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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PBL是一種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模式,在研究生歷史教學中對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效果顯著。鑒于歷史學存在形式的過去性、認知結構的多樣性、思維方式的求異性、學科聯系的交融性等特點,以及研究生自主意識和探究能力較強的特點,在研究生歷史教學中引入PBL教學模式,能夠促進教學理念由講授變為探究、教學內容由單一實現多元、教學主體由教師變為學生、教學方式由課堂走向田野,從而激發研究生的興趣和潛能,促進他們“問題意識”的培養。
關鍵詞:PBL模式;研究生;歷史教學;“問題意識”
一、以問題為中心:教學指導思想和內容的轉變
“問題意識”是研究生階段學生必須培養的一種思維能力、一種實踐能力。研究生階段的培養目標是科研型人才,其教學目標不再是知識的灌輸,更重要的是研究能力和理論素養的培養,它更加強調創新意識,而要體現創新意識,首先要具備“問題意識”,尤其是歷史學這樣一門人文學科,更加重視學生自己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PBL教學模式恰恰是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這對實現研究生由以學為主到以研究為主以及由應用型人才向科研型人才身份的轉變,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強化問題意識,培養研究生提出問題的能力。PBL的認知范式為“知識是可以在原有認識基礎上建構的”[4],在PBL模式研究生歷史教學中,師生成為“知識建構的共同體”[5]。在這個知識建構的共同體中,學生居于主體地位,教師更多充當參與者、引導者和促進者。在具體教學中,教師不再是按圖索驥般地照著歷史教科書的白紙黑字進行講解,而是結合研究生知識水平和思維能力較高的特點,打破固定思維模式,掙脫僵化的意識形態,讓學生真正思考歷史是什么、歷史的意義是什么這類本質性的問題,而不是停留在史料的堆砌和簡單論述的層面。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說:“歷史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資源,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它既有知識性又有價值意義。既然歷史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那么,用教條式的語言來講授的歷史就不是真正的歷史了,而至多只能算是歷史事件的堆砌。”[6]在師生共同探討這類歷史本質性問題的過程中,他們通過平等地交流、磋商、分析研究,在對歷史的認識上“學有所思,學有所得”,在這樣一個師生互動的共同體中,研究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得以激發,在高水平的思維運作中激發他們的“問題意識”。何為“問題意識”?趙世瑜先生曾說:“通常所說的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理論素養的表現。……這個(理論素養)提高是歷史認識層面的提高,不是說只增加一些歷史知識。我們現在教給中學生都說知識很重要,但知識不是唯一的目的,在于你在歷史的認知上有多大提高,有多大創見,這才是重要的。”[7]在PBL模式主導下,山西大學中國史碩士生課程體系中設置了《史學理論與方法》和《中國近現代史重要問題專題研究》等主干課程。我們經常會看到研究生們圍繞一個問題,展開熱火朝天地討論,他們各持己見,爭得面紅耳赤,為表達自己的觀點,對不同觀點進行批判思考,想方設法尋找論據支持自己的觀點,也正是在這問題討論的過程中,不同觀點相互碰撞,產生出新的思想火花,促進理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在新理論層次上又產生新的問題,促使他們進一步思考,尋求新的解決辦法。在這一圍繞問題的反復循環、不斷上升的過程,學生不斷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又提出新的問題,促使他們歷史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和認識深度的不斷加深,在拓展知識的同時增強了他們的“問題意識”和理論素養。其次,淡化學科界限,培養研究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歷史學的跨學科研究,是指在研究具體的歷史對象時吸收、借鑒相關的其他學科的知識、理論和方法,獲取新的視角,拓展新的思路,以開闊視野,深化理解,促進歷史重構與歷史闡釋的深入發展[8]。以社會歷史學為例,它將社會學與歷史學相結合,對于研究生從社會學的視角來深入挖掘歷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歷史是不可重復、不可復制的,從研究的對象和手法來講,歷史學家面對的歷史是“過去的他者”,與其他學科不同,它要從橫向和縱向出發考慮發展脈絡、社會變遷的問題,這是一個長時段、廣范圍的研究對象。從方法上來講,為了了解過去,它只能依靠殘缺不全的材料,主要是文獻,而歷史的文獻卻是經過人為選擇的“歷史”,已經不能揭示一個完整的全貌,如何還原客觀的真實,一個重要的方法是通過與其他學科對話,使我們在認識過去時多一點手段。對于以科研型學習為目標的歷史研究生而言,他們不僅要重構歷史,還要闡明歷史,不僅要敘述歷史,還要揭示歷史演變的內在規律。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個系統性的有機結構,具有復雜的層次與豐富的內容,包括過去社會的方方面面。要深入到過去的社會中去開展研究,需要借助不同學科的概念和分析工具。這就要求研究生具備包括歷史學在內的多學科復合知識結構。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改變傳統那種“老師教什么,學生就學什么”的教學方式,將PBL模式運用于研究生歷史教學中,讓具有不同認知水平、不同專業能力的研究生展開討論和探究,在這種廣泛的互動中,開闊他們的視野,促使他們把視線從傳統歷史學的政治史領域轉向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同時還可以借鑒其他專業和學科的方法為歷史研究服務,為研究生提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多樣的視角和方法。
二、學生變被動為主動:學習主體積極性的提高
在知識呈爆炸性增長的互聯網時代,教師作為“知識權威”和“知識源泉”的固有形象受到挑戰,再加上研究生的思想業已成熟,傳統的灌輸式教學已滿足不了其需求,他們渴望在平等互動中學習,在問題導向的實踐中感悟知識。時代的發展要求教學重心必須從“授人以魚”轉向“授人以漁”[9]。“基于問題的學習”(PBL)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教學模式,在PBL模式教學中,學生不再被視為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是一個自主的學習個體,是“基于問題的學習”過程中的主角。霍華德和安凱爾森教授認為:PBL既是一種課程又是一種學習方式。作為課程,它包括精心選擇和設計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要求學習者能夠獲取關鍵的知識,具備熟練的問題解決技能,自主學習的策略,以及參與小組活動的技能;作為一種學習方式,學習者要使用系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以及處理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難題[10]。因此將PBL運用于研究生歷史教學中,有助于使學生由被動變主動,成為自主的學習者和積極的思考者。
(一)成為自主的學習者
研究生階段是學生思想逐漸成熟、思維方式逐步成型的關鍵時期。該時期的學生思維活躍,具有一定的理性批判精神,主動學習、主動探索、進行探究性學習的欲望較強,很適合進行高水平的探究性學習和創造性思維。在歷史教學中將PBL模式運用于具體的研究生教學實踐中,正是與研究生階段特征相適應、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一種模式。興趣是研究生成為自主的學習者的首要條件。那么如何在歷史教學中培養學生興趣?葛兆光先生曾講過:“歷史教學恰當的途徑,應當是通過寫作者或講授者的敘述,來‘激活’讀者或聽眾的記憶、體驗與經驗,調動心底的‘儲備’,喚回心中的‘記憶’,重新建構并認同這一歷史和傳統的過程。……學生想聽的,是與他們的生活相關、并能喚起他的歷史記憶和生活經驗的東西,而不是那些陳谷子爛芝麻、或者是機械教條的文本。”[6]。因此將PBL模式運用于研究生歷史教學中時,首先改變了傳統的師生關系,研究生由被動變為主動,成為學習的主角,成為自主的學習者,而教師則變成他們學習過程中的指導者;其次打破了傳統的教學內容,與傳統“課本式”教學不同,在研究生階段教師需要引導學生將具體的知識、概念融進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今天與未來的時空中,構筑一個讓他們主動性充分發揮的空間,讓他們從教材視野走進生活世界,體驗歷史情境,并構建對過去、現實和自我的理解,進而使之成為一個自主的學習者。
(二)成為積極的思考者
葛兆光先生曾說過:“歷史研究是要有想象和經驗的摻入,對歷史總是要重新解讀的。”[6]因此作為有獨立意志、以探究性學習為目標的研究生來說,他們要透過歷史的帷幕,通過想象和思考,重新讓“死的東西”復活,重新解讀史料,建構歷史。這就要求研究生成為一個勤思考、會思考的個體。PBL模式正是一種能夠激發學生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教學模式,具體到研究生歷史教學中,它通過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在教學中開展師生互動的探究性學習,讓研究生在學習歷史知識的過程中,追根溯源,思考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深層歷史”,從而實現研究生從“學”的層面到“思”的層面的飛躍。此外,PBL模式對于解決歷史專業研究生面臨“選題難”的困境具有積極作用,它通過在平時的教學中培養研究生“愛思考、愛提問”的思維創造能力,激發他們的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為選擇論文方向和撰寫論文打下基礎。總之PBL模式在研究生歷史教學中鼓勵學生多提問題,勤與老師、同學探討交流看法,是一種激勵學生勤思考、多鉆研的教學模式,有助于使研究生成為一個積極的思考者。
三、田野情景法:教學方式多樣性與靈活性的增加
PBL是指“把學習置于復雜的、有意義的情境中,通過讓學生以小組合作的形式共同解決復雜的、實際的或真實性問題,來學習隱含于問題背后的科學知識,形成解決問題的能力,并發展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能力。”[3]“把學習置于復雜的、有意義的情境中”具體到研究生歷史教學中,即為“田野情景法”,亦稱為“走進歷史現場”[11]或“走向田野與社會”[12],是一種從課堂走向田野、博物館的教學模式,是一種在真實的田野實踐中進行教學的方法,是一條教學相長、“實踐育人”的較好路徑。它不僅實現了教學重點由知識到技能的轉移、教學方式由單一到多樣的轉型、教學地點由書齋到田野的轉換,而且田野情景法強調從各類材料的搜集到資料的分析鑒別,再到資料的深入解讀的實踐過程,層層推進、環環相扣,在激發研究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的同時,使他們學會了從課本上永遠學不到的操作方式,在以老師引導的集體協作的實踐中掌握文獻與調查相結合的方法,在循序漸進的層層實踐中增強搜集資料、發現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了其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的鍛煉[13]。
(一)加強歷史考察,提升研究生的歷史領悟力
在研究生歷史實踐教學中,歷史考察環節必不可少。歷史既是時間也是在一定空間內發生的,通過“走進歷史現場”,透過歷史遺跡、歷史文物重新審視歷史,使研究生在特定的空間中重溫歷史,使一些課本上的內容更為直觀、形象和鮮活,使凝固的歷史再現鮮活魅力,激發他們的研究興趣,并獲得對歷史的感悟。開展“田野情景法”的目的首先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傳世文獻、傳統的史料。在深入田野前,研究生們就已具備一定的知識儲備和史料分析能力,然后根據史料中的記載去挖掘現實當中的影子或通過現實當中的遺跡、遺存去補正歷史記載。傅衣凌先生很早就提出:“史學工作者不能枯坐書齋,要把文獻分析與實地調查相結合,把死文字與活材料相結合,回歸歷史現場,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14]這些追根溯源的考察,不僅可以拓展研究范圍,引申出文獻史料所記載的時代背景和與之相關的其他史實,同時還可以證明史料的真偽或者補充史料所疏漏的一些歷史事實。此外,在田野調查中通過搜集一些當代遺存,如碑銘、考古資料、記憶遺存、家譜遺物等,一方面極大地擴充了歷史研究資料,有利于進一步還原歷史,另一方面通過非文本資料的補充印證,有利于增加文本資料的可信度或者起到重新審視文本資料的作用,這對梳理歷史脈絡、理清歷史網絡具有重要的作用。通過參加田野實踐,對于研究生來說,首先是他們學到了以前不知道的東西,學到了以前沒學到的方法,他們可以在和老師近距離的接觸中,加深對歷史的感悟。老師和學生同時經歷一個同樣的過程,大家白天走訪調查,晚上聚在一起討論,日程雖緊,但收獲卻很大,在這種輕松平等的氛圍中,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相互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田野情景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搭起一架橋梁,鑒古知今,談今論古,通過了解歷史為現實社會提供借鑒,同時通過對現實社會的調查以反觀歷史,補充史料記載,更全面更立體地還原歷史面貌。在這個追本溯源,還原歷史的教學實踐中,不僅增長了學生的見識,而且提升了他們的歷史感悟力。
(二)開展田野調查,培養研究生綜合能力
田野調查法脫胎于人類學,強調通過實地考察,實現知識與實踐的結合,從而促進學生的理解與認知。在研究生歷史教學實踐中,開展田野調查活動,既是史學研究和教學實踐新途徑拓展的需求,也是培養學生學習能力、研究能力和實踐操作能力等綜合能力的重要途徑。毋庸置疑,田野情景法有利于培養研究生的科研素養和實際工作能力,有助于提升他們的文獻搜集和理解能力,促進研究生綜合能力培養目標的實現[15]。研究生處在人格發展基本定型的關鍵階段,他們有著探究和創造的潛能,與之相適應,研究生課程教學的基本模式也由傳授歷史知識的類型轉變為思維訓練的類型,培養目標上也側重于培養他們的創造性和實踐能力。帶領他們走出校門,走進歷史現場,是有效開展實踐教學活動的重要途徑,也是課堂講授與田野實踐教學有機結合的一次探索。在這方面,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史專業提供了一種現成的模式,在具體的教學方法上,山西大學把太原的晉祠和山西省博物館開辟為兩個歷史文化現場教學課堂。在太原市、昔陽縣、平遙縣、長治市郊區、臨汾市、潞城市等地的20余個村莊建立類型多樣、長期穩定的田野調查點,定期組織實地田野考察,充分發揮田野教學的“歷史現場感”優勢,激發學生的學習和研究興趣,真正使“田野課堂”成為歷史學學生的“實驗室”。這種情景教學法成為實踐性教學的有效模式,有效地培養了研究生開展學術研究的意識和能力,實現了教學與科研的良性互動。就產生的效應而言,短則來說,可以為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撰寫打下良好基礎;長則來說,有助于歷史學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最終將研究生教育宗旨落到實處。總之,在學習過程中,不僅是由未知到已知的過程,而且要在問題的解決過程進行體驗和感悟,從而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孕育、產生出新的、深層次的問題,這是一個循環往復,不斷提升的過程。PBL即是這樣一種方式,它不僅是教師組織教學的教學方式,也是學生自主學習的學習方式,通過師生之間充分地互動,從發現或提出問題,針對問題進行討論、歷史考察、感悟、再討論,直到最后問題的解決或提出新的問題,在這個“以問題為中心”的過程中,不僅使研究生的思維和實踐能力得到充分的鍛煉,促進其“問題意識”的培養,而且使他們通過感悟歷史認知到歷史的本質認識,從而激發其崇高的使命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PBL模式在歷史類研究生教學中的運用是完善傳統教學模式重要而有益的嘗試。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
[3]文艷平,秦國杰.PBL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46,
作者:郝平 單位: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