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外匯直接投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外匯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東盟；直接投資；外匯風險；區域化；完善策略

外R風險也稱外匯暴露，是指在國際經貿合作中以外幣計價的收付款項、資產與負債由于匯率變動，承擔損失或得到意外收益的可能性，形式主要有交易風險、折算風險及經濟風險。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全面實施，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規模逐步擴大。2017年1月9日，商務部了《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提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實現連續14年快速增長，創下了189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其中，對東盟十國的直接投資額較多，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近10%。雖然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規模較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外匯風險，不利于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與雙邊貿易發展。因此，加強外匯風險規避，對促使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順利進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外匯風險的表現

（一）投資初級制造業領域風險較小，金融領域風險較大

隨著中國經濟水平逐漸加強，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由行業單一階段步入投資領域多樣化時期。現階段，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范圍雖然較廣，但仍相對集中在資源型和初級制造業領域，在金融領域直接投資較少。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08-2016年上半年，在初級制造業領域，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超過50%；而對東盟金融領域的投資額占投資總額的7%。雖然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一半以上是集中于初級制造業領域，但是該領域存在的外匯風險較低，而金融業由于自身屬性，投資時存在的外匯風險較高。例如，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晉瑋金融投資柬埔寨金融服務，之后受英國脫歐事件影響，美元指數上漲3.19%，人民幣貶值1.31%；而中柬雙方以美元結算，由此導致中國晉瑋金融承擔了巨大損失。相較而言，我國投資柬埔寨制造業領域的峰億輕紡有限公司，并未受到太大的沖擊。截至2016年底，該廠的產值已超過3500萬美元，同比增長約2%。

（二）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面臨的外匯風險種類多樣

現階段，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面臨的外匯風險種類多樣，交易風險、折算風險及經濟風險均有所涉及。例如，2016年3月，中國溫州某房企在柬埔寨進行投資，在柬埔寨開發99年產權地塊，鑒于開發商實質上只擁有該地塊以及地上附著物99年的使用權，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永久產權，按照金融行業相關規定，銀行及金融機構無法對該地產項目提供任何的貸款及融資，導致中國房企在開發該地塊過程中發生經濟風險，即因無法獲得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與融資而致使資金鏈斷裂，交易無法完成。2016年1月，中國江蘇某造紙企業對越南進行投資，由于越南盾總體貶值約為1.1%。導致該企業面臨著折算風險，從而帶來了大量經濟損失。2016年4月，中國上海某企業對泰國汽車行業進行了投資，但2016年11月泰銖貶值，致使企業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值出現損失。

（三）折算風險在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中最為普遍

近幾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正逐步向更高階段發展，與此同時，企業所面臨的外匯風險也更加急迫與復雜。中資企業在“走出去”初期，通常選擇在境外設立窗口公司方式進行雙邊貿易，其匯率風險體現于人民幣與當地貨幣之間。并且，對東盟投資企業在與中國母公司合并報表時，都會因匯率波動而造成會計賬簿上出現折算風險。據商務部消息，2016年1-7月，我國企業在東盟共實施并購項目69個，涵蓋15個行業領域，包括軟件、信息傳輸、制造業和信息服務等，實際交易總額達85億美元，在同期對外投資總額中的占比為8.8%。經官方統計，所有參與并購的企業由于會計制度不同，折算風險發生的概率達90%以上。再以阿里巴巴投資東盟國家為例，據韓聯社2016年12月30日報道，阿里巴巴于2016年4月收購新加坡Lazada集團。在此收購中，阿里巴巴將共投資大約65億元人民幣，購買Lazada的新發行股份與部分股東所持股份。當時新加坡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約為1：4.80，而在收購之前到2015年底新加坡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約為1：4.54。因此，阿里巴巴公司對該集團的收購顯然面臨著折算風險。

（四）新加坡、印尼、緬甸是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匯率風險的頻發地

近年來，中國對東盟各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新加坡、印尼、緬甸。據商務部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8月，中國對上述三國的直接投資總額占對東盟十國投資的64%。其中，對印尼和緬甸的投資額分別占13%、10%；對新加坡直接投資額最多，占投資總額的41%。受直接投資額較多影響，新加坡、印尼和緬甸也是我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發生匯率風險最多的地區。具體而言，當前，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大多是使用美元結算，所以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一旦發生較大變化，相關投資者將受到極大地影響。據鳳凰網報道，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美元指數上漲了5.00%，人民幣貶值2.55%。人民幣貶值給我國投資東南亞企業帶來了較大的經濟損失與利潤減值。例如，我國南山集團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與印度尼西亞簽訂了一筆以美元計價結算3個月交貨的出口合同，其中，企業組織生產投入的原材料與人工等，均使用人民幣支付。然而，至12月底合同履行并收到貨款時，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貶值，致使該企業因遭受受匯率風險而利潤降低。

二、外匯風險發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匯管制不利于企業盈利正常匯出

中國企業在對東盟直接投資盈利或虧損的程度，易受外匯管制的影響。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涉及到11國貨幣，由于貨幣種類較多且各國管制嚴格，在使用及兌換時，發生外匯風險幾率較大。現階段，除了柬埔寨與印度尼西亞沒有外匯管制外，泰國、緬甸、文萊、新加坡等8個東盟國家都在采取外匯管制，致使我國面臨較大的外匯風險。例如，2015年12月，緬甸對《外匯管理法規》作出新規定，杜絕出口商拋售外匯，進出口商必須通過銀行進行外匯交易。但緬甸銀行系統美元存量較少，因此，雖然我國與緬甸可以交易貨幣，但是數量遠遠不夠，不利于中國在緬甸直接投資企業的盈利正常匯出。

此外，很多東盟國家的匯率制度與美元關聯，經濟狀況易受美國牽制，匯率波動頻繁。為了穩定匯率，各國均采取了一定的外匯管制。如2016年，受美聯儲加息等事件影響，緬甸賬戶持續赤字，貨幣貶值嚴重，經濟下行壓力大。因此，緬甸中央銀行頻出外匯管制措施，阻礙中國對東盟投資企業盈利正常匯出。2016年3月，我國萬寶礦業對緬甸進行礦業投資，后期由于緬甸央行美元不足，導致盈利不能及時匯出，給企業造成了較大損失。

（二）特殊浮動匯率體制致使匯率波動^大

在匯率波動各影響因素中，匯率制度的變化通常會引起匯率異動。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部分東盟國家被迫放棄內部匯率制，開始采取浮動匯率制度，增加了中國企業對東盟投資的外匯風險。而之后泰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國相繼發生政治動蕩，使近年東盟各國經濟極為蕭條。因此，為了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等國紛紛對外匯行為進行干預，致使匯率波動較大。以泰國為例，2008年美聯儲開始實施量化寬松計劃后，外國資金通過增加對泰國證券的投資，導致泰國在外國資金流動起伏和利率處于上升的局勢下，整體負債比例增加。2015年全年，馬來西亞的外匯儲備從1200億美元下降至950億美元，這些資金被主要用于外匯市場干預。受到馬來西亞政府外匯匯率上升（約增加0.8個百分點）影響，我國安徽海螺水泥廠2015年12月到2016年6月損失收益2.5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東盟主要國家的外匯干預使匯率波動幅度增加，這給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帶來了巨大的外匯風險。

（三）中資企業缺乏跨境結算硬通道

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本金與利潤回收周期較長，而時間越長，匯率波動風險越大，加上雙邊業務跨境結算缺乏便捷的硬通道，致使中方企業在遇到金融沖擊時，缺乏抵抗能力，外匯風險提升。目前，東盟各國貨幣只有新加坡元可以與人民幣直接交易。盡管從2014年10月28日開始實現了人民幣對新加坡元直接交易，但是這遠不能完全滿足中國在東盟投資結算需求。

此外，雖然2015年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向國際化邁進。但這主要體現在對外貿易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仍然受較多限制。據中國金融新聞網相關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在結算時，人民幣的使用率僅有20%。因此，中國在東盟直接投資的本金及利潤回收只能更多依賴于美元，致使美元幣值穩定直接影響中資企業利益。可見，由于中資企業缺乏跨境結算硬通道，不僅使人民幣中間匯兌手續繁雜，也使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收益受美元波動影響較大，增加了投資的外匯風險。

（四）投資規模擴大增加外匯風險

外匯風險的影響程度與投資規模呈正比，因此隨著投資規模逐漸擴大，外匯風險也隨之增加。近年來，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規模逐年擴大。據新浪財經報道，2008-2016年，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從24.8億美元增加到150億美元左右，增長了6倍。尤其是自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后，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得到極大提升。并且，隨著一系列政策實施，未來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2015年11月，中國與東盟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正式簽署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成果文件――《關于修訂》，代表雙方合作協議內容更加豐富、合作層次將更加深入。中國與東盟國家在產能合作、產業園區建設等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斷推進。同時，東盟各國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范圍內，是我國開展經貿合作的重點對象。并且，亞投行于2015年底建立，東盟各成員均屬于創始成員國，這為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但是，中資企業面臨的外匯風險也會隨之增加。

三、外匯風險的有效途徑

（一）分散直接投資風險區域， 提升企業投資洞察力

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面臨較大外匯風險，這與東盟成員國經濟發達與否密切相關，經濟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和引進外資的制度較完善，規模較大，外資優惠措施較多，限制措施較少，而經濟欠發達的國家與地區則相反。所以，中國企業在對東盟國家實施投資之前，應該對東道國投資環境進行深入調查與研究，探析多種可能發生的風險因素。針對于此，應分散風險頻發的新加坡、印尼與緬甸等區域的直接投資，降低外匯風險投資。同時，要重視相關資信調查，對交易端的信用和業績等方面實行綜合考察，盡量精確測算成本和預期收益。針對目標市場的整體投資環境實施客觀評估，科學決策，減少跨國投資外匯風險。另外，中國企業應該了解目標國競爭對手和服務對象，以便能夠避實就虛，占據有利市場。

（二）靈活制定經營策略，促使風險轉移機制多元化

中國企業應該制定靈活的生產經營策略，實現風險轉移機制多元化，減少外匯風險，確保中國企業直接投資效益。在風險轉移方面，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企業應增多融資主體，擴展銀行借款、金融機構融資與證券融資等渠道。借助發行股票或債券，或向商業銀行貸款，多渠道開展融資活動，從而分散企業風險。并且，中資企業需完成商品生產與銷售多元化，提升企業新產品科技含量與產品附加值。從不同國家進口原材料，有效引入國際現代化科技研發技術，在低價且高效率的子公司所在國進行產品生產安排，分散東道國外匯風險。

此外，應該充分運用轉移價格以規避風險，如果對東盟直接投資企業面臨東道國政治風險時，中方企業應以較低價格，將物資出售至相關子公司，由此將資金從東道國轉移，安全收回投資成本和利潤，防止產生破壞與沒收等事件。同時，為防止因匯率頻繁波動而遭受大額損失，我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企業需靈活支付時間，按照當時匯率變動情況，提前或者推后付款時間。中國企業在遭受金融沖擊時，運用多元化風險轉移機制，提高抵抗外匯風險的能力。

（三）完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作為一種政府保證，其保險人既有政府機構性質，且與政府投資保證協定聯系密切。因此，我國應不斷完善海外投資保險體系，更好地維護對東盟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并推動中國保險審批機構與業務經營機構升級，即從“合一”模式轉向“分離制”。在項目審批方面，應充分發揮各國家部門對國際投資的綜合作用，包括商務部的監管與指導作用、財政部支持作用，以及外交部的外事關系協調作用等，建立完善的投資保險體系，降低額外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在險種設置規劃方面，應進行多層面的設置。除現有的匯兌限制、戰爭、政治暴亂、征收及政府違約等幾種國際通用的險種外，還應擴充營業中斷險、并購限制險等險種，豐富我國企業對東盟投資時所需要的保險保障。

（四）建立和完善預警機制，有效控制外匯風險

當前，中國企業對東盟投資產業結構和地區選擇仍較隨意，宏觀管理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缺乏完善的風險預警機制，應對外匯風險的能力較差。因此，針對對東盟各國直接投資面臨的外匯風險，中國企業內部應建立完善的外匯風險預警機制，從風險戰略、偏好、計量及評估等方面，整體把控外匯風險。在投資決策前，應有效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全面預測對外直接投資可能發生的各種外匯風險。當發生外匯風險發生時，應有針對性地及時選擇對策，將損失降到最低程度。中國應該根據國際市場變化，建立本國外匯風險預警機制。同時，在對東盟進行直接投資時，中國企業應加大對目標國企業的科學管理，建立東盟各企業信息數據庫，并通過各種渠道，搜集目標國外商投資信息，逐步完善外匯風險預警機制。在選擇投資目標國及項目之前，通過信息數據庫評估投資外匯風險，進而實現對外匯風險的有效控制。

（五）更新貨幣組合，降低會計風險頭寸

對東盟直接投資活動中，中國企業應及時與精確了解和熟悉外幣變動情況，篩選可以促使自身利潤最大化結算貨幣，達成防范外匯風險目的。在篩選結算貨幣時候，盡可能選擇本幣作為計價結算貨幣。中國企業應防止過分依賴美元結算，減少美元匯率浮動對中資企業利益的影響。在外匯債權與債務方面，應使幣種、規模與時間盡量匹配，致使其自身防御由匯率變動引起的風險。并且，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管理會計風險方面，要采用對資產負債保值方法。完成在資產負債表上，受險資產數額等于受險負債數額，從而使會計風險頭寸為零。此時，匯率變動將不帶來任何折算損失。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企業應該使用這種方法，使會計風險頭寸為零，從而降低風險。

參考文獻：

[1]魏占福.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企業技術開發：學術版，2014（33）：104-105.

[2]柳巍.中國對東盟地區直接投資對策研究[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5（2）：61-62.

[3]趙曉峰，李虹含.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現狀、問題與對策探析[J].現代管理科學，2015（10）：79-81.

[4]史本葉，張超磊.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及投資效應[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66-72.

[5]肖大環.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問題研究[J].現代交際，2014（1）：142.

[6]衣長軍，徐雪玉.中國對東盟地區直接投資戰略研究[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60-67.

第2篇：外匯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匯率水平 匯率波動 對外直接投資

一、前言

面對世界經濟艱難復蘇，全球范圍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持續下降的形勢，我國政府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鼓勵我國境內企業“走出去”，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步伐明顯加快。據《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對全球155個國家/地區的6532家境外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累計實現對外直接投資1412.19億美元（含金融類企業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4.7%，主要涉及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合作和高端制造業等領域。從2005年7月21日開始，人民幣匯率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的浮動匯率制度，受美元持續走強、歐洲央行寬松政策的影響，2015年人民幣匯率波動性明顯加大，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直接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進行，本文將從理論研究和數據分析兩個角度，探究匯率變動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

二、匯率變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傳導機制

目前國內外學者分別從匯率水平、匯率波動性和匯率預期研究匯率變動對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影響。

（一）匯率水平的影響

母國貨幣匯率水平變動會從財富效應、生產成本效應和資本化率效應來影響母國對海外的直接投資活動。財富效應是指母國的貨幣升值后，以外國貨幣衡量的財產相對于母國企業更為便宜，為了獲得財富均衡最大化需要增加海外資產的持有量，鼓勵企業通過兼并收購等形式對外直接投資獲得被投資國的優質資產；生產成本效應是指母國的貨幣升值后，被投資國生產所需的資本成本相對降低，刺激投資者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得更高的資本回報率；資本化率效應是指母國的貨幣堅挺并且貸款利率較低，母國企業相對較高的通貨溢價將獲得高資本化率，在對資產并購中更具有優勢，增加直接對外投資的概率。

但有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卻得到了相反的結論，認為母國貨幣貶值導致匯率降低時，導致資本外流并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二）匯率波動性的影響

母國貨幣的波動水平等價于投資者面對的匯率風險，隨著匯率波動性的增大，風險厭惡型投資者會減少在被投資國的生產投入，并會放棄收益率較低的項目以降低風險水平。另一方面，劇烈的匯率波動對國際貿易產生的影響要大于對直接對外投資的影響，為規避匯率風險母國投資者考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以替代國際貿易，即匯率波動性與外直接投資可能存在正相關性，波動率越大，越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

（三）匯率預期的影響

匯率預期服從隨機漫步理論，未來的即期匯率對當前的即期匯率缺乏彈性，匯率預期對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具有顯著性，與對外直接投資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對于未來變動方向和幅度基本確定的匯率預期，投資者在綜合考慮風險與報酬的前提下，決定是否轉回利潤或增加投資。

三、匯率變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分析

為驗證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影響，本文分析2003―2015年度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變動趨勢如圖1所示，發現自2005年央行進行第二次人民幣匯率改革后，人民幣持續升值27.58%，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從122.60億美元增加到1412.19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27.68%。人民幣升值使得國內投資者參與競爭購買海外資產時更有競爭力，并且被投資國的生產成本特別是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資本收益率提高，即我國企業在國外的生產成本會下降，產生財富效應和相對生產成本效應，促使我國投資者對外直接投資。

人民幣匯率波動性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變化對比情況如圖2所示，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后，短期時間內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變化幅度與匯率波動幅度成正相關性。其中，2011年美國經濟恢復疲軟，2015年歐洲央行擴大寬松政策，與此同時我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人民幣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兌換，導致相關年度美元兌人民幣大幅雙向波動。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是顯著的，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關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水平值的同時，也應進一步關注其波動性，避免使得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產生大幅度波動，影響凈出口貿易和企業經營發展。

在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降低、未來市場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在研究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時，也應該考慮匯率預期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分化效應。考慮到美元近期升值的壓力，對于發行以美元計價債券的企業，為降低資金成本和未來匯兌損失，直接截留對外投資收益并償還未到期債務，并減少海外資產的持有量。目前國內資本市場出現“資產荒”，對于擁有大量富余資金的企業，如保險機構正利用“走出去”政策的便利性，積極購買境外優質資產，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范圍和規模。

四、結論與建議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為成本導向性，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境外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匯率波動率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匯率預期對不同類型的企業產生不同作用。在保持國內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時，短期內需要穩定人民幣匯率，降低匯率波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邱立成，劉文軍.人民幣匯率水平的高低與波動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J].經濟科學，2006（10）：74―84

[2]陳恩，王方方.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基于2007―2009年國際面板數據的考察[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1（8）：43―50

[3]張新樂，王文明，王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 2007，293（5）：91―95

[4]王鳳麗.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基于ECM模型的檢驗[J].經濟問題探索，2008（3）：134―137

[5]胡兵，涂春麗.人民幣匯率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研究，2012（11）：77―82

第3篇：外匯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稅收優惠；社會性支出；FDI；聯立方程

一、問題的提出及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包括稅收在內的優惠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逐步轉型，流入FDI的層次逐步提高，高層次的FDI流入不再關注稅收優惠程度，而更多地轉向考察我國的其他投資軟環境。隨著我國財政收入的快速增加，財政支出規模越來越大，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多高效的公共產品，這些公共產品對投資環境的改善及FDI的流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鑒于此，探索稅收與社會性支出對FDI流入的影響，不僅可以豐富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而且對我國FDI政策的調整具有重要的理論支撐作用。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稅收政策與FDI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Buettner等（2007）認為，稅收因素對FDI的初始決策幾乎不起作用。而沈小燕等（2011）認為，稅收政策影響著FDI投資地點的選擇。李永友（2007）認為，在市場化進程的不同階段和地區，稅收政策對FDI的影響力不同。與此同時，國內外學者對財政支出結構與FDI的關系也進行了深入研究。BénassyQuéré等（2007）認為，投資的“高稅負、高質量公共服務定位策略”優于“低稅負、低質量公共服務定位策略”。王文劍等（2007）認為，東部地區地方政府對FDI競爭是一種全方位的競爭，政府在改善投資環境等多個方面的投入具有顯著效果，而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僅在稅收優惠上對競爭FDI具有明顯效果。李永友等（2008）指出，我國轄區間的競爭策略正在由單純的稅價競爭向財政支出領域擴展。Grg等（2009）的研究表明，跨國公司在進行區位選擇時更重視東道國的社會支出政策。GOODSPEED等（2011）的研究發現，稅收對于發達國家的FDI流入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而政府治理措施對于發展中國家的FDI流入具有重要的影響。王德祥等（2011）利用中國大陸29個省市區1999年～2004年的數據，研究了東、中、西部地區FDI與地方政府財政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的關系。

上述研究無疑對本文的進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稅收優惠政策的減少，雖然會增加FDI的成本，但更多的稅收意味政府有能力提供更為良好的公共基礎設施與更為穩定的社會環境，反而有可能引致FDI流入的增加。而國內現有文獻關于財政支出對FDI的影響研究大都考慮的是財政投資性支出或財政消費性支出對FDI流入的直接影響，而沒有考慮社會性支出對FDI流入的影響。第二，稅負及社會支出無疑會對區域FDI的流入產生重要影響，而FDI的流入又會影響稅收及社會支出，社會支出能夠優化投資環境，反過來對FDI的流入產生重要影響。稅收和FDI之間具有一定的雙向因果關系，且這種關系還與社會支出相關，而以往的實證分析只注重了稅收對FDI單方面的影響，采用的是單方程模型，忽略了FDI與稅收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所產生的內生性問題，其估計可能是有偏的。第三，以往文獻認為稅收與FDI的流入呈線性關系。但過度的稅收優惠，可能會削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不利于基礎設施的改善，反而會影響FDI的流入。因此，稅收與FDI很可能并不是呈簡單的線性關系。鑒于此，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拓展：第一，嘗試構建聯立方程模型以反映稅收與FDI之間的雙向反饋機制；第二，考察稅收與FDI的非線性關系；第三，考察稅收、社會性支出與FDI流入的關系，探討稅收與社會性支出兩者的交互作用對FDI流入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

（一）稅收對FDI的影響是單向的嗎？

出于獲得政治晉升、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等的需要，我國地方政府通常會通過優惠政策和改善投資環境來促進企業投資的增加。與國內投資相比，外資通常具有更高的生產效率、更高的技術與管理水平，并因此成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中的重點。為吸引FDI落戶本地區，各地方政府紛紛推出包括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土地、稅收減免、稅收獎勵等各種稅費優惠政策，來降低外商投資企業的實際稅收負擔水平。稅收政策無疑對區域FDI的流入具有重要的影響。但稅收政策對FDI的影響是單向的嗎？FDI的流入會不會對地方稅收收入產生重要影響呢？Slemrod（2004）、Ghinamo等（2010）認為資本的流動性促進了稅收競爭，從而降低了名義稅率和有效稅率。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認為，為了爭奪稀缺的流動性資本，地方政府會“逐底競爭”，地方政府的稅率設置會低于最優水平，并導致政府收入損失。由此可見，稅收影響FDI，FDI反過來又會影響稅收，稅收和FDI彼此間具有很強的內生性。

（二）取消稅收優惠政策一定會導致FDI流入的減少嗎？

毫無疑問，稅收優惠會增加跨國公司的利潤，但稅收優惠政策的減少并不意味著FDI流入的必然減少。一方面，“逐底競爭”式的稅收競爭策略不是一個可持續性的策略，可能會使各政府陷入“囚徒困境”——各地方政府都希望通過引進更多的FDI以獲得更高的經濟增長，但實際可能會降低各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吸引FDI的層次逐步上升，高層次FDI的競爭主要并不依靠其成本優勢，而是更加注重產品與服務的差異化，更加關注良好的公共產品與社會環境，稅收優惠對這類FDI的吸引力弱化。這里的公共產品不僅指與投資直接相關的公共基礎設施，而且還包括與企業生產間接相關的公共產品，如：教育、科學技術、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等。這些間接公共產品支出的增加，有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提高居民素質，減少居民生活的不確定性，增加居民的消費支出，從長期來講，有利于企業的投資。因此，出于招商引資的壓力，地方政府有內在的動力把大量的稅收收入有效地轉化為良好的軟件基礎和完善的公共服務，此時，稅收優惠的減少不一定會帶來FDI流入的減少，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化會引致FDI流入的增加。

（三）稅收對FDI的影響是線性嗎？

現有文獻認為，稅收與FDI流入呈線性關系。實際上，稅收與FDI并不一定呈簡單的線性關系。第一，稅收優惠政策可能會吸引更多的FDI，導致稅基增加，財政收入增加，但稅收優惠卻可能導致財政收入減少。如果地方政府吸引FDI最主要的目標不僅包括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還包括增加財政收入，則FDI的流入與稅收可能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存在一個最優的稅收標準。第二，盡管稅收優惠能夠促進FDI的流入，但稅費優惠政策容易被復制，各地方政府展開稅收優惠競爭，最終會陷入“囚徒困境”——地方政府財力不足，提供優質公共產品的能力下降，投資環境無法得到有效改善，高層次FDI流入減少。第三，根據稅收優惠信號理論，稅收優惠政策可視為東道國政府發出的一種歡迎FDI流入的信號，從而有利于吸引外資。改革開放初期，外國投資者對我國的市場潛力、投資環境以及勞動力素質等信息了解不充分，稅收優惠能夠在引進FDI上發揮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深化、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外國投資者對我國的投資環境等信息了解逐步深入，稅收優惠作為一種信號工具，其重要性逐步弱化。

（四）社會性支出對FDI的影響可以被忽略嗎？

現有文獻在研究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對FDI產生的影響時，往往認為生產性支出對FDI有重要影響，或者是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對FDI會產生重要影響（李漢君，2011）。但上述論述可能并不全面。第一，隨著各地政府不斷加大對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各地基礎設施水平和質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趨同，從而降低了基礎設施對FDI流入影響的區域差異。第二，我國生產性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企業傾斜，對民營企業投入較少，對外資企業投入更少，因此，并不會對FDI流入產生實質性影響。第三，生產性支出增加對FDI流入影響具有兩重性：如果生產性支出與FDI的生產結構與技術結構呈互補性質，則有利于吸引FDI流入；如果呈競爭性質，則對FDI產生擠出效應。我國生產性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國產化率與自主創新能力，在更大程度上與外資是競爭關系，生產性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并不會吸引更多的FDI流入。相反，科技、教育、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等非生產性支出增加不僅能夠保障低收入水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減少外資企業的解雇員工的成本，提高科技水平及人力資本水平，而且能夠穩定居民預期，刺激消費需求。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的增加，社會性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社會性支出從總量上有很大的增長，因此，社會性支出對FDI流入的影響不應被忽略。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個有待于檢驗的假說：第一，外資在進行區位選擇時可能并不將稅收優惠視為主導性因素，而是更重視當地的社會性支出水平。第二，稅收與FDI不是呈簡單的線性關系，可能有最優關系。第三，稅收對FDI的影響受社會性支出結構的影響，不同的社會性支出結構對FDI流入具有不同的影響。

三、計量模型、變量選擇和數據來源

（二）變量選擇和數據來源

fdi為各地區實際利用投資額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平減換算成以1999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tc為各省區fdi的實際稅率，用各省區外資企業所得稅與外資企業當年毛利潤之比來表示。sei為社會性支出占GDP的比重。

控制變量Z：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用各地區實際生產總值來衡量，并進行平減換算成以1999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市場化程度用非國有工業企業工業

總產值與各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的比值來衡量。貿易開放度用進出口總額占GDP之比來衡量。基礎設施密度用各省公路、鐵路、內河里程數之和與各省面積之比來衡量。控制變量X：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方法同上。人口密度用各地區的年末人口數與各地區土地面積之比來衡量。年齡結構：young：0-14歲人口比重；old：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失業率um：用各地區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來衡量。外資企業所得稅數據來源于相應年份《中國稅務年鑒》，其他數據均取自相應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四、計量結果和分析

鑒于本文的聯立方程模型中需要估計的方程中的外生變量個數遠大于內生變量的個數，使用階條件和秩條件判定，每個方程都屬于過渡識別，此時由于存在內生性問題，需要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一般而言，2SLS只適用于單方程估計，對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方程組估計需要使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計，因為3SLS將所有的方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估計更有效率。因此，本文采用3SLS估計模型，采用Stata12.0軟件，回歸結果見表1。

從模型一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稅收的系數顯著正相關，表明跨國公司進入我國在進行區位選擇時并非特別重視稅收的高低，這與Grg等（2009）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實際上，跨國公司進入我國可能更加關注的是低廉的要素價格及市場規模等。社會性支出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社會性支出對于FDI流入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即跨國公司在進行區位選擇時重視所在區域的社會性支出政策。因為社會性支出增加能夠給跨國公司提供更為優良的社會環境。稅收與社會性支出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社會性支出水平越高，稅收對FDI的總體影響越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的系數符號都顯著為正，表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化程度越高，對FDI的吸引力越大。對外開放的回歸結果不顯著，可能原因在于FDI與貿易之間既存在互補關系，又存在替代關系，從而最終導致對外開放對FDI的流入作用不明顯。基礎設施的回歸結果不顯著，可能原因在于中國的財政分權以及基于政績考核下的政府競爭，使得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結構均偏向基本建設，從而各地區的基礎設施狀況不斷趨同，導致對FDI的吸引力逐漸淡化。

從模型二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的回歸結果與模型一大致保持一致。除此之外，稅收平方項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稅收與FDI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即在稅負較低時，稅收的增加本身并不抑制FDI的流入；相反，由于稅收增加，政府有更多的財力來改善投資環境，FDI流入反而增加，只有當稅負超過一定的水平，稅收的增加才會抑制FDI的流入，因此稅收與FDI并不呈簡單的線性關系。根據回歸的結果可以計算出稅收對于FDI影響的轉折點為40.86%，也就是說，現階段對于FDI來說，稅收不是其進行區位選擇考慮的主要因素。

從模型三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稅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貿易開放度和基礎設施等變量的系數都與上述模型結果保持一致。此外，科學技術支出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科學技術支出的增加會吸引FDI的流入，原因可能是科學技術支出與FDI的生產結構與技術結構呈互補性質，從而有利于吸引FDI流入。人力資本支出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人力資本支出的增加會吸引FDI的流入，原因可能是人力資本決定了跨國公司投資規模和輸入技術的先進程度，擁有更高人力資本的地區會更能吸引FDI。FDI流入對科學技術和人力資本支出敏感也表明了進入中國的FDI質量在不斷地提高，由以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漸向技術密集型企業轉變。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表明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對FDI流入的作用不明顯。可能原因在于我國社會保障與就業投入相關的法規不健全，社會保障與就業制度還不完善，相應的支出還比較低，其對投資環境的優化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體現。除此之外，科技支出與稅收的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負，且顯著性水平較高，表明科技支出水平越高，稅收對FDI的總體影響越低。人力資本支出與稅收的交互項的回歸系數也顯著為負，表明人力資本支出水平越高，稅收對FDI的總體影響越低。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與稅收交互項的回歸系數不顯著。

五、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研究了稅收、社會性支出與FDI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得出以下結論：一是社會性支出與FDI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且社會性支出水平越高，稅收對FDI流入的總體影響越低。二是FDI與稅收之間存在倒U型的最優關系。三是社會性支出的結構會影響FDI的流入。科技支出和人力資本支出對FDI的流入具有正向作用，而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對FDI流入的作用不明顯。

上述結論具有重要的政策涵義：高層次的FDI在進行區位選擇時并不特別關注稅收優惠政策，而是更重視當地的社會性支出水平及社會支出結構。因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不應通過優惠政策的競爭來吸引FDI，而應更多通過改變財政的支出結構，增加社會性支出，優化社會支出結構，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公共產品來吸引高層次的FDI流入。

參考文獻：

李漢君. 2011.我國FDI流入的地區差異與影響因素分析——基于1992-2007年省級面板數據[J]. 國際貿易問題（3）：124-130.

李永友. 2007.所得課稅對FDI影響的時間動態效應和彈性估計——基于跨省經驗數據的實證分析 [J]. 管理世界（2）：17-26.

李永友，沈坤榮. 2008.轄區間競爭、策略性財政政策與FDI增長績效的區域特征 [J].經濟研究 （5）：58-69.

沈小燕，王躍堂，楊志進.2011.企業所得稅改革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來自地級城市的經驗數據 [J].當代財經（12）：81-93.

王德祥，張權.2011.FDI與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關系研究——基于中國東、中、西部地區29個省市區面板數據 [J].財貿研究（1）：66-72.

王文劍，仉建濤，覃成林. 2007.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競爭與FDI的增長效應 [J].管理世界（3）：13-22.

BNASSY-QUR A， GOBALRAJA N，TRANNOY A. 2007. Tax and public input competition [J]. Economic Policy，22（50）：385-430.

BUETTNER T， RUF M. 2007.Tax incentives and the location of FDI：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German multinationals[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14（2）： 151-164.

GHINAMO M， PANTEGHINI P M， REVELLI F. 2010. FDI determination and corporate tax competition in a volatile world [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17（5）：532-555.

GOODSPEED T， MARTINEZ-VAZQUEZ J， ZHANG L.2011. Public policies and FDI loc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J]. FinanzArchiv： Public Finance Analysis， 2011， 67（2）： 171-191.

GRG H，MOLANA H，MONTAGNA C. 200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ax competition and social expenditur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8（1）：31-37.

第4篇：外匯直接投資范文

（征求意見稿）

         

為努力拓展吸引外資渠道，鼓勵外商直接投資，加快我縣外向型經濟發展速度，特制定本政策。

本政策支持的原則是注冊地在我縣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支持的產業是符合我縣產業定位的新能源、電子信息、物聯網、民用航空制造、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的重點是外資項目的引進、重點產業集群培育、大企業扶持、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及上市融資等，著力打造中西部最有競爭力的產業高地，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努力開創戰略性、基礎性和先導性支柱產業外資入駐的新局面。

一、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支持。

（一）設立XX元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專項資金。縣財政每年設立XX元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專項資金，以后根據工業入庫稅金縣級分成增加比例，予以適度追加。

二、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招商引資的獎勵。

（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招商引資“中介人”獎。凡從國外引進符合我縣產業定位的項目到我縣的中介人或機構，在所引項目完成商務審批、工商注冊等手續后，享受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招商引資“中介人”獎。引進項目注冊資本金在XX萬美元-XX萬美元、XX  萬美元-XX萬美元、XX萬美元以上分別按項目注冊資本金的XX%、XX%、XX%給予獎勵；單個引進項目最高獎勵不超過XX萬人民幣。

三、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實際使用外資先進獎勵的扶持。

第5篇：外匯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外匯儲備；經常損益項目；宏觀政策；國際投資

一、引言

中國是外匯儲備大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使得政府和人民對外匯儲備問題的關注度增強。2008年，為了適應復雜的金融環境，根據WTO的規則和我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國務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進行了修改和完善，這一次調整主要是為了實現推進外匯市場市場化、穩步推進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大力改善出口結構和緩解國際貿易糾紛和爭端四個目的。

外匯儲備可以進行如下定義：外匯儲備（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又稱為外匯存底，指一國政府所持有的國際儲備資產中的外匯部分，即一國政府保有的以外幣表示的債權。是一個國家貨幣當局持有并可以隨時兌換外國貨幣的資產。狹義而言，外匯儲備指一個國家的外匯積累；廣義而言，外匯儲備是指以外匯計價的資產，包括現鈔、黃金、國外有價證券等。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國際清償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對于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有重要的影響。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原則是“安全、靈活、保值、增值”。第一位是安全，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保值和增值才有基礎。但由于儲備資產是支付工具，應該隨時能變現，因此必須具有靈活性，這兩者缺一不可。當然，這里所說的安全，不僅是貨幣匯率、利率風險的防范，更重要的是變現、流通、兌換風險的防范。因此，為減少儲備資產風險，在考慮對外支付的情況下，應該采取積極主動的手段，把儲備當作金融資產進行管理和運營。在保值的基礎上，不僅僅要獲取基本利息的收益，還要努力爭取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實現儲備資產的增值。在“安全、靈活、保值、增值”的原則下，國家外匯局應該對外匯進行分散化投資，降低其風險，根據相關因素確定外匯貨幣的形式和數量，密切的注意國際經濟情況，以及儲備貨幣的匯率情況，及時對外匯儲備進行調整。因此，影響外匯儲備的因素是國家外匯管理局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基于外匯影響因素的重要性，筆者選擇了本文的題目進行研究。

二、相關文獻綜述

在介紹完本文的引言以及研究文獻之后，筆者對相關文獻進行綜述，為下文影響因素的總結作鋪墊。

梁莉，陳金賢（2007）認為中國外匯儲備規模與年度進出口額、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具有長期的穩定關系，年出口規模與外匯儲備規模之間具有單向因果關系，是造成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匯儲備規模具有正向相關關系，但影響強度較弱，而對外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有負向相關關系，影響強度最弱。

胡堯（2008）在我國外匯儲備劇增，大量閑置，投資成本低的背景下，采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他認為，出口額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是構成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和GDP持續高增長是造成外匯儲備高增長的客觀原因。人民幣實際匯率與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量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機制。貨幣市場基礎貨幣投放的增加是外匯占款增加即外匯儲備增加的結果。隨著研究的深入，結合國內外理論界對適度。

趙艷國（2009）認為我國凈出口、資本流動、誤差與遺漏都構成了我國外匯儲備的來源，因此，他認為加工貿易、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匯率變動預期是影響外匯儲備的相關因素。趙艷國通過協整檢驗發現加工貿易、外商直接投資與人民幣匯率變動預期與外匯儲備之間存在著穩定的協整關系；通過對向量自回歸模型的估計，得出以FDI形式進行的國際產業轉移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影響路徑。

楊東星（2012）認為從長期來看，影響我國外匯儲備的最重要因素是匯率，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資，再接下來是貨幣供給量；凈出口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影響相對較小。

三、外匯儲備的影響因素

在對外匯儲備的影響因素進行文獻綜述以后，本文筆者將外匯儲備的影響因素劃分為三大類：

第一，經常損益類項目。經常損益類項目是至我國出口進口對外匯儲備的影響，出口可以增加外匯儲備，而進口又會減少我國的外匯儲備。因此在這個項目中可以選擇凈出口作為外匯儲備最終的影響因素。

第二，宏觀政策因素。通過文獻綜述的相關內容可以看出，人民幣實際價值的變動會引起外國資本流入和流出的改變，從而影響外匯儲備。人民幣實際匯率、人民幣利率以及人民幣貨幣的供給量變動都會引起人民幣的購買力變化，從而引起國際資本投資的變化。在這個項目目中，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考慮國內外的經濟因素，貨幣供給量主要考慮國內的宏觀環境的變動，貨幣供給量變動是引起貨幣利率變動的原因。因此，筆者將外匯匯率變動與貨幣供給量當作外匯儲備的影響因素。

第三，國際投資因素。涉及到外匯的投資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會一起外匯儲備的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會引起外匯儲備的減少。由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額和方向是可以調控的，因此，在這個方面，筆者認為外傷直接投資是影響哇哦會儲備的主要因素。

四、文章建議

在了解外匯儲備的影響因素之后，我國應該加強對中國外匯儲備的管理。對外匯儲備的管理，中國應建立一個完善的管理框架，積極實行多層次、多元化的對外投資策略，滿足企業、個人和金融機構合理的持有、使用及投資的外匯需求，支持和鼓勵我國民間對外投資，進一步推動由“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轉變。增加外匯儲備的投資渠道，不能僅僅只為流動性而放棄收益性，應該根據投資組合原理來實現“風險最小，收益最大化”的目標來實現儲備的管理，把流動性與收益性原則相結合，尋求流動性與收益性之間的平衡點，妥善安排外匯儲備的資產形態。

參考文獻：

[1]趙艷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匯儲備影響的研究[D].中國碩士論文庫，2009.

[2]胡堯.我國外匯儲備的因素分析與規模合理化的研究[D].中國碩士論文庫，2008.

[3]梁莉，陳金賢.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增長主要因素的實證分析[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07（27）：30-33.

[4]楊東星.我國外匯儲備急劇增長的原因及實證檢驗[J].經濟研究導刊，2012（8）：110-111.

第6篇：外匯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CPI;通貨膨脹;國際收支

中圖分類號：F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1-0132-02

1 實證分析

本文出于分析目的，將國際收支的分析簡化為進出口(進口 I ，出口E)、直接投資（Di）、證券投資(Si)、外匯儲備（Fr）和凈誤差與遺漏（Er）五個項目，分別研究它們與通貨膨脹的關系。

1.1 國際收支各項目與CPI（衡量通貨膨脹）的Granger因果檢驗

下面對國際收支各項目與CPI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

Granger檢驗的結果顯示，出口、進口、進出口總額都是通貨膨脹的Granger成因，但通貨膨脹并不是它們三者的Granger成因；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也是CPI的Granger成因，而且直接投資的顯著性更強；外匯儲備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也是通貨膨脹的Granger成因，反之不成立；“凈誤差與遺漏”項不是通貨膨脹的Granger成因。據此結果，本文的余下部分將重點分析通貨膨脹與進出口、直接投資以及外匯儲備的關系。

1.2 CPI與進出口的關系

我們的分析首先從國際貿易及進出口開始，用上文數據繼續進行分析，可得如下結果：

可見，擬合的效果很高，R值很高，再對兩個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是拒絕原假設，殘差序列平穩，則可認為CPI與進口、出口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

1.3 CPI與直接投資的關系

由于我國資本項目的流動并沒有完全放開，因此在分析資本和金融賬戶時將重點放在了金融賬戶上。根據格蘭杰檢驗的結果，我們將直接投資選入模型進行分析，得到的回歸模型：

通過嘗試發現，當期的和滯后一期的直接投資均不能顯著影響CPI的變化，只有滯后兩期的直接投資的系數才能通過t檢驗，表明外商的直接投資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具有滯后效應。

1.4 外匯儲備、外匯占款與CPI的關系

外匯儲備對貨幣供應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外匯占款占基礎投放貨幣的比例。如果國際收支順差，外匯指定銀行持有的外匯超過了結轉外匯的上限，中央銀行需要購進外匯指定銀行多于的部分，在購入這筆外匯的同時，增加同等程度的外匯占款，基礎貨幣相應增加。如果在外匯市場上本幣迅速升值，中央銀行為維持本幣的相對穩定，在外匯市場上購入外匯，增加對外匯的需求，同時投入本幣，增加對本幣的供給，在這個過程中，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增加。另外外匯儲備的增加還有兩個渠道：從國際金融機構、外國政府借款和儲備的收益（數額不是很大）。在外匯儲備對通貨膨脹影響方面我們直接使用外匯占款對CPI的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下：

方程得出的結論是在此樣本期間內，外匯占款與通貨膨脹之間無明顯的關系。這個結論與理論相悖，為了進一步確認方程的有效性，我們對表8中的方程進行Chows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檢驗結果顯示5%顯著性水平下，方程未通過穩定性檢驗，表明在2005年7月前后，外匯占款與通貨膨脹的關系發生了變化。

我們首先使用2003年至2005年7月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下：

表9中的分析結果顯示在2005年7月前，外匯占款與我國的CPI之間未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

最后使用2005年8月到2008年3月的數據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下：

方程得出的結論證實了在2005年7月后的樣本期間內外匯占款對通貨膨脹有明顯的影響，并且R2， F統計量都較大，方程6的擬合程度較好，能夠較好的顯示出外匯占款之間的關系。

2 結果解釋

首先，出口和進口對國內的通貨膨脹都有顯著的影響。雖然出口的增長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成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由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國內的有效供給，加劇了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失衡狀況，同時隨著出口收入的增加，出售外貿產品的單位和個人的收入也增加，從而加速了總需求的膨脹，這些都會導致國內市場上物價水平的上漲。相反，在理論上分析，進口的增加應該是有助于緩解國內通貨膨脹，可模型的解釋卻與理論解釋相反，這可能是因我國進口結構的不合理導致我國的進口并不能增加國內的有效供給，更有可能是因為進口產品的價格遠遠高于國內的物價水平，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當這一成本的增加是通過銷售價格的提高來加以消化的話，也就增加了國內的通貨膨脹。

其次，直接投資對通貨膨脹也產生一定的作用。在我國，直接投資項目記錄的大部分是外商在華的凈投資，體現的是我國利用外資的情況。又在利用外資的同時增加了對國內配套人民幣資金的需求，這將會影響國內貨幣的流通和信貸平衡，進而促發通貨膨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投資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是滯后的（用當期和滯后一期分析結果均不顯著），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外資本流入中國并真正發揮作用需要相應的物質、資金、技術和人力相配套，而且許多項目建設周期長、規模大，只能對未來幾期的價格水平產生影響。

最后，是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對通貨膨脹的顯著影響。導致2005年7月前外匯儲備與我國CPI之間不顯著的關系主要原因：第一，外匯儲備的增加不一定導致同等程度（按一定匯率計算）外匯占款的增加。在一國政府認為本國國際儲備不足時，可向國際金融機構或外國政府借入一定數量的外匯。這種渠道的外匯儲備的增加，并不增加外匯占款，也不增加基礎貨幣。來自儲備收益的外匯儲備增加，同樣也不增加外匯占款，不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在2005年7月匯率改革前，外匯儲備增加的另外兩種渠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匯儲備增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第二，中央銀行是通過其資產業務投放基礎貨幣的。中央銀行的資產除黃金儲備之外，還有持有的國債、貼現的票據及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在外匯儲備增加的同時，如果中央銀行減少對商業銀行的在貸款或減少票據貼現量，則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投放并不具有必然的關系。第三，在基礎貨幣和貨幣供應量之間有一個貨幣乘數，任何影響貨幣乘數的因素都會對基礎貨幣到貨幣供應量的轉變構成影響。

而2005年匯率改革之后，人民幣在外匯市場上迅速升值，加之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不斷擴大，外匯占款大幅度增加，從而導致基礎貨幣的供應量擴大，造成通貨膨脹程度逐年擴大。

參考文獻

［1］閆先東，馮克然.通貨膨脹――國際收支角度的考察［J］.財貿經濟,1997，(4).

［2］鄭榮強.論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對貨幣政策的影響［J］.現代經濟，2008，（1）.

［3］劉海燕，寇雪梅. 目前我國通貨膨脹成因思考［J］.合作經濟與科技，2008，（5）.

［4］王呂. 我國外匯儲備與通貨膨脹關系研究［J］.西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8）：16.

［5］楊燦，周國富. 國民經濟核算教程［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1）.

第7篇：外匯直接投資范文

作者簡介：王大賢(1971-)，男，高級經濟師，現供職于國家外匯管理局山西省分局。

摘　要：本文嘗試運用計量經濟分析的方法，結合問卷調查結果，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化對進出口、利用外資、結售匯、直接投資的影響，檢驗匯率改革的政策效果，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改革；人民幣升值；外匯收支；政策建議

一、匯率因素對外匯形勢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選取

不考慮國內外物價水平的差異造成的實際匯率變化，本文只考察名義匯率波動對于我國整體外匯收支形勢的影響。名義匯率采用月平均值。研究時間段為2005年7月至2008年4月。

經濟指標的選取主要考慮以下五個方面因素：

第一，基礎數據從海關報關統計、國際收支申報和銀行結售匯統計三個層面獲取，并在各層面上細分為總量指標和明細指標。總量指標包括外匯收入、外匯支出、結匯、售匯四項；

第二，由于商品貿易與匯率水平變化的敏感性較為突出，本文專門就我國商品貿易進出口、收付匯及結售匯的變化與名義匯率之間的關系作出檢驗，指標包括出口總值、進口總值、商品貿易收入、商品貿易支出、貿易結匯和貿易售匯六項；

第三，不同貿易方式的進出口受匯率變化的影響有所不同。由于加工貿易在沿海省份占比很大，本文特別對不同貿易方式的進出口值分別進行考察，指標包括一般貿易進口、一般貿易出口、加工貿易進口、加工貿易出口；在加工貿易中，又進一步細化為來料加工進口、來料加工出口、進料加工進口和進料加工出口四項。總計十個指標來考察不同貿易方式下的進出口受匯率水平波動的影響程度。

第四，個人結售匯量近年來出現了快速增加的特點，其作為匯率變動的風向標，代表了市場對匯率水平變動的預期狀況，具有很強的敏感性。本文對個人結售匯的情況進行了單獨研究；

第五，利用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是影響一個地區外匯收支的重要指標，本文選取直接投資收入和支出、直接投資結匯和售匯四項指標進行考察。

(二)計量方法

在回歸前，首先對序列取對數，消除回歸中所出現的異方差問題，其次，運用DF和ADF檢驗，檢驗序列的平穩性。對于平穩序列，運用OSL最小二乘法方法回歸，建立模型，對于存在顯著影響的變量，進一步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檢驗匯率的變動是否是其變化的直接原因；對于非平穩序列，運用：EG兩部法，檢驗序列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對于存在協整關系的經濟變量，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并進行因果檢驗。

(三)計量結果

從回歸分析的結果看，“匯改”兩年后，我國的外匯收支及結售匯總量、商品貿易進出口行為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等指標都與人民幣名義匯率水平的變化顯著相關，且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而商品貿易的支出、加工貿易的進出口值、進料加工進口和來料加工出口方式下的貿易額等指標雖與外匯收支形勢的變化相關，但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即名義匯率的波動不會成為引起這些指標變動的直接原因。

二、我國外匯收支形勢變化的實證解釋

(一)外匯收支及結售匯總量

“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對我國外匯收支及結售匯總量水平具有顯著影響。實證結果顯示，我國外匯收支和結售匯與匯率水平波動均呈正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有所不同。其中，結匯與匯率波動的相關性最強。

自2005年7月以來，我國外匯收支總量均呈增長態勢，但是長期來看外匯支出的增速快于收入，反應了人民幣匯率升值在長期內對外匯收支順差的調節作用。

隨著人民幣匯率的持續升值，結、售匯總量均處于穩步上漲態勢，結匯增長速度高于售匯，與回歸方程顯示的結匯與匯率的相關系數大于售匯的結果也相吻合，也與我們的經驗認識相一致。“匯改”后，出于貨幣保值和規避匯率風險的考慮，出口企業加快結匯速度。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結匯的需求進一步增強，個人結匯也不斷創出歷史新高。

結售匯順差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反映了在人民幣匯率升值背景下外匯儲備增加的壓力也在不斷增強。

(二)商品貿易

從理論上說，本幣升值會降低本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減少出口收入；而進口產品的成本則有所下降，進口規模應相應擴張。但由于進出口彈性等因素的影響，匯率的變動對出口貿易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結合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形勢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學中所描述的“倒J曲線效應”，即盡管匯率已發生升值，但出口卻不減反增的情況。

從2005年7月以來我國的出口總值仍處于增長狀態，但趨勢線的斜率在不斷縮小，出口的增幅在不斷下降。2005年7月份以后，出口增幅顯著低于上半年。表明“匯改”以后，尤其是進入2008年以后，由于人民幣的加快升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的抑制作用已有所體現。

而“匯改”初期出口收匯和貿易結匯呈現加速上揚的趨勢，反映了出口企業在對人民幣匯率持有繼續升值預期的情況下，加速收匯和結匯以規避匯兌損失。

進口貿易和付匯額也呈上漲趨勢，且上漲速度在加快。雖然貿易售匯與匯率的升值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性，但數據顯示，“匯改”以來我國貿易項下的售匯也有所上漲。據調查，很多進出口企業都改變了以往的外匯收付方式，特別是一些中資中小規模企業，在出口商品收匯后先全額結匯，有進口付匯需求時再從銀行購匯。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企業可以利用收、付匯之間的時間差來控制匯兌損溢。

(三)外商直接投資

回歸結果顯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外匯收入與人民幣匯率呈反向的變化關系，但是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即外商直接投資外匯收入的變動不是由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直接引起的。2005年7月份以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外匯收入各月之間存在較大的波動，但在波動中總體保持上升的態勢。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主要受到宏觀經濟發展形勢及相關政策的影響。近兩年來我國的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的持續升溫，房價、股價不斷上漲也是吸引外資企業流入的重要促進因素。與之相關，直接投資結匯呈現上漲態勢，一方面是由于流入資金的增多，另一方面也是人民幣匯率升值后企業規避匯兌損失的需要。數量檢驗顯示，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與直接投資結匯的增長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

從理論上說，一國匯率的升值可能促進本國對外投資的大幅上漲，但是海外投資的迅速發展需要本國技術水平的成熟作為依托，而這一條件目前的中國還不具備。從我國的情況看，除少數“中字頭”大型國有企業外，絕大多數進出口企業尚未形成海外投資的實力。

三、啟示及政策建議

通過前面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人民幣匯率的小幅漸進式升值在短期內無

助于外匯收支狀況的調節，反而會加大外匯儲備壓力。

2、長期看，人民幣匯率的快速升值在達到一定的均衡點(高達85％以上的企業認為是5．5-6．5元左右)后將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非常明顯的抑制作用。

3、當前，匯率因素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不顯著。我國投資環境的改善和開發開放的累計政策效應等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大于匯率因素的影響。

4、除非企業加速產品結構調整力度，否則大部分企業在短期內無法承受人民幣匯率的大幅升值(超過50％)。

考慮到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在可預見的若干年內，我國可能仍將面臨貿易不斷增長、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順差、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加大的局面。為此，可采取以下應對措施：

首先，根據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的國際收支特點，不失時機地進行結售匯改革，推進資本賬戶開放進程。貿易項下可完全實行意愿結售匯。逐步允許個人進行境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同時，嚴格外商投資企業外債管理，充分利用國內資金滿足外商投資企業的資金需求，控制資金流入。

其次，應加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進程。必須意識到，中國不可能長期保持如此高的外貿增速。在國外需求出現逆轉之前，國內企業必須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品牌價值，擺脫價格競爭的局面，實現出口產品結構的根本調整。這也是防范人民幣匯率升值負面影響的有效手段。我國還應特別重視對國內市場的培育，提升國內消費部門所占比重。實現經濟發展動力的合理化，從根本上扭轉內、外經濟結構失衡的局面。

在繼續積極利用外資的同時，應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支持力度。政府應從政策上進一步扶持國內企業走出去，控制重要能源和資源，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物資的進口；獲取國外先進技術，從而帶動國內產業結構優化。逐步放寬對證券投資的限制，在獲取成熟市場穩定收益的同時，可相應減輕國內外匯儲備增長和流動性過剩壓力。

此外，要加強匯率監測分析。可以考慮設立以下監測信息：一是人民幣匯率變動監測信息。包括人民幣與美元、日元、港幣及歐元等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信息，以及人民幣匯率NDF遠期報價，主要反映升值預期指標。二是總量監測信息。主要包括地區進出口、跨境外匯收支、銀行結售匯等數據。三是分類監測信息。主要包括分項目、分行業、貿易市場、貿易方式、企業性質的進出口、外匯收支及銀行結售匯數據。四是效率監測信息。主要反映各經營類型、貿易方式及行業的出口換匯成本變動及經營盈虧情況，具體指標包括出口換匯成本及其變動率、出口銷售凈額、出口產品總成本、出口產品盈虧總額、凈利潤及其利潤率。通過上述相關監測信息的比較分析，得出有關統計監測指標，科學判定匯率變動對涉外經濟的影響。

參考文獻：

[1]黃志勇．匯率變化對我國FDI影響的實證分析[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05；4

[2]盧鋒，韓曉亞．長期經濟成長與實際匯率的演變[J]．經濟研究，2006；7

[3]雷達，劉元春．人民幣匯率與中國貨幣政策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第8篇：外匯直接投資范文

結果怎么樣?在這場華爾街風暴中，這些投資化作“水漂”，或者說是大大縮小了。中國人辛辛苦苦賺來的外匯替美國人的錯誤買了單。

看來由這些國有企業來使用外匯儲備效率并不高。

弗里德曼(Miton Friedman)曾經提出一個花錢的矩陣，分析由誰花錢效率最高。第一種情況是自己為自己花錢，第二種是為自己花別人的錢，第三種是為別人花自己的錢，第四種是為別人花別人的錢。這四種情況中，第一種情況效率最高，第四種最低。

在現實中，第四種情況也相當多。如公司的高管用所有者(股東)的財產進行經營，或者政府用納稅人交的稅進行各種支出。在現代社會中，第四種情況不可避免。在這種情況下，提高錢的使用效率的辦法就是建立有效的激勵一約束機制。公司對高管的各種激勵，議會審批政府的支出方案，都屬于這種機制的作用。

由國有企業，如商業銀行或中司，運用外匯儲備進行投資，購買國外的證券或股票，顯然屬于第四種情況。但是，我們又缺乏相應的激勵一約束機制。投資成功了，如何獎勵，我不知道，但投資失敗不用承擔什么責任則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至今沒有人為購買房利美，房地美，黑石基金，雷曼的證券或股票投資承擔責任。

更好的辦法是讓私人使用外匯儲備，即實現第一種“自己為自己花自己的錢”。私人使用包括個人和私人企業兩種，既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購買股票或證券，也可以對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私人使用不存在道德風險，也會為了更有效使用而去了解市場，了解自己所購買的證券或股票的風險。這就是說，自己用自己的錢會比自己用別人的錢更為負責。

私人用外匯儲備去進行直接投資有更為深遠的意義。中國企業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走出去實現國際化的時候。只有在全球范圍內獲得資源和技術，開發市場，中國企業才能做大做強。企業的國際化包括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包括建廠、合資或兼并國外企業。這些都需要外匯。把外匯儲備用于這種直接投資比間接投資(購買股票)風險更小，更有利于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這種國外直接投資可以由國有企業進行，但更有效率的還是由私人企業進行。

第9篇：外匯直接投資范文

關 鍵 詞：對外直接投資；FDI留置利潤；對外資產負債結構

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3）05-0022-03

一、引言

2012年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的數據顯示，對外凈資產為17 364億美元， 在主要國家中位居第二。盡管如此，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對外資產以外匯儲備資產為主，對外負債以股權型負債（FDI、股本證券）為主 [1] 。并且，外匯儲備主要用于海外的債券型投資。由于債券型投資的收益率要遠低于股權型投資的收益率，因此，中國對外投資收益嚴重逆差，數據顯示，2012年投資收益項下逆差高達574億美元， 盡管與2011年相比有所下降，但還是超過了2005～2010年逆差的累計總額。

現有研究表明，中國對外資產負債表正處于潛在風險威脅之下。如：張茉楠分析指出，“負財富收益”風險、人民幣幣值波動性風險、貨幣政策和貨幣調控的管理風險是當前中國式對外資產負債表面臨的三大風險 [2] 。徐以升的研究 [3] 表明，持續攀高的存量FDI所產生的利潤正在系統改變中國的國際收支格局，中國已經進入了“流量凈債務國”階段。這意味著，中國未來對外凈資產規模將持續縮小。目前，主流的看法是開放資本項目、調整對外投資結構，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那么，能因此減少甚至消除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的不對稱性嗎？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比較

改革開放以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一直是中國利用外資政策的重心之一。 引進的這些資金在中國獲取利潤，每年會有小部分匯出（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經常賬戶項下投資收益的借方），剩余大部分留置在國內， 形成可觀的FDI留置利潤。2010年，國家外匯管理局參照國際標準，對2005年以后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進行了統計口徑上的調整。根據新的統計口徑， 外商投資企業歸屬外方的未分配利潤和已分配未匯出利潤（即FDI留置利潤），被記入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賬戶項下直接投資的貸方。由于在其中還夾雜統計了每年FDI實際流入量，因此將這項下數據剔除每年FDI實際流入量，并加總IMF統計的每年FDI利潤匯出量， 然后除以兩年內FDI的平均存量， 即可大致得出FDI在華投資收益率，如圖1所示。

圖1還顯示了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以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比較可以發現，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大多年份高于FDI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并且均比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率要高出一倍多。2012年，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規模是FDI存量規模的23.28%。顯然，如果不提高投資收益率， 即便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規模擴張至與FDI同等的存量規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仍會存在巨大的逆差。

二、 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或改變儲備資產的來源結構

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分別從流量和存量兩個角度核算了一國對外經濟交易活動。其中，國際投資寸頭主要是指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存量，國際收支可以與之對應的只是其金融賬戶和儲備資產部分。從流量上看，儲備資產的資本來源主要有兩個渠道： 一是通過經常賬戶項下的盈余來積累，即通過貨物與服務貿易、收益以及經常轉移項下的盈余來積累；二是通過FDI、 證券資產和其他投資等金融交易資金的流入。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掙”得，后者是“借”入，是負債。 [4] 顯然，儲備資產的來源結構與對外資產負債結構之間存在引致關系。如果減少“借”入的規模和比重，同時提高“掙”得的規模和比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減少或消除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的不對稱性。

1. 從“借”入的角度來分析。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規模和年均增長率均超過了FDI。前者由2005年的137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62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24.18%； 后者由2005年603.25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1117.16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9.2%。二者差額在不斷擴大，這意味著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么儲備資產的“借”入比重會因此下降。但是，表1中的數據（倒數第四列）并沒有反映出這種變化，主要原因在于上述的FDI留置利潤被計入其中。

2. 從“掙”得角度來分析。表1的數據（不考慮2012年數據的異常變動）顯示，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儲備資產的來源中“掙”得比重并沒有因此提高， 反而由2008年的87.72%下降為2011年的35.1%。其中，投資收益逆差所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5.96%擴大為2011年的-18.3%， 侵蝕了中國儲備資產的規模。除此之外，源于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的比重也出現下降。也就是說，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對貨物和服務出口的帶動效應并不足以帶來順差的擴大。實際上，隨著200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 對外貨物貿易的順差主要是來源于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項下數額在2009年后反而出現了逆差，如圖2所示。

三、加劇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不對稱的主要因素

與FDI/美國在華投資收益率相比較而言，中國存在較大的差距。 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或提高了“借”入的比重，降低了“掙”得的比重，因此并不能因此減少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的不對稱性。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導致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懸殊差距，進而加劇這種不對稱性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升值。余永定指出 [5] ，中國的國外資產幾乎全部是以美元計價，而其國外債務則大多以人民幣結算。實際上，此次外匯管理局所統計的FDI留置利潤也是以人民幣為計價， 需要換算成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這意味著，對FDI而言，美元出現貶值或者人民幣升值都會帶來匯率暴利，膨脹其在華投資收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外匯占款余額為23.67萬億人民幣， 而外匯儲備為3.31萬億美元，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2855（全年升值了0.25%）[6] 。如果按照此均衡匯率計算， 那么23.67萬億外匯占款余額對應的外匯儲備為3.76萬億美元，二者相差4537.4億美元。只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7.1467，外匯儲備才能和外匯占款余額平衡。 由此推算，FDI留置利潤大約膨脹了13.7%。如果按照累計升值幅度來看，FDI留置利潤更是大幅膨脹。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計算，2013年5月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為116.29，對比2005年7月升值幅度超過了36%。 顯然，FDI留置利潤膨脹幅度也超過了36%。

2. FDI在華享有超優惠的待遇。FDI在華投資收益豐厚，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地方政府在稅收、土地等方面所給予的優待。例如，在土地使用方面，各地區政府為吸引FDI流入，競相壓低土地價格，甚至出現“零地價”、“倒貼三通一平”。此外，許多地區甚至通過放松的環境規制或降低勞工標準等措施吸引FDI入駐。[7] 但是中國對FDI的開放并沒有換來東道國“對我開放”的承諾，也就說雙方是一種不對等的狀態。以美日的情況為例，在美國，華爾街一位從事并購業務的美國律師坦言，中國企業取得美國銀行10%的股權是極其困難的， 企圖取得20%以上的股權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取得實際控制權了 [8] 。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是一種單向結構。數據顯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要遠高于FDI的存量，2012年底前者約為后者5倍。 盡管在2005～2010年，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率并沒有比中國好多少， 在2006～2008年以及2009年甚至還低于中國的表現。但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單向結構保證了其收益要遠大于FDI在日本的收益。

3. 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內部約束不足。 目前，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約有3/4來源于中央企業， 它們代表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 由于面對的資金約束較為寬松， 成本和效率往往不是他們要考慮的目標函數，同時由于缺乏科學決策，海外投資行為往往具有隨意性。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容易出現企業重復投資、 惡性競爭哄抬并購價格、 石油和天然氣等戰略資源價格越漲越買等亂象[7] 。尤其是中央企業在全球能源、 礦產等領域群起并購之后，最終又只能大規模放棄。

此外，受“中國”等政治因素的牽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還經常處于被動， 影響了整體海外投資收益。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共同中國全行業對外投資的統計數據顯示， 央企在海外設立的近2000家企業中，72.7%盈利或持平，27.3%虧損。[9] 而其中， 虧損的金額都頗為驚人。例如2011年7月初，中鋁宣布澳大利亞昆士蘭奧魯昆鋁土礦資源開發項目最終失敗，項目損失高達3.4億元；2011年6月， 中國鐵建投資沙特輕軌項目虧損達41.48億元；2010年6月，中鋼集團在澳大利亞Weld Range鐵礦石項目暫停， 具體損失暫無統計。2009年9月， 中國中鐵在波蘭A2高速公路項目虧損，合同總額4.47億美元等等。 [10]

四、總結與對策建議

債券型投資和股權型投資收益率的差異，還只是引發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不對稱的一個方面。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懸殊差異，才是問題的關鍵。人民幣匯率過度升值、FDI在華享有超優惠待遇以及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缺乏有效的內部約束，都拉大了中外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差異，加劇了這種不對稱性。對策建議如下：

1. 加強內部約束，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如果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那么他們在對外直接投資時獲益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以此作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內部約束， 如果企業只擁有所有權和內部化優勢，那么這家企業就應該只選擇出口方式；如果企業只擁有所有權優勢， 那么這家企業就只應該選擇技術轉讓方式。 對于內部約束， 需要建立國家層面的協調機制。例如，在紡織行業、電子行業、化工等產業領域的許多中國企業，其技術不是最先進的，但是與落后國家相比又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和實用性，國家對這些領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嚴格審核其投資區域是否限定在技術和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同時嚴格限制投資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企業數量，避免在海外形成過度競爭的格局。

2. 人民幣匯率要適度的貶值。一方面，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 能給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預留足夠的時間，有利于出口的穩定增長，也有利于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帶動效應。實際上，這在儲備資產的來源上也提高了“掙”得比重。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 能有效剔除FDI投資收益的匯率暴利，縮小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的差距。 根據最基本的市場規則，人民幣匯率在FDI流入與其投資收益匯出時保持一致，中國才會不賠也不賺。即便不遵循這樣的市場規則， 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也要控制在均衡范圍內，以保證外匯儲備資產的大部分不被侵蝕。從這個角度來看，加強資本項目管制，防止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非常必要。

3. 從制度上消除給予FDI的大量優惠。 經濟增長的背后需要良好的制度設計予以保障。 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不成熟， 資金閑置和資金短缺的結構性矛盾同時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地方和企業的融資需求只能訴諸于FDI的流入。 顯然， 這種類型的FDI流入并沒有帶來國際上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地方和企業也沒有得到真正的實惠。并且，這種類型的FDI大量流入會造成外匯占款的增加以及貨幣供給的擴張。為了防止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只有采取沖銷政策進行干預， 結果貨幣的收縮又使那些沒有FDI來源的國內企業被迫降低其投資水平，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地方和企業的融資需求又不得不更依賴于FDI的流入了。另外，以政績和GDP為導向的地區競爭制度， 使各地方政府都有動力去爭取FDI的流入，FDI在華的超國民待遇也隨之產生。所以，要從制度上消除給予FDI的大量優惠，就需要培育金融市場，使其有效運行。同時，規范地方政府的引資政策，避免其對FDI的盲目重復引進乃至過度引進。

參考文獻：

[1]康子冉. 對外資產結構失衡FDI撤資風險、資產收益率過低并存[N]. 第一財經日報，2013-05-08.

[2]張茉楠. 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的三大風險[J]. 中國經濟周刊，2012（32）.

[3]徐以升. 中國進入“流量凈債務國”之列[N]. 第一財經日報，2013-04-26（A07）.

[4]王永中. 中國外匯儲備的經濟成本[J]. 金融評論，2012（6）.

[5]余永定. 中國國際收支風險不可忽視[N]. 中國證券報，2013-06-14（4）.

[6]蘇曼麗.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全年升值0. 25%[N]. 新京報，2013-01-02（A18）.

[7]楊曉麗，姜向榮，丁華. 跨國公司在華FDI與我國的引資政策思考[J]. 科學與管理，2012（5）.

[8]余云輝. 中國對美開放 為何美國對中不開放[EB/OL]. 新華網，2008-04-08. http：//news. xinhuanet. com/comments/2008-04/08/content_7932685. htm.

[9]楊燁，張彬，高偉. 國資委筑境外經營風險“防火墻” [N]. 經濟參考報，2012-1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