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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費者屬性分析范文

消費者信心指數（Index of Consumer Confidence ）又稱為消費者情緒指數 （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此概念和方法是由美國密歇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的George Katona在上世紀40年代后期提出的。

在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的基礎上，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分析消費者消費的諸多影響因素 ，而作為一個理性的消費者在計劃消費時，不僅僅是根據當前的收入水平，而且還要依據其對未來可能收入的預期。諾貝爾獎獲得者Lawrence Klein在談到1946年美國經濟預測出現的失誤時認為，“顯而易見，預測失誤在于預測中沒有考慮到消費者的預期……”并提出需要改進預測模型，減少外生變量，除了增加消費者的收入信息外，還需要有決定消費者的消費--儲蓄決策變化的經濟和心理因素的信息，以增強預測模型的動態解釋能力。也就是從那個時候 ，密歇根大學開始了對消費者預期的研究，進而發展到現在。

二、消費者信心指數建立的現狀

美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的調查開始后，世界各國也都按照類似做法開展信心指數的編制。至今，美國、歐洲各國、中國、日本、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都編制并了自己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還有一些地區性的組織在研究并地區范圍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如歐盟組織編制的歐盟國家經濟信心指數及萬事達卡消費者信心指數（ 由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消費者信心指數主要亞太地區消費者信心指數。我國國家統計局也于1997年12月開始消費者信心指數的調查編制。此后，各個地方機構包括一些研究機構也開始陸續對消費者信心指數進行編制研究。北京于2002年率先開始此調查編制工作，另外有首都經貿大學和中央財經大學聯手香港、澳門及臺灣的大學定期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市消費者信心指數，西南財經大學成都市消費者信心指數，山東省，河南省等省級地區的統計機構也了消費者信心指數。

但是各個地區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的編制方法卻存在些許的不同。我國國家統計局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目前主要通過對全國20個主要城市進行隨機抽樣的調查問卷編制而成。調查問卷的問題主要涉及5個方面: 受訪者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對家庭收入的看法、對目前購買商品時機的判斷、對未來整體經濟的判斷以及對自身收入的評判。而首都經貿大學參與的兩岸四地信心指數反映并量化了消費者對經濟形勢、就業狀況、物價水平、生活狀況、購房和投資6個方面的主觀感受。西南財經大學的成都消費者信心指數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類似。上海財經大學推出上海市消費者信心指數主要目的是了解當前經濟環境中消費者對形勢、收入、就業、消費的判斷和預期，分析了經濟形勢、收入、就業、耐用消費品購買意愿4項分指數。從以上論述可看出，我們國家的幾種消費者信心指數的調查編制包含的內容還是有明顯差異的。這與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消費者習慣有關。至于新疆地區，也應該根據其實際情況制定其研究對象。

三、建立消費者信心指數的理論基礎

（一） 消費理論中的心理預期理論

消費函數在凱恩斯宏觀經濟領域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的有效需求理論中，試圖從消費者心理因素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受到凱恩斯所處時代經濟數據和數據分析技術缺乏的限制，凱恩斯消費函數的提出主要是基于經驗觀察和邏輯推理，所以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對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解釋并不成功。后來的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凱恩斯的消費理論存在問題，即“消費之謎”：家庭數據的短期序列研究與凱恩斯的消費理論相吻合，而對家庭數據的長期序列考察卻否定了凱恩斯的觀點。說明了經濟學理論不僅需要研究消費者目前的消費行為，而且需要研究消費者在整個生命周期個階段的消費行為和特點。

（二） 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和永久收入的消費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佛朗科·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和米爾頓·佛里德曼（M·Fridman）在他們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和永久收入消費理論中都強調了預期在消費者目前消費和儲蓄決策時的作用，提出消費行為具有“向前預期”性。到了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霍爾（Hall）將理性預期引入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說。隨著大量的實證分析拒絕了消費總量等于人的一生的年金收入量的假設, 又有人提出了流動性約束、消費者的短視或拇指法則、收入的不固定等假設。基于這些實證分析和理論, 卡通納補充提出, 耐用品支出是消費者預期改變的非常敏感的信號, 并且對經濟景氣循環影響很大。

四、烏魯木齊消費者信心指數建立的必要性

1.在烏魯木齊市首先建立消費者信心指數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以外需為主轉為以內需為主，而在內需中，投資比重過高，消費比重過低，投資與消費不平衡，擴大內需，必須提高消費，而提高消費就必須提高消費者信心水平。建立消費者信心指數，正是為了清楚的了解消費者的準確情況，為政策以及社會做出相對應的調整，從而更好的對宏觀經濟做出糾正，促進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第2篇：消費者屬性分析范文

[關鍵詞] 膀胱癌；BPH；經尿道電切；安全性

[中圖分類號] R737.14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24-0144-02

近年來膀胱癌的發病率逐年上升，約8%的患者常合并前列腺增生[1]。前列腺增生患者由于尿路不暢、尿潴留等，延長了尿中的化學致癌物與膀胱壁接觸的時間，進一步增加了膀胱癌的發生率[2]。目前膀胱癌合并前列腺增生多采取經尿道前列腺電切術，療效確切。2009年1月～2013年1月，本研究應用經尿道電切（TUR）手術治療合并BPH的非肌層浸潤性膀胱癌患者32例，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研究對象為選自2009年1月～2013年1月期間來我院就診的32例合并BPH的非肌層浸潤性膀胱癌患者，均經病理證實為非肌層浸潤性膀胱癌，年齡最大80 歲，最小60歲，平均年齡（66.1±8.2）歲，其中19例同期行經尿道膀胱腫瘤加前列腺電切術（研究組）；其余13例單純行經尿道膀胱腫瘤電切術（對照組），兩組患者的年齡、臨床表現、合并內科疾病等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手術方法

1.2.1 研究組 對于較小的腫瘤，用Cuttinglop直接從腫瘤基底部切割，如腫瘤較大或基底部較寬，則從腫瘤的一側做蠶食樣逐刀逐層地切至基底部，切除深度達深肌層，最后用汽化電極對創面電凝止血，并對基底部周圍2 cm的膀胱黏膜進行汽化，沖洗出腫瘤組織，然后再行經尿道前列腺電切術（TURP）。先切0（12）點，從頸部起切至精阜前，然后再切0-6點、12-6點，達前列腺包膜，切平底面，切除尖部組織，沖吸出前列腺碎片，最后用汽化電極對創面電凝止血。

1.2.2 對照組 膀胱腫瘤電切方法同上。

1.3觀察指標

①比較兩組手術時間及術后復況；②比較兩組術前術后IPSS評分、Qmax。

1.4統計學分析

采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12.0對試驗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應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量資料，組間比較應用t檢驗，應用χ2檢驗對計數資料進行分析，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兩組手術時間及術后復況比較

研究組的手術時間明顯長于對照組，但術后隨訪顯示，術后研究組復發率明顯低于對照組，且術后出現復發時間明顯長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兩組術前術后IPSS評分、Qmax比較

研究組與對照組術前IPSS評分、Qmax比較，差異不顯著（P > 0.05）。術后研究組的IPSS評分較術前明顯下降，Qmax 較術前明顯提高（P < 0.05）。但對照組術前術后IPSS評分、Qmax均未見明顯差異，且術后研究組IPSS評分、Qmax較對照組改善較明顯（P < 0.05）。見表2。

3討論

BPH患者合并膀胱腫瘤較常見，其原因與BPH導致下尿路梗阻，患者排尿不暢，膀胱殘余尿增加，甚至尿潴留，尿液不能及時排除干凈，停留在膀胱內時間過長密切相關[3]。TURBT對單發有蒂、基底局限、腫瘤較小的淺表性腫瘤應作為首選，對有蒂且基底浸潤不深的較大的腫瘤及腫瘤多發且較小、分布區域廣泛的淺表性移行細胞腫瘤可作為次選[5]。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的手術時間雖然較長，但術后復發率5.26%，明顯低于對照組，且術后出現復發病例時間較長，術后研究組的IPSS評分較術前明顯下降，Qmax 較術前明顯提高，而對照組術前術后IPSS評分、Qmax均未見明顯差異，與肖維荃[6]報道的觀點是相符的，進一步證明TURBT具有創傷小、術后恢復快、不會造成腫瘤腹壁種植、反復手術也不增加手術難度、療效確切等優點。且也有研究報道，該手術具有打擊小、可重復的優點，但同時技術要求高，特別是術中電切深度不易掌握，易造成膀胱穿孔，甚至損傷盆腔大血管或腸管[7]。

綜上，經尿道膀胱腫瘤加前列腺電切術治療膀胱癌并前列腺增生療效滿意，能明顯改善患者的癥狀，術后恢復快，并發癥少，可以保留良好的膀胱功能，值得推廣和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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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消費者屬性分析范文

20世紀70年代以來，公眾強烈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而企業投資者卻不斷向管理者施壓，要求他們回報最大短期利潤。此時，企業從社會角度開展營銷活動，特別是善因營銷(cause-relatedmarketing，CRM)越來越普遍[1]，其核心是強調企業慈善行為與企業經營行為間的聯系[2]。在善因營銷模式中，消費者越來越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也在探尋消費者對該責任的感知狀態[3]，因為這些責任會影響消費者對一個公司新產品的信念和態度。美國運通公司是善因營銷模式的開創者和受益者，1981年公司通過資助高雅藝術團體迅速提高了信用卡的市場占有率[4]。獨立評估集團(IndependentEvaluationGroup，IEG)宣稱，2005年北美地區運用善因營銷與顧客溝通所耗費的經費超過10.8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9%[5]。

中國也有很多類似的實踐，如2001年農夫山泉“一分錢”活動；2005年“多喝蒙牛一袋奶，支援北京一分錢”活動；2007年四川徽記食品公司“售一袋愛心瓜子捐一分錢助貧困生”活動；2007年初開始，阜新梅雪啤酒公司每銷售一瓶啤酒，就提出一分錢捐給貧困兒童助學事業；招商銀行“每刷一次卡，向希望工程捐贈一分錢”活動等。

基于企業實踐，本研究試圖從消費者行為角度探討企業通過與公益事業結盟進行營銷以及與公益事項形成社會聯盟時只選擇某一特定的公益事項的成因，也即從企業的最終消費者角度看，公益事項的哪些屬性會影響其購買意愿和決策過程，這是企業選擇捐贈公益事業應該考慮的。

2文獻回顧

2.1消費者對善因營銷的反應和感知

將消費者與營銷模式結合起來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消費者對善因營銷及其開展的反應研究。Webb等發現10%的顧客對善因營銷表示懷疑，但從總體上看消費者對善因營銷的態度是認可的，因為不同地區的研究結果綜合表明，64.8%的消費者為支持善因事項而愿意轉換品牌，62.2%的消費者愿意為支持善因事項而轉換零售商[6]；Caney等的研究甚至表明，絕大部分消費者愿意為支持善因營銷產品而轉換品牌或增加購買數量[7]。②消費者對開展善因營銷企業的感知和反應研究。Mor等指出，雖然有些消費者認為企業支持公益事業是出于其功利性目的，但其中至少也有支持公益事業的動機[8]；Cone調查顯示，65%的消費者認為企業有責任支持社會事務[9]。在對善因營銷企業的反應上，Ross等的實證研究發現，善因營銷會積極影響消費者對捐贈企業的感知，且女性比男性表現得更加明顯[10]；Creyer等認為，當涉及不道德行為的企業運用善因營銷時，負面影響會最小化[11]。③善因營銷與消費者購買行為研究。Ross等認為，善因營銷會使消費者對涉及該促銷模式的產品形成有利的購買態度，并愿意轉換品牌或零售商以支持那些開展善因營銷活動的、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10]；Samu等運用公益廣告和善因廣告兩種溝通形式研究感知適應性和主導性對消費者態度和行為意愿的影響[12]；Babu等的研究發現，一個顧客在接受新產品和實施購買意愿時會受到企業開展的善因營銷活動的影響[13]。④影響消費者對善因營銷企業產品購買行為的因素。Strailevitz等認為，產品類型影響消費者對善因營銷企業產品的購買，其中對奢侈品的正向效應比對必需品的要大[14]；Despande等認為廣告類型影響消費者的購買，善因營銷廣告比公益廣告更會使消費者產生積極的反應[15]；

Kalligeros認為情感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而且善因營銷能在消費者與產品品牌間建立情感契約[16]。⑤消費者衡量善因營銷貢獻和其他需考慮的事項時可能會做出的權衡。Barone等研究了消費者在善因營銷、價格和質量三者間的權衡關系[17]；Wymer比較分析了消費者對企業開展慈善活動3種方式的權衡，即捐助、贊助和善因營銷[18]。

2.2公益事項屬性的作用

對于營銷戰略來說，產品與其聯系的對象之間的匹配或適應等屬性成為一個關鍵問題，而且吸引了大量學者的興趣[19]。善因營銷也是將一個非營利組織或公益事項與企業或其產品配對，因此屬于公益事項的某些屬性必將影響消費者及其對配對產品的購買態度。

Jon等運用結合分析重復并拓展了已有研究結果，研究顯示品牌與慈善團體之間的適應性會影響消費者選擇[20]；Barbara等運用試驗方法評價了公益事項—品牌聯盟中消費者對于事項和品牌態度的變化，并以公益事項的親緣性作為調節變量[21]；Barbara還探究了在選擇一個公益事業合作伙伴時，公益事項與品牌匹配得如何是一個重要變量[22]；Brink等基于品牌與公益事項適應程度、公益活動的持續性、投入資源的數量和高管團隊的參與程度等方面揭示了戰術性與戰略性善因營銷的差別[23]；Trimble等歸納現有的文獻發現，多數研究使用相容性、相似性、適應性、相關性、匹配性和一致性來描述捐贈企業與公益事項間聯系的感知狀態[24]。然而，這些詞語反映的是公益事項眾多屬性其中的一個，仍有大量的其他屬性未被研究。例如，消費者是否會對一種有價值和較高參與水平的公益事項產生強烈的感覺，這是否會影響消費者對與該公益事項相聯系的產品的購買決策。

上述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因為這些研究已經解釋了善因營銷對消費者購買選擇的影響，評價了消費者對善因營銷的態度和反應，強調了善因營銷對參與的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本身的影響等。但是，對于公益事項與消費者行為之間關系，即具有什么屬性的公益事項才會促進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學者們的關注還不夠，特別是非營利組織開展的公益事業本身屬性方面的研究不夠系統。而且，消費者參與公益活動與否，跟個人自身的認知、素質文化修養、社會價值導向等也有很大關系，而中國的經營環境和倫理文化與西方存在一定差異。為此，本研究結合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環境和消費行為特征做進一步探索，即為什么有些消費者會參與企業的善因營銷活動而其他消費者卻無動于衷，揭示公益事項的哪些屬性可能會影響消費者的參與意愿。

3假設提出

3.1公益事項重要程度

個人關聯理論認為，個人關聯是感知的個人重要性水平及／或由特定情境內刺激物所激發的興趣。個人重要性的概念可以在公益事項重要性中得以體現，這種對公益事項的支持可以歸因于個人經歷或社會規范。Ellen等比較分析了常規性公益事項和災難性情境，其中就是利用個人關聯觀念來確定消費者對一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評價[25]；Petty等發現災難情境被認為是更為重要的[26]。這反映了公益事項重要性水平越高考慮某一信息的動機和機會越多，消費者感知公益事項重要性水平越高，該事項就會變得更有價值，于是消費者就會越有動機將更多的認知努力用來參與與事項相關的各種行為和活動。因此，公益事項重要程度越高，消費者參與購買的動機就越強。但是，當重要程度不高時，消費者個人價值無法體現，可能就不太愿意關心和參與該善因活動。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1]公益事項重要性程度對消費者購買意愿有正向影響。

3.2公益事項可接近程度

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消費者會極其關注那些對自身生活直接有影響的事項，所以在捐贈活動與捐贈對消費者感知的影響之間會存在一個距離。而且，消費者是否能享受或參與與企業相聯系的公益事項將直接影響消費者對該企業產品或服務的購買意愿。通常消費者會認為，他們自身（朋友）可能受益或比較關注的地方性公益事項比其他范圍內的公益事項更會影響他們的消費行為，這是因為前者會直接使他們及其所在的社區受益，這就是本研究中所謂的公益事項的可接近程度。另外，正如親社會行為研究文獻中指出的一樣，對于潛在捐贈者來講，與其捐贈的接受者在物理距離上越近，他們就越可能參與這些形式的親社會行為或從中受益。同樣的邏輯可以應用于善因營銷背景，在這種營銷模式中，通常消費者會購買可能向直接影響其生活的公益事項捐贈的產品或服務。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2]公益事項可接近程度對消費者購買意愿有正向影響。

3.3企業產品與公益事項一致程度

善因營銷中的一致性被定義為公益事項需求及其要素與捐贈企業產品線或目標市場間的關聯[25]。對于一個企業，向與其核心業務一致的公益事項捐贈將更有意義且效果更好。Menon等指出一致性對善因促銷尤為重要，非一致性對宣傳廣告更為有效，進而他們認為二者間的差別可以歸結于消費者關注的是社會公益事業還是企業本身[27]；Drumwrigt認為，他們還依賴于企業與公益事項間的一致性水平或感知匹配性來確定其是否合適[1]；aley發現，消費者認為企業應該捐助那些與企業活動密切相關的社會公益事業[28]。一旦如此，消費者對其產品的懷疑就會減少，且當公益活動與企業能協調或匹配時，該活動就更可能成功。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3]公益事項與企業產品的一致性對消費者購買該產品的意愿有正向影響。

3.4企業品牌與公益事項匹配程度

匹配通常有助于一些好的東西（如正面形象）從一個對象（名人、新品牌等）向與該對象關聯的品牌轉移[12]。Strailevitz等已經提出品牌與公益事項的匹配程度會影響善因營銷活動的成功[14]；Aker等認為當核心品牌備受喜愛時，品牌延伸與核心品牌間的匹配和適應性會提高對延伸品牌的評價[29]；同樣地，在復合品牌聯盟背景下，Park等發現當兩種品牌在屬性互補方面高度匹配時，成功更易于實現[30]；Jon等運用實驗方法研究了當公益事項備受關注時品牌與公益事項匹配性對消費者選擇的作用，結果發現品牌與公益事項匹配程度可以充分地放大善因營銷的效應[20]。因此可以斷定，在選擇行為方面公益事項與企業品牌間匹配程度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4]企業品牌與公益事項匹配程度對消費者購買意愿有正向影響。

3.5公益事項可參與程度

市場人員開展善因營銷活動時需要消費者各種各樣的努力和參與，為此必要時會使用銷售促進策略中的一些觀念，如優惠券和折扣。例如，Yoplait公司在開展該項活動時，要求消費者在空的酸奶酪容器上貼上標簽并郵寄回去，之后Yoplait公司將從每個蓋子中捐贈10美分用于乳癌研究，因此參與此活動的消費者紛紛表現出較為顯著的成就感；另外，也有活動承諾只要消費者做出購買，不需任何參與，公司也會向某一公益事項進行捐贈。Ellen等證實了需要更高參與程度的捐贈會被更積極地感知，但僅僅是基于企業層面的[25]。善因營銷可以誘使消費者為了向一種喜愛的公益事項捐贈而購買某種產品，正是出于這種喜愛，消費者愿意通過購買來參與善因營銷活動以實現個人的某種成就感。一旦消費者感知的成就感得到明顯提升，他們通過購買該產品而參與自己中意的公益事項的意愿就越強。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5]公益事項可參與程度對消費者購買意愿有正向影響。

4研究方法

4.1問卷設計

通過文獻回顧發現，目前對假設中提到的公益事項重要程度、可接近程度、企業產品與公益事項一致性、企業品牌與公益事項匹配度以及事項可參與程度5種屬性的測量，還沒有成熟的量表可以借用，因此本研究試圖設計一套適合中國文化背景的量表，具體思路如下。

首先，與消費者進行訪談，以了解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或服務時是否會受到企業履行的公益行為屬性的影響，如果存在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此次訪談的對象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消費者，出于方便原則，選擇了在校學生。考慮到不同年齡、不同教育水平的消費者，影響其購買意愿的公益事項屬性可能存在差異，特選取不同層次的學生40名，分成3個討論組，每個組由一位訪談人員主持，并全程錄音。3位訪談員分別對錄音資料進行內容分析，并對統計結果進行綜合和校對，最終得到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公益事項屬性的53個不同描述，經過整理并借鑒Ellen、Bower和StacyLandret等對于公益行為的研究[25,31,32]，最后歸納為24個項目，并編制結構化的封閉式問卷，所有題項都采用Likert7點值來描述，1～7分別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為進一步檢驗問卷的質量，利用初步編制的問卷進行預研究。在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發放了100份問卷，回收70份，有效問卷67份。對問卷進行質和量的分析，剔除被試者標明“不清楚題意”和單個項目與總分的相關值低于0.30的題項，有兩個題項被刪除。將剩余問題提交給本校3位消費者行為研究領域的專家進行語義修改和完善，最后得到正式量表，見表1。

4.2數據收集

正式調查時，筆者在華中科技大學主校區校園和中國地質大學（武漢）設點，接待自愿前來接受調查的學生，讓他們閱讀一些簡短的情景介紹后開始填寫問卷。在2007年5月～6月期間，在中國地質大學（樣本1）完成問卷200份，有效問卷178份，有效率為89.00%；在華中科技大學（樣本2）完成問卷500份，有效問卷376份，有效率為75.20%。樣本描述性統計信息見表2。

5研究結果

5.1項目分析

(1)鑒別度。將每一位受試者各個題項的得分加總，并依高低排序，取總分前27%的為高分組，后27%的為低分組。對高低二組被試在每項得分平均數上的差異進行顯著性檢驗，最后檢定每道題目在高分組和低分組是否具有顯著性差異。若達到顯著性差異(P＜0.05)，則代表這一題目具有一定的鑒別力，予以保留；反之，則予以刪除。對第一次測試搜集到的數據進行鑒別度分析，結果顯示每一個題項皆達到顯著水平（見表3），代表本量表的題項具有區分高分組和低分組的能力。因此，在此階段中沒有刪除任何一題，保留22個題項。

(2)題項與總分相關性。各題項與總分的相關性也達到了0.01的顯著水平，相關系數均分布在0.39～0.75之間，說明各題項內在一致性高。

5.2探索性因子分析

為考察問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通過SPSS15.0采用樣本1進行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因子分析之前，進行KMO和Bartlett球度檢驗，該量表的KMO值為0.81，Bartlett球形檢驗顯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數據相關陣不是單位陣，具有相關性，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1)確定主成分。根據Kaiser準則，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并結合Cattell陡階準則，選定了6個公因子，這6個公因子累積解釋的方差為76.1%，而且22個測項很好地歸屬于這6個因子，每個測項的因子負荷值都大于0.50。根據Micael等的做法，對于多維指標，原則上要求指標項在一個維度的因子載荷值要高于0.50，而且在其他維度中的載荷值不超過0.40，同時盡量保證每個維度有3個指標[33]。據此，所有的22個測項都將保留。

根據旋轉后各變量因子載荷的大小，這6個公因子分別為消費者可參與公益事項的程度、品牌與公益事項匹配度、公益事項的重要程度、產品與公益事項的一致程度、公益事項的可接近程度和消費者購買意愿。

(2)量表信度分析。通過信度檢驗，消費者可參與公益事項的程度、品牌與公益事項匹配度、公益事項的重要程度、企業產品與公益事項的一致程度、公益事項的可接近程度、消費者購買意愿的α值分別為0.88、0.89、0.81、0.88、0.75、0.74，均大于0.70，而且量表的整體α值達到0.89，因此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

5.3驗證性因子分析

運用樣本2對探索性結果進行驗證，為了保證檢驗的準確性，除了包含公益事項上述5個屬性的五維模型（記為，該模型假定每個屬性都是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愿的一個維度）外，本研究還構建了兩個備選模型。一個是虛無模型（記為），該模型假定每個測項都是獨立的，且都能代表一個獨立的維度來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另一個是一維模型（記為），它假設用于測量公益屬性的所有題項都屬于一個維度，進而通過這個維度來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愿。3個模型確定之后，運用LISREL8.7中的極大似然估計來實現上述的驗證性因子分析。分析結果表明，虛無模型的自由度是負值，說明該模型與數據不能擬合；一維模型的=5210.19，df=119，P=0.00，說明該模型與數據之間的擬合不好；然而五維模型的=456.07，df=94，P=0.00，說明較前兩個模型，與數據的擬合度要好。而且，在P＜0.001水平上，優于和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在其他指標上，模型也勝過模型和（如表4）。

為進一步證實模型的準確性，表5給出五維模型的各維度和題項間的相關參數估計及其統計檢驗值。λ為各題項在相應因子上的負荷，如的參數估計值為0.74，表示題項在因子上的負荷為0.74，t=15.34＞2說明該因子負荷是顯著的，進而反映從屬于因子是可以接受的；φ為各因子之間的協方差，如的參數估計值為0.56，表示因子與的協方差為0.56，而t=12.23＞2說明兩個因子間的協方差是顯著的，因此可以肯定兩個因子是獨立的。

從表5可以看出，在小于0.05的水平上，所有題項在各自因子上的負荷和因子間的協方差等參數在統計上都比較顯著，這表明在中國背景下模型與數據之間的擬合程度最佳，進而說明將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公益事項屬性分為5個維度是可以接受的。

5.4公益事項屬性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效應分析

(1)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為進一步檢驗公益事項屬性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影響，首先進行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相關系數如表6所示。

從表6可以看到，公益事項的5個屬性與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上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同時也發現，各自變量間存在一定的相關，但不會導致多重共線性，因為所有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都低于2.5。

(2)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為檢驗前述假設，并衡量公益事項各屬性對消費者購買意愿影響效應的大小，特建立結構方程模型。運用LISREL8.7將模型與數據擬合，結果如圖1所示。結果表明，包含購買意愿的結構模型的值為448.08，自由度為df=195，P=0.00。盡管協方差結構模型的分析傳統上依賴于對可能性比例的檢驗來評價該模型的擬合度，但是這個指數對樣本容量、測項數量和模型中因子數量等相當敏感。因此，其他的擬合指數被本研究用來評價建立的結構方程模型的總體擬合度，包括、RMSEA、CFI等指數。從軟件分析結果看，=2.30＜3，RMSEA=0.04＜0.05，CFI=0.98＞0.90，這些指數都表明建立的結構方程模型與數據的擬合度較好，這說明運用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進行假設檢驗是可行的。

圖1表明，公益事項屬性的5個維度也呈一定的相關關系，這進一步證實了表5中的結論。更重要的是，這5個維度與消費者購買意愿的路徑系數在0.001的水平上都很顯著，說明公益事項屬性的5個維度對消費者購買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即均成立。

通過這一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企業與公益事項相互選擇的重要性。因此，在善因營銷模式中，企業管理者應根據上述5種屬性確定從產品收入中提出的部分資金該捐向何種公益事項，才能保證營銷的成功；接受捐贈的公益事項也應根據事項本身與企業和產品的適配性不斷培育和提升社會知名度，這會給消費者提供一種可信的外部暗示，以實現企業和公益事項的雙贏。

6結論

本研究基于中國文化情境，開發了一套測量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公益事項屬性量表，并以此確定和檢驗了5個關鍵屬性對消費者購買捐助企業產品意愿的正向影響，5個關鍵屬性為公益事項可參與程度、產品品牌與公益事項匹配程度、公益事項重要程度、企業產品與公益事項一致性和公益事項可接近程度，這些因素是可以影響消費者愿意參與企業善因營銷活動的重要因素。因此，企業經理們為了保證企業承擔的公益活動完全與最大化市場意識和績效相協調，需要根據這5個屬性來合理選擇公益事項。本研究結果強調企業選擇捐贈其消費者所關心的公益事項的重要性，也為探索其他影響變量（如捐贈類型、捐贈結構、時間期限和捐贈數量等）以及這些變量如何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愿提供了思路。

盡管本研究為理解在中國經營環境下發展善因營銷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提供了有意義的啟示，但仍需繼續完善。

第4篇：消費者屬性分析范文

關鍵詞：旅游產品 本質屬性 功能與作用性 組合整體性 

 

產品的涵義及種類特性分析 

 

（一）產品的涵義 

從原始意義上講，產品也稱勞動產品，它是“人們運用生產資料從事有目的的活動所創造的物質資料。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由此可見，產品的原始意義是指人們勞動創造出來的有形物質產品。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認識到，“在廣泛的意義上，產品還包括精神產品，即人們通過精神勞動而創造的產品，以滿足人們文化生活的需要。” 

但無論是體力勞動還是精神勞動的產品，產品都具有是勞動產品這一本質屬性。關鍵是有形的物質產品一經生產出來，它就既可獨立于生產者，又可獨立于消費者而存在。只有當它被消費者購買并實際消費時，這一產品才逐次或一次消亡。與此相反，除了那些可以用物化形式承載的精神產品之外，還有很多精神產品，當不具備物化條件時，這種產品的生產是在生產者頭腦和身體中完成的，并且儲存在生產者的頭腦和身體中，沒有外化于生產者頭腦與身體之外。只有在受眾欣賞時，這種精神產品才能通過語言、動作、顏色、接觸等媒介渠道，獨自或與環境一起外化出來，讓受眾感知獲取，并內化成受眾的感受體驗。 

除了精神產品之外還有一種東西也是由勞動創造生產出來的，而其產生或存在方式也和缺少物化載體承載的精神產品一樣，以獨特的外化和被接受方式進行生產或消費。這種產品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服務產品。“服務產品（簡稱服務），是生產者通過由人力、物力和環境所組成的結構系統來銷售和實際生產及交付的，能被消費者購買和實際接收及消費的‘功能和作用’”。而從一般意義上說，精神產品也可歸為廣義的服務產品之中。 

（二）產品的種類特性 

我們把完全可以獨立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有形物質產品叫做“獨立性產品”。而把廣義的服務產品叫做“非獨立性產品”，因為廣義的服務產品既不能獨立于生產者，也不能獨立于消費者而存在。并且在“非獨立性產品”中，又根據是以物還是以人為直接作用對象而分為兩類，即“對物非獨立性產品”和“對人非獨立性產品”。 就“對物非獨立性產品”來說，它指的是那種“直接對物”的“功能和作用”。但這種服務的真正作用對象是人而不是物品，因為是消費者在購買和消費這種服務產品。這種服務是通過物品作用于消費者的，因此我們這里也可把它叫做“物媒非獨立性產品”。而就“對人非獨立化產品”來說，它指的是那種“直接面向消費者身心”（即直接對人）的服務產品，它的直接作用對象是人。 

“獨立性產品”在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中，存在可以截然劃分的三個階段，即生產階段、流通階段、消費階段，出現兩次交換（少數直銷的除外）即生產者與商家的交換；商家與消費者的交換。同一產品的生產過程與消費過程在時空上都是完全分離的，沒有重疊。而在“非獨立性產品”中，無論是“對物非獨立性產品”還是“對人非獨立性產品”，生產者提供的產品都不是一種有形物，而是人和物以及環境結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種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價值。而消費者消費的就是這種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價值。而“非獨立性產品”從生產到消費過程中，不存在可以截然劃分的三個階段，而且只有一次交換，即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交換。并且“非獨立性產品”的生產階段與消費階段在時空上是同一的、重疊的，“非獨立性產品”的特殊本質屬性正是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

另外，“非獨立性產品“與“獨立性產品”的最大區別，在于二者的消費界面不同：“獨立性產品”的消費界面在消費者購買了產品后并實際使用商品時，而且是在與生產者脫離情況下。消費者的每次消費，都是自己主動和產品及消費環境相結合，以使產品功能得以發揮，然后消費者自己又實際消費這種功能發揮所產生的作用，形成對產品功能的體驗性（即作用感受性）消費。由此可見，在“獨立性產品”購買和使用過程中，消費者是一次性購買“獨立性產品”，一次或多次消費使用該“獨立性產品”。因為一般的“獨立性產品”都至少具有一次或以上的“功能和作用”。 而“非獨立性產品”，則是生產者將人力、物力、環境相結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結構系統”，即“大產品”，生產者出售的不是整個“大產品”，而是將這種“大產品”的一個或多個“功能和作用”作為可以出售的產品，分次或分時加以出售，而自己則保留對“大產品”的剩余“功能和作用”的產權。 

如果生產者將人力、物力和環境相結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結構系統”，而消費者不購買這種“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則就會出現構成“結構系統”的各種人力、物力、環境的浪費。因此，“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是時間的函數，它被消費利用比率越高，生產者的效益就越好，反之則越差。這就像“獨立性產品”被生產出來后未銷售出去形成積壓一樣，積壓的“獨立性產品”雖然可以降價，甚至可以免費贈送，但對生產者來說必然是一種損失。 

而以“功能和作用”作為產出品的“結構系統”，其一旦出現，如果無人購買它的“功能和作用”，那么它的“功能和作用”就不能商品化，但構成它的人力、物力和環境卻是隨時間而消耗的，是有成本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結構系統”的“功能和作用”（即“非獨立性產品”）的價值（尤其是時間價值）就隨時間的流逝不但無法實現，而且還被浪費。在這一過程中，購買的人少也不能降低以“功能和作用”作為產出品的“結構系統”的固定生產成本。

旅游產品的涵義及本質屬性 

 

（一）旅游產品的涵義 

旅游產品是一類特殊的產品，它的特殊性產生于它的消費者──旅游者的旅游消費的特殊性。旅游是由旅（旅行）和游（游覽）這兩個核心內容構成的。而且在這兩個核心內容中，游覽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因為它反映了旅游活動的直接目的所在，而旅行則是實現游覽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在旅游活動中，如果把“游覽”活動去掉，那么，這項活動就只剩下旅行了，而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因此，旅行并不等于旅游；如果要在旅游活動中把“旅行”活動抽掉，這也不叫旅游。可見，“旅行”和“游覽”是旅游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二者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二者結合才能變成旅游活動。 

根據上面對旅游活動的分析，旅游作為一種消費，就是由“旅行消費”加上“游覽消費”而構成的“組合性消費”。為滿足這種“組合性消費”需求而整合出來的組合性整體產品。因此，旅游產品就其本質來說，就是由“旅行產品”加上“游覽產品”而構成的“組合性整體產品”。 

第5篇：消費者屬性分析范文

一、產業品牌定位的涵義

“品牌”一詞最早源于古斯堪納維亞語“brandr”，是指“牲畜所有者用于識別他們動物的工具”。阿爾?里斯和杰克?特勞特在其經典著作《定位》中指出，“定位是指如何讓你在潛在的客戶的心智中與眾不同”。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認為，“戰略就是創建一個有利的定位。”欲準確理解和闡述產業品牌定位的涵義需從幾個層面進行剖析：一是產業品牌定位的目的性。產業品牌定位的根本目的是獲取產業產品市場競爭優勢，創造產品消費者;二是產業品牌定位的差異性。產業品牌定位的差異性是相對于產業競爭對手和潛在競爭對手而言;三是產業品牌定位的識別性。產業品牌定位的著力點是產業產品市場消費者和潛在消費者，為消費者選購產業產品起到信號指引作用;四是產業品牌定位的方向性。產業品牌定位要結合定位主體的發展比較優勢，為產業定位者指明未來發展方向。綜上分析，筆者認為產業品牌定位的涵義是，“為獲取市場競爭優勢，指引產業發展方向，在消費者和潛在消費者心智中植入有別于競爭對手和潛在競爭對手差異化的產業印象認知”。

二、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定位分析

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定位是創建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的關鍵環節和步驟，需要對云南高原特色農業發展的相關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系統分析，才能制定出科學合理，真正能指引云南高原特色農業發展及提升高原特色農業市場競爭力的品牌定位。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定位主要從產業產品消費者，農產品產品屬性，產業競爭對手，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建設資源優勢四個維度進行分析。

（一）產業產品消費者分析

產業產品消費者分析是研究產業品牌的源點和基點，因為產業產品的消費者是產業發展基礎和前提，產業發展的目標是創造消費者。消費者分析需要分析消費者需求，消費者需求分析主要分析消費者現實和潛在需求及未來需求的變化發展趨勢，消費者需求市場容量決定產業未來的發展規模，消費者需求變化發展趨勢決定著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中國現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消費者需求和購買力發生了顯著變化，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更加注重生活品質和健康，尤其是伴隨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健康需求已成為消費者主流消費趨勢。相關研究表明，消費者的收入水平與健康消費支出具有正相關性，即收入越高的人群，越重視健康保健。中國首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預測，“如果未來有超越其財富的人，這個人一定會是來自于健康產業。”從現實消費需求和趨勢分析，健康產業具有巨大的市場和成長空間。

（二）產業競爭對手分析

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定位的目的是與其他區域農業產業形成差異化的品牌認知，提升云南高原特色農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商場如戰場，隨著農產品市場供求關系的失衡和重構，農產品市場競爭還會愈演愈烈，品牌的信號顯現作用會進一步增強。通過對產業競爭對手分析，避免與其他區域產業品牌定位雷同或相似，形成同質化的品牌競爭，如果自身品牌定位是追隨者，品牌影響力要超越前者的概率是比較低的，因為領先品牌定位最先植入消費者心智，占據了一定的消費者心智資源，后來者如果采用類似的品牌定位策略，那么其以后的品牌建設投入更多是為先行者作“嫁衣”。通過對產業競爭者分析旨在與競爭者形成一個差異化的品牌定位，或是構建一個全新的品牌定位，獲得先動優勢，最先將品牌定位植入消費者心智。事實上，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已有的大部分農業產業和產品在其他區域同樣擁有，如同屬云貴高原的貴州省和云南的一些農業產業就存在一定的同質化競爭。同樣云南高原特色農業產品還會面臨來自國內及國外其他區域或高原農產品的市場競爭。通過對競爭對手分析，創建有別于競爭對手，符合消費者需求和云南高原特色農業自身發展優勢相符的品牌定位，使市場消費者在面對諸多同質化或同類型的農產品選購時，云南高原特色農產品能在競購中脫穎而出，成為消費者首選農產品品牌。

（三）農產品的產品屬性分析

農產品的產品屬性是指農產品所固有的功能特性，其主要包括農產品安全性、外型、色澤、香氣、口感、產品成份及其他滿足消費者生理及心理需求的產品功能。農產品區別于其他消費產品最為顯著的特征是產品進入人體消化吸收。消費者心智中有一個常識性消費認知“病從口入”，因此，在農產品屬性中，農產品的安全性是農產品的根本屬性，消費者在消費農產品時，往往把食品安全性作為首要決策考慮因素，尤其是處于經濟發展轉型期的中國，農產品食品安全性事實上已經成為農產品消費者共同關注的焦點。農產品的屬性分析，旨在通過分析梳理出消費者最為關注和最具價值的產品屬性，并結合對自身產業發展特點及消費者和競爭者分析，使品牌聚焦定位于農產品的某個價值屬性，并使該產品屬性成為品牌定位的內核。由于農產品食品安全性的外顯性特點，這主要是針對農產品生產和加工食品安全的隱蔽性而言，即消費者在判斷食品安全性往往基于農產品的生產地理環境和生產加工過程，但生產及加工過程的食品安全性難于識別，而生產地理環境安全性的判斷卻相對比較直觀。云南具有良好的農業生產生態環境，工業發展也相對落后，對農業生產環境造成的污染較為有限，為保障云南高原特色農產品的食品安全性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和生態型農產品的消費認知。

（四）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建設資源優勢分析

農業生產具有顯著的地域性特征，農業生產與當地的自然、地理、氣候條件及生物物種分布密切相關。云南被譽為“動植物王國”，擁有豐富的生物資源。而且云南具有地型多樣化、氣候多樣化、物種多樣化的農業生產適宜性特點，為發展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原生態”農產品形象在廣大消費者心智中具有了一定的認知基礎，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定位要順勢而為，充分挖掘云南高原特色農產品在消費者心智中已形成固有認知，利用云南高原特色農業發展的比較優勢，結合消費者需求及競爭對手分析，對這些已形成的良好消費認知及農業發展資源優勢進行總結、歸納、提煉，形成云南高原特色農業一致性的品牌定位。

三、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定位及詮釋

（一）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定位

品牌定位的基本原則是品牌聚焦，這主要源于消費心智認知規律，消費者心智認知具有崇尚簡單排斥復雜的特點。在消費者心智中植入過多的品牌定位理念，不僅起不到強化品牌認知和記憶的效果，而且還會擾亂和弱化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和識別，品牌定位的簡約性和效果性是正相關的。通過對消費者、競爭對手、農產品屬性及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資源優勢分析，筆者認為“健康”理念是云南高原特色農業品牌的內核。即云南高原特色農業應定位為健康產業。“健康”的產業品牌定位不僅符合消費者需求和未來的消費趨勢，而且具有無限產業成長空間。“健康”品牌定位抓住了農產品的本質產品屬性，而且與云南高原特色農業自身所具有品牌資源優勢高度相關。“健康”的品牌定位符合云南高原特色農業的“高原”概念生態聯想邏輯。云南高原特色農業的“健康”品牌定位為云南高原特色農業未來發展厘清了方向，形成了消費者對云南高原特色農業統一的品牌認知，當消費者提起對云南高原特色農產品的認知印象時，首先聯想到的是云南高原特色農產品的“健康”品牌理念。即來自云南高原特色農產品是健康的農產品，是安全的、放心的、優質的農產品。誠然，品牌定位只是構建了品牌的理念內核，產業自身的品牌定位與在消費者心智中真正實現成功的品牌定位還有相當距離，需要對品牌定位理念進行整合傳播，而且還需構建與品牌定位理念相適宜的資源配稱體系。品牌定位在消費者心智中成功注冊是一個長期性的系統工程，需要定位者長期堅持和不懈努力。

第6篇：消費者屬性分析范文

關鍵詞：綠色食品 Kano模型 消費者需求 IPA分析

中圖分類號：F0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5-049-02

安全、健康的綠色食品成為人們未來消費的主流。通過對綠色食品消費者需求的分析，可為綠色食品企業發展方向提供參考。

Kano模型和IPA分析法相結合，找到綠色食品消費需求類別及其歸屬策略，借鑒梁潔等人的研究成果，計算決策優先權指標，對顧客需求重要程度進行排序，為綠色食品市場的有效供給提供參考建議。

一、Kano模型理論

日本質量管理專家狩野紀昭提出了Kano模型。該模型通過運用Kano模型調查表、評價表及模型結果將顧客需求屬性分為5類：魅力需求、線性需求、必備需求、無差異需求、逆向需求。結合孟慶良等人提出的分析型Kano模型，將消費者需求滿意度指標及需求重要度指標進行數值化處理：

三、基于Kano模型的綠色食品消費者需求分析

運用Kano模型理論與方法，對綠色食品消費者需求要素歸屬策略及優先權指數進行判定。利用消費者需求理論，并通過小組討論和專家訪談等方式進行整理，以五常大米為例確定了影響綠色食品消費者需求的屬性，并對消費者需求進行分類。

（一）數據的收集

本次問卷主要采取實地調研的形式，通過對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地的綠色食品專賣店及大型超市的消費者進行現場發放問卷。本次調研共發放問卷526份，共收回481份，其中有效問卷46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8.59%。

（二）數據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運用SPSS17.0對數據進行檢驗，正反向問題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942和0.978，均大于0.8，通過了信度檢驗。通過對Kano調查問卷進行效度檢驗，正反向問題的KMO值分別為0.853和0.949，均大于0.5，且正反向問題的Barlett球形檢驗的P值為0.000，小于0.01，說明該數據具有相關性。

（三）綠色食品消費者需求歸類

基于分析型Kano模型原理，計算相關數據如表2所示。如果Xi

可以看出：共有9項要素被歸為必備需求屬性，分別是f3、f5、f7、f8、f9、f12、f13、f14、f16，這些需求為消費者的基本需求，企業應優先滿足消費者對該要素的需求。共計5項要素被視為線性需求，其中包括f6、f10、f15、f20、f21。共計3項要素被列入魅力需求，包括f11、f17、f18。消費者對5項質量要素表現出無所謂的態度，分別是f1、f2、f4、f19、f22，均為無差異需求，故而消費者對此類要素要求并未過多。

（四）綠色食品消費者需求優先序分析

象限I“無需關心”區。消費者對此區域內的需求要素的感知滿意度較低，并且需求要素重要度也較低。從圖1可以看出，需求要素f3、f4、f5處于該區域中，這三種需求均屬于無差異需求，所以企業不需要關注該類需求屬性。

象限II“過剩滿意”區。消費者對此區域內的需求要素的滿意度程度很高，而感知重要度卻不高。需求要素f1、f2、f11、f18、f19、f22處于該區域中。可以看出，處于象限I和象限II中的需求要素大部分屬于無差異需求，這與實際情況相符合，大多數情況下，消費者不關心的需求要素肯定也認為不重要。

象限III“保持績效”區。消費者對此區域內的需求要素滿意度程度較高，感知重要度也很高。計算結果表明，該區域共有5種需求屬性，分別是f6、f10、f17、f20、和f21。這些需求要素大部分屬于線性需求，這些需求要素的績效水平相對較高，只需要持續保持即可。

象限IV“重點提升”區。消費者對處于在該區域的需求持有較低感知滿意度和較高感知重要度。可以看出，大部分必備質量因素f4、f6、f7、f13、f15、f17、f19、f22處于該區域中，企業在這些需求要素方面的績效并不高，需要進行重點提升和改善。

根據以上結果，企業應該優先提升f4、f6、f7、f13、f15、f17、f19、f22這些需求要素，但在提升決策中企業應對不同的需求要素賦予不同權重，考慮到ρ16>ρ12>ρ7>ρ9>ρ8>ρ13>ρ14，因此，企業應優先提升的應是消費者需求要素為f16，其次是f12，再次是f7，依次類推。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整合Kano模型確定了綠色食品消費者需求屬性，其中安全性、新鮮度、品牌知名度、質量認證標識、價格、包裝規格及材料和線上銷售均屬于必備需求。整合Kano模型和IPA分析，Y果顯示：價格、包裝規格及材料、質量認證標志、品牌知名度、和線上銷售需要重點提升與改善。且按照優先權指數的排序為依次為品牌知名度、質量認證標志、價格、包裝規格及材料和線上銷售，企業將提升消費者在該類需求上的滿足度作為今后發展的重點。

促進綠色食品企業持續發展的建議：第一，注重企業品牌建設，增強產品競爭力。進一步提升企業品牌的認知度和公信力，進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第二，完善標志體系建設，加強標志的規范使用。主要包括標志的授權準入制度、審查程序、協議管理、標志印刷等。第三，提高生產管理水平、實施合理定價。企業應確保產品質量的同時，降低銷售門檻，贏得更大的市場空間。第四，多渠道營銷，加大營銷網絡的建設，努力開拓網絡市場。

[基金項目：哈爾濱商業大學研究團隊支持項目（2016TD013）；研究生創新科研項目（YJSCX2015-367HSD）。]

參考文獻：

[1] 梁潔，張鵬，韓俠.面向顧客滿意度改進決策的I-Kano模型研究[J].統計與決策，2009（20）

[2] KANO N et al. Attractive Quality and Must-be Quality [J].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ety for Quality Control，1984 （2）

[3] 孟慶良，鄒農基，李曉萍等.基于分析型Kano模型的物流服務質量提升決策方法[J].運籌與管理，2012（4）

（作者單位：哈爾濱商業大學管理學院 黑龍江哈爾濱 150028）

第7篇：消費者屬性分析范文

隨著媒介技術發展以及交通便利化，外域性傳播在當前的文化傳播中則更顯活躍。當前，生產者與消費者間單向關系中，最相關的路徑轉化為社會習得和群體習得。社會習得指在一定的地域文化范圍內進行的傳習，常聽多看無師自通而習得。群體習得指在同一族群的文化區域，消費者共同參與傳習，顯示了群體的共同文化理念。

2包裝設計類專業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內涵及必要性分析

2.1西方文化帶來視覺文化認同危機

文化認同是一種肯定的文化價值判斷。媒介技術發展和交通的便利，促進了文化交流，融合各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同時，也加大了外來文化侵蝕民族傳統文化的風險。外來文化逐漸改變消費者文化理念的同時，民族文化的認同感也漸漸弱化，傳統文化將面臨被懷疑甚至遺棄的危險。大量涌入的外來文化，往往來自于經濟科技較為發達的國家。而我國尚處于發展階段，國民的文化素養相對較低，文化價值判斷力也較弱，這便給外來文化提供了一個同化消費者文化理念的優勢。包裝設計類文化產品生產方面，發達國家較早實現了標準化，能夠實現批量復制的高效性。在這種背景下，容易獲取經濟利益的文化產品一旦開發出來，便可以短期內快速生產而推向市場。在這種工業化的模式下，中國文化產品生產由于在時效以及標準化上的劣勢而遭受擠壓，作為最大消費群體的年輕人，更傾向這種外來文化，從而新生一代漸漸被同化，最終改變著民族認同感，造成傳統文化產品生產者的斷代。

2.2重視傳統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健康的傳統文化產品生產者的培養模式，依層次可以分為：新鮮期、了解期、認同期、生產期。當消費者接觸新的文化產品，由其好奇心驅使進入新鮮期，這時其文化理念依然是固有的文化認知，僅當文化產品在其固有文化認知體系內符合審美或某方面需求時，才會進入了解期。消費者進入了解期，便開始主動了解該類產品的文化屬性，進而反思其自身的文化理念，只有其認同了產品的文化屬性，才會學習該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而只有到這個時期，消費者才有可能實現向生產者也即傳承者的轉變，從而實現該文化產品的再生產過程。消費者與傳承者分別處于金字塔自下而上的底層與頂層結構中，當這種文化傳播范圍不足以滿足培養消費者進入下一個環節的文化認知情況下，其文化傳承的鏈狀結構便會斷裂，該文化便就失去了傳承載體。由文化傳承的金字塔結構可以看出，在視覺類文化產品生產者的培養過程中，重視傳統文化內涵的培養，則非常重要：一，在消費者進入了解期過程中，由于社會傳承漸漸成為目前視覺類文化產品的傳承主線，因此擴大中國元素文化產品的消費群體，是實現傳統文化傳承金字塔結構穩定的基本條件。若視覺類文化產品中國元素展現越來越少，則變相的縮小了文化消費群體，也即最終會影響金字塔結構的穩定。二，在消費者進入認同期的過程中，消費者向生產者轉變過程中，如果沒有真正認同傳統文化，而是在了解期受其固有文化認知干擾形成對傳統文化誤解，并沒有達到真正認同傳統文化，便構成了對傳統文化的偽傳承，這種傳承并不符合傳統文化理念。三，在普通傳承者進入了生產期的過程中，只有當消費者完整經歷新鮮期、了解期、認同期、生產期，即能夠進行在傳統文化體系按照傳統文化理念進行文化產品生產的情況下，再結合自己的文化理念對其改造，生產出的新文化產品符合傳統文化理念要求的情況才屬于文化創新。

3包裝設計類專業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現狀及緊迫性分析

包裝印刷品的外觀設計人員，主要來自于各中等職業學校、高等職業學校及高等院校及各類社會培訓機構，而上述場所的教職培訓人員基本為相關專業的高等院校畢業生。因此，當前視覺類消費產品的文化生產者培養平臺，究其源頭主要為輕工業及設計行業的高等教育院校。由于視覺類文化產品是藝術設計與包裝印刷工業技術相結合的產物。因此，根據該領域從業人員的教育背景，相對應的專業則為包裝工程、印刷工程、藝術設計等。為此，筆者對以下幾所國內代表性院校作簡要分析。基本所有上述高校包裝工程和印刷工程專業均未開設視覺類傳統文化主干以及相關性課程。即便是對文化要求更高的藝術設計專業中，僅有江南大學和天津科技大學開設了主干課程，傳統文化素養的提高未能得到重視。上述高校均為行業內的代表性學校，直接影響著全國相關專業教育方向，其大量的畢業生在未來的崗位中也往往居于行業重要位置，他們的思想理念往往也引領甚至決定著該行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在這種背景下，包裝設計類專業教學中重視學生傳統文化內涵的培養則顯其緊迫性。

4結語

第8篇：消費者屬性分析范文

關鍵詞：高校食堂 公共物品 屬性分析

一、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物品的含義及特性

（一）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的含義

公共物品是指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非競爭性指的是增加一個人使用，不會增加提供該產品的成本，所以多個人享用不會損害他人利益；非排他性指的是不能阻止他人任意享用。

而私人物品是私人之間通過市場機制進行交易的物品。私人物品具有競爭性、排他性和選擇性的特征。消費者可以排他性地使用他所購買的物品，生產者也可以把生產的成本通過交易實現補償，實現收益內部化，所以私人物品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有效供給。

（二）準公共物品的定義

純公共物品可以定義為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物品，而準公共物品可以定義為具有有限的非競爭性和有限排他性的物品。準公共物品是介于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之間的社會物品。它具有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的混合特征。

二、高校食堂的公共物品屬性分析

（一）高校食堂消費特征

1.高校食堂的消費特征具有有限排他性，目前我國各高校食堂的消費對象主要是本校學生和教職工。在本校學生和教師的范圍內，我們不能有效阻止他人任意享用。雖然對于校外人員來說，一般辦不到校園飯卡，理論上杜絕了其進入學校食堂消費的可能性。但是在現實中，情況并非如此，許多校外人員依靠各種手段同樣可以用校園飯卡在學校食堂就餐，即“搭便車”行為。

2.高校食堂在本校師生人數消費規模范圍內，本校師生對于食堂的消費是非競爭性的。即增加一個人使用，不會增加提供該物品的成本，所以多個人享用不會損害他人利益，因為在本校師生的人數界限內，增加一個就餐者進入食堂的邊際成本為零。

（二）高校食堂的準公共物品屬性

上面分析，高校食堂消費特征是非競爭性的，然而并不是完全非競爭性的，因為食堂的空間總是有限的，在一定空間和資源的約束下，允許就餐的容量也是有限的，當進入食堂進行消費的人員數量超過一定的臨界點后，食堂的邊際成本就會大于零并趨于上升，并出現擁擠消費現象，同時個體之間也會產生負的外部經濟，經濟學把這種擁擠現象稱之為“公地悲劇”。尤其是近幾年高校擴招，在校學生數激劇增加，對高校食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食堂容量沒有同擴招人數同比例上升，可能會出現擁擠，非競爭性消失。

準公共物品在消費時不是獨占的，但也不是全社會人人都可共享的，因為人人共享勢必造成擁擠或容量缺乏，這就是準公共物品的擁擠性特征。擁擠性是由公共產品的空間不可分割性帶來的，當消費者的數目增加到一定值后，就會出現邊際成本為正的情況，即每增加一個消費者將會減少全體消費者的效用，如博物館、公園等。因此這種擁擠性直接孕育了付費制的出現，進入食堂消費，必須要付出個人消費代價。

高校食堂的消費特征沒有純粹公共物品同時具備的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特征，也沒有私人物品同時具備的排他性和競爭性的特點，是一種介于純粹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之間的準公共物品，這也正是問題的復雜之處。從效率角度分析，應按私人產品方式供給；從公平性角度考慮，則應按公共產品方式供給。

三、高校食堂準公共物品的供給機制分析

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是指以適度的生產成本盡量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和偏好。供給和需求是密切相關的，在研究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時，有必要與社會對此公共物品的需求相聯系。當公共物品的供給與社會對公共物品的需求相一致時，該公共物品就實現了有效供給，此時公共物品的供給和需求實現了均衡，達到了帕累托最優，每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相等。

高校食堂公共物品若完全由私人提供，基于食堂這種公共物品的非競爭性，私人提供者難以準確發現使用者，因此很難提出收費要求。另一方面就前述高校食堂的非排他性消費特征來說，我們很難排斥“搭便車”行為。而“搭便車”行為使得私人不可能有效地向食堂公共物品消費者收取價格或費用（指的是食堂建設的費用），從而廠商的生產成本得不到有效補償，因此，在價格引導下，私人不可能有效提供所需的公共物品。此外，“搭便車”行為還大大弱化了人們對非排他物品的消費約束，使得人們愿意和實際支付的價格為零，從而通過價格表現出來的市場需求小于社會對非競爭品的實際需求，由此決定了非競爭品的產量低于最大福利產量。也即，私人提供該公共物品是無效率的。

高校食堂針對的是較固定的、特殊的消費群體，他們的消費水平因家庭條件的不同而高低不同，在現實世界里，學校食堂的價格總是相對偏低的，明顯低于學校周邊餐館的價格，而在營養、衛生方面更有保證。因此從該公共物品公益性以及供給角度看，由政府提供該公共物品更為有利，因為政府可以通過稅收來補償生產成本，從而保證公共物品的供給。尤其在物價持續上漲時，考慮到學生和經營實體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家庭貧困學生的生活，政府可給予適當補貼；而這是私人提供公共產品難以做到的。但是，由于政府難以確定該公共物品的供給數量，而且由于學校食堂的公益性，食堂經營主體不能以利潤最大化為其第一目標，必然導致其缺乏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具體表現為食堂菜品雖然便宜、衛生，但品種單調、味道單一，服務質量差，不能滿足所有師生的需求。因此，適當引入競爭，由私人提供一部分該公共物品，特別針對某一類或某幾類消費群體做出自己的特色，實現經營者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總之，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征使得其供給和需求難以通過市場機制來反映，而且公共物品始終存在著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具有遞減的邊際成本。市場機制供給公共物品成本不能由價格進行彌補，供給量往往不足。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政府成為公共物品供給的主體。提供公共物品雖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但并不排斥其它組織更有效地供給公共物品。針對在公共物品提供上的“政府失靈”，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的結合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前沿課題。

參考文獻：

[1]涂曉芳.論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6）.

第9篇：消費者屬性分析范文

【關鍵詞】 高校后勤 經濟屬性 社會化改革

一、相關理論回顧

1、新古典市場均衡理論

新古典理論認為，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性組織，其生產函數為∏＝PY－C（∏：利潤，P市場價格，Y產量，C生產成本）。每一廠商都要面對兩種重要決策：選擇產量和制定價格。市場由供給與需求兩方組成，行業供給曲線由市場上能提品的廠商的供給曲線加總而成，消費者是理性的，追求個人效用的最大化，只會以市場上能提供的最低價格進行購買。當行業只有一個廠商、產品沒有替代品并且企業不能自由進入該行業的情況下，該企業對市場價格控制力強，但其供應量受市場需求的限制，廠商可以通過調整產量進而調整價格，其實現最大利潤的條件為生產函數的一階導數等于零，二階導致小于零，并且邊際收益（MR）等于邊際成本（MC）。

即利潤最大化時，邊際成本曲線（MC）是向上傾斜的，并且由于產量的控制，使實際產品供給不足，價格高于邊際成本。當行業有很多廠商，產品可以被替代，且資源可以自由流動，以保證企業和消費者在長期內可以自由進入和退出該市場的情況下，由利潤最大化決定，廠商的供給曲線同樣是在MC=AC向上傾斜的部分。因技術因素或其他因素在AC>P處生產的廠商會退出該市場，在AC≤P處的生產廠商會繼續留在該行業。圖1描述了這樣一個過程：S1為只有一個廠家的市場供給曲線，S2為有兩個廠家的市場供給曲線，如此類推可得出S3、S4。從圖1可看出，Y2>Y1，P2

2、如何從技術上判斷一個市場結構是壟斷還是競爭

壟斷和競爭是市場結構的兩個極端典型狀態。從經濟技術角度，判斷一個行業是壟斷還是競爭的決定性因素是最低效率規模（minimtum efficient scale，MES）的大小，即相對于需求的規模，使平均成本實現最小化的產量水平。如果生產的最低效率規模相對于市場規模比較小，那么，我們可以預期這是適用的競爭性條件，反之，它就可能是一個壟斷的市場結構。從長期來說，行業的最低效率規模應為行業的起始規模。

企業是否進入某一行業，最重要的決策條件是進入這個行業能否生存，其核心是尋找盈虧平衡點，即確定保本產但是，企業進入某一行業的本意，最起碼是要獲得社會平均資金利潤率，即，從長期來說決定企業是否進入的起始規模應是能獲得社會平均資金利潤率的規模，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a為社會平均資金利潤率，一般取同期銀行利率；M為投資額。

3、怎樣區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市場交易和公共選擇是經濟學中比較常用的兩個概念，分別對應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領域。在經濟學中，一般根據排他性和競爭性對物品的類型進行區分。競爭性是指消費者或消費數量的增加會引起商品的生產成本增加。非競爭性是指一種產品在給定的生產水平下，向一個額外消費者提供該商品的邊際成本為零。這意味著共享消費的可能性。競爭性源于商品本身的屬性――成本屬性。排他性是指某個消費者得到一種商品的消費權之后，就可以把其他消費者排斥在獲得該商品的利益之外。非排他性指一種產品在某個消費者享用時不能或無法將其他人排除在消費之外。排他性不是物品的自然屬性，而往往依賴于一個社會的法律架構和技術實現能力。當沒有實際上的技術來對一種物品進行打包或者控制潛在的使用者進入時，排他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當排他的成本太高時，排他在經濟上是不可行的。公共物品一般指同時具有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往往是高固定成本、低邊際成本、甚至邊際成本為零的商品，典型的公共產品有國防、航標燈、天氣預報等。而不具有消費之共同性且排他是可行的物品就是純粹的私人物品，典型的私人產品有食品、衣服等。現實中，由于消費上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只是程度上的差異，很多物品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雙重特征。這些產品究竟是公共產品還是私人物品、究竟是由政府提供或由私人提供，取決于社會福利水平和產品的主要屬性。

4、公共產品為什么總是短缺

人是理性并有自利的本能。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使每一個消費者都有可能隱瞞消費信息，并盡可能少支付或不支付成本來獲得收益，出現經濟學中所說的“搭便車”行為，消費者的這種行為意味著生產公共產品難以得到抵補生產成本的收益，在長期，經濟組織不會提供這種產品。當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時，每個人都有權利不支付或少支付成本來最大限度享受公共物品帶來的好處，因此，公共物品常常被過度利用，出現經濟學中所說的“公地悲劇”，現實中廣泛存在的公用電視機壞得快、公共場所的水電用得多就是這種表現。

二、高校后勤產品屬性分析

1、是壟斷還是競爭性市場結構

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主要涉及為高校提供生活服務的部門。這些部門按從事的工作內容可分為餐飲、商貿和物業服務三大類，其行業共同點是資本的有機構成低，勞動力成本是生產的主要成本。其行業的起始規模和需求曲線的關系為：如果參照社會上大多數此類行業采用租憑生產場地的方式生產，則實現生產的最低效率規模小。以武漢地區高校來說，從事餐飲業的最低效率規模投資如下：租賃一間20平方米的場地年租金約10000元、添置爐灶及炊具約需2000元，投入流動資金1000元，將業主或雇工兩個人一年的人工成本（機會成本）30000元也計入總成本，若產品件次以元、行業毛利以30%來計算，則產品價格減可變成本為0.3，其起始規模為：（10000+3000

+30000）×1.05/0.3=150500元。即，只要年營業額達15萬余元，該企業就可在市場上生存。同理，零售業的基本投入為：20平方米的場地租金10000元，添置收銀設備及貨架的固定資產年損耗約2000元，投入流動資金10000元，人工機會成本為30000元，設行業毛利為18%，則其起始規模為：52000×1.05/0.18=303333元。而在市場需求方面，以一所年招生規模為5000人、學生人數為20000人的學校為例，如生均伙食費每天為10元，每年實際消費按10個月計算，則每年的餐飲需求約為6000萬元，如生均購物每天兩元，每年的購物需求為1200萬元。物業服務包括綠化養護、保潔、房屋及其附屬設備維護、公共秩序維護四方面，按以上方法計算，一個規范的物業組織的起始規模約為50萬元，而一個占地面積3000畝、教學大樓、辦公樓及校內教工住宅總面積約50萬平方米的大學，每年最基本的物業需求約為1000萬元左右。由此可見，單從經濟技術的角度來考慮，高校后勤生活服務市場是適宜于競爭的市場結構。

2、是公共物品還是私人物品

高校后勤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高等教育與高校后勤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所提供的產品在經濟學屬性上也不盡相同。高等教育的產品屬性由教育的特性所決定，具有在給定的生產水平下，向一個額外消費者提供該產品的邊際成本增加不明顯的特點。高校后勤的產品屬性由后勤提供的吃、穿、住、行等生活服務的產品的特點決定，從經濟方面分析，生活服務產品具有邊際成本高、在技術上排他可行的特點，是典型的私人物品。

三、討論

1、社會化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的大方向

圖1到圖2可視作新古典市場均衡理論從完全壟斷到完全競爭的簡化模型。從中可以得出這樣一些啟示：一是與競爭廠商相比，壟斷廠商的價格較高，產量較低，競爭能比壟斷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產品和剩余。因此，處于競爭行業中的消費者的境況要好于壟斷行業的消費者情況。二是由于壟斷廠商的產量低于競爭情況下的產量，因此壟斷是帕累托低效率的。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市場機制的核心是競爭和價格，行業自由進入是競爭的前提，無論出于改革提高效率的需要，還是出于改革提高消費者福利的價值角度，深化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必須盡可能拆除高校后勤領域行業進入的壁壘，充分引入競爭機制，并在社會化改革中堅持市場化、社會化的大方向。

2、社會化改革要促進后勤組織走企業化之路

我國高校后勤社會化是在窮國辦大教育的現實約束下，為將有限的教育經費用在“刀刃上”而進行的一場改革，其特點是強調經濟性。從前面的分析可看出，高校后勤產品在本質上是競爭性私人物品，如將其作為壟斷產品提供，將出現生產的低效率和消費者效用的損失。深化改革，必須承認高校后勤服務產品的商品屬性和市場屬性，尊重經濟規律，促進高校后勤服務組織走企業化之路并作為市場的經營主體進行成本核算。

3、社會化改革不是對教育屬性的否認

承認高校后勤競爭性私人物品屬性，不是要否認高校后勤的教育屬性，而是強調用市場化改革，代替計劃模式，強調用市場交易即契約關系去代替公共選擇。在契約關系下，高校后勤企業與高校師生及相關部門建立的是一種服務與使用服務的供求關系，是一種服務生產者與服務消費者之間的交換關系。社會化改革不是對高校后勤服務產品教育屬性的否認，而是指按競爭性私人物品確定供需雙方的生產關系，按教育屬性組織具體的服務產品的生產，是從另一個層面、通過另一種途徑對高校后勤教育屬性的肯定。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