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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景區發展 生態環境保護 水利風景區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12-0242-01
壺口景區是國務院1988年公布的第二批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景區主瀑布寬40米,落差30多米,瀑布濤聲轟鳴,水霧升空,驚天動地,是黃河第一大瀑布。壺口瀑布以其氣吞山河之勢被譽為“民族魂”,彰顯了中華民族一往無前、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這是黃河壺口瀑布成為“天下奇觀”獨特的資源優勢。近年來,當地政府以創建4A景區為契機,按照“發展大旅游、開發大市場、建設大產業”的思路,堅持景點開發、宣傳推介、文化發掘,旅游事業搞得紅紅火火。
雖然壺口旅游開發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基礎設施、景點布局、旅游環境等都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改善,服務質量也進一步提高,但仍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急需著力解決。壺口旅游開發只有正確定位,發揮優勢,圍繞地域文化,突出黃河歷史,展示黃土風情,體現人文精神,才能實現新的歷史性跨越。
一、景區生態環境問題概述
風景區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積極帶動了周邊經濟的發展。隨著周邊經濟的繁榮,景區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污染與破壞。特別是在景區上游很多工業園區的投資與建設使得景區的環境污染更加嚴重,目前看來造成污染的主要來自于旅游、餐飲、工業等方面。
景區的環境問題主要是水質污染、大氣污染、垃圾污染等幾個方面。景區內由于旅游管理水平有限再加上近年來游人數量增多,水面的漂浮污染物增加,這些垃圾造成嚴重的水質污染;上游工業園區主要是以硅鐵冶煉為主,冶煉排放大量的有害氣體與粉塵,再加上綠化不夠,這些大氣污染一時難以解決;再加上近年來景區附近的居住區不斷增加,生活垃圾也越來越多,這些不僅破壞了景區的美觀,也給景區的生態環境帶來一定的危害。
二、水利風景區建設與管理的現狀
為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水利風景資源,水利部于2001年7月成立了水利部水利風景區評審委員會,辦公室設在水利部綜合事業局。2004年5月頒布實施《水利風景區管理辦法》;2004年8月施行行業標準《水利風景區評價標準》;2005年4月印發實施《水利風景區發展綱要》;2006年3月實施《水利旅游項目管理辦法》。截至2005年10月,5批192個景區被批準為“國家水利風景區”。
伴隨“國家水利風景區”管理工作的推進,各地水利風景區的建設與管理工作逐步加強,陸續建立了水利風景區建設規章,基本形成了管理體系,有力地促進了水利風景區的發展。從實踐成效上來看,不僅較好地帶動了當地經濟及相關產業的發展,而且其獨特的保護水源、修復生態、維護工程安全運行的功能作用越來越明顯。“以開發促保護,以保護促發展”的水利風景區建設與發展理念,越來越為社會所認可。
三、水利風景區建設與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思想認識不夠。部分景區管理部門和單位,對于水利風景區社會需求的快速增長形勢認識不夠,對于水利風景資源的珍貴價值認識不高,理論研究不足,工作思路不寬,辦法不多,措施乏力。
規劃工作薄弱。水利風景區的建設與管理,涉及水工程安全和水源、水環境保護以及水土保持和生態修復等問題,有其特殊的內容和要求,需要以規劃來保障。但目前,大多數地區還沒有編制本地區的水利風景區發展規劃,相當一部分景區的規劃有明顯的不足和缺陷。
資金投入不足。水利風景區的基本作用在于水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水工程安全的維護,對此公益性的工作,各級政府還都囿于財力所限,缺乏應有的經費支持。各景區單位的投融資渠道不通暢,還沒有把有關政策用足、用活,落到實處。
經營管理粗放。多數水利風景區的經營管理與水資源或水工程的管理一體化,分工不明,責任不清,機制不活,缺乏人才,經營管理工作嚴重滯后。
四、科學發展觀理解建設與保護的關系
水利風景區的建設與管理,是近年來水管單位體制改革闖出的一條新路子,也是發揮水利資源綜合效益的有效途徑。水生態環境的改善,將極大地提高水利風景資源的價值。同樣,在保護水生態環境的前提下,科學、合理地開展水利風景區建設,提高建設與管理水平,發展水利旅游,可以帶動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從而為水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提供支持。另外,通過開展水利旅游,推進水利風景區建設與管理,可以成為向社會宣傳“人水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可持續發展水利理念的理想平臺。水利風景區的建設與管理,綜合了水生態環境中十分重要的水體、水利設施、文化等自然與人文要素,要做好這項工作,必須具備廣闊的視野,對“人水和諧”有著深入的了解。
五、景區生態環境保護措施
水利風景區需要水,更需要優美的環境。要以水文化為主題,在建設的過程中體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只有這樣才能將水利風景區建設好,經營好。因此,三門峽大壩風景區在未來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切實保護生態環境。
1.通過先進的理念指導環境保護工作
在景區生態環境生態保護中,需要將水生態環境保護性建設與修復為重點,著力提升大壩的生態服務功能,在具體的實踐規劃中,要堅持嚴格規劃、嚴格構筑、嚴格建設,注重在維護中體現文化的內涵拓展,使工程展現出生態的、文化的、地域的特色。
2.積極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在景區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政府有義務進行政策導向與規劃,在包括在景區內區進行生態建設與修復總體規劃(目標、思路與具體措施等)、政策導向、項目支持、協調服務、意識宣傳,此外,政府在檢查監督方面也應起主導作用。
3.綜合多項技術,因地制宜進行生態修復
對于風景區來說,可以采用截污減排、還原清淤、綠化壩區、營造水邊空間、增加水生植被等多種手段,堅持自出創新與科學治水,實現以人為本,堅持景區建設與自然環境保護的統一。
參考文獻
關鍵詞:城市生態公園; 養生文化;規劃原則;設計途徑
一 引言
隨著社會建設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城市居民日益需要經常性的休閑健身活動來平衡身心,享受自然生態的環境,懂得養生和保持健康的體魄。近年來,我市不斷提升城市園林綠化水平,以建設生態園林城市特色為目標,提出了揚 “城中有山、山中有水、水繞城轉”之長全面推進城市園林綠化建設。新會區政府與規劃分局結合江會路控規要求,在體現該片區的態旅游軸和宜居軸的規劃理念上,為加快城市生態園林建設步伐,適時提出了重點規劃建設新會區荔枝山(土名)公園,積極引導城市建設向生態園林城市目標發展。
如何進行城市生態公園的景觀設計,如何提高公園的文化品位和適合社會需要,使公園景觀具有生態性、多樣性、人文內涵及實踐性特色。借此,本文結合新會區荔枝山公園規劃設計方案,在城市生態公園設計中從保護自然生態環境、融合文化教育、創造優美景觀、提供適宜活動場所和生態技術應用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二 城市生態公園概念
城市生態公園指位于城市城區或近郊,以生態學及相關學科為指導,以保留或模仿地域性自然生境來建構主要環境,以保護或營建具有地域性、多樣性和自我演替能力的生態系統為主要目標,提供與自然生態過程相和諧的游覽、休憩、時間等活動的園林。其不僅具備自然生態、人文歷史、經濟等方面的功能,還在城市生態環境改善、地方文化傳承和人文景觀的保護、綠地系統、旅游等方面有獨特的能動性。因此,城市生態公園既具有“生態性”,又具有“城市性”的園林,有別于普通的景觀公園和自然生態公園或自然保護區。
三 城市生態公園的規劃原則
城市生態公園強調自然保護及展現生態、人文景觀,通過廊道連接各觀景點,配套服務設施,滿足人們休閑游憩的需要,塑造出連續、完善的人與自然和諧園林。因此,在規劃與景觀設計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1)自然優先原則
在城市生態公園規劃設計中,首先研究區內的地形和原生態、植被等特征,應堅持保護自然生態為原則,充分利用林地、坡地、水體等資源,保護自然的原生態和維持景觀過程、建立多層次、多結構、多科學的植物群落系統,是生態公園設計中的生物多樣性及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前提,也是景觀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2)多樣性原則
城市生物多樣性含景觀多樣性,是維持城市生態系統平衡的基礎。景觀異質性導致其復雜性與多樣性,從而使景觀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維持其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豐富城市生物多樣性。因此在生態公園設計中,景觀斑塊類型的多樣性增加異質性的設計,將帶來動物景觀的多樣性,更好地體現了自然生態特性。
(3)景觀個性和連通性原則
景觀個性是指一個地區自然景觀與歷史文脈的總和,包括它的氣候條件、地形、地貌、動植物資源以及歷史、文化資源和人們的各種活動、行為方式等。景觀連通性是指景觀中各元素在功能和生態過程上的聯系,在景觀規劃中,強調維持不同斑塊之間空間聯系與恢復景觀生態過程及格局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廊道是景觀連通性的主要表現結構,如水系廊道、環湖帶、文化與休閑走廊等,通過廊道將園內各個綠色斑塊聯系起來。
(4)可持續性原則
城市生態公園應堅持可持續發展,立足于景觀資源的可持續性和生態換季的保護與改善。其景觀是由多個生態系統組成,設置合理的休閑場所,將自然性和文化性相結合,是近年來城市生態公園設計的發展趨勢。景觀資源的永繼利用和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的保持是城市生態公園可持續發展的首要條件。
四 城市生態公園的設計途徑
4.1 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根據“斑塊-廊道-本底”模式和景觀生態學原理,以生態保護建設為核心,分析和組織生態公園的生態功能,維護區域生態系統平衡和生物多樣性,通過生態修復,將區域內各級斑塊、廊道有機聯系,使其成為有機整體,發揮生態系統自身調節功能和改善城市生態條件與保護的雙重作用。
4.2 融合文化教育
尊重地方文化與歷史文脈,挖掘獨特文化內涵,在規劃設計中進行培育生態公園的文化意義,將歷史、人文融入公園之中,在結合生態教育及實踐需要、文化藝術性處理及展示,讓生態公園的空間、形式等方面有創新的可能,并作為教育和自然活動基地,讓人們體味歷史的深遠和得到很好的教育。
4.3 創造優美景觀
規劃設計中要著力將設計理念與地方人脈及傳統文化完美結合來創造優美景觀,突出傳統的“天人合一”及現代“人與自然相和諧”的理念。良好的景觀設計要做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現有地形,把人工與自然、技術與藝術、功能與觀賞、時尚與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也應避免建設性破壞,使景觀更豐富生動來創造自然舒適、優雅的宜人環境。
4.4 提供適宜活動場所
城市生態公園要提供多種適宜人們活動的場所,滿足人們的健康休閑游憩及教育實踐的需要。因此,在規劃設計時,以保護自然生態為前提,主動地利用公園入口、園路、步行登山徑、水體岸線及其他用地,開辟適宜各種健康運動休閑的公共場所,配套服務設施,充分發揮園林的社會公益性,使之成為城市園林中有機的組成部分和新的內容,創造更富有活力和親和力的各類活動休憩空間。
4.5 生態技術應用
城市生態公園要充分發揮其生態環保的特性,結合自然資源、場地環境和基礎設施等,要考慮應用一些生態技術。如生態恢復技術中的土壤改造、植被恢復、防治土地退化、土地復墾及流域整治等方面的技術。在基礎設施建設時,又采用水循環再利用、地表水采集、太陽能、風能利用等。希望通過一些生態技術應用能減少公園建設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有效修復景觀環境,從而恢復生態環境讓得到可持續發展。
五 荔枝山公園設計構想與實踐
5.1 項目概況
新會區荔枝山(土名)公園位于江門市新會區城區北端,南至圭陽北路和會城大道,西至圭峰路,東臨新峰路(北段),與省級風景名勝區圭峰山風景區相鄰,與國家AAAA級旅游區和體育運動公園對望,區位優勢明顯,旅游業資源豐富和發展的前景,結合控規定位建設成為城市綠肺和休閑旅游的城市生態公園。
荔枝山公園范圍的基地包括圭峰路東側荔枝山和都會水庫西側山頭,規劃總用地面積約151.09公頃,場地基本有大小12個山峰及都會水庫組成,主峰絕對高程為130米,較低的山峰為48.5米。場地內山環水繞、藏風納氣,植被覆蓋率極高,綠化植被情況良好,空氣清新,適合開展多種養生休閑活動。但部分植被較為單調,山谷中有部分的牲畜養殖,對水體環境有一定影響,山體現有道路系統不完善。荔枝山公園作為廣東省珠三角綠道3號線區域性綠道首站節點,也是新會城區綠色生態休閑軸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圭峰山森林公園向城區延伸的最大綠鍥,是城區生態綠脈最重要的連接關鍵點。
5.2 規劃定位及設計構想
5.2.1 概念起源
通過分析新會區城市生態結構,城市規劃生態景觀軸上已形成了多種主題的城市公園及圭峰山風景區森林公園,但缺乏以生態、特色文化為主的區域性公園。首先考慮利用荔枝山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環境,歷史文脈和挖掘出由新會名人伍廷芳所著的《延壽新法》書中先提出了運動養生理論和文化,展示和弘揚新會“海濱鄒魯”文化底蘊衍生出養生文化。再者,從人們注重生命健康和舒緩各種身心壓力來看,向往休閑和保健性的活動,并享受其樂趣。顯然養生休閑將成為社會經濟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帶動一種社會潮流。以此提出了將荔枝山公園打造成為“生態的養生谷”的概念,規劃定位為城市養生文化的生態公園―讓人們享受城市山林中的慢生活。
5.2.2 規劃構想和與景觀創造
根據“斑塊-廊道-本底”模式,依據基地現狀和自然條件的分析基礎上,以自然優先、多樣性、景觀個性與連通性和可持續發展為原則,規劃中提出 “一軸、兩帶、十景互動”的規劃結構,同時營造出以“養生文化”、“養生服務”、“養生體驗”、“養生植物”、“養生教育”五大特色為主題,并以生態養生旅游為主線進行景觀設計。“一軸”:核心景觀軸,串聯公園內山水游線的主要景點和開放空間;“兩帶”:既山林生態復原帶與城市活力開放帶。 “十景”:分布于公園中適合建設,并能增加游覽樂趣的景點,展示荔枝山公園的休閑養生的特色。(見圖1)
5.3 規劃功能分區與景觀創造
5.3.1 自然植被保護與功能分區
規劃設計堅持自然優先原則和利用邊界效應理論,做好自然生態保護,結合居住、道路、山體植被及各功能特征,劃分成三個區域:(1)城市活力區-山林生態復原帶。在山林帶中以健康綠道為景觀引導設計,以養生植物為景觀骨架,以展示植物養生為目標打造成運動休閑的景觀體驗帶。同時,基于現有山體部分樹種密集單一的情況,在保護自然生態前提下,有計劃進行植被更換,補充豆科類等固氮性品種,改善土壤土質,保護生態山林和水體并營造生態密林區,有利于豐富林相層次和群落結構多樣性,維持了山體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2)市民活動帶-景觀種植區。主要是與城市居住生活相接的邊緣地帶,充分利用道路、居住區、商業設施及基礎設施,合理安排公園入口廣場、服務設施等,以養生服務為主,配合養生教育并強調植物種植的景觀性,創造優美城市景觀,從而形成養生文化內涵的景觀展現帶。布局上設有四個入口廣場,其中西南入口以心湖飲綠為主題,由現有山谷間引下一條曲線形山澗與水系連接形成動態水景,達到活躍景觀氛圍;并設有花徑尋芳、葵林晨韻和澗影聽音等景點。西入口廣場以壽山綠谷為主題,利用地勢高差建半地下停車,較為平坦地勢為入口廣場,通過樹陣、跌水雕塑、臺地等景觀元素構成豐富的入口空間,滿足人們集散、活動、文化展示的休閑需要,延續了城市廣場空間發展。
(3)谷地景觀游覽-特色植物區。在山林谷地結合自然山水進行特色植物種植,結合養生文化、體驗和教育等方面構建特色園區,以養心湖為景觀核心,以谷底溪流為景觀個性,并通過水系廊道連通起來,也讓各生態景點得到可持續性發展。通過種植特色植物和花草,打造特色花谷,吸引和培育蝴蝶等多種動物,同時沿坡地種植茶園,讓人在品茶中學會茶道,感受自然讓人體味茶香與花香,再現生態田園氣息。(見圖2)
5.3.2 融合養生文化,創造優美景觀
荔枝山公園在規劃游憩功能方面主要分為五個區,分別是入口廣場區、山林游覽區、市民活動區、濱水休閑區和谷地景觀游覽區五大區域。同時設置了各具特色的十個養生景點,分別是健康綠道、壽山云臺、茅龍石刻、花溪谷、蝴蝶谷、茶園雅徑、心湖飲綠、養心湖、天香石徑和百家園圃。(見圖3)
5.4 道路系統及組織景觀游線
規劃將主入口分別置于公園西側與南側,以此作為市區人流進入綠地的主要空間。同時,規劃設置了多個次入口和直接進入公園的道路,以滿足周邊居民的游覽需求。各入口設停車場其中有半地下車庫結合現狀地形,結合廣場空間進行商業管理服務建筑布置。
內部交通除預留的消防通道作為應急車行道以外,公園內不設置車行道。道路結合地形,形成順地形而行、穿地形而行、切地形而行的三種道路景觀效果。局部可供車行的主園路結合綠道寬為3.5米,二級步行主園路寬為2-3米,三級園路寬約1.5-2米,登山小徑寬約1.0-1.5米。為更好結合省綠道規劃、支持綠道建設,環繞整個荔枝山公園的一條園路,該園路充分考慮無障礙設計和自行車通行需要,使游人通過騎車游覽能包攬公園全景綠道沿途景觀。游人景觀游線組織依托于主要交通框架,通過主園路、游步道串起各個主要景點,形成完整的游賞、休憩、養生活動的綜合游覽路線。(見圖4)
5.5 因地制宜,布置生態服務建筑
規劃中將園區內建筑的形式與性質、功能和風格上進行協調保持統一,其建筑功能主要以開展休閑文化活動、創造景觀、防風避雨為主。建筑采用現有的生態技術進行精心設計,應具有造型藝術感個性化,要求建筑與自然景色高度統一,以植物陪襯的色、香、味、意來襯托建筑,其外墻立面色彩選用明快色調,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體現審美價值。
六 結語
荔枝山公園作為新會區城市園林建設的重要項目,有別于過去公園規劃一般僅滿足娛樂休憩和商業服務的需要,只從綠地廣場層次進行規劃。然而本規劃從保護自然生態環境、融合文化教育、創造優美景觀、提供適宜活動場所和生態技術應用等方面,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和實踐。因此,城市生態公園的規劃設計不單從生態、綠地建設方面考慮而且涉及面更廣,更應發掘城市的內在景觀、人文淵源等元素,對城市在生態、社會人文、經濟、旅游等方面的發展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充分展現創建生態園林城市的特色。
參考文獻:
[1] 鄧毅. 《城市生態公園規劃設計方法》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7年.
[2] 張任. 城市生態公園規劃設計研究[D] 湖南農業大學,2010年.
關鍵詞: 城鄉統籌;資源型城市;轉型;武安
中圖分類號:F1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碼:
1、引言
統籌城鄉發展,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一直貫徹的“一號工程”,是貫徹落實十七大以及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內容。對我國這樣一個地域范圍遼闊、人口數量巨大、發展嚴重不均衡的國度而言,城鄉統籌工作需要加大探索和創新力度,成功的關鍵在于科學全面的分析城鄉差異和地區差異及其內在原因。我國城鄉差異主要體現在發展基礎差異(家庭收入、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社會模式差異、生活習俗方式差異等;與城鄉差異相伴生的是地區差異,主要表現為發展階段差異、資源稟賦差異、區位條件差異等。只有將城鄉差異和地區差異結合起來共同研究分析,才能因地制宜、因時而異制定出適宜性的政策引導措施。
山區在我國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全國約70%的人口生計依賴山區資源,80%以上的少數民族生活在山區,90%以上的國境線位于山區。山區具有70%的淡水資源,大量的礦產資源、生物資源和廣袤的發展空間,蘊孕著巨大的發展潛力。近年來,部分山區依托豐富的資源普遍實現了較快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不均衡的。由于以資源為依托的工業經濟見效快、利潤高,導致各類生產要素主要向資源型工業經濟集中,而農業經濟由于受氣候環境制約、發展周期長、利潤相對較低等原因,吸納到的生產要素極為有限,導致農業經濟基礎薄弱、發展較慢,工農業之間、城鄉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統籌城鄉發展的任務非常艱巨。
武安市地處冀南大地,西倚巍巍太行,東望華北平原,全市地形復雜,低山、丘陵、盆地兼備,呈“五山半水三分田”格局,是典型的半山區資源型城市,是全國58個重點產煤縣(市)和全國四大富鐵礦基地之一。依托資源稟賦,形成了以冶金、煤焦、建材等骨干行業為主導的工業體系,特別是鋼鐵業已成為當地經濟的主要支撐。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和鋼鐵產業兼并重組整合戰略的實施,武安市的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面對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家節能減排、淘汰落后產能等政策約束的日益加劇,以及自身發展的瓶頸,2010年武安市作為全省十個率先開展城鄉總體規劃的試點之一,先行先試,先后開展了“鎮村體系規劃”和“城鄉總體規劃”,探索出一條城鄉統籌發展的新路子。
2、規劃背景
2.1城市基本特征
2.1.1半山區地形,生態資源環境脆弱
土地資源豐富,但用地空間狹促,集聚度低。全市土地總面積1818平方公里,但用地空間狹促是山地城市共有的先天不足,城鄉建設用地僅占全縣總用地的17%,且采礦用地、村鎮建設用地的面積大,以礦山、沙石坑為主的采礦用地占全市城鄉建設用地的11.43%,村鎮建設用地占全市城鄉建設用地的48.31%。城鄉建設用地集約利用水平低,全市人均城鄉建設用地268.50平方米,遠高于國家平均水平。
水資源匱乏,且水環境日趨惡化。武安市屬于資源型缺水地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全國平均數的15.14%,且地表水分布極為不均,嚴重的制約城市經濟和生態環境的發展。近年來,武安市地下水一直處于超采狀態,地下水的超量開采造成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引發了許多地質環境和生態問題。
地形的復雜性使得全市城鄉發展極不平衡。東部盆地地區地勢平坦,經濟發達,居民生活水平較高;西部山區及丘陵地區,受坡度高差及水資源等自然條件制約,經濟落后,農民生活條件艱苦。在資源條件短缺、人地關系惡化、環境質量下降的現實困境下,如何進行有效統籌,引導城鄉空間合理拓展并優化區域生態格局,是規劃亟需解決的問題。
2.1.2 產業結構失衡,資源型產業比重過高
工業重型化。鋼鐵工業在全市產業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對全市GDP的貢獻率高達60%,鋼鐵主業從業人員占全市人口的10%。“一鋼獨大”的鋼鐵工業對于地區經濟的發展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但這種主導地位是由大量輸出原料型產品拉動的,高深加工產品輸出較少,產業鏈條短,產業持續力不強。經過長期的開發利用,鐵礦資源逐漸枯竭,目前全市外礦依存度近80%,焦煤完全依靠外購,水資源短缺加劇,且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的產業結構帶來的高消耗、大排放,使得資源支撐乏力、環境容量減小。隨著國家鋼鐵產業政策的出臺,節能減排降耗政策的深入實施,使鋼鐵產業發展面臨的資源、環保壓力逐步增大。
一、三產業發展滯后。城鄉二元體制的分割造成了城市與農村經濟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農業發展遠遠落后于工業。第三產業發展遲緩,增長速度滯后于第二產業,甚至低于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并且第三產業主要集中在商品市場等傳統產業,信息服務、社會服務、金融保險、旅游等現代第三產業比重較低,且增長較緩慢。
2.1.3 城鎮化質量不高,“不完全城鎮化”現象突出
2009年,武安市城鎮化水平50.2%,較同期全國46.59%,河北省43.7%,分別高出3.61個百分點和6.5個百分點。但是,按照戶籍農業人口統計,戶籍農業人口占戶籍總人口的86.4%,與50.2%的城鎮化水平有36.2個百分點的差距,大約有28.3萬左右的戶籍農業人口被納入城鎮化范疇,城中村等“不完全城鎮化”現象突出。
2.1.4 設施配置分割,農村環境惡化
全市城鄉設施空間配置分隔明顯,農村設施建設嚴重滯后于城市。大部分村莊只是實現了給水、電力、電信等最基礎的設施,多數村莊是各家打井自供水,水質水量難以保證,西南部山區174個村莊存在飲水困難,村民生活十分不便;公共服務設施除市區和鎮(鄉)政府駐地較為完善外,大部分村莊較缺乏;多數村莊環境較差,由于缺乏排水、垃圾收集處理等設施,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隨意排放,大多都排入村邊河溝和道路兩旁。規劃中,需要城鄉全盤考慮,統籌布置公共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促進城鄉資源共享,保障社會公正公平。
2.2區域發展背景
2.2.1省內要求――城鎮化率先發展區
河北省充分發揮環京津、環渤海的區位優勢,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以建設京津冀地區統籌協調發展的世界級城鎮群為目標,構建環京津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帶“兩群一帶”城鎮化空間發展新格局。冀中南經濟區被列為 “十二五”時期實施的戰略重點之一,武安被列入冀中南經濟區“兩圈、一區、一帶、四軸”的率先發展區域格局。
2009年河北省出臺的《河北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壯大中心城市促進城市群快速發展的意見(冀政[2009]115號)》明確提出“培育武安為邯鄲西部區域次中心城市”。
2.2.2區域發展――邯鄲都市圈與區域次中心城市
2009年河北省將邯鄲縣、峰峰礦區、永年縣、磁縣、成安縣和肥鄉縣納入邯鄲中心城市統籌管理,實行“1+6”同城化管理模式,建設邯鄲都市圈,要求邯鄲進一步確立冀晉魯豫接壤地區中心城市的地位。武安市雖不在“1+6”范圍內,但是處于邯鄲市東西向城鎮發展軸和西部循環經濟整合優化區內,是邯鄲市的區域次中心城市,是邯鄲市“西部整合”戰略的重要空間載體。
圖1 邯鄲都市圈規劃示意圖
3、總體思路
3.1一個主題:資源型城市轉型
規劃圍繞“資源型城市轉型”這個主題展開,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切入點,合理控制城鄉發展規模和環境容量,尋求多樣化的城鎮化發展動力,構建多元的城鎮職能結構,擺脫資源型單一動力機制對地方發展的限制。
3.2 兩條主線:科學發展、公平發展
規劃以統籌城鄉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為主要內容,由兩條主線展開:一條是促進科學發展的發展主線,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強調政府的有效調節,進而形成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格局,主要包括加快城鄉經濟發展、完善城鄉經濟結構、增強城鄉經濟聯系、優化城鄉經濟布局四個方面;另一條為實現和諧社會的公平主線,強調基于平等原則的更為主動的調節與引導,進而達到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的局面,主要包括加快城鄉社會建設、促進城鄉公平發展、合理分配城鄉資源等方面。
3.3 三大任務: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型升級、建設區域次中心城市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武安市要突破資源型結構的約束,實現城鄉協調發展,需要推動非資源型產業的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提高城市的就業容量與城市對區域的輻射帶動能力,建設區域次中心城市,解決“不完全城鎮化”問題,最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
3.4四大理念:綠色、生態、轉型、創新
規劃圍繞“綠色、生態、轉型、創新”四大理念,突出優化空間布局、調整經濟結構、提升城市功能、統籌城鄉發展、保護生態環境五方面內容,實現綠色低碳發展。
3.5五大戰略:綠色增長、開放協作、三化聯動、城鄉統籌、特色營造
規劃中實施綠色增長戰略,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積極構建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發展模式;實施開放協作戰略,主動參與區域經濟循環,全面提升城市對區域的綜合服務功能;實施三化聯動戰略,完善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推進的政策措施;實施城鄉統籌戰略,統籌城鄉發展,協調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實施特色營造戰略,充分利用自然和歷史文化資源,強化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味。
3.6 六個一體化:空間布局、交通、產業、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社會發展、基礎設施
通過城鄉統籌規劃,最終實現城鄉空間布局一體化、城鄉交通設施一體化、城鄉產業發展一體化、城鄉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一體化、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城鄉基礎設施發展一體化等六個一體化發展格局。
4、發展目標
在對武安市發展的宏觀背景、基本特征、發展條件與趨勢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借鑒國內外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成功經驗,提出武安市城鄉統籌發展的總體目標: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緊緊圍繞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和建設區域次中心城市兩大戰略,抓住河北省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壯大中心城市促進城市群快速發展、加快發展冀中南經濟區三大機遇,突出統籌城鄉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空間布局、提升城市功能、保護生態環境五項內容,加速“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等值化”進程,實現“城鎮化與資源轉型發展協調同步”、“城鎮化與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協調同步”、“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協調同步”。
5、規劃重點
規劃緊緊圍繞武安市地方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在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提出了對應的解決策略與空間布局方案,突出全域指引與重點關注的結合。
5.1 明確市域城鎮化發展戰略
規劃從資源環境承載力入手,通過土地資源、水資源和生態環境承載力研究,合理控制城鄉發展規模和環境容量。結合武安西部山區農業生產、居住條件、用地條件均較差的實際情況,提出“人口由西部山區向東部盆地區轉移、建設用地由資源區向非資源區轉移、產業由鎮、鄉、村向城區和工業聚集區轉移”,統籌規劃各類城鄉建設用地與非建設用地,統籌安排各項設施。通過三個轉移,實現“人口集中居住、產業集中布局、資源集中開采、農地集中經營、生態集中治理”,進而構建中心城區――中心鎮――農村新型社區三級的城鄉居民點新體系。
圖2武安市域資源環境綜合評價圖
圖3武安市域城鄉空間總體布局圖
5.2提出資源型產業轉型方案
針對武安市“一鋼獨大”的產業特點,通過資源型產業轉型分析專題研究報告,提出由“一鋼獨大”走向多元發展、構筑綠色產業體系的可持續發展思路。
圍繞“傳統優勢產業升層級、戰略性新興產業成規模、現代服務業上水平、現代農業抓特色”,構建“一核五帶”的產業空間結構,一核為主城區的綜合服務核心,主要聚集行政服務、企業總部、現代服務業。五帶指沿南澈又鼗工業帶,沿北澈酉執農業帶,青龍山山前新型工業帶,西部山區生態旅游帶,東部沿邯武快速路新興產業帶。
重點建設以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裝備制造業為主的武安工業園,以發展低碳循環產業為主的青龍山工業聚集區,以發展鋼鐵利用深加工、煤炭深加工、新材料產業和現代物流業為主的南澈庸ひ稻奐區和以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邯武快速路新興產業園。加強蔬菜基地、肉牛生產基地、小米種植基地、棉花種植基地、觀光農業基地等特色農業基地建設。做大物流業,建設冀南地區最大的鋼鐵物流基地。提升旅游業,打造東太行山旅游度假勝地。繁榮商貿業,打造四省交界區域現代服務業發展高地。
圖4 武安市域城鄉產業空間布局規劃圖
5.3 統籌市域城鄉空間布局
全市按照“核心帶動、軸帶發展、分區控制”的原則,構筑“一核、兩帶”的空間格局。將上團城鄉、午汲鎮、康二城鎮、北安莊鄉、武安鎮、西土山鄉等6個鄉鎮全部納入中心城區,形成北至北澈櫻南至南澈櫻西至石林高速公路,東至永峰線的城鎮發展核心區。依托邯沙公路和磁左公路兩條區域交通走廊,構建南、北澈恿教醭欽蚍⒄勾。規劃期末,全市形成1個中心城市、4個中心鎮、16個一般鄉鎮、32個中心村、43個基層村的空間布局結構。
圖5武安市域城鄉空間發展結構規劃圖
5.4 制定分區域差異化發展策略
針對武安市半山區的特殊地理環境,根據盆地區、丘陵區、山區等不同發展條件,綜合考慮土地資源約束、生態保護約束、公共安全需要、城鎮拓展需要,將全市劃分為5個不同的規劃地域單元,采用差異化的發展策略。
盆地區作為城鎮化重點發展區,以中心城區為核心,輻射周邊6個鄉鎮,重在拉大城市框架,加強產業和人口的集聚,重點建設武安工業園區、青龍山工業聚集區和邯武快速路新興產業園區三大工業聚集區,各項設施配置實現共建共享。
丘陵區主要包括以礦山鎮為中心的東北部地區和以磁山為中心的西南部地區,重點加快礦山鎮、磁山鎮兩個中心鎮和南澈庸ひ稻奐區建設,促進產業和人口的集聚,搞好生態環境建設,加強對荒山、廢棄礦山和尾礦的生態治理和修復,電力、通信設施與全市聯網統一布置,給水、排水、供熱、燃氣、環衛設施以各鎮區為中心實施分散布置。
山區主要指西部太行山區,以環境保護、生態涵養和發展旅游業為主。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實施退耕還林、還草政策,搞好太行山綠化工程;逐步搬遷位于水源保護區、自然生態保護區、風景名勝核心區等生態敏感區的村莊和企業;依托京娘湖休閑度假中心,以山地自然生態旅游和文化觀光為主題,形成“澈釉礎憊家級旅游度假區。
5.5 強化市域生態環境保護
規劃以建設國家生態園林城市為目標,建立健全“城鄉、山水、廠礦、園區”生態建設統一規劃體系,構建“園成綠塊、路成綠帶、田城綠網、山成綠障、城成綠景”的大生態格局。
根據生態環境承載力空間分布狀況,結合生態功能分區及各鄉鎮的實際,劃定了四個生態環境重點建設區,并對各類地區設施不同的生態建設策略。
水源涵養保護區:保護和治理京娘湖水庫及周邊地區的水環境和青崖寨自然保護區建設工作,實施封山育林和造林綠化工程,提高森林資源的水源涵養功能。
水土流失治理區:按流域、分區域進行綜合治理,深入開展植樹造林、退耕還林和荒地綠化工程,大力發展防護林體系建設,營造大規模的水土保持林區、水源涵養林區等,改善生態環境。
城鎮生態修復區:合理規劃市區建設用地布局,正確處理農業用地和建設用地關系;加快城鎮化建設進程,改善城鎮生態環境,提高人居環境質量;提高污水處理廠、垃圾填埋廠等治污設施的利用率;加大城鎮植樹種草力度,提高城鎮綠化覆蓋率。
礦山生態恢復區:加強礦產資源開發管理和保護,制定礦產資源開發規劃,做到礦產資源的有序、科學開采;加大礦山廢棄地生態重建監管力度,確保廢棄地及時得到生態恢復;對礦區合理規劃布局,做好礦山水土保持工作;大力發展生態林、經濟林,提高水源涵養、水土保持功能,抵御風沙危害,改善生態環境。
圖6 武安市域生態環境建設分區規劃圖
5.6 分類指導居民點遷并整合
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村莊重點向中心城區、鄉鎮人民政府所在地集中、向產業園區和大型工礦區集中、向交通便利的國省干道沿線集中、向經濟條件好無安全隱患的大村集中,采取撤村改居、聯片聚合、整體搬遷等調整策略, 將148個位于城市或鎮區規劃用地范圍內的村莊納入城鎮,15個地理位置相近、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相同、村莊建設聯片發展的村莊進行合并,337個存在嚴重生存環境問題的村莊搬遷至條件較好的地區,全市502個行政村整合成75個村莊,其中32個為經濟條件好、能服務周邊村莊的中心村。
5.7塑造山水城市特色
以太行山為背景,南澈印⒈澈印⒂翊河三條水系穿城而過,為武安市建設山水城市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景觀資源。規劃在保證南北澈有瀉榘踩、城市安全和改善生態環境的同時,充分利用珍貴的自然景觀資源,引山入城,引水入園,山、水、湖、城有機融合,塑造“三河碧水環繞穿城、四湖綠蘊交相輝映、五山蔥林層巒疊翠”的山水城市特色。
5.8 制定切實可行的行動計劃
規劃結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在生態環境治理、綠色產業聚集、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住房保障建設、新農村建設、新區建設、規劃編制體系完善等八個方面,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確保規劃的順利實施。
6、結語
本文以武安市為研究對象,圍繞“資源型城市轉型”這一主題,從資源與環境承載力入手,在對城市發展條件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闡明了規劃的總體思路和城鄉統籌發展目標,并在統籌城鄉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空間布局、保護生態環境、突出城市特色等方面進行了重點論述,對處于轉型發展期,我國廣大資源型山區城市城鄉統籌規劃的方法進行了積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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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嘗試從生態城市規劃工作的內在屬性———即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矛盾性和復雜性的角度作進一步的思考。1有感于生態城市規劃矛盾性的若干片斷思考日常工作及社會實踐中所接觸到的一些事情,不斷加深筆者有關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矛盾性的認識。比如:1)中新天津生態城選址于渤海之濱的鹽堿地,這一選址體現了不占耕地的農田保護思想,但從區域視角來看,該地區卻屬于生態敏感地區,本身即不適合人類居住,由于渤海生態系統的脆弱性,沿海地帶長期人煙稀少,在這樣的地區建設“生態城市”顯然是有悖“自然規律”的。更深入的分析不難發現,國內不少冠以“生態城市”旗號的建設項目,其用地在上位規劃中不少都是生態保護用地,如武漢花山生態城、懷來生態新城等等;2)“綠色”通常被認為是與“低碳”、“生態”相近似甚至等同的一個概念,具有綠色特征的農業發展似乎是符合生態原則的,但不少人常常忽視的是,很多具有“綠色”特征的事物實際則是與生態原則沖突的。例如,作為高爾夫場地的草坪,其養護要求極為的要求無疑是相矛盾的;3)當前環保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在各種會議場合,越來越多使用投影儀代替以往紙質或布料的宣傳海報,使用投影儀沒有廢物產生,似乎是符合環保和生態原則的,然而,投影式海報需要使用電腦和投影儀,這就需要消耗電力,我國的電力大量則是靠燃煤而得,投影儀和電腦的使用必然意味著一定數量的燃煤和碳排放。電動汽車是同樣的例子,一般理解它對環境的影響較小,但就目前的技術而言,它只不過是使用了車載電池而已,其對環保的貢獻也僅僅體現在局部緩解城市中心區的污染方面;4)新能源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國政府確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在人們的印象中,風能、水能、太陽能等都是不輸出污染的清潔能源,它們通過各種能量之間的轉換利用,以一種科學的方式為世界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但環境學家的調查研究卻警示我們必須對新能源發展保持冷靜,比如:風力發電場的“風車”對于鳥類特別是夜間遷移的鳥類存在威脅,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東部阿爾塔蒙特山口207km2區域內的7000多臺風力渦輪機每年約殺死1766~4271只鳥;水電開發建設的大壩截斷了流域魚類的洄游通道,破壞了一部分魚類及其他生態物種的生存;太陽能發電也存在生產、廢棄物等多重污染,生產環節的多晶硅每生產1t,就會產生4t以上的具有酸性腐蝕危害的SiCl4廢液;[7]5)節能減排是促進生態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并已成為政府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但落實到政策行動上卻往往走了樣:“十一五”末期,許多城市為了“完成”節能減排指標,紛紛拉閘限電,不少工廠和生活因用電需要不得已改用自備柴油機發電,其碳排放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是增加了;6)從更大的方面講,中國已經明確生態化發展的基本國策,繼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之后,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的發展要求,但與此同時,中國卻正在經歷城鎮化的大發展,2011年我國的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也是國家“十二五”規劃十分明確的政策導向。而相關研究表明,城市人均能源的消耗是農村的3倍[8],城鎮化的大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資源、能源消耗的進一步加劇,這似乎是與生態化發展相矛盾的;……
2關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復雜性的討論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1937),因此,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矛盾貫串于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矛盾性屬于正常現象。那么,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矛盾性究竟是怎么產生的?對生態城市規劃的具體實踐又有哪些影響?這就需要我們對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復雜性加以討論。
2.1社會、經濟、自然因素的復雜交織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首都地區發展問題一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其核心問題之一便是以水資源保障為代表的生態安全問題。據遙感衛片解譯,2000年~2010年間北京及周邊張家口、承德、保定、廊坊4市的水體面積下降了近30%;官廳水庫和密云水庫水面減少顯著,兩大水庫蓄水接近死庫容;張家口75%以上河流為季節性河流;廊坊市水系河道為常年無水狀態;白洋淀濕地需依靠外調水源才能保證正常水量……實際上,作為我國的首都地區,京津冀地區的生態敏感程度和生態安全要求都是比較高的;由于首都北京所集聚的各類智力資源和行政優勢,京津冀地區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技術、人力、物力投入在全國也是比較高的,但現實發展的結果,這一地區生態安全風險也是最為突出的。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北京市限建區規劃(2006~2020年)》是北京市近年來大力編制的一個生態規劃項目,規劃在考慮“水、綠、文、地、環”五大要素的基礎上,將北京市域土地劃分為六大級別三大類,并明確了禁建區、限建區和適建區的空間管制要求。該規劃獲得2007年度全國優秀城鄉規劃設計一等獎和2008年度全國優秀工程勘察設計金獎。然而,根據北京總規實施評估報告,北京市一道、二道綠化隔離帶被侵占的情況仍在持續,城市基本生態格局面臨遭到破壞的嚴峻威脅[9]。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編制且十分優秀的限建區規劃為何難以取得實效?上述事實表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涉及多個方面的復雜因素,各種因素相互牽制,僅從某些方面如自然生態的治理和修復入手,難以從根源上解決十分復雜的生態問題。以對首都生態安全影響最突出的環首都地區為例,從深層次講,經濟貧困、自然生態惡化、城鎮化發展、區域生態補償差異等社會因素的復雜交織,正是環首都地區生態安全不斷惡化的原因所在。張家口、承德兩市肩負為首都地區“涵水源”、“阻沙源”的重要職責,在京津冀區域發展中處于生態屏障地位,然而,區域整體的生態保護需要限制了其資源開發和利用,這一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落后,形成所謂的“環首都貧困帶”。如張家口市赤城縣,2004年以來年平均出境水量達1.8億m3,占密云水庫蓄水量的53%,2004年前長期為無償供水,近年來為保障首都水源供應,先后砍掉70多個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經濟合作項目,取締、關停、壓縮了20多個企業,每年縣財政直接減收1500萬元,為發展節水農業而實施的退稻還旱使農民畝均收入減少近千元。由于經濟貧困,張、承地區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粗放型發展模式:承德黑色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壓延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76.5%;張家口人地矛盾突出,耕地開發過度,從而導致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生態惡化等系列問題,陷入越窮越墾、越墾生態越惡化的怪圈。這一問題實際上也就是自然生態與復合生態的關系問題。早在1980年代初,馬世駿院士就曾提出著名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生態城市絕非綠化或生態環境較好的城市,而是“遵循生態學基本原理,人類聚居和自然環境相協調,城市社會、經濟和自然等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生態平衡得到有效維持的一種城市發展模式”;許多自然生態問題,歸根到底是人與人的社會生態失調———生態城市最根本的問題乃生態政治。但是,城市規劃的本質核心為物質空間規劃,擅長于自然生態控制,天然地具有“末端治理”的局限性,如何有效協調復合生態之矛盾?盡管當前城市規劃日趨轉向公共政策,但如何避免由此帶來的學科“空心化”問題?并且,對自然生態(資源環境)的控制已屬不易(如黃光宇先生1980年代在四川省樂山市總體規劃中,面對重重阻力,將位于城市中心的近10km2丘陵林地劃為永久性綠地加以保護,為城市創造出綠心環形生態型結構,被贊譽為生態城市規劃實踐典范,并獲聯合國發明創造之星獎),何以協調復合生態矛盾?
2.2生態城市—區域系統的相互影響生態城市以一定區域內的社會、經濟、自然持續發展為基礎而存在,謀求更大范圍內城市—區域系統的整體協調發展是生態城市建設的必然要求。當前國內外城市發展呈現城市區域化和區域城市化的重要趨勢,突破城市、走向區域,不僅是一般城市發展的客觀需要,對于生態城市建設而言也是必然的要求。近年來我國區域性、流域性生態環境問題正逐步加劇,使得生態城市規劃思維范疇的擴大尤為必要。以首都北京為例,作為一個特大城市,當前面臨突出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同時又處在我國農牧交錯帶邊緣生態脆弱帶和華北缺水地區,僅靠自身不可能解決其所面臨的嚴重生態問題。就規劃實踐而言,“就城市論城市”的思維局限是導致生態城市建設的實效性難以切實提高的原因之一。以唐山曹妃甸生態城為例,其定位是“冀東南部沿海中心城市”,總體規劃確定了較多的產業服務、高教、科研等服務業職能,但從唐山沿海地區的整體發展格局來看,龐大的居住需求則是最為突出的現實問題(僅就曹妃甸工業區而言,其就業人口為近期32萬人,2020年49萬人,遠景105萬人),曹妃甸生態新城約1/5的居住用地比例滿足自身需求尚有困難,更難為周邊地區提供配套居住,新城、港口和產業區發展之間缺乏統籌協調,已成為曹妃甸新城和唐山沿海地區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面向區域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關鍵是生態城市的區域訴求何以解決?沒有區域保障的生態城市規劃建設,意義何在?首先是管理體制、權限的制約,即使首都北京,也很難對周邊河北省的城鄉建設發展“指手畫腳”,這一點作者在“環首都綠色經濟圈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中已深有體會;其次是技術銜接的難度,由于空間尺度的不同,區域生態與城市生態在技術方法、規劃內容、調控手段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異,屬于兩套各不相同的“語言系統”,如何加以銜接?最后是內在的利益沖突,流域生態補償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但上下游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各地區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生態補償如何具體操作?在京冀兩地有關環首都生態補償的討論中,關于大氣污染,由于空間沒有邊界,如何進行測度?關于水體污染,雖然北京補償河北的大致原則沒錯,但北京方面也在抱怨位于上游的河北也有污染,如何明確歸屬責任?談判到最后,只是得到北京每年為河北提供8億元的造林款這樣一種結果。
2.3生態城市建設過程的長期性與一般城市建設活動相同,生態城市的規劃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有關城市發展政策的制定,到城市規劃與設計,到具體的實施管理,需要經過復雜的程序和階段。生態城市各項目標的最終實現,有賴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全過程中各個政府部門的密切合作,有賴于政策、技術、管理、財政等的切實保障,可謂“環環相扣”。而一旦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某一環節出了問題,勢必會導致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全盤皆輸”。以2005年上海東灘生態城規劃為例,“它本來可以成為世界上第一座生態城”,“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東灘的生態城規劃在全球的業界和公眾中掀起了狂想”,但不幸的是,這個規劃項目沒有按照預期運行下去,“東灘主要卡在了政策上”,“‘農轉非’實現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來”[2]。不僅如此,生態城市建設還存在“規劃生態”與“建設運營生態”的關系問題,生態城市的建設最終是要為人們所使用的,即使真正建設起來生態城市,但如果所承載的人口仍是傳統的行為模式,其前景如何?早在一個世紀前,現代城市規劃的先驅之一格迪斯就在《進化中的城市》一書中討論工業時代的“舊技術階段和新技術階段”,并提出“通向新技術城市之路”的改革措施,充滿了“生態城市”智慧,但時至今日,我們不仍然在工業社會的煎熬中?從根本上,生態城市理念及相應的問題是現代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的伴生物,但工業社會尚未遠去,生態城市何日到來?
2.4生態城市規劃建設主體的兩面性獨特的政府體制是我國行政管理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影響生態城市建設實踐的重要內容。我國政府體制的鮮明特征在于“三維”市場經濟,即在經典的政府和企業關系之外多出地方政府的角色,它們既是政府體系的組成部分,履行公共服務職能,又是經濟主體(GDP的追求),承擔經濟發展的商務功能;中國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追求,就像企業對市場份額和利潤的追求一樣,完全源自體制內生的動力,強大而持久[10]。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對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問題的思維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一旦涉及生態治理的資金投入,涉及生態城市建設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利益的本性又會顯現,對生態城市建設表現出“貌合神離”也就在所難免。“別搞錯了,生態城可不是什么慈善項目,所有參與其中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想要、也需要牟利”;“當黃柏峪最終變成了一個‘不可持續’的項目,參與其中的NGO、政府機構和他們的商業伙伴都從輿論上或資金上有所收獲,他們從中變得‘可持續’了”(梅嬉蝶);“有的生態城就是炒作,打著這個旗號來提高影響力”(王如松)[2]。
3復雜性科學理論的啟示興起于1980年代的復雜性研究或復雜性科學(complexitysciences),是系統科學發展的新階段,也是當代科學發展的前沿之一。盡管目前它仍處于萌芽和形成階段,但已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被譽為“21世紀的科學”。復雜性科學的發展,不僅引發了自然科學界的變革,而且也日益滲透到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雖然目前人們對復雜性科學的認識不盡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復雜性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將為人類的發展提供一種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徑,具有很好的應用前景”[11]。作為復雜性科學的研究對象,復雜系統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整體聯系的復雜性、組成要素的復雜性、相互作用的復雜性、組織形態和演化規律的復雜性、系統行為的“奇異性”[12]。對照生態城市規劃建設活動,上文所討論的諸多內容正是生態城市規劃建設作為一種復雜性系統的內在表現。因此,復雜性科學理論對于認識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3.1在法定城鄉規劃體系內開展整體性研究與規劃復雜性科學是整體論科學,重點是探索宏觀領域的復雜性及其演化問題。所謂整體論是相對于還原論而言,還原論就是化整為零,即把復雜事物分解成簡單事物的組合,把宏觀物理現象歸結為微觀現象的組合,它是古典科學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方法論,對整個古典科學起示范作用[13]。而整體論則是集零為整,把研究對象當成一個有機整體,并發展出一系列相關的研究方法。1940年代以來信息論、控制論、運籌學、系統工程先后問世,它們原本都是為解決以往科學技術難以解決的復雜性問題而提出來的,“我們被迫在一切知識領域中運用‘整體’或‘系統’概念來處理復雜性問題”[14]。通過前文對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復雜性與矛盾性的論述不難理解,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和一般的城市建設一樣,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如此,生態城市規劃建設過程中又有諸多生態方面的要求。因此,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復雜性,是一般城市建設活動復雜性與低碳、生態問題復雜性的雙重疊加,其具體實施,自然要更為復雜。就規劃工作而言,傳統的城市規劃、新型的城市生態規劃或生態城市規劃這兩種不同的規劃,分別由不同的部門組織、由不同的人員承擔,規劃的側重點也各不一樣,如此一來,城市規劃與城市生態規劃成了“兩張皮”[5],此種情況嚴重制約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實效。借鑒復雜性科學的整體論思維,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根本途徑只有一條,這就是在法定規劃體系框架之內,用生態、低碳的思想和方法尋求城市規劃工作的改進對策。
3.2定性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錢學森院士在論述復雜巨系統時指出:“現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處理開發的復雜巨系統(包括社會系統)的方法,就是定性定量相結合的綜合集成方法”[15]。這也就是綜合運用專家的知識經驗、各種信息技術和數學建模手段,對復雜系統的特性和動態演變過程進行深入研究。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在城鄉規劃、低碳、生態研究中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成為可能。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協同論、突變論、耗散結構論、分形論以及超循環論等都可用以指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研究,從而使人們對這一系統的內外關聯和變化機制的把握更加準確,提高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科學性水平。
【關鍵詞】生態城市;規劃;復雜性
基于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建設生態城市是中國城市自身發展的現實需要,其必要性不言自明。但從中國特殊的國情出發,建設生態城市必然是一個長期漫長的過程。目前國內生態城市建設存在不顧自身條件、一哄而上的現象,值得警惕。最近幾年被人們所熱議的中新天津生態城規劃,其實踐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也日益突出,有媒體甚至稱“中國生態城計劃已枯萎”[1]。那么,生態城市建設實踐為何舉步維艱? 生態城市規劃為何難以取得實效? 應該講,這并非一個簡單的實踐話題,而是涉及到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從長遠來看,它甚至與生態城市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完善也有著深刻的影響。近年來,國內有關學者已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本文嘗試對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復雜性作進一步的思考。
1 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復雜性
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復雜性究竟是怎么產生的? 對生態城市規劃的具體實踐又有哪些影響? 這就需要我們對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復雜性加以討論。
1.1 社會、經濟、自然因素的復雜交織
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首都地區發展問題一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其核心問題之一便是以水資源保障為代表的生態安全問題。據遙感衛片解譯,2000年~2010年間北京及周邊張家口、承德、保定、廊坊4市的水體面積下降了近30%;官廳水庫和密云水庫水面減少顯著,兩大水庫蓄水接近死庫容;張家口75%以上河流為季節性河流; 廊坊市水系河道為常年無水狀態;白洋淀濕地需依靠外調水源才能保證正常水量。實際上,作為我國的首都地區,京津冀地區的生態敏感程度和生態安全要求都是比較高的;由于首都北京所集聚的各類智力資源和行政優勢,京津冀地區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技術、人力、物力投入在全國也是比較高的,但現實發展的結果,這一地區生態安全風險也是最為突出的。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
《北京市限建區規劃(2006~2020年) 》是北京市近年來大力編制的一個生態規劃項目,規劃在考慮“水、綠、文、地、環”五大要素的基礎上,將北京市域土地劃分為六大級別三大類,并明確了禁建區、限建區和適建區的空間管制要求。該規劃獲得2007 年度全國優秀城鄉規劃設計一等獎和2008 年度全國優秀工程勘察設計金獎。然而,根據北京總規實施評估報告,北京市一道、二道綠化隔離帶被侵占的情況仍在持續,城市基本生態格局面臨遭到破壞的嚴峻威脅[1]。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編制且十分優秀的限建區規劃為何難以取得實效?
上述事實表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涉及多個方面的復雜因素,各種因素相互牽制,僅從某些方面如自然生態的治理和修復入手,難以從根源上解決十分復雜的生態問題。以對首都生態安全影響最突出的環首都地區為例,從深層次講,經濟貧困、自然生態惡化、城鎮化發展、區域生態補償差異等社會因素的復雜交織,正是環首都地區生態安全不斷惡化的原因所在。張家口、承德兩市肩負為首都地區“涵水源”、“阻沙源”的重要職責,在京津冀區域發展中處于生態屏障地位,然而,區域整體的生態保護需要限制了其資源開發和利用,這一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落后,形成所謂的“環首都貧困帶”。如張家口市赤城縣,2004年以來年平均出境水量達1.8 億m3 ,占密云水庫蓄水量的53% ,2004年前長期為無償供水,近年來為保障首都水源供應,先后砍掉70多個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經濟合作項目,取締、關停、壓縮了20 多個企業,每年縣財政直接減收1500 萬元,為發展節水農業而實施的退稻還旱使農民畝均收入減少近千元。由于經濟貧困,張、承地區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粗放型發展模式: 承德黑色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壓延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76.2%; 張家口人地矛盾突出,耕地開發過度,從而導致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生態惡化等系列問題,陷入越窮越墾、越墾生態越惡化的怪圈。
這一問題實際上也就是自然生態與復合生態的關系問題。早在1980 年代初,馬世駿院士就曾提出著名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生態城市絕非綠化或生態環境較好的城市,而是“遵循生態學基本原理,人類聚居和自然環境相協調,城市社會、經濟和自然等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生態平衡得到有效維持的一種城市發展模式”;許多自然生態問題,歸根到底是人與人的社會生態失調—生態城市最根本的問題乃生態政治。但是,城市規劃的本質核心為物質空間規劃,擅長于自然生態控制,天然地具有“末端治理”的局限性,如何有效協調復合生態之矛盾? 盡管當前城市規劃日趨轉向公共政策,但如何避免由此帶來的學科“空心化”問題? 并且,對自然生態的控制已屬不易( 如黃光宇先生1980 年代在四川省樂山市總體規劃中,面對重重阻力,將位于城市中心的近10km2 丘陵林地劃為永久性綠地加以保護,為城市創造出綠心環形生態型結構,被贊譽為生態城市規劃實踐典范,并獲聯合國發明創造之星獎) ,何以協調復合生態矛盾?
1.2 生態城市—區域系統的相互影響
生態城市以一定區域內的社會、經濟、自然持續發展為基礎而存在,謀求更大范圍內城市—區域系統的整體協調發展是生態城市建設的必然要求。當前國內外城市發展呈現城市區域化和區域城市化的重要趨勢,突破城市、走向區域,不僅是一般城市發展的客觀需要,對于生態城市建設而言也是必然的要求。近年來我國區域性、流域性生態環境問題正逐步加劇,使得生態城市規劃思維范疇的擴大尤為必要。以首都北京為例,作為一個特大城市,當前面臨突出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同時又處在我國農牧交錯帶邊緣生態脆弱帶和華北缺水地區,僅靠自身不可能解決其所面臨的嚴重生態問題。就規劃實踐而言,“就城市論城市”的思維局限是導致生態城市建設的實效性難以切實提高的原因之一。以唐山曹妃甸生態城為例,其定位是“冀東南部沿海中心城市”,總體規劃確定了較多的產業服務、高教、科研等服務業職能,但從唐山沿海地區的整體發展格局來看,龐大的居住需求則是最為突出的現實問題( 僅就曹妃甸工業區而言,其就業人口為近期32萬人, 2020年49萬人,遠景105萬人) ,曹妃甸生態新城約1/5 的居住用地比例滿足自身需求尚有困難,更難為周邊地區提供配套居住,新城、港口和產業區發展之間缺乏統籌協調,已成為曹妃甸新城和唐山沿海地區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
面向區域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關鍵是生態城市的區域訴求何以解決? 沒有區域保障的生態城市規劃建設,意義何在? 首先是管理體制、權限的制約,即使首都北京,也很難對周邊河北省的城鄉建設發展“指手畫腳”,這一點作者在“環首都綠色經濟圈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中已深有體會;其次是技術銜接的難度,由于空間尺度的不同,區域生態與城市生態在技術方法、規劃內容、調控手段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異,屬于兩套各不相同的“語言系統”,如何加以銜接?最后是內在的利益沖突,流域生態補償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但上下游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各地區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生態補償如何具體操作? 在京冀兩地有關環首都生態補償的討論中,關于大氣污染,由于空間沒有邊界,如何進行測度? 關于水體污染,雖然北京補償河北的大致原則沒錯,但北京方面也在抱怨位于上游的河北也有污染,如何明確歸屬責任? 談判到最后,只是得到北京每年為河北提供8 億元的造林款這樣一種結果。
1.3 生態城市建設過程的長期性
與一般城市建設活動相同,生態城市的規劃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有關城市發展政策的制定,到城市規劃與設計,到具體的實施管理,需要經過復雜的程序和階段。生態城市各項目標的最終實現,有賴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全過程中各個政府部門的密切合作,有賴于政策、技術、管理、財政等的切實保障,可謂“環環相扣”。而一旦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某一環節出了問題,勢必會導致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全盤皆輸”。以2005年上海東灘生態城規劃為例,“它本來可以成為世界上第一座生態城”,“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東灘的生態城規劃在全球的業界和公眾中掀起了狂想”,但不幸的是,這個規劃項目沒有按照預期運行下去,“東灘主要卡在了政策上”,“‘農轉非’實現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來”[1]。不僅如此,生態城市建設還存在“規劃生態”與“建設運營生態”的關系問題,生態城市的建設最終是要為人們所使用的,即使真正建設起來生態城市,但如果所承載的人口仍是傳統的行為模式,其前景如何? 早在一個世紀前,現代城市規劃的先驅之一格迪斯就在《進化中的城市》一書中討論工業時代的“舊技術階段和新技術階段”,并提出“通向新技術城市之路”的改革措施,充滿了“生態城市”智慧,但時至今日,我們不仍然在工業社會的煎熬中? 從根本上,生態城市理念及相應的問題是現代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的伴生物,但工業社會尚未遠去,生態城市何日到來?
1.4 生態城市規劃建設主體的兩面性
獨特的政府體制是我國行政管理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影響生態城市建設實踐的重要內容。我國政府體制的鮮明特征在于“三維”市場經濟,即在經典的政府和企業關系之外多出地方政府的角色,它們既是政府體系的組成部分,履行公共服務職能,又是經濟主體( GDP 的追求) ,承擔經濟發展的商務功能;中國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追求,就像企業對市場份額和利潤的追求一樣,完全源自體制內生的動力,強大而持久[3]。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對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問題的思維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一旦涉及生態治理的資金投入,涉及生態城市建設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利益的本性又會顯現,對生態城市建設表現出“貌合神離”也就在所難免。“別搞錯了,生態城可不是什么慈善項目,所有參與其中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想要、也需要牟利”;“當黃柏峪最終變成了一個‘不可持續’的項目,參與其中的NGO、政府機構和他們的商業伙伴都從輿論上或資金上有所收獲,他們從中變得‘可持續’了”( 梅嬉蝶) ; “有的生態城就是炒作,打著這個旗號來提高影響力”(王如松)[1]。
2 復雜性科學理論的啟示
興起于1980 年代的復雜性研究或復雜性科學( complexity sciences) ,是系統科學發展的新階段,也是當代科學發展的前沿之一。盡管目前它仍處于萌芽和形成階段,但已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被譽為“21 世紀的科學”。復雜性科學的發展,不僅引發了自然科學界的變革,而且也日益滲透到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雖然目前人們對復雜性科學的認識不盡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復雜性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將為人類的發展提供一種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徑,具有很好的應用前景”[4]。作為復雜性科學的研究對象,復雜系統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 整體聯系的復雜性、組成要素的復雜性、相互作用的復雜性、組織形態和演化規律的復雜性、系統行為的“奇異性”[5]。對照生態城市規劃建設活動,上文所討論的諸多內容正是生態城市規劃建設作為一種復雜性系統的內在表現。因此,復雜性科學理論對于認識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復雜性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2.1 在法定城鄉規劃體系內開展整體性研究與規劃
復雜性科學是整體論科學,重點是探索宏觀領域的復雜性及其演化問題。所謂整體論是相對于還原論而言,還原論就是化整為零,即把復雜事物分解成簡單事物的組合,把宏觀物理現象歸結為微觀現象的組合,它是古典科學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方法論,對整個古典科學起示范作用[6]。而整體論則是集零為整,把研究對象當成一個有機整體,并發展出一系列相關的研究方法。1940 年代以來信息論、控制論、運籌學、系統工程先后問世,它們原本都是為解決以往科學技術難以解決的復雜性問題而提出來的,“我們被迫在一切知識領域中運用‘整體’或‘系統’概念來處理復雜性問題”[7]。
通過前文對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復雜性的論述不難理解,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和一般的城市建設一樣,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 不僅如此,生態城市規劃建設過程中又有諸多生態方面的要求。因此,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復雜性,是一般城市建設活動復雜性與低碳、生態問題復雜性的雙重疊加,其具體實施,自然要更為復雜。就規劃工作而言,傳統的城市規劃、新型的城市生態規劃或生態城市規劃這兩種不同的規劃,分別由不同的部門組織、由不同的人員承擔,規劃的側重點也各不一樣,如此一來,城市規劃與城市生態規劃成了“兩張皮”,此種情況嚴重制約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實效。借鑒復雜性科學的整體論思維,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根本途徑只有一條,這就是在法定規劃體系框架之內,用生態、低碳的思想和方法尋求城市規劃工作的改進對策。
2.2 定性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錢學森院士在論述復雜巨系統時指出: “現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處理開發的復雜巨系統( 包括社會系統) 的方法,就是定性定量相結合的綜合集成方法”[8]。這也就是綜合運用專家的知識經驗、各種信息技術和數學建模手段,對復雜系統的特性和動態演變過程進行深入研究。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在城鄉規劃、低碳、生態研究中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成為可能。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協同論、突變論、耗散結構論、分形論以及超循環論等都可用以指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研究,從而使人們對這一系統的內外關聯和變化機制的把握更加準確,提高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科學性水平。
2.3 多學科綜合研究
復雜系統的構成要素往往數量眾多、類型多樣,相互關聯復雜,客觀上需要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方可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城鄉規劃與低碳、生態發展不是單純由人類社會或自然因素驅動的系統,而是由人類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耦合系統。由于驅動因素關聯到眾多不同的領域,其過程涉及不同的空間尺度,其效應涉及資源、生態、環境、社會等眾多方面,傳統的以各學科單獨研究的方式難以奏效,研究結果也往往顯得片面、不可靠。基于生態城市規劃建設過程的長期性,生態城市發展絕不能僅僅關注于空間規劃環節,而應當樹立系統工程觀念,從生態城市發展的政策、技術、管理、財政等各個方面進行過程控制,及時開展實施評估和檢討,不斷修正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技術路線,從而使生態城市的規劃建設內容得到切實的落實。
2.4 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結合
由于復雜系統存在廣泛而復雜的層次性,每一層次的要素構成、驅動因素、變化特征都與其他的有所不同,在某一層次上得出的研究結論不能直接移植其他層次。在城鄉規劃與低碳、生態研究中,存在區域—城市—片區—地塊的空間尺度變化,也存在近期—中期—遠期的時間尺度差異。僅僅研究宏觀尺度的變化,或只研究微觀尺度的變化,均難以全面揭示城鄉規劃與低碳、生態發展的客觀規律,只有兩者結合方可為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管理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態城市的規劃建設一方面必須樹立整體思維,必須著眼于自然、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因素的認識和分析,在思想和理論高度加以審視;同時,在具體行動上,應強調針對重點問題,展開務實行動,通過重點內容的把握,尋求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的重點突破。
3 結語
從城市發展歷史來看,新的科學技術總是首先出現在一些較為發達的“先鋒城市”,生態城市建設作為一種新的城市發展模式必然也是如此。因此,中國生態城市建設應當強調發達地區和先進城市率先示范,有序引導,帶動全國生態城市建設梯度推進。同時,在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由于地理條件不同、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同、經濟基礎不同、城鎮化發展過程和階段不同,其生態城市建設應根據區域發展要求和城市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合理選擇不同的生態城市建設目標,生態城市建設應有各不相同的評價標準和指標,具體的生態城市發展道路也應有所區別,各地應緊密結合地方實際,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對重點突出問題有所應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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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規劃委員會. 北京市總體規劃實施評估報告[R].201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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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復雜性科學[EB /OL].百度百科. http: // baike. baidu.com /
[5]彭建,蔡運龍.復雜性科學視角下的土地利用/ 覆被變化[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5(1) : 100-103.
[6]吳國盛.科學的歷程[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559-576.
[7]馮·貝塔朗菲.一般系統論[M].林康義,等,譯.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 2.
[8]錢學森,于景元,戴汝為.一個科學新領域—開發的復雜巨系統及其方法論[J].自然雜志,1990,13(1): 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