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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宏觀調控作為國家治理社會、調節經濟的手段有多種具體形式，且社會關系錯綜復雜，相互聯系，通常來說每一種具體形式影響的、涉及的都不僅僅是一個領域。立法作為其中一種，既具有影響政治生活的政治屬性，也具有調節經濟現象的經濟屬性。因此，作為一個有著雙重影響的交叉領域行為，從經濟學的角度、運行經濟學的方法論對立法成本進行深入的分析，不僅為立法工作者提供了新的視角，有利于優化立法資源配置，而且大大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符合我國依法治國的要求。

關鍵詞:立法成本;法經濟學;成本效益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展水平突飛猛進，尤其是經濟發展的速度令世界側目。然而，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中不斷涌現出的新矛盾新問題。若想解決、規避這些矛盾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就需要國家采取相應的措施加以應對。立法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更是需要合理有效得利用。但是，在許多法律法規相繼公布的同時，立法資源浪費的現象頻頻出現。這不僅僅造成了立法資源嚴重浪費的后果，而且使法律之間出現了互相矛盾難以調和的情況，難以將法律規范應用于具體實踐，因此很多法律徒留形式，難以發揮出應有的效用。所以，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原理從全新的視角對立法成本進行深入地了解和分析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和可行性。

一、立法成本概述

與其他社會生產活動一樣，制定法律需要一定的社會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等，這些就是立法成本。曾經人們對立法行為的認識程度還不夠深，對于立法背后隱藏的本質的認知還具有局限性，僅僅將立法行為當作一種政治行為，認為立法是對經濟基礎客觀要求所做出的政治反映，是社會的上層建筑。但是隨著社會中新問題新矛盾的不斷涌現，人們開始明白法律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并且法律和其他社會生產的基本要素一樣，與社會經濟活動密不可分，因此基于當前的社會發展狀況和基本國情來看，立法活動更是一種經濟行為。對于立法成本的細化可以促進立法效益最大化，為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立法成本，顧名思義是指立法過程中所付出的所有社會資源的總和，包括前期立法的制定費用以及后期法律在日后的執行和實施中的成本。

(一)立法資料信息收集費

出臺法律法規的背景是社會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亟需規制解決，所以法律法規的目的是調節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穩健向前發展，因此每一項法律都要與社會實際息息相關，必須以社會需求為制定基礎，絕對不能凌駕于社會需求憑空制定。縱觀世界歷史，任何一部能夠真正發揮出其效用的法律都必須經過認真的調研，明確制定方向、限定規范領域、搜集立法信息資料、總結事物發展規律、與當代實際相結合、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等等，這些都是立法前期必須準備的相關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科學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法律。而這些資料和信息的收集、工作人員耗用的時間精力以及在整理過程中所耗費的社會資源就構成了立法成本的一部分。

(二)法律文本修訂費和制作費

法律存在的意義是規范社會秩序，保障生活環境，為每一位公民服務。因此任何一項法律法規的制定頒布，都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走進群眾中去，深入了解民眾需求，傾聽民眾心聲，廣泛征求社會民眾的意見。對立法草案的各項條款和規定，大小每一處細節、每一個措辭、每一個標點符號，都必須經過反復推敲，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并且承載法律草案或是前期任何準備資料的文本紙張是需要支出的，制作文本也是需要費用的。因此，這些審議費、修訂費和文本費也是立法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法律法規公布傳播費

立法的目的是為了給群眾提供行為的依據和準則，所以下一步就是傳播法律，只有民眾詳細了解它的內容以后才會遵守，才會知道哪些行為符合法律規范、哪些行為違反了法律規范，行為才有法可依。只有公開的法律才能夠在社會生活中得到貫徹和實現，從而起到對社會生活的調整作用。而法律的傳播是需要媒介和手段的，比如網絡、電視、報紙等媒體的報道和宣傳，這些都消耗了一定的社會資源。因此這些傳播法律、法規信息的費用也是立法成本的組成部分。

(四)立法機關存在以及運轉所需的費用

立法這項行為是需要專職機關來執行的，它的存在以及運轉需要一定的人力、財力、物力以及各種社會資源的支持。而且立法機關作為專門的法律制定機關，其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其它國家機關所不能替代的，所以為了維持該機關的正常運作所支出的相關費用也必構成了立法成本的組成部分。除此以外，立法成本還包括執行和實施法律的成本。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新的社會問題頻頻出現，而法律又具有滯后性，所以法律法規也需要不斷更新來滿足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因此立法成本也呈現出上升趨勢。

二、法經濟學視角下立法成本分析

法律的核心價值是公平，但僅有公平而不注重效率的法律難以在實際生活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以如何使立法效益最大化是國家立法機構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運用法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立法成本問題勢在必行。

(一)立法成本總量

總量成本根據劃分標準的不同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根據來源不同可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立法過程中直接消耗的資源，間接成本是指不是直接來自立法過程，但與之相關的那部分費用如法律的宣傳費、對公眾普法教育的費用等。第二，根據立法的時間跨度不同可分為短期成本和長期成本。短期成本一般是指制定法律兩三年內所需要花費的費用，長期成本是指制定法律在五年以后的投入成本。第三，根據在立法過程中作用的不同可分為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固定成本是指在制定法律過程中所必需的投入資源，這部分費用不因任何因素而改變，而可變成本是指可以變動的成本，它會隨著法律供給數量和質量的不同而變化的成本。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在立法的過程中劃分成本的重要性，識別各個環節的增值和不增值作業，降低那些可以降低的成本，才會在眾多選擇中選擇既不影響立法質量又能夠節約成本的方案，使立法效益最大化。

(二)立法的邊際成本

邊際成本是指法律投入在那些關鍵點上能達到的最小社會投入而獲得最大的收益。通過對邊際成本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因法律數量的增加，立法成本與收益的相對變化情況。任何社會需求都是一定的，都有達到飽和程度的數量，立法也是如此。根據邊際成本收益遞減規律，在某一規范領域內，出臺的法律都是為了規制同樣的行為達到同樣的社會效用;但是在出臺的法律還沒有達到該領域內社會需求的飽和之前，隨著法律數量的增加，其邊際成本是呈現遞減趨勢的，但是社會總效用卻不斷增加。所以社會中存在一個臨界點，當到達這個界點時邊際成本達到最小而總效用最低。當法律的數量繼續增加超過了這個界點，隨著法律數量的增加，邊際成本增加而效用呈遞減趨勢，法律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小。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在立法過程中不能僅僅追求法律的數量，而是應該注重立法的效益和質量，避免過度浪費立法資源反而達不到最佳效用。

(三)立法的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是指為了實現立法者不同程度的即定目標必須要制定不同的法律，但只能選擇一種而放棄其他方式所帶來的的社會效用。立法的機會成本可以分為兩種，一方面，從外部來看，法律作為國家進行調控社會關系的手段之一，與經濟、政治等調控方式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有時是一致的，但是為了節省社會資源達到最佳效果，立法機關要進行選擇，考慮哪種方式無論是效益上還是成本上能夠達到最滿意的狀態。選擇這種調控手段而放棄另一種手段所帶來的社會效用就是機會成本。另一方面，就法律調控內部而言，在眾多部門法當中選擇制定完善哪一法律，都意味著對另一種法律的放棄，而另一種法律所產生的效用也是機會成本。當我們在眾多方案中作出選擇時，所涉及的總成本包括機會成本。因此，立法機關在進行立法時應該做好事前準備工作，選擇社會效用最大的最佳方案。在立法預測、立法計劃的過程中，應考慮立什么法，先立什么法，要具有戰略眼光，統領全局，合理安排立法次序，這樣才能在恰當時機達到最佳效果。

(四)立法的社會成本

社會成本是整個社會為某項立法所支付的成本，它既包括產生該項立法所支付的經濟成本，也包括其他法律市場消費者所支付的成本。根據外部性理論，當決策制定者做出的決策帶來社會影響時，對決策制定者來說他所做的決策就產生了外部性。同理，法律的制定也會帶來外部性問題，并且法律的制定一定要具有外部性，因為法律對社會的調控作用是通過外部性來實現的。如果一項立法不存在外部效應，其立法成本就等于社會成本。立法的外部性可以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立法行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的增加，包括更加井然的社會秩序、更加高效的辦事效率、更加和諧的社會環境等。而負外部性是指立法行為所帶來負面影響，例如交易成本上升、市場和政府效率低下、經濟效益下降，或由于錯誤的立法行為所引起的社會支出增加等。因此，在進行立法行為時絕不能忽視立法的外部成本，外部性影響對社會來說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不能輕易消除的，所以我們必須要選擇會對社會產生正外部性的、最經濟的、最具有社會效用的立法方案。

三、立法成本合理化的必要性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立法作為一種具有政治屬性和經濟屬性的調控手段，在社會應用中也會產生不能忽視的成本。這些成本經過細化可以分為多個層次多個方面，加在一起的總和就是立法成本，也就是立法行為所耗用的全部社會資源和代價。在進行立法時，為了達到立法效益最大化，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有必要考慮其預期立法效益和立法成本。同時，還要考慮預期立法效益與立法成本之間的比率。只有當預期立法效益大于立法所付出的各項成本時，立法行為才是具有意義的。否則立法行為就喪失了它的社會價值。目前在我國進入高度發展的新階段時，各項工作全面發展，立法工作較之以前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仍然存在著巨大的上升空間，當前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一方面某些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完善，仍然需要加以補充;另一方面某些領域法律條例冗雜、互相矛盾。這些現象為法律工作者帶來了極大的困擾，沒有發揮出法律的效用，不利于法律價值的實現，并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極大。首先，立法資源的不必要浪費，為國家增添了很多完全可以避免的負擔;其次，法律的實施效果與法律數量相比，呈現邊際收益遞減的趨勢，從而影響法律的效率和質量。最后，無法可依、有法難依以及法律的倉促出臺的現象，使一些無實效的法律頻頻出現，難以達到法律社會效用最大化。因此立法機會應該重新審視立法行為，分析立法成本，使立法成本和立法效益在合適的配比范圍內。

四、結語

當前社會中立法成本浪費的現象，不僅造成社會資源濫用的后果，嚴重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降低了社會治理效益，而且會大大損害法律的權威性和威懾性，不利于未來法律的貫徹和實施。因此立法機構必須重新審視立法這項嚴肅的工作，認識到降低立法成本的重要性，在整個立法的過程中優化社會資源，使法律效益大于立法成本，達到法律效益最大化，從而促進社會財富最大化的實現。而要做到這些僅僅依靠以前的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輔之以新的方法，從全新的視角分析解決問題。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立法工作中，對立法成本進行法經濟學分析是今后工作發展的方向，促進立法資源合理配置，提高立法質量，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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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明玉 單位：東北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