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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與腸道微生物的相關性。方法將該院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92例甲狀腺癌患者依照患者是否出現抑郁癥分為抑郁癥組和對照組；采集受試者糞便標本并行高通量測序，分析OTUs或細菌種屬間差異，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與腸道微生物的相關性。結果抑郁癥組測序Good′scoverages、Simpion指數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抑郁癥組OTUs種類、Chaol指數、ACE指數、Shannon指數及Evenness指數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抑郁癥組擬桿菌門、變形菌門和梭桿菌門豐度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厚壁菌門豐度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抑郁癥組和對照組腸道菌群科豐度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除顫桿菌屬外，抑郁癥組和對照組腸道菌群屬豐度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腸道微生物菌群的擬桿菌屬、普拉梭菌屬、普雷沃菌屬、小桿菌屬、瘤胃球菌屬、副擬桿菌屬豐度是影響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的獨立性保護因素（P＜0．05），巨單胞菌屬、另枝菌屬、毛螺菌屬、副薩特氏菌屬、梭菌屬、考拉桿菌屬、布勞特氏菌屬、埃希氏菌屬及羅斯氏菌屬豐度是影響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的獨立性危險因素（P＜0．05）。結論腸道微生物多樣性是影響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的獨立性影響因素。

關鍵詞：甲狀腺癌；抑郁癥；腸道微生物

甲狀腺癌是近年來臨床中較為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臨床發病率約占全身惡性腫瘤的1％，其包括濾泡狀癌、乳頭狀癌、髓樣癌和未分化癌等多種病理類型［1］。有研究指出，甲狀腺癌的惡性程度較低，其中除髓樣癌外多數甲狀腺癌多來源于濾泡上皮細胞，而乳頭狀癌的預后質量相對較高［2］。有學者指出，甲狀腺癌患者甲狀腺功能多處于異常狀態，其可能引起患者出現繼發性抑郁，患者多表現為焦慮、易怒、情緒不穩定、注意力不集中等精神癥狀［3］。探討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相關的發生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既往研究認為，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的發生與甲狀腺功能異常、腫瘤相關代謝產物、心理神經免疫機制、細胞因子等多種機制相關［4］。近年來，有研究顯示，情緒相關行為與腸道菌群發生和發展關系密切，且抑郁癥的發生與腸道內菌群豐度和種類減少密切相關［5］。目前關于腸道微生物與甲狀腺癌抑郁癥的關系仍鮮有報道，故本研究選擇本院收治的甲狀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與腸道微生物相關性?，F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92例甲狀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依照患者是否出現抑郁癥分為抑郁癥組（41例）和對照組（51例）。抑郁癥組中男29例，女12例；平均年齡（43．85±8．17）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7例，中?；蚋咧?5例，大專及以上19例；家庭支持度：很好26例，一般10例，很差5例；職員18例，個體16例，農民7例；付費方式：自費19例，醫保22例；主要照顧者：家屬35例，配合人員6例；吃早餐次數（4．27±1．64）次／周，主食攝入量（2．69±0．23）兩／天，蔬菜攝入量（2．51±0．21）份／天，水果攝入量（3．42±0．28）份／天，豆類攝入量（2．28±1．21）份／天，肉類攝入量（2．73±0．21）份／天，飲水量（2．43±0．29）升／天。對照組中男36例，女15例；平均年齡（44．27±9．34）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9例，中專或高中19例，大專及以上23例；家庭支持度：很好32例，一般13例，很差6例；職員24例，個體18例，農民9例；付費方式：自費22例，醫保29例；主要照顧者：家屬42例，配合人員9例；吃早餐次數（4．19±1．73）次／周，主食攝入量（2．72±0．34）兩／天，蔬菜攝入量（2．49±0．22）份／天，水果攝入量（3．51±0．31）份／天，豆類攝入量（2．27±1．18）份／天，肉類攝入量（2．68±0．18）份／天，飲水量（2．39±0．31）升／天。兩組受試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本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

1．2納入標準

（1）患者病理檢查符合甲狀腺癌診斷；（2）患者意識、思維清楚，并可獨立完成相關量表測量；（3）抑郁癥患者經Beck抑郁自評量表測評確診為抑郁癥；（4）患者入組前半年內未服用微生態制劑和抗菌藥物治療；（5）患者對本研究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3排除標準

（1）合并消化系統疾??；（2）存在精神障礙性疾病；（3）入組前4周內采用化療治療；（4）合并其他功能障礙；（5）妊娠或哺乳期；（6）入組前1周內存在應激事件；（7）臨床資料缺失或主動申請退出本研究。

1．4抑郁自評量表

本研究中所有受試者在入組后采用BDI中文量表對其心理狀態進行評估，共包括21個項目，依照分值0～4分記為無抑郁、＞4～13分記為輕度抑郁、＞13～20分記為中度抑郁，＞20分記為重度抑郁，中文版效度和信度較高，其Cronbachs′α為0．94。

1．5腸道菌群檢測

本研究中采集所有受試者入組24h內的大便樣品，密封－80℃保存，后依照DNA提取試劑盒（德國，QIAampFastDNAStoolMiniKit）說明書抽提糞便樣品中DNA樣品，并檢測DNA濃度。使用16SrRNAV3－V4區引物行PCR擴增，共25個循環。PCR完成后置于10℃中保存，采用Hiseq高通量測序平臺對PCR產物行雙末端測序，并對操作分類單元進行注釋。

1．6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20．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t檢驗或方差檢驗分析OTUs或細菌種屬間差異，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與腸道微生物相關性，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受試者測序檢測結果差異

抑郁癥組測序Good′scoverages明顯低于對照組（0．951±0．004vs．0．957±0．003），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抑郁癥組患者OTUs種類明顯高于對照組（634．53±53．78vs．476．54±30．25），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受試者腸道菌群多樣性分析

抑郁癥組Chaol指數和ACE指數均明顯高于對照組（1846．67±268．37vs．2982．09±430．59，1320．56±230．14vs．2294．57±382．56），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抑郁癥組Shannon指數及Evenness指數均明顯高于對照組（3．47±0．18vs．3．05±0．13，0．54±0．06vs．0．48±0．05），且Simpion指數明顯低于對照組（0．09±0．02vs．0．15±0．04），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受試者腸道菌群門水平構成豐度調查結果

抑郁癥組擬桿菌門、變形菌門和梭桿菌門豐度均明顯高于對照組（67．29±5．98vs．58．94±7．28，2．97±0．47vs．2．06±0．54，1．74±0．38vs．1．08±0．27），厚壁菌門豐度明顯低于對照組（28．76±3．49vs．35．98±3．17），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2．4受試者腸道菌群科水平構成豐度調查結果

抑郁癥組腸道菌群中毛螺菌科、瘤胃菌科、丹毒絲菌科、普雷沃氏菌科及擬桿菌科豐度均明顯低于對照組，理研菌科、氨基酸球菌科、紫單胞菌科、腸桿菌科、梭桿菌科、薩特菌科豐度均明顯高于對照組，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5受試者腸道菌群屬豐度調查結果

抑郁癥組擬桿菌屬、普拉梭菌屬、普雷沃菌屬、小桿菌屬、瘤胃球菌屬及副擬桿菌屬豐度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巨單胞菌屬、另枝菌屬、毛螺菌屬、副薩特氏菌屬、梭菌屬、考拉桿菌屬、布勞特氏菌屬、埃希氏菌屬、羅斯氏菌屬豐度均明顯高于對照組，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抑郁癥組和對照組腸道菌群顫桿菌屬豐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6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與腸道微生物的關系

腸道微生物菌群的擬桿菌屬、普拉梭菌屬、普雷沃菌屬、小桿菌屬、瘤胃球菌屬、副擬桿菌屬豐度是影響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的獨立性保護因素（P＜0．05），腸道菌群中巨單胞菌屬、另枝菌屬、毛螺菌屬、副薩特氏菌屬、梭菌屬、考拉桿菌屬、布勞特氏菌屬、埃希氏菌屬及羅斯氏菌屬豐度均是影響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的

3討論

抑郁癥是臨床中甲狀腺癌患者較為常見的并發癥之一，患者多表現為伴隨出現精神情緒異常，如對外界事物興趣降低、情緒低落、思維和思考遲滯等多種臨床表現，部分抑郁癥癥狀嚴重的患者對治療的依從性會明顯降低，可嚴重影響臨床治療療效［6］。此外，有研究結果顯示，長期的抑郁狀態可能導致體內內分泌、神經、免疫和腸道功能受損，并對患者造成嚴重不良影響［7］。有學者研究發現，當患者出現抑郁癥后可通過影響胃黏膜分泌功能和正常的節律性運動而導致胃腸道功能受損，進而可能繼發性對寄居在胃腸道中的腸道微生物菌群空間分布和集落分布造成直接影響［8］。有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顯示，抑郁癥患者并發胃腸道功能障礙癥狀主要包括功能性便秘、食欲減退、腹脹等，且患者精神行為學改變與部分臨床癥狀存在明顯相關性［9］。近年來，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研究者不斷尋找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精神行為學改變的新靶點，希望為該病的治療提供靶點信息和關鍵依據。有學者指出，腸道微生物的微生物組可被視為體內第二基因組，是體內不可分割的基因組成部分［10］。近年來，隨著人體腸道微生物群落元基因組研究的深入，有研究結果證實，腸道微生物群落不僅可調控機體生理功能，還可通過人體內的腸腦軸實現對高級神經活動的調控，且與精神心理疾病和健康關系密切［11］。有研究發現，微生物群落的組成、種類、數量及功能與宿主行為關系密切，包括老年性癡呆、精神分裂、自閉癥、抑郁、焦慮、認知障礙等［12］。腸道微生物體外多難以培養，目前多應用的分離培養計數難以對菌群整體結構和宿主間相互關系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采用16SrDNA技術和高通量測序對體內腸道內環境中菌群結構和多樣性進行分析。有研究結果顯示，16SrDNA優勢主要是通過Barcode對多標本進行平行測序，有效保證實驗準確性，產生大量能夠區分細菌的序列，進行相應的生物信息學分析［13］。本研究結果顯示，甲狀腺癌抑郁癥組患者腸道菌群內門、科屬多樣性與單純性甲狀腺癌患者存在明顯差異，其主要表現為腸道菌群內抗炎性細菌比例明顯上升。依照既往學者對腸道菌群研究顯示，甲狀腺癌抑郁癥組抗炎性細菌數目增多，常導致腸道內局部炎癥因子釋放量異常增高，體內炎癥因子水平升高，并可能加重體內炎癥狀態，且本研究結果與以往對抑郁癥患者體內腸道菌群變化情況的研究結果相類似［14－15］。分析認為，腸道菌群改變可通過小丘腦－垂體－腎上腺軸、迷走神經等影響腦部活動。此外，腸道菌群內的多樣性改變可導致腸道內代謝產物發生改變，并可能釋放去甲腎上腺素、5－羥色胺、谷氨酸、多巴胺、氨基丁酸等多種物質，且上述物質可能通過消化吸收進入體內進而對腦功能造成嚴重影響。腸道菌群改變還可能進一步影響甲狀腺癌患者的免疫狀態和胃腸道功能，并對患者腦部活動造成嚴重不良影響，引起抑郁癥的發生和發展。綜上所述，腸道微生物多樣性是甲狀腺癌患者抑郁癥的獨立性影響因素，但由于患者依從性和技術條件的限制，本研究未對患者腸道微生態進行長期檢測，且未分析腸道菌群代謝產物及菌群結構間的關系，有待后續深入研究分析。

作者:周曉玲 李曉琴 單位: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醫院檢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