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6-0083-02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分配體制改革的歷史，不難發現中國的分配政策在不斷地調整，這些改革措施在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綜合國力提高的同時，也拉大了人們的收入分配差距，且這種差距日益擴大和嚴重。這些年中國社會建設取得了很大進步，社會事業也有了長足發展，城鄉居民的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斷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務明顯增強，但是，同經濟快速發展相比，社會建設相對滯后，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問題比較尖銳，社會上出現了許多不和諧不公平的現象，而人們在談論社會公平問題時，往往把注意力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擴大方面。
目前，國際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標準是基尼系數，近幾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在0.45~0.53，從2000年就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的標準了，而且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是23倍。收入差距不僅體現在總體方面，而且還體現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不同所有制單位之間以及不同階層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個人之間等。例如到2008年底，中國東部地區上海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達到26 675元，是最低的西部地區新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的2.33倍；上海農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是甘肅家庭人均純收入的4.2倍，并且在區域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區域內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而且落后地區的收入差距要大于發達地區的收入差距；2008年全國97個行業中，職工平均工資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比達到10∶1，如果加上各種隱利和優惠政策，這一比例會更高。這些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不利影響，同時也對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形成了很大的沖擊。
一、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化的原因
1.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原因。黨的十六大報告在原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礎上提出了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就承認了非勞動收入的合法性，極大地調動了社會不同階層經營非勞動力生產要素的積極性，提高了非勞動收入在個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而非勞動收入的獲取與個人的擇業自由度、經營才能、資產或資金占有量、技術與專利權等非勞動力生產要素有關，但是這些要素并不是每個人都均等擁有，因此，非勞動收入不均衡拉大了個人之間、不同群體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
2.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影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就形成的一些經濟主體對公有資源的不同壟斷程度和來自于國家投資的不同受惠程度，使各經濟主體進入市場競爭時所擁有的初始資源條件不平等，因而產生了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阻礙了行業之間的公平競爭。同時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僅使人們的競爭意識、效益意識、進取意識發生了實質性變化，也造成了一些人價值觀念的扭曲和錯位，一部分人為了個人利益、尋租、投機、貪贓枉法、偷稅漏稅、走私販毒、制黃制假等等，因此形成了一個黑色、灰色高收入群體。而人們對分配不公的痛恨，對社會公平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非法收入者產生的。
3.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存在。由于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遠離現代化農業的農村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以現代工業為主的城市勞動生產率，而且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平等地自由流動，進城擇業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例如在享受社會保障方面和公共服務方面的非均等性，使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4.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控不到位。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但是，再分配必須注重公平，要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據有關部門測算，目前中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再分配的調節力度不到2%，而發達國家的再分配力度一般在20%~30%之間，可見中國的再分配力度是遠遠不夠的。
5.歷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國土面積廣大，地理環境懸殊，發展不平衡，歷史上就存在著城鄉之間的差距和地區之間的差距。所以即使現在中西部地區以高于東部地區的速度增長、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長，但是他們之間的絕對差距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仍然會持續擴大。初始化水平低加上自然條件、基礎條件、人口素質、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化。
二、如何正確看待收入分配差距和社會公平
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特有現象，在所有處于工業化進程的國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個問題，有的還遠遠超過了中國的現狀。即使目前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備的國家，盡管對收入差距進行了合理調節，又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但是仍然存在著收入差距，因為收入分配拉開適當的距離，有利于克服平均主義，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從而形成一種示范力量，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也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國家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但是收入差距過大，甚至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就會有一定的消極作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使社會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購買力出現嚴重地分布不均，影響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同時收入差距的擴大也意味著低收入群體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加劇了貧困狀況的惡化；盡管收入的絕對值提高了，但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導致收入的相對值降低了，從而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指數，隨著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超過了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時會激化社會矛盾引發社會沖突，從而危及到社會的秩序與穩定；除此之處，還有非法收入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消極影響更大，嚴重地破壞了市場經濟的秩序，損害了社會公平的原則，傷害了人們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意識和自覺性。所以說收入差距可以存在，但前提是合理的適當的差距才行，如按勞分配和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人們能夠接受的，也是應該允許的；而非法收入和壟斷行業所形成的收入差距違背了社會公平的原則和市場經濟的本質，必須堅決反對和消除；還有一些其他原因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則必須通過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通過政府的有力措施和相應的政策才能夠逐漸縮小和消除。
三、在分配領域中如何進一步體現社會公平
由于中國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目前所能達到的社會公平只能是低水平的社會公平，所以說公平的最大基礎是國強民富，只有發展生產力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才能夠充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才能夠實現共同富裕，才能夠為社會公平奠定最本質的基礎，才能夠為最終縮小和消除收入差距創造必要的條件。但是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下，社會財富的總量是一定的，如何在這個前提下緩解和縮小收入差距進一步體現社會公平呢？
1.形成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社會分配結構。一個社會中能力強的人和能力弱的人均為少數，而能力居中者占多數，所以橄欖型的社會分配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階層結構的公正性，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普遍受益、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具體狀況，也反映出社會成員的實際能力和收入狀況的合理對應。所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都是切實有效的舉措。
2.努力解決弱勢群體問題和城鄉貧困人口問題。可以通過完善稅收制度、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民間慈善事業以及建立公平的利益表達機制來解決弱勢群體問題；而解決城鄉貧困人口可以通過在農村有秩序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大扶貧力度，提高貧困人口致富的技能和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加大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對自然條件特別惡劣的地區，可以實行人口遷移和適度的人口聚居，在城市實施再就業工程，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3.加強規范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建設。壟斷行業職工收入過高以及違背現行法律法規所取得的不合法收入是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一個突出表現，規范分配秩序，首先要糾正憑借行業壟斷和某些特殊條件獲得的個人額外收入，即運用國家行政政策控制壟斷收入；其次是建立和健全有關法律，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利用稅收手段調節過高收入，通過法律手段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
4.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城市和農村本來就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二元體制結構的存在擴大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只有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才能夠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平等自由地流向城市使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才能夠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城鄉人民的共同富裕。
5.建立一個初級的社會保障體系。所謂初級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準、廣覆蓋、有實效。初步做到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五有”目標。
第2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關鍵詞： 公平感 和諧社會 影響因素
公平感理論及其實施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基礎，陜西和諧社會公平感因素關系到陜西社會的公平正義及和諧社會目標。所以，探討影響陜西和諧社會的公平感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陜西和諧社會公平感的界定
社會公平感的概念是借鑒組織公平感而來的，組織公平感是指一個組織、團體或企業中成員對組織是否公平的一種感受。它強調的是個體的主觀認識，來自于橫向與縱向的比較，受個人價值觀念的影響大。事實上，在一個組織，無論采取多么有效及完善的措施，也無法使每一個人總感到公平。可見，組織公平感理論只強調組織成員的公平感，具有局限性，那么研究一個社會，就需要對組織公平感加以擴展，引入社會公平感的概念。
社會公平感是指人們對自己在社會中所獲得的收入、地位和聲望與其他人比較或者與自己過去比較而獲得的一種主觀評價。社會的公平是通過大多數人的社會公平感體現出來的，如果大多數人社會公平感的滿意度比較高，那么，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就體現得比較好；相反，如果大多數人社會公平感的滿意度比較低，那么，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就需要及時進行調整。所以，從整個群體角度去研究和建立新的公平理論，解決怎樣做才能使群體內的絕大多數人都感到公平，這是社會公平感理論的實質。[1]
陜西和諧社會公平感理論，一是要注重社會群體的公平感，群體由個體組成，個體感到公平的人數占所在群體總人數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該群體的公平程度。百分比越大，群體公平程度就越高；反之，則越低。二是要注重社會群體公平感的實現，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時，應努力執行公平的客觀標準，使絕大多數人感到付出與獲得基本平衡，在提倡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的時候，應使奉獻著得到某種報酬和獎勵，加強教育，逐步轉變少數人“多獲得而少付出”的利己型價值觀，努力防止利己行為的出現。
二、影響陜西和諧社會的分配公平感因素
影響社會成員分配公平感的因素，首先是基于實際的績效水平、績效質量以及績效評估結果，它涉及自我報酬與自我投入的比較， 即衡量評估結果是否與自己的付出相平衡；其次基于績效評估后人們所得的薪酬和晉升，它涉及社會成員將自己的報酬與他人或組織標準的比較，即個人得到的獎懲與他人或組織標準相比是否平衡。在現實社會，分配的公平就要求在工作分析的基礎上， 分析崗位的工作內容、職責， 所需的知識、技能和能力并按照標準進行評價。還要對實施績效評估的人員進行培訓， 以減少評估結果中的人為誤差。[2]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 由于市場競爭，勞動不再是創造價值的唯一來源， 資本、技術等也是參與分配的重要因素， 一些企業倒閉，一些人失去勞動機會， 所以必然出現社會的貧富差距， 分配不公一時還難以消除，某種情況下還會增大。分配差距與分配不公給個體和社會都會造成影響，個體為了消除不安，一般會出現以下一些行為措施：通過自我解釋達到自我安慰，自我感覺上造成一種公平的假象，以消除不安；更換對比對象，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以獲得主觀的公平；采取一定行為，改變自己或他人的投入，轉變得失狀況；發泄怨氣，制造矛盾；暫時忍耐或逃避等等。
陜西近幾年在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狀況明顯好轉。2000年至2011年十余年間，陜西地區生產總值從1804 億元增長到12391.30 億元，翻了近七倍，年均現價增長19.1%。經濟發展決定了收入分配，從收入分配角度看，2010 年，全省初次分配總收入達11418.71 億元，比2000 年的1899.50 億元增加了5 倍有余，年均現價增長19.6%。[3]
2013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有所提升，城鄉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國。全省城鄉居民總收入占GDP比重為34.9%，較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58元，增長10.2%，增幅比全國高0.5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503元，增長12.8%，比全國高0.4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速分別為7.2%和9.4%，均高于全國平均增長水平。[4]
在收入增長的同時，分配問題并未改善。2000 年至2010 年，陜西省GDP 年均增速達13.4%。財政總收入年均增速25.4%，而陜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僅為11.8%，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速也僅為10.8%，與GDP 和財政收入的增速相差甚遠。2011 年，陜西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從2000 年的3.49：1 擴大到3.64：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比從2000年的2.71：1擴大到2010 年的4.67：1。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更甚于城鎮，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迫在眉睫。[5]
三、影響陜西和諧社會的程序和互動公平感因素
程序公平感是指社會成員對用于做出報酬決策的方法（即程序）是否公平的感受，它強調制度、規范、程序的基礎性和重要性，它只依據制度規范對確鑿無疑的事實做出解釋和判定。程序公平的核心價值是追求程序優先，它強調有理性的社會成員對于游戲規則的重視程度和接受程度，只要人們有過程控制的權利，不管最終判決結果是否對自己有利，人們的分配公平感都會顯著增加。
程序公平有六條標準：（1）一致性規則，即分配程序對不同的人員或在不同的時間應保持一致性；（2）避免偏見規則，即在分配過程中管理者應該摒棄個人的私利和偏見；（3）準確性規則，即應依據正確的信息進行決策；（4）可修正規則，即決策應有可修正的機會；（5）代表性規則，即分配程序能代表和反映所有相關人員的利益；（6）道德與倫理規則，即分配程序必須符合一般能夠接受的道德與倫理標準。這一程序公平標準涉及到分配制度的制定、執行和完善，是對程序公平的比較系統和全面的評價。規則的合理性，大體反映著一個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情況。政策、制度、機制等，不僅是人們判斷公平的重要視角和基本尺度，更是保障社會公平的現實安排。[6]
陜西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過程中，對分配制度、工資制度、就業制度、醫療保障制度以及農村體制的改革實踐等，都包含著對公平和正義的追求和落實。從總體上來說，陜西的社會制度、機制及其運行等方面符合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原則，由上述因素所構成的社會規則在現實社會具有合理性，社會成員在參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所面對的行為規范和行動準則，如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等，都正確地、真實地反映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關系及其相互作用。它合乎最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要求與愿望。
但是，陜西社會的具體制度、規范和政策也有不完善不合理之處，影響到陜西和諧社會的公平感，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進步。目前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這一制度在實踐中還存在許多政策不配套、不完善，落實不到位的地方。首先，由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同工不同酬”，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2010 年，陜西省城鎮居民收入大幅前進至全國第19 位，而農村居民收入僅居27 位，仍處于全國靠后位置。其次，很多社會公共資源被壟斷行業和權力部門所占有，不同地區和不同經濟部門存在明顯的不公平現象，導致了社會實際保障水平在不同個體間的巨大差異，影響到不同區域、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無形之中加劇了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再次，對以非正常甚至非法手段占有資源獲取收入的行為打擊力度還不夠大，很多人通過權力和利益尋租、偷稅漏稅等非法手段，或貌似合法但有悖于道德規范的非正常手段攫取暴利。最后，在一些單位內部還存在傳統的分配體制觀念，戶籍、學歷、用工身份等種種界限，使收入分配不合理狀況更為復雜。
互動公平感主要是指各級管理者與社會成員平等溝通的主觀感受，包括管理者是否尊重屬下，是否以平等的態度、行為與屬下互動，薪酬制度和晉升渠道是否透明，相關的信息披露是否與屬下共享，讓屬下感受到自己的權利受到正確對待，會使社會成員的人際公平感知程度提高。影響互動公平感的因素，首先在于領導者的行為和態度，只有領導者將自己和社會成員放在同等的地位，設身處地與社會成員溝通協調，人們才認為自己得到組織及其管理者的公平對待，會以提高對組織的投入作為回報。其次在于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在以個人主義文化為主導的一些西方國家，人們通常認為企業按績效分配報酬是公平的；在以集體主義文化為主導的東方國家，人們通常認為平均的報酬分配形式更為公平。第三在于人們的個性，例如性別、年齡、能力、教育背景和社會地位的不同，人們往往對組織公平產生不同的評判標準。陜西深受受儒家文化影響，人情在社會中顯得尤其重要，互動公平與感情承諾密切聯系，陜西地域文化、陜西人的個性特征直接影響到互動公平感。
四、建立和完善陜西和諧社會公平感的基本策略
陜西和諧社會需要社會公平感，社會公平感對陜西和諧社會建設具有促進作用。建立和完善陜西和諧社會公平感的策略如下：
第一，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實質上是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市場是天生的平等派， 社會公平應以市場經濟為前提。陜西目前的很多不公平問題， 多是市場沒能發揮決定性作用造成的，如嚴重的行業收入分配差距就是明顯一例。另外，社會公平的基礎要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來保證， 在現代社會， 生產力和經濟效率對于社會公平的制約作用十分明顯，所以發展社會生產力仍然陜西和諧社會建設的當務之急。
第二，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調整分配政策。陜西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首先就是要改善國民收入在分配中的結構失衡問題，逐步提高勞動者報酬在社會分配中的比重，要以增加城鄉中低收入者的勞動報酬為突破口，著力解決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偏低的問題；完善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努力做到基本保障人群全覆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不斷提高保障標準，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斷提高陜西省經濟社會的公平性和和諧度；在新形勢下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注重社會公平。
第三，加強程序和過程的公平性，保證社會成員的合法權利。實行程序公平，主要是讓社會成員參與和管理社會決策的全過程，使社會成員在社會管理決策過程中擁有真正的發言權；要尊重群眾，尊重群眾的人格和社會地位等，強化領導者與群眾之間的情感交流；為社會管理、社會建設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和計劃等，要保證所有相關各方的利益都得到考慮；對社會成員進行績效管理和績效考核時，要使有關各方都有機會參與績效管理體系的設計和實施過程；完善社會成員的參與制度、申訴制度和監督制度等，保證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
第四、進行人際溝通和人際互動，建立健全平等的人際關系。社會管理決策及其結果應充分考慮社會成員與他人進行比較的心理，盡力增強成員的內部公平感（與同事相比較）與外部公平感（與其他社會組織成員相比）；尊重社會成員權利和人格尊嚴，考慮人們的個性特征，兼顧個人需要；加強對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教育與知識技能培訓，提高其道德修養和業務技能，保證社會成員的公平判斷更符合社會價值觀，有效排解其心理失衡的狀態，增強社會的公平感與和諧度，促進陜西和諧社會的健康運行和長治久安。
參考文獻：
[1] 方振邦著. 戰略性績效管理[M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 王文東.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正義共識的可行性[j] . 理論月刊，2011第二期.
[3] 朱力. 對“和諧社會”的社會學解讀[j] . 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一期.
[4] 歐陽建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綜合評價體系研究[j] . 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二期.
[5]馮果 戚瑩.社會整體利益實現機制探究[j] . 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四期.
[6] 陜西省統計局 國家統計局陜西調查總隊.2013年陜西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3.12
第3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職能，總體上歸結為四個方面：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經濟穩定職能及經濟發展職能。
一、資源配置職能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社會資源的配置有兩種方式來實現，即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由于存在著公共品、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活動的外在性等情況，僅僅依靠市場機制并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還需要政府在市場失靈領域發揮資源配置作用。資源配置職能的主要內容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財政可通過采取轉移支付制度和區域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強制度建設、消除地方封鎖和地方保護、完善基礎設施、提供信息服務等方法，促進要素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推動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合理流動，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
2.財政通過調整投資結構，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實現優化產業結構的目標。如交通、能源等基礎產業項目的資金和技術“門檻”高，政府就可通過產業政策指導和集中性資金支持，防止規模不經濟的產生。除了政府直接投資外，還可利用財政稅收政策引導企業投資方向，以及補貼等方式調節資源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配置，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
3.市場無法有效提供公共商品，提供公共商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政府一般以稅收等形式籌措資金，以不損害市場機制和秩序為原則，提供公共商品。
二、收入分配職能
收入分配通常是指一定時期內所創造的國民收入在國家、企業和個人等多種經濟主體之間的分割，以及由此形成的收入流量的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財產分配格局。對于收入分配的理想目標，人們已經形成共識，即實現公平分配。公平分配包括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兩個方面。其中，經濟公平是要求各經濟主體獲取收入的機會均等，等質等量的要素投入應獲得等量的收入，所以，經濟公平是在平等競爭的環境下由等價交換來實現的，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社會公平則要求將收入差距維持在一定階段的社會各階層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圍內，所以，社會公平不是收入的均等，其標準要受到人們的經濟承受力、心理承受力、政治經濟大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首先是受市場機制調節，收入按照投入要素的數量、質量、市場價格進行分配，要素收入與要素投入相對稱，所以，市場機制調節收入的結果可以較好地體現經濟公平。但是，社會公平卻難以通過市場機制予以完全實現。因為個人擁有原始生產要素的多少以及個人稟賦、努力程度的不同，市場機制分配的結果可能會造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結果，即在市場經濟中通常不存在以社會公平為目標的再分配機制，一些無勞動能力，又無其他要素可以提供的人，就無法通過市場取得收入，以維持生存。而且在市場經濟中，即使有一些私人慈善機構能夠進行某些方面的再分配活動，但是由于能力有限和缺乏協調，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所以，政府的介入是必然的，而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就是要求財政運用多種方式，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和調節，以期達到收入分配的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
三、經濟穩定職能及經濟發展職能
經濟穩定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多重含義。經濟的穩定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時候，為了穩定經濟發展的環境，國家會利用財政來宏觀調控，摒除不穩定的因素，使經濟能夠發展更有保障。可見，經濟穩定與經濟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這也就是為什么經常將這兩種職能放在一起研究的原因。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一方面，需要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也面臨著艱巨的結構調整的任務。與此同時，加快市場化進程，不斷完善市場機制，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國際競爭力等，都是經濟發展所必須的。
財政實現經濟穩定和發展的機制和手段主要有：
1.運用各種收支手段，逆經濟風向調節，促進社會總供求的平衡。經濟穩定的目標集中體現為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大體平衡。如果社會總供求保持了平衡，物價水平就是基本穩定的，經濟增長率也是適度的，而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也是不難實現的。財政政策是維系總供求大體平衡的重要手段。當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時，財政可以實行緊縮政策，減少支出和增加稅收或兩者并舉，一旦出現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情況，財政可以實行適度放松政策，增加支出和減少稅收或兩者同時并舉，由此擴大總需求。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收支發生不平衡是可能的而且是允許的。針對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而靈活地變動支出和稅收，被稱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
2.運用財政收支活動中的制度性因素，對經濟發揮“自動”穩定的作用。例如通過制定累進所得稅制度，當經濟過熱、投資增加、國民收入增加時，累進所得稅會自動隨之增加，從而可以適當壓縮人們的購買能力，防止發生通貨膨脹。當經濟衰退、投資減少、國民收入下降時，累進所得稅又會自動隨之遞減，從而防止因總需求過度縮減而導致的經濟蕭條。再如制定完備的失業救濟金制度，由于其規定了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收入標準，當人們的收入因經濟過熱而普遍增加時，可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數自然減少，救濟金支出隨之減少，從而財政總支出“自動”得到壓縮；反之，當人們的收入因經濟不景氣而普遍下降時，有資格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數自然增加，救濟金支出隨之增加，從而財政總支出“自動”獲得增加。總之，通過財政的某些制度性安排，可以自動適應經濟周期的變化，減小波動幅度。
3.通過合理安排財政收支結構，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例如通過投資、補貼和稅收等多方面安排，加快農業、能源、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公共設施的發展，消除經濟增長中的“瓶頸”，并支持第三產業的興起，加快產業結構的轉換，保證國民經濟穩定與高速發展的最優結合。
第4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收入分配；累進稅；單一稅
中圖分類號：F810.4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5-0052-02
個人所得稅是收入分配調節中的最終環節。在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日趨增大、貧富分化嚴重的環境下，利用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促進社會公平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個人所得稅作為直接稅，是調節收入分配公平的政策性工具，是實現收入分配調節功能最重要的稅種。
一、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及收入分配現狀
個人所得稅作為一種直接稅，最能體現稅收的公平原則，在我國個人所得稅通常采用累進稅率，對高收入者多征稅，對低收入者少征稅，從而達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的。然而，近年來個人所得稅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薪階層，這違背了個人所得稅促進社會公平、調節貧富差距的初衷。個人所得稅制度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它沒有真正發揮通過征稅來縮小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貧富差距的功能。收入最低、財富擁有量最少的工薪階層卻構成了個人所得稅的最大稅源，工資和薪金成為了個人所得稅的主體。
在我國個人所得稅有以下幾點作用：（1）調節收入分配，體現社會公平；（2）擴大聚財渠道，增加財政收入；（3）增強納稅意識，樹立義務觀念。自我國個人所得稅開征以來，其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既體現了社會公平，又增加了財政收入。但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運用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已經沒有明顯的效果。現階段我國以3 500元作為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但3 500元對于一般的民眾來說，已經是很容易就能夠達到的數字。而且，這個數字已經無法很好地滿足人們生活的開支，在無法滿足自身正常開支的情況下，還要向國家繳納個人所得稅，人們的心里會產生不滿情緒。現階段我國監督部門的監管不力，也造成了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調節功能的降低。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一般是由單位代扣代繳，而那些高收入者卻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少報漏報收入，從而避稅。這種現象導致了“富人越富，窮人越難富”。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一）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有力調節
所得稅較之其他稅收而言，更具有確實性和收入彈性，最能體現公平稅負。個人所得稅在籌集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穩定經濟目標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利用個人所得稅來調節收入分配，可以通過提高扣除標準和通過調整累進程度來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或增加對高收入群體的調節力度。提高扣除標準，實施更多的稅收優惠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個人所得稅的調控作用。
所得多的人因其納稅能力強，要多納稅；所得少的人因其支付能力弱，要少納稅或不納稅，或者不僅不納稅還要獲得補助，從而實現對收入分配不公現狀的調節。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高收入者補貼低收入者是必要的選擇，政府對高收入者征收較高的個人所得稅，用于幫助低收入者，以調節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狀況。
（二）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調節的不足之處
近年來，我國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逐漸淡化。現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采用的是累進稅率制，累進稅率也許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而產生的。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收入分配差距并沒有因實行了累進稅率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反而越來越大。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制從表面上看能夠對富人征收較多的稅，但較高的稅率所產生的結果可能事與愿違。這種累進制稅率仍然不能對高收入者起到較大的約束作用，這與個人所得稅的稅源監管不嚴有關，不少高收入者將其收入通過其他途徑轉移到低稅率國家，這不僅造成了國家財政收入的損失，也難以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現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對收入分配發揮調節作用。為了調節收入分配，對具有較高收入者征收較高的個人所得稅，從短期來看，有利于低收入者，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征稅制度，會降低高收入者的工作積極性，最終既不利于高收入群體，也不利于低收入群體。因此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高收入者無限地補貼低收入者就一定對實現收入分配公平有利。
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不公只能有短期的作用，并不能針對長期起作用。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收入分配調節的作用還很有限，甚至局部都產生了反面的效果。而且，為了讓個人所得稅盡可能做到公平合理，使制度規定日逐復雜，導致納稅人除支付稅收外，還要承擔奉行費用，花費了額外的開支，但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卻是微乎其微的。
三、累進稅制不可行，單一稅制會更好
（一）累進稅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分配差距
累進稅制表面上看貌似很合理，但實際上已經進入了誤區。正當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可怕，如果社會不存在收入差距，那么社會將會停滯不前。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個人的能力、學識、努力程度、機遇等情況不盡相同，人們的收入情況也會千差萬別。但收入差距即使再大，也不應該過分調節。
現今社會，人們所反對的收入分配差距，都是針對那些利用不正當手段獲取收入的人。解決這類問題，只有靠政府部門嚴加管制、建立健全監管體系、拓寬信息收集渠道、嚴厲打擊灰色收入。僅通過表面收入調節分配差距，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現階段，在中國實行累進稅制尤為不妥。我國累進稅率的個人所得稅，其納稅主體為工薪階層，或者說是靠誠實勞動及通過合理手段賺取收入的人。而造成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并不是通過合法勞動獲得的收入，而是那些社會腐敗風氣引起的所得到的灰色收入。但這些灰色的、不合法的收入往往不能被征收個人所得稅，所以，想要利用征收累進稅率的個人所得稅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根本不可能的。
現在無法對不合理的收入課稅，只是一味對合法收入征稅，希望調節收入分配不公的情況，這不但不能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拿著正當收入者的錢去補不正當收入者造成的空缺，收入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當今社會處于一個“富的越富，窮的越窮”的狀態。多一塊錢少一塊錢對富人來說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會在窮人身上體現更大的價值。富人把這部分作為稅款繳出，政府再把這筆稅款補貼給窮人，這樣對于富人來說并沒有損失什么，而窮人的情況卻會大大改善。
雖說如此，但累進稅制對富人來講是不公平的，過高的稅率是對通過努力、辛苦工作的高收入者的否定，是通過剝奪富人的財產來調節收入分配。大多數富人的財產也不是平白無故得來的，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換得他們的財富，而且富人大部分的財富并不是自己享受生活，而是用來進行再生產再投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窮人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間接地提高窮人的收入，逐漸縮短社會收入分配差距。這時國家對富人施以累進稅制，非但不能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而且還會影響富人創造社會價值的動力。所以，累進稅制的個人所得稅根本不能調節收入分配差距。
（二）實行單一稅是更優的選擇
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一直發揮不出來，這是由于累進稅制的不良影響，如果改成單一稅制，那么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實行單一稅，會使整體的法定稅負降低，但稅收收入反而會增加，這是因為單一稅制減輕了高收入者的避稅動機，減少了稅收流失。單一稅制取消了大部分的稅收優惠，進而拓寬了稅基，稅收收入增加，政府可以將更多的稅款補貼給窮人，從而實現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單一稅的免征額一般高于累進稅的免征額，較高的免征額可以使大部分的勞動者不在納稅范圍內，較高的起征點使他們的生活有了保障，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當然，另外有一些人的稅收負擔會輕微加重，必然影響他們的勞動供給，但綜合來看，整體的勞動供給會大大增加，從而促進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
對于富人來講，對其征收單一稅率的個人所得稅，會使他們所承受的稅率大大降低，因此會減少他們的避稅動機。但不能說低稅率就沒有避稅動機，所以要提高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加強稅收的監管機制，建立社會信用、個人信用、個人財產登記，通過有效的監督手段管理稅收政策的實施，從而利用單一制個人所得稅更好地調節我國收入分配現狀。
參考文獻：
[1] 劉尚希.按家庭征個人所得稅會更公平嗎？――兼論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方向[J].涉外稅務，2012，（10）.
[2] 楊斌.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不公能起到有效的調節作用嗎？[J].涉外稅務，2012，（6）.
[3] 朱志鋼.當今各國所得稅改革面臨的四大爭論[J].涉外稅務，2012，（4）
[4] 劉怡，繆思.構建促進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稅收體系[J].涉外稅務，2012，（2）.
[5] 楊志勇.收入分配與中國個人所得稅制改革[J].涉外稅務，2009，（10）.
第5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關鍵詞：公平；初次分配；政府；作用；勞動報酬
社會公平是人類追求的價值目標和行為導向，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市場雖然在資源配置中有效地發揮作用，但卻無法完全實現公正的收入分配。現代政府不僅是經濟發展成果的掌控者，而且擁有調節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制度工具。因此，發揮宏觀調控職能，促進收入分配合理，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職責。
一、初次分配不合理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
收入分配是事關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的重大問題。初次分配是指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分配，初次分配結構是否公平直接影響著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
（一）我國初次分配不公集中表現為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
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基本上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資本、勞動力、技術、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獲得相應的報酬。但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尚不到位，收入調節機制還不完善，致使收入分配問題凸顯。目前我國初次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現為兩個“偏低”：一是勞動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又叫分配率，是衡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與否的重要指標。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一般在54—65%之間，美國更是高達70%。我國從1997—2007年的10年間，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1](P.88)由于勞動在各種生產要素中的地位下降，“強資本、弱勞動”的趨勢不斷強化。二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1997—2007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水平低于GDP的增長速度，但企業盈余卻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更是翻了一番，從10.95%升至20.57%，形成“稅收侵蝕工資”、“利潤侵蝕工資”的格局。
（二）初次分配不合理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和結構轉型受阻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與高速增長的經濟總量相比，居民收入提高相對滯后，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公，大多數普通工薪階層勞動報酬偏低，直接影響居民購買力，導致社會消費率低，經濟增長缺乏內生動力。由于內需嚴重不足，只能過于依靠投資支撐經濟，但高投資又加劇了產能過剩，不得不進一步尋求國外市場。隨著出口大量增加，外貿順差擴大，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央行又被迫增加基礎貨幣投放，致使銀行流動性泛濫，從而反過來加劇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衡。[2](P.80-83)不僅如此，這種過度依賴外需且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經濟發展模式極易受到國際市場生產要素價格變動的影響和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可見，勞動者收入份額的持續走低是導致消費需求難以有效增長、經濟結構轉型受阻的根本原因，要改變這種局面，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徑就是把經濟發展建立在消費主導的基礎上，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較大幅度地提高廣大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水平。
二、政府在建立公平初次分配格局中的作用
在我國現階段，由于經濟、政治體制尚不完善，相當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場競爭引起優勝劣汰的結果，例如資源和要素價格不合理引起的利益分配不公、行政性壟斷導致的部分國有企業利潤過高、二元經濟結構造成的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等等。因此，單憑市場機制無法保證初次分配的公平，政府必須積極作為，理順政府、企業、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關系，盡快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一） 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創造公平的就業機會
就業是民生的根本，增加居民收入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礎。政府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把所有工作崗位向勞動者平等開放，創造公平的就業機會；要建立公平的市場準入制度，開放各行業部門，使各經濟主體享有公平競爭的機會；要加強收入分配的法制建設，重點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規范分配方式和分配秩序。
（二）發揮政府對企業工資增長機制的調控和指導作用
工資增長機制是指職工工資隨著經濟效益的提高以及相關因素的變化而持續增長的制度化運行方式，主要包括工資的決定機制、增長機制和支付機制。在市場決定、企業決策的基礎上，政府對企業工資機制的調控職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提低保底，全面落實最低工資制度，根據勞動生產率的變動水平、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率以及消費品價格上漲指數顯著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二是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我國勞動力市場在較長時期保持總體供大于求的狀況，因此不能單憑市場決定工資水平，政府要大力推進勞資雙方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制度，形成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和增長機制。尤其是要完善工會制度，增強工會在工資談判中的作用，提高勞方在收入分配中的話語權。三是加強勞動監察，發揮政府的監察職責，加大力度查處和追究壓低、克扣、拖欠等違反分配政策和損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鼓勵和表彰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促進勞資和諧。
為了盡快扭轉初次分配不公的局面，政府除了實施有效的經濟調控和行政管理，還可以通過法律形式明確國內生產總值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重不能過低，例如不能低于50%，并把分配率和居民收入增長率列入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指標中，從而確保職工工資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同步增長，并使企業的工資收入調整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和促進社會發展。
第6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68.45%的受調查者表示目前自己的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例。對目前社會貧富差距現象，公眾表示難以接受
■“對改善社會公平現狀，您的建議是什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四位的分別是： “進一步約束和規范官員的行為”（4850票，73.74%）、調整收入分配政策（4505票，68.49%）、“政府加大對特定人群的扶持”（4003票，60.86%）、“全社會樹立新的社會公平觀”（3767票，57.28%）
調查說明
近期，一系列的發生，實際上也是公眾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經濟社會快速轉型，帶來利益結構的加速調整，公平問題由此凸顯。在法制不斷完善，制度不斷健全的過程中，難免存在諸多失范現象，而人們往往根據自身所見所聞的經驗產生公平感或不公平感，不公平感在個人身上的體現尤為明顯并易放大。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當前，如何將“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落到實處，成為極為迫切的現實問題。
哪些因素影響了公眾的社會公平感？當前社會不公平現象，突出地表現在哪些方面？對改善社會公平現狀，公眾有什么建議？等等，圍繞這些問題，近日，人民論壇雜志社在新浪網推出了“公眾公平感調查”，共有6227人參與。此外，人民論壇記者還隨機調查了350位社會人士，并約請了相關專家進行分析點評。
72.02%的受調查者表示“現在貧富差距太大”
公平感往往是人們基于所經歷、所看見、所聽聞的經驗而作出的主觀判斷，其中最為直觀的感受之一就是對社會貧富差距的看法。專家表示，改革開放30年來，平均主義分配原則已逐步為市場競爭原則和能力主義原則所取代，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開始逐漸接受了收入差距問題。但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目前社會貧富差距現象，公眾表示難以接受。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2.02%的受調查者表示，“有差距很正常，但現在貧富差距太大”（4737票）；49.93%的受調查者對“貧富差距有固定化傾向，不太正常”表示認同（3284票）；僅有不足10%的受調查者表示“貧富差距在合理范圍”、“有先富就有后富，很正常”。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盧周來表示，人們認為社會不公平，實際上是認為所付出的與所得到的不成比例。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68.45%的受調查者表示自己目前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例（4502票），僅有15.78%的受調查者認為自己的收入與付出成正比例（1235票）。
“中國奢侈品年銷售額位列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而西部我們還有多少孩子連學都上不起，有多少家庭連病看不起！”“同時畢業、同等能力的大學畢業生，在西部、內地工作與在東部沿海工作，在一般行業工作與壟斷性行業工作，收入相差數倍。”“干部子女比普通百姓子女有更多的就業、發展機會，而女性還要受更多的歧視。”人民論壇記者隨機采訪調查的數位市民表示。
“收入分配的現實模式與理想模式不一致也是公眾產生社會不公平感的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春玲研究員認為，“現實的收入分配模式是，有權無權是決定收入高低的最關鍵因素，而理想的收入分配模式是，有能力或無能力是決定收入高低的最關鍵因素。”
轉型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基本公平的社會。持這種觀點的受調查者較多。這也是公眾社會公平感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有受調查者表示，“改革開放前城市居民的種種福利，都是建立在城市對大量鄉村資源無償占有的基礎上，以眾多農民的普遍貧困換來的。這是形式上的公平掩蓋了實質上的不公平，是以城市部分群體公平犧牲了總體公平。”“城市和農村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不能說就是一個基本公平的社會。在城市內部、農村內部還差不多。”
96.11%的受調查者表示，民眾最不認同權力造成的不公平
“你認為當前社會不公平現象，突出地表現在哪些方面？”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占受調查者的96.11%表示“由權力造成的不公平，如、”（6321票），77.44%的受調查者認為是“由權力和金錢等的結盟造成的不公平，如城市拆遷、土地征用等”（5093票），70.89%的受調查者認為是“由金錢造成的不公平，如富人超生、金錢教育”（4662票）。這表明，公眾對政府官員、和各種尋租行為等極為不滿。“反腐倡廉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緊迫任務。”有網友表示。
有受調查者告訴人民論壇記者：“權力無處不在，而相關的制度又不健全。法治不健全，各人的機會存在不平等；戶籍制度使得鄉村人口不能享有城市人口所享有的那些機會。同時，權力介入經濟活動，在企業之間、在行業之間、在個體之間、甚至在地區之間，造成程度不等的不平等，已經成為了非常普遍的現象。”調查顯示對改善社會公平的現狀，受調查者的建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進一步約束和規范官員的行為”（4850票，73.74%）。
“公眾社會公平感偏低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會對通過權力、壟斷性資源或掠奪性資本等輕松獲得很高收益甚至一夜暴富的人心懷不滿。”網友表示。這也是為什么由權力、金錢等造成的不滿成為公眾心目中社會不公平現象最為突出的方面。
為什么公眾對社會不公平現象會有廣泛的強烈的感受？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杭生表示，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極端復雜性，不僅表現在受損者會產生、引發問題，如會有強烈的不公平感，甚至受剝奪感，受益者也會產生、引發各自的問題，也會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60.86%的受調查者表示，“政府應加大對特定人群的扶持”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弱勢群體與貧困人口被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或者說弱勢人群與貧困人口的邊緣化，也成為人們社會公平感偏低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以下哪種現象您認為會增加公眾的社會不公平感？”結果顯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官員的腐敗行為”（5693票，86.56%）、“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4753票，72.27%）、“富裕人群的消費行為”（4522票，68.75%）。
“土地被以極低的價格征用，向上反映也常常是官官相護。這樣的事情很多。我們雖心有不滿，但也無能為力。你說農民的話語權問題，我說農民太缺乏話語權，甚至沒有話語權。”在京農民工孫國棟告訴人民論壇記者。
“這個社會需要關注的弱勢群體太多了，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婦女、殘疾人、老人，等等。而我們現在做的還很不夠。”“弱勢群體是一個很復雜的概念，除了無權無錢的是絕對弱勢人群，還有一部分是有錢而無權的相對弱勢人群。”新浪網網友紛紛留言討論。
“我曾經提出了底線公平這個概念。”中國社會科學院景天魁教授告訴人民論壇記者，“這個概念是一個描寫社會公平度的概念。底線就是老百姓最迫切、最基本的需要。底線公平就是所有公平在這條底線面前所具有的權利的一致性。”“在現階段，重點在于底線，即優先解決在市場經濟發展中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的需要。”
“對改善社會公平現狀，您的建議是什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排在第二位，共有4505位受調查者選擇了此項，占總68.49%。調查表明，有關的社會政策不僅對個人的社會流動，即所處社會階層的變化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公眾認為改善目前社會公平現狀最為重要的因素。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此外，調查結果還顯示，“政府應加大對特定人群的扶持”（4003票，60.86%）、“全社會樹立新的社會公平觀”（3767票，57.28%）、“維護群眾合法的利益表達渠道”（3129票，47.57%），等等方面，也是公眾認為改善社會公平現狀需要加強或改變的重要方面。
97.74%的受調查者對未來社會公平狀況持樂觀態度
第7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關鍵詞：分配正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圖分類號：F01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2-0003-02
據人民網在2012年兩會前的調查，兩會關注熱點中“收入分配”位居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是因為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總體在大幅度提高，然而由于分配關系存在不合理之處，導致貧富分化也在加大。在中國，收入分配中存在較大的城鄉、地區、行業、階層等差異，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分配格局不平衡。從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來看，中國基尼系數值在增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00年開始越過國際警戒線0.4，一度走高后，在政府和各界的努力下有所下降，但在2010年時仍達到0.42，說明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明顯，如果不進行相應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收入差距，必然會導致中國的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事實上黨和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從一開始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只有在收入分配中堅持公平的原則，才能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羅爾斯認為，社會的正義恰恰在于保證每個成員自由和權利的不可侵犯性，以全社會的福利為借口也不能對少數人的利益進行侵犯，顯然在中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羅爾斯分配正義論具有巨大的啟示意義。
一、羅爾斯的分配正義思想
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提出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最大自由原則”，適用于處理社會基本結構中公民政治權利的問題，第二個原則中包含“差別原則”和“機會平等開放原則”，其中“差別原則”是羅爾斯正義論的最突出特色，它主要是用來解決經濟領域中的一些不平等問題，所以這一原則也是他分配正義的核心體現。所謂“差別原則”即為了保證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不惜形成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雖然羅爾斯認為正義就意味著平等，整個社會的財富和收入都應平等地分配，但他也坦承完全的平等不可能做到，那么就應該按照“差別原則”來做，即任何不公平的安排都必須適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在社會和經濟利益的分配中如何實現正義的分配呢？如何向“最不利者”傾斜呢？一般來說，不存在判斷結果是否正當的標準，但是存在判斷程序是否正當的標準，符合該標準的程序所產生的結果總是正當的，因此羅爾斯認為分配正義的前提條件就是純粹程序正義。家庭、社團乃至政府這些個體都是社會合作體系的參與者，以契約的方式形成一定的合作關系，通過一定的合作條件來決定彼此之間所分擔的權利和職責以及根據各自的權利和履行職責的情況來決定合作收益的分配。為了保證合作的公平性，就要有一種公開的規則系統來規范人們的行為。羅爾斯認為，在某些制度中，當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沒有在個人之間做出任何區分時，在規范使各種對社會生活利益的沖突要求之間有一個恰當的平衡時，這些制度就是分配正義。
二、分配正義視角下中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羅爾斯承認“最初不平等”的存在，無論是由于先天原因還是社會原因，這種不平等對于一部分人無法避免，自我選擇性也有很大的限制，但他主張在平等原則的前提下，更加重視和強調“差別原則”，通過調節主要的社會制度，從全社會的角度來處理這種出發點上的不平等。羅爾斯的思想顯示出對“最不利者”的關注，想通過某種補償或者再分配使一個處于弱勢的人盡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在中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越來越重視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改善弱勢群體現狀，吸收羅爾斯的分配正義思想無疑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
1.初次分配提高勞動報酬在其中的比例，再分配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依靠勞動獲得分配的一般是中低收入者，應該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進勞動者收入不斷提高。另外，分配正義思想認為結果的差距既和程序的公正程度有關，也和個人的先天能力有重要關系，羅爾斯在承認人的先天能力有差異的基礎上，主張解除各種約束人們能力發展的社會限制，主要是讓人們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并盡力消除造成人們才能差異的社會根源和環境。在分配上，不可否認“能者多得”原則的正確性，但正如羅爾斯所說，贏家無可否認要承認，輸家同樣應該給予同情和照顧。這就要求在中國堅持初次按勞分配后，再分配要關注收入低的弱勢群體，體現社會的公平。
2.收入分配程序要體現正義。分配的正義問題主要是程序問題，根據羅爾斯純粹程序正義的思想，必須做出相應的規定，必要的時候上升到法律層面，將分配的程序合理化、公平化，同時還要形成各種形式的監督機制、監督機構及配套的技術手段，防止在分配中形成既得利益群體，扭曲公平的分配程序。
3.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羅爾斯思想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現社會的公平公正，這就要關注最不利者群體。在中國，一些弱勢群體的生活乃至生存面臨困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如失業者仍是一個相當大的群體，沒有收入來源，如果也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那么他們的基本生活就會成問題；再如農民工，若沒有工傷保險、醫療保險等等，在外面辛苦了一年，如果遇上工傷或者疾病，到年底就很難剩下多少錢了，還要擔心被老板扣留不發等等。
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的永恒追求，羅爾斯的“分配正義”旨在通過對最小收入者的傾斜，最大限度地消除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以保持社會的公平公正，維持社會的持續穩定。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確實存在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實現正義分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
參考文獻：
[1] [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第8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關鍵詞：貧富差距，收入分配，公平
收入分配公平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發展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和發展結果公平。機會公平即市場進入公平，社會成員享有平等的條件和規則下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機會。結果公平即社會成員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最終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不至兩極分化。“收入分配”要從對收入進行分配的行為意義上理解，是將收入或財富分配到具體單位和個人的政府行為。通過財稅等政策具進行收入分配的最終結果即“個人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屬于經濟領域的公平，其本身也具有手段和目標的二重性。一方面公平分配是促進生產發展，達到理想社會秩序的手段。另一方面，公平又是各個社會要追求的社會目標。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將會影響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影響經濟活動參與者的積極性，影響經濟發展所需的投資，影響經濟發展中的產業結構調整，影響所有制結構的調整。
二、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現狀⑵
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主要體現在四方面：城鄉間、地區間、行業間和城鄉內部不同群體間。
（一）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改革開放20多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由迅速縮小到逐漸擴大，由逐漸擴大到逐漸縮小，再由逐漸縮小到加速擴大的發展過程，但總的趨勢是不斷擴大。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以農村居民收入為1），1985年達到歷史最低點為1.8：1，1994年達到頂峰，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86：1，超過了改革開放前的水平。1997年達到新的谷底，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47：1，高于1985年（1.8：1）。這說明，這期間雖然有波動，但收入差距總趨勢在加大。1997年后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加速擴大，2001年突破歷史最高點達到2.91：1，2002年繼續擴大到3.11：1，2003年擴大到3.23：1，2004年略有下降為3.21：1。
（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2004年，東、中和西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1 523元、7 829元和7 895元，東部是中部和西部的1.47倍和1.46倍，與2003年的1.44倍和1.05倍相比，東部與中部和西部的差距擴大。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超過13 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東部地區，居后的省份全部為西部地區。2004年東部地區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為4 565元；其次為中部地區，為2 566元；西部地區最低，為2 283元，東部為中、西部的1.77倍和2倍。
（三）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從各行業職工收入看，“十五”期間電力、煤氣、供水、鐵路、通訊等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率均較高，高于“九五”期間平均增長率3至5個百分點，金融和保險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在20%左右，較“九五” 期間提高7個百分點。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倍和“九五”末期的2.6倍上升到2004年的4.59倍，并有繼續擴大的趨勢。
三、如何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一）消除分配起點的非公平。加快城鎮化步伐，消除城鄉人口流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步伐，讓城鄉居民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同時，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加大以工補農的力度，逐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加快落后地區的開發，改善落后地區的發展條件。除進一步實施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戰略。對弱勢產業進行調整。要在強化弱勢產業基礎地位的同時進行資源要素的調整，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對高收入人群加強收入和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監管，同時考慮實施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征收。
（二）消除分配過程的非公平。強化對農民工的勞動就業管理和保障，社會保險要覆蓋農民工，加大對農民工的就業培訓，規定農民工最低工資標準。
（三）消除分配結果的非公平。消除平均主義，加快工資改革步伐，特別是公有制單位內部要理順分配制度，徹底摒棄平均主義思想的影響，實行真正意義上按勞分配，充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遏制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一是加強稅收分配的調節力度，調整過高收入。二是盡快完善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要把農村居民、農民工以及城市下崗職工等低收人人群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當中來。三是努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以形成社會分配高、中、低群體呈“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
參考文獻
[1]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9篇：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范文
關鍵詞 財政支出；社會公平；公共服務
中圖分類號 F812.45 ［文獻標識碼］A ?眼文章編號?演1673-0461(2012)08-0081-04
一、引 言
19世紀起就有學者(譬如瓦格納等)展開財政支出和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逐漸研究者開始重視起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在財政支出和社會公平關系的研究上則并不多，這與社會成員關注效率而漠視社會公平直接關聯。綜合來看，目前已有的關于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的影響的研究，其對財政支出分類、公平系數的界定各不相同，由此導致實證分析結論存在差異。本文經由對近30年來財政支出與社會公平關系的現有文獻進行相應梳理，不僅有經驗文獻更有理論理論文獻，經由探討財政支出對于社會公平作用的衍變態勢，以支持公共財政和公共產品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探討財政支出和社會公平關聯關系的專業研究大多由2個角度展開考察：一為就行為科學理論著手，把財政支出納入需求函數中，探究各種投入對公眾需求的滿足程度。這些探討在微觀經濟學理論里均有據可考，但對數據有著比較嚴格的要求，譬如需掌握個人或家庭潛在的需求函數。二為是受益分布探討，結合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與有關利用服務量的信息，以獲取財政支出利益的分布狀況。為了綜述的便利，本出如下結構安排：第二部分主要評述Musgrave（1984）等學者對財政支出社會公平效應的看法，第三部分總結在實證分析上有關財政支出與社會公平關系的各種觀點，結論是最后一部分的內容。
二、財政支出的社會公平效應
約瑟夫·熊彼特曾經提及：“一個民族的精神狀況、文明與否、社會結構及經濟社會政策可能引發的行為方式，全部這些內容，均在它的財政史上有記錄。”因此，需要關注財政支出對經濟、社會發生的作用效用。財政支出對公平的重要意義正是產生自財政支出的運用方式。雖然財政支出無法解決全部問題，但發揮著一定作用(World Bank，2003)。
Tawney（1958）認為，財政支出的責任不單單在于社會服務，國家是“把集中全部資源以使用的容器(spool)”。此“容器”可供有需要的人使用，而不管其社會環境如何。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有多方面的影響，財政經由稅收對收入分配發生調節作用，作用的目的是期望實現結果公正與公平；財政支出對所有社會成員供應均衡的醫療保障和受教育機會是期望實現起點公正與公平，也對實現最后的結果公正與公平打造合理的條件；而公式化和公開透明的的轉移支付制度的實現則體現于保障了規則公正與公平。此類財政政策、財政支出規則和財政支出項目的安排部署均和社會公平的達成緊密相連。
Bird和De Wulf（1972)曾指出：“稅收無法讓窮人擁有更多的財富，要提高貧困人口的收入，改變其際遇，就需要經由財政預算支出的相應部署來實現，其中涵蓋直接供應教育、住房、醫療保障等公共服務，或直接經由轉移支付的方式給予貧困人口適當的現金或實物補貼，或經由幫助貧困人口獲得工作機會使其擺脫貧困狀況”。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的主要作用領域與作用方式涵蓋：第一，給予社會中的貧困人口相應的現金或實物補貼，以增加其收入，改善其生活水準，發達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普遍使用此種補貼政策，并取得一定效果；第二，財政在醫療保障與教育領域的投入，也就是表現為財政于國家健康系統（NHS）與教育系統中發揮著日益廣泛與深遠影響效力；第三，就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而實施的轉移性支付支出，在縮小各地區間的經濟差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第四，為支持農業發展，而向農業、農村與農民提供的農村生產性支出與農業事業發展經費等。
Grand（1978）研究了公共服務的受益人這一重要課題，Grand 從交通、教育、住房與醫療等領域展開了深入的探討與研究。最后得出雇主、管理層、及職業型家庭獲得的公共服務遠大于其在人口總量中所占的相應比例，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與個人社會服務的受益人多數為有錢階層與中產階級；貧困人口所享受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與個人社會服務的比例相對較低。因此，中等收入階層與高等收入階層乃財政公共服務投入的主要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