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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馬克思主義強調文學批評的政治動員功能，主要從文學批評的政治標準、批評主體的思想政治立場和批評方法來實現。強調批評的政治優先性，旨在確定文藝的基本方向及其政治導向;強調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試圖讓文藝工作者能從政治情感上認同中國馬克思主義，并自覺地立足于無產階級的立場來服務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注重對現實“政治性”的設定，是因為“現實”熔鑄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特別是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的關聯，有助于發揮文學及文學批評的政治動員功能。

關鍵詞:政治動員;政治優先;思想改造;現實;文學批評

一、文學批評的政治優先性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歷來注重發揮文藝的政治功能，將文藝作為革命的有力武器。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在《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文中指出，“文藝———廣泛的說起來———都是煽動和宣傳，有意的無意的都是宣傳。文藝也永遠是，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3］(P311)瞿秋白在與胡秋原和蘇汶的文藝論戰中強調了文藝的“政治”本性，文藝總是階級利益和思想的表達。將文藝的“階級性”具體化，強調無產階級的文藝應該為人民服務。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經典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要求文藝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文藝與革命戰爭的有機結合，最終實現“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政治目的。《講話》解決了文藝的服務對象及服務方法問題，特別是強調文藝批評的兩個標準的關系，認為沒有一個階級社會不是把政治標準放在首要位置，因此，藝術標準和政治標準相比，在階級社會中處于次要地位。［4］(P848～869)這一提法既是對文學的“政治性”的強調，更是對藝術標準與政治標準孰先孰后的一個決斷。當然，對文學批評中政治標準優先性強調，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時代要求下提出的。在民族危亡、戰爭頻仍之際，突出文學批評的政治標準，有利于更好地起到政治動員的效果，“拯救國家成為‘最高法律’這一事實完全符合當胃病發作必須等待痊愈而中止高級活動的情況。”［5］(P128)因此，對政治標準的強調，能夠更好地起到凝聚群體意志的作用。文學批評政治標準對“群體意志”的強調也體現在將文學作為國家體制中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以后，文代會的勝利召開，文藝團體的組織化、出版評論的制度化，文藝政策的推行等等，都使得文學活動與國家政治活動關系更為緊密。抗美援朝期間，馮雪峰就號召文藝工作者，“從事以反對侵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為中心任務的、反映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的文藝創作與一切活動!”［6］(P24)這種將國家事務與文藝工作緊密結合的情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體現得較為明顯。周揚曾指出，所有的文藝工作者要能辨別環境，還要能懂得政治氣候。所謂懂得政治氣候，“就是要看到環境的變化和形勢的變化，要看到階級關系的變化。要像人們對待自然氣候一樣———隨著天氣的冷熱增減衣服。”［7］(P501)政治氣候是政治形勢和政治環境的形象化說法。在周揚看來，當時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階級斗爭也基本結束，要應對新境況，就要讓思維方式緊跟時代形勢的變化，讓認識緊跟現實的發展，切實處理好人民內部的矛盾。而知識分子舊有的思想仍會長期存在，這就需要知識分子能夠順應時代政治的要求，認清政治形勢，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胡喬木也指出，文藝工作者必須不斷地進行思想改造，以適應政治的要求。在國家建設發展的過程中，某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關系會發生變化，甚至某一階級的內部關系也會發生變化。相應地，各階級的思想也跟著發生變化。只有進行思想改造，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才能促進國家的工業化和民主改革。［8］(P346～355)新時期以來，政治動員又有了新的內涵。鄧小平強調，當前的最大政治是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就需要充分調動社會中的積極因素，全力投入到這一政治任務上來。［9］(P249)將社會主義建設作為工作的中心，作為最大的政治，擺脫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規定。鄧小平認為，在文藝界不再提文藝服從于政治這樣的口號，這與極左時期將文藝政治關系庸俗化有關，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口號也會對文藝的發展造成較多的負面影響。但是這并不是說文藝工作者可以放逐自身的責任和降低對自身工作的要求。文藝不可能根本上脫離政治，有擔當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都會自覺地考慮文藝作品的社會影響，也都會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利益的滿足就是最大的政治。［9］(P256)周揚指出，文藝從屬于政治這一提法會導致兩者關系趨向狹隘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傾向，因此要加以克服，這就要認清一點———藝術與政治的關系是復雜的。周揚還指出，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政治路線和具體政策不可能一成不變，也總是會隨著政治情勢的變化而做出調整和改變，這就要考慮它的時效性和地域性等因素。［10］(P179)文藝要反映社會真不得不依據政治形勢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也符合一定歷史階段的政治。不同于周揚的是，胡喬木不再將政治本身當成目的，而是將政治當成實現人民利益的手段，這一手段最終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服務的。如果違背了這一目標，就是違背了政治。文藝與人民的利益是一種直接關系，而不是間接的關系。胡喬木認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提法比“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提法更本質、更廣闊。“人民”“社會主義”這樣的概念是根本的目標，但其并不只具有政治層面的意義，所包含的范圍比較廣。政治標準應該體現在文藝如何滿足人民的利益和社會主義的利益。［7］(P537)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文藝創作與批評更加繁榮。文藝創作除了繼續關注宏大主題之外，還在生活的細節上進行深挖厚描，滿足了人民日益多樣的精神需求。文學批評則在發掘文學創作規律與指導文藝與現實的關聯上產生了積極作用。比如20世紀80年代有關方法論的討論、90年代的人文精神討論，都表明了文學批評對文藝與社會現實政治的關注。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市場意識和消費觀念的推動，部分文藝走向了商品化、娛樂化甚至庸俗化，放棄了文藝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在一定程度上給人民的精神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而文學批評對理論的熱衷，使得部分文學批評停留在抽象的思辨層面，或者在平和的語調中以多元的心態表達著彼此的冷漠與互不相干，使得文學批評與文藝無關，也與現實無涉，文學批評多少顯得有些虛空高蹈、不接地氣。有學者就呼喚“中國文學批評從懸浮于空中的宮闕回到現實大地”，“研究中國問題和文學事實”。［11］文藝對現實的介入力度是文藝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標準的一個具體表現。時至今日，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依然是一個重大的話題。之所以會這樣，一方面是因為人們還沒有從極左思維的慣性中完全解脫出來，需要對政治與文藝的“生態關系”再做一論辯;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娛樂消費所造成的文藝的畸形繁榮以及欲望的宣泄造成了文藝的媚俗、低俗甚至惡俗，因而需要對這種現象加以矯正，使文藝回歸到滿足人民精神需求的軌道上來。人民需要文藝的本質，也是文藝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所在。文藝既要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要，還要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來引導受眾。在革命戰爭時期，文藝的主要作用是調動社會中的積極力量，鼓舞人民參加革命戰爭并取得勝利;在革命勝利后，社會主義建設作為最大的政治，文藝應該滿足人民的多樣化精神需求，提高人民的藝術欣賞水平。總體上來說，現實生活的多樣性推動了藝術多樣化，而藝術的多樣化也塑造了生活的豐富性。［12］(P154)這一表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有關文藝與政治關系較為全面的論證。從上述中可以看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始終在文學批評中突出政治的優先性，從而確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政治方向以及對文藝工作者的深入要求。文藝的政治動員功能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突出政治優先性。文學批評的政治優先性體現在對政治功利性的強調，即文藝要與不同時期社會的總體局勢及其發展要求相連。在革命戰爭時期，文藝要為奪取革命勝利而服務，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文藝大軍;在新中國成立伊始，文藝就成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價值觀念的積極宣傳者;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藝就是國家生活、人民生活在觀念上的表現。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看來，文藝與政治相關，就是要求文藝肩負一定的責任與使命，即文藝是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黨對文藝的領導，是一種政治方向上的領導，強調文學批評的政治標準，但并不是要為文學劃定各種清規戒律。

二、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

文學具有強大的現實力量。邁克爾•漢尼認為，文學可以引發戰爭，讓不自由的人獲取自由，推動社會政策、法律的改變，成為各種斗爭的有力武器，讓工廠繁榮或者破產，讓相愛的人怒目而視。這是優秀的文學作品所能產生的巨大政治力量。而施瓦布則認為文學功能主要體現在其強大的“心理力量”:“文學對心理生活，對我們思考、感覺他者和其他文化的方式，對我們與他者和其他文化的關聯模式同樣起著水滴石穿、幾乎是下意識的影響。”［13］(P1～2)作品要能引發讀者這樣大的心理力量，就需要文藝工作者能夠在作品中呈現出這樣的力量。而文藝工作者的服務對象及服務方式就成為文藝發揮作用的前提。為此，在充分意識到知識分子的階級“依附性”的同時，切實注重對文藝工作者的統戰工作與思想改造工作。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強調政治工作在整個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性，特別是要求注意各種政治力量關系的變化。早在1925年《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最接近的朋友、敵人以及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還認為每個階級都有維護其利益和思想的知識分子。為此，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就要確定革命的統一陣線，就需要做好知識分子的吸收工作。知識分子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力量，要對知識分子采取正確的政策。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新時期以來，黨和政府都很重視落實有關知識分子的政策，從而確保了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從文藝的領域來看，文藝工作者在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下，自覺進行思想改造，服務于人民利益和愿望，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文藝要發揮政治動員功能，需要通過文藝作品中的形象及其表達的思想感情來最終實現。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既需要文藝工作者具有相當的寫作技巧，同時更需要文藝工作者立足于人民利益的角度或者立場，后者則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在20世紀40年代就指出延安文藝界存在的種種問題，認為文藝工作者中間仍有教條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義、虛無主義、脫離群眾等缺點，為此，就需要在文藝工作者中間開展“整風運動”。［4］(P875)整風運動首先要做的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人們的思想，具體表現為，用無產階級的思想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進行斗爭。胡喬木認為，不同的階級都有不同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可能構成一個單獨的階級。而且不能從階級出身的角度來判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知識分子往往會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因此關鍵是要看知識分子服務于哪個階級。［8］(P356)況且，知識分子服務的階級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階級力量的比對狀況并不總是恒定的，因而，社會的發展變化所造成階級關系乃至階級內部的變化就是必然的。甚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階級關系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要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工作，因為上層建筑必然要適應經濟基礎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周揚指出，革命文學的多數作者被排擠出實際工作之外，他們在文學創作中找到了突破口，但是他們脫離了群眾，誤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感當成無產階級的思想情感。為了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有必要對這些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意識的改造。［14］(P413)不同階級在社會秩序中的地位的高低，必然會造成文學創作對象以及批評標準的變化。但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始終強調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這就決定了思想改造的主觀條件。有違于這一立場的知識分子或者文藝工作者必然要完成靈魂的洗滌。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艱苦的工作。一方面，社會總是在不斷向前發展的，伴隨而來的就是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變化，特別是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及社會關系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要想能夠服務于社會、服務于現實，特別是服務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要做出調適，也就決定了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長期性;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總是會在社會中認同某一階級的利益，并代表其表達相應的政治思想觀念。有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思想，盡管他們表示愿意轉移到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來，但是在行動上和實際工作中并不能體現這一點。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有關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論述頗多。在《講話》中談到了自己思想深處的革命，認為自己的感情發生了變化，從認同一個階級轉變到認同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4］(P851)當然，這一改造過程并不很容易，而是面臨很多困難。周揚指出了影響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三個因素:首先與知識分子脫離群眾，沒有深入人民群眾中去，缺乏無產階級思想有關;其次，與資產階級思想的長期浸染有關;第三，與當時社會中出現的“庸俗的商業化氣息”有關———城市的商業老板腐蝕了一些意志力薄弱的知識分子。針對此，周揚指出，文藝部門應該把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當作長期而復雜的工作去做，為此，就應該有耐心并引導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努力向人民群眾靠攏，既要通過具體的斗爭和理論學習進行，還要通過文藝工作者自身的文藝實踐等多種形式來進行思想改造，尤其要避免那種簡單、粗暴的態度和方法。［12］(P156～157)周揚還提出，思想改造有多種途徑，一是參加實際斗爭，從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場，特別是在其中能接納服務對象的思想感情;二是加強理論學習，提升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水平，這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必經環節;三是切身進行藝術實踐，從而將思想改造的最終結果落實在藝術家的具體工作中。周揚還特別強調了要加強文藝工作的領導作用，即要加強文藝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而其中的思想領導是關鍵。胡喬木則強調應該考慮知識分子在過去的思想政治狀況，試圖讓知識分子認真估計和定位自己在不同時代的角色，從而借以改掉那些舊的思想觀念，在此基礎上思考如何進行自我教育，做好思想改造，服務于工人階級，最終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8］(P357～359)鄧小平要求文藝工作者認識來自左的或右的等各種錯誤傾向，并自覺與之作斗爭;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提高自己透過現象認識本質的能力。在前兩個基礎上，“要不斷豐富和提高自己的藝術表現能力”。［9］(P211～212)文藝工作者只有在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上下功夫，才能創造出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馬克思主義高度重視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法。但就總體而言，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要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深入體驗他們的情感、思想，并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二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革除舊有的不正確的思想觀念，從而提升認識事物的能力。這些方法的實施促成了知識分子解釋世界的新方法與新能力。而這種解釋世界的能力就是改變世界的有效手段，“解釋世界的能力難道不是政治改變的開端嗎?”［15］(P147)積極參與實際生活，并在政治的層面形成對中國革命事業的高度認同，這是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根本目的。文藝工作者就是要做社會主義的“堅持不懈的勸說者”，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需要。這就需要文藝工作者在藝術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努力。具體來說，就是要求文藝工作者如何處理與現實的關系問題。然而，文藝工作者這一術語并不能涵括每個人的具體的思想感情，同樣，思想改造的要求與文藝工作者因時因地的選擇之間存在一定的抵牾。文藝需要通過一定的方法來完成，中國馬克思主義對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強調既是對文藝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具體化表現，也是發揮文藝的政治動員功能的重要渠道。

三、“現實”和“現實主義”

中國馬克思主義重視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工作，并強調黨在文藝工作中的領導地位。但是黨對文藝的領導不應是行政干預，特別是不應要求文藝工作者圖解具體的政策或者方針，而是要求在遵循黨的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尊重藝術規律。“黨領導文藝，必須首先把它看作藝術，要求它在藝術上有高度的造詣。如果不成其為藝術，不足以動人情感，誰都不愛看，就無從發揮教育的作用，也不成其為宣傳工具了。”［10］(P99)周揚深得文藝與政治關系的精髓，在諸多文獻中，反復論及了在確保政治標準的前提下，應該充分注意藝術性。對藝術而言，政治性與藝術性之間并不必然是對等的。馮雪峰在評述魯迅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時，就要求文藝工作者應該達到“思想的才能和文學的才能”有機統一。［6］(P267)實際上，文藝工作者服務于人民的要求，最終落實在文藝工作者對現實采取怎樣的認識方式和政治立場方面。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中，“現實”是一個關鍵詞，那么，文藝與現實有怎樣的關系?文藝工作者在思想改造之后，其所理解的現實以及對現實的感情較之先前，應該有較大的變化。經過思想改造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完成文藝作品所能夠和應當完成的政治任務。周揚指出，“文藝的任務是真實地深刻地描寫生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創造各種人物，顯示前進人物的力量。只有真實的、生動的人物才能吸引讀者觀眾，打動人們的心靈，使他們接受作品中的思想。”［7］(P150)但是，在文藝工作者中間，還是難免出現概念化、公式化的傾向。他們對現實的理解僅僅是從政策的宣傳或者政治概念的層面出發，生吞活剝政治理論或者政策，用一種有關現實的知識遮蔽他們自身的經驗或者感覺，這無疑影響了文藝的宣傳效能。馬克思主義注重從現實的層面來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不同時期對現實主義的闡釋路徑及實踐方式，表明了文藝與現實關系的變化，也表明了政治對現實的“限定”，即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具體表現為文藝服務于怎樣的現實。塞爾托指出，“所謂‘現實性’，就是論述評介‘它所參考的事物’而變得合法。先由作者提出某種‘現實’，因為作者受到行業和社會的認可，該‘現實’從作者轉移到他的文章，最后文章因為自己描述的事件而得到認可。”［16］(P61)正如前文所說，馬克思主義注重文學批評的政治優先性，要求文藝工作者對現實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現實并不是一個超時空、超階級的觀念，它要與人民在不同時代的需求聯系在一起。立足于這樣的現實創作出來的作品方能在人民群眾中間產生積極的意義。周揚認為，判斷一個作品是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要是看作品在政治立場上能否堅守社會主義表現現實生活，而非從內容上看其是否表現了“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7］(P186～187)社會主義是對現實主義的規定，更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判斷一部作品，不能看作品表現的對象是誰，而是要看作品能否以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觀點來描寫。因為有些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為表現對象的作品，可能表達的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周揚在評價《洼地上的戰役》時認為，這部作品最大的問題是表達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和感情”，“這篇作品在讀者心中所煽起的，決不是昂揚的戰斗的意志和情緒，而只能是一種對于戰爭中不能實現的戀愛的犧牲者的無可奈何的惋惜心情”。［7］(P325)這種情感氣氛的營造要與整個的政治環境相適應，否則就起了反作用。昂揚的斗爭精神和積極樂觀精神是后來“兩結合”的雛形。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是理想與現實的結合，試圖表達新生社會中的人民的精神狀態，具有積極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革命與理想既是現實主義的限定，更是現實主義所要努力的方向。在周揚看來，這種現實主義的出現，是時展的結果。舊社會是人剝削人的社會，人們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實現，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找到理想與現實統一的方法。為了表現這樣的時代和社會，表現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將現實與理想結合在一起才能避免那種缺乏現實的理想性作品和缺少理想的現實性作品，因為沒有理想支撐的現實是無望的現實，不在現實基礎上生發出來的理想是虛妄的幻想。［7］(P65)鄧小平要求文藝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表現社會發展、時代要求的總趨勢，以社會主義思想武裝人民，激發他們積極努力、勇敢拼搏的精神。［9］(P210)在政治優先的前提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對文學創作方法的要求，就是從現實需要出發，能夠凝聚群體意志，讓文藝服務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因此，不同時期的文學實踐，總是與現實緊密結合，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實踐性品格。韋勒克把現實主義看作“是一個可以不斷調整的概念，一種支配著某一特定時代的多種藝術規范的體系，它的產生和衰亡均有線索可尋”。［17］(P217)就是說，現實主義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歷史性的內涵，它會隨著現實的不斷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我們能從這種調整看出文藝觀念前后的差異及其內在的一致傳統。現實主義在這個時代會以某一義項作為其主要意涵，而在另一時代會以另一義項作為主要意涵，這里面演變的主要推動力何在?威廉斯就指出，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許多詞的意義往往由在社會占據優勢位置的階層所賦予，甚至詞的義項被邊緣化都與優勢階層的操控有關。［18］(P18)威廉斯提到的優勢階層恰好說明了語詞與政治的關系，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社會上占據主導位置的階級往往會對詞語的某些義項形成規約，并影響人們溝通交流的方式。中國馬克思主義對文藝的政治功能的重視，也會影響對創作方法的評價，周揚就曾指出文藝界對現實主義的理解有錯誤，一些人認為只要寫自己真實的情感和熟悉的生活就可以，而這樣的現實主義往往會讓人陷入小資產階級的狹隘的圈子中。而真正的現實主義應該是“革命的現實主義”，這種現實主義一是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藝術創作中的指導作用，藝術家要參與到實際斗爭中去;一是將工農兵作為主要的表現對象。［14］(P417～418)現實主義有了階級之分，即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現實主義。這并不是意味著兩種現實主義之間不存在一致性，畢竟它們都將現實作為自身表達觀念的出發點和基本依據。但是對現實采取怎樣的立場和解決現實問題采取怎樣的方法，首先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強調文學批評的政治動員功能，主要從文學批評的政治標準、批評主體的思想政治立場和批評方法來實現。強調批評的政治優先性，旨在確定文藝的基本方向及其政治導向;強調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試圖確立文藝工作者從政治情感上認同中國馬克思主義，并自覺地立足于無產階級的立場來服務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注重對現實“政治性”的設定，是因為“現實”熔鑄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特別是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的關聯，有助于發揮文學及文學批評的政治動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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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郭平 單位：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