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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企業風險投資論文范文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風險投資的進一步發展，國內對風險投資及其特征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也產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不過，對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階段能否引入風險投資，以及風險投資能否多元化發展等問題還沒有深入研究，以至于人們對風險投資的理解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認為，風險投資模式可以變革，風險投資流程可以分階段運行，風險投資還可以前移至企業研發階段。同時，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階段還應當引入民間資本、國有大企業資金、外資及技術創新基金等多元化的資本來激活企業。

二、風險投資及其與中小科技企業的耦合

（一）風險投資的涵義

風險投資是指對具有高增長潛力的未上市創業企業進行股權投資，并通過提供創業管理服務參與所投資企業的創業過程，因此，風險投資又稱為創業投資。全美風險投資協會（NVCA）將風險投資定義為，由職業金融家投入到新興的、迅速發展的、有巨大競爭潛力的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中的一種權益性投資；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則更為寬泛，即凡是以高科技與知識為基礎，生產與經營技術密集的創新產品或服務的投資，都可視為風險投資。

（二）風險投資與中小科技企業的耦合

風險投資是一個以中小科技企業為平臺、以高增長和潛在競爭力的科技項目為載體的投資活動。在這一活動中，風險投資者給企業輸入資本，助推企業快速成長。同時，風險投資者以資本換取企業股權，當企業成長到可以上市時，投資者即以上市或者并購等方式實現自身和被投資企業雙方利益的共贏。在這一過程中，基于風險投資的特點，投資者不僅要參與企業的經營，而且還要參與企業的管理，甚至是決策。風險投資者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資本在起作用。也正是“因為資本這種固有的利己動機、高逐利性特性，催生和刺激了風險資本的出現和迅速繁衍，并與中小科技企業對接”。同時，中小科技企業因其科技創新能力、結構簡單、機制靈活、反映迅捷、前景可觀，被風險資本家普遍認為是創新之源、機會之源和財智之源。風險資本的金融價值就是寄生在科技企業的創業風險上，它通過承擔科技企業發展初期的高風險以及提供增值服務來獲得高收益。從該層面看，風險資本是對傳統金融市場的補缺，對中小科技企業創業最為本源的融資支持。

三、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引入風險投資的可行性分析

（一）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面臨的困局

據研究統計，我國中小企業有研究與試驗發展活動的企業比例只占28％左右，開展研發活動的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平均不到1％。而國際上一般認為，企業的研發費用占其銷售收入的2％，企業才能基本生存，當達到5％以上時，才具有競爭力。由此判斷，研發投入嚴重不足是制約中小科技企業創新發展的主要因素。在實踐中，中小型科技企業的發展一般分為幾個階段：種子期、起步期、成長期、擴張期和成熟期。“風險投資者在選擇投資階段時不僅對被投資企業的開發項目要經過一系列的篩選和考察，而且還要考慮到各種階段進入所帶來的收益率和風險度。”在種子期，風險投資者的資本一般不會進入。因此，中小型科技企業缺乏研發資金及其來源渠道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二）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引入風險投資的必要性

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投入不足和缺乏資金表面上看是近幾年出現的問題，但實質上融資難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我國大多數中小企業。對于中小科技企業而言，有必要在研發階段引入風險投資。其原因是：第一，中小型科技企業在技術創新與研發過程中，往往需要投入較大的資金。據研究，用于研究開發的經費一般為傳統企業的10-20倍。[5]對于如此高的投入，企業如果沒有充足的資金支持，研發活動很難進行下去。而研發投入不足或研發活動停滯就意味著企業沒有了創新，企業一旦沒有了創新，就等于喪失了競爭力。因而，不難理解和想象，對于一些僅靠內部融資或自有資金開展研發活動的中小科技企業，為什么研發投入不足，為什么研發活動經常處于停滯狀態。第二，中小科技企業融資渠道狹窄，融資程序多，且時間長。企業從事生產開展經營活動往往需要融資，融資首選對象是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但是，對于中小科技企業，尤其是還處于研發階段的小科技企業，考慮到風險因素，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一般情況下都拒絕發放貸款。即使有機會能給提供貸款，也需要企業提供擔保，且在這種渠道下，手續繁瑣，程序較多，時間較長。第三，中小科技企業融資成本高，融資風險大。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能提供融資的情況下，有的中小科技企業會選擇傳統的方式，即民間借貸。民間借貸手續簡單，但成本很高。中小科技企業本身經濟實力有限，研發產出一旦出現風險，借貸雙方都會陷入很大的困境。此外，由于缺乏政策引導和規范，近幾年民間借貸產生的問題很多，風險也很大。綜上所述，基于中小科技企業自身的力量和研發的特殊性，依靠傳統方式無法解決研發所需資金問題。引入風險投資，不僅可以解決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階段的資金難題，還能使風險資本家從研發階段介入，幫助中小科技企業改善研發管理，提高研發創新水平和提升企業整體價值。因此，中小科技企業要想獲取競爭優勢，在其研發階段有必要引入風險投資。

（三）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引入風險投資的可行性分析

風險投資既是一般的經營活動，又是特殊的投資活動。作為一般的經營活動，風險投資涉及投資方和被投資企業的共同利益；作為特殊的投資活動，風險投資必須規避風險，并把風險控制到最低程度。有鑒于此，投資者選擇風險投資的方式非常重要。這里強調的投資方式，就是說，風險投資者如果把風險投資分階段進行投資和運營，風險投資本身的投資風險是可以控制的。分階段投資是指風險投資公司對風險企業采取分段資本注入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風險投資公司一般并不將全額資本一次性投向風險企業，而是在企業發展的若干個階段分批投入資本，并保留在任何一個階段放棄投資和進行清算的權利。有學者為了研究風險投資主體對高新技術企業分階段投資的時機選擇，構建了實物期權模型，并對分階段投資和一次性投資兩種策略進行了比較分析，分析結果表明分階段投資比一次性投資的成本及風險低。由此看來，如果投資者能把風險投資作進一步的細化，傳統的風險投資模式可以進行變革。

（四）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階段引入風險投資的SWOT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討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階段引入風險投資的可行性，下面運用SWOT作一簡要分析。SWOT即Strengths（優勢）、Weakness（劣勢）、Opportunities（機會）、Threats（威脅）。優勢分析：優勢一，“項目加資金”。風險資本進入后，解決了資金的困境，突破了瓶頸的制約。有了資金的支持，研發投入有了保障，研發工作可以順利進行。這一環節實質性地解決了中小科技企業靠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為中小科技企業奠定了競爭的基礎和比較優勢。優勢二，“研發加管理”。風險資本進入后，中小科技企業不但在資金上有了保證，而且在研發管理甚至整個企業管理方面也有了實質性的改變和提升。因為，風險資本進入的同時，也把相關的技術開發人才和管理人才一起帶入，即一個整體的技術開發和管理團隊。這個團隊進入后，研發效率會得以提高，研發周期必將縮短，研發管理也更加規范，由此可以促進企業總體管理水平提升一個檔次，這一方面是很多中小科技企業所不具備的。優勢三，“人才加經驗”。一般來說，中小科技企業，規模不大、實力不雄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缺乏的現象。風險資本及其團隊的進入，既能給企業培養人才，又能使企業原有的技術和管理人員得到鍛煉并增加經驗。優勢四，“成果轉化加回報”。一般來說，風險資本看準的研發項目，其成果轉化率較高，往往回報率也較高，即投入產出比匹配性較好。優勢五，與投資者共擔風險，把原有的風險最小化。劣勢分析：風險資本進入后，由于風險資本本身的特點和運作規律，中小科技企業原有的發展計劃往往被暫時打亂，原有的管理方式會受到影響，原有的管理結構也會被加以調整。尤其是企業研發階段的決策權會被弱化。機會分析：企業獲得風險資本后得到快速成長。當企業成長到可以上市時，投資者通過企業上市或運用并購方式等，與被投資企業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即風險資本實現其金融價值，企業獲得收益和新生的機會并迅速壯大，進入成長和擴展期。威脅分析：風險資本的進入，是因為看到企業研發項目的增值性和企業的高增長性，對于中小科技企業來說，研發階段引入風險投資幾乎不會對自己產生任何威脅。從以上分析看，中小科技企業在研發階段引入風險投資優勢多于劣勢，機會遠大于威脅。

四、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融資對策

從目前看，民間資本、國有大企業資金、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及國外資本等都可以作為風險資本進行投資，而且這些多元化的資本應當是中小科技企業走出研發困境較理想的資金來源。民間資本需要引導；具備一定條件的國有大企業，應當允許進入投資；國外資本，應當繼續鼓勵進入投資；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應當積極發揮其投資的支撐作用。

（一）引導民間資本對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進行風險投資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居民儲蓄不斷增加，民營企業主自有資金不斷積累，特別是近年來，國內已經形成了民間資本集聚區。但是，由于市場準入等方面因素的影響，民間積累的大量資本沒有穩定的投資渠道。在科技研究領域的投資，特別是對中小科技企業的風險投資，民間資本也往往是可望而不可求。正如有學者指出，現階段中國的風險基金除了外資以外幾乎都是政府或者金融機構建立的，民間私人資本幾乎沒有。這種狀況與國內投資需求旺盛而投資渠道相對狹窄是一對較大的矛盾。因此，為民間資本尋找穩定的投資渠道是當務之急。事實上，在現行政策和投資環境下，民間資本可以作為風險資本引入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階段進行投資。這樣不僅能解決中小科技企業研發資金的難題、助推中小科技企業的轉型和創新，還可以使民間資本自身得到更大的發展。國內風險資本，如果沒有民間資本的進入，資金規模將非常有限，投資主體也無法多元化。因此，只要政府和市場適當地和適時地引導并加以規范，民間資本在對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進行風險投資方面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很大。具體來說，民間資本可以通過以下三個途徑對中小科技企業進行研發投資：一是通過地方銀行對中小科技企業進行專項投資；二是運用目前已經成立的小額貸款公司進行聯合投資；三是自然人資金直接注入中小科技企業進行研發。地方銀行成立以來，以傳統的貸款方式為發展地方經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科技和金融密切聯系的形勢下，以地方銀行為投資主體，按照風險投資模式進行運作對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進行專項投資，應當也是一種服務地方和提供支持的形式，可以使地方銀行和中小科技企業做到“雙贏”。同時，按照有關政策成立和目前正在運營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以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項目為載體，同樣以風險投資模式運作，通過合同約定進行聯合投資。此外，自然人可以以新增股東身份出資，也可以按照風險投資模式以直接的投資人對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進行投資。總之，只要是有利于推動中小科技企業發展，民間資本都可以在合規的前提下對其進行投資。

（二）允許有條件的國有大企業對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進行風險投資

對于國有大企業能否進行風險投資的問題，有的學者贊同，有的反對。實踐中，多數地方國資委不允許國有企事業單位從事高風險投資活動，有的地方規定不允許非金融類國有企業從事高風險投資。然而，國外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合作方式不拘一格，有直接投資方式，有間接投資方式，也有通過結為戰略合作伙伴或戰略聯盟方式幫助中小企業。實際上，本文所說的有條件的國有大企業是指那些已經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具備一定經營規模，有資金實力，有較好的研發團隊和管理團隊且發展穩健的大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企業和中小科技企業具有合作的基礎和需求。基于大企業和中小科技企業各自的比較優勢，大企業在試驗性研發以及跟蹤技術研發前沿，需要與中小科技企業聯合，或者直接對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進行風險投資。這樣的合作是以大促小，聯合發展，應當予以支持。從未來風險投資發展的趨勢看，大企業也應當是風險投資的積極參與者。當然，在我國現行管理體制和政策條件下，國有大企業要參與對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階段的風險投資，還需要進行試驗性推進和實施。比較穩妥的的方式是，成立國有企業專項投資基金。國有企業專項投資基金，原則上應當和國有資產一樣對待，總體上要保值增值，但要允許該基金按一定比例進行風險投資。不過，國有大企業要制定風險投資管理方案，建立健全風險管理制度，尤其是風險控制制度。如果風險防控得當，對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風險投資的風險應當是可控的。

（三）鼓勵國外資本對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進行風險投資

2003年我國就出臺了《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規定》，允許和鼓勵外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來華從事創業投資。之后，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科技部等多個部委2005年了《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鼓勵創業投資企業投資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高新技術企業。《辦法》出臺后，國外資本進入我國開展了風險投資業務，投資額不斷增加，可見，中國風險投資市場有巨大的潛力。而美歐國家風險投資行業起步較早，發展基礎較好，一些風險投資公司有豐富的風險項目投資和管理經驗，并且國外風險資本家近年來也在全球積極尋找新的投資機會。因此，中小科技企業要用具有良好市場前景的研發項目吸引國外資本。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吸引外資對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進行風險投資，絕非一廂情愿的事情，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需要職能部門的管理者和服務者繼續轉變管理作風和服務態度。此外，外商投資我國中小科技企業研發，不僅看重研發項目本身的的發展潛力，還看重中國的投資環境及其政策透明度。因此，對于允許外商投資的中小科技企業研發領域和研發項目，要及時公開信息，以便外商和中小科技企業及時對接。

（四）加強政府支持力度，發揮“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的作用

第2篇：企業風險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風險規避

一、人力資本的界定及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內容

1.人力資本的內涵界定

人力資本(HumanCapita1)的涵義可從內容和形成兩個方面去界定。從內容角度去界定人力資本涵義的學者比較關注人力資本所包涵內容，認為人力資本是勞動者所擁有的知識、技能、體力、健康及其所表現出的勞動能力等的總和。其主要代表是舒爾茨(Shuhz，1990)，他指出：“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得多。”從形成角度去界定人力資本涵義的學者比較關注人力資本的形成過程，認為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職業培訓、衛生保健和勞動力流動的投資所形成的資本，而其中的教育投資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形成的途徑。其主要代表是貝克爾(Becker，1993)，他指出：“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投資形成的資本；……用于增加人的資源、影響未來的貨幣和消費能力的投資為人力資本投資。”綜合以上觀點，我們認為：人力資本是指特定行為主體通過有意識地投資活動所形成的，由知識、技能、體力或健康及其所表現出的勞動能力等組成的，能實現價值增值的，依附于某個人身上的存量資本。

2.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內容

企業人力資本投資，就是以人為投資對象、以獲得未來收益為目的的企業投資行為。人力資本投資主要通過教育、培訓、勞動力流動、衛生保健等方面的投資實現。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中最主要的一部分，這部分投資往往是由政府支持的，其投資的效果與政府教育政策、教育重點有關。在進行教育投資時，企業主要是支持員工進行在職的繼續教育。培訓投資是直接服務于現實的人力資源，增加人力資源的技能存量的投資，包括就業前培訓和在職培訓兩種。勞動力流動投資指勞動力流動是現代經濟社會普遍現象，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在動態中不斷地組合，形成最優配置，實現人力資本的增值。衛生保健投資主要是為了改善員工的健康狀況，使員工保持飽滿的精神投入工作。

二、基于人力資本特性的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產生的原因

所謂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是指企業為實現一定的目標或完成特定的任務而投入相應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開發人力資源，但由于被開發主體的原因而導致企業經營后果與經營目標相偏離的潛在可能性，即經營后果的不確定性。

1.人力資本與其承載者的不可分性及其流動性

人力資本是無形的，主要表現為蘊藏在人體內的一種勞動能力，其投資形成的資本形態與其承載的主體之間具有不可分割性。作為生物形態的人力資本主體由于受自然規律的支配，會出現年老、疾病、死亡等生物現象，因而所投資的人力資本會因為被投資者的年齡、健康、意外傷害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人力資本的損失，從而使投資者減少或喪失投資收益。既然人力資本依附在人身上，那么它必然會隨著人的流動而流動。人的自利性決定著他時時刻刻要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一旦在一個國家或一個組織(單位)內不能實現該目的，他就會在流動中尋找自身價值轉換以及匹配環境和機遇。近幾年落后地區人才向發達地區，落后企業向發達企業轉移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3.人力資本的異質性和主觀能動性

一是人力資本具有異質性，不同的主體，由于年齡、性別、身體素質等方面的差異，同樣的投資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即使相同性別、年齡和身體素質相同的人，在進行同樣的投資時也會表現出不同的結果。若外部環境條件比較差，激勵機制不健全不合理，則很難調動人力資本載體的積極性，其努力程度就很低。二是人力資本具有主觀能動性，即人力資本在受到激勵的時候能夠做出積極的反應，從而為投資者帶來較大的收益；而在受到不利環境和負面影響時，又能夠減少或者喪失投資的收益。同時投資是面向未來的，人力資本投資與其產出成果如產品研發及管理改革成效的取得都有一個時間差，同時，其成果也不可能像其他物質產品那樣可通過市場調查來判斷其銷售情況及相應的績效。衡量人力資本的邊際產出時，很難把其它要素的貢獻剝離出來，因此我們很難從最終產出中判斷出具體某個人的貢獻是多少，這就存在“偷懶”或“搭便車”的現象。因此人力資本產出成果質量和數量及其產出時間是很難確定的。

4.人力資本形成的長期性和投資者主體的多元性

一般來說，一方面人力資本的形成需要一個積累的過程，企業人力資本投資在短期內難以收回；另一方面，企業人力資本的收益期限也較長，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可以在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內為企業創造財富。人力資本是多方面、長時期投資的結果，投資各方都要得到收益。企業所進行的人力資本投資也是這樣，員工作為人力資本的主要承載者和投資參與者，享有所有權、使用權和一定的收益權；企業投資只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部分，享有一定的使用權和收益權。人力資本所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的多元化，導致人力資本在使用和收益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增加了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

三、基于人力資本特性的企業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規避

1.確立企業員工的人力資本產權

確立員工的人力資本產權，就是一方面承認職工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的當期收入，另一方面更要承認廣大職工在利潤積累中的貢獻，這實質上觸及了收入分配的問題。職工參與企業分配的方式，一是依據按勞分配分得一定的工資和獎金，二是職工作為企業價值增值的創造者之一應當按比例形成他們在本企業的股份。職工分享企業的剩余索取權事實上就是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回報的一種方式，而這個風險是企業和職工雙方承擔的。比如我國的內部職工股，“持股人”既不是單純的股東持有，又不是單純的“管理者”持有，而是包含工人在內的“員工”持有。資本所有者讓渡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權，消除“持股人”、“管理者”、“工人”在所有權上嚴格的鴻溝，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們之間的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這樣，“資本”、“管理”和“勞動”這三者之間，存在的是交融、協作關系。而這種關系就是企業形成長期人力資本投資的保征。

2.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增強員工對組織的忠誠感

企業文化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社會生產實踐的過程，一旦形成之后，則會對企業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基礎，使企業做到“事業留人，感情留人，政策留人”。人力資本投資的客體是人，而人又是一種復雜的生物，所有影響人力行為的因素都可能影響人力資本效能的發揮。作為社會人，人力資本投資的客體有著不同的成長背景和人格特性，在思想、感情、經歷等方面都有著很大的差異。這時，在投資角度來看是最佳的投資項目時，也可能由于個人的偏好認為該項投資不符合其個人意愿，所以，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要加強企業文化建設，通過文化建設使得員工與企業的目標、價值觀和企業精神相一致，從而盡量地縮小企業與員工之間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分歧，進而使投資收益能達到最大化。企業文化的培訓是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長期目標之一，應當滲透到每一次個體的投資過程之中。同時，通過企業文化建設，可以增強勞動者對企業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勞動率，進而減少人力資投資風險。

3.實施企業員工職業發展管理

由于人力資本投資行為具有長期性，投資收益不可能當時獲得，因此投資周期長本身就意味著不確定的成分多，投資風險大，為了將不確定的因素降到最少，企業可以通過對員工的職業生涯規劃來將員工在投資期間可能發生的風險減到最小。作為企業首先制定人力資源開發的綜合計劃，并把它納入企業總的戰略發展計劃。其次，建立本企業的人力資源檔案，通過日常績效考評及專門的人才評估活動，了解員工現有的才能、特長、績效、經歷和志趣，評估他們在專業技術、管理和創新開拓諸方面的潛力，確定他們目前所處的職業發展道路，作為制定具體的培養、使用計劃的依據。其三，企業鼓勵和幫助員工，尤其是對骨干和潛力較大者，要做好自我分析，妥善制定個人的發展計劃。其四，企業根據員工個人發展計劃、人力資源檔案，結合企業未來發展對人力的需求，便可確定具體的培養與開發目標和計劃，通過培訓已有員工或在必要時招聘新人，以滿足企業的需要。

第3篇：企業風險投資論文范文

需要風險投資醫療消費需求增加與醫療資源不足的矛盾迫切需要醫療器械產業投入的增加，我國醫療管理部門和和醫療器械生產企業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誕生了深圳邁瑞、山東新華等一批優秀企業，具備47個大門類、3500多個品種、12000余種規格產品的生產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疾病診治的需求。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仍存在較大差距。一是我國醫療器械產業雖然有了較大增長，但產業規模依然很小，僅占世界市場份額的7％，很難滿足國民的醫療需求。二是醫療器械生產企業的技術和產品創新能力較差，研發投入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產品研發水平較低，原創技術與原創產品極少，核心專利數量更少。產品品種雖然比較齊全，但中低端產品多，關鍵零部件幾乎全部依賴進口，高端產品主要以仿制、改進為主，原創產品幾乎沒有。三是醫療器械產業資金投入不足，由于諸多因素的限制，很多社會資金不愿意投資這個領域，而向銀行貸款風險較大，銀行總會盡量回避這類貸款，通常期限較短，一年以上就為長期貸款，到期需要收回貸款，而且需要抵押，門檻高。醫療器械產業的發展需要大筆資金以及高效的管理策劃，并且能夠承擔風險，而風險投資正好可以解決這一問題。風險投資（VentureCapitalInvestment）是對創業企業提供資本支持，并對所投企業進行培育和輔導，在企業成長到相對成熟階段后退出投資實現自身資本增值的一種特定形態的投資活動。它具有以下六個特點：（1）以投資換股權方式，積極參與對所選擇的新興企業的投資；（2）協助所選擇的新興企業進行經營管理活動，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3）投資風險大、回報率較高，由專門人員不斷進行各項風險投資；（4）追求資金利用率，要求投資盡快回收，不以控制被投資企業所有權為目的；（5）風險投資公司與所投資企業的關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與合作共贏的基礎之上的；（6）投資對象一般是有發展前景的高科技企業。所以，風險投資不是單純的投資行為，不僅僅提供資金支持，而且提供特有的對企業經營管理的支持；與長期持有所投資企業股權以獲得股息為目的的普通資本投資不同，風險投資在企業發展到相對成熟階段就會退出投資。風險投資進入醫療機構，可以為醫療服務業和醫療器械制造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并且在后期會退出這一領域，不會導致壟斷或者惡性競爭等一系列問題。事實上，隨著我國醫療體制改革，國家放松了對這一領域的限制，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機構，多家風司已開始進入民營醫療器械制造企業，有效促進了我國醫療器械行業的快速發展，2014年的市場規模在3000億元以上，已經占到全國藥品市場的17%。

二、風險投資與醫療服務相結合的前景

2013年1月15日中國醫藥物資協會在京正式了《2013中國醫療器械行業發展狀況藍皮書》，提出我國醫療產業應該向高科技、人性化的方向邁進，目前生物智能以及機器人智能發展速度很快，必須在將來的醫療器械生產過程中加入高科技因素，如機械傳感器材、智能器械臨床實驗系統等。另外，醫療器械產業必須重視適用于家庭自我監護與診斷及遠程醫療器械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在第十屆中國創業投資暨私募股權投資年度論壇上，參會者對清潔技術、TMT和醫療健康三個產業的發展和投資前景充滿期待，其中，醫療健康產業被評為最有發展前景的行業之一，多數人認為醫療健康產業是“永遠的朝陽產業”。值得重視的是，在論壇的首場高端對話過程中，弘毅投資總裁趙令歡、深創投總裁李萬壽、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及執行合伙人沈南鵬、達晨創投創始合伙人劉晝均十分看好國內消費行業，其中重點看好的就是健康業。隨著我國多元化社會的發展，就醫群體的需求在不斷分化。由消費理念、收入水平、就醫習慣等因素的差異而導致的差異化就醫需求，將成為我國未來醫療服務領域的一大特點，各種面向細分的、不同人群的醫療服務將會逐漸形成。目前，諸多公立醫院都開設了特需門診，各類私立醫療機構面向人群的細分則更加明顯。新一輪醫療改革給社會資本進入醫療衛生服務行業提供了機會，經過一年摸索，資本已經找準細分市場，見縫插針地瞄上它們。之前，大量的風險資本在醫療服務產業門口徘徊不前有其原因，隨著醫改的進行，我國醫療產業將迎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醫療產業也將進一步成為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風險投資與醫療服務的結合是現代化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具有必然性和優越性。

三、總結

第4篇：企業風險投資論文范文

1.決策者投資決策失誤引發的投資風險

一個企業是否能夠發展壯大，一個企業能否抓住發展的機遇，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于企業決策者的決策，因此投資者的決策對于中小企業的投資風險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例如，在進行一個項目投資的時候，由于投資者事先沒有進行市場的考察，或者由于投資者自身的素質比較低，從而使得在項目管理時出現混亂，從而使得投資的項目的經濟效益下降，從而嚴重的影響到了企業的效益。因此管理者進行的管理決策是企業的項目投資風險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2.利率升降引發的投資風險

宏觀經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各個組成部分，中小企業也不例外。由于國家財稅政策、金融政策或者市場因素的影響使得我國的利率處于不穩定的狀態，這就對于中小企業的投資有所影響。例如，當利率下降的時候，企業的銀行貸款的利息就會下降，這就有助于企業的經濟效益的提升，并且也有助于企業的籌資，從而促進企業的投資效率，總之，這就有助于企業的迅速發展。反之，當利率上升的時候，則不利于企業的投資發展。

3.購買力變化引發的投資風險

購買力的變化主要是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當通貨膨脹的時候，企業的投資到期進行銷售的時候，就會出現購買力下降的現象。貨幣的貶值，物價的上漲容易使得“錢”不值錢，這樣就使得原本同樣的貨幣的購買力下降了，企業的經濟效益也就下降了。在這個時候進行企業的投資的風險一般比較大，反之，如果出現通貨緊縮的現象，貨幣升值，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投資風險就會降低，因此通貨膨脹對于企業的風險投資有著重要的影響。

二、我國中小企業投資風險的對策

1.完善中小企業的投資風險預警

在社會市場經濟環境下，中小企業面臨著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因此中小企業只有不斷的完善自身的風險管理，才能夠不斷地規避和降低投資的風險，從而實現企業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例如，在企業內部的管理中我們應該設置風險管理的部門，從而進行風險的識別、風險的評估、進行風險的決策，并且處理風險，只有不斷地完善企業的內部的風險管理，才能夠使得我國的中小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位。

2.健全中小企業的內部制度

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先進的管理理念也在不斷地在我國的中小企業內部進行實施，因此要想提高中小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降低中小企業的投資風險，我們就應該健全中小企業的內部管理制度，從而實現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投資決策的科學性以及合理性，降低由于決策失誤導致的投資風險，這樣就能夠促進企業的健康持久發展。例如，企業的戰略性的投資必須經過企業高層領導的集體決策，并且也要通過企業內控委員會的批準與審議，這樣就可以對于企業的投資進行全方位的審核，有助于提高企業的投資水平，降低企業的投資風險，并且由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就有助于企業及時的引進具有專業技術的人才，從而降低由于項目管理不善導致的投資風險。總之，健全中小企業的內部制度，采用先進的管理理念，有助于降低企業的投資風險。

三、結束語

第5篇：企業風險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政府風投；中小企業；行為模式

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中小企業已成為發展經濟、繁榮市場和擴大就業的重要基礎。到2005年，全國登記的中小企業有3980多萬，對我國GDP 貢獻達50％以上，城鎮人口就業方面占75％，全國稅收占40％，全國專利占66％，技術創新占74％，占全國新產品研制82％。2008年金融危機讓我們認識到，中小企業是防范國際經濟動蕩的重要防火墻，同時也是擴大國內需求的重要因素。目前，鑒于我國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長期嚴重不足，政府貨幣銀行政策對此問題沒有實質性的作用，中小企業本身更是無能為力因應其融資問題上表現出的明顯的“市場失靈”。因此建議政府直接進行風險投資化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一、政府直接風投于中小企業的必要性

經合組織的《政府對技術型小企業的風險投資》（OECD，1997）專題研究報告認為，由公眾部門進行直接股權投資是向一個經濟體系中注入風險資本的最高級方式。政府參與風險投資有兩個原因：（1）政府風險投資計劃可以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推動創新，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2）政府風險投資計劃有助于填補投資空白區域。由于受到其自身規模和財務狀況的限制，中小企業很難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對小企業來說可能性更小，那些處于起步期，技術風險較高的小企業就成了“投資空白”，政府計劃的意義就在于可以通過有目的的參與和引導，填補這些空白，為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資金保障。

二、政府風投中小企業的目的

對中小企業創業性風險投資主要來自兩部分：私人部門的風投資金和公共部門創業投資。在成熟的風險投資環境中，私人部門的風投資金應該占絕對主導地位。然而我國風險投資嚴格地說是剛起步，私人風投資金難以啟動，此時的中小企業的資金供給不足表現為“市場失靈”，風險投資面臨同樣的困境。政府作為資金的供給者或作為風險投資者的目的表現為：（1）引導私人創業風險資本。在創業風險投資項目的融資過程中，公共創業風險資本所投資的都是具有政策導向的項目，所以傾向于在創業風險投資項目風險較大的初期階段進行投資。投資一段時期后，如果項目運轉順利，在項目的后續階段，公共創業風險資本將吸引私人創業風險資本的進入。（2）直接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3）資產增值和保值。（4）后經濟危機時代，政府的主要任務是讓經濟平穩度過危機并擴大國內需求。

三、政府風投于中小企業的行動模式

政府直接參與風險投資與其他資金供給者的本質差別是：政府以推動中小企業和相關產業發展為最終目的，而其他風投者以資金收益最大化為目的。換言之，國家風險資本存在的理由主要有兩條：（1）高科技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投資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往往遠超過企業本身所獲得的效益，即“溢出效益”和“正的外部性”；（2）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投入會對私有資本起到示范和引導作用，這是產業投資政策的目的，也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鑒于此，政府選擇投資對象時必須考慮行業特征、企業技術、產品特性、發展前景、產業導向作用和行業指示作用等，尤其要考慮投資對象的發展對產業、行業及全國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這就決定了政府作為風投資金的供給者在篩選投資對象的標準與其他投資者的差異。我國政府參與中小企業風險投資的采用的行動模式是：政府“船員”行為模式和政府“船家”行為模式的復合模式。政府“船員”行為模式表明政府是經濟活動主體，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享受經濟利益，承擔經濟風險，具體表現為我國中小企業風投資金的供給者，與其他類型風投資金供給者沒有差別，二者均按市場規則行動。如果存在差別的話那就是：前者風投合作的交易成本少，后者由于反復的談判而導致交易成本較高。政府風險投資的特殊性決定了政府投資行為的“船員”行為模式必須在特定時點上的終結。因為一直充當“船員”的政府最終要回到“掌舵”的“船家”的位置上。當船乘風破浪到達彼岸時，也就是企業已發展壯大時，政府早期投入中小企業的創業風險資金的歷史使命業已完成，且對于整個國家而言，繼續把資金留在這些企業所產生的社會邊際效益快速下降，政府必須通過私有化，撤回資金，轉而投入新的企業，使國家風險投資資金進入新一輪“載企過河”的使命征途。

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小企業作為一個整體一直面臨著融資難的共同問題，這制約著中小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的投資活動和中小企業的產品的多樣性及市場適應性直接影響我國國內需求水平，會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從而影響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水平，也可以說涉及到國際經濟安全的問題。當中小企業資金供給處于“市場失靈”的狀況時，政府有必要直接參與中小企業風險投資，投資效益可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投資的直接收益；二是創造就業；三是引導企業投資。

參 考 文 獻

第6篇：企業風險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風險投資，退出機制，投資主體，民間資本

 

一、山東省發展風險投資業的有利條件

（一）經濟實力較強，發展風險投資的潛在資本供給較為充裕

2006年山東省GDP總量突破2萬億元，人均GDP逼近3500美元大關；預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23％，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居全國第一位；進出口總值達945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達100億美元。此外，風險基金的設立、各種公益基金、保險基金沉積的大量資金、國外風險基金的進入和城鄉居民穩定的高額儲蓄，也為山東省發展風險投資業提供了堅實的資本基礎。

（二）科研投入逐年增大，科技綜合實力有所提升

先進的科技成果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發展風險投資的前提，區域創新能力是影響風險投資發展的關鍵性因素。近幾年來山東省主要科技指標逐年增長，科技活動經費支出力度加大，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額以年均28.3%的速度增長，2005年科技活動經費支出與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均排在全國第5位。

（三）政府重視投資風險業的發展，各類風險投資機構發展開始步入正軌

2000年5月，山東省政府出資6億元建立了風險投資基金，并計劃今后逐年增加，3年內達到20億元，以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化及科技成果轉化。2002年10月，為促進風險投資事業的快速健康發展，山東省科技廳和財政廳聯合下發了《山東省高新技術風險投資機構認定及享受財政專項資金扶持確認辦法》,對高新技術風險投資機構的認定條件予以明確，并在投資資金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在2006年2月的《山東省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加快發展創業風險投資事業，鼓勵設立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支持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依法依規開展創業風險投資業務。”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山東省各類風險投資機構發展開始起步，表現為：由政府注資組建了山東省高新技術風險投資公司等風險投資機構；在現行法規下，采取政府出資為主的方式建立基金，通過風險投資公司來招募基金管理人或管理團隊；在項目選擇上，嚴格規范項目標準和投資管理程序，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內部約束制度和運作機制。

二、山東省風險投資業存在的缺陷

（一）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低，風險投資項目缺失

2005年全國R&D經費投入為2449.97億元, R&D經費占GDP比重平均為1.34%，而山東省雖然比重雖然逐年增加，但2005年僅為1.0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此外，國外研究表明，要實現企業的進一步發展，R&D①投資必須占到總產值的5%以上。山東省與之相比更是相去甚遠，2004年全省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0.76%。這說明企業科研與市場脫節，科技與經濟發展脫節。

（二）風險投資主體單一，風險資本來源錯位

目前山東省的風險投資主體主要是風險投資公司和商業銀行，而且風險投資公司占有主導地位，其他的投資主體如投資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個人投資者由于政策法規不允許和投資渠道不暢通等原因都難以投入到風險投資業中來。山東省20余家風險投資公司由于大多是政府獨資，發展模式為“政府主導型”，民間資本和國外資本無法進入。

（三）法律法規不完善

我國還沒有出臺一部正式的有關創業投資的法律,各地的風險投資所依據都是一些地方性法規。目前山東省使用的是2002年頒布的《關于加強科技創新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決定》和2005年頒布的《山東省高新技術發展條例》，帶有很大的區域性，而且是發展高新技術企業的法規中捎帶著對風險投資業提出了一定的規范和約束，沒有完整、準確的風險投資法規體系。

（四）風險投資退出機制不完備現象突出，投資額度不高

風險投資退出方式主要包括公開上市、股份回購、企業購并三種方式①，根據美國的統計,公開上市占20%，企業購并占35%，股份回購占25%（見表2）。目前山東省主要采用公司收購和企業回購兩種方式。對于公開上市方式，由于資本市場體系不夠完善而無法采用。風險投資退機制的不完備，再加上投資環境、法規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山東省投資額度不高，風險資本規模有限。根據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的統計，山東省風險投資額度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僅僅是中下水平。

三、山東風險投資業的發展路徑選擇

（一）促進高科技技術與經濟發展的有效結合，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率，提供有發展空間的投資項目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和主導力量。經濟的持續發展不僅為科技的發展提供物質保證和支持，更為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持久的需求。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注重處理好經濟與科技的關系，推動經濟與科技緊密結合，把經濟發展切實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的軌道上來，科技發展要自覺地為經濟建設服務。根據《山東省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到“十一五”末，山東省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要進入全國前列，社會R&D經費占GDP的比重達到2%以上，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達到55%，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到2020年，山東省科技綜合實力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建成創新型省份。

（二）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拓寬資金來源渠道

從發達國家看，風險投資的來源是多元化的，其中主要有富裕的家庭和個人、養老基金、保險公司、證券公司、銀行、國家資金和外國資金和大公司的資本。就山東省的情況而言，風險投資業的投融資體制需要按照“多方投入、拓寬渠道、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原則，充分發揮不同投資主體的作用，拓寬融資渠道，實現風險投資領域的投融資市場化。在當前法律體系對投資主體仍然有所限制的情況下，應該改變政府投資為主體的狀況，充分發揮民間資本的作用，幫助中小創新型企業發展，同時要引進外資，建立項目市場。一旦時機成熟，政府投資資金可以逐步退出，建立以民間資本為主導的風險投資投融資體制，為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運行環境。

（三）完善風險投資業的法律體系，創造有利于風險投資的政策法規環境

在山東省乃至全國，風險投資業都需要在若干環節上加強法制建設。建立規范風險投資運營機制的法律制度，是保證風險投資業健康發展的必要措施。為了適應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的需要，我國的立法機構應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加快風險投資的立法進程，盡快頒布全國性的《風險投資法》、《風險投資基金法》等風險投資業的核心法規，將風險投資與常規投資區別開來，規范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山東省在全國性法規的基礎上，可以根據本省實際情況，就風險投資機構的創立、運營、風險轉移等方面制定具體的管理辦法，制訂適合山東省風險投資企業發展的地方性法規；努力創新寬松的政策環境，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引導各種風險資本進入。

（四）構造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有效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

一般而言，在投資項目進入成熟階段以后，風險資本就要考慮退出問題，通過一定的退出機制來實現其風險收益， 然后再可進入風險投資的下一個循環，否則風險投資的持續發展就得不到有效保證。針對山東省具體情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推動建立二板市場，為高新企業上市做好準備。從支持風險投資業發展的長期目標出發，建立我國的創業板市場勢在必行。山東省應該抓住機遇，提早準備，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園區，培植合乎標準的企業；對一些具有發展前景的企業，可借鑒國外高科技企業上市的經驗，使之從開始就按照規范化標準進行運作，為將來能夠上市并使風險資本成功退出做準備。2、完善山東省產權交易中心建設。在市場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健全的產權交易市場是實現退出的一個關鍵因素。山東可以以建立健全產權交易中心為契機，建立公平、透明、高效、有序的交易系統，逐步構造完善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為風險資本選擇多樣化資本退出方式創造有利條件。

參考文獻

[1] 李藝，《中國風險投資戰略與制度》[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2] 李月平、王增業，《風險投資的機制和運作》[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3] 宿玉海，《培育和發展山東風險投資市場的思考》[J]. 山東經濟戰略研究，2000（10）：8-10．

[4] 余凡，《發展江蘇風險投資的對策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06（8）：71-72．

第7篇：企業風險投資論文范文

關鍵詞：風險投資；可轉換證券；融資結構

現代融資結構理論認為，融資策略是防止企業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有效工具，而努力降低委托成本是決定融資結構的關鍵。風險投資既不同于通過證券市場的直接融資，也不同于通過銀行貸款的間接融資。面對投資對象的高風險和高度信息不對稱性，依靠傳統的委托機制難以保證投資者的利益。為此，風險資本家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是一種常見的選擇。這就決定了風險投資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有別于其他類型的企業。在風險投資交易設計中，不同的融資結構對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的影響力是不同的，從而其對企業家的激勵和約束效力也是不一樣的，進而影響企業的公司價值。傳統的融資手段(債務或普通股)難以解決從投資管理到退出過程中的問題。因此，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將融資結構理論的最新成果應用于風險投資領域。Norton和Tenenbaum(i993)在對300名國家風險投資協會會員的調查后發現，風險投資家一般會根據其對風險企業相關因素的預期調整其投資工具的選擇，如果風險投資家預期風險企業會有相對穩定的高額收入或會提供高值的投資抵押品，則風險投資家將偏好選擇債券以作為投資工具，因為債券本息的抵稅功能是其他投資工具所不具有的；如果風險投資家預期企業外部將會出現強勢的經濟環境，并且企業風險預期可被合理控制，則風險投資家將會偏好選擇普通股作為投資工具，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風險投資家關心的將不再是其風險的降低，而是試圖加強其對風險企業的控制。然而，Sahlman(1994)在對98名風險投資家進行實證研究后指出，風險投資家多傾向于選擇優先股作為其投資工具，原因為：一是選擇優先股可使風險投資家在現金股利受償和資產清償時具有優先權。二是風險企業不會因需要償付債務而影響其再投資能力。許多學者也認為優先股在降低了風險投資家的風險的同時，也使風險投資家的監控能力弱化。Kaplan和Strom－berg(2003)的研究發現，風險投資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風險資本家通過合約將現金流權、投票權、董事會權、清算權以及其他控制權的分配分開進行，而可轉換優先股是風險投資中使用最多的融資工具。

一、風險投資企業的控制權

風險投資家與風險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會產生潛在的“道德風險”，即后者以前者利益受損為代價謀求自己的利益。因此，風險投資家有必要通過契約機制對風險企業實施直接監控，以減少風險及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逆向選擇。在風險投資企業中，作為投資者的風險資本家與作為管理者的企業家之間首先存在對企業控制權的分配問題。與其他類型企業不同的是，風險投資契約通常會向風險資本家提供高于其持股比例的控制權，也就是說，風險資本家所獲得的控制權并不遵守一股一票規則。Kirilenko(2001)的研究表明，風險資本家在不同企業的額外控制權比例即高于持股比例的控制權份額有所差異，在公司發展的早期階段進行投資，在研究與開發密集程度較高的公司投資，在發展機會較多的企業投資，風險資本家將會獲得更多的額外控制權。如果考慮到風險投資企業的風險是非正態分布，風險資本家要求獲得額外公司控制權的動力會更強。僅就向企業提供融資的角度來看，風險資本家和其他金融中介如銀行有相似之處。但擁有額外公司控制權的風險資本家必然是企業的積極投資者。他們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發揮的作用遠遠超過普通的金融機構。在風險投資的交易設計中，運用一系列的金融工具特別是可轉換金融工具，如可轉換優先股、可轉換債券等，通過它們對被投資企業的資本結構及剩余索取權分割的影響來設計不同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以實現風險資本家與企業家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合理匹配，限制企業家的機會主義行為，克服其道德風險，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Max(1998)認為將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結合起來或通過一個可轉換優先股能使風險資本家達到有效的干預：即在企業經營不佳時實施控制權(如清算權)，而當企業發展順利時，放棄干涉則更有利。Dessi(2001)認為可轉換證券以及所附帶的控制權條款能達到兩個目的：一是使風險資本家能夠積極地介入企業管理監控以防止風險企業家自利的機會主義行為，這種積極的監控就需要足夠的控制權，以便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干預；二是使風險資本家通過可轉換證券以及附帶的回購權力實施清算權。 轉貼于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二、風險資本家的報酬機制

對風險投資企業的企業家而言，風險資本家是委托人，而對風險投資基金中的投資者而言，風險資本家又是人。因而報酬機制是投資者約束風險資本家行為的主要手段。投資者在與風險投資家簽訂的契約中，往往要求風險投資家具有甄選高質量可投資項目的能力和為項目增值的能力，這些能力也構成了風險投資家的業務水平值。在一般的委托關系中，報酬與績效掛鉤是一種常見的選擇。而在風險投資的有限合伙合同中則不是這樣。風險資本家的報酬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固定報酬，根據所管理的凈資產提取固定的管理費用，一般在1.5％～3％之間；另一部分是可變報酬，根據基金的盈利提取固定的比例，一般是20％左右。至于這兩部分所占的比例，不同類型基金存在差異。新建立的和小規模的基金通常以固定報酬為主，而老資格的和大型的基金則較多運用可變報酬手段。對這種現象的一種解釋是風險投資家在風險投資初期，往往基于建立聲譽的目的，愿意忍受較低的報酬，尤其市場上的年輕風險投資家更是如此，以期建立良好聲譽，為未來投資期間內報酬的提高和籌資機會的便利暫時犧牲起初的一些效用。Green(1984)認為將債務和普通股融資結合起來(類似于可轉換債券)與單純債務融資相比能有效減少風險企業家的過分冒險行為。Gompers(1996)的研究表明，可轉換債券不僅能激勵風險企業家努力工作，還有篩選不合格企業家的作用。Black和Gilson(1998)認為可轉換優先股合同為風險企業家提供了一個隱性激勵合同，使得企業在首次公開發行(IPO)退出的情況，能夠重新得到大多數控制權。

三、風險資本的退出安排

風險資本家只是風險投資基金的管理者，而風險投資基金是有固定年限的，它不可能充當企業的永久投資者。如果說風險投資是為了取得收益，那么退出則是為了實現收益。風險投資退出決策就是利潤分配決策。即投資盈利應在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首先是在風險投資公司與企業之間，然后是在普通投資者與風險投資家之間分配。最佳時間和方式可以使風險投資收益達到最大化。絕大多數學者均認為首次公開上市(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是最佳的退出方式。除公司上市之外，把公司出售給兼并者也是風險資本退出的一種渠道。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條件不成熟的公司上市的長期效果并不一定好，伯格林通過對美國200多家風險投資企業調查發現，在一期投資后35個月內就實現IPO的公司在當時的收益率較高，可達287％，但兩年后就很快降低到69％。而在投資后35個月后實現IPO的公司，最初的收益率為158％，后來為97％。從長期看來，后者的情況要好一些。從風險投資公司的角度來看，Compers(1994)發現，風險投資者尤其是一些年輕的風險投資家，往往會在條件并不成熟的條件下推動企業上市；Gifford(1995)所做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在企業IPO過程中，風險投資家作為投資中介擁有企業所不具備的專業知識和信息優勢，企業要借助風險投資家的咨詢服務才能實現首次公開上市。因此，風險投資家擁有企業不了解的私有信息，從而有可能損害企業的利益。在Berglof(1994)的不完全合同模型中，當企業可能以收購方式退出時，收購者與風險企業家談判可能損害投資者的利益，他認為可轉換債券既可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還能夠保護企業家私人利益免受損失。同樣在Bergemann和Hege(1998)的動態道德風險模型中，風險資本家與企業家隨著時間推移，對項目的質量了解越多，認為將普通股與債務混合或通過可轉換優先股，可以在每個時期做出最優的清算或繼續融資的決策。Hellmann(2006)的研究表明，可轉換優先股與其他傳統的債務和普通股融資相比，通過控制權的轉移能夠做出最優的退出決策。

在風險投資過程中，由于存在兩級契約安排，相對于投資者直接向風險企業投資的委托鏈增加了，并且由于信息不對稱，投資者面臨的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反而增加了。由于風險投資契約理論尚處于發展階段，各種理論還不能完全解釋風險投資的實際，但都認為可轉換證券在風險投資合同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風險資本家如何通過融資工具的設計與選擇以及管理監控等手段來減少信息不對稱和風險，關系到風險投資的成敗。

參考文獻：

第8篇：企業風險投資論文范文

風險投資的規模是反映風險投資績效的重要指標之一。在學術界，常用的代表風險投資規模的變量主要有風險投資金額和投資的項目數量。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采用風險投資項目數作為度量風險投資規模的指標，為了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將對于風險投資的影響因素，我們從兩個方面來考慮：一方面是促進風險投資發展的政策，包括稅收優惠政策，政府引導基金政策和區域內是否存在產權交易市場。另一方面是影響風險投資發展的環境，包括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人均GDP。除此之外，我們還考慮了滯后一期的影響因素。數據方面，我們基于1997年~2009年中國27個省（個別省份數據缺失）風險投資企業數量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為了克服解釋變量的內生性以及殘差的異方差問題，我們采用System-GMM動態面板估計方法。我們認為，通過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規模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不僅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國風險投資市場的運作機制、風險投資規模的基本特征，而且對中國風險投資機構的發展具有實踐指導意義。

本文第二部分是相關文獻綜述；第三部分介紹計量模型的構建與分析方法；第四部分闡釋了數據來源與實證研究；第五部分進行討論，得出結論。

二、 文獻綜述

學術界對風險投資業發展的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R. H. Gordon（1974），Jorgenson & Proterba（1987），Katharine（1988），Friedman（1989），Gompers & Le- rner（1997），Gentry & Hubbard（2001）的研究表明稅收計劃對風險投資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對新興企業和風險投資行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Karsai（2004），Clarysse（2009），Cumming & Johan（2009），Josh Lerner（2010）認為，政府引導基金對風險投資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Murry（1994）， Bemard Black，Ronald Joilson（1995）的研究表明：風險資本的供給量與證券市場的發達程度息息相關。Kenneth W.Rind，Gene I.Miller（1980）認為人力資本對風險投資的發展至關重要。Leicht & Jenkins（1998），Dubocage & Rivaud-Danset（2002），Trajtenberg（2002），Josh Lerner(2010)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促進風險投資方面都可以發揮重要作用。Douglas J.Cumming，Jeffrey G.Maclntosh（2006）在分析的過程中，證明了宏觀經濟因素（證券市場的狀況、實際利率水平、GDP）對風險投資供給和需求有顯著的影響，市場上的風險投資企業寧愿在發達地區被合并，也不愿意投資到偏狹的地區。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資本組織形式，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影響因素很多很多。但是，由于環境所限，基于現有的研究基礎，我們認為：風險投資的主要影響因素有：稅收優惠政策、產權交易市場狀況、引導基金政策、人力資本、一國的對外開放度、產業結構、GDP，下文中的實證研究將圍繞這些因素展開。

三、 計量模型的構建與分析方法

1. 計量模型的構建。我們用來解釋中國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的計量模型使用的是各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在動態面板System-GMM估計方法中，對應文獻中相關影響因素，我們所關注的解釋中國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的主要變量包括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基金政策、產權交易市場，主要目的是從這三個方面研究政府促進風險投資的政策對于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的影響。在計量模型中，我們還考慮了一些中國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相關的重要解釋變量，主要有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人均GDP。

按照空間經濟學的觀點（Krugman，1991；Baldwin Ric-hard etc.，2003），經濟活動存在“自我強化集聚機制”。當投資者計劃進入其不熟悉的地區進行投資時，為了減少不確定性因素，將要花費較高的信息成本，此時的信息溢出至關重要。當前的投資活動帶來的大量信息溢出，現有投資活動產生的大量信息溢出，能從很大程度上減少不確定性，并且降低信息成本（賀燦飛、魏后凱，2001），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潛在投資者。因此，本期的風險投資存量會受到上一期風險投資存量的正向的動態影響。另外，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新興的資本組織形式，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有些觀測不到的社會特征（如文化、資源、習慣等）與我們選取的解釋變量相關，我們的模型全面考慮到這些特征的各個方面、界定、與誤差項的相關性。因此，我們建立動態回歸模型：

模型中，VC是第t年省份i的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數量，VCit-1為其滯后一期項。Xit是一個向量，包含稅收優惠政策、政府引導基金政策、產權交易市場、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和人均GDP一組變量。?琢i是省份的固定效應，作用是控制觀察不到的、不隨時間變化的差異性。?滋t是年份效應，作用是控制各地區相同的國家政策以及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著it指的是誤差項，假設其期望值為零，不存在序列相關，不過或許會有異方差。我們的基本假定是滯后一期項VCit-1和解釋變量Xit必須與誤差項?著it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值均不相關，這些控制變量在此條件下是嚴格外生變量。但是解釋變量Xit的嚴格外生性并沒有排除其與固定效應?琢i的相關性。為了消除這種相關性，我們用每一個地區i第t期的方程減去第t-1期的方程，得到：

?駐VCit＝?茁?駐VCit-1+?酌?駐Xit+?駐?琢i+?駐?滋t+?駐?著it （2）

我們消除了固定效應?琢i，得到方程（2），但是存在內生性問題 ，因為?駐VCit-1與隨機擾動項相關。如果使用傳統估計方法，一定會產生參數估計的有偏性以及非一致性。Bond(2002)研究證明，當隨機誤差項與被解釋變量滯后項相關時，固定效應OLS估計量將嚴重下偏，動態項的OLS估計量將嚴重上偏，隨機效應GLS估計量也將有偏，而且其他解釋變量也有潛在的內生性。為了解決這些問題，Arellano，Bond（1991），Blundell，Bond（1998）提出了GMM估計方法。

2. 計量模型的分析方法。考慮到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需要使用一定的工具變量對回歸過程進行修正。差分廣義矩（Difference-GMM）估計量（Arellano & Bond，1991）通過對模型進行差分，并且設定解釋變量差分值的工具變量得出，該方法能夠有效解決殘差的異方差和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但是會損失一部分樣本信息，另外，當解釋變量在時間上面的連續性比較長時，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會減弱，會影響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小樣本時特別明顯（Blundell & Bond，1998）。系統廣義矩（System-GMM）估計（Arellano & Bover，1995；Blundell & Bond，1998）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同時利用了差分變化量和水平變化量，增加了工具變量的有效性。而包含工具變量的動態面板GMM方法比包含工具變量的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面板數據估計方法更具有彈性，因此，本文采用System-GMM動態面板估計方法。

四、 數據來源與實證研究

1. 數據來源。綜合考慮各變量數據情況，我們最終將研究的時間跨度定為1997年~2009年，包括27省際面板數據。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的數據、政府政策（稅收優惠政策、政府引導基金、產權交易市場）方面的數據由清科公司提供。產業結構中第二、三產業產值，人均GDP，以及人力資本中本、專科在校生人數和總人口均來自中經網。進出口總額和FDI數據來自《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

2. System-GMM的估計結果及解釋。在我們的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是種子期、初創期投資項目數，采用計量軟件STATA10.0，我們使用動態面板System-GMM估計方法估計結果下：

（1）滯后一期變量系數為0.057 019 9，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上一期風險投資的數量對當期會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投資于不熟悉的地區，將會產生更多的信息成本，相比熟悉的地區，可能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并且由于初次投資積累起來的社會關系網絡，也可以很好地減少再次的投資成本，這可能使得風險投資愿意在初次投資的區域繼續追加投資。

（2）稅收優惠政策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系數為0.931 180 4，表明目前中國的稅收政策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有促進作用，但是影響不顯著。風險投資業稅收優惠政策的運作機理在于，一是增加預期收益，二是降低成本，利用市場行為主體的逐利動機激勵社會成員參與風險投資，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從實證結果來看，中國目前的稅收優惠政策已經驗證了動作機理，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有促進作用。但是，稅收優惠政策對于種子期、初創期的風險投資沒有太大影響，說明中國風險投資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應加大對種子期、初創期的激勵力度。

（3）政府引導基金的系數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明政府引導基金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具有明顯的影響。不過，政府引導基金的系數是-1.733 065，為負值，與我們事先的推斷相悖，表明中國目前的政府引導基金政策阻礙了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的發展。產生這種結果，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很可能是：①中國風險投資引導基金設立時間比較短，對風險投資的促進作用并沒有有效的發揮；②政府的本意是通過引導基金的引導，撬動社會資金流向風險投資企業，但是由于引導基金設立時間短，缺乏管理經驗，某些企業利用其中的漏洞鉆空子，造成資金被私人套用后并沒有投入到風險投資的發展中去。另外，由于這些無意于投資風險投資的企業或個人加入了獲取引導基金支持的競爭，無形中提高了風險投資企業的成本，因此整體上對風險投資業造成了負面影響。

（4）我們選取的變量產權交易市場、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KFD1、KFD2）、人均GDP均不顯著，表明從中國目前的經濟環境和風險投資的發展現狀來看，產權交易市場、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人均GDP對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影響不是很明顯。主要原因可能存在于兩方面：一方面，中國風險投資業處于起步階段，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并不大。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環境存在著抑制風險投資發展的因素：①文化。中國根深蒂固的中庸之道，求穩定的思想注定中國國民大多數是風險規避型的，這對風險投資的發展非常不利。②國情。中國從1978年至今一直在進行基礎建設，近年來，中國經濟對基礎建設的需求逐漸達到飽合，創新需求才悄然探頭，風險投資的需求，也剛剛產生。③體制。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制度對中國國民的意識形態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特別是集權，中國人所崇尚的是當家作主的理念，喜歡的是“我說了算”的感覺，對于現代企業中的股份制、合伙制從潛意中很排斥。從國際上風險投資的發展史來看，有限合伙制更有利于風險投資的生長、發展。在中國，有限合伙制引進的時間不長，目前還處于逐步被國民認識、接受的階段，要想大力發展，可能還要假以時日。

五、 討論與結論

中國的風險投資業稅收優惠政策開始于2002年，到目前為止，國家級的政策共有8項，沒有專門適用于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分為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直接優惠指的是減稅、免稅、退稅，側重于事后的利益讓渡，間接優惠指的是稅收扣除，加速折舊等，側重于事前優惠。兩者相比，間接優惠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的發展更有利，但是中國現行的風險投資業稅收優惠政策偏重于直接優惠，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的激勵作用不理想。

政府引導基金政策的設立阻礙了風險投資的發展，違背了建立政府引導基金的初衷。以色列的YOZMA項目是目前國際上政府引導基金較為成功的案例，不過中國和以色列的情況有所不同，以色列是一個小國家，國內資源有限，引進國外資金和人才非常重要，中國則要從自身的特點考慮，借鑒以色列成功之處，建立有效的政府引導基金政策。政府參股或引導風險投資公司時，應根據該公司的投資定位問題制定相關的引導政策。比如對處于種子期、初創期的企業，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投資者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商業性資本一般不愿意進入，這就需要政府介入，并且充分引導社會資本進入該領域，發揮政府引導基金的杠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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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項目號：呀70903046、71073101），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項目號：11PJC 066），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項目（項目號：2009FJB004、2011 BJB008），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項目號：CX JJ-2011-311）階段性成果。

第9篇：企業風險投資論文范文

在南京金陵飯店，賽富科技創始人高勝濤花了一個下午，為幾位專業風險投資機構的合伙人進行了一次集中路演，幾個小時下來，這些大佬們聽得云里霧里。當晚，大家留下來一起吃晚餐，一位下午沒能趕過來的投資人姍姍來遲，他是海瀾集團分管投資的負責人，晚餐時恰好坐在高勝濤旁邊，他迅速理解了賽富的商業模式，兩個月中完成了這輪投資。

高勝濤發現，普通風投普遍對他的模式很難理解，主導B輪投資的海瀾集團與此后主導C輪投資的悅達集團這類產業資本則更容易從產業鏈的角度理解他的模式。賽富所專注的領域是以分銷金融為核心的一站式分銷整合服務。在他開始著手創業的2007年，幾乎沒人聽說過這個新名詞，甚至會懷疑其存在的合理性，B輪之前的融資更像是天使階段的“賭一把”。不過，對于目前每年超過20億元的平臺交易額，2000余萬元利潤的賽富科技來說，市場的接納程度已經不必再擔憂。

虛擬總代

“賽富”這個名字取自供應鏈金融的英文（supply chain finance）的首字母S與F，恰好也與一家風險投資機構重名。

高勝濤曾在中學任數學教師，幾年后改行做了程序員，2003年到一家中美合資的公司任職董事總經理，核心服務是將在美國成熟的供應鏈管理軟件在中國本地化開發銷售。這套軟件可以從廠家引入原物料開始，到產品制成，此后涉及銷售的每個環節，可對其進行追根溯源。2005年，他向海外總部提議在日本建立合資公司，切入金融軟件市場，為野村證券等機構做系統外包，但并未成功。

兩年后，他有一個在銀行任職的朋友完成了在職研究生論文，寫到的話題是供應鏈金融。當他和高勝濤提起時，高勝濤恍然大悟，發覺這與自己的想法非常接近。

高勝濤分析認為，在消費品的供應鏈條上，一款產品從廠家到消費者手中需要經過總、省級、區級、經銷商與終端渠道。供應鏈上的所有角色都受困于資金、渠道、運營能力：廠家希望迅速鋪貨；但商沒有資金把貨品買進，就沒法往下鋪貨，幾層商與經銷商往往都欠著“三角債”；銀行沒有專門貸款給商與經銷商的類目，原因是沒有擔保機制。

高勝濤的構想是，既然銀行的訴求是降低風險，那我們就可以利用供應鏈管理軟件，將整個過程管理起來，限制風險比例，讓銀行的資金流入供應鏈。

基于此，高勝濤創辦了賽富。他的生意需要軟件配合，外加一套自成體系的系統。供應鏈管理軟件可以收集到供應鏈條的各類數據，例如哪類產品在哪些渠道中銷售，并分析出經銷商是否有實力“吃”下貨，繼而判斷一個分銷體系能支撐多大的銷售量。

賽富的挑戰在于撬動各個角色，建立體系。首要問題是解決資金，需要談下銀行這個金主。銀行沒有負責這項業務的部門，高勝濤曾經托很多朋友找到了一些銀行的分行行長或者支行負責人。很多人客氣評價“不錯”，然后沒了下文；有些人直率地告訴他“這和我們的業務沒關系”，一口回絕。

“做這個行業，最初甚至像空手套白狼，還好我看起來不太像騙子。”從熟人介紹開始，早期幾年中，高勝濤一點點突破，而且“責無旁貸”地抵押了自己的房產，希望得到銀行的授信。“把銀行的資金拉到供應鏈里面，拉進來100萬元，還要確認能繞回來120萬元，而每一根鏈條背后都是幾十家公司一同參與。”

此后需要撬動的資源是廠商、經銷商與零售渠道。面對廠商，高勝濤形容自己為“虛擬總代”，只要能找到廠商老總和財務總監，就有機會繼續推進；經銷商是最容易驅動的角色，因為他們在資金、貨量和渠道數量幾方面常常處于欠缺狀態。

賽富的另一個訣竅是，通過合作圈住更多資源。與經銷商合作之后，它的渠道也可以成為賽富的客戶。在這種滾動之下，幾方資源都會倍增，在生意的盤子增大之后，賽富還可以順勢提供資金。

遵循零售本質

目前賽富的客戶中，品牌方包括以格力、美的為代表的家電廠商，以蘋果、三星為代表的手機廠商，母嬰日用以及特色農產品；渠道方則囊括所有A類商超與十幾家電視購物渠道，以及天貓、京東等電子商務渠道等；經銷商不計其數。賽富內部根據不同的品牌與渠道來劃分業務和利潤，與各類合作伙伴形成了一個分銷鏈價值整合服務聯盟體系。

賽富的客戶越來越容易獲取。例如，有些家電行業的大公司已經開始將商“收編”為分公司，讓渠道變得更扁平化。2009年，高勝濤打動了格力，這家企業已經“很有遠見”地選擇了自建渠道，每年銷售額上千億元。在華南區域，格力開始撥出幾億元份額與賽富合作，通過賽富的經銷體系去銷售。目前雙方的合作已超過了3年時間。

“我覺得賽富的做法更接近零售的本質。”高勝濤認為，中國的多層級制讓渠道費用高企，物價跟著提高，只有扁平化才能解決；大眾開始接受的電子商務是渠道扁平化的先驅，而開網店可以賺到錢的，往往是那些線下商，因為他們能拿到更便宜的進價。

他的預測是，未來零售行業中的公司，將由廠商、幾家賽富這樣的分銷整合企業以及各種負責對接終端銷售與服務的經銷商組成。各級將會逐步退化，每家廠商會同時選擇幾家賽富這樣的公司來管理渠道。“貿易的本質是賺差價。未來的零售看起來會更像廠家直銷。”

2011年，高勝濤認為自己的生意可以做得更大，此后又完成了幾輪來自產業資本的融資。不過，傳統風險投資機構依舊難以理解他的模式。“他們會質疑，目前的經銷體制不是運轉正常嗎？市場上怎么會需要你這樣的角色？”

但這些他已經不以為然。“我覺得我的步點踩對了，在真正需要埋頭苦干的階段，沒人來打擾，有很多理解我的資本來支持。”

高勝濤建立了互聯網金融平臺“1號鏈”，這是一個分銷鏈上的互聯網金融服務平臺，供應鏈中的各種角色可直接進駐。平臺還包括一些物流公司，由賽富設立物流標準，對方來對接數據。這讓賽富更像是一個處于跑道中央的裁判員，每個角色都在外圈跑完自己的流程，賽富來負責統計所有信息，掌控風險，再導入銀行資金，“確切地說，將銀行的金融風險轉化為產業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