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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費效益論文范文

作者：梁小莉 單位：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體育部

消費社會學視角下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研究的必要性

商業健身消費作為一種即時的體驗消費，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需要與教練、會籍顧問、其他消費者等進行社會交往。因此，商業健身消費不僅具有經濟屬性，而且具有社會屬性，無疑是一種社會活動。消費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作為社會現象和過程的消費［7］，為此有必要從消費社會學的視角對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進行深入研究。消費社會學視角下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研究的意義消費社會學視角下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研究的意義主要凸顯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理論意義。傳統上，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經濟學的視角，消費社會學的視角則有助于了解影響商業健身消費的社會學因素、認識商業健身消費的社會學特征和社會功能，能夠更加深入地挖掘商業健身消費的本質，從而不斷豐富體育消費的理論體系，并有利于拓寬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域，進而有助于促進體育社會學學科建設。其二是應用價值。消費社會學視角下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的研究能夠從消費社會學的視角為刺激商業健身消費、促進商業健身俱樂部健康發展提供一系列對策建議，如社會階層結構的視角、消費觀念的視角、參照群體的視角等等，這些研究成果同時對于提高體育消費整體水平亦有借鑒價值。

消費社會學視角下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研究的主要議題

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的消費者在商業健身消費方面應該存在一定的差異，家庭類型。不同類型的家庭如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單親家庭、空巢家庭等對消費者的商業健身消費應該具有一定的影響。社會互動。社會互動影響了具體的消費需要，表現為“跟潮效應”、“認同效應”、“示范效應”，同時還影響到抽象消費需要的層次，表現為“反叛效應”和“攀比效應”［7］。社會互動同樣會影響到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的健身消費。社會階層。隨著社會階層結構的不斷變遷，當代中國社會可以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8］。由于各社會階層消費者在資源占有上存在著差異，必然會導致商業健身消費的差別。第五，社會資本。布迪厄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或者潛在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9］。社會資本的主要內容包括信任、社會網絡、規范［10］。社會資本不僅對個人，而且對組織、社區等的發展都具有較大程度的影響，勢必也會影響到消費者的健身消費。第六，價值觀念。不同的價值觀念如“消費理性主義、禁欲主義、利他主義、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7］等都會影響到人們的消費行為，消費者的健身消費也不例外。消費者健身消費的社會學特征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健身消費的社會學特征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第一，關系消費。“關系消費”(consumptionofrelations)是法國社會學家波德里亞(Baudrillard，2001:25)所提出的一個概念［11］。關系消費其實就是人們為了建立和維持社會關系而進行的消費行為。在注重關系的當代中國社會，關系消費現象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過于請客送禮。商業健身消費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關系消費的特征。筆者曾對中高檔商業健身俱樂部的消費者做過訪談，發現有的消費者將商業健身俱樂部作為建立商業伙伴關系的平臺，有的將其作為維持、鞏固客戶關系、朋友關系的一個手段，而健身消費的本體功能在某種程度上被部分消費者邊緣化了。第二，中上階層消費文化。消費不純粹是滿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質性活動，它同時也是一種符號活動、交流活動和表現活動［7］。商業健身消費屬于較高層次的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商業健身消費表達的是一種健康、時尚、尊貴的中上階層消費文化，象征著一種高品位的生活方式，顯示了消費者具有較富足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從消費主體來看，商業健身消費與一般的大眾消費存在明顯的區別。第三，消費分層。由于各社會階層資源占有的不同，導致消費觀念、消費水平均存在差異，消費分層現象客觀存在，商業健身消費亦存在分層現象。筆者曾對商業健身俱樂部消費者調查發現，有的動輒花費數萬元購買私教卡(聘請私人教練)、有的辦理金卡、銀卡，而有的則僅僅辦理一張普通會員卡，還有的只是購買季卡或月卡。在商業健身消費方面，社會上層、中上層、中中層等之間，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等消費者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消費者健身消費的社會功能商業健身消費不僅具有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經濟功能，而且具有一系列社會功能，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促進個體社會資本的增長。一方面，消費者在參與商業健身消費的過程中，通過與私人教練、會籍顧問及其他消費者進行溝通、交流與互動，有助于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網絡;另一方面，一些消費者將健身消費作為一種“關系消費”，有助于鞏固和建立社會關系網絡，兩方面都有利于促進個體社會資本的不斷增長。第二，有助于促進社會流動。商業健身消費不同于其他物質文化消費，它其實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西方經濟學家將健身消費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方式。一方面，商業健身消費有利于促進消費者的身心健康，提高社會適應能力;另一方面，商業健身消費能夠使消費者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從而有助于促進消費者的社會流動。第三，有助于進行社會控制。現代社會，風險程度越來越高，社會問題日益增多，社會張力逐漸膨脹，影響到社會穩定和諧，對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體育作為一種特殊的方式參與對社會成員的社會控制［12］。商業健身消費可以使人們釋放壓力、愉悅身心、溝通感情，在滿足健身需要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社會控制的功能。第四，有助于促進社會整合。當代中國，社會分化現象客觀存在，對社會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整合即促進社會各系統之間關系的協調，使社會成為一個和諧的有機體，其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至關重要。商業健身消費能夠促進人們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使人際關系更加融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社會整合度。消費社會學視角下促進商業健身消費的對策如果從消費社會學的視角研究促進商業健身消費的對策，至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第一，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成。當代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尚不太合理，底層太大而中上層太小，尤其是中產階層尚未形成一定的規模，距離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尚有較大的差距。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作為較高層次的健身消費，因為商業健身消費屬于中上階層消費文化，需要一定的經濟和文化資源作為基礎。為此，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成是促進商業健身消費的重要條件，如何完善社會階層結構需要學術界深入研究。第二，挖掘中產階層健身消費潛力。在西方國家，龐大的中產階層是健身消費的主體，而且引領著消費潮流，在促進健身消費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學者對上海市的研究表明，龐大的社會“中間階層”的預期體育消費投入不足［13］，這應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如何努力挖掘中產階層健身消費潛力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第三，制定分層營銷策略。不同社會階層消費者有不同的消費偏好、消費觀念和消費能力，為此，商業健身俱樂部在制定營銷策略時要充分考慮社會階層的因素，根據不同社會階層的消費需求有針對性地制定營銷策略。第四，倡導科學的商業健身消費觀念。消費觀念對消費者行為有重要的引導作用，不合理、不科學的觀念將會直接抑制人們的商業健身消費。有必要建立并倡導科學的商業健身消費觀念，使人們認識到商業健身消費不僅是單純的經濟投入，而且是一種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投資方式。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第五，發揮參照群體的作用。作為一個社會人總是處于頻繁的社會互動之中，每個人身邊都有許許多多的群體，人們的消費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周邊參照群體的影響。因此，如何有效發揮參照群體在促進商業健身消費方面的作用同樣值得深入研究。

第2篇：消費效益論文范文

江蘇省農村不同收入組對衣著消費的現狀研究

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提高居民購買力水平，農村高收入戶對衣著的消費絕對額大幅度增長，將近低收入戶的3倍，對衣著的質量、面料都要求較高。另外，高收入戶衣著消費觀念的改變，更加注重舒適、漂亮；相反，當前農村中低收入戶仍然以低檔為主，追求衣著的省錢、耐用。農村市場不斷開放，使得農村居民與外界的接觸機會增多，農村高收入戶尤其是年輕人對衣著的款式、色彩和流行元素有很高的要求，衣著消費初步向時裝化、成衣化、個性化方向發展；農村中低收入戶對衣著的品牌和時尚沒有要求，其需求處于低檔次。從圖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觀察各個不同收入曲線變動幅度：①低收入組和高收入組的變動幅度較大，其最高占比與最低占比分別相差0.6個百分點和0.5個百分點；②其次是中低收入組和中高收入組，其最高占比與最低占比都相差0.5個百分點；③變動幅度最穩定的是中等收入組，最高和最低占比相差0.1個百分點。這說明，在衣著消費方面，中等收入組消費穩定性＞中低收入組和中高收入組＞低收入組和高收入組。另外，衣著消費占比例數值較低，說明農村居民在滿足衣著基本需求后，用于享受型的比例下降，即農村居民衣著處于一種基本生存需要，未達到精神層面。但是從衣著消費的絕對值來看，低收入組的衣著消費從2005年的122.1元上升到2010年216.4元，增長了77.2%，中高收入組從163.2元增長到259.7元，增長了58.1%，中等收入組從185.9上升到310.6元，增長了67.1%，中高收入組從212.8元上升到409.7元，增長了92.5%，高收入組從295.2增長到605.3元，增長了105.1%。這說明，在這六年間江蘇省內農村居民衣著消費的差距進一步拉大，2010年農村高收入組衣著支出是低收入組的2.8倍，高收入組追求品牌、檔次，而低收入組對衣著的需求還處于低檔次的缺衣買衣的被動消費。

江蘇省農村居民不同收入組對衣著消費影響的實證研究

xit是第i個收入組第t年的平均每人純收入。αi=α0+γi+zi，α0為平均截距，γi表示僅隨個體不同的省略變量對同變量的影響，表示各收入組的自發消費；表示僅隨時間不同的省略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這里假設zi為0）本文僅僅就各個不同收入組的資料進行研究，所以將模型取為固定效應模型，所有的數據來自2004~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利用EVIEWS軟件直接計算（表2）。從回歸估計結果看，衣著各年值都在0.981以上，說明各年純收入與衣著支出高度相關，本文使用ELES模型對農村居民衣著消費支出進行分析完全可行。從模型的識別上可見：①不同收入組農民在衣著消費支出上，各收入組農民不僅自發消費不同，而且邊際消費傾向也存在較大差異；②農村居民衣著消費傾向較低，說明農村居民對衣著不夠重視，收入增加后對衣著方面的消費增加較少。其中，低收入戶邊際消費傾向是中低收入戶的1.8倍，是高收入戶的2.9倍，且自發消費相對最小，表明低收入組在衣著上的購買潛力非常大，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戶的自發消費還是相對較高。這與農村居民生活環境有關，收入較低的農村居民多是從事體力勞動，決定了農村居民平時更愿意穿普通服裝。且越貧困的農村居民有節儉的傳統，雖然會有幾件質地好、款式新的衣服，但只在走親訪友或過節時穿。

第3篇：消費效益論文范文

保險消費者這一概念的提出大致有以下根據：一是認為相對于專業的保險人，單個的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處于弱勢地位，將傳統的消費者概念引入到商業保險領域是一種創新，對保護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實質正義的實現。但與此同時，也認為保險消費者還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學術界對該概念的提出爭議較大二是域外法的借鑒?。例舉了美國、歐盟、曰本以及我國臺灣相關的做法。如次貸危機后美國通過了《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該《法案》使用了"消費者金融保護”的概念；歐盟通過了《消費信用指令》、《消費合同不公平條款指令》、《消費者金融服務遠程銷售指令》等一系列法令賦予了金融領域消費者在格式合同、信息知曉、合同解除等方面的特殊權利；《曰本金融商品銷售法》適用的對象，不僅限于自然人的消費者，即使是法人，只要不具備金融專業知識，也屬于該法的保護范圍；我國合灣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將"金融消費者"定義為"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者。筆者認為，美國、歐盟、日本以及我國臺灣總體而言很多領域都是大陸要學習的對象，但是再多的例舉也不能證明保險消費者作為一個法律概念提出就具有必要性、充分性和合理性，在嚴謹的科學研究中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實際上，保險產品雖然與一般生活消費品有一定共同點，但不同點也非常明顯，如保險產品一般不會侵害消費者的健康權，保險法第十六條規定了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即承保人的知情權，很難想象一般消費者去超市購物需要向經營者告知個人有關情況。以上這些，大概也是截至目前沒有一個能廣為接受的權威的保險消費者概念的重要原因，修訂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沒有采納"金融消費者"或"保險消費者"這一概念或許有以上諸多考量。在保險消費者法律概念尚未明確的前提下，現有的法律制度能否保護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權益呢？如果能，那保險消費者這一概念的提出還有意義嗎？這兩個問題是本文要討論的。我國保險法第十條規定，"保險合同是投保人與保險人約定保險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作為私法的保險法，其保險合同依然具有一般民事合同的特點，即保險合同是兩個以上法律地位平等的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協議，以產生、變更或終止債權債務關系為目的。與此同時，為保護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權益，我國的保險法第十一條規定"訂立保險合同，應當協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必須保險的外，保險合同自愿訂立。"，保險法第十七條還規定了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合同的內容的說明義務。此外，在實踐中，投保人在收到保險合同后一定時期內，如不同意保險合同內容，可將合同退還保險人并申請撤銷。應該說我國的保險法在保護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方面是基本是勝任的。大量保險糾紛的出現，完全可以再現行保險法和相關法律法規的框架內解決。

二、格式合同條款與保險產品

新修訂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不得利用格式條款并借助技術手段強制交易。"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格式條款是指"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的，并在訂立合同時未予對方協商的條款。"實際上，一旦出現保險合同糾紛中，通常人的理解就是保險合同是格式合同，格式合同中免除或減輕保險人責任的條款就是霸王條款，因而是無效條款，這一理解可謂流毒甚廣。現代經濟社會生活的快節奏，經營者在總結經營特點，探索經營規律的基礎上，根據交易特點，不斷實踐總結出具有客觀性和規律性的格式合同條款，無疑能極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商業效率。但凡人都具有趨利避害的自然天性，都希望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用格式條款的弊端也一直為人們所詬病，因為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一方往往都是精通行業規律特點的一方，掌握著本行業最核心的信息，具有較高的專業化程度，這就可能會使經營者利用自身的優勢地位，制定出最大限度有利于自身，并免除或者減少自身責任的格式條款，這樣的弊端同樣可能出現在商業保險領域。現代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社會，商業保險就是經營風險的行業，相對于單個的自然人或者法人，保險人具有更多的信息、專業知識和經驗，以致保險人利用自身優勢在合同中排除相對人的權益成為可能，實踐中也并不罕見。上面提到，保險是經營風險的行業，保險產品具有無形性和機會性，即承保人所承保的風險并不一定會發生，即使投保人出現了風險，如果風險出現的原因并非是承保的風險種類，同樣也得不到賠償。這恰恰反映了這個行業的特點，并不是投保人花了錢買保險就一定能得到賠償。也正因為如此，實踐中投保人一旦得不到賠償，就很容易出現纏訪纏訴濫用權利現象。這里筆者非常贊成劉建勛先生的論斷：無論是保險監管還是消協投訴處理在認定格式條款無效的過程中，務必充分認識到保險合同的特殊性：危險承擔為其本質屬性，核心內容為風險承擔與除外規定。合同中多數責任免除、免賠額等限制保險人承擔責任的條款，符合保險原理且為行業普遍規律。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保險法第十九條在實踐中就很容易被擴大適用如此，新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六條關于格式條款的適用也很可能被濫用。

三、投訴處理期限的法律法規適用

新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頒布實施以后，保險消費者的投訴處理期限也是一個熱點和難點問題，修訂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消費者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的，該部門應當自收到投訴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予以處理并告知消費者。"這與2013年中國保監會11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保險消費投訴處理管理辦法》規定的處理期限相去甚遠。根據《保險消費投訴處理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第一款和第二十八條規定，保險監管部門在處理保險消費投訴最長處理期限最長可達"15個工作日+90日"。在處理保險投訴糾紛的時候，究竟是適用依據保險法制定的《保險消費投訴處理管理辦法》還是修訂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繼續依據《保險消費投訴處理管理辦法》處理會不會有行政違法風險？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根據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法律適用原則，《保險消費投訴處理管理辦法》的法律效力無疑低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但是同時不要忘記，保險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效力上不僅是平行關系，而且還是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保險消費投訴處理管理辦法》是為了貫徹執行保險法的行政規章中的具體部門規章，《保險消費投訴處理管理辦法》第一條也明確立法根據："為了規范保險消費投訴處理工作，保護保險消費者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等法律、行政法規，制定本辦法。“事實上，保險業有其自身特有的行業規律性和專業屬性，相對于龐大的保險消費投訴群體，目前保險監管的力量、行業協會的力量以及消協的力量，對復雜的保險投訴糾紛處理要在七個工作日內完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四、保險消費者概念提出的意義

第4篇：消費效益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受消費主義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觀念的影響，消費異化現象正在充斥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異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費文化以及消費文化心態。消費異化為畸形、非理性消費行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費文化又助長了消費異化的泛濫。解讀消費異化與消費文化之間的關系，對倡導推進健康向上的消費理念有積極意義。同時，開展對屬于陋俗的消費文化、理念、行為的批判，有助于人們對消費意義的認知。全方位認知消費異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國情、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是抵制消費異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認為，消費異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進人消費時代的伴生物。所謂“消費異化”是指消費超越了自身的內涵，使人的消費價值目標發生偏離，導致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扭曲，消費的原始、本真意義發生了改變。這種消費“在本質上是一種‘異化消費’。本來意義上的消費是對使用價值的消費，其目的是對需要的滿足，這是正常消費。異化消費則是使消費與‘需要’、‘使用價值’相背離，過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費，造成巨大的浪費，這是不合理的消費。“人們的消費就不再是滿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種手段，而成了一種對商品象征意義的符號消費，即成了一種異化消費。論及消費異化及其種種表現，可謂涉及諸多領域，俯拾即是。擇其要者，僅從以下兩個側面略作說明。

其一，符號化的扭曲與曲解。消費或消費行為“符號化”是指人們消費的目的并非為了滿足于各種消費品一般使用價值，而是為了追求具體需求以外的某些符號表征。“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的服務和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閉現代社會，商品(包括各種服務)越來越多地帶有符號意義與特征，符號已成為商品的另外一種價值。然而，符號畢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屬性，也不應淹沒商品最基本的屬性。一段時間以來，相當一部分國人過分看重消費品的符號意義，過分追求符號的外延意義，使符號意義發生扭曲，消費行為、觀念發生了異化。一些人的消費目的更多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符號欲望”。其中有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時尚”，還談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費過程中追求各種名目的名牌、高檔消費品，目的是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費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標識，并不考慮消費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是否相符。對于豪華、奢侈的追求徹底消解了消費品最基本的屬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煙，開哪國生產的高檔名車，穿哪個名牌的時裝成為這些人的消費追求;于是，為了迎合這部分人的消費需求，應運而生地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天價”消費品:“天價年夜飯”、“天價香煙”、“天價豪宅”……。雖然他們只是人群中的少數或極少數，但所造成的“負激勵”效應卻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屬于富豪、大款階層的、對消費和商品符號化情有獨鐘消費者。這些人的收人顯然無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論，但對符號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費的目的也是為了顯示身份、地位，照顧“門面”，滿足虛榮心。于是，收人并不豐厚的“白領”吃住高檔，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費，成為生活水平的虛假符號。超前消費導致了少數人“花明天的錢，今天盡情享樂”的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有學者指出，高消費“為消費異化提供了溫床”閉。無論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這種過度符號化的異化消費都是非理性消費，應當予以批判。

消費符號化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異化了消費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費行為的異化，但實際上是價值觀念的扭曲，產生的各種負面效應—所謂，卜經濟”效應，遠遠超出消費領域或經濟領域。其中，消費文化的導向作用在今天越來越顯示出強勁的勢頭。整個消費過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號的左右，人與商品的關系也發生了異化。針對符號及其消費意義的逐步增多，許多時候物品消費即是符號消費的現實，有學者指出:“符號消費的實質在于社會身份的建構”。人們購買消費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追趕潮流、領略時尚、炫耀財富與富有等等與真正的商品屬性毫不相關的欲望—“符號欲”。此間，人是否“在場”取決于商品的符號“價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號價值，人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商品變成了欲望和著迷的對象，炫耀性消費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有些商品會得到人們的偏愛，而這些問題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所無法解釋的。的確，根據生產決定消費的理論，無法解釋人們對符號消費的“執著”。也許我們只能從文化的視角進行剖析。因為“人的符號活動的實現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據此，有理由認為，消費文化的“異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費消費。某種意義上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符號化性質，與消費符號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費消費不僅是消費符號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且凸顯浪費特征，形式多種多樣，甚至滲透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所謂浪費消費顧名思義，消費本身即是浪費，絲毫不顧及節約理念的存在。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是國人送葬時的花圈開銷。一項統計資料顯示，國人每年為死者送葬燒掉的花圈價值竟然高達13.3億人民幣!無論出于何種需求目的，滿足什么類型的消費需求，每年白白燒掉十幾億元人民幣的紙張，對于一個人均資源非常不富裕的國度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中國本是一個有著勤儉持家，厲行節約節約濃厚傳統的國度，但由于消費主義以及某些不良風氣的影響，優良傳統正在被人淡漠，各種消費中的浪費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時下的國人，無論身居窮鄉僻壤，還是大都市市民;無論是大款巨富，還是貧困人群，均對青年人的婚姻開銷表現出非常高的積極性和熱情。從嫁妝購置，到大擺婚宴，場面與鋪張一直呈上漲勢頭。各種花費，數量巨大，其中不乏有無謂的、屬于浪費性質的支出。當下青年人結婚上的花銷和“大方”的心態，窮人和富人并無本質差異，可謂“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窮人有窮人的浪費”。人們在分析國人在婚喪上花銷的浪費原因時，大多強調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實際的攀比之風的確助長了消費浪費風氣的蔓延。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從更深層次剖析，不難發現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的異化，背離了消費行為、消費模式最基本的準則:合理、正當、健康。

涉及國人消費行為中的浪費問題，除了前面列舉的兩個典型事例外，還可以列舉出許多。盡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來:餐桌上的浪費、一次性用品的泛濫成災、名目繁雜的“豪華包裝”等等。國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費不舍為天文數字，“豪華包裝”的資源浪費同樣驚人，媒體屢屢予以尖銳批評，依然有禁難止。無疑，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異化，堪稱日常生活消費中另一種特殊“符號消費”。消費異化的大行其道與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有直接關系。但剖析各種非理性消費，又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咎于外來文化的影響。必須承認，我們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費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無意之中助長了消費主義思潮背景下的消費異化。顯然，由于消費異化種種負面效應，致使消費異化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許多情況下，浪費消費、消費異化在現實生活中助長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費異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兩者可謂“相得益彰”。過分追逐符號化、浪費鋪張是消費異化的主要內容，從不同角度凸顯著非理性消費的特征。針對五花八門的浪費，有人建議出臺《反浪費法》。誠然，依法治理浪費有可取之處，但對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的治理完全“依法辦事”可操作性并不強。因為消費畢竟是個人權利，在權利本位社會里，抵制消費異化主要還應來自道德、文化層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徹底改變、扭轉消費異化，但健康的消費文化對于倡導理性消費、合理消費、適度消費、節約消費，自覺抵制消費異化必將起到積極作用。

二

關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等，學術界多有論述，但主要側重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筆者認為，應側重文化批判的視角認識消費異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異化現象是必要的。如何營造符合中國國情的消費文化和文化氛圍，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側重如下幾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與批判的文化。所謂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對各種直接影響人們消費心理、價值觀的陋俗文化進行批判(并非對整個消費文化進行批判)，還應對伴隨消費主義進人本土時挾帶的種種消極的價值觀和消費理念予以批判，如與異化消費密切相關的享樂主義、金錢至上等價值觀的批判等。這里所說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構新型消費文化過程中，刻意培養消費者對本土陋俗文化、外來消極文化認知的自覺，使廣大消費者能夠理性地消費，能夠對消費異化有本質的認識，進而強化對消費異化的抵抗力。當然，批判的目的不僅僅限于顛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構。我們確實需要建構新型的消費文化，一方面通過新型的消費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蝕;另一方面，則通過新型消費文化的建構，實現文化批判的目標。批判消費異化，營造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首先應在理論上對消費意義予以認知。必須告知國人，什么樣的消費理念、行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們倡導推行的。一般來說，消費的第一推動力是需求，即消費是由需求決定的。消費者消費各種消費品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費異化消解了消費品的自然屬性、物理屬性，突出、追求的是符號價值，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異化。因此，展開對消費異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關注消費倫理。根據讓·波德里亞的消費理論可知，消費具有倫理性，是一種倫理現象。因此，消費必須遵守相關倫理的約束。今天的消費倫理應側重兩方面內涵:一是弘揚傳統文化中勤儉節約的理念，并使之成為消費理念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續發展、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積極提倡可持續消費。消費理應恪守相應的倫理準則種種帶有“透支”性質的各種消費，既是消費的異化，也有違于合理的、適度的消費原則。“適度消費的精髓是節約。崇尚節儉的消費是自古以來的美德，即使在物質生活富足的今天也還是一種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們主張節約，決不是讓人們去過‘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對人們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為了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破壞，使人、社會與自然能夠和諧發展，而這正是為了使人們更幸福的生活。

針對消費異化、符號化，除了應當大力倡導合理消費之外，還應經常告誡國人，能夠揮灑自如消費的只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應選擇適度消費，“適度消費就是在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要的基礎上，在不降低消費水平的前提下，人們的消費不超出自然的承載能力與個人生理的承載能力，消費水平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費和避免超前消費。時下某些人的消費行為與國家倡導的節約經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也與收人、國情形成了悖論:一方面，我們承認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對各種高檔奢侈品的消費比之發達國家并不遜色;一方面存在著生產過剩與消費拉動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對商品符號和意義的狂熱追求;一方面，我們認同資源并不富足的現實，另一方面，消費資源消費的大手大腳讓發達國家“望塵莫及”;所謂消費的“個性化”，與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稱……。這些悖論說明了消費倫理的缺失(有人稱之為失范)，有必要針對消費異化、浪費消費重塑新型的消費倫理觀念。

第三，倡導理性的消費價值觀與合理適度的消費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費價值觀?我們認為，核心內容應是適度消費，對各種消費有一種“量力而行”的自覺，能夠認知消費品的物的屬性和符號之間的關系，不為符號所左右，符號不會是消費價值的全部。消費只是人生存和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須對消費有正確認知。物質消費能夠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也具備激發人們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費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費異化為對物質、消費品占有的無限沖動，并形成了賺更多的錢，購買更多的消費品，縱情享樂的循環圈。這些現象與商品、消費的泛化與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價值觀念絕無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費異化，一覽無遺地表現為消費者對物質財富的極度追求，必然導致物欲泛濫，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無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隨之泛濫，各種腐朽、沒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對人們精神生活的負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費異化對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使人們的思想、精神也隨之發生異化。“人們在享受消費所帶來的滿足和快樂的同時，卻淪為了消費的奴隸，人們在消費中迷失了自我，進而導致精神家園的失落”。“費異化使人越來越與自身的本質相異，喪失著美好、素樸的‘精神家園’。事實證明，異化消費、過度消費、把消費視為生活終極目的的行為模式并不能夠給人增加幸福感，無法體驗精神生活的神圣與崇高，大多僅僅局限于物欲消費的滿足，人淪落為物、享樂的附屬物。主體性在物質消費、符號消費、追逐富足中悄然淪落，滿足各種欲望的多重選擇與精神家園逐步缺失并存，消費異化支配下的人勢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識無從談起。故此，建構新型消費理念、消費價值觀不僅是對消費異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們回歸自己的精神家園。消費社會的現實不可回避，批判消費異化，建構新的消費理念、價值觀念則是國人不能繞過的思想歷程。

第四，正確的輿論和媒體導向必不可少。消費主義以及消費異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體的導向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后現代消費文化”與大眾傳媒結緣，不斷推出各種感性“情調”、時尚，使消費異化具備了社會化特征。商家通過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的大眾傳媒，無孔不人地進行“狂轟濫炸”式廣告宣傳，喋喋不休地(潛移默化地或公開地)引導人們、鼓勵人們進行消費，“各種傳媒鋪天蓋地地沖擊和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把大量虛假的物質需求強加于人。”圖某些媒體不負責任的鼓噪與消費主義一起成為消費異化的得力“幫兇”，迎合享樂主義的價值觀念，助長了消費異化之風，消解了健康的消費文化。充斥各種媒體的享樂主義、物質主義、購物的享樂等內容傾向，直接加劇了消費異化的勢頭。因此，建構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媒體、宣傳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費主義濫筋于美國，是社會經濟發達的產物。這種觀念、理念進人中國后，應當審慎考量之處為應看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如同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觀念等不可以全盤移植西方國家的模式一樣，對待起源西方的消費主義我們也應謹慎對待，冷靜分析。對此，媒體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5篇：消費效益論文范文

一、旅游購物消費的現狀分析

1.基本數據

(1)導購規模：據2001年《中國旅游報》的一項調查顯示，95%的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經歷過導游導購，81%的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參與過導購消費，96%的導游人員承認其在帶團過程中進行導購活動。

(2)購物比重：我國旅游者的平均旅游購物消費占旅游總消費的比重已由1996年的15.7%，上升至2001年的20.3%。據馬來西亞國家旅游局的統計，2001年中國旅游者在馬來西亞一地的旅游購物消費達4000元／人，其中70%來自導游導購。

(3)購物滿意度評價：根據2001年《中國國內旅游抽樣調查資料》中的有關數據計算，41.7%的被調查者對目前的旅游購物表示反感。

2.旅游購物消費的基本特征

(1)旅游購物地點：一般選擇在業內認可的定點商店，包括當地旅游局授牌的定點購物商店、旅行社指定的購物商店和導游、司機自定的購物商店等三類。

(2)旅游購物頻率：一般為一日一店。

(3)旅游購物種類：分為六大類：當地特產類、珠寶類、鐘表類、藥材類、品牌服飾類和工藝紀念品類。

(4)旅游購物商品基本特點：

一是物美。一般經導游人員和店員的聯合推銷，都能吸引住游客的眼球；

二是價高。產品一般標價不菲，少則幾百，多則幾萬。其產品定價方式為：

附圖

其中：P為商品標價，d為商品折扣率，R為商品凈利潤，r為稅率，TC為產品總成本，P(1-d)×20%＝商品凈利潤＝導游人員導購傭金（亦稱回扣或提成）；

三是還價空間大。這里的還價空間其實就是(O～dP)，一般來講，d的區間為(30%,60%)，個別奢侈商品，由于標價很高，d可達80%。但一般情況下，P(1-d)還是要高于市場上的價格；

四是質量穩定性不高。表1數據顯示，目前旅游購物商品的質量可靠性平均為61.7%，最高的是工藝紀念品類，為80%，最低的珠寶類，質量可靠性僅為30%。

表1旅游購物商品質量評價調查情況

附圖

注：本表數據是作者根據行業分析制作，僅供參考。

二、旅游購物消費的非規范利益分配鏈解析

研究發現，目前旅游購物消費的動力機制是由導游、旅行社、購物商店、旅游者四方形成的一種隱性契約關系——旅游者希望在游覽地購買物美價廉的旅游紀念品，導游員希望通過導購來彌補收入的不足，購物商店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旅行社則把購物商店的返利作為其利潤的來源之一。這種隱性契約關系形成的非規范利益分配鏈，是導游、旅行社、購物商店、旅游者四方利益的博弈。這樣的制度安排目前是不均衡的，由于旅游者對旅游商品的購買需求和對其信息的有限認知，使得不均衡制度安排得以存在。購物消費投訴的發生就是在這種合約安排下四方利益博弈非均衡性的表現，對旅游購物消費行為進行規范化、優化也就是要創造一種博弈各方共贏的合約安排。

1.非規范利益分配鏈模型

附圖

圖1非規范利益分配鏈模型圖

2.非規范利益分配鏈模型解析

(1)委托人—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導致旅游者在商品價格識別上處于劣勢。在旅游消費過程中，旅游者是委托人而導游是人。人由于和購物商店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而達成營銷行為的默契。因此，人在商品價格和質量上占有較多的信息。而作為委托人的旅游者，因為其行程均由人負責安排，因此無法通過比較對所購商品進行價格識別，在價格上處于被動接受者的狀態，信息占有較少。這種委托人—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得旅游者在商品價格識別上處于劣勢，也使得非規范利益分配鏈中導游與購物商店之間的回扣關系變得可行。

(2)旅行社超低成本運作導致其利潤來源渠道異化。旅游業的無序競爭給旅行社帶來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近幾年來，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旅行社數量的高速增長，據統計，截至2002年底，全國擁有旅行社一萬余家。旅行社數量的增加，推動了旅游經濟的發展，但這些旅行社中，真正有實力的只有百十家，大多數都處于小、散、弱、差的狀況，目前尚未形成科學的垂直市場分工體系，而是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競爭，共同分割一層蛋糕，產品差異化程度低，為了招攬游客進行低價競爭成為業內普遍現象。旅行社為了擴大其市場份額，降低消費者的進入門檻，以成本價格或低于成本的價格作為其線路報價。然后通過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的二次消費來彌補其經營利潤的空缺。比較典型的有如下三種報價模式：一是規范模式：線路產品報價＝兩地交通費＋區內交通費＋景點門票價＋食宿費用＋導游服務費＋毛利；二是海南模式：線路產品報價＝往返機票價（折扣價）＋區內交通費＋景點門票價（團隊價）＋食宿費用（團隊協議價）。這種報價是一種零利潤報價，旅行社在這種價格模式下的經營利潤來源于購物商店交納的“人頭費”，這種“人頭費”最終通過購物消費轉嫁到旅游者身上；三是香港模式：線路產品報價＝往返交通費＋簽證辦理費＋食宿費用。這種報價是一種負利潤報價，旅行社在這種價格模式下的經營利潤來源于導游員交納的“人頭費”（相當于導游員預先花錢從旅行社將團隊帶領權買下），報價的虧缺部分和導游員的工作收益通過購物商店的購物消費回扣實現。

(3)導游人員薪酬保障的缺失導致購物消費回扣成為其主要收益來源。導游正常收入的構成分為：工資：300～600元／月或零工資；小費：歐美為2美元／天，港澳臺為20元人民幣／天，國內為零小費；出團補貼：內地為30～50元／天，海南為零補貼，香港為負補貼（反交“人頭費”）。

由于導游工作的日趨自由職業化，許多旅行社為了節約成本都是在旺季臨時聘請導游，導致導游人員正常收入水平低下，有的沒有任何工資，有的還要反交旅行社“人頭費”。“雇工要付酬勞”應該是一般勞動力市場的規律，而在一些旅行社與導游員這一雇傭關系上恰恰發生了動搖。一些旅行社雇導游不僅不付酬勞，反而要求上團的導游員交給旅行社費用——“人頭費”，造成一些導游員“舉債帶團”現象。所謂“人頭費”，是旅行社按照一個旅游團游客人數的多少，向帶團導游員收取的費用，其計算方法是：導游員應繳人頭費總額＝旅游團人數×單位“人頭費”價格。單位“人頭費”價格的高低一般依照游客來自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購買潛力而定，如在入境客人中，高的80～200元／人，低的10～30元／人不等；國內游客中，高的一般是50～80元／人，最低的也是在5元／人左右。以一個每人要付50元“人頭費”40人的旅游團為例，導游員上團之前要付給旅行社“人頭費”2000元。導游員自己的勞動價值無法從正常的收入結構中充分體現，這使得導游人員面臨兩種力量：完成旅行社的“購物簽單”指標的外在壓力和“補充收入”的內在動力。這直接導致導游和司機聯合，投靠旅游商店，利用客人購物收取回扣。

(4)外部經濟效應的存在——非規范利益分配背后的合理因素分析。微觀經濟學認為，如果某人或企業在從事經濟活動時給其他個體帶來利益或危害，而該個人或企業又沒有因為這一結果得到報酬或支付賠償，那么這種利益或危害稱為外部經濟。根據是利益或是危害，分為正的外部經濟和負的外部經濟。旅游活動中有大量的外部經濟。人們對旅行社從飯店、餐廳、航空公司、交通運輸公司收取的傭金并無異議，認為旅行社作為旅游者與旅游供應商之間的中介服務公司，提供中介服務，收取傭金，合情合理。其實，旅行社和導游在購物方面所提供的中介服務與其他方面并無不同。旅行社每年給定點購物商店送去絕大部分的客源，導游在介紹旅游紀念品的性能和文化背景，推銷旅游商品方面的功勞不可抹殺，他們都為當地地方經濟和地方企業帶來了正的外部效應。旅行社和導游理應從主要受惠者——定點商店收取傭金。

三、旅游購物消費的非規范利益分配鏈優化

在上述研究中，我們解析了目前為旅游購物消費提供動力機制的利益分配鏈，那么對旅游購物消費行為進行規范化的實質就是對其利益分配鏈進行優化。利益分配的優化使得旅游購物消費過程中各方利益博弈達到一種均衡狀態，由隱形契約關系轉向顯形契約合同，從而形成一種博弈各方共贏的合約安排。

1.規范化利益分配鏈的建立

附圖

圖2規范化利益分配鏈模型圖

(1)游客利益：購物商店的定點化、公開化和價格監管化，使得游客在購買信息的占有上趨于對稱，其權益得到應有的保護。

(2)商家利益：一是經濟利益。支付合理比例的傭金，給商家帶來了更多的利潤，同時為降低商品價格提供了基礎；二是社會綜合效益。商家加入旅游傭金結算系統，誠信經營，受到政府各行政管理部門和行業協會的保護和推介，得到游客的信賴。而系統外的旅游經營企業，如采取私授回扣行為將被依法查處。

(3)旅行社利益：公對公結算，保證了旅行社合法的傭金收入，擴大了其利潤來源渠道。

(4)導游利益：導游是旅行社的從業人員（雇傭勞動者），他們在旅游過程中（包括旅游傭金的形成）付出了勞動，依法應按合同約定獲取勞動報酬。實行旅游傭金制后，旅行社按一定比例支付給導游作為勞動報酬的補貼，通過結算系統，委托銀行從旅行社傭金賬戶上即時劃轉到導游的賬戶中。傭金的合法化、公開化和合理化，使得導游在心理上和物質上均得到滿足。

2.實施的保障措施體系

(1)旅游定點購物商品價格的政府監管化。目前，定點購物商店的商品品種繁多，標價混亂，質地及生產日期不清，等級無對比性。為了保護旅游者的合法權益，政府相關部門應該聯合起來對定點商店的旅游商品進行分類，分等級，鑒定質地，并制定政府指導價格，加貼中國旅游局的標貼。確實做到定點商店貨真、貨全、價實。現行的購物定點制度本身就意味著將市場競爭局限在一定范圍之內，政府介入制定指導價格正是保證旅游者權益的手段。同時，可建立抵押制度，即定點旅游購物商店也應向行業主管部門交納一定數量的質量保證金。

(2)旅行社利潤來源的渠道良性化。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對現有旅行社的改造、分化、組合等方式實現大型旅行社集團化、中型旅行社專業化和小型旅行社通過制形成網絡化，建立起科學合理的垂直分工體系，使旅行社業朝著有利于競爭與發展的方向轉變。改變現行的“小而全”、“大而全”、“大無大的優勢，小無小的特色”的混亂局面。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低級的價格競爭，讓旅行社有利可圖，不指望通過其他違規辦法來創造利潤，讓旅游業朝著良性方向發展。

(3)導游員薪酬制度與激勵機制的合理化。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認為，每個人都從其從事的活動中獲得回報。當個人不能為他所做的事獲得回報時，或當個人不必為其行為支付全部成本時，獻出現了激勵問題。因此，旅行社應建立一種既能使盡職的導游員獲得其應得的回報，又能使導游員必須為其違規行為支付全部成本的激勵機制。

(4)旅游購物傭金的合法化與公開化。目前，本來合理的傭金卻以不合理的形式——“回扣”出現。因此，解決回扣問題的關鍵在于使回扣轉化為傭金，便于社會和政府監督。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只要“旅行社與定點接待單位事先簽訂合同，確定傭金比例，支付方式，并報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備案”即是合法行為。定點單位提計的傭金必須計入銷售成本，旅行社則將其列入營業收入。旅行社每月可按約定從傭金中提出一定比例作為導游員收入的一部分。同時，嚴禁司機、導游個人私自收受回扣。

韓國的做法值得借鑒。在韓國，任何商店不會直接給導游回扣，而是按導游所帶客人購物金額的15%～20%向導游所在的旅行社結算，再由旅行社按比例發給導游傭金。

(5)旅游傭金管理機制的信息化。銀行出資建立統一的傭金結算中心，購物商店、旅行社和導游員全部在中心建立賬戶。購物商店統一使用由稅務部門監制的結算單和與中心聯網的稅控收銀機，導游員發個人牡丹卡；企業與企業、旅行社與導游的傭金分配協議在中心備案，并預先輸入結算程序。當發生購物交易時，傭金款項通過收銀機進入結算中心，結算程序按照協議比例自動將傭金劃入旅行社和導游的賬戶，導游員用牡丹卡在提款機支取自己的傭金。

第6篇：消費效益論文范文

網絡購物以簡單便捷的購買過程、低廉的價格等優勢，受到越來越多消費者的青睞。然而，由于網絡的虛擬性、流動性、開放性、無區域性，網絡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不斷受到各種形式的侵害，甚至引發了眾多法律糾紛。找到合理的處理方法，維護好網絡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將促進網絡購物模式的健康發展。

一、網購模式的概念和特征

網購模式主要有C2C 模式、B2C 模式、B2T模式3種。C2C即Consumer - to-Consumer(客對客)，就是某個消費者通過網絡平臺將自己的商品賣給另一個消費者，如淘寶、拍拍等。B2C 即Business to- Customer(商對客)，商家通過網絡平臺向消費者銷售產品和服務，如卓越亞馬遜、當當等。B2T即Business to- Team,團購，指一定能夠數量規模的消費者在特定時間內在同一網站上共同購買同一種商品或服務，以求得最優價格的消費模式。

網絡購物消費模式與傳統消費方式相比有自己的特征：第一、交易的虛擬性，網購交易中，買賣雙方不需要面對面當場交易，雙方利用電腦、手機等電子設施通過電子商務平臺進行交易。買賣雙方利用網絡通訊工具進行商談，買家不能及時準確地獲得產品信息。第二、交易的無限性，網購不受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幾乎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交易。第三、交易的便利性，網購可以足不出戶就完成交易。

二、消費者網絡購物中遇到的問題

1.消費者知情權難以實現

在網購中，消費者依賴經營者對商品信息的披露來實現其知情權，卻無法現場觀察、了解、辨別商品相關信息。當商家刻意利用信息優勢，就增加了隱瞞瑕疵和欺詐的可能性。消費者無法在購物前查驗商品和經營者的相關信息。

2.消費者未能重視賣家誠信度

消費者在網購時注重商品的品牌、名氣等，往往會忽視或放寬對賣家誠信和物流問題的要求，這為賣家進行欺詐、售假等行為埋下了伏筆，給買家帶來一定的財產損失。

3.消費者維權意識薄弱

一部分消費者在權益收到侵害時因涉及金額不大或是嫌麻煩等，選擇了忍氣吞聲，維權意識不強，有些消費者也不知道選擇怎樣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4.消費者求助無門

由于監管的缺失，或是因網絡的虛擬性導致監管的困難，消費者投訴渠道不暢通，發生糾紛解決難。另外，由于網購的交易是憑著系統的記錄信息作為依據進行的，沒有太多實質的證據以至于消費者求助無門。

5.消費者難以甄別真假網站

由于網購平臺激增，未能形成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甚至各種釣魚網站層出不窮，使得消費者難以辨別網站信息的可靠性，以至增加了不利消費者的因素。

6.消費者的隱私未能得到應有的保護

消費者在網購平臺注冊賬號和交易使用的個人信息易被非法利用，導致消費者常常受到廣告短信、郵件，甚至電話的騷擾、欺詐等。

7.消費者與經營者的地位不平等

曾有多起報道稱，商家因買家不給好評就利用人員、時間等優勢，不停地對買家進行騷擾、報復，迫使買家屈服，單個消費者在網絡購物中顯得勢單力薄。

三、如何更好地保護網購

中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1.加快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并對消費者進行普法教育

盡快完善《民法通則》《產品質量法》《廣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合同法》等網購相關的法律法規，把網購行為用法律規范起來，明確網購買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加大宣傳，讓更多的消費者了解并學會用法律保護自身合法利益。

2.主動保護消費者的知情權

改進賣家的信息披露機制、實行賣家實名制。我國可借鑒國外立法實踐，要求經營者承擔信息披露的義務，以合理的方式，充分及時地向消費者提供事關消費者權益的重要信息，并為消費者提供合理審查合同條款的機會，披露經營者的信息和涉及交易的信息，如經營者的名稱、地址、電子聯系方式，商品的真實描述、交易的條款、條件、售后服務等。

3.建立嚴格的網站準入制度并強化管理

第一，建立嚴格的網絡市場準入制度，要求網絡經營者提供真實的信息和準入條件，嚴格審查經營者的準入資格，以此授予網絡經營許可; 第二，增設專門監督網絡市場交易的機構，授權該機構接受網絡消費者不滿意投訴，及時向當地工商部門報告投訴情況，實現消費者的權益的救濟。

4.加強對物流的監管

物流是從賣家到買家的橋梁，在運輸途中保護好貨物，有利于減少糾紛，確定風險負擔。

由于物流公司的發展不平衡，一些物流公司的送貨服務無法保證及時、安全，出現包裝破損、表面毀壞等情況也損壞了消費者的利益，物流公司無法證明其無過錯的，應該承擔相應責任。另外，物流公司必須定期對物流人員進行培訓，提高物流人員的業務能力和素質，對于消費者投訴的態度惡劣的工作人員應及時調查處理。

5.保護消費者的撤銷權

七天無條件退貨等特權的執行已經在各大網站逐步施行，但是，賣家往往會以特殊規定的商品除外或非質量問題除外等條件，阻止消費者行駛撤銷權。

6.保護消費者的隱私

買家在注冊帳號、提交訂單時，買家的個人信息如姓名、電話、電子郵件，甚至家庭地址等被賣家和物流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容易造成信息泄漏或受到其他使用。

7.建立信用評價體系

第7篇：消費效益論文范文

一、消費者權益刑法保護存在的問題

關于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刑事立法狀況看，我國不僅以民事、行政性的法律法規來規制惡劣商業行為，而且是積極地利用刑法來規制不法商人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的。應該說，用刑法保護消費者權益具有合理性。但通觀我國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規定，可以認為是存在問題的，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幾個方面：

1.刑法規定式導致行為方式規定的概括

由于我國沒有行政刑法，所有的犯罪均規定在刑法典中，這樣的刑事立法的模式就導致了一個問題：如何使消費者權益的刑法保護具有規定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就是如何設定行為規則，即將何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應該說，對惡劣商業行為規則的設定一般不是刑法的任務，而是商法或其他行政性法規的任務。由于商事行為的復雜，也就導致了法律所設定的行為規則難于簡單明了。

在我國，由于所有的犯罪均規定在刑法典中，雖然立法者已經考慮到經濟犯罪的復雜性特點，在刑法典中，已經對其作了比較多的描述，但相對于經濟犯罪的復雜性來說，這種描述仍然是不夠的。可以說，采取這種大一統刑法典的規定模式，又想保持刑法規定方式的簡明，就已經預示著對經濟犯罪之行為模式的規定不得不概括。

2.以同類行為之量的不同區分犯罪與行政違法具有實質的不合理性

從我國刑法對本類罪的規定可以看出，對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的性質是犯罪還是屬于一般違法的區分，不是以行為方式，而是以行為程度，即同種類型的行為在嚴重時構成犯罪，較輕時構成一般違法。這種方式在我國刑法規定中是基本的規定模式。

作為一般的規定模式，應該說這種規定式本身是有其重大缺陷的。其缺點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立法規定困難。其二，對行為性質評價的不甚明確。其三，刑事違法與其它違法之管轄發生沖突的可能性。

不過，從選擇的合理性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在整個法體系的設定過程中，刑事犯罪與一般違法之界限，應該以行為性質而不是行為程度進行劃分。以行為性質劃分犯罪與一般違法的界限，可以保持規則的明確性，便利達到立法語言的準確性，不至于形成司法與行政執法機關的管轄沖突，不妨礙輕微行為的非罪處理。因此，以行為性質作為設定犯罪與一般違法的界限，符合罪刑法定原則，有利于實現法治的理想，應該成為設定國家法體系的理性選擇。

3.以銷售額作為罪與非罪、輕罪與重罪標準是形式合理掩蓋實質的不合理性

本類罪是屬于以明確列舉的方式作了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之間的量的區分標準的立法例。這種規定方式在形式上是合理的，因為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具有明確的區分標準，毫不模糊，但這種形式上的合理，不能抵消實質上的不合理。因為，決定犯罪程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益的性質、對法益的侵害方式、侵害程度、行為的具體樣態等多方面的因素，其共同的作用說明行為的惡劣程度與對法益的侵害程度，作為說明行為的是否可罰與重罰或輕罰的依據，應該是綜合指標而不是單項指標。僅以銷售額作為成罪與否以及輕罪與重罪的標準，是以其形式上的合理性掩蓋了實質的不合理性。

4.刑罰過厲與不平衡導致與其他類犯罪的不協調性

本類罪所規定的9個罪名，其法定最高刑2個是死刑，5個是無期徒刑，1個是15年有期徒刑，1個是3年有期徒刑。其刑罰之重，在經濟犯罪中乃至在所有的犯罪中，都應該說是重罪比例很大的一類犯罪。而本類罪的重刑主要是因為包含著侵害人身權利的犯罪導致的。而在立法上作這種處理的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

二、消費者權益刑法保護的完善

1.重行為程度與重行為方式的理性選擇

從我國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刑事立法規定可以看出，現行立法采取的是重行為程度而輕行為方式的立法模式。如前述，兩種不同的規定模式是各有利弊，均不是絕對的好與壞，于是就面臨著選擇。

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為例，我國刑法規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成立的要求是具備銷售金額5萬元以上，其他的能夠影響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之社會危害性程度的情況，如生產規模、方式、產品的偽劣程度等，立法未予涉及。事實上，作為影響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之危害程度的因素，不僅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銷售數額，其他的行為情況也會影響行為的程度，應該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有影響。試舉一例：甲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之銷售額為5萬元，其產品的偽劣程度較低，僅對產品的使用價值有一定影響，雖然危害不大，但由于達到了法定的數額標準，成立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乙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之銷售額為4萬元，其偽劣程度極其嚴重，基本不具有使用價值，對消費者的危害大，但是，由于未達到法定的成罪數額要求，不構成犯罪。應該說，兩種行為的危害性程度的判斷是容易進行的，但是由于立法的規定，導致了依法處理具體案件時實質上的不公平。

2.重銷售額與重綜合指標的理性選擇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在純客觀面，就至少包括行為本身的狀況、行為對象的狀況、行為結果狀況等，而銷售額只是行為結果的表現之一。既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由多種情況的綜合作用決定，而作為不同罪刑階段法定刑的設定依據只是單一的銷售額，其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

如果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或者說對法益的侵害性是由綜合因素決定的，那么，僅以其中的一項指標做為成罪的量的依據和設定不同罪刑階段的標準的立法，是將其不合理性立法化，用法律的強制來保護這種不合理性的實現，這顯然不應成為立法應予繼續保留的內容。

3.以法規競合方式解決本類罪與其他罪間關系的評判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刑法規定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與其他相關犯罪的關系問題上，采取的是以法規競合的方式解決問題。這種立法意圖直接表現在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中。

但是，本類罪是規制惡劣商業行為的立法，其基點應該是規制發生在商業領域的行為，一般說來，商業行為是不以危害他人或社會作為行為目標的，為了實現商業目的，一般會盡量避免對人身或公共安全的明顯危害，對人身或公共安全的侵害一般過失居多。為了避免法條競合時特別法優于普通法這種一般原則的適用而放縱犯罪，因而將法定刑設定為涵蓋故意重罪的刑度，徒增重罪的數量，且造成行為定性的復雜性未必是合理的規定方式。

第8篇：消費效益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貴陽市烏當區通過引進種植非洲菊、康乃馨。對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有著積極推動作用；種植非洲菊、康乃馨年均純利潤分別為55029.24元／hm2和63697.95元／hm2.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非洲菊、康乃馨是一類高投入、高產出的鮮切花花卉，種植適應氣溫在10～25℃，土壤稀疏肥沃、透氣性強的土質生長。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鮮花的需求日益劇增，為滿足市場需求，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烏當區東風鎮在2001年動員5戶農戶種植非洲菊9個大棚，由于經濟效益高，現已發展到500多大棚。2005年又引進試種康乃馨共281個標準大棚。這些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民增收致富找到了一條有效途徑。

1基本情況

1.1種植地點東風鎮是以農業為主的鎮，地處省城近郊，人均耕地只有0.04hm2左右，主要由洛灣、烏當兩個四面環山的壩子組成，土地肥沃，年均氣溫14.6℃，平均海拔1100m，年降雨量1179mm，有南明河、魚梁河、雨洞河等主要河流迂回交匯于兩個壩子。無霜期長、氣候濕潤、水源齊足，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為發展種植非洲菊、康乃馨提供了十分優越的基礎條件。

1.2發展情況從2001年起。在各級部門的支持幫助下引進試種非洲菊9個大棚，經不斷努力現已發展到500多個大棚。康乃馨種植從2005年2月開始籌建。由于當地人均占有耕地面積僅有0.04hm2左右。大部分農戶需租賃他人地塊修建大棚，每公頃地年租金16500～18750元；每戶修建1個大棚需1500元(每個大棚國家投入3900元)。4月份開始種植，8月份止。共有馬斯特、達拉斯、佳農、卡曼、紅芭、淺粉芭芭拉等21個品種281個康乃馨標準大棚。2005年4～5月份所種植的第1批花苗1茬花已收完，2茬修剪后正好可投產上市。2005年6～8月間所種植的第2批花苗1茬花收完時，2茬花正值花苗期。總體的鮮花銷售市場較好，部分遠銷深圳、廣州等城市。

2年均每公頃種植投入情況

數據來源：各以10戶農戶調查為依據。國家投入不計入成本。

2.1非洲菊苗投入54000株×0.9元÷3=16200元(3年一換)；翻犁田土投入744元；腐質土、農家肥、化肥投入12786元；大棚換膜折舊、套袋投入10575元；農藥投入8398.5元；機械耕地、澆水用電、油投人3663元；農戶建棚投入折舊45個×1500元÷10=6750元(每公頃需建45個大棚，10年一換)；購抽水、打藥等機械折舊投入2122.5元；購種苗運雜費用6336元；建棚土地租金18000元；人工投入1632個×20元=32640元。共計投入118215元。

2.2康乃馨苗木由國家無償提供。翻犁田土投入744元；底肥腐質土、沼液、農家肥、化肥投入12657元；大棚膜折舊、花卉套袋10350元；農藥投入6898.5元；機械耕地、澆水用電、油投入1890元；購抽水、打藥等機械折舊投入1842；農戶建棚投入折舊45個×1500元÷10=6750元(每公頃需建45個大棚，10年一換)；定植樁、網投入9900元；購種苗運雜費用2415元；租用土地投入18000元；人工投入1809個×20元=36180元。共計投入107626.5元

3經濟效益

3.1非洲菊非洲菊1年12個月都產花，產花量52182扎／hm2，每扎20枝，銷售價3.32元／扎，銷售收入173244.24元，年均純利潤為55029.24元／hm2。

3.2康乃馨根據不同品種，種苗平均每14～16個月一換，產2茬花。年均產量68805扎／hm2，每扎20枝，銷售價2.49元／扎，年銷售收入171324.45元，年均純利潤為63697.95元／hm2。

4社會效益

種植非洲菊、康乃馨花卉。一是可以緩解部分農村地少而剩余勞動力過剩的就業實際問題，同時美化人們生活，增添節日喜慶。二是可以加大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三是促進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經濟穩步發展和農村社會穩定。

第9篇：消費效益論文范文

1.1一般資料

2006年1月～2010年12月在我科住院知道呼吸道MP感染患兒200例，其中有25例患者合并心肌損害，占總病例的12.5%。25例中男15例，女10例，年齡～3歲9例，～6歲6例，～14歲10例。學齡前兒童占60.00%（15/25）。本文選取的病例患兒的心肌損害臨床癥狀：①心電圖示患者ST-T變化或者心律失常；②心肌酶尤其是工酶(CK-MB)和心肌肌酸激酶升高。本文所有呼吸道MP感染病例的臨床診斷標準均符合《實用兒科學》［1］。

1.2診斷方法

在本組的研究中，我們對確診的25例呼吸道MP感染合并心肌損害患兒進行了臨床檢查，主要包含有心電圖、胸部X線與心肌酶譜檢查以及觀察其臨床癥狀。

具體方法為：利用酶法測定血清心肌酶譜；利用（ELISA）法檢測患兒的血清MP抗體均陽性；全部病例在入院24h內均檢測心肌酶譜包括肌酸激酶（CK）、CK-MB、α-羥丁酸脫氫酶（α-HBDH）、乳酸脫氫酶（LDH）。

2結果

2.1臨床表現

患兒可有不同程度發熱、咳嗽、厭食、畏寒、頭疼、咽痛，出現肺炎者可有氣急，嬰兒可有喘鳴、呼吸困難，肺部（未或）聞及固定的細濕羅音及喘鳴音。在年齡較大的患兒中除呼吸道臨床癥狀以外，同時還伴有胸悶、心前區不適以及心悸等癥狀。其中3例心動過緩，5例心動過速，2例期前收縮，4例心音低鈍；4例惡心嘔吐；4例多汗、面色蒼白；8例精神差、乏力；6例胸悶、心前區不適以及心悸。

2.2心肌酶譜改變

25例均有2項或多項心肌酶增高，全部病例心肌CK-MB均增高（30～156u/L），LDH增高20例（266～658u/L），α-HBDH增高13例（232～672u/L），CK增高25例（186～456u/L）。

2.3心電圖改變

心電圖檢查25例中，異常17例（68.00%），其中8例為ST-T改變，3例為肢體低電壓，2例為竇性心動過緩，6例為竇性心動過速，3例為室性早搏，3例為房室傳導阻滯。部分病例有多項心電圖異常。

2.4胸部X線片

在臨床上患兒出現MP感染，可導致患兒并發肺炎，而其肺部X線表現出多樣性變化，25例患兒臨床檢查顯示：12例云絮狀點片狀陰影；20例雙肺紋理模糊、紊亂、增粗、增多；1例肺門淋巴結腫大并伴有少量的胸腔積液；3例一側肺節段性均勻片狀陰影。

3治療與轉歸

本文所有病例患者均使用阿奇霉素或者紅霉素治療，另外再加用大劑量維生素C、肌苷注射液、二磷酸果糖，需靜脈滴注8～16d。部分口服輔酶Q10。若患兒的病情較為嚴重時，可追加丙種球蛋白。所有病例患兒在住院治療3～6d后臨床癥狀消失，14d均恢復正常，并對患兒的心肌酶譜進行復查只有4例患兒存在異常。21d后復查所有患兒均恢復正常并治愈出院。

4討論

通過病理學分析，肺炎支原體是介于病毒與細菌之間的，且是目前已知的最小的非活性生長致病微生物，傳播的主要渠道為飛沫傳染，其已經成為小兒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體之一，尤其是在流行高峰期，由于MP感染所引起的肺炎占到所有肺炎中的21%左右[2]。若為MP感染的肺炎，其并發癥基本上是因呼吸道受到感染而引起的，主要有消化系統心血管系統、血液系統、神經系統以及關節、皮膚、肌肉等其它身體器官的損害，其中發病率最高的肺外并發癥為心肌損害[3]。在本文中一共收治了200例吸道MP感染患兒，其中就有25例患兒存在心肌損害，占病例總數的12.5%，該病發病年齡主要集中在學齡前。

由于目前在醫學上對于因MP感染而引起的心血管系統損害機制尚不明朗，但是其主要是與MP直接侵入、產生毒素以及免疫介入等有密切關聯[4]：①免疫學機制。在人體免疫機制內MP抗原與人的腦、心、腎、肝、肺以及平滑肌組織等均存在相同的抗原，因而MP感染患者機體后便可自動產生相應的組織抗體，同時形成相應的免疫復合物，進而引發患者肺以外的其他靶器官出現病變癥狀，最終損傷患兒的心血管系統免疫系統；②MP直接侵入患兒的心血管系統進而引發病變；③若從患兒的血液中分離出MP，經檢驗顯示存在類似病毒感染時便會出現病毒血癥，進而引起患兒的心肌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