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下的晉綏文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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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晉綏文學不只是一種文學現象，它的傳播也是抗日戰爭時期政權主體利用文藝爭奪話語權的文化策略。它的傳播對中國解放區文學，尤其是對后來的山西文學的發展起著一種導向性的作用。作為主流話語的文學表達形式，晉綏文學充分利用現代媒介資源進行廣泛的傳播，實現了跨媒介、普及性傳播，達到宣傳與教育的雙重傳播效果。
晉綏文學產生于民族危難的緊急時刻，從一定意義上講，是抗日民族戰爭催生了晉綏文學。晉綏革命根據地雖然處于抗日戰爭的要塞地帶，但由于地理特征和自然條件的限制，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在抗戰的需要下，文藝工作者們先后創辦了幾家報刊。這些報刊多由中國共產黨委機關出資，讀者群體多以文藝工作者、知識分子為主，為晉綏文學提供了有利的成長環境。因此晉綏文學的發展既不是文學創作內在規律的使然，也不是現代傳媒促生的產物，更不是應讀者消費市場需求而產生。它是一種政權主體利用文藝占據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文化選擇，承擔著更多的社會使命。晉綏文學是文學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歷史等因素的結合體，是指導思想的重要武器。這種獨特性決定它的傳播具有強烈的文化政治性。晉綏文學的主要成員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工作者，尤其是土生土長的作家。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有著天然的親切感，他們的創作一開始就置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指導下。提出的文藝路線成為指導晉綏文學的指導準則，同時也是文藝創作的標準，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加以整合和調整的結果，其重心就是強調文學的政治功能、宣傳功能、服務功能。不同于其他文學藝術標準的強調，政治性是晉綏文學首要的標準。應革命需要，自覺為革命服務，成為晉綏作家們的出發點，這種政治的介入和參與意識在其他文學中極為少見。晉綏文學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作家的創作觀與文學的表達方式都體現出很強的政治性。在中國共產黨的培養下，晉綏文學應政治意識形態的要求，體現出和以往文學傳統截然不同的創作局面。在抗日戰爭緊要關頭，晉綏文學作為有效的表現方式被賦予了大眾化的方向。晉綏作家們深入群眾中去，表達農民的思想情感，采用農民喜聞樂見的趣味方式，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大眾化局面。晉綏文學無論是其主題內容，還是表現形式，都體現了豐富的民間色彩，實現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文學理想，即用“寫大眾”來實現“為大眾”。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在抗戰外在因素的促進下，成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起到重要的作用。隨著大眾化運動的深入，晉綏文學成為晉綏革命根據地主導的唯一的文學話語典范。他們的文學話語既不是“五四”時期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話語，也不是晉綏的方言體系，而是將這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特殊的話語方式，既傳承了知識分子和革命話語權的精神，又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表達形式，使得文學的宣傳和鼓動作用在大眾中得以實現，從而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文藝的大眾化問題，成為20世紀40年代文學創作的主流方向。
二、晉綏文學的導向性傳播
晉綏文學作為革命根據地的文學文本，在文學文化領域都起著一種導向作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報告后，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文藝政策成為指導晉綏文學的根本方針。文學藝術為革命服務，以藝術的方式向大601980年創刊MASTERPIECESREVIEW眾傳播革命的思想、國家的科學民主理念，向民眾證明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的必然性。“七七七”文藝獎金征文活動的舉辦就是很好的例子。為了配合根據地的減租減息運動，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也為了提高文藝工作者們文藝創作的積極性，根據地提出了文藝獎金征文活動。此次征文活動，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明確的創作要求，體現了文化藝術和戰斗的結合是文化藝術的新方向，促進了晉綏抗日革命根據地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培養了更多的革命文藝工作者。馬烽、西戎創作的《呂梁英雄傳》，在《晉綏大眾報》上連載九十五回，在解放區引起轟動，其創作最直接目的就是通過展示整個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抗日武裝斗爭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晉綏文學文本承載著社會功能的使命，使它具有了文化和革命思想的導向作用。晉綏文學文本的傳播對中國解放區文學，尤其是后來的山西文學的發展都起到一種典范的作用。在抗戰時期，“山藥蛋派”影響整個文學創作的走向，其主要的成員除了趙樹理以外，就是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晉綏作家。在新中國成立后，以晉綏文學為主力的解放區文學也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創作經驗和文學典范。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文代會從國家層面提出文藝發展的方針和指導思想，把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文藝創作的指導方針，把解放區文學的創作方式作為典范，并且以文學政策和文學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晉綏文學的地位決定了它對后來山西文學甚至是當代文學發展的導向作用。新中國成立后的山西文學不僅在創作方向和創作原則上與晉綏文學有著很大默契，而且后起的創作隊伍也深受其影響。新中國成立后的山西文學以工農兵作為創作對象，關注日常生活，塑造和歌頌英雄，語言的通俗化，無論是作家的創作心理和創作方法，還是審美追求，都體現出和晉綏文學一脈相承的關系。由此可見，晉綏文學對其后山西文學乃至當代文學都有著重要的導向作用。
三、晉綏文學的跨媒介傳播
晉綏文學是在抗戰時期特殊文藝策略的催生下產生的，因此具有強烈的文化政治性，晉綏文學的傳播也具有這樣的特征。它作為國家層面文學思想情感的文本化表達，擁有著較為豐富的現代媒介資源，實現了跨越報紙、雜志、影視、劇作、教育等媒介的文化傳播，從而具有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報紙媒介的及時性、大眾性、通俗性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晉綏文學的大眾化革命訴求，從而成為晉綏文學傳播的主要渠道。根據抗日戰爭的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文藝工作者們克服困難，創辦了《抗戰日報》《晉西大眾報》《西北文藝》《人民時代》等報刊，這些報刊成為晉綏文學作品發表的主要陣地。這些報刊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其“地方化”“通俗化”“大眾化”的辦報原則和晉綏文學的創作宗旨具有一致性，從而更好地發揮了晉綏文學的導向性。晉綏地區許多文學活動都發起于《抗戰日報》，大量的文藝作品在其文學副刊上發表。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曾在解放區發表了重要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對報紙的方針與導向做了重要指示。在此后，《晉綏日報》《晉綏大眾報》依照指示，明確了文學的方向和路線，充分體現了文藝為政治服務。此外在晉綏革命根據地還有一份重要的純文學刊物《西北文藝》，它雖然只出版了八期，但卻是推動晉綏文學發展的重要動力，它和《抗戰日報》與后期的《晉綏日報》《晉西大眾報》共同以具體的文學作品和文藝批評樹立了晉綏文學的方向。由此可見，報紙和雜志在晉綏文學的傳播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抗戰期間，解放區的電影有了新的發展，根據地也建立了電影制片廠，且被納入政府機關的管理中。電影和文學一樣成為宣傳的工具，承擔著同樣的使命。正如徐蘇靈所言，中國電影工作者走出攝影場地到前線到后方，從抗戰中大眾的動態中去尋找藝術素材，這也是當時電影的現實意義。同時電影作為傳播媒介，有著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宣傳效果更好，也更容易被觀眾理解和接受。在晉綏革命根據地，電影劇本較為匱乏，晉綏文學為電影提供了很好的藝術素材，如此電影就成為文學傳播的另一渠道，對晉綏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雖然當時適用于改編為電影的文學文本并不多，但是影響力卻很大，比如根據馬烽、西戎的同名小說《呂梁英雄傳》改編的電影《呂梁英雄傳》，通過銀幕的形式講述了呂梁山中康家寨的村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日本鬼子殊死斗爭的故事，以其形象、生動、直觀、易懂，受到不同階層的好評，使得晉綏文學的影響力大增，傳播也更加廣泛。長治縣蔭城古鎮“蔭城影劇院”門口的手繪《呂梁英雄傳》電影海報留存至今晉綏文學的傳播還得力于文學作品選集、文藝叢書的出版。在抗戰時期，圖書出版發行同樣由中國共產黨政機關管理，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征。書籍出版有著嚴厲的管理制度，出版工作人員首先是革命家，要為人民服務。晉綏文學作為當時的導向性文本，在意識形態領域有著鮮明的宣傳與鼓動的功能，以選集或文藝叢書的形式發表是理所當然的，比如《晉綏革命根據地文藝作品選》《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等，都使得晉綏文學的傳播更具有廣泛性。除了以上不同的媒介文化傳播，還有文學教育和各種學術研究等傳播，從不同視角、不同層次、不同方式對晉綏文學的傳播起到推波助瀾的功效。
四、晉綏文學的普及性傳播
晉綏文學是政權主體在特殊抗戰時期選擇的文化策略，因而作為國家教育的一種形式，它體現出普及性傳播。無論是“普及”還是“提高”是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重要的文藝爭論。當時文藝界出現機械地分裂普及和提高、輕視民間藝術風氣，針對此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嚴重地批評了“忽視和輕視了普及”，并且全面辯證地解決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他指出解放區文藝的提高應建立在普及的基礎之上，從工農兵出發，真正實現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在民族抗戰背景下，這種文化選擇得到絕大多數作家的認可，并且在創作中不斷地去實踐。這種普及性傳播不僅體現在文學傳播的受眾階層，也體現在具體的文本傳播手段上。晉綏文學的受眾群體很廣泛也很復雜，囊括了知識分子階層、機關領導干部、工農兵等不同階層的受眾，這在文學傳播史上并不多見。晉綏革命根據地雖然經濟文化落后，但是早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初，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積極鼓勵歡迎知識分子到晉綏來。這些知識分子的到來對文學的普及化、大眾化傳播做了充足的準備。他們積極響應黨的文藝政策，深入到群眾中做普及化的工作。他們不僅自己進行文學實踐和文藝批評活動，同時也作為晉綏文學的接受者享受著大眾化的成果，成為晉綏文學的忠實讀者。續范廷、趙石賓、莫邪等知識分子在抗戰的需求下，陸續來到晉西北開展工作，創作了《一九四二年春養疴延安交際處茅屋聞晉西北敵人殘酷掃蕩有感》（續范亭）、《題將軍像》（趙石賓）、《豐收》（莫邪）等優秀的作品，深受各階層人士喜歡。1938年11月沙汀和何其芳等人隨軍轉戰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沿途也創作了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他們不僅是文學的創作者，同時又是最大的讀者群，和晉綏本地土生土長的作家共同豐富著晉綏文學的文化內涵。同時，機關領導者也非常重視根據地文藝的發展，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七七七”文藝獎金征文活動的舉辦就可以看出機關領導對文學的關注。當然，知識分子和機關領導干部并不是晉綏文學的主要受眾，工農兵群眾才是晉綏文學的最根本的服務對象。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文學作品的大眾化成為判斷作品價值高低的唯一衡量尺度。如何創作出文藝與人民的斗爭生活相結合，并且被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成為文藝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工農兵文化層次相對較低，這就需要建立一套易于接受的傳播手段，因此易于傳播的“小形式”就成為創作者們的首選。戲劇、街頭詩、散文、報告文學、短篇小說等形式，更能鼓舞煽動群眾參加到抗日戰爭中去，起到宣傳、動員、教育的目的。比如歌劇《大家好》、道情劇《大家辦合作》、秧歌劇《鬧對了》、話劇《打的好》、現代戲《張初元》，以其廣泛性、娛樂性，使晉綏文學的精神與思想迅速得到傳播。還有一些文學文本被改編成各種戲劇、歌劇、電影等，以更有效的手段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特殊的戰爭年代，導致晉綏文學在整個文學史上的特殊性。它的傳播既是政權主體的文化策略選擇，又是文學發展的自然規律使然。不幸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它的這種特殊性被山藥蛋派文學所淹沒，80年代以后又隨著山藥蛋派文學的邊緣化而鮮為人知。慶幸的是，近幾年對晉綏文學的研究，從文本到體制環境，從具體文本研究到文化研究，從別樣的視角豐富了晉綏文學的外延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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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宮東紅 康艷艷 單位：呂梁學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