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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紀念性”一詞出自西方語境。西方的紀念性建筑以特定的建筑類型、富于變化的建筑風格、不朽的建筑材料為后人留下了永恒的“石造”史書。在該語境下反觀中國建筑，無論宗廟、宮殿或民宅的形制、外觀皆極為相似，材料亦無永恒性可言。對此，如弗萊徹、弗格森等建筑史學家曾片面指出中國建筑“千篇一律、毫無變化”而不具有紀念性。然從廣義角度看建筑的紀念性，它們便具有幫助延續和傳承一個國族之集體記憶的價值。從這一點來說，中國傳統建筑在權力意識的禮法規范與集體意識的穩定傳承下，是圍護權力統治、保證社會安定的象征，本身就具有特殊的紀念性價值。文章將首先對“紀念性”的英文詞源和語義進行辨析，進而由“紀念性”與“記憶”的關系引出紀念性在意識維度下的表達及作用，最后概括性地提出中國傳統建筑的紀念性表達。

關鍵詞：紀念性；西方語義；意識維度；中國傳統建筑

1紀念性的詞源及含義演變

“紀念性”一詞產生于西方。因此，辨析該詞在西方的詞源和語義，對研究建筑的紀念性十分必要。（1）Monument（紀念物）英文“Monument”源于拉丁文“monere”①。原意為：①帶給某人回憶（bringto（one's）recolection）；②警告、提醒（towarn，advise）；③講述（tell）。法國建筑歷史學家弗朗索瓦·蕭伊（FrançoisChoay）對此指出，“紀念物并非簡單的供人觀察，釋放一種中性的信息，而是通過情感激活一段生動的記憶。”[1]這些精準作用于記憶上的紀念物，對標某一特定時間、人物和事件。古代紀念物通常有陵墓、廟宇、方尖碑、圖騰柱等。（2）Monumental（紀念化）由于紀念物與人的意識和記憶密切關聯，那些被激發出的情感使得紀念物的含義愈發廣泛。從16世紀開始，“monument”被指代那些“具有永恒的、值得回憶的、杰出的或令人難忘的品質或特性”。17世紀它還被引申指代文化或精神范疇具有像紀念物一般的“沉重感或恒久感”。到18世紀，“monument”被用于形容那些“因具有富麗堂皇、古典氣質或氣勢雄偉的外形，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宏偉建筑物”。同時期的法國建筑理論家卡特勒梅爾·德坎西（QuatremèreDeQuincy）注意到，當設計和建造“被用于永遠紀念值得懷念”或“一個城市美觀和雄偉”的建筑時，“紀念性建筑的概念，與建筑物的效果，而非其實體及用途關系更大，這種概念可應用于所有類型的建筑”[1]。這一時期的紀念性含義明顯趨向于抽離紀念物的體量感（大、重、穩）和歷史感（古典、永恒）。建筑類型由古代單純的宗教紀念物擴展到大型的公共建筑，尤其是在羅馬帝國影響下的宏大建筑原型，如斗獸場、公共浴場、圖書館、市政廳等。（3）Monumentality（紀念性）“紀念性”的正式提出源于近代歷史遺產建筑的保護。19至20世紀，隨著對建筑遺產的保護意識逐漸增強，并正式納入到政府行為和學科體系內，奧地利美術史學家李格爾②（RieglA）敏銳感知到“紀念性”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他在《紀念物的現代崇拜》[2]一文中提出“廣義紀念物的概念”，即“有意識的紀念物”（intentionalmonuments③）和“無意識的紀念物”（unintentionalmonuments）（圖1）。前者是上文提到的那些被有目的、有意識創造的紀念物，而后者則包含一切過去已經發生且保留至今的文物。這兩類文物都具有與當下對比的“紀念性價值”（commemorativevalue）。“所有過去的物品都可被轉化為歷史見證物，而在最初，卻不必具有一種憶念的目的。”[1]李格爾繼而提出“年代價值”（agevalue）和“歷史價值”（historicalvalue）的概念，并認為前者是紀念性最核心的價值所在。因為紀念物純粹的“歷史價值”只能被考古學者或專業人士辨別，而“年代價值”卻由時間承載著社會和集體的記憶，能喚起任何觀者對于過往藝術、文化和歷史的共情以及對自我從屬于其中的認可。1943年，吉提翁④（GiedionS）等人在李格爾的基礎上著文《紀念性九要點》[3]，提出“現代建筑的紀念性”。作者在文章開篇就提出現代建筑應像紀念物一樣，成為歷史與現實的見證者和連接者，以此喚起后人普遍的情感共識。“紀念性建筑是人類創造出來象征其理想、目標以及行為的里程碑。它們的（精神）存在將會超越自己的使用時長，并作為后人的歷史遺產。正因為如此，紀念性建筑將成為過去與未來的紐帶”[3]。這里紀念性建筑的含義正是李格爾筆下具有“年代價值”的紀念物。也是拉金斯所指為了社會的、集體的共同記憶而建造的紀念性建筑。通過對“紀念性”詞源的考察，可看出它的含義由單一向多義擴大的發展脈絡。“紀念性”應是建筑的一種普遍價值，它具有保存和觸發人類記憶的功能，來幫助維持和延續一個集體、國族所共有的情感，并使之永恒。

2建筑紀念性的意識維度

紀念首先要“帶來回憶”。因此，它與“記憶”的關系是直接的。德國記憶理論家阿萊達·阿斯曼（Assmann·A）認為，人類與其他生物的本質區別是能夠在“象征層面上”對記憶進行存儲和加工，這一過程并不依賴人類的生物記憶，“而是在社會性里”[4]，即“集體記憶”的產生。“對于人而言，不管是作為個體還是作為群體，注重的必定是使精神層面的內心和中間世界可以在時間的長河中固定下來。正是這個無形的，個人和群體在其中尋找導向的回憶和期待、知識和經驗的空間，在他看來必然是最易逝的，首先需要加以保存，使之能夠持久。”[5]這些無形的集體記憶，一部分經由口口相傳或道聽途說被傳承，而另一部分則隨著音樂、舞蹈、器皿、文字、圖像、建筑等具體的媒介固化下來，成為人類認知的一部分。所以當后人看到這些作為記憶載體的“遺產”時，不管他們是否接受過專業的訓練，只要他們處于相同的（國、族）文化背景下，都能將其與歷史上的某一事件、人物、傳說或是信仰產生聯系，從而完成穿越時空的對話能力。人類創造紀念物的目的是為了彌補生物遺傳下記憶的局限性，通過物化的手段讓屬于集體的共有記憶得到延續，以確保社會認同，維系社會的發展統一。既為人造之物，其表達必然反射出人類自身的意識。“（紀念性建筑）必須滿足人類將自己集體意識形象化的永恒需求。那些最為重要的紀念性建筑往往是表達了人民情感和想法的建筑。”[3]在文字出現以前，某些部落的人們會使用繩子來記錄發生的事件。繩子本身的作用是綁扎，不具有傳遞信息的作用。但人們會利用不同粗細的繩子，在上面系上不同距離、不同大小的繩結，從而使繩子具有可被閱讀的象征含義。每種結法、距離、顏色等閱讀規則均由人的主觀意識決定。這一意識成為人類在物質世界中追求形式表達的原動力。建筑亦如此。其最原初的目的只是為人類提供身體上的庇護，但人們渴望將記憶永恒化的目的使建筑的意義不再局限于其使用功能上，而是升華為精神的庇護所和記憶的載體。這導致建筑的表達具有雙層含義，其一指向建筑的實用層面，而另一方面則指向意識作用下的表達層面。建筑被建造時人們所投射的意識不同，產生的紀念性表達也不同。籠統來說，意識可分為權力意識的維度和集體意識的維度。（1）權力意識下的紀念性及其作用：表征尼采⑤曾指出建筑是權力的雄辯術。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自古便是以權力為中心、自上而下的管理結構，這在任何集體、國家中均如此。因此在維持該結構穩定的前提下，紀念性在權力意識維度下的表達是最為顯著的。從紀念物的詞源便可看出，它絕非中性的給人們“帶來回憶”，它的另一層含義“警告”（towarn）則顯得更加意味深長，暗含著來自紀念物最原始的威懾和表征動機。如當權階層設立紀念碑、凱旋門等，讓他們的功績被后人稱頌，并以此形成具有威懾力的形象，使其統治合法化、穩固化。（2）集體意識下的紀念性及其作用：延續權力意識揀選并樹立一定之規以構成紀念性，再投射到集體之上，塑造成為被集體認同的紀念性表達。權力與集體意識在這一層面上互為因果。如在宗教領域，形成以教皇（長老或其他形式）為核心的集體，集體內部的關系通過核心規范下的各種儀式、節日和典籍故事得到鞏固和強化，并在共同構建的集體記憶中廣泛傳播。從西方宗教建筑一千多年的發展史來看，自公元2世紀的古羅馬萬神廟，到6世紀拜占庭帝國的圣索菲亞大教堂，至13世紀的巴黎圣母院。雖然每個時期的建筑都有鮮明的風格特色，但紀念性的表達在集體意識的共識下仍具有諸多清晰可辨的相似處。如對神秘力量的未知感以及對神祇的崇拜，化為建筑師對非身體尺度的高大空間的追求和對操縱自然光的執著。即便在充滿反思和批判的現代建筑時期仍有所體現。如賴特⑥設計的莊臣行政大樓，內部充滿了猶如哥特教堂般高聳的樹狀結構支撐，光線從這些支撐的間隙傾瀉下來，形成開放、明亮的辦公空間（圖2）。建筑評論家戈德伯格（Goldberger·P）描述該建筑是“為打字員們提供了一個現代教堂，一個崇高的工作場所”[6]。

3中國傳統建筑的紀念性

“一個博大輝煌的古代文明必然會創造出雄偉的紀念物，因而對古代文明的理解也就必然會以人類的這種創造物為主軸”[7]。西方的紀念性建筑記錄了社會文化的發展，是藝術歷史的核心、最高智慧的代表。它們一直存在于特定的建筑類型中，并隨著建造技術的發展而呈現出一條特點分明、架構清晰的發展脈絡。而在西方經驗的普遍真理下反觀中國傳統建筑的紀念性表達，則很難在邏輯上達成一致。比較輝煌的皇家紫禁城和偏遠地區一隅簡陋民居，雖然兩者從材料到規模都無法相提并論，但從嚴格的建筑類型學角度看，它們最根本的建構邏輯是相同的。首先，它們的單體原型都由三部分組成，即屋頂、墻面、臺基；其次，它們都是由木構立柱橫梁的插接方式構成的框架體系，結構即建筑本身。中國建筑是以一種相同的構建邏輯，不同的組合方式，形成等級逐層區分的建筑形式。這一紀念性表達在西方語境下是超現實的。然而，人類渴望將記憶永恒化的愿望是相同的。建筑作為集體記憶的載體，勢必會表達出一個種族、國家的紀念性價值。只是由于中西方具有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才會導向如此不同的紀念性表達。中國在三皇五帝時代，有巢氏就已確立了“構木為巢”的木架構體系。這一建筑形式延續五千年之久，直到它失去了存在的社會環境，但其最初的建造邏輯仍清晰可辨，成為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中國傳統建筑的紀念性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簡要闡述：（1）中國傳統建筑的穩定取決于中國人意識觀念的穩定，建筑是人間倫常的物化反射，建筑因此攜帶了整個國族的意識形態——權力階層威嚴的禮法規范與民眾對此禮法的延續傳承。（2）紀念性中的權力意識對中國建筑的穩固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它自上而下貫穿始終，從皇家宮殿到村宅農舍都被同樣的禮法規范串聯起來。等級觀念是權力意識的根本。（3）中國建筑木材的使用由早期環境、人力資源配置⑦、人文等綜合因素決定，但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權力階層的意識觀念，即視生命繁衍為第一要務。在有生命的事物中，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有的生命體都是相互關聯的。而樹木與人一樣是有生命的，一歲一枯榮。這種材料與人生的興衰具有相似性，有天然的契合感，便于人類將自己與自然萬物聯系起來，同樣也可以從自己的建筑中看到生命的循環往復。（4）中國地域廣闊，各地氣候條件、傳統習俗均不同。面對不同地區，木構架雖給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但建筑仍能保持相對統一的邏輯。孔子言“隨心所欲，不逾矩”。中國民間建筑因為很少有根據個人的需求而脫離開規范定式去建造的，因此建筑紀念性中的集體意識會很清晰完善地表達出來，具有明確的可識別性。（5）中國傳統建筑紀念性的意義在于為社會提供了一種形象化的尺規和解釋，使抽象的禮法等級限制等形象地再現于生活之中，制造了一種天然的合理性。這與法國作家雨果筆下西方“石頭書”的教化功能相同。中國傳統建筑成為維護統治、保證社會安穩的象征。從拉長的歷史維度來看，這是人類進程中將社會組織形式和建筑結合得最好的時代，二者互為依存、互為表里。

4結語

通過對“紀念性”詞源及語義發展的考辨可知，該詞是隨著時間的推進而不斷豐富和遞進的，并最終發展為“廣義紀念性”的概念，即幫助保存和延續一個國族的集體記憶，并使之永恒。從這一點來說，中國傳統建筑在權力意識的禮法規范與集體意識的延續傳承下，構成了穩定的建筑體系，并成為維護權力統治、保證社會安定的象征，其本身就構成了特殊的紀念性價值。然而現今的中國已經失去了用建筑來傳達紀念性以凝聚整個國族的能力了。當代建筑反映的是觀念解放和科技發展的意識，呈現出多樣化面貌。但與傳統建筑相比，無疑失去了國族都認可的紀念性表達。“現代”與“歷史”的斷裂，使得中國現代建筑的發展愈發復雜和矛盾。一些新建筑仍嘗試沿用傳統的表達方式，但由于整個社會的語境已然改變，這些嘗試是否將成為傳統文化的慣性而存在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作者:方雪 單位:中國科學院大學建筑研究與設計中心中科院建筑設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