擴張貨幣供給是同時配合增加財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財政收入增加的負面效果。(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發現lnczsr,lnczzc,lnm2三個變量互為格蘭杰因,說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較強。(4)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是描述一個內生變量對誤差的反應,也即在擾動項上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沖擊對內生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的影響。圖1是對VAR(4)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對沖擊的響應程度。從圖1中可以看出,對對數的財政支出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6個月內引起對數財政收入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6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財政收入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在6個月內引起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的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2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貨幣供給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數貨幣供應量的正向沖擊雖然會隨著時間的延長有所減弱但是其影響卻會長期存在,在15個月之后穩定在0.7個標準差的位置,而且該沖擊在5個月之后將導致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對數的財政收入的小幅減少。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第一,財政政策的沖擊將對貨幣政策產生長期影響,具體而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增強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財政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對于貨幣政策的增強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貨幣政策的正向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作用非常小,而且還會引起財政赤字。(5)預測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夠分析影響內生變量的結構沖擊的貢獻度,圖2是對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之間的對結構沖擊的相對作用。從圖2中可以看出,對數財政收入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5%左右;0%~20%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0%左右;0%~5%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5%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4%左右;18%~18%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8%左右;0%~8%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8%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65%左右;0%~25%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5%左右;0%~10%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0%左右。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效果要大于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效果。
三、結論和建議
關于通貨膨脹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研究它已有著較長的歷史,但對通貨膨脹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則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并以此來消除經濟危機(或衰退)、或加速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推行,在對西方國家的經濟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時,卻也使得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西方國家長期遭受通貨膨脹的困擾,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貨膨脹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世界各國又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現在,美國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試圖通過二次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作用于經濟而解救失業;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后,經濟快速復蘇的同時也遭受了通貨膨脹的侵擾,促使其積極治理通貨膨脹。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國政府對待通貨膨脹的不同態度,不僅會關系到全球經濟的復蘇狀況,還將使世界各國面對更加復雜的經濟形勢。因此,有必要對通貨膨脹進行再研究,尤其是對其中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略論
要研究通貨膨脹問題,首先就應該搞清楚何謂通貨膨脹,這就必然需要經濟學界確立一個能夠被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的通貨膨脹定義。而在西方經濟學界研究通貨膨脹問題時,由于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成因有著不同的解釋,因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于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從價格著眼定義通貨膨脹,還是以貨幣主義的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從貨幣著眼定義通貨膨脹,其實他們都是將物價上漲(即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定義為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學家們將物價上漲定義為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也就成為了物價上漲的代名詞。現在世界各國都在走市場經濟道路,西方經濟學也就成為了世界各國經濟實踐的指導理論。那么,西方經濟學中的通貨膨脹理論,也就自然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所決策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而所謂通貨膨脹,其原意是指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和銀行信用的過度膨脹等,其結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貨幣追求相對較少的商品(包括勞務),導致了商品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而拉動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主要由工資、利潤和進口產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銀行)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率而增加貨幣供應量,造成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結果導致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見,通貨膨脹有主動性和被動性之分。而且西方經濟學家們在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具體分析出其它類型的通貨膨脹,如結構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等。
當然,季節性、自然災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并不認為此種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因為此種物價上漲并非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通過變動貨幣供應量對物價的上漲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西方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其必定是由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種通貨膨脹現象。因此,雖然西方經濟學家們在對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上不盡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還希望明晰的區分通貨膨脹的概念和物價上漲概念,但是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即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其結果就必然是物價上漲。這樣,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西方經濟學家們就是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
但是,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僅對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分析,并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顯然是不夠的。例如,當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時,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貨幣供應量。但貨幣供應量的增大,導致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致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作用于經濟危機時,就將伴隨著物價上漲。由此,這就可以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上漲的過程中,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于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所產生的作用。
二、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是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所致,而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則又是政府(或中央銀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其政府赤字的擴大不能為相應的貨幣緊縮所平衡和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最終也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實現的。但是,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貨幣供應量發生過度的增加,卻既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的,而且還可以由兩者所致。因此,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在引發物價上漲的過程中,對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會產生怎樣的作用。由此,所做的這一分析結果,也就能夠對各國政府在對待通貨膨脹問題和正確決策經濟政策上,起到一點可供參考價值的作用。
(一)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經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波動,這就有了經濟收縮與經濟擴張之分。當經濟出現收縮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促使經濟的擴張,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但在經濟出現收縮時,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于擴大市場需求的作用過程和產生的效果則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來促進大量的投資,使市場總需求得以有效擴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危機。
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如果導致了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就會引發物價上漲。而物價的上漲,也就表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發生了通貨膨脹。這樣,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否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是否發生了通貨膨脹,就可以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來。因而,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從而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這就使得無論是經濟處在收縮階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經濟危機,還是經濟處在擴張階段需要繼續加速經濟增長,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都應該考慮到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直至通貨膨脹的顯現所存在的時滯效應。
由于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所需要時間的長短,也就取決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進而導致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所需時間的長短。然而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是否會出現市場總需求不足,無法有一個可獲利的預期利潤率,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無法起到促進投資的作用,從而也就會因為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進而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呢?
按照凱恩斯的觀點,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人們就寧愿手持現金而不愿進行投資。在此種情況下,政府所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無論增加多少貨幣供給,就都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會去進行投資。那么,按照凱恩斯的這種觀點,在此時也就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這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不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顯然,凱恩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市場總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卻并不意味著各單個市場的需求也是不足的。這也就是說,在市場總需求不足時,如果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卻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如農產品市場、或能源市場、或房地產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等),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就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包括投機),并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即物價上漲),這就能夠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去進行投資,這也只能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因為,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時,只要是市場總需求不足,卻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則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貨幣逐利的本性,就能夠使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用于投資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通貨膨脹就能夠被物價上漲顯示出來。因此,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而顯示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發生變動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過度增加,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起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進而來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上升(即物價上漲)。
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發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來帶動物價總水平上升(即物價上漲)。但是,由于這種物價上漲的同時,并不伴隨著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也就無法起到促進經濟快速回升的作用,從而也就無法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如果在此時為了盡快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政府繼續增大貨幣供應量,這就會進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資和投機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進而又會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繼續上升,而市場總需求則仍然會無法有效擴大,從而就將使經濟陷入到滯脹中去。當然,如果存在著那些能夠帶動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的單個市場,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作用于該單個市場,那么該單個市場則另當別論。因為,該單個市場已經成為了經濟增長點。
(二)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法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若要使經濟及時而快速地回升,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使市場總需求有效地擴大,就能促使企業進行投資和恢復生產,經濟前景被看好,消費需求也就隨之擴大,從而使經濟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則會導致財政赤字的增長和加劇,而為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國債。這就會間接地或者增加貨幣的發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脹,使得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在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促使企業進行大量投資,以及消費需求的擴大(當然現實中還會有出口的回升和擴大),這就會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使經濟快速回升的同時,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
雖然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會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但只要由此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并沒有使這種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或物價上漲)對經濟的增長和就業就并沒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就成了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時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到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畢竟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即財政政策存在著時滯效應。如果政府為了更快速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時,對于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不加以考慮或被忽視了,采取力度過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且到時又不能及時調整經濟政策,這就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
政府為了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采取力度越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越有利于達到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的目的,但同時也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而且在經濟能夠更快速的回升時,商品流通速度也會加快,隨之貨幣流通速度也就會加快,因為貨幣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決定的。而在此時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就會繼續推升物價的上漲。因此,面對超過社會承受力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包括預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緊縮銀根(因為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是一種貨幣現象)。可見政府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要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其實并非是一件困難的事,困難就在于能夠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后,又能夠保持住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實際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貨膨脹,又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然而,由于貨幣有逐利的本性,貨幣既可以投資來逐利,也可以投機來逐利(當然現實中兩者常會混為一體)。而要使貨幣在投資中進行逐利,就需要有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國際市場外,就是要有足夠的可獲利的國內投資市場。由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單靠市場調節難以有效地擴大國內市場,這就有必要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是可以創造出可獲利的投資市場的,但以貨幣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卻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以債務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則要考慮對內需擴大的影響,以及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這就決定了以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創造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只能是適度的。所以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還須對目前作為經濟增長點的產業進行干預,如對房地產業的房價進行干預,以控制好房價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另外,政府還應積極支持企業進行創新,以及打破壟斷市場等,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就又需對制約消費市場有效擴大的各種因素進行干預。這樣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而且,與此同時,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政府還需對那些可以進行逐利投機的已發生非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的單個市場進行干預,在必要時則需采取非經濟手段。因為,當投機的逐利市場高于投資的逐利市場時,就不僅無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而且還會發生資金短缺與推升物價上漲的并存現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時,就須對經濟中的各種制約因素進行全方位的考慮。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時,政府就應該考慮到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條件的限制(包括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資源條件的限制),以及環境保護的要求,會對既要控制住通貨膨脹又要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的制約。這樣,政府的調控經濟政策,在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同時,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就應該是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
關鍵詞:工業生產指數;赤字;歐洲;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9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9-134-02
盡管一些主要國家實行了重要的貨幣寬松政策,比如美國,但全球經濟增長依然放緩,失業率還保持在較高水平。正因如此,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在當前的政策討論中日益受到重視。當然,高經濟增長率需要避免當前的這種經濟低迷狀態,然而關鍵性的問題在于財政擴張能否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協調使用。又或者就像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所建議的,只實施貨幣政策也能達到扭轉經濟低迷的目標?
理性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認為,實施擴張型的財政政策(政策目標是提高經濟增長率和降低失業率),將達不到預期的目標。相反,預算赤字,不管是通過貨幣發行還是向公眾借款,都會增加公共債務,提高利率水平,擠出私人投資,最終將損害經濟的中期發展。反過來,隨著價格水平的上漲,這些又會導致工人名義工資的增加,企業利潤的減少,從而影響企業的未來投資。費爾德斯坦堅持反對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尤其是那些訴諸于赤字開支的財政政策。羅伯特·巴羅也反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成為相輔相成的政策工具這一觀點,認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因為正在面臨或經歷財政寬松政策的經濟主體會把他們的收入儲蓄起來,以備未來增加的納稅額,而不是增加私人消費和擴大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消費沒有改變,所以財政乘數是0。
然而,上述命題缺乏特定的經驗分析。此外,在如今的大多數發達國家里,通貨膨脹正處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就巴羅的假設而言,我們應該知道這一假設并沒有被實體經濟中的任何經驗證據所證實,因為即使實行寬松的財政政策,大多數OECD國家里的家庭儲蓄卻減少的非常多。
在面對嚴重低迷的經濟時,為了穩定經濟,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可以被很好地協調使用。例如,在總需求嚴重不足、高失業率和經濟流動性有限的時期里,為了進一步刺激民間借貸,在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有必要實施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在一些由于債務負擔加重而不得不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的情況下,如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不管是出于匯率下降還是信貸擴張,在某些程度上能對經濟衰退的沖擊起到緩沖作用。
在經濟衰退時期,單一的依賴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并不能對經濟產生足夠的刺激,因為在經濟陷入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更低水平的利率并不會必然對投資產生激勵。的確,在一些利率非常低的時期,為了刺激總需求和增加產出與投資,政府應該優先考慮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而不是單一的進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事實上,在經濟衰退時期,為了擴大消費和促進經濟發展,在實施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還必須擴大政府支出。在摩根大通就職的布魯斯分析了美國的聯邦政府宏觀經濟模型,該模型指出聯邦政府債券利率每下降1%,僅僅能夠增加0.6%的GDP,因此可以證實,與財政政策相比,在刺激經濟發展方面單獨實施貨幣政策是缺乏效率的,而財政政策則顯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應對經濟衰退的過程中,如果寬松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真正能夠協調發揮作用的話,那么有什么證據能夠表明政府赤字與經濟增長之間所存在的關系?更直接一點就是,政府赤字能否真的刺激經濟增長?
美國的George evdoridis教授發表的名為《政府赤字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一文,準確的表明了二者之間的動態平衡以及預算赤字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潛在積極影響。該論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證明了政府赤字不僅在經濟衰退時期對經濟增長有刺激作用,在其他時期也是有效的。他認為他所指出的正常赤字對經濟的高速增長而言事實上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根據他的分析,當生產部門生產生產資料的時候,經濟增長中的主要推動力量不能實現貨幣盈余(利潤),所以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這一不利處境可能會產生“停滯陷阱”。對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而言,為了擴大政府支出而形成的不平衡預算,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
Evdoridis使用的是這一關系式:I+X+G=S+M+T (1)
首先,在作用方向上,貨幣政策的主導方面是通過調節總量促進總供求的平衡,財政政策之中,公共財政的政策主導作用在于需求總量的調控,而國有資本財政的主導方面是調整供給結構,通過改善結構促進總供求的平衡。雖然貨幣政策也具有影響需求結構的功效,但它是間接的。財政政策雖然也可以普遍提高或降低稅率,直接調節需求總量,但其中也存在稅率結構配置問題,體現對結構的調整;財政支出的擴張或收縮也具有結構上的區別對待問題。中國經濟疲軟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結構不合理,結構調整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因此,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確實應該是財政政策唱主角,政策的作用點在于調整結構,貨幣政策的作用主要在于配合結構調整把握住總量,促進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其次,強化財政政策的作用更能起示范作用和帶動作用,因為政府投資具有引導作用、擔保作用和帶動作用,對經濟的拉動比較快。最后,從制度環境看,貨幣政策發揮作用需要更高的市場條件,沒有成熟的市場機制,貨幣政策就很難發揮作用,近幾年連續7次降息、推動消費信貸等貨幣政策措施效果不顯著的實踐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基于這些理由,政府選擇了強化財政政策的作用。
因此,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政策設計上,都要進一步強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有兩個基本點,一是松緊搭配,二是兩種機制的契合。
在松緊搭配上,可以選擇多種組合。緊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搭配是為了防止啟動經濟增長的同時,誘發通貨膨脹。我國沿著管理短缺經濟的政策慣性,緊的政策意圖一直沒有放棄,1998年提出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曾一度沿用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的提法,盡管在操作中實際也在實行松的政策。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從全社會儲蓄、投資和消費的存量及發展趨勢看,高儲蓄率、高儲蓄傾向和低消費傾向、低投資傾向,引起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因而,應該是采用松的貨幣政策,配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兩者共同發揮作用,促進經濟盡快走向良性循環。
二、財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長期是供給管理新古典理論的代表人物認為:“在市場經濟中,重要的不是采取積極措施來實現一定的事先規定的增長率,而是消除阻礙增長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也要相信,競爭和由堅定而實際的原則指導的政府行為會引出增長。”這種增長政策后來逐漸演變為供給管理的增長政策。后來新增長理論的發展,供給管理的增長政策逐漸為實踐所接受,增長政策不再僅限于調節總需求,同時包括擴大總供給的措施。這種供給導向的增長政策不但把減少投資風險、改善投資收益的促進私人投資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尤其強調通過技術進步提高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增長政策的上述轉變其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經濟增長政策常常是兩者的結合,當談到需求管理時,更多的是指短期的穩定政策。
引致經濟增長的最持久的動力在于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又與知識和人力資本存量直接相關。因此,投資于科技和教育是推動經濟持久增長最根本的舉措。中國經濟要想順利實現增長轉型,迎來新一輪的持久增長,不斷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條必由之路。當然,技術進步可以有許多途徑,自己開發是一條路,技術引進也是一條路,如何搭配應按照優勢原理來進行。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質也是一項非常迫切的任務。經濟增長歸根結底是由人推動并為人服務的,國民素質是經濟增長真正的源泉,低科技素質無以承受高科技,低道德水準無力承受財富。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提高國民素質應該是我國增長政策長期努力的方向。科教興國不是空話或套話,應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三、財政政策的著眼點:儲蓄、投資和消費
在經濟中政府和私人都沒有多少儲蓄的時候,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如赤字預算,那么只有向中央銀行借款或印刷鈔票,必然引起通貨膨脹。相反,在私人有儲蓄的時候,政府有兩種選擇,一是通過貨幣政策,刺激私人投資和消費;另一是通過財政政策,實施赤字預算,可以向私人借款,發行公債,這樣不會引起通貨膨脹,但要注意是否有擠出效應。
關鍵詞:擠出效應;擠進效應;財政政策
當前,財政政策日益成為世界各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杠之一。由于現行經濟學教材對IS-LM模型理論的大規模普及,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副作用“擠出效應”似乎有著較為充分的認識,而相比之下,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正面效應———“擠進效應”則往往容易被忽視。因此,本文對財政政策的兩大效應理論的含義及其形成機理重新作出分析和甄別,并結合當前我國財政政策的實踐提出一些相應的對策和建議將是十分必要的。
一、財政政策擠進效應與擠出效應的含義
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最早是由加拿大經濟學家邁克爾·帕金在其所著的《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來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擠進效應的概念為現代財政理論提供了一個觀察問題的新視角。
根據帕金的闡述,所謂擠進效應是指政府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誘導民間消費和投資的增加,從而帶動產出總量或就業總量增加的效應。比如,政府對公共事業增加投資會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引起私人投資成本的下降,產生企業的外在經濟效應,因此,有可能誘導私人投資的增加,進而導致產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財政資金為居民建立養老和醫療保障,可以形成人們對未來的良好預期,打消謹慎消費的念頭,從而引起儲蓄減少、消費和投資增加等一系列擴張性經濟行為。
相比之下,擠出效應則有著迥然不同的形成機理。如果說擠進效應是由于政府支出行為的正的外部性導致的,那么,擠出效應則是政府支出行為形成對私人部門的負的外部性造成的,這種負的外部性是通過利率變量來傳導的。一般由于私人部門的投資對利率很敏感,因此,在利率提高的情況下,私人投資的機會成本將增加,導致私人部門的投資積極性降低,投資量會減少。在IS-LM模型中,表現為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引起IS曲線向右移動,在LM曲線位置相對不變時,均衡點會向右上方移動,于是整個社會金融市場的利率水平提高了,根據投資函數的定義,私人投資就會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不是通過以利率為中介變量來實現的。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一般只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采用,這時,利率水平往往已經很低,私人投資對利率的反應不敏感,在這種情況下,影響企業投資量的主要因素已經不僅僅是利率水平的高低,而更多的是來自總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說,由于總需求不旺,形成企業部門的產品積壓,進而產生私人部門的悲觀性預期,此時,政府如若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增加總需求(包括內需和外需兩部分),雖然有可能伴隨著利率水平的提高產生潛在擠出效應的可能,但是隨著需求的增大,企業外部的隱成本下降了,外在經濟會使企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利潤空間,這樣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說企業籌資成本提高時,企業也會增加自主性投資的,這是形成財政政策擠進效應的原因。
為了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擠進效應的功能,政府的財政支出行為必須要有助于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為企業的生存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這無疑對財政支出的方向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來說,當財政政策在“瓶頸”產業上有所作為時,能夠較好地發揮擠進效應的功能。比如在電力銷售價格被限定時,電力供應可能會產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電力能源的供給結構,那么,企業就有可能增加投資,否則,電力短缺將引起電價上漲,企業生產成本也因此上升,投資就會減少。
二、影響擠進效應和擠出效應的因素
1.影響擠進效應的因素
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一般隨著市場發達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同樣數量的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的影響能力,在我國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會有很大差異,這與政府實際支出乘數的大小是有關系的。事實上,政府實際支出乘數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來衡量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我們知道,假定一個地區的邊際消費傾向為b,理論上政府支出乘數應為1 (1-b)。那么,實際支出乘數的大小與哪些因素有關呢?顯然,與該地區的邊際消費傾向b有關系,一般我國東部地區邊際消費傾向比較大,故支出乘數就大;而西部地區邊際消費傾向小,或者說邊際儲蓄傾向較大,故支出乘數就比較小,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支出乘數的產生過程來看。政府投資引起居民(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增加,而居民收入增加又引起消費的增加,形成第一輪擠進效應,消費的增加又引起另一部分生產或銷售者的收入的增加,進而又引起消費的第二輪增加,也就是形成了第二輪擠進效應,……這樣一直到第n輪。理論上,n應該是趨向于無窮大的,但實際上,如果市場容量不夠大,市場不發達,那么這個鏈條就不可能無限制地派生下去,于是總的擠進效應就遠遠達不到1 (1-b)這樣一個倍數關系所能反映的程度。故實際支出乘數就比較小,因而總的擠進效應是比較小的。
另外,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還隨著財政資金的來源不同而不同。一般說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資金來源有兩個:一是稅收;二是公債。按照李嘉圖等價定理,政府的公債和稅收這兩種形式對經濟的影響是相同的。但實際上,理論界對李嘉圖等價定理是存有爭議的。比如在經濟蕭條的時候,來源于公債的支出政策就比較有效,而來源于稅收的支出政策可能會加劇經濟的蕭條。這說明資金來源在經濟周期中的不同階段對經濟有著不同的影響力。再比如,二者對于經濟效率的影響也不一樣。我們知道,在一般情況下,稅收會導致社會總體福利的凈損失,而公債在經濟蕭條時,只要不對金融市場利率水平有太大的影響,一般是不會導致經濟效率下降的。這是因為,在經濟蕭條時,私人投資(主要是直接投資)對利率變化反應不敏感,利率變化充其量只能影響到間接投資(證券投資)的規模,而對私人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大。所以,在經濟蕭條時,公債資金的擠進效應比較大,稅收資金的擠進效應則相對比較小。 2.影響擠出效應的因素
根據IS-LM模型的理論,影響擠出效應的因素有:支出乘數的大小、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貨幣需求對產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以及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等。其中,支出乘數、貨幣需求對產出水平的敏感程度及投資需求時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與擠出效應成正比,而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則與擠出效應成反比。在這四因素中,支出乘數主要決定于邊際消費傾向,而邊際消費傾向一般較穩定,貨幣需求對產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主要取決于支付習慣,也較穩定,因而,影響擠出效應的決定性因素是貨幣需求及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
1.保持經濟增長目標,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首先,擴大投資需求是啟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而擴大投資需求的舉措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財政政策的支持。擴大投資的主要方向是公共工程、基礎設施、農田水利、環保及高新技術產業。這些產業目前普遍存在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仍不能滿足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在基礎設施擁有水平方面,我國的許多指標都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加大財政對重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成為當前經濟特別是財政工作關注的焦點。雖然財政擴張過程中存在一定風險,但主要通過財政擴張形成的社會基礎設施也可以為經濟長期發展提供優良資產,從而降低擴張的風險程度。
其次,積極啟動消費需求,依賴于政府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目前城鄉有效需求相對不足,主要表現為:一是農民和鄉鎮企業承擔的稅費過重,農民收入連續數年增長幅度小于經濟增長速度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二是城市居民社會保障處于改革的關鍵階段,養老、醫療等改革過程中必然會增加居民個人的負擔數額,居民對遠期消費的預期存在一定顧慮。因此,要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過程中,適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過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到位增強居民遠期消費的安全感。
再次,高居不下的失業、下崗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消化,需要我國經濟在較長時期內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失業、下崗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不解決,內需擴大就將遇到障礙。只有相對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才有可能滿足勞動力市場的特殊需要。
2.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的任務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產業結構失衡,農業基礎仍然薄弱。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薄弱的狀況雖有所好轉,但與經濟社會成長的要求相比,仍然供給不足。通訊、生命科學、新材料、新能源和海洋科學等高科技產業在世界范圍的迅速發展,也對我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新的課題。
工業內部結構不盡合理。主要問題是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的增長不協調,加工工業低水平重復,一些基礎性第三產業(如郵電、通訊)和新興第三產業(如金融保險、信息、咨詢、科技等)發育不足。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更是制約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換的主要障礙,消除障礙應主要依靠科技進步,進行內涵式結構調整,以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全社會科技投入總量不足、總體水平偏低的情況下,政府應彌補這一缺口,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直接增加政府投入資金的同時,應從稅收、信貸和其它政策方面配合產業政策給予大力扶持。
3.緩解國企困難狀況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舊體制與新體制交替時期各種矛盾相互作用的結果,使國有企業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從法律上講,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國有商業銀行,它們的債務債權最終都由一個主體——國家財政來承擔。因此,財政是消除國有企業過度負債的核心所在。實際上,國有企業的過度負債與財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撥改貸”后,財政不再對新建企業投資,國有企業唯有靠借貸來發展自己。長期以來,過重的稅負及名目繁多的攤派和其它費用導致企業無力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國家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雙重財稅政策使國有企業處于競爭的劣勢。企業職能和財政職能的錯位更是拖累了企業,養老、醫療保險等本應由財政或全社會承擔的負擔卻由國有企業來承擔。雖然,這是轉軌時期難以避免的問題,但在社會保障改革沒有到位的情況下,國家財政有責任通過國有資產減持、社會保障基金設立等方式與國有企業共同承擔責任,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4.配合經濟體制改革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我國目前處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階段,中央政府的職能之一就是充分發揮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讓市場在經濟運行中以其特有的競爭機制,將經濟資源配置到需要的行業和地區,減少經濟運行中的無序,緩解沖突,縮短轉軌和轉型過程,保證平穩、順利地實現市場化改革目標。目前由于失業問題顯性化,全社會范圍的社會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歷史的欠賬需要歸還,所以財政部門必須從社會安定的角度出發,保證退休人員的生活穩定,保證病人所需的醫療費用,保證城鎮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同時,在物價持續走低的形勢下,農產品收購的任務迅速增大,收購、儲運所需的財政支持迅速增長。此外,提高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深度,也需要國家財政給予更多的財力支持。
5.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由于自然地理和歷史基礎的原因,我國經濟發展的東、西部之間一直存在較大的差異。改革開放后,東部沿海地區利用其自然地理優勢和科技文化環境優勢大力發展經濟,取得了顯著成就,進一步加大了與西部和內地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距。國家適時制定西部大開發戰略,在西部和內陸地區開放的同時,增加了對西部和內陸地區的公共投入,以改變我國東、西部長期以來存在和正不斷加大的差距。事實上,解決東、西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差距,不僅是東、西部關系的調整,而且是關系我國經濟和社會長期穩定的戰略性問題。為保證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財政必須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特別是對基礎設施和環境保護方面的財政投資,為此,適度的財政擴張政策應當是必要的和連續數年所必不可少的。
二、繼續實行適度財政擴張政策的具體措施:
1.繼續擴大公共支出
財政支出重點:一是用于農業的支出。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人民群眾生活的基本要求。為保持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地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衣食需要,必須在高度重視農業的基礎上,加大對農業包括水利事業的投入,通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水平的提高,增強農業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以保證國民經濟基礎環節和發展潛力得以持續,國家各項宏觀政策如糧食、水利和環境保護政策得以落實。二是用于科技教育的支出。科教投入的增加是科教興國的需要,是經濟科技含量、產業結構調整和人才資源發展的客觀要求,切實保證科教投入是經濟持續增長和提高國民素質的不竭源泉。三是用于國企改革的支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完成向真正經濟實體的過渡,需要一個轉軌時間,而轉軌過程中國家有必要對國有企業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條件。國有企業改革的順利推進之際,才是我國經濟全面煥發活力之時。各級政府應當積極采取措施,加強財政監管,優化支出結構。
2.適當調整稅收政策和制度
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同時,對于重點投向進行適當的稅收優惠,規范各種行政性收費,實行費改稅。商品稅政策的調整應以增值稅為重點,尤其是對設備更新快、資本密集型的高科技行業和產品品質、成本和設備投入差異較大的能源、礦產企業,有必要加快由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對主要用于宏觀經濟調控需要的消費稅則可考慮部分稅目的減免問題,如對農用柴油、軍用柴油、生產用(包括工程用、礦山用、建筑用)汽車輪胎、農用汽車輪胎(如農用拖拉機、收割機等和公共汽車輪胎)等,實行消" 費稅減免或定期減免,應是有利于擴大內需和經濟增長的有效措施。
各種稅收優惠可結合《當前我國重點鼓勵發展的產業、產品和技術目錄》予以實施。促進企業的技術進步應成為稅收優惠的主要方面,對研究開發、設計等費用實行稅收抵扣。當企業采用先進技術將新產品投入大規模生產時,政府應采取加速折舊或建立技術準備金方式在計稅前予以扣除,并對新產品給予稅收減免。
加快費改稅進程,以減輕企業負擔。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取消各種亂收費,確需保留的可以降低收費標準或相關項目歸并,屬稅收性質和具有稅收功能的收費應盡快并入稅收。
3.穩定公債發行,強化財政投融資
1998年以來,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國家財政利用銀行利率下調、銀行和社會閑置資金較多、國家籌資成本較低的有利時機,連年大規模發行公債作為擴大公共投資和內需的基本措施,業已起到實際效果。但連續數年大規模的公債發行,也必然會有償債高峰期的到來,政府財政不得不考慮如何面對償債高峰。所以,今后一段時期保持公債發行規模穩定,將是一種必然的政策選擇。同時,可考慮發行針對保險公司、社會養老金的專項國債,專門用于國內大中型基礎設施建設。也可考慮增發外債,增強外資對中國的投資信心。必要時還可考慮讓一部分經濟發展狀況較好的地區,由中央發行一定規模的、用于長期建設投資、投資項目由地方設立和管理、到期由地方歸還的地方公債。另外,在國企改革的‘抓大放小’中,變現一部分國企的股份來從事公共工程及基礎設施等的投入,其余可作為國家資本金注入企業用于企業設備更新及技術改造,或注入社會保障基金。
近幾年,財政收入中的兩個比重明顯提高,財政收支增長幅度明顯超過經濟增長速度,財政收入每年增長一千多億元,收入增長的良性機制已基本形成,國家財政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保障能力明顯提高。加之配合公債政策,可保證政府擁有充足的財力在近期內甚至較長時期內實行適度的財政擴張政策。在用好公債政策的同時,還要關注其它政策方面,特別是財政投融資、利用財政資金的有償使用機制等,既用活一部分財政資金,又有利于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三、適度擴張財政政策下的貨幣政策選擇
(一)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現階段的客觀選擇
在我國現階段或一個較長時期內,宏觀經濟調控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是由中國改革和轉軌時期的經濟發展特點所決定的。
首先,我國還存在著通貨膨脹回升的潛在危險。我國正面臨著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財政困難、國企困難、農業基礎薄弱以及潛在的固定資產投資沖動都是引發通貨膨脹的因素。從我國經濟發展客觀實際來看,1996年底實現“軟著陸”后,國民經濟沿著“高增長、低通脹”的良性軌道運行,執行政策要注意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不能陷入“膨脹一緊縮—再膨脹一再緊縮”的怪圈。因此,對放松銀根的貨幣政策應持謹慎態度。
其次,放松貨幣政策在當前對啟動經濟作用不大。商業銀行本身追求盈利最大化,不會把資金投放到一些資金回收期長、盈利少、但對國民經濟有重要意義的行業上,因此對于改善經濟結構的作用受到商業銀行經營目標的限制。此外,下調利率雖對經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經過多次下調的利率其進一步下調的空間已十分有限,而且,在經營目標的左右下,企業和銀行貸款的動機都不會特別重視利率的小幅變動,所以,降息在我國已有的經濟機制下,其刺激貨幣需求和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
再次,通貨膨脹政策無助于失業問題的解決。我國目前面臨的問題與西方國家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我國的就業問題既有計劃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隱性失業顯性化問題,也有特殊人口政策帶來的長期后果,這種失業現象無法通過放松銀根來得到徹底解決。改革和轉軌時期的根本問題是穩定發展問題。只有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使經濟能夠穩定、持續發展,才能創造出較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實現貨幣穩定一經濟增長一充分就業的良性循環。同時,如果通過放松銀根來刺激經濟增長,那么其帶來的通貨膨脹,也必然給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帶來困難,反過來,又會要求國家提供新的社會保障增量來維持平衡。
最后,在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要求貨幣供應在各個不同時期應當表現出彈性。如經濟增速正常或偏冷,而物價漲幅較低時,可以進行適時適量的增加,以配合財政政策刺激國內有效需求,而這種“微調”主要指階段性的適度松動,這與總體上較緊的貨幣政策并不矛盾。
(二)應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財政與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涉及到方方面面,以下幾個問題需要予以特別重視和考慮。
1.通過規范財政收支提高兩個比重
經過連續幾年財政收入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的總量調整,目前國家財政的預算收入已占GDPl5%,如果加上預算外資金和制度外財政部分,財政總規模占GDP比重應當在25%—30%之間,政府財力總規模并不小。所謂“小”和應繼續提高兩個比重的說法,主要是指財政集中在預算內的收支和集中在中央財政的收支較小。同時,無論是從經濟發展的長期要求、還是從當前積極財政政策、擴大內需的要求看,繼續大幅度增加稅收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無助于財政擴張的效果。因此,當前之急應是統一財政,整頓財稅秩序;扭轉非財政部門越權行使政府職能參與分配的現象;嚴格規范收費項目和收費權限,并通過立法將必要的收費逐步改為正規的地方稅收;清理整頓各種基金、周轉金及其它財政體外循環的游離資金,并通過整章建制,使之納入嚴格的、科學化、規范化的財政管理與監督之下。最后應通過改革,徹底解決財政包攬過多和應管未管、以及管理方式不當的問題,使財政的職、責、權相對應。
2.完善金融調控
保證中央銀行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進一步加快職能轉換,提高管理水平,理順與各級地方政府的關系,把商業銀行辦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在目前的經濟社會環境下,銀行要減少并逐步消除政策性和社會性職能,真正樹立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要加強內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減少壞帳呆賬,加強金融工具的創新,提高信貸資產質量,加快資金周轉,配合貨幣政策,達到控制調控基礎貨幣、實現適度從緊貨幣的目的。
在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尤其重要。要支持企業戰略性改組,加速完善和發展資本市場,促進資本市場長期穩定地發展,而不是時漲時落。應認識到資本市場長期穩定發展對我國經濟穩定和發展,對轉換經濟機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當然,在資本市場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新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問題,有時甚至是較為嚴重的問題,但如果沒有資本市場10多年風風雨雨的發展,也不會有國有企業改革順利進行的大好局面。
大力發展住房等個人消費信貸。各商業銀行從擴大自身業務發展角度考慮,應該積極探索和發展消費信貸,促進消費需求與生產需求協調、同步發展。同時,探索和積極發展個人金融服務的各個領域。
3.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作
首先,財政、貨幣政策制定上,應相互協調,可考慮組成一個主要由這兩部門的若干負責人和有關專家參加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委員會。該委員會作為一個議事機構,定期舉行例會,例會議案只具有專家建議性質,對兩部門或對貨幣政策委員會和財經委員會或預算管理委員會起指導作用,而不具有強制性。其次,盡快建立財政投融資體系,保障貨幣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沖擊。再次,在國債政策上應體現"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財政、貨幣政策共同作用于國債,有利于協調各自的政策。目前上市流通國債總量偏少,銀行利率也非市場利率。財政和央行要對國債發行量、國債利率、品種和發行方式進行協商,財政應優先考慮中央銀行在開展公開市場業務時對國債的期限結構、無券化程度、利率水平的要求。最后,財政、貨幣政策應從城鄉消費結構的調整上增加需求。
4.宏觀調控的實現還依賴于微觀基礎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速度效應所造成的經濟效應結構、產業結構失調,往往使財政、信貸資金投入產生扭曲的不良后果,演化出一種“高速度一高投入一低效益一更高投入需求”的惡性循環。財政、貨幣政策都不可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四、關于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討論
財政部部長項懷誠5月9日在上海指出,中國政府將積極主動地調整財政政策,深化財政改革,轉變財政職能,加快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更好地促進中國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項部長的講話傳遞了一個有關中國政府將積極主動地調整財政政策的重要信息,引起理論界和國內外的高度重視。
筆者以為,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現實選擇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第一,經濟運行完成由“低谷”到成長的轉折。第二,公共支出對經濟的拉動已經起到對私人部門的“帶動”作用。第三,社會總需求出現穩定的增長態勢。而目前我國經濟尚未具備上述基本條件。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大重要經濟政策,兩者無論是在微觀經濟領域還是在宏觀經濟領域都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改變政府預算調節社會總需求,其運用工具主要是稅種、稅率、支出預算、公債、補貼等;貨幣政策通過運用存款準備金、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調節貨幣供應量、利率來實現宏觀經濟目標。作為現代宏觀經濟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實現兩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學性、系統性和針對性,對于實現我國經濟目標和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從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過去20多年,由于受貨幣主義的影響,西方各國普遍推崇貨幣政策,輕視財政政策,擔當宏觀經濟調控主要任務的是各國的中央銀行。近幾年來,西方各國開始強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以使貨幣政策產生更好的效果。宏觀政策的這種調整不僅在各個國家、集團之間得到加強,而且得到imf等國際組織的鼓勵和支持。
目前,我國正在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效果,但從擴大內需的總體要求看,兩者之間仍需進一步地協調并加大力度。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合理配置的意義
(一)獨立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在理論上實際并不存在。
我們知道,政府預算是政府支出g和稅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為政府預算赤字;g-t<0,為政府預算盈余。在出現預算赤字時,政府一股有兩種方法維持平衡:一是發行政府債券;二是增加貨幣供應。即g-t=(b+(m.
這一公式便是政府預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應付赤字的辦法,一是通過借貸獲得債務收入(b,二是通過增加貨幣發行征收通貨膨脹稅(m.假定(m=o,也就是說貨幣供應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即在沒有貨幣政策配合的情況下,任何財政擴張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貸(b來維持。假定單獨使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變,即公式等號左邊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貨幣供應增加的數量(m必須正好等于公眾手中的政府債券減少(即中央銀行買入)的數量一(b.由此可見,財政政策(g-t)和貨幣政策(m之間并不相互獨立。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長補短。
如果單獨使用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會馬上見效,使總需求增加,從而總產出上升,但由于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將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產生兩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響國內的投資環境,使中小企業投資下降,而中小企業是提供就業機會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用財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業狀況;其二是利率上升會導致匯率上升,從而使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貨幣政策通過貨幣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會產生財政政策的副作用,從而在刺激經濟時能改善整個經濟環境,對投資和凈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貨幣政策不能直接導致總產出的提高,用它來對付經濟衰退時就有可能難以把握準確的操作時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單獨實行各有利弊,只有把兩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較好的效果。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發揮國債經濟“蓄水池”的功能與作用。
國債作為連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惟一紐帶,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是調節經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我們應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國債具有“金邊債券”的獨特優勢,推動國民高額儲蓄從間接融資渠道流向直接融資渠道,從金融領域轉移到財政領域。另一方面應解除政策限制,擴大機構主體尤其是廣大金融機構持有國債的規模水平。據報載,在當今各種類型市場經濟國家中,商業銀行持有各種國債大都占其資產總額的10%左右,而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持有政府債券都在50%以上,與之相比,我國60%國債依靠居民購銷,國有商業銀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距甚遠。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國債的另一調節功能,也是中央銀行最靈活的貨幣政策手段——公開市場業務對經濟、金融的調節作用。
(二)積極探索研究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的總需求管理規律,從而為實現政策目標提供高效優質服務。
目前,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面臨著以市場為軸心的結構性調整,引導市場主體居民和工商企業實現有效需求,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總需求管理理論賦予我們的使命。西方國家曾經運用直接大量增加財政投入刺激經濟、恢復市場信心而取得階段性成果應該是對我們有益的啟示。但是這一政策的實施,應當建立在財力較充足的情況下進行,特別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確合理選項上下功夫,防止重復投資。
(三)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綜合協調,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與需求始終是市場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時點上應尋找最佳平衡點(當然是相對的)。當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點是消費需求。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經濟效率,是由最終消費的狀況來決定的。因此,在當前情況下,充分運用貨幣政策手段對資本的流向和流動性進行適時調節以及運用財政政策手段對有效規模進行合理調整,以增強國內需求為目的,把增加投資和生產與刺激最終消費有機地結合起來,達到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
(四)正確分析和認識經濟狀況,合理把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輪通貨膨脹的到來。
縱觀我國20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高通貨膨脹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震蕩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近兩年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向擴張實施力度較大,加之在當前體制轉軌尚未完成、適應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還很不健全、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況下,如果片面強調和實施全面松動的總量擴張政策,特別是長期使用,很有可能誘發新一輪通貨膨脹。因此,我們必須把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松緊力度,引導國民經濟走健康發展之路。
三、結束爭論,開辟未來
在經濟學界,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爭論由來已久。兩者之爭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張之爭,實質是主張市場調節多一點還是政府干預多一點的理念之爭,相信市場的人一般偏向于貨幣政策,相信政府干預的人一般偏向于財政政策。美、日、德等國政府都是號稱財力龐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對運用財政政策普遍深懷戒意。
我國的公共投資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計劃經濟體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規模使用財政政策的最大危險莫過于有可能強化計劃體制,導致體制復歸。在我國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全依賴財政政策而排斥貨幣政策或者完全依賴貨幣政策而排斥財政政策的主張都是不足取的,必須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更快地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關于中國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之間失衡的特殊性。我們知道中國的宏觀經濟失衡,改革開放以來到現在大概有五個階段,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不同的特點。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8年,大概二十年時間,這個時間中國的宏觀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是需求大,供給不足,或者說歷史上的短缺經濟的延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基本政策選擇的方向就是緊縮需求,政策的核心和首要目標就是反通脹,通過一系列的緊縮財政、緊縮銀根的辦法控制通貨膨脹。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次比較大的通貨膨脹也的確都是發生在1998年之前,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94年,總的背景都是需求大于供給這樣的一種短缺、失衡的狀態,這是1998年以前的階段。
從1998年下半年到2002年底,這是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和前一段剛好相反,不是通脹問題,而是通縮,三年物價上漲大部分時間是負的,即使是正的,也沒有超出2%這個所謂通縮的警戒線,總體上來說,反通縮成為首要的問題。因此我們當時就提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這樣的宏觀政策主張,這是第二個階段。
第三階段是2003―2007年,這個階段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出現了新情況,是不同領域里失衡的方向不一樣,投資領域過熱,但是消費品領域過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采取了結構性調整的一個政策目標。也就是說,在投資領域里邊,我們力圖抑制需求,在消費領域里邊,我們力圖刺激需求,所以當時我們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就采取了一個相反的組合,既不是全擴張,也不是全緊縮,我們提出來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在擴張,貨幣在緊縮,一種反方向的松緊搭配的政策組合,這是第三個階段。
2008年下半年以后,進入了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反危機,全面擴張,我們明確提出擴大內需,從反方向的組合轉變為同方向組合,我們叫做“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到去年下半年的情況。
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我們的宏觀經濟失衡進入了第五個階段,也就是擇機退出,貨幣率先進入了擇機退出的程序,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我們銀根開始緊縮,我們的提法叫做“繼續貫徹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我們提出“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也就是回歸到2003年到2007年這段時間的一個政策組合,是這樣一個松緊搭配的格局。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和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大體上出現這樣五個階段,每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
中國貨幣市場特殊性從需求方面來講,它和歐美國家不一樣,中國貨幣市場的有效需求表現出一種嚴重的不足。歐美國家這次在金融危機沖擊下,首先是從銀行開始,從金融機構開始,資金鏈出問題,收緊銀根,這樣就使得對銀行依賴度比較大的實體制造業銀根開始緊張,所以就產生了巨大的貨幣需求,相對于這種貨幣需求來說,美國的流動性不足,銀根供給不夠充分,因此要求美國當局貨幣政策就是一條,即增大貨幣供給。美國的銀行缺錢,企業缺錢,在這個短期危機的沖擊下,形成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對貨幣資本的需求。怎么滿足對貨幣資本的強烈需求?這是西方國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關注的重要問題。我們國家的情況和它不一樣,這次的金融危機不是從我們國家發源的,由于我國企業的國外訂單減少,出口相關產業拿不到訂單就不需要生產了,甚至停產,或者半停產,甚至破產。企業拿不到定單,就沒有對貨幣的需求了,這是一部分出口企業的情況。同時我們的大企業,相當一部分是國有大企業,國家這些年對它們的資本金注入力度越來越大,80%以上的央企都有上市的平臺,所以資本融資通道比較通暢。另外,某些央企壟斷地位已經開始逐漸形成,它有一定的影響價格的力量,所以有壟斷利潤,利潤很豐厚,這樣它自我積累能力很強,對銀行資金就沒有迫切需求。所以中國目前情況和歐美形成貨幣需求方面顯著的反差,歐美國家銀行和非銀行企業都需要錢,我們國家首先出口企業需求降低,出口企業沒有訂單,就減少了貨幣的需求,大企業自我積累能力很強,特別是央企不需要銀行的錢。我們國家銀行有一道防火墻,沒有直接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銀行資金鏈非常穩定,資金充裕,然后再加上我們居民的高儲蓄導致銀行本身流動性非常寬裕。因此,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對貨幣的需求嚴重不足的經濟體,這樣就形成了中國的貨幣市場供求和歐美國家不一樣。
從我們國家的貨幣供給來說呢,首先銀行資金充裕,到2010年年末,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存貸差為9.32萬億元,大量的錢出不去,這是銀行本身的資金過剩。我們國家的貨幣供給能力過剩還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我們的財政是和銀行、貨幣綁在一起的,我們很多銀行信貸實際上是透過財政手段下去的,所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刺激著基礎貨幣投放。比如改革開放三十多來年,我們建立了貼息制,財政拿出錢給銀行貼息,通過貼息刺激銀行貸款。再比如擔保,財政拿錢對銀行某些項目進行擔保,政策性的也好,非政策性的也好,這等于財政政策在刺激貨幣的擴張,然后額度要配套,中央財政補貼下去之后要求地方配套,地方配套很大程度上靠貸款,一直到現在的所謂土地財政。土地財政問題實際上是對銀行信貸的一個很大的刺激,土地財政化之后,你這個錢怎么來的?實際上地方政府用了很多融資平臺,是拿財政收益做擔保,做抵押,去銀行貸的款,然后支付地方政府現在的開支,那么未來財政收入擔保主要靠什么?主要靠預算外的專項,也就是土地財政。土地財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作為前提,所以中國的這種財政和貨幣的關系,使得中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或者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有擴張性的效應,同時極大的推動著貨幣供給,推動著貨幣政策的擴張效應,這是中國很特殊的一點,即貨幣供給能力之所以強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一個外匯問題。我們這些年出口增長速度很快,到去年年底我們有大概兩萬八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外匯儲備越多,等于結匯時候投放的貨幣量越大,這成為中國基礎貨幣供給的源泉。去年年底結匯而形成的基礎貨幣與我國基礎貨幣余額比例為122%,高的時候達到129%,所以中國國際收支大量順差帶來外匯結余,結售匯制又導致大量基礎貨幣供給。這三個原因,使得貨幣供給能力非常強。面對這么強有力貨幣供給,中國企業對貨幣需求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有兩個,外部原因是金融危機影響,內部原因就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創新能力弱,特別是大企業,創新能力弱,沒有技術創新,沒有新產品開發,沒有發現新的投資領域,所以它即使有錢它也沒有投資機會,它不知道往哪兒投,它如果投就是在原有技術上的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再加上制度創新能力低,民營企業不能像其他企業一樣,公平運用中國的籌資通道,運用中國的資本市場,所以民營企業即使有投資需求,它也很難解決他的抵押問題,解決它的擔保問題,解決它平等進行融資的制度安排問題,所以即使有投資需求,它們面對的是壟斷地位的國有金融體制,不可能獲得平等的市場機會。所以民營企業即使有投資需要,也形成不了對國有銀行有效的資本需求。民營企業可能有需要,但是銀行不承認,這樣就形成了中國創新力低,導致了中國現在經濟當中大企業、小企業、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對貨幣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和它形成對應的是什么呢?是強有力的貨幣供給能力,這是中國貨幣市場失衡的特殊性,這個和歐美國家是不一樣的。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問題,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大的背景和當前貨幣供求失衡的特殊性。
我們下面討論第二個問題,針對這種失衡的特殊性,中國貨幣政策在目標選擇和工具選擇上的特殊性。我個人認為,中國既然有這種特殊性的失衡,所以中國的貨幣政策的基本傾向不應該像歐美國家那樣增大貨幣供給,而應當結合中國失衡的特殊性,努力探討如何培育真正有效的貨幣需求,這是中國貨幣政策和歐美國家當前貨幣政策的一個根本出發點,政策的著眼點是增大供給,我們現在貨幣政策的著眼點,我覺得首先要放在培育需求,就是培育對貨幣的有效需求上。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政策目標的選擇,是多元化的,他要考慮經濟增長,要考慮防止失業率升高,要考慮防止通貨膨脹率升高,宏觀政策無論是財政還是貨幣,最終目標就是增長。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運用貨幣政策實現這些最終目標的時候,有一個時間差,經濟學上把它解釋叫做時滯,即時間的滯后性。所以貨幣政策在目標的選擇上,通常不是從最終目標出發,根據經濟增長率,根據失業率變化調整政策,而一定是在最終目標之前,盯住一些所謂的中間目標,根據這個中間目標的變化,有一定的預判,在最終目標沒有發生變化之前,就能夠預先采取一些政策調整,這樣緩解和克服貨幣政策時間上的滯后性對宏觀調控有效性的傷害。
歐美國家貨幣政策滯后性是6―18個月,美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關注的是信貸供給量,八十年代之后關注利率控制貨幣目標。我們國家和美國不太一樣,中國到目前為止,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雙鎖定的,既盯住數量,又盯住價格,我們是雙目標同時鎖定,這個可能有我們國家國情的特殊性。這兩個盯住一個,另一個目標內生決定了,這兩個目標是相聯系的,你想盯住利率,這個目標一旦鎖定了,你的貨幣供給量就鎖定了,你要盯住貨幣供給量,你的利率就鎖定了,本來是盯住一個,另一個合乎邏輯地就決定了。我們國家依賴的體制基礎,包括我們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的發育水平應當說還不夠成熟,所以我們盯住單一目標,另一個中間目標不一定能夠內在地邏輯生成,一系列行政的非市場關系,可能割斷他們之間的聯系,所以我們怎么辦?我們現在采取的是兩個中間目標同時鎖定,我們的貨幣政策既關注利率,又關注貨幣供給量,從我們國家現在貨幣市場失衡的特殊性來看,我個人覺得,我們的貨幣政策的另外一個目標是要保持增長的均衡和穩定,貨幣政策推動增長的這層政策作用應當服從于實現均衡這個目標,這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會有一些爭議,但是我個人是這樣認識的。
我們國家現在市場上的情況是需求不足,供給大,而且這種嚴重的通貨膨脹會主要不是表現在一般的工業消費品上,它會表現在資產價格的暴漲上。你實體經濟對貨幣需求是不足的,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無論是民營還是國有,銀行有大量的錢,貨幣供給能力很強,這些錢如果出去,很難及時、充分、有效的傳達到實體經濟中去,因為實體經濟當中對貨幣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這些錢又出去了,他又沒有傳導到實體經濟當中去,它一定是集中在大量的虛擬經濟當中。也就是導致一個結果,是資產性產品的價格迅速上升,大家知道的股市的活躍,房產市場的活躍不是作為一般的消費品,是作為投資品,甚至不是一般的作為投資品,是作為投機品,帶有一定的泡沫性。大量的錢出去了,它一定要尋找出路的,它集中在這些地方,然后把這些領域的價格作為資產性價格,而不是作為一般商品性的價格來推動。所以你打擊房地產,他去干什么呢?他總要有出路,所以我們前一段網上流行的什么今天搞大蒜,叫蒜你狠,明天搞綠豆,后天搞石頭,這些東西都已經遠遠超越大蒜、綠豆、石頭的使用功能了,它是投機,是炒作。大蒜漲了,綠豆漲了,蔥漲了,蘿卜漲了,房地產漲了,我就有理由擔心還有其他東西漲,所以全社會的通脹預期就會大幅度提高,就會形成通脹壓力。一個地方的土地價格漲了,投資要素價格暴漲之后,會長期影響當地發展,抬高當地發展的成本,一個地方土地被狂炒了一頓之后,沒有誰要真正開發這個土地,之后宏觀政策一調整,大家全跑了,這塊兒土地還是一塊荒地,可是這塊兒荒地背后的交易成本已經很高了,等到泡沫下去之后,當人們再回來開發的時候,成本已經上來了。鄰村是一塊兒荒地,那是一個處女地,幾千塊錢,幾萬塊錢一畝,你這塊兒雖然也是荒地,但是你的價格成本已經非常高了,上百萬,幾十萬,再加上利息,還有扯不清的法律關系,那你說真正的開發商是選擇那塊處女地還是花這么多錢到你這開發?所以只要一個地方出現泡沫,它的發展至少要推遲十到二十年。這輪泡沫影響了你長期的發展成本,使你未來的發展成本大幅度提高,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我們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培育真實經濟當中的對貨幣的有效需求。
怎么培育?提高創新能力。要靠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而不是簡單的增大貨幣供給,我們要防止出現嚴重的通脹,特別是防止出現嚴重的資產價格的暴漲,這個暴漲的結果,會使我們的經濟泡沫化,泡沫化帶來短期的通脹預期,長期的發展成本提高。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這個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我覺得在十二五期間,我們主要應當放在培育貨幣需求方面,使供求能夠有所均衡。
運用貨幣政策的手段,主要是三個工具,一個是規模的直接管制,就是下指標,銀監會給我們各行下指標,這是一類。還有一類是法定準備金率的調整。法定準備金率直接關系到各個商業銀行,決定金融機構的存款當中可作為貸款放出去的比例,直接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當中貨幣的信貸規模。數量控制的第三個工具就是央行的票據對沖。這三個手段,是我們控制貨幣數量的基本手段,除了這三個手段之外,另外一類就是價格管理,就是利率調整,存貸款利息率。我個人覺得,利率手段不太好用。再加上微觀主體,尤其一些軟預算約束的國有企業,他根本不考慮借錢可能要付的代價,可能面臨的利率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下,利率調整對這些軟預算約束的市場單位的影響是很有限的,所以在中國目前由于市場化的欠缺,由于產權改革的不深入,所以利率政策作為宏觀貨幣政策的工具,雖有一定用處,但是我想用處不是非常顯著,真正顯著的可能是數量政策,就是貨幣供給量的直接控制。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中國貨幣政策目標和工具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