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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協同創新對于提高我國高等工程教育質量、培養高素質人才、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文章從“政產學研用”的構成要素及其內涵出發，分析了協同創新的內在機理，并從協同創新的視角，提出了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路徑。

關鍵詞：協同創新；高等工程教育；路徑.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中提到“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基本要求……促進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科技教育資源共享，推動高校創新組織模式，培育跨學科、跨領域的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的團隊”[1]。在慶祝清華大學成立百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必須大力增強科學研究能力。高等學校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既是高層次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又是基礎研究和高技術領域創新成果的重要源泉……要積極推動協同創新，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政策項目引導，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創新的戰略聯盟，促進資源共享，聯合開展重大科研項目攻關，在關鍵領域取得實質性成果，努力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做出積極貢獻”[2]。為了落實在講話中提到的“推動協同創新”的理念和要求，教育部聯合財政部于2012年5月正式啟動實施“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即“2011計劃”。該計劃主旨是提升科研、學科、人才三位一體的創新能力。企業是創新的主力軍，大學和科研院所是創新的源泉。協同創新就是要通過開放、合作，實現價值創造、引領創新，促進政、產、學、研、用等多個主體之間的深度整合與互動，建立適用于不同需求的協同創新模式。協同創新對于提高我國高等工程教育質量，科技進步和培養高素質人才，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高校參與“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不僅是適應時展、服務于社會的責任，也是高校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高校參與協同創新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撐，培養符合企業需求的高素質人才，有助于高校工程教育改革和工程人才培養。

一、“政產學研用”的構成要素及其內涵

從“產學”合作、“產學研”相結合、“政產學研”再到“政產學研用”，這體現了知識經濟時代對產、學、研合作認識的進一步深化，這也是信息技術發展和創新形態演變的必然結果。政、產、學、研、用合作是推進高校工程教育與政府、產業界、研究院所、市場等緊密聯系的有效手段，可以促進資源整合，高效利用。“政”指的是“政府部門”。在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還不完善的情況下，政府對資源的配置管控過多，干預了市場正常運行。應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減少行政事項的審批程序，下放一部分行政審批權力到地方。政府部門應該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在協同創新中政府部門要在法律、政策方面做好保障，積極協調參與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營造良好的運行環境。“產”是由企業構成的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通過不斷創新為高校、研究院所提供科研和人才培養的可利用資源，企業把研究機構、高校人才培養、科研成果轉化利用作為發展的核心動力。美國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認為：“領袖和跟風者的區別就在于創新。創新無極限！”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指出：“創新是企業家的具體工具，也就是他們借以利用變化作為開創一種新的實業和一項新的服務的機會的手段。”[3]企業以盈利為目的，自負盈虧，創新關乎一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企業創新的動力十足；企業也是離市場需求最近的主體，迫切需要將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高等院校具有教學、科研、服務社會等職能，高校依托豐富的智力資源，為社會培養高素質人才。高校也具有強大的科研創新能力，與科研院所一起合作促進研究成果轉化。高等院校主要是進行原始創新，而研究機構注重關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科研機構通過與企業合作，借助企業的資源建立合作平臺，進行科研成果研發與生產，推動企業及整個行業的發展。在“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中，高校要培養符合市場需求的高素質人才，科研機構要加速科研成果轉向實際應用。這樣，協同創新成果就有了目標性和實用性。創新只有通過實踐應用才能變成現實生產力，為社會帶來福利[4]。“美國硅谷之所以能誕生蘋果、惠普、英特爾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高科技企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硅谷所在地政府、企業、大學、科研機構以及其他中介機構的合作創新生態系統，即深層次的科技力量整合、創新資源共享、創新人才集聚的創新模式———協同創新”[5]。在國內，諸如秦山核電站、三峽水利樞紐工程、2008年北京奧運場館、神舟飛船、高鐵等一系列重大項目，都包含不勝枚舉的技術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的重大突破，可以說是“政產學研用”的成功案例。如高鐵項目各個階段的技術創新過程都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工程，但是目前我國電力機車企業產業標準不一，各自為政，模塊化設計不足，缺乏統籌分工，依靠單個企業獨立研發不現實，需要整合各參與主體的力量。協同創新解決了高鐵技術獨立研發的困局，各企業間形成新的合力，分擔了創新風險，提升了整體研發效率。

二、協同創新的內在機理：整合與互動“協同創新”

（CollaborativeInnovation）一詞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中心研究員彼得•葛洛（PeterGloor）提出，“協同創新就是由自我激勵的人員所組成的網絡小組形成集體愿景，借助網絡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狀況，合作實現共同的目標”[6]。協同創新是對各參與主體的資源有效匯聚，打破創新主體間“條塊分割”的壁壘以及體制的限制，整合人才、信息、技術、資本等要素，創造條件促進要素間的互動交流，減少資源重復與浪費，借助協同創新平臺共享人才、信息、技術等資源，提高創新效率。協同創新可以更好地促進政府、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以及目標用戶之間的深層次合作，探索并建立適用于不同需求的創新模式，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做貢獻。然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第二次全國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資源清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三號）》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的研究機構共開展R&D項目研究6.1萬項，項目經費金額579.8億元……按照項目合作的形式劃分，研究機構獨立完成的項目經費446.3億元，占77.0%；與國內獨立研究機構合作項目63.2億元，占10.9%；與國內高校合作項目20.2億元，占3.5%；其他合作形式項目50.1億元，占8.6%。”[7]由此看來，目前我國的科研資金被大量投入到了高校和科研機構，資源分散，各研究主體間“各自為政”比較明顯，合作力度有待加強。如圖1所示，政府在“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中扮演引導者的角色，發揮著保障力量。政府可以為協同創新提供政策、法律法規（如制定《政產學研用合作促進法》等）、環境、經費等保障。政府部門可以通過加強宏觀調控為企業提供政策扶持和財政支持，提供公共服務等；為高校和企業間的合作“牽線搭橋”，為高校參與協同創新營造良好氛圍，創造有利條件；為科研機構提供各種中介服務，鼓勵科研部門積極參與創新，將強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總之，政府部門在協同創新中通過引導與保障，建立良好的外部環境，提供政策、信息、資金等支持。企業是協同創新的經費主體與創新主體。企業通過與政府合作協同創新合作信息；與高校合作為社會培養高素質人才，將高校的科研成果應用到生產中；引領科研機構進行創新，轉化科研機構的研究成果。企業在協同創新中發揮主體作用，企業通過轉化科研成果于生產，不斷滿足市場需求。高校是知識創新的主體，在協同創新中發揮著支撐作用。高校參與協同創新離不開政府引導與保障，需要政府搭建創新平臺并提供政策、信息、資金等保障；高校可以為企業培養人才，提供最新研究成果；其與科研機構展開合作，共同研發；高校通過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提高教學質量等措施為社會輸送畢業生，可根據市場需求調整自身科研創新方向。研究機構在協同創新中起智力支撐作用。研究機構參與協同創新需要政府搭建平臺，提供有關科技前沿信息，更需要政府政策與財政支持；研究機構可以為企業提供最新研發成果；可以與大學進行互動交流，共同承擔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也可以適時調整自身科研創新方向。市場需求影響著高校和科研機構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及創新方向等[8]。總之，在新的發展環境下，高等工程教育領域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要特別注重面向新工業革命，面向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與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有機結合與互動，構建由有中國特色的政、產、學、研、用緊密結合的協同創新人才培養模式[9]。

三、基于協同創新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路徑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提出要“發揮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在區域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增強科技創新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力度”[10]。可以看出，高校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主體，在協同創新中發揮著支撐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研究成果多以學術論文和著作的形式存在，未能與市場緊密結合，科研成果轉化率較低。為適應協同創新的要求，高校在積極參與協同創新時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積極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提高自身辦學水平與教學質量。因此，本文基于協同創新的視角，對高等工程教育改革與工程人才培養提出幾點思考。

（一）政府須主動作為，為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提供堅實的后盾

在協同創新中，政府要主動作為，與高校、企業等積極合作，協同推進。首先，政府在協同創新中要發揮戰略規劃和指導作用。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優化政府管理部門的職能，強化宏觀管理，弱化微觀管理，統籌協調。比如，在當前科研管理體制之下，中央與地方、地方同級政府部門之間都有不同權限的科技管理職能，都有相關科研立項安排，但是在項目管理與政策資金統籌方面銜接還不夠，導致研究項目重復、經費使用分散等。對高校而言，不利于專家學者潛心從事科研[11]。因此，政府有必要從宏觀上進行統籌協調。其次，政府要在政策上給予引導和支持，為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和人才培養“鋪路搭橋”。在高校參與協同創新，培養工程人才方面，政府的政策支持（例如人事、考核、獎懲等）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大。最后，政府需要加強立法，發揮法律法規保障作用，為高校參與協同創新“保駕護航”。目前，我國現有法律體系中，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2007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2007年）中對產學研合作有明確的規定，其他關于“政產學研用”的法律還比較零散，協同創新的立法還有待加強，建議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產學研用合作促進法》。

（二）企業要有“培養創新人才，服務社會建設”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榮譽感

美國管理學家、管理過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哈羅德•孔茨（HaroldKoontz）認為，企業應當“認真考慮公司的一舉一動對社會的影響”，企業在關注自身利潤之外還應該承擔社會責任。世界著名企業大多以服務社會、造福人類為自身使命，這也是其企業文化核心所在。企業要有“培養創新人才，服務社會建設”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榮譽感。目前，國內一些企業不愿意接納高校應屆畢業生實習或就業。一方面，企業認為接收高校實習生會給他們帶來很多“麻煩”，因為一些企業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實習平臺，缺乏相應的管理制度。即使接受了高校畢業生來實習，實習生多從事的是行政助理、業務助理等瑣碎的事情，或是與所學專業毫無關系的實習，沒有從事與專業課程密切相關的實踐，得不到應有的鍛煉。另一方面，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還不能夠完全保障企業與高校合作共同培養人才。比如實習生在企業中實習的責任事故認定、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等問題。企業應肩負起服務社會的責任，建立實習平臺，接納高校畢業生到企業中參與工程實踐。尤為重要的是，當企業主動承擔起為社會培養人才的光榮使命之后，政府部門相關的法律法規也要予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為主動接納高校應屆畢業生實習和就業的企業減免一定的稅收，給予民營中小企業在投資、信貸方面一定的優惠等。

（三）高校要與產業界建立聯動機制，邀請產業界參與人才培養全程

據教育部相關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本科高校中有1047所開設了工科專業，占本科高校總數的91.5%；高校共開設14085個工科本科專業，占全國所有本科專業總數的32%；高等工程教育本科在校生人數達到452.3萬人，占高校本科以上在校生規模的32%[12]。我國已成為高等教育大國，要實現高等教育強國的夢想，需要進行工程教育改革。高校要與產業界建立起聯動機制，整合優勢資源，發揮“1+1>2”的效應。高校人才培養，企業須全程參與其中。曾有學者針對企業參與高校人才培養情況展開調查，數據分析顯示：有33.75%的企業為高校畢業生提供了實習機會或實習基地，但是僅有7.5%的企業參與了高校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有6.62%的企業為學校師生做過專題講座；還有18.94%的企業沒有與高校建立合作關系[13]。基于上述情況，高校與企業之間亟須深度合作，企業應參與到高校人才培養的全過程。高校可以邀請企業參與其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企業與高校聯合培養高等工程人才；聘請產業界有豐富的工程實踐經驗的工程師，走進課堂，參與教學，開拓學生視野；在確保企業利益的前提下，與企業商榷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建設實習平臺；高等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專家組成員要有一定比例的產業界工程師，確保專業認證的真實性與可靠性；高校還可以對畢業生就業情況進行跟蹤調查，接受企業的評價與反饋，讓企業得到認可和尊重，進一步完善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養方案。

（四）遵循高等工程教育的本質屬性

高等工程教育旨在培養工程技術人才。工程人才培養的關鍵是要遵循高等工程教育的本質屬性：實踐性與創新性。一方面，高等工程教育應強調通識教育與專業實踐相結合，突出專業實踐特色，為學生參與工程實踐積極創造條件和機會，使學生置身于產業界的環境中，學以致用，激發其創造性，培養創新精神。這樣，高校才能更好地把工程人才培養與產業界需求結合起來。另一方面，高校要強化高等工程教育師資隊伍，幫助高校工科教師及時了解企業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相關儀器設備等，利用專業知識幫助企業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問題，優化工科教師的工程背景，使工科教師樹立起工程意識，培養創新精神。一流的師資隊伍才有可能培育一流的工程技術人才。總之，高校要積極參與協同創新，敢于去啃體制、機制的“硬骨頭”，創新工程教育人才培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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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戰釗.中國加入《華盛頓協議》工程教育質量得到國際認可[EB/OL].北京：光明網，2013(2013-08-21)[2014-11-08].http：//edu.gmw.cn/2013-08/20/content_86572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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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阿偉 支希哲 單位：西北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