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范文

 

由于我國老齡化情況的逐漸加劇，為解決老有所養，我國推出了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并在2012年已經完成了全面實施。

 

本文將從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的情形開始著手進行分析，探討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對三農問題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建議，從而促進我國的經濟成長與發展。

 

1 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的情形

 

社會保障作為我國一項基礎的社會經濟制度，它的存在不僅保證了社會的穩定，也是促進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象征。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愿望不僅是人民群眾的企盼也是社會保障存在的主要意義。覆蓋范圍廣、多層次是其所擁有的特點。從2009年我國第一個養老保險試點，到2012年我國僅用了 3a的時間就實現了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全面覆蓋，這也標志著我國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系統的全面建立。隨著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系統的不斷完善，社保經辦服務能力也在逐漸的提高，各地養老保險的基本設施也在逐步的建設當中，各項管理制度也在逐漸的加強。建立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工作進展順利，成績明顯、超過預期，而這項決策的實施也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由衷的支持。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廣，增強了群眾參保的積極性，從而促進了此項制度的全面覆蓋。

 

2 處理三農問題存在的困難

 

當前我國GNP(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名列世界前茅，可是三農問題的存在，長期影響著我國城鄉經濟的發展，處理三農問題已經成為發展我國經濟的首要課題。

 

三農問題存在的主要困難就是在于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這種二元結構中城鄉居民對政府決策的約束權遠高于農民，在政策出臺時，城鄉居民憑借政治上的優勢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而農民卻無法阻止不利政策的出臺與實行，也無法改變城市收入高于農村收入的傾斜政策，這就使得二元結構的不平衡愈演愈烈，越來越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然而我國在處理三農問題上，也采取一些相應的措施如取消農業稅、糧食直補、提高農村醫保補助標準等等，但是這些措施的實行只能治標，卻依然沒有解決三農問題的嚴峻性。從國民待遇上看，農民在經濟待遇與政治權利兩個方面都與城市居民存在差異，在社會保險、義務教育以及醫療等權利的使用上也有不足之處。這些問題的存在都是三農問題引起的表現，為此，解決三農問題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來說刻不容緩。

 

3 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對“三農”問題的具體影響

 

三農問題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絆腳石，也是主要問題所在。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的全面覆蓋，對三農問題帶來了深刻影響。

 

3.1 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以個人賬戶養老金與基礎養老金相結合的原則為基礎，實行個人繳費政府補貼的方式，到齡即領待遇，逐步地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3.2 打破了二元結構的不平衡

 

長久以來，我國一直是以城市為主農村為輔的發展形勢，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之間的不平衡愈演愈烈，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廣后，不僅減輕了農民的生活負擔，縮短了與城市之間的差距，還加快了城鎮化進程的步伐，完成了城鄉統一發展的目標。

 

3.3 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內需的擴大

 

當前我國的國民收入不均衡，農民的收入水平偏低，難以實現國內需求。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實行，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農民消費的增加，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內需的擴大。

 

4 對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暢想

 

目前，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待遇標準太低，以四川為例，基礎養老金每月僅75元，與城鎮職工標準近10倍以上。國有層面應加大財政投入，待農民年滿60周歲以后，將土地等生產資料交還集體，實現真正退休，國家則大幅提升其基礎養老金標準。最好接近城鎮企業職工水準，以真正實現國民待遇。

 

5 結束語

 

隨著我國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全面覆蓋，若農民能真正退休，與城鎮職工一樣享受國民待遇，則解決了我國人口占比較大的農民養老問題，提高了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從根本上打破了二元結構的不平衡，三農問題也得到了根本的解決，從而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第2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范文

總所周知，在21世紀里，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同樣存在，并將在中華名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的歷史征程中處于極其重要的位置，發揮不可或缺的基礎和保障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功與否取決于農業、農村、農村問題的解決與否，解決“三農”問題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任務。黨的十六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對“三農”問題。只有解決好“三農”問題，才能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對于這個問題，我走訪了家鄉的一些村落，同一些村民、村干進行了交談，真真實實的了解到了，三農問題不僅是國家當前的一大核心問題，而且也對我縣有著很大的影響，對每一個農民有著密切的聯系。我縣是一個農業大縣，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開資均來自農業上的收入，而我們卻在農業生產上有著極多的缺陷，從而導致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并且還引發了一系列的共存問題。以下，我就我家鄉的一些實際問題，來談談我對三農問題的認識。

首先，三農問題是三個共存性的問題，它們互相牽連，互相制約；其次，三農問題會引發其它的問題，這就更加阻礙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再者，三農問題是一個普遍性的，歷史性的問題，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就有著歷史的艱巨性。

三農問題是有著很大的關聯的，它們是并存的。農業得不到發展，就使農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總是處于低迷狀態，那么農村也無法得到發展。這樣一來，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差距就會進一步拉大。農村的種植方式，民房，都還處于十分低下的狀態，基礎設施非常缺乏，受天氣的影響極大，尤其是今年，我目睹了家鄉水稻無法正常收割的情況，令人堪憂。三農問題，就是一個如同惡性循環一樣的并存問題，所以必須要有所改善才能改變農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狀態。家鄉的三農問題尤為顯著，家鄉的生產發展都是靠農業農業，所以有的地方栽種花生，有的種西瓜，有的種柑橘，雖然說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性，但是卻是采用的小戶自家種植，，這樣的種植方式是有著很大的局限性的。首先，小戶種植，沒有采用現代化的科技種植方法，產量就會得不到提升，其次，小戶種植太過隨意，對于作物的出售渠道就會有所限制。這樣，農民的所收獲的產物就沒有得到很好的收入，農民的經濟水平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改善，農村的道路就依舊還是不通暢。基礎設施差，農產品無法得到及時的運輸，影響了農民的收入，這樣周而復始的循環，三農問題就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三農問題的存在，會引發一系列的并存問題。第一，農業一直得不到發展，家鄉年輕一代的群眾就選擇了外出謀生。很多人都覺得在家務農不如出去闖蕩，我小時候的朋友，有好幾個都是留守兒童，這樣一來，在農業生產上就只能靠所謂的老弱殘兵了，農業發展的前景就更加堪憂了。并且，留守兒童的問題也就跟著同時產生了。據調查顯示，家鄉的留守兒童占了兒童的57%。兒童是國家的希望，但是卻沒有得到父母應有的關心和懷抱，那么就在學校形成了許多的不良習慣，最終父母是失去的遠比得到的多。在我下鄉走訪的過程中，還發現了一個問題，那么這其次就是，房屋荒廢，田地荒蕪。一個村，就有三四家的房屋無人居住，甚至是雜草重生，這并不是家道中落，而是全部都選擇了外出謀生，那么這些田地也無人看管，落得個荒涼。其實，人們選擇外出打工并不是一個錯誤，三農問題嚴重，人們在家入不敷出，這個選擇或許也是出于無奈，這是一個并存性問題，關鍵還是在于三農問題。如果農民有了足夠的收入，那也就沒有人想外出了。

三農問題是一個歷史性問題，從古至今，農民都是一個核心問題。長久以來，農民的生產生活對經濟的發展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農業，所以要必須解決這個問題，雖然不能靠一朝一夕來完成，但是要從基礎做起，一步一步，扎實穩固，歷史性的問題就要通過長期的檢驗來完成。只有慢慢的讓農民富裕起來，才能讓整個國家更加強壯起來。

第3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村市場；農民增收城市化

我國“三農”問題長期存在，引起社會的重視卻是最近幾年，因為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我國的三農問題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好不夸張地說,“三農”問題解決不了，就一定會發生社會的大動蕩。可以說除腐敗問題以外，我國目前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如貧富懸殊、就業、貧困、人口、生態環境等均與“三農”問題有密切的聯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沿海地區的加工制造企業遭受嚴重損失，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占據了很大比重，而消費則顯得相對不足。近年來，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偏高，2007年甚至達到了72%，可見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

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國內需求，即拉動內需。而在國內需求的組成中，農村市場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可以這樣說，農村市場一旦崛起，我國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紀元。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出現了以“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農民負擔沉重”為核心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給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村地區的發展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實際上，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已經進入買方社會，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國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對于大中城市來說，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經飽和。而正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狀態，農民出現增收困難，使得農村消費處于很低的水平，農村人口的人均消費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近70%，而消費額僅為全國消費總額的39%。1998年，僅僅9%的農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機，33%有彩電，有很多的發展空間。假如使農村家用電器的普及率與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國的家電產業還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長。而現實情況是，不僅像汽車、電話、大屏幕彩電、電腦、熱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農民渴望而不可及的。這些產品在城市中，已經很難再開拓大的市場，所以要維持這些產業的發展，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是必然的選擇。據統計，農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費需求，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新增兩元的消費投資。但是，消費需求來源于經濟收入，沒有經濟收入的增長，拉動消費就是一句空話。因此，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實際上可以帶動牽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說，農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農村落后的主要標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其關鍵就是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增加農民收入。如果把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提高到城市水平，將會創造出巨大的市場，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環境。“三農”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和政治問題。首先，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糧，心中不慌。吃飯沒有保障，一切都無從談起。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基本能夠保證，但從長遠發展來看，仍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中國人口基數太大，而且還在增加。隨著人口的增長，對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大。與此同時，中國人均可耕地面積還在不斷減少。任何時候，中國人民的飯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國人必須養活自己。三農問題不解決好，國家糧食安全就沒有保證。其次，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國，如果沒有2/3以上的農村人口的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有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保證廣大農民安居樂業，農村社會穩定才能有堅實的基礎，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國經濟要想獲得長足穩定的發展，就必須解決好“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因素，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客觀現實已經要求我們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

一是要切實保障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供給。糧食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出現閃失。在指導思想上，必須始終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供給。

二是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最重要的是擴大農民就業。要內外結合、多措并舉，既要挖掘農業內部的增收潛力，做足種植業結構調整、耕地精耕細作的文章，積極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和旅游觀光農業；又要拓展農村二三產業的就業增收空間，還要廣辟外出務工經商的轉移渠道。把壯大縣城經濟作為一項大戰略，積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加快鄉鎮企業發展和小城鎮建設，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增收機會。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是促進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國現實情況下，城市化的含義不僅限于讓農民進城這一層面上，它的內涵應當是讓農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國民待遇，改變目前的城鄉兩種政策體制安排的局面。至少應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取消包括戶籍限制在內的農民進城的各種限制和收費，給進城的農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改革現有的農村政策，給留在農村的農民以公平的國民待遇。

第4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三農問題；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

中圖分類號：F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05－0040－2

“三農問題”

是我國當前建設中面臨的最大問題和挑戰，它與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西部大開發問題緊密相連。這一問題不解決，我國的現代化就難以真正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就不能真正的實現。故此，歷屆政府高度重視，并在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中作了特別強調。學界對這一中國當前最大的現實問題也極為關注，研究成果不勝枚舉，研究內容更為廣泛，成為當前經濟學理論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在眾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有幸逢閱了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家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受益匪淺，感觸頗深，誠然此作之說可為我國農民問題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1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簡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兩次在中國發行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以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學術魅力，在我國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該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論闡釋與個案分析相結合的實證主義研究特色，從現實出發來考察東南亞農民生存倫理和反叛邏輯。通讀此作，我們很容易發現作者深厚的人文關懷主義情操，他是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深入農民的心理，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說話的學者。書中大膽采用了經濟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從理論上構建了“生存倫理”對農民經濟活動的重要意義，肯定了其規范性和道義，并實證了“安全第一”原則的決策性和普適性。正如譯者所言，本書是一部真正從農民的角度出發，更為現實的考察農民生存和反叛問題的力作。它對研究亞洲乃至世界其他國家的農民問題，都有著極為現實的借鑒意義。

2　啟示――“三農問題”

透過此書看當今中國社會的“三農問題”，啟示重重。筆者認為“三農問題”要根本的解決，也要深入農民的心理，站在農民的立場解決問題，而不是紙上談兵。雖目前國家已投入人力、物力來改善農村環境、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業產值，然大量問題尚未解決，大部分農民的貧困問題依然存在，這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進程，必須高度重視。筆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與理論的基礎上，綜合國內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個人調查結果，依據現象學的部分理論，對當前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2.1切實發揮政府的援助機制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網絡和機構，在農民生活陷入經濟危機時常常起到減震器的作用。一個男性親屬、朋友、村莊、有力的保護人，甚至包括政府(雖然較為罕見)，都會幫助度過疾病或莊稼歉收的難關。”這就是斯科特所說的援助機制。但顯而易見的是，作者對政府援助行為的可靠性難以置信，認為“傳統的國家和現代國家都能幫助農民生存下去。然而國家的援助，如果說總會有的話，也是很難靠得住的”。當然這只是作者的主觀理解，不管怎樣，政府的援助還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國當前的社會而言，政府對“三農問題”極為重視和關心，但重視關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切實發揮其最基本的援助職能。然當下中國農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問題，政府的資助己漸趨落實并明朗化，如農村教育、鄉村交通建設及農稅取消等等。話雖如此，但我們政府一直所倡導的建設新型農村并沒有實現(只有小部分)，農民只是暫時滿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廣大農村，子女上學及醫療問題依然很嚴重，貧困依舊是農民的心病。總之，農民脫貧的目標遠遠沒有實現，致富就更不用談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難之中，切實發揮其援助機制，盡可能地縮減貧富差距，實現共同脫貧，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發揮其援助機制呢?《農民》

在對“剝削”進行了現象學分析時指出，“為了達到剝削農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階層可以有極為不同的方法。雖然農民對任何此類索要都會感到不滿，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剝削的最為嚴重的是那種最經常的威脅其生存要素的、最經常的使其面臨生存危機的索要。在農民詢問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問的是還剩下多少，他要問涉及農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為消費者的基本需要。”從這段闡釋我們可了解到，農民真正需要的是維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回歸到政府的援助問題上來，我們發現農民需要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簡言之，政府保證了農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們經常宣揚，現代社會農民要致富，就要發展副業，創辦自己的企業。然而，斯科特給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農民行為――規避風險行為。并引用了生存農業經濟著作的話作為解釋，即“對于勉強生存的農民來說，可惡的風險會相當厲害，因為高于期望值的利潤也許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報所造成的嚴重損失”，如此就需要政府來解決農民的風險問題。筆者認為，政府應發動群眾挖掘地方特色資源，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創辦企業，作為示范點。這一方面可以給農民提供就業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納技術人才，尤其是大學生，也就相應解決了部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在政府的引導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農民看到創辦企業的益處，也就必然加入到創業的行列中來。長此以往，毋庸置疑，整個農村的經濟就會慢慢發展起來，農民的基本保障和致富問題也就相應的解決。

2.2加強農民的專業知識教育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則并不意味著農民屈從于習慣：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風險也不敢承擔。當旱季作物、新種子、新種植技術以及市場生產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確的、實質上的收益并且對生存安全沒有風險或風險不大時，人們會看到農民們是沖到前面的。”如此說來，農民需要進行一定的革新，只要不是高風險的革新，但是“大量農民的革新行為具有孤注一擲的特征，這使得農民不得不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經濟背景同其常見的懷疑主義謹慎態度”，因此，農民要通過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擔一定的經濟風險，而這種經濟風險只要不是很大，農民就可以堅持下去，不幸的是風險超過預期目標就必然中途放棄甚至破產。在安全第一原則的限制下，農民不會去冒險，只會選擇投資少而風險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鑒于上述一系列農民自身的主觀和客觀原因，要設法改變農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經濟風險，在保證安全第一原則的基礎上轉變農民的思維，達到投資少風險小的經濟目的，同樣需要政府

這一強大支柱。從長遠利益考慮，解決本質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加強農民的專業知識教育，把新的技術、新的經營理念、新的作物品種、新的行業選擇等定期傳授給他們(當然初期是針對農民中的精英階層，因為他們有對新事物的優先和樂于接受能力)，使農民掌握更多的專業技術(如防蟲、播種、育苗等技術)。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并減少風險，以增加利潤。當農民真正看到教育帶來的現實利益時，必然會全身心地投身于農業生產。如此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最主要的是農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發揮出來了，其形象也相應的提高了。并且，通過接受教育，農民的個人素質也相應提高，并更能深刻體會到知識的作用，這就對教育在農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環，相信我國的農村、農民、農業問題就會穩步、良好的解決。

當然筆者的觀點有一定的空想成分，這一政策要真正實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廣大農民同胞知識水平非常有限，認為教育只是年輕一代的任務，他們多年的經驗積累是不需要進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對農業知識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內容)，因此真正的落實下去是很艱難的。但是上文提到新事物一般被精英階層首要接受，我們需要農民中的精英階層的支持，然后再將其經驗傳授給其他的農民。等農民看到了新技術的成果時，自然就投身于學習及實踐中去。

2.3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引用了S?愛潑斯坦的一句話：“賤民階層之所以樂于接受這種給予這種固定報酬的制度，是因為即使遇到災年它也給予安全保障”。對農民而言，穩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場經濟利潤等重要，而土地就是農民最穩定的保障。因此，對土地的優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關鍵。當然，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然而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以家庭為主的小塊土地已不能適應現代科技社會發展的要求。在調查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小塊土地的效率低下問題。由于整塊的地被分成若干個小塊頭，尤其是在平原地區，本來大型的機器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作業，但是由于地形問題或是面積問題，導致大型先進的機器作業很難實施，只能進行小機器作業，效率相對底下，而且耗時耗力。再者其農產品(如小麥)在市場上進行銷售時，必然會因為量少且質不高而廉價出售，如此，農民的經濟收入就明顯降低，若遇上災年后果不堪設想。因此，很多農民覺得發展本業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農民作為一種特殊的群體進入城市，搖身變為農民工，并成為現代城市一道新的風景線。他們的生活狀況、心理健康成為近年來社會關注的熱點。可見土地對現代的中國農民而言已經不是最穩定的收入了(當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農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農民的本業――土地出發，對其進行優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樣施行此項任務呢?筆者認為應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沒收農民的土地，并將土地轉讓給承包商，再由政府發給農民固定的生活補助(當然是要滿足農民的生存)，這樣農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穩定的收入，可以像產業工人或公務人員一樣，每月有固定的工資。如此農民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務工，就可得雙份的工資，社會上存在的看不起農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農民的待遇提高了，整個社會也就和諧了。再回到土地上來，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進行大機器作業，不僅效率高，省時、省力，而且經過專業技術的指導(承包商有條件雇傭農業專家進行技術指導)，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也就隨之提高。這種上下兼顧的政策才是解決三農問題之道。

綜上所述，要真正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和政策轉變，在保證農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則之下，通過一定的援助機制及智力支持幫助農民脫貧致富，協助農村發展事業、推進農業進入現代化軌跡。

3　結語

詹姆斯?C?斯科特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這部力作對農民問題進行的深刻剖析對于我們解決“三農問題”有很大的啟示，無論是理論闡述還是個案分析，都本著客觀的原則，聚焦于農民的切實感受和切身利益，這種替弱者說話的個人主義情操實為可貴。中國作為農業大國，處理好農民問題是重中之重，而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就是要理解農民，滿足農民的心理需求，從農民的切實感受和切身利益出發，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上，而《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論與實踐教材，從中汲取營養，才是治“三農問題”之本。然該力作是以東南亞農民為例進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國農民的實際尚存爭論，但筆者認為其理論(如生存倫理，安全第一原則)是完全可以解釋中國乃至亞洲所有農民的實際狀況的。基于此，筆者在粗淺理解該作的基礎上，對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一點看法，意在對此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第5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范文

西方發達國家在三農問題的治理對策中，之所以如此重視第三部門的作用和地位，決不是偶然的。從法學的視域上看，在第三部門興起的背后有其深層原因和機理。

（一）三農治理中的市場政府雙失靈與第三部門興起之分析

第三部門在西方三農問題的治理對策中興起，其背后隱含著深刻的法學寓意。透過表象化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法律發展鏈，即：“市場失靈——政府彌補”，“政府失靈——第三部門彌補”。正是在三農問題出現“雙失靈”的法學背景下，第三部門興起了。

第一，第三部門的興起是彌補三農問題中市場失靈的法律之需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農村、農民天然地處于市場競爭的弱勢地位，正是由于三農的這些“天然弱勢”，由于與市場相伴而生的各種市場風險和其他不確定因素的客觀存在，在市場達爾文主義[8]的支配下，三農問題產生了。從交易主體的法律類型上看，小農經濟條件下的交易主體只有一種類型，即“個體型交易主體”，不管是農民、手工業者、還是商品流通販賣者，他們表現在法律上都屬于自然人類型的交易主體，因此，又可稱為“自然人型交易主體”。發生在這些不同的個體型交易主體之間的簡單商品交換，不存在過于懸殊的強勢地位與弱勢地位之差別。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主體的法律類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傳統的個體型交易主體之外，又出現了一種更重要的全新類型的交易主體，即“團體型交易主體”。團體型交易主體表現在法律上，就是以股份公司、有限責任公司、集團公司、壟斷組織等為代表的法人，因此，這種類型又可稱為“法人型交易主體”。現代市場經濟中，單個的農民是個體型的交易主體，這一點就決定了他們在與團體型的交易主體進行交易時，“天然地”處于弱勢地位，根本難以對抗比他們強大得多的團體型交易主體，難以抵御市場風險，難以有效保護自身利益。而且，市場經濟對社會資源的配置主要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的，而價格機制要發揮作用，必須滿足一定的前提條件。但是，由于外部性、壟斷、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客觀存在，使這些前提條件并不能得到滿足。況且，市場本身也不能解決長遠的整體利益、社會實質公平等問題。另外，當市場經濟進一步發達，發展到當今的全球化市場經濟的更高階段后，農民除了面臨著上述的團體型交易主體之外，還面臨著一個更加強弱懸殊的交易主體，即國外對進口農產品的反傾銷壁壘。反傾銷壁壘大大提高了農民進入國際市場的交易成本，而這些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一樣，都是決定著農產品競爭力的基本因素。因此，在國際市場上，分散的農民作為交易主體處于更加不利的弱勢地位。于是，農業領域的市場失靈產生了，三農問題出現了。[9]

第二，第三部門的興起是彌補三農問題中政府失靈的法律之需要。

為了彌補三農問題中的市場失靈，必須運用市場之外的力量來解決。在傳統的“二元結構”模式的法律框架約束下，人們把人類社會分成兩大組成部分，一是市場，一是國家，即“市民社會（市場）——國家”的二元結構。當市場的無形之手出現失靈時，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運用國家的有形之手來對其進行彌補，表現在法律上，就是“市場失靈——國家彌補”的法律鏈條。但問題在于：國家并非全知全能，政府在對市場失靈現象進行彌補時，也可能出現“政府失靈”現象，結果，不僅市場失靈沒有得到彌補，反而帶來了許多弊端：（1）政府部門及其官員實際上并不是公眾所要求的理想化的“純粹公務人”，他們也往往受經濟人理性法則的支配，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損害公共利益。這樣一來，政府不僅不能彌補三農問題中的市場失靈，反而由于政府權力的擴張而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其結果是農民的福祉反而受到損害，與政府干預的美好初衷背道而馳。（2）政府并不一定掌握著比私人部門更廣泛、更精確、更有效的信息，因此，政府對三農問題中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彌補往往淪為一句空話。（3）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和內部制衡機制，政府對三農問題中市場失靈的干預在實踐中異化為權力尋租、設租等腐敗現象，扭曲社會公共資源的配置。（4）由于政府缺乏競爭機制，再加上政府的純公共性之要求使得政府及其官員缺乏積極勤政的“利潤動機”，這大大降低了政府對三農問題中的市場失靈進行真正有效彌補的積極性和效率。（5）即使政府有志于為三農問題的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物品，但是，由于政府本身并不是一個能夠進行自主決策、自主執行的生命實體，還必須通過具體的官員“”政府進行決策和執行，因此，在三農政策制定和施行的鏈過程中，往往偏離了“僅限于彌補市場失靈領域”的初衷，異化成了一種“政府規制俘虜過程”。

第三，第三部門在三農治理中的興起是自身優勢的法律發展之結果。

如上所述，既然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市場和政府都存在失靈現象，那么，必須由一種全新的“第三種力量”來對市場和政府的雙失靈進行彌補。這種新興力量，就是第三部門。第三部門“既像公權部門（第一部門）又像私人部門（第二部門）”，但卻“既非公權部門（第一部門）又非私人部門（第二部門）”。第三部門具有很多區別于政府和市場的新特點：一方面，與第一部門（政府部門）相比，它具有“民間性”，即與政府部門相分離，不是政府機構的組成部分，不受政府的非法干擾和控制。但是，它也必須得到政府的支持與援助，接受政府的合法監管。另一方面，與第二部門（私人部門）相比，它具有“非營利性”，即它不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存在。但是，它也必須將市場機制引入內部運營才能得以生存。第三部門能有效地彌補市場和政府的雙失靈，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優勢：（1）它能有效地降低第一部門在三農治理中的成本。在第三部門出現之前，作為第一部門的政府要想對分散居住、人數眾多、組織化程度低的農民進行交流和管理，必須建立起一支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這樣就造成了政府運行成本十分高昂，鄉級政府機構臃腫，不僅不能解決三農問題，反而進一步加重了農民負擔。而第三部門出現之后，可以簡化農村管理程序，縮短農村管理鏈條，使之呈現出一種扁平化的精干有效的農村公共管理流程，從而能夠降低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治理成本。（2）它能有效地組織農民參與到政府對三農問題進行治理的公共管理活動中來。農民囿于其千百年來長期歷史積淀下來的小農思想之局限，在對國家管理活動的參與中，常常表現為三種不良的消極心態：第一種是遠離政府，“冤死也不告狀”就是這種心態在法律文化上的形象寫照。第二種是權力崇拜，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對此作過詳盡的分析，認為小農的自私、愚昧、對權力的崇拜等特性會阻礙歷史的進步。“奴隸翻身成了奴隸主”就是這種心態的形象描述。第三種是結成暴力組織反抗政府，“皇帝輪流做”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而第三部門由于不是建立在政府公權力的強制基礎之上的，而是農民自愿組織、自由參加、自主管理的非政府非盈利民間自治組織，因此，它能在政府公權力與農民私權利之間架設一座橋梁，利于實施有效的三農治理，從而避免上述三種不良心態和行為對社會以及農民自身產生損害后果。

（二）三農治理中的博弈論與第三部門興起之分析

第三部門之所以在三農治理中興起，除了上述的市場政府雙失靈之外，還源于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博弈法律機制之變遷。從博弈論的視角來看，對三農問題進行治理，集中體現了國家與農民家之間存在的博弈矩陣。從總體上來看，這一博弈矩陣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零和運動下的博弈解”，一種是“變和運動下的博弈解”。所謂零和運動，是指在博弈矩陣中，參與者的利益和損失是相對應的，一方得利就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或者說一方的效益是建立在另一方的成本損失之上的，一方的獲益是基于存量利益的轉移而不是增量利益的創造，最終的結果，就是各方的收益與損失之總和為零，并沒有創造出新的增量利益。而變和運動則是指市場交易的各方共同創造出新的增量利益。如果三農問題解決得好，則國家與農民均能從中得到利益的增長，這是一種良性的博弈模型；而如果三農問題解決得不好，則要么是國家的財政收入是建立在對農民利益的制度化剝奪基礎之上的，博弈的結果是國家單方獲利而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要么是農民的獲利是建立在對國家賦稅的偷逃抗拒之上的，博弈的結果是農民單方獲利而國家的利益受損，這是一種非良性的博弈模型。

國家（第一部門）與農民（第二部門）之間為什么需要出現一個中間緩沖帶（第三部門）？因為，在國家與農民的博弈中，一方面，農民要求國家能保障他們的權利、為他們提供所需的公共物品，為了達此目的，農民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權利讓渡給國家，由國家代表農民來“集體行使”這些權利。但是，問題在于，農民讓渡給國家的這些“單體權利”一旦脫離了單個的農民而通過法律形成了一個“集體權利束”，則它就成了一個獨立于農民之外的“公共權力”，這些公共權力由政府及其官員負責具體的決策及執行，而公權力又往往具有“內在的擴張沖動”，因此，國家往往在權力擴張的沖動支配下，在三農問題的治理過程中傾向于把最大限度的權力納入自己的事務范圍之內，這就表現出國家無時無處不在的“全能政府”姿態，而這種公權力對農民私權利的過多過細干涉又會讓農民喪失意思自治、私權自主的自由空間。這就出現了“諾斯悖論”，即對于由國家和農民構成的這一博弈矩陣來說，國家在法律制度的安排等領域的介入不可或缺，但一旦介入過多過深過細，又會遭遇到退出的要求。于是，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就要從國家手中“把讓渡出去的權利重新奪回來”，力爭把國家公權力對農民私權利的侵害降低到盡可能合理的程度。但是，農民把這部分權利從國家手中重新奪回來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分散行使，還必須把它交給另外一個能更好地代表農民權利自治的組織來行使，這種組織，就是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在國家與農民的博弈中，扮演著一個“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緩沖帶”的角色和作用。它把農民既不想讓渡給國家、但單個農民又無法行使的這部分“準公共權力”承擔了起來，為農民提供“準公共物品”。因此，在第三部門出現之后，三農治理中所需要的“純公共物品”（如農村治安、農業稅賦等）繼續由國家提供，而“準公共物品”則由第三部門提供。第三部門之所以在國家與農民的博弈中得以興起并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是由其自身的優勢所決定的：（1）更具適應性，在組織體制和運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彈性和適應性，對農村社會基層的需要能及時地做出比政府體制更靈敏的反應。（2）更具效率性，第三部門能承擔起傳統上由政府承擔的許多任務，其辦事效率比政府更高，有利于削減政府赤字。（3）更具彌補性，能彌補市場和政府運行機制的雙失靈，有利于在三農治理中更好地實現實質公平。（4）更具創新性，能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憑借這些優勢，第三部門在三農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三）三農治理中的公共物品與第三部門興起之分析

第三部門的合理性還來源于公共物品的非國家化供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下面分別論述之：

第一，可能性分析。第三部門既不同于純粹的第一部門（公權部門），也不同于純粹的第二部門（私人部門），但又與公權部門和私人部門有著密切的聯系。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指出，從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間存在著一個序列鏈式：“思考一下一種從純粹公共物品到純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純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純粹公共。”根據薩繆爾森的這個鏈式，我們可以類推在純粹私人部門和純粹公權部門之間也存在著這樣一個鏈式：純粹私人的部門、大部分私人的部門、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部門、大部分公共的部門、純粹公共的部門。在這個鏈式的兩端，就是傳統“二元架構”分析模式之下所定義的純粹私人部門和純粹公權部門；在這個鏈式的中間，就是三種不同種類的第三部門的具體類型：“大部分私人的部門”是指公益企業類型的第三部門：“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部門”是指公共事業類型的第三部門：“大部分公共的部門”是指非政府公共機構類型的第三部門。第三部門與公權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價值取向上看，公權部門是完全為了全體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具有純粹的公益性，公平優先；私人部門則完全是為了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具有純粹的私利性，效率優先；而第三部門則兼顧公平和效率，為社會提供準公共物品。（2）從運行機制上看，公權部門是依靠國家權力來運行的，通過單方強制行為來調節；私人部門是靠市場機制來運行的，通過契約、競爭和價格來調節；而第三部門是靠協商來運行的，通過溝通、說服、互惠合作等方式來調節。（3）從作用范圍上看，公權部門主要是提供傳統的純粹公共物品和一部分混合公共物品；私人部門主要是提供私人物品；而第三部門則是提供準公共物品或稱混合公共物品。（4）從經費來源上看，公權部門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公共財政下的稅收收入；私人部門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市場運作中獲取的利潤收益；而第三部門的經費來源比較多渠道，包括政府資助、私人贊助、提供服務的適當收費等。

第二，必要性分析。不管世界各國，農村與城市都存在著差別，主要表現為：城市人口居住集中、產業分工程度高、稅賦易于收繳、便于統一管理，因此，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給也較易于由政府通過公共財政來統一安排。但是，相比之下，農村人口居住分散、產業分工程度低、稅賦不易收繳、統一管理較難，因此，農村的公共物品供給往往難以象城市那樣由公共財政統一安排。即使政府有志于要象城市那樣通過公共財政為農村提供完善的公共物品，但這也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愿望，因為，城市的一盞路燈作為一個公共物品，能為成千上萬個城市居民提供公共的夜間照明服務，分攤到每個城市居民身上的路燈費用能夠全面攤薄，符合“公共物品的規模效益法則”。但是，在農村，同樣的一盞路燈卻只能為寥寥幾個農民所共享，分攤到每個農民身上的路燈費用將極其高昂，以至于不管是農民還是政府都根本無力承擔這盞路燈所耗費的高昂成本。況且，公共財政之所以稱為“公共”財政而非“無償”財政，也正是源于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質，來源和用途都必須與有關的居民相對應。這種情況下，政府通過農民繳納的稅賦所得到的財政收入本來就不如城市多，如果再由政府統一為農民提供路燈這項公共物品，則就是“取之于民的遠遠小于用之于民的”，通過短期的財政轉移支付來扶貧，或許能夠支撐一時，但是，從長期來看，政府將因此而陷入財政困境，是一種有悖于法學原理的 “政府超經濟行為”，根本難以持久。況且，在圍繞著有沒有必要象城市居民一樣享受這盞路燈之公共物品的決策上，農民也會權衡一下自己為此而付出的成本（表現為為了這盞路燈而繳納給政府的稅賦）和收益（表現為自己夜間享受這盞路燈照明而獲得的利益）是否值得。或許，在權衡之下，農民認為并沒有必要享受這盞成本遠大于收益的路燈之公共物品，但是，政府卻往往可能在公權力的擴張之內在沖動下，替代農民進行這項決策，強行安裝這盞路燈，然后再強行向農民收取高昂的費用。于是，關于這盞路燈的沖突就產生了。如何更好地解決這個沖突？第三部門是一種全新的制度選擇。通過農村中的第三部門，農民可以繞開國家公權力的強制性而進行自由決策、自主抉擇，如果決定安裝這盞路燈，則本村的有關農民自愿負擔一定的費用，同時，政府也進行一定的扶貧性質的財政補貼。更重要的是，在第三部門出現之前，這盞路燈由于是由政府公權力部門安裝的，路燈的直接支配權掌握在政府手中，那么，有關的政府官員就可能在此過程中產生職務道德風險，安裝一盞超過本村農民實際需要的豪華路燈，并從路燈供應商那里收取權力尋租的租金，而且，該官員還可能為了向電力公司收取更多的權力租金而讓這盞路燈不分白天黑夜都一直亮著，這就更進一步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現在，由農民自愿組成的第三部門來安裝并管理這盞路燈，路燈的直接支配權就掌握在了農民手中，就能在路燈的采購、安裝、供電、控制等各個環節都做到決策最優化、最經濟合理化，從而，這盞路燈的成本就能夠大大降低。

（未完，待續）

「參考文獻

[8] “市場達爾文主義”是指把自然界弱肉強食的達爾文淘汰法則移植到市場經濟的領域中來，在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的支配下，認為“強者恒強直至壟斷、弱者永弱直至淘汰”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9] 李華振。民工荒呼喚修改勞動法[N].工人日報，2004-12-06（7）。

[10] 王小巖、劉保國。試論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治理的路徑選擇[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3，（2）：12.

[11] 劉大洪。法經濟學視野中的經濟法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

[12] 王慧博。國家對社會的催生——析公民社會理論的本土適用性[J].探索與爭鳴，2004，（12）：20-21.

[13] 李恒光、李峰。中國第三部門發展的政策建議[J].東方論壇，2004，（5）。

第6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范文

一、農村電視節目的發展現狀

農村是個相對獨立的鄉土社會，具有濃重的鄉土特點。由于農民世世代代定居在某一地區，以在這片土地種植糧食為主并易于滿足生存需要，因而形成了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閉經濟，同時也形成了燦爛純樸的民間文化和民族文化。當然，在這個不流動的地區里生活，往往會產生一種不善于適應，想回避新事物的性格和重農輕商的思想。盡管現代社會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逐步波及鄉村社會，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觀念造就了大部分農民喜守舊、追求靜，想變又害怕變的性格。不過，我們也明顯地看到，隨著改革開放的思想不斷深入，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大量的信息借助各種媒體流入農村，農村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部分地區的農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與城市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在逐漸縮小，農民這個稱呼也在開始淡化。目前，我國的社會結構正從城鄉分割、向城鄉融合與協調發展的階段。由于受文化素質、生活消費環境、欣賞習慣等因素的制約，相對而言，電視媒體比報紙、廣播、網絡等其他媒體更容易讓農民朋友接受。電視不光是農民獲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也能起到豐富其文化生活的作用。2008年據濟南市農村意識形態領域工作調研組調查，在所屬的5個縣（市）的鄉村和農戶進行調研，回收的2000份問卷中，在回答“你都喜歡收看哪類電視節目”的問題時，問卷顯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反映自己身邊的人和事的節目，其次是新聞節目，第三位是電視劇，第四位是農業科技節目。對于“你對現在的電視節目是否滿意”的問題，回答不滿意、不太滿意的有1402人，約占70%；滿意、比較滿意的有598人，僅占30%。根據中國農業大學媒體傳播系到我國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調查顯示，無論是經濟欠發達地區，還是經濟發達地區，這些地區的農戶最需要的信息集中表現為四大類：宏觀類信息———政策、法律、法規等；實際操作類信息———新技術、新品種等；市場類信息———農產品價格、銷路、供求等；科技知識類信息———科學文化常識、教育、衛生、健康等。另外發現，無論是貧困農戶還是富裕農戶，看電視的動機主要是娛樂和消遣，他們大都偏愛影視和文藝節目。專家分析認為，農民現階段最需要的節目應當是改變舊觀念，增加現代化觀念的電視節目，也就是通過電視藝術的手法將現代意識注入農村，逐步改變農民落后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乃至審美情趣的節目。俗話說，轉變思想，黃金萬兩；觀念更新，黃土成金。觀念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在農村的變革中，改變落后的過時的文化，保留優良的傳統民族文化，引進先進的創新的文化，是農村變革的根本。被譽為“國際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陽初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深入農村作了大量的調查，總結出中國農民身上存在的四個問題：貧、愚、弱、私。到現在為止，我國農村依然存在這四個問題。要解決這四個問題，就要從四大教育入手，即生計、文藝、衛生、公民教育。生計教育就是提高村民的生產力，以達到致富的目的；文藝教育是提高村民的知識力，以達到治愚的目的；衛生教育是提高村民的健康力，以達到治弱的目的；公民教育是提高村民的團結力，以提高農民的思想意識。貫穿這四大教育內容的電視節目正是我國農村最需要的電視節目。

二、農業類電視節目的發展思路

第一，扭轉重城輕鄉的思想觀念，把關注的目光不光局限在城市，也投向農村。以傳播先進文化為己任的電視媒體，應該從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出發，承擔起滿足農民觀眾的收視愿望和需求的重要使命，改進和加強農村電視節目，做好電視媒體之間的聯合與合作，交流和引進農民喜愛的電視節目，立足服務“三農”，推進“三農”問題的解決。第二，播放改變舊觀念、增加現代觀念的節目。農民面對多變的世界、面對城市化的轉移，如何解放自己的思想，更新自己的觀念，在創業的道路上如何勇敢地面對一個個的困難和挫折?電視劇《劉老根》中主人公對待人生的態度、處理問題的方式，無不帶有時代色彩，而這種用形象演繹著的觀念，常常成為受眾的示范，并考慮效仿、采用或改進。因而，在節目中增加現代化觀念，是促進農民發展創新的主要途徑。第三，加大信息量，加強節目實用性。信息是農村發展與農民生計發展創新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任何一個農村社區，都會發現有些農戶采用有別于其他農戶的發展方式。導致這種區別的重要因素是獲得了別的農戶所沒有獲得的信息，而電視就是信息獲取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在中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收視調查中，農村受眾把電視所提供的文化知識類和市場類信息又排在四大需求信息的后面，主要原因之一是電視所提供的信息與農民的需要相差太遠。我們還沒有做到隨著季節的變化而不斷變化電視節目內容，推薦的致富經驗實際上大部分農民都沒法學習。根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環境、條件，為農民提供及時的、準確的信息和經驗，讓他們覺得節目對生產、生活有用，能讓他們在有限的土地上創造出更高的價值來。第四，創新農村節目形式，提高節目娛樂性。無論是貧困農戶，還是富裕農戶，看電視的動機主要是娛樂和消遣，他們大都偏愛影視和文藝節目。由于農村受眾文化程度較低，對節目中生動有趣、直觀的形象比較容易接受，因而觀念更易受其影響。所以我們的節目不應該是簡單的聲畫兩張皮，也要研究如何發揮健康有益的娛樂效應。我們可以嘗試利用個性化的語言，改“播”為“說”；在節目中設計小插曲，強化節目的戲劇性；提倡農民“參與式”的、“雙向式”的、“互動式”的節目形式，充分尊重農民的鄉土創新，以此來抓住觀眾，在潛移默化中使其逐漸從農村的舊文化狀態進入新文化狀態，接受現代化的觀念，中央電視臺第七套節目《鄉約》欄目就是一個很好的典范。

三、對策研究

第7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農村公路；三農問題；建設

中圖分類號：F5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2-0-01

一、引言

在全國公路網的組成成分中，農村公路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也是支撐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在構建農村的交通運輸網絡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2003年，國家全面實施農村公路建設工程。提出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口號，伸手農民的歡迎。 農村公路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舉措，涉及到國家能否順利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改善農村生活面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等重大問題。農村公路的質量、規格、標準等都將影響到國家公路網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的作用。農村公路的通順、通達、通暢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嚴格按照科學發展觀，進行農村公路的設計和建設是解決“三農”問題和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有力措施。

對于農村公路建設的探討，應從農村公路建設存在的問題，農村公路對于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和突出效益，農村公路建設的合理性以及如何科學合理的設計和建設農村公路等問題出發進行探索。

二、農村公路建設存在的問題

農村公路建設由于涉及到農民的切身利益，通常由于建設資金短缺，建設力量缺乏，建設設計規劃不合理等問題造成任務重、涉及廣泛、政策干預等特征的出現。

1.農村公路建設資金短缺

農村公路建設資金缺口較大，籌措渠道多樣化，其中一般各省會解決20%左右的建設資金用于農村公路建設補貼和養護等。近幾年，通過相關部門的協調解決，農民分擔一部分等方法進行資金籌措，但由于各方受到利益，政策等客觀因素的影響，農村公路建設資金依然面臨較大的缺口。

2.農村公路建設力量缺乏

在國內由于農村范圍較廣，農民分散程度大等客觀原因造成農村公路的覆蓋范圍廣，建設項目多等問題，從而導致農村公路在建設過程中管理水平低下，建設資金運行不透明，專業公路技術人員不足，至于與影響到農村公路的質量問題，通常導致公路使用年限短，路面狹窄或者質量劣質等，也引起了農民的不滿，導致積極性不高。

3.農村公路設計建設不合理

農村公路建設過程中由于缺乏專業的技術和管理人才，同時受到國家對于耕地的宏觀調控的影響等多方面原因造成農村公路設計和建設的不合理、不科學現象的出現。往往農村公路的建設是單獨成點而無法連成線和面從而在促進農村經濟建設方面發揮不到作用。

三、農村公路建設在解決“三農”問題方面的突出效益

“三農”問題涉及到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而在解決三種問題過程中往往出現矛盾，農村公路建設是解決三者之間矛盾的有效措施。

1.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資源的合理利用

農村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如何留住勞動力并促進其合理的轉移以及如何開發利用農村豐富的自然資源都將影響著農民的收入水平，農村面貌以及農業的發展等重大問題。農村公路的建設有效擴充了農村交通運輸網絡，通過農村公路與省道、國道等重要的國家公路交通運輸網的銜接，有力的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同時為農村吸引資金和人才流入，以及留住人才開發農村資源提供了保障。

2.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加速農民脫貧致富

過去農村的封閉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產業結構過于單一。通過農村公路的建設，農村的產業結構得到有效的優化。大量的資金和人才的流入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通過城鄉一體化，農村養殖業得到迅猛的發展，農民收入顯著提高。此外，隨著更多的輕工業入住農村，大量的外出務工人員選擇了在家鄉發展也有利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改善。

此外農村旅游業也隨著交通的便利得到了有力的發展。隨著富有農村情調的農家樂、鄉村旅游和農村親子游等旅游產品和旅游項目的開發，吸引了大量的外來游客，提升了農村餐飲服務，環境改善等諸多方面，不僅民風民俗在農村得到發展，農民的素質和意識也得到了較高的提高，有效的改善了農村的面貌。因此農村公路建設是實現農村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舉措。

四、農村公路建設的探討

農村公路的建設必須建立在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從農民的利益出發，堅持政策指導，政府參與，區域帶動以及輿論宣傳等措施的綜合實施，最大程度上提到農民的積極性。在公路設計和過程中做到修養并舉，責任明確的要求，力爭實現農村公路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1.“以人為本，統籌兼顧”是基本

農村公路建設應該重視人才的使用，尤其是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使用，做到資金運轉正常，工程質量過關。同時統籌兼顧農民的利益，以及在公路設計過程中兼顧國家對于耕地的保護和公路與省道、國道等銜接問題，力爭發揮農村公路的最大經濟效益。

2.“合理規劃，責任明晰”是要求

農村公路的合理規劃不僅能夠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農村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同時也有效的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合理轉移，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此外農村公路的責任明確是確保公路質量和使用年限的有效措施。

3.“科學合理，可持續發展”是目的

農村公路建設的目的是幫助政府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一體化可持續發展，建設成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因此科學合理的農村公路建設是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

五、結語

本文分析了農村公路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探討了農村公路的建設對于解決“三農”問題的突出效益，闡析了農村公路建設對于改善農村生活面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改進農村產業結構的重要作用，提出農村公路建設的重要現實意義。同時本文也探討了如何落實和推行農村公路建設項目，提出了農村公路建設項目的基本立足點，項目要求以及項目實施的目的，為我國加速農村經濟發展，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提供了一些參考意見。

參考文獻：

[1]王煒，鄧衛，楊琪，等.公路網絡規劃建設與管理方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第8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范文

我國是一個擁有9億農民的國家，很多學者提出，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就是三農問題，只有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比例的農民富裕了，中國才算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在建國初期，由于當時特定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的基本國情，我們國家提出了優先發展工業的戰略方針，一切都要為工業的發展讓路，為了降低工業生產的成本，我們國家把農產品價格壓得很低，盡可能降低工人的生存成本。由于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所以農產品收益是絕大部分農民收人的主要來源，致使長期以來我國農民的收人都處于一個非常低的狀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國家的工業突飛猛進，城市社區得到了極大地發展，在有些沿海地區城鎮人口的平均收人甚至接近于發達國家水平，然而由于我們國家的政策傾斜，我們的農民的收人幾十年來增長速度極其緩慢，所以現在是時候去補償農民朋友的時候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農民的收人限制了農民的受教育水平，在既沒有技術也沒有金錢的情況下，土地是他們手中唯一有可能變成資本的東西，所以土地制度改革成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我們國家農村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農民只有在一定范圍內的使用權，沒有真正的所有權。農民的土地無法在市場上自由流通，無法自由的改變用途，造成土地的經濟利用率嚴重低下。由于城鎮化建設的不斷發展，很多農民把精力投人到收人更高的外出務工途徑上來，土地閑置的情況比比皆是。雖然近些年來農民的收人穩步增加，但是農民的增收大部分來源于外出務工收人和政府補貼，其土地收益與往年相比沒有什么太大的變化。

二、土地私有化的弊端

在三農問題越來越突出的現代社會，很多專家與學者開始圍繞土地制度改革進行討論，提出了很多的方案，但是在這些不同的方案中有一個共同點，幾乎都是圍繞土地的所有權問題來展開的。很多學者與農民呼吁土地私有化，使土地所有權回歸農民。這樣的想法固然很好，但是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社會背景下，把土地所有權回歸農民是不可行的，有以下幾點原因:

1、土地私有化會使部分農民失去生活保障。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并沒有覆蓋到所有的農民，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我們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化，土地商品化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農民失去基本的謀生手段。或許一個農民因為看不起病會把土地賣掉，也會因為其他的困境被迫賣掉自己的土地。我們國家的農民總體文化素質還是比較低的，在城市中找工作沒有任何競爭力，更何況我們國家的城市經濟還無法解決更多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在沒有技術沒有錢又沒有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失去土地將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更多失地農民會給社會添加一份不安定的因素。

2、土地私有化會影響土地的規模經營。我們國家農業的生產率在世界上還屬于中下等水平，農業相對于其他行業還是比較脆弱的。土地私有化肯定會阻礙土地的規模經營，當土地所有權歸農民所有后，農民會把土地當做一種潛在可增值的資本，對土地會保持一種惜售的狀態，這樣一來土地的規模化會更加的困難。本來我們國家的農業生產率就很低，在無法實現規模經營的情況下，農業的發展就會放慢腳步，使原本就脆弱的農業雪上加霜。

3、土地私有化不利于影響我們國家的旅食保障。土地的用途可以隨意的改變，很多農民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會把土地運用到其他收益比較高的非農業用途，這樣一來中國的耕地面積就會大量的減少，這對我們國家的糧食保障是不利的，另外會造成我們國家的土地利用規劃混亂，土地的用途無法統一規劃。

4、土地私有制不利于我們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我們國家要想能夠吸收更多的農民在城市里就業，就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土地私有化后，國家如果想有計劃購買城邊農民的土地用于城市項目建設會變的更加困難。建設用地單位需要和每一戶土地所有者一一談判，也有可能出現農民漫天要價。德國的“一條鐵路修八年”的狀況很可能在中國上演。因此，在中國土地私有制實施的條件還不具備，要想通過土地問題去解決三農問題，只能在現有土地制度的基礎上去做文章，這樣才能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基本國情的路線。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考建議

針對問題，個人認為有以下幾種方案選擇:

1、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土地實行股份制經營方式。每個農民以土地的面積人股，土地的具體用途可以根據市場狀況實行多元化經營。農民根據自己股份的多少對土地的收益進行分紅，這樣一來農民雖然沒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權，但是擁有土地的永久收益權。既能實現土地的高效經營，又能避免農民因為失去土地使用權而一無所有。

第9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范文

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的弱質性和農業危機決定了農業在工業化過程中會產生一系列問題，為適應市場經濟需求和解決三農問題，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大量的農業法律、法規、規章和各種政策，農業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但不無遺憾的是，我國農業法學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滯后于農業立法與執法實踐，以至反過來又嚴重影響我國農業法的發展和三農問題的解決。筆者以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復雜，其中既有學科產生之初依存環境所導致自身特性不明確、地位不清楚等問題，也有人們對其研究熱情不高、研究方法偏差等問題。

首先，農業法長期屈居經濟法籬下，造成農業法學難以跳出經濟法學桎梏而形成自己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路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業法是國家和各級政府對農業進行宏觀調控的行為規范，是農業市場主體從事生產經營的活動指南，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和發展的制度保障，故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因上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法興起之時農業法被一些學者劃入經濟法的范疇，從此我國農業法一直生長在經濟法巨大的陰影下。幾十年來學界對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關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如何命名問題的認識十分混亂。據不完全地統計，每當需要用一個概念來表示這一系列的法律、法規時，有用“農村經濟法”的、①有用“農業經濟法”的、②有用“農業和農村法制”的、③有用“農業法律”的、④還有用“農村政策與法規”的。⑤顯然，不管是“農村經濟法”、“農業經濟法”，還是“農業和農村法制”、“農業法律”、“農村政策與法規”的說法，都存在涵蓋范圍過窄、命名不盡科學、稱謂詞不達意或混淆概念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還誤導了人們對這類法律法規的理解。盡管《農業法》的頒布使“農業法”不再局限于農業產業法的概念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農業法研究領域由此得到極大拓展，但“農業法”的基本內涵、法律地位、法律屬性、法律體系、基本原則等基礎理論都很不清晰，以至于有不少學者至今還是將“農業法學”限定在“農業經濟法學”的界域內，并視其為經濟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⑥農業法在這種生存狀態下，其研究方法和思路缺乏創新，理論的深度與廣度難以突破，許多重要概念無法明確，制度設計局限于經濟法體系的框架。

其次，法學界對農業法理論研究不夠重視，從事農業法學研究的法學家甚少，以至于難以形成一門學科健康發展應有的學術氛圍。在形式上重視三農，實質上忽視三農的社會大環境下，法學界缺乏對農業法的研究熱情，表現在：（1）與農業問題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研究的成果非常豐富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一方面不僅從事農業法研究的機構和學者寥寥無幾，甚至沒有多少法學研究者愿意以農業法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成果屈指可數，即使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只是局限于農業稅法、農民權益保障、農村土地流通的法律問題等方面，缺乏系統、全面、深入的法學視野下的研究。所以有關農業法問題的研究成果多發表于綜合性或經濟類雜志，發表于法學類雜志的少，而其中真正屬于“農業法學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2）絕大多數法學院校沒有開設農業法學課程，某些農業院校雖然開設了《農業經濟法概論》之類的課程，但一般設置為選修課程，授課目標主要定位于對現有農業法律制度的教授，而非研究性質。（3）我國農業法學研究機構主要有官方主辦主管的研究會、法學會下設的農業法研究會、學校與官方共建研究機構、學校設立的研究機構幾種，盡管這些年各地農業法學研究機構在農業法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總體上看，研究機構與研究成果的數量與我國泱泱農業大國的身份不相符合。⑦

第三，研究方法單一，理論與實踐脫節，造成實際部門對夸夸而談的研究成果不以為然，進而對農業法學研究亦不以為然。長期以來，我國農業法學研究基本分為院校專家的研究以及農業實際部門研究兩類。學者們對農業法研究的最大特點（也是缺點）是往往只在自己的書房里研究，與農業實踐相距千里，故被稱為是經院式、隔窗看景式研究；這種研究成果往往屬于紙上談兵，缺乏學術遠見和可操作性，不僅無助于解決三農實際問題，有時甚至與實踐產生很大矛盾與沖突，使相關部門與人員無所適從。農業法實際部門-----主要是農業部（廳）的政策法規司（處）-----的研究多滯留于行政法學層面甚至是部門行政的層面，在研究內容上，存在執法研究多，立法等法理方面研究的少，泛泛而談的多，有廣度和深度的理論研究少等問題，研究的質量與依法治農的要求不相稱。在這種情況下，有關農業法的定位、農業法的調整對象、農業法的特征、農業法與其他法的關系、農業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等問題的探討，都極為有限甚至是真空，一方面立法和執法機關因缺乏理論的基墊而對如何設計、完善、執行農業法存在很多困惑，另一方面一些言而不實的研究成果只能束之高擱。

第四，學術底蘊不足，難以產生一定規模的、多角度綜合研究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眾所周知，一門學科存在與發展的前提是具備自己的基礎理論。然我國的三農問題是城市與農村、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之間矛盾沖突的綜合體現，而國內、國際經濟社會生活又是日新月異、快速變化的，因此農業法學不是一個孤立的、靜止不變的學科，它必須借鑒法學學科乃至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成果而不斷發展，以便適應客觀需要。如在法學方面，農業法學與法理學、憲法學、民法學、行政法學、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學等部門法學的關系非常密切，農業法學應該善于充分發揮各個法律部門綜合調整作用來解決三農問題。而現實是，我國農業法學研究一方面沒有一個公認的理論體系和有自身特色的基本范疇，缺少領軍人物統領指揮和權威性觀點的基墊，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借鑒其他成熟學科的理論為自身提供養份。如很少有站在法理學和憲法學的高度研究三農法律問題，也少有吸收和借鑒民法學和行政法學中的基本概念、原則、制度等研究成果開拓農業法學研究領域的。有些研究雖然能從經濟法的角度強調農業這一特質產業的重要性，規制農業市場行為以及進行宏觀調控，但從現代農業發展客觀需要看，我國農業法學在農產品市場規制法、農業規劃法、農業產業法、農業財政稅收法、農業金融保險法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一些重要的研究領域甚至無人涉及。

二、農業法學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綜觀各發達國家，均以完備的農業法作為農業發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如盡管美國政府歷來推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但從未放松過對農業的干預和保護，而且其對農業的干預和保護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形成了農產品價格支持和土地調整、農業合作社、農業勞動、農業產品流通、農業信貸、農作物保險、農業技術推廣、種子立法、漁業立法等一整套法律制度。同時，美國的農業法學研究和教育也極大地促進了農業法的發展，早在上世紀60年代，衣阿華法學院就創立了“農業法中心”，自上世紀70年代末起美國中西部的多數法律學校都開設了農業法基礎課，1980年阿肯色大學還首次設立了農業法碩士學位。此后農業法教育在美國迅速發展，華盛頓大學、堪薩斯和哈姆林大學還以實施農業法學研究計劃而名聲大振。[1]發達國家在農業立法及農業法學研究方面的做法提示我們，在傳統農業走向全球經濟競爭大環境的今天，加強農業法學研究對我國農業法乃至三農問題的解決十分必要和重要。因為，經濟增長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工商業領域在發展的同時，另一些部門如農業卻按消費者的需要和技術進步的程度在縮減。故“從18世紀末起，伴隨著科學發現在工業上的應用，農業技術的第一次革命和城市化的發展，農業相對衰退規律就已開始起作用了。”[2]而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衰退必然阻礙其他產業的發展，甚至引起社會的動蕩，因此世界上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十分重視農業以及從事農業的農民和農民生活的農村的發展問題，并通過不斷加強農業法學研究的手段為三農發展提供良好而完備的法律制度。

與許多發達國家經歷一樣，我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三農問題。而要綜合治理三農問題，達到與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形成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目的，防止再出現短期行為，保障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依靠政策手段和增強行政管理并加大財政、稅收、金融等支持力度固然重要，而法律保障作用更為重要。所有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目標、方針、政策、方式、方法，都只有納入法治化軌道，三農發展才更具可靠性和穩定性。農業法學是一門應用學科，是國家對本國農業制度化和農業政策法律化的理論概括，是政府運用法律手段對三農問題干預調控、引導鼓勵、保護支持、規制管理的經驗總結，其直接來源和應用于農業經濟經濟社會的實踐，故其應用性勿庸置疑。農業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具體問題，都需要用農業法學予以理論說明，農業法學研究重點也在于對具體制度的解釋與運用，而有關農業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給具體制度的運用提供理論支撐，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具體問題。所以說，解決三農問題需要農業法學提供完整的理論體系和豐富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論成果的支持。而且，農業法特點決定了農業法學研究的重要性。農業法的產生與發展，為法的功能擴展延伸和法學理論研究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途，使法與農業、農村和農民實現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結合，使農業法能夠從不同的方位、不同層面，運用不同手段來調整農業和農村社會經濟關系。而農業法學存在的價值在于科學地發現和把握農業法發展的正確方向和方法，它通過對農業法各基本制度作出客觀、深入、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并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跟蹤評價農業法各項具體制度實施效果來促進農業立法與執法的發展。只有加強和深化農業法理論研究，才能夠使農業法內部發展成為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科學體系，使農業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則、具體制度明確具體，相互之間環環相扣且界域分明，也只有不斷充實、完善、創新農業法學理論，才能將農業法律實踐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促進農業法立法、執法和守法活動。可以說，農業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農業法學能否獨立地成為一門法學學科，也決定了農業法發展能否順利進行以及是否能夠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此外，農業法學研究是加強我國農業在全球競爭力的理論保證。三農問題是現代各國都不可回避的問題，其中既有普遍性問題，也有因國情不同而產生的特異性問題。隨著對外開放程度加快，我國與世界農業的交流、合作、競爭日益廣泛，三農問題已經不可能只是通過國內立法解決，而必須主動或被動地牽涉一些國際制度或他國的立法。所以加強農業法的比較研究，從法理上研究如何采取切實可行的農業立法制度對農業加以扶持，對建立和完善符合現代農業競爭國際規則的農業法律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三、強化我國農業法學研究的思考

農業法學的基本任務是要研究現代農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如何在農業法律規范中反映出來，以及法律規范如何適應現代農業發展規律的問題。具體包括農業法本身、各個法律部門中調整農業經濟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與農業法的關系、農業法調整農業經濟社會關系的規律等。要完成以上基本任務，必須從研究領域、研究方法、研究人員等多方面強化農業法學研究。

第一、厘清與相關學科的關系，擴展農業法學研究領域。根據農業法學研究對象———特定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法律關系――復雜多樣的特點，農業法學研究者既應當根據自己的專長和優勢確立自己的研究領域，同時也應當注意其整體性及其與法學其他學科的關聯性，在加強自身基本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在跨學科研究方面不斷深入發展，從更廣闊的理論背景中加以分析研究。在此，有必要正確處理兩個關系：一是農業法學與經濟法學的關系。農業法學是一門綜合性極強的法學學科，從法學角度看，它蘊涵了經濟法學、法理學、行政法學、民商法學等眾多部門法的理論。換言之，由于農業法是鄰近諸多部門法相互交叉、滲透的產物，所以農業法學研究必須是開放的，它可以也應當以其他法學理論作為自己的研究背景，以減少研究成本，擴大研究視野，提高研究質量。其中，由于農業法長期被視為經濟法中的一個部門法，農業法學研究也一直不能脫離經濟法學的羈絆，農業法學與經濟法學的關系最為密切。那么，應當如何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呢？我們認為，農業法源于國家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干預、管理和調控，其制定和執行都是國家對三農政策在法律上的反映，體現的是國家意志，是國家對農業和農村經濟進行調控的手段，是確認和規范國家干預農業的法律，所以農業法中有關國家和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責的規定，與經濟法一樣都是我國宏觀調控經濟關系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法（特別是宏觀調控法）中國家依法調控經濟之理念的確也是指導農業法學的研究和實踐的主要理論支撐，從這一點說我國農業法發展之初依附于經濟法的發展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農業法》的頒布以及加入WTO之后，農業法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調整對象等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已經難以囿于經濟法的界域中而需要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因而有必要將農業法學從經濟法體系中逐漸獨立出來。

目前農業法學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研究農業法從經濟法中獨立的基礎條件、獨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農業法學自身的基礎理論等。二是農業法學與農業經濟學關系。農業經濟學是研究農業生產，及與其相聯系的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學科，其內容包括農業中生產關系發展變化、生產力諸要素的合理組織與開發利用的規律及應用等。而“法律是對經濟的翻譯，法律關系是經濟關系的法律表現。”[3]這就決定了農業法學必然以農業經濟學作為其理論基礎，并且充分吸收農業經濟學中與農業法學內容相應的理論，使之與法學理論融為一體，作為農業法理論的基礎之一。從學科關系上看，農業法學和農業經濟學研究對象相同，其因而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相關性；我國農業經濟學的研究較農業法學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農業法學剛剛起步時有意識地合理借鑒農業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確的，它有助于節省研究時間、加快研究進程，加之農業法學本身的特性決定其很多問題必須進行經濟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關系。所以農業法學的發展離不開農業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墊，農業法學中的各種理論觀點，都需要運用農業經濟社會中發生的各種具體問題作為其論證的依據。但同時也應當清楚認識到，兩者是分別站在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方法所作的研究，研究領域、目的和意義不同，產生的作用亦各不相同；缺少任何一個方面的研究，都不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故兩者不可偏廢。

第二、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完善農業法學研究方法。農業法學的發展雖然可以借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更需要依賴于自身基礎理論研究的加強。所謂基礎理論研究，主要是指從法理學（法哲學）角度、運用法學原理與方法對農業法的研究，研究內容涉及農業法本身的基本范疇、原則與立法技術，提示農業法的性質、價值、功能和實施等一般性問題，它是農業法學存在與發展的前提。沒有法理學的理論支撐，農業法學研究就難以向縱深發展，難以長久和獨立。而從我國農業法學存在的主要問題看，研究方法的轉變是當務之急。過去我國法學界（括農業法學界）常見一種現象，即雖然學說眾多，但往往缺少應有的論證分析，缺乏經過充分論證獲得的具有充分說服力的觀點。故這種“紙上談兵”式的研究，只能是“曇花一現”。而“觀點與論證之間是互相依存的辯證關系，沒有觀點的論證只是一盤散沙，而沒有論證的觀點卻是空中樓閣，徒有虛表。”[4]所以，農業法學要成為一門的、具有應用價值的法學學科，必須重視和加強論證工作，從某個角度說，論證比觀點更重要。同時要保證論證的準確性、權威性，必須要保證論證方法的科學性、合理性。一方面，要將法學上的一些共性問題，如價值、效力、功能等放到農業法的具體環境中深入研討，通過對農業法各基本問題作出深入、準確研究，并從理論和實際兩方面跟蹤農業法各項具體制度的發展，從而科學地發現和把握農業法具體制度實施的正確方向和方法；但是，如果我國農業法學研究僅僅局限于“具體問題”也是不符合農業法學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農業法學研究的意義還表現于對制度設計的應用，即在農業法律制度建立中的理論指導價值。另一方面，也要著力從農業法學自身出發，形成農業法學與眾不同的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對農業及農業法的起源、原因、性質以及主體間的相互關系等展開個別法理分析，為其尋找法理淵源。在這種方法的指導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來指導具體的農業法活動，而從具體的農業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總結出一般的法理，這樣才能使農業法理論及其研究條理化、體系化和規模化，才能引導農業法學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