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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的好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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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的好處

第1篇:規模效應的好處范文

關鍵詞:品牌區域經濟增長機制

觀察世界和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區域品牌與區域經濟發展存在著一種正向關系,這種正向關系表現在:區域品牌較好的地區其區域經濟發展的也較好,反之,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往往落后。一個國家或地區擁有的強勢品牌越多,市場競爭力就越強,則所創造的國民財富就越多,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品牌塑造是密切相關的[1]。

一、文獻綜述

波特(1998)認為,區域品牌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產物,產業群是區域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產業集群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獲得交易成本、外部經濟和創新等方面的競爭力。因此,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區域經濟效益的提高,區域品牌效應凸現,提升區域品牌就勢在必行了。波特(2002)又進一步指出一個國家的成功并非來自某一項產業的成功,而是源于國家內部眾多的產業簇群,區域品牌可以帶動一個產業簇群,帶動區域周邊地區的發展。

關于區域經濟發展和品牌之間的關系,這方面國內已有許多研究。孫宏杰(2002)認為,區域品牌包含的兩個要素中的第二個要素品牌效應,往往代表著一個地方產業產品的主體和形象,對本地區的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夏曾玉(2003,2004)通過對“溫州現象”的考察,分析了建設區域品牌的好處以及溫州建設區域品牌的經驗。陳方方(2005)強調,地域品牌有識別、搭載、聚集、刺激的經濟效應。何鐵(2005)指出,品牌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是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是支撐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吳程或(2005)認為,區域品牌可以增強區域的核心競爭能力,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途徑,能夠形成地域分工與產業分工的有效結合,是農村城市化和城市形成的重要推動力量。武躍麗(2005)認為,區域品牌比單個企業品牌具有更持續的品牌效應,更強大的吸引力,在對外宣傳和區域經濟發展中能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肖志明(2009)從品牌帶動來研究區域經濟增長問題,通過晉江品牌帶動經濟增長模式,找到品牌帶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關系,為其他區域通過品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以促進地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可見,國內外學者對區域品牌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區域品牌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以及區域品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機制研究至今還沒有系統化,尤其是如何更好地發揮品牌帶動機制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問題更應展開清晰、徹底的研究。所以實施品牌戰略,推動經濟發展已成為時展和經濟轉型的緊迫要求,構建品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機制是提高國際競爭力,振興民族經濟的必由之路。

二、品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機制”一詞的含義為[2]:事物在內因與外力共同作用下發生變化的原理及其表現形態。區域品牌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機制是區域品牌形成過程中和形成后產生的一些變化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因素共同起作用,以使區域經濟得到發展。同時,區域經濟發展又反過來影響區域品牌,使區域經濟和區域品牌共同持續發展。

1.區域品牌的內在帶動機制。

(1)外部規模帶動機制。

外部規模經濟理論首先由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在1890年提出,后經克魯格曼等學者的完善而得到發展。外部規模經濟理論認為[3],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行業規模較大的地區比行業規模較小的地區生產更有效率,行業規模的擴大可以引起該地區廠商的規模收益遞增,這會導致某種行業及其輔助部門在同一或幾個地點大規模高度集中,形成外部規模經濟。通常由產業集群形成的區域品牌企業中,多數的企業規模比較小,內部規模經濟難以觀察,然而,由于分工的不斷外部化和專業化生產的深入,各個企業的生產都集中于某個特定的產品和特定的經濟環節,產品和服務可以同時滿足其他廠商的需求,區域品牌的外部規模經濟也就顯現出來。相對于內部規模經濟,外部規模經濟對于產業集群區域品牌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

(2)空間集聚帶動機制。

大量中小企業在大城市的近郊區或中小城市(鎮)集聚成群,空間上的接近使經濟活動高度密集。從硅谷到中關村,從底特律汽車工業的集中到深圳加工制造業的發展,從娛樂業、金融業、釀酒業、冶煉業到高科技產業的集聚,都是因為有某種或某些優勢資源的存在,這些優勢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如農產品、礦產資源、水陸交通的便利)、人文資源和社會資源,人力資源和政治資源等,這些資源是企業集群在某地誕生的個性化條件。另外,空間集聚不僅帶來生產上的外部經濟性,而且還產生智力與管理外溢。例如:對于集聚的企業,即使自己不進行科研開發,也可以因久居此地而享受智力包括隱性知識外溢帶來的好處,如:由于大學或科研機構的集聚使當地企業技術進步比其他地區的企業更快,從而獲得競爭優勢,使區域品牌企業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好處。

(3)整體優化帶動機制。

整體優化效應是指群體內各組織由于增長上的協調而產生的收益。區域品牌的特性表明,集群區域品牌是一個天然的區域創新系統,在某一區域的機構集中能夠形成一個共享的文化與學習區域,產生一個學習與知識傳播的網絡,積淀豐富的社會資本,從而促進區域系統的創新能力提升和技術進步。如作為高技術集群區域品牌的典范,硅谷因其知識密集、流動的高質量勞動力、鼓勵冒險并容忍失敗的氛圍、開放的商業環境、產學研的互動、政企與非贏利機構的合作、專業化的商業服務機構、高質量的生活等特點而被譽為“技術進步的源泉”。

2.區域品牌的外在帶動機制。

(1)關聯帶動機制。

區域品牌形成的基礎是產業集群,產業集群一般都有一個主導核心企業,通過該主導核心企業的衍生、裂變、創新與被模仿而逐步形成產業集群區域品牌。一個區域有某個領域的產業或企業出現,隨即與之相互關聯、相互競爭的原材料、零配件供應、產品制作、銷售渠道甚至最終用戶就會在空間分布上不斷地趨向集中,匯集于區域的各企業,通過合作與交流,尋求規模經濟,尋求互動式學習和創新,尋求在產業價值鏈上新的機會和更有影響力的競爭位置。

(2)擴散帶動機制。

區域是一個復雜的開放系統,它與區域之間通過雙向聯系來獲取自身發展不可缺少的原料、燃料、勞動力和技術,同時也為其他區域提品和服務。區域品牌的建立和發展,同樣會形成對原材料、零部件及輔助產品等的較高需求,從而刺激相關部門的建立及生產規模的擴大,促進本地區經濟的增長[4]。

3.不同類型區域品牌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帶動機制。

(1)由特色資源、技術工藝形成的區域品牌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帶動。

地理氣候、地貌條件和文化特質、傳統工藝是很難移植和模仿的,有些區域品牌的形成在于其獨特的地理、氣候優勢,或是因為悠久歷史的特色技術工藝,如新疆哈密瓜、杭州龍井茶、景德鎮陶瓷、蘇州刺繡等。在特定區域內,基于當地獨特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悠久的人文環境或特色技術工藝,圍繞某一主導產品或產業的生產活動為基礎,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逐步樹立起來能代表本地區特色的品牌。這種具有特色競爭優勢企業空間聚集形成本地化的產業氛圍和產業綜合競爭力,它們是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5]。比如河南信陽毛尖、福建安溪“烏龍茶”和“鐵觀音”系列、浙江安吉白茶等。這些地方借助當地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悠久的茶文化促進茶產業發展,并通過區域品牌效應在市場上實現品牌對產品的增值作用。

(2)由產業集群形成的區域品牌的帶動機制基于產業集群的區域品牌自身的一些特征(如區位特征、資源共享特征),使區域內企業獲得市場優勢、創新優勢,形成區域品牌的特色和競爭優勢。這種具有特色和競爭優勢的品牌企業空間聚集形成本地化的產業氛圍、產業品牌和產業綜合競爭力,這是其他區域很難模仿的。這些具有特色的產業對區域經濟的貢獻往往具有乘數效應,他們是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三、發揮品牌效應,推動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1.樹立用品牌引領經濟發展的理念。

現代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品牌主導。我們對于世界經濟強國的了解和認識大都是從品牌開始的。

通過波音、通用、微軟、可口可樂、沃爾瑪,我們進一步認識了強大的美國;通過奔馳、西門子,我們認識了德國;通過三星、現代,LG、了解了韓國。同樣,這些國家對世界經濟和市場的滲透、占有和壟斷,也是通過這些品牌實現的。正是因為認識到了品牌的好處,他們高度重視品牌戰略,許多國家把品牌戰略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始終把打造品牌作為謀求長遠發展的企業戰略,堅持不懈地圍繞自己的品牌來提升產品質量,培育企業文化,提供優質服務,推進自主創新,最后形成今天的世界性影響力,這一切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因此通過實施品牌戰略、推動產業升級,逐步形成產業龍頭、產業鏈條、產業集群,樹立用品牌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2.搭建用品牌整合資源的平臺。

品牌的基礎是企業和產品,引導企業進一步增強創新意識,重視品牌的培育和研發,加大品牌創新推廣的投入,不斷開發出掌握核心技術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適應市場需要的品牌產品;對于企業現有的品牌應該進一步鞏固提高,使其在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同時鼓勵名牌產品和馳名商標的生產企業通過收購、兼并、控股、聯合等多種途徑進行品牌重組,加快生產要素向名牌企業聚集,著力打造區域經濟的旗幟品牌。

以知名品牌企業為龍頭,以標準化生產為重點,進一步提升品牌規模效益,把現有品牌進一步做大、做優、做強,鼓勵和支持更多的品牌走出省門,爭創中國名牌和世界名牌,充分利用企業現有品牌的價值和影響力,通過授權生產、授權經營、連鎖經營等方式,實現快速的品牌擴張、規模擴張、市場擴張。如吉林化纖“白山”牌商標被認定馳名商標后,大力推進商標許可使用,帶動了相關企業的發展。因此,廣泛深入地開展品牌建設研究和交流工作,搭建品牌建設的公共平臺,為充分發揮優勢品牌對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奠定基礎,繼而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3.整體優化區域資源,奠定區域經濟持續發展基礎。

區域品牌存在的價值在于它在市場上的定位和不可替代性,定位的實質就是將區域品牌放在目標顧客心目中給它一個獨特的位置,由此而形成區域鮮明的品牌個性。[6]由于空間差異的客觀存在,每個區域的稟賦是不同的,每個區域的優勢也各有千秋,因此區域要根據自身的優勢準確定位。區域定位的基礎是區域最具優勢的資源,優勢資源是區域品牌的成因之一。由于區域品牌的培育過程是一個長期的、持續性的過程,因此只有那些具有規模性、低消耗、可持續性的特有資源才是優勢資源。在培育區域品牌選擇重點產業時,我們一定要選擇那些建立在可持續性的優勢資源之上且具有發展潛力、競爭優勢明顯、產業關聯度高的產業重點扶持。

4.發揮品牌效應,推動企業迅速發展壯大。

品牌之所以對任何企業都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它的品牌效應。產品品牌的聲譽一旦樹立起來,就會通過消費和流通領域的傳播,迅速擴大產品的影響力,贏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的青睞。只要產品質量信譽不受損害,它的影響力及其經濟效果就會長期持續下去,以至延續幾代人的時間,并且品牌的信譽可以由一種產品放大到一組產品,產品的卓越形象可以放大為企業甚至地區的形象,由此帶來的經濟效果也起到了乘數作用。由于品牌產生的擴散、持續和放大效應機制,刺激市場需求,能給企業帶來一連串的利益。市場營銷學認為,當品牌被公眾認可后,就成了一種載體,在此基礎上,利用其品牌效應,將其做強做大,形成品牌企業和集群品牌,就形成了品牌經濟。

總之,只有通過積極培育區域品牌、全國品牌乃至國際品牌,才能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產品占據國內外高端市場才成為可能,由此可見,發揮品牌市場帶動作用是振興經濟,提高國力的必經之路[7]。

參考文獻:

[1]馬志強。區域形象—現代區域發展的品牌和魅力[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25.

[2]孫日瑤。品牌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48.

[3]劉陽。中國品牌[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6∶156.

[4]熊愛華。區域品牌與產業集群互動關系中的磁場效應分析[J]。管理世界,2008,(8)∶176.

[5]王秀海,區域品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機制研究[D]。碩士論文,2007∶5.

第2篇:規模效應的好處范文

在我國,許多發達地區的企業產業集聚效應日趨普遍。產業集聚效應在給中小企業經濟發展帶來好處的同時,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因此,需要政府、企業和行業組織合力,共同發揮集聚效應,提升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本文從分析我國中小企業產業集聚現狀入手,評估集聚效應給集聚區的企業帶來的好處,全面透視我國中小企業產業集聚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的提出中小企業在產業集聚效應下的經濟發展問題的建議措施,對研究中小企業在產業集聚效應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關鍵詞】

中小企業產業集聚效應經濟發展

中小企業的“集聚效應”指的是某一地區通過集中各種產業以及其相關的經濟活動,形成顯著的區域經濟效果,從而產生吸引各方經濟力量向該地區聚集的一種凝聚力。顯而易見,中小企業產業的聚集效應是造成一個地區或城市不斷發展不斷擴張的最根本的因素。

產業集聚現象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經濟現象,在世界范圍內最典型的產業集聚的例子就是美國的硅谷。產業集聚在我國的例子也有很多,分別分布在浙江、江蘇、珠三角等發達地區。

中小企業集聚對區域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國的工業化建設速度,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良好快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我國中小企業產業集聚的起點普遍較低,而且隨著我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面臨著巨大的同國外企業的競爭壓力。因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中小企業產業集聚想要充分的發揮作用就應該積極發展中小企業的資金資本優勢,提高產品的競爭力,充分利用內部和外部的資源條件,逐漸壯大自身的實力。

1 我國中小企業產業集聚的現狀分析

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來,改革和開發的程度不斷加深,我國的中小企業都享受到了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的優勢條件,也為中小企業實現產業集聚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我國中小企業集聚的形成,根據產權劃分,可分成四種模式:即以私有民營的家族企業為主體的浙江溫州模式;以集體鄉鎮企業為主體的蘇南模式;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東北模式;以三資企業為主體的珠江模式。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企業數量還不算多,市場的競爭程度也不都激烈,這時期沿海經濟開發區的中小企業依靠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扶持而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產業集聚現象,并逐步成熟起來。但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后,越來越多的海外資本逐漸涌向中國來謀取利益,使中國的經濟市場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我國中小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我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重點發展沿海地區的經濟開發區,因此,充分發揮中小企業的集聚效應,把本地化特色與國際化發展很好的融合起來才能更好的增強我國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2 集聚效應可以為集聚區的企業帶來的好處

2.1 由于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效應帶來的成本優勢

企業在區域內實現產業集聚,因為距離近,生產環節相互錯開,這樣既節約了生產成本也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時,銷售與采購市場也存在于該區域內降低了采購和銷售環節的成本;產業集聚區的企業眾多也幫助各企業能夠更加迅速的獲取信息,從而降低了信息成本;產業集聚必將需要大量勞動力,實現了間接地勞動力集聚,使企業降低了尋找勞動力的成本。

2.2 促進分工與合作

中小企業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集聚,能夠幫助中小企業之間突出優勢,發現弱勢,進一步達成合作,從而擴大經濟發展的規模,并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2.3 享有區域與品牌優勢

在某一地區或范圍內實現產業集聚,重點突出品牌建設,幫助區域經濟發展樹立品牌效應,這就可以直接幫助區域中的中小企業達到提高整體的知名度和提升整體的企業形象的作用。有了品牌效應,消費者或者經銷商就會自發的來到這里,也會吸引投資商前來投資。

3 我國中小企業產業集聚存在的問題

我國集聚區域中的中小企業大多規模小、資金力量薄弱,且產品創新程度低,在全球市場競爭中競爭力不高,這就直接導致了我國企業難以真正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我國中小企業產業集聚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中小企業投資規模較小,資金力量薄弱

我國中小企業很多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存在著沿用舊設備的情況,科學技術的引用率低,生產成本低,產品質量不高等問題,而且在同一產業集聚區域,生產相同產品的企業存在不合理競爭的現象,如許多企業憑借低成本優勢,采用比拼價格的方法進行市場競爭。同時,中小企業生產的產品質量差且雷同率高,也缺乏創新,競爭力不強。

(2)集聚效應的規模效應不明顯,企業分工和協作明顯不足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剛剛起步,市場運行不夠規范,企業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導致了某些區域企業的產業集聚效應發揮不了其應有的作用。另外,很多企業過于重視與國外資本之間的合作,而忽視了本區域企業的有效合作,使產業集聚中的企業凝聚力不強。

此外,在企業集聚中還存著企業各自生產的現象。大多數企業各自管理各自的生產,專業分工程度低,對產業集聚產生的效應利用率也不高,這就無法充分發揮產業集聚的作用,更無法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3)粗放型的管理理念長期存在,企業領導的素質不高

首先,從改革開放初期成長起來的很多中小企業企業在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中并沒有在戰略管理上取得了有效的進步,很多企業家的管理知識缺乏,使企業的成長一直是粗放型的。

其次,企業中高品質人才的稀缺,在我國很多粗放型的中小企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整個企業中的員工最多數的是生產加工方面的,這部分的員工普遍學歷較低,整體的文化素質不是很高,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指示進行生產,沒有很好的創新能力,跟不上時展的步伐。而在技術應用環節或者管理環節的人才稀缺,不利于企業能夠更好地適應時代的發展。

(4)政府在產業集聚企業的服務和設施建設不健全。這方面主要包括服務于企業的基礎設施與公共物品,如供水、供電、道路建設和環境保護等硬件投資不足。同時,產業集聚地的管理部門對集聚企業服務的軟件投資也不足,行業組織也不健全。

4 中小企業在產業集聚效應下的經濟發展問題的建議措施

現階段看來,如何在本地資源與外來資源之間尋找平衡點,如何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將是我國中小企業所面臨的迫切問題。本文從企業、組織和行業組織三個方面提出相關的建議措施。

4.1 企業方面

集聚企業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1)構建更加廣泛的戰略聯盟或技術聯盟,加強企業之間的合作,培養企業共同維護產業集聚區域的良好形象,在市場競爭中公平競爭;

(2)要依托于本地進行生產,同時關注全球化生產。要改變某些區域內存在的過度依賴外資或者大型企業投資的現狀,中小企業要采取相應的措施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才不會被外來資本消磨自身的創新能力。

(3)拓寬產品的銷路,樹立品牌意識,加強品牌形象建設。新的世紀以來物流業的發展速度十分迅猛,物流業對企業的發展也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小企業在實現產業集聚效應的過程中也要重視物流的合作與建設。此外,在構建好物流通道的同時還要注重區域品牌形象的建設,積極培養品牌對提升區域的經濟形象也發揮著極大地作用。

4.2 政府方面

(1)為地區或城市產業集聚提供高效的基礎硬件設施,包括完善交通通信的基礎網絡以及產業集聚所需的場地改造等等。

(2)完善政策法規的制定,首先應該健全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對影響市場秩序的行為進行嚴厲的制裁;建設良好的融資環境,為中小企業的融資提供新的機遇,使中小企業能夠健康發展;跨區域合作需要雙方地區的政府部門提供良好的合作平臺。

(3)進行合理的規劃,有意識地、有步驟地建設適合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工業園區。

4.3 行業組織方面

(1)為企業進出口貿易提供有效的銷售途徑,及時提供市場動態;舉辦定期的產品博覽會、投資與貿易洽談會,加強企業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為企業實現共贏建立堅實的基礎。

(2)幫助企業相互聯系,可以定期舉辦產業集聚內企業的交流會等。建議本地企業有效形式的聯盟與合作,以更好的實現專業化分工或實現規模經濟等;實現技術開發工作室或者科研所等走進企業,為企業實現科學發展提供技術支持。

(3)做好區域的宣傳工作,增強企業之間的凝聚力和認同感,積極培養企業為實現本地區經濟發展的使命感。

5 結束語

在我國,許多發達地區的企業產業集聚效應日趨普遍。中小企業集聚對區域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國的工業化建設速度,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良好快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政府、企業和行業組織合力,共同發揮集聚效應,提升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共同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質量、產品創新等增強群體的競爭優勢,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使中國制造能夠真正在世界市場上立足。

【參考文獻】

[1]唐建軍,程凡真.浙江中小企業產業集聚的現狀及原因分析[J].《科技創業》2005年10期

第3篇:規模效應的好處范文

關鍵詞:旅游產業集群;產業租金;地理租金;福建省

一、引言

旅游產業集群是由有效的旅游供應鏈組織起來的一系列旅游活動和旅游服務,其目的是旅游目的地所有單位協同作用以便提高目的地的競爭力。劃分旅游產業集群的類型有助于辨識不同發展特點、發展條件和發展道路的集群,為集群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目前國內外專門研究旅游產業集群類型的成果較少,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依據旅游產業集群的層次性,推動集群發展的主導因素,集群內部企業聯系和組織結構,集群所依托環境等方面進行劃分。然而,這些方法大多是借鑒制造業產業集群劃分方法,沒能考慮到旅游產業的特殊性。旅游產業集群與制造業產業集群發育的基礎不同。旅游景區是旅游產業集群內唯一的關鍵性衍生企業。制造業產業集群集聚的關鍵性衍生企業可以是產業鏈條上的任何一個環節的要素企業,只要這個要素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即可。所以,旅游產業集群是在關鍵性衍生企業(景區)發育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起來的,旅游產業集群是各旅游相關企業圍繞旅游核心吸引物(景區)集聚,當然必須明確的是這個核心吸引物應具備足夠大的吸引力和一定的規模體量,才能保證產業租金的產生,才值得其他旅游相關企業圍繞其集聚。

從旅游景區的角度,按產業集群內各集聚體之間的關系,研究旅游產業集群的分類,并探討各類型旅游產業集群的優缺點,具有一定的創新性。根據以中心景點為主形成的各集聚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將旅游產業集群分為以下幾種:

二、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

如果以中心景點為中心的聚集體在景點隨機集聚的過程中,始終保持吸附其相鄰的景點或者景點聚集體的作用,由于景點聚合體的屏蔽作用,該中心景點始終會處于聚集體的中心位置,整個景點系統呈凝聚狀結構,形成所謂的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如圖1所示。即以某個大型旅游景區為中心,眾多旅游飯店、旅行社、娛樂購物場所等旅游產業集群內的核心企業及其原材料供應商的中小企業圍繞在其周邊形成,表現出明顯的同心圓布局形態。最內層為核心層的關鍵性衍生企業,通常是某個標志性的著名景區,憑借強勁的旅游吸引力和便利的交通區位優勢成為旅游產業集群發展的基礎。在景區集聚著為景區提供直接支撐服務的旅游核心企業,構成旅游產業集群的里層。最外層為旅游相關輔助企業。在此類集聚中,旅游核心企業始終處于支配地位,其他輔助企業則處于或從屬地位,根據核心企業的需要為其提供服務。其實質是通過所依托的主體旅游吸引物將客源吸引進來,然后通過整體聯動,在為旅游者提供優勢服務的同時,實現群內企業間的“共贏”。

(一)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優缺點

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具有很強的集聚度,整個旅游產業集群緊密圍繞在核心景區周圍,共享中間投入品的好處,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同時,由于利益相關而產生競合,能最大程度地發揮資源集聚效應和協同效應。

然而,由于關鍵性衍生企業單一,集群規模較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規模經濟的效果。而且由于關鍵性衍生企業的單一,致使產業集群的風險較大。很顯然,在這種集群結構模式中,區域旅游業的生命是系于一點上,一旦這個核心層的企業出現問題(如景區資源受到破壞或過度使用造成資源質量下降等),或者人們旅游興趣發生轉移,就很可能導致整個集群的崩潰。

(二)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培育建議

要實現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可持續發展,除了要確保“核心景區”這個點的資源質量外,避免由于資源質量下降造成旅游產業租金消失。同時,還必須在這個“點”上下功夫,區域整體的形象定位、宣傳促銷及其他一體化操作均應以該“點”為取向,實現統一品牌、統一市場、統一運作,發揮產業集群的規模經濟效應和品牌效應。為了避免由于主體旅游吸引物單一可能導致的市場危機,避免由于旅游需求轉移造成的產業租金消失,還應努力使這個“點”在某種意義上產生裂變,分解為眾多的差異化的旅游產品要素,應對由旅游需求變化所帶來的產業危機。

一般而言,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適合那些僅擁有單個特色品牌旅游吸引物,且地理范圍有限的區域,是一種小規模的一體化的發展模式。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比較常見于重點風景名勝區型旅游產業集群。福建比較典型的有武夷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旅游產業集群、莆田湄洲島國家旅游度假區集群、泰寧大金湖國家地質公園旅游集群。武夷山市的眾多旅游景點中只有武夷山風景名勝區的資源品牌突出,資源吸引力強,對周邊其他旅游景區產生明顯的屏蔽作用,長期以來形成武夷山“一枝獨秀”的旅游發展格局,主要的旅游服務設施集中在武夷山國家旅游度假區周圍,而且密集圍繞在武夷山旅游景區核心區的現象,表現出明顯的同心圓布局。

三、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

如果在某些時間段的隨機聚集中,這個中心景點聚集體不能吸附其相鄰的景點或者聚合體,而是發生游離,那么就會存在多個較大的景點系統,每個景點系統圍繞其中心景點形成隨機聚集體,在整個空間區域上就沒有明顯的中心,就形成所謂的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集群內全部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規模都比較小,形成以多個核心吸引源為中心的集聚。

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內大景點集團數目不是單一的,空間結構存在著多處凝聚中心,各個大景點集團之間可能存在著再聚合成更大集團的趨勢,也可能進一步擴散成為多個大景點集團。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系統內空間結構隨機聚集性很弱,而且從集聚中心向四周的景點密度不是衰減的,反而是遞增的,系統向心性作用較弱,處于有限擴散集團凝聚模型演化的初始階段。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示意圖,如圖2所示:

(一)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優缺點

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不如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一是各集聚體分布較為分散,無法共享中間投入品的好處,無法實現規模集聚效應,使得集群缺乏競爭力;二是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缺乏必要的核心吸引物,不利于區域旅游形象的樹立和客源規模的擴大;三是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內企業之間替代效應明顯,競爭激烈。因此,這種集群模式缺乏競爭力。

但是,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比輪軸式旅游產業集群具有較好的穩定性,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具有多個凝聚中心,可進行多樣化開發,最終旅游產品較為豐富,旅游功能較為完善,能較好地滿足旅游需求,同時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具有較大的發展后勁。

(二)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培育建議

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應重點培育集群內差異化最明顯的拳頭凝聚中心,使之盡快成長,形成區域旅游產業集群的“龍頭”,在眾多的凝聚中心脫穎而出,成為區域旅游形象和品牌的代言人。對于其他凝聚中心,則盡可能進行差異化開發或再開發(也就是進行產品轉型,在功能上和“龍頭”形成互補),使之產生互補效應,產生競合效應。

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常常會出現在那些旅游資源眾多、卻存在較大共性的地區,彼此之間平分秋色,發展規模都差不多,吸引力也差不多。在我國,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比較常見于鄉村旅游產業集群和都市型旅游產業集群。福建的福州、龍巖、漳州、寧德的旅游產業集群發展屬于這種類型。福州擁有鼓山、旗山、西湖、左海、森林公園等眾多旅游景區,然而各景區資源特色并不突出,所以形成所有景區均有發展,卻沒有一個能成為龍頭,規模體量均較小,形成星火燎原的勢頭,成為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

四、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

如果中心景點集聚體的吸附作用仍然比較強,但周圍其他景點集聚體還比較容易進入旅游產業集群內部,使得集群內各集聚體從凝聚中心向四周衰減的還比較快,凝聚中心的向心性作用力較強,處于有限擴散集團凝聚的中間階段,形成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是以一定的樞紐形成的旅游組織網絡,在集群內企業進行恰當的單元功能分工,兼顧各單元的互補性,協調布局群內旅游服務設施,彼此之間形成合力,進行競爭合作。在網絡系統的基礎上,地理上相互接近的企業之間通過大量的產品交易、分包、旅游項目的聯合開發、非正式交流等活動,逐步形成以信任和承諾為基礎的地方根植性文化。隨著交易網絡和社會網絡的融合,集群內企業的交易成本不斷降低,企業更傾向于“彈性專精”的專業化分工生產。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示意圖,如圖3所示:

(一)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優缺點

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一是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雖然有一定的分散性,但由于各集聚體有較好的凝聚,能共享中間投入品的好處,產生集聚效應;二是有多處集聚體,資源組合較為豐富,功能互補,能滿足旅游者多樣化的旅游需求,集群風險較小;三是集群內企業之間競合效應較好。由于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能進行恰當的功能分工,群內企業之間的競合協同效應較好,彼此之間形成合力,共同提升了區域旅游產業集群競爭力。

但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缺乏有強勁競爭力的拳頭旅游集聚體,不利于樹立起鮮明的區域旅游形象。

(二)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培育建議

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培育與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一樣,應重點培育集群內的拳頭凝聚中心,使之盡快成長,形成區域旅游產業集群的“龍頭”,成為區域旅游形象和品牌的代言人,以樹立起鮮明的區域旅游形象,發揮集群的品牌效應。

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常見于城市型旅游產業集群,其間有較多資源特色各異的旅游資源,但各單體規模體量相差不是很大,僅有一個稍微突出點,吸引力稍為大一些,發展的相對好一些,其他景區均有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吸引力不如它。目前福建泉州旅游產業集群形成了開元寺、黃金海岸、絲路博物館、閩臺緣等群星托“月”(清源山)的現象,清源山仍以較強的吸引力處于整個產業集群的中心地位,但清源山的規模體量和資源特色并不是十分突出,所以在泉州市區仍有開元寺、絲路博物館、黃金海岸等景區發育并形成各自的集聚體。

五、“龍頭+網絡式”旅游產業集群

上述三種旅游產業集群模式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為了最大程度地發揮旅游產業集群的優勢,區域旅游業最好形成“龍頭+網絡式”旅游產業集群模式。馬歇爾式旅游產業集群和網絡綜合體式旅游產業集群均有可能經過適當的培育發展成為“龍頭+網絡式”旅游產業集群。

“龍頭+網絡式”旅游產業集群內有個強勁的凝集中心“龍頭”,在國內外具有很強的旅游吸引力。依托這個“龍頭”,根據功能組合的需要,其他旅游集聚體在其周邊不斷發育壯大,最大程度地發揮基礎設施和中間投入品的規模集聚效應,眾多的集聚體能確保最終旅游產品的豐富多樣化,同時可根據旅游需求的變化靈活快捷地創新產品,最大可能地滿足旅游者多樣化的需求,旅游產業集群的風險系數降到最低。“龍頭+網絡式”的旅游產業集群示意圖,如圖4所示:

(一)“龍頭+網絡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優缺點

“龍頭+網絡式”旅游產業集群模式既能依靠“龍頭”樹立起鮮明的區域旅游形象,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又避免由于單一核心集聚體失敗所可能引致的整個集群瓦解的高風險。群內,大企業通過與供應商之間建立起長期的、穩定的合作關系,能夠對易變市場環境快速作出反應,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同時中小企業也可以通過與大企業建立密切的關系,在為大企業提供零部件與分包生產的過程中,不斷吸納大企業外溢的勞動力與知識,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

(二)“龍頭+網絡式”旅游產業集群的培育建議

“龍頭+網絡式”旅游產業集群要注意始終保護好“龍頭”,在“龍頭”上下功夫,避免“龍頭”吸引力減少。“龍頭”要跟蹤時代潮流,不斷進行創新,避免產品老化。

“龍頭+網絡式”的旅游產業集群的典型代表是深圳的主題公園旅游產業集群,福建的廈門也屬于這種類型。廈門擁有鼓浪嶼――萬石植物園、南普陀、胡里山炮臺、環島路、會展中心、集美鰲園和大嶝島等眾多有吸引力的旅游景區,其中鼓浪嶼以其“萬國建筑博覽館”、“鋼琴之島”、“海上花園”等獨特的風情而享譽海內外,成為廈門旅游形象和品牌的代表,形成了以鼓浪嶼為“龍頭”,南普陀、胡里山炮臺、環島路、會展中心、集美鰲園和大嶝島等眾多景區功能互補、協調發展的“龍頭+網絡式”旅游產業集群,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各種類型旅游產業集群比較情況,具體如表1所示。

旅游目的地處于動態發展當中,根據旅游目的地發展的不同階段,任何一個目的地均有可能經歷過上述幾種類型的旅游產業集群。因此,必須以動態的眼光來看待旅游目的地的發展,根據各種旅游產業集群類型的優劣勢,揚長避短,實現集群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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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敏,馮衛紅.關于旅游產業集群類型的探討[J].經濟問題,2010(1).

3、張俐俐,等.酒店業競爭力提升的新途徑:集群發展[J].旅游學刊,2006(4).

4、Sara Nordin. Tourism clustering and innovation――path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estersund, Sweden: European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D].Mid-Sweden University,2003.

5、葉紅.我國旅游產業區模式――比較與實證分析[J].旅游學刊,2006(8).

6、陳秀瓊.旅游產業集群形成與競爭力評價研究[D].廈門大學,2007.

第4篇:規模效應的好處范文

邁克爾·波特認為產業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領域中(通常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大量相互關聯的企業及其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的競爭優勢的現象[1]。產業集群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典型現象,美國的硅谷、印度班加羅爾的軟件業、意大利的瓷磚業等都是比較著名的例子。在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省和浙江省,也出現了具有一定規模、對地方經濟發展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的產業集群;北京、上海、天津等市以及福建、山東、河北、遼寧、河南等省都出現了產業集群的雛形。產業集群也逐漸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和熱點問題。

國內外理論界對產業集群的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集群的發展機制及其對區域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產生舉足輕重的正外部性作用方面,而對產業集群負外部性所產生的風險及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等“負面”角度研究的理論成果還不多見,研究成果也不成熟,對產業集群積極作用的片面和過分強調容易讓人形成一種錯誤的看法,只要建立起集群,地方乃至國家的經濟就會蓬勃發展,這顯然有違各國經濟發展的現實[2]。世界上有很多原來十分發達的產業集群,如今已經或正在走向衰退,如西歐的很多鋼鐵、煤炭、造船、紡織等著名區域性產業。如何充分發揮產業集群的正外部性,控制負外部性的產生,促進產業集群的良性發展以提高區域競爭力是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對于產業集群負外部性所產生的風險,奧地利區域經濟學家Tichy[3]從集群的產品生命周期引發的結構性風險的角度進行探討,Fritz[4]等在Tichy研究的基礎上分析了周期性風險對產業集群的沖擊,文獻[5]提出當產業集群發展到成熟階段以后,可能會形成某種特定意義上的“超穩定結構”,從而抑制產業集群的學習效率和創新效率,致使產業集群走向衰退。文獻[6]從生態學的角度,采用生物學類比方法,分析了集群的內在風險及其危害,并提出相應的防范對策。本文從產業集群效應的有限性分析出發,基于產業集群規模角度來探討集群效應。

1產業集群效應的有限性分析

1.1集群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分析

產業集群是現代經濟構成的單元結構,能產生巨大的集群效應[7]。集群效應主要體現為經濟效應與社會效應兩個方面。

1)集群的經濟效應分析。馬歇爾從集群所帶來的外部經濟進行分析;韋伯從集聚因素帶來的經濟性——“一般經濟開支成本”的降低來研究;波特從組織變革、價值鏈、經濟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產業集群所具有的競爭優勢。一般認為產業集群的經濟效應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①外部經濟效應,包括外部規模和外部范圍經濟。產業集群的外部規模經濟表現在集群內企業實行高度專業化的分工協作,每個企業承擔產業鏈中某一環節的活動,生產效率極高,使無法獲得內部規模經濟的單個中小企業通過外部合作獲得規模經濟,所以企業既能享有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又不必過分擴大企業規模,使企業實現了“柔性”與規模的統一。產業集群的外部范圍經濟是指企業集聚特別是相關產業的企業集聚時,可通過垂直聯系及時獲得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業務聯系,通過水平聯系可以借助分包商的生產能力、控制分包商的產品質量,也就是說企業可以調動更大范圍內的資源,實現資源的更優配置。總之,在集群內企業可以在不犧牲“柔性”的條件下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比單個企業有更高的經濟效率[8]。②交易成本的節約,集群內企業大部分交易在群內進行,集群內企業交往頻繁,協作關系較穩定,容易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關系,這有利于減少談判環節,提高談判效率,增進協作關系從而降低談判成本,提高合同執行的效率。③群體效應。集群內企業通過聯合可以形成實力強大的集合體,其集合效應遠遠超過單個企業的簡單疊加,具有“1+1>2”的效應,具體表現為:a.同行業的企業利用地理接近性,通過合資、合作或建立聯盟等方式共同進行生產、銷售等價值活動,可以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益;b.集群內企業便于采用和推廣相同技術標準,提高該標準的認可程度,并且集群對新標準的制定有較大的影響力,有時甚至可參與國家標準的制定;c.集群的知名度能吸引更多供應商和銷售商,擴大企業的交易范圍,爭取更有利的交易條件,提高企業的獲利水平。④學習與創新效應,產業的空間集聚可以促進知識、制度和技術的創新和擴散,促進產業和產品的更新換代,以及新產業組織的形成。產業的空間集聚,使集群企業通過專業化分工和市場交易逐步形成網絡化組織結構,平等合作下的網絡協同模式使企業能夠集中資源專攻價值鏈中的某些環節,提高專業化水平,促進產業和產品的不斷創新和新產業組織的形成。同時,地理位置接近和頻繁交流,使集群內企業的創新成果擴散更快,更容易為其他企業所學習和吸收,從而促進整個群體創新能力的提高。

2)集群的社會效應分析。集群的社會效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①有利于形成地區核心競爭力。產業集群所具有的競爭優勢有利于形成地區產業優勢,并進一步形成區域的核心競爭力,表現為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集群,就是大量相關企業空間集聚所形成的本地化的產業氛圍和產業綜合競爭力,這是其他區域最難模仿的,這些產業集群往往成為地區經濟強勁持續增長的源泉。②對經濟的貢獻具有乘數效應。產業集群具有的競爭優勢能夠吸引更多企業加入,為區域帶來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促進集群的良性發展,不僅可以把某些產業做大,而且這些產業的興旺帶動其上游產業的發展,促進其下游銷售、運輸業的發達,并且從橫向上帶動相關產業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務等行業的發展,這會使地區經濟成倍增長。事實也證明了產業集群密集的地區,其工業、商業、文化教育、運輸、金融、服務等行業都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所以一個地區可以通過對產業集群的培育實現地區經濟的騰飛。

1.2集群效應的有限性分析

成功產業集群的示范效應使得產業集群正成為許多地區制定經濟政策的戰略工具。但是集群的正效應并不是無限擴大的。產業集群能給企業帶來很多好處,但也正是這種聚集,往往會導致一種內閉號隋性。產業集群的精細分工,使得整體結構較為穩定,企業作為其中的一環,形成一種依賴,轉變往往較為困難和痛苦,這種轉變在產業集群和企業層面往往呈現一種周期性的低迷;產業集群長期所形成的組織制度、文化,一方面聚集企業,形成活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一種惰性,妨礙企業的升級,加速產業集群的退化(參見圖1)。

Saxenian[9]研究了地理位置接近、技術相似的硅谷和128公路地區高科技產業群,認為硅谷地區日趨繁榮,而128公路地區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社會文化、制度、工業體系差異等因素之間的非協調性抑制了“集群”效應,并產生負外部性。Amin&Thrift[10]從網絡組織的角度對產業集群的效應進行了研究,認為集群企業之間面對面地聯系和隱性知識的依賴使產業網絡易于被鎖定,并且是不斷增強的自我保護型鎖定,最終產生區域僵化。Low&Abrahamson[11]則從文化影響的角度出發,認為產業集群相互依賴的網絡在最初階段是力量源泉,但由于環境動蕩可能成為產業集群僵化、失去彈性的源泉,繼而使集群中企業對外界動蕩的反應能力變得緩慢。Hakansson&Snehota[12]從網絡系統觀出發,提出了影響網絡組織結構的基本變量(活動、行為主體和資源)以及所構成的網絡關系,指出網絡變量——行為主體、資源和活動是彼此依存的(參見圖2)。

Hakansson等認為,企業間這種網絡關系,承擔了企業創新活動的組織功能。產業集群內網絡根植在共同的文化氛圍(macroculture)中,在集群形成階段是促進創新的要素,但隨著各種網絡因素的變化,也可能導致“區域鎖定”,阻礙集群的持續發展[13]。Belussi&Arcangeli[14]認為,不完全契約、道德風險、機會主義和“搭便車”都會引起網絡成本的增加,從而削弱網絡的優勢。筆者認為導致集群效應有限性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1)網絡組織制約機制的弱化導致網絡結構成本的增加和協同性的弱化,導致產業集群效應的遞減,在集群演進過程中,如果不能形成較強的協同關系制約機制,一些機會主義者追求短期效益,“賺一票”就撤,將給集群整體利益帶來威脅[15]。集群內部知識與技能的高度外溢性和創新的高風險性,使得集群內一些企業不愿進行R&D的投入,而是“搭便車”,對市場上新產品模仿創新,甚至只模仿不創新。結果本地企業產品雷同現象嚴重,本地企業低水平價格競爭最終難以避免。更為嚴重的是“搭便車”行為使集群企業中滋生出“創新”的惰性,削弱了集群對外部環境的應變能力,同時由此而產生創新收益的非均衡分配,進一步導致“集群”創新投入的衰退,結果必然阻礙產業集群的持續發展。

2)隨著集群迅速成長和規模的擴大,集群企業之間形成的程序化協同模式,將產生不斷自我增強和自我保護的鎖定,最終將產生負的集群效應而導致產業集群的僵化。集群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網絡組織,在同一網絡內的長期合作中,集群內個體之間的交易,基本上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并逐步在集群內部相互關聯的網絡化結構中形成程序化協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企業間交易的順利進行,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當集群內企業習慣基于“信任”的網絡化交易之后,他們逐漸不想或是不敢與集群外企業或機構進行相關交易活動,進而,集群內企業的國際化正規經營運作能力不斷減弱,反過來使其更加不愿意參與集群外部的經營活動。久而久之,區域集群便成為一個自我保護鎖定系統,除了少數直接面對市場的企業外,大多數企業完全在這個鎖定的系統中運作,使整個集群對于外部知識、技術的獲取能力以及對于外部環境應變能力不斷減弱。最終將導致產業集群僵化,阻礙產業集群的持續發展。

2集群規模與集群效應的關聯模型分析

要控制集群效應有限性所產生的風險,應加強集群網絡組織的治理,強化網絡的制約機制和網絡組織間的協同性;控制集群成員的投機性,降低或負強化“搭便車”行為效應。同時要不斷更新變革集群內部的程序化協同模式,防止自我保護鎖定所導致的產業集群僵化,保持集群的動態靈活性。

筆者認為保證產業集群規模的有效性將是發揮產業集群效應,控制集群風險的有效方式。因為集群效用有限性的制約因素,是在產業集群不斷動態演變的過程中,隨著集群不斷發展,規模不斷擴大,逐漸形成和被放大的。集群規模對集群效用存在一個極值點,當集群規模超越極值點時集群效應將迅速遞減,這個極值點是集群規模對集群效應的效應極限約束。本文引人集群規模與集群效應關系模型加以證實(見圖3)①。模型建立在以下理論假設之上。

假設1集群的規模主要取決于集群內成員企業的個數與集群內可共享的資源。

根據規模經濟的特點,這一假設可以成立。

假設2集群效應主要取決于集群企業對集群資源的貢獻量和集群資源共享機制等因素,可通過集群成員企業分享的集群利益測度集群效應性。因此,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是決定集群效應的重要因素之一。

為簡化分析,這一假設可以成立。

假設3集群的利益分配機制受政府政策、集群學習機制、集群文化、地方政府行為偏好、網絡組織制約機制等因素影響。

假設4成員企業在集群內游說活動、尋租等,會使集群內部信息歪曲。信息不對稱性導致集群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與成員企業數量成反向變化關系。

假設5集群內資源分布、各成員企業貢獻均等,利益分配實行平均主義。由于資源分布均等,因此,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平均主義更能以較低的甄別成本反映企業在聚集區域中的貢獻。

產業集群規模,是產業集群能有效控制和利用的資源總量狀況,反映集群利用資源的協同效應的廣度,具體分為成員數量和市場占有量及生產規模等方面[16]。這只是一般意義上的集群規模,本文研究產業集群的最合適規模,主要從企業成員數量的角度來探討產業集群規模。

假定集群內成員企業數目為n,R(n)為集群內成員資源集聚后產生的集群內可共享的資源;成員企業i對集群內總資源的貢獻量為Ci,則R(n)可表示為

成員企業可分享的集群利益Wi取決于成員企業可分享的集群資源份額hi和集群可共享資源總額R(n),成員企業可分享的集群利益Wi為

其中,成員企業i獲取的資源份額hi取決于成員企業i對集群內總資源的貢獻量Ci和集群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e,即hi=h(Ci,e)

i=1,2,…,n

Ci取決于該企業所擁有的資源稟賦Wi和成員企業的努力程度。根據激勵效應理論的社會公平原理,成員努力程度主要由集群內利益分配公平程度e決定,則Ci可表示為Ci=C(wi,e)

i=1,2,…,n

設集群內總資源稟賦為TW,則

wi=w(TW,n)

i=1,2,…,n.

基于以上分析,集群內企業成員數與集群效應之間的關聯性,主要取決于dw/dn的變化。

根據假設5,集群內各成員企業所擁有的資源wi=TW/n,為了簡化分析,將函數關系設定為

ci=wei;

e=1/nλ,0<1<λ因此,wi可以表示為

(6)式中,隨著λ增加,d2wi/dndλ顯著地趨向大于0.分析(4)~(6)式,可以得出相關結論:①如果λ=0,則(4)式意味著在集群資源一定的情況下,集群內成員企業的個數對成員所得為反向影響(這里沒有考慮TW與n是否同步變化的情況);②由(4)和(6)式可見,隨著λ增加,n對集群成員企業所得的負效應越大;③由(5)和(6)式可見,隨著n的增加,dwi/dn與d2wi/dn2wi/dn2均遞減,如果集群規模超過了一定數量,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將大幅度地遞減;④集群效應和集群規模存在一個極值約束,令dwi/dn=0,此時d2wi/dn2<0,則可求出集群內成員企業分享的集群利益最大時集群所包容的成員企業的最大個數。

3結論和啟示

產業集群其競爭優勢來源于集群所擁有的資源稟賦及其資源整合能力。其中集群成員所擁有的資源和集群的結構方式影響了集群的競爭優勢,即集群的競爭力取決于集群網絡結構中形成的資源整合的協同效應。但是,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是有限的,受產業集群的資源稟賦、集群網絡組織制約機制、集群的文化、政府政策及當地政府行為偏好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產業集群的有效集聚存在一個集群規模問題,即集群所包含的成員企業個數的極限約束,在沒有達到極限約束之前,增加集群成員企業個數可以不斷增強企業的集聚效應,但如果超出了這個極限的約束數目,產業集群的集聚有效性將大幅度地遞減,因為產業集群規模過大,可能會造成集群內部惡性競爭,或者超過環境與經濟承載力及市場負荷,則集聚效應反而會減少,如,由于資源短缺,發展空間受限,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中經濟發達城市的工業用地已近乎枯竭,土地價格暴漲;水、電、煤等基礎生產資料供應緊張,無法保證企業的正常生產,制約了現有傳統產業集群的進一步發展,僅浙江一省,三年間因土地漲價、電力緊張、勞動力短缺等因素的影響,被迫轉移到外省、市投資的企業達500多家,轉移資金達4000多億元;又如,寧波市象山縣爵溪街號稱“中國針織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區域上聚集了400余家針織企業,“彪馬”、“小腳板”、“華倫天奴”、“阿迪達斯”、“耐克”、“圣羅蘭”等近30個世界名牌都在此加工,2003年全街道的工業總產值為65億元,但是嚴重的缺水已使爵溪的許多企業陷入了生存困境。

產業集群規模與集群效應的相關性對我國產業集群發展有以下的啟示。

(1)建立有效的“競合”機制.目前我國許多省市紛紛實施“產業集群的做大做強”戰略,試圖以大規模吸引更多的高“稟賦”的企業,來增強集群效應。然而在實際運作中,很多企業只是停留在地理上的扎堆狀態,在產業價值鏈上相關企業沒有組織成有序的系統,企業之間也沒有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交易)關系,企業也沒有通過共享專用信息和在技術、市場營銷、培訓、設計等項目上進行合作而獲得外部經濟,因而不具有較強的“集體效率(collectiveefficiency)”,無法發揮相應的集群效應。在這樣的產業集群里,同質的成品企業之間相互競爭,同質的配套企業間也相互競爭,這樣在產業鏈構成及不斷延伸過程中,同類企業的惡性競爭難以避免,相互壓價、低價競爭必然愈演愈烈。而一旦低價優勢成為主要或唯一的競爭武器,它在市場上能夠沖鋒陷陣一段時間的同時,必然遭遇兩大阻力:①外部市場,低價競爭對外部市場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不公平競爭,于是引發反傾銷,如歐美對中國紡織品采取“特保”、“設限”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這里;②集群內部逐漸滋生的阻力,集群內部低價競爭,企業的利潤空間肯定越來越小,甚至沒有利潤,企業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質量,產生“檸檬市場[17],甚至出現假冒偽劣,結果砸了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難以為繼。曾經紅火的溫州燈具業就這樣幾近消亡。要處理這樣的集群危機,根本出路是調整產業結構,在調整中壓縮產業規模,建立起較強的“競合”機制。為防止盲目擴大集群規模,保證集群的有效性,建立起有效的“競合”機制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集群效應主要體現在集群企業間既競爭又協作的關系的均衡上,只有通過“競合”機制的淘汰功效的發揮,自然地控制集群的有效規模,才能保證產業集群動態持續發展的活力。

(2)增強集群企業的異質性,提高集群企業的產業關聯度。集群企業的產業關聯度是集群規模有限性的重要影響因素,集群規模的有限性是建立在同質企業的假設基礎上的,所以加強集群企業的異質性,提高產業之間的關聯度,可以相對延伸集群規模的極限點,擴大集群規模的有效區間和產業集群的規模效益。產業之間關聯度的增強能夠改善集群企業的分工地位,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模式,增強產業競爭力。所以,實施產業集群戰略不應以擴大規模、擴展土地為目標,而應根據區域現有的資源稟賦,以增強集群企業的異質性,提高集群企業的產業關聯度為基礎,實施相應的產業集群戰略。

第5篇:規模效應的好處范文

優酷土豆合并的好處顯而易見。

1.1減少同質化競爭帶來的重復成本支出視頻行業是一個重資本行業,網絡視頻公司的成本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帶寬成本,二是視頻內容采購成本。合并前優酷與土豆也不例外飽受同質化競爭之苦。悠視網CEO李竹認為,合并后新公司提升了對上游版權方內容的議價能力,還有雙方可以共同分攤以版權為主的運營成本。合并后主要在內容與運營成本方面將帶來協同效應,主要體現在:①獨家內容可以共同采購,兩平臺分享;②差異化內容和非獨家內容,可以通過站內搜索方式,實現流量互相引導;③雙方可以利用P2P、CDN等帶寬技術等后臺運營的合作,降低帶寬成本;④擴大品牌效應,共同進行營銷推廣(中信證券,2012)。根據公司財報數據,2011年優酷的帶寬成本占銷售比例穩定維持在35%,版權成本占銷售比例則維持在25%~28%。土豆2010年底帶寬及版權成本占銷售比例為28%、23%,2011年第四季度增至42.4%及39.9%。優酷和土豆合并后,預計帶寬成本占比變化不大,但是由于公司在版權購買議價能力的提高,預計版權成本占比會有所降低(劉田,2012)。

1.2用戶群體增大,利于提升公司收入在國內在線視頻行業競爭激烈,版權與廣告價格持續增長,門戶與客戶端、正版視頻與用戶原創內容等多種模式并存的背景下,完成合并的優酷土豆仍需將精力集中于內容開拓、用戶細分與盈利模式創新,目前雙方已形成一定基礎的自制劇,未來有望成為力推的競爭秘器。此外,根據易觀的數據,2011年第四季度,優酷和土豆在網絡視頻(含客戶端)的市場份額分別為21.8%和13.7%,位列第一和第二位。合并后的新公司將集中二者的經營實力形成規模效應,為觀眾提供更優質的視頻服務。而由于品牌效應,新公司的知名度、美譽度將進一步提高,觀眾對優酷土豆更加熟知,加之用戶相互跟隨,新公司的用戶群體大于合并前兩家公司各自的用戶群體,艾瑞的一組數據顯示,以1月份數據來算,優酷與土豆合并用戶后,新公司的用戶由26662.3萬人增至30532.7萬人,合并后總用戶數僅比原優酷網增加3870萬用戶,增加14.5%,預計用戶數量還會進一步增加。這樣一來,更多的廣告客戶愿意在新公司投放廣告,而廣告收入是視頻網站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從收入看,2011年網絡視頻行業營收62.7億中,優酷和土豆營收合計占比僅22%,樂視網能占到10%,如果僅考慮廣告收入占比,優酷土豆2011年4季度合計占比35.5%。在合并后優酷土豆作為一個新的競爭整體,很有可能在廣告收入上取得突破,使得考慮廣告收入的營收合計占比接近行業全部的一半,所以合并導致用戶數量增加,利于提升公司收入。

2.優酷土豆合并對手機視頻市場的影響

優酷與土豆兩大視頻網站的合并,將對我國手機視頻市場產生一定的影響,將推動我國3G手機視頻業務的發展,也會引領我國網絡視頻行業新的發展方向。

2.1優酷土豆將集中力量,率先搶占中國3G手機視頻市場,占據主導優勢2009年1月7日,我國正式邁入了3G時代。而視頻網站則出發的更早,早在四五年前國內多家視頻網站就開始著手3G業務。2009年5月17日,視頻網站優酷正式啟動了3G版優酷,宣告其傳統PC視頻業務正式進入WAP領域。炙手可熱的手機視頻業務正成為多方爭搶的對象,優酷、土豆經歷了2G,2.5G時代移動增值業務的發展,獲得了豐富的運營管理經驗,因此在與運營商溝通協調以及與上游服務商洽談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但是,作為垂直視頻網站,他們又飽受盈利之苦,目前,固定互聯網絡視頻市場幾近飽和,局面基本成型,不會有更大的贏利點,視頻網站公司為了公司的長遠發展,為了實現盈利,為了在手機視頻領域實現突圍,獲得新的發展機會,優酷土豆的合并就不難理解了。優酷和土豆作為網絡視頻的第一和第二,擁有很大的市場份額與用戶群體,但面對全新的3G手機視頻業務,事實上他們與其他市場份額較小的網絡視頻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在這贏得先機的關鍵時刻,無論是優酷還是土豆,都不會冒然與強大的對方進行激烈的競爭,以免造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結果,失去先機會對公司長遠發展非常不利。

第6篇:規模效應的好處范文

城市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規模擴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和空間結構變化的過程。表現為:農業活動逐步向非農業活動轉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各種生產要素和產業活動向城市地區聚集以及聚集后再分散的過程;農村人口逐步轉變為城市人口,在空間上實現轉移和集中,引起的社會生產與生活地域空間組織變遷的過程[1];鄉村生活行為方式、價值理念向城市生活行為方式、價值理念轉變的過程。從歷史過程與發展動因來看,城市化是非農產業化的結果,離不開產業的發展。

產業集聚作為一種產業的組織形式,對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有著重要的影響,改革開放后,隨著產業的發展,產業集聚、集群經濟也被逐漸上升為經濟研究的重點和前沿問題之一,并早已被重多的國家和地區認為是加速經濟增長、加快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手段。在我國城市化的推進過程中,發現如果忽視產業和就業的支撐,僅僅把“造城”看作是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提高本地城市化水平的突破口,人為造出的城市是沒有活力的。從根本上講,城市化的過程就是產業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產業集聚與城市化互動發展,推動區域經濟的增長。研究從產業集聚與城市化的互動關系出發,分析如何更好的發揮集聚效應,促進產業和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分析我國未來城市化的戰略方向。

二、產業集聚與城市化的互動機理分析

研究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把產業集聚與城市化的互動機理歸為5個方面,分別為:專業化分工形成的內外部規模經濟效應;資源共享帶來的正外部性效應;區位比較優勢帶來的循環累積效應、多樣化產業集聚與城市功能空間演化的相互作用效應和增長極帶來的擴散與輻射效應。如圖1所示,這5個方面的互動效應并非一開始都具備,呈現出一定的先后關系,且圖1中,下方的互動效應是上方互動效應的支撐,上方互動效應又反作用與下方互動效應。要使產業集聚與城市化良性互動發展,需要使5個方面的互動效應得到充分發揮。

(一)專業化分工與規模經濟效應

文獻表明,產業在地理上的集聚往往源自于廠商對專業化和規模化經濟利益的自發性追求,這一過程對城市的形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1920年《經濟學原理》中論述了產業集聚與內外部規模經濟間的密切關系。認為企業追求內部規模經濟時必將追求專業化,來提升資源、組織和管理效率,這種專業化使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其他產業在同一地的集聚。而產業的聚集,使企業能夠獲得來自產業內部廠商和其他產業帶來的外部規模經濟,并促進當地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形成加強規模經濟的要素環境,包括:協同創新環境;輔產業并存;豐富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較大的顧客需求等[2]。Goldstein & Gronberg(1984)指出,關聯性及相互輔產業的空間集中,有利于降低企業與其它廠商間的合作成本,從而獲得專業化經濟。特定地域中所有企業的專業化經濟合起來就是分工經濟,它受到企業間依賴程度大小和生產力改進潛力的影響,是一種社會網絡效果[3]。城市的出現正得益于專業化分工和大規模活動所帶來的優勢。亨德森(Henderson,1974)認為在內外部規模收益遞增的情況下,企業不斷增加產出,降低生產平均成本,專業化造成企業間的關聯吸引更多廠商的生產活動向企業所在區域集中,使這一地區逐漸擴張形成一個龐大的生產性區域。隨著大量人口不斷涌向生產地,城市便在這一區域形成[4]。Yang & Rice(1994)也認為,分工的不斷發展是企業集中從而形成城市的內在動因,隨著分工的不斷發展,市場會自發地形成最優的分層城市結構,城市合理的分層是對集中交易帶來的收益和費用進行權衡的結果,城市的規模和分層取決于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 [5]。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資本開始流入尋找新的投資,各類機構逐步完善,專業化高技能的勞動力儲備庫逐步形成,促進了產業的集聚和發展。與此同時,就業機會、勞動力規模、經營管理能力和人口也隨之增加。在生產和需求相關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各類基礎活動,如:較大的市場服務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等開始增長,形成完備的專業化分工更全面的城市體系。可見,產業集聚源自于企業對內部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分工的需求,促進了城市的形成和發展,城市的發展又通過增強企業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促使專業化的進一步分工和產業的集聚。

(二)資源共享與外部性效應

資源共享理論側重于從資源共享的角度來解釋產業集聚與城市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資源的共享性首先體現在勞動力資源上。克魯格曼(P.Krugman,1993)認為,產業的發展為掌握技能的工人提供了需求市場,吸引優良工人到相應的產業聚集地;城市發展提高了勞動力市場的管理和服務水平,大大降低了廠商的人才搜尋成本,使得廠商更愿意在城市聚集,雇傭到他們所需要的有專業技能的優良工人。孤立的廠商即使能夠雇傭到大量的一般勞動力,但可能會因為缺少某種專業技能的勞動力而束手無策[6]。勞動力的共享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產業集聚和城市化的互動發展。其次體現在信息資源的共享性上。邦德威爾(Boundervile,1966)指出,廠商為了減少獲得實物和信息的距離成本,往往會傾向于向具備這些信息的大的廠商集聚[7]。王紅霞(2005)認為,廠商和家庭在特定地區集聚緣于廠商間進行溝通的客觀要求,且溝通交流對于距離成本的敏感性使得廠商越集中,信息交流帶來的好處就越大,因此就會形成大量廠商的集聚及城市的發展[8]。第三,體現在中間產品和服務的共享性上。廠商在集聚區更容易獲得關聯廠商生產的中間產品,降低運輸成本,同時廠商的集聚使得公共服務變得更有效率,城市的發展促進了服務水平的提升,降低了企業獲取服務的成本。

資源共享帶來的益處正驗證了集聚經濟的正外部效應。Audretsch& Feldman(2004)[9]指出了城市發展為企業發展帶來兩大好處,一是需求偏好的多樣性;二是不同行業間知識交流的便利性。資源共享帶來的正外部效應特別體現在廠商間的信息傳遞和知識共享上。信息和知識具有著公共產品的性質,一個廠商對信息和知識的利用不會影響其他廠商對這些信息的利用,信息和知識在廠商之間傳遞和交換就具有正的外部性。產業集聚的廠商所擁有的信息和知識互補性越強,共享的外部性就越大,且不同經濟主體在互補性知識的激發下更容易產生創新搜索和實踐。可見,產業集聚所聚集的廠商越多,信息相互傳遞的可能性就越大,成本越小,正的外部性也越大。因此,外部性也可以較好地解釋產業集聚與城市化的互動發展。

(三)比較優勢帶來循環累積因果效應

韋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從區位的角度指出產業集聚地往往是在運輸和勞動成本方面具備比較優勢的地區,這種優勢吸引各類要素匯集進一步演化為城市[10]。可見,產業集聚和城市的形成源自于區位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又隨著產業集聚和城市化的互動發展,進一步得到強化,形成了良性的循環累積效應。一方面,產業集聚有利于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和城市的品牌建設。產業集聚與單純的企業集群不一樣,它強調以主導產業為核心,大量關系密切的企業及其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中而形成的強勁且具有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產業集聚能夠強化企業在產業鏈上的垂直分解,刺激創新、降低成本,創造出維持集群所必須的競爭優勢[11]。這種優勢會進一步上升為產品或產業的品牌優勢,城市依托于這些產品和產業可逐漸形成區位性品牌,如法國香水、意大利時裝、瑞士手表;我國沿海地區形成的嵊州領帶、諸暨襪業、海寧皮革、永康五金等[12]。產業集聚作為一個地區眾多企業品牌精華的濃縮和提煉,不僅有利于企業的發展,更有利于提升整個地區的形象,為持續有效的城市化和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另一方面,高質量的城市化有利于產業聚集比較優勢的形成。首先城市化進程通過加大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提高產業發展所需的硬件基礎設施水平,提升產業集聚地的比較優勢;其次,城市化進程通過增強市場的競爭力和開放度,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產業發展所需的制度環境,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產業集聚活力的提升。第三,城市的多樣化發展所強調的包容、合作、交流、創新的文化環境,有利于產業間的合作,產學研的結合和集群的發展壯大。

可見,城市化通過提升產業生產要素質量,增強吸引和控制資源的能力,進一步的提升了自身的比較優勢和產業的集聚效應。正如繆爾達爾(G Mydral)提到過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一樣,城市中的各產業部門由于互相聯系和互為因果,一旦某種因素觸發了城市的成長,在原有產業的基礎上,將不斷誘發新產業的產生和進入,并替代老產業,形成自發成長的內部動力機制,城市則在這種累積和循環的過程中逐漸成長[13]。

(四)多樣化的產業聚集與城市功能空間的演化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產業不斷得到催生,技術、勞動力和企業家才能的流動使單一產業集聚日見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強調規模性、多樣性和外部關聯性的城市化集聚和跨行業的多樣化集聚,形成連續的、由小到大的層次化的產業關系鏈,城市中的企業可因不同產業部門的集中而獲益,這種城市化經濟是城市功能和結構演變的基礎[14]。Krugman(1991)通過中心――結構模型詳細闡述了產業集聚效應對空間分化的作用[15]。其后,多位學者對中心結構進行了擴展,并分別從運輸成本[16]、溢出效應[17]等方面深入討論了產業集聚對空間演化的影響。

從城市功能角度來看,城市空間結構由一系列功能空間組成。由于城市是由產業和人口集聚而形成,因此,城市功能空間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工業型空間,主要由生產制造型企業組成;第二類為服務型空間,由零售批發業以及郵電、通信、金融等服務業集聚后形成,其作用在于向工業企業、城市人口等提供各種服務型產品;第三類是居住型空間,這部分空間是專門用于城市人口的集中居住。趙航指出從城市的形成到功能空間的分化經歷了五個階段:工業企業、商業企業和居住區呈混雜狀態的均質化階段;商業空間分化階段;綜合服務型空間形成階段;工業企業向城市邊緣區域轉移的新工業空間形成階段和居住空間的獨立與多中心的形成階段[18]。集聚是城市的典型特征,城市工業、商業、綜合服務業等多樣化產業的集聚以及人口的空間選擇影響著城市功能空間的演化,服務業由于需要集中市場資源,首先傾向于集聚在一起,從而形成了服務型功能空間。服務業集聚對原有的工業空間形成擠壓,在集聚效應作用下,工業企業向外轉移并聚集形成工業空間。工業企業外移逐漸帶動了居住型空間的分化。人口的聚集會進一步吸引新的服務業聚集,從而形成城市副中心或衛星城。從某種意義上說,多樣化的產業集聚形成的高效的專業化分工協作體系,有效推動了城市生產與生活功能的分離,提高了城市規劃的科學性和布局合理性。城市空間的不斷演化又帶來了新的產業聚集,加深了產業集聚的多樣化。

(五)增長極的擴散與輻射效應

法國經濟學家佩魯(Francois Perroux)曾于1955年提出“增長極”,又稱“發展極”理論,該理論認為集聚經濟有利于技術的創新和擴散,資本的集中與輸出,形成凝聚經濟效果。主張盡可能把有限的稀缺資源集中投入到發展潛力大、規模經濟和投資效益明顯的少數地區或行業,使主導部門或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或行業在一些地區或大城市聚集,形成一種資本與技術高度集中、具有規模經濟效益、自身增長迅速并能對鄰近地區產生強大輻射作用的“增長極”或“發展極”[19]。Poter(1998)基于在企業集聚優勢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產業集聚圈的概念[20]。Fujita等(1999)認為產業集聚以某一主導產業為核心,輻射和帶動相關支持性和輔產業的發展,由此推動產業鏈條的延伸,形成專業化集聚區的圈層網絡。都市型集聚區與專業化集聚區的融合進一步演變成具有特色產業集聚群的大都市產業經濟集聚區[21],能夠極大的發揮大都市的擴散和輻射效應,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劉大志,張揚(2012)在增長極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增長集群”的概念,指出在一區域內,若存在多個不同性質、類型和經濟動能的增長極,各增長極在產業上聯系緊密,基于產業鏈分工合作,錯位發展,對資源協同利用,則可借助于通達的交通和信息網絡形成聯系集合體,向周邊輻射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22]。隨著地區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大城市在極化效應的同時,需要發揮其擴散和輻射效應,帶動周邊城市的發展,以區際合作的方式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產業集聚效應也會擴散發展為多地多產業集聚的群落效應。

綜上,產業集聚效應是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在空間的大量集中所引致的對地區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綜合效果。產業集聚與城市化間的互動關系,從最初企業追求專業化分工與內部規模經濟和資源共享的正外部效應帶外的外部規模經濟,到區位比較優勢的產生和循環累計效應帶來的城市的快速發展,到多樣化產業聚集與城市功能空間演化,到增長極發揮擴散與輻射效應,形成集聚圈、都市圈及產業群和城市群的綜合發展體系。

三、基于互動效應的我國城市化戰略方向選擇

以上闡述的產業集聚與城市化互動機理的五個方面是相互關聯,互相作用的,隨著城市的發展,圖1中的高層效應將更加明顯,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并與底層效應形成更好的融合。從有效的發揮產業集聚與城市化間的互動效應來看,選擇以大城市為主的城市化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對于小城市,大城市更易于發揮其區位比較優勢,形成多樣化的產業集聚,發揮專業化分工、資源共享和內外部規模經濟效應。且其完善的經濟結構、成熟的市場環境和更高層次的技術水平,更容易在集聚效應的基礎上發揮擴散效應和輻射效應。

第7篇:規模效應的好處范文

[關鍵詞] 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理論 企業并購

一、引言

當前,隨著社會分工和專業化協作的發展,規模經濟的重要性逐漸顯示出來,追求規模經濟的行為日益滲透到各種經濟活動中去。特別是對于企業來說,如何實現規模經濟更是成為主要研究熱點,在西方發達國家,企業規模經濟的實現多是通過企業并購,通過并購,使企業在優化產業組合的過程中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實現在生產規模擴大的過程中不斷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研究價值。

二、規模經濟理論綜述

規模經濟理論最早起源于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亞當?斯密認為,分工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時認為分工又受制于生產規模與市場需求量的大小。自亞當?斯密之后,馬克思以及斯密理論的繼承者阿林楊格也都從分工角度對市場與經濟規模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第一次明確提出“規模經濟”概念,他利用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理論來說明規模效應,。認為報酬遞增是由于企業擴大其不動產而獲得了種種新的大規模生產經濟。馬歇爾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從節約生產成本的角度論述大規模生產的好處。還有些經濟學家,比如科斯、張五常、黃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萊因等從交易費用的節約和內部化優勢方面探討組織管理的規模經濟。巴克萊、卡森和拉格費等則沿用科斯等人的觀點,進一步闡述了內部化引起企業規模經濟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進一步發展了規模經濟理論,他創立的機會成本說為企業并購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見,關于規模經濟的理論已經日趨成熟,現在重點已經從理論方面轉向了應用方面,當前在規模經濟理論的應用方面的一個重點就是企業并購,美國的企業并購從19世紀下半葉產生至今已經經歷了五次并購浪潮,企業并購已成為企業規模擴張的一條重要途徑。本文在已有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企業并購理論,詳細分析了企業規模擴張的一條重要途徑――企業并購。并通過一個具體實例――中國汽車產業規模經濟狀況分析來說明這一點.

三、企業并購與規模經濟的關系

對于企業并購與規模經濟的關系主要有兩種理論:

1.規模經濟理論

研究證明了企業規模(或產業集中度)與企業的利潤率成正相關關系。在資本較為密集的工業里,集中度較高的大企業可以比中小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產業中,大企業的生產成本比中小企業低,企業規模擴大帶來了單位成本的下降,超過了集中度提高價格上漲的效果,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數。這種成本優勢就能增加工業產出的份額和減少單位成本,同時,聯合生產經濟即范圍經濟帶來的成本減少也是顯著的,這方面的成本利益來自于企業在更大范圍內共享研究費用、管理費用、營銷費用,從而降低了每一單一產品的單位成本,增大單位投入的收益。而企業通過并購的方式,將在并購之前沒有運營在規模經濟水平上的企業整合,使其獲得規模經濟,這將大大提高企業的效益。

2.經營協同效應理論

經營協同效應的理論基礎最早見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通過兼并來組織企業會導致交易成本降低。經營協同效應可以通過橫向、縱向或混合并購來獲得。對橫向并購而言,經營協同效應的來源代表了規模經濟的一種形式,通過對同類資源的合并,使并購雙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補充,并購后對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這會帶來在短期內通過企業內部投資所難以得到的收益。對縱向并購而言,將同一行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合并在一起,可以獲得行業上的規模經濟性。企業并購后如果能將并購雙方的優勢和特長協調

與結合起來,并同時消除各自的劣勢和不足,這將可以使得企業獲得規模經濟。

四、企業并購理論在實現規模經濟的應用

以中國的汽車產業來看, 自1953年我國從前蘇聯引進汽車制造技術和成套裝備 ,建立以年產3萬輛卡車的長春第一汽車廠以來,經過近50年的發展,我國已建立起了門類比較齊全的汽車工業體系。但是,我國的汽車產業卻存在致命的弱點,即企業數目太多,廠家過于分散,生產廠家遍及除和寧夏之外的省區,目前,我國的汽車制造企業廠家數量已超過了日本、美國、歐洲等汽車大國的所有汽車廠家之和,可謂汽車企業數上的“超級大國”,然而我國1998年汽車產量僅為156萬輛,只相當于通用汽車公司當年產量的1/6,豐田汽車公司當年產量的1/3.我國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間累計生產汽車1580萬輛,而美國1978年一年的汽車產量就是1290輛,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車產量就是1118萬輛。目前,國外一般單個汽車企業的最小生產規模是年產40萬輛到60萬輛,而我國汽車年產量超過10萬輛的企業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眾和天津夏利四家。與我國125個汽車廠一年生產 156萬輛汽車相對應,美國3個汽車廠生產 987萬輛;日本7個汽車廠生產1011萬輛,德國 3個汽車廠生產427萬輛;意大利1個汽車廠生產150萬輛。由此可知,中國的汽車產業遠遠沒有實現規模經濟,因此,如果通過資本之間的并購重組,汽車企業可以實現迅速的規模擴張,規模的擴張有利于企業有效降低成本,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自身的生存發展贏得寶貴的利潤空間,而有了利潤保證,才能使資本有效循環周轉起來,才能進一步支持在研發、管理、市場開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額投資,從而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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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世中吳國萍.企業并購與并購法[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

第8篇:規模效應的好處范文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西方資本結構理論是現代金融經濟學的核心,從莫迪格里安尼(Modigliani)

米勒(Miller)1958年共同提出“MM定理”以來,圍繞企業最優資本結構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不勝枚舉。MIT斯隆商學院梅爾斯在2001年撰文回顧和評論了幾十年來金融學關于西方資本結構的四個理論流派,其中包括:基于避稅利益、破產成本的靜態權衡理論和基于成本的資本結構理論,基于非對稱信息的信號傳遞理論和優序融資理論,以產品般人品市場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企業資本結構理論,以及考慮企業控制權競爭的企業資本結構理論等。每種理論都從不同側面提出了一系列決定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與此有關的國內外研究成果非常豐富。Titman和Wessels(1988)較早對資本結構因素進行了系統研究。

(二)國內文獻國內陸正飛和辛宇(1998)則較早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此后,國內很多學者都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影響因素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呂長江(2001)、肖作平(2004)、趙冬青和朱武祥(2006)等。國外實證研究表明獲利能力、公司規模、資產擔保價值、成長性、非負債盾、變異性等因素影響資本結構的選擇。我國實證研究則表明,行業因素、獲利能力、資產盈利能力、獲利能力增長、資產結構、資產擔保價值、資產流動性、利息保障倍數、企業規模、規模擴張、企業經營風險、非負債稅盾、企業實際稅率、成長性、保留盈余、總資產市值面值比、收入變異程度、收益質量、財務困境成本、投資額、產品獨特性、產生內部資源能力等都是我國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還有許多學者研究了我國特有的股權結構,如股權流通程度、國家股比例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另外,回顧國內已有研究文獻,我們發現,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響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的作用方向和顯著性判斷方面,至于企業資本結構的長期演變規律及其決定因素等方面尚無相關研究文獻的記載。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主要針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長期演變規律進行初步的探索,從中發掘一些有意義的規律。

二、財務杠桿及其影響因素選擇

(一)資本結構定義企業資本結構可以有兩種度量方式,一種是賬面資本結構,另一種是市場資本結構。本文對賬面資本結構定義為:賬面杠桿(BDR)=賬面負債/(賬面負債+賬面股東權益)。其中賬面負債定義為公司的有息債務,即短期借款、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負債和其他長期負債三者之和。為了增加信息含量以及結論的可比性,我們也同樣對市場資本結構進行了統計與檢驗,考慮到我國上市公司存在非流通股這一特征,本文的市場資本結構被定義為:市值杠桿(MDR)=賬面負債/(賬面負債+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每股凈資產),其中賬面負債為公司的有息負債。

(二)財務杠桿因素依據有關理論以及國外學者的經驗研究,能夠影響企業財務杠桿的因素基本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其中括號里的符號表示影響的方向):公司規模(+),對于大公司而言,調整資本結構所涉及到的交易成本相對易于承受,而且信息更為透明,所以大公司更易發行債券和借貸。因此,可以期望公司規模與財務杠桿之間呈現正相關。顯然,如果公司規模能夠影響企業未來資本結構,那么,這種決策應該依據的是公司在期初,即上期末的數據。本文選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度量公司規模(sIZE);成長能力(+),快速成長的公司往往需要大量的外部資金,從而呈現出快速借貸的趨勢,因此企業成長越快,財務杠桿比率也會更高。本文選用總資產的增長率來度量公司的成長能力(GROWTH);盈利能力(+/一),根據權衡理論,盈利能力更強的公司會要求更多的負債以獲得避稅的好處,而且依據自由現金流假說,外部股東也可能會迫使管理層舉借更多的負債以減少自由現金流的濫用。由此提升負債融資比例。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對稱,銀行因為不能區別好與差的公司,從而選擇提高利率,使得公司轉而挖掘內部資金,進而降低公司外部負債融資比例。本文選用凈資產收益率來度量公司的盈利能力(PR0Fn1ABILnY);抵押能力(+),根據權衡理論,當公司破產時,有形資產較易清算并且容易降低企業的財務困境成本。另外,根據優序融資理論,由于有形資產可以被用做抵押,這使得針對貸款人的信息不對稱情況能夠有所減輕。基于以上兩種理由可以認為,有形資產比重大有利于公司加快融資步伐。本文選用(固定資產凈值+存貨)/總資產來度量公司的抵押能力(MORTGAGE);非負債避稅(一),根據權衡理論,借貸的主要動機是利用利息的避稅好處,其他非負債避稅,如折舊將會緩和這種動機。另外折舊無疑也是公司一種非常重要的現金來源方式,必要時可以緩解公司緊急的資金需求。因此,可以預期非負債避稅會降低公司財務杠桿比率。本文選用累計折IH/總資產來度量公司的非負債避稅(NDT);資產流動性(+),一方面公司的資產流動性高意味著企業可以較易支付短期債務,有利于增加企業借貸。另一方面公司流動性高也意味著一些投資項目可以通過流動性資產,如存貨的變現而不是借貸獲得項目所需的資金。因此,公司的資產流動性高有可能提高或降低企業的財務杠桿比率。本文選用流動比率來度量公司的資產流動性(LIQUIDITY)。

文獻綜述中提出的其他企業資本結構影響因素,因為在不同程度上都與上述影響因素有關,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故本次研究中沒有將企業實際稅率、保留盈余、總資產市值面值比、收入變異程度、收益質量、財務困境成本、投資額、產品獨特性、產生內部資源能力等因素納入考慮范圍。

(三)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本文選擇了1998年及其之前在滬、深股市上市的所有公司為樣本,其中除去金融公司、sT和公司以及賬面與市值財務杠桿大于1的上市公司,時間跨度為1994年至2007年,最后獲得分布于35個行業的781家公司,共計8339個觀察值。數據來源于CCER中國經濟金融數據庫。(表1)顯示了我國上市公司的賬面財務杠桿、市值財務杠桿以及各影響因素的基本情況。

三、財務杠桿演進規律研究

首先研究我國上市公司財務杠桿的橫截面變化規律。(圖1)描繪了四組企業的平均財務杠桿在“事件窗口”期間的變化規律。由于我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經修訂后只涵蓋了1994年到2007年,如果選擇研究上市公司9年的財務杠桿變化,則分組的最后年份只能為1998年。當然也可以選擇研究我國上市公司l0年或更長年份的長期變化規律,但是這樣做會使得大量新近上市的公司排除在樣本分析之外。出于折中的考慮,本文以1994年至1998年作為分組期間,研究我國滬、深兩市所有符合要求的781家上市公司在9年間的資本結構變化規律。文中(圖1)的具體構造方法如下:從1994年至1998年每年根據上市公司財務杠桿的期末大小將該年全部樣本企業平均分為高財務杠桿組、較高財務杠桿組、中等財務杠桿組和低財務杠桿組,同時剔除每組中財務杠桿比率最高與最低5%數量的企業,以消除極端數據對分析結果的干擾,然后保持組內樣本企業不變,并以分組年份視為基期0(t=0)計算每組樣本企業在隨后9年(t∈(0,8))內每一年的平均財務杠桿比率。由于從1994年至1998年每年都能計算出四組企業在隨后9年的平均財務杠桿比率,為了求得我國上市公司整體財務杠桿的長期變化規律,就必須對上面數據再求平均,從而計算得至U高財務杠桿組、較高財務杠桿組、中等財務杠桿組和低財務杠桿組四組企業在9年內的平均財務杠桿變化規律,具體結果見(圖1)。

觀察(圖1)可以看到,四組企業的平均財務杠桿在期初差異明顯,賬面(市值)平均財務杠桿差異為37%(38%),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差異開始逐漸收斂,且速度逐漸放慢,到了期末,賬面(市值)平均財務杠桿差異僅為13%(10%)。由此可見,企業財務杠桿在橫截面上存在較強的穩定性,某些因素維持了企業財務杠桿的長期水平,同時又有一些短期因素使得不同企業的財務杠桿朝著中間偏上的水平不斷趨近。當然,上述財務杠桿的穩定性有可能是源于已知的影響因素,如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抵押能力、非負債避稅、資產流動性等作用的結果,也有可能是來自某些未知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正~IWillianmson(1988)研究發現,企業的財務杠桿與公司規模緊密相關,高財務杠桿的企業往往公司規模也更大。因此,高財務杠桿組的企業平均規模可能更大,而低財務杠桿組的企業平均規模則可能更小。

為了檢驗企業財務杠桿的穩定性是否與我們已知的影響因素有關,本文采用了如下技術處理:從1994年至1998年每年將樣本企業的賬面(市值)財務杠桿比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對滯后一期的已知影響因素(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抵押能力、非負債避稅、資產流動性)進行回歸,然后以回歸殘差作為分組依據,將樣本企業重新劃分為高財務杠桿、較高財務杠桿、中等財務杠桿、低財務杠桿四組,然后采用與(圖1)同樣的方法,計算按殘差分組的四組企業它們的平均財務杠桿比率在9年內的變化規律,具體結果見(圖2)。

由于(圖2)采用的是殘差作為分組依據,此時每組包含的企業已與前文所列的影響因素無關。如果這些影響因素能夠決定企業的財務杠桿比率,或者能夠解釋企業財務杠桿比率的絕大部分變化,那么我們有理由推測:(1)采用殘差分組的基期組間差異應該很小。(2)就像回歸方程殘差應是期望值為0的白噪聲時間序列一樣,財務杠桿的組問差異應該在基期的后續年份迅速消失。然而,如(圖2)所示,事實并非如此,除了第一點較為符合外,即按殘差分組的組問期初賬面(市場)財務杠桿差異為24%(16%),小于直接按財務杠桿分組的組間期初差異37%(38%),(圖2)中四組曲線的形狀與(圖1)中四組曲線的形狀基本相同,從而說明在剔除已知影響因素對企業財務杠桿的作用后,總體而言,企業財務杠桿仍然具有很強的長期穩定性,換言之,在這些已知影響因素之外還可能存在某些我們尚不知曉的其他因素,它們能夠顯著的、持久的影響企業的財務杠桿水平,決定著企業資本結構未來的長期變化趨勢。本文接下來將采用大樣本面板數據回歸,進一步考察這些已知和未知影響因素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實際作用程度。:

四、財務杠桿穩定性影響因素檢驗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財務杠桿會受到某些未知因素的影響,如果這些因素被忽略,線性回歸的系數和假設檢驗結果都會出現較大的偏差。如企業在技術、市場支配力和管理方面的差異會對企業的投資和生產經營活動產生長期影響,由于這些因素不易被觀測,因此可以在面板數據回歸中加入固定效應來替代上述影響因素(Arellano,2003)。同理,對企業資本結構的研究也可以借鑒此方法,只要這些未知影響因素是隨時間緩慢變化的,即不是固定不變的,就可以將不可觀測的公司效應和時間效應作為固定效應納入到面板回歸當中,替代影響企業財務杠桿的未知因素。另外,為了測度企業過去的財務杠桿對未來財務杠桿的影響,回歸模型還引入了滯后一期的已知影響因素,最后本文構建了如下針對企業當前財務杠桿水平的雙固定效應面板回歸模型:

其中,i代表不同企業,t代表不同時間,x。代表滯后一期的各已知影響因素,Lev.代表第i個企業在第t年的財務杠桿水平,不可觀測的時間效應,v懇不可觀測的企業效應,e隨機誤差項。最后回歸結果見于(表1)。如上述回歸結果所示,無論是否考慮固定效應,企業的當前賬面和市場杠桿都會受到9年前企業財務杠桿的顯著影響,也就是說,即使控制了影響企業財務杠杠的其他變量,企業的當前財務杠桿仍是決定企業未來長期財務杠桿的重要影響因素,同時觀察加入固定效應前后各影響因素對企業財務杠桿作用的變化:(1)在加入固定效應后,回歸方程的解釋平方合(adj.R)出現了明顯提高,從原來的21.56%(16.85%)上升到85.12%(85.5%)。(2)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企業規模影響因素除外)。(3)影響因素的顯著性出現了普遍降低,其中部分影響因素作為解釋變量直接從原來統計上顯著轉變為不顯著(企業規模影響因素除外)。從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在面板數據回歸中替代企業資本結構未知影響因素的“固定效應”對各已知影響因素具有很強的替代效應,并且對企業資本結長期演變規律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由此可見,傳統影響因素(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抵押了能力、非負債避稅、資產流動性)并非企業財務杠桿的決定因素,于此相對,某些未知影響因素(模型中的企業固定效應)才是決定企業財務杠桿水平的關鍵因素。

第9篇:規模效應的好處范文

農業生態環境補償存在的問題

許多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概念還不了解,在關于“您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了解程度”的調查中發現:很了解的農戶有25戶,占調查農戶的5.19%;一般了解的農戶有239戶,占調查農戶的49.59%;不了解的農戶有218戶,占調查農戶的45.23%。通過上述數據可看出,一般了解和不了解的比例均未達到50%,這表明了解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農戶存在但數量不大,說明政府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宣傳力度和補償力度不夠大,以至于農戶對此概念不了解。在“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意愿”調查中可看出,“很強烈”的農戶占27.18%,“比較強烈”的農戶占28.01%,“一般”的農戶占32.99%,“不大強烈”的農戶占8.51%,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沒感覺”的占3.32%。居于首位的是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意愿“一般”,其次是“比較強烈”,然后是“很強烈”。可見政府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宣傳力度不大,大家沒有看到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益處。

在“是否享受過政府的農業生態環境補貼”的調查中發現,認為享受到農業生態環境補貼的農戶占20.68%,沒有享受到農業生態環境補貼的農戶占50.00%,不知道的農戶占29.32%。通過數據可看出,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力度不到位,甚至有29.32%的農戶不知道農業生態環境補貼的存在,沒有享受到補貼的農戶竟然占到一半,可見政府應加大補償的力度和規模。在“農業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后互助補償的作用”的調查中發現,認為沒有作用的農戶占10.60%,認為有一定作用、作用一般和有作用的農戶分別占比30.15%、30.56%和20.17%,認為作用很大的農戶占8.52%。通過數據可看出,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沒有作用”和“一般”大約占到一半比例,可見農業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后互助補償的作用有待于提高,農業生態環境的補償力度不到位的狀況應改善。

農戶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意識淡薄,在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必要性調查中可發現,認為有必要的59.58%,認為還可以的占比31.46%,認為沒有必要的占2.50%,不清楚的占6.46%。這表明不足半數的人認為很有必要進行農業生態環境補償,但意識還較為淡薄。在“建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在減少生產成本方面”的調查中,認為“沒有好處”的農戶占7.71%,認為“好處很少”的農戶占18.33%,認為“好處一般”的農戶占比47.50%,認為“好處較大”的占20.42%,認為“好處很大”的占6.04%。這表明不足半數的人認為建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在減少生產成本方面好處較大或者很大,在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尚未完善的情況下減少農業生產成本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在“建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在提高農業產量方面”的調查中,認為“沒有好處”的農戶占11.92%,認為“好處很少”的農戶占16.95%,認為“好處一般”的農戶占比40.79%,認為“好處較大”的占24.27%,認為“好處很大”的占6.07%。可見多于半數的人認為建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在提高農業產量方面好處一般、很少或者沒有好處,表明這種補償機制在提高產量方面作用不是很大的。

調查發現,農戶享受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形式較為單一,接受政府補貼的農戶有278人次占比62.61%,得到種植業災害保險的農戶有72人次占比16.22%,得到養殖業災害保險的農戶僅有19人次占比4.28%,接受政府征地補償的農戶有63人次占比14.19%,接受企業污染補貼的農戶有12人次占比12%。這表明現在農業生態環境的補償主要是政府的財政補貼,其他的補償形式比例較小。調查發現,對補償服務非常滿意的占2.34%,滿意的占23.57%,一般的占38.85%,不滿意的占29.94%,非常不滿意的占5.31%。對補償方式非常滿意的占3.19%,滿意的占22.13%,一般的占48.72%,不滿意的占21.28%,非常不滿意的占4.68%。這些數據充分表明了農戶享受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標準過低,滿意度不高。

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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