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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次貸危機;財政貨幣政策;退市;通脹壓力;緩解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4-0187-01
1、通脹壓力產生背景
1.1全球積極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
2008年9月15日,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倒閉為促發點的全球各國政府積極救市活動拉開了序幕,中國、美國、歐盟、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相繼推出了經濟拯救與刺激計劃,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雙管齊下。首先,在次貸危機的發源地美國政府動用了大量的財政資金用于穩定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2009年2月美國國會批準了7872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其次,從歐洲各國來看,在2008年,德國政府拿出了5000億歐元用于救市;法國政府拿出了3600億歐元用于金融救助英國政府向各大商業銀行提供高達500億英鎊的資金以增強市場的流動性;西班牙政府通過總額最高1000億歐元的金融援助計劃為金融機構提供信貸擔保;荷蘭、葡萄牙、奧地利與意大利等國政府也分別宣布巨額的政府財政支出計劃。以上這些措施也都使得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逼近甚至超過其歷史最高點在貨幣政策方面,歐美等普遍實施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1.2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我國為了防止經濟過度快速下滑,從2008年第四季度起改變了穩健財政政策的基調,實施了規模龐大、內容豐富的積極財政政策,包括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實行結構性減稅、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支持技術創新和節能減排等。積極財政政策中最受人矚目的就是總額4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刺激計劃。此外,還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家電下鄉以及其他相應的配套措施同樣,在貨幣政策方面,2008年底開始大幅改變貨幣政策的基調,變原來從緊的貨幣政策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連讀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與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加大往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的力度等措施來刺激經濟增長。
2、現狀及相關對策
近期,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1月居民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1%,創28個月新高。CPI上漲較快,特別是食品價格,2010年前期大蒜,綠豆張角,后期蔬菜,農產品價格也明顯上升。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既包括貨幣政策,也包括對囤積居奇,商業炒作的處罰規定,有效處理物價上漲。11月物價數據也表明了一些新的趨勢。我們看到,食品價格同比增幅從10月份的10.1%升到11.7%,這仍在人們的預料之中,同時,非食品價格同比增幅從10月份的1.6%升至1.9%。剛剛落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把穩定物價列為政策重點,在之后召開的全國發展和改革會議上,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表示:2011年的通脹目標約為4%,比2010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在進入本輪通脹之后,市場普遍把此次通貨膨脹定義為暫時性,結構性通脹,其中受天氣,投機炒作等因素影響的農產品價格上漲,被認為是本輪通脹的主要因素。作為通貨膨脹現象中尤為突出的房價問題。近期數據顯示,中等城市同比價格上漲的有68個,下降的只有2個的城市,其中,漲幅超過10%的城市達到10個。針對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國務院推出穩定物價的“國16條”,重點對農產品價格進行調控,全國一些城市的糧油價格開始回落。針對房地產價格高漲,國務院也相繼出臺了“國8條”,“國10條”對房價進行控制,通過“打壓房價,增加經濟適用房”雙管齊下的政策來對房價進行宏觀調控。
3、總 結
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在市場運行正常,有序的市場機制運轉時,這只看不見的手起著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當市場處于混亂,無法正常運行時,人為地參與調控一方面可以克制因市場機制破壞而帶來的經濟問題,然而,另一方面也會導致不利于市場今后的正常運作。
政府擴大財政支出,用于公共基礎建設,鼓勵家電下鄉,支持農村創業投機,提供大量信貸等。貨幣方面,降低貸款利率,鼓勵實業投資。通過這一政策,大大刺激了國內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緩解經濟問題。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經濟沖擊,也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率先復蘇,同時給世界經濟復蘇帶來希望,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上升。然而,國家宏觀調控是一把雙刃劍,它具有兩面性。
積極的財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退出過早與過遲都是國內發生通貨膨脹風險的關鍵因素。積極地財政政策加大財政之出,導致政府赤字,寬松的貨幣政策成為膨脹的潛在因素。根據目前的經濟形勢,我國經濟已處于回升的態勢,世界經濟也不同程度的有所回升,積極地財政政策應該在2011年退出,寬松的貨幣政策應該轉變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快貨幣回籠,抑制經濟過熱,是目前緩解通脹壓力的有效措施。
參考文獻: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影響;應對政策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金融環境急劇惡化,投資者恐慌拋售股票,股價房價大幅度跌價,金融企業虧損、破產或處于破產邊沿,大眾對金融體系的信心降低,失業率上升,消費者信心下降,經濟增長放緩。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經濟當然也在這樣一場力量強大的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和影響,我們將用IS-LM曲線分析美國金融危機對于我國經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并且利用這一模型研究我國政府為應對危機采取了哪些政策及其意義。
一、分析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直接影響表現在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沖擊和對我國外匯儲備縮水的影響。而這次危機對我國的間接影響表現在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上,由于美國金融危機已經演化成一場惡劣的美國經濟危機,而美國經濟的惡化將直接導致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尤其對于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高達60%并且出口量最大的地區就是歐元區和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如果美國和歐元區的經濟出現下滑,國際需求大幅下降,將導致我國的出口量達達減少。而且,我國經濟是出口拉動國內投資,出口的大幅度減少,將使我國國內投資步伐放緩。
1.金融危機導致我國投資減少
金融危機使美國貨幣供給量減少,美國以及其他我國主要出口過對于我國而言國外的進口需求大大減少,出口企業的投資邊際效率減小,因而多數我國出口企業減少投資。投資減少,意味著邊際投資效率的減少。我們知道,投資減少將引起產值減少和利率降低。
2.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儲蓄增加
金融危機引起股票市場等投資領域大幅下跌,投資者遭受嚴重損失,此時由于投資收益較小,風險比較大,因此多數投資者會選擇在這一階段放棄投資,將資金儲蓄起來。由于儲蓄量的增大將導致產值減小,利率下降。
3.金融危機導致我國的貨幣供給量減少
由于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環境惡化,世界的股票市場急劇下跌,其他投資領域仍舊不容樂觀。因而投資者趨向于需要更少的交易余額,預防余額和投機余額。因此貨幣需求量大大減少,由于貨幣需求量等于貨幣供給量的均衡條件,貨幣供給量大大減少。
二、中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
我國政府各部門針對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出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
我國的財政政策由穩健的財政政策轉變為擴張的財政政策。綜合運用各種財政手段擴大消費需求加快改革步伐,從而改善經濟結構,拉動經濟增長。我國的貨幣政策由從緊的貨幣政策轉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融資環境,來促進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1.寬松的財政政策
我國的財政政策由穩健轉變為寬松,主要表現為降低稅收和擴大政府指出。降低稅收表現在國務院決定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個人購房契稅稅率暫統一下調到1%;對個人銷售或購買住房暫免征收印花稅;對個人銷售住房暫免征收土地增值稅。同時,為拉動內需,改府擴大支出,國務院常務會議公布拉動內需十項措施和四萬億元投資計劃,包括在全國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
稅收的降低和四萬億元的政府投資計劃將促進投資者增大投資和消費,從而使投資增加,儲蓄減少,貨幣供給量增大。
2.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由于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的貨幣政策由應對通貨膨脹的從緊的貨幣政策轉變為防止出現通貨緊縮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的政策表現有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低貸款基準利率的下降,以增加市場貨幣供應量,擴大投資與消費。央行連續多次次宣布下調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
存貸款基準利率的下調,使人們趨向于減少銀行存款增加貸款進行投資,從而投資增加,儲蓄減少。
所以邏輯就很清楚了,自上而下,先是拿武器的人,然后才是武器本身。槍口對著哪,哪里就是風險,哪里就是“政治”要過問的地方。不過也要細細體會其真正的含義,有的是提醒,有的是壓制,有的就是要消滅。當然,槍也能作為正義的力量,扶植起一方勢力。地產行業是最典型的,過去十年,“放松價格管制+吸引貨幣流入”的兩發貨幣導彈扶植起了這一經濟支柱,促成了連續繁榮。而現在,限貸、限購、營業稅、物業稅等等發發子彈打響,當局的意思很明顯,你不能死,但也不能活的更好了。這就意味著,地產行業在趨勢上,價格重新管制,貨幣吸引力下降,跑輸M2基本確定無疑。
一個需要不斷強調的是,除非我們的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否則“講政治”一定是我們要遵循的長周期歷史邏輯。而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嵌套上貨幣的邏輯,才是有本之木。我之所以格外重視貨幣邏輯,一定要它與長周期的歷史邏輯嵌套,就是因為“政治”是拿武器的人,貨幣是“政治”最善使用的武器,熟練的才是最常用的。而這熟練武器,也是在過去十多年磨練出來的(典型標志是中國人民銀行確認中央銀行的地位,似乎是94年?),替代成本太高。所以在中期來看,貨幣邏輯的可用性依然很強。
這“講政治”+貨幣邏輯的嵌套,應該是中國所特有的。簡單做個比較吧,大家如果讀過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書《峭壁邊緣》,就會理解為什么美國不會有“講政治”的邏輯,他們的武器庫被議會把手的死死的,想領發子彈也要開會、辯論、投票。只有美聯儲受限制較小,所以現在只有它孤軍奮戰,貌似要拯救美國經濟。如果大家讀過吳曉波的《吳敬璉傳》,就會了解為啥是“講政治”,為啥會有這樣的威力。而貨幣這個武器,也是歷史造就的。
論文關鍵詞:房地產泡沫,流動性過剩,政策
1 日本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過程回顧
1.1流動性過剩,資本集中涌入房地產市場
作者單位:[1]江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二戰后,以制造業為龍頭的、外向型的日本經濟迅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加快,對外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流動性過剩問題日益嚴重,日元升值預期迅速擴大。迫于其他發達國家的壓力,廣場飯店協議后,日元迅速升值,流動性危機凸顯。首先日元升值對外貿產生重大影響,出口受阻,使國內制造業資本大量涌
入房地產等非生產領域。其次,日元的不斷升值以及國際上對日元的升值預期導致大量外國資本進入日本,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流動性過剩成為房地產泡沫制造了條件。
1.2 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房地產泡沫化進一步推波助瀾
日本中央銀行為了應付日元升值帶來的經濟不景氣,在一年左右的時間連續五次調低官方貼現率,由1986年1月的5%調到1987年2月的2.5%。由于制造業的嚴重過剩流動性過剩,降低貼現率并沒有達到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的效果,這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提供大量的貨幣,在1987年5月政府出臺了6兆日元規模的緊急經濟對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雙重推動下,日本經濟重新步人了繁榮的軌道,但是主要是房地產市場和證券市場的繁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松的效果,進一步加劇了流動性過剩,為房地產泡沫化推波助瀾。
1.3 銀行寬松的信貸政策加劇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
日本的商業銀行在政府的雙松政策推動下,執行寬松的信貸政策。由于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再加上房地產市場投資回報率居高不下,大量銀行信貸進入房地產領域。房地產價格的不斷上漲,銀行普遍認為只要有房地產作抵押再多的貸款都不會有風險。這為銀行的巨額呆帳埋下了禍患。據統計,1992年3月房地產抵押貸款達到150萬億日元。1986年前后開始的地價和股價的上漲導致放款時借款人的抵押能力的增強和帳外資產的增加,從而促進了不動產抵押貸款籌集到資金的企業,將其大部分資金用于購買將來有可能升值的土地等。
1.4 中央銀行突然收緊銀根造成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和持久的經濟衰退
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不斷吹大,經濟風險已經越來越大。這時房地產行業只要有一個環節受到沖擊,后果不堪設想。面對這種情況,日本政府主動挑破了房地產泡沫。1989年5月31日日本政府改變貨幣政策方向,將維持了兩年多的2.5%的超低官方貼現率在隨后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調高到了6%,同時日本央行明確要求金融機構限制對不動產業的貸款投人。此時社會對房地產業的資金投人急劇下滑。由于日本政府的緊縮性政策力度過大,再加上人們的預期改變,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在所難免,貨幣的供應量急劇的減少,使得房產價格大幅下降,這就更加加劇了人們的恐慌心理,資金迅速退出房地產市場,房地產業發展的資金鏈的斷裂導致了泡沫的破滅,高速發展了幾十年的日本經濟降到了低谷。
縱觀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過程,基本上是按照這個路線發展的:經濟高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貿易大額順差—日元升值—流動性過剩—擴張性政策—熱錢投機地產—房地產泡沫—泡沫破滅—長期衰退。
2.中國房地產市場與日本的相似性
考察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八十年代末的日本地產市場在宏觀經濟環境上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經濟的迅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資本由制造業向房地產業轉移;持續的巨額的貿易和資本的雙順差、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銀行對房地產業寬松的信貸政策等等。
2.1產業結構調整加快,大量資本由制造業向房地產業轉移
近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流動性過剩,長期的經濟繁榮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外貿出口受阻,而國內需求不旺,制造業相對過剩現象已經很嚴重,而房地產市場卻空前繁榮,投資回報率遠高于制造業。剛剛公布2009年年報的67家上市房地產公司中,凈利潤較2008年同期增長了7成左右;有14家業績同比增幅超過100%,共有40家毛利率超30%,占比高達59.7%。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大量由制造業和其它產業流向投資回報率更高的房地產業,很多原本不涉足房地產領域的企業開始轉向房地產市場。例如以紡織服裝起家的雅戈爾,主營業務和主要利潤增長點正在逐步轉移。該公司剛剛的2009年年報顯示,雅戈爾2009年實現凈利潤32.64億元,其中紡織服裝業務實現營業收入約69億元,凈利潤約4.45億元,分別同比下降3.43%和8.52%;地產業務營業收入約51.95億元,凈利潤約11.9億元,分別同比增長49.88%和53.16%[1]。
2.2 貿易和資本雙順差,人民幣升值預期大,大量資本流入房地產行業
近年中國貿易順差增加速度很快,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之一,外匯儲備達到2萬億美元,并有繼續增加的趨勢[2]。貿易上的巨額順差,再加上目前良好的國內經濟發展預期,增加了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一方面造成中國嚴重的流動性過剩的問題,為大量資本涌入房地產行業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使人民幣存在巨大的升值壓力。與日本情況類似,人民幣升值通過流動效應和財富效應作用于房地產市場,推高房價。
2.3 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信貸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市場
由于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影響,為刺激經濟增長,中國政府推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此同時,商業銀行也采取了寬松的信貸政策。這也為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創造了條件[3]。例如從2009年上半年開始流動性過剩,房地產開發商紛紛采用急速擴張策略,大量從銀行借錢,在已披露年報的69家公司中,截至去年年底,債務總額達到5100.62億元,同比增長了34.34%,多數房企的資產負債率在70%以上,超過了公認的55%的安全線。多數公司的負債比偏高,如果未來銀行利息上調,房地產政策收緊得到執行,那些高負債的公司會面臨較大的挑戰[4]。
3 對策:如何避免重蹈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的覆轍
我們應該從日本的教訓中得到一此啟示:日本巨額的貿易順差下,沒有頂住其他西方國家對日元升值的壓力,日元急劇升值,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同時加劇了流動性過剩;而為了刺激經濟,急劇降低貼現率,采用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流動性過剩加劇;商業銀行對房地產市場過于寬松的信貸政策把房地產泡沫迅速吹大。而日本政府為了消除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突然發力,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大幅提高光方貼現率,同時限制金融機構對不動產業的貸款,房地產市場泡沫迅速破滅,不僅使房地產行業失去軟著陸的機會,而且帶來持續十幾年的經濟衰退。吸取日本的教訓,我們要通過多種手段,擠壓房地產泡沫,引導房地產行業的健康成長。
3.1 綜合運用多種手段,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
流動性過剩問題是房地產泡沫化的重要原因,要從多方面下手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首先,要從源頭上消除流動性過剩的基礎。促進貿易政策改革,進一步調整出口導向政策流動性過剩,優化出口結構,有效管理出口增長,堅決限制以資源、環境為代價的低成本出口。通過適當抑制出口快速增長勢頭,減少因貿易順差形成的外匯流入導致基礎貨幣被動增加。進一步加快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擴大我國的海外投資,推動從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的轉變。逐步改變貿易和資本 “雙順差”的狀況。與此同時,要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穩定,頂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壓力,避免重蹈日本“廣場飯店協議”的覆轍。其次,要用疏導的方式消化流動性過剩。政府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引導社會投資的流向,減少因為經濟結構失衡帶來的流動性過剩[5],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增加對居民合理消費的信貸支持,擴大內需。
3.2 規范金融機構對房地產業的信貸政策
由于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泡沫化程度遠沒有日本那么高,同時吸取日本當年的教訓,在貨幣政策上,盡量避免利用大幅度提高貼現率的方式,壓縮房地產泡沫。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通常被認為是貨幣政策中最猛烈的工具之一,并且具有強制性。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一方面直接凍結銀行一定數量的流動性,另一方面則影響貨幣乘數,產生多倍收縮效應。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應該更多的利用利率工具和公開市場業務。針對房地產行業,逐步收緊銀行信貸,限制大量信貸資金流向房地產業。鑒于目前房地產業對銀行資金的嚴重依賴,必須加強金融風險的防范,加大銀行對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消費信貸的監管力度。嚴格執行房地產企業資本金制度,提高企業自有資金的比重,土地購置和商品房開發數量必須同企業的資本金數量相聯系;加強房地產市場金融監管,加大對房地產開發貸款的監管力度,嚴格審查房地產開發貸款發放條件流動性過剩,嚴格房地產的準入門檻,嚴禁違規發放房地產貸款。
3.3 綜合利用多種手段打擊房地產市場投機行為
房地產投機為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市場利益集團的人為炒作,炒房者和不法開發商通過內外合謀的方式,故意營造房源緊張的氣氛,抬動房價上漲。第二種是社會上普遍存在著房價要漲的預期心理,投機房產獲取差價。對于第一種市場投機,主要應通過相應的市場監管,打擊過度的投機炒作行為。對于第二種市場投機現象,難以僅靠簡單的市場管制就能遏制住,必須輔之以配套的措施。根據市場需求來調節利率,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機,改進貸款和抵押政策,禁止和預防銀行貸款進入投機市場;有效增加普通住房供給,并對市場輿論加以合理引導,告訴買房者真實信息,擠去市場泡沫,房價畸高的風險就會充分暴露。通過改變投機者預期調節其投機行為[6]。
總之我們要吸取日本的教訓,通過溫和的宏觀調控讓房地產熱和房價上漲幅度軟著陸,要給出政策生效和市場消化的空間和時間。基本的觀點是,綜合利用多種宏觀調控政策,使市場逐步地、緩慢地擠壓泡沫。既要維持經濟的穩定,又要保障房地產業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2009年我國67家上市房地產企業年報,利潤全線飄紅,總計負債高達5100億元,ccvic.com/shehui/guoneiyaowen/20100326/127058_3.shtml
[2]中國外匯儲備[R].北京: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局,2009.
[3]汲鳳翔,金桂芳,賈海,對當前房地產開發市場的評析,中國商貿[J].經濟評論,2010(2).
[4]張志銘,房地產企業融資分析,315fj.com/fjnews/news1_show_list.asp?id=314
[5]呂爽.流動性過剩分析,科技信息[J].經濟評論,2002(6).
[6]高雷,殷樹喜《,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性研究》,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Shanghai Institute ofFinance&Law工作論文No.1
當地時間7月21日,執政的自民、公明兩黨在第23屆參議院選舉中獲勝。在投票站出口民調中,72%的被調查者對日本放送協會(NHK)表示,他們認同首相的經濟政策。因此,這一結果也可以被解讀為日本選民對“安倍經濟學”給予了肯定。
何謂“安倍經濟學”?
“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晉三2012年底上臺后加速實施的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寬松貨幣政策,日元匯率開始加速貶值。目前,“安倍經濟學”的頭兩支箭——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已在市場上顯示出效果。而隨著安倍在選舉中獲勝,結構性改革這第三支箭也將射出。
在某種程度上,安倍出臺的這些擴張性經濟政策提振了股市,逆轉了日元連續6年的升勢。特別是其所倡導的寬松的貨幣政策,給了依賴出口的日本制造商一臂之力,但也引發了韓國、中國等國的不滿。據韓國貿易協會數據顯示,如果日元對韓元貶值10%,韓國對日出口額會減少4.1%。同時,日本貨幣泛濫必會導致國際上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從而致使中國企業的原材料成本提高。而日元貶值又會變相壓制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從而對中國的出口制造造成擠壓。
統計發現,從安倍履新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日元對美元貶值幅度就超過8.4%。結合國際環境,一些國家由此擔憂日本此舉可能引發全球貨幣競相貶值并助推新一輪貿易戰。安倍經濟學(Abenomics)要的是創造通膨預期,當消費者預期日本物價要上漲,所以對于一些本來就要購買的商品,就會盡快地去購買,因而帶動消費及投資,進而扭轉日本長年消費與投資極度低迷的狀況。
首先,安倍經濟學有三個主軸,安倍晉三首先強勢要求日本央行配合發鈔。其次,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過了1170億美元,總數2267.6億美元的政府投資。在日本政府負債余額已超過GDP200%,高于全世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情況,這樣大規模的政府舉債支出,當然也是高風險。最后,是日元貶值政策,自2008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至2012年12月,日元相對美元升值23.62%,對照韓國在同樣一段期間內,僅小幅升值0.22%。
第三支箭難尋靶心
有分析認為,這項迄今為止以增加政府支出和由日本央行大舉放松貨幣為特點的政策能否讓日經指數持續走高,還要看最終的結構性改革。這也是“安倍經濟學”中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一步。對此,外交學院副院長江瑞平認為,短期內,這“第三支箭”能夠對日本的經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達到刺激效果,但若想贏得日經指數的長期增長,則還需要一系列周密的經濟政策予以扶持。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亞太安全與合作研究部的宋均營博士也提出了類似觀點。他認為,“第三支箭”的目的顯然是想從根本上扭轉日本經濟,但能不能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則是日本所面臨的最現實的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曾報道,自2012年12月安倍當選日本首相以來,他相繼發表了一系列聲明和演講,概述了范圍廣泛的法律修訂計劃,以作為央行刺激計劃的補充。法律修訂計劃中包含的多層目標都會被寫入“國家增長戰略”中。
但直到今天,這項所謂的“國家增長戰略”中的許多舉措仍缺少細節。安倍政府承諾將在9月份拿出一套更具體的提議,這也引發了外界的廣泛好奇。江瑞平預計,對人力資源的改革確實會在“國家增長戰略”中占有很大地位,這符合當前日本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符合日本要重振經濟的目的。
寬松貨幣政策的利與弊
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其中以2%的通貨膨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已引發韓國、中國等的不滿。韓日企業在海外市場形成直接競爭局面,而雖然部分中國企業已開始與日本企業競爭,但出口產品重疊的領域仍不多。據韓國貿易協會數據顯示,去年韓國和日本50大出口產品當中26個重疊。該協會進一步預測:如果日元對韓元貶值10%,韓國出口額會減少4.1%。受最大影響的無疑是汽車行業,據韓國汽車產業研究所近期的報告,在日元對韓元貶值10%的條件下,韓國汽車出口額將會縮減12%。然而,無論是G7還是G20都默許了日元的暴跌,因為他們大多不會受到日元貶值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再加上,除了加拿大,G7都在進行不同程度上的量化寬松。
縱觀整個“安倍經濟學”,江瑞平認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其最大的優勢,它適應了西方世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安倍希望通過新的公共開支計劃,通過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發展的設想,也確實在日本國內外市場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包含了許多弊端。比如,此前日本股市所出現的劇烈波動,以及對國債發行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而后者則會致使日本國民儲蓄無法轉換為有效的社會投資。
宋均營也指出,寬松的貨幣政策確實是“安倍經濟學”的一大亮點。但是,當今的日本社會十分復雜,整個社會中有許多問題,如人口老齡化、失業率高等。這些因素的存在會讓“安倍經濟學”負重前行。此外,這一經濟政策的推行也會對深化區域經濟合作起到負面效應。長此以往,甚至會讓日本在亞洲市場處于孤立地位。
賭博性的金融緩和政策
今年全球金融經濟的基本格局是“再調整”,包括三大結構調整:全球金融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經濟與貨幣周期的結構調整。這些調整將為2014年帶來更多的希望和挑戰。
2013年這一頁翻過去了。走進2014年,全世界正以充滿希望與不確定性的姿態迎接新一年的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
在經歷全球危機重創后,主要發達國家正逐漸走出過去3年的低增長,步入緩慢復蘇與增長的新階段。新興市場在保持危機后數年內相對穩健的表現后,過去半年卻在“縮減QE(量化寬松)”的陰影下經歷了一波動蕩。
回顧整個201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認為,全球經濟復蘇贏得了動力,但世界經濟仍然沒有達到馬力全開的狀態——未來幾年可能依然動力不足。IMF的最新報告預測2014年全球GDP將增長3.6%。這個數字雖相當漂亮,但仍低于約4%的潛在增長水平。
這就意味著,無論是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還是發展中經濟體都還有更多工作要做。IMF副總裁朱民前不久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今年全球金融經濟的基本格局是“再調整”,包括三大結構調整:全球金融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經濟與貨幣周期的結構調整。這些調整將為2014年帶來更多的希望和挑戰。
全球貨幣政策“分道揚鑣”
2014年全球經濟政策最明顯的一個趨勢是主要央行貨幣政策的“分道揚鑣”:美聯儲將從本月起開始將QE3每月的購債規模從850億美元減至750億美元。但日本央行正在貨幣寬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歐洲央行仍然面臨進一步寬松的政策壓力,英國央行在短期內也不會開始收緊政策。
由于宏觀數據見好,美國經濟正強勁復蘇,即使美聯儲開始縮減QE,但“縮減”并非“收縮”,今年美國的貨幣政策整體上仍將保持擴張性。經濟學家們普遍預期QE將持續至2014年三季度或四季度,加息則可能要至少到2015年。
盡管日本央行的“量化與質化寬松(QQE)”貨幣政策正幫助日本穩步走在擺脫通縮的道路上,但去年4月起執行的消費稅可能會扼殺經濟復蘇的萌芽,市場預期日本央行今年夏天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寬松規模。
在歐元區,隨著通脹率下行至1%以下,歐洲央行仍有空間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降低資金成本,提高中小企業獲得信貸的能力。
新興市場的貨幣政策受外部條件的影響各不相同,政策差異性在2014年或將繼續。更容易受到美聯儲縮減QE影響的國家往往是那些曾有過信貸泡沫史、資本賬戶開放、高額經常賬赤字和外債的國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土耳其等。
花旗在其最新全球經濟展望中預計,2014年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不大可能出現轉折性的變化,財政政策緊縮也不至于影響經濟復蘇。新興市場經濟或受美聯儲縮減QE的干擾,但重陷危機的可能性不大。
盡管貨幣政策不如2013年寬松,財政政策緊縮卻會有所改善,結構性改革雖緩慢但仍有可能在全球的不同角落生根發芽。
因此,從宏觀經濟政策整體來看,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三大政策走向將助力全球經濟復蘇。
結構性改革挑戰
在增長回暖的同時,2014年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都將面臨結構性改革的挑戰,其中改革順序和執行力是關鍵。
全球經濟結構調整最艱巨的任務還在新興市場。新興市場在經歷過去的強勁增長后,從2011年開始不斷放慢增速,如今開始平穩,繼續下滑的風險已較小。
朱民同時認為,新興市場的財政空間正急劇減少,貨幣政策擴張得很厲害,經濟結構面臨挑戰。所以,2014年新興市場要繼續穩住發展,必須應對結構性挑戰。
他強調,新興市場的結構性改革包括重建財政空間、重新緊縮貨幣政策、加大結構調整,包括對市場和基礎設施等一系列結構調整,才能把經濟穩住。
中國經濟面臨三重挑戰,即如何在控制信用和房地產泡沫的同時避免金融緊縮和周期性經濟失速。中國政府擁有別的國家所沒有的中央計劃工具和機制,或可以從“金融過度”中實現有控制的退出,但仍存在經濟和金融市場出現劇烈調整的風險。
分析會議關于宏觀調控的主要精神,就不難發現,上述敘述其實包含一正一反、一明一暗兩層涵義。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雙松”政策是明確提出的正方,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管理通脹預期則是隱藏在暗處的反方。這一表述是當前經濟環境的真實寫照,政策制定者也是煞費苦心。一方面,全球經濟的未來仍然晦暗不明,我國經濟復蘇的基礎難言堅實,刺激政策的退出不得不慎之又慎;另一方面,2009年的信貸和貨幣供給非常寬松,下半年資產價格出現明顯上漲,2009年11月份CPI同比、環比雙雙轉正,近期部分消費品價格明顯上漲,通脹幽靈若隱若現。
在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權衡取舍是央行貨幣政策決策的規定動作,只不過全球金融危機使得這一選擇變得更為艱難。這種艱難是刺激性政策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刺激政策沒有代價,那么危機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新近爆發的迪拜世界財富基金危機,為寬松的財政政策敲響了警鐘。澳大利亞、挪威、印度等國相繼加息,則是擔憂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惡果。關于退出政策部署,2009年11月份召開的G20財金官員會議已有涉及。雖然IMF表示各國政府應該謹慎應對,政策退出宜遲不宜早,但是各國經濟情況差別較大,在這一問題上難免有分歧。
關于我國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退出問題,媒體和學界一直都很關注。如果把各種觀點大而化之地歸為兩類――增長派和通脹派,那么中央的定調表明,增長派暫居上風。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大致有兩個因素。第一,全球經濟形勢還很復雜,尤其是美聯儲近期沒有加息意向,考慮到匯率升值等問題,我國貨幣政策操作有頗多的掣肘;第二,退一步說,從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入手,央行或許寄望于一種明松暗緊的政策操作,業界對此似乎已有體會。然而,我認為,從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態勢看,貨幣政策退出宜早不宜遲,宜明不宜暗。
首先,通貨膨脹無時無處不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發行的多與少,是不是通貨膨脹的原因?這是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老問題。弗里德曼的回答成為被廣泛引用的格言:通貨膨脹無時無處不是一種貨幣現象。實際上,這個問題在短期和長期有不同表現,關于貨幣增長和通貨膨脹關系的一個命題是:貨幣增長和通貨膨脹在長期高度相關,而在短期這種相關性不顯著。我們利用頻率選擇濾波的研究顯示,改革開放以來,通貨膨脹率和貨幣增長率低頻成分的當期相關系數高達0.98,這說明在長期貨幣增長的效應,最終幾乎會全部傳導到物價變動上。因此,如果不盡早采取有效措施,2009年的海量信貸和貨幣擴張一定會在將來造成嚴重通貨膨脹。
其次,通貨膨脹何時出現?如果算上2007~2008年相對溫和的價格上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共經歷了五次通貨膨脹。前四次分別在1980年、1985年、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觀察通脹前后年份的經濟增長就會發現,增長和通脹之間具有明顯的替換關系。高增長總是伴隨著高通脹,低增長總是伴隨著低通脹。五次通貨膨脹的最大共性特征在于,在通貨膨脹到達高位之前,經濟增長率已經率先到達高位。除了1980年而外,經濟增長總是比通貨膨脹提前1年到達高位。雖然每次通貨膨脹的具體原因都有所不同,但是,每次都是實體經濟出現過熱苗頭在前,最終才反映到通貨膨脹上。既然如此,能不能等到經濟增長超過潛在增長水平,出現明顯的經濟過熱后再實施緊縮政策呢?有觀點認為,由于現在還沒有出現通脹,而且在2010年下半年之前都不會出現通脹,所以現在沒必要采取緊縮措施。
第三,貨幣政策時滯。根據前面提及的經驗關系,增長要比通脹提前1年到達高位。如果這一關系在未來仍然有效,那么政府能否據此進行宏觀調控。因為貨幣政策存在時滯,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首先,經濟增長統計無論在頻度上還是時效上都不如物價統計,經濟增長數據的時滯至少在1個季度以上;其次,從增長數據得出經濟是否過熱的結論是有爭議的,這會導致政府決策有一定的時滯;最后,政策發揮效力也會有一個時滯。所以,等到政府確認經濟過熱的事實后再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一般都會錯過最佳時機,往往不能阻止接踵而來的通貨膨脹。從我國的歷史經驗來看,緊縮政策的出臺時機往往過遲。
第四,管理通脹預期需要明確的政策信號。通過以上分析可見,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出臺時機非常關鍵,過早可能會導致復蘇夭折,過遲則會導致通貨膨脹無法控制。通過判定一段時期內不會出現通脹就認為當下不用進行貨幣緊縮是有問題的。事實上,我國的貨幣政策早已經開始在“適度”二字上做出了文章。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央行在正回購操作力度明顯加大的同時,還恢復發行了暫停7個月之久的一年期央票,并開始向部分銀行發行具有強制性和針對性的定向央行票據。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雖然沒有改動“適度寬松”的提法,卻也提到了管理通脹預期和政策的靈活性。因此,為了化解通脹風險,央行或許寄望于一種明松暗緊的政策操作。然而,我認為,暗緊不如明緊,因為明確的政策信號是打消通脹預期的最佳手段。新浪網近期關于通脹預期的一個調查顯示,70%以上的網民認為,通貨膨脹的原因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顯然,明確的政策退出信號可以改善預期,達到化解通脹風險的目的。
第五,寬松的貨幣政策退出會不會妨礙增長?從一般原理來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然而,在目前形勢下,至少有兩個因素支持政策退出。其一,業界對央行的明松暗緊似乎已經有所察覺,加上近期通脹形勢的明顯變化,企業顯得有些惴惴不安。這在資本市場上表現得比較明顯,貨幣緊縮像那只還沒有掉下來的靴子,不斷考驗各經濟主體的神經。也許只有等到那只靴子真正落下來之后,大家的預期才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策退出不但不會妨礙增長,而且還會穩定預期、促進增長。其二,除了保增長以外,我們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調結構。調結構不能完全使用行政手段,而是要充分利用市場體系的功能。當前的寬松貨幣政策使得資本成本低廉,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場機制。政策退出可以改善這一狀況,為調結構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和氛圍。
綜上所述,我認為,目前仍然存在央行漸進、有序收緊貨幣,既不損害經濟增長,又可避免通貨膨脹的政策通道。貨幣政策退出的時機宜早不宜遲,方式宜明不宜暗,一定要做到未雨綢繆、實至名歸。
德意志銀行歐元區經濟學家尼哥拉?霍恩(NicolausHeinen)認為,歐盟委員會的核心地位將為歐盟各成員國的不同撤出方式提供可能。
歐盟綢繆撤出刺激政策
記者:今年第二季度,法國和德國經濟都增長了0.3%,這是否是經濟回暖的跡象?經濟回暖之后,歐盟的經濟刺激措施應該怎樣退出?
霍恩:在我看來,在經歷了兩個季度的衰退以后,尤其是在德國出口經歷了巨大的下滑以后,這是希望的征兆。然而,經濟危機今年內還很難停止,它會持續到2010年。現在,失業和產能過剩仍然是最嚴重的問題。
考慮到歐盟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實施財政刺激措施退出戰略現在顯得尤為重要。歐盟200g年公共赤字預計會達到CDP的6%,2010年預計是7.3%。赤字的總體原因是經濟衰退,直接原因是低的稅收,也有部分原因是財政刺激措施的實施。
2008年11月歐盟實施了歐洲經濟復蘇方案,決定在2009年和2010年投放2000億歐元的財政刺激。這相當于歐洲GDP的1.5%。就算把通脹也考慮在內 現在的經濟復蘇方案的數額也是二戰以后馬歇爾援助的3倍,
一旦經濟回暖,我們就面臨著怎樣降低財政開支的問題。財政刺激措施是很難通過政治手段撤銷的,但是不撤銷會為歐洲國家未來的預算帶來很大負擔。法國就面臨這樣的問題。因此,歐盟現在需要實施財政刺激措施撤出戰略,這決定了歐盟國家需要協調地撤出財政支出計劃,約束財政政策的支出。
撤出的內外動因
記者:那么財政刺激措施撤出可能的直接動因是什么?
霍恩:一個動因是《穩定與增長公約》。在歐盟27個成員國中,為了保持公共財政的持續性,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赤字原則――每個歐盟國家每年的財政赤字只能在GDP的3%以內。
當然,在經濟危機期間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還有豁免原則――一旦整體經濟年收縮達到0.75%以上,單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可以超過3%。但是,如果一些國家在經濟危機結束以后仍然不能夠達到赤字原則的要求,按《穩定與增長公約》,這個國家就會受到懲罰。其中一種方式就是該國的存款會被轉換成財政罰款。這些罰款會損害國家的GDP,損失額最高可以達到GDP的0.5%。但是,我們需要實施更實際、更有效的措施,因為財政罰款可能最多要7年才能真正生效,時間太長了。還有兩種原因會促使歐洲國家實施財政刺激措施撤出戰略。
第一,穩定與集中計劃要求每個國家每年向歐盟委員會解釋自己的經濟政策。而且經濟政策必須由歐盟委員會審計并批準,如果沒有批準,國家就必須更正他們的政策。因此,歐盟委員會就有了另外一個有力的手段來影響成員國的財政政策。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資本市場也會影響政府的財政政策。歐元區的16個國家中,財政可持續性比較差的國家,比如葡萄牙,其債券的風險更大。物價越高,這些國家為公共債務支付的利率就越高。如果資本市場發現這些國家不降低赤字,利率會被再次提高。這對一些國家的國內財政政策有影響。
總之,現在有兩個層面的原因。一是歐盟內部層面,《穩定與增長公約》,穩定與集中計劃要求國家撤出多余的財政支出;二是外部層面,資本市場運作要求國家降低赤字。
歐盟委員會主導退出機制
記者:財政刺激措施是由成員國自己實施的,歐盟考慮撤出戰略也必須由每個國家自己實施,那么,不同國家如何在歐盟的要求下撤出財政刺激?
霍恩:確實,我們有時間的問題。危機開始的時候,大家都面臨著困難,所以共同建立經濟復蘇計劃很容易。但是,撤出戰略的實施就不同了,每個國家的撤出方式可能都不同。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但這也還是可以解決的。歐盟委員會的核心地位為不同的撤出方式提供了可能。在穩定與集中計劃里,歐盟委員會要單獨評估每個國家的財政政策,可以促使成員國采取撤出戰略。
此外,成員國還同意建立國家財政穩定計劃。現在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德國,不久前,我們通過了一條法令,從2020年以后,德國每年的結構性赤字不得超過0.35%。這可以成為歐洲國家的范例。
寬松貨幣政策“適度”的取向
2009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在關于今后我國貨幣政策取向的表述中提出:2010年的經濟工作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其中,貨幣政策的基調確定為,既要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要有針對性和靈活性,其含義可以理解為對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適度”的把握,處理好經濟發展與通脹預期的關系。
現階段,中國貨幣政策正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其背后的“玄機”寓意深長。據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以來的數據顯示,自2008年9月以來新增人民幣貸款金額歷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寫,到2009年3月份創下歷史“天量”,達到1.89萬億人民幣,而后雖然有所收縮,但6月又創下1.53萬億元又一個“天量”后,7月新增貸款驟然下降至3559億元,降幅達到77%,雖然9月升至5167億元,但10月大幅降至2530億元,11月創下今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不足2300億元,顯然2009年下半年新增貸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緊。對此,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11月11日發表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三季度)》表示,在繼續貫徹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妥善處理支持經濟發展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進一步增強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鞏固企穩向好的經濟形勢。
依據中國人民銀行近期關于貨幣政策的解釋,目前中國人民銀行的首要任務是:要把握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重點、力度和節奏,及時發現和解決苗頭性問題,妥善處理支持經濟發展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進一步增強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鞏固企穩向好的經濟形勢。如何理解目前我國貨幣政策的“適度”,成為媒體和有關部門熱議的話題。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二季度)》關于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調整的解釋,是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調整,從“合理”向“適度”過渡。因此,恐怕需要從“合理”和“適度”上來理解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細微變化。由此可見,調整后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義上的“適度”,不同于前期的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因此,當下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動態性調整,既不能理解為我國現行貨幣政策導向將要發生根本性變化,也不能簡單地視為我國現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延續。自2008年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以來,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效果也日漸明顯,貨幣政策“慣性”的后續效果將進一步顯現出來。但另一方面,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力度的不斷加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逐步演變成“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意義上的“適度”成分明顯減弱,導致2009年以來貨幣投放量屢創新高。自2008年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以來,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效果也日漸明顯,貨幣政策“慣性”的后續效果將進一步顯現出來。據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前11個月超過9萬億元人民幣的天量。
顯然,在前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驅動下,已然導致我國信貸增長規模正在不斷擴張,貨幣流動性持續寬裕在我國股市和樓市表現得尤為突出,甚至可以視為極度寬裕,股市和樓市“體驗”更多的是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并非“適度”,而在實體經濟則完全不同。因此,我國在資本市場流動性寬裕和實體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否延續下去,還是改弦更張,需要進行認真的論證和謹慎的選擇,貨幣政策的取向就成為我國貨幣當局適時考慮的問題。
通脹預期下的貨幣政策
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繼續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并不意味著我國貨幣政策將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尺度。依據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與金融形勢,在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適度寬松依然是支撐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貨幣政策,需要延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經濟與金融形勢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然而,在美元貶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反彈、通脹預期抬頭以及大量信貸資金不斷涌入股市和樓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我國貨幣當局的高度重視和警惕。
由于世界上主要貨幣已經進入“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時期,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無疑我國現行的貨幣政策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是經濟尚未全面復蘇,全球性金融危機仍未見底,尚存著諸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潛在的通脹已有所抬頭。由此,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落實既要有一定階段的連續性,也不可對已經出現的通脹苗頭視而不見、聽之任之。因此,優先考慮可支撐經濟持續復蘇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選擇。當然,在經濟復蘇尚不穩定和金融領域風險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和放寬信貸是刺激經濟復蘇的必要措施,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來全球經濟復蘇過程將極有可能與全球性通脹風險同時出現,政策導向需要與形勢的發展相適應,而不是“滯后”,并加強市場追蹤監測,把握調控的力度,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現階段“適度”的一面。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進行動態微調的表態,防范潛在通脹風險的意圖十分明確。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微調,力圖把握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力度和節奏,從“合理”過度到“適度”。這意味著,中國現行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在中國的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
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擴張的力度,貨幣政策開始逐漸向理性回歸。雖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已經出現“拐點”,但政策導向開始向防范通脹預期風險傾斜,中國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擴張力度,是從防范國際“輸入型”通脹風險和國內流動性不斷擴展等因素綜合考慮的結果。其出發點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放緩國內市場上貨幣投放量的增速,逐漸回歸貨幣投放的常態,防止經濟復蘇過程中再度陷入流動性過剩的陷阱;二是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貨幣進一步貶值,以及國際市場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對通脹預期的判斷,及時調整政策的導向。
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傾向
未來,在我國經濟復蘇尚不穩定的情況下,繼續保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仍顯必要,同時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配合積極的財政、產業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鞏固經濟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撐點,對增強市場信心、刺激投資和消費方面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在國際金融危機并未解除、全球經濟復蘇可能將出現較長和曲折過程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將面臨著諸多的困難和不確定性,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的貨幣政策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將如何體現致關重要。應該看到,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較快發展的階段,蘊藏著巨大的社會需求和經濟增長潛力,目前貨幣政策的寬松和貨幣信貸較快增長盡管有利有弊,但總體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有利于穩固經濟回升的成果;其次,消除了通貨緊縮預期;三是穩定了資產市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四是推動了企業存貨周期的調整(企業存貨周期調整進入常態有利于企業生產的恢復,將促進新一輪經濟周期的調整)。但目前市場流動性過度寬松,通脹預期已經在上升,規避未來通脹風險也需要考慮。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對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取向確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繼續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鞏固經濟回升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同時,貨幣政策的取向將考慮到向實體經濟和消費領域傾斜,并在寬松貨幣政策不改的情況下處理好經濟發展與通脹預期的關系,提高我國貨幣當局把握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