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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無形資產會計論文范文

（1）購入時"投資收益"會計處理

購入時交易性金融資產"投資收益"科目，會計處理將1萬元的交易費用計入當期損益，會計所確認的減少本年利潤。

（2）購入時"投資收益"稅法規定

稅法上不允許其列支，稅法規定"投資收益"不能在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與交易性金融資產成本之和作為計稅基礎核算，等出售時作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投資成本一起扣除，因此應調增當期的應納稅額。

（3）從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上看

由于稅法的規定與其有關的交易費用只有等到與交易性金融資產一并出售時才能在企業所得稅前列支，所以交易費用在納稅申報時不需填入。也不需要進行應納稅額調增處理。

二交易性金融資產持有期間（股息、紅利、利息）的規定交易性

金融資產持有期間取得的股息、紅利、利息，應根據持有期間的長短，并且分股票、基金、債券分別進行處理，嚴格按照稅法規定，切不可簡單處理，避免帶來涉稅風險。

（1）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會計處理的相關規定

企業的交易性金融資產在企業持有期間被投資單位宣告發放的現金股利，應當計入企業的當期損益；被投資企業發放的股票股利，投資企業應作備查登記但不需作賬務處理。

（2）企業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的稅法相關規定

企業被宣告發入的現金股利如果屬于持有期滿12個月的股票投資，在持有期間取得的股息免稅收入，此時的現金股利不作股息所得處理，該股息所得可享受企業所得稅免稅優惠處理，因此應作納稅調減處理；被投資企業發放的股票股利，稅法要求作視同分配，應作為紅利所得處理，同時追加其計稅基礎。

（3）持有債券投資交易性金融資產的稅法規定

在資產負債表日交易性金融資產債券投資按一次還本分期付息計算時，其計算的利息應當確認當期投益。由于該資產約定與實際的付款利息日期是一致的，因此與稅法處理相關規定，不需要作納稅調整。

（4）企業持有基金投資類型的交易性金融資產稅法的相關規定

基金投資按其投資對象不同可分為股票、債券、貨幣市場等基金。根據稅法規定，企業取得的收入，是稅后收入，是免稅收入，不再征收企業所得稅。上述四種基金，只有股票基金投資取得的收入，是稅后，同上述持有股票投資交易性金融資產稅務處理相同，不再累述。對其他三種基金，由于交易性金融資產約定的收益日期與實際支付期一致，被投資方支付相關利息費用和交割費用，已經在對方做為費用扣除，實際已從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了，因此要并入投資方的應納稅所得額中，因此稅法確認收入的日期和金額與會計處理一致，不作納稅調整。

（5）從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上看

交易性金融資產持有期間取得的股息時的申報，應在稅務申報表格《納稅調整項目明細表》中的第10行類目"公允價值變動凈損益"的第四列"調增金額"中填列。收到的股息和紅利等收入屬于稅法規定的免稅的相關收入，應在《稅收優惠明細表》中填列。若持股時間在一年之內的,收到的紅利、股息收入不符合稅法關于免稅相關收入的規定，不應填寫在企業《稅收優惠明細表》中。

三資產負債表日公允價值變動時的規定

（1）資產負債表日公允價值變動時的會計處理

以公允價值變動產生形成的企業利得或損失，按規定應計入企業當期損益，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高于或低于其賬面價值時，一方面企業應調整資產賬面價值，另一方面將相關變動的差額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從而影響企業利潤。

（2）資產負債表日公允價值變動時的稅法相關規定

企業持有各項資產期間產生資產的增值或減值，企業不得調整該資產的計稅基礎，除非費有國務院及財政、稅務等有關主管部門規定的情形除外。

（3）從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上看

是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應在稅務報表中《納稅調整項目明細表》表格的第10行中"公允價值變動凈損益"第3列"調減金額"填列，或第40行"20.其他"第3列"調增金額"中填列。

四交易性金融資產出售時的規定

（1）出售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會計處理

單位出售公司交易性金融資產時，應當將相關資產出售時形成的公允價值與其初始入賬金額之間的差額計入投資收益，同時調整該資產相關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2）企業出售交易性金融資產稅法的相關規定

稅法規定計算資產轉讓所得應按照計稅基礎扣除。相關處理資產的賬面價值與其計稅基礎的差額應作納稅調整處理。同時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轉入"投資收益"，由于其對損益沒有影響，因此企業不作其納稅調整。

（3）從交易性金融資產納稅所得稅申報表上看

第2篇：無形資產會計論文范文

國外管理會計學者在研究中大量引入經濟學理論。1986年,Watts和Zimmerman在《實證會計理論》中指出:“本書旨在介紹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上的經驗性會計文獻的重要理論和方法論。”該書介紹了有效市場假說、資本資產計價模型、市場失靈、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企業理論、公共選擇、管制理論及契約理論等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應用。齊默爾曼(2000)以機會成本概念和組織理論作為管理會計研究的基本框架,寫出《決策與控制會計》。

在管理會計研究中,經濟學相關概念的使用比例非常高(50%),經濟學成為解釋會計現象的一種工具,或是用會計數據來驗證經濟理論的一種手段。同時,許多經濟學家也認識到會計學的重要作用。科斯(1990)認為,會計理論是企業理論的一部分,在經濟研究中,應很好地利用會計數據,因為會計數據能夠讓經濟理論定量化,所以經濟學家應學習會計學,理解會計數字的含義。國內管理會計學者除了對純會計理論進行探討外,也做了很多基于經濟學理論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會計理論研究中所應用的經濟學理論幾乎都是經濟學,尤為著名的是“過程的控制與觀念的總結”。這一時期,會計學界也引入了西方的一些會計理論,但側重于從會計角度進行規范論述,并沒有涉及過多的經濟理論。此時對管理理論、組織行為學理論等卻引入較多,如“會計管理”的創立以及會計行為學的研究。筆者認為,《會計研究》1992年第6期發表的《科斯定理與會計準則》(劉峰、黃少安,1992),標志著我國會計學者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開始。此后,有會計學者介紹了實證研究方法,瓦茨、齊默爾曼的《實證會計理論》有了中文譯本。《經濟研究》刊載的相當一部分會計論文也是實證會計研究的文章,主要是利用國外成熟的模型對中國市場進行檢驗,其中所用的經濟學理論大都來自于國外實證會計文獻。會計學者對企業理論、產權理論、理論和管制理論等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一些富有創見的成果。

近年來,公司治理理論成為會計學者應用的主要理論,在會計論文中出現的頻率很高。我國的《會計研究》雜志是一本具有較大影響的學術刊物,該刊自1981年以來,已刊載一定數量的管理會計方面的論文。我們選取1981～2000年《會計研究》上中與管理會計(包括成本會計、成本管理和業績評價等)有關的363篇論文,進行有關涉及基礎理論研究的描述性統計,剔除管理會計與其他理論結合的199個樣本,表2表明,經濟學在國內管理會計研究中出現的次數最多,應用頻率最高。

二、借鑒經濟學的精度、廣度與深度

(一)借鑒經濟學的精度———以研究方法為例

會計的研究方法根源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規范與實證會計研究像經濟學研究一樣,把規范法和實證法引入會計研究中。下面我們將對經濟學研究方法以及規范會計研究在20世紀的歷史進程與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推演進行簡單的回顧。最早區分規范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的是西尼爾,而對實證經濟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做出更嚴格區分的是大衛•休謨,他提出所謂的“休謨判別法”:從事實性、陳述性的說明不能推導出規范性、倫理性的說明,亦即不能從“是”中推導出“應當”。休謨提出了實證經濟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的判別標準,即實證經濟分析研究“是”與“不是”的問題,規范經濟分析研究“應當”與“不應當”的問題。同樣,規范會計研究著重于說明會計“應當是什么”,而不限于說明會計“是什么”,因而規范會計研究不滿足于現有的會計慣例,而是從邏輯性方面概括說明怎樣才是良好的會計實務。規范會計理論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演繹推理法和歸納推理法兩種。

(1)演繹推理法

它是從一定的會計基本概念出發,推導出研究對象的邏輯性結構。演繹法的推導程序為:大前提—推導結論—驗證—具體問題。其主要步驟為:確定財務會計的基本假設或目標;說明會計基本假設或目標對財務會計的指導作用;根據既定會計假設和目標,推導相關的會計基本原則和會計基本概念;以會計基本原則或會計基本概念來指導會計實務,規定會計的具體處理程序。演繹法的優點是,可以保持相關會計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使會計理論的構建具有邏輯嚴密性。其缺點是,推理的正確性取決于假設前提,如果假設前提錯誤,則整個推理得出的理論結構將是錯誤的。

(2)歸納推理法

其特點是,通過對大量現象進行觀察,然后加以分類,從中概括出有關概念的內在聯系,再把它們組織或表述為理論。歸納法的推導程序為:觀察—分類—概括—驗證。歸納法的優點在于,它不受預定的模式束縛,把理論概念或結論建立在大量現象的基礎之上。但是,該方法的正確性取決于觀察對象的代表性。由于選擇觀察對象的范圍和代表性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一定準確。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西方會計理論研究主要是以會計假設為前提,推導出會計原則、會計準則以及會計處理程序。70年代以后,隨著新技術革命、決策理論及行為科學等新興學科向會計領域的滲透,會計理論研究主要以會計為前提,推導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會計要素、會計確認、會計計量與會計報告的標準。實證會計研究作為一個與傳統規范會計研究特點迥異的研究學派,其目的不在于提出會計“應當做什么”,而在于解釋會計“是什么”、“為何是這樣”,并據以預測未來的會計行為及其影響(羅勇、賈鴻,1998),它是根據實際效用或現實因果關系來選擇會計概念、原則、準則和各種程序。實證會計研究的基本步驟為:(1)提出理論假說和有關假設條件;(2)建立理論模型并得出主要結論;(3)對理論假設模型進行經驗驗證;(4)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提倡在會計理論中引入實證研究的是美國會計學家M.C.Jensen,他在1976年發表的《關于會計研究和會計管制現狀的反映》中指出:“由于規范的理論占優勢,會計研究是不科學的。”實證會計研究能解釋已存在的會計現實“為什么會是這樣”,以及為什么會計人員要從事這樣的工作。自1968年鮑爾和布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發表之后,實證研究成為西方會計研究的主流,也使得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成為可能。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可以表述為:實證研究認為會計理論的目標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而這也是經濟學大部分以經驗研究為依據的研究的基礎;以對假設的實證檢驗代替研究人員的價值判斷,對預先提出的理論性假設不是進行一般性的推演,而是采用可觀察、可檢驗的實際證據來進行檢驗和說明;實證會計研究以定量分析為主,廣泛采用精準的計量和數理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實際數據,對假設進行檢驗,這使管理會計研究的結論具有較高的準確性。

(二)借鑒經濟學的廣度———以理論為例

人是行為人,而委托人是行為影響的一方。人根據契約為委托人做事,委托人依據契約對人給予獎勵。企業的股票持有者與企業經理的角色是不同的,后者是經營(run)企業并做出決策,而前者是在契約簽訂生效后擁有(own)企業,對企業有剩余擁有權(residualclaimant)。剩余擁有權會產生剩余控制權(residualcontrol),這是一種可以后發制人的機動權(Berle&Means,1932)。理論說明,委托人和人有不同偏好,并且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人具有機會主義行為,這將導致道德風險(Moralhazard)、成本(包括簽約成本、監督成本、保證成本和剩余損失)的產生。1976年,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成本概念,認為成本是企業所有權結構的決定因素,緣于管理人員不是企業的完全所有者這一事實。標準的委托—理論建立在兩個基本的假設之上:一是委托人對隨機的產出沒有直接的貢獻(即在一個參數化模型中,對產生的分布函數不起作用);二是人的行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觀察到(雖然有一些間接的信號可以利用)。在這兩個假設下,有兩個基本命題:(1)在任何滿足人參與約束及激勵相容約束而使委托人預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勵合約中,人都必須承擔部分風險;(2)如果人是一個風險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過使人承擔完全風險(即使他成為惟一的剩余權益者)的辦法來達到最優結果。委托問題的產生有四個原因,即授權和控制權分離、不確定性和分散投資風險、科層組織結構中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有限理性和個人能力的約束(向榮、賈生化,2001)。委托人需要一種控制系統來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標來行事,這種控制系統包括三個部分:決策權的分配(誰負責做決策)、業績計量與評價(向誰報告何種信息)、獎勵與懲罰(收集到的信息與人報酬之間的關系)。契約和決策的形成需要以信息為基礎,而會計和審計正是與這種信息的收集和傳播有關,因此,理論可以用于會計和審計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會計、財務會計和審計程序的效率特點(ChatfieldM、RVangermerch,1996)。對會計領域問題的研究最有影響的學者有:Holmstrom(1979,1982)、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78,1983)等。理論可以深入到會計學研究的各個領域(JensenMC,1986),其對管理會計的貢獻在業績評價方面更為顯著。例如,在業績評價指標的選擇中,用理論來解釋會讓我們更深地理解會計基礎與市場基礎、財務基礎與非財務基礎、相對基礎與絕對基礎等矛盾。

需要說明的是,股東雖然可以通過審計者加強對經營者的監督,內部審計、民間審計都對審查會計信息、降低信息風險承擔重要責任,但在現實中,由于內部審計組織不夠健全,地位尚不獨立,民間審計會受到審計委托、審計費用和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難以或不愿審查虛假會計信息,甚至出現審計師與企業合謀的問題(陳關亭,2001)。

(三)借鑒經濟學的深度———以產權理論為例

我們首先對產權、交易等概念的歷史演進及重要性做一個簡要回顧,然后闡述管理會計借鑒制度經濟學的必要性。完全競爭模型被構建出來,該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設,如理、公司的規模不經濟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其假定還有一個與產權相關的隱含假定是支撐完全競爭模型的基礎:商品的供給與需求是決定價格的市場條件,對它們的利用反映了私人產權的制度安排;要實現完全競爭,所有的稀缺資源必須是私有的、明確的,并被有保障地擁有。這是從完全競爭模型或者近似完全競爭的模型中推導出的結果,也是由私人分散控制資源而引起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產權制度隱含在完美的假定中,在對與價格具有同樣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對產權安排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1934年,康芒斯在《制度經濟學》中提出交易的范疇。他認為,“使法律、經濟學和倫理學有相互聯系的單位必須本身含有沖突、依存和秩序這三項原則”,“這個相互的單位便是交易”,“一次交易,是制度經濟學的最小單位”,交易“不是實際交貨那種意義的物品交易,它們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對物質的未來所有權的讓渡與取得,一切決定于社會集體的業務規則”,“交易是所有權的轉移”。1937年,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之后,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將等于社會成本”。后來有學者將其擴展、引申為:如果市場交易費用為零,不管權利初始安排如何,當事人之間的談判將使資源配置實現最優;如果交易費用不為零,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可以通過明確的產權之間的自愿交換來達到資源配置的最佳效率。

為了優化資源配置,制度對產權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是必要的。科斯定理說明,通過改善企業內部組織制度和企業產權制度,可以不斷地降低企業內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業效益。然而,交易、契約、產權的關系如何?哪些類型的交易適合于企業合約安排?哪些類型的交易適合于市場合約安排?威廉姆森(1985)從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三個方面區分了交易類型,認為涉及高度專用性資產且經常重復發生的交易,適合于在企業內部進行。顯然,資產專用性對于為何通過企業配置資源給予了很好的解釋,但它不能解釋威廉姆森提到的作為“賣者”的企業為何存在。

借鑒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與邏輯演進,管理會計的現代應用必須滲透到制度經濟學提及的眾多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安排等),否則,“如果沒有產權的界定、劃分、保護、監督等規則,沒有產權制度,產權的交易就難以進行,產權制度的供給是人們進行交易、優化資源配置的前提”。

三、經濟學對管理會計的啟示

(一)實證研究(計量經濟學)的精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研究的啟示

無論管理會計(作業成本會計與作業成本管理、綜合記分卡、KAIZEN成本計算、產品生命周期成本計算、行為會計、環境和戰略管理會計、智力資本管理會計等)的發展趨勢如何(余緒纓,2001),無論管理會計研究的內容由內深化與向外擴展如何并舉,無論管理會計的選擇指標從滯后性向前導性怎樣轉變,無論管理會計的貨幣性與非貨幣性分析怎樣結合,現代管理會計的特點、重點及難點研究,都需要計量經濟學的背景支持與后臺支撐。計量是會計的一種屬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二)理論(信息經濟學)的廣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的詮釋

傳統的管理會計都假定信息是無成本的,或者至少不存在因信息而導致的成本差異。但是,信息經濟學理論表明,任何信息都有其特定的成本,信息成本因具體情況而異,信息系統只能根據具體情況來加以選擇。理論在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委托人與人獲取信息的角度,結合人的行為因素,在管理會計中得到應用。

1.有助于管理會計人員在備選決策方案中做出正確選擇

在理論體系中,管理會計信息可以為兩種不同性質的目標服務:(1)用于優化委托人或人將采用的決策的環境進行事前評估,即修正信息;(2)用于評價決策執行的結果,以便在委托人或人之間按照契約的規定來分享上述成果,即業績評價。決策前信息和決策后信息的作用以及對委托人和人利益的影響,有助于管理會計人員在備選決策方案中做出正確的選擇。例如,業績評價與激勵人的最優努力相關,而人的努力不能被直接監督,如果沒有建立業績與報酬相聯系的、能夠反映績效的管理會計信息系統,就不能激勵人為委托人而努力工作。

2.對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出現偏差的原因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管理會計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應用都面臨現代企業存在的一系列委托關系:董事會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股東與董事會之間的委托關系、企業經營者與會計部門之間的委托關系、股東與審計者之間的委托關系等。從委托的機制來看,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決定著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出現偏差的可能性與原因。

(1)委托人與人的目標、利益、風險不同

由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彼此分離,現代企業存在著一系列關系。委托人和人因各自利益、目標不同,所承擔的風險也各異,在某些情況下,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時,會損害另一方的效用最大化。

(2)契約的不完備與信息的不對稱

會計實務的變化難以預料,這不可避免地使會計法規、會計準則的制定存在滯后性。這些法規、準則不可能把會計實務中所有的情況都包括在內,只能對會計的總體目標、總體原則以及不同的會計處理方式做出規定,而對會計處理程序和方法的規定則相對靈活,這使人在進行會計信息披露時有很大的變通余地。契約的不完備再加上信息的不對稱,使得人可以利用占有會計信息的優勢和契約的缺口,選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會計程序及會計處理方法,對會計信息進行“加工”,對自身的業績進行夸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會計信息的質量。

(三)產權理論(制度經濟學)的深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的提示

1.從交易費用的定性到定量分析

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深度已經滲透到管理會計研究層面能夠涉及的深度,如產權理論涉及的交易成本概念就屬于制度經濟學的內容。在交易成本理論中,交易成本包括外部交易成本與內部交易成本,涵蓋了監督成本、信息取得成本、組織制度成本以及不確定性原因引起的成本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機會成本,即選擇不同制度形式的生產或消費所損失的機會成本。在成本管理會計理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機會成本理論,這里的機會成本是指選擇最優方案而舍棄次優方案所喪失的收入,其實質是選擇不同企業組織形式、生產要素配置與管理方式的問題,它貫穿于投資決策、生產組織和產品銷售等過程,是既定制度約束條件下的機會成本。對企業交易費用、機會成本在定性基礎之上進行定量研究,已成為管理會計的核算分析內容。制度經濟學研究正在更為深入地展開,將會為管理會計的領域開辟新的研究空間。

2.以資產的流動性劃分資產到從專用性角度劃分資產

資產的分類一般都遵循一個原則:以資產的流動性為標準,對資產進行分類和管理。按流動性劃分資產存在的一個很大問題是,信息使用者既不能獲得關于無形資產的準確價值計量信息,也不能獲得有價值的評估信息。其原因是:(1)存在不能獨立存在的無形資產,這些無形資產與企業的有形資產相結合無法分離,而能夠分離的無形資產價值又往往是在企業經營有形資產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所以人們難以清晰地界定其范圍;(2)流動性劃分與無形資產的相關程度很低,按照流動性進行劃分的資產雖有利于描述有形資產的特性,但不能有效地描述無形資產的特征,也就是說,流動性與無形資產的相關程度很低,信息使用者如果僅利用現有的財務報告信息,是很難評價無形資產價值的。資產專用性并不是為描述無形資產而提出的,但從會計的角度看,專用性對資產進行另一種分類,能夠從財務報表中挖掘更多信息。我們可以對資產的專用性進行一下回顧。

1985年,威廉姆森將描述交易的主要維度分為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次數。資產專用性,是指為支持某項特殊交易而進行的耐久性投資。專用性資產一旦被用于某種交易,它就無法在不發生巨大損失的前提下轉移到其他交易中。由此可見,資產專用性表明資產有專門用途,其收益依賴于它所支持的專門交易。資產專用性包括地點專用性、實物資產專用性、人力資產專用性、完全為特定協議服務的資產專用性以及名牌商標資產的專用性。交易的不確定性,是指由于交易雙方的協議不可能完全,在交易過程中就可能因為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出現一些預料不到的情況。在雙方進行了專用性投資的情況下,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雙方的交易關系更加復雜化,進而出了對契約關系進行調整的要求,并因此對組織與交易的匹配關系產生影響。交易發生頻率,是指交易雙方進行交易的經常性或重復程度。采用垂直一體化方式,能夠提高契約關系的穩定性和調整性能,但垂直一體化會增加組織管理費用。因此,只有對較高頻率的交易實行縱向一體化,在經濟上才是合理的。需要補充的是,考量交易的另一主要維度應涉及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對分工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它隨合約自、合約結構的優化、產權保護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四、結語

第3篇：無形資產會計論文范文

【關鍵詞】碳會計；碳排放權；碳管理；碳披露

一、京都議定書與碳排放權交易

近年來，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使得各國政府、公司和個人對全球氣候變暖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1992年，聯合國制定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并在1997年12通過《京都議定書》首次以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即發達國家具有強制減排義務（所有發達國家的CO2等6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排5.2%），而發展中國家并不承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限控義務。為了實現全球范圍內的低成本減排，京都議定書建立了三種靈活減排機制：排放貿易（Emission Trade，簡稱ET）、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簡稱JI）和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CDM）。其中，CDM項目正是基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同一減排量上存在的不同的成本，即價格差而產生的可實現雙贏的合作機制。

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每個發達國家締約方都有一定數量的溫室氣體排放限額，表現為一種排放權利，就是“碳排放權”。面對碳排放權的排放限額規定，各國可根據自身的減排成本的大小，或者控制自身碳減排量，出售剩余額度；或者超出自身排放限額，購買額外的排放額度，碳排放權交易（簡稱碳交易）就因此產生了。可見，本來并無價值的碳排放權，在《京都議定書》的約束下變成了一種有價值的稀缺資源，成為了一種可供買賣的商品，會計上就需要對這種商品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需要報告其給企業帶來經營風險及不確定性，以及企業的應對措施等。但是，現行的會計準則體系尚無碳排放權及其交易的規范，碳排放權交易面臨諸多需要解決的會計問題。

二、碳會計的產生與國外研究現狀

“碳會計”一詞最早是由斯圖爾特·瓊斯（Stewart Jones）教授于2008年提出的。因為最初以碳排放及交易為核心的溫室企業排放引發的會計問題，是納入排污權會計框架內進行探討的，但隨著碳排放、交易及其披露問題的日益突出，有學者發現，傳統的排污權框架已經不能滿足溫室氣體排放引起的所有會計事項，需要單獨設置一個碳帳戶來對碳排放及其交易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進行處理，也有學者認為要將碳固（Carbon Sequestration）及鑒證（Carbon Assurance）業務納入其中，即企業的碳賬戶在排放市場中進行交易前，須由勝任的第三方進行獨立鑒證。這樣，2008年，斯圖爾特·瓊斯（Stewart Jones）教授將碳排放、交易及其鑒證等會計問題綜合到一起稱之為碳排放與碳固會計（Carbon Emission and Sequestration Accounting， CES Accounting），簡稱碳會計（Carbon Accounting）。這是首次在會計研究文獻中獨立出現“碳會計”一詞，從此，“碳會計”作為一類重要而又特殊的會計事項開始受到業界的關注和重視。

從國外文獻的研究進程看，Bebbington和Larrinaga（2008）從碳排放配額的會計處理、與碳排放相關的風險核算與報告、與碳排放相關的不確定性核算與報告三個方面闡述了碳會計涉及的內容，指出是否對政府無償分配的碳排放配額進行入賬以及怎么入賬是人們爭論的焦點，一種支持凈入賬法（net approach），即無償分配得來的碳排放配額不入賬，購買的才入賬；一種認為總入賬法（full approach），即無償分配來的可視為受贈資產，同樣需要入賬。碳資產和碳負債的計量基礎的不一致也是人們關注的問題；碳排放相關的風險來自于管制風險和競爭風險，高碳產品的競爭力會下降，而能源依存度低、應用新技術的企業未來的競爭力會提升。

Ratnatunga和Balachandran（2009）則闡述了京都議定書機制的實施對企業成本會計和管理會計的影響，指出碳會計成本要求以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或為產品終身為碳成本歸集期間，它除了要核算產品整個生成過程中的形成碳成本外，還要核算原材料采購的運輸途中形成的碳成本，產品報廢、產品循環利用形成的碳成本和碳機會成本。碳管理會計即在傳統分析標準與方法的基礎上，引入碳治理、碳信息管理、碳管理培訓和碳政策等要素，對采購、生產、銷售、產品回收、循環利用等各環節進行有碳影響的分析，并為企業決策提供參考依據。

而隨著能源管制政策的出臺，投資者也開始關注企業面臨的“碳風險”，即CO2排放措施的不斷出臺對企業經營產生的影響。為了形成公司應對氣候變化行為的信息披露標準，彌補正是財務制度的缺失，2000年由一個專門的機構投資者發起設立了一個國際性合作項目——碳披露項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其采用問卷調查方式，反映被調查公司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信息，披露內容包括氣候變化引致的風險、機遇、戰略和減排目標、溫室氣體減排核算方法、溫室氣體減排管理、氣候變化治理等四個方面。另外，對于具有碳固價值的森林資源，其吸收CO2的能力可以為企業創造額外的碳減排指標，因此在低碳背景下，森林資源的價值不僅僅體現為其傳統意義上所界定的生物資產的賬面價值，更體現為碳固價值，因此對這類可再生能源信用資產會計處理問題也受到Ratnatunga（2004）等學者的關注。

由國外對碳會計的研究，我們發現，碳會計問題主要集中在如下四個方面：（1）企業碳排放和交易的會計處理問題；（2）碳排放權受限引發的企業成本管理和戰略決策問題；（3）企業碳信息披露內容和框架問題；（4）企業中可再生能源信用資產價值的再評估與計量問題。

三、國內碳會計研究現狀

我國雖然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并不承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碳削減義務，碳排放-配額機制在我國并尚沒有開始實施，因此，碳排放權在我國暫時并不是有價值的稀缺資源，并不需要會計予以反映，這造成我國企業的碳風險管理意識淡薄，碳會計相關研究緩慢。

（一）CDM下碳減排量的會計核算

我國作為CDM項目的參與方，可接受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援助，在我國境內實施有助于緩解氣候變化的減排項目，由此獲得經過核證的減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s），可以抵消發達國家的部分碳排放量，作為其履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定量化限控和減排承諾的一部分貢獻。CDM項目一種是投資于可再生能源的項目；另一種是投資于提高能效的項目。于是，CDM下經過第三方獨立機構審定和核證，并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CDM執行理事會批準的溫室氣體的減排量，即“碳減排量”是有價值的，具體價值大小分兩種情況，一種是CDM項目在申請時已有國外買家合同，已約定好了碳減排量的合同價格，另一種是該項目可能還沒有找到國外買家合同，這時，要將碳減排量劃入中國國家帳戶，等買家確定后，確定了交易價格，再由主管機構核準轉出。

因此，對于成功注冊了通過審核的CDM項目的企業，就需要對CERs進行會計確認和計量。中國第一個CDM項目—是內蒙古輝騰錫勒風電項目，于2005年6月27日在CDM執行理事會注冊成功，之后許多企業參與注冊申請了CDM項目。需要注意的是，CDM項目的完成是一個復雜的程序，從申請到批準最順利也要3到6個月時間，不論是否注冊成功，前期的設計、包裝費用至少需要投入10萬美元，CDM項目的交易成本較高。

我國碳會計論文比較少，研究范圍計較窄，主要是CDM下碳減排量的會計確認和計量問題，其爭議主要集中在應將碳減排量確認為何種類別資產的問題上。主要觀點有確認為金融資產、確認為存貨、確認為無形資產三種：（1）作為存貨的贊同理由為：CDM項目下的碳減排量是為了執行銷售合同為持有的，最終目的是銷售；反對理由為：碳減排量是無形的，高額且有風險的CDM申請費怎么辦？（2）作為金融資產的贊同理由為：碳減排量是金融衍生產品，擁有自由交易市場，始終以公允價值計量；（下轉封三）（上接第272頁）反對理由為：缺乏有效的碳交易市場。（3）作為無形資產的贊同理由為：不具有實物形態，可以單獨出售或轉讓，且由于CDM項目實施過程中存在風險，未來經濟利益不確定，不屬于以固定或可確定的金額收取的資產；反對理由為：碳減排量應該屬于流動資產。

（二）企業碳資產管理的內容

隨著政府排放管制的不斷強化，企業應逐漸認識到積極進行碳資產管理的重要性，因為只有積極主動應對，企業才能在低碳經濟時代占有主動權。反之，如果只是被動接受，很有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喪失競爭優勢。

北京環境交易所總經理梅德文認為，所謂碳資產管理，是指對《京都議定書》中所涵蓋的包涵二氧化碳在內的6種溫室氣體進行主動管理，如：碳監測、碳披露、碳減排、碳交易，以及在低碳時代規避風險、抓住機遇、提高企業競爭力等其他措施。祝福冬（2011）從低碳背景下的PEST分析、樹立低碳經營理念、進行低碳流程再造、低碳供應鏈管理、低碳營銷、低碳公共關系以及二氧化碳信息披露等方面介紹了碳管理涵蓋的內容。他們一致認為，碳核算是碳管理的起點。碳核算是一個多層次的碳計算、記錄、數據儲存和數據管理系統，它能幫助企業進行碳排放的精確測量和分析，摸清碳排放量和排放結構。只有有了可靠的數據，企業才能計算“碳排放成本“，制定有針對性的戰略。

（三）企業碳信息披露的現狀

由于我國目前尚不承擔強制減排義務，會計上主要是對CDM項目產生的碳減排權的確認和計量，對采用不同處理方法對財務報告的影響關注較少，也沒有探討與報表附注相關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方法。另外目前我國公司的碳管理意識還不夠明確，沒有建立自身的碳核算信息系統，再加上對于企業溫室氣體的排放信息，國內沒有強制企業披露的要求，這導致我國企業無法或不愿意對外披露其碳信息。在CDP全球世界500強的調查中，13家上榜的中國企業也只有2家回復。2010年，國資委了《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對于央企編制社會責任報告書作了要求，要求上市公司圍繞經濟、環境和社會三個方面披露其責任管理和績效信息。但在環境信息披露上，披露最多的內容是“節能減排”、“綠色辦公”和“公益慈善”等有關信息。部分報告對企業可持續發展風險和機遇進行分析和披露。大部分上市公司“碳信息”、“水信息”等方面信息披露不足。

張彩平和肖序（2010）認為，我國的碳信息披露框架應該更側重于公司具體的碳減排行為，披露內容也應更詳細具體，披露信息審計標準也應相對比較簡單；在碳信息披露的格式上，張銳認為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傳統的財務報告中增列碳會計項目或在附注中進行詳細說明；另一種則是單獨報告，提供與碳會計相關的信息。

通觀我國和國外的碳會計研究現狀，發現我國碳會計研究進展較慢，原創性研究較少，大都是借鑒國外研究的成果，研究內容比較簡單，尚處于簡單的碳減排權的會計確認與計量階段，雖然學者對碳管理和碳信息披露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述，但企業整體意識還是比較淡薄，實施效果不明顯。

四、碳會計未來研究展望

有人對《京都議定書》2012年后的后京都問題表示擔憂，認為一旦后續強制減排約定失效，企業的碳排放權的價值將大大減少，關于碳會計的研究也就沒有意義。還有學者認為我國會通過碳稅的征收來促使企業減排，碳交易市場短期內在我國市場前景不明朗。

關于這個爭議，筆者認為后京都問題一直受到聯合國氣候大會的關注，并于2009年12月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峰會，商討《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后的后續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減排協議。其中，我國政府已向國際社會鄭重承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他國家也紛紛公開了其減排承諾或方案。因此未來的強制減排是趨勢，關系到世界各國的未來發展，是不會逆轉的。

關于我國減排機制的設計，碳稅和碳交易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梅德文從三個方面對碳稅和碳交易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中國可能會先征收碳稅，在各方面改革、發展到一定程度，碳交易和碳稅都會實施。因此，盡管短期我國會征收碳稅來控制企業的碳排放，但碳交易一定是一個長遠的機制，它的實施是個早晚的問題。由此可見，我國的碳研究雖在理論和實務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還處于規范零散性的起步階段，理論與實務差距較大。我國碳會計尚待解決的問題有很多：①建立企業的碳核算信息系統，構建企業的碳會計體系；②培育碳會計所需的公允價值準則規范及其市場環境；③研究與碳會計規范相關的配套準則，提高各個準則體系的系統性和協調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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