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松貨幣政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寬松貨幣政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寬松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傳導渠道；實施效果；新興市場國家影響分析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2.32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2-74-03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以量化寬松為特點，主要通過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包括中長期國債等中長期資產的措施向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以刺激經濟發展的貨幣政策。具體而言，就是中央銀行在經濟持續低迷、銀行信貸量急劇萎縮的情況下，通過大量印制鈔票并用于購買國債等方式，直接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一種貨幣政策。
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相關文獻綜述
自2001年日本首次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來，各國的專家和學者們對其做了大量的研究，綜合來看，這些研究主要包含以下3個角度：
（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三條渠道分析
針對這些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如何對實體經濟產生作用，通過怎樣的傳導機制來產生作用，各國學者做了很多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大量的研究結論主要集中在三大渠道：低利率預期引導下的利率傳導渠道、投資組合調整傳導渠道和與財政政策配合使用形成的財政支出擴張渠道三種。
1、低利率預期引導下的利率傳導渠道
在危機期間，增強人們對政策和經濟前景的信心是極其重要的，所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能否起到作用極其重要的一點就是政策是否具有可信度。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國家都會進行積極的預期管理，通過強化公眾預期來提升人們對經濟的信心。一般通過發表利率聲明、官員公開講話或者暗示等途徑向公眾傳遞一種信息――“只要通縮風險持續存在，或者通貨膨脹率顯著低于目標，就將維持低利率”。以此引導人們產生低利率水平的預期，從而降低長期利率，以此來影響資產價格，提高人們對經濟復蘇的信心，來達到刺激消費和投資的目的。
Krugman于1998年就曾在其關于“預期管理”的著作中提出:當名義市場利率將至零時，能夠影響私人部門關于未來貨幣政策的“預期管理”就會變得很重要。并指出即使名義市場利率接近零下界時，中央銀行仍然可以通過提高未來通貨膨脹率預期的方法來提高現階段的產出水平。
Bernanke（2000）和Clouseet（2003）認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同常規貨幣政策一樣，也可通過影響對未來短期利率的預期來促進經濟增長。在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條件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可使央行未來維持零利率的政策更為可信。
Bernanke2004年提出，在美國有證據表明央行的信息溝通可以幫助公眾對未來政策預期的形成；他在2009年提出“信貸寬松”的同時，也曾提到當遇到0利率下限時，信息溝通是央行可以利用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當名義市場利率降至0時，能夠影響私人部門關于未來貨幣政策的“預期管理”將會變得很重要，Fujiwara (2006) 和Moussa (2010)等就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名義市場利率降至零的時候能夠影響私人部門關于未來貨幣政策資金投放增加很可能使人們對景氣的恢復產生期待，使人們走出悲劇心理，促進消費和投資，特別是市場可以看到央行大量買入資產，比央行口頭的承諾要更加實在。在這種政策具有一定可信性的前提下，貨幣政策將降低短期利率的預期，從而影響長期收益率，降低長期利率,最終增加通貨膨脹率預期，以達到刺激經濟活動的目的。
2、投資組合調整傳導渠道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央行通過調整自身資產負債表的構成或者擴大其資產負債表的規模，來向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注入大量的流動性。例如央行大量購買中長期國債和其他的中長期債券等。央行通過這些行為可以壓低相應市場的中長期利率，使非貨幣資產價格得到了支撐，降低其收益率，增加企業和公司債券等非貨幣性金融資產的吸引力。由于金融資產之間是具有不完全替代性的，這將促進金融機構和公眾投資者調整其投資組合，帶動公眾的投資和消費，刺激經濟復蘇。
Bernanke和Reinhart（2004）認為，改變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結構提供了另外一種潛在的貨幣政策手段，雖然這種政策手段的效力還是有爭議的。
Andres(2004)認為，利率為零附近時的投資組合調整傳導渠道的效應要大于其在正常利率時的效應。
Auerbach和Obstfeld (2005)認為，公開市場上購買政府債券可以抵消在遇到利率零下限時的通貨緊縮價格下降的趨勢。而且央行也可以通過改變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買賣有價證券來改變貨幣政策，以影響總供給的儲備和貨幣余額。因此，即使隔夜拆借利率被壓制到0，央行仍然可以擴大準備金的數量以超過保證隔夜利率為0或更低時所需要的數量。
Michale(2009)認為，在流動性成本基本為零的情況下，央行可以通過增加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場參與者調整自己的投資組合，將資金轉向擁有更高收益率的股票和長期債券等資產，從而提高資產價格，降低資產收益率，達到刺激投資的目的。
Zakaria Moussa(2010)從托賓的q理論視角出發，認為央行通過大量購買中長期國債等措施，在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的同時，降低了中長期利率，提高了資產價格。根據托賓q理論，企業將會趨向于選擇新的投資，從而增加企業投資，刺激經濟復蘇。
3、與財政政策配合使用形成的財政支出擴張渠道
直接購買中長期國債和政府擔保債券等是各貨幣當局當前實行量化寬松政策的重要策略，也會成為量化寬松貨幣后期政策的落腳點。貨幣當局購買國債的操作，減輕了政府的利息壓力，減輕政府的預算約束，有利于政府財政支出的擴張。Obstfeld和Auebach(2003)就曾經對永久性增加貨幣供給以擴張財政支出進行過分析，提出央行可以通過在公開市場購買中長期國債等措施，以不付息的貨幣來代替付息的國債，從而降低政府利息負擔。
近些年來，我國的眾多學者也開始加大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關注和研究，但有關其政策實施的傳導機制的研究仍然相對較少。
（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分析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時間并不是很長，目前仍然是一個比較有爭議性的話題，對于這一政策對此次金融危機是否真的有效果，仍然沒有統一的定論。
1、認為量化寬松政策能夠起到預期中的作用
國內外很多學者對于美國等國家為應對此次危機所采取的量化寬松策略是持贊同意見的，并對其實施后的效果進行了相關分析。Miyao和Ryuzo早在2002年就探討過治理金融危機的策略，他們認為：在開放經濟中分析金融危機時利率的降低對經濟的影響，其實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一種“信用危機”或者說是一種“信貸緊縮危機”，因為危機期間金融機構一般都會提高貸款條件或者提前收回貸款以減低風險，從而使市場上的可利用信貸急劇收縮。當可貿易產品的生產產出調整摩擦并不存在，可應用于經濟其他部分的比例基本上也無法靈活調整時，那么利率的減少，將會導致經濟的復蘇和社會福利的提高。
鄭聯盛(2009)認為，美國在金融危機后的救市政策不但向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而且放松了貨幣政策，進一步降低了貼現率和聯邦基金率，不斷地排除了政策束縛例如“擴展政策空間如大蕭條以來首次對投資銀行提供流動性”、“參與接管兩房和AIG”等。在奧巴馬政府不斷加大各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力度的同時，還能較好地保持政策的連續性。
戴洵在2010年的文章中以美國為樣本，從對市場信心的影響、對信貸緊縮的影響、對商業票據市場的影響和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四個方面來具體分析此次金融危機下美聯儲救助政策的效果，他認為在這場危機中美聯儲不斷增強的危機救助政策避免了市場情緒的崩潰，使得市場的恐慌情緒明顯開始緩和。具體而言這些政策能夠彌補美國國債發行缺口，可以改善私人信貸市場條件，并且通過對未來通貨膨脹的影響減輕了美國債務負擔。
2、認為量化寬松政策存在問題甚至從長期而言是無效的
事實上也有很大一部分學者仍然是覺得這樣的政策的實施是有很多弊端的，甚至從長期情況而言是無效的。
Fullwiler(2003)認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尤其是資產組合調整效應并沒有被廣泛觀察到。他認為，這一效應無效的理由是在危機后經濟蕭條和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情況下，私人金融中介機構的資本金受到嚴重破壞，不良貸款大幅增加。私人銀行資本金的嚴重破壞結果就使金融機構對風險資產的需求降低，拒絕承擔更多的投資風險。Miyako（2003）的研究表明，對未來的悲觀預期導致量化寬松在初期無法達到效果，主要是因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受到了以下幾個因素的限制：一是日本經濟低增長導致的低預期收益率，二是對持有風險資產的謹慎態度，三是高不確定性，四是對流動性需求非常大。
Takeshi和David Small(2007)利用本世紀初日本的數據就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的投資組合調整效應進行了分析，他們對資產進行了分類――高等級公司債券、低等級公司債券和逆周期的國債以及順周期的股票，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投資組合相關分析，認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降低了逆周期資產的風險溢價，但是卻會提高順周期資產的風險溢價，這就削弱了量化寬松政策的最終效果。同時指出，在零利率政策下，央行大規模購買中長期國債的行為并非能夠毫無異議地給金融市場帶來凈收益。
國內也有很多學者進行相關研究。其中對美國等國家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持否定態度的有：易綱（2009）指出，盡管日本通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投放大量流動性，但零利率致使投資者在日元和高收益貨幣之間進行套利交易，不僅影響日本貨幣政策效果，也造成日元匯率波動。李石凱（2010）從貨幣供應量變化提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下美聯儲投放的美元中沒有形成美國國內流動性的部分，絕大多數已經溢出美國金融體系，對刺激美國經濟無效，但卻會對全球經濟產生沖擊。
（三）量化寬松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分析
量化寬松政策在本質上是在接近零的利率水平下向經濟體直接注入大量流動性。這些超量的美元、日元等等必然在全球尋找獲利機會，以各種形式進入投資和盈利前景更佳的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催生資產泡沫，推高物價水平，掣肘貨幣政策等。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在“2010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上就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表示，美聯儲宣布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很大程度上會引發資本流向新興市場國家，中國面臨的資產價格壓力很大。當前物價水平上漲的壓力不容忽視，年底物價可能超出年初預期，實際通脹也可能有所上升。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夏斌認為，跨境資本流動政策、匯率制度轉軌政策及其他政策的協調與銜接，是新興國家在宏觀審慎管理上尤應重點關注的問題。而具體到對中國的影響時，劉元發（2010）認為美日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必然會造成中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國際熱錢流入的速度加快，強化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美日的這種貨幣政策上的改變必然會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產生影響，尤其是對中國而言。我們應盡可能處理好自己的對外經濟政策，去努力構筑防范外部沖擊的“防火墻”，綜合運用多種政策組合抑制這種負面影響的存在。
三、總結
首先，目前這種全球大規模實行量化寬松政策的形勢，必將對世界經濟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固然可以緩解實施國內部的通縮情況，但以美國為例，美元作為世界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種政策的實施明顯有向全世界輸出通貨膨脹的嫌疑。尤其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更是會直接影響到中國。因此，我們應該將之后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研究重點放在其可能給中國帶來的潛在風險的分析研究，對此保持警惕并研究應采取的相應措施。
參考文獻：
[1]尚姝.數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研究：基于日本經驗[J].價格理論與實踐，2009，（03）.
第2篇：寬松貨幣政策范文
在大規模的LTRO操作實施前，市場普遍認為只有歐洲央行充當“最后貸款人”以及實施量化寬松政策才能拯救歐洲，而事實證明并非如此。大規模的LTRO實施計劃不到半年，由政治風險導致的希臘退出的可能性加劇。從歐元區經濟金融基本面來看，歐洲量化寬松政策具有穩定市場的作用。但由于歐元區存在經濟金融結構的異質性、多邊政府的政治影響、歐洲央行職能及其政策操作的特性等多方面問題，非常規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受到制約。而對于量化寬松政策本身，非但無法觸動歐元區結構性失衡和治理機制不健全等根本性問題，短暫的金融市場反彈更是掩蓋了實質性的惡化。
量化寬松政策的效果
首先，基礎貨幣迅速擴張，歐元體系的資產負債規模激增。自2007年8月以來，歐洲央行便開始增加流動性供給，而歐元體系資產負債表的迅速膨脹主要是在歐債危機時期，尤其是近期兩次大規模的LTRO操作之后。截至2012年3月2日，歐元區基礎貨幣比2007年1月增加了近260%，年增長速度超過50%，其中，2011年10月到2012年3月增長了39%，歐元體系資產總量從2007年1月的11383億歐元擴張到目前的30232億歐元。不過，由于受到多國財政約束以及法律對歐洲央行“最后貸款人”角色的限制，歐元體系的資產負債表的膨脹程度仍低于美國央行和英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
其次，廣義貨幣供給的年增長速度有所恢復。從廣義貨幣增長趨勢來看， 2011年下半年以來，歐元區廣義貨幣年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并在2011年基本保持在2%以上。尤其是首次長期再融資操作實施之后，2012年1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3）年增長率迅速扭轉2011年12月出現的下滑趨勢，實現2.5%的年增長率。但是，相對于基礎貨幣迅速擴張，廣義貨幣絕對增長速度較慢。受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接連影響，歐元區2012年1月的廣義貨幣比2007年1月僅增長了20%，遠遠小于基礎貨幣的增長速度。
最后，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壓力開始緩解，歐元區整體政府債券的長期收益率開始下降。量化寬松政策有效地防止了銀行由于流動性風險壓力而面臨的倒閉風險，也為希臘債務重組提供了良好的市場條件。截至2012年3月底，由于LTRO操作的啟動，歐洲貨幣市場的3個月歐元銀行同業拆放利率（Euribor）和隔夜掉期指數的利差，從2011年12月開始持續快速回落，直至2012年3月初的60個基點，但比2011年7月水平仍高出30個基點。自2011年12月以來，量化寬松政策的加強、歐洲財政整固計劃的推進、希臘債務重組以及歐元區永久性穩定機制（ESM）的確定等種種利好因素，推動歐元區整體長期政府債券收益率震蕩下行，除希臘之外的國家與德國政府債券的利差明顯縮小。
量化寬松政策面臨的問題
金融部門產生新的潛在風險
寬松政策有助于緩解銀行融資壓力，卻對銀行償付能力和融資成本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因此，在第二次大規模的LTRO操作后，歐洲主要銀行的股票市值重拾2011年10月以前的下行趨勢，尤其是德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股市。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造成來自金融部門的道德風險。通過銀行渠道的量化寬松政策，歐洲央行希望能夠增加銀行體系流動性，并促使銀行體系購買各國國債。根據ECB（歐洲央行）近期的月度報告，西班牙在2012年1月增加了230億歐元的政府債務，而意大利增加了201億歐元的政府債務，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間，西班牙和意大利銀行的政府債務持有分別增長29%和13%，達2300億歐元和2800億歐元。這樣的結果是，這些國家的銀行可以通過低息貸款購買高收益債券，增加賬面利潤，從而降低了優化資產負債表的動機。目前，西班牙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速度遠遠低于美國，歐洲央行間接銀行渠道的量化寬松方式將為其去杠桿化繼續提供條件。這一趨勢的結果是，一旦有國家出現債務違約，持債銀行將面臨嚴重的償付能力問題。
歐洲銀行業存在潛在的抵押品不足。在公開市場操作方面，美聯儲與歐洲央行向市場提供流動性的方式不同。歐洲央行主要通過臨時易方式向市場提供流動性，這些臨時交易的流動性供給建立在抵押基礎上。此外，自歐元啟動以來，歐元區擔保市場的發展規模已經超過無擔保市場，成為銀行間相互融資的主要方式，抵押品成為銀行融資的重要媒介。在歐洲近期推出大規模LTRO臨時交易之后，歐元體系的銀行業，特別是收債務危機影響較大國家的銀行業的大量資產已成為抵押資產。截至2011年，希臘與西班牙銀行體系已經抵押的資產占總資產比率達35%和25%，西班牙的這一比例比2005年增加了10%。銀行業對于抵押資產的比例限制問題并無定論，市場擔憂銀行業陷入抵押品不足風險的理由來自：一方面，西班牙目前面臨債券違約風險，不斷上升的抵押品不足問題可能會影響其進一步的融資能力；另一方面，大量的抵押擔保融資行為會對銀行無擔保融資形成沖擊，使銀行間融資成本繼續提高。
缺乏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配合
量化寬松政策不僅是為了解決流動性問題，也包括刺激經濟增長的目標。但是，從日本20世紀末的量化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來看，有研究認為，日本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幾乎沒有產生效果，其中部分原因來自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缺乏一致性，以及對不斷升值的匯率形勢無能為力。從現實情況來看，歐洲似乎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一方面，歐洲目前缺乏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財政政策的配合。歐洲目前采取的是極度緊縮的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配合。2012年3月初，25個歐盟成員國達成一致的《穩定、協調和治理條約》，對各國的財政紀律及違反的懲罰做出了更為具體明確的規定。與此同時，為了防止國家擴大財政支出的道德風險，歐洲央行在采取量化寬松政策的過程中，反復強調要加強財政紀律。
另一方面，在匯率方面，歐元貶值刺激出口的作用較為有限。自歐債危機以來，歐元的貶值幅度較為有限。根據歐洲央行數據，歐元有效匯率在2011年貶值2%。自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兌美元主要在1歐元兌換1.2～1.5美元間波動。貶值受限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元對自身匯率的決定能力強于歐元，此外，歐元區經常項目也未發生根本性改變，仍然基本保持收支平衡。進一步地，如果寬松貨幣政策有效，則歐元升值，進而限制歐洲出口增長。
由于結構性增長的改革措施在中期難以見效，缺乏政策配合的貨幣寬松政策對經濟增長完全不起作用。自2011年以來，失業率走勢似乎對量化寬松政策毫無反應，希臘、西班牙等國家的失業率不斷提高，在2011年下半年以來出現加速趨勢。此外，對整個歐元區而言，經濟增長勢頭也不被看好。根據德國央行和歐洲央行的統計數據，2011年歐元區私人部門貸款年增長率為1.1%，比2010年有所下降，而2012年1月和2月貸款增長率仍在下滑；此外，私人部門貸款期限結構趨于短期化，貸款存量增長額由2010年的2093億歐元降至2011年的574億歐元，反映出私人部門對未來經濟增長信心不足。
無益于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無法解決希臘、西班牙等國由于經濟金融異質性導致的經濟周期性波動。統一貨幣對各國經濟金融結構異質性產生的非對稱沖擊無能為力。由于歐洲貨幣聯盟的各個國家仍然保留著各自的國別特征，在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和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以及財政體系等方面都存在差異。這些異質性會在貨幣聯盟的各國間產生非對稱沖擊，從而導致價格和產出的明顯差異。國家的債務危機，反映出歐元國家由于異質性而導致的結構性矛盾，統一貨幣政策對這樣的非對稱性沖擊無能為力。在債務國家艱難的經濟調整過程中，量化寬松政策無法糾正歐元區內的經濟失衡。
進而，量化寬松政策不利于糾正國家私人部門的過度舉債。單一貨幣區為發展速度快且通脹較高的國家，提供了較低的真實利率和擴大的資金供給。正是充足的低成本資金供給支持了資金的持續供給，導致金融服務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突出，財政開支過度和私人儲蓄不足的經濟模式得以維系。量化寬松政策繼續為希臘等國家提供較低的融資利率和資金供給，為其債務調整提供了軟約束。自危機以來，歐盟對希臘提出了嚴格的、幾乎不可能實現的財政達標計劃。在強大的政策調整形勢下，希臘的經常項目赤字仍然接近GDP的10%。這與歐洲央行非常規貨幣政策提供的低廉資金供給不無關聯。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研究發現，對于已經完全無法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國家而言，目前希臘私人部門的信貸成本仍然很低，企業和家庭新增貸款的平均成本僅為6%至7%。因此，歐洲央行持續的流動性救助，使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重災國家的信貸成本一直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各國經濟自我糾正的效果，反映出貨幣聯盟國家經濟調整的剛性。
歐洲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加大
歐元區各國間差異的擴大使歐洲央行的任務更加復雜。歐債危機以來，歐元區貨幣金融一體化差異程度不斷擴大，無論是經濟增長情況、失業水平、國債收益和銀行體系穩健程度等各項指標，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分離。在量化寬松政策進程中，各國差異也有所表現。國家的銀行業完全依賴歐洲央行融資供給，而出于對未來形勢的擔憂，德國等核心國家較為穩健的銀行機構往往不愿參與融資和擴大信貸。
歐洲央行還面臨政策可信度降低的問題。作為現代銀行，其職責不能僅是保持物價穩定，還應包括熨平經濟周期波動、避免通貨緊縮以及保持金融穩定等宏觀經濟目標。在歐洲國家真正發生問題時，歐洲央行由于責任性不足，必然受到各國政治家的“責問”，造成政策目標的動搖和政治獨立性的喪失。當前，歐洲央行正面臨這樣的困難：貨幣穩定優先還是金融市場穩定優先，是依照規定實施“不救助”條款，還是充當“最后貸款人”職責。歐洲央行對這些問題的立場搖擺不定，以至出現歐洲央行在量化寬松政策實施前后的立場不同，執行董事會內部意見不一致而出現的委員辭職，以及長期LTRO間接充當“最后貸款人”，而被稱之為“政治的決定”等現象。這些問題反映出歐洲央行獨立性和央行政策的可信度遭受質疑。
未來，歐洲央行的政策決定仍面臨矛盾選擇。除了需要考慮繼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對核心國家通脹的影響外，歐洲央行如何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和收縮過于擴大的資產負債表，都將面臨法律制度的約束和各國政府的爭議。
綜合來看，缺乏財政政策配合的歐洲量化寬松政策在支持經濟增長方面的能力有限，在各國主要經濟金融指標分化趨勢加強背景下，寬松貨幣政策無益于歐元區國家結構調整和經濟再平衡的實現。在當前無法推進財政一體化情況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歐洲國家穩定市場和緩釋危機的少數手段之一，即使如此，政策的實施仍然受制于歐洲央行的法定職能以及德國的政策立場。
量化寬松政策未來展望
從目前形勢來看，歐洲存在繼續量化寬松政策的空間和可能性。
第一，債務危機的發展態勢。這是決定歐洲量化寬松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歐洲債務危機的化解是長期的過程。目前，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加劇，歐元區局勢再度緊張，即便希臘仍然留在歐元區內，歐元區的金融形勢也非常脆弱。市場預測，希臘在2015～2020年間還需500億歐元的救助。由于政府債務的急劇增長，西班牙的債務總量（公共及私人債務）與GDP之比從2008年的337%升至2011年中期的363%。
第二，未來的通脹形勢。從歐元區整體形勢來看，由于信貸增長不足，經濟持續低迷，歐元區整體的通脹壓力并不明顯，這為歐元區繼續的寬松政策留下余地。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德國央行行長延斯?魏德曼近期表示準備容忍德國通脹率高于歐元區平均水平的現實，但德國治理通脹的一貫作風可能會對歐洲央行寬松政策有所限制。
第三，美國的經濟形勢與貨幣政策。長期以來，歐洲經濟金融形勢與政策受制于美國，歐洲央行利率的回調再次驗證了歐美貨幣政策的聯動性。在當前形勢下，由于歐洲債務危機的發展，美國持續進行量化寬松政策的可能性正在加強。只有美國經濟強勁復蘇，才能推動歐洲貿易服務出口增長，歐洲經濟衰退局面才能得以遏制，進而量化寬松政策才能跟隨美國貨幣政策選擇停止。
鑒于寬松貨幣政策效果的有限性，歐洲應將更多精力放在盡早實現經濟平衡的調整上。盡管歐盟認識到經濟平衡的重要性，并力圖啟動宏觀經濟失衡程序（MIP），糾正失衡。但從整體治理的手段來看，歐元區治理失衡的主要手段集中在失衡一端的國家，而沒有將失衡另一端的核心國家納入其中。對相互滲透的歐元區國家，其企圖實現“零和博弈”的決策幾乎無法實現。在經濟失衡中得到利益的核心國家應當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和代價，這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實現機理是一致的。一方面，希臘應堅持緊縮開支，降低民眾對高福利社會保障體系的依賴；另一方面，德國應適當放松財政政策，提倡擴大內需并加大財政轉移支持力度，給予國家經濟調整的合理時限。
第3篇：寬松貨幣政策范文
至今,過高的房價還沒有得到控制,仍存在再次上漲反彈的風險。如何將房價逐步調控到合理價位,將是房地產調控下一階段的重點。調控措施還應根據調控效果及房地產市場的變化情況不斷深化。
從中國經濟發展全局而言,在堅持和深化房地產調控的同時,要特別重視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走向。
雖然調控部門表示2010年將保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變,但央行年初公布的具體操作目標表現出由松轉緊的變化。M2增速將從上年的27%調低為17%,貸款增速將從上年的28%調低為18%。
年初時央行面對的是經濟增長加速、通脹壓力急速加大的形勢,貨幣政策的主要方向是防范通脹加劇,提出了收縮性操作目標。雖然4月至7月期間經濟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但從最新公布的數據看,貨幣政策卻仍在按照年初提出的由松變緊的路線運行。
為應對物價和經濟增速并行下落的形勢變化,下半年貨幣政策的操作指標應繼續適度寬松。M2和貸款增速可以提高到20%略高一些,例如23%左右。提高貨幣和貸款增速,可對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支撐,也可能使通脹壓力增大。
有人擔心貨幣放松可能會對房地產調控造成沖擊。其實,房地產調控的關鍵有效措施在于控制投資投機性購房需求,只要堅持實施對二套房、三套房等多套房購買控制措施,明確表明房產稅等稅收政策出臺的政策方向及時間表,只要投資投機性需求及炒作得到控制,貨幣貸款的放松就不會造成房地產泡沫的重新泛濫。貨幣貸款放松對于不實施控制的一套房正常需求提供支持,有利于促進房地產市場供求轉向健康運行的軌道,促使房地產業繼續發揮支持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有人提出,如果經濟下滑局勢繼續加重,可考慮出臺第二輪刺激政策。但是,之前密集出臺多種大力度刺激措施刺激經濟獲得了快速復蘇的成果,也付出了代價。一些刺激措施產生了負效應,留下了風險后患。比如我們目前面對的難以處理的房地產泡沫就是后果之一。與此相關的刺激措施如利用房地產價格上漲作為擴大貸款抵押支持的地方融資投資,潛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不能在上一輪刺激政策留下的風險隱患尚未消除的情況下為刺激經濟回升再制造出新的風險。
事實證明,房地產泡沫對經濟的破壞嚴重性遠大于其刺激經濟的積極作用。目前正在進行的房地產調控就是不合理房地產刺激政策的退出和清理。
但是,在房地產領域以外的多數經濟刺激政策,沒有產生像房地產投機泡沫那樣嚴重的風險后患,具有激勵經濟活力、促進經濟健康成長的功能,在經濟尚未堅實復蘇的情況下,各種刺激措施不宜同時一起退出,經實踐證明效果較好的刺激措施應延后退出。
在目前經濟復蘇出現震蕩反復的情況下,已經發揮了刺激經濟主力作用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應當延續,給遭受打擊的經濟添加新的能量和活力。
下半年,我們不必像對付金融危機沖擊時那樣采取各種可采取的刺激措施去追求強勁快速的經濟回升。目前雖然出現了房地產調控帶來的經濟下滑,這種調控及其變化和日本美國泡沫崩潰爆發危機的情況不同,是在泡沫未漲至頂點時主動采取的提前調控行動,獲得了一定的回旋緩沖空間。
第4篇：寬松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效應 政治經濟學角度 對比
美國第一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
2008年的次貸危機過后，雷曼兄弟破產，花期銀行、AIG等金融巨頭紛紛面臨債務危機。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造成的重創，阻止危機的進一步蔓延，美聯儲在2009年3月啟動了第一輪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下簡稱QE1）。截止到QE1結束的時候，美聯邦儲備總共投放了17250億美元左右的基礎貨幣，具體分為以下三項：125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3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和1750億美元的機構證券。
在大規模的資產價格下跌后，首要目標是恢復金融體系的運作。在危機過后，流動性不足是整個金融體系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在這種情況之下很容易發生銀行擠兌。而量化寬松的實施，使得短期利率下降以及市場的流動性增大，銀行有了充足的資金，這樣，市場的悲觀心理會降低，擠兌發生的可能性也會減少。此外，長期利率會因為流動性風險的下降和短期利率的降低而降低，因此資產價格如股票和房產等不會繼續出現大幅度的下跌，從而防止了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可見，QE1對及時穩定金融市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危機過后，美國政府聯合美聯儲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試圖救市，這固然是緩和了經濟危機，但是也暗藏了道德風險。政府雖然只是暫時以股權注資的方式來提供救援，但是會留下深遠的影響，其一就是被救助的金融機構可能在將來制造新的道德風險。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正是由于一些金融機構不顧風險，一直加大對次級抵押債券的投資以追求超額的利潤，才會造成了巨額的虧損。從短期看來，美國政府出臺的量化寬松確實為市場注入了流動性，對于短期內市場秩序與信心的恢復起到了有利的影響。但是長遠看來，這樣卻使曾處于危機中的金融機構意識到，金融機構的利益與社會緊密相連，在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政府為避免危機的擴大，會采取救市的措施，承擔其高風險投資所造成的損失。美國政府的這種救援行為可能會從一定程度上使得金融機構和企業增加投機的行為，放大投資者的賭博意識。而下一次的過度投機和資產泡沫也可能會因為道德風險而產生。
美國第二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
通過分析可以看到QE1對拯救當時隨時可能崩潰的金融業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對刺激消費和增加就業的幫助卻不明顯。隨后，在2010年11月2日的中期選舉中，作為執政黨的痛失眾議院的多數地位，失去了對眾議院的控制權。這次的中期選舉是選民對奧巴馬政府業績的一次“公投”，也是下屆總統選舉的一個風向標。這次的失利讓奧巴馬政府意識到，要挽回政治敗局，爭取連任，首要任務就是緩解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刺激經濟增長。于是在中期選舉之后，美聯儲再次推出了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對比QE1、QE2的特點是直接與就業率掛鉤，具體措施有以下幾項：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低水平上，并且預計斥資6000億美元購買財政部發行的長期債券，預計每個月購買額為750億美元，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
（一）QE2對經濟復蘇的幫助
從2008年到2012年第二季度的GDP增長率的數據可以看到，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過后，2009年美國GDP呈負增長率，而從2010-2012年間GDP雖然開始呈增長趨勢，但是增速緩慢。仔細分析不同要素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看到，個人消費支出的貢獻最大，國內投資凈額次之。雖然在2008年底到2009年之間，美國居民的個人消費支出出現了連續三個季度的負增長，但是從2010年3月底（QE1退出之后）開始呈緩慢的增長趨勢，并漸漸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但美國的國內投資額卻難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特別是私人投資部分，增長不穩定，偶爾呈現下降的趨勢。美國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消費和投資來拉動，然而，兩輪的量化寬松政策過后，即使貨幣供應量增加使得流動性更加充裕了，但是投資并沒有因此而增長。由此可見，目前美國經濟面臨的并不是流動性的問題，而是信心不足和信用缺失。美國政府想要拉動經濟增長，并不能只是通過量化寬松來刺激經濟復蘇，更重要的是要在規范金融行業、重構信用體系上下功夫。
（二）QE2對就業率的影響
根據美國勞工部官網2000-2012年第三季度美國失業率的變化數據顯示，在危機爆發之前，美國就業情況良好，大致處于自然失業率水平，上下波動不大。但是從2008年11月開始，美國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最高時曾達到10%（2009年10月），隨后一直維持在9%左右。直到2012年10月美國失業率已經降至7.9%，美國就業情況似乎有所好轉，但是要恢復到5%左右的自然失業率水平卻還需要更長的一段時間。
仔細觀察美國勞工部的就業情況明細可以發現，美國的勞動人口呈緩慢的增長趨勢，然而不計算在勞動力以內的人口卻有了明顯的增加。這意味著失業率的下降并不只是單純的就業人口增加，有一部分原因是失去信心而放棄尋找工作的人口正在逐漸上升，數據顯示這部分人口從2011年的10月86213000上升到2012年10月的88341000。美國經濟的不景氣使得一部分工人放棄了尋找工作，根據數據顯示，短短一年期間，美國不計入勞動力人口的數量有了很大的變化。
1962年美國學者奧肯（Arthur M.Okun）提出著名的奧肯定律，他指出就業和產值之間存在著嚴格的相關性。然而，從2009年到2010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4%變為2%，失業率卻依然徘徊在接近10%的水平。有關學者指出，美國失業率高的原因越來越復雜，并不只是由于需求不足導致失業，還有結構性失業等其他問題。自2010年11月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推出至今，美國的就業情況并沒有明顯的好轉。可見，目前美國就業率不足并不只是單純的由總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QE2的推出難以對就業產生有利的影響。
第三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可能造成的效應
縱觀2008年到2012年9月（QE3推出之前）美國經濟的復蘇情況，可以看到QE1和QE2確實向金融體系提供了大量的流動性，對穩定本國的金融市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盡管以上指標顯示美國經濟已開始邁出復蘇的腳步，然而美聯儲卻在2012年9月15日推出QE3，宣布每月購買400億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筆者認為這與美國國內投資增長不明顯、就業市場依然疲軟有很大的關系，加上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給本國經濟帶來了比較明顯的政治周期，QE3的推出更加顯得合乎情理。
（一）QE3對貿易問題的影響
美國經濟長期處于失衡的狀態，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其商品貿易一直處于逆差狀態。QE2推出之后，由于基礎貨幣的大量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美元的貶值幅度，從而改善當前的貿易失衡格局。根據國際貨幣組織的測算，如果美元貶值了10%，那么美國的貿易赤字在GDP所占的比重就會下降近一個百分點。所以，伴隨著QE3的推出，美元會持續貶值，從而有助于提振出口。在2006年以前，美國貿易逆差逐年遞增而且增速很快。但是到了2007年，這個數字正在逐漸下降，而且從2009年開始，貿易逆差從2008年的698338百萬美元快速下滑到379154百萬美元。2009年正是美國推出第一輪量化寬松的時間，由此推算，美元的貶值確實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美國的貿易狀況。但本文認為，這一效果是否明顯仍然不能確定，因為美國的進口結構和規模都存在一定的剛性，QE3是否能有效提升美國出口部門的競爭力仍需要時間來驗證。
（二）QE3使得熱錢流入新興市場
鑒于當前美國的經濟環境，量化寬松實施已久，但是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而紐交所的股價和衍生工具價格卻大都已經恢復到經濟危機以前的水平，由此可以說明新增的資金大都流向了金融投機領域。由于QE而導致的長期國債收益率下降，美國投資者出于套利的動機，會大量的增加對海外的投資，尤其是把資金大規模的投向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因為套利行為的存在，而使得資金大量溢出本國，最終量化寬松的效果會大打折扣。另外，在QE3推出之后，美元的供給量充足而且國內利率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會使得熱錢泛濫，這些資金很可能大規模的流入新興市場國家，投資在房地產、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領域，從而推高相關資產的價格，催化結構性資產泡沫。然而，一旦熱錢獲利或許會集中退出，那么相關資產市場可能會大幅下跌，而新的金融風險或將由此而產生。
（三）QE3帶動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和全球通脹
在國際上，石油、農產品、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的價格都是以美元來計算的。而本次量化寬松將使美元的供給大量增加，從而會對大宗商品產生影響：首先，美元供給量的增加會使得美元貶值，而美元的貶值必然會引起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其次，美元供給量的增加還可能導致對大宗商品的投機，而促使大宗商品價格的全面上升。另外，很多類似中國這樣依賴初級產品進口的國家，必須進口大宗商品作為原材料，這些國家的生產成本都會因此而上升。隨著QE3的推出，美元將繼續貶值，那么初級產品將會進一步的漲價，而這些國家會面臨更為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是這些國家很難抵御這種由大宗商品價格傳導而帶來的輸入型通貨膨脹。
（四）全球主要經濟體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如今，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美國的貨幣政策并不只是會對美國產生影響，以美元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其貨幣政策的推出，必然會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其影響下，只能相應的推出新的貨幣政策來減少美國量化寬松對它們的影響。自從美國在2009年開始實施QE1至今，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開始蔓延。日本自2006年退出量化寬松之后，于2009年開始重拾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每月購買定額的國債。英國央行和歐洲央行也分別將基準利率調至0.5%和1.5%的歷史新低。而在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出口導向型戰略的引導，而美國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不得不跟隨美國進行調整。否則，人民幣將會因為熱錢大量流入而面臨升值的壓力。
結論
美國的經濟問題早已不是流動性的問題，本文認為，繼前兩輪量化寬松之后，美國再次推出QE3，對經濟的提振作用并不會很大。美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信心不足和信用缺失，美國政府想要刺激經濟發展，降低失業率，更重要的應該是在重振信心、優化信用結構上下功夫。而一再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似乎只是把問題轉嫁到其他國家，這樣以鄰為壑的做法，并不會對美國經濟起到很好的提振作用。在目前開放經濟的條件下，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所增發的貨幣中沒有形成美國國內流動性的部分，大部分都已經溢出美國，流向全球主要經濟體，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這部分國際游資通過乘數和杠桿作用已經被無限的放大了，并且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得全球的金融市場產生了劇烈的動蕩。
參考文獻：
1.潘成夫.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理論、實踐與影響[J].經濟學家，2009（9）
2.馬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理論基礎、政策效果與潛在風險[J].武漢大學學報，2011（5）
3.張禮卿.量化寬松Ⅱ沖擊和中國的政策選擇[J].國際經濟評論，2011（1）
4.劉素春，李婭.美國量化寬松刺激政策危害研究[J].管理現代化，2011（3）
5.李永剛.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影響分析[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11（8）
6.楊琳.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原因、效應及對策[J].宏觀經濟研究，2011（4）
第5篇：寬松貨幣政策范文
股市在漲，房市也躍躍欲漲，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中，彌漫著幾分激動與躁動的氣氛。
中國經濟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帶有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特征，即總體上走向市場經濟。但在重大轉折關頭，不免市場、行政命令，宏觀調控，“看得見的手”、“看不見的手”一起上。結果，作用大，見效快，但企業也往往被弄得七上八下。
去年，我們幾千萬股民投資者一起嘗試了超嚴厲超緊縮貨幣政策下的宏觀調控下的熊市苦難，股市從6124點，到1660點，用一年時間走完了日本從1990年到2002年的12年大跌的路。很多股票跌去一半多，甚至90％。
筆者一直認為：海外，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出口銳減是原因一，而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政策調控過緊，特別是額度制的貨幣政策。它本來屬于“窗口指導”性質，結果卻成了“枷鎖”。奧運會前，很多企業還在囤積原材料，一開完奧運會，全國沒了市場需求，鋼鐵、石油、銅都大跌一場。
而現在，我們正面臨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市場似乎被加以強制行政方式地放貸貨幣，2007年全年貨幣投放5萬億，今年―季度投放4.58萬億。4月份又投放6千億，估計全年8萬億很難打住。
從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我們遇到這種超強寬松之貨幣政策。它支持了4萬億投資，支持了股市大漲40％，支持了房市，并給世界人民帶來了希望，但這么洶涌澎湃的現金流會造成通脹等其他副作用嗎?
(二)股市呈牛市狀，牛市如何演繹
從5月7日的調查看，40多家機構無一看空股市，深滬兩市明顯呈牛市強勢特征。這種情況從1660點以來，經過一波波上漲、下調、再上漲、再下調，漸漸地不下調了。新股早已審過好多家，如光大銀行等大盤，及創業板的t400多家，但一看到你要跑，想不做了，立即宣布沒有發新股打算。這是唯一可以改變股市勒跡的舉措，但就是不發。市場機構也似乎達成了默契，“抓大放小”，中國石油，工商銀行就是不炒，以免大盤炒高了，發新股。現在看來，如果注意節奏，發得少些，市場在超強寬松的貨幣政策下，仍然可能維持牛市狀態。
(三)各地房地產明降暗升，居民壓力很大
突然涌來的大量貨幣，主要是貸給上市公司、國企和有信譽的好企業(很多中小企業，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依然貸款極難)，因此，很多企業家依然覺得壓力很大，但看各家企業又都在轉，飯店依然天天爆滿。中國經濟在未充分調整到位的情況下，被強大的寬松貨幣政策拉了回來。
巨大的現金流肯定有相當―部分通過企業流入了股市。實業太難，股市幾天―個漲停。資金在目前這種98％商品供過于求時期，首先一定先進資本市場。股市進完后，極可能再進房市。現在，全國各省會大中城市房地產市場在當地政府呵護、搶救下，已基本穩住，并呈上漲狀。上海一些地方，3萬／平方米、3.5萬／平方米、4萬／平方米的房子又出現了，而且動輒就是200～250平方米，北京也基本停止下跌。
第6篇：寬松貨幣政策范文
在利率市場化環境下，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整短期利率至目標水平，這屬于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美國、歐元區、日本和英國的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時，盯住的基準利率分別為聯邦基金利率、主要再融資利率、隔夜拆借利率和短期國債回購利率。這些利率雖名稱各異，但均為短期同業拆借利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控同業拆借利率可以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融資成本，商業銀行向企業和居民借貸時，會將中央銀行的意圖傳遞至整個經濟體，最終實現調控經濟的目的。如果一國中央銀行試圖刺激經濟，則會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即通過購買短期限政府債券壓低基準利率至目標水平，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促進投資與消費。反之，如果中央銀行試圖抑制經濟，則會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即通過出售短期限政府債券抬升基準利率至目標水平，提高企業和居民的融資成本，抑制投資與消費。
2007年8月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恢復經濟，主要的發達經濟體——美國、歐元區、日本和英國等——基準利率都相繼降至1%以下，并長期徘徊在零附近。然而，在這種傳統的寬松貨幣政策下，各發達經濟體的復蘇進程卻不盡如人意。理論層面，中央銀行已無法繼續將利率下降至零以下。
傳統的貨幣政策失效后，各國中央銀行開始嘗試創新型的、非常規的貨幣政策以繼續刺激經濟增長。其中，量化寬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使用范圍最廣。該政策的傳導機制為：中央銀行從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養老基金或非金融企業手中，以市場價格購買長期限政府債券等金融資產，以壓低長期利率，提振資產價格。與此同時，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令商業銀行有錢可貸，進而刺激經濟增長。在傳統的貨幣政策下，中央銀行調控的僅僅是短期利率；在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下，中央銀行可以壓低長期利率，迫使投資者選擇其他高收益的資產，激發企業和居民的借貸意愿，進而刺激消費和投資。
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對壓低長期利率的作用的確是迅速和明顯的。2009年至2012年初，美國兩次量化寬松政策而一次反轉操作期間，長短期利差較政策窗口前后均出現明顯的收窄。但該政策是否可以有效刺激經濟增長，還需取決于商業銀行的貸款意愿及企業、居民的融資、投資實體經濟和消費的意愿等。
主要經濟體寬松政策與實施效果
金融危機后，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越來越多地采用非傳統貨幣政策來重建金融市場秩序、刺激經濟增長。這些政策和舉措背后的邏輯，雖然都是通過擴大中央銀行的負債規模至既定目標來為經濟體提供流動性，但各國政策出臺的背景、操作細節以及實施效果卻不盡相同。
美國：政策效果顯現，企穩跡象展露
2008年起，美國開始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2008年11月25日，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推出，美聯儲宣布將購買50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1000億美元的債券；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將增加購買3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75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1000億美元的債券。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結束后，美聯儲共向經濟體提供了1.75萬億美元的流動性，使得10年期國債利率與隔夜拆借的期限利差縮窄70個基點。
2010年11月3日，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啟動，美聯儲宣布將購買6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2011年9月21日，美聯儲宣布進行反轉操作，將出售4000億美元的短期國債，同時，買入4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反轉操作與前兩輪寬松政策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并未向經濟體注入新的流動性，但因長期國債需求增加，同樣起到壓低長端利率的作用，令利率曲線更加平坦；2012年7月20日，美聯儲宣布繼續進行反轉操作，將出售2670億美元的短期國債，同時，購入相同金額的長期國債。
2012年9月13日，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開始實施，美聯儲宣布將至少按照每月400億美元的頻率購買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直至勞動力市場有明顯的改善。
量化寬松政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從美國公布的各項經濟數據來看，量化寬松的效果確實有所顯現。危機爆發后，兩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指標——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持續回落，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間，PMI一度跌入40以下的區間，2008年9月至2009年12月間的GDP增速持續為負值，經濟前景堪憂。為了迅速“狙擊”經濟下滑、提振投資者信心，美聯儲使用了量化寬松政策。自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施后，美國經濟出現了回暖的跡象，PMI較快地回升至50以上，GDP增速也恢復至2%的水平。雖然經濟在企穩回升的過程中出現過數次反復，但從最新公布的數據來看，2012年9月PMI重新站上51.5，GDP增速連續兩個季度維持在2%以上，經濟企穩跡象明顯。
日本：量化寬松的先行者，政策傳導機制不暢
20世紀90年初期，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核心通貨膨脹率自1998年起進入負數時代，經濟增速嚴重下滑，經濟整體陷入衰退。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日本銀行在全球范圍內率先使用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目的是為了消除通貨緊縮的風險以及加固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在中央銀行的支持下，日本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大幅降低，整個金融體系的秩序得以恢復。然而，各項經濟數據顯示，日本的經濟并沒有在這次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下顯現任何起色，國內生產總值和核心通貨膨脹率始終在零附近徘徊。2010年10月，日本銀行再次出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宣布將在2011年底前購買35萬億日元的國債等金融資產。2011年3月至2012年9月，日本銀行又一次宣布了一系列的金融資產購買計劃，增加購買總額至80萬億日元，同時延長購買時間至2013年底。
從最新公布的各項經濟指標來看，日本銀行量化寬松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雖然在2012年上半年，日本經濟出現了回暖的特征，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速達到了3%，核心通貨膨脹率也一度轉為正值，但這主要歸因于地震后重建這一暫時性因素。2012年下半年，日本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再度跌到50這一榮枯分水嶺之下，出口額同比大幅回落，經濟疲態再現，復蘇乏力。
理想狀態下，日本銀行“雙管齊下”：一方面，長期執行低利率政策以驅使商業銀行不將資金存于央行而是發放貸款；另一方面，向商業銀行注入流動性，令其有充裕的資金進行借貸，進而能夠刺激投資和消費，拉動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局面。然而，這一寬松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并不順暢：資產泡沫破滅后，日本的商業銀行和企業一直維持低風險偏好，借貸意愿并不強烈，中央銀行補給的流動性停留在金融體系內部，并未輸送到經濟體中。單純的量化寬松政策并不能幫助日本央行完成刺激經濟增長的艱巨任務。
歐元區：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寬松政策效果有限
歐元區的量化寬松政策由三個計劃構成，分別為擔保債券購買計劃（CBPP）、證券市場計劃（SMP）和完全貨幣交易計劃（OMT）。2009年5月7日，歐洲中央銀行（ECB）宣布執行擔保債券購買計劃。該計劃包含了兩次購買行動，即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間，歐洲央行在一級、二級證券市場中購買600億歐元的、以歐元計價的擔保債券，以及2011年11月至2012年10月間購買400億歐元債券。2010年5月，歐洲央行引入證券市場計劃，歐洲央行及17個歐元區國家的中央銀行在二級市場購買財政問題較嚴重國家的政府債券，以降低這些問題國家的融資成本和還款壓力。2012年6月，歐洲央行宣布啟動完全貨幣交易計劃以取代證券市場計劃。歐洲央行將會在二級市場中購買剩余期限在1～3年的問題政府債券，以改善歐元區問題國家的金融財政狀況，確保國債違約風險為零。與此同時，歐洲央行通過出售其他資產來“沖銷”流動性，避免因貨幣供應量增多而引發通脹。
歐元區在次貸危機后又深陷債務危機，加之歐元區內各國經濟和財政狀況差異較大，因此從貨幣政策的制訂到執行、傳導都比其他任何一個經濟體復雜。2012年9月，歐元區17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由7月份的44回升至46.1，結束了此前連續13個月的衰退局面。作為歐元區的核心國和穩定器，德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回升至47.4，經濟下滑風險有所釋放。出乎市場預料的是，法國經濟走勢與歐元區整體走勢背道而馳，PMI指數出現大幅下滑。歐元區經濟增速始終處于低位，且下滑趨勢仍然存在。在歐洲央行的努力下，寬松的貨幣政策有效阻止了問題國家融資成本的上升，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長期國債的收益率都出現了下行，債務危機得到一定的緩解。但歐元區若想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和競爭力，可能需要更漫長的時間和更堅定的改革舉措。
英國：政策頗具創意，效果尚待觀察
英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標準化”的量化寬松政策，分為三個階段：2009年5月5日，英格蘭銀行宣布將購買750億英鎊的金融資產，隨后增加購買金額至2000億英鎊。2011年10月6日，英格蘭銀行宣布繼續購買750億英鎊的金融資產，2012年2月9日將購買總金額增至3250億英鎊。2012年7月5日，英格蘭銀行再次宣布購買500億英鎊的金融資產。三輪資產購買計劃的總金額達到3750億英鎊。另一部分則是“改良版”的量化寬松政策。2012年7月，英格蘭銀行引入了“融資——貸款計劃”（FLS），從2012年8月1日起的18個月內，英國各銀行能夠以非常便宜的資金價格融入長期資金，但前提是要增加貸款規模（資金價格與銀行的新增貸款規模呈負相關）。該政策的優點在于疏通了“標準化”量化寬松政策的傳導機制，避免釋放的流動性停留在金融體系內部。雖然目前的英國經濟表現并不理想，但其創新的量化寬松政策值得其他經濟體借鑒。
全球貨幣寬松下的金融市場
債券市場
正如上文所分析，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中央銀行購買長期金融資產以壓低長端利率得以執行。因此，在這輪貨幣寬松的浪潮中，債券市場也出現了持續的牛市行情。自2007年至今，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進入下降通道，債券價格持續上升。以美國債券市場為例，2007年10月，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4.56%；2012年10月1日，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1.64%，五年間收益率降幅達到2.92%。在這一長期趨勢下，債券市場的波段行情也為債券投資者帶來了豐厚的回報：2008年底，收益率在兩個月的時間內下降了1.89個百分點；2010年，收益率在半年的時間內下降了1.48個百分點；2011年，收益率在同樣半年的時間內下降了1.57個百分點；2012年，收益率在4個月時間內下降了0.96個百分點。
股票市場
在全球量化寬松的大趨勢下，股票市場也迎來了慢牛行情。雖然世界各發達經濟體的經濟還處于是否止跌企穩的巨大爭議中，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股票市場卻走出了獨立的趨勢。股票市場的上漲，一方面來自于充裕的流動性的驅動，另一方則是投資者對經濟前景的擔憂導致其不愿投資于實體經濟，而偏好債券和股票。以美國股市為例，自2009年初至今，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呈現單邊上行格局，2012年10月19日收盤于1433點，幾乎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平，與市場高點——1576點——僅相差不到10%，近四年間的股票投資絕對收益率水平達到66.04%，年化收益率為17.23%。
黃金市場
貨幣政策對黃金市場影響的一般邏輯是：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市場流動性充裕，通貨膨脹率高企，普通投資者為了抵御通脹，尋求資產的保值與增值，會增加對黃金投資的需求，黃金價格上漲；反之，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市場流動性趨緊，通貨膨脹率維持低位，投資者對黃金投資的需求減弱，黃金價格下跌。
第7篇：寬松貨幣政策范文
2009年上半年央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信貸快速增長,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通過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實體經濟復蘇進一步確認。反過來,經濟恢復促使各行業對貸款的需求回暖。
宏觀經濟進一步復蘇
寬松的貨幣政策下,國內消費與投資的機會成本低,推動經濟的動力加強,經濟增長更快得以恢復。今年一季度,宏觀經濟的景氣程度已經回升,而先行指數回升態勢更為明顯,這預示著經濟走出低谷得到確認。
另外,如圖所示,6月M2與M1增速之間的剪刀差縮小至3.67%(28.46%-24.79%),從1月的12.1%一路直線下降,表明活期存款有所恢復,占比逐漸回升。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經濟的活躍程度在持續提升。
貨幣供應加速增長
與貨幣供應量相對應,中國銀行業的信貸規模快速擴大。截至6月末,國內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7.74萬億元,同比增長34.44%,增幅比上月末高3.83個百分點。
根據中國銀行業信貸周期的歷史經驗,在一年當中,各季度放貸規模一般呈遞減的態勢,特別是在第一季度比較集中,下半年則加速衰減。基于此,以及觀察1-4月的信貸規模趨勢的情況下,我們判斷全年新增信貸8-10萬億元,新增信貸規模不會快速反彈。
寬松貨幣的基調不變
貨幣市場的表現與貨幣政策、銀行信貸政策并無必然關系。央行的貨幣政策至少在今年都不會改變。目前在經濟沒有明顯強勁回復之前,貨幣政策肯定是不會變的。
從國際比較經驗來看,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實行了一段時間的寬松貨幣政策以后有所收緊,導致美國失業率的上升以及經濟衰退。這一實例就證明了在經濟衰退之前,收緊會導致經濟回復前的倒退。
日前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報告認為,2009年二季度,國民經濟恢復速度超出預期,經濟主體信心穩步提高。GDP同比增長回升,環比增長繼續加快;工業生產增速明顯加快,國內投資需求強勁反彈;信貸投放大幅增加,銀行流動性充裕。下一階段,應繼續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鞏固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促使國民經濟平穩協調發展。
我們認為,央行該報告列出的推動因素的假設都是宏觀經濟下半年的好轉,正如報告對此所持觀點一樣,經濟中還面臨較多不確定性。而放緩的因素多為確定性、現實性的問題,即使央行不收縮,下半年信貸量也會顯著放緩。總體而言,下半年貨幣信貸增長環比顯著收縮已成定局。
根據中國銀行業歷年信貸周期中的分布,下半年貸款都占到全年的約30%,且三四季度分布相對均勻。
我們堅持2009年新增貸款將會出現4:3:1.5:1.5的季度分布,全年新增信貸將達到10.5萬億元,下半年新增3萬億元,其中三四季度各新增1.5萬億元。
預計7月信貸規模會搭乘規模寬松信貸政策的末班車,6月天量信貸的慣性作用較強,結構寬松信貸政策未完全到位,我們初步估測月新增信貸5500億元。
重在調結構、控風險
與信貸規模相比,下半年更為重要的是貸款結構。政策層的舉動可以看作是對信貸結構的進一步調整,更有效的配置銀行資產,從而可以進一步控制風險。與信貸規模相比,當前更為重要的是貸款結構。貸款的投向與使用情況關系到息差與不良率這兩個非常關鍵的銀行財務指標。
預計中長期貸款快速增加的趨勢進一步確認。今年個人與公司貸款中,上半年新增中長期貸款3.8萬億,遠遠高于短期貸款1.8萬億元的規模。在基建投資的推動下,中長期貸款占比增加的態勢趨于穩定。
預計在今后一年中,貸款中長期化趨勢難以改變,這會增加銀行的凈息差,并將信用風險長期化。
中小企業短期貸款有望回升。與前兩個月相比,今年6月新增中長期貸款9771億元,短期貸款5231億元。而之前兩個月中,5月份新增中長期貸款4493億元,短期貸款1020億元。與前兩個月相比,短期貸款不僅從規模上實現了迅猛增加,而且在占比上快速反彈。這為銀行利息收入恢復了原有渠道,對銀行業績將有部分積極貢獻。
新增貸款中票據融資的增長放緩,比例繼續萎縮。一季度新增公司貸款中,票據融資占到36%。如我們預計,隨著一般貸款的快速增加,票據融資占比很難再達到前期的高度:4月、5月與6月新增票據融資分別為1257億元、862億元和135億元,規模與比例繼續快速萎縮。由于票據融資息差低,這部分業務的減少對銀行存貸息差收入的影響小。
國內存款繼續保持穩定快速增長。6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6.63萬億元,同比增長29.02%,增幅比上月末高2.34個百分點。從分部門情況看,只有財政存款增加6883億元,同比少增3351億元。居民與非金融性公司都實現了同比快速增加。
控制風險是銀監會重點。在保增長方面,天量信貸做得已經非常好。現在監管層的中心轉移到信貸結構和風險上。監管層上月的辦法將在之日起3個月后施行,而5月19日的該辦法征求意見稿預留6個月的過渡期,可見推進還是比較積極的。從銀行的角度而言,為實現對凈息差下降的對沖,現在也需要反思貸款的信用成本,所以更容易配合實施政策。總之,我們認為推進實施會相對順利。
新增潛在風險加劇
隨著信貸規模的增加,監管層認識到了新增潛在風險在加劇。銀監會提出,貸款高速投放積聚的風險隱患也在增加,金融機構經營活動中的不審慎行為和沖動放貸、粗放經營的傾向有所抬頭。當前,要特別防范項目資本金不實或不足風險、票據融資風險、貸款集中度風險和房地產市場風險等新的風險點。
銀行業授信謹慎度相對不夠主要是中國銀行業傳統體制內生的弊病,改變這一現狀需要對銀行自身的治理與企業文化實行持續有效的措施。對于銀行業現有的風險,主要體現在基建項目資本金與授信謹慎度方面,以及房地產信貸操作風險。
撥備覆蓋增加速度快于預期。今年上半年中國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134.3%,比年初快速上升17.9個百分點。這要高于我們125%的預期。銀監會要求“嚴守撥備覆蓋率底線,在年內必須將撥備覆蓋率提高到150%以上。我們相信這一目標在年底能夠實現,調高我們對銀行業年底撥備覆蓋率的預測至152%。這加大了銀行撥備后業績的壓力。
第8篇：寬松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實踐 效果 啟示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1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理論和操作手段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在實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向市場提供基礎貨幣供給，為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的非常規貨幣政策。主要的政策工具和操作手段如下：設置通貨膨脹目標的承諾。Krugman（1998）、Bernanke（2003） 和Posen（1998）建議日本央行設立一個足夠高的通貨膨脹目標作為將來通脹率的承諾，Krugman（1998）建議日本在15年內采用4%的年通貨膨脹目標，Posen（1998）則建議日本最初可以制定3%的通脹目標率，幾年后下調到2%。Bernanke（2003）和Svensson（2001）建議中央銀行設定物價目標，如果實體經濟出現持續通縮則可以根據“物價正缺口”原則制定高于當前物價水平的目標，以打破公眾通貨緊縮的預期，使當前物價難以下跌。持續零利率或低利率承諾。雖然短期名義利率為零，但未來長期實際利率大于零，而長期利率對社會公眾投資和消費行為的影響更為顯著。中央銀行通過持續承諾短期利率為零或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目的是為了降低中長期實際利率，進而有助于形成通貨膨脹預期而擺脫通貨緊縮局面。持續向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中央銀行可以通過不斷擴大資產負債規模，持續足量地向商業銀行提供基礎貨幣，數量遠遠超過其常規和超額準備金水平，這些額外的流動性將通過金融市場融資功能降低中長期真實利率，強化公眾對央行保持零利率承諾的信心，從而形成通貨膨脹預期。資產購買計劃。中央銀行傳統的公開市場業務以短期國債為對象，但在零利率約束下，可以通過購買長期國債來影響長期利率。Bernanke（2002）建議日本央行采取向市場承諾在低利率水平上購買無限量的中長期國債，這樣可以引導長期國債利率下降，進而影響市場利率整體水平。此外，央行還可以購買“次級資產”以提振市場和金融機構的信心，降低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從而影響依賴特定市場（機構）融資投資的經濟實體的行為決策。
2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三個實踐階段
2.1“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開始時期（2001.03-2006.03）
2001年3月19日，日本央行鑒于當前經濟增長低迷和通貨緊縮的現狀，決定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具體措施手段包括以下三個方面：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持續承諾。2001年3月，日本央行承諾向市場持續提供流動性供給直到CPI穩定在大于零的水平上。2003年10月，日本央行明確了維持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條件：近期公布的核心物價指數持續、穩定地維持在零以上。轉變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將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由隔夜拆借利率轉變為貨幣供應量，即以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經常賬戶余額作為操作目標。具體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提高商業銀行在央行的超額儲備，由于這些超額儲備不付利息，迫使商業銀行盡量提取這些超額儲備用于放貸，以此來增加貨幣供應量，向市場提供流動性。資產購買計劃。通過購買政府長期債券等方式，向市場提供大量流動性，以拉低長期國債的實際利率，增強公眾的通脹預期。2001年8月至2006年3月日本央行資產購買總規模約為63萬億日元。
2.2零利率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重新啟動時期（2008.12-2013.1）
2008年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日本央行于2008年10月31日將隔夜拆借利率下降0.3%，12月29日進一步下調至0.1%，幾乎再次回到零利率時代。日本央行在實施超低利率政策的同時重啟資產購買計劃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日本央行自2010年以來共宣布了9輪資產購買計劃，截至2013年底日本央行資產購買計劃總規模達到101萬億日元。
2.3黑田東彥時代：更加激進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2013.4-）
2013年4月4日，日本央行召開貨幣政策委員會議，決定實施新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數量上和質量上雙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內容：一是以兩年的時間實現2%的通脹目標（這是日本央行首次為2013年1月提出的新通脹目標設定達成期限）。二是用基礎貨幣供應量取代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作為央行貨幣市場操作的主體目標，兩年內將基礎貨幣供應量擴大一倍（每年增加60-70萬億日元），2014年底達到270萬億日元。三是提高資產購買的總規模、取消國債購買期限和規模的限制。一方面，每年日本政府債券的購買規模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增加50萬億日元（每月購買國債規模增加到7.5萬億日元），同時取消了日本央行持有長期國債價值不超過流通中貨幣總價值的上限規定，爭取到2014年余額達到190萬億日元；另一方面，每年購買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S）和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J-REITS）的規模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增加1.03萬億日元。
3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金融市場壓力有所緩解。日本央行持續向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以及對長期國債的直接購買，大大緩解了市場上的資金壓力，市場風險規避情緒有所減輕，穩定了公眾的投資信心，最明顯的表現是短期和長期利率的下降。此外，日本股票市場企穩回升，日經225指數由2003年4月的7831點振蕩回升至2013年8月的13388點，累計漲幅為70.96%。總體看，第一階段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日本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穩定了金融市場，降低了市場利率水平，改變了公眾對未來短期和長期利率水平的預期，帶動金融市場長期利率水平的下降，從而降低了企業的潛在融資成本，幫助日本逐步走出通貨緊縮。但日本從2012年6月開始，工業生產指數和CPI同比均出現下降且連續7個月下降，日本重新進入通貨緊縮和工業生產萎縮的局面，第二、三階段持續加碼的量化寬松政策并無助于解決通貨緊縮局面。此外，在實體經濟方面，日本經濟雖然處在恢復階段，但恢復的基礎非常脆弱，多輪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未拉動私人部門投資開支、消費需求和融資需求的明顯增加，因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刺激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4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踐對我國央行的幾點啟示
4.1保持貨幣政策的調控彈性，確保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暢通
日本在1990年經濟泡沫破滅以后，巨大的逆財富效應，導致日本國內私人投資和消費長期不振，日本央行開始大幅度下調利率，1999年2月開始實行“零利率”政策，零利率政策并沒有拉動貸款的增長，反而使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因此，人民銀行在運用利率工具進行調控時，要拓寬與公眾的溝通渠道，引導市場預期，保持貨幣政策的調控彈性，為中長期貨幣政策操作留下一個“利率調控空間”，確保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
4.2保持央行的適時獨立性，正向引導市場預期
日本央行為凸顯其獨立性和可信性，并沒有和政府取得良好的合作和溝通，如日本央行在迫于政府壓力決定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宣稱該政策可能無效，從而使公眾認為日本央行實行了一個自己都不相信的政策，導致對公眾預期的引導無效率。因此，人民銀行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獨立性需要結合具體的情況來實現，在實施貨幣政策時要與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保持一致，同時要加大貨幣政策的宣傳和解釋力度，正向引導市場預期，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第9篇：寬松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字：量化寬松政策、貨幣創造、貨幣乘數、產業空洞化
一、 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主要內容
（一）量化寬松的含義
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最初是被日本和英國的中央銀行所使用，其實施的背景是在常規的利率水平已經接近零時，為抵御經濟進一步下滑而采取的一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所謂的量化寬松政策，是指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
（二） 美國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過程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于扭轉美國國內低迷的經濟局勢紛紛失效，于是美聯儲于2009年初開始推出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即QE1。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推出QE1。美聯儲發表申明，宣布在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基礎上，在未來6個月內將直接購買2―10年長期國債300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12500億美元以及機構債券1000億美元，并且大幅度擴大現行的抵押貸款相關購買計劃，并規定該政策的實施期限為持續至2010年3月。雖然QE1的推出在短期內對穩定美國的金融市場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美國經濟復蘇的步伐仍然很緩慢。于是美聯儲于2010年11月3日又宣布啟動總額為7000億美元的QE2，國際社會紛紛指責美國這種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的行為。但面對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美國并未引起重視，為應對各種無法預料的危機，美聯儲于2012年9月又推出每月400億美元規模的無限期QE3，這個規模于2012年12月又進一步提升至每月850億美元。截至目前，美國總共推出了三輪量化寬松政策。
二、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分析
從短期來看，首先，量化寬松政策拯救了美國的銀行業，穩定了美國的金融市場，避免了美國大型金融機構的倒閉潮。QE1實施之前，美國倒閉的大型金融機構多達六家，然而在美國推出QE1之后，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大型金融機構只有桑恩柏格房貸公司，其資產規模只有365億美元，不及雷曼兄弟的二十分之一。其次，量化寬松政策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國的流動性得到了緩解。QE1推出后，美國的M2從2008年底的82672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3月份的85795億美元，其上升幅度高達4%，而且M2/GDP的值也穩步上升到8.6左右，從而使美國金融危機后流動性不足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最后，短期內量化寬松政策還有利于提振市場信心，增強美國經濟更快復蘇的預期。量化寬松政策會直接作用于美國股市，推升股市，從而提高美國企業的盈利預期，刺激投資和降低失業率。據統計，在美國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美國道瓊斯指數開始觸底反彈，從2009年3月的6626.94的最低點上升到2010年3月底的10927.07，其上漲幅度高達65%，從而大大增加了投資者的信心 。
三、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難以奏效的原因
綜合來看，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效果未能達到預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美聯儲大規模的“貨幣創造”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國國內流動性不足的局面，但是這些貨幣并沒有轉化為經濟復蘇所需要的“信用創造”。美國的三輪量化寬松政策雖然使利率長期保持在歷史低位，但卻沒有真正改善美國國內信貸緊縮的狀況。在房地產市場上，在住房信貸需求疲軟的同時，銀行對于房地產抵押貸款依然很保守，惜貸氛圍仍然很濃重；同時，企業和居民缺乏借貸的動力，企業產能過剩居民消費開支不足的狀況依舊存在。
2、美國產業的空洞化嚴重制約了其出口能力，匯率調節機制難以發揮作用。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通過美元的戰略性貶值來增加美國的出口，減少進口，從而推動美國的“再工業化”，刺激美國經濟的復蘇。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美國的產業空洞化現象已十分嚴重，美國早已喪失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的地位。
3、美國居民、企業以及金融業的“去杠桿化”進程大大降低了貨幣乘數，使得資產配置再平衡機制難以正常地發揮作用。美國通過量化寬松政策使得美國的基礎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在正常情況下，由于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資金會在市場上自動流向風險小的地方，這樣就不會存在流動性陷阱。
4、美國國內的經濟環境惡化，使得國內投資者的信心下降，國內企業更傾向于海外投資，國內投資并未如預期一樣增加。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重振投資者信心，恢復國內企業的生產，從而增加就業。但是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國內的實體企業更傾向于投資海外的新興國家，從而來規避國內消費不足的困境。統計數據顯示，金融危機爆發后，從總體上看，美國的國內投資總額是成下降趨勢的，尤其是居住類投資，然而企業的海外投資卻呈現出波動中上升的趨勢。這就使得量化寬松政策用來刺激投資的效果大打折扣。
參考文獻：
[1]王晶.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及中國的對策[D].吉林大學經濟學院，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