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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消費水平 消費需求 農村經濟
農民消費是我國消費市場最重要的部分,只有農民消費水平的到提高,中國的經濟增長才能擺脫出口依賴型。目前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較低,嚴重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由此必須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使其成為拉動消費的新增長點,成為發展農村經濟的重要途徑。
一、提高農民消費水平,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
消費水平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我們通常所說的消費水平一般是狹義的消費水平,它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消費品(包括服務)的數量,反映人們物質文化需要實際滿意程度。消費水平的提高,不僅要求增加消費品數量,而且要求不斷增加提高消費質量。因此,消費水平是一個綜合指標,最終會表現為人們的健康水平、科學文化水平和生活享受水平、消費環境的質量等等,反映人們物質文化需要的滿意程度。
1.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有利于形成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經濟增長依靠的是社會需求的拉動,必須通過調節社會需求以調節社會生產而達到發展社會經濟的要求。現在政府正不斷的出臺種種方案來刺激內需增長,其中有一點就是要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農民消費成為拉動農村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
2.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可以改變消費需求,促進消費結構優化升級,通過消費品生產結構和相關產業鏈上附屬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
3.提高農民消費水平,有利于促進就業和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在農村,農民消費的提高勢必帶來消費質量的提高,促使文化教育消費的增加,帶動經濟增長。提高消費中的科技和知識文化中的比重,提高消費質量,就能從根本上提高消費力,從而可以促進消費力和生產力之間、消費和生產之間的良性循環。
二、農民消費水平較低的原因分析
1.農民的可支配收入較低,消費水平差距持續擴大
弗里德曼認為,居民的持久性收入是決定其消費的重要因素,沒有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消費水平就不可能提高。我國現在還只是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費水平還沒有升級、消費結構沒有優化,消費水平還未得到真正的提高。
2.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抑制消費水平提高
目前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的公共配套尚處在低級水平,農民購物難、用點難、行路難、上網難等問題突出,影響了農民的購買積極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電力供應跟不上、電壓不穩定,收費較高;二是電視、通訊、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三是交通道路建設有待完善。
3.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不完善,農民儲蓄傾向較強。現在農村的醫療成本居高不下,農村醫療保健型消費出現被迫的大幅增長,醫療保健費用已成為農民消費支出中增幅最大的一項。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醫療服務價格的上漲,農民對未來支出的預期大大增加,進一步降低了農民的現時消費,抑制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4.農村市場體系尚未建成,商品流通渠道不暢
當前,農村市場體系尚未建成,商品的流通渠道也不暢,農民買、賣難的問題十分突出。一方面,許多商品在城市處于過剩狀態,而在農村卻難買到;另一方面,農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由于距中心城市相對較遠,交易成本大,農產品難以適時賣出,不能轉化為農民的實際收入,制約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5.消費環境不佳,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
當前的消費環境不樂觀,制約了居民需求擴大,造成了居民消費不安全和對消費環境的缺乏誠信,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和購買勇氣,抑制居民的消費欲望,影響居民消費力的提高。
三、提高農民消費水平的方法
1.增加農民收入,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
我國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切實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消費力。擴大農民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有效購買力;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村的現代化建設,擴展農民的消費能力;建立完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提高農民的素質,讓農民可以及時有效地掌握市場的信息,把握市場動向,推進農村產業化進程。
2.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要加大農村的電力、交通、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設的力度;還要加大力度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為廣大農民營造一個健康、安全的消費環境。同時在農村增加消費者投訴網點,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農民的消費權益,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提供可靠的社會保障。
3.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增強農民消費信心
必須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首先要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保障農民群眾的健康安全;其次要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使農民消除后顧之憂,敢大膽消費;第三是要加大農村救助幫困力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貧困農民基本生活有所保障。
4.健全流通體制,加強農村市場體系建設
必須加大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力度,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多層次的流通格局,搞活農村市場,支持城市流通企業經營網絡向農村延伸,從而全面提升農村的綜合流通能力;以小城鎮建設為依托,鼓勵各類投資主體投資農村商業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與農村消費直接相關的零售業。
5.大力發展農村消費服務業,增加消費熱點
農村消費服務業是帶動農村消費提高的重要領域,是促進農村消費水平升級的重要方式。首先鼓勵支持企業面向農村調整產品結構,開發和設計適合農民消費需求特點以及消費環境的產品系列;二是把向農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務結合起來,鼓勵生產流通企業在農村設立售后服務網點,優化農村消費環境;三是大力發展農村休閑旅游,拓寬農村消費領域,刺激農村形成新的消費熱點。
參考文獻: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
消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在客觀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數量上有很大的依存關系,這種依存關系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消費水平的變動與國民收入增長的變動有著直接的依存關系,當國民收入的增長較快時,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也增長較快,而在某些時候,消費水平的增速會高于或低于國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穩定合理,國民經濟就可以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當消費的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高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正常比例就會遭到破壞,生產正常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成為一種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消費需求不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積累,低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比例同樣會遭到破壞。這時候消費需求相應減少,消費品市場供過于求,消費對生產的促進作用弱化。由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協調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資本運動受阻,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生產活動的被迫緊縮。
其次,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有一定的依存關系。消費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其變動必然會引起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而最終消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函數,就是消費率,消費率對經濟增長率變動有明顯的影響。在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區間,當消費旺盛,經濟增長率就高,消費不足,經濟增長率就會滑落。當然,消費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費率長期過高,會擠掉投資,使經濟增長不能持久,但消費率也不能長期過低,長期過低就會使高速擴張的生產能力與低消費水平不相適應,出現“過剩危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目前,我國消費率總的變動趨勢是下降的,雖然在1978-1982年消費明顯上長,從61.8%上升到68.7%,但從此以后,我國的消費率卻是持續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個百分點。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個百分點。③由于消費率下降,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呈下降趨勢。如表(一)所示。
表(一)1990-1998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各指標貢獻率
年份經濟增長速度總消費貢獻率總投資貢獻率凈出口貢獻率
19903.872.112.015.9
19919.268.925.85.3
199214.264.846.0-10.8
199313.546.670.5-17.1
199412.638.242.819.0
199510.537.955.46.7
19969.652.933.713.4
19978.849.833.416.8
19987.831.863.15.1
資料來源:引自許永兵《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
從表一可知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內需的增長,但從1993年以后,我國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下降趨勢。93-98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42.9%而投資貢獻率卻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個百分點。這主要是近幾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勢頭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約,再加上居民對房改,醫療保險,就業制度等改革的預期熱情不高,再加上服務消費、住房消費等絕大部分還未完全市場化,所以造成近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
(二)消費水平與經濟波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的消費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長,我國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為3588.1億元,1994年上升43798.8億元,年平均增長9.5%(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價格因素,年平均增長了7.3%,而全國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價格因素,居民消費水平實際年平均增長9%,④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到,消費水平是階段性波動的。如表(二)所示。
表(二)
年份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元)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率(%)
198814074.2111.3635106.9
198915997.6104.369499.2
199017681.3103.9723102.2
199120188.3108.0849114.3
199224362.9113.61004112.0
199331380.3113.41246108.7
199443798.8111.81737114.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費的波動呢?通過研究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有以下幾點因素:
1,個人收入增長的波動,居民消費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約。當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費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時,消費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這一趨勢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現出來。
表(三)
指標1981年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500.40748.921522.791713.102031.532583.163520.31
生活費收入(元)-685.321387.271544.301826.072336.543179.15.
生活消費支出(元)456.84673.201278.891453.811671.132110.81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
生活費收入(%)-91.591.190.189.990.590.8
生活消費支出(%)91.389.984.084.982.381.781.4
資料來源:曾壁鈞等著《我國居民消費問題研究》第50頁,中國計劃出版社。
2、居民消費傾向的變動。
居民消費傾向是指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費傾向及邊際消費傾向的統稱。平均消費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費在收入中的比率(APC),邊際消費傾向就是增加的1單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費部分的比率(MPC)。
在經濟的短期波動中,人們的消費變動不會和收入的變動成比例,具體而言,在經濟趨向繁榮過程中,收入增加,這時人們的消費會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會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在經濟走向衰退過程中,收入下降,這時人們消費會減少,但減少的幅度會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這也說明,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邊際消費傾向小于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是下降的。
消費傾向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費意愿的大小。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低工資,高積累“的政策,居民個人所得少,消費傾向普遍很高,改革開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費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78年以后,我國的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基本上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而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不太明顯。
3、農業波動對消費波動的影響。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農業的波動必然引起整個國民經濟的波動,從而引起消費的波動。首先,農業的增長必然導致消費的增長,1979年到1982年,農業分別增長1.81%,0.31%,1.5%和0.87%,消費分別增長2.8%,3.1%,1.0%,2.2%,其次,農業的減產或低增長導致消費的下降或低增長,1991年農業國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費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農業國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費也大幅下降。
(三)消費水平與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大體上是指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成分,各組織和社會再生產各方面的構成,以及它們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一國的經濟增長從其內涵來看,主要有兩方面,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而一國的經濟增長又是以一定的消費水平為前提的。當社會經濟實現增長,經濟總量及人均收入量也會相應增長,從而引起需求結構、生產結構以及外貿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根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理論,高的經濟增長率必然帶來高的結構變化率。也就是說,結構的變動是與經濟發展過程相聯系,是以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為條件,是通過資源的再分配來實現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人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經濟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動。下面就從幾方面來闡述這一問題。
1、人均收入水平與經濟結構變動及工業化程度
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結構變動率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50-13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最高的第一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20-3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很高的第二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360-8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較高的時期。我國改革以來,按世界銀行圖表集法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國這一時期的產業結構處于高變動率階段。
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根據錢納里等人的理論,可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1)初級產品生產階段,(2)工業化階段,(3)發達經濟階段。工業化階段是結構轉變幅度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需求結構及生產結構、外貿結構發生顯著的變化,我國在改革開始時工業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卻是相當低的。這是由于改革前我國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政策傾向過于偏激所導致的工業化過程的片面演進和產業結構關系的嚴重失衡。一般而言,工業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為前提的,工業化程度超過人均收入水平的狀況必然會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變動。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狀況,這一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但這種不合理狀況不是由于過去重工業的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為當前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導致現行經濟結構不再適應當今的經濟發展。目前從我國消費領域的整體來看,醞釀著一次新的消費升級-“住行消費升級”(在此之前,已有幾次消費結構升級)。其間消費投入大,積蓄時間長。這使得消費需求不足現象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2、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引起結構變動的原因
收入的增長必然引起消費水平的增長,而消費水平的增長又會引起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一變化用恩格爾定律可以明顯表現出來。恩格爾定律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也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居民總消費的份額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總消費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以我國1987-1997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及其消費結構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0.53下降至0.46,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則沒有多大的變化,僅從0.56降至0.55,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有較大的變化,而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卻沒有多大的變化。如表(四)所示。從中可知消費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結構的升級,但需求結構又是如何引起整個經濟的變動呢?根據經濟學原理我們可知,需求結構的變動會引起資源向消費需求多的產業部門轉移,從而實現經濟結構的變化。
3、結構的變化反過來又會帶來收入水平及消費水平的增長
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增長,結構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會總要素的生產率,進而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這樣就必然能夠帶來消費水平的提高。
二、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
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經濟因素有國民收入總額及其提高速度,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消費與投資人口總數及其增長速度,價格水平的變動等。
消費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費基金的多少,而消費基金又來自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總額大,增長速度快,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就高,收入總額小,增長速度慢,則消費水平就低。
在國民收入為一定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任何社會要擴大再生產,都必須有一定的積累,在積累效果不變或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積累的增長就意味著社會物質技術基礎的增強。人們的物質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質保證,反過來,消費的增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又會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積累的增加。目前我國存在積累過度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儲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長率為6.5%。1993-1991年增長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長為37.1%。在儲蓄存款猛增的同時,居民消費的增長卻相對疲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速度幾乎都低于同期儲蓄增長速度。其年平均增長僅為16.1%,比儲蓄存款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低了14.1%個百分點。⑦
造成居民儲蓄率上長,甚至實際利率下降也選擇儲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項改革的推進,人們存款以備將來購買住房、養老、子女教育,醫療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的支出結構存在顯著差異,在當前市場高收入階層想要的已經有了,邊際需求欲望下降,消費結構或支出結構升級。而低收入層受購買力限制,商品購買量增加緩慢。由此導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斷的增加,消費市場需求不旺。
在消費基金確定的情況下,人口的數量與消費水平成反比,人口數量大,增長速度快,人均消費水平就低,人口數量小,增長速度慢,消費水平就會高,我國人口基數大,且人口增長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億人口,所用的時間越來越短,據粗步估算,我國現有人口達14億左右。每年新增的社會財富,新生產的各種消費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將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環境所進行的各種努力,如醫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普及,住宅條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質量的提高等都將因為人口總數的較快增長而受到影響。因此目前我國的消費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費水平,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健康發展,我們就要控制人口增長,充分發揮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實現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
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與物價水平成比例關系,我國近些年來,居民的貨幣收入提高了但物價也上漲了,某些物價上漲程度還高于平均工資的提高速度,因而影響了消費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實際消費水而下降了,我國目前物價已由低谷逐漸緩慢的向上攀升,這說明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比較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我國,由于自然條件不同,生產力布局不同以及對某些地區采取“傾斜”政策和勞動差別和非勞動因素造成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報酬不同,從而形成消費水平的差異,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表現得非常明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城市發展較快,大部分農村發展比較慢,所以在一定時期內,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差異比較明顯。附表(四)
表(四)
19861987198819891990199519961997
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99.61002.21181.41375.71510.24283.04838.95160.3
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790.0884.41104.01211.01278.93537.63919.54185.6
邊標消費傾向0.780.831.220.550.510.870.690.83
恩格爾系數0.530.510.540.540.500.490.46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423.8462.6544.9601.5686.31577.71926.12090.1
MPC1.501.070.951.020.580.870.750.28
恩格爾系數0.560.550.530.540.590.590560.55
資料來源:引自各卷本《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摘要》
表(四)中顯示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一直在農民人均消費水平之上。城市和農村的恩格爾系數都較高,這表明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都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對較平穩,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尋找新的消費熱點,農村的MPC變化相對較大,表明農村居民目前還處在一個消費熱點之中,但消費支出變化不大。
這主要是近年來,由于多數居民對未來支出預期不斷增強,將收入較多地轉向了儲蓄,投資等其他渠道,加上醫療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項改革情況下,居民為應付改革的被動儲蓄傾向在明顯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而導致農村消費增長率低于城鎮居民的消費增長率的原因除了農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農村的消費環境滯后,配套設施不齊全,如有些農村沒有通電,或有電的地方供電極不正常而且電費極貴,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購買積極性。其實,農民每消費1000億元將對農業部門產生427億元的直接需求,對工業,運輸,郵電,商業飲食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分別產生395億元,36億元,85億元,57億元的直接需求,綜合推算,農民每增加消費1000億元將對整個國民經濟新增2008億元的消費需求,⑧可見,今后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必須依靠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農村市場的拉動力。
四、提高我國消費水平的建議及其對策
我國目前存在在消費率過低,儲蓄過高的傾向。因此我國今后的消費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費率,而提高居民消費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為此提出以下的建議。
1、積極發展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培育城鎮新的消費熱點。
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層次正處于對彩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階段,據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997年我國農村平均每百戶僅擁有電冰箱8.49臺,彩電27.32臺,洗衣機27.81臺,摩托車10.89臺,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國商品庫存彩電97.3萬臺,電風扇344.1萬臺,電冰箱91.9萬臺,⑨所以無論是從供給還是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開拓農村的消費市場,要解決好幾點金融問題。
A、把消費信貸引入農村,這是以農民日益增加的儲蓄為基礎的,由于農村存在著巨大的潛在的消費市場,且農民的消費熱點產品貨源充足,所以在農村開展消費信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釋放被抑制的消費需求。
B、建立農業保險機構,以減輕自然災害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我國是自然災害較多的國家,僅1998年的洪澇災害,僅農作物的受災面積就達3.2億畝,使得經濟損失高達數百億左右,自然災害一方面使得農民的收入減少另一方面,也使農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的不確定,增加儲蓄,因此,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就要完善和發展我國的農業保險。
城鎮居民面臨著消費斷層問題,即原有的主要以彩電,冰箱,VCD等家用電器為代表的消費層次已經得到滿足,消費已經飽和,處于一種儲幣待購的狀態。因此,培育新的消費熱點顯得格外重要,對于我國城鎮居民而言,住宅消費及住宅裝飾業應成為培育重頭戲。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進入住房數量與質量并重的提高階段。隨著福利分房的結束,個人對商品房的消費,已經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價過高,無法使百姓安居樂業,也無法使住宅建設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發揮其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銀行商品房抵押貸款的規模擴大的商品住房及裝飾業必然成為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家庭轎車將成為我國消費領域發展的熱點。目前我國汽車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公務用車改革方案已經出臺,長期以來,靠公款買車的局面已經改變,目前,1400萬輛汽車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車為個人所有,雖然目前從消費領域談轎車進入家庭領域還為時過早,但私人買車那部分先富起來的高收入階層,如律師,三企白領等購車數量不小,且據調查,我國約有三十萬個家庭在近兩年內有購車意向。約三百萬個家庭將購車列入了自己的消費計劃,所以家庭轎車必然成為我國將來的消費熱點。
教育消費將成為消費熱點,教育消費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為提高自身業務競爭能力的培訓支出,它屬于服務性消費,知識經濟時代,人人都要學習新知識,新技能,很多人還要不斷變換工作崗位,這就產生了再學習的強大需求。教育成為一種產業就要滿足群眾對非全日制教育的種種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熱已標志著教育消費已成為一個消費熱點。
關鍵詞:消費;消費結構;消費主導型
一、消費在江蘇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從經濟增長拉動力變化的一般規律看,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是有其客觀性的。通常在一國經濟起飛階段,投資是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投資的增長就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動力。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產能力的擴大,特別是“出口替代”戰略的實施,以輕紡工業產品為主體的出口將會迅速增加,這時出口對經濟發展的拉動力得到明顯提升,使經濟增長轉向主要由投資和出口來拉動。在實現了經濟起飛以后,人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得到了顯著改善,國內的消費能力明顯增強,這時,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不斷提高,消費、投資、出口共同成為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并且消費將逐漸成為最主要的拉動力。這是經濟增長拉動力變化所表現出的規律性特征。從1997年開始,我國提出要擴大內需,包括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投資需求,但10年過去了,一直是投資增長較快,出口增長保持高速,消費增長明顯趨弱,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不協調性日益凸顯,而江蘇的情況更為突出(見表1)。
綜上可知,江蘇的最終消費率橫向低于全國水平,縱向呈現下滑趨勢;居民消費率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更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101個國家在人均收入達到300美元時(1964年美元不變價計算),消費率為80.2%,在1000美元時消費率穩定在76.5%],并不斷趨于下降。與消費率下降同時并存的現象是江蘇的政府消費率在穩步增長,資本形成率也一直高于全國的資本形成率,少數年份還達到50%以上。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占GDP的比重近年來也不斷上升,從2003年的6.2%增加到2007年的9.9%。目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對世界金融市場、實體經濟形成強烈沖擊,世界經濟發生衰退的趨勢日加嚴重。我國整體外貿出口壓力較大,江蘇作為貿易依存度較高的省份,出口壓力無疑巨大。2008年5-9月全省單月進出口增幅分別為32.9%、23.9%、22.8%、15.6%、12.6%,呈逐月下滑之勢。出口的下降已經影響到消費品市場,導致江蘇消費品市場增速放緩,10月份,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23.1%,為2008年3月份以來的最低點。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是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最終消費需求為重點,大力促進農民消費,不斷增強最終消費能力。所以,在當前經濟下行期,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對于推動江蘇經濟又好又快增長,具有特殊意義。
二、江蘇居民消費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近幾年來,隨著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江蘇居民消費水平大幅提高、消費結構優化升級。江蘇2007年人均生產總值(GDP)按當年的年均匯率折合,達到4430美元,已步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78元,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561元,根據江蘇全面小康指標中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8000元人民幣的數據,江蘇城鎮居民已經達到小康水平,農村全面小康綜合實現程度為68.7%,這意味著全省農村全面小康建設進程已過2/3。隨著城鄉小康的實現,江蘇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也有了提升,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10715元,實際增長6.9%,農村居民人均消費4792元,實際增長10.6%。隨著城鄉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對全省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提高,2007年消費貢獻率為45.3%,而投資則為40.6%,消費的貢獻率已超過投資。2008年前3季度,江蘇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057.2億元,同比增長23.9%,增幅不僅同比提高6.7個百分點,而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個百分點。在全國各省市中,江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居第3位。而同期,江蘇投資增速小幅加快1.3個百分點,出口增速下滑5個百分點,消費形勢明顯較好。在消費水平提高的同時,江蘇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升級。自1998年以來,江蘇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和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在居民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支出不斷下降。代表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的下降,表明城鄉居民消費結構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在經歷由追求數量到注重消費質量的轉變,城鄉居民的生活狀態已從“溫飽型”過度到“小康型”。江蘇城鄉居民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教育娛樂這3項支出在消費支出的比重都不斷上升。其中,2007年城鎮和農村居民醫療保健比1998年分別上升了3.3、1.25個百分點,教育娛樂分別上升了5.01、3.14個百分點,城鄉居民交通通訊增長最快,分別上升了6.93、5.68個百分點。總之,消費層次較高的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教育文化文娛服務等消費支出比重,說明江蘇城鄉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質量不斷上升,消費結構進一步優化,向享受型、發展型結構轉變。江蘇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在提高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較大
10年來農村居民絕對消費水平歷史縱向比較有明顯的提高,人均消費支出從1998年的2336.8元增加到2007年的4791.7元。但是,農村居民消費與城鎮居民消費水平進行橫向比較,兩者差距卻日漸擴大。2007年江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低于1998年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落后10多年。1998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當年城鎮居民的47.8%,2007年為44.72%,比1998年低了3.08個百分點。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比1998年為2.09∶1,到2003年差距擴大為近幾年的最高點為2.48∶1,此后緩慢下降,2007年下降為2.24∶1,但仍然高于1999年城鄉消費比。城鄉消費水平的擴大直接影響江蘇消費需求的提升。
(二)江蘇城鎮居民消費傾向持續下降
凱恩斯認為,平均消費傾向APC和邊際消費傾向MPC是遞減的,按照這一心理定律,隨著社會的收入增加,增加的收入中,消費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于是就引起對消費品需求的不足,即消費不足。江蘇城鄉平均消費傾向在2004年以前均呈下降趨勢。其中,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從1998年的0.812下降到2007的0.654,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則從1998年的0.692降低到2004年的0.638,此后,自2005年開始上升,2007年上升為0.730,但僅比1998年上升了3.8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傾向的下降,減緩了江蘇居民消費需求快速增長的勢頭。
(三)高低收入組居民的消費差距繼續擴大
消費差距不僅存在于城鄉居民之間,也存在于城鎮、農村內部的不同收入組居民之間。城鎮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的擴大,帶來了消費差距也繼續擴大。城鎮最高收入組人均消費支出與最低收入組的比例由1999年的3.96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6.54,消費絕對差額由1999年的5061.54元擴大到2007年的21000.65元。江蘇農村中不同收入組居民的消費同城鎮相似,2007年農村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的收入比為4.67,消費支出比為2.16。高、低收入組家庭在消費水平上存在較大差距,消費結構的差異更加明顯。城鎮最高收入組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遠遠低于最低收入組,2007年兩者差距達到23.08個百分點。農村高、低收入戶恩格爾系數相差7.97個百分點。高低收入戶的平均消費傾向的差別也大,2007年江蘇城鎮居民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中等偏下收入戶和中等收入戶的平均消費傾向都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最低收入戶的消費傾向最高,高于平均水平0.2。高收入組和最高收入組的平均消費傾向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最高收入組的平均消費傾向低于平均水平0.11。2007年江蘇農村居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和中等收入戶平均消費傾向都高于平均水平,低收入戶的消費傾向最高,高于平均0.48。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戶平均消費傾向低于平均水平,其中,高收入戶平均消費傾向低于平均水平0.17。江蘇城鄉低收入者消費能力不強卻有較高的消費傾向,高收入者有較強的消費能力卻有較低的消費傾向,拉低了平均消費傾向的總水平,使江蘇居民總體消費需求受到抑制。
(四)江蘇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緩慢
從恩格爾系數來看,雖然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均有所下降,但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之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1998年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僅相差2.7個百分點,但到2007年,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相差4.9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雖呈下降趨勢,但從1998年到2007年僅下降了6.2個百分點。某些年份農村恩格爾系數還有所上升,從2002年的40.0%上升到2005年的44%,表明吃飯問題仍是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中的重點。2007年,江蘇農村居民居住支出比重是僅次于食品的第2大類支出,但呈下降趨勢,且在某些年份上升,波動較大。醫療保健支出、文教娛樂及服務比重分別上升了1.25、3.14個百分點,上升的比重不多。而且,用于家庭設備用品與雜項商品和服務的份額變化不大。
三、擴大消費,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江蘇經濟發展由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
隨著消費品市場從供給約束型轉變為需求約束型,江蘇經濟發展由生產主導型發展成為消費主導型的時機已經成熟。當前,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江蘇許多外向型企業在出口受挫后,也紛紛轉向內銷市場,通過增加內銷市場份額彌補外銷市場下降的損失,商品供求矛盾進一步顯現。根據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理論,可知消費支出與收入之間存在著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穩定關系。隨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費性支出也會增加。所以,要擴大江蘇居民消費,除了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居民住房制度、穩定物價、改善消費環境外,還要通過各種途徑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一)要增加農村居民收入,擴大農村消費
江蘇農村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46.8%,農民消費基礎水平低,要想獲得長期、穩定的消費需求,必須啟動農村消費。江蘇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異從1998年的1.78:1擴大到2007年的2.50:1,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制約了江蘇消費需求的進一步擴大。近年來,農民消費傾向有所上升,但依然不穩定,主要受收入預期不穩定的影響。2008年,雖然農副產品價格的全面上漲使農民收益相應提高,但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又剝奪了農戶相當多的收入。因此,應當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將稅費減免切實落到實處;要在發展生產和完善土地制度的基礎上提高農民收入。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加強村民自治,保證農業和非農產業的穩定發展,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機會。總之,要通過各種途徑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二)提高城鎮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
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低,而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高,一個社會收入分配差別越大,消費傾向就越低,收入分配越平等,消費傾向越高。所以,要提高江蘇居民消費傾向,除了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外,還要著力提高城鎮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為了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要在經濟發展基礎上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在切實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通過拓寬普通勞動者就業門路,實施再就業工程,逐步減少城鎮低收入群體的比重和人數;要逐步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和非全日制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保證低收入者平均工資水平能隨經濟的發展而增長;還要通過加大對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的投入,逐步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質量,提高購買力。
(三)提高城鎮中等收入者的總體收入水平
實證分析說明,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處于社會平均消費水平之上,因此,穩定和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能夠提高全社會的消費水平。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要保持收入的穩定增長。首先,要完善有關法律、法規,要在法律法規上進一步明確保護一切合法收入和合法的私人財產。只有不斷完善和落實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才有利于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的隊伍,讓人們敢于大膽地通過合法的手段致富。其次,要建立穩定的收入增長機制,進一步提高工資性收入水平,逐步改變居民收入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的局面。最后,鼓勵發展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是規模經濟的重要補充,也是吸納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好途徑,大力提高居民的經營性收入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一條蹊徑。
(四)要積極引導高收入群體增加大額消費
要依法保護通過合法途徑取得的各種收入,同時,要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和擴大民間投資,提高投資效率,增加就業,客觀上進一步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調整和優化供給結構,加快企業技術改造,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努力開發有市場需求的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特別是發展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和環保產業。適應高收入群體不斷增長的對提高生活質量和消費層次的要求,要大力拓展和增加信息、旅游、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供給。
參考文獻:
1、江蘇省統計局.江蘇省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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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消費水平 消費結構 趨勢
消費結構是指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消費的各種不同類型的消費資料所占的比例關系。人們的消費內容、消費質量和消費水平通過消費結構可以很好的反應出來。農村家庭消費結構的變化趨勢對啟動農村消費市場、促使全省經濟增長具有深遠的影響。本文數據均來源于河北省經濟統計年鑒,衡量消費結構的指標共有八個,它們分別是: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文教娛樂、其他等。
一、河北省農民消費水平的變動
從增長速度上看,大致可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90年—1993年,這一階段表現為緩慢增長的消費水平。從1990年的456元的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到1993年增加到了696元,增長0.53倍,年平均增長率為15.1﹪。
第二階段是1994年—1996年,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快速增長的消費水平。從1994年的779元的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到1996年急劇增加到了1398元,增長0.795倍,年平均增長率創歷史的為33.9﹪。
第三階段是1997年—2002年,這一階段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很大,不管是國內通貨緊縮、出口下降,還是國際上亞洲金融危機都使得河北省農民消費呈現出增長速度回落較大的態勢,個別年份負增長也首次出現。從1997年的1394元的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到2002年增加到1476元,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1﹪。
第四階段是2003年—2009年,這一階段表現為逐漸恢復穩定增長的趨勢。為此政府采取了多種行之有效的措施,解決了許多關系到農民消費的問題,比如推行家電下鄉政策、發放各種補貼、免除農業稅以減輕農民負擔等等。這些措施使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由2003年的1600元增加到2009年的3349元,消費水平恢復迅速,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3.1﹪。
二、河北省農民消費結構的變動
農民消費支出結構按照其變化的趨勢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1)食品占總消費的比例穩步下降
數據顯示,隨著農民收入年年增長,食品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卻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隨之而變的是膳食結構更加合理。過去是高熱量的谷類食物農民消費量較多,高脂肪、高營養的動物食品消費相對較少。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農民多消費肉蛋奶,少消費糧食。營養搭配大大改善。數據如下,從1995年的208.53公斤人均糧食消費量銳減到2009年的180.91公斤。相反,肉類和蛋類人均消費量從1995年到2009年大幅上漲,分別為5.9公斤上升的10.15公斤,3.69公斤上升到7.22公斤。
(2)衣著和家庭設備占總消費的比例雖然上下浮動,總的呈下降趨勢
數據顯示,隨著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在衣著上的消費額年年提高,但這和總消費量過高的增長速度相比反而相對減少了,結果是衣著消費支出所占比例呈現下降不可避免。
家庭設備的支出和衣著相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設備較多的是家電和電子產品,更新換代較快,成本降低了,產品價格也在不斷降低,這也促使家庭設備消費支出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3)文教娛樂占總消費的比例盡管上下浮動,但總的是上升趨勢
隨著收入的逐年增加,農民對自己文教娛樂的需求也越來越高。過去在農村,文化娛樂非常稀少和單一。現在經濟條件好了,農民對精神消費越來越多。尤其是從2007年開始,我國推行農村義務教育減免學雜費和書費等政策,農民的教育負擔大為減輕,農民隨即加大了對娛樂方面的消費。
三、河北省農民消費結構變化趨勢
(1)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
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根據恩格爾系數大小提出的貧富標準,河北省農民在1993年—1997年處于溫飽,隨后的兩年1998年和1999年短暫處在小康水平,然后的十年2000年—2009年,8年都是富裕階段,只有2004年和2005年是小康水平。顯然,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農民的生活水平已經從溫飽快速跨過小康進入富裕階段。
(2)生存型改變為發展和享受型
傳統意義上生存型消費主要包括吃、穿、住,那么發展和享受型消費就應該是諸如交通通訊、家庭設備、醫療保健、文教娛樂等項目。河北省農民1993年生存型消費的比例為79.6%,接近五分之
四、剩下的發展和享受型的為20.4%。可見,過去農民消費主要是為了吃、穿、住為了生存。但到2009年,生存型消費下降為66.0%,發展和享受型上升為34.0%。
(3)實物消費改變為勞務和精神消費
從另外的角度,衣著、食品、居住、家庭設備可以劃分為實物消費,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是勞務消費,文教娛樂是精神消費。河北省農民1993年這三種消費的比例分別為84.8%、7.9%和5.9%。但到2009年,這三個比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分別為71.1%、19.1%和7.9%。
參考文獻:
我國體育產業成長于社會經濟轉型期,當代中國經濟仍處于轉型階段。社會經濟的轉型不是社會制度轉型,而是社會結構轉型,即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具有如下特點:
1.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啟動,在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過程中,政府和市場表現為兩種不同的推動力量
這兩種力量的有機結合,是世界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成功范例。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始終表現為一種政府倡導,試點推廣的過程。在市場經濟逐步發育成長過程中,由于存在“市場失靈”,所以政府的有效干預是必須的,又由于還存在“政府失靈”,因而市場經濟成長壯大的前提是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綜觀我國的改革歷程,我們的經濟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卻舉步不前,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市場經濟的發展。
2.轉型進程中的非平衡狀態
從本質意義上說,當代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是一個整體推進的現代化變革過程,經濟和社會轉型明顯地表現為不平衡特點,甚至成為結構性轉型的重要制約因素,這種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首先表現在地域上,即存在東部、中部、西部之間的“梯形發展格局”;另外表現為城鄉之間的不平衡,農村的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的進步遠遠落后于城市;再次表現為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我們國家社會改革滯后,社會事業欠發達,在某種程度上社會事業已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
二、經濟轉型期體育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1.社會經濟轉型期體育產業的發展可帶動相關產業的增長
體育產業與其他許多產業有著比較密切的產業關聯度,在與其他產業的行業邊緣交叉上可形成許多新興產業,大力發展體育產業,能夠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拉動整個經濟增長。
前蘇聯著名經濟學家瓦西里·里昂節夫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的部門關聯數學模型(里昂節夫矩陣),借此模型,通過分析部門間產品的直接及多次間接相互消耗關系,可以定量計算出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產業關聯度,美國經濟學者曾借此模型推算出體育產業與6個聯系較為緊密的行業之間的產業關聯度。
與體育產業有產業關聯度的不僅限于這6個行業,在美國經濟結構現有的42個部門中,體育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度被列為第8位,說明與體育有關聯的部門較多。體育產業的產業關聯性一方面表現為與其他產業的直接與間接的消耗關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該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行業邊緣交叉上,可以形成許多新行業,積極發展體育消費可以推動這些新行業的發展。
2.體育產業正成為推動我國社會經濟轉型期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力量
目前,我國已基本達到小康社會。如果按GDP年均增長7%測算,我國人均GDP到2018年將達到2516美元,完成工業化任務;到2030年人口將到達峰值15.5億人,人均GDP將達到5400美元左右,進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40年左右進入富裕國家行列,根據體育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新世紀我國經濟的基本走勢,21世紀應是我國體育產業發展、壯大并走向繁榮的世紀,體育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對推動我國經濟在新世紀的持續增長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三、經濟轉型期我國體育消費存在的問題
1.體育消費水平偏低
盡管我國體育消費最近幾年發展速度較快,也取得了較大成績。但從整體上來看我國體育消費水平偏低,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我國城市居民體育消費占居民總消費的比例還非常低,據調查結果表明:在被調查的7個城市中,即使是體育消費水平最高的上海,2004年的人均體育消費為305.68元,人均總消費為8,167.65元,體育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為3.74%;而體育消費水平最低的鄭州,2004年人均體育消費為146.25元,人均總消費為5,213.36元,體育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只有2.81%;其他5個城市(吉林、福州、成都、蘭州和廣州)的這一比例也都不超過3%;而且我國城市居民的體育消費水平基本上保持在對體育實物的消費上。而經濟發達國家人們日常生活中用于體育消費方面的開支通常占整個社會消遣和娛樂消費的30%~40%。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有效體育需求不足,決定了以體育消費需求為基礎的體育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有限的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
2.城市化水平低影響體育消費的擴大
城市化水平過低有三個方面的不利影響:一是抑制了體育產業的發展,就體育消費品,尤其是體育服務消費品供給不足;二是廣大農民的收入不高,體育消費難以啟動;三是城鄉差距過大,農民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天然地對體育消費需求不足。城市是體育消費活動、體育產品的聚集地,將直接影響體育消費水平。城市較之鄉村發展體育產業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更好一些,如果對城市功能填平補齊,建設完善,使之接近發達國家城市的水平,那么,城市對于體育消費、體育產業現期的直接作用將是巨大而現實的,會在較短時間內奏效。而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過低,對于體育消費的啟動與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制約著體育消費的擴大,這是影響我國體育消費浪潮規模和質量的又一重要因素。
3.缺乏體育消費環境
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我國(包括全國范圍內,除我國臺灣、中國香港特區、中國澳門行政區,各系統、各行業、各種所有制形式)共有符合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要求的各類體育場地85,0080個,以2003年底全國總人口129227萬人(不含港澳臺地區)計算,平均每10萬人擁有體育場地65.8個。與西方國家差距很大,如意大利,每10萬人有212個,芬蘭是457個,德國是240個,瑞士是220個,日本是260個,韓國是100個。我國非但數量少,而且開放率低,全部向居民開放的只有41.2%。場館種類單調,籃球、排球、門球場地就占總量的87%,制約了其他項目的開展。體育場地設施是體育消費的場所,是體育消費發展得以順利進行的基本物質保障。我國目前體育場地數量少、開放率低和場館種類單一,從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居民置身于體育消費浪潮中的參與性。
四、促進我國居民體育消費發展的對策
1.培育體育消費的主體——體育消費者
體育消費的主體是具有體育消費能力和消費需要的個人或家庭,培育體育消費者,就是要培育其體育消費能力和消費需要。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主要取決于收入水平,這一點早已被理論和實踐所證明。因此,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體育消費能力、促進體育消費發展的關鍵所在。這就要求大力發展生產力,特別是大力發展和培育服務業,提高就業水平,增加居民總收入。隨著國經濟的發展,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有力地推動了包括體育消費在內的消費需求的增長。但是,我國居民收入在總量不足的情況下,還存在分配嚴重不均和社會保障不足的缺陷,二者均對居民消費產生了嚴重不利影響。貧富差距過大會造成體育消費規模不足和結構滯后;而社會保障的缺失將使得居民消費信心不足,不敢消費,不利于體育消費的發展。因此,在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總量的同時,還必須調整收入結構,把縮小城鄉二元收入差距、增加廣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放在重要位置,這樣才能培育出具備體育消費能力的消費者。
2.發展體育消費的客體——體育消費資料
發展體育消費的客體就是要做大作強體育消費資料市場,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提高滿足體育消費主體需求的能力。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體育消費作為體育產業的出發點和歸宿,要求體育產業必須圍繞體育消費的要求,以體育消費的需求為軸心,既要追求經濟效益,更要堅持社會效益。因此要滿足我國人民不斷增長的體育消費需求,就必須重視對我國體育產業及和體育有關的產業的開發和利用。要發展體育產業,關鍵的措施就是制定和調整體育產業政策。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從實際出發,發展各具特色的項目,讓不同地區、不同收入階層的群眾共享體育產業發展的成果。例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應圍繞大型體育賽事,帶動相關服務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邊遠地區則可以利用當地的優勢開展有特色的賽事和健身活動,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如“環青海湖國際公路自行車賽”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國際性公路自行車賽事,已連續三年成功舉辦,成為青海省對外開放的“金名片”。
3.增加體育消費的時間和空間保障
體育消費行為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狀態下進行,余暇時間和場館設施是體育消費過程的時間和空間保障,是體育消費過程的必要條件。在居民具備體育消費能力和消費需要的前提下,這種時空保障變得不可或缺。各類體育場館,應加速向經營型轉變,使有限的體育設施資源得到合理利用,可實行企業化管理,逐步做到有償使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打破傳統封閉的自我服務體制,確實提高體育設施的使用效率。國家在加強場館建設的同時,應通過提供優惠政策等形式鼓勵企業、集體、個人等社會力量興建各種類型的娛樂場所,切實走國家、集體、個人多元投資模式,用經濟手段,市場法規管好用好體育設施,建立自我投資,自我受益的良性循環的運行機制。
關鍵詞:金融發展;消費;相關關系
如何推動金融體系和消費協調發展,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課題。根據消費經濟學理論,研究居民消費問題,必須重點關注的無疑是居民收入增長,但金融發展滯后對居民消費的抑制也不可忽視。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曾報告指出,1元消費信貸能夠帶動a1.5元的商品消費。資料顯示,1990-2008年間中國金融發展指數與全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 87,即高度正相關。換言之,金融發展有可能促進中國居民消費增長。為此,筆者搜集了大量經濟數據,以期以山東省為例,通過居民消費水平與金融發展水平關系的剖析,探尋居民消費水平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與傳導機制,為提升居民消費水平提供參考。
一、金融發展與消費的關系
金融發展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金融產品作為一種風險規避的途徑和取得收益的方式,已經深入到了每一個人的生活;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金融設施的不斷完善為居民提供了多種支付手段,使生活更加便捷。總的來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總結金融發展對消費的影響:
首先金融市場具有風險分攤功能。根據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說,居民為了實現一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會通過跨期消費來規避風險。所謂跨期消費,就是指將財富平均地分配于各期消費。在金融市場比較完備的狀況下,居民除了跨期消費選擇,還可以縱向上借助金融工具實現風險分擔的目的,化解外部沖擊,從而保持家庭的編輯效用水平不變。因而金融市場具有風險分擔功能,發達的金融市場上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能夠滿足居民的多渠道投資需求,將風險化整為零,從而影響居民消費水平。
其次金融業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完備的金融體系有利于增加儲蓄、促進資本積累,提高儲蓄-投資轉化率,進一步作用于社會生產的發展,最終帶動社會經濟發展,提升居民收人水平,增加居民消費。
再次,金融支付手段對消費有拉動作用。金融設施的不斷完善為居民多種支付手段的實現提供可能,各種金融工具的使用對現金有替代作用,能夠增加貨幣的流動性,刺激居民的消費需求。此外,金融設施的普及能夠營造良好的商業發展環境,通過促進商業發展進一步豐富消費元素。
二、指標選擇與數據來源1
為了進一步探究金融與消費之間的具體關系與作用機理,下面采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進行分析,以期計算出金融與消費之間的定量關系。
(一)金融發展指標分析
金融發展表現為多個方面,包括總量上的增加、結構上的優化與效率的提升。對于金融發展水平的衡量目前沒有統一的指標。本文參考《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實證研究(1978-2004)》一文使用的指標,選取了以下3項代表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并結合實際情況進行了相應調整。2
1.金融相關率指標(FIR):由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提出,是指某一時期一國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該國經濟活動總量的比值,常用金融相關率(FIR)去說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計算公式為M2/GDP。在本文中,金融資產的范圍包括廣義貨幣(M2)、股票市價總值和債券余額;債券余額為金融債券、國家債券和企業債券發行余額的合計值。
2.金融深化指標(DEPTH)。該指標表示金融中介相對于國民經濟的規模,麥金農將其稱作金融深化指標,代表了一國經濟貨幣化與金融深化的程度。但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一比率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理論聯系,銀行信用才是衡量金融發展的有用指標。由于受到可獲得數據的限制,本文以全部銀行信貸余額占GDP的比重作為度量金融深化的指標。
3.金融結構比率(FS)。該指標為債券和股票金融資產總量中的占的比重,用于衡量金融發展程度。本文通過金融結構指標進行間接考察,沒有單獨檢驗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因為我國股市發展時間較短,年度時間序列樣本數太小,難以得出有意義的檢驗結果,且山東省的數據也難以獲取。
為了避免數據的非平穩性和異方差,在下面的OLS分析中使用的指標是將上述指標的水平數據和比率指標轉化后的環比增長率指標,分別使用IFIR、IDEPTH和IFS。
(二)居民消費水平分析
居民消費水平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變量,其衡量指標選取的是城鎮居民全年人均消費性支出。通過散點圖不難發現在這一時期內山東省居民的消費性支出有大幅提升并且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這說明山東省居民的消費水平有明顯增長,生活水平有較大改善。
(三)控制變量指標分析
本研究選擇兩個經濟變量為控制變量:經濟總量(Z)和人均可支配收入(N)。其中,經濟總量(Z)的指標取值為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取值選為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山東省歷年GDP統計圖如下,從表中看到在這一時期內山東省的GDP有大幅提升且增速越來越快,這說明近年來山東省的經濟飛速發展。
山東省歷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絕對數和指數(相對于1978年)如下圖所示,這一時期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有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2000年以后出現了波動。
三、計量經濟檢驗
設消費水平為變量Y,金融發展水平為變量X,其中金融總量、金融深化、金融結構的指標分別為X1、X2、X3;兩個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Z和N。 建立模型:lnY=α+βlnXt+γ1lnZ+γ2lnN +εt
依據上式,為進行逐一計量檢驗,擬定12個回歸方程:
方程(1):lnY =α+βlnX1+εt
方程(2):lnY =α+βlnX1+γ1lnZ+εt
方程(3):lnY =α+βlnX1+γ2lnN+εt
方程(4):lnY =α+βlnX2+εt
方程(5):lnY =α+βlnX2+γ1lnZ+εt
方程(6):lnY =α+βlnX2+γ2lnN+εt
方程(7):lnY =α+βlnX3+εt
方程(8):lnY =α+βlnX3+γ1lnZ+εt
方程(9):lnY =α+βlnX3 +γ2lnN+εt
使用山東省1980-2004年的數據,在Eview6上進行計量分析,進行OLS回歸的結果見下表:
通過上表可以看到,除了方程(4)3所有回歸結果都通過了擬合優度檢驗,且F值都很大,擬合度高,回歸模型整體上是顯著的。
四、結論與建議
分析上文計算結果,有幾下幾點實證結論:
1、三個金融發展指標中的金融深化指標(DEPTH)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山東省居民的消費水平與金融深化之間線性相關關系較弱;但不能排除兩者之間存在其他相關關系。
2、金融發展指標中的金融總量和金融結構指標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擬合度較高,系數為正,說明山東省居民的消費水平與金融總量和金融結構之間有較強的線性正相關關系 。
3、加入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后,模型擬合度及參數顯著性得到明顯改善,說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金融發展水平與居民消費水平線性傳到機制中的重要中間變量。
針對以上研究的結論,山東省應從提升金融發展水平入手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在擴大金融總量的同時,注重證券市場、保險市場等金融市場的建設、銀行信貸結構的優化和效率的提高,從而使金融發展在擴大我國居民消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另外,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重要的傳導因素,對線性相關關系的建立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要重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一,要抓住導致分配不公平的關鍵因素,逐個擊破。首先完善轉移支付,使財政支出有方向性地傾斜;其次,完善各項立法,加大執法力度,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漂白各種“灰色收入”、“黃色收入”、“黑色收入”。
第二,調整稅收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以促進居民收入普遍增長為目標,建立合理的稅收制度,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包含遺產稅制度、資本增值稅制度、房地產增值稅制度等在內的個人所得稅征收體系,促進代際公平,抑制過高的非勞動收入,防止收入分化。在稅費征收上綜合考量居民收入總量和居民收入分配結構,合理計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
最后,建立以公平為目標的收入分配調節體系,從初次分配到再分配都注重公平,從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增強居民的消費信心,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參考文獻
[1]注:本文的有關數據分別從各年《山東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金融年鑒》以及網絡搜索整理得出,時間跨度為1980-2004年, 采用Eview6進行統計處理。
一、研究程序
1.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法,在湖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湖南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湖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三所職業院校進行。隨機抽取1-3年級的全日制在校生學生,以班級為單位進行集體施測。其中男生188人,女生174人。調查共發放問卷390份,回收374份,本研究的有效問卷為362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679%。
2.研究工具
采用張干群編制的《大學生消費行為量表》,用同質性信度檢驗中,各因素的cronbach系數在.5679-.8729之間,總量表的a系數為.8710,信都系數符合心理統計與測量要求。
二、研究結果
1.高職學生消費狀況及消費行為的分析
(1)高職學生每月消費狀況及其消費結構
在本研究中,當前高職生的每月開銷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他們的平均消費為69993元。其中,飲食平均消費34396元;約占總消費的 49%,衣著消費為10817元;學習消費平均6217元;日用品消費平均5945元;娛樂消費平均6309元;信息消費平均5179元;其他消費2099元。
當前高職學生月平均消費額為69993元,比2008年那孝偉調查的吉林市大學生月平均消費610元也要高。這可能是由于我國每年經濟都在發展,國民的消費水平都在不同程度的提高,而長沙作為湖南省會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好,因此高職學生的消費水平可能要相應高一些。在本次調查中,高職學生的月消費額存在較大的懸殊,最高的每月消費高達3100元,而最低的消費卻只有200元。隨著社會貧富程度的加劇,這種影響也出現在了大學校園里,校園貧富差距正在拉大。這應該引起高校教育工作者們的重視,要關注貧困高職學生的生活狀況,避免他們出現自卑的情緒而影響到生活和學習,也要關注校園“大款”由于家庭富裕而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
高職學生除了學習以外,用于娛樂休閑和消遣等方面的開銷稱為娛樂消費。本研究結果中高職學生的娛樂消費占總消費金額的9%,
雖然他們中大多數在娛樂消費方面還是比較低的,但是最高的竟有達到1000元消費的。分析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有些高職學生不愛學習,缺乏學習動力,如有沉迷于網絡游戲的學生,二是也有些學生家庭非常富裕,其父母給予他們的生活各方面都會比其它學生多。
(2)高職學生消費行為的整體狀況
高職學生的攀比炫耀因素中最高分為500,最低分是117,均值是257。本研究中高職學生在攀比炫耀分數是處于較不符合與一般符合之間的,表明總體來說高職學生在消費方面并不存在很嚴重的攀比現象。
本研究表明高職學生采用消費方式來調節情緒的傾向不是很突出。在高職學生的消費行為中,勤儉節約因素的均分是353,是8個因素中均分最高的。勤儉節約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高職學生在消費中保持著這種優良傳統,他們還是會考慮到自己的經濟條件,不會肆意去揮霍家人給的金錢,有節制而合理的消費。
(3)高職學生消費的性別差異
在消費行為的研究中,性別對于高職學生的消費行為是一個比較重的影響因素。在本研究中,不同性別高職學生月消費水平表現出顯著差異。男生消費高于女生,并且達到顯著水平(P
在學習消費上,女生比男生高,達到顯著水平(p
在日用品消費上,女生也高于男生,達到顯著水平(p
在消費行為上,男生在攀比炫耀上面超出了女生,達到顯著水平(p
(4)高職學生消費的年級差異
在基本消費中,除了日用品消費的差異不顯著外,月消費、飲食消費、衣著消費、學習消費、娛樂消費、信息消費的差異性都達到顯著程度。通過調查發現,隨年級增長,大二、大三學生在參加培訓、考證、自考等方面的花費迅速提高,大三、主要原因一是目前較高的就業壓力所致,二是有學校依然將英語考級和畢業證書掛鉤。這方面的支出主要是報名費、輔導班費、書費和考試費、駕照考試費、本科自學考試費等最為普遍。
在他人主導方面,大三年級顯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年級。高職學生在調節情緒和勤儉節約因素上存在年級差異。勤儉節約因子大一高于大二、大三年級。
(5)高職學生消費的獨生子女與否差異
獨生子女比非獨生子女在飲食消費、娛樂信息、他人主導和張揚個性方面分數高,差異達到顯著水平(p
(6)高職學生消費的家庭所在地差異
農村與城鎮在生活方式、消費觀念等方面都有差異,在經濟發展水平上也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
基本消費狀況中,月消費額上,家庭來自城鎮的大學生的消費顯著高于農村的高職學生(p
(7)家庭收入不同高職學生的消費差異
研究發現來自家庭收入不同的高職學生在每月基本消費中的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性,都達到了顯著水平。家庭收入與學生消費水平成正比,家庭收入越高的高職學生也消費越高。在消費行為各維度上,不同家庭收入的大學生在攀比炫耀、時尚流行、魯莽沖動都表現出了差異。
(8)性別等因素與高職學生消費行為的相關研究
在高職學生性別等因素與消費行為的相關研究中,攀比炫耀因子、時尚流行、他人主導、張揚個性、小心謹慎、魯莽沖動、與性別、是否獨生、家庭所在地和家庭收入顯著相關;這表明是否獨生子女,家庭所在地與家庭收入三個因素是影響高職學生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
三、引導高職學生科學消費的對策
1.高職學生應樹立正確的消費理念、培養良好的消費習慣
高職學生已經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能力,不必完全依賴父母和家庭。在保證自己學業不被耽擱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各種恰當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如勤工儉學、做家教、兼職等方式。
2.家庭應培養大學生正確的金錢觀念,正確引導和監督大學生消費行為
父母要讓子女明白金錢的獲取要通過辛苦努力而得到的,可以鼓勵子女到讀書期間參加多種社會實踐活動,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到一定的報酬。樹立正確的金錢觀念,知道金錢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不要做金錢和財富的奴隸。作為家長,對于子女的消費行為要加以正確的引導和監督。
一、相關概念
(一)旅游
目前對旅游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對旅游的定義可以從理論意義進行界定,也可以從具體的工作需要進行界定。不同的學者可以從交往、休閑、生活方式、文化、經濟等各個角度對旅游進行定義,不同的定義根據其出發點不同有著不同的意義,總的來說旅游的定義可以表述為:旅游時人們為了休閑、娛樂、探親訪友或商務目的而進行的旅行和在游覽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關系和現象的總和。
旅游可以按照地理范圍、性質和目的、人數等進行分類。按照地位范圍旅游可以分為國際和國內旅游。按照性質和目的旅游可以分為休閑、探親訪友、健康醫療、宗教等。按照人數旅游統計可以分為團隊、散客、自助、互助等。
(二)旅游行為
旅游行為時旅游者對旅游的目的地、季節、目的、方式等進行選擇以及過程中產生的旅游意識、效應和需求特征(周世強,1998)。旅游者的行為是旅游者在整個旅游過程中心理和生理上表現的總和,旅游行為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從而旅游過程中的心理和生理也會受到影響。
一個人的旅游行為主要受到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的影響。從主觀上來說,主要是旅游動機旅游需求的影響。旅游動機受到個人經濟狀況、所處環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進行動態的變化,隨時能直接影響人的旅游行為。旅游者的時間、資金、能力、旅游目的地的各項因素綜合作用組成旅游需求的影響因素,進而影響旅游行為。從客觀上來說,主要是旅游者自身的因素、旅游目的地的狀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旅游者自身的收入水平、健康狀況、閑暇時間等都會旅游行為產生影響。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以及出行的交通條件、住宿條件等也是影響旅游行為的客觀因素。
二、女性旅游者影響因素分析
(一)年齡構成
旅游者的旅游行為以及影響旅游行為的主客觀因素,比如身體、收入、閑暇時間等都受到旅游者年齡的影響,特別是對女性旅游者的影響更大。年輕的女性旅游者愛好刺激冒險的旅游目的地和方式的選擇。但是一般年輕女性旅游者收入有限,選擇的旅游方式和目的地多是偏向于經濟實惠的場所,她們在旅游行為上會對費用和距離的考慮較多;中年的女性旅游者收入相對穩定、偏高,對目的地和出行方式等的選擇偏重于較溫和的方式并且會趨向于對旅游環境質量的考慮。她們在出行時會受到家庭、孩子和工作的限制,會更多考慮工作、孩子、食宿等因素;老年女性旅游者一般對安全性考慮的較多,又由于身體狀況的制約,她們會選擇節省體力的旅游選擇。她們一般會考慮安全性、住宿條件、食宿水平等。
(二)職業構成
一個人的職業能反映她的社會地位、生活習慣等,對女性旅游者來說,她們的職業與她們的收入水平、閑暇時間,以及選擇旅游行為時的愛好相關的,會影響她們的旅游行為。醫生、律師等職業的女性,一般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較高,她們在旅游上會選擇花費偏高,旅游過程舒適、豪華,要求旅游產品有較高質量和服務;學生、一般職員的收入水平低,她們在旅游上會選擇較高性價比的旅游產品,對質量和服務要求不高,旅游消費水平較低;如教師等一般收入職業的女性人群在旅游出行時傾向于選擇經濟實惠的旅游出行方式和目的地,旅游消費水平處于中等。
(三)個人收入水平
旅游一般是一項消費性的活動,旅游過程中的交通、住宿、餐飲、導游等各項活動都是消費性的活動,不同收入水平的出游者能夠選擇的出行地點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女性旅游者的旅游行為受到收入水平的影響。一般旅游行為受收入水平的影響是正相關的,收入水平越高的女性其旅游次數、質量等都會得到提高;收入水平低的女性的旅游行為會受到負的影響。收入水平會對旅游者旅游時間、距離、旅游消費水平等具體內容產生影響。女性旅游者不同收入水平對影響出游行為的敏感程度也是不同的。根據調查我們可以發現,旅游消費和出行距離對女性出游的影響會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交通和食宿等因素對女性旅游者出行的影響會隨著收入的提高而提高。
(四)教育程度
隨著社會的進步,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對應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得到相應的提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在成長的過程中接收新的知識和新的消費觀念,改變了傳統上對旅游是浪費的落后認識,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對出游的看法不再是局限于消費上,她們逐漸認識到旅游不僅有消費更重要的還有感受自然、享受生活和緩解壓力等功能。但是并不是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出游次數越高,女性出游的次數除跟教育程度相關外還和閑暇時間等各項因素相關。根據調查顯示,出游比例最高的女性一般是碩士和學士水平,此外,大專、高中、中專略低,初中以下水平的女性出游的頻率最低。
三、女性旅游行為特點
(一)大眾化
隨著女性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女性的經濟獨立程度提高,在家庭中女性的角色得到轉變,我國女性有足夠的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因此,越來越多的女性有選擇出游的傾向。根據2013年?《中國女性生活狀況報告》顯示,60%的被調查女性來年有旅游計劃,雖然出游的目的地、目的、方式各有不同,但至少有一次出游行為。并且我國女性旅游者進行出游的次數增長速度明顯大于我國男性的出游次數增長速度。這些數據和現象表明,我國女性出游已經不再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已經大眾化的行為,是大部分女性都會選擇的行為。
(二)差異性
我國女性旅游者出游人數不斷增加,但是出游的女性在經濟條件、家庭結構、消費水平、出游目的等方面存在有很大的不同。根據《中國國內旅游抽樣調查資料》的數據顯示,從總體來看,女性出游的方式、目的、過程是多種多樣的且各有不同的。
具體來說,在以下方面存在有較大的差異性:女性旅游者的出游消費行為在交通、餐飲、景區等方面占據較大的比重;其次,女性出游過程中多在娛樂和購物方面的消費,一半以上的女性出游的時候會選擇在外住宿;在導游服務的選擇上,少于一半的女性會選擇導游服務,很多七成以上的女性不會選擇導游服務;從選擇住宿的女性年齡結構上來說,年齡較大和較小的女性會選擇住宿行為,而中間年齡段的女性在娛樂上花費占據比重較大;中青年女性比中年女性來說,在交通和游覽方面花費占據較高比重,而中年女性在購物上花費較多,中老年女性的花費集中在交通和住宿上較多。
(三)多樣性
女性旅游行為的多樣性主要表現在女性出游動機的多樣性,在旅游過程中的偏好和消費結構也有極大差異。
女性旅游動機是多樣的,包括游覽、療養、照顧父母孩子、參加會議、學習交流等。對于50歲以上中老年女性來說,她們旅游的動機多是出于預覽觀光、療養等,多是去地勢平坦,能有益身心的地方;30-50的女性出游多是為了陪伴父母、孩子,或者與工作相關的旅游,她們出游一般不是為了自身休閑;對于25歲及以下的女性出游多是為了結伴娛樂、休閑或者為了交流學習而進行的。
女性旅游者除了在旅游動機方面存在著不同之外,在家庭結構和興趣愛好等方面也存在有不同,此外,由于不同女性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她們旅游的消費結構也存在著很大的區別。從對我國女性旅游消費結構的調查來看,女性旅游過程中的消費結構存在有不同。在女性旅游者總體消費結構中,包括有多種多樣的消費形式,主要包括交通花費、餐飲、景區或者景點門票花費、娛樂、購物、住宿、導游等。
(四)雷同性
女性旅游者的旅游動機、消費結構、消費水平等存在著很大的區別,目前存在著女性旅游產品特點會受其身為女性的特點所影響,表現為女性旅游產品有明顯的“女人味”。目前市場上針對女性的旅游產品多是對已存在產品的進行再包裝,缺乏針對性女性特點進行開發的旅游產品。此外,我國旅游企業對女性進行產品宣傳的時候,缺乏靈活的策略,一般都是采取相同的路線。比如針對女性的溫泉旅游,3月份打出的口號是美容旅游專線,6月份口號是水上樂園,9月份則成了保健專線,看起來是有很大的不同,實際上策略非常單調。在短期內采取這種營銷策略可以吸引廣大女性旅游者,但是在長期內缺乏吸引力和創造性,不能長期吸引住女性旅游者的目光。
四、女性旅游市場特征
(一)消費層次不同,總體有所提高
我國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異巨大是長期存在的情況,這種現象也導致不同地區的女性可用于旅游行為的消費存在著層次上的不同。目前我國劃分為東、中、西和東北部四大地區,從東到西呈現階梯性遞減的經濟發展狀況。根據2010年人均GDP來看,我國平均人均GDP為4388美元,位于東部的上海地區為10828 美元,而位于西部的貴州人均GDP僅為1953 美元。收入水平的不同使得不同地區的女性在旅游目的地、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很大不同,上海地區的女性可能會選擇歐洲、澳洲等消費水平較高的地區;西部地區的女性可能只會選擇國內消費水平較低的地方進行旅游。居民收入的層次性是女性旅游消費層次性存在的前提和條件。
雖然目前我國女性的消費層次存在著階梯性,但是從總體來看,消費水平是有一定的提高的。《2010-2011中國城市女性消費調查報告》中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女性在旅游上的個人消費指數不斷得到提升,2009年位居第三位,2010年位居第二位。旅游已經成為我國城市女性消費額中除服飾外占據最大的部分。2010-2011年被調查城市女性70%的人會外出旅游,平均支出在5000-6000元。
(二)出游頻率增加
閑暇時間是與出游行為正相關的因素,隨著社會生產力和開放程度的提高女性開始進入工作崗位,女性的時間大部分開始用于工作之中。但是社會生產率的提高又使得女性的閑暇時間得到增加,使女性獲得收入的同時有時間進行出游。根據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女性出游的頻率有很大的提高,具體的原因包括:第一,目前的工作時間較為人性化,工作日為五天八小時,雙休,平常有節假日,職工可以帶薪休假等制度。閑暇時間的增加使得出游的頻率響應提升,研究發現,工作時間每降低4小時,人們的購物、旅游等用于外出活動的時間會增加3小時。閑暇時間的增加使得女性旅游消費的頻率增加;第二,我國城鄉中家庭結構有趨于小型化的特點。根據中國統計局統計數據發現,我國城鄉家庭中人口的規模從1973年的4.81人下降到2008年的2.91人,并有繼續下降的趨勢。小型化的家庭結構對女性閑暇時間的占據逐漸降低,也使得女性的出游頻率增加;第三,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電器進入到家庭中,使得女性也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降低了女性的家庭勞動強度,女性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家政服務的出現也進一步代替了家庭勞動占據的女性閑暇時間,女性閑暇時間得到進一步增加。
(三)對安全性要求高,出游動機漸趨一致
生理特征的不同,使得女性與男性相比在旅游過程中對安全的重視程度較高。旅游的安全性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女性的出游行為:第一,會影響女性是否進行一項旅游活動。女性對安全系數高的女性出游的概率越高,對于安全系數低的出游行為選擇的概率較低,比如露營、驢友、騎行等;第二,會影響女性獲取旅游信息的選擇。女性出游的信息多來自于熟識的人,在家人、朋友、同事的建議或者經驗的鼓勵和誘惑下女性會更大可能的進行旅游產品的購買。女性一般會通過社會交際的方式獲取旅游的信息,并對旅游中的住宿、餐飲、線路、安全問題等更為關注。第三,安全性問題會影響女性出游的方式。女性為了保證旅游過程中的安全會選擇與同伴一起出游,如果沒有同伴,女性會選擇與旅游團等社會團體一起出游,所以,女性很大程度上不會進行單獨出游。
出游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我國女性出游的動機越來越趨向于自我享受和休閑放松。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社會活動節奏加快,女性在工作生活中的壓力會越大,特別是職業女性會受到事業和家庭的雙重壓力,這就促使女性不斷的通過旅游來放松心情、緩解壓力。
[關鍵詞] 吉林省;地市區域;農村居民消費;特征研究
[中圖分類號] F126 [文獻標識碼] A
Abstract: The consumption rat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neighboring in Jilin province, but consumption proportion of rural residents continues to reduce. Analyzing spatial dependence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price index of rural residents by mean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model, we concludes that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accords with 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of Keynes, the consumption has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obviou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nine cities, so the spatial correla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o consumption policy.
Key words: Jilin province, region,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characteristics study
一、引言
近年來,國際經濟形勢受到歐債危機和全球經濟低迷等一系列因素影響,中國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沖擊,吉林省作為中國的農業大省,也不同程度感受到全球需求暴跌的沖擊,就業壓力加劇,這些都直接影響到吉林省民眾的生活。為了應對這種沖擊,吉林省應該從發展方式轉變上看待問題,要積極擴大內需,特別是要加快形成主要依靠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吉林省通過改變三駕馬車中,從前將投資作為第一位的格局,把消費放到了首位,同通過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實現吉林省經濟增長的長期目標。吉林省是農業大省,擁有1492.7萬農村居民,因此如何解決吉林省農村居民消費問題是擺在吉林省各級政府面前的一個關鍵問題。因為吉林省農村居民的消費長期低迷,其消費率一致持續在60%以上,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及鄰省。而吉林省的農村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卻持續降低,從1980-2012年的32年間下降了近26個百分點。因此,如何提高吉林省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引導吉林省的農村居民朝著正確的消費方向前進,也是促進吉林省農村經濟增長,調整好經濟結構,促進吉林省更好的改善民生的重要決策。吉林省的農村居民消費又存在著區域性的不同特點,特別是吉林省不同地市的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不同,消費結構也不一樣,如何破解吉林省不同地市之間的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不同的問題,防止經濟在不同地市之間的不均衡和集聚現象,同時也是吉林省各級政府改善民生,制定相應經濟政策和消費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本文根據吉林省的省情,并對吉林省地市區域的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價格指數的空間依賴性進行分析,分析吉林省不同地市的農村居民消費的區域差異和集聚特征,為吉林省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二、空間計量模型的相關理論
本文利用空間自相關檢驗模型(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根據變量選擇不同的數據并進行處理,對吉林省地市區域的農村居民消費特征進行分析研究。全域空間的自相關是從整個區域空間來探討吉林省不同地市的農村居民消費的空間分布情況。
利用式(4)-式(6)的差值來檢驗吉林省n個地市區域的農村居民消費是不是存在著全域空間的自相關關系。根據相關文獻資料可知,空間計量模型主要分成兩種,一種是空間滯后模型,它的形式是y=pWy+xβ+ε,另一種是空間誤差模型,它的形式為y=Xβ+ε,這里的ε是隨機誤差項向量,而且ε=Wε+μ,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再贅述。
三、吉林省地市區域農村居民消費特征研究的實證
本論文把吉林省地市區域農村居民人均消費作為被解釋變量,把吉林省地市區域的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價格水平為解釋變量,建立模型,取吉林省的長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遼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延邊市9個地級市進行回歸分析,以此來驗證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數據來源吉林省各年統計年鑒和吉林省各地市的各年年鑒。有的可能缺少某年的居民價格指數,就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代替,因為分析的空間狀態,所以利用消費價格指數不會影響具體的分析結果。為了檢驗吉林省各地市區域的農村居民消費的差異與集聚的規律,本文擬提出兩個假設作為檢驗的工具,第一個就是假設吉林省各個地市的農村居民消費行為滿足于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設理論。第二個就是假設吉林省地市區域的農村居民消費存在著空間集聚的特征。
這里的C表示消費額,Y表示收入,P表示消費價格指數,α與βi(i=1,2)為待估參數,βi表示為邊際消費傾向,通過分析模型形成整體上是否成立來研究吉林省各地市區域的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是否取決于收入的絕對水平。筆者選擇201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所獲得的9個地市區域的擬合優度為0.8725,大于0.8,F值為135.847,伴隨概率為1.774e-021,說明模型總體上成立,又由于收入變量的參數βi是0.8014,P是0,這也說明了吉林省地市區域農村居民收入決定消費,而且邊際消費傾向還比較大,所以,滿足第一個假設吉林省農村居民消費符合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的原理。又因為1986-2012年期間9個地市區域消費(根據常理,為了不出現偽回歸,ECQ取對數)的MoranI平均值是0.42748,而且每一年的無空間相關假設的概率也都在0.05以下,說明了吉林省內相鄰的地市區域的消費水平存在著一般意義的正相關,從這一點來看第二個假設是成立的。根據空間自相關檢驗模型計算得到MoranI的2001年和2010年統計值,吉林省9個地市區域農村居民消費指數2001年MoranI為0.4307,2010年MoranI為0.4425。通過計算結果可知,吉林省農村居民消費行為表現為,消費水平較高的地市是相鄰的,相鄰地市的消費水平也相近。
通過分析反映了地市區域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空間集聚特征,下面來驗證第二個假設。如果在坐標系下進行分析,則2000年,長春位于第一象限,屬于高-高的自相關關系的集群;松原和四平屬于第二象限是低-高的負空間自相關關系集群;白城、通化、白山、遼源等地市在第三象限,是低-低的空間自相關關系的集群;吉林市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在第四象限,是高-低的空間自相關關系。2012年,長春、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在第一象限,是高-高的自相關關系的集群,松原在第二象限是低-高的負空間自相關關系集群,白城、通化、白山、遼源4個市位于第三象限,也是低-低的空間自相關關系的集群;四平在第四象限,屬于高-低的空間自相關關系。
通過分析可知,吉林省的各個地級市的農村居民消費在各個市域之間存在空間的擴散效應,說明吉林省相鄰地級市之間消費是互相影響的,而且地市區域的消費也具有空間的相互影響現象。而且價格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顯著性檢驗,可是卻沒有通過1%的檢驗,這也充分證明了吉林省的物價還是比較穩定的,農村居民消費的物價彈性小,這是主要是因為吉林省各個地市區域的農民消費基本上都集中在生活必需品,價格方面的作用不是很強,因此對消費量的影響不是很大。
四、結論
本文借助空間經濟計量模型,在考慮到空間因素影響的條件下,探討了吉林省地市區域的農村居民消費所具有的特征,通過研究表明:
(一)吉林省不同地市間的農村居民消費呈現出空間集聚現象
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消費水平,由于吉林省相鄰地市的經濟水平相當也就導致了相鄰地市的消費水平也接近,消費模式也是伴隨著當地經濟發展而定的。自從吉林省實行了長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的國家戰略,國家給予很多政策支持,更為長吉兩市的經濟聯動增長提供了動力支持,只有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提高消費水平。農村居民的消費環境不好,消費理念、消費文化也比較低,導致消費性價比也比較低,不僅如此,農村居民還存在著習慣于維持性消費和示范和攀比的現象。
(二)吉林省9個地市的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明顯的空間自相關性
利用空間滯后模型,通過對吉林省地市區域的農村居民消費特征進行分析,反映出吉林省地勢區域的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明顯的空間依賴性,地理空間效應對吉林省9個地級市的農民消費起著一定的作用。通過前文中的檢驗可知,空間誤差模型還是能夠很好地解釋吉林省不同地級市的農民消費的變化規律及其影響因素的空間作用機制。
(三)吉林省在制定農村居民消費政策時應該考慮空間的相關性
根據吉林省的地圖來看,地域狹長,區域跨度較大,各個市域的發展各不相同,從地市區域的范圍來看,每個地級市的消費結構都不一樣,消費存在著空間的正向依賴性,鄰近地市的農民可以說有著傳染性,存在著溢出效應,基于此,吉林省在制定農村居民消費政策時就應該把空間相關性考慮進來,同時制定政策時要向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市傾斜,通過穩定物價,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增強消費信心,改進農村地區銷售網絡,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問題等下功夫。
[參 考 文 獻]
[1]劉子玉.吉林省農村居民消費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2010(6):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