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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的建議范文

關鍵詞：文化多樣性；傳統文化與民間傳承；就地保護；可持續使用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60（2013）05―0058―09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國家和地方政府采取搶救性保護、生產性方式保護、文化生態整體性保護等多項舉措，在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做了積極的探索。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國務院分三批公布了合計1219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各省級政府陸續公布了8566項省級非遺名錄項目；地（市）、縣級政府公布了18186項地（市）級非遺名錄項目、53776項縣級非遺名錄項目；各級非遺名錄項目總計達到81747項。2012年12月20日，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批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共498名，加上此前已公布的前三批名單，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達到1986人。至此，全國省級以上代表性傳承人總數超過11550名。如果按國家、省、市、縣四級名錄體系統計的話，數量將更加龐大。以安徽省為例，列入國家級非遺項目名錄的有60項，涵蓋非遺項目的10大類別；省級非遺名錄有273項，市級非遺名錄641項，縣（區）級非遺名錄1728項，合計達2702項。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53人，省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409人。

此外，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的一項舉措，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繼命名設立了閩南文化、徽州文化、熱貢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武陵山區（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漁文化（象山）、晉中文化、陜北文化、濰水文化、大理白族文化、迪慶民族文化等12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

國內的非遺保護實踐在相當短暫的時期內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本文通過比照非遺保護的國際建議和國際公約中的相關理念、思想和原則，以及文化多樣性保護公約，傳統知識和民間傳承等知識產權保護國際文件中的相關規定要求，針對我國非遺保護的實踐特征與現實問題，從維持文化多樣性與就地保護、完善保護制度與保存方式、尊重社區文化權利與可持續使用等方面，探討以社區為基礎實現更加廣泛的非遺保護路徑的可能性。

一、國際無形文化遺產保護歷程回溯

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說已經是一個廣為人知的概念了。而這個概念的形成，在國際遺產保護領域還是有一個較為曲折的過程，出現過民俗（folklore）、傳統文化與民問傳承（traditional cultureand folklore）、非物質遺產（non-physical heritage）、口傳遺產（oral heritage）、口傳和非物質遺產（oraland intangible heritage）等名稱與概念，最后在2003年的國際公約中采用了“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這一總括性術語。這一概念由日語翻譯成英語，最初出自1950年日本的《文化財產保護法》。簡要回顧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歷程，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這個領域保護思想的產生初衷及其保護理念流變有一個基本的了解，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和完整地分析國內非遺保護實踐中的問題以及探討相關保護對策。

相對于有形文化遺產保護，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理念的認同過程可謂舉步維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章程》第一章關于UNESCO使命中即有“保存和保護世界遺產，包括圖書、藝術品、歷史和科學的紀念物”的闡述。然而，直到20世紀70年代召開的數次政府問文化政策會議上，多數發展中國家才開始要求UNESCO在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和傳統文化方面提供支持。1976年11月，UNESCO大會正式通過了《關于無形（非物質）文化遺產綜合規劃項目》，旨在促進對文化特性，包括不同傳統、生活方式、語言等的正確評價和尊重。1973年，玻利維亞政府提議在《世界版權公約》中增加對于民間文學藝術及文化資產保護的條款，1975年UNESCO提出一份起草于1971年的《建立保護民間傳承國際準則的可能性》的文件。1982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與UNESCO共同通過了《保護民間文學藝術表現形式、防止不正當使用和其他損毀行為的國家法律示范法條》。此后，經過多次政府間會議和專家會議等形式的長期研討和觀點論戰，有關無形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共識終于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989年9月，UNESCO大會正式通過了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第一份國際文件：《關于保護傳統文化與民間傳承的建議》（以下簡稱《國際建議》）①。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認可并通過了確立可持續發展原則的《里約熱內盧宣言》，會上締約國還簽署了一項保護地球生物資源的國際公約，即《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該公約以“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使用其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遺傳資源而產生的惠益”為主要目標（第一條）。傳統知識作為遺傳資源的構成內容在第8條第10項有明文規定：“依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區體現傳統生活方式而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使用相關的知識、創造和實踐并促進其廣泛應用，由此等知識、創造和實踐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與其事并鼓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造和實踐而獲得的惠益。”

此后，UNESCO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和努力，試圖參照《生物多樣性公約》制定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國際公約。這些行動和努力體現在《世界文化發展委員會（WCCD）報告》、《斯德哥爾摩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1998）、《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宣言實施計劃》（2002）以及2002年《聯合國文化遺產年宣言》等多項國際文件和報告之中。

1995年，UNESCO世界文化發展委員會（WCCD）提出了處理文化多樣性的基本原則，并在題為《我們創造的多樣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的報告中呼吁：對手工藝、舞蹈、口頭傳統等類型的文化表現形式進行深入研究，應當正式承認這些遍布全球的非物質遺產和財富。1998年，UNESCO啟動“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項目計劃。2003年10月，UNESCO第32屆全體大會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國際公約》），2005年，UNESCO在《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2001）的基礎上，通過了《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2007年，WIPO所屬專門委員會通過了《傳統文化和民間傳承的表現形式保護修訂案（目標與原則）》、《傳統知識保護修訂案（目標與原則）》等決議草案。（參見，表1）

通過以上簡要的回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非遺保護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化活動，而是涉及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是保護傳統文化和文化多樣性全球行動的組成部分。從《生物多樣性公約》注意到傳統生活方式、民間傳承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聯性，延伸到關注文化多樣性保護，再到呼吁保護與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傳承相關的知識產權，這其中，作為文化多樣性的“真實寫照”（mirror）和“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保護公約以及其后的文化多樣性公約制定，只是在更大程度上證明了在快速變化的全球環境中，文化遺產、文化多樣性對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不可或缺性。

二、維持文化多樣性與就地保護

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中，將“傳統知識”（traditional knowledge，TK）解釋為經由數世紀形成、適應當地文化和當地環境、來自實踐積累、經由身口相傳的知識、技能、創造和經驗。該公約基于這樣的理解：傳統活動、土地和資源的使用可以穩定和保護生態系統，要保護生物多樣性就必須尊重與之相關的傳統文化、傳統知識和實踐經驗。這樣一來，維持文化多樣性的重大意義和面臨的嚴峻挑戰就引起了國際社會更加廣泛的關注。事實上，大量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能脫離特定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環境條件，作為民族文化、地方傳統、民間習俗及審美的具體體現，它們依托于本地人而存在，以聲音、形象和記憶為表現手段，以身口相傳為主要延續方式，也是“活”的傳統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

正如《世界文化報告》（2000）所指出的：“可以預期人類文化多樣性具有持續性活力。……然而，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這種文化多樣性的延續和更新，卻面臨新的挑戰。……全球化正在為文化交流創造新的機遇，新的容忍形式和新的入侵形式也正在出現。”而這其中的巨大悖論又在于，“雖然人類是一種物種，但是基因突變給了他們學習知識和把知識代代相傳的能力，這種突變，解釋了人類成功地擴散到地球各處的歷史。不幸的是，這種能力正在導致地球上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其后果難以預料。文化多樣性的喪失應被看作是與生物多樣性的互動過程。”

各類文化遺產與其產生、發展和傳播的生態環境密切相關，歷史環境狀況、文化環境背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與保護影響巨大。極具地方特色且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文化空間、場所環境，是文化多樣性的基本構成，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資本和資源要素。而早在1995年《我們創造的多樣性》報告中，就把文化的繁榮視為最高目標，文化的創造性被視為人類進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樣性被視為人類最寶貴的財富。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別強調“就地保護”（in―situ conservation）的方式，即保護生態系統和自然生境以及維護和恢復物種在其自然環境中有生存力的群體。考慮到傳統文化和民間傳承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化多樣性的直接聯系，應當優先采取在非遺產生和成長的原生態環境中保持它的生命力的“就地保護”（in―situ preservation）。正如1989年《國際建議》所確認的：“民間傳承（或傳統的大眾文化）是指基于文化社區傳統的全部創造，由某一群體或個體所表達并被認為是符合社區期望反映其文化和社會特性的，它的準則和價值通過模仿或其他方式口頭相傳。它的形式包括語言、文學、音樂、舞蹈、游戲、神話、禮儀、習慣、手藝、建筑及其他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在于它是深深扎根于該地原住民的生態、文化與社會環境中，若為了追求發展而脫離滋養它的土壤，將該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生活切割開來，那么原本為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努力與動機，轉眼間反而會喪失其應有的價值和意義。“非物質文化遺產常常是一種生活方式或是生活經驗的結晶，與當地的地理生態、歷史文化和社會構成一個整體而存在，但是若忽略了它的真正本性，即容易脫離‘生活’，而變成為了發展旅游或是城市行銷的展示名片，轉變成為了畸形的‘表演’取向，而被商品化了。”

反觀國內一些地方，多采取將非遺項目集中于博物館、博覽園區展示觀賞，而在原生態、原環境中保護傳承、保育培育的實踐案例則相當稀少。非遺項目旅游開發，表演性、節慶游覽活動成為非遺保護的主要方面，“重集中展示、輕社區傳承”的現象十分突出（參見表2）。對傳統項目的生產性方式保護，應當是通過生產實踐過程（保持、采用或改進傳統生產工藝、流線等）將一些傳統手工藝、技藝或有生產性的項目組織起來，使之得以利用、傳承或再生、活用。它的前提是傳統的生產性方式的保護傳承，而不是大規模的生產性開發。但在現實中，部分非遺項目成為了企業商業開發的包裝或產品的標志，也有部分項目其現代生產工藝技術與傳統工藝、手段等沒有任何關系。生產性方式保護，應當是通過生產實踐過程培養傳承人，傳承傳統的生產技術、手工藝和其他技能，不應以追求產業化和規模效益為目標。

擺在非遺保護實踐面前更為嚴峻的挑戰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進，勢不可擋、規模巨大的舊城改造使城鄉環境、自然生態、地域風貌、鄉土景觀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劇烈的改變。為了經濟利益和旅游市場需求，“假古董”的大量建設和人造景觀快速的開發，也對真實的歷史環境與多樣的文化生態環境造成了直接破壞和不當的負面干擾。2011年9月6日，在紀念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60周年座談會上，前任總理曾尖銳地指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文化遺產保護存在三個問題，其中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伴隨古村落和現代農村的消失、農民失去土地，對文化遺產和傳統文化的保護帶來的沖擊。農村地區聚落的消失和村莊“空洞化”問題對非物質文化保護與傳承影響最大，大量非遺項目存在于農村地區，與農業生產和生態環境密切相關，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村居民點的劇減，文化生態環境必然會受到巨大的沖擊。

三、完善保護制度與保護方式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有兩種主要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將它轉變為有形的形式，即無形文化遺產的有形化，也就是文獻化（documentation）保護。文獻化也是保存無形文化遺產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對于那些瀕危的遺產或是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繼續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而言，是一種不可或缺的保存方式，也是創建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和清單名錄的基礎。第二種方式是在它產生的原生態和原環境中保持它的活力，即通過鼓勵世代相傳和復興非物質文化遺產來保持它的活力。兩種方法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1989年《國際建議》主要著重于對遺產的記錄和研究，而2003年《保護公約》側重鼓勵后一種方式，強調創造和再創造各種文化表現形式的人群和社區的重要作用，指出應當優先考慮在這些文化表現形式的原始氛圍中促進它們的再生。2003年《保護公約》第二條對“保護”的定義為：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確認、立檔、研究、保存、防護、促進、弘揚、傳承（主要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以及涉及遺產各方面的振興。

下面對各項保護措施的含義做些簡要的說明。確認（identification），指對特定項目的專業性描述、分析以及技術性判斷、鑒別；立檔（documentation），即通過文獻化方式對項目進行客觀記錄、建立資料檔案，包括數字化處理；研究（research），指與遺產項目及其保護相關的文獻調查、田野調研和科學分析探索等；保存（preservation），是確保特定的社會實踐及表現形式得以維持的方式；防護（protection），指確保特定的社會實踐及表現形式不遭受損害；促進（promotion），是指采取積極的方式引起社會公眾對遺產保護的廣泛關注；弘揚（enhancement），即改善其生存環境的狀況并增進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關聯性；傳承（transmission），是指通過獲取文獻資料、指導或其他方式向他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傳播社會實踐經驗和傳統文化觀念；振興（revitalization），指促進某些衰退或消亡中的非遺項目再生的過程或措施，作為保護政策也指通過非遺項目保護傳承促進遺產所在地社區的整體復興。

我國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調查制度、代表性項目名錄制度、傳承傳播制度以及相關保障制度，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明文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納入本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并將保護、保存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明確了地方政府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主導作用。近年來，在面對建設性破壞的緊急局面下，各地在搶救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做了積極的努力，與此同時也出現了“重申報，輕保存”等不盡合理的現象和問題。各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的保護對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泛化和擴大化傾向，一些地方已完全消失的項目，已經不存在傳承可能性的項目，或是多地申報、不同級別名錄重復登錄的項目，可能也不在少數。2012年9月4日，文化部了《關于對天津市紅橋區回族大刀隊等105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進行調整、撤銷的決定》，對105個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的調整、整改和資格撤銷，標志著文化部在對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動態管理方面有了實質性開端，也是切實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必要舉措。

非遺清單登錄制度，不只是收集資料數據、整理形成項目名錄的簡單過程，而且需要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針對相關傳統實踐和民間傳承項目的狀況進行評估，根據實際情況與保存數量、狀況、稀缺性、瀕危狀況以及環境生境變化等因素，實事求是地確定保護名錄，并制定適當的保護方案、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

此外，在非遺學術領域需要進一步加強遺產保護的基礎研究，如非遺項目發生史，傳播演變過程的歷史學、社會學和民俗學研究。目前針對非遺項目的田野調查，大多沿用民俗學、人類學和藝術學的調查方法，從文化遺產保護學角度進行的研究明顯不足。以2006年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名錄的“儺戲”為例（項目編號為Ⅳ-89），公布時包括武安儺戲、池州儺戲、侗族儺戲、沅陵辰州儺戲、德江儺堂戲等項目；2008年6月，將萬載開口儺、仡佬族儺戲、鶴峰儺戲、恩施儺戲作為擴展項目列入；2011年5月，在公布第三批國家級非遺名錄時，又將任莊扇鼓儺戲、德安潘公戲、梅山儺戲、荔波布依族儺戲擴展進來，項目涉及多個省份和地區。而這些地域分布相當廣泛的各種類型的儺戲，其產生、傳播和演變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其相互之間的關聯性又是怎樣的？關于這些問題，至今似乎還沒有完整的具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

四、尊重文化權利與可持續使用

在各地轟轟烈烈開展的非遺保護活動中，地方居民和社區團體參與較弱是其中的一大缺憾。正如重慶文理學院譚宏教授所指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呈現‘兩頭熱’現象，一頭是政府為了發掘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經濟價值，使之為地方經濟做出貢獻而搖旗吶喊；另一頭是學界為了挖掘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各種經濟、文化、藝術和科學價值而相互爭鳴。而作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主力軍的廣大民眾卻認識不足，參與不多。”

前文的分析已經闡明，一定地域范圍內的非遺項目的保護和傳承，應是在現代生活背景下自然發生和自主選擇的結果，外部干預應盡可能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內。“就地保護”、“活態傳承”的最好方式應當是以非遺項目原有的形態，在原生環境中相對自然地流布、傳播和傳承，盡可能少地實施外部干預。然而，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不少非遺項目在公布之時，可能已經處于瀕危狀況之中，其存在的生態環境已失去平衡，甚至遭到了破壞，不采取措施進行搶救性保護就有可能徹底消失。因此，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進行搶救保護，但政府主導的干預和技術管理等要做到適度和適當。政府的有效管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保護與傳承的制度保障，在這方面，亞洲的日本、韓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政府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地域民俗活動等非遺項目的管理，是需要認真研究分析并科學決策的，因為政府管理的影響可能既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在韓國和日本的保護實踐中，政府的有效管理作為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制度保障必不可少。而民眾的自主參與是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主體保障，一個民俗活動如果失去了民眾的自主參與，失去了精神和信仰的傳承，脫離了生長和發育的生態環境，就有可能走向枯萎甚至消亡。

韓國安東河回村是一個傳統的小村落，六百多年形成的河回村歷史環境得到了良好的保存、保護，在2010年的第3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除山水環境、村落格局和歷史建筑外，這里還是韓國假面文化的發源地，即“河回別神祭神面具舞”保護傳承之地。近年來，當地建立了假面博物館，設計制造出新的面具紀念品。在表演方面，韓國安東市開始舉辦國際假面舞節，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假面舞表演團體來這里演出，自然也吸引了世界各地超過百萬的游客到這里旅游觀光。河回村的傳統面具舞與中國的儺戲類似，但無論是池州儺戲，還是安順地戲，在記錄保存、保護傳承和可持續使用傳統文化資源方面，與韓國安東相比差距還是不小。

非遺保護與傳承首先要尊重社區、個人和團體的意愿及他們的文化權利。人類的一切創造物都處于不斷消失的進程之中，UNESCO文化部國際標準司司長林德爾?普羅特（Lyndel Prott）認為，“不能因為保護那些已經不在文化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文化因素而破壞社會進程”，“保護遺產的意愿應是：讓傳統文化的掌握者能夠繼續為競爭型生活方式的造就者們提供不同的行為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標準”。非遺保護應當考慮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產生新的發展模式，以此來滿足當地的差異性需求。以承認“傳統文化”價值、增進尊重與了解為前提，為了保持文化的多樣性，決策需要更透明、更具包容性（但不應排除專家參與）。有時為了保持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有必要舍棄招商引資模式的開發計劃，有時候甚至要放棄某些基金的資助。例如，城市港口地區的碼頭號子，由于生產方式和交通運輸條件的改變，已經基本脫離了現實環境，只能通過舞臺化表演等形式來展示。而在巴東縣神龍溪景區，據說是應游客要求還原恢復了“拉纖”表演，這種所謂的原生態拉纖完全是為適應旅游觀光活動而產生的，恐怕已經涉及到人權保護等問題。

非遺保護還要切實關注文化生態保護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注重對傳統文化、傳統知識和民間傳承的知識產權保護。近年來，WIPO在該領域做了積極有效的探索，WIPO所屬的“關于知識產權與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傳承的政府間委員會”（IGC）第七次大會上形成了保護傳統知識的目標與原則的相關文件。其保護政策目標涉及承認價值、增進尊重、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防止對傳統文化的不正當占有等多項內容。相關文件中提出了兩項關鍵要求：第一是要求承認傳統知識持有人擁有傳統知識的相應權利，第二是要求第三方高度關注未經授權獲得傳統知識的知識產權的行為。為此，制定并實行了兩種與知識產權有關的保護措施：（1）積極的保護：給傳統知識持有人以權利，使其能夠針對濫用傳統知識的某些形式采取行動或尋求補救辦法；（2）防御性保護：防止他人通過不合法手段得到傳統知識的知識產權。

在國內，已經出現過非遺保護的知識產權之爭。2011年5月底，被稱為“中國非遺保護第一案”的安順市文化局狀告張藝謀等人案敗訴一事成為新聞。被列入第一批國家非遺名錄的“安順地戲，，（項目編號為Ⅳ-90），為儺戲的一種，形成于明代初葉。據史料記載，其產生與明初來自安徽、江蘇、江西等地的安順屯軍有關，因隨軍流動，經常選取野外的低洼曠地進行演出，表演者所戴面具靠頭部前額并略向上傾斜成為其造型的主要特征，故名“地戲”。2004年張藝謀在云南麗江拍攝電影《千里走單騎》時，曾邀請安順市詹家屯的詹學彥等8位地戲傳人前往麗江參與演出，表演了安順地戲傳統劇目中的《戰潼關》和《千里走單騎》，但在影片中卻稱此為“云南面具戲”。

2010年，安順文化局狀告張藝謀等三人，為非遺討署名權，經過一年多的訴訟，北京西城法院一審宣判認為，影片使用安順地戲進行一定程度的創作虛構，并不違反《著作權法》的規定，并駁回了文化局的。表面上看，《千里走單騎》拍攝于2004年11月，上映于2005年12月，而安順地戲在2006年5月才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因而安順文化局無權主張署名權。但這一事件還是說明了當年地方政府對本地的傳統文化缺乏保護意識，而像張藝謀這樣的著名導演，作為藝術家也沒有注意在文化藝術品的生產過程中傳播正確的傳統文化信息。即便該作品在主觀上并不存在侵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故意和過失，也未對安順地戲產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貶損等行為，但由于電影的巨大影響力，事實上還是對廣大觀眾造成了安順地戲相關信息的誤導與混淆，也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項目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從保護傳統文化知識產權的角度看，無論如何，即便是出于對非遺及相關法規的尊重，當事人也應當做出道歉聲明。

五、結語

文化生態本身即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與自然條件、技術、經濟、歷史等有密切的關系。文化多樣性不僅體現在人類文化遺產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表現形式來表達、弘揚和傳承，也體現在借助各種技術和方式進行藝術創造、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應當納入文化大發展的總體戰略中統籌規劃、全面推進。早在1980年代，UNESCO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計劃中就有“作為屬于全人類的共同財產，文化遺產賦予每一個特殊的地方其可識別的特征，是人類經驗的寶庫。因此，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展示應是任何文化政策的重要基石”的指導意見。2011年11月，UNESCO大會又通過了一項關于城市保護的新國際建議――《關于歷史性城市景觀的建議》，建議再次強調了歷史城市整體保護的重要性，指出，“在全球環境變化中，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是提升城市地區宜居性、促進經濟發展、增強社會凝聚力的重要資源。人類的未來取決于對資源的有效規劃和管理，因而保護就成為了一種戰略，旨在以可持續發展為基礎實現城市發展與生活質量之間的平衡。”

第2篇：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的建議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文化遺產；保護；利用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16）10-0291-02

作為文化遺產的關鍵性組成部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它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同時也包括與上述文化類型表現方式有關的物質載體或文化空間。［1］根據非遺的概念和外延為評判標準，安徽省合肥市非遺資源豐富多樣，現今，合肥市共有4項國家級非遺項目，15項省級非遺項目，87項市級非遺項目，162項區縣級非遺名錄項目。

一、合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現狀

（一）合肥市非遺的種類和數量

“合肥”最早起源于司馬遷的《史記》：“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2］它作為安徽省的省會城市，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信息、交通、金融和商貿中心，同時也是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會員城市，素有“三國故地、包拯家鄉”之稱。就其行政級別以及文化歷史傳承的地位而言，應該是安徽省文化遺產開發相對成熟的地方。但經調查研究發現，合肥市文化遺產種類在省內的種類相對較少、數量也處于劣勢，仍有很多的非遺還未被發現或者申遺成功。例如，在安徽省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共有70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屬于合肥市的僅有5項，僅僅占據7.1%。［3］通過對安徽省文化廳所公布的信息梳理發現，到目前為止安徽省登記的非遺種類及數量中，屬于合肥市的非遺數量共有238項，僅占安徽省非遺種類的2.4%。

（二）合肥市非遺保護現狀

獨特的人文、地理、歷史特征，以及合肥古城獨特的人文氣息、地理環境、歷史氛圍造就了豐富多樣且極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遺存。除了豐富的物態文化遺產，其現存的非遺也是多種多樣，各種非遺種類達238種。但隨著歷史的不斷變遷、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推進，合肥地區的民間技藝呈現出不斷消亡的趨勢，大批民間文化載體也逐漸流失。一些依靠口頭和行為來表達的藝術也逐漸被人們淡忘，退出了人們的視線。同時，由于現在人們追求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豐富的物質生活，浮躁的社會風氣使現代非遺類傳承人不能夠靜下心來鉆研技藝，使許多傳承非遺的藝人們雖年事已高卻找不到合適的傳承人，從而導致傳承人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他們傳承技藝的條件艱苦，可能已經失去了傳藝的能力。根據《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要求從2006年開始，合肥啟動市級非遺保護工作，以“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為指導，通過普查的方式，將民間文化進行登記注冊，并經過專家遴選，最終把首批13項文化遺產列入合肥市非遺名錄。2007年，合肥市非遺保護進入規范化階段，建立了國家級、省級、市級、區縣級等四級非遺項目。2008年年底，隨著合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落戶于合肥市文化館，標志著合肥市非遺保護進入成熟與關鍵期。在非遺保護中心，市民們不僅可以看到聲色并茂的影像材料，更能欣賞到非遺傳承人精彩絕倫的文化技藝，從而使非遺文化傳承到千家萬戶。

（三）合肥市非遺利用現狀

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是合肥重要的文化資源，同時也是重要的經濟資源，合理地對此進行開發和利用將會對合肥的經濟發展形成一股推動力。在如何保護非遺這個問題上，當前討論出來的具有可行性的渠道有兩個，即非遺資源化與非遺開發利用產業化。對非遺資源的健康開發，不僅可以充分挖掘非遺資源中蘊含的經濟價值，更為重要的是為非遺保護注入了活水之源。例如，國家級名錄保護項目“廬劇”進行巡回演出，通過在合肥市的三縣、七區下基層演出對其進行開發性利用；“紙箋加工技藝”利用中開發新品種，滿足新時代消費者的需求。

二、合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的問題

通過調閱文獻資料，以及實地調查發現，合肥市雖然在開發利用非遺資源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仍面臨四大問題。

（一）非遺保護政策不健全

雖然在“十二五”期間，合肥市已經按照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政策鼓勵標準，給予30個左右的省級文化產業園區（基地）政策鼓勵，對凡是被認定為省級和國家級的公共服務平臺和文化科技研發重點實驗室，將給予100～200萬元不等的獎勵。但非遺保護的政策仍有所欠缺，當前對非遺的保護更多地是傾向于資金、政策的扶植和傾斜，但對非遺文化保護中的人才培養、管理優化等關鍵問題沒有提及或者是執行力度不徹底。

（二）資金持久投入度不足

當前合肥市針對非遺的保護，提出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繼承發展”的方針。對比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顯然更強調“傳承發展”是非遺保護的應有要義。但是，對非遺的保護當前更多地局限于“短平快”的開發，企業和個人過多地追求眼前利益，往往打著非遺的幌子，爭“名”取“利”。卻很少將利潤資金再投入到非遺項目的傳承和保護中，甚至扭曲和歪曲非遺的事實。

（三）非遺傳承人存在“斷代”危機

非遺的主要傳承載體就是人，人是傳承的重要環節。但是，傳承人卻陷入了困境：傳承人年事已高，可能已經沒有教授技藝的能力了。年輕傳承人缺乏老一輩傳承人的熱情和使命感。傳承人群體縮小，想要傳承非遺的人越來越少。同時還有部分傳承人只享受國家給的政策卻不盡義務去傳承和保護非遺，缺乏對傳承人的考核機制。

（四）非遺傳承形式單一

目前，合肥市非遺傳承方式依然傳統、形式單一。對非遺的記錄方式更多的是書籍記錄，記錄得不夠詳細，描述得也不夠徹底和全面，達不到全面描述非遺技藝的內容和特點的目的，而且在進行文字記錄的同時，每個接受者的理解也不同，可能出現偏差。一步一步的缺失會造成非遺一步一步地扭曲和消失。在高科技技術發展的今天還是需要技術層面的革新，利用新的形式去傳承和保護非遺。

三、對合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建議

（一）完善相關地方政策，地方與國家政策相輔相成

合肥政府要密切關注國家對于非遺保護的相關政策，積極利用國家的政策優勢，為當地的非遺保護和繼承工作提供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設立專門的管理部門，明確部門職責，服務非遺的申報和登記事務。與此同時，加強政府人員對非遺的認識，提高其服務技能，全面地管理好非遺項目，快速便捷地為非遺項目辦理手續。

（二）培養高素質的傳承人才，形成合理的保護和傳承機制

建立全方位、立體化的保護體系培養高素質管理人才，與國內高端院校合作培養全面的管理人才。在非遺工作開展中積極探索非遺保護面臨的機制問題，一步步地完善機制，形成體系。合理完善的機制和體系才能更好地便于非遺工作的開展和研究，非遺才能永續傳承，充分地被利用。同時非遺繼承人員之間應該形成完整的繼承規則和學習培養機制，培養更多更優秀的繼承人來繼承和發揚合肥非遺文化。

（三）非遺文化數字化，實現非遺文化的現代化發展和傳承

傳統的非遺記載形式已經無法滿足對非遺的記載和傳承。很多時候，文字可能不能全面具體地描述非遺的技藝。完善非遺的室內多媒體傳習設施，通過對非遺的線上和線下的立體傳播，強化對數字多媒體場地、設備等硬件設施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將其保護、傳承下去。

（四）發揮行業協會作用，整合社會資源

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各行業協會需發揮行業帶頭作用，主動積極地開展非遺相關的工作和項目，促進非遺的傳承與保護利用。規范建設非遺基地，建立更多分類別的基地展館，便于對孩子從小的教育，培養非遺保護意識。在全國政協委員李修松看來，中國應該，也一定會有屬于自己的迪士尼樂園。他所在的安徽，就有中國目前自主創新做得最好的特色主題公園園區——蕪湖方特第四期東方神話，其將一些國家級非遺項目做成了游樂體驗項目。運用文化創意結合科技手段，將厚重的文化變得生動活潑起來，吸引孩子去玩，去獵奇，從而去探索。

四、結語

對于非遺的研究有利于為現在生活的生產發展提供依據和創作源泉，有利于對非遺進行創新，轉化為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保護非遺便于合理地利用，利用非遺特殊的文化價值拉動經濟發展，提升文化軟實力。對于非遺的傳承和保護要從各個角度去研究，政府要樹立陽光政府的形象，提供便捷的非遺項目申報和保護的一系列服務。行業協會需要發揮行業間的合作和帶頭作用，主動為非遺工作出謀劃策，提供發展機會。學校需要配合非遺工作培養專業的高素質人才，中小學則要從小培養孩子們的非遺保護意識和學習意識。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EB/OL］.

［2］中國合肥門口網站［EB/OL］.

第3篇：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的建議范文

樊祖蔭：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國家改革方案政策的實施和經濟的大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很大變化，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少部分知識界精英覺悟到，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以中國自身的文化為根基，于是，有人就開始思考、重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問題。田豐就是其中付諸實踐的杰出代表。但當時的社會尚未形成對傳統文化進行保護的意識和氛圍，加上傳習館的某些做法存在偏頗之處，故其事業進行得相當艱難和悲壯。

文化月刊：田豐給我們留下的絕不是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

樊祖蔭：盡管傳習館最終未能堅持下來，但田豐保護、傳承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特別是保護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理念是正確的，與我們現時非遺保護事業的總體要求相一致，他為追求真理而特立獨行的精神與實踐為我們后來者樹立了一面旗幟，作為非遺保護事業的當代先行者，田豐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對傳習館的實踐我們應當認真總結，汲取經驗，吸取教訓。做一個社會性的大事業，應當得到政府和多數民眾的認同和支持，需把帶頭人的民族文化自覺意識，發揚成為多數參與者的共識，讓民族文化的擁有者充分認識到保護自身文化血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可能是田豐創辦傳習館留給我們的最大啟迪。

文化月刊：源生坊接續了田豐的事業，在操作上更實際。您怎樣看待劉曉津和源生坊的嘗試?能給他們一些什么建議?

樊祖蔭：我對源生坊的活動只看過一些文字介紹，沒有更多的了解。從介紹來看，我以為劉曉津等同志確實在接續田豐的事業，并在具體操作上更符合非遺保護的要求和實際。我想源生坊的活動，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與當地的保護機構有更多的合作，使其成為當地保護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靠力量；有關的理論、理念問題，也可與當地保護機構多溝通，使之形成共識，在共同目標的指引下，為民族文化的保護事業做出自身的貢獻。

文化月刊：搶救和保護民族民間文化的最終目的是什么?

樊祖蔭：從保護的意義上來說，保護傳統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護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保護民族文化在歷史、藝術、文化和科學等方面的價值，保護民族文化的基因和種源，其終極目的則是創造、發展中國現代民族文化。社會是在不斷朝前發展的，我們要用過去社會產生的優秀文化為當代社會服務。

第4篇：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的建議范文

一、項目基本情況

打鐵花是僅存于河南省確山縣的大型民間傳統焰火，因歷史悠久、傳承有序，文化內涵豐富、表演氣勢磅礴、恢宏壯觀而獨具特色，故被專家和媒體、網友們稱為“中原文化奇葩、民間煙火之最”、“中華第一鐵花”、“中國最牛的鐵花煙火”。1993年收入《河南文化文物年鑒》；2004年被列入河南省首批民間文化遺產項目保護名錄；2007年2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2008年6月，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該項目起源于中國道教的煉丹術和民間金屬冶煉，曾是道士們降魔祈福的武法事。至北宋初年，形成了道士與民間金、銀、銅、鐵、錫五門工匠祭祀共同的祖師太上老君和火神的娛神活動。后來由于受到官方和民眾的喜愛與推崇，在發展傳承的過程中又吸收了銅器、龍燈、鞭炮、煙花和民間社火的加入，逐漸形成了大型民間傳統焰火，至今已有千余年歷史。其文化內涵包括了道教文化、冶鐵文化、祭祀文化、民間工匠文化、民俗文化、社會文化、節慶文化、技藝傳承、信息傳遞、煙花鞭炮文化、古代廣告文化等豐富的古代文化信息，有著很高的社會和科研價值。

二、開展搶救性保護工作情況

“十一五”期間，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非遺保護工作，建立了“確山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和“確山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制定了《確山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案》，并認真實施，在未得到國家和省市非遺保護專項經費的情況下，籌措資金數十萬元，對該項目進行深入挖掘整理。先后在本地舉辦了10余場確山鐵花表演。確山鐵花被授于國家級非遺項目后，縣政府又撥出5000元，對傳承人和鐵花表演隊進行獎勵。

確山鐵花表演規模宏大、氣勢磅礴，雖然表演本身十分安全，但由于群眾非常喜歡，每次表演動輒有數萬人甚至十余萬人觀看，主辦方必須事先周密籌劃，辟出一處較大的場地，制定出防止觀眾擁擠的安全措施。為此，縣委、縣政府每次舉辦確山鐵花表演，均事先協調文化廣電、公安、交通、城管、城建等提前做好安全預案，保證了鐵花表演活動的絕對安全。這種做法也是對確山鐵花進行保護的一項重要措施。

另外，經過傳承人的不懈努力，還挖掘整理出關于《確山鐵花的民間傳說》9篇，《民間歌謠》10余首、以及《確山鐵花的傳承譜系》、《確山鐵花的花棚搭設及祭祀形式》等文字記錄近十萬余字；已初步對確山鐵花的表演程序進行了錄像、拍照；對與鐵花相關物品也正在積極搜集中。

三、開展傳承工作情況

為了讓老藝人在表演中帶領徒弟進行現場實踐，傳承鍛煉一批年青人，我縣除先后在本地組織了10余場演出外，又撥出補助資金支持確山鐵花隊赴外地表演20多場，對確山鐵花進行了展示性保護，既擴大了確山鐵花的影響，又在實踐表演中鍛煉了一批中青年藝人。

從2002年起，傳承人自費20多萬元，購置了打鐵花所需的爐具、原料、服裝、道具、龍燈等，組建了一支20多人的“確山鐵花民間表演隊”和15人的龍燈隊（主要是傳承人的子弟和親屬），對這支隊伍進行松散型管理。又利用好友的個體澆鑄作坊作為培訓基地，抽空進行鐵花表演和龍燈表演培訓，有表演活動時臨時通知集中，表演活動結束后，按表演產生的收益平均分配。平時隊員各自為業，傳承人抽空進行傳免費傳授技藝，有表演活動時，再進行實踐演練，起到了傳承絕技的作用。

這支確山鐵花表演隊伍2004年首次走出家門，應邀赴省會鄭州參加“第三屆中原文化廟會”，在鄭州引起轟動，被廟會組委會和省民間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領導小組評為民間藝術金獎和特別金獎；特別是2008年春節期間，確山鐵花表演隊應“中國民間文化遺產進京展演展示活動組委會”的邀請，傳承人自費組隊，赴北京中央電視臺北普陀影視基地連續表演17場，受到北京專家、各界觀眾和外國友人的高度評價，中央電視臺朝聞天下及全國數十家新聞媒體爭相報道。表演結束，確山鐵花被專家評為“金獎第一名”，稱之為“中華第一鐵花”。此次北京之行雖然傳承人賠了兩萬多元，但傳承了技藝、鍛煉了隊伍，培養了人才，擴大了影響，拓寬了視野，為確山鐵花走向市場積累了經驗，為鐵花的傳承奠定了良好基礎。

2011年傳承人在文廣新局領導的支持下，自費3萬余元，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活動，為博世學校等五所中小學廣大師生講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知識，講授確山鐵花的歷史淵源、文化內涵、表演技藝等，并在校園內舉辦了確山鐵花專場表演，讓師生既了解了確山鐵花表演的全部過程，又感受了確山鐵花絢麗多姿、振奮人心的藝術魅力。

四、開展宣傳展示和研究工作情況

為了擴大確山鐵花的影響，我縣積極開展宣傳展示和研究工作。先后支持傳承人帶領確山鐵花民間表演隊應邀赴鄭州、開封、北京、新鄭、上蔡、駐馬店等地參加中原文化廟會、春滿中原民俗廟會、宋都民俗廟會、北京中原民俗廟會等公益性展演，多次榮獲民間藝術表演一等獎和特別獎，產生了轟動效應。同時，縣委、縣政府還熱情接待了中央電視臺、河南衛視、湖南衛視、香港NTV等全國各地新聞媒體記者來確山，對確山鐵花及傳承人進行專題跟蹤采訪，取得了良好了社會效益。確山鐵花先后被央視一套、四套、十套、及河南衛視、北京衛視、江西衛視、湖南衛視、廣東衛視、湖北衛視、深圳衛視及河南日報、大河報、東方今報、鄭州晚報、羊城晚報、武漢晚報、上海中國地理雜志、北京炎黃地理雜志、航空旅行雜志等多次報道，有些媒體還向全世界進行專題推介，不僅宣傳了確山鐵花，也宣傳了駐馬店，宣傳了河南，展示了中原博大精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上，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

傳承人撰寫的論文《確山鐵花考》、《一個值得推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確山鐵花的傳承譜系和文化內涵》、《確山鐵花的花棚搭設及祭祀形式》等，多次參加省、市及全國論文研討會，被收入文化部、文化廳等多家《非遺保護論文集》中，并多次獲優秀論文（最高獎）。

五、存在的問題

對于確山鐵花的保護，地方政府和傳承人雖然都做了不少工作，無論在宣傳展示，擴大影響，傳承技藝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就全面保護這一珍貴文化資源方面，還存在如下問題：

1.確山鐵花雖然已被省政府和國務院命名為省級和國家級非遺項目，但各級財政對該項目的保護資金至今尚未到位。除地方政府10余年來撥出的數十萬元資金用于表演外，傳承工作多年來主要靠傳承人自費苦力支撐，幾乎花光了一生的積蓄。沒有國家非遺保護資金的支持，保護難度很大。

2.身懷絕技的確山鐵花傳承人及打鐵花老藝人均年事已高，而且體弱多病。年青人雖然喜愛確山鐵花，但為了外出打工掙錢，又不愿學這一眼下還帶不來經濟效益的絕技，長此下去，確山鐵花依然面臨滅絕的危險。

六、對確山鐵花保護的意見和建議：

1.應全面貫徹落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各級政府對非遺項目保護經費應盡快落實到位，使非遺保護工作常態化、制度化、規范化。讓傳承人利用保護經費舉辦確山鐵花表演培訓班，收徒傳藝，使這一絕技后繼有人。

2.應在駐馬店或確山某地，或依托某處公園、游覽區建造一處確山鐵花表演點，經常進行表演，既擴大了影響，又鍛煉了年青人，用所得收入給藝人開支，還解決了經費不足的困難。

第5篇：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的建議范文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運河綜合保護的應有之義。京杭大運河不僅是“國之瑰寶”，更是杭州的“城之命脈”。橋西區域是杭州運河綜合保護工程的核心地塊，也是京杭大運河（杭州段）保存歷史遺存較為集中的主要區域。館群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所開展的一系列工作，在橋西歷史街區打造以懷舊文化和傳統非物質文化為重點的特色街區，豐富街區文化內容中發揮了重要的帶動作用。以館群為核心來帶動橋西街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對保護大運河原真性和完整性、進而推動運河申遺意義重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的核心定位。館群要打造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必須立足自身發展特色，也就是依托運河、橋西街區依河而居的濃厚生活文化氛圍，通過工美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實現杭州傳統文化的活態展示與傳承。目前，館群最顯著的特色是張小泉剪刀、王星記扇業、西湖綢傘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和傳承，并實現了“老廠房”、“老字號”、“老遺產”和“老手工藝人”的有機結合，是全國首家以刀、剪、劍、傘、扇為展示主題的國字號博物館群落。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館群最為核心的定位與內涵。

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非遺保護傳承創新實踐及經驗博物館對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博物館傳統的藏品征集、整理和收藏功能,對已經滅絕或無搶救可能的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二是以生態博物館為代表的現代博物館做法,通過保護理念的“進化”,實現對還“存活”的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保護”。與以往“博物館化”幫助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擺脫文化危機、成為暫時延續生命途徑的定位不同，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定位更高，就是要依托運河橋西區塊得天獨厚的歷史人文底蘊和生活文化氛圍，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繼承人，有創新性，有產業鏈，重新走入大眾生活，實現文化生態的修復與傳承。因此，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是一個“具有杭州特色的文化生態式博物館群”模式。這個模式的具體創新，可以用“生活、活態、活動”三個關鍵詞來概括：生活———讓非物質文化遺產回到生活。作為民俗文化的精粹，工藝美術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自民間、來自生活。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由于工業化、標準化浪潮的沖擊，傳統工美文化受到沖擊，逐漸淡出大眾生活。只有和社會大眾日常生活進行緊密結合，把工藝作為一種文化和習慣滲透進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傳統的藝術形式才可以重新煥發市場活力。一是依托運河橋西街區，打造非遺保護傳承的生活空間。京杭大運河，經歷了2500多年的滄桑變遷，是至今仍然活著的、流動著的、重要的人類文明遺產。橫跨在運河上的拱宸橋，是大運河最南端的標志。橋西歷史街區是杭州目前為數不多的集中反映大運河歷史風貌的歷史文化街區。2010年，橋西歷史街區順利開街，在“保護第一、生態優先、品質至上”等七大理念的指導下，保留了大批歷史建筑及非物質文化遺產，橋西歷史街區完美呈現出“倚河而居、倚河而業、倚河而游”的生態人文特色街區，成為人們了解運河文化、杭州歷史與橋西歷史文化的活態讀本。作為橋西街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以打造“沒有圍墻的博物館”、“老百姓自己的博物館”為目標，在博物館建設中始終秉承“保護第一”理念，將“老字號”、“老遺產”和“老廠房”有機結合，讓整個博物館群與整個運河和橋西街區相互融合，營造了人與河、傳統與現代、時間與空間彼此交融、相互滋養的生活空間，實現了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活態體現與傳承。二是創新展示形式，讓非遺貼近日常生活。在展陳示計上，博物館群通過多元化、現代化和動態演示等手段，揭示出展品背后的智慧和情感。在館群展品陳列中，打破了傳統的器物定位展示模式，既有系統全面的展品歷史背景介紹和傳統工藝的場景展示，也有利用現代聲、光、電等高科技手段對傳統的現代解讀，使參觀者可以全面了解展品所包含的材料、工藝、形制、藝術風格與人類社會生活的關系，及其所承載的人類精神活動等豐富內涵。在場景設置和互動環節的安排上，也從“非物質文化展覽”的本質出發，為更好地理解非物質文化而設置，比如通過張小泉作坊的場景復制、現場刻花表演、西湖綢傘現場制作等，讓游客有身臨其境的感覺。三是打造“流動的博物館”，讓非遺文化走入學校和社區。博物館群還積極開展“流動的博物館”活動，把博物館的相關展覽、活動、工美技藝送到社區和學校。2010年，活動走進福利中心等4個社區（中心）和拱宸橋小學等9所學校。

2011年，活動又走進沈塘橋社區6個社區，杭州聾人學校等15所小學及浙江旅游職業學院等3所高校。2012年，“流動的博物館”走進學校共計12次，如浙大城院、文瀾中學、明珠實驗學校、保俶塔實驗學校、市聾人學校、中國美術學院、源清中學等都進行活動展覽。活態———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活下去。非物質文化遺產要真正得到傳承，最重要的不是讓它成為歷史，而是要讓它活著，而要活著，就必須有活態的展示，必須得到傳承和發揚，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保護”。一是打造手工藝活態展示館。手工藝活態展示館一期于2010年11月正式啟動籌建，2011年5月開館，建筑面積1538.86平方米，其內部結構保存完整、民國特色鮮明。手工藝活態館二期將于2012年底啟動，計劃于2013年9月建成開放，屆時將實現擴容1300平方米。展館現有入駐廠家12個，近30位藝人長期進行現場表演，展示銷售的手工藝品近百余種。目前已成為集工藝表演、體驗、教學、銷售“四位一體”的非遺亮點，其中手工藝現場制作包括王星記制扇及民間扇面繪畫、張小泉制剪、西湖綢傘和四川瀘州油紙傘制作4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剪紙、紫砂、陶藝、手工旗袍4個傳統類手工項目，以及手繪、手工皮具、軟陶捏塑3個現代創意手工種類。到2012年10月底，活態館累計共接待游客50.3萬人次，團隊291個，廣受社會各界歡迎。展示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特殊價值，主要體現在內容的代表性和綜合性、展示的真實性、發展的可持續性，以及組建方式的社會性。二是國大師帶徒。“國大師帶徒”是全國工美行業傳承發展史上的首創項目，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一次創新，它由杭州市文創辦、杭州市經信委、杭州市運河綜保委主辦，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承辦。項目旨在弘揚傳承國家級杭州工藝美術大師的藝術精神和精湛技藝，進而帶動杭州工藝美術行業人才建設和發展，促進師承模式的科學化、系統化和規范化，使杭州工藝技藝和工藝產業規模與層次得到進一步提升，力爭5—8年培養出10名以上工藝美術大師的工藝高端人才。

活動———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活起來。非物質文化遺產要走進生活，除了機制的設計和推進之外，還需要通過一系列感性的活動，帶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市民的持久互動，激發市民對非遺的文化需求，從而進一步引起全社會關注。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開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主題活動，社會反響十分熱烈。一是非遺文化創意集市。2010年國慶期間，博物館首次推出了刀剪市、扇市、傘市三大文化創意集市活動，特別邀請張小泉、王星記、浦江麥稈扇廠、西湖綢傘等廠家參與，展現刀剪、傘、扇悠久的歷史文化和鮮明生動的生活特色。2012年端午節期間，開展了以“曲藝大觀、非遺技藝、民俗展賣、手工游園”四大特色活動為主的“非遺集市”主題系列活動，集中宣傳展示了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傳統技藝，共邀請到全國47家非遺項目參展。2012年青春創意集市集大學生和社會手工達人的力量，不僅手工作品有創意，活動內容和形式更是推陳出新，互動性強，參與面廣，宣傳效果好，既傳播和推廣了傳統的非遺文化，又搭建了各類現代創意手工的交流平臺，更傳遞和宣揚了環保創意生活的新理念。經過幾年的發展，以非遺為特色的文化集市已逐步成為館群的品牌活動。二是舉辦非遺文化系列展覽。圍繞非遺主題，館群舉辦了系列展覽活動。具體包括“紙剪傳奇”———桐廬剪紙胡家芝、謝玉霞、朱維楨、王德林四人展，“傘行天下”———休閑、軍事航空傘具展，“紙剪傳奇”民間剪紙作品系列展之吳素蓮剪紙作品展，“扇動風發”系列展———袖里翰香•百年藏書樓的風雅，“紙剪傳奇”之富春擷英———桐廬剪紙作品展，“感悟非遺”系列展“來自田間的守望”———浦江麥稈剪貼作品展，“扇動風發”系列展———澄懷博雅•孤山南麓的民國風，“感悟非遺”系列展之光影傳奇———海寧皮影展，“扇上清風”———高甬春書畫藝術展，傳承與弘揚———浙江民間文藝十大特聘專家師生精品展等。三是舉辦節假日非遺主題活動。2011年6月，博物館成功承辦了“文化遺產與美好生活———2011年中國文化遺產日”廣場活動，并現場進行了油紙傘糊傘面、西湖綢傘貼青、張小泉刀剪刻花、現場剪紙、彩繪表演等手工藝活態演示，同時在四大館區分別開展剪紙現場體驗、剪紙大賽提升班、運河歷史人文風情圖片展等一系列主題活動，受到市民和游客的歡迎。進一步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策建議近年來，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逐漸探索出了一條“發展性保護、生活化傳承”的路子，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下一步，館群應繼續立足“生活、活態、活動”理念，繼續探索具有杭州特色的文化生態式博物館群模式，從產業園區打造、體驗旅游線路設計、演藝項目開發等方面做好優化提升工作。

規劃打造非遺文化主題創業產業園。單一的博物館往往只能實現留存的功能，而無法做到傳承和發揚。要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保護”，創造出非遺傳承的生態空間，就必須打破博物館的單一功能，以博物館為核心，整合研究、創新、生產、展示、體驗、銷售、傳承等各個環節，打造出一個非遺保護的文化生態空間。建議以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為核心，整合橋西街區，聯動京杭運河杭州段沿岸各點，打造非遺文化主題創業產業園，吸引全國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品牌企業或傳承人入駐，通過整合各方資源逐漸打造形成一個“非遺文化主題創業產業園”，以非遺為線索進行相互貫通、串珠成鏈，并做好功能、業態、旅游體驗等專項規劃，真正把這些空間有機融合起來，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自我創新、發展、傳承，以及社會大眾進行非遺體驗、交流、學習，具有濃厚文化底蘊和生活特色的文化生態空間和創業產業園區。打造非遺文化特色演藝項目。重點突出運河文化，打造一批非遺文化主題演藝項目，可以以博物館為核心，擴展到整個橋西街區，進行節目的設計和表演。同時，邀請各地非遺項目及老藝人參與，支持已有的演藝表演項目及節慶活動入駐博物館及街區，形成非遺及民間演藝的集聚中心，進而吸引市民和游客的參與，增強整個區域的趣味性、文化性，提升非遺氛圍。

第6篇：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的建議范文

我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社會參與對于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明確了社會公眾具有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權力和義務。

盡管我國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都已經認識到了社會參與的重要性，但文化遺產保護的實際工作中社會力量的有效參與度非常之低。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的權力無限延伸，管的理內容包羅萬象。受這種“萬能政府”的體制慣性影響，我國建立起的文化遺產管理制度是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制度，政府包辦了幾乎所有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普通民眾的知情權、發言權、監督權和參與權很難得到保障。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與社會公眾脫節，造成了公眾保護意識的淡漠，文化遺產保護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歷史文物的保護與利用過程中更多見到的只是官員、專家、商家等，而根本見不到當地草民介入的身影。尤其許多地方政府部門在處理文物保護事務中往往都是一言堂，沒有予社會公眾應有的權利，這導致了社會民眾在文物保護事務中缺位現象的發生。……歷史文物保護喪失了最根本的依靠力量，因而國家投人雖然增長迅速，破壞事件卻頻頻發生，文物保護依然危機重重”。非遺保護工作由于缺乏社會參與也出現了種種問題，如民眾缺乏對文化遺產價值的認同，“非遺的代表性傳承人容易產生依賴心理，養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習慣，甚至出現政府不給錢、不給政策就無法生存的現象”，一方面政府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投入了大量資金，另一方面文化遺產在民間的傳承卻越來越困難。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需要社會公眾的普遍參與，僅靠政府管理部門和專業工作者很難將這一工作真正做好。文化遺產保護如果沒有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義。

二、社會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實施路徑

要做好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必須改變當前文化遺產保護公眾參與度過低的局面，真正建立起政府主導下的、社會廣泛參與的多元主體保護新格局。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由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公民個人等組成，其中政府是最基本的保護主體。政府應當從宏觀的角度對文化遺產工作進行全面的協調與規劃，主要通過提供科學合理的保護政策、健全的保護組織機構、相對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充足的資金保障與科學的運作機制等來實現對文化遺產的保護，避免介入具體的技術性操作層面。政府要充分調動社會各界的積極性，組織、整合社會力量參與到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來。

第一，提高社會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和技能。在“政府主導”的體制下，我國社會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積極性較低，很少主動參與文化遺產保護活動，多數情況是被動地參加各級政府部門和團體組織的活動。面對這種情況，政府要動員社會各界積極參加文化遺產保護，調動社會公眾參與的積極性。政府可以通過組織宣傳教育活動加大文化遺產保護的宣傳力度，如舉辦學術活動、開辦專題講座、開設免費專欄等，營造保護文化遺產的社會氛圍，增強全民的文化遺產保護參與意識。政府應充分發揮媒體的社會輿論導向的作用，鼓勵和支持媒體在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實施過程中，發揮其普及教育和宣傳動員的作用。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業性較強，社會公眾必須具有一定的專業素養才能真正地參與其中。我國民眾整體文化素養較低，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知識嚴重匱乏，這一方面降低了民眾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關注度，另一方面也阻礙了民眾直接參與到文化遺產保護活動中去。針對這種情況，政府應在社會上大力普及文化遺產知識，用多種形式對社會公眾開展免費的文化遺產教育，提高公眾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和技能。

第二，保障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美國的遺產官方管理機構國家公園管理局明確規定:所有的重大事物在決策過程中必須讓公眾參與，開通網站鼓勵社會公眾積極參與規劃，決策在正式出臺之前舉行多次公開會議向公眾征詢意見，在一定范圍進行全民公決，這讓社會公眾在文化遺產保護中擁有較強的話語權。借鑒美國的經驗，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保障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首先政府要公開文化遺產和相關工作的信息，加強與民眾的溝通。把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政策和信息傳遞給公眾，讓公眾及時了解文化遺產方面的最新動態。其次，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提供各種媒體渠道讓社會公眾發表意見、提出建議或批評，并對社會公眾的意見進行反饋，根據社會公眾的意愿修正政府決策。再次，政府應自覺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重視并及時將處理公眾的舉報，將處理結果向公眾公布。最后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政府應根據國家法律和實際省情來制定地方法規。雖然我國政府從法理上賦予了社會公眾民間參與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權力，但缺乏具體規定，可操作性不強。地方政府應盡快出臺詳細的地方法規，劃分地方各級政府和社會公眾在參與保護管理工作時各自的權責，明確相規定關工作程序，用法律法規切實保障社會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權力。

第三，建立科學的專家決策制度。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具有較高的專業性要求，政府職能部門應與大學等相關科研單位密切合作，避免因政府缺少專業知識而給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帶來負面效果。我國政府通常采用科研項目的形式組織專家為政府決策提供建議，這種形式只能解決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某些重大問題，還有更多的具體工作無法得到專業的技術支持。為更好地推進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地方政府可設立專業的文化遺產咨詢委員會，成員由來自相關科研機構、高校的專家學者組成，為各級政府提供專業技術咨詢，減少政府的決策失誤。

第四，積極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在西方國家，社會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多是以民間社團的組織形式進行。組織分布在全國各地，使社會公眾能夠廣泛地參與到當地的文化遺產保護中。

第7篇：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的建議范文

阿義娜（1987-），蒙古族，青海海西人，西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2011級民族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摘 要：本文以甘肅省民族地區為代表性研究區域，并從實際出發，分析我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及困境，并結合其現狀及困境總結出一條切合甘肅省民族地區實際，能夠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起到積極作用的出路。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困境；出路

一、相關概念界定

（一）甘肅民族地區

甘肅省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現有54個少數民族，據《甘肅省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該省少數民族人口數為2410498人，占全省人口總數的9.43%。轄14個地級市（州），其民族地區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臨夏回族自治州兩個自治州，有天祝藏族自治縣、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東鄉族自治縣、麥積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等7個民族自治縣，共39個民族鄉。民族自治地方面積17.9萬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積的39.8%。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

據2011年2月25日頒布，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界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務和場所。包括：（一）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二）傳統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三）傳統技藝、醫藥和歷法；（四）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五）傳統體育和游藝；（六）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

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反映少數民族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人文遺跡、遺物和傳統知識及其表達、實踐等的藝術形式，也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現形式。

二、甘肅民族地區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

自2004年10月，甘肅省正式啟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2005年，全省投入各類普查人員近萬人次，開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走訪、調查民間藝人、非遺項目傳承人3萬多人次，共普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線索逾27000條。經過普查初步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4133項，囊括了民間文學、民間美術、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雜技、民間手工技藝、生產商貿習俗、消費習俗、人生禮俗、歲時節令等16個大類。

經過先后不斷努力申報，甘肅省先后有土族格薩爾、裕固族民歌、蘭州太平鼓、環縣道情皮影戲、涼州賢孝、慶陽香包繡制、天水雕漆制作技藝等61個項目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另外，甘肅省政府公布了三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64項代表項目名錄，各市（州）公布名錄805項，縣（區、市）級名錄項目達到了2422項，在全省范圍內建立了較為全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

從2008年開始，在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下，開展完成了西北特色民歌“花兒”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工作。2009年9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審議并通過“花兒”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與此同時，積極探索和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機制，制定出臺了相關辦法，對傳承人的認定、管理、權利和義務作出明確規定，并給予傳承人一定數額的補助經費。各地結合實際，建立了一批專門的傳承基地、專題博物館、民俗博物館、傳習所。為不斷擴大非物質文化遺產影響力，我省還舉辦了一系列展示、展演、宣傳活動，并積極參加成都國際非遺節等活動，重點宣傳展示了甘肅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各地還深入挖掘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積極打造了慶陽香包節、松鳴巖花兒會、乞巧節等代表民族區域文化特色地方節會。

三、甘肅民族地區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困境

雖然甘肅省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但隨著社會變遷和生態環境的急劇變化，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和傳承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并急需通過有效措施加以保護。當前，甘肅省民族地區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存在如下困境：

（一）保護資金不足，基礎設施不完善。

在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設立專項資金進行支持，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和保護工作是一個持久的過程。加之甘肅省作為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大省，“非遺”遺產種類繁多，普查難度大，如果沒有長效的經濟支持很難完成保護任務。

（二）民間傳承人無以為繼。

目前，甘肅省已有41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省級項目代表性傳承人295人。面對16個大類的4133項門類繁多，亟待保護和傳承的“非遺”項目，對于民間傳承人的培養和保護就顯得尤為重要。當前形勢，現代化進程推動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年輕人，開始接受外來文化，對民族傳統文化知之甚少。在老一代傳承人漸漸老去的同時，許多傳統技藝面臨失傳的危險，無以為繼。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文化旅游資源，在開發中遭到損害

承載了民族精神與民族情感的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智慧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文化旅游資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沖擊下，非物質文化遺產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急劇變遷，大批有歷史文化和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甘肅省少數民族地區對優秀旅游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尚處初步階段，在文化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損害。

四、甘肅民族地區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出路

根據以上存在的各類問題，結合甘肅民族地區實際，提出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對策性建議，整理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出路如下：

（一）增加資金扶持力度，建立長效的扶持機制

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力度的前提是增加資金的扶持力度，并且不能滿足于暫時性的扶持，要有一個長期的傳承與保護規劃。盡快形成以政府官方為主導，博物館、文化館等相關部門積極參與協調一致的保護、扶持機制。

（二）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利益，吸引更多人的加入

我國“非遺”工作，長期以來采取“自上而下”的開發與保護模式，能夠自覺參與其中的并成為以傳承人的民眾少之又少。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多為老一輩傳統藝人，其晚年的生活一定要得到切實的保障。只有解決了傳承人的后顧之憂，才能使其更有心力，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工作。并能在其周圍產生積極的影響，感染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加入。

（三）在開發中保護，保護時合理開發，做到開發與保護并重

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反映少數民族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人文遺跡、遺物和傳統知識及其表達、實踐等的藝術形式，也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現形式。因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開發中應該考量其本身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精神的代表性，要在搞好民族地區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的同時保護好那些作為少數民族優秀文化表現形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努力使得二者達到平衡，不得厚此薄彼，做到保護與開發并重，傳承與發展兼顧。長期堅持做下去定會力挽狂瀾，守住人類精神家園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本文為西北民族大學2011年度研究生科研創新立項項目：《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困境及出路研究-以甘肅省民族地區為例》（項目編號：ycx12085）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張倩.甘肅日報.甘肅省非遺保護成效明顯[EB/OL].http：//.cn/system/2011/08/10/012120559.shtml.2013-4-17

第8篇：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的建議范文

內容摘要：保護和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四川災后旅游重建工作重點之一。本文建議利用開發旅游房地產的模式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采取適當的整合營銷策略，重塑四川旅游新形象，使災后四川旅游目的地更能貼合游客的心理及感知，實現旅游房地產開發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雙贏局面。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旅游房地產 旅游目的地 口碑營銷

同物質文化遺產一樣，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同樣具有科學價值、文化價值與歷史價值。它能將一個民族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特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維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識等形成產業化，是一種文化不斷積累和傳承的過程（王焯，2009）。而旅游房產具備不動產投資和休閑度假消費雙重屬性，是一種結合了金融業、房地產業、旅游業和資產管理的復合型投資開發及經營管理概念。因此，一方面將非物質文化依附于旅游房地產這種載體，進行產業化開發和經營，可以得到更廣泛的認識和推廣；另一方面旅游房地產在客觀上又是具有極高價值的旅游資源，反過來又能夠推動著當地旅游業的發展。

大力發展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

四川作為中國西部大省，遼闊的地域、豐富的自然資源、悠久的歷史和絢爛的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門類齊全、豐富多彩（澤波，2010）。國務院在2006年公布的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目錄中，四川擁有27項；2008年公布的國家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目錄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中四川又有78項，位居全國第三（練紅宇，2010）。但是，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四川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遭受到嚴重破壞，損失難以用數字來衡量。

最大限度和最廣泛地利用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資源的方式就是旅游，旅游能將經濟與文化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四川災后旅游業的恢復需要一個長時間的過程，特別是針對于境外游客的入境旅游更是一個長期的恢復過程。不過，這樣的情況在2010年開始有了較好的轉變，境外游客開始逐漸增多。2010年1月至5月入境游客人數已達27.66萬人次，比2009年同期入境游客總量21.34萬人次增加了近30%。

災難亦是契機，這次地震應喚起我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合理保護的深度思考，怎樣才能使其傳承下去，得到更好的發展與利用。而旅游產業由于擁有豐富的、具有高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也能擁有更好的發展前景。四川省豐富的非物質文化資源令成都建成落戶了我國第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公園，并于2007年5月和2009年6月先后舉辦了兩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非遺是重要的人文旅游資源，具有豐富的旅游開發價值（曾亞玲，2010 ），四川憑借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和“非遺”文化資源，打出了四川的名聲和品牌，有利于促進四川非物質文化保護和傳承工作，給其帶來更多存活的空間，有利于推動四川災后旅游產業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為四川旅游業增添無盡的魅力和效益。

旅游房地產的產業屬性

旅游房地產的發展歷史并不長，同時也是個“年輕”的概念。其發源地始于法國地中海沿岸。旅游房地產開始的標志是1964年法國阿爾卑斯山地區的別墅度假村，它首次采用了分時銷售的方式招攬客戶，旅游和房地產緊密結合，標志著旅游房地產業的誕生。隨后這種方式在瑞士和歐洲其他國家傳播開來。

“旅游房地產”是在引進國外“分時度假”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發展和創新而來的。由于產業歸屬的困惑、產品的豐富、實踐的迅速變化、“旅游”與“房地產”的交叉和融合性等因素加大了旅游房地產概念的界定難度。目前國內學者對旅游房地產的概念界定還不統一，尚未形成公認的概念。如祝曄和殷紅衛（2010）認為，旅游房地產是指以旅游景觀為依托，以房地產開發為經營手段，具有旅游、休閑、度假功能的旅游產品和物業形態。

不同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對旅游房地產的概念進行了闡釋，雖然在界定其概念時強調的側重點不同，但是在基本的核心認識上是一致的。從房地產的角度而言，旅游房產（住宿業）是圍繞滿足現代旅游業發展對住宿業需求而出現的房地產開發模式。從投資的角度而言，旅游房產（住宿業）是各類資本通過對與旅游住宿相關的房地產進行投資開發，來獲取投資收益，是針對旅游業投資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產品的特征而言，旅游房產具備消費和不動產投資雙重屬性，具體體現在：一方面，旅游房產（住宿業）是現代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各類旅游、休閑度假者提供相應的住宿、餐飲、娛樂等高品質消費服務；另一方面，旅游房產也是商業房地產投資開發產品，具備極強的投資經營和資產增值價值。

筆者認為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對旅游房地產的產業屬性做出界定：廣義上，所有與旅游業相結合具有一定旅游主題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或者開發方式上實現旅游服務功能的旅游住宿設施以及間接為旅游服務的地產開發項目都可以叫做旅游房地產；狹義上，旅游房地產是以多種旅游項目為依托和基礎，以旅游區域的景觀、生態、文脈為開發契機，以優美的景觀和良好的度假休閑配套設施為主要特征，通過與旅游項目的嫁接與融合，兩者互為依托，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個旅居結合的、融旅游、休閑、度假、居住等諸種功能于一體的大型旅游休閑社區，并且所開發的房地產項目以本地區以外的人群為主要銷售對象。

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房地產共生發展策略

單純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旅游的重要資源之一，還不能充分挖掘旅游業的潛力，而應放眼未來，利用開發旅游房地產的模式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采取適當的整合營銷策略，重塑四川旅游新形象，使災后四川旅游目的地更能貼合游客的心理及感知，從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尤其是海外游客重來四川旅游。

（一）建立健全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機制

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形態的復雜多樣性決定了其保護與發展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雖然一些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也許可以經過包裝和商業運作產生一定的效益，但大多數非遺項目本身的文化價值還有待進一步發掘，其生命力已經相當脆弱， 如果對其開發和商品營銷不當，極有可能將會導致其更加邊緣化、瀕危化，甚至喪失其文化品質及本真性價值（馬知遙，2010）。因此，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開發過程中，不能盲目迎合旅客的需求，不能忽略遺產本身的不斷變化，在維持其本身穩定性延續的同時也要注重其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征，符合事物客觀發展的規律，在發展同時也須要維護其本真。

（二）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房地產資源的整合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通過旅游房地產的開發，有利于帶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的發展。通過建立國內包括國外的交換平臺，將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納入到一個更大的系統中擴展客源空間，提高行業間的競爭力，進而滿足消費者新的需求，避免產品供應過剩。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市場本身需要創新，將多元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統一主題的旅游地產、旅游公園的形式出現，必將為我國的旅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找到切合點，并在互動中尋求更好的發展方向和更快的發展速度。

（三）完善旅游配套設施建設

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僅是由于自然外力的損毀，同時也由于對其發展的不加重視，非物質文化正在快速消失。通過產業化運作，能擴大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受眾（錢陳翔，2010）。旅游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目前四川地區旅游每就業1個人，可以間接帶動社會就業4.7人。因此，建議將產業化的方式引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開發中來，通過“旅游導向型土地綜合開發”（Tourism-oriented Land Development，TOLD）模式（吳必虎和徐小波，2010），引導民間資本投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中來。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資源的創新開發、重新開發和補充開發等方式，完善旅游配套設施建設，形成具有一種或多種主題、兼容多種非遺旅游活動、集中多種休閑、游憩、娛樂、商業、運動、度假等功能的旅游房地產，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族精神與內涵，增強旅游接待能力，擴大非遺影響力。

（四）提高非遺旅游房地產經營者的經營水平

由于旅游房地產在中國起步較晚，立法相對滯后，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加之中央土地調控政策的密集出臺，一些以旅游房地產開發為名，變相圈地的情況開始抬頭。事實上規劃是非遺地產建設的龍頭。這就要求開發商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不能把非遺旅游的附加作用表象化和擴大化，不能浪費有限的非遺資源和破壞非遺生態環境，而應突出非遺特色，大打非遺文化品位牌，做到有序開發，注重非遺旅游區原有生態格局和景觀結構，使得非遺地產項目持續發展。

（五）整合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以進行旅游房地產的非遺和綠色開發

一般來講，城市是主要的客源產生地和旅游集散地，除了商務會展旅游之外，多數觀光旅游和休閑度假旅游發生于城市周邊地區和遠離城市的旅游景區。正是基于這種旅游時空規律，產生了環城游憩帶現象，且約有50%出游力集中在環城市50千米以內。我國度假目的地綜合化發展主要依靠兩種途徑，一是依托原有旅游地的綜合型更新式開發，二是新建的綜合型度假地。前者往往受制于先前旅游地功能結構和資源稟賦，體現出特定的度假主題，如海濱度假、鄉村度假、遺產地（歷史街區）度假等；后者通常受市場需求主導，在度假內容和主題選擇上相對靈活，可分為單主題、多主題和無主題等幾種類型。目前，由于人均休閑度假資源的限制，中國旅游發展模式無法重走西方道路，而必須在有限的旅游景區和城市內部解決國民不斷增長的休閑度假需求。有鑒于此，建議圍繞特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打造具有四川特色的、具有明顯的“主題化混合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產品組合，將觀光、休閑、度假、養生、宗教、娛樂、購物、房地產等多種產品混合在同一個區域中，宣傳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和精神，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泛度假旅游”。

結論

如何促進新世紀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更快更好發展，應是我們認真面對和探討的課題。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同樣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旅游房地產橫向結合是一種新的探索途徑。有理由相信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成熟，人們對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自覺意識勢必增強，與之共生發展的旅游房地產業也會不斷發展成熟。這樣一來，能夠吸引更多的游客前來觀光，同時還能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與傳承提供廣大的群眾基礎，實現旅游房地產開發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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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吳必虎，徐小波.旅游導向型土地綜合開發(TOLD)：一種旅游 房地產模式[J].旅游學刊，2010,25(8)

第9篇：對非遺的傳承和保護的建議范文

關鍵字：非物質文化遺產 ；高校 ；傳承 ；

中圖分類號：E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文化遺產分為兩類，一是物質文化遺產，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都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生動展示，也是人類創造力和智慧的結晶。作為傳統文化的記憶，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導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領域，納入高校教育體系，建立系統科學教育機制，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途徑。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傳承文化形態，“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靈魂。有效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最好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根本目的在于存續“活態傳承”。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就是存續活態傳承。既要保護其原真性，又要賦予其“振興”的生命活力。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強調和保持“原生態傳承”、“專業傳承”及“教育傳承”相結合。教育是人類社會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也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最為有效的途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既是民族民間文化資源進入主流教育的過程，也是對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態文化存在的認識整合過程，更是民族古老生命記憶的延續。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指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除了包含大量的科學知識外，還有許多極富審美價值的文化藝術精品，值得用這些科學的知識和內容進行個體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二是指要使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成為教育的一個重要領域，使教育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的一個重要途徑，就要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系列具體內容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筆者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主要是指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為教育目的，以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教育活動。實現途徑多種多樣，比如各地紛紛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培訓班、培訓基地等。

二、高校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現狀

許多高校積極加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研究、保護、教育傳承、普及的行列，紛紛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有的高校還設立了相關專業和學科。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起步較晚，高校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工作起步更晚。當前我國高校參與非遺保護工作的總體形勢是：多數高校的非遺工作尚未起步，部分高校在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上有所嘗試，個別院校在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已經取得了較好成績。

就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雖然已經取得了進步，但還有一些問題存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仍然不規范。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未列入學校的常規教學計劃，高校課堂上很少有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類的課程；二高校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與研究的師資隊伍不足；三是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四是缺乏非物質文化遺產教材和教學設備。在過去的幾年里，我們一直把重點放在普查挖掘上面，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教育問題關注極少。長期以來在西化教育模式和應試教育的引導，高等教育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缺乏應有的重視和價值認知，傳承渠道不暢，民俗流變沖擊大，教育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脫節。

三、高校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教育的建議

1.樹立高校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教育的理念

大學應當積極推廣、傳播、宣傳有著深厚根基的本土文化，增進人類文化交流，促進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在當今大學教育日益普及化的時代背景下，大學教育應該成為非物質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教育最基本的職能就是培養人，實現人的“社會化”。從文化視野中的高等教育來看：“教育的本質是通過文化過程使文化得以社會遺傳和再生，教育是文化的社會遺傳和再生的機制，是文化人的過程。高等教育應該具有文化傳承的功能、文化適應的功能和文化創造的功能。大學教育應當實現知識體系教學的多元化，積極推動民族自身文化傳統在藝術教育中的實現，以開放和包容的教育理念支持新學科的發展。

2.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列入教學體系，合理設置相關課程

大學教育終極目的是為社會發展提供人才和信息服務，應積極與社會不同領域的學科進行溝通，根據社會發展來調整學科知識結構的重組。大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教育應把自己的己任落實到學科創新發展和課程建設中。把文化遺產教育引入高校教學體系中，合理設置相關課程。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而相應地調整專業結構配置，拓寬專業途徑。打破單一文本式、學院式的學術模式，走進文化遺產地進行田野考察，深入民間收集、整理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積極參與到社會實踐中，讓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校園，走進課堂，使教學和傳承融為一體。

3.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業人才教育

非物質文化教育往往依靠“口口相傳”的傳承鏈，依靠師傅帶徒弟的傳、幫、帶的教習模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既需要傳承人，更需要一大批愿意學習傳承傳統文化的傳習人，這樣才能“后繼有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無形的、動態的，其傳承載體必然是人。要在一些高校開設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內容的課程，尤其是民族院校，要設置相關專業并招收學生，把民間文化、民間藝人引入高等院校教育。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和技能培訓，在文化產業、民族文化等相關專業設置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和文化產業研究，培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發展、管理、研究等各類型、各層次的人才。

4.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師資隊伍建設

高校應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產類課程師資隊伍培養方案，有計劃地對高等院校任課教師進行培訓，任課教師定期舉行藝術實踐活動和教學研討等，培養一批集保護、科研和傳承為一體的專業教師隊伍。優化師資隊伍結構，提高師資隊伍整體水平，形成一支以中青年教師為主體、規模相當、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師資隊伍。利用當地社會文化資源，聘請當地文化部門的有關專家或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代表人物等，參與專業建設和教育教學等工作共同培養當地文化產業急需的民間藝術實用人才。

5.發揮高校檔案館與圖書館的新功能

高校在運用傳統手段和工具進行資料搜集的同時，應著力于利用現代化的設備設施保存成果，對非遺資料進行系統化的記錄、保存。兩館通過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研究與調查工作，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檔案和數據庫，為高校傳承地方文化遺產、進行民族傳統教育提供豐富的文化資源。注重科研成果和現代技術的應用，有利于非物質遺產保護工作的順利開展。

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納入教育體系，建立系統科學的教育機制，從教育的視野去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問題，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徑。通過教育的途徑來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效果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國高校和現行教育體制如何在傳承方面發揮教育功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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