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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股權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關鍵詞：銀行壟斷；金融改革；產權多元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8-0154-02

經濟學界的討論主要圍繞政府對金融的壟斷進行――金融抑制導致融資渠道匱乏，企業幾無選擇余地，而銀行壟斷又使民營企業遭受嚴重的所有制歧視。在此情形下，無法通過“正規”渠道融資的中小企業常常嘗試非正規渠道，而這又會觸及法律的底線。因此，關于打破壟斷的呼聲此起彼伏。

一、銀行壟斷的表現

首先看中國銀行業的行業集中度，截至2011年底，中國各類別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占比情況（如圖1所示）：

在盈利方面，2007―2011年大型商業銀行稅后利潤占整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稅后利潤的比重分別為55.2%，60.7%，59.9%，57.3%，53.1%，居高不下的比重正反映了大型商業銀行高額的壟斷利潤。

此外，中國人民銀行《2012年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報告》顯示，2012年全社會融資規模為15.76萬億元，其中銀行主導的融資業務規模為11.45萬億（人民幣貸款8.2萬億、外幣貸款0.92萬億、委托貸款1.28萬億、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1.05萬億），占總融資規模的72.65%。

根據以上數據可以總結中國銀行壟斷具有以下三個顯著特點：一是銀行業幾乎壟斷了整個社會的融資渠道；二是銀行業內部的國有大型銀行居于主導地位，形成了其在銀行業內部的壟斷；三是銀行業通過規模擴張獲得了巨額的壟斷利潤。總體來看，銀行掌握著整個社會的大部分金融資產，并且已經成為社會資金供求無可替代的重要樞紐。銀行業長期的單極化發展已經使壟斷問題根深蒂固 [1]。

除了銀行的行業集中度，另一個問題便是銀行的產權結構。中國改革開放的頭兩個十年，商業銀行產權改革基本未動。2003年開始，國有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到2010年底，中國上市銀行數量已由2002年的4家增加到16家。2010年底，全部銀行業股權結構中，國家股占比53.85%，國有法人股占比6.81%，非國有股占比39.34%。其中，五大行股權結構中，國家股占比68.19%，國有法人股占比1.36%，非國有股占比30.45%。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三個十年，銀行業產權改革有了顯著進展 [2，但仍然落后于國民經濟的其他行業。

過高的國家持股不僅于銀行業自身會產生一系列潛在風險，而且也影響其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二、銀行改革的路徑選擇

（一）總體路徑

2012年4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在福建調研時談道：“我們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了。為什么呢？就是少數幾大家銀行處于壟斷地位，只能到它那兒貸款才貸得來，別的地方很困難。我們現在所以解決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根本來講，還是要打破壟斷。”從溫總理的這段話里可以看出，為改變融資渠道受限的現實，必須打破銀行業的壟斷局面，而主要措施就是幫助民間資本進入金融市場，推進銀行業產權多元化。

對于中國銀行業的產權改革，通過引入非國有銀行改造中國整個銀行業的產權結構與通過股份制改造國有銀行的產權結構是兩種不同的改革方案，其面對的風險也是完全不同的 [3]。前者主要是指健全銀行業的民營資本準入制度，旨在鼓勵民營金融中介機構發展的溫州金融改革實驗區便是實例；而后者強調了資本市場在銀行產權多元化中的作用。

其實，從“吳英案”引發的關于金融抑制的爭論到有關銀行暴利、壟斷經營的批評，再到溫州金融改革方案，金融改革的步伐越發清晰，有人總結當下對金融改革的期盼至少存在三個層次：一是呼吁放寬準入，促進市場競爭；二是對現有金融機構的市場化改革；三是放開價格，即啟動利率市場化改革，不再限定存款官貸方利率 [4]。

（二）具體分析

縱觀這三個層次，放寬準入屬增量改革，相對阻力最小，也最為迫切。2010年的“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鼓勵擴大民間投資，放寬市場準入，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同年，《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也明確提出：“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

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通過溫州綜合金融改革的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就在于通過以放寬市場準入為核心的增量改革打破銀行壟斷、促進競爭。在這一方案中，發展民間金融組織拓寬融資渠道是重要內容：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等等，這些措施對于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體系、改進金融服務、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優化金融環境將起到重要作用。

對現有金融機構的市場化改革實質是存量改革，終極目標是改善現有正規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服務質量。這一改革的重點是銀行產權改革、推進銀行產權多元化――因為只有推進銀行產權多元化才會逐漸消除對民營經濟的所有制歧視。改革的總思路是“降低國家股占比，提高國有法人股、非國有法人股、機構投資者和個人股占比，實現均衡的產權結構”[2]。但說易行難，各金融機構已進入自身改革動力匱乏的階段，無論是國有絕對控股的大型銀行，還是漏洞百出的農信社，改革的方向原本很清楚：降低國有比重，擺脫官辦特色，真正向市場化轉變。但當局似乎視而不見，因此亟需政策部門的頂層設計。

至于利率市場化，有學者認為這并不是最緊迫的，因為利率是價格工具，若維持寡頭壟斷的市場，價格機制無論怎么動都可能是偽市場化。“利率的最終定價權在誰手中？幾乎可以預見的是少數大銀行。”[5] 筆者表示贊同，但也認為利率市場化可以在推進增量與存量改革的同時不失時機地加以推進，例如2012年下半年央行推出的對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調整就使得利率有更大浮動區間，意味著利率市場化改革邁出了一大步。

綜上所述，筆者贊同金融改革需要沿著三個層次進行這一思路，但并不認為這三個層次有嚴格的先后順序，實際上，增量改革阻力最小，推行起來更加方便易行；存量改革阻力較大，但也是最為關鍵的改革，因此也要不失時機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困境在于作為價格工具其受到市場力量的左右，但同時需要注意利率市場化本身也會對銀行的經營模式產生影響，從而使得不同規模和產權結構的銀行在市場競爭中發生利益調整，進而影響到整個銀行業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狀態。

三、結論

從20世紀90年代的“孫大午案”，到近兩年引發激烈討論的“吳英案”，無不反映了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國有銀行存在嚴重的所有制歧視，導致民營企業融資難；金融監管方面遵循特許制，民間金融往往觸犯法律的底線。因此，打破銀行壟斷、放松金融管制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在推進銀行改革的過程中，有三個層次需要關注：一是增量改革，意在放寬準入，增加市場主體；二是存量改革，意在推進銀行產權多元化，使銀行真正成為市場化的經濟主體；三是利率市場化。三個層次的改革需要在發展過程中不失時機協同推進，只有做到這三點，銀行才能成為“真正的銀行”，不僅自身得以發展，而且能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這也與黨的十報告中“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以及《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中“進一步加大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服務的力度，增強對三農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能力”等要求相契合。

參考文獻：

[1] 邱兆祥，安世友.中國銀行業壟斷的根源以及解決途徑[N].中國經濟時報，2012-05-28.

[2] 黃金老.銀行體制改革頂層設計的重點在于力推銀行產權多元化[R].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報告.

[3] 劉偉，黃桂田.中國銀行業改革的側重點：產權結構還是市場結構[J].經濟研究，2002，（8）.

第2篇：股權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其實，我們已然置身于大資管時代，逼著我們對資產管理進行重新思考。未來資產管理的領域越來越寬廣，我們對資產要進一步擴大規模。”在清科年會上，江蘇高科技投資集團（下稱江蘇高科投）董事長徐錦榮表示。

在徐錦榮看來，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放開，牌照紅利逐步消失，金融市場的創新，為國內金融機構提供了非常好的舞臺。徐錦榮介紹，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從分業經營轉換到混業經營，美國的資產管理時代早就到了。中國資產管理前期受到很多制約，金融產品必須要審批，必須有牌照，所以給資產管理市場帶來很多障礙。從2012年開始，特別是日前的三中全會《決定》給機構很大的鼓舞，未來資產管理時代的領域越來越寬廣。

事實上，江蘇高科投多年來一直在從事資產管理工作。“二級市場，包括定向增發、企業債等等，實際上早就開始做了。”徐錦榮表示，江蘇高科投從VC開始起步，逐步延伸到PE，現在已經拓展到資產管理。“我們發展史和中國的改革開放史是相輔相成的。1993年成立了風險投資公司，一直演變到現在的江蘇高科技集團，20年的實踐證明，股權投資機構是隨著經濟變化、宏觀政策的變化和金融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只有與時俱進才能更好的發展。”

但并非所有機構都適合大資管時代。“資產管理擴大規模要鑒于本機構的實際情況。有些機構可能會成為大而全的資產管理機構，但小機構要做資產管理更應當謹慎，多元化不是所有企業都適合的。多元化也并不意味著多點開花，而可能是在某一兩個領域實行多元化，在某一個領域進行重點突破，做出品牌、做出影響、做出規模。”徐錦榮認為。

多元化也不代表小而專的機構沒有生存空間。在徐錦榮看來，股權投資也好、資產管理機構也好，PE行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分化，可能出現少數的大型機構，也不排除小而專的機構，比如專注于VC，專注于某個行業的PE，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間。所以，小而專的機構應該有冷靜的思考和自己的判斷，對自己的定位有清晰的認識，不能盲目跟風。

“大資管時代中應該做什么，怎么做，我們也在冷靜思考，前提是一定要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和行業的發展規律。”徐錦榮表示。

國有PE市場化乃大勢所趨

“國有PE做投資，從整個行業來講占的比重越來越低。”徐錦榮表示，國有企業做投資顯然是個悖論，因為做投資必須有一定的體制和機制，否則不可能做好投資。上個世紀90年代國有投資占主要部分，到了新世紀以后，國有機構做投資的比重逐年下降，這是一個發展趨勢。

江蘇高科投屬于國資的投資機構，但為什么20多年來仍然在市場激烈競爭中存在、發展并壯大？還取得了不錯的業績和成效？徐錦榮解釋，江蘇高科投從集團層面雖然是全資國有的，但在管理公司層面卻是多元的。“管理公司不是單一國有的，而是與個人、自然人相結合的一種所有制形式。從基金層面，從原來國有控股變成國有參股，進行了很大變動。”徐錦榮表示，“怎樣解決體制機制問題，是決定國有做投資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國有機構不可能做投資，更不能做資產管理，這是一個行業的發展規律。”

“當然，隨著三中全會《決定》以后，要成立多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要支持成立若干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做投資，從三中全會《決定》上予以了肯定，江蘇高科投也在做集團層面的改革方案設計，將來集團層面可能也做成混合型，也有國資，也有民資，使江蘇高科投集團在投資、資產管理方面能有更好的體制和機制。”徐錦榮介紹，“江蘇高科投準備在管理公司層面合伙人或者自然人持有65%的股份，集團只持有35%的股份，從產權層面、股權層面徹底解決國有企業原來的一些弊端或者發展中的一些障礙。這樣才能在新的起點上有更好的發展。”

第3篇：股權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關鍵詞：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法人治理結構控股權

1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1.1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是建立現代金融體制的迫切要求

健全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金融體系，是金融機構結構完善的金融體系，其主體應該多元化。但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一直牢牢占有著70%左右的市場份額，新興商業銀行很難動搖其在國內銀行業中的穩固壟斷地位，更無法在大規模范圍內同其展開公平競爭。由此引發的為擴大市場份額的不規范甚至惡性競爭，不僅造成了金融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積累了經濟運行中大量的金融風險，給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埋下隱患。

1.2國有商業銀行自有資本金不足，且不良資產率過高

按《巴塞爾協議》的規定，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我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普遍未能達到這一標準。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不足嚴重削弱了銀行消化貸款損失的能力，而且有可能危及到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加大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

1.3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產權不明晰，承擔了過多的政策性業務

傳統的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國有產權形式內在的決定了我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政企合一的制度特征。在原有體制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承擔了過多的政策性業務，導致大量不良資產的產生。

2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方案

首先，為使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產權清晰，應設立國有銀行控股公司，專門代表國家對國有銀行行使所有權，從而割斷政府對商業銀行的直接干預，避免商業銀行承擔過多的政策性業務,這樣可以明確國有資產出資人資格，明晰國有產權關系。國有銀行控股公司可以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應是現代企業制度中委托鏈條上的第一層人角色。

其次，在國有銀行控股公司之下，應將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造成銀行集團公司，將大量不良資產與優良的經營性資產進行適當分離，對原有資產進行分拆、重組，以集中優質資產成立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而且成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集團公司后,集團下面可以分別設立幾家有限責任公司,如后勤保障公司,物業管理公司和該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即某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通過這家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上市融資，可以為今后整個集團公司的上市做好鋪墊和準備，也可以利用這家上市的股份金融控股集團公司，使經營多元化，應對國內外的競爭。有限公司來并購一些其他金融機構如一些經營業績好的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跳出原有法律框架的約束，成為金融控股集團公司，使經營多元化，應對國內外的競爭。

3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控股權與上市方案

首先，正確安排國家的控股權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中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商業銀行的資本運營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或商業性活動。中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化改革，如果過分強調國家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控股權而且是絕對控股，這將與原有體制下的國有獨資銀行不會有很大的區別。但是，基于在經濟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中保證國家對金融體系有充分的控制力，增強對外部意外沖擊的防御能力等方面的考慮。我們要保證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和防范風險，可以在相對控股的情況下采取適當的措施來保證國家利益。

為使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多元化，應該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多方持股。前面已有論述，可以設立集團公司股、機構法人股、公眾股和外資股。其一，“集團公司股”，它沒有必要占據絕對控股地位。可采取“黃金股”形式，即以少數股份，就可控制其股權，使商業銀行與國家產業政策能保持一致，自然地協調中央、地方與銀行三者的經濟關系；雖然發行黃金股對于保護國家利益有重要意義，但這種特權只有在關系到銀行性質等重大問題才能發揮作用，以充分發揮其他股東對銀行的監督作用。既要用特權優先股有效地保護國家利益，又要防止政府利用特權優先股干預銀行業務。其二，“法人股”，允許業績優秀的大企業集團參股該股份有限公司，以股票為利益紐帶，促進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協調銀企之間的利益關系；同時也允許金融企業相互持股；其三，“個人股”，利用個人股權這種終極所有制形式的資本內在增殖機制對整個產權關系所具有邊際調節力，使國有獨資銀行資本與個人資本有機結合；其四，“外資股”，所占比重不大，主要起到促進與補充作用，以便于國有商業銀行國際化。各股所占比例可視具體情況而定。

其次，我國股票市場從建立以來，投機現象較為嚴重，這固然是新興市場不成熟的表現，但究其根源還在于缺乏值得長期投資的企業或有實力的機構投資對象。國有商業銀行以其利潤豐厚、穩定，股本規模大等特點，極易成為深受廣大投資者喜愛的板塊，從而起到穩定大盤的中堅作用（因為我國儲蓄率高居不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票是中小投資者的首選，風險性與收益性在一個比較適中的比例，也是分流高額儲蓄的一個較為穩妥的方法）從深發展和浦發銀行的情況來看，深發展在其高速成長期曾經領漲大盤，在其平穩經營階段則與后上市的浦發銀行共同成為主力運作的指標股，起到護盤的作用。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上市后，市場上將形成一個較大的金融板塊，由于其在市值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且股價相對穩定，必將成為調節大盤走勢和抑制投機的理想杠桿。

但是考慮到中國股票市場的市容量，即使只一家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后的股份有限公司整體在國內上市，對市場的沖擊也將會很大，中國的股市很難容納這樣巨大規模的資產總量。因此可以考慮多種方案，例如，可以境內境外分別上市，也可以通過買殼的途徑在境內境外上市。在實踐上，中國工商銀行已通過收購香港上市銀行友聯銀行（現已更名為工銀亞洲），開創了國有商業銀行在境外收購上市銀行的先河，中國銀行也已宣布合并原中銀集團旗下在香港的10家銀行，組建新的中銀集團并積極籌劃在香港和紐約上市。

4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4.1信用風險問題

長期以來國有商業銀行有國家信譽的支持，可以獲得大量低成本的資金來維持其低效率運轉。股份制改革將改變它“國有獨資”的身份，使其變成承擔有限責任的股份制公司，從而使其有了從市場退出的機制，這就意味著其將失去了國家信譽提供的信用擔保，有可能導致存款人信心的喪失而造成支付危機，使流動性風險集中顯化。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信用風險，就有可能使銀行陷入危險的境地。針對這一情況，我國應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險制度，以增強存款人對銀行的信心，避免股份制改革使部分居民產生恐慌心理，并減少銀行破產對金融市場和國民經濟產生的沖擊，保護存款人的利益。

4.2貨幣是社會生產的重要推動力，是經濟發展的血脈，經濟如果失去貨幣資金，將很難前進

由于股份制改造后，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現代金融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將成為其要目標，如何促進落后的地區金融的發展，特別是在促進西部大開發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是我們應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國家應利用宏觀經濟政策，來加大銀行對西部的投資力度，但不應利用行政手段干預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保證國有商業銀行獨立市場主體的地位。

4.3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應與我國其他體制改革互相協調與配套進行

總體來說，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滯后于整個市場經濟改革的步伐，所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也就提上了改革的日程表。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應兼顧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支持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在金融方面做好國企的配套改革。

4.4金融自由化導致金融風險加大

金融監管越來越成為國際金融界所關注的重要問題。我國在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改進金融監管方式，提高金融監管效能等方面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績。在新的形勢下，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改革，使金融監管更加高效運行，使得金融監管部門更加規范、科學地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行為監督和宏觀管理，從而使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規范經營和嚴格管理的基礎上增強實力，最終能有實力與國外大銀行進行有力的競爭。

參考文獻：

[1]米什金.貨幣金融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王元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研究.金融研究.2001（1）.

[3]晏正君.國有銀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途徑.金融科學.2001（1）.

第4篇：股權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批準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此方案對于深化金融改革意義重大。溫州民營經濟具有代表性――中小企業數量眾多、民間資本量較大、民間金融較為活躍，此次改革試點有助于民間資本運作更加規范、透明，提升金融體系的效率，并有效過濾其內在的高風險。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清科研究中心劉碧薇認為，改革方案釋放四方面積極信號：即鼓勵溫州民間金融組織形式創新；打破壟斷，降低銀行業對民資的準入門檻；支持金融機構面向小微企業；加強監管、警示改革中的風險。對私募股權行業來說，劉碧薇認為，此方案中也提出“三大任務”：第一、引導民間資金依法設立創業投資企業、股權投資企業及相關投資管理機構；第二、鼓勵個人參與境外直接投資；第三、積極培育發展地方金融市場。

劉碧薇認為，引導民間資金依法設立創業投資企業、股權投資企業及相關投資管理機構，有利于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她說，“在此次改革試點推進的過程中，溫州市將利用民間資本的先發優勢，提高民間資本參與股權投資的專業化程度。從政策上將吸引境內外優質股權投資基金落戶溫州，大力推動股權投資機構集聚和設立，同時設立政府引導基金，將政府財政資金有效注入基金；并設立股權投資行業協會，有序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實體經濟。”

事實上，在此之前，溫州已經在股權投資領域進行一定探索。2011年7月，溫州人股權投資基金壹號基金設立，該基金為首只政府參與引導、專注于溫州地區股權投資的基金，注冊名為溫州紅石天堂硅谷壹號股權投資合伙企業(有限合伙)

，規模為5億元人民幣。浙江天堂硅谷股權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和溫州紅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作為普通合伙人，其中溫州紅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是由溫州市9家優秀集團企業聯合投資，經市政府核準設立的一家股權投資和資產管理公司。溫州人股權投資基金壹號基金按照“政府引導、產業導向、市場運作、管理規范”的原則組建運行，對溫州地區股權投資具有先行指導意義。

但風險也同時存在。劉碧薇說，“溫州民間資本一向具有極強的逐利性，清科研究中心觀察到溫州投資人在參與私募股權時也具有高度自主性，擁有‘熟人投資文化’，即擁有自身的知根知底的熟人圈子來推介投資信息進行投資，并要求自身參與投資決策。目前溫州的VC/PE機構中，多數除股權投資外，也從事民間借貸及擔保等其他活動，專注性不高。在基金投資的過程中，也出現出資人要求在基金投委會中擁有決策權力，LP和GP權責混淆的情況，專業化運作不足。專注性、專業化缺失一定程度累積投資風險。

劉碧薇告訴記者，“私募股權作為一種高風險、高要求的另類投資，如何破解民營資本非專業化運作的風險，也成為改革過程中的重中之重。在轉型的過程中，建立以股權投資、兼并收購、投資銀行、資本運營、投資管理和財務顧問等為主營業務的專業投資管理機構，需在本地切實加大稅收和政策優惠制度，吸引高端人才，同時采取本地股權投資機構和外來股權投資機構合作方式，幫助本地股權投資機構快速成長。”

她告訴記者，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有利于探索建立規范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亮點在于：“目前溫州在海外有80多萬僑民，溫州具有個人境外直投巨大的潛在市場需求。隨著境外直投提上議程，擁有上萬億元可調動資金的溫州民間資本將擁有‘走出去’的合法途徑，進一步開拓實業投資空間。溫州資本從輕工業等實體領域發展，完成了初步的資本積累，然而隨著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等因素，企業平均毛利率不足10%。在這種情況下，試點推動個人資本經過綠色通道‘走出去’直接投資能夠規避人民幣匯率變動風險，有利于民間資本把握全球商機，在海外建立公司，從而減少中間環節與商圈接軌，也有助于國家推進外匯管理制度改革和人民幣資本項目兌換試點積累經驗。”

同樣，鼓勵個人參與境外直接投資也蘊含著風險：“在經濟處于低谷的情況下，國外資產價格較低，民間資本兼并收購品牌企業、研發機構能夠幫助其拓展投資多元化。然而體量龐大的民間資本一旦出境，其真實流向很難得到有效監管，也會帶來大量資金外流的風險。同時民間資本對投資機會的識別能力和管理風險的能力十分薄弱，對海外法律法規、金融產品了解的人才奇缺，投資選擇不當也可能導致風險加劇，導致其重大損失。清科研究中心建議在自身投資理念并未成熟的情況下，借道私人銀行業務、專業第三方理財業務，通過專業人士把關出海狩獵更為保險。”她說。

第5篇：股權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糾正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過度干預

近年來居民消費率逐步下降，主因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劇下降，其次是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強，相當一部分人因擔心社會保障的不穩定，有積蓄卻不敢消費。

在農村，主要是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本應全部歸屬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絕大部分被政府與企業所獲。2001年～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由0.13萬億元增長到2.7萬億元，增長了19.9倍。但農民通過征地拆遷補助和失地補助兩項，僅獲得土地出讓收入的37%。2010年，遼寧、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補償費占土地收入的比重，分別低到不可想像的10.37%、2.91%和12.99%。

在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慢的主因，是薪酬收入偏低、財產收入在下降。過去幾年快速發展的傳統制造業，資本有機構成高。國企壟斷問題嚴重，分紅制度又不健全，且資源稅等要素價格便宜，刺激了第二產業的不斷擴大。而能促進就業、普遍提高勞動者薪酬水平的勞動密集型經濟、服務經濟的發展，在各種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顯抑制。要扭轉此局面，問題直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國企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及重要的產業結構調整等。

過去幾年，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以此為杠桿，高倍撬動了金融資源，加快了第二產業投資。特別是壟斷性央企，更有條件以獨占的優勢，積累大量利潤和巨額資本，撬動巨額的信貸資金，并實施多元化經營，形成了產業結構的重大扭曲。而對民營投資服務經濟的限制過多、門檻過高，資金難以進入。利率、匯率、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的滯后，再遇上前幾年不可忽視的外部需求繁榮的刺激，一拍即合，助推了壟斷性、資源性企業更有條件以較低的成本加快擴張。要想徹底扭轉此局面，應直指稅收改革、國退民進、落實新非公36條、利率匯率資源等要素價格的改革。

要糾正扭曲的結構，僅靠經濟體自身的運行解決不了，必須要糾正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過度干預，要重新討論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合理邊界問題。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啟動了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大戰略性調整，有利于恢復世界經濟的再平衡。而全球經濟的恢復和健康發展，也會促進中國經濟收窄“結構失衡”的缺口。

土地出讓金減少倒逼財稅體制大改革

在全國城鄉，應盡快出臺以“提低、控高、擴中”為主要內容的縮小收入差距改革方案。方案應包括：第一，未來八年中，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城鎮居民最低養老標準、貧困救助線等。第二，逐年縮小城鄉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標。第三，為解決居民預防性儲蓄而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國民福利水平的社會保障量化目標。這必然會造成國家財政的入不敷出。由此，可進一步倒逼財稅部門通盤考慮財稅體制的改革，制定中長期改革預算。為了解決因長期負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財產損失，也倒逼金融部門制訂利率逐年市場化的改革方案。

在農村，要想真正提高農民收入，必須依法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級差收入和長期增值收益真正歸還給農民。實際上只是在農村經營性用地、宅基地“確權、登記、領證”的基礎上，真正回歸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建立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兩大原則。改革政府壟斷經營土地制度，允許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出租、出讓、入股、信托等多種方式進入市場。國家應強調“合法補償”，而不是“公平補償”。

財政可在規范、統一契稅、房產稅等稅種改革基礎上，形成合理的房產稅制度增加財政收入。需要引起警覺的是，今后若土地長期增值收益真正回歸農民后，中國經濟馬上會暴露更突出的問題，一是土地出讓金的驟然減少，使原城鎮化建設計劃中的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捉襟見肘。目前全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來源中，土地出讓金僅占20%，絕大部分資金是通過土地抵押從銀行融資，占70%～80%。若土地出讓金減少，不僅會影響地方城市建設，還將嚴重影響農村的教育、農業、水利建設等。絕大多數的地方財政將難以生存。最終必將會要求中央與地方財力和事權的重新劃分。

如果此時中央政府需統籌考慮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中新增的財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積的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化解等因素，國家財政必然難以維持下去，會不得不倒逼財稅體制進行大改革，打破因循守舊，制定中長期的改革預算。當財稅改革進行到一定的地步，現實嚴峻的收支缺口困境決定，會從國企進一步提高分紅比例和出售部分國企股權為內容的“國退民進”改革中尋找出路。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最大的阻力來自于地方政府，因此在著手這項改革的同時，在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財力和事權關系上，必須有相應配套的財稅改革。伴隨改革的推行，全國農民將新增千萬億元的收入，政府有關部門對農民及進城變成市民的農民工，在其住房、醫療、養老、教育等制度安排與內容標準上，應配合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和財稅改革，準備政策預案。

用政府資源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形成

在我國下一輪的改革中，涉及面最廣、情況最復雜、歷時最長、最需要在短期急處理，中期有安排，長期有預期的改革，是財稅體制大改革。特別是在全國地方財政自給率下降到55%左右的情況下，要改革土地征地制度，任務相當嚴峻。

政府應該認真研究1994年“分稅制”以來的經驗與教訓，適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測算中長期國家財政的收支缺口及動態變化，全面制訂中長期財稅體制漸進改革方案，并在上述各項改革的動態過程中，及時修正方案。未來的國家財政出現相當大的收支缺口難以避免，而要真正解決此問題，最有可能實施的制度調整是動用政府手中掌握的現存資源，來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后形成。

第6篇：股權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一、問題的提出和演變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國內部分經濟學家在討論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框架設計的問題時提出，社會保障的職能要從企業轉移出來，將一部分國有資產看做是由過去的養老基金和醫療基金的積累所形成的劃撥出來，由國有持股機構按基金預籌積累制進行委托經營 ( 周小川、王林， 1993)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后，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金制度引進了個人賬戶，由過去的現收現付制向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部分積累制轉軌，所以產生了養老金隱性債務的問題。改革以前，離退休人員可以按照政府制定的公式，定期地從所在單位領取退休金；改革以后，這部分退休金的現值成為政府所要承擔的養老金隱性債務。關于這筆隱性債務的規模，不同機構有不同的估計，最小的估計值是 19000 億元 ( 世界銀行， 1996) ，最大的估計值則高達 76000 億元 ( 國家體改辦， 2000) 。

但是，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的改革方案在實施時都回避了新制度如何償還這筆債務的問題。 1995 年的兩個改革方案在制度設計上都是把轉軌時已經離退休的職工 ( “老人” ) 、正在工作的職工 ( “中人” ) 和此后參加工作的新職工 ( “新人” ) 覆蓋到同一個基本養老保險計劃之下，在財務技術上則采取了通過該計劃中的社會統籌部分以及向“中人”和“新人”的個人賬戶積累借錢的辦法，來支付同一計劃覆蓋下的“老人”的養老金，由此形成了個人賬戶“空賬”的問題。據有關部門統計， 目前 積累的“空賬”已近 5000 億元。盡管如此，基本養老保險計劃還是從 1998 年開始便出現了當年收不抵支的情況，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從財政收入中以每年數百億元的規模用來填補該計劃的缺口。 1997 年，中央政府曾經試圖通過強制實行全國統籌等措施來解決基本養老保險計劃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但是一直無法實現。

在以上努力均未奏效的情況下，政府有關部門、理論政策界提出了多種設想，包括開征社會保障稅、向非國有企業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覆蓋面等。經過 2000 年的大討論，國務院做出決定，以減持國有股的 10% 和中央財政特別撥款的融資來補償養老金隱性債務，并成立全國社會保障理事會掌管和經營這部分資產。但是，國有股減持的方案一經提出，便遭到了股市投資者的激烈反對，不得不于 2001 傘 6 月份緊急叫停。國有股減持的緊急叫停也使得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中斷了資金來源，不僅如此，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迄今也未形成一個明確的支出需求。

黨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決定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對國有資產實行基于行政層級的分級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償還養老金隱性債務的問題再度浮出水面。吳敬璉等經濟學家認為，在對國有資產實行分級管理之前，應當先將部分國有資產劃撥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經營管理，專門用于補償養老金隱性債務 ( 吳敬璉、林毅夫， 2003) 。

二、可能的“劃資”方式

如果把劃撥國有資產的最終目的明確規定于償還養老金隱性債務，那么最基本的問題是由什么機構來接收劃撥后的資產。事實上，劃撥國有資產還應當產生另外一個作用，即有助于國有資產退出競爭性領域，幫助企業建立更加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把這兩個問題結合起來，理想的情況應該是接收劃撥資產的機構能夠在有效償還養老金隱性債務的同時，也能夠在企業的公司治理中發揮作用。

如果以股權轉讓的方式劃撥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那么社保基金理事會自身幾乎可以肯定不能成為所有被劃撥國有股權的企業的一個合格股東，為了克服這個困難，社保理事會必然要聘請外部的資產管理機構來托管股權。還有另外一種設計思路，即將部分國有股的獲益權賦予社保基金理事會，而國資委仍然代表國家行使出資人職責，但是這似乎同樣會帶來權利割裂的問題，同時，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也就只能作為一個養老金現金流的出納機構而存在了。從社會保障計劃的財務原理上講，這種情況下理事會未必有充分的理由存在：如果只是現金的收付，它可以完全由一個現收現付的計劃所代替。

另一種方案是，由國資委對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負債，后者對前者的債權形成資產，并對養老金隱性債務的債權人負債；或是直接以債權形式劃撥給社保基金理事會，而社保基金理事會則要以此擔負養老金隱性債務的負債。實行這種債權劃撥方案，關鍵的問題是社保基金必須把債權變現，因此需要以與此債權相關的資產為抵押發行債券，于是，最終的問題是如何回購和兌付這些債券。

在股權劃撥和債權劃撥之間，也許 08 夠找出第三種劃撥方式，即社保基金理事會作為一個臨時性持股機構持有劃撥的股權，在其賣出股權之前，持股處于封閉期，對公司的控制權由國資委掌握；股權賣出之后，社保基金要以所得現金償還養老金負債，而公司控制權也要從國資委轉移到實際購買股權的投資者。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以上述咽附方式實施劃撥，都還面臨著另外—個問題，即劃撥后的債權是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家擁有，還是在全國范圍內成立多家社會保障基金事會。就此而言，可能的權衡有如下兩個：第一、在國有資產實行分級管理的基礎上，可能需要每個省 ( 含自治區、直轄市，下同 ) 單獨成立一個社保基金保障會，來接收本級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基于劃撥國有資產的債權，并發行債券。

第二，不考慮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制約，通盤考慮中央和各省國有資產需要和能夠劃撥的國有資產數量，以資產總量為抵押，按一定抵押率，分期發行債券，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有，并按各地劃撥比例進行分配；債券的投資收益分為兩部分：如果實際投資回報率在約定回報率以下或相等，則按劃撥比例向各省分配；如果投資回報率高于約定回報率，高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全國范圍內的基本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

我們還要從資本市場的視角來考察以上兩種選擇。首先，當投資工具供給因為劃撥而增加時，如何使得投資的有效需求同時增加 ? 其次，資本市場是一個存在多重均衡的市場，只有同類投資者的數量足夠多時，才有可能形成這類投資者行為的一個局部均衡。這意味著，多個社保基金這樣的長期投資者參與資本市場將會推動資本市場的穩定。這似乎支持第一個選擇。但是，在第二個選擇中，假如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可以選擇足夠多的投資托管人，而這些投資托管人的行為又能受到切實有效的外部監管，那么這些托管人一樣可以構成資本市場中的長期穩定的力量。最后，行為 金融 學的一個原理認為，投資者的多元化將有助于防范資本市場的系統性風險，那么，將劃撥資產的投資納入到現有的市場體系中來，抑或是另辟新的債券市場，哪種做法更有利于防范投資風險呢 ?

根據改革的 歷史 經驗，第一種選擇也許更容易操作。如此操作的基本模式是，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接收國資委管理的國有資產劃撥出來的資產，同時，各省的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接收各自所轄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劃撥出來的資產。這種操作上的便利性所要接受的代價是，劃撥計劃本身不會具備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所以各省主要憑借本地區國有資產的劃撥來解決問題。采取第二種模式的主要障礙在于各地可能沒有足夠的意愿來委托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托管其劃撥資產。

綜上所述，可能的基本劃撥方式大致有以下幾種：股權的集中劃撥，股權的分散劃撥，債權的集中劃撥，債權的分散劃撥。實踐過程中可能會在以上幾種方式的基礎之上出現某些變式，如分散劃撥條件下的集中委托經營或部分集中委托經營。具體采取什么方式應當是中央與各個地方政府協商的結果。

三、劃撥后的運行方式—劃撥資產的證券化

在股權劃撥的方式下，社保基金資產出于變現的需要而不太可能成為一個 ( 或一類 ) 長期的持股機構，而是有可能成為一個 ( 或一類 ) 特殊的 金融 中介機構 (spv) 。這種模式就其涉及的范圍和運行的體制基礎而言，與國有股減持是一致的，但國有股減持方案是先減持變現，后向社保基金轉移現金，而股權劃撥是先轉移股權，后變現還債。

養老金基金等 社會 保障類基金具有較明確的收益率目標和支出公式，對投資回報最大化的追求并不是無止境的，通常只是要求一個穩定的長期投資回報率，所以會以權益性投資作為自己的投資導向。但是， 目前

參考 文獻 ：

[1] 吳敬璉 , 林毅夫：側撥國有資產歸還國家對老職工社保基金欠賬 ) ，載 < 比較 ) 策 6 輯，中倌出版社 2003 年版。

[2] 周小川 , 王林，《 企業 社會 保障職能的獨立化》， ( 經濟 研究 )1993 年第 11 期。

第7篇：股權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為破除困境，中石化集團一方面推動上市公司旗下銷售板塊進行混改試驗，引入境內外25家投資者，不僅吸引千億資金，更以“混改推動混業”，打開了未來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以分拆上市的方式激活集團內輔業資產的市場價值，將工程建設、服務和機械板塊先整合后上市。在此過程中，中石化集團總部的職能也在悄然從“運營管控”到“資本管控”轉變。

2015年7月，《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榜單出爐，中石化集團憑借4468億美元的年營收位列榜眼，再創新高。然而多年以來，作為四地上市的一體化能源化工集團，中石化集團雖頭頂“最大煉油公司”、“第二大原油生產商”等光環，卻長期被詬病管理機制僵化、坐享壟斷暴利。如今，這個體制內的能源巨頭，以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資本運作在聚光燈下賺足了眼球。

問題凸顯：石化巨頭遭遇發展困境

作為國內“三桶油”之一的特大型央企，中石化集團在改制時承襲了包括非經營性資產在內的大量龐雜的業務內容。而身處資金密集型的石油化工行業，通過上市渠道實現巨量融資是中石化進一步做大做強并維持其行業地位的必然選擇：2000年，中石化為實現海外上市，對所有資產進行主業、輔業切割，將盈利能力強的主業資產整體劃入新成立的中國石油化工股份公司（簡稱“中國石化”，00386.HK，SNP.L，SNP.N，600028.SH）上市，而工程建設、化工產品銷售、油田技術服務等當時盈利不佳的輔業資產則被剝離下來作為存續資產留在集團（圖1）。

這一資產處理模式在彼時幫助中石化迅速完成改制上市并實現巨量融資，對支持其核心業務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這種“主輔分離”的切割方式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效應―集團內部各業務板塊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各業務單元散亂無章。以石油工程技術為首的存續業務板塊缺少統一規劃，散亂地依附于集團旗下幾乎每家油田，“靠山吃山，多而不強”，難以發揮專業化及規模優勢，競爭力較差。不得不說，存續資產的整合缺位對中石化集團的經營效率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與國內外其他6家著名石油公司相比，其資產回報率常年徘徊在低位，且呈逐年下滑的趨勢，表現遠遜于埃克森美孚、殼牌等海外石油巨頭（圖2），屬于典型的“買賣大，賺錢少”。

而作為承接了集團幾乎所有優質資產和業務的上市旗艦，中國石化卻也同時承襲了母公司市場化理念缺失、經營效率低下等弊病。優質資源未被盤活，其資產回報率同樣不敢恭維，近年來呈持續下滑趨勢，特別是2014年受油價狂瀉的影響，其回報更是雪上加霜：凈利潤為474.3億元，同比下降29.7%，總資產回報率低至5.29%，雙雙創下金融危機以來的新低（圖3）。

而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在業務擴張需求的帶動下，上市公司近年來資產負債率一直居高不下，且有持續上升的趨勢，2014年年報揭示中國石化負債率仍高達55.41%，遠高于同期國際石油公司20%-30%的平均資產負債率，財務風險有增無減。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中國石化業務范圍覆蓋了勘探開發、煉油、銷售和化工為一體的全產業鏈和多業務板塊，因而在資本市場上的估值僅能獲得一般行業價值，而其中具有高成長性或能獨當一面的業務板塊卻沒能獲得合理的估值，其成長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多元化折價”的現象非常明顯，其市值一度破凈就是最好的體現。

融資旗艦回報下滑，杠桿高企很難再得到資本市場的認可;集團存續業務不盡如人意，機制與經營效率屢遭詬病。中石化集團似乎與其“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的企業目標漸行漸遠。2011年，傅成玉空降中石化后，迅速開始謀劃改變現狀―混改則成為他落子的第一步。

混改領銜：

上市資產的專業化重組

銷售板塊成混改試驗田

新一輪國企改革中，混改成為一大熱點詞。在中石化混改方案中，上游的勘探開發領域屬于高風險行業，區域資源開發周期短、范圍廣，雖可以在這個環節引入合作開發伙伴，并以“產品分成合同”模式進行合作，但并不能滿足各類資本的可持續安排與長期投資需求，因此暫不具備引入外部資本的成熟條件。相對而言，下游的銷售板塊技術要求較低，盈利能力較強，資產回報率較高，且由于中石化穩定的油源而收益風險不大，更有利于社會資本的進入。由此，銷售業務板塊成為了中石化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試驗田。

2014年4月，中國石化重組銷售業務，將31家省級分公司及其管理的長期股權投資、中國石化燃料油銷售有限公司、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中石化（香港）航空燃油有限公司的業務、資產、人員全部注入其全資子公司―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并賦予其獨立運營核算的權限，雄心勃勃地拉開了其銷售板塊的混改大幕。

6月30日，中國石化正式宣布，重組后的銷售公司擬通過增資擴股的方式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讓渡不超過30%的股權，推動銷售公司從油品供應商向綜合服務商轉型―這座擁有3萬多座加油站、2.3萬多家便利店和8000多萬加油卡持卡客戶的“金礦”，引來近百家投資機構垂涎;2014年9月，25家境內外投資者最終入圍（附表），以現金共計人民幣1050.44億元（含等值美元）認購了銷售公司29.58%的股權，并于2015年3月6日前完成了相應的增資價款，轟轟烈烈的混改大戲才算告一段落。

戰略投資者引入的背后

2013年的年報顯示，中國石化銷售業務板塊的營業收入高達15024.1億元，占股份公司合并經營收入的51.9%。應該說，中石化拿出銷售板塊這半壁江山來吸引外部資本的確是“誠意之作”。實際上，此次銷售板塊的混改對于中石化和引入的戰略投資者可謂“優勢互補，互惠共利”。

首先，對于產業投資者來說，除了上述較為可觀的財務回報外，中石化遍布全國的龐大的銷售網絡與終端設施乃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借助中石化這一渠道優勢，全方位的物流配送及營銷合作等嶄新的商業模式將有望實現，實際上為深耕不同業態的產業投資者提供了拓展其豐富產品的巨大平臺。

而對于中石化而言，千億資金攬入囊中固然改善了其資產負債表，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推進混改引入戰略投資者，中石化能夠借機實現成品油零售業務與快餐、零售等非油銷售業務的快速融合，利用現有的渠道優勢迅速擴大市場，實現多元化的戰略。實際上，最近幾年由于國內油品需求增長放緩以及采購成本、土地租金和勞務費用的持續上漲，中石化銷售板塊經營毛利率呈持續下滑的趨勢（圖4），在實施重組的2014年已經下滑到了歷史低點5.6%，油品銷售前景難言樂觀。

本次重組引資則充分體現了中石化以混改帶動“混業”，“以非油養油”的戰略轉型布局：重組同期的3月，易捷銷售有限公司成立，成為其非油品業務的運營平臺;同時，中石化先后與12家企業簽訂了產業合作協議，其中大潤發、復星、航美、寶利德、新奧能源、騰訊、海爾、匯源、中國雙維等9家產業合作伙伴同時成為了此次混改的引資對象，與銷售公司在產業和資本上形成了雙線合作，其背后深意不言而喻。

混改之后，中石化的非油品業務得到了迅猛發展：2014年全年營業額達到171億元（圖5），是6年前的15倍有余，而2015年僅上半年就實現了133.3億元的營業額，比2014年上半年同比增長85.4%，“混業”成效初現。

除上述產業投資者外，金融資本的出現也成為本次引資的一大亮點。嘉實系共持有銷售公司約4.2%的股權比例，旗下產品“嘉實元和”成為第一只參與國企混改的公募產品，也是唯一為普通投資者提供了參與中石化混改機會的機構，具有歷史性意義;而具有保險、銀行、資產管理和投行等背景的投資者在引資名單上的現身，則不免引來業界對于中石化在產融結合方面與之合作的遐想。

另外，騰訊科技也參與了本次混改盛宴，這一互聯網巨頭的入駐，彰顯了中石化在互聯網領域開拓新業務的勃勃野心。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意外落選中石化引資名單，應該與此前中石化公布的“對境內投資者予以優先考慮”這一引資門檻有關：由于阿里巴巴前兩大股東軟銀、雅虎均為外資，且合計持股超過50%，并不符合中石化的引資原則，從而與本次混改擦肩而過。

上市將是最終歸途

重組后的銷售公司，其借“市”做強的意圖從未改變，2016年有望實現整體上市。而對于上市方案及地點，業內人士則各有所論。由于目前銷售公司的控股股東中國石化本身就是A股上市公司，因此其在內地直接IPO或借殼上市將形成“一份資產兩次上市”，這在內地幾無先例，不太具備可操作性。

而若將中國石化持有的銷售公司的股權按比例分給中國石化的現有股東來分拆上市，中石化集團與各中小股東將直接持有銷售公司的股權，這樣雖解決了上述問題，但集團持有的股權比例將變為約49.85%（70.8%*70.4151%），直接喪失了絕對控股權，或將觸碰國企改革紅線，陡增了操作的復雜性，因而也不太現實。即使是證監會對中國石化分拆上市大開綠燈，在目前A股IPO賽道擁堵的大背景下，中石化集團旗下如四川美豐（000731）、泰山石油（000554）等可借之“殼”均為市值僅為數十億的上市平臺，是否能承受數千億級市值的銷售公司之“重”，尚且充滿疑問。

而如果選擇出海赴港IPO，不僅可以規避分拆上市的種種問題，而且還可以充分利用國際資本市場，在擴大融資渠道的同時提高國際知名度，可謂一舉多得，應該是比較理想的上市途徑。

當然，由于國際油價從2014年第四季度開始跳水式下跌，且至今仍在低位徘徊，致使國內成品油銷售價格自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出現驚人的“13連跌”，銷售公司在這一背景下顯然無法交出亮麗的業績報表，或導致股東對于上市時間表出現分歧，從而推遲上市時間。

分拆上市：存續業務的價值重塑

實際上，銷售業務板塊的混改重組引資，僅是中石化“專業化重組，市場化運營”戰略重組拼圖的一部分。推動專業化重組，一方面可以實現旗下業務的整合與梳理，避免同業子公司的惡性競爭，在集團統一的規劃下形成合力，從而實現資源的規模優勢;另一方面，分散在集團的各個產業如能分別整合上市，可以各自獲得相應的合理估值，避免“多元化折價”，從而最大程度獲得融資以支撐產業的深度發展，形成獨當一面的產業格局，催生巨大的市場空間。

以銷售板塊為例，由于重組后的銷售公司控制了中石化龐大的銷售網絡與大量的銷售終端，資產優異，再加上各類產業資本以及電商資本的入駐，市場化的運作與未來前景將賦予這一塊資產明顯的價值重估。根據其模擬財務報表測算，銷售公司的估值在引入戰略投資者后達到約3550.6億元，則原銷售公司股權價值約為2499億元，其模擬市盈率與市凈率分別達到了9.63和3.88倍（以重組公告日為基準），均高于彼時的中國石化。特別是權益類資產的市場估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這也驗證了“一分拆就會重新估價”的行業慣例;而如果銷售公司接下來成功上市，投資者獲得“二次溢價”將會是大概率事件（圖6）。

由此，在對銷售板塊“混改”引資進行重組改造的同時，傅成玉將“手術刀”伸向了集團沉淀已久的存續輔業，力圖割斷其與母體之間的“臍帶”，以業務分拆的方式激活各大業務板塊的市場價值，并以推向市場的方式來倒逼其實現轉型升級。

煉化工程板塊率先整合赴港IPO

在中石化集團眾多存續輔業中，工程建設業務優勢最強，不僅壟斷著幾乎所有國內的煉化工程建設承包項目，還將觸角伸向了海外，但子公司各自為戰、業務同質化的現象十分嚴重，據報道，在非洲等海外市場，甚至存在著多支均打著Sinopec旗幟卻相互競爭的隊伍。

2012年初，中石化定調將對集團未上市的存續資產進行專業化重組，并在煉化工程板塊率先發力;當年9月，中石化集團聯手集團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整合集團旗下的中國石化工程建設有限公司等10家煉化工程板塊全資子公司，改制成立中石化煉化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兩者分別持股98%和2%。該公司成為集團煉化工程板塊的唯一運營主體。

2013年5月23日，中石化煉化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H股（02386.HK）于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全球發行13.28億股H股，招股價為每股10.5港元，公司凈融資總額達到約137億港元。由于中石化煉化工程的核心領域―煉油、石油化工和新型煤化工工程行業未來擁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同時該公司擁有豐富的項目執行經驗和技術優勢，因此受到資本市場熱捧，取得高達30倍的認購，成為香港地區當年上半年融資額度最大IPO。

上市當年，中石化煉化工程營業收入與凈利潤分別達到436億元和36.6億元，同比增長13%與10%。與此同時，其在國際市場上也進一步開疆拓土，陸續實現了與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以及ABB集團等巨頭的戰略合作。在美國《化學周刊》最近公布的2014年度全球油氣相關行業工程建設（E&C）公司排名中，中石化煉化排名第三，較2013年提升3名。

油服與機械板塊雙雙借殼上市

作為集團存續資產，石油工程技術服務業務散亂地依附于中石化集團旗下幾乎每家油田，多而不強，并未形成合力，更奢談技術的更新換代與競爭力的提升。秉承專業化重組的思路，2012年12月，中石化整合旗下8家地區公司的石油工程業務與4家石油工程單位，成立了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作為旗下油服業務的專業平臺，由此完成了自股份公司上市以來最大的一次重組。而另一邊，作為中石化集團下屬的化工子公司，儀征化纖（600871，01033.HK）在2012、2013年連續虧損，短期內扭虧無望，被中石化集團選作為油服業務板塊借殼上市的平臺。

2014年9月，儀征化纖完成交割，向原控股股東中國石化出售其全部資產與負債，并定向回購其持有的全部 24.15 億股 A 股股份予以注銷，同時向中石化集團發行股份以購買其持有的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100%的股權，并于2015年3月更名為“石化油服”，從而實現了工程技術服務板塊的整體上市（圖7）。站在中石化集團層面，也順利將虧損資產置出、盈利資產注入上市平臺，為后續融資打下基礎。

與石油工程技術服務業務類似，中石化的石油機械業務同樣面臨規模不大、各自為政、業務布局散亂的窘境，其重組也就迅速被提上日程;與此同時，集團旗下江漢石油管理局的上市子公司江鉆股份（000852）雖然在石油機械細分的鉆頭鉆具市場一直占據龍頭老大的地位，然而在中石化的整體板塊布局中地位并不突出，業務發展急需破局，由此成為了石油機械板塊的上市運作平臺。

2013年1月，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全資子公司―中石化石油工程機械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為集團石油機械工程的整合平臺;2014年，石油工程技術服務公司持有的機械公司100%股權無償劃轉至中石化集團;9月，江漢石油管理局持有的江鉆股份67.5%股權劃轉至中石化集團，為定向收購做好準備;12月，江鉆股份公告，通過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募集資金約18億元，向中石化集團收購其持有的中石化石油工程機械有限公司100%股權，并于2015年6月完成，7月更名為“石化機械”，實現了石油機械業務板塊的整體上市，專業化重組再下一城（圖8）。

由此，煉化工程、石化油服和石化機械在中石化集團專業化重組的進程中率先脫穎而出，以“三駕馬車”之名在資本市場與中國石化并駕齊驅。

管控重構：資本紐帶下的“中石化系”

除銷售板塊外，中國石化也已加速其他業務和資產的專業化重組，更多的板塊子公司正浮出水面：2012年6月，中國石化煉油銷售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2012年9月，中國石化長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在北京掛牌;2013年5月，中國石化催化劑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2014年3月，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易捷銷售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2014年6月，中國石化管道儲運有限公司在江蘇省徐州市注冊成立;2014年7月，重組后的中國石化油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加上2015年8月成立的中石化節能環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中石化集團傾力打造的“中石化系”專業公司群已經輪廓漸顯（圖9）。

在推動“專業化重組，市場化運營”的同時，中石化集團總部職能正逐步發生變化，其本質是管控體系的重建。集團本部進一步簡政放權，轉型為資本控股公司，從繁瑣的日常經營中跳脫出來，更多地扮演資本運營母體的角色，聚焦戰略規劃、財務管理、資產綜合管理以及資源配置等戰略性任務，并以追求“資本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真正扮演集團的“戰略管控型中樞”。對于成熟的業務板塊，集團總部更多通過財務管控、全面預算管理和績效考核等實現統籌管理與考核，享受其投資回報與溢價;而對于新興業務板塊，集團總部則更多地體現“培育孵化器”角色，加大在人才、資金等方面的支持，推動其業務成長成熟，并最終實現獨立上市發展。這樣，資本在集團內實現了有序聯動。

中石化戰略轉型的背后

作為“三桶油”之一的中石化，在深化改革的戰役中絕非“一個人在戰斗”：2015年9月，中石油集團原則通過擴大旗下四家企業自主經營權等四個專項改革方案，其旗下工程技術、工程建設和裝備制造三個油氣生產輔助類業務板塊進行專業化重組的需求最為迫切，料將在資本市場掀起一場資產重組的波瀾。而一直走在專業化重組前沿的中海油也沒有停下腳步，正謀劃其銷售板塊與煉化板塊的業務整合，以求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并提升經營效率。

值得思索的是，在登陸資本市場的最初幾年，旗下曾有多達十余家上市平臺的中石化集團主導了一輪私有化退市風潮，以賣殼、要約收購等多種資本運作手段逐步減少了旗下上市公司的數量;而本輪混改則以專業化重組和分拆上市為主導，似乎選擇了一條與彼時背道而馳的改革路徑。

實際上，這是由不同的歷史環境所決定的。彼時的中國資本市場尚處于培育的初步階段，并承擔著股權分置改革這一歷史重任，而2001-2006年長達6年的股市低迷也讓上市公司步履蹣跚。在這一背景下，私有化體現了大股東對旗下上市公司業績的良好預期，對于提振股市信心有著較大的促進作用，或能扭轉一時低迷;另外根據測算，如果以當時普遍流行的“10送3”支付股改對價的話，中石化就會損失大約6.3%的凈利潤和5.7%的凈資產，巨大的成本是股東難以接受的，而通過私有化旗下上市平臺的運作模式，則可以實現“先整合后股改”，避免了重復支付股改對價和繁瑣的程序，不失為一種良策;同時，這一整合也極大程度避免了同業競爭與關聯交易，有助于重塑上市公司形象。而本輪改革中，中石化集團進行混改重組、分拆上市以及管控體系的重構絕非目的而是路徑，背后真正想要實現的是產業轉型和國有產權實現模式的探索。

雖然30%的股權讓渡被部分輿論解讀為“形式大于實質”，但中石化的混改重組通過引入外部多元化資本，對于完善市場化管理機制、提升企業創新力大有裨益。更為重要的是，各類產業巨頭和互聯網新貴的引入，帶給了中石化前所未有的機遇：銷售終端、各類非油零售、大數據分析以及傳統石油產業鏈等各種“排列組合”都為中石化開拓新產業和新產品提供了無限的遐想空間。

第8篇：股權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中投近期在海外能源投資領域屢有斬獲,其在9月出手就高達60億美元。9月底,中投宣布已通過全資子公司―福布羅投資公司購買哈薩克斯坦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約11%的全球存托憑證(GDR),交易金額約9.39億美元,這是中投9月份的第四次出手。隨著全球經濟復蘇趨勢的日益明顯,中投今年加大了海外投資的步伐,而且投資方向更趨于多元化,更多地投向資源行業大宗商品和地產項目。不過,此前中投海外投資成效并不大,據中投年報顯示,中投在2008年實現凈利潤231.3億美元,但多數是由于匯金公司所持中國金融機構股份而獲得的收益,其境外投資回報率為-2.1%。

麥格理參股華澳 外資頻涉國內信托業

8月27日,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宣布在中國內地參與設立的合資信托公司―華澳國際信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初期注冊資金3億元人民幣。不久前,麥格理集團與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簽訂協議,共同建立兩只專注于投資中國基礎設施的產業基金。根據協議,華澳信托由三方股東共同經營管理。其中,麥格理集團持有華澳信托19.99%股份,這是銀監會所允許的外資持有股份比例上限;同時,中方股東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60%股份,北京融達投資有限公司持有20.01%股份。兩個中方股東背后則是包括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在內的多家央企。據悉,華澳信托已獲得中國政府和監管部門的所有相關批復,總部將設在上海,初期主要將業務集中在幫助公司和當地政府部門融資,為高端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提供人民幣投資產品。

中經合集團攜手WISeKey

中經合集團與日內瓦的WISeKey簽署了合作意向書,雙方將攜手在華尋求商機,旨在讓中國的電信、移動和數字媒體行業采用WISeKey的電子安全技術。據了解,這份協議中指出在通過向不斷壯大的數字識別用戶群提供WISeKey在增值服務和產品方面的專長,實現中國電子身份生態系統的融合。數字識別涉及電子身份證、電子代幣、生物識別設備、移動運營商和SIM驗證。中經合集團董事長劉宇環稱,WISeKey對不斷發展的數字安全市場及相關問題的深入了解十分引人注目。劉宇環說:“我們很高興能與世界經濟論壇新領軍者合作,幫助他們在中國部署其技術。我們認為,在本地制造和電子行業的配合下,WISeKey在數字安全領域的經驗將對中國產生意義深遠的影響。”

國開金融公司成立 從事PE和直投等業務

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這是國家開發銀行(CDB)根據國務院批復的改革方案,新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注冊資本金350億元人民幣,主要從事私募股權基金、直接投資、投資咨詢和財務顧問等業務。

據相關報道介紹,國開金融公司將承接國開行已有的非金融類股權資產,包括在中非發展基金、中國-比利時直接股權投資基金、渤海產業投資基金、中國-東盟投資基金、中意曼達林基金、中國鋁業股份公司、金川集團有限公司、山西晉城無煙煤礦業集團、天津生態城等重大項目中的股東權益。

日本大和投資在華設立首只人民幣基金

9月18日,日本第二大券商大和SMBC投資株式會社在武漢宣布設立中外合作創投基金―湖北高和創業投資基金。

據悉,這是華中地區首只由國際知名創投機構設立的中外合作創投基金,也是大和投資在中國設立的首只中外合作制人民幣投資基金。該基金由大和投資和湖北省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湖北省科技投資有限公司聯合設立。其中湖北省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代表湖北省引導基金結合自有資本金出資4000萬元,湖北省科技投資有限公司出資2000萬元,大和投資首期出資1.1億元,基金募集總規模4億元。大和SMBC投資株式會社董事長兼社長有明一夫表示,他們決定落地武漢是因為中國的中西部地區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有很多投資機會。

新浪管理層增持成第一大股東

9月28日,新浪公司宣布一項重大股權交易:以新浪CEO曹國偉為首的新浪管理層,將以約1.8億美元的價格,購入新浪約560萬普通股,成為新浪第一大股東。據悉,這也是目前國內互聯網行業內的首例MBO(管理層收購)案例。根據這項購股計劃,新浪管理層將通過New-Wave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新浪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進行此次管理層收購。新浪CEO曹國偉和新浪管理層將擁有新浪投資控股公司的實際控制權。增發結束后,新浪的總股本將從目前的約5394萬股,擴大到約5954萬股,新浪投資控股占據新浪增資擴股后總股本的約9.4%,成為新浪第一大股東。

第9篇：股權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

1 電力三產企業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級電力企業在國家產業政策的指導下,基于安置富余職工和家屬的壓力,以及改善職工生活條件的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設備,創辦了與主業密切聯系的勞動就業型服務企業。經過近30年的發展,電力三產己發展成為一個涉足眾多經營領域,具有一定規模和實力,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產業化實體。

縱觀全國各地的電力三產企業,主要體現出以下幾方面的特征。

1)發展迅速,多元化經營。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電力工業長期大量的投入,電力三產企業獲得了飛速發展。電力企業職工參股的三產企業大舉進入電源建設、電力物資、電力上下游產品等各個領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電力三產企業法人近1萬家,年經營額約2000億元,利潤總額上百億元,從業人數約100萬人[]。起步較早的大型電力三產企業經營范圍己經涉足到能源、房地產、酒店、旅游和金融等領域,己經實現多元化經營,并成長為自我發展的模式。有的效益甚至高于主業,與主業己不再是完全的依附關系,而是現代化公司運作的新型業務發展關系。

2)發展不平衡

電力三產企業發展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不同地區之間的電力三產發展不平衡,二是三產企業內部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

由于電力三產企業主要從事與電力建設密切相關的行業,因此其發展水平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發達地區電力三產企業普遍發展較好,基本上都可以脫離主業自行發展,有的效益甚至超過主業,而欠發達地區電力三產企業發展整體較差,在某種程度上仍是電力企業的一個包袱。

從產業結構分布來看,絕大多數的電力三產企業仍然以電力建安、電力設備產品制造和電力物資經營為主,這類型的企業占電力三產的80%左右。從目前國內電力三產整體上來看,其運作比較好的往往是與電力產業相關的行業,而必須走向市場參與競爭的企業與產品比重很低,項目大多無效益,高科技產品更是鳳毛麟角,比較早地走向市場的產業如賓館飯店等己出現大面積虧損。

3)與主業關系密切

電力三產與主業聯系的紐帶是多方面的,除資本、人力外,更多的體現在業務聯系。由于多方面的一致性與分配的多層次性,造就了其業務聯系的非市場性,因此電力三產反映的速度效益,并非是競爭意義上的市場盈利能力,而是取決于對電力主業內部市場的專營及其電力壟斷地位影響所帶來相關的外部市場份額。所謂三產的規模效益更多的是統計意義上而不是生產力意義上,更不是企業創新發展能力的反映。一旦這種紐帶被剪斷,所有的泡沫水分將被擠干,電力三產的生存能力將接受真正的挑戰。

2 電力三產企業面臨的經營環境

2.1 政策監管

國務院于2002年4月11日批準了《電力體制改革方案》,按照電力體制改革的要求,各類三產企業通過改制、轉制、股權出售、資產重組進行主輔分離的改革,組建產權多元、公司制、民營化企業,實行與主業資產、人員、管理、業務上的完全分離,成為與主業法律地位平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沒有隸屬關系的“四自”市場實體。[]

2008年10月,國務院國資委下發了《關于規范國有企業職工持股、投資的意見》,對央企職工控股企業、關聯企業等做出了明確要求,在該文件的指導下,電力三產剝離,三產進入完全市場化的趨勢不可逆轉。

2.2 來自主業的壓力

目前國內電力企業都提出做精做強,打造國際先進企業,面對這個新的發展機遇,戰略調整是必然。從業務結構上來說,電力主業將更多地集中于本專業領域,提高專業運維水平和資產優良水平,因此,從主業的內生動力來說,剝離三產特別是那些影響主業發展的三產是必然結果。

2.3 社會影響

從所有權來看,電力三產大多都是電力企業的職工持股企業,但其與電力主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僅僅體現在人財物方面,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業務聯系方面。非嚴格意義上的透明的招投標,不僅阻礙了公平競爭,還有國有資產流失之嫌,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

3 電力三產企業發展趨勢

3.1 與主業剝離是必然,未來雙方僅是業務伙伴關系

基于上述分析,電力三產企業與主業剝離是必然的,這種剝離是全方位的。由于電力三產企業大多都實現多元化經營,有的已經實現市場化,大部分仍然依賴于主業生存,但同時主業也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部分三產企業,因此,不同電力三產企業會面臨不同的抉擇。

與主業密切相關、技術含量和安全監管要求比較嚴格的業務,諸如電力規劃與設計、輸配電等,可以直接劃歸電力企業,成為電力企業的組成部分,或成立獨立的國有企業,專門從事電力規劃與設計及輸配電建設。與主業聯系相對不緊密、技術含量低的業務,如低壓工程、酒店等業務,市場供應主體較多,可全面放開參與市場競爭。

3.2 工程總承包取代專業分工是電力三產業務模式的發展趨勢

隨著建設項目投資工期限制以及技術和質量水平要求越來越高,業主必然要求降低或轉移投資和建設風險,工程總承包模式正好順應了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業主的客觀要求。發達國家建筑市場有近一半的工程項目采取工程總承包的方式,國內工程總承包模式主要應用于土建領域,而在電力工程領域相對較少。

由于能夠實現設計、采購、施工、試運行全過程的質量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質量不穩定因素,工程總承包將成為未來電力工程建筑市場的一種重要的承包模式。電力三產將會逐步打破目前按專業分工的業務模式,進而發展成為總承包和項目管理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