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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
由于少兒人口減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響,湖北省人口紅利日漸減少并最終消失,勞動力工資上漲、社會養老壓力增大等問題將凸顯。人口紅利的變化會對湖北省的經濟、社會、人口等領域帶來不同程度挑戰,正確認識這些挑戰是制定應對之策,促進湖北經濟社會穩步發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領域的挑戰
1、勞動力市場將從“無限供給”轉向“供不應求”
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原先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市場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逐步過渡到供不應求的狀態,這也昭示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從湖北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看,2010年之后的勞動力市場開始出現了局部性的勞動力供給緊張,說明湖北勞動力市場開始邁上轉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基本完成,勞動力市場供給逐年減少。根據預測,湖北省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在2011年達到峰值4408.22萬人,以后會逐年減少;到2020年減少到4194.47萬人,到2040年再減少至3870.91萬人。
2、人口政策面臨著“由緊轉松”的社會訴求和壓力
上個世紀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維持在20‰左右;進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開始較快下降,從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個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進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開始個位數增長,平均維持在9‰左右。從婦女總和生育率指標看,建國初湖北省婦女總和生育率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達到國際低生育水平標準,2010年達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標準。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內的急劇下降,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我國所實施的以“獨生子女”為特色的嚴格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們面臨著與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勢,少子化和老齡化成為兩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諸如人口紅利快速流失、勞動力短缺、未富先老、獨生子女病等很多社會問題。當前,有必要對既有計劃生育政策進行反思,從政策角度提出應對人口紅利流失和人口老齡化的對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續發展,更好的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二、經濟領域的挑戰
1、人口老齡化會導致湖北消費市場低迷、內需不振
對于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主流觀點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會對消費結構、消費水平產生影響,王金營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撫養系數的提高特別是老齡化程度提高的影響,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帶來的的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將會減小,老齡化將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勞動年齡人口是人口紅利的主要創造者,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逐步減少和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帶來消費市場低迷。
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既有較強烈的消費意愿,更有足夠的消費能力支撐;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醫療和看護的開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場消費的資金非常有限,學者們一般認為老年人的消費水平相當于老齡年齡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勢必會造成社會上整體消費意愿、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對未來養老問題的擔憂會影響人們的消費-儲蓄傾向,尤其是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時代背景下,隨著“四二一”家庭①數量的增多,更引發了人們普遍的養老焦慮,增加儲蓄“以防后患”成為人們理性選擇,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儲蓄意愿。儲蓄增多勢必會壓縮人們日常的消費開支,導致消費市場逐步走向低迷。未來湖北省人口紅利會漸漸消失,這意味著整個湖北省的消費市場會不斷低迷,這對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促進中部崛起是個巨大挑戰。
2、勞動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產業轉移
湖北省地處我國最中央地帶,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也低于東部沿海地區,有條件成為國內外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為承接產業轉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資金取得了不俗成績。僅從引進外國資本來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資達到56.66億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齡結構快速走向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這帶來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是個不利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國內東部沿海的勞動密集性產業,尤其是服裝、玩具、制鞋等行業已經開始從當地轉移,但是這些行業并沒有轉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過湖北直接進入西部地區,有的甚至直接轉戰東南亞。湖北省人口紅利流失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會讓湖北在承接產業轉移的競爭中失分,而現代和新興產業的培育又面臨著競爭力不足的困境,這會讓湖北陷入“傳統的未引進來,現代的未長起來”的尷尬境地,對保持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相當不利。
3、人口紅利趨減會制約湖北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已經被眾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事實所證實,最為人所知的是日本、韓國、中國及亞洲四小龍所創造的“東亞奇跡”。改革開放以來,湖北省的經濟發展也較多的得益于逐步釋放出來的人口紅利。湖北省于1992年進入人口紅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過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達到10.55%,進入新世紀第一個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達到12.92%??梢?,人口紅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遠遠的高于人口負債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隨著人口紅利的不斷擴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這充分證明了人口紅利與GDP增速兩者間的正相關關系。
既然人口紅利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推動力量,那么“人口紅利的消失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結論就成了不證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紅利會達到峰值,之后人口紅利會慢慢消失,到2037年轉變成人口負債。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這段時間,也是湖北省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轉型的時期,其經濟發展速度會適當回落,這也是經濟發展規律使然,但是人口紅利消失與經濟轉型發展相疊加,有可能讓經濟發展速度大幅下滑,從而引發更多經濟社會問題。如何減少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發展的沖擊,保持合適的經濟增速,是湖北省面對未來30年經濟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
三、社會領域的挑戰
1、人口紅利趨減增大了湖北社會養老難度
湖北省人口紅利消失的過程,也是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的過程。2010-2036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從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45個百分點;其中到2020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標志著湖北省開始由老齡化社會進入老齡社會。人口老齡化過程有兩個問題值得引起重視,一是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城鄉之間差異明顯,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鎮。根據湖北省老齡辦聯合武漢大學所做的研究報告《湖北人口老齡化現狀、趨勢與對策》顯示,2010―2035年之間,農村老齡化比重始終高于城鎮3―6個百分點。農村人口老齡化將于2016年超過20%,2028年超過30%,達到中、重度老齡化狀態,而城鎮則分別延遲到2022年和2032年,延遲4―6年②。二是高齡老人數量急劇增加。2010年,湖北省80歲以上高齡老人76.49萬人,占65歲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齡老人數量將達到142.01萬人,占65歲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隨著預期壽命的增長和老年人群體的擴大,高齡老人的數量和占比還將繼續提高。老年人的高齡化,將對社會養老、特別是護理問題帶來更大的挑戰和考驗。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快速提高,整個社會面臨的養老壓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養老開支會大幅增加,政府養老金賬戶可持續性存在較大風險。另一方面,家庭的養老開支會大幅增加。計劃生育帶來了較為嚴重的“少子化”現象,湖北省的0-14歲少兒人口占比從1982年(三普)時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少子化導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來的大部分家庭將不得不獨自贍養四個老人,家庭的養老開支將大幅上升,這必然會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費,不利于擴大消費市場,這也是老齡社會削弱社會活力的邏輯所在。
2、人口紅利趨減致使湖北出現大量農村空心化③現象
湖北省是人口凈流出省份,2012年,凈流出人口581.11萬人④,且凈流出規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絕大部分是農村人口,“農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軍。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帶來了部分農村的空心化,農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現,農田荒蕪,農宅空置,農村凋蔽,部分農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陳池波等,2013)。從統計數據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員會32765個,到2000年減少至32400個,2010年再減少至26018個,20年的時間累積減少6747個村民委員會,平均每年減少3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還是農村人口大量外出導致農村空心化,并最終讓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鎮化率達到53.5%,未來城鎮化率提升的空間還很大,假設城鎮化率提高10個百分點,則意味著還要有超過500萬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這必然會進一步加劇農村空心化和農村消亡。農村地區人口紅利流失地,因人口紅利流失而呈現的農村空心化現象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個巨大的挑戰,加快促進農業規?;洜I、農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將成為必然的發展方向。
貴州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人口紅利概念界定及其測算方法”(基金編號:研人文2013041)。
參考文獻:
[1]王金營、付秀彬:考慮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中國消費函數計量分析――兼論中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費需求影響因素分析及我國老年人消費需求增長預測[J],人口與經濟,2001年第5期。
[3]馮飛等: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發展階段與基本特征,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兩人,上面有四個老人,下面有一個孩子的家庭,2個人供養5個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齡化現狀、趨勢與對策》中人口老齡化采用的60歲以上人口占比。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農村 養老保障
作者簡介:孔孟儒,安徽工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管理。
一、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簡要分析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歷程
(二)“未富先老”的老齡化,導致經濟發展壓力增強
(三)我國農村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
二、我國現階段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現階段的廣大農村地區,家庭養老、土地養老、社會保險養老是基本的養老保障方式,但其養老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養老保障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障法律制度還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現在:
第一,目前我國有關養老的制度和政策,大部分分散在其他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中,還沒有制定出一部針對養老的專業性的法律。相關制度設計較籠統,沒有制定具體的原則、標準,也沒有對政府和個人責任做詳細的解釋。
第二,缺乏農村養老方面的法律保障。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有些地方還不夠規范化和系統化。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低,保障水平較低,而且保障金額長期不增加
由于農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社會保險意識不高,且受“養兒防老”、“土地養老”等傳統觀念影響較深;而且農村養老保險的補貼額絕對數缺乏激勵作用,不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參保積極性,養老保險參保率低。在保障水平方面,雖然全國各地的農村養老金發放標準各異,但其養老金的發放金額普遍較低,寥寥幾十元的“新農保”,或兩、三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并不能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此外,經濟在不斷發展,GDP在不斷增加,CPI和物價在不斷上漲,退休工人的工資也在以每年百分之十速度連續增長數十年,而農民的“新農?!焙妥畹蜕畋U蠀s屢不增加。
(三)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方式面臨嚴峻考驗
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是中國農村傳統的養老方式,已經維續了幾千年。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受到了制約。
首先,土地承包制度的實行使得農村產生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城市化也加快農村人口的流動速度,大量農村勞動人口涌入城市,家庭養老面臨困難。
其次,隨著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每年都要開發大量的耕地,農村的土地不斷消減。農村小規模生產,投入和產出比極低,收人較不穩定,難以滿足農民的養老保障的需要。
最后,農村土地只有使用權。國家法律規定,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民只有使用的權利,沒有擁有權,更不能通過出賣土地的方式來換取養老保障金。
三、加強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對策設想
當我們看到農村里空巢老人那落寞守望的眼神,當我們看到城市中乞討老人伸出的破舊的空碗,當我們讀到社會上冷漠子女不孝敬老人的一些報道,我們還能冷眼旁觀、默然置之嗎?基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尤其面對農村老年人口占全國老年人口比例較大的現實,筆者提出加強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以下幾點設想:
(一)堅持城鄉統籌發展,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
農村對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他們應該享有與城市職工大致相當的保障水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中國農村發展注入了新機――全會決定提出了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的改革舉措。
一是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二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主要是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等。
三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四是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
堅持城鄉統籌發展,國家給予農村養老保障政策上的優惠和經濟上的扶持,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為將來最終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做好制度準備。
(二)逐步建立家庭、社區、非營利組織“三位一體”的養老模式
現階段,家庭養老仍然擔起向老年人提供經濟上的供給、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慰藉等責任。但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大量輸出,家庭已經沒有能力獨自完成養老任務。因此,需要社區和非營利組織的大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建立起農村“三位一體”的養老保障體系。家庭、社區、非營利組織在統一的養老體制中既可以發揮各自作用,既互相聯系,又互相補充,發揮優良的養老功能。必須指出的是,農村“三位一體”的養老保障體系需要得到經濟上的有力保證――創新形式發展經濟,提高整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增加農村家庭收入,加大國家對社區和非營利組織的財政支持和政策優惠。此外,要加強輿論宣傳,弘揚中華民族尊敬老人、愛護老人、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
(三)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明確政府對農村養老保障的責任
目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推進,家庭養老面臨嚴峻考驗,政府和社會分擔農村養老責任是必然趨勢。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首先,完善制度,優化設計。堅持“低水平、廣覆蓋、再提高”的運行原則,本著“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突出重點”的方針,先試點,再吸取經驗,補缺補差,有計劃的完成工作。
其次,政府要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增加對農村養老保障資金的投入數額和比例。
最后,政府應加快立法進程,使得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能夠得以真正確立和發展,通過法律的強制作用和規范運行來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一、吉林省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對傳統農村養老模式的挑戰
(一)吉林省面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巨大壓力
2003年末,吉林省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34.8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0.34%,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相關數據用年齡移算法預測,吉林省未來人口老齡化速度有明顯加快發展趨勢:60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2010年將提高到13.13%,2020年將提高到21.35%。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面l臨很大的壓力。
(二)農村老年人口的社會保障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
回顧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歷程,他們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較為發達,人們的生育觀念和價值觀念發生變化,從而使人口生育率自然下降,人口再生產類型發生轉變的情況下發生的,同時又有較為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福利事業作后盾。如日本197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2000美元。而吉林省是在經濟欠發達的情況下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的,目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1000多美元,對于吉林省來說,人口老齡化的物質基礎相當脆弱,人口老齡化超前于本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三)寐庭養老面臨極大的難題
吉林省老年人口半數以上在農村,老年人問題的難點和重點也在農村。由于農村大批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造成農村實際上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提前。吉林省目前許多較偏遠的農村已經出現只有年幼和年老兩個年齡結構的趨勢,很多老年人得不到及時的養老保障,吉林省農村的養老形勢實際上比城市還要嚴峻。
(四)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使得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問題愈加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吉林省農村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城市,城鄉收入差距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越是相對落后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顯。遇到天災人禍,農民的基本生活將無法得到保障。農民收入水平低,且大部分用于自己及子女的基本生活、住房、教育和結婚等方面,直接用于贍養老年人的極少。子女在父母贍養問題上的沖突時有發生,甚至因子女在贍養父母時相互攀比而導致老人無人贍養的事件也不鮮見。家庭不再是老年人尋求養老保障的唯一依靠所在了。
(五)農村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匱乏
農村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參保農戶自己集資,另外則是政府的財政撥款。由于農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因此參保的集資數目就十分有限了,主要還是要靠政府財政支持。但由于吉林省農村人口眾多,基數過大,政府財力有限,僅僅靠財政撥款來解決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一部分社會投資,主要是來自企業單位投資。但經濟欠發達的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本身就很困難,再鼓勵他們進行當地農村社會保障的投資,這種可能性也很小。資金的嚴重缺乏阻礙了農村社會保障的推進。
二、吉林省農村老年人的養老現狀
(一)農村養老保險仍待逐步完善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不同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主要的特點是個人繳費為主,集體經濟有能力的情況下給農民一些補助,國家給予政策扶持,實行個人帳戶儲蓄積累模式。而目前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仍然比較低,加上集體經濟大部分比較薄弱甚至有些地方沒有,造成農民參保意愿不高或實際無力參保。正是由于現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方案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實際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大部分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已經出現了參保人數下降、基金運行難度加大等困難,一些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甚至陷入停頓狀態。
(二)家庭養老仍是農村養老的主要方式
農村居民的養老問題依然靠傳統的養老模式,即家庭養老,由子女為老人提供經濟保障、生活照顧和精神撫慰。農村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也為農村家庭養老提供了很好的支持,而家庭養老不但可以提供老年人養老的經濟支持,更能滿足老年人倫理情感需求。正是由于家庭養老的優越所在,并受當前農村養老保險缺位的影響,傳統的家庭養老服務模式仍然被農村老人廣泛認同和接受,目前家庭養老仍為農村的主要養老方式,并且可以預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將是吉林省農村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根據2006年吉林省5‰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未工作的農村老年人口中,高達89%是由家庭其他成員供養的,只有6%是靠離退休金、養老金生活的,5%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
(三)初步建立起了基本覆蓋全省農村居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吉林省是全國第一批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省份之一,到2005年底,全省已有24個縣(市)被確定為試點縣。2007年在尚未開展試點的縣(市、區)全部啟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同時加大各級政府的財政支持力度。目前農村合作醫療總的籌資標準是每人不低于50元,農民個人繳費標準仍然為10元。
(四)農村“五?!崩先说纳畋U系玫搅嘶窘鉀Q
目前吉林省針對“五保”老人的供養主要有三種方式:自養、分散供養、集中供養,其中,將五保老人在敬老院等集中場地養老的集中供養應是最適合“五?!崩先说酿B老方式,也是政府幫困救助的重要體現。至2007年底,全省農村五保對象集中供養率達到96%,農村敬老院成為集中供養的主要場所。
(五)初步建立了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
計劃生育家庭由于子女少,養老的壓力更大。為了體現“計劃生育光榮,響應黨的號召不吃虧”這個國策,吉林省從2006年起實行了農村的一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對符合條件的農村計劃生育老年夫婦,按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標準發放獎勵扶助金。
三、完善吉林省農村社會保障的對策及建議
(一)加強農村社會保障法制建設,使農村社會保障有法可依
吉林國至今還沒有出臺專門的社會保障基本法,那些作為目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法律依據的行政規章之間缺少必要協調,不能形成配套的法律體系,導致實踐中有許多問題無法可依。與此同時,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的法律監督和實施機制也是推進農村社會法制建設的必然要求。吉林國現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法律監督機制薄弱,主要體現在缺乏對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籌集和運營的監督,導致保障基金的管理混亂,違規投資和違規使用基金現象在一些地區大量存在。
(二)推廣以互助合作形式為主的農村經漭合作組織
農民是一個弱勢群體,單靠個人或家庭的力量是很難發展起來的,只有團結合作,將個體力量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團體,才能抵御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比如在農村醫療保障問題上,目前吉林省就推行了新型農村合作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這是一種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共同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為我國解決農村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問題,探索出了一條新路子。因此,推行以互助合作形式為主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不僅使農民自身利益得到保障,也減輕了財政的負擔。
關鍵詞:農村;留守老人;養老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2)06-0103-04
人口老齡化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把人口老齡化作為學術和政策的重點加以研究和應對,我國也不例外。大量研究表明,隨著我國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或經商,農村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等群體。學術界對留守老人的各種訴求和保障機制、途徑的研究近年來有升溫趨勢,主要集中在留守老人的健康、精神慰藉、文化娛樂、經濟支持等方面,以及對家庭、社區、社會養老等具體措施的探討等。本課題組通過實證調查發現,農村留守老人養老中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但以經濟困境最為突出,據此提出相應對策。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顯示,中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之列。國際人口學界通行的老齡社會標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或人口中位年齡達到30歲”。
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不僅已步入老齡化,而且從2005年起,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一直處于上升態勢,且增長幅度不斷提高。2006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比2005年增加0.27個百分點,2007年至2010年分別同比增加了0.3、0.4、0.5和0.8個百分點。
中國社會人口的老齡化一方面反映出中國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中國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條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城鄉居民醫療服務水平提高,體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與此同時,社會老齡化也給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一是人口老齡化使得社會勞動人口比例下降;二是人口老齡化加重了家庭的供養負擔;三是加重企業的負擔;四是加重國家和集體的負擔。人口老齡化已給我國社會福利,特別是社會養老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二、中國農村留守老人群體的人口學特征及其養老困局
(一)農村留守老人群體規模及人口學特征
按照2007年12月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公布的《中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研究報告,可知我國6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口數占老年人口總數的73.7%;如果按此比例計算,保守估計2007年我國6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口約為11305萬人,農村老齡化水平約為15.5%。據國家統計局預測,到2020年,農村老年人口將達到1.2億。農村老年人口規模如此龐大,老齡化形勢日益嚴峻,不能不說對于新農村建設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農村65歲以上老年人口大約是城鎮老年人的1.28倍,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56.06%[2],說明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所面臨的老齡化問題更加嚴重。概括起來,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具有速度快、規模大,且超過城鎮人口老齡化水平等特征。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入城市,農村出現了一個“留守老人”特殊群體。根據調查,“2008年,我國65歲及以上的農村留守老人的數量已達2000萬,占農村老人比例已達60%以上,其中,子女均外出的空巢留守老人比例高達48.5%?!盵3]規模龐大的農村留守老人這一群體的出現,使得農村老年人口養老問題更加突出,尋找適當的解決途徑和辦法已成為政府和全社會的重點工作。
關于農村留守老人所面臨的問題,學術界已有一些研究,但就“農村留守老人”的界定并沒有太多涉及,根據相關研究,可以把這一群體界定為60歲以上且子女外出達3個月以上的農村老人,這一群體主要有以下人口學特征:從年齡結構看,主要集中在60-79歲之間;從受教育程度看,一般是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總體上呈現出學歷水平偏低態勢;從居住形式看,絕大多數留守老人與配偶或未成年孫子女同住,獨居者僅占較小比例。
(二)農村留守老人養老所面臨的困難和養老訴求
為了進一步了解農村留守老人的養老困難和訴求,課題組成員分別深入到河北省保定、滄州和承德等地,對上述3個城市的A、B、C三個村的部分留守老人進行了走訪調查。此次調查總共涉及187名留守老人,通過向老人們發放調查問卷,由調查者指導老人們填寫或向老人提出問題,根據他們的回答代其填寫等方式完成調查工作,問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為100%。同時,根據實際需要對部分老人進行更為深入的訪談。走訪中獲取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對于農村留守老人的養老訴求,特別是在養老問題上所面臨的困難有了一定的了解。
1. 精神慰藉缺失是留守老人面對的一個問題。
老人的子女在外地打工,一般只是在春節期間才回到家中,平時只是偶爾打電話詢問一下老人的情況。受訪老人中有61人稱子女不在身邊,他們感到很孤獨,占32.62%;還有85人承認因子女不在身邊感覺比較孤獨,占受訪總人數的45.46%。老人們的消遣活動一般就是看電視、打牌,或找年齡相仿而且談得來的街坊鄰居聊天。當問及有街坊鄰居聊天,或者大家在一起打牌,是否可以替代子女的陪伴時,86.1%的受訪者都持否定態度,認為誰也不能替代子女的關心和陪伴。
留守老人們大多希望他們的子女能陪在自己身邊,生病或者有其他需要幫助時能隨時趕到跟前。但是他們也明白,由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低,鄉鎮和村集體也沒有企業,如果不去打工,也就只能成天侍弄那幾畝薄田,一年下來去除種子、化肥、農藥等投入剩不了幾個錢。家里孩子上學、結婚、蓋房等都需要錢,若子女們留在自己身邊,經濟方面的困難又難以解決。
本課題組的調查表明,農村留守老人對于機構養老的抵觸較為普遍,其中確實有觀念層面的因素,在河北省一些地方,人們習慣上把沒有后代的家庭稱為“絕戶”,一部分老人認為養老院是“絕戶”才去的地方,但這一群體比例并不大,只占被調查老人總數的8.56%,其他絕大多數對養老機構持抵觸態度的老人主要是因為無錢交納那筆費用。在調查訪談中,一些老人說出了他們自己的想法,認為在養老院里,大家都是一樣的老人,談話有共同語言,吃飯穿衣有人管,是個不錯的地方,但一個月幾百甚至千余元的費用實在讓他們吃不消。因此,機構養老要在農村順利實施,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予以一定的經濟支持,同時也要不斷提高農村家庭收入水平,使家庭能夠負擔老人進入養老機構養老的費用。無論是要增加地方財政收入,還是要提高農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都需要大力發展鄉(鎮)、村集體經濟。
若要徹底解決留守老人缺少子女關愛的問題,就需要吸引他們的子女留在家鄉,而這更需要本地能夠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并能夠給予他們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勞動報酬。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地方經濟有較高的發展水平。
(四)不斷提高農村老年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
目前我國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雖已基本實現了全覆蓋,但總體上看,保障水平還很低。按當前的標準,居民基本養老金是每月55元,即每年660元人民幣。按目前的居民消費水平看,每年的養老金不足一個月的養老院生活開銷,這也是農村地區機構養老難以發展的原因之一。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應盡量提高農村基本養老保障水平,使農村老人真正實現老有所養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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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EB/OL].[2012-05-25]http://stats.gov.cn/tjsj/pcsj/rkpc/brp/indexch.htm.
[3]陳 浩,李曉娟.農村留守老人的醫療保障問題探討[J].農業考古,2010(6):236-238.
[4]李 強.中國外出農民工及其匯款之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1(4):67.
[5]羅 蓉,成 萍.農村留守老人養老現狀研究――基于貴州省興仁縣的實證分析[J].人民論壇,2010(7):222-223.
責任編輯 莫仲寧
The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roup Endowment
of the Left-behind Old People in Rural Areas
Xu Yingming Jin Shujuan Wang Yuliang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當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七及以上或者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百分之十以上時,標志著國家進入老齡化。近年來,中國人口在年齡結構上逐步發生變化,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我國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逐年升高,開始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在本世紀中老齡人口所占比例增高趨勢迅猛,人口老齡化日益顯現,在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數據為,我國六十歲以上的人口數高達一億七千多萬,占總人口數的13.26%,標志著我國如今已進入老齡化的高峰期。并且經專家研究表明,倘若不采取有效的政策進行抑制,我國的老齡化問題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會愈演愈烈,變成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對于我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都產生巨大影響。在我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發展引起專家學者的巨大關注,其解決政策在學術界產生巨大的爭議,并且如今人口老齡化問題被和人口發展策略放在一起討論,認為人口老齡化即將成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與社會經濟體制相矛盾,對社會的發展帶來挑戰。
2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形成原因
社會人口老齡化的產生有許多方面的原因,對于我國來說,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對于人口老齡化帶來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一點與眾多發達國家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兒的出生率在政策實行的短期時間內大幅度下降,導致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迅速生成,這點和發達國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時較低導致的緩慢形成的人口老齡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齡化問題來勢洶洶中國面對的問題就更加嚴峻。隨著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國的少兒群體人數相對較少并且增長緩慢,從70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以來,我國就一直保持著這種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條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條件進行養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壽命大大提高,并且隨著醫療水平迅速提高,國家大量引進了先進的醫療設備和醫療技術,新型高效的針對性醫療藥品也不斷地開發,為老年人生病的治療和康復進行保障,導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諸多因素導致了我國老齡人口的人數不減少反而增加,同時面對的是低生育率,青壯年的人口數由于低新生兒率的影響逐漸減少,結合龐大的老年人口數量,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產生巨大的變化,呈現的便是我國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現了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隨著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斷上升,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日趨嚴峻。
3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的本身并非是問題,這只是一種社會人口比例的動態變化,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經的狀況,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狀態。然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在逐步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將會給社會帶來相應的問題,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源是老齡人口數量的龐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較高,這對于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穩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3.1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
在社會中,主要勞動力無疑是青壯年群體,老年人是社會的一個幫助對象,由于身體條件的約束,老年人對于社會經濟的創造較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會的供養。由于中國老齡化趨勢發展迅速,社會財富的創造不能滿足對老年人的供給,對老年人撫養金的巨大額度的支付給所占較小比例的年輕人帶來巨大壓力,社會的現代化建設跟不上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經濟發展仍處于較為落后的狀態,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不能夠滿足對老年人的撫養需求,造成地方財政赤字,導致經濟危機。實際上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決定老齡化帶來的壓力對于社會的影響,必須與經濟基礎相考慮,具有充裕的社會經濟資源,則對于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壓力社會可以輕松面對。然而我國并不具備足夠的經濟條件,因此即使老齡化程度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仍要面臨遠遠大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帶來的社會經濟壓力。據研究表明,以AECI指數來對老齡化經濟壓力進行判斷的話,中國以2.4的指數遠高于按美國的-5.1,并且經專家學者研究,我國在未來40年會達到老齡化經濟壓力的高峰,給社會生產力帶來空前的壓力。
3.2 人口老齡化對政治的影響
老年人口數量以及所占比例的變化對于國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產生巨大影響,首先國家的政策對于不同年齡層的群體之間的利益會產生巨大沖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導致老年群體在我國所占的地位越來越高,導致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政黨等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治勢力爭奪戰中,老年群體成為了爭取的對象。由于社會政治民主化的進步,老年人對于政治的關注度逐漸提高,其參政意識也隨之不斷地增強,這導致老年人參加政治事務成為政治團體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導致政治團隊中的年齡群體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對于老年人群體的利益有了更多的爭取力量和機會,對于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都有很大的影響,有可能以犧牲未來幾代人的發展潛力作為求得政治上穩定的代價,給社會的政治穩定和公共安全帶來威脅。
3.3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全球的資源緊張和社會經濟的震蕩都對人口老齡化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帶來了更大的推動作用,導致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不斷被放大。城市化的進程使我國農村的勞動力不斷地聚集到城市以謀求更多的工作機會和發展,這對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城市青壯年勞動力的缺乏帶來了一定的彌補,然而這對于農村中青壯年勞動力無疑是巨大的打擊,農村中生產力極度匱乏,呈現的是極其低下的經濟收入狀況,農村老年人由于生產能力和生產技能的缺乏在生產過程中獲得的收入極其微薄,并且農村中社會保障金的發放也有一定的難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數過大,老年人撫養金常常得不到足夠的保障,并且農村人口社保額較少,在面對如今嚴重的“空巢”狀況,農村社會穩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戰。
3.4 人口老齡化對文化的影響
自古以來,中國人傳統是以孝為先,重孝道,在傳統文化中具有濃重的尊老成分。在傳統社會中,“孝”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成為中國家庭關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核心部分,贍養父母對于孩子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是對父母多年來的養育之恩的報答。然而人口老齡化的情況導致我國在養老方面上從“用心”的重視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錢”的行為模式,老年人和他們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觀念中贍養父母的思想,子女們將金錢上的供養和幫助作為了贍養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間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間的聯系僅在于金錢供養或是幫助照看孩子,導致我國數千年來的“孝道”的意義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家庭的經濟資源相掛鉤。
目前社會中對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著嚴重的歧視,對于老年人的生存意義有了越來越偏激的看法,認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對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嗇,子女對于探望老人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難以做到,甚至需要通過法律的規定來加以規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給家庭帶來的經濟壓力,子女對老人產生厭惡感,出現了漠視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現象的發生,導致“孝道”的嚴重缺失,對于我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巨大的沖擊。
4 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公共政策視角
人口老齡化狀況的出現是一種自然的社會發展現象,當這種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發展太過猛烈到達一定階段出現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需要社會對于這種變化做出及時和有效的反應,采取適當的政策和方法來適應這種變化并對自身進行相應的調整。然而我國現有的社會制度和政策體系不能適應當前老齡化社會的發展所需,導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齡化問題的發生。因此必須對公共政策進行相應的調節,來有效地應對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給社會所帶來的問題。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調整
我國實施的計劃生育等人口政策對于我國人口的調整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時期的中國國情中,因此人們也習慣性地認為老齡化問題的解決應該依靠人口政策的進一步調整,來面對新的人口年齡層次分配情況。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實行帶來的人口發展狀況問題需要認真對待,采取相應的調整來面對老齡化的問題,然而人口老齡化不僅僅是生育政策的影響,還有人類壽命自身的延長方面的因素,僅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變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應該調整或者重構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來進行當前社會年齡結構和現有政策制度之間的協調工作。
4.2 不只調整對于老年人的政策
人口老齡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問題,是整個社會在經濟、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協調的問題,并非僅僅通過對老年人的政策的調整就可以解決的。人生在各個年齡段的狀態都是相互聯系的,必須從各個階段著手對人口年齡結構進行調整才能夠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帶來的影響。人的晚年的生活能力和其早年的狀態和繼續是息息相關的,必須讓青年一代們開始重視起健康方面,并且在社會生活和自身行為上進行相應的改變,注重經濟條件的創造,有所積蓄,為老年時期做好儲備。
關鍵詞:農村人身保險 保險產品 創新
一、我國農村人身保險市場的現狀
第一,農村人口老齡化對醫療、養老保險有極強的需求。目前,我國鄉村人口的老齡化程度比城鎮更嚴重。農村人口老齡化也會逐步改變人們消費及儲蓄結構,提升人們養老的危機意識,為商業養老保險在農村的開展留下廣闊空間。此外,老年人群體是一個各種慢性病高發的群體,這不僅對醫療保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農村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趨弱化,老年人護理問題也日益突出,老年照料護理類的險種,將擁有廣闊市場。
第二,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增加了對養老保險的需求。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改變了人們“養兒防老”的觀念。農民養老觀念的變化,為農村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提供了需求空間。第三,特殊農民群體的人身保險需求。城市化使得大量農民離開相依為命的土地。因此,失去土地后的農民對養老保險提出了高質量要求:希望既能解決當前人口的養老,又能惠及后代人。也就是要為有限土地補償費用尋找一個資金經營者,它可保證資金高效運行,能實現本金的保值和增值,由團體不記名地分享經營利益。失地農民也急需健康保險,以滿足醫療保障需求。第四,農戶對保單質押貸款的需求。當前的正規金融安排不支持農戶資金借貸需求,農戶借貸資金中絕大部分來自民間金融。從實踐層面的反映來看,多功能的養老金賬戶,尤其是能夠對農民的生產生活急需提供靈活貸款支持的養老金賬戶,深受農民歡迎。新疆呼圖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證”質押貸款經驗為保險業提供了較好的啟示。
二、我國農村人身保險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1.真正適合農村市場的人身保險產品的種類和數量均不足
在當前階段,風險保障是農民購買保險的主要目的,但目前為農民設計的保險產品,一是產品未能充分考慮城鄉差異,同質化現象嚴重。二是保險產品價格相對較高,超出多數農民的購買能力。
2.農村人身保險在營銷體系和業務管理體系的建設與創新等方面仍有待加強
總體來看,農村營銷網絡的構筑還未成型,完整、有效的營銷渠道體系的建立也尚需時日。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伴隨著農村營銷服務部的建設,教育培訓工作沒有及時跟上,營銷人員整體素質仍有待提高,少數農村地區在客戶回訪、續期收費等方面存在著較為突出的問題,客戶利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在業務管理體系方面,機構、人員、資金、單證等管理亟待加強,業務、財務和管理信息工作亟需改善,以進一步適應農村市場的內控機制和標準化業務流程的建立。
3.農村市場相對脆弱,如果開發不當,極有可能出現從眾性投保、群體性退保等非理性行為,嚴重破壞市場資源
由于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民風純樸,農民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較弱,市場傳染性強,銷售誤導和無理拒賠的后果可能相對城市來講后果要嚴重得多。正如監管機構所講:農村保險市場的開發就像生態一樣需要保護,如果開發得好,潛力是巨大的,農村保險市場就像一個聚寶盆,挖掘不完;如果開發得不好,由于壽險產品的替代性很強,農民可能就不會再買保險產品,保險在這個地區就無法發展,甚至絕收。
4.外部政策環境還不能滿足農村人身保險的業務發展要求
廣大農村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狀況決定了發展農村人身保險業務的經營成本遠遠高于城市。同時,幾乎空白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人身保險市場承擔的社會責任也遠高于城市。因而,政府的有效推動是發展農村保險業務的關鍵因素之一,但目前關于財政、稅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還不能滿足業務的發展,部分地方政府主動利用保險和保險公司的意識亟需加強,對農村人身保險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有待加強。
三、我國發展農村人身保險的相應對策
1.積極開發真正適合農民需求的保險產品,力求做到條款簡單、保費低廉、保障適度
各家壽險公司應加大農村人身保險產品的創新力度,針對農民的收入狀況和實際需要,重點開發醫療、養老、意外等保障險種。有條件的地區可適當發展投資分紅型產品,但應盡量控制在較低的比例范圍內。在產品設計與推廣上,要調整好躉交、短期和長期業務的比例,保持合理的結構,將壽險小額期交業務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以保護農村人身險業務的可持續性發展。需要注意的是,產品開發上要特別引導以勞動力為主要參保對象,而目前農村市場參保對象多為兒童。
2.加大農村人身保險的營銷網絡構建和業務管理體系等方面的創新力度
推進農村營銷服務網點建設,加強營銷人員培訓和管理,不斷探索適合農村人身險發展的組織形式創新,也成為推動農村人身保險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農村保險普遍存在重視開展業務而管理不足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客戶服務工作不充分,在客戶回訪和續期收費方面存在的問題比較突出。因此,各家保險公司應健全客戶服務體系,提高客戶服務水平,盡快建立一套適合農村特點的行之有效的續期收費和客戶回訪制度,并盡快提高營銷人員的素質。此外,有條件的保險公司應考慮設立專門的農村保險部門,由專人專崗負責,這樣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3.針對農村市場的特殊情況,各家保險公司在業務發展過程中要明確城市與農村不同的社會問題,避免社會矛盾的出現
農村市場在開展保險業務時,一定要明確法律關系,明確保險公司所擔當的角色;在客戶服務中,絕不能有欺詐和誤導行為,務必搞好售后服務。針對農村市場的脆弱性,保監會已于 2006年10月出臺了《促進農村人身保險健康規范發展的通知》,相信這必將對規范農村市場的機構準入和退出機制,規范公司經營行為,打擊和防止誤導行為,實行保護性地開發農村人身保險市場起到強大的指導作用。
【摘要】發展農村人身保險,必須積極開發真正適合農民需求的保險產品,力求做到條款簡單、保費低廉、保障適度;加大農村人身保險的營銷網絡構建和業務管理體系等方面的創新力度;針對農村市場的特殊情況,要積極的因地制宜的發展農村保險事業,從而保障我國廣大農村百姓的利益,促進和諧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農村人身保險保險產品創新
一、我國農村人身保險市場的現狀
第一,農村人口老齡化對醫療、養老保險有極強的需求。目前,我國鄉村人口的老齡化程度比城鎮更嚴重。農村人口老齡化也會逐步改變人們消費及儲蓄結構,提升人們養老的危機意識,為商業養老保險在農村的開展留下廣闊空間。此外,老年人群體是一個各種慢性病高發的群體,這不僅對醫療保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農村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趨弱化,老年人護理問題也日益突出,老年照料護理類的險種,將擁有廣闊市場。
第二,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增加了對養老保險的需求。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改變了人們“養兒防老”的觀念。農民養老觀念的變化,為農村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提供了需求空間。
第三,特殊農民群體的人身保險需求。城市化使得大量農民離開相依為命的土地。因此,失去土地后的農民對養老保險提出了高質量要求:希望既能解決當前人口的養老,又能惠及后代人。也就是要為有限土地補償費用尋找一個資金經營者,它可保證資金高效運行,能實現本金的保值和增值,由團體不記名地分享經營利益。失地農民也急需健康保險,以滿足醫療保障需求。
第四,農戶對保單質押貸款的需求。當前的正規金融安排不支持農戶資金借貸需求,農戶借貸資金中絕大部分來自民間金融。從實踐層面的反映來看,多功能的養老金賬戶,尤其是能夠對農民的生產生活急需提供靈活貸款支持的養老金賬戶,深受農民歡迎。新疆呼圖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證”質押貸款經驗為保險業提供了較好的啟示。
二、我國農村人身保險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1.真正適合農村市場的人身保險產品的種類和數量均不足
在當前階段,風險保障是農民購買保險的主要目的,但目前為農民設計的保險產品,一是產品未能充分考慮城鄉差異,同質化現象嚴重。二是保險產品價格相對較高,超出多數農民的購買能力。
2.農村人身保險在營銷體系和業務管理體系的建設與創新等方面仍有待加強
總體來看,農村營銷網絡的構筑還未成型,完整、有效的營銷渠道體系的建立也尚需時日。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伴隨著農村營銷服務部的建設,教育培訓工作沒有及時跟上,營銷人員整體素質仍有待提高,少數農村地區在客戶回訪、續期收費等方面存在著較為突出的問題,客戶利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在業務管理體系方面,機構、人員、資金、單證等管理亟待加強,業務、財務和管理信息工作亟需改善,以進一步適應農村市場的內控機制和標準化業務流程的建立。
3.農村市場相對脆弱,如果開發不當,極有可能出現從眾性投保、群體性退保等非理,嚴重破壞市場資源
由于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民風純樸,農民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較弱,市場傳染性強,銷售誤導和無理拒賠的后果可能相對城市來講后果要嚴重得多。正如監管機構所講:農村保險市場的開發就像生態一樣需要保護,如果開發得好,潛力是巨大的,農村保險市場就像一個聚寶盆,挖掘不完;如果開發得不好,由于壽險產品的替代性很強,農民可能就不會再買保險產品,保險在這個地區就無法發展,甚至絕收。
4.外部政策環境還不能滿足農村人身保險的業務發展要求
廣大農村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狀況決定了發展農村人身保險業務的經營成本遠遠高于城市。同時,幾乎空白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人身保險市場承擔的社會責任也遠高于城市。因而,政府的有效推動是發展農村保險業務的關鍵因素之一,但目前關于財政、稅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還不能滿足業務的發展,部分地方政府主動利用保險和保險公司的意識亟需加強,對農村人身保險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有待加強。
三、我國發展農村人身保險的相應對策
1.積極開發真正適合農民需求的保險產品,力求做到條款簡單、保費低廉、保障適度
各家壽險公司應加大農村人身保險產品的創新力度,針對農民的收入狀況和實際需要,重點開發醫療、養老、意外等保障險種。有條件的地區可適當發展投資分紅型產品,但應盡量控制在較低的比例范圍內。在產品設計與推廣上,要調整好躉交、短期和長期業務的比例,保持合理的結構,將壽險小額期交業務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以保護農村人身險業務的可持續性發展。需要注意的是,產品開發上要特別引導以勞動力為主要參保對象,而目前農村市場參保對象多為兒童。
2.加大農村人身保險的營銷網絡構建和業務管理體系等方面的創新力度
推進農村營銷服務網點建設,加強營銷人員培訓和管理,不斷探索適合農村人身險發展的組織形式創新,也成為推動農村人身保險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農村保險普遍存在重視開展業務而管理不足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客戶服務工作不充分,在客戶回訪和續期收費方面存在的問題比較突出。因此,各家保險公司應健全客戶服務體系,提高客戶服務水平,盡快建立一套適合農村特點的行之有效的續期收費和客戶回訪制度,并盡快提高營銷人員的素質。此外,有條件的保險公司應考慮設立專門的農村保險部門,由專人專崗負責,這樣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3.針對農村市場的特殊情況,各家保險公司在業務發展過程中要明確城市與農村不同的社會問題,避免社會矛盾的出現
農村市場在開展保險業務時,一定要明確法律關系,明確保險公司所擔當的角色;在客戶服務中,絕不能有欺詐和誤導行為,務必搞好售后服務。針對農村市場的脆弱性,保監會已于2006年10月出臺了《促進農村人身保險健康規范發展的通知》,相信這必將對規范農村市場的機構準入和退出機制,規范公司經營行為,打擊和防止誤導行為,實行保護性地開發農村人身保險市場起到強大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社區養老;“互聯網+”;養老模式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7049
國際上將60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10%以上或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7%以上的國家視為老齡型國家。浙江已快速進入老齡化深化階段,截至2015年底,浙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約98403萬人,占總人口的2019%,高于全國平均數4個百分點,高于國際老齡化標準線1019個百分點,養老成為不得不去關注和思考的問題。另外,農村老齡化程度比城鎮更高、更快,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更嚴重挑戰。2015年,總理提出的“互聯網+”行動計劃為養老產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作為互聯網發展前沿和積極推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浙江,更需要通過互聯網實現農村養老模式的創新和養老產業的發展。
1 概念界定
1990年人口普查顯示浙江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1038%,提前進入老齡化,且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加速發展。因此,養老問題、特別是農村養老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熱點。
11 社區與農村社區
1881年,費迪南多?滕尼斯首次使用“社區”一詞,“社區”是具有共同價值取向的人口組成的社會共同體。[1]我國很多學者雖然認知不同,但普遍認為社區具備一定的地理區域、一定數量的人口、居民共同的意識與利益、較密切的社會交往等基本特點。城鎮化不斷推進,農村社區逐步推廣,但其范圍一般仍限制在行政末梢的自然村落或聯系較緊密的村落群。[2]綜合農村社會學家們的理解,地域較廣闊且以村或鎮為居民活動中心、居民生活方式大體相同、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具備相似價值觀與行為規范的社會群體為農村社區。
12 家庭養老與社區養老
在我國,養老首先想到家庭養老這一傳統、維系社會穩定的養老方式。它以家庭為單位,家庭成員基于血緣與親情,贍養老人及給老人精神慰藉。社區養老則以家庭養老為主體,加大社區的載體作用,加以政府的輔助,將專業服務引入社區,老人既得到家人照顧,也可由社區相關服務機構或專業人士在生活照料、醫療保健等方面提供上門或托老服務。農村社區養老是農村在各級政府無力實現全面社會養老的情況下,提煉優化農村現有資源建立的一定范圍的養老模式,農村老人不必離開自己的住所和賴以生存的土地,留在熟悉的環境和熟悉的人一起安享晚年。
2 浙江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
21 浙江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
隨著浙江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年輕人隨著求學外出打工,移居或落戶城鎮,家中老人主動或被動地留在了農村。
211 農村老齡化快于城鎮
2015年末,浙江常住人口約5539萬人,農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42%,比上一年下降093%。但是,全省農村老年人口增長較快,1990年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占農村常住人口的69%,比城鎮這一比重高03個百分點;2000年,這一比重達到106%,比城鎮相應比重高34個百分點;2006年則為125%,比城鎮相應比重高36個百分點;2012年6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口57856萬人,占全省老年人口總數的6746%,占全省農村總人口的287%。近20年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占農村常住人口比重的年均增長達到了1096%。
212 農村“空巢老人”不斷增加
農村“空巢老人”指那些子女不在身邊、獨立生活的老人,也包括和未成年孫輩們留在農村共同生活的老人。在城市化浪潮中,由于城鄉差距的存在,大量農村青壯年通過打工或接受中高等教育流入城市,也因為農村核心化、小型化家庭的比重提高,“空巢化”現象更加嚴重。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00年,浙江65歲及以上老人家庭戶中,農村“空巢老人”占366%,2006年,這一比率為591%,2010年達到5956%,呈現快速增長趨勢。
213 高齡化與失能半失能現象日趨嚴重
農村老齡化加速的同時,高齡化現象日趨嚴重。2000年,全省農村75歲及以上老人為864萬人,2006年為1035萬人,年均增長33%,同期農村65歲及以上的老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04%。2015年,浙江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更是達到1558萬人,占老齡人口的158%。2012年末,全省共有百歲老人1625人,2013年為1794人,2014年則增加到1977人,2015年突破2000人,達到2227人,2012―2015年均增加926%,其中農村百歲老人又占全部百歲老人的70%以上。2014年全省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分別為2131萬人、4408萬人,各占老年人口總數的226%、466%。在廣大農村,多數老人主要以種地獲得收入,但隨著年齡增長,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能力減退。浙江省一些較發達村的老年人能從村里獲得一定補助,但大部分主要依靠家庭養老或自我養老,一部分無勞動能力的老人因子女無能力承擔或不愿承擔養老,生活相當困難。
22 浙江農村養老現狀分析
浙江省經濟雖得到大幅提升,但短期內依然很難解決全省的養老問題,尤其是農村的養老問題。
221 農村家庭養老模式的困境
絕大多數農村以“養兒防老”式的家庭養老為主,但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革,該模式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
(1)家庭養老負擔增大,經濟支持乏力。浙江省是計劃生育政策落實較好的地區之一,今后一段時期越來越多獨生子女的父母進入老年期。截至2014年底,全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為977%,農村老人基本達到應保盡保,但領取的養老金依然有限。[3]對獨生子女們來講,兩個年輕人養四個或更多的老人逐漸成為一種極大的壓力。且面對“養子”與“養老”,往往出現“重小輕老”的情況,對老年人經濟支持不多或沒有。
(2)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與核心家庭比重增加。隨著城鎮化持續推進,失地農民數量增加,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工作生活,傳統農村養老文化受到沖擊,甚至出現“養兒不能防老”的現象。留守老人,尤其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成為被嫌棄、冷落、忽視的對象。即使是農村子女,一般在成家后也會與父母分開,把大多數精力放在自己小家,不能隨時掌握父母的衣食住行及健康狀況或給予老人因孤獨、失落需要的精神慰藉。
222 現有農村社區養老模式存在的問題
養老問題日益突出,各地政府探索多種養老模式。上海等城市在社區養老模式探索中暴露了一些制約社區養老發展的問題。一是信息不暢帶來資源配置不合理。社區居委會作為中介聚集信息,但存在養老服務供給和需求信息不完整、不及時等問題,一些單位、志愿者沒有暢通渠道去參與社區養老。二是當前社區養老以政府推動為主,設施建設主要靠政府投入,受人力、資金等資源條件限制,落實中出現分配不均、管理落后、服務人員欠缺等情況。而在獲利較低的現實情況下,一些企業也沒有較高參與社區養老服務的積極性。三是雖然浙江經濟發展很快,但農村居民養老觀念仍較為落后,更注重固有的“養兒防老”,不愿接受社區養老模式。
3 浙江農村新型社區養老模式的構建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開始對社區養老方式進行研究,而農村社區養老又是一個較新的研究方向。
31 國內外相關養老經驗
經濟社會發展、文化傳統不同,各國實行的農村社區養老保障有不同的模式。
311 日本模式
目前,日本的社區養老組織形式主要有政府主導型、政府資助民間組織型、民間志愿者協會型和企業組織型四種,體現“小規模多機能”的特點,社區養老院的床位一般在20~30張,可以提供包括24小時入住照顧、日托服務或居家上門等“多機能”服務,強調老人們在自己的家中和社區中養老,與社區互動。
312 英國模式
英國社區老年服務采取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的“社區照顧”模式,在20世紀70年代政府削減福利支出后愈加受到重視,成為英國社會養老的最主要方式。其主要以社區為依托,政府為主導,市場運作為輔助,專業機構提供服務,形成官辦民助的管理格局,實現政府與社會、個人共同承擔養老責任。后來美法等國紛紛效仿,社區照顧成為歐美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一種養老模式。
32 浙江農村“互聯網+養老”服務新模式
近年來,浙江省大力推進養老服務工作,2020年的目標定為“9643”,既96%的老年人居家養老;4%的老年人在機構養老;保證不少于3%的老年人能享受政府提供的養老服務補貼。目前,浙江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已覆蓋全部城市社區,但農村仍有11%的地區沒有覆蓋。就農村社區養老,浙江省可以落實“政府扶持、村級主辦、社會支持、群眾參與、家庭分擔”的農村社區日間照料養老新模式,有效突破貧困地區農村社區治理的瓶頸。[4]在這一過程中,應鼓勵各村根據實際情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充分利用村內閑置人力、物資資源,通過新建、改建、擴建等多種方式推動醫療、養老、文化等資源“一體化、集約化、全方位”利用,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高效化,把老年人看病就醫、日間照料、健身娛樂打包,解決農村老年人的醫療護理和日常照料等問題。
國家制定“互聯網+養老”行動后,具有開放性、便捷性、共享性等特點的互聯網通過結合養老產業,對突破農村優質養老資源的時空限制,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意義重大。浙江各地需要利用互聯網技術整合農村有限的公共服務資源,實現資源更優配置。浙江省應該利用自身在互聯網發展方面的優勢,通過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動員,社區資源充分利用,成立以家庭為核心,以社區為依托的智能呼援中心,既能對農村留守、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行動進行簡單掌控,使老年人得到及時救援;也能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技術有效地分析和把握老年人的多樣化需求,建立社區與家庭、老人與子女、鄉鎮衛生院、專業機構之間線上線下的交互,減輕家庭照護者的壓力,使得老人留在農村社區養老成為現實,實現老年人生命保障、社會參與、家人照料的全方位保障,提高農村社區養老的質量,實現農村居家老人晚年幸福健康與尊嚴的生活,還能達到節約政府、個人的人力物力,降低養老成本的效果。
4 推進“互聯網+”農村社區養老發展的途徑
當前,互聯網養老項目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養老產業鏈條的融合。但是,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養老服務起步晚,基礎差,投入少,還需政府、行業、社會、家庭各方共同努力,推進該產業的發展。
41 政府層面
411 加快立法與制度建設
現行的養老管理制度與運行規則往往不能有效指導新的養老模式,在“互聯網+養老”發展的進程中,就要求政府部門作為引領者與推動者,破除阻礙新模式發展的不合理機制,根據實際頒布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為“互聯網+養老”創造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運行環境。
412 加大財政等支持力度
“互聯網+”背景下的農村社區養老還是新興事物,企業在獲利較低的情況下進入的意向低。因此,政府必須作為主導力量,增加財政支持力度,如政府對“互聯網+養老”模式創新帶來的風險進行預估,通過國家的前期投入為后續資金的進入奠定基礎,建立服務信息平臺,弱化企業追求利潤帶來的局限性與產業發展中的競爭性,實現數據的社會化價值;還應從財政補貼或稅收方面完善融資機制,引進民間資本,解決企業面臨的資金短缺困境,提高資金投入的積極性。
413 搞好農村社區建設
農村社區是“互聯網+社區養老”的載體,因此應抓住當前我省在新農村建設中的有利契機,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建設,完善基層衛生醫療系統或機構;推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保護地方集體經濟等,促進新農村的建設,為社區養老提供經濟、制度上的支持。優化產業布局,加強城鄉合作,實現要素優化配置,城鄉資源互補、合理分工。
42 企業或社會層面
421 整合資源與平臺
養老雖然是一項公益性事業,但也需要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加入。當下,“互聯網+養老”離不開專業化的信息與技術的支撐,企業需要協調上下游需求與資源分配,構建信息平臺,促進不同養老模式的融通,滿足多樣性的養老需求,構建更加合理、有效的養老服務供應鏈。
422 研發新設備,簡化操作程序
企業需要加大技術設備的研發,簡化智能設備的操作應用程度,方便老年人使用。當然,企業在追求自身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需要對設備、應用程序進行周期性檢查與更新,不僅為社會提供更優的產品與服務,也能創立自己的品牌,提高社會信譽度。
43 家庭與個體層面
431 夯實家庭養老基礎,挖掘個體潛在資源
社區養老是家庭養老的拓展與延伸,在構建中要挖掘家庭、老人自身的潛在資源。如通過制度設計鼓勵低齡老人向高齡老人提供無償或低償服務;有空閑房產的老人無償或低償提供場所作為日間照料室;創造機會為愿意參與社會活動的老人提供各種條件,發揮余熱;還可以結合農村實際,帶動村里的空閑勞動力,如充分調動沒有外出務工的、熟悉本村老年人基本情況的婦女,對她們進行專業的職業技能培訓,把她們培養成為貼近老年人實際需求的養老服務人員。
432 推廣互聯網應用,增強老年人應用能力
“互網+”帶來了新的智能養老方式,但農村老年人年齡結構偏高,受教育程度低,無法熟練掌握智能設備和應用軟件,使“互聯網+養老”舉步維艱。因此,農村老年人要走上“互聯網+養老”的路上,不僅需要社會與家庭的引導,也需要老年人自身的努力與觀念的轉變。
433 克服思想障礙,提升農村老人的養老意識
“銀潮”下,最重要的任務是加大宣傳,使各年齡段的村民認識到社區養老的觀念與實質是互助共濟,社區養老并不意味著年輕一代對老年人的遺棄與不孝,是新形勢下對家庭或居家養老的補充。因此,作為農村社區基層干部在改變自身養老觀念時,根據本社區實際需求去開展服務項目,最大限度滿足本社區老年人社區居家養老的需求。
5 結 論
農村老齡化日益嚴峻,如何突破農村養老資源短缺的限制,創新養老模式成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谡憬○B老實際,農村社區養老模式作為一種尚在探索之中的養老模式,能解決浙江省當前嚴重的“養老難”問題,結合其他養老保障模式有存在與發展的現實性和必要性。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今天,加快發展農村養老服務業,應該充分利用互聯網、云計算等現代技術手段,創新社區養老服務模式,實現養老產業領域政府、企業與家庭“三贏”。
參考文獻:
[1]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編(修訂本)[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2]徐志文農村社區養老模式研究[D].咸陽: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6.
要解決農民市民化問題,必須弄清農民人口現狀,找到農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徑。面對巨量農村人口,單純的大城市化或單純的小城鎮化,都難以解決問題,“中城市化”道路是可行的選擇。
當前中國農民人口結構的幾個總量特征
農民人口城鄉結構
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億:根據公安部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分縣市人口統計數據,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521萬人。
全國鄉村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6.3億。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數據,2011年全國鄉村人口6565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則鄉村人口中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62820刀人。
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6億、2011年全國農業戶籍人口88521萬人,減去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62820萬人,則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701萬人。
鄉村人口結構
全國鄉村常住人口中農民工為1.3億,農民工中本地農民工以及絕大部分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常住鄉村,為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而絕大部分在“縣外省內”以及“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常住城市,為城市常住農業戶籍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鄉外縣內”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的20.2%,約為3204.3萬,本地農民工9415萬,總計12619.3萬農民工常住鄉村。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農民工(全部為16歲及以上,絕大部分在60歲以下)中16-20歲的比重為6.3%。若16-20歲的人口比重按年齡平均分布,則16-18歲的比重約為3.78%,19-59歲的比重約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民工為12142.3萬人。
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37836.5萬人,減去19歲及以上的鄉村常住農民工12142.3萬人,則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全職從事農業生產的19-59歲的勞動力)為25 694.2萬人。
.全國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為283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鄉村人口中的非農業戶口人數約為2836萬人
城鎮農民人口結構
常住城市的農民工為1.3億人。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中,“縣外省內”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的比重為79.8%,約12658.7萬人。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有30%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務工(在直轄市務工的占10.3%,在省會城市務工的占20.5%),有70%在地級市、縣級市及建制鎮務工。
常住城市的非農民工農業戶籍人口為1.3億人。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 701萬人,那么常住城市的農民工就為12658.7萬人,則常住城市的不屬于農民工的農業戶籍人口為13042.3萬人。
城鄉農民素質結構
城市常住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6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10%。
根據2011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為62.9%,小學及以下、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其比重分別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農民工是外出農民工的主體(79.8%),外出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從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即近90%城市常住農民工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
農村常住勞動力中幸刀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5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約占30%。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10)》,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約為52.44%,比外出農民工低約10%;高中程度的比重為12.05%,與外出農民工相當;中專程度的比重為2.93%,比外出農民工低2.87%;大專及以上的比重為2.41%,比外出農民工低4.59%;小學及以下的比重為30.17%,比外出農民工高18.5%;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程度明顯低于外出農民工文化程度。根據國家統計局對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的界定,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結構可以近似反映出鄉村常住勞動力(即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的文化結構。
城鄉農民年齡結構
鄉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超過1億。2011年末全國鄉村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約為1.08億,占全國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齡老年人增加更為迅速,到2009年底,鄉村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增加到了1100萬,占鄉村老年人總數的11.3%。
鄉村15歲及以下兒童約為1.3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2011年中國鄉村0-15歲的人口比重為20.22%,則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中,0-15歲的人口總量達12702.2萬。根據全國婦聯課題組測算,鄉村留守兒童(0-17歲)達到6102.55萬。
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約為4億。測算方式見本文“鄉村人口結構”部分。21-40歲的鄉村農業壯勞力約為1.2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全國鄉村人口中21-40歲的人口比重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G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18286.9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本地農民工中21-40歲的比重為41.8%,外出農民工21-40歲的比重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中,21-40歲的農民工總量約為6277.8萬人。因此,2011年全國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的21-40歲的壯年勞動力為12009.1萬人。
城市農民T超過80%在40歲以下。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2011年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比重達到81.8%,40歲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國12658.7萬城市常住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10354.8萬人。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2303.9萬人.
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的幾個判斷
巨量農民亟須市民化
全國8.8億農業戶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國民待遇,但現階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鎮常住的2.6億農業戶籍人口,這些人口尚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其中,我國現有的12658.7萬“縣外省內”務工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生活,特別是3279萬“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大部分具有較強的就業能力,其子女也已長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鄉村,但大部分沒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強烈。
另外,若按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約60%,城鎮常住人口將達8.5億人,則2012-2020年新增城鎮常住人口達1.6億人(每年新增鄉村轉移人口約1800萬),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雖然其兼顧農業生產,但已在非農產業就業,文化素質、就業能力較強,市民化條件較好,市民化的要求較為迫切。
農民工文化結構與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雖然農民工比農村居民勞動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對城市市民而言,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較低,與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較大。2011年全部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僅為23%,特別是本地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達20.5%,而在城鎮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0%,城鎮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3.6%;全部農民工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僅為5.3%,而城鎮就業人員中的大學??啤⒋髮W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達24.3%。我國農民工的整體文化素質不高,進城后就業競爭力低,就業穩定性差,極大地制約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農業生產力文化素質10年間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較高的鄉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鄉村智力資源嚴重外流,導致鄉村全職農民整體文化程度長期處在較低水平。2001年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39%,而根據筆者測算,2011年全國35.6%的鄉村全職農民的文化素質仍停留在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農業生產者文化素質10年來改善微小。
農業生產尚未出現空心化、老齡化現象
近年來,由于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鄉村地區青年人大量減少,個別地區出現“撂荒”現象,但從全國整體上看,大量農民工的離去目前并沒有導致我國農業生產的“空心化”(即大面積鄉村無人從事農業生產),農村農業勞動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據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我國耕地面積為20.27億畝,2013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6.79億畝,而2011年全國19-59歲的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為25694.2萬人,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為7.89畝、人均糧食播種面積為6.53畝,另有1-3億常住鄉村的農民T可以兼顧農業生產,鄉村現有農業勞動力數量完全能夠支撐我國農業生產與糧食生產。在土地面積不增的情況下,我國糧食連年增產,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農業生產也未出現“老齡化”。雖然我國鄉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國鄉村地區仍有1.2億壯年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壯年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也僅為17畝左右。
鄉村老齡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開展的“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已經達到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齡化程度。根據中央農村工作辦公室2009年調查,農村老齡人口規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齡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齡人口撫養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較可行的戰略抉擇
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沒有空間
城市規模與勞動生產率之間是一種倒u形關系,城市人口規模超過一定閾值后,城市生產就會走向規模不經濟。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城市人口規模達到150萬,其規模經濟完全消失。而我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人口規模已經遠超過最佳規模,雖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規模效益,但在整體上與理想城市規模相比,已經大量出現規模不經濟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經達到或超過土地資源承載極限。據《京津冀發展報告(2013)―承載力測度與對策》的研究與測算,京津冀地區土地資源最大人口承載力可達17080.75萬-1901.07萬人,最大人口密度可達1023.97-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達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經超出了土地資源人口承載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經達到1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經接近承受的極限。特別是在水資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6立方米,遠低于國際人均水資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標準,屬于重度缺水。我國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基本沒有空間。
大城市中大量農民工長期得不到市民待遇,處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農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狀態,也說明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遇到“天花板”。
小城鎮化帶動農民市民化長期徘徊不前
小城鎮由于定位、布局、體制等問題,資源、產業、人口等難以集聚,形不成規模經濟和城市功能。長期以來,我國小城鎮產業規模較小,產業結構簡單,就業崗位缺乏;重視工業輕視商業,往往“有城無市”,沒有持續的消費能力和發達的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較為薄弱,生產效率與生活質量較低。這些問題致使我國小城鎮長期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對農民市民化的帶動作用不大。2002年我國鄉鎮企業解決了1.33億鄉村勞動力就業,而到2011年我國在鄉村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民工還是1.3億。這說明,近10年來,小城鎮化基本沒有帶動農民的市民化,難以承擔城市化的任務。
“中城市化”可能是帶動農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徑
針對我國2.6億農業戶籍人口常住城鎮、1.3億農民工進城務工但常住鄉村兼顧農業生產、2.3億鄉村老人與兒童尚需照顧的農民人口結構,在我國大城市化基本沒有空間、小城鎮化非農就業無法增長的情況下,應該轉向以中等城市為主體的“中城市化”戰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強縣城為基本單元,以建制鎮為支點,建設分布式城市網絡,淡化縣級行政功能,優先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統一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利用200個左右中等城市和縣城已有的成熟基礎設施與發展空間,低成本吸納中等城市既有和從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農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農業戶籍人口,逐步減緩我國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問題。加強建制鎮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本地農民工以及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等在市鎮落戶定居,實現產業聚集、人口聚集、服務聚集。小城鎮化是城鄉分離的,小城鎮僅具半城市功能。與小城鎮不同,作為中城市化的支點,建制鎮是市鎮,即與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體的,二者不是行政聯系,而是產業分工協作的統一經濟區。
需要說明的是,“中城市化”戰略與“市管縣”、“省管縣”是完全不同的??h域經濟社會從本質上說,是城鄉分割的,而且以傳統農村為主?!笆泄芸h”、“省管縣”雖然重視縣域的發展,但從根本上說,是在城鄉分割的框架下強化縣級行政能力,因而無論是市還是省,對縣域經濟社會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戰略一開始就打破縣域框架,弱化縣級行政能力,走市鎮一體化、城鄉一體化的路子。縣在“中城市化”戰略中只是一個地理或區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適度規模有利于充分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集聚效應,利用已有的良好產業基礎、教育科研條件,發展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開展城市建設,低成本解決住房等生活問題,大幅度減低農民市民化與公共服務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據生產生活需要,規劃和發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以公共交通為主解決市民出行問題;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弊病與規模不經濟。
推進“中城市化”的幾點建議
把新興、綠色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資源與產業基礎,發展各具特色的高度專業化新興產業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長性、高增長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縮小中等城市與大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業吸引力與就業容納能力。
大力發展中等城市綠色產業,推廣清潔、低碳、高效的生產技術,打造一批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宜居宜業的高品質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為主導,市、鎮經濟社會一體化布局,形成一批工業鎮、農業鎮、商貿鎮、服務鎮等。
圍繞城市需求發展第三產業
大力發展購物、休閑、娛樂、旅游、商務等專業市場,大型購物中心以及網上交易平臺等現代化商業設施,推動現代商貿服務業的發展,活躍城市消費市場,拉動城市消費,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質量。
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現代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等生產業,在促進制造業發展的同時,改善城市產業結構,提高城市增長質量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齡化、“124”的家庭結構(即一個孩子兩個中年人四個老人)以及家務勞動社會化等帶來的養老、家政、醫療陪護等巨大服務需求,引導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與社區服務行業向規模化、專業化方向發展。
推動農業生產公司化
在培養職業農民與土地流轉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農業生產的公司化,在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公司性質的現代農場、農莊、農業園區、農業合作社、農工商綜合體等,推廣生態種養模式,建設綠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農業轉變。在公司化的基礎上,農民收入逐步實現工資化。凡是實現收人工資化的農民,無論是務工還是務農,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農民實行超前免費中專教育
針對農民工文化層次較低、難以在城市穩定就業、無法在城市長期生存的狀況,實行農民免費職業教育政策,在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對青壯年農民附加3年免費中等專科職業教育,保障農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與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結構。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農村勞動力轉移專項跟蹤調查”顯示,在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有穩定受雇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勞動力的平均外出時間為283天,比未接受過的平均外出時間多出16.6天。
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中小城市放開落戶限制的基礎上,以推進基本公共社會福利的均等化為突破口,逐步消除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重點以農民工整體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為核心,確保農民工及其子女能夠平等接受教育、醫療、失業、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