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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流動人口的含義范文

該書從政治排斥的視角出發，對流動人口的政治處境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首先，對政治排斥的概念、含義和類型進行探討，構建了一種政治排斥理論的分析框架；接著，對實地調查獲得的第一手資料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論證了中國城市政治系統確實存在對流動人口政治排斥問題的觀點；然后，從社會制度、社會結構和群體自身因素等幾個層面分析了流動人口中政治排斥問題產生的深刻原因，并從政治風險的角度揭示了流動人口中政治排斥問題的負面影響；最后，從流動人口政治參與的權利、能力和條件等幾個方面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性建議。我認為，該書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貢獻：

第一，拓展了流動人口問題研究的政治視角。改革開放以來，流動人口急劇增加，他們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其生存狀況和社會處境并沒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出現明顯改善，特別是其政治處境基本沒有改善，規模巨大的流動人口的政治積極性和創造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他們處于政治生活的邊緣，其基本的政治權利難以得到有效保障。該書對流動人口政治排斥問題第一次進行了較為系統全面的研究，對不少前沿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對策問題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從政治學角度研究流動人口問題的缺失，就此而言，該書具有較高的創新性。

第二，引入并完善了一個分析社會弱勢群體政治處境的新概念——政治排斥。作者通過對社會排斥理論興起和發展的回顧，構建了一種政治排斥的分析框架，并運用這一分析框架來研究流動人口的政治處境，從而對新的條件和環境下產生的新的問題做出了深刻的闡釋，并在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創新。同時，政治排斥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從社會排斥這一概念移植過來的，運用政治排斥理論分析問題，也可以借鑒西方學術界已經較為成熟的社會排斥理論的成果和西方國家在消除社會排斥方面的實踐經驗，提供有效化解這一問題的政策措施的新視角。正是運用這種分析框架，作者對中國流動人口的政治問題的研究更富有解釋力和說服力，從而也增強了該書的理論價值，并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觀點。

第三，揭示了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以期引起學術界和相關政府部門的重視。由此，作者把流動人口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社會事實，以一種恰當的、簡潔的語言形式揭示出來，以期引起學術界和相關政府部門如同關注流動人口生存問題一樣來關注流動人口的政治問題，并化解蘊藏于流動人口政治排斥中的政治風險問題。這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第2篇：流動人口的含義范文

許多家長都知道經常看電視對孩子不好。可到底有什么壞處，卻一下子說不上來。近日，美國某網站總結了孩子少看電視的六大好處，提醒家長要減少孩子看電視的時間。

有利于減肥。研究表明，每天看2個小時的電視會增加孩子肥胖的幾率，而少看電視，帶著孩子外出散步、游玩等有助于幫助孩子將體重保持在標準水平。

睡得更香。孩子晚上看電視越多，越不愿意上床睡覺，入睡也更加困難。在睡前，和孩子做點放松的事情，如聽聽舒緩的音樂，讀讀小故事等不僅能陶冶孩子的情操，也有利于睡眠。

增加實踐機會。一味接受電視里的信息不如讓孩子親身實踐，給孩子一個增加經驗的機會：玩玩具、認卡片、學畫畫等，更能讓孩子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提高學習成績。要想成績好，看電視時間要減少。研究顯示，小學生如果每天看電視或電腦2小時以上，那么他們在注意力、社交能力和情感表達上更容易出現問題，學習成績也比其他孩子更差。喜歡電子游戲的孩子更容易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

貼近大自然。外出感受鳥語花香，看一看蔬菜水果是怎么長成的，體會一下農民伯伯的辛苦勞動……拋開電視走進大自然，孩子會更懂生活，也更珍惜生活。

提升社交能力。學會與其他人溝通，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非常重要。與其“孤零零”地看電視，不如給孩子創造社交的機會。

吃西蘭花可預防關節炎

英國一項最新研究發現，西蘭花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富含的一種化合物可有效預防最常見的一類關節炎，并減緩關節炎導致的軟骨損傷等。

這種被稱作蘿卜硫素的化合物能遏制一種可引發關節炎癥的酶發揮作用，從而減緩軟骨損傷并緩解關節疼痛。蘿卜硫素普遍存在于西蘭花、甘藍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在西蘭花中的含量尤為豐富。

此前研究曾發現，蘿卜硫素具有抗癌、抗炎癥等功效，這項研究首次發現它還有利于關節健康。研究人員已開始在一些醫院開展小規模臨床試驗，以驗證多食用西蘭花對于人類關節健康的積極影響。

一次運動1分鐘也有用

美國現行保健指南建議，每周至少從事2.5小時中等強度健身運動，每次至少持續10分鐘。研究人員發現，可將2.5小時化整為零，即便每次從事中高強度運動1分鐘也有健身效果，有助于減輕體重。

研究發現，女性經常從事1分鐘中高強度運動，身高體重指數會降低0.07，以身高1.63米的女子為例，體重減少約226克；男性效果稍遜，從事中高強度運動1分鐘，身高體重指數降低0.04，以身高1.73米的男子為例，體重減少大約122克。

這項結果顯示，就健身效果而言，一周150分鐘的運動不是非得分成幾大塊時間，只要運動起來，“1分鐘也有用”。健身隨時隨地都可進行，有一千種方法可以化整為零，輕松健身。譬如，一邊聽著歡快的音樂，一邊精神飽滿地打掃室內衛生，或者在室外洗車；在廚房，盡量少用小電器，自己動手切切菜、洗洗碗、和和面；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公交車或者地鐵，多步行一段時間。

口渴時反應變慢

如果你正因為伏案工作而疲憊不堪，效率降低，喝杯水或許是個好辦法。因為，口渴的時候，人的反應會變慢，喝一杯水能提高大腦的工作效率。

英國東倫敦大學的科學家做了一項試驗：讓34位受試者分兩次完成一系列測試，早餐只吃一塊餅干后做一次測試，早餐吃了一塊餅干又喝了一瓶水后，再做一次測試。那些不口渴的人，在喝水和不喝水的情況下，大腦的反應時間一樣。但是那些口渴的人，喝水后大腦反應速度比之前快。

研究人員說，人在口渴時，大腦處理口渴感信息占用了大腦部分資源。而在補水之后，這部分大腦資源就釋放了，提高了大腦的整體反應速度。

一支口紅含9種重金屬

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研究發現，女士都愛的口紅中含有多種微量有毒金屬，其中鋁元素的含量最高。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對24款唇彩和8個品牌的唇膏進行了分析，發現其中除了人們熟知的鋁外，還含有鎘、鈷、鋁、鈦、錳、鉻、銅和鎳八種重金屬。其中鋁、鉻和錳在所有被檢測到的金屬中含量最高。此外，為了增加唇彩的亮度，制造商們經常在口紅中添加天然礦物云母。云母通常含有鉛、錳、鉻、鋁等金屬，而且口紅顏色越深，金屬含量就越高。

雖然口紅對健康的危害尚無定論，不過專家建議消費者應掌握基本的安全常識。首先，不要讓幼兒玩口紅，因為他們對重金屬的危害更敏感；其次，愛美的女士每天只涂抹2～3次口紅即可。因為如果每天擦多次口紅，等于攝取過多的重金屬，這可能會損害身體及神經系統。

個矮的人易得冠心病

一項研究表明，個子矮的人比個高者患冠心病的幾率高50%。當然，與身高相比，體重、血壓和吸煙習慣仍然是更重要的危險因素。

芬蘭的科研人員總結了全世界52項有關身高和心臟健康之間的研究，總人數超過300萬人。總體來說，矮個子（即男性低于165公分，女性低于152公分）患冠心病的風險是高個子（男性高于178公分，女性高于168公分）的1.5倍。研究人員認為，個矮者冠狀動脈較細，一旦血液出現問題，很容易阻塞。此外，個頭高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生前后的營養環境。家庭條件較差的孩子，早期的發育受影響，不但個子矮，身體的總體健康狀況也不如高個子。

不過，專家表示，個子矮的人不要因這項新發現而煩惱，身高只是心臟疾病的危險因素之一。盡管人們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高，但他們可以調整其他重要的因素，即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不抽煙、不酗酒、平衡飲食和多運動。

沉迷流行音樂加重酒癮

第3篇：流動人口的含義范文

大家好！我自2001年干計劃生育工作已近五年了，回顧這五年來的工作歷程，酸甜苦辣盡在其中，個中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體味。

初干計生工作時，我主要分管流動人口計生工作，為了摸清轄區各片流動人口情況，我跟隨各社居委、單位下去清查登記流動人口。因我轄區面積大、人口多、人員復雜，流動性大，流動人口較難管理，當時考核注重建檔與持證，為了那一本小小的《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常常要對無證的經營戶苦口婆心地進行政策宣傳與督促辦理，但卻收效甚微，還要受到很多冷嘲熱諷。也有一些不配合的人不給登記，挨罵受氣是家常便飯，更有甚者要動手打人。記得有一年，為了提高流動人口持證率，街道在區計生委的統一組織下，開展為三縣流入人口代辦證并送證上門活動，當我們把辛辛苦苦辦來的《婚育證明》送給長江東路一賣化妝品老板時，她不但不領情，還當場把證撕爛扔在門外的下水道內，當時心里真是打翻了五味瓶，不是個滋味，既辛酸又傷心。

為了盡心盡力做好這項工作，我沒有被眼前的困難嚇倒，我始終相信，計劃生育工作是我的義務和職責，優質服務是我的愿望和追求，只要你以誠相待，終會取得流動人口的理解與支持。去年3月份，我和社居委主任上門查驗長東745號一經營手機門面，之前社居委主任已上門多次索要《婚育證明》，每次去都說下次帶來，這次說好今天一定帶來。我和計生主任上門問其要證，他說又沒帶，計生主任正要發火，我想換個方式說，以退為進吧，我說：老板，今天忘帶了沒關系，你們做生意也忙，你說哪天帶來，我們就哪天再上門，請也體諒一下我們的工作。他說下午帶來，下午我們準時又登門，一見我們，老板滿面歉意地迎上來，把證遞給我們，說：真是不好意思，你們工作真是讓人佩服，沒想到你們這么有耐心，跑了這么多趟，耽誤你們工作了……頓時我們感到無比欣慰，能聽到他親口說出肯定我們工作的話，取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真是再苦再累也值得。

2003年2月的一次引產事件又讓我至今記憶猶新，不能忘懷。因我轄區城鄉交錯、老舊小區較多，加之經濟不發達等原因，住宅小區變動相當大，買賣房頻繁、農村購房戶口農轉非、家庭情況復雜，這些人員的流入，勢必成為計生工作中的極大隱患。天長路64號的許紅就是農村購房遷入者，丈夫系農村人，夫婦雙方均為再婚，且男方已有兩個孩子，現女方又懷孕了，街道黨工委、辦事處非常重視，立

即行動采取補救措施。許紅已是大月份，夫婦生育愿望很強烈，對其思想轉變和說服教育相當難，在醫院，夫婦抵觸情緒很大，街道調動全體工作人員參與進來，輪流對其進行政策教育與心理疏導，當時的天氣還很冷，我們又冷又餓，瑟瑟發抖，時間嘀嗒嘀嗒緩慢而沉重，我們的心理生理壓力重重……經過一夜的雙方溝通交流，夫婦在強大的政策攻心下，終于在早晨五點半簽字同意手術，我們這才松一口氣。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在醫院照顧她的期間，以朋友的方式和她聊天，了解她的內心世界，安慰鼓勵她重新站起來，面對新的人生。出院后，街道也從生活上給予其經濟幫助，同時辦理了低保，在街道的真誠付出和幫助下，許紅來到計生辦熱淚盈眶地對我們說：謝謝街道、謝謝你們，你們才是真正關心我的人，我一定會重新站起來，以后好好生活……我的內心真是百感交集，無比欣慰，既為我們能化敵為友，也為我們的工作得到居民的理解，我們的辛苦沒有白費，我們的真心付出感動了她們。

去年為了建立常注流動人口微機化管理模式，轄區近一萬個育齡婦女和流動人口要上門核查和錄入電腦，時間緊、任務重，為了在有限時間內保質保量完成，計生辦、各社居委緊鑼密鼓地進行上門核查登記與微機錄入工作。上門搜集資料是做好此項工作的前提條件，對于白天找不到人的住戶，就利用晚上和雙休日上門。我在做好業務與微機指導的同時，晚上把育齡婦女卡片帶回家里錄入，加班加點至深夜零點。居委會計生主任紛紛感慨：為了工作，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和愛人，飽受工作、家庭不能兩全的痛苦……我深深體會到這天下第一難事的真正含義，我更深深懂得，我踏上的計生路是一條充滿風雨的坎坷之路。

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的汗水沒有白流，街道、社居委的帳表、數據庫完善齊全、信息準確、服務到位，我們的工作也得到大多數居民的理解和支持，群眾婚育觀念也在逐步轉變。

第4篇：流動人口的含義范文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12.048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opulation Float and Grain Yield In Anhui Based on VAR Model

DU Hui-yan，WANG Xu，ZHANG Yan，ZHANG Zho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total grain yield， floating population rat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1993-2014， a VAR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rural population float on grain y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short ter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rate had a good effect on grain yield， mainly due to the less pressure of the population-land contradiction and increased marginal benefit of land from the massive floating population. However， the urbanization level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grain yield. In addition， the grain sown area， rural electricity power consumption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had promotion effect on grain yield in the short term. Based on this， suggestions to protect arable land， to improve the permanent protection area of basic good farmland an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rural population float；grain yield；VAR model；Anhui province

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農業發展穩定以及農產品產量持續增長問題對于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來說是始終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1]。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工業化率不斷提升，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成為必然[2]。人口流動是指人口在地區間所做的各種各樣短期的、重復的或周期性的運動。根據人口流動的空間，可將其劃分為縣內的、省內的、省際的以及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等類型。在當前城鎮化、市場化的背景下，農村人口流動成為人口流?擁鬧髁?軍。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具有兩種重要形式：一是農村人口加速遷移，表現在農村人口由農村向城鎮轉移；二是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包括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1]。另外，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國內省際勞動力流動不斷增加，從全國范圍來看，農村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占省際人口遷移的80%以上[3]。以農村人口流動為代表的城鄉間和省際間的人口流動對糧食生產構成威脅。中國城鎮化、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使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外流，不少地區糧食播種面積減少，糧食生產出現弱質化、兼業化現象[4]。鑒于中國強大的人口基數，糧食安全問題是一個關系民生的大問題[5]。當前，安徽正處于城鎮化加速發展時期，安徽也是重要的勞務輸出大省，而作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為保證糧食安全，須對農村人口流動和糧食產量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從而促進農業發展、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

2 安徽農村人口流動和糧食生產現狀

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10年以來，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步伐顯著加快[1]。由于安徽農村人口流動相關數據缺失，本研究從安徽流動人口整體狀況和城鎮化率來探究安徽農村人口流動變化趨勢。安徽省際間流動人口從1993年121萬上升到2014年1 053萬，凈增加932萬人，年均增長率為10.85%；流動人口占全省總人口比例從2.06%增加到15.00%。另一方面，安徽城鎮化率發展較快， 從1993年18.48%上升到2014年49.15%，年均增長4.77%；在城鎮生活工作的人口總量從1 089.76萬人上升到2 989.79萬人，凈增加約1 900萬人。

1993-2014年安徽人口流動、城鎮化率和糧食總產量情況見圖1。由圖1可以看出，安徽省際間流動人口雖一直保持增長勢頭，但增長速度比較平緩，且略有反復；而城鎮化率自1998年開始，一直保持著較強的增長勢頭，呈現出不斷發展的態勢。

安徽作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全省糧食總產量自1993年來整體保持相對平穩的增長趨勢。從1993年2 305.2萬t增加到2014年3 415.8萬t，凈增加1 110.6萬t，年均增加43.57萬t。雖然安徽糧食總產量整體呈現不斷增產的情況，但從圖1可以看出，糧食產量并不穩定，在1997-2006年10年間，安徽糧食總產量極不穩定，表現出不斷起伏的特點，甚至在2003年達到2 214.8萬t的歷史最低值。

3 計量模型構建與分析

3.1 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研究選取1993-2014年安徽省糧食總產量（GY，萬t）、流動人口比例（FPR，%）、城鎮化率（UR，%）、糧食播種面積（SA，千hm2）、農村用電量（REPC，萬kwh）、農用化肥施用量（CF，t）等指標的時間序列數據，其中糧食總產量為因變量，其余變量為自變量。所有數據均來自《安徽省統計年鑒》，用統計分析軟件Eviews7.0對數據進行分析。同時為減少數據的大幅波動及消除可能潛在的異方差對數據模型估計的影響，首先對糧食總產量、糧食播種面積、農村用電量、農用化肥施用量取自然對數，得到新的序列LnGY、LnSA、LnREPC、LnCF。

3.2 變量說明

流動人口比例（FPR）：用地區內流向省外半年以上總人數與地區戶籍人口總數的比值來表達。該指標能夠說明當地人口向省外流動的程度和廣度。隨著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和流動人口占比的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農業兼業化、弱質化、老齡化、高齡化現象日趨嚴重。

城鎮化率（UR）：用地區城鎮人口總數與地區常住人口總數的比值來表達。該指標能夠說明當地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的程度和廣度以及城鎮人口的數量規模。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流向城鎮的農村人口日益增加，成為農村人口流動的主體。

糧食播種面積（SA）：指實際播種糧食的面積。凡是實際種植糧食的面積，不管種植在耕地上還是種植在非耕地上，均包括在糧食種植面積中。糧食生產最終來源于土地，因此糧食播種面積是影響糧食產量的根本性因素。

農村用電量（REPC）：電力是一種現代化的能源。農村用電量的多少，標志著農村的生產率和農民的生活率。在農業生產上，用電力替代人、畜力乃至煤炭、柴油、汽油等，可以使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的解放和提高。

農用化肥施用量（CF）：指本年內實際用于農業生產的化肥數量，包括氮肥、磷肥、鉀肥和復合肥。化肥施用量按照折純量計算。化肥是糧食生產的必需品，對糧食產量的穩定和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3 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3.3.1 單位根檢驗 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是進行VAR模型分析的前提，在非平穩的情形下應用VAR模型可能會產生偽回歸，使得估計結果與實際情形嚴重偏離。因此，在進行實證分析前，運用ADF檢驗方法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

由表1可知，在所有被檢驗的變量中，對數化處理后的LnCF（農用化肥施用量）和LnSA（?Z食播種面積）僅在10%的顯著水平下可以拒絕有單位根的原假設，而在1%和5%的顯著水平下無法拒絕原假設。另外FPR（流動人口比例）、UR（城鎮化率）、LnREPC（對數化后的農村用電量）、LnGY（對數化后的糧食產量）4個變量無論在何種顯著水平下，均不能拒絕其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時間序列數據FPR、UR、LnREPC、LnGY在1%、5%和10%顯著水平下存在單位根，為非平穩序列；LnCF和LnSA在1%和5%顯著水平下存在單位根，為非平穩序列。而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經ADF檢驗，在各個顯著水平下均是平穩的，即序列FPR、UR、LnREPC、LnCF、LnSA、LnGY均是單整序列。

3.3.2 VAR模型的構建 VAR模型是一種非結構化的模型，即變量間的關系并不依靠經濟理論作為基礎，它采用多方程聯立形式，將內生變量對模型中全部內生變量的滯后期進行回歸。VAR模型一般形式為：

Yt=A1Yt-1+A2Yt-2+???+APYt-p+B0Xt+???+BrXt-r+？著t

t=1，2，??，n （1）

式中，Yt是k維內生變量向量，Yt-i（i=1，2，…，p）是滯后內生變量向量，Xt-i（i=0，1，…，r）是d維外生變量向量或滯后外生變量向量，P、r分別是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的滯后階數。At是k×k維系數矩陣，Bi是k×d維系數矩陣，？著t是由k維隨機誤差項構成的向量。

序列FPR、UR、LnREPC、LnCF、LnSA、LnGY通過了平穩性檢驗，但是在構建VAR模型之前仍需要確定滯后階數，因為選擇最佳滯后期是確定VAR模型結構的重要前提。運用Eviews7.0，依據AIC和SC最小原則，對序列FPR、UR、LnREPC、LnCF、LnSA、LnGY的滯后階數進行判斷，確定最佳滯后期為2，因此建立VAR（2）模型。

運用Eviews7.0，構建VAR模型自回歸向量方程如下：

LnGY=-1.016 1LnGY（-1）-0.154 5LnGY（-2）+1.909 3LnSA（-1）-0.798 5LnSA（-2）-0.040 8LnCF（-1）- 0.544 4LnCF（-2）+0.518 6LnREPC（-1）+0.086 8Ln

REPC（-2）+0.367 0FPR（-1）-0.437 4FPR（-2）-0.002 0UR（-1）+0.008 3UR（-2）+8.109 7 （2）

由式（2）可知，前1期的糧食產量對當期糧食產量的影響為負，前2期的糧食產量對當期糧食產量的影響仍為負，表明糧食產量的基礎率對糧食產量的影響較大，并且影響逐漸明顯。糧食播種面積在滯后1期對糧食產量的影響為正，在滯后2期為負，且系數之和為正值，表明糧食播種面積對糧食產量的影響在減弱。農用化肥施用量在滯后1期對糧食產量的影響為負，在滯后2期為負，且影響逐漸減弱。農村用電量在滯后1期對糧食產量的影響為正，在滯后2期為正，說明農村用電量和糧食產量呈現正相關關系。流動人口比例在滯后1期對糧食產量的影響為正，在滯后2期為負，系數和為負，表明流動人口比例和糧食產量之間在短期內可能有正相關關系。城鎮化率在滯后1期對糧食產量的影響為負，滯后2期為正，系數和為正，表明城鎮化率和糧食產量在短期內可能是負相關，但長期看二者可能存在正相關關系。

3.3.3 脈沖響應分析 VAR模型的不足在于模型難以解釋計量結果的經濟含義，這要依賴于脈沖響應函數對有關模型的解釋。脈沖響應函數刻畫了在誤差項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帶來的影響。與VAR模型的系數相比，脈沖響應函數可以較好地反映序列之間的動態關系。基于已建立的VAR模型，進一步分析人口流動和糧食產量之間的動態響應。

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的前提是VAR模型具有穩定性。因此運用Eviews7.0對建立的VAR（2）模型進行檢驗，見圖2。由圖2可知，該模型的所有特征根均小于1，位于單位圓之內，表明模型穩定，可以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圖3是脈沖響應曲線圖，模型沖擊作用的滯后期設定為20期。

1）糧食播種面積對糧食產量的響應情況。從圖3a可以看出，糧食產量對糧食播種面積一個標準差新息的沖擊在第1期產生較大強度的正響應，且達到最大值，2～4期正響應開始下降趨近于0，5～15期出現負響應，16～20期出現正響應且在緩慢上升。這一現象說明在耕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增加播種面積雖然可以實現糧食短期內增產；從中期來看，擴大糧食播種面積對糧食產量影響并不明顯；長期來看，糧食播種面積必須有一定的保證，才能確保糧食總產量增加。

2）農用化肥施用量對糧食產量的響應情況。從圖3b可以看出，農用化肥施用量給糧食產量新息一定的沖擊，糧食產量在第2期做出最高的正響應，到第3期迅速下降為負響應，隨后在3～13期間不斷在正向影響和負向影響間波動，在14～20期呈現負響應。短期來看，農用化肥施用量對糧食產量有促進作用，但從長期看，化肥施用量的增長對糧食產量的影響不確定。

3）農村用電量對糧食產量的響應情況。從圖3c可以看出，糧食產量對農村用電量一個標準差新息的沖擊在第1期產生較大強度的正響應，在第3期達到最大程度的正響應，在4～9期糧食產量對農村用電量在正響應和負響應間波動，在10～20期表現出負響應。這一現象說明農村用電量對糧食產量的影響，從短期看以促進作用為主，從長期看則對糧食產量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4）流動人口比例對糧食產量的響應情況。從圖3d可以看出，流動人口比例給糧食產量新息一定的沖擊后，糧食產量在第1期立即做出最大的正響應，隨后在2～3期，正響應緩慢下降，在4～9期呈現負響應和正響應交替出現的情形，第10期往后趨于穩定。總體看，人口流動對糧食產量有促進作用，減少了人地矛盾，有利于土地集中經營，提升土地的邊際效益。

5）城鎮化率對糧食產量的響應情況。從圖3e可以看出，城鎮化率在給糧食產量新息一定的沖擊后，糧食產量在第1期做出負響應，隨后在第2期立即做出較強正響應，第3期仍為正響應，在4～9期正負響應交替出現，第10期往后趨于平穩。

3.3.4 方差分解 脈沖響應分析函數刻畫的是一個變量的沖擊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情況，而方差分解則將VAR模型的一個變量的方差分解到其他變量上，進而計算出其對各變量變化的貢獻度。檢驗LnGY作為因變量的方差分解見表1。

從方差分解表看出，LnGY在第1期只有自身對預測方差有貢獻，在第2期迅速下降到53.29%，隨后整體保持下降趨勢，大約在第11期左右，LnGY分解結果基本穩定。LnSA對LnGY有一定貢獻度，在2～5期保持在23%以上，大?s在第11期左右分解結果基本穩定。LnCF對LnGY有一定貢獻度，大約在第14期左右分解結果基本穩定。LnREPC對LnGY的貢獻度從第2期的15.81%上升到第9期的22.60%，隨后基本保持穩定。FPR對LnGY的貢獻度從第3期的4.71%迅速上升到第4期的18.02%，隨后大約在第7期左右分解結構保持基本穩定。UR對LnGY的貢獻度很低，始終未達到0.50%。

4 結論與建議

4.1 主要結論

綜合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短期來看，流動人口比例增加對糧食產量產生促進作用，主要是因為農村人口流動的增加有利于減緩人地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土地規模化經營，提升土地的邊際效益；另外可能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農業兼業化的現狀，對農業技術、新品種的推廣都有促進作用。但是城鎮化率對糧食產量的促進作用不明顯，說明在當前城鎮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城鎮化的推進是以占用耕地為代價的，這對提升糧食產量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雖然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對農業有更多資本、技術的投入，但是這種促進作用可能被耕地面積減少抵消，導致城鎮化對提升糧食產量的作用不明顯。另外，糧食播種面積、農村用電量和農用化肥施用量在短期內對糧食產量具有推進作用。

第5篇：流動人口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城”“鎮”化；市人口；鎮人口

中圖分類號：C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4-0003-09

一、導論

在中國，“城鎮”其實還是一個比較混沌的概念，其中至少包含著“城”與“鎮”兩層含義。但“城鎮”顯然應是一個組合詞，是“城市”與“鄉鎮”詞義的集合與重組。盡管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將人類聚落形態劃分為“城鎮”與“鄉村”兩種類型，卻似乎難以將“城鎮”內涵從“城市”概念中離析出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或許是因為遍布于鄉村腹地的“鎮”在一定程度上確已脫離了“鄉”和“村”的屬性與形態，初步具有了“城”的某些特質，因而可以將“鎮”納入“市”的范疇以“城”相待。此舉固然不無道理，但卻容易在認識上將“城市化”與“城鎮化”兩概念混為一談，這種概念混淆不僅長期存在于國內學術界，甚至也出現在政府的官方文本中。

在西方，“城”與“鎮”的含義本是涇渭分明的，“城”即City，亦即“市”，是以非農產業為主的人口聚居地，與傳統的農牧生產和鄉村生活方式形成鮮明的反差，其典型形式莫過于“都市”，英文叫Metropolis。同理，在英文中“鎮”的對應詞就叫Town，是指那些雖有“城”（City）的形態，但仍然與鄉村（Countryside）和農牧業保持著較緊密聯系的人口聚居地。兩相比較，如果說，城（City）是非農產業及非農人口的聚居地；那么鎮（Town）則可認為是農牧業區域中心，兩者內涵有別、層次不同。世界銀行關于中國的相關報告中，就是將“鎮”（Town）單列出來，視之為不同于“市”（Citv）和“鄉”（Countryside）的人口聚居類型。

如此看來，“城市化”作為一個泊來詞，在其對應的英文Urbanization中，顯然是關于“城市”（City）的表意，并無“鎮”（Town）的蘊含。“城鎮化”語境應是中國版的Urbanization，是本土化的“城市化”概念。

基于上述，我們認為，“城市”與“城鎮”分別指代社會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兩類城市化形態，前者已經明顯脫離“農業”產業主導和農村生活方式，是城市化進程的高級形態；后者作為城市化的初級形態，則依然與農業和農村聯系緊密，尤其對于處在城市化初始階段的“小城鎮”，則更與農業和農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獨具“鄉首城尾”特征的小城鎮顯然不宜與城市相提并論，兩者所顯現的人口學效應也不盡相同。

本研究擬根據人口普查設置的統計指標，將普查中設定的“鎮人口”從“市人口”和“鄉人口”中分離出來，視為小城鎮人口，并確立如下三個對應關系：①“鎮人口”指代小城鎮人口；②“市人口”指代城市人口（不包括鎮人口）；③“鄉人口”指代鄉村人口。據此劃分所做的分析，或許能為我們深入觀察中國城鎮化中的“市”“鎮”人口狀態及其互動關系提供一些新認識。

二、“市”“鎮”人口規模及其消長變化

人口規模作為反映既定時空條件下的人口狀態，是我們觀測區域人口數量及其變化的一個基本指標。城鎮化演進的一個觀察基準就是看人口規模的城鎮集聚狀態，因此，城鎮人口規模的持續增長及其占總人口比重的不斷提高，是城鎮化演進的具體表征。普查資料中的“城鎮人口”是由“市人口”和“鎮人口”兩部分組成的，在既定時空條件下，兩者存在此消彼長的互動關系，據此可觀察兩者在城鎮化中的消長變化。

首先，在全國人口城鎮化進程中，“鎮人口”規模增長快于“市人口”。全國“鎮人口”規模從2000年“五普”時的1.66億增長到2010年“六普”時期的2.66億，凈增了1億人，同期“市人口”規模從2.93億增長到4.04億，凈增1.1億。如此看來，在2000-2010年這十年間，中國市鎮人口規模絕對值的增長大體相當，但由于“市人口”基數近3億，遠高于“鎮人口”1.66億的同期值，因此，就市鎮人口規模變化的相對值比較，“市人口”增長幅度僅為38%，同期“鎮人口”增長幅度達到60%，表明這十年間“鎮人口”規模增長明顯快于“市人口”。

分省區觀察（見圖1），在“五普”至“六普”的十年（2000～2010年）間，全國及各省區“城”“鎮”人口增長呈現兩種變化態勢。

一方面，“鎮人口”增長幅度快于本省“市人口”的大多數是欠發達省區，共計22個。其中增長最顯著的河北省，十年間鎮人口規模從606萬增加到1719萬，凈增1113萬，增幅達183.66%，同期“市人口”僅增加289萬，增幅僅為25.13%，表明河北省人口城“鎮”化進程顯著快于城“市”化進程。“鎮人口”增幅超過100%的還有江西省（111.64%）、河南省（136.02%）、湖南省（127.68%）和青海省（105.36%）。另有山西、安徽、重慶、云南、陜西和甘肅等省區的“鎮人口”規模增幅超過80%。

另一方面，“市人口”規模增長超過“鎮人口”的有北京、天津、內蒙古、遼寧、吉林、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9個省區，尤其是天津和廣東兩省區的“市人口”增幅分別高達66.86%和73.13%，而“鎮人口”規模不增反降，分別下降20.22%和3.09%，這種市鎮人口增減的反差，表明這些省區的城“市”化進程快于城“鎮”化進程。天津和廣東兩省“鎮人口”增幅呈負值，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天津和廣東兩省區城市區域快速擴張，延伸到周邊的鄉鎮，因而將原來獨立存在的“鎮人口”囊括其中，就地轉變成為“市人口”，因此，才出現這兩個省區“鎮人口”減少、“市人口”增加的情形。

其次，在“五普”至“六普”時期，中國人口城鎮化率從36.92%提高到49.68%。這其中，由于“鎮人口”規模的增長速率快于“市人口”，促使中國城鎮化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鎮人口”占市鎮總人口的比重從36.21%上升到39.70%。意味著“鎮人口”對中國人口城鎮化的貢獻率上升，“市人口”則相應下降，因此，在2010年，中國城鎮人口構成中接近四成來自“鎮人口”。

分省區比較，大部分省區“鎮人口”占市鎮總人口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五普”時“鎮人口”占市鎮總人口比重超過50%的只有三個省區，即江西省（50.67%）、云南省（53.03%）和（56.86%）。“六普”時期“鎮人口”占市鎮總人口比重超過50%的省區增加到九個，即河北省（54.43%）、安徽省（52.37%）、江西省（61.52%）、湖南省（55.23%）、廣西（54.65%）、四川省（50.59%）、貴州省（52.82%）、云南省（60.37%）和（59.99%）。與此同時，有十個省區的“鎮人口”占比呈下降走勢，下降幅度最大的天津和廣東兩省區分別為11.29%和12.09%（見表1）。

三、“市”“鎮”人口聚居密度對比

城市規模的大小與城市功能的強弱之間存在較顯著的一致性，因而形成不同層次的城市人口聚居密度。一般來講，大城市與小城鎮比較，由于大城市強大的吸納能力與極化效應，單位面積內聚居的人口數量應多于小城鎮，因而其人口密度往往更高。但在當代中國，現實情形則并非如此。

本文依據城市（市區）和建制鎮（鎮區）的統計數據，對比觀察兩類聚居區域中的人口密度，有以下三點發現。

一是發達省區的城市（市區）人口密度低于欠發達省區。如表2所示，城市（市區）人口聚居密度列前三位的并非經濟發達的直轄市或沿海省區，而是陜西（6179人/km2）、黑龍江（5453人/km2）和新疆（4789人/km2）等經濟欠發達省區。這其實折射出當今中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偏向”——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

二是建制鎮（鎮區）人口聚居密度較高的省區多集中分布于東南沿海，上海市（6621人/km2）、重慶市（4716人/km2）分別列居第一、二位，另如山西（4094人/km2）、江蘇、海南、四川、福建等省區的建制鎮（鎮區）人口密度都在3000人/km2以上。這可能與東部沿海鄉鎮企業和市場經濟較為發達有直接關系。

三是大部分省區小城鎮（鎮區）人口密度高于大城市。如圖2所示，在全國31個省區中，只有14個省區的城市（市區）人口密度高于建制鎮（鎮區），其余17個省區的城市（市區）人口密度都低于建制鎮（鎮區）；而且觀察人口密度相對差可見，“市人口>鎮人口”的差值幅度顯著低于“市人口

四、“市”“鎮”外來人口構成狀況

在開放的空間格局下，城鎮人口增長可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城鎮自身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長”；二是城鎮轄區外來人口的“遷移增長”。按照當下中國城鄉人口統計標準，城鎮人口可由“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兩部分構成，但城鎮“常住人口”還可按戶籍屬性分為“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兩部分，前者就是傳統制度安排下的城鎮人口；后者則是當代市場經濟驅使下，來自于城鎮轄區以外的流動人口，其中絕大部分是來自于鄉村的農業人口，但是，“外來人口”作為流入城鎮的一部分鄉村人口，只有那些在城鎮連續居住滿半年（或離開原居住地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才被視同為城鎮的“常住人口”，納入城鎮人口統計（見圖3）。

根據“六普”數據，本文確認，市鎮總人口是由各自區域中的“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或稱“外來人口”）構成的，兩者之和就是城鎮擁有的實際人口規模。

通過觀察城鎮人口中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的構成，計算外來人口在城鎮總人口中的“分量”，即可發現，在2010年中國城鎮總人口中，外來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城市的外來人口占比接近30%，小城鎮外來人口占比雖然較低，也超過了17%。這表明在當代中國城鎮常住人口構成中，并不全是戶籍人口，其中包括相當比例的外來（非戶籍）人口。

分省區觀察可見，在“市人口”層面，外來人口占比超過三分之一（33.34%）的省區包括北京、廣東、上海、福建、浙江、海南及內蒙古7省區，其中大多是經濟社會較為發達的東部及沿海省區，外來人口占比不足五分之一（20.00%）的省區只有黑龍江一省；相較而言，小城鎮集聚的外來人口顯然較少。如表3所示，在“鎮人口”層面，外來人口占比超過1/3的省區只有北京和上海兩個直轄市，而外來人口占比不足1/5的省區卻多達22個。這種市鎮外來人口占比的差異說明，經濟社會越發達的地區，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越大，其占比也就越高。

五、“市”“鎮”流動人口分年齡、分流向對比

年齡是影響個人遷移行為的一個主導因素。一般情況下，青壯年人口總是比少年兒童和老年人口更具流動性，但不同的聚居環境也會影響人們的遷移流動取向。在此，我們依據2010年“六普”數據，以“鎮人口”和“市人口”為對象，觀察比較兩個聚居層面（居住在本鄉鎮街道，戶口登記地在外鄉鎮街道）情況的遷移流動人口（參見圖4和圖5），發現如下兩個特點。

一是全國“鎮人口”層面的遷移流動顯著偏向于省內，省內遷移（占75%）遠遠超過省際遷移（僅占25%）。同期在“市人口”層面，省內遷移與省際遷移大體上對等，省內遷移（占56.38%）略高于省際遷移（43.62%）。這表明，人口遷移流動的空間距離與聚居于其中的城鎮規模相關，城鎮規模越小，人口的遷移流動距離越短；反之，城鎮規模越大，人口遷移流動的距離就越長。

二是“鎮人口”層面的省內遷移人口年齡結構比“市人口”層面年輕。如圖4顯示，在“鎮人口”層面，“六普”時15～19歲組省內遷移人口占比尤為凸顯，其次是20～24歲組，兩個年齡組人口合計，占到鎮總遷移人口的25%；同期省際遷移占比最高的人口集中在20～24歲組，但也不過4.37%，其值僅與省內遷移10～14歲組和45～49歲組相當。可見在“鎮人口”層面，省內遷移不僅主導著人口遷移流動取向，而且遷流人口的年齡相對較為年輕。

圖5顯示的是“市人口”層面的年齡別人口遷移流動格局，與圖4“鎮人口”比較，遷移人口的年齡結構在省內遷移與省際遷移之間的分布較為均衡，人口遷移行為主要發生在20～24歲組，省內遷移略強于省際遷移。其中只是在15～19歲組，仍然表現出省內遷移顯著高于省際遷移的偏向，由此加強了省內遷移人口的年輕化格局。可見，在以“鎮人口”統計的小城鎮流動人口中，鎮流動人口具有年齡結構較輕、遷流距離較短的特點。

六、結論及啟示

人口城鎮化是當今世界范圍內的一場深刻變革，亦是當代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一項重大實踐。城鎮化演進的一個顯見標志就表現為既定區域的人口集聚。不同層次的城鎮形態蘊含著不同的人口集聚效應，本文通過對普查數據的觀測分析，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其一，總體觀察，在21世紀的頭十年間，雖然中國“鎮人口”規模凈增長低于“市人口”，但中國“鎮人口”規模的增長速率明顯快于“市人口”，由此促使“鎮人口”在中國城鎮總人口中的占比提升了近3.5個百分點。這或許意味著，在經過20世紀90年代小城鎮發展的低迷階段后，中國小城鎮人口集聚再次呈現的增長走勢，預示著新一輪的城鎮化有可能在小城鎮層面展開。

其二，“五普”至“六普”這十年間，中國城鎮化水平呈現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鎮人口”對中國城鎮化的貢獻率接近40%，表明小城鎮人口在中國城鎮化的人口格局中占有四成的分量。尤其是廣大欠發達省區小城鎮人口的加速集聚，助推著中國人口的城“鎮”化進程。可以預見，伴隨國家產業布局的調整和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實施，人口城鎮化中的小城鎮“分量”還有可能進一步加碼。這種格局變化有助于糾正“大城市”偏向，也印證了新近一份相關研究的觀點：“中國人口城鎮化空間形態將由東部、大城市為主向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分散轉變”。

其三，無論是普查年的時期縱向觀察，還是分省區的橫向對比，也無論是城鎮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構成變化，都表現出城鎮化進程與區域經濟發展程度呈正相關變化的關聯性。這再次提示我們，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總是與不同的城鎮化水平相對應。人口城“鎮”化作為城“市”化的初級階段是由鄉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主導的。因此，人口城市化的初級階段就是以人口的城“鎮”化為主導的過程。這就需要我們在辯證認識和適時推動人口城鎮化進程的前提下，根據不同省區的發展條件，既要積極創造條件，加速推進城鎮化進程；又要避免拔苗助長，片面追求城鎮化的“一步到位”和“貪大求洋”，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促使區域城鎮的健康發展。

其四，據年齡結構觀察，“市人口”的老齡化程度比“鎮人口”和“鄉人口”都低，這似乎背離現代化和城鎮化對區域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規律，但其實不然。眾所周知，在當今中國鄉城人口大規模流動的現實情形下，大量鄉村青壯年人口涌入城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鎮人口年齡構成的“老化”程度。結果是，分省區觀察可見，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與人口城鄉結構“城鎮化”之間的變化關系并不一定同現，而且必將伴隨區域間人口流動的方向與強度而發生變異。

其五，人口聚居密度的高低變化取決于地域面積與聚居人口兩者的互動結果。當地域面積擴張快于區域人口增長時，就會降低人口聚居密度；反之則將提升人口聚居密度。當代中國小城鎮人口密度高于大城市，欠發達省區高于發達省區的現實表明，小城鎮的人口聚居能效比大城市好。這提示我們，城市規模的大小并不一定與人口集聚密度的高低直接關聯。在國土資源約束條件下，健康的城市化應該注重地域面積擴張與聚居人口增長兩者之間的協調一致，尋求空間城市化與人口城市化之間的高效組合。

最后，研究發現，城鎮規模大小與人口流動空間距離存在較為顯著的相關性，與省會城市或中心城市比較，中小城鎮規模明顯偏小，所以“鎮人口”流動以短距離的省內流遷為主，而長距離的跨省流動人口主要發生在“市人口”層面。尤其是在京津滬、浙江和廣東等省市，跨省人口流動更占據主導。這表明，不同的聚居環境也會影響人們的遷移流動取向，聚居在發達省區或中心城市的人口，由于信息更暢通、眼界更開闊，因而比聚居在邊遠省區和中小城鎮的人口表現出更強的流動意愿和更大的流動空間。

參考文獻：

[1]Brunt，B，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2ed[M]，Dublin：Gill&Macmillan，1997.

[2]World Bank，China Small and Medium Towns Overview[R]，2012.

第6篇：流動人口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農民工；市民化；測度方法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3月13日

一、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的概念界定

（一）新生代農民工。張雨林（1984）首次提出“農民工”這一詞匯，隨后“農民工”這一詞匯廣泛地被社會各界所使用。王春光（2001）認為農村流動人口已經出現代際間的變化，不僅在流動動機上存在著很大差別，而且在許多社會特征上也差異明顯，從而提出了“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概念，認為其有兩層含義：一是年齡在25歲以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外出務工經商、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在社會閱歷上有著明顯的差別；二是他們不是第二代農村流動人口、而是介于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過渡性的農村流動人口。劉傳江、徐建玲（2006）則基于兩代農民工在社會經濟背景以及各自文化、觀念及行為上差異，從人口學和經濟學視角出發提出了“第二代農民工”的概念，認為其是相對于改革開放后于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從農業和農村中流出并進入非農產業就業的第一代農民工而言，具體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開始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研究報告》用年齡作為劃分標準，將其定義為1980年以后出生、16周歲以上的青年農民工。雖然學者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上存在著差異，但絕大部分學者認同其是出生在20世紀八十年代后，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為特征的城市務工農民。

（二）農民工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市民化”指農民、外來移民 （城市農民工）等獲得作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權利（市民權）過程，如居留權、選舉權、受教育權、社會福利保障等。這些均可以被認為是國家、政府相關聯的技術層面上市民化過程。廣義“市民化”指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借助于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使現有傳統農民在身份、地位、價值觀、社會權利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轉化，以實現城市文明的社會變遷過程。這些是與國家、政府相對應的社會文化層面上農民市民化過程。

二、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測度

目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的市民化程度如何，采取什么方法和指標體系進行測定，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研究的難點和重點。這個問題的研究文獻相比其他問題的研究文獻而言不是很充分。構建一套全面、準確測定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標體系相對比較困難。現有的文獻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劉傳江和王桂新兩個學者的研究。

馬用浩等（2006）認為完整的農民市民化是廣義上的農民市民化，相應的指標體系應包括人口素質、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社會權利、生活質量、社會參與等內容。但該文并沒有進一步構建指標體系并進行實證分析。劉傳江等（2008）構建了一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測度指標體系，其中農民工個體市民化程度的綜合指標由個人素質、收入水平、城市中居住時間和自我認同這四者的幾何平均數構成，結果顯示武漢市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為50.23%。王桂新等（2008）從微觀主體角度對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進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設立了一個指標評價體系，包括：居住條件、經濟生活、社會關系、政治參與和心理認同等5個維度。研究表明，在5個度量農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中，居住條件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為61.5%，經濟生活、社會融合和心理認同是農民工市民化的3個重要維度，而政治參與維度的市民化水平最低。但是，該方法的工作量相對較大，而且5個維度的權重賦值相等，這點有待商榷。

劉傳江等（2009）采用層次分析法，分別從生存職業、社會身份、自身素質、意識行為四個方面設計指標體系。通過專家賦值測得各個指標的權重分別為：0.558、0.258、0.096、0.096，這避免了王桂新等（2008）各個指標權重均等的缺陷。他們測得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為45.53%，第一代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為42.03%，并利用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對農民工市民化程度進行了評價。

周密等（2012）采取需求可識別的Biprobit模型估計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程度，用新生代農民工具有市民供給的條件下具有市民需求的概率表示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取決于兩方面的因素：（1）市民需求，即農民工有能力在打工城市定居的市民意愿；（2）市民供給，即打工者所在城市給予其市民身份。

三、不同測度方法比較

（一）幾何平均方法。幾何平均法最早由劉傳江等（2008）采用，該方法采用微觀調研數據，通過市民意愿與市民能力的幾何平均值測得農民工群體的市民化程度。第一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為31.3%，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為50.23%。

（二）指標評價體系法。王桂新等（2008）運用指標評價體系法對上海市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進行了測度，他們構建了城市農民工市民化程度評價指標系統，分別從居住條件、經濟生活、社會關系、政治參與、心理認同5個方面進行了評價，分別賦予每個指標的權重為0.2。結果顯示，上海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達到53.9%。該指標評價體系法的工作量較大，而且賦予權重的主觀性較強。該方法測度的農民工市民化程度低于周密測度的市民化程度，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測度的農民工群體包括了上一代農民工，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是要高于上一代的，而且上海地區的生活成本較高，市民化程度低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AHP層次分析法。根據劉傳江（2009）的研究結論，他們采用層級分析法（AHP）對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進行了測度，他們選擇了四個方面的指標，分別是：（1）生存職業指標；（2）社會身份指標；（3）自身素質指標；（4）意識行為指標。這些指標的數值都是在0～1之間，能較清晰地體現農民工朝著市民目標轉變的進度，當其達到1的時候，便可判斷農民工市民化的實現。

（四）需求可識別的Biprobit模型。周密（2012）采用需求可識別的Biprobit模型測度了余姚和沈陽兩地區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測得的余姚和沈陽兩地區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別為62%和81%。

周密的模型令y*s代表農民工市民供給意愿的隱含變量，ys代表農民工是否愿意供給的決策變量；y*d代表農民工市民需求意愿的隱含變量，yd代表農民工是否愿意定居城市的決策變量；X1為影響農民工市民需求的解釋變量，X2為影響農民工市民供給的解釋變量。假設ε1和ε2服從聯合正態分布，建立聯立模型。

四、結束語

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的測算研究還處于初期階段，研究還比較薄弱，全國范圍內農民工市民化程度如何？怎么選擇更客觀指標評價體系來測定其市民化水平？哪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其市民化進程中政府、社會機構、個人等不同層面宏觀和微觀主體應各自采取怎樣的對策？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深入的開展相關研究。

主要參考文獻：

[1]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市整合的關系.社會學研究，2001.3.

[2]馬用浩，張登文，馬昌偉.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問題初探.求實，2006.4.

[3]劉傳江，程建林.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現狀分析與進程測度.人口研究，2008.5.

[4]劉傳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第7篇：流動人口的含義范文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質的重要舉措，計劃生育與人的文化素質是緊密聯系的，只有人們的文化素質提高了，能夠充分認識到實行計劃生育的重要性了，計生工作才會發生質的飛躍。在鄉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計生辦站干部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積極投入到“兩基”工作，把“兩基”工作融入到計生工作中，充分利用工作職能認真開展“兩基”工作，為“兩基”工作添磚加瓦，以盡快實現“兩基”目標。現將其工作情況匯報如下：

一、大力宣傳“兩基”知識，讓廣大群眾充分認識到實現“兩基”目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們充分利用人口計生工作點對點的宣傳優勢，每走到一戶，在宣傳計劃工作的同時，把“兩基”知識融入其中，向群眾講解兩基的基本含義、兩基包括的內容、在兩基工作中每個人要注意些什么問題，應該做哪些工作等等知識，特別是對于有適齡兒童的家庭，反復宣傳，動員其及時送子女到學校入學，對于厭學情緒嚴重有輟學可能的學生，就耐必細致地做其思想工作，必須好好念書，對于輟學到外打的學生，我們就給其父母下定硬任務，在規定時間內必須返回來入學，如果不返回，計劃生育的有關證件一律不給辦理。在人口學校，我們開設人口計劃生育專題講座，安排專人進行授課，使群眾充分認識到教育和計劃生育的重要性。

二、兌現有關優先優惠政策，切實為計生戶的子女入學排憂解難。

在人口計生工作中，我們總是把“兩基”工作放在首位，與兩基有關的工作，我們先做，與兩基有關的優先優惠政策我們先兌現。對于全鄉的獨生子女家庭和兩女結扎家庭實行幫扶，對于子女讓學有困難的，實行支助；對于積極送子女上學的已婚育齡婦女夫婦，列入計生“三結合”幫扶的重點對象；對因子女都在上學，因勞力有限忙于農業生產而未能及參加婦檢或手術的對象，我們計生辦一律免于處罰或從輕處罰；對因送子女上學造成家庭經濟困難的計生戶，在辦理計生證件時，一律免費。我們的多項優先優惠措施，為育齡群眾自覺支持兩基工作起到的一定的作用。

三、積極配合學校，認真清理輟學外出的務工青年，返鄉繼續完成學歷。

我們根據流動人口管理的有關規定，對于還沒有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就外出務工的青年進行認真的清理，通知其父母把子女叫回來上學，如果在規定時間內不回來的，一律停辦該戶成員的一切計生證件，并且還通過全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信息交換平臺，通知流入地對其子女清查有關證件。對于子女及其父母都流出，而子女沒有入學的家庭，我們嚴格實行“三代”人員責任追究制，對在家代看房屋、代耕土地的相關人員遞發通知，限期將流出適齡入學青年通知回來上學。

四、積極配合，主動參與，搞好文化戶口登記和核對工作。

第8篇：流動人口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城鎮化 人口遷移 勢場

城鎮化是當今世界上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1867 年西班牙工程師塞羅達在《城鎮化基本理論》一書中首先使用了 urbanization 的概念。Tisdale（1942）就認為城鎮化概念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由農村到城市的集中過程，表現為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城鎮化導致了大量的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中。

在國外，很多時候，人口遷移（migration）和人口流動（mobility）的含義是相同的，但是我國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人們經常居住地發生了改變，此時戶籍變化的，稱之為人口遷移；戶籍不變化的，稱之為人口流動。本文中遷移和流動含義相同。與我國相比較而言，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行的比較早，國外對人口遷移做了很多的研究，這些理論主要有：推拉力理論。英國統計學家E.G.Ravenstein 1889年提出了人口遷移七大法則，其中經濟動機是遷移的主要因素。1966年，E.S.Lee提出了影響人口遷移的四個因素：原住地的因素、遷入地的因素，中間阻礙因素以及遷移者的個人因素四種。逐步形成了人口遷移的“推拉力”理論（push-pull theory），說明了人口由農村向城市遷移受農村內部推力和城市拉力兩種力量同時作用的影響。二元經濟理論。劉易斯（Lewis）（1954）提出了二元經濟理論，認為勞動力遷移是邊際收益率高低所導致的。1961年費景漢（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建立了拉尼斯-費模式（Ranis-Fei model），他們認為農業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的先決條件是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了農業剩余。但隨后，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于1969年提出“托達羅模型”，認為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是期望獲得收益，城鄉預期收入差異的擴大是農村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人力資本理論。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認為人口遷移是一種投資，所形成了人力資本，遷移發生與否，取決于遷移成本（cost）與效益（utility）的比較。物業學視角。國內外也有人以物理學視角解釋人的行為，指出了人的行為同氣體和流體之間具有顯著的可比性。Lewin（1951）認為社會場中的各個社會作用力是行為變化的操眾者，Schwind（1975）提出人口遷移的流場理論。我國的肖周燕（2010）從人口遷移勢能的角度嘗試對人口遷移進行了解釋。

目前，我國處于新型城鎮化快速進程中，大量的農村人口遷移到城鎮中來。根據以往的人口遷移理論，本文引入物理學中的“勢”，首次提出“人口勢場”、“人口勢差”等基本概念，并把“勢”理論運用到人口遷移中去，以期以新的視角更深入地理解人口遷移問題。

人口勢差與人口遷移

物理學中，當某一能量場與位置有關系時，通常就可以把它稱為一種“勢”。自然界的物體都有自發地從高勢向低勢運動的趨勢，物體的運動來自于能量差，社會中人口的遷移也不例外。本文中把人口與促使人口運動的能量以及人口所在的位置聯系起來，提出“人口勢場”的概念。當某一地區的富余勞動力聚集時，這一地區就處于人口勢場的高勢位，而當某一地區的勞動力短缺時，這一地區就處于人口勢場的低勢位，富余人口具有自發地從人口勢場的高勢位向低勢位流動的態勢。

我國長期存在著農村和城市之間的二元經濟差別，這種二元經濟的差別即是勢差的客觀表現形式，任何群體，越不平衡，變化的勢能就越大，張福墀（2001）指出“勢”是力的內隱形態。勢差的存在使生產要素產生流動，其中經濟性勢差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楊滿社，1994），主要表現為收入差異。托達羅（Todaro，1969）認為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市的遷移行為是由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決定。預期的城鄉收入則等于未來某年的預期實際收入與就業概率的乘積。設Yu（t）為城市的收入水平，Yr（t）為農村的實際收入，Pt為勞動者在城市部門就業的概率。則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的數目為：

其中，f？）>0進一步考慮遷移成本，則遷移行為取決于凈收入V（0），V（0）代表遷移者計劃期內預期城鄉收入差異的凈貼現值。

這里r為貼現率，C（0）為遷移成本。若V（0）>0，則遷移者愿意流入城市。

在人口遷移過程中，除了以上收入差距等經濟勢差之外，還受到了原住地、遷入地、個人以及中間阻礙物等因素的影響，在城鄉社會系統里面，遷移者都受到吸引力、斥力兩種力量的影響，所產生的合力促使遷移者發生遷移行為。每個遷移者的合力都有所不同，故遷移路徑也不盡相同。

不論居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有利有弊，弊即對遷移者產生推力，推動其離開居住地，利即產生引力，吸引其留在居住地。見圖1，圖中“+”表示引力，“-”表示推力。在農村，有更多的推力“-”，導致了大量富于勞動力，處于勢場的高勢位，城鎮里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有更多的吸引力“+”，處于勢場的低勢位。“”表示富于勞動力由高勢位向低勢位流動。遷移過程中，存在一些障礙因素在阻擋著遷移。

我國正處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大量人口由農村流入城市。農村、城市的吸引力和推力見表1。

針對目前我國的人口遷移現象，大量學者進行了廣泛的研究。李強（2003）指出城市收入高、外出見世面是導致農民外出的前兩位因素，同時指出戶籍是影響人口遷移的最大制度障礙。王敬賢（2011）認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內在動因之一就是存在經濟勢差，并把經濟勢差分為產業勢差與地域勢差。勵娜等（2008）發現我國城鄉人口遷移主要是受到收入差距的驅動。王德文等（2008）指出培訓有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的遷移。

綜上所述，如果以物理中的重力勢能來表示人口勢能，則人口勢能公式：Ep=mgh。這里m表示遷移者，g表示環境，主要是指遷移者所處環境，包括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條件、市民化程度及融入障礙等等。h表示經濟勢差，由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來表示。這里可以用h上面的V（0）表示。

如果農村中收入低富余勞動力多的為人口勢場高勢位，則城鎮中收入較高勞動力短缺的為人口勢場低勢位。由于勢差的存在，則有勞動力由高勢位向低勢位流動的趨勢。物理學中，重力勢能轉化為動能過程中，如果存在空氣摩擦力，則有勢能消耗，同樣人口勢能的轉化中亦受到障礙因素的影響消耗能量，影響遷移效果。合理有序的人口流動是目前我國城鎮化的重點。

我國人口遷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

城鎮化格局不完善，人口勢場高低不均衡。由于目前我國城市與鄉村的發展不平衡，產生的經濟勢差很大，大城市統治支配著城市布局。由于大城市存在著大的規模經濟，收入較高，勞動的供給彈性也較大，導致很多人涌入到大城市中，導致許多城市基礎設施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而許多中小城市、小城鎮產業弱，城市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格局不完善。

障礙因素多，勢能轉化過程中消耗大。遷移過程中，存在大量的障礙因素，削弱了遷移的效果。障礙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這些使勢能轉化過程中消耗大。主要使城鄉資源不能自由流動，無法進行優化配置，農民的資產無法正常市場化，無法依靠資產的交易、轉換和流動滿足其工作、就業、就醫、就學等方面的需求；遷移者無法同城市人享有同等的教育、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最基本的保障；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會導致遷入者生活成本大，無法承擔較高的房價。

遷移者自身素質低，勢能小。目前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自身人力資本存量小，素質普遍偏差，學歷較低，掌握的技能偏少，城市生存手段少而單一等問題。在他們遷移到相對發達的城鎮中，面臨著職業、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轉變和適應，無法融入到城鎮中，將來這些人由于年齡等原因，往往會返回居住地。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人口遷移管理措施

實現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村人口勢場。促進人口遷移，就要解放農村人口。推動農業技術進步、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效率的提高，實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解放束縛在土地上的大量農村勞動力，提高農村人口勢場，增強農村人口推力，推動農業富余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為城鎮產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

推進新型工業化，使城市人口勢場進一步降低。工業化是城鎮化進程的核心驅動力。我國將走向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生產方式的變革、城鎮規模經濟的增強、技術的進步將會導致城鎮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不僅為城鎮化提業支撐，優化產業結構，增加就業機率，吸納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還能使城鎮居民收入上升，增強城市的吸引力。

城鄉一體發展，促進經濟平衡，減少城鄉人口勢差。要把城鄉作為一個整體，統籌城鄉的物流、人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促使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促進城鄉在規劃建設、產業發展、市場信息、政策措施、生態環境保護、社會事業發展的協調融合發展，改變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經濟和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城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體化。

完善制度建設，降低遷移障礙，提高“勢能”轉化效果。在遷移過程中，存在了阻礙人口遷移的許多制度因素，例如：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房制度、金融制度等。這些制度影響了城鄉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與配置，制約了人口的進一步遷移。因此，要完善制度建設，降低遷移的障礙因素，進一步提高城鎮化的質量。

提高個體人力資本素質，建立統籌城鄉的就業管理及服務體系，增加遷移者人口勢能。城鎮化中，人力資本素質是能否順利遷移的很重要的因素。人力資本素質高的能順利進入城市，獲得收入也較高。因此，要加強對農村勞動力及城鎮中流動人口的的教育支持力度，加強技能培訓，多渠道提高遷移者的素質，增強其在城鎮中的適應性。還要提高遷移人口的就業概率，因此，要建立統籌城鄉的就業管理及服務體系，積極鼓勵和吸引農民落戶扎根城鎮，努力促進農民充分、穩定、體面就業。

促進鄉鎮企業發展，發展中小城鎮，形成新的“人口勢場”洼地。新型城鎮化要探索“就地城鎮化”模式，既要大力發展中小城鎮，又要促進鄉鎮企業發展，形成新的“人口勢場”洼地，吸引農村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小城鎮成為當地農村的經濟、文化中心，并且成為商品的生產地和集散地，條件成熟時，可以撤縣變市，甚至“強鎮擴權”。

參考文獻：

1.張福墀.管理造勢論[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

2.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3（1）

3.王敬賢.現階段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4.勵娜，尹懷庭. 我國城鄉人口流動的驅動因素分析[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38

5.王德文，蔡 ，張國慶.農村遷移勞動力就業與工資決定：教育與培訓的重要性[J].經濟學季刊，20087（4）

第9篇：流動人口的含義范文

作者簡介：高一飛，女，南方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講師，醫學人類學博士，主要從事醫學人類學、醫學人文學研究。

摘要：本文通過援引廣闊真實背景下的論據，從醫學人類學和社會醫學視角出發，論證和歸納了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之間至少存在三種關系：第一，同源性，即被相似甚至相同的社會張力和社會結構驅動；第二，直接相互作用，即人口流動過程中的宏觀、中觀、微觀因素會增加具體情境的艾滋病風險、社會易感性和脆弱性；第三，更微妙的間接相互影響與聯系，即二者相互交織產生的一系列社會效應分別反作用于艾滋病防治與人口流動問題。

關鍵詞：人口流動；艾滋病傳播；醫學人類學；社會醫學

中圖分類號：C913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4）06-0089-06

關于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的關系，學術界存在兩類不同觀點。主流觀點認為人口流動推動了艾滋病傳播，流動的人口既是有更大機會接觸傳染源的易感人群，也是流動的傳染源。[1]（P259～267）其指導下的艾滋病防治實踐雖然產生了短期的效果，但被認為無法觸及和改善促成艾滋病傳播的社會、經濟、政治因素，是治標不治本的短視行為，[2]（P177～185）在長期內更可能產生其他負面效果。另一類觀點，試圖從其他視角尋找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之間的雙向和復雜關系。比如，遷移性務工者更有機會接觸艾滋病防治的知識、工具及公共衛生服務，有利于降低感染風險。[3]（P753～754）艾滋病感染也可能導致人口流動，得知自己患病后，身處異鄉的感染者或病人往往希望回到家鄉度過臨終階段。[3]這些事實提示，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的聯系比單純因果關系更復雜，但由于觀點分散、證據零散，這類觀點獲得的關注不多，沒能對艾滋病防治實踐產生切實影響。本文從醫學人類學和社會醫學視角出發，嘗試尋找一種有較強解釋力和實踐意義的分析框架，盡量全面地理解、探究和審視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的關系。

一、人口流動與艾滋病 “形影相隨”的原因

如果將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分別視為兩個社會問題，放到宏觀的社會、經濟、政治場域中去理解，就會發現二者受到相似的社會張力影響。

（一）艾滋病是“獲得性權力缺乏綜合征”和“獲得性金錢缺乏綜合征”

1. 世界體系內的“獲得性權力缺乏綜合征”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估計，全球3500多萬感染者和病人，超過90%居住在發展中國家；約70%的感染者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近年來，95%的新增感染者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4]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艾滋病流行與其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所處的弱勢地位不無關系。它們大部分有被殖民的歷史，民族獨立之后經濟上和政治上仍極度依附歐美。

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為例，以時斷時續的局部沖突為主要特征的“低強度戰爭”被認為是推高當地艾滋病風險的重要誘因。[5]戰爭導致經濟長期停滯，徹底摧毀公共基礎設施，造成武裝力量頻繁穿越居民區、匪盜橫行、大規模難民遷徙、強行征兵、鄉村普遍凋敝等社會動蕩，增加了商業性和多性伴的發生。同時，由于醫療衛生服務癱瘓，艾滋病預防知識和干預無法到位，性傳播疾病蔓延，大大增加了感染風險。[6]（P443～456）除了前南非種族隔離政府以外，以美國和西歐為首的發達國家是挑起低強度戰爭的反叛勢力的主要政治和經濟支持，為的是促進它們在南非大陸和世界體系中政治目的的實現。

再以除古巴以外的加勒比海地區為例，這里是僅次于非洲的最為嚴重的艾滋病傳播地區。海地、牙買加、特立尼達、多巴哥、巴哈馬等國家自15世紀起就是西方殖民者經濟掠奪和政治壓迫的中心之一。由于農業被摧毀、資源被耗盡，這一地區經濟結構脆弱，民族獨立后，仍處在一系列新殖民主義政策壓迫下，最終淪為歐美人的廉價休閑勝地。大批破產農民從農村涌向城市，不得不以向游客提供商業性為生。流行病學報告表明，艾滋病病毒正是通過旅游業從美國傳入專為歐美游客提供服務的紅燈區，[7]（P261）并因當地缺乏有力的疾病預防與控制系統而迅速蔓延。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艾滋病肆虐是國際和世界體系中政治、經濟霸權的直接后果與反映。在國際政治中缺乏政治經濟權力是艾滋病在當地蔓延的推手，艾滋病也是“獲得性權力缺乏綜合征”。[8]

2. 局部地區的“獲得性金錢缺乏綜合征”

從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來看，也是社會底層的最貧困人群和社區首先受到艾滋病侵害。

以中國為例，1989年國內首例艾滋病病例發生在經濟不發達、少數民族聚集的云南省西部偏遠地區，此后大部分新增感染都出現在云南、廣西、四川等西部不發達省份。2004年，又在河南、安徽等中部經濟欠發達省份發現了大批因既往非法賣血感染的農村貧困人口。[8]截止到2011年，中國758%的感染者集中在云南、廣西、河南、四川、新疆和廣東省，其中前5省均為經濟欠發達省份，從感染的比例來看，受害最嚴重的是少數民族、農民和城市中的貧困人口。[10]這樣的分布絕非偶然，研究發現，無論是少數民族地區靜脈吸毒傳播、城市商業性傳播，還是非法賣血傳播，貧困所致的艾滋病高危行為是最顯著原因。[8] [11][12][13][14]

在美國，城市貧民區和少數族裔聚居區是艾滋病高發地。研究者分析紐約艾滋病分布情況發現，社會政策改變（如，公共服務的撤銷）所引起的貧民區社會組織喪失是艾滋病高發的主要原因，這個過程被稱為“城市荒漠化（urban desertification）”，指的是由于歧視性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中形成有如荒漠一般，政治和經濟上極度匱乏的公共服務覆蓋“盲區”[15]（P801～813）（Wallace，1990）。美國的少數族裔社區（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常常面臨貧窮、高失業率、無家可歸、擁擠居住、營養不良、有毒環境、基礎設施老化、衛生保健不均等威脅健康的狀況，艾滋病也是其中之一。僅占美國總人口28%左右的非洲裔和拉丁裔人口，卻構成了近一半確診的艾滋病感染。[16]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研究也發現，處于社會底層的女性、[17]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少數民族[18]、移民和少數族裔[19]（P72～114）、街頭流浪兒童[20]（P294～311）往往最先受到艾滋病風險威脅。他們中有的因貧困和缺乏其他生存技能而不得不從事高風險職業，有的因缺乏受教育機會、處于劣勢地位而沒有自我保護知識和能力，有的由于政策性歧視處于公共健康服務覆蓋之外，還有的受社會歧視和排斥。社會經濟地位低微是形成他們易感性的直接原因。在一個社會中，艾滋病是一種源于社會經濟弱勢的疾病，是“獲得性收入缺乏綜合征”。[21]

（二）為了“更好的生活”而流動

自愿人口遷移和流動的根本動因就是追求生活條件的改善。[22]流入地（或目的地）的有利于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形成“拉力”；流出地（或故鄉）的不利的生活條件形成“推力”，[23]（P47～57）一拉一推兩股力量驅動了所有的人口流動。經濟發展不均衡及貧困所形成的推拉作用尤為普遍和顯著。

以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為例。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城鄉實際收入差距日益加大，[24]農村凋敝和貧困日益突出，[25]農村人口為了尋求收入更高、更體面的就業機會流向城市，這一現象在全球范圍內（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都極為普遍。中國的農民工大潮就是典型例子。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開端，伴隨限制城鄉人口流動的政策放開，形成了一股龐大的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務工的潮流。中國的主要貧困人口集中在農村，農民工流動的根本原因就是農業收入太低。[26]由于耕地面積不足，農業收入得不到基本保障，據統計，全國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人均08畝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27]（P2）再加上工業化發展進程中長期存在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造成農業人口社會、經濟、政治地位較城市人口偏低，一般城鎮居民實際收入至少是農村居民的35倍以上，經濟發達大城市和經濟特區與農村收入差異甚至高達5-10倍。[28]經濟因素的強大驅動還明顯體現在人口流向上，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等中西部經濟欠發達省份是超過2/3的跨省流動者的故鄉，而廣東、浙江、北京、上海、江蘇、福建等東南部經濟發達和沿海地區的城市吸納了超過2/3的跨省流動人口。[29]前往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務工確實改善了農民工的經濟收入，他們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提高，一部分農民工甚至在故鄉獲得了中上層社會地位。[30]然而，他們在城市社會仍處于最底層。[31]

分別審視人口流動和艾滋病傳播兩個現象，就會發現，它們的根源于且反映著相同的社會關系的“疾病”。所以，二者雖然看上去“形影相隨”，卻不是“形（原因）”與“影（結果）”的關系。更確切地說，它們都是“影”――都是類似的社會問題所投射的陰影。也因此，人口流動和艾滋病的傳播常常同時發生，并被同時觀察到。

二、當艾滋病傳播遇上人口流動

（一）人口流動本身并不意味著艾滋病傳播

認為人口流動推動艾滋病傳播的觀點，其實是認為流動者直接參與了艾滋病病毒傳播。如果是這樣，那么在流動者輸入地――他們的主要生活和務工地，應該觀察到更高的艾滋病感染率。同時，流動者輸出地的艾滋病感染也應該是由返鄉的外出務工者“帶回來”的。然而，事實并不盡然。和世界其他地方類似，中國疫情感染情況最為嚴重的云南、四川、廣西壯族自治區等省份，均為流動務工人員的主要輸出地。[10]在勞工力大量輸出的非洲農村，調研夫妻感染狀況不一致（只有一方感染）的家庭，發現1/3的家庭是留守的農村婦女首先感染了艾滋病，而他們外出務工的丈夫還沒有感染。[32]（P2245～2252）男性外出務工者的妻子由于與伴侶長期分離，缺乏社會的、性的、經濟的、情感的支持，而尋求短暫或者長期的婚外伴侶，是導致感染的主要原因。[33]（P570～575）

人口流動現象確實可作為艾滋病風險警示信號之一，但并不是因為流動本身導致了艾滋病傳播，而是因為促成人口流動的社會、政治、經濟動因也會推動艾滋病傳播。處于社會、政治、經濟相對弱勢的群體，企圖通過流動和遷移改變劣勢、改善生活狀況。“推、拉”他們流動的不平等的社會、政治、經濟關系，同時也是增加和影響社會中艾滋病傳播風險的因素。

（二）流動過程的情境因素加劇了社會易感性

人口流動和艾滋病傳播之間也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最顯而易見的就是人口流動過程中的多層面情境因素加劇了艾滋病社會易感性和脆弱性。[5][34]（P65～80）[35]（P142～151）[36]（P1297～1307）

從宏觀的政治經濟層面來看，流動者的社會經濟地位低下，在輸入地的社會缺乏話語權和政治影響力，無法在公共服務決策中表達訴求，所能享受的公共衛生服務保障差、覆蓋少，是社會中艾滋病病毒容易突破的薄弱環節。從中觀的社會結構層面來看，流動者遠離出生和成長的社會環境，脫離了熟悉的社會結構、價值觀和約束體系，輸入地對其而言又缺乏社會凝聚力和歸屬感，社會控制和家庭控制對行為的約束銳減，客觀上增加了高危行為發生的可能。[37]（P1098～1101）同時，由于缺少社會支持和社會資本，流動者缺乏社會心理資源來應對流動過程和輸入地歧視性政治經濟環境所造成的特殊生活壓力，非常脆弱。從微觀的個人層面來看，艱辛的流動過程使人面臨一系列迫切且關乎生存的挑戰、威脅和壓力，容易產生感染艾滋病的風險情境。首先，生活不穩定、與伴侶長期分離增加了發生婚外、商業性和更換性伴的可能性。[38]其次，相較食不果腹、工作朝不保夕、生存和生活條件艱苦、急性病痛等，艾滋病在流動者的生活中不是優先考慮的問題，他們傾向于低估或忽略生活中的艾滋病風險。[39]另外，一部分流動者采取酗酒、吸毒和其他高風險來緩解巨大生活壓力，減輕窘境和憂慮，逃避孤獨、壓抑和社會孤立。[40]

（三）人口流動與艾滋病交織產生的社會效應

艾滋病的傳播涉及超出個人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復雜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它常與各種社會問題相互交織，演化出復雜的社會問題，這一現象被稱為“艾滋綜合病（AIDS syngermic）”。[41]（P931～948）艾滋病與人口流動問題的相遇也產生了一系列“化學反應”，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1. 放大驅動性社會張力

人口流動和艾滋病傳播不僅受到共同或類似的不平等的經濟、社會、政治關系所驅動，而且還能合力加強這些驅動性社會張力。人口流動雖然改善了流動者原有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但流動者在輸入地又形成新的弱勢群體，成為艾滋病的潛在侵害對象。感染艾滋病又導致因病致貧、歧視與羞辱、社會責難，加重了感染者和病人的弱勢、惡化相應的社會問題。因此，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的相遇會啟動所謂的惡性“累積因果循環過程”，[42]具有循環放大驅動二者的社會張力的傾向。

2. 產生制度性誤解

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同時發生容易導致制度性誤解――把人口流動歸結為艾滋病傳播的推動因素，這是一種簡單且方便的做法。一方面，如果忽略社會文化因素，單純從生物醫學視角看，有流動者作為載體，能促進病毒的散播，這一觀點雖不正確，但簡單、直接、便于理解，被廣泛接受。制度性誤解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將傳播艾滋病的罪責歸咎于流動者，恰迎合了人們把與自己生活方式相異的“他者”“外來者”作為危險代名詞的思維習慣。[43]這種輕而易舉的、看似“合情合理”的制度性誤解會產生嚴重后果，會使艾滋病防治實踐方向偏離、效果減弱，且會加劇對流動者的社會隔離和社會歧視。

一方面，制度性誤解把流動者看作是傳播艾滋病主體，防治干預就會針對流動者，專注阻隔艾滋病傳播的生物醫學路徑。盡管能產生一定短期效果，但由于忽略了驅動性社會的結構因素，以及流動過程中造成脆弱性和社會易感性的具體情境，很難達成長久、切實的防治效果。另一方面，制度性誤解會導致“貼標簽”行為，流動者被貼上“高危人群”“病毒攜帶者”等標簽，讓本已倍受污名化和社會歧視的他們，[44]無辜背負與艾滋病相關的道德敗壞、違法犯罪、等污名。這些既加深了社會對流動者的隔離與歧視，同時又將他們所遭受的歧視和不公對待“合法化”“合理化”，讓其邊緣地位進一步惡化、固化。

3. 增加艾滋病防治的難度

縱向來看，流動的多階段性使防治變得復雜。人口流動過程可以大致分為在地域上較分散的四個階段：輸出地（source）、中程（transit）、輸入地（destination）、回流（return）。每個階段的具體風險、脆弱性和社會易感性都有差別，如，輸出地留守人口的社會支持真空、流動中程的風險情境、輸入地的社會排斥、回流帶動的性關系網絡變化等。需要針對各階段的特點來合理規劃干預措施和分配防治資源，進行綜合覆蓋。橫向來看，流動人口的內部多樣性增加了防治難度。流動者和遷移務工者內部非常多樣，由于從業特點、生活方式、性別比例、年齡結構、職業安全等區別，運輸業工人、礦工、建筑工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工人、家政服務員、非正規行業（包括行業）從業者、農業雇工、難民和國內流民等群體面臨的艾滋病風險和脆弱性的強度、種類都有很大差異。[45]要想實現經濟而有效的干預，必須有區別、有針對、有側重地開展防治。

三、啟示與討論

綜上所述，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的關系是多維的、多元的、多層次的。二者之間至少存在如圖所示的三種關系。

第一種是同源性。由于在根本上被相似甚至相同的社會張力和社會結構所驅動，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經常同時發生且并存于同一社會環境中。同源性的啟示在于，無論面對艾滋病傳播問題，還是與人口流動相關的社會問題，抑或同時面對二者，秉持整體觀，從根源上解決驅動它們的結構與張力，能達到事半功倍、一舉多得的效果。這種長遠的、戰略性的干預也許沒有立竿見影的速效，卻是從源頭緩解和解決問題的途徑。

第二種是在具體情境中的直接相互作用。人口流動過程中的宏觀、中觀、微觀因素會增加具體情境中的風險，加劇艾滋病社會易感性和脆弱性。這種關系提示，在進行應對和處理時，應在具體情境中識別充當“催化劑”的宏觀、中觀和微觀因素，打破二者發生直接作用的機制，消除對彼此的負面影響。

第三種是微妙的間接相互影響與聯系。這種關系通常存在于它們相互交織產生的一系列社會效應中。其中，較為明顯的聯系是，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合力再生產對它們具有驅動性的社會張力，并通過這種累積因果循環效應對彼此產生間接的加強和推動。在實踐中阻斷和扭轉這種惡行累積循環是防止問題惡化的關鍵。另外，更為復雜和微妙的聯系是，人口流動與艾滋病傳播相遇產生的社會效應反過來作用于艾滋病問題與人口流動問題本身，讓解決和應對更加困難。制度性誤解會加深對流動人口的社會隔離，流動過程的縱向多階段性和流動者的橫向多元性使防治艾滋病變得更復雜。因此，當二者相遇時，社會政策須具有前瞻性和敏感性，注意預防或應對這種微妙聯系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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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HIV/AIDS

GAO Yi-f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dong， 510515， Guangzhou，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