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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積金相關政策范文

通知中稱，為積極支持職工解決自住住房問題，進一步減輕職工還貸壓力，推進住房公積金異地貸款政策的落實，福州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近日下文，將于2016年3月1日起調整福州住房公積金個人貸款政策。一是調高住房公積個貸額度。雙職工繳存的家庭，可最高申請80萬元的住房公積金貸款，單職工可申請最高50萬元的貸款，同時確定貸款最低額度為20萬元。

據了解，政策調整前，夫妻雙方在福州地區繳存住房公積金的職工，個人購房貸款最高額度為60萬元；單方繳存住房公積金的職工，個人購房貸款最高額度為45萬元。

同時，開展住房公積金異地個人住房貸款業務。福州市鼓勵福州戶籍在福州以外的地區繳存住房公積金的職工，到福州七縣（市）購買自住住房。

所謂異地住房公積金貸款，是指：福州戶籍（指戶口本上地址為福州市的鼓樓區、臺江區、倉山區、晉安區、馬尾區和福清市、長樂市、閩侯縣、連江縣、閩清縣、羅源縣、永泰縣）、在福州以外的地區繳存（以下簡稱異地繳存）住房公積金的職工在福州七縣（市）購買自住住房的，按照福州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的規定和要求，可向福州各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

另外，通知中稱，加強資金流動性緊張的調配和風險防控。在住房公積金個貸使用率達到90%以上時，各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可通過向當地財政、商業銀行借款，試行資產證券化等方式進行融資、開展貼息貸款業務等。

按照央行的的通知，目前個人住房公積金五年期以上貸款的利率為3.25%；五年以下（含五年）的貸款利率為2.75%。

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6年1月，福州新建商品住房均價顯示為12151元/平方米。

第2篇：公積金相關政策范文

摘要：針對住房公積金的管理，是當前相關領域當中的核心環節，應當加以嚴格的控制，以確保資金得到有效的管理，并且合理的規避其中存在的風險，促進管理工作的穩步提升。文章將針對這一方面的內容展開論述，詳細的分析了現代化的住房公積金資金管理風險的防范措施，并且對實踐工作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旨在不斷的促進工作的發展，健全住房公積金的資金管理控制體系，保證資金得到妥善的管理。

關鍵詞 ：住房公積金；資金管理；風險防范；研究分析

住房公積金的資金管理是一項關鍵性的工作，同時，其中針對資金風險的管理，也應當得到大力的重視。相關研究工作人員應當深入的研究此課題，并且從根本上認識到住房公積金資金風險控制的重要意義，扎實的完善相關管理項目，保證資金得到安全的營運。同時，還應當加強相關人員切身利益的保障，使得廣大職工的住房公積金得到妥善的管理，在工作當中應當深刻的認識到住房公積金存在的風險，針對機制進行健全，針對信息制度進行完善，從根本上解決存在的資金管理風險，促進住房公積金事業的不斷前進。

一、住房公積金資金的風險

在對我國當前住房公積金資金管理項目之中存在的風險加以控制，是保證資金得到妥善安置的重要環節。首先，我國當前的住房公積金相關資金制度還有待進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在制度當中存在有較大的風險進行，相關住房公積金資金執行的是中心運作、管委會決策以及銀行專戶存儲的政策制度，其制度的風險存在于資金的運作模式之中。針對住房公積金資金的管理，大部分城市是將存貸業務一次性的委托給相關銀行部門，而銀行則從中收取一定的手續費用，所以住房公積金資金的管理和使用收益風險都由資金管理中心來承擔。另外一個方面，由于在住房公積金管理過程當中收益方面和委托方面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利益主體，各自受到不同的利益所驅使，故而在資金的運作過程當中會有不同的價值取向，行為模式也存在有相當大的差別。所以，結合上述的分析，在住房公積金資金管理之中，一個最為重要的風險來自于資金的管理制度，針對這一點問題應當加以重視。

另外，我國目前階段的住房公積金資金監督機制還不是非常的健全，存在有一定的風險。我國住房公積金相關制度建立的時間較短，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標準的、完善的運營體系。另外，由于監督機制不夠健全，故而時常存在挪用住房公積金以及違規使用的情況。對于所發現的違規情況，往往作出的處罰較輕，所以使得出現的違規行為得不到及時的處理，甚至出現了愈演愈烈的勢頭。而這樣的現狀則會進一步的導致住房公積金監督和管理的機制失去基本效應，難以發揮出實際的作用。一個方面來講，我國的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與銀行雙方往往存在有利益和義務不明確的情況，最終會導致資金的沉淀；另外一個方面，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城市之中的住房公積金資金管理未及時的對外公布信息和資料，對于資金的使用情況也沒有進行明文的規定，故而這種缺乏透明度的管理現狀對資金的管理效益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最后，我國的住房公積金資金管理也缺乏明確的制度，存在有巨大的金融風險，我國針對住房公積金的資金管理往往缺乏基本統一化的報表格式，并且也缺乏基本的信息資料報告，故而沒有及時的向有關媒體和部門報告資金的收益以及分配收支的情況，而這樣一種較為模糊的定位，也導致住房公積金的管理存在有巨大的金融風險，如果管理不善不僅會導致權益和職責的模糊，并且會導致后期住房公積金的使用出現巨大的隱患。

二、風險的防范措施分析

通過對我國當前住房公積金的管理過程當中存在的資金風險進行綜合性的分析，可以對實踐工作當中應當重點改進和加強的部位有著全面的了解，針對今后改革的基本方向進行細致的分析，從實際的角度著手對應當完善的部位進行細致的探討，旨在不斷的促進我國現代化住房公積金資金制度和體系的健全，加強政府的調控管理，實現真正意義上公正并且透明化的管理。

1.加強住房公積金政策制度

首先應當加強針對住房公積金的管理，并且逐步的完善相關制度和政策，在實踐的工作當中應當充分的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對住房公積金的管理采取多樣化的管理模式，并且借鑒一些發達國家的管理例子，通過對制度的不斷創新和政策的發展改良，來實現更加靈活的控制方式。另外，在實踐的工作當中還可以采用管理和營運分開的工作機制，在區域化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當中將資金的營運部門從中分離出去，采取單獨運作的工作模式，進而達到完善政策并且合理的對收益進行分配。最后，還可以成立相關的獨立住房公積金運營機構，專門負責針對住房公積金的投資和運作。

2.建立住房公積金貸款風險防范機制

在實踐的工作當中還需要建立起相對應的住房公積金的貸款風險防范機制，通過大力的宣傳，避免相關風險的發生。住房公積金的資金管理應當充分的運用宣傳工具，加強宣傳的力度，重點的宣傳住房公積金在我國當前住房的安置當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引導居民通過住房公積金進行貸款購房，重點宣傳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的意義，宣傳強制性和低存低貸的政策優勢以及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并且通過相關宣傳，還有助于增強相關人員對住房公積金的了解以及認識程度，增強自覺性，對于有還款能力卻拒不還款的人員應當給予及時的曝光處理，在必要之時還應當采用法律手段，力求最大程度降低由于個人信用的風險而導致住房公積金資金管理出現風險的情況，減少經濟損失。

3.加強住房公積金風險防范體系建設

在實際的住房公積金資金管理工作當中還需要不斷的強化相關資料的歸檔工作，加大工作的覆蓋范圍，努力的完善相關政策制度，保證法案可以得到妥善的執行，建立起單獨的立法部門或主管部門，對住房公積金資金管理過程當中出現的各種類型的問題以及地方性的政策進行綜合性的分析，保證資金可以得到最為妥善的管理。加強宣傳，增強相關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觀念，避免出現違規操作和住房公積金使用的情況，為資金的管理奠定良好的體系基礎。

三、結束語

根據對我國住房公積金資金風險和基本的防范措施進行細致的研究，從實踐的角度著手，對管理項目的基本現狀和難點進行深入的剖析，旨在不斷的促進工作的發展，健全住房公積金的資金管理控制體系，針對機制進行健全、針對信息制度進行完善，從根本上解決存在的金融管理風險，完善相關的制度，促進事業的不斷前進，保證資金得到妥善的管理。

參考文獻：

[1]任權錄.淺析住房公積金貸款管理風險與規避方式[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9(09).

[2]崔虹.淺談住房公積金貸款風險成因及防范措施[J].知識經濟，2009(04).

第3篇：公積金相關政策范文

持續低位的繳存覆蓋率和個貸戶率

住房公積金繳存覆蓋率反映的是，在所有城鎮就業職工中，有多少比例的人繳存了住房公積金。該比例值與住房公積金的公平性或普惠性成正比，比例低即覆蓋率低，表明住房公積金在繳存環節的公平性或普惠性低。圖1顯示，住房公積金繳存覆蓋率雖有逐年升高的趨勢，但升幅過低，多年在30%以下徘徊，2014年才過30%，2016年也只有31.54%。由此，住房公積金雖然已經運行近30年，但覆蓋率依然過低。截至2016年底，全國城鎮就業職工中依然有近70%沒有繳存住房公積金。

進一步觀察還發現，就是在已經繳存住房公積金的職工中，基于所屬單位性質差異產生的不平等同樣十分明顯。據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項研究，2014年非私營單位住房公積金繳存覆蓋率不足10%，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住房公積金繳存覆蓋率高達近90%（見圖2）。進一步推論即是，體制內就業者的覆蓋率遠遠高于體制外就業的覆蓋率。

這項研究關于基于工資收入差別而產生的覆蓋率的不平等同樣十分明顯。圖3顯示，收入水平越低覆w率越低，收入水平越高覆蓋率越高，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繳存覆蓋率之差高達近50個百分點。

由上，住房公積金繳存覆蓋率總體偏低更多體現在體制外的就業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這顯然意味著，住房公積金目前的運行缺乏平等性或普惠性。

見證住房公積金低公平性的另一個指標是個貸戶率，即住房公積金貸款戶數與繳存住房公積金戶數的比例，反應在繳存住房公積金的家庭中就是有多少家庭實際使用了住房公積金貸款，比例低說明使用住房公積金貸款的家庭少，因而公平性低。住建部關于住房公積金的年度報告中沒用繳存戶數和貸款戶數的數據，但有繳存職工數和貸款職工數的數據，本文以職工數的一半作為家庭數的估算數從而推算出繳存和貸款的家庭戶數，由此得出圖4，即住房公積金及總個貸戶率（累計貸款戶數與累計繳存戶數的比例）的走勢柱狀圖。該圖顯示，住房公積金總個貸戶率雖呈逐年走高趨勢，但多年在40%以下，近兩年剛剛超過40%。這表明，在所有繳存住房公積金的家庭中，僅有4成使用了住房公積金貸款。

進一步觀察個貸戶率的地區差異（圖5），本文發現，個貸戶率和經濟發展即人均收入水平之間不具有統一的相關關系。從分布看，前十名中呈負相關的省份明顯多于正相關的省份。其中個貸戶率超過80%的省份全部分布在西部落后地區，新疆和青海的個貸戶率甚至超過90%。相反，廣東、北京、海南等東部省份的個貸戶率卻很低。其中廣東的個貸戶率不足20%，排名墊底。北京的個貸戶率也不到30%。

由此，在住房公積金貸款運用上，住房公積金的低公平性是顯而易見的，經濟發達的東部省份的住房公積金的公平性多低于經濟落后的西部省份。

住房公積金的公平性何以成痛

1999年頒行并于2002年修訂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明示，住房公積金制度的設立旨在促進城鎮住房建設，提高城鎮居民的居住水平。相關的各級各類官方文件更是把住房公積金作為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的利器。但住房公積金在實際運行中卻很難兌現其公平性或普惠性的指向。特別是前述住房公積金繳存覆蓋率和個貸戶率長期在低位徘徊。那么，住房公積金的公平性何以成痛，癥結在兩個“兩難”。

首先是繳存環節的兩難即繳存兩難。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單位為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按照下列規定列支：（1）機關在預算中列支；（2）事業單位由財政部門核定收支后，在預算或者費用中列支；（3）企業在成本中列支。由此，機關單位和事業單位為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實際上都是由財政埋單的，但企業為職工繳存住房公積金則是企業自己埋單。問題在于財政埋單容易，企業埋單就難易不一了。實際上，很多企業特別是相當一部分私營企業或小微企業運營狀況不佳，難以為職工繳納住房公積金。特別是在近幾年經濟下行、經濟結構轉型的大背景下，不少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囊中更為羞澀。在這種情況下，強制性收繳難免會加大企業成本進而使得企業的運營雪上加霜。這就形成了兩難。企業主動繳納，難；強制性繳納，也難。筆者在對某市住房公積金的調研中曾見證過兩個單位在住房公積金繳存問題上的來自不同部門的互異立場：住建部門認為應對不給職工繳存住房公積金的企業采取強制性措施，人事部門則認為，住建部門的做法會加重企業負擔，甚至危及企業生產，進而危及就業和社會穩定。

其次是貸款環節的兩難即個貸兩難。一方面。在房價不斷攀高的住房市場上，中低收入者使用住房公積金貸款難。原因很簡單，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是有上限的，特定個人或家庭最高額度則是根據其還貸能力（比如借款人償還貸款本息后月均收入應不低于本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或貸款本息不應高過其同期家庭收入的50%）、房價成數（比如首套自住90平方米（含）以下的，不得超過所購住房價款的80%）、住房公積金賬戶余額和貸款最高限額（比如國管公積金中心最新規定是90平方米（含）以下的首套自住住房，貸款最高額度為120萬元））等條件來確定。由此，在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給定條件下，如果首付款（比如購房款的20%）與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之和仍然低于購房款，購房者又沒有能力籌集相應差額，那么，住房公積金貸款也是無法獲得的。大量中低收入家庭恰是這樣一種情況。這樣的情況在一二線城市表現得尤其突出。筆者曾對北京、長沙、南昌、大連、蘭州、烏魯木齊等30多個城市的家庭的償付能力做過測算，以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購房面積90平米、首付30%、商貸期限30年等數據為參數，所得的結果是，其中有一半以上城市（多為一二線城市）的家庭貸款月供占月收入比超過50%，即超過其正常的貸款能力。如果在以上的測算中將平均收入替換為中低收入，不具備正常貸款能力的比例肯定會有明顯提高。最新的住房公積金年報所披露的相關數據似與以上估算有異曲同工之妙。住房公積金最新報告顯示，2016年住房公積貸款所購單套面積在90平米以上的住房的比例高達近70%，報告給出這個數字的用意是總結成績，但筆者卻看到了另一面：這個70%恐怕與相當一部分城市中的相當一部分中低收入者不會有什么緣分。

由此可以推論，實際使用住房公積金貸款者，似乎不太可能如住房公積金年報所披露的那樣多為中低收入者，而是可能多為中高收入家庭，而且可能多為投資或投機炒房客。住房公積金貸款在實際運行中演繹成如此令人尷尬的現實生態，其背后應是多因素較力的結果，這其中所謂的多因素榜單上，自然少不了諸如去庫存壓力、土地財政、既得利益集F操縱、炒房團等。如此說來，遏制住房公積金貸款的投資或投機性運用就有些勉為其難了。這也正是所謂住房公積金個貸第二難。

如何釋痛

住房公積金制度設立之初及其一直以來的普惠指向如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實際運行中的反向而行意味著我們在具體設計思路和相應的制度和政策環節一定是有問題的。所以緩釋其痛的“靈丹妙藥”自然是堅持立足住房公積金設立的普惠初衷，重新梳理和構建住房公積金運行中的諸多思路和相關政策措施。焦點則是，住房公積金相關的權利和利益訴求的均衡重心只有一個，即保障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權。

首先是思路重構。比如，在住房公積金的繳存環節。正如前述，大量運營不佳的企業的確存在不同程度的繳存壓力，甚至無力繳存。對此類企業，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也有關于緩交、少交的條款，年度報告中也有相關的內容。2016年報告披露，該年申請降低繳存比例和緩繳的企業1.3萬家，減少企業繳存資金153億元。且不說該數字是否存疑（2016年實繳單位238.25萬元，繳存額16562.88億元，每個單位平均繳存約70萬元。同期申請降低繳存比例和緩繳的企業則是每個單位平均約118萬元，比有實繳能力的單位平均數竟高出近50萬元），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按照條例規定，少交緩交的部分要在未來補繳的，這對企業而言實際上是一筆剛性債務。這樣的處理思路顯然會令本已運營不佳的企業雪上加霜。所以，是否應該考慮對企業少交的缺口給于適當的財政補貼，甚至對無力繳納的部分企業給于適當的減免豁免，由此產生的缺口由財政支付，而不是作為企業債務。再比如，在住房公積金運用環節。按照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住房公積金屬于個人儲蓄資產，任何一位繳存者都有以法定提取或貸款使用的權利。同時，住房公積金制度旨在保障所有人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權利。兩種權利如何協調？當住房公積金貸款很難為中低收入群體獲得，相反卻可能淪為中高收入者投機炒房的工具時，是否應該考慮，過去我們均衡這兩種權利的思路是否需要調整，是不是嘗試一下這樣的思路：對高收入人群，住房公積金主要目的在互助合作的理念下重在資產保值增值，而非購房時貸款；對中低收入人群則是重在住房保障，敞開貸款大門。

由此推出如下三條在制度或政策層面的重構之策。

――“貸款準入”，即對高收入人群和部分中高收入人群，限制甚至禁止其使用住房公積金貸款。對中低收入者購房引致的住房公積金貸款需求則無條件準入。

――“差異化補貼”，即對繳納住房公積金有困難的企業，政府給予一定數額的補貼，可依據企業的經營狀況細分若干檔補貼條件和相應的補貼額度。

――“豁免待遇”，即對于無力繳納住房公積金的企業和職工，可以設立一個豁免繳納觸發標準，觸發該標準即可享受繳納豁免，在該豁免期內，可以不繳納住房公積金但依然可以使用住房公積金貸款。

第4篇：公積金相關政策范文

【關鍵詞】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問題；對策

一、當前住房公積金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的運行能力與機制制約住房公積金的業務發展規模

首先，財務主體調劑資金能力受限。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同城市的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資金來源與運用出現了不平衡，有的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發放個人住房政策性貸款資金不足，有的卻出現大量閑置。資金不足與閑置并存阻礙了業務發展。

其次，財務主體行業成本加大。由于各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業務發展規模不斷增大，業務范圍不斷擴大，政府、職工對住房公積金管理要求不斷增加，為適應業務新形勢需要，必須通過信息化建設不斷提升管理水平，已經成為各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的共識。一個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信息化建設從硬件配制到軟件開發，需要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資金投入，加上后續的維護則成本更大。各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的分別重復性投入會形成巨大的資金浪費，增加了住房公積金管理的行業成本。

再次，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管理目標缺乏科學合理的行業標準和考評機制。自2002年起先后調整了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由于各地政府重視程度不同、公積金財務主體自身努力程度不同，不同區域的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的管理水平差距加大，加之考評激勵機制缺乏，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的社會效益差距不斷擴大，呈現出強者恒強、弱者相對更弱的現象。這對住房公積金制度的

最后，職工異地住房公積金貸款、住房公積金賬戶異地轉移手續繁雜、流程復雜，成本費用較高。隨著經濟發展、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職工不同城市間工作調轉與異地購房公積金貸款將逐年增加并呈現常態化趨勢。這為住房公積金管理與創新帶來新的課題。

（二）住房公積金會計核算管理模式不同的矛盾

根據《條例》，我國住房公積金的管理實行“管委會決策、中心運作、銀行專戶、財政監督”的原則。在這一制度框架下，目前我國住房公積金業務運作在實踐中按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與委托銀行的關系區分，住房公積金會計核算管理模式大體存在兩種模式：第一種是委托銀行辦理業務，中心監管與審批模式，可以簡稱為委托辦理模式。這是我國住房公積金制度下的原生模式，是住房公積金業務運作與管理的主流方式，在重慶等多數城市應用。第二種是以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辦理為主，銀行予以協助，可以簡稱為自主辦理模式。這是近年來公積金業務運作與管理的新興方式，在大連等少數城市應用。目前我省各地的模式則介于兩者之間。

住房公積金核算模式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存在重復勞動現象。采取“銀行前臺錄入，中心后臺確認”的方式，銀行網點專柜人員需同時將相同信息錄入中心系統和自身系統，致使專柜人員重復錄入，工作量較大。二是中心系統和銀行系統積數核對難度較大。由于兩套系統都記賬至個人明細賬，并同時計算計息積數和職工利息，如果到賬日期或調賬日期有差異，就會引起兩套系統積數不一致，最終導致兩套系統結息不等。三是難以實現跨行轉移。在多家銀行承辦公積金業務的情況下，當因工作調動等原因辦理住房公積金跨行轉移業務時，因各行使用不同的管理系統軟件，無法實現帶積數轉移，只能采取全額提取方式，從而使轉移業務等同于補繳及支取業務處理，背離了公積金轉移業務的實質。

（三）管理機構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操作不規范、內部審計嚴重缺失

目前，全國共有340多家市級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住房公積金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依然依據財政部1999年制定的會計核算辦法和財務管理辦法，尚無統一規范的業務操作規范。若干財務問題的處理缺乏統一的規定，存在著重資金籌集，輕資金管理的現象。

有的地方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許多財務管理措施無法落到實處。財會核算較亂，住房公積金使用效率差。有的中心為了追求高額收益.哪家銀行承諾利率高就轉存到哪家，在指定的受托銀行以外的機構辦理住房公積金金融業務，大筆資金任意轉出，部分已淪為腐敗者囊中的“唐僧肉”。前幾年，由于制度不完善，內控制度嚴重缺失，有空子、有漏洞，住房公積金涉案數字之大，令人瞠目結舌，國家和人民的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至今全國住房公積金管理系統尚無統一的賬務管理軟件，軟件使用五花八門，中心尚未建立與銀行統一的住房公積金管理軟件，有自己開發的，有買軟件公司研發的，模式，標準不統一，計算方法，方式不統一，與銀行銜接困難，在實際操作中很不方便，缺少嚴肅性，有的中心違反規定放棄職工個人明細賬的核算，導致無法對委托銀行辦理業務住房公積金進行有效，實時地監督。

二、住房公積金管理創新探索

根據《條例》規定，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具體負責住房公積金的經營管理。在住房公積金運營管理的過程中，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不但負責住房公積金的歸集，住房公積金提取使用、收益分配等具體工作，還承擔住房公積金的經營風險，是一個獨立完整的經濟、責任實體。加強住房公積金的財務管理，應做好以下工作：

（一）優化整合財務主體，為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創新營造良好環境

為進一步凸顯住房公積金制度的優越性，滿足政府、企業、職工對住房公積金管理的需要，加快推進廣大職工的進一步改善居住條件的步伐，針對住房公積金制度運行中產生的新問題、新矛盾，通過吸收、新創等方式將某一區域內部分或全部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進行優化整合。促進區域內住房公積金制度協同發展，進一步增強住房公積金資金規模、提升區域住房公積金制度運行抗風險能力和管理水平，方便區域內職工繳存、使用住房公積金。

設立直屬省政府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建立省級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省內各市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并入省級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全省住房公積金管理實行統一決策、統一管理、統一核算、統一制度。

建立全省住房公積金財務集中運營體系。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的會計處理過程是財務主體的業務辦理過程。會計工作全面、實時反映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業務，并監督控制業務風險，是一項重要基礎工作，是管理工作重要組成部分。為此，建立以”業務數據集中處理”為核心的全省住房公積金業務信息管理系統和相應的運營管理體系。設立賬務核算和業務管理中心，統一會計核算和人員管理。

設立計算機信息開發中心，統一業務系統的開發管理、運營維護管理。統一會計制度和賬務組織。全省實行統一的會計規章制度，做到會計工作標準化規范化。

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優化整合后，全省是一個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省內各城市通過系統這個網絡平臺在同一系統內辦理住房公積金相關業務，使各城市辦理業務已經實現同城化，極大地方便了不同城市間職工公積金賬戶轉移和異地辦理住房公積金政策性抵押貸款。在資金調劑方面，由于全省一個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住房公積金可在省內各城市間調劑，有利于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在縮小不同城市間住房公積金管理差距方面，由于全省統一管理，帶動和促進了原管理落后城市住房公積金業務的發展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在較短時間內縮小了不同城市間住房公積金管理差距。在抗風險方面，由于優化整合后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的規模以幾何倍數擴大，將大大增強住房公積金財務主體抗風險能力。

（二）積極探索運營模式，為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創新創造條件

目前絕大多數城市實行的委托辦理模式，住房公積金的歸集、提取、貸款、結息對賬等業務全部委托銀行辦理，所有的數據資料、賬務信息都由銀行掌握，管理中心僅對業務進行審批和依據銀行傳遞的單據記錄總賬，有的地方管理中心每天向銀行收取票據自行錄入，并定期與銀行對賬。在這種模式下，住房公積金業務的第一手資料由銀行掌握，管理中心時常受到牽制，造成管理工作較為被動。而自主辦理模式，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承擔住房公積金歸集、管理、核算、提取等全部具體工作，即自己設立中心機房，不設或根據具體情況自設少量的網點，操作前臺與后臺工作均由中心人員承擔完成，直接辦理住房公積金管理業務，其資金在商業銀行專戶存儲。大連市取得了較好的實踐效益。

應當盡快完善并廣泛推廣以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辦理為主，銀行予以協助的自主辦理模式。只有實行了自主辦理的運行模式，才能夠真正實現財務主體的管理自主，切實履行《條例》的職責。

（三）健全內控制度，為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創新夯實基礎

內部控制是一個單位內部，為了保證業務活動的有效進行，保護資產的安全和完整，防止、發現、糾正錯誤與舞弊，保證會計資料的真實、完整。管理中心必須建立和堅持內控制度，為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營造環境。

建立貨幣資金控制，防止住房公積金被挪用、貪污。管理中心應加強銀行賬戶的管理、嚴格按規定開立賬戶，指定專人定期核對銀行賬戶，定期和不定期的進行監督檢查對大額資金的轉存與調撥應建立管理中心審批制度。

嚴把支取“三關”。防止采取非正常手段，使用假合同、假批文強取、套取、騙取個人住房公積金，一要把支取條件范圍關，用途是否合乎《條例》規定，必須對號入座，符合者辦理，不符合者拒絕；二要嚴把支取手續關，支取手續要合乎規定，要有法律效力，對那些弄虛作假，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已過時的手續，不予辦理支取；三要嚴把支取程序關，住房公積金必須經過受理—審查—批準三個階段，其審查階段必須嚴把支取證明材料的真偽關，核對余額現在狀態、是否是封存、是否為他人提供了質押擔保，只有當審查合乎支取規定，才能批準職工提取住房公積金。

建立住房公積金貸款控制，防范貸款風險。為降低貸款損失，提高資金使用效益，防范貸款風險，中心應對貸款的對象、條件、期限、金額、擔保、保險、合同的變更和終止、程序等做出明確而詳細的規定，并且要建立貸款責任追究制度，真正做到“誰審批、誰負責”。在委托貸款發放過程中，首先嚴把貸款申請人的資格審查關，其次是申請人的資信及擔保手續關，最后嚴把借款內容審查關。審查要真正做到項項留心，處處把關，才能把貸款風險降到最低。

（四）建立審計制度，為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創新構建新機制

內部審計是管理機構內部的一種獨立評價活動，是對內部控制的再控制。住房公積金內部審計的目的是為了提示管理中心在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原因，提出建議，督促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認真落實住房公積金管理法規，切實做好住房公積金所有者的合法權益。

查找內部管理風險點，完善、整合內控制度，定期評價內控制度執行情況。各地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都紛紛制定了眾多的內控制度，但內控制度不夠系統化和統一化。為此應結合風險點查找，完善和整合住房公積金管理的內控制度。同時還應對內控制度進行定期的評價，分析和監督內控制度的執行情況，在工作實踐中不斷修改和完善內控制度，以確保住房公積金管理“有規可循、有規必循”。大部分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人員較少，有很多職工身兼多崗，縣級管理部等分支機構有的只有3-5名職工，而這幾個職工卻管理著幾千萬的公積金。所以，對于內部會計控制的審計尤為重要。住房公積金內部會計控制審計主要包括：不相容職務是否分離、風險控制是否存在、授權批準制度是否發揮作用、信息系統控制是否可靠等。

重點開展資金運作審計，提高住房公積金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央行利率政策調整后，為確保住房公積金的保值增值，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必須加強資金運作。加強資金運作必定帶來更大的風險，因此，住房公積金內部審計的重點就是資金運作的審計。這種審計不僅僅是事后審計，更多的是事前和事中的審計。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在轉存定期存款、發放個人住房貸款、國債投資等資金運作中，應規定內部審計部門全過程地參與重大資金運作的制度建立、計劃編制、方案制定、決策實施、測算分析等工作。

完善內部審計長效監督機制，提高監管質量。制定嚴密的審計計劃，細化審計過程。對審計報告嚴格把關，提高審計報告質量。采取后續審計，做好審計發現問題的落實和整改。對發現帶普遍性的問題要對系統內的機構發出情況通報，要求各部門舉一反三，引用借鑒；向相關管理部門報告情況，提醒主管部門重視相關業務的管理和規范；同時對制度上存在的問題，要求主管部門修改完善。

準確定位，突出重點，引起相關領導重視，建立獨立的內部審計機構和高素質的審計隊伍。首先，將業務素質強、品質優秀的業務骨干充實到內部審計隊伍中。其次，加強對審計人員的培訓和教育。再次，強化內部審計激勵考核機制，增強內部審計人員的工作責任感和積極性。樹立正確的目標定位，提升審計層次。住房公積金管理內部審計應立足于高層次、綜合性經營監督的本質屬性。樹立和落實“圍繞工作目標，服務于管理，突出重點，控制風險，審計為民”的理念，拓展審計職能，為確保公積金保值增值提供有力的服務和保障。

（五）完善法規規定，為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創新提供法律支撐

目前執行的住房公積金會計核算辦法和財務管理辦法，還是財政部1999年制定的，十多年過去了，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住房公積金繳存人數增加數倍，業務范圍大大拓寬，資金規模更是增加了數十倍乃至上百倍，原有的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的相關規定，不能滿足住房公積金業務發展的需求。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正在組織相關部門為修改《條例》進行較大規模的調研，為此，各地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組織財務管理人員，認真查找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依法辦事的薄弱環節，建言獻策，為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創新尋求法律支撐。

作為住房公積金監管部門的財政部，應當正視全國住房公積金迅猛發展的現實，著手對住房公積金會計核算辦法和財務管理辦法進行修改完善，進一步提升各項業務會計核算的科學性、可行性，確保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的可信性。

作為住房公積金主管部門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應當盡快爭取財政、審計等相關部門的支持，發揮各地管理機構和基層工作人員的聰明才智，集合各地財務管理之精粹，制定全國統一的財務操作規程，規范財務運行，努力讓這部分資金增值，使之服務于民、造福于民。

（六）開發設計科學規范的信息系統，為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創新提供技術支持

住房公積金業務量大，工作繁雜，勢必需要功能強大的、設計完善的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信息系統的強有力的技術支持。目前，全國各地住房公積金信息管理系統正處于大面積更新、升級階段，住房公積金主管部門—建設部，應當汲取各地運用實踐中積累的經驗，開發、推廣使用適應會計核算管理模式的統一、規范、科學并經專家評審認可的計算機管理系統軟件。在新系統的開發設計中充分融入內部審計的管理思想，加強計算機控制和內部審計信息建設，全方位實現住房公積金財務管理手段信息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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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孫開顏.如何加強住房公積金內部審計工作[J].審計文摘,2007(3).

第5篇：公積金相關政策范文

【關鍵詞】風險控制 投資公司 對策

一、小型投資公司的風險控制

風險投資行業概述。風險投資產生于美國，由于新興的企業對于資金的需求較大，但又很難通過傳統的融資渠道獲得資金的支持。風險投資公司利用其經營方式、組織結構等方面的創新，在風險控制和風險評估的靈活性方面，能夠滿足很多新興企業對于資金和資源的需求。投資公司的價值創造能力的主要體現在對投資項目的管理過程中，對風險的評估和管理能力，也就是說，在投資前對準確的判斷和甄選出具有成長潛力的企業和項目，然后在投資后對這些企業或項目提供諸如資金、管理、資源整合等各種支持活動，使得其能夠快速穩健的發展，從而為企業帶來高額的投資回報。

小型投資公司的界定。由于投資公司的商業模式特點決定了，不能單純的以注冊資金的多少來界定大小。目前投資行業在我國仍屬于新型行業，缺乏相應行業規范和法規，因此對于小型投資公司的界定有待進一步研究。

根據2011年6月18日，工信部、統計局、發改委、財政部聯合印發的《關于印發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通知》中對于小型企業的界定：“其他行業，從業人員10人以上，且100人以下的企業為小型企業”。本文參考了以上的規定，以及國內幾家大型招聘網站中對于同類型公司的界定條件，對于本文所討論的小型投資公司的特征進行了簡要描述：公司員工人數20人以下；注冊資本在500至2000萬元；總資產投資規模2億元以下。

風險控制機制對于小型投資公司的重要性。風險控制，是指風險管理者采取各種措施和方法，減少或消除風險事件發生的各種可能性，或者減小風險事件發生所造成的損失。從誕生的那一天起，風險投資行業就是一個高風險和高回報并存的行業。大型的風險公司由于其所掌控的資產實力和人員規模，使得其對于風險控制的管理更加專業和嚴格，以及在對于風險出現后的對于已投資產的減值損失，具有更強抵抗力。可以說，風險控制貫穿了風險投資公司經營行為的全部過程，是風險投資公司的與生俱來的基因。而對于小型投資公司的項目管理來說，風險控制機制更是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保證投資資金的安全性；保證獲得項目投資收益；由于小型投資公司的可使用資金相對有限，無論是投資前的風險評估，還是投資后的風險管理，風險控制機制都是保證投資人資金安全性，以及保證能夠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的最重要因素。

小型投資公司風險控制機制的特點。沒有或有極少數專職風險控制人員或部門。由于人員數量較少，一般不會設置專職的風險評估人員，基本由具有豐富的行業經驗、投資經驗的幾個高級管理人員來負責進行風險評估。較少使用專門的風險評估模型或工具。一般僅依靠項目調查人員及高級管理人員的經驗來進行判斷，較少使用專門的風險評估工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小型投資公司接觸的項目需要的投資額較小，需要的決策時間相對較短，而專門的風險評估工具需要的時間較長，不利于較快的進行決策；二是一般的小型投資公司人員較少，一般依賴高管的個人經驗進行初步的風險評估。多為投前風險控制，而投后風險控制力度較弱。由于小型投資公司的資金實力等因素制約，在項目投資過程中，一般采用跟投方式。這種方式本身即是規避投資風險的手段之一，同時也導致投資公司對項目的運營沒有實際的控制權，所以對于項目運營內的風險，難以迅速采取措施。所以，更多依賴于在投資前，采取相應的風險控制措施。

二、小型投資公司面對的風險種類

由于小型投資公司的人員和資金規模的限制，在同一時期內的在投項目的數量相對較少，所以多數投資一般采用項目制管理的經營模式。那么對于這種經營管理模式來說，主要存在以下五類風險：

政策性風險。由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很多行業的相關政策尚未成熟，仍存在很多法律法規、行業規范的空白，這使得因相關法律、法規，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國家產業政策、稅收政策等變化或調整，對于公司運營帶來的影響尤為突出，因此政策性風險是項目管理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而小型投資公司很難通過購買各類行業研究報告，不斷研究各類行業政策等方式，來規避政策性風險。

市場風險。被投資公司處于的市場發生環境發生變化，比如新技術出現、新的替代品、市場生命周期改變、消費者需求或偏好變化、以及其他不能預測的變化等原因，都會導致市場風險的發生。由于項目公司的經濟效益直接影響著投資公司的利潤水平，所以投資公司不僅要應對已投資的項目所處的市場風險，同時也要兼顧自身所處的市場風險。

被投資公司風險。由于被投資公司對項目的定位不明確，對項目實施的內涵的認識不深入，以及其企業管理水平等方面不到位，造成項目運營成本增加，項目時間周期延誤，甚至直接導致項目失敗。小型投資公司所接觸到的項目方，一般處于成長階段，其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經驗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因此被投資公司風險是最經常發生，也是決定所投資項目成敗的關鍵性風險。

技術風險。是由于項目運作過程中的技術層面，存在的缺陷、瓶頸等問題，需要高額資金投入、長時間的實驗來予以解決，造成項目生產無法正常進行，或者最終產品存在較為嚴重的質量問題。追求高投資回報的投資公司，經常會接觸到高新技術項目。而這樣的項目在提供了高回報的同時，也伴隨著高技術風險。新技術覆蓋面廣，知識更新速度很快，同時涉及大量的科學及專業技術知識，對風險評估能力的準確性和科學性要求較高。

自身風險。小型投資公司還要經常面對自身存在的風險，主要表現在能力風險和管理風險兩個方面：

（1）由于投資公司內部負責風險控制的人員自身存在的知識、經驗、技能等方面的不足或局限性，而帶來的對項目風險預判不足，或對風險發生的預兆沒有及時采取措施等，而產生的風險。

（2）投資行業在我國尚屬新興產業，小型投資公司在組織結構、運作模式、投資方式和手段等方面的不成熟性，更增加了其管理風險。

三、小型投資公司的風險控制機制

限制投資行業的選擇范圍。制定投資策略時，要避免“全而不精”，要適當地限制可進行投資的行業，便于集中力量對行業政策、行業特點進行研究和深入了解，以提高風險評估的準確性，提高投資成功率。在選擇投資行業的范圍時，可以選擇比較熟悉的行業，或已經投資成功案例的行業，或是未來有增長潛力的行業。另外，要注意處于該行業所屬的生命周期，盡量選擇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的行業，對處于幼稚期的行業要慎重選擇，而不要選擇衰退期的行業。

限定投資方式及投資比例。要選擇比自身強大的合作伙伴，采用聯合投資或跟投的方式進行項目投資。這樣做即可以分散風險，也可以整合合作伙伴的資源，提高投資項目的成功率。可使用多種投資方式進行，比如進行股權投資時，可以配以同等金額的債權，以降低項目公司破產清算時的減值風險。要限定投資比例，一般來講，投資于單個項目的金額不宜超過投資公司資產總額的15%。

逐步提高項目盡調水平。在項目盡調階段，逐步完善項目盡調清單，提高自身的盡調水平，通過多種渠道了解被投資公司的相關信息，制定科學的和嚴格的項目篩選標準，以保證投資項目的成活率和報率。

嚴格遵循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在項目公司的設立和運作時，嚴格遵循國家有關法規和政策；在投資協議中將明確各方權利和義務。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資行業發展的初期，很多投資公司都會與被投資公司簽訂“對賭協議”，其主要內容一般是被投資企業要保證固定的投資回報率，如果無法達到相應的回報率，則要通過回購股權、支付現金等方式對投資方進行補償。但近些年的一些案例表明，“對賭協議”并未被證監會認可，同時在司法解釋中也尚不明確。因此，不能簡單的認為簽訂“對賭協議”就規避了風險。

多種形式進行項目監管。在項目投資后，要采用多種方式確保投資后的有效監管，以降低項目的運營風險：在被投資公司董事會中確保至少一個董事會席位；派往被投資公司的董事須定期向公司報告被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及項目進展情況，遇有偏離投資計劃和變現計劃以及出現其他重大事項時，應及時報告；可以指定會計師事務所對被投資企業定期進行審計，如有可能向被投資企業派駐中高層管理人員或財務人員。

項目退出后，提取盈余公積金。建立相應的退出機制，及時將股權資本變為流動資本來進行套現，提高投資資金的流動性，避免資金長時間沉淀于項目中無法自拔。在項目退出后，對已獲得的投資收益提取10%的盈余公積金，此部分資金可用于彌補其他項目的投資損失。

第6篇：公積金相關政策范文

一、武漢公租房“洪山模式”初期遇冷

2011年，中央確定了全國要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1000萬套的目標，武漢市政府的建設任務是11.17萬套，其中洪山區的任務是18246套，占武漢市總指標的1/6強，包括1600套公租房。當時洪山區多個“城中村”改造項目相繼啟動，同時洪山區還是武漢高校集中地，空置學生公寓和空置教工公租房較多。豐富的房源條件，使洪山區順理成章地被選為武漢市首批公租房試點區。洪山區由此探索出一種公租房新模式，通過采用“租賃一批，興建一批，周轉一批，購置一批”來整合社會資源，聚合閑空置房產，統一改建或裝修，作為公租房房源。這一模式一開始得到了武漢市房管局和住建部的大力支持，被稱之為“洪山模式”，受到了廣泛關注，但隨后的結果卻令人尷尬，首批900套房源，符合標準者317人，實際僅出租210套房子。總結其失敗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申請門檻設置太高

由于開始的調研工作不到位，武漢市洪山區本著宜緊不宜松的原則，設置了較為嚴苛的申請門檻。戶籍住房困難家庭的準入條件為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在 8 平方米以下且上年度人均月收入不高于1500 元，單身居民月收入不高于 2000 元；新就業職工（戶籍和非戶籍人口均可申請）準入條件為上年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 2000 元，單身人員月收入不高于2500 元，并要求申請人在洪山區內用人單位就業，且為畢業未滿 5 年的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對于新就業大學生還要求提供用人單位的擔保證明。

從申請情況看，許多企業害怕員工拖欠房租跳槽后自己要負“連帶責任”，而不愿意出具證明，是導致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公租房高空置率的直接原因。

2.租金及物業管理費偏高

公租房月租金是 723 元，除此之外，每戶每月收取 75 元的物業費，政府補貼租金按每人每月80 元發放。723元的房租，對于武漢市月收入在600元至1500元之間的城鎮困難居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另外，首次入住公租房，還需一次性繳納 3 個月租金作押金、3個月房租和半年的物業費，共4800 多元的租房“首付”也變相提高了公租房的準入門檻。

顯然，洪山區政府所制定的房租和物業費標準令很多申請者覺得無法接受。一來武漢生活水平本身就不高；另外武漢存在許多城中村或類城中村廉價租賃房，給租房者提供了許多更加靈活的選擇。雖然有些租住房條件不如公租房，但畢竟價格便宜，而且還不需要交納物業費，生活配套也非常方便，自然就成了許多租戶的首選。

3.公租房選址不夠合理

公租房的選址非常重要，公租房位置偏遠使得意向群體在選擇是否申請時，要考慮時間成本和通行成本，并且區位選擇不當也降低了公租房的吸引力。

南湖村、馬湖村公租房地理位置雖不是特別偏僻，但當時新建成小區周圍基礎配套設施、交通設施等并未跟上，且該區域當時沒有什么企業，不能解決保障人群的就業問題。另外，由于這是洪山區首批試點公租房，位置點過于集中，使得很多離這里較遠的申請人在考慮到交通成本和時間成本后不得不選擇放棄。

4.戶型設計單一

在“洪山模式”中，提供的房源面積均在65平方米左右（含公攤面積），戶型的設計顯得過于單一。結合公租房的補貼來看，是按每人每月80元來進行補貼的，這就使得單個個人甚至兩口之家租住公租房的成本相應抬高了。據了解，首批申請的 317 戶中，有 147 戶是一個人住，160 多戶是兩人住，三人住的非常少。如果能有面積小一點的更加靈活的房源，租金也能相應更低，加上補貼80元，單人或兩口之家的成本就會下降很多，也就顯得更加合理。

總之，戶型設置未考慮不同住房困難家庭對面積、結構的不同需求，也是導致洪山區公租房少人問津的一大原因。

二、武漢市對“洪山模式”的進一步完善

面對“洪山模式”的先熱后冷，洪山區房管局進行了積極的應對，放寬了相關標準。新標準中，各項標準均較原標準提高1000元。同時，針對新就業人群，畢業年限要求由“5年以內”放寬至“10年以內”；新就業職工繳納社會保險或住房公積金的要求，由原來的“連續繳納一年以上”，放寬為“正常繳納”，具體見表1。

為了實現滿租目標，洪山區房管局還將馬湖村的豐華苑公租房定向作為洪山區環衛工人的公寓，改善環衛工住房條件，剩余房源將與附近工業園、用人單位銜接，為園區新就業職工、創業青年提供公租房。截至2012年10月30日止，洪山區公租房進行了第四批排序輪候，已確定包括一批環衛工人在內的397戶申請人的選房順序號。至此，武漢市首批899套公租房共租出867套，出租率達95%以上，遠超過全國公租房平均出租率30%左右的水平。另外，洪山區公租房試點還首次突破保障房只對本市戶籍人員的限制，目前入住公租房的外來務工人員有700余人。

2013年湖北省政府下達給武漢市保障房的目標是新開工建設56862套，竣工各類保障性住房42096套，新增發放租賃補貼1000戶，其中武漢市2013年計劃上市3681套公租房，顯示了政府加大保障房建設的信心和決心。

另外，武漢市房管局在其官網上了武漢市公租房分布信息，目前已確定21個公租房項目， 除去已經交付的洪山區馬湖村、南湖村兩個公租房項目外，其中10個項目正在建設。

出于節約出行成本的考慮，新規劃建設的公租房項目盡量離市中心近一些，主要集中在后湖、長豐、黃金口、洪山、青山等地，除青山區工人村兩個項目位于三環線外，其余19個項目都在三環以內，其中15個位于二環至三環之間，3個位于內環至二環之間，1個位于內環。

武昌余家湖村公租房項目是目前內環唯一的公租房項目，采用的也是“洪山模式”，借助城中村改造，在村民自住房中籌集1500套房源作為公租房，預計兩年內完工。后湖、漢陽黃金口岸和惠民苑項目建設進度較快，有望2013年底交房入住。

三、關于“洪山模式”的新思考

公租房遇冷，武漢并非孤例。之前上海市共籌集公租房5100套，受理申請的僅2000戶；鄭州市1551套，遞交申請的不足一半；南京市火熱籌建6000多套，初次申請卻只有幾百戶。重慶在興建公租房過程中，政府遠郊劃地，出資集中興建公租房，出現因交通成本高，造成了“公租房空置”現象，以及政府修建，人為創造“貧民窟”等現象，造成社會管理的新問題。一邊是大量籌建，一邊卻是空置難租，這個怪圈引發了對整個公租房體系設計的冷靜思考。回頭再看“洪山模式”當初大量空置的尷尬，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1.公租房相關政策的市場調研應更加充分

復旦大學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杰表示，公租房遇冷，很大原因是各地急于完成指標，而對如何利用保障房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導致對公租房的布局沒有規劃統籌、項目沒有經充分的科學評估和“市場調研”就匆匆上馬。

北京市住建委曾經為了摸清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為公租房政策的制定以及戶型設計、建設、分配、管理等各個環節提供參考，使公租房能更貼近和符合中低收入家庭的需要，開展過《北京市公共租賃住房需求調查問卷》的調查。調查表明，在“選擇公租房時首要關注的內容”選項中，房租價格最受關注，達到31%；其次是離工作單位的距離或方便程度，達到25%。

武漢市洪山區首批公租房的遇冷，與當時的相關市場調研不夠有很大的關系。例如洪山區公租房的租金公布出來之后，很多申請者最終選擇了放棄，說明租金價格超過了他們的預期。按照洪山區房管局的介紹，武漢“洪山模式”中公租房的租金是由區房管部門或指定的運營機構委托專業房屋評估機構對項目的市場租金價格進行評估，然后按照市場價格的70%收取的。但當地市場價格的調研基礎是什么？依據是否充分呢？除了租金價格外，物業收費、房型設計、地理位置等方面，都構成了“洪山模式”失敗的原因。如果開始能夠進行充分的調研，在具體的政策上設計得更加合理、靈活，或許可以避免一開始高閑置率的尷尬。

例如，洪山區保障房運營中心人士開始時認為“公租房租金水平比周邊市場價格低15%左右，而且新裝修、設施齊全，預期對市場的吸引力會比較大”，房源滿租基本不成問題。不過市場調查告訴我們，對于裝修、設施等的新舊完善與否，中高收入者會比較在意，而對低收入者來講就沒有什么吸引力，因為他們資金相當有限，價格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市面上存在著許多裝修雖不太理想，面積可能小些的出租房，但價格卻相當低廉，這對洪山區公租房帶來了相當大的沖擊。而如果開始能充分了解這些信息，在公租房的建設過程中自然會有針對性的增加房型選擇的靈活性并適當降低建設成本，從而降低租金，增加成功滿租的概率。因此，充分的市場調研是必須的。

2.公租房的租金補貼機制應更趨合理

公租房市場化定價的初衷是為切實發揮貨幣配租的新型保障方式的作用，便于政府通過貨幣補貼對被保障人群的保障福利特別是保障邊界人群的保障福利進行調整。但洪山區公租房運行過程中的租金補貼標準未分層細化形成有梯度的補貼，未能使得住房補貼與住房困難群體特別是城鎮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相對應，使得很多申請者望而卻步。

武漢公租房的補貼標準為人均每月80元，這一標準引起了廣泛的質疑。首先不論這個標準是高是低，對不同困難程度的申請人都適用這種單一的補貼標準顯得有點不太合理，尤其是后來調低了申請門檻之后這個矛盾就顯得越發的突出。隨著收入上限的提高，意味著有更多群體被納入公租房保障范圍，但群體擴大后，內部收入差距也隨之拉大。如果月收入1500元的家庭和月收入3000元的家庭，仍獲得同樣補貼而卻以同樣成本承租房源，這就是一種不合理。以月租金723元計算，月收入1500元家庭的房租收入比為48.2%，而月收入3000元的家庭僅為24.1%，如此大的差距給同樣的補貼顯得不太公平。

另外，人均月收入上限從1500元提高至2500元后，若新申請戶都是月收入1500元至2500元的家庭，而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家庭仍“嫌貴”進而放棄申請，其保障功能無疑會打折扣。因此，在租金補貼標準這個環節上，應該執行差異化梯度原則，應按照申請人的實際困難程度劃分為不同的梯度進行補貼，力求更加人性化。例如北京市明確規定公租房租金補貼標準按照家庭收入及困難程度分為6檔，補貼金額從房租的10%～95%不等。目前，北京市公租房租金基本在項目周邊房屋市場租金的80%～90%之間，且3年不變。加上補貼后，居民實際負擔租金相當于市場價格的4%～81%。

3.公租房與廉租房的關系應重新理順

目前，我國保障房建設主要可劃分為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由于自身的功能缺陷，經濟適用房已經逐漸淡出，廉租房和公租房成為社會保障房的主流。從具體目標來講，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補貼或實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且住房困難的家庭提供社會保障性質的住房；公租房是解決那些買不起經濟適用房、又不滿足廉租房政策的所謂“夾心層”群體及新就業職工和剛畢業大學生等住房困難群眾的一個產品。武漢公租房“洪山模式”初期的失敗還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反思：能否重新理順公租房和廉租房兩者之間的關系？

武漢市市民如果想申請廉租房，現在的“門檻”是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600元（含）以下，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積8平方米（含）以下；另外具有武漢市城鎮常住戶口，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600元（含）以下，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積12平方米（含）以下的，可申請廉租住房租金補貼。租金補貼按保障家庭現有住房面積補貼到人均住房建筑面積13平方米，低保家庭租金補貼為每月每平方米10元，其他低收入家庭補貼標準為每月每平方米7元。

按照目前武漢市廉租房和公租房的具體政策標準，對于月收入處于 600～2500 元之間，特別是月收入600 元收入線附近的城鎮家庭，其保障福利差異較大。600 元以下住房困難群體采用廉租房政策，實行實物配租或貨幣補貼。以實物配租為例，武漢市執行的租金標準是低保家庭按0.75元/平方米/月收取，低收入家庭按1.5元/平方米/月收取。如果按“洪山模式”中公租房的面積65 平方米計算，每月租金分別為 48.75 元和97.5元，相對于公租房723元的月租金和每人每月80元的補貼標準而言，顯得差距過大而有失公平。

因此，我們似乎不應該把廉租房和公租房人為的割裂開來，按照不同標準設定各種限制，因為現行廉租房保障群體和公租房保障群體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通過兩種不同的政策設計將他們切割開來會造成保障福利的不公平對待。應該將廉租房和公租房作為一個整體來通盤考慮，利用梯隊層次設計，在補貼等政策設計上按實際家庭人均收入細分，對不同收入水平及其他特殊困難情況進行補貼，使租金補貼與其實際支付能力相匹配，切實保障所有應該得到保障的住房困難群體而不至于出現斷層現象，并充分體現基本的公平。

4.住房保障建設今后的主要方向應更加明確

第7篇：公積金相關政策范文

關鍵詞:城鎮養老保險;部分積累制;現收現付制;基金制

社會養老保險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具有豐富經濟內涵和廣泛社會影響的政策問題。一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選擇，應該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結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稅費征管體制、人口結構等現實條件相適應。因此，根據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內容。

近年來，在多方論證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部分積累制的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然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運行卻不盡如人意，其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值得引起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對當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存在問題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應當更加務實地對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

一、改革歷史的簡單回顧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和《國家工作人員退休條例》，其保障對象是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主要特征是由國家規定基本統一的養老待遇，由各類單位和企業支付養老費用。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由國家統負盈虧，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享受對象經限定的由國家統一管理并保證養老金發放的養老體系。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要求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樣，養老包袱的輕重就嚴重地影響到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養老基金由企業統籌向社會統籌方向發展勢在必然。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的開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

199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定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強調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模式。該模式要求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從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事實上，我國采納了世界銀行倡導的“三支柱”模式，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作為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自愿的補充養老保險作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繳費工資的13％由企業在稅前支付，它將保證繳費15年以上的職工在退休時獲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負擔，按繳費工資的11％繳納，當職工退休時每月可得到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作為第一支柱的統籌賬戶和第二支柱的個人賬戶，可合計提供58.5％的目標替代率。①

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企業統籌走向社會統籌；二是從單一的現收現付制走向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三是擴大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將非國有企業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適當調整了繳費率和養老金的替代率，糾正了養老保險體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順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問題，疏通勞動力流動障礙；應對人口結構不利變動對現收現付制的挑戰，削減養老保險制度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盡管已有的研究從理論上論證了多支柱模式的優越性，以及通過模擬研究②論證了我國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型的現實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在運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問題。

1.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部分積累制名存實亡

由于現行的部分積累制是在現收現付以及沒有任何基金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要求當前工作的一代不僅要承擔上一代的養老責任，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對于改革之時已經離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間經歷制度轉換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參加工作的“新人”來說，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③進行區別對待。即已經離退休的“老人”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支付；對于“中人”,新制度規定將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他們所享受的養老金待遇與他們在改革之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的差額也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這樣，“老人”和“中人”的養老金來源就成為一筆“歷史債務”（即轉型成本），如國務院體改辦2000年測算的結果為67145億元（何平，2001）。[3]

現行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養老保險費的實繳數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統籌賬戶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因此個人賬戶的基金幾乎全部被挪用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從而形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即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在名義賬戶下，資金的回報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不是實際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從根本上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

2.繳費率相當高，企業和工薪階層負擔沉重

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平均養老保險費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目前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從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遠遠高于世界平均繳費水平（為10%），甚至高于國際警界線（20%）。根據對OECD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高于中國（孫祁祥，2001）。[4]

盡管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工資基數的方式向職工轉嫁部分社會保險費（轉嫁能否順利實現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過高的繳費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并形成繳費企業與未繳費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而在現行制度下，企業職工除了須繳納“四金”（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以外，還須繳納不菲的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再分配功能的資金來源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來源于工薪階層。這種狀況對于培育中產階級，改善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不利的。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高繳費率主要緣于提供了過高的社會福利，即所謂的“福利病”（同工資一樣，社會福利水平具有很強的剛性），我國的高繳費率則主要在于龐大的轉型成本——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覆蓋面、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過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理論界熱衷于探討的老齡化問題，事實上并非造成高繳費率的重要因素，而這恰恰更增加了人們對于老齡化將帶來的高贍養率的擔憂。

3.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擴大覆蓋面舉步維艱

當前企業拖欠、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非常嚴重，近幾年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992年至1998年，收繳率分別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龔秀全、黃勝開，2002）。[5]截至1998年底，企業共欠繳養老保險費302億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億元，相當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金額的20％。而且，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進展也乏善可陳。1999年，國務院了《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加速把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包括到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中來。但直到2005年底，養老保險參與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間（見表1）。覆蓋面未能順利擴大，直接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到1997年底，93.9％的國有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參與率為53.8％，其他所有制企業只有32.0％，事實上造成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二是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參保職工人數上升了78.8％，而參保離退休人員則上升了168.2%，負擔率提高了50個百分點。

在現實中，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過高的繳費率、有效征管體制的缺失，則大大增強了企業逃避繳費的動機。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逃稅漏稅現象本來就非常普遍，更何況是以“費”的形式進行征集的養老保險基金。

從職工個人方面來看，由于當前的工薪階層不僅成為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且現收現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和過低的投資回報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難以有效形成職工對企業繳費的監督機制。

地方政府（縣或地、市級政府）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區至今仍然是實際的管理者，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將使它們失去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顯然，在它們擁有對養老基金控制權的時候，它們有積極性向企業收取養老保險費；而在它們喪失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之后，它們的積極性將相應降低。此外，在省級統籌的運作中，省內地區之間的交叉補貼也會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盈余被拿去與其他縣（或市）分享，這個縣（或市）將不會有實現盈余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來自統籌基金的補貼，這個縣（或市）也不會設法去消減赤字。

4.其他存在的問題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率、省級統籌進展緩慢等。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年報為例，其歷年的投資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而自1997年國務院要求養老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以來至2000年底，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只有5個省，17個省通過省級調劑金進行上繳下撥，8個省還沒有建立省級調劑金或者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但沒有運作（趙耀輝、徐建國，2003）。[6]過低的投資回報率大大打擊了職工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信心，甚至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異化為某種稅負（由于資金回報率低于其機會成本）；省級統籌難以實施，則不利于調節省內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養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和腐敗行為。

綜上所述，個人賬戶空賬、繳費率過高、拖欠及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是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拮據表現為個人賬戶空賬，并產生了提高繳費率的要求；過高的繳費率又大大增強了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動機；而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行為，反過來又影響了養老保險費的順利征收，并使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難以實施；最終導致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使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在實踐中遭遇的嚴峻形勢所折射出的現行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過于執著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財務平衡。面對巨大轉型成本的現實，政府沒有必要拘泥于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而失信于民。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并不是社會保障資金的惟一來源。除少數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障稅能夠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只占社會保障支出的較大比重，個別國家（如加拿大）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從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資金來源（如國有資產的變現所得、稅收收入、國債籌資等）用以支付轉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養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現行制度設計中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從實施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各地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過80％，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見表4）；部分地區如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等省（自治區）的養老金替代率均超過了100％，甚至出現了一些在崗還不如退休的情況。從人均產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現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養老金領取條件過于寬松。主要表現在對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把握和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達到減員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國27個產業部門相繼制定了1800多個特殊工種名錄，規定特殊工種職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隨著現代化科技的應用，繼續沿用這個20年前制定的標準并不完全合適。不僅如此，為了順利實現減員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還有意放松了對提前退休審批的管理，從而導致一大批產業職工提前退休，過早地加入領取養老金的隊伍。從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來看，新制度中繳費滿15年、舊制度中工齡滿10年即可領取養老金這一政策標準，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也是相當低的。

第四，對制度實施方案的操作難度缺乏充分的估計。現行制度設計不僅建立起了一個擁有較高目標替代率的部分積累制養老體系框架，而且還指望由當前工作的一代承擔起巨大的轉型成本，但對于企業和職工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高繳費率以及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卻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部分積累制的強制性個人賬戶客觀上也加重了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事實上并不是一種比原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優的選擇。

由此可見，過于簡單、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設計，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現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暴露出政策設計者過于迷信理論模型的論證而缺少對現實國情的深入了解；忽視對我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政府上、下級之間博弈行為的考察。

三、反思與相關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即使經過貌似嚴格的理論論證和數據模擬，一個制度的設計如果缺少了現實的可操作性，它也難免會在實施中遭到失敗。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深刻反思的。總的來看，過去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對現收現付和基金制進行比較，或探討人口老齡化來臨的福利效應及應對措施；而在運用數學模型和數據模擬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則多少顯得有些一廂情愿，對于從假設條件引出的結論與現實的差距缺乏客觀的分析，表現出熱衷于理論探討而疏于關注現實國情的傾向。

在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較中，學者們較傾向于認為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具有擠出效應，減少了資本的形成，從而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Feldstein，1974）；[8]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并認為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基金制過渡乃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的擠出效應以及這種擠出效應有多大，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得到嚴格的論證。而且，國民儲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過剩經濟的條件下，降低儲蓄率、擴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的動態無效率問題（袁志剛、宋錚，2000）。[9]對于現收現付制另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它難以在一個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中得以維系。但從根本上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養老保險體系只不過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當前的產出。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一代憑借過去繳納養老保險費獲得分享來自當前工作一代的轉移支付的權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憑借資本所有權證獲得分享當前工作一代提供的產出的權利。兩者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致的。可見，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靈丹妙藥（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齡化問題上，基金制與現收現付制的區別只不過是基金制將問題拋給社會，而現收現付制則由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

實際上，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在實踐中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導致企業和職工逃避繳費，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基金制則缺乏再分配功能，難以抵御通貨膨脹等缺陷，使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無法得到保證。從這一點來看，基金制已基本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功能。

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考驗也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從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造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負擔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齡化問題，而是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職工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下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來臨等問題。這些問題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構成的壓力，顯然遠大于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只不過是使入不敷出的養老保險體系)上加霜罷了。

在有關養老保險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們大多借助于代際交疊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來進行分析，如對現收現付制與國民儲蓄關系的論證、人口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分析、繳費率和統籌比例的參數設定，等等。[11-12]但是，代際交疊模型的論證依賴于退休一代不留遺產的強假設，而這與現實情況是明顯不符的。在現實中，人們有種種理由在死亡時留下遺產，例如：（1）遺產動機是普遍存在的；（2）人們無法準確知道自己何時會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殘值一般會成為遺產等。在養老保險體系設計的數據模擬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往往在模型中設定有利于自己結論的假設條件和參數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學者往往過分強調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認為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理所當然地將高于真實工資的增長率。事實上，在古典經濟模型的理想狀態下，兩者應該是一致的；而從我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真實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五年期國債的實際利率（袁志剛、封進，2004)[14]，從而基金制是比現收現付制更好的制度選擇；而支持現收現付制的學者則忽視了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隱含了養老保險費能夠順利收取的假設。

綜上所述，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設計者不應無主見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國外的經驗，而應更多地對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存在意義是什么、中國的現實國情適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以及設計方案能否得到順利實施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認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糾正由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二是社會養老保險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三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短視行為，即所謂的“家長主義”。但從市場失靈和家長主義的觀點來看，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顯然不如醫療保險充分；特別是對于基金制來說，除了具有家長主義的含義之外，政府幾乎再沒有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而事實上這種家長主義的強制儲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沒有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人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養老積極儲蓄）。相比較而言，現收現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適合作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方式。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且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缺乏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經濟條件下，面對顯而易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一個較低水平、廣泛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我國來說可能是更加合適的選擇。較低水平的養老金可以降低當前工作一代的負擔，有利于養老保險費的收取；而養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程度。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首要目標理應是保障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們希望在退休以后過得更寬裕一些，他們有責任在工作時期為自己進行更多的儲蓄。

根據以上的分析，政策設計者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更為務實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政府應更多地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股、發行國債或稅收來支付轉型成本。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向社會保障、教育、國防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傾斜，逐步縮減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項目、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財政扶持、民間力量完全可以實現的投資項目，等等）。對于工薪階層的負擔，可以考慮以個人所得稅作為社會保險費的來源而取消社會保險費，或者取消個人所得稅而保留社會保險費。另外，可以考慮取消養老保險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即取消部分積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積金，⑤以進一步降低職工的負擔。

第二，建立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給付可以考慮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標替代率進行設計。養老金發放水平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如以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乘以一定的系數）。對于部分養老金待遇過高的“老人”和“中人”，考慮到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可以保持其原來的養老金發放水平不變；但如將來出現通貨膨脹，則不對養老金待遇進行調整，直到與其設定的養老金發放水平相當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種提前退休的標準并嚴格其審批管理；適當提高領取養老金所需的繳費年限標準。對于因下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慮將這部分人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業保險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年金的發展以及個人為養老儲蓄。為此，必須為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政策。例如，企業購買企業年金可在稅前列支，個人購買養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繳個人所得稅（這些政策已為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所采用）。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負擔，杜絕地方政府挪用養老金和腐敗行為的發生，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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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個目標替代率的計算方法是：假設預期壽命為70歲，實際工資增長率等于名義利率，職工按繳費工資的11％向養老保險體系交費35年，這樣退休時個人賬戶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統籌賬戶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計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擬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間，每年的轉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將下降到0.3％。轉型成本的補償可以通過稅收進行融資，這樣，支付第一支柱相當于工資20％的養老金所需交納的費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新人新辦法”是指1997年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20％，有35年工齡的職工，目標替代率為58.5％左右。“中人中辦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賬戶上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以及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計算的“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的年限]。

④現收現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從工作一代對退休一代的轉移支付、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從短壽者向長壽者的轉移支付，以及從男性向女性的轉移支付。

⑤我國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們顯然會為了購買住房而自覺地儲蓄。所以，這種強制性儲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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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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