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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師教育實踐性知識形成機制
目前對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形成機制的研究較為零散,本文擬對此進行梳理、分析與探討,以期形成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實踐性知識的形式
學者們將教師的實踐性知識分為三個層次,即可言傳的、能意識到但無法言傳的(緘默理論)和無意識的(內隱理論)。筆者傾向于把教師的實踐性知識劃分為可言傳的、難以言傳的兩類,其中難以言傳的又可分為兩個層次:可意識但難以言傳的,下意識且難以言傳的。作如此的劃分主要是基于認識論的考慮。人的意識來源于外界的刺激,只要存在著實踐性知識,那么不管是在當時、還是過后,不論是自己、還是他人,它遲早都會被意識到,并通過語言、行動或其他方式表現出來。真正無意識的知識是無法被感知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過于強調實踐性知識的無意識和緘默性只會讓我們陷入神秘主義的泥潭。
可言傳的實踐性知識,即所謂的顯性知識。它在教學實踐中主要表現為對一些理論知識的描述和解釋,包括教師傳授的學科知識和對一些教學方法、課堂管理技巧的說明。這種實踐性知識的表述符合一定的邏輯規律,界定較為明確,并易為現象所證實或證偽。它在實踐中能得到廣泛傳播與應用,可以同時為不同的人們所分享。
難以言傳的知識,即所謂的緘默知識??梢詫㈦y以言傳的知識細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其一,可意識但難以言傳的知識。我們能意識到這類知識的存在,但卻難以用語言表達,有些經過努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將其挖掘和表達出來。例如每個人都體驗過愁的滋味,可是卻無法對此進行具體描述,而少數杰出的文學家卻做到了這一點。女詞人李清照在《武陵春》中,先寫花已盡,淚先流,倦梳頭,事事休;繼而寫“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但再接下來卻是“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這樣,就把一種難以言傳的愁緒表現得極為具體和形象。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說,難以言傳的知識中的大部分仍停留在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狀態上。波蘭尼舉例說,我們可以認識一個人的臉,可以在成千上萬張臉中辨認出這張臉,但卻說不出我們是如何認出這張臉的。
其二,下意識的且難以言傳的實踐性知識。教師的實踐性知識除了能被主體意識到的以外,還有未被意識到但卻實實在在地在影響著主體行動的知識。這種知識有的表現為熟練技巧,這是在一定理念指導下經過反復練習習得的;有的表現為頓悟、直覺與醍醐灌頂,看似無意識,實際上是以個人以前所獲得的知識為基礎的。在《默會維度》一書中,波蘭尼討論了關于閣下知覺的實驗。在實驗中,實驗對象被示以大量的無意義的音節,在給他展示了其中的某些音節之后,就實施一個電擊。不久,實驗對象就顯示出這樣一種征象,即當他看到那些“電擊音節”時,就預期電擊會到來。顯然,他已經知道如何來預期電擊的到來,他具備了這方面的知識。但是,當被問及是憑什么來預期電擊時,他卻難以明確地指認是什么使他能夠做出這樣的預期。這也能解釋為什么一些看似沒有關聯的現象卻能激發科學家的靈感,而導致一項重大成果的產生。
長期以來,人們對難以言傳的實踐性知識研究不多,但恰恰是這類知識能更深刻地影響教師的教育活動。事實上,盡管教師對有關理論知識耳熟能詳,但他們原有的隱性教育觀念卻能更深地支配教師的行為。探究實踐性知識的形成機制將有助于一線教師對實踐性知識的挖掘。
二、實踐性知識的形成
研究表明,人腦中存在著許多分離的信息處理機制以實現某種特定的分析,但由于信息傳導的串行性加工和平行性加工,使不同腦區的活動具有更為廣泛的聯系。任何加工過程,即使是相對簡單的感覺過程,也非僅定位于少數腦區,而是多個腦區協調活動的龐大功能系統所產生的集合場效應。實踐性知識是在內隱學習和外顯學習的共同作用下,通過個體對知識的不斷建構而習得的。一般而言,內隱學習的過程是一種心理上的自動加工過程,這類學習所獲得的知識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點,并會形成一定的積累效應,是創造力的要素諸如直覺、頓悟、高峰體驗等形成的基礎。內隱學習所習得的知識通常表現為緘默知識,而外顯學習則表現為一種心理上的控制加工過程,是通過嚴格的意志控制來進行的,結果就以有意識的觀念存在于人的頭腦之中,表現為一些可陳述的知識。盡管形成機制各不相同,但內隱的自動化加工與外顯的控制性加工過程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在由控制向自動化的轉化中,練習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通過內隱學習與外顯學習的共同作用,教師的實踐性知識得以形成,但它不是被動的,而是一種個體的主動建構過程。在實踐性知識的形成過程中,外顯學習是在不斷地對新知進行同化與順應的過程中形成的。同化的過程是指新知能夠被納入到已有的知識結構中去,使知識發生量的擴大;順應的過程則是新知與原有知識結構不相容,需要對知識結構進行調整,調整以后的知識發生了質的改變。相比而言,外顯學習習得的更多的是顯性的實踐性知識,通常以理論知識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內隱學習更多地是在動態的“建構——解構——建構”的基礎上形成的,更多地表現為隱性的實踐性知識。:
三、實踐性知識的轉化
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提出的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相互轉化的四種模式(即SECI模型)可以用來對此進行描述。
社會化——從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過程。在傳統的師徒制中,經過師傅的示范和傳授,徒弟可以學到相關工作中重要的技術與訣竅,這在書本上是得不到的,有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波蘭尼認為:“不能夠詳細描述的技巧也不能通過規則的方式加以傳遞,因為它并不存在規則?!ㄟ^觀察自己的導師,通過與他競爭,科研新手就能不知不覺地掌握科研技巧,包括那些連導師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技巧。隱性的實踐性知識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進行傳遞并得以延續的。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所以傳播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公開化——從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將自己未經編碼的經驗轉化為可編碼的系統化的邏輯化的內容,并通過語言來描述和表達,成為寶貴的知識財富。公開化的過程擴大了實踐性知識的傳播空間。
綜合化——從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實踐性知識以專業知識的形式進行傳遞,零星的顯性實踐性知識組成知識體系。這種綜合也許并未擴展現有的實踐性知識,但卻對實踐性知識進行了歸納與整理,能大大提高對實踐性知識的應用能力。這正如系統論所揭示的:要素間的互動所產生的“系統效應”遠遠大于要素的疊加之和。
內在化——從顯性知識轉化為隱性知識的過程。它在知識共享的基礎上產生。顯性實踐性知識內化為組織中所有成員的知識,并促使他們拓寬、重構自身的隱性實踐性知識。隱性知識又將開始新的、在更高起點上的轉化,使實踐性知識呈螺旋上升態勢。
以上四種模式是相互轉化的。以教師的校本學習為例,專家教師通過觀摩交流活動將教學心得(以隱性知識形態存在)傳遞給其他教師,其他教師將收獲轉化為一個個鮮活的案例,并通過不斷的交流在學校內部共享。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們在汲取他人之長為我所用的同時,又結合自身的特點進行新的探索,從而形成具有個性化的、獨具魅力的教學風格。教師的實踐性知識經歷了從隱性一顯性一隱性這種循環轉化的過程,教師們也在這一過程中達到了專業成長與進步。需說明的是,公開化和內在化的過程是實踐性知識得以增加的最為關鍵的兩個環節,它們都要求作為主體的人的積極參與。如果喪失了人的主動性,對實踐性知識的挖掘與深化顯然將會成為空談。
四、影響教師實踐性知識形成的因素分析
1.內部因素
(1)個人的職業理想與職業動機水平。教師對自己的職業的理想及職業發展動機是影響教師實踐性知識獲得的重要因素。一個熱愛教育、關心學生、目標明確的教師,自然會投人更多的精力于教育教學中,研究教學中發生的問題,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不斷從實踐中獲取知識,樂此不疲。相反,如果只是把教師職業作為謀生的手段,那么他對待工作就會應付了事。當然,在教師的實踐性知識的獲得過程中,既需要有激勵教師深入鉆研的內部動機,也要有外界刺激產生的外部因素。但無論是何種動機,都需要教師進行自我調節,使自身的內在需求與外在誘因相協調,從而維持教師的職業發展。
(2)原有的知識背景。學習的效果并不完全取決于個人的努力,還在于所學內容是否能成功地與學習者原有的知識建立起聯系。教師如果沒有相應的知識基礎作為支撐,將很難敏銳地感知到新的實踐性知識,并將其納入自己的知識框架。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已有知識對新知識的“前攝”作用,尤其是在新的知識與已有知識不兼容的情況下。教師在長期教學過程中會受到習慣性思維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形成個人化的“教學理論”,這既是教學工作的有利資源,也可能是教師開展教學改革的沉重包袱。
(3)自我反思意識。實踐性知識的獲得與教師的自我反思意識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反思既是實踐性知識的重要組成,也是影響實踐性知識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在教學過程中表現出的實踐性知識是教師在特定情景下對特定問題的應對,雖然合乎目的,但仍存在著對它的合理性進行辯護的必要,需要運用反思手段加以理性分析。其次,實踐性知識有處于顯性狀態的,但絕大部分處于隱性狀態。能否了解或能夠了解多少不易于顯性化的隱性知識,取決于個體對這種隱性知識的敏感程度,而反思則是達到這一目的的良好途徑。
(4)自覺的理論學習。教師不能僅僅滿足于對實踐的反思與回顧,還需要自覺運用理論的武器對實踐性知識進行深挖。教師面對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豐富的世界。廣泛地涉獵各種理論,成為一個雜家,是教師職業持續發展的要求。
(5)人際交往。實踐性知識的特點決定了它必定是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形成的,所以教師間的良好互動,共同探討,將會有力地促進實踐性知識的交流與傳播。當然,作為個體的教師也處在與學生的交往和互動中,教師在影響學生的同時,學生的個性和行為也在影響著教師,促使教師不斷進行反思與學習,以豐富自己的實踐性知識。
2.外部因素
關鍵詞:資源型城市 資源型企業 轉型 布萊德伯里
資源型城市轉型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我國也是一個有一定普遍性的課題。在對資源型城市轉型進行研究時不能忽略的是我國資源型城市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主要特征,即國有經濟占主體。國有經濟占主體這一點與資源型城市的形成有關,也是資源型城市與一般自然形成的城市的主要區別。資源型城市多數在計劃經濟時代迅速形成,在國家方針政策主導下,資源勘探開發實行統一大會戰, 迅速注入大規模的人力、物力和資本,從而獲取大量的能源、礦產品的輸出。這一時期的企業主體必然是國有經濟。另外,礦山、森林是國有資源,相應的產業領域不可能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這種國有經濟占主體的局面給資源型城市帶來了諸多問題,也使得在資源型城市轉型中重新審視國有企業與地方的關系具有必要性。
布萊德伯里相關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加拿大著名地理學家布萊德伯里對加拿大資源型城鎮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他使用了依附和欠發展理論來解釋資源型城鎮的興起和衰落及在此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社會經濟特點。布萊德伯里的一個基本論點是,在目前的資本主義階段,資源開采部門和相關城鎮是處于垂直一體化大公司的控制之下。個別城鎮或區域由于在某一具體時刻上相對成本較低而對資本家有利可圖就得到了發展;然而形勢變化了,生產就會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而使原來的生產單位的工人和政府承受巨大的負擔。這種情況即使在自然資源未采盡的時候也會有可能發生,這就使資源型城鎮極度依賴單一的經濟活動,而這種經濟活動隨時都可能被停止。跨國公司管理人員只效忠于本公司,而決不會為某一具體的資源產地或國家的利益服務。
布萊德伯里的另一個觀點認為,資源型地區或城鎮與其服務的中心之間是剝削關系。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資本從前者流向后者,使資源型地區或城鎮本身欠發達,經濟結構扭曲,在空間、部門、時間上都表現為極度的不平衡。同時,這卻使資本在工業中心得到積累。由于資源開采部門本身就業規模小,產品大多是未加工或半加工,大量的附加值在工業中心實現,所以資源型城鎮也沒有創造更全面、更廣泛的經濟增長能力。這樣,資源型城鎮和地區表現出對不穩定和危險的經濟活動的高度依賴,但又無法減少這種依賴性。
我國資源型企業與地方關系的分析
雖然中外的國情與基本經濟制度不盡相同,但是從布萊德伯里相關理論出發對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中的資源型企業與地方關系進行理性分析,還是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資源型城市中的城市與企業的功能倒錯。我國資源型城市的形成一般是先有企業后有城市。這些企業通常是國家巨資投入形成的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并且是完全按計劃經濟體制來構建和運作的“大而全”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國有企業自身形成了龐大的自我服務體系,由于城市發展高度依賴國有企業,使得城市提供的公共產品很難替代企業的社會功能。又由于企業不得不“辦社會”,其自身的發展步履艱難,不堪重負。盡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這一矛盾有所緩解,但問題仍很嚴重。并且國有企業的自身福利封閉運行體系排擠了城市功能的發育,使得非國有經濟難以進入第二、第三產業。
資源型城市中城市與企業關系的“二元性”。首先是資源型企業與城市產業的斷層。從自然經濟條件來看,產業發展應是上游、中游、下游一體化的,但我們國家的資源型城市由于傳統體制的原因造成了行業的分割,企業僅僅是一個生產車間,資源型企業就是開采資源,并不對資源進行利用加工、生產產品,比如大慶,本質上就是一個石油開采企業,城市人口的80%都是大慶職工;勝利油田在東營開采,然后用石油管道運到淄博去加工,產業就這樣人為地被從中下游分割開來。采礦業也有類似情形如采冶脫節等?!岸浴钡牡诙€特點就是國有大中型企業與地方的中小企業相互脫節,這在西部地區尤為明顯。國家在資源型城市初建時在當地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建立了大型的企業,這些大型企業主要是跟國家工業體系連在一起的,而跟地方的中小企業和鄉鎮企業都沒有什么關系。一方面國有企業的技術很先進,人員素質很高,另一方面當地的中小企業很落后,這就形成一個斷層。這種“二元性”,使資源型城市自身的調整彈性很小,自我選擇和自我發展能力極低。同時,城市以資源開采和加工為核心組成它的產業部門,建設周期長,占用資金多,形成規模大。生產要素構成上既專業化又單一化。在經濟形勢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其應變性、適應性及可調控性均較差,相反卻具有較大的發展慣性和超穩態性。
資源型城市畸形的經濟結構及價值的雙向流失和效益轉移。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帶有明顯的“剝奪”特點。在政策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按指令性計劃向加工型地區低價調出資源產品,而加工地區向資源型城市高價返銷輕工產品,造成資源型城市經濟效益的雙向損失,使其地區積累能力弱化,城市基礎設施欠賬太多,投資環境不好。進入市場經濟時期,國家拿走了資源型城市稅收的大部分,地區積累能力依舊弱化,不僅難以發展新興產業,也難以為培育新興產業創造投資環境。在體制上,大企業作為資源型城市的主體,大都受“條條”管理,服從于“條條”的發展目標,基本上封閉運行,即使看到單一產業對城市發展的不利影響,也只能在企業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出有限的貢獻。城市地方政府沒有能力統率各方力量、統籌使用資金和各種資源,實現產業結構轉型。這一切都大大降低了資源型城市的競爭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正是由于以上特點,使得資源型城市問題與老工業基地的問題有很大不同,老工業基地是作為一個企業群體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像沈陽、武漢,它有眾多的大型國有企業,而資源型城市往往是單一一個企業,城市自身的基礎較差,自我調整能力更低,社會矛盾的爆發,更易帶有“整裝性”,對整個社會穩定的不利影響也更大。
資源型城市轉型的對策建議
布萊德伯里曾指出:“結構狀況是單一企業社區社會、經濟問題的癥結所在。合理的資源型城鎮發展理論的建立,應依賴于對于不平衡發展和資本積累的過程及背景的理解?!惫P者認為改變資源型國有企業與所在城市的現存結構狀況是資源型城市獲得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關鍵。
理順資源型城市與國有資源型企業的關系,實行城礦分離、政企分開的體制。國有資源型企業的建設要納入資源型城市發展的統一規劃。礦企生產和規模應服從于國家資源產業發展的總體要求與市場需要,但是,企業的社會服務應依托城市(鎮)。這使企業既可以減少許多社會負擔,又使礦業職工生活環境改善、子女教育就業方便,還有利于資源型城市發展和減少污染。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許多資源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資源產業發展需要,迫使資源型企業又另建分散的新的小區。造成老城區沒有建設起來,新城區又不成規模,功能不全,耗費了國家大量投資。今后可以考慮在條件允許的城市,尤其是新建城市采取城礦分離,“長距離通勤”模式。澳大利亞西部采礦中較多采用的模式是不在偏遠的礦區建立新的居民點,而是依托相距一定距離的城鎮做家屬居住區,雇員集中時間輪崗上班,長距離通勤。德國的礦區現在大都也采取這種做法。這樣既可減輕企業負擔,增強效率,又可直接提高城市社會服務能力,為城市自主發展籌集資金。
國有經濟布局要進行主動性調整。對于我國資源型城市來說,經營資源型產業的國有大型企業的振興往往是資源型城市實現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這些國有大型企業一般來說都是當地的主導企業和經濟主體,而這些企業又有著中央、部屬、地方之分,在管理體制上呈現不同程度的復雜利益關系。在目前國有企業改革的攻堅階段,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問題,可能又會形成新的利益失衡和結構矛盾。因此,一方面要積極應用參股、合資、上市等形式改變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實現股權多元化,使企業在產權約束和利益約束的基礎上,自覺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產權出售、“贖買”退出、破產關閉、破產重組、兼并重組等形式推進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和改組收縮。鑒于我國資源型城市的歷史和現實,建議可選取不同行業的有代表性的城市進行產業轉型的試點,取得一定的經驗后推廣。
調整所有制結構,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由單一的國有化的所有制結構向多種所有制結構并存轉變。許多國家的實踐證明,對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扶持效果比大型企業要好。如德國對大型企業資助了20多年后,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得不償失。德國聯邦政府因此調整了對老工業基地的資助辦法,減少了對煤炭、鋼鐵、造船等部門的資助,只資助其環保、廢廠房利用等項目,把省下來的資金用于幫助該地區投資生產新產品,扶持當地的中小企業的發展,以創造新的就業崗位。資源型城市普遍存在著國有經濟占絕對比重,民營經濟不發達的問題,導致城市經濟轉型動力和活力不足。民營經濟具有機制靈活、市場適應能力強等特點,特別是它具有不需要國家投資,吸納勞動力多的特點,符合資源型城市財力較弱、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實際。因此,資源型城市必須積極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形成一批有市場競爭力的民營企業,帶動城市經濟轉型。如阜新市堅持放心、放手、放開的方針,在市場準入、土地使用、投融資等方面創造優良的市場環境,已經使民營經濟成為全市經濟的重要增長點。
研究建立資源型城市的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和衰退產業援助機制。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其實質是資源型城市在資源開采過程中所付出的資源代價和環境代價以及基礎設施歷史欠賬得到應有的補償;以國家為實施主體,其主要政策框架似應包括建立健全涉及資源開發補償的法律法規、建立資源開發歷史補償制度、建立國家資源開發補償基金、建立地方資源開發補償專項資金、制定土地資源補償辦法、實施生態環境治理工程補償等。衰退產業援助機制,其實質是國家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對陷入困境、主導產業缺失的資源型城市在支付改革成本、建立社保體系、發展接續產業等方面給予直接援助;其主要政策框架應包括制訂綜合規劃、建立國家級資源型城市衰退產業援助基金、建立地方級資源型城市衰退產業援助專項資金、生產力布局向資源型城市傾斜、辟建特別工業園區、擴大地方資源開發自、實行財稅金融優惠政策、支持資源型城市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支持資源型城市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從表面看,“兩個機制”過于依賴國家,有悖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而實際上,這是對長期計劃經濟市場失靈的糾偏。資源開發的補償,應該由資源型企業、資源受益者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擔。但是,資源型企業創造的利潤和稅收大都上繳國家,資源受益地區和企業是通過不等價的交換使用資源,都不可能再承擔資源開發的補償責任,形成歷史欠賬;目前我國資源型城市大都陷入經濟危困,也無法實施有效的補償,這種補償很大程度上應該由國家來完成。
參考文獻:
現代的教學模式中都體現出了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在課堂上占據主體地位,自由地發揮。我國的教學模式強調課堂秩序有組織有紀律,無規矩不成方圓,這樣的管理模式使得學生在上課時必須要坐有坐姿,站有站態。反之,就會被視為無組織無紀律。從學生的坐姿上我們便已經把學生的思想禁錮了。我記得看過一次國外的中學生視頻課,教師一上課并沒有直接走上講臺,向學生互相問候,開始一節的課程,而是打了一個倒翻的動作,開始了一節精彩的課堂教學,學生們的坐姿非常隨意,并且在課堂上,學生可以隨時打斷教師的講話,向教師提問問題。整節課學生都是在輕松活躍的氣氛中度過的,學生的活動不斷,提問的聲音此起彼伏。這樣的教學模式也正是我們倡導的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思想,它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能力,這樣的教學模式下的學生敢想,敢做。教師和學生之間完全就像朋友一樣。鑒于此,我也改變了自己在課堂上的講課時間,講授知識的時間最多十五分鐘,剩下的讓學生討論,自學,回答問題。以小組形式讓學生進行集體學習,辯論。小組成員之間互相學習,共同進步,小組之間互相競爭。有時可以讓學生來講解知識。根據中學生好動的特點,讓學生表演話劇,情景劇等形式,并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學生特點的組織形式,擴大學生在課堂上的活動時間和空間,提高學生的上課興趣和信心,在有限的時間內發揮學生最大的潛力,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二、以自主學習為主,嘗試多種途徑進行教學
學生要想學會知識,必須要親自參與課堂教學活動,只有這樣學生學過的知識才會被牢牢地掌握在心中,記憶才會深刻。學生在課堂上主動地對課堂知識質疑、提問,才能說明學生已經被知識所吸引,已經主動地開始分析問題、理解問題和總結問題。教師和學生之間要進行多種多樣的互動形式,學生與學生之間也要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以此來促進課堂教學的順利進行。在講解《最大的“書”》這一課時,我首先提問學生:“同學們,據我觀察我們班有很多同學喜歡看書,能說說你平時喜歡看什么書嗎?”學生紛紛舉手回答。這時我說道:“讀書能讓我們獲得知識,也能從中得到快樂,我們的生活離不開書,希望大家一直保持愛看書這個好習慣。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書是什么呢?”這時學生的主動性被充分調動起來,我便開始這一節的講課。首先讓學生分成小組形式進行討論教師列舉的問題,從課文中找到答案,然后以小組為單位進行總結、回答。然后評比出回答正確的小組進行表揚和鼓勵。在學生討論過程中,教師要善于引導。教師在講解知識同時,不僅是教者,也是學者,注意傾聽學生的發言,及時地給予講解,更正,說明。小組之間還可以互相質疑,互相學習,組與組之間不僅是競爭還可以是學習的模式?;ハ嗵岢鲎约旱南敕ê陀^點,以及解決方案,以求共同進步。這種互動性的學習方式為學生的主動創新思維的培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三、以主動探究為主要目的,培養學生的創新性思維
論文摘要:近年來,各級法院在執行工作者們做出了種種努力以緩解“執行難”,在這些努力中,說服教育的原則保持著重要的位置,幾乎能夠說,說服教育是法院針對“執行難”而采取的種種對策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首先,一般而論,說服教育比起其他執行措施來更容易節省法院或具體辦案人員的資源或成本,從而可能在一定程序上彌補法院執行力量的不足。
這不僅因為成功的說服教育能夠減輕乃至免除采取其他執行措施的負擔,而且更體現在說服教育方法廣泛的替代性上。在其他所有的執行措施都無效或無法采取的情形下,常常仍存在著做說服教育工作的余地,而且有時也能夠取一定成效。
其次,在法院針對種種驗證以執行又似乎不宜中止或終結執行的復雜情況而采取的各種對策中,說服教育都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這些對策或措施既包括“以物抵債”、“勞務抵債”等靈活的清償方式,也包括在執行的期限、金額、方式、主體等方面的種種變通做法,而有名的所謂“放水養魚”更是這種種靈活方式及變通做法的綜合運用。
說服教育在法院克服“執行難”問題的種種努力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決不是偶然的。作為轉型期特殊的法律現象,“執行難”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功能相當有限的法律程序直接面對過于復雜的社會現實,不得不處理遠超過其制度容量的問題而引起的制度扭曲或制度緊張。
我國強制執行程序功能的有限性不僅體現在需要強制執行的案件負擔過重、執行組織等內部關系并未理順等問題所造成的“絕對力量不足”,更集中地表現為轉型期制度總體供應不足所導致的“相對力量不足”,如果存在較完備健全的擔保、銀行存款及證券的記名、不動產登記、公證、拍賣等制度,則不動產及擔保債權、存款及證券等財產的執行能夠通過法定程序簡單地完成,強制執行的措施將有可能像許多國家那樣,主要集中在動產的扣押和拍賣上。這樣,事情就會單純得多。恐怕這也是盡管不少國家的強制執行成功率相當低,卻并不認為存在“執行難”問題的原因之一。
此外,尤其就經營性組織而言,目前我國的強制執行實際上承擔了很大一部分應該由破產制度來解決的問題。
由于上述制度以及其他類似的制度缺乏或者不健全,同時也由于制度間的專業化分工不發達或制度間關系沒有理順,需要運用不同的原理、不同的法律技術來解決的許多問題都集中到強制執行領域,使得這個制度不堪重負而驗證以有效地發揮其功能。
說服教育原則的作用在于,通過加強法院裁量的因素和引入當事人同意的契機以減輕執行制度的負擔,它使過大或過于復雜的問題也有可能在強制執行的范疇內得到處理,從而加大了制度的容量,在一定程序上彌補了其他制度的不足。說服教育不僅在通過獲得當事人同意而滿足程序的正當性要求這方面必不可少,而且在運用得好的時候確實能夠解決問題,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作為確實有效的一種方法,在制度供應不足的整體狀態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之前,從強制執行取消作為原則的說服教育看來是不可行或者是不可取的。
“說服教育也強制相結合”被視為執行程序的基本原則之一。在整個執行過程中,執行人員要用國家的法律,對當事人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說服教育義務人遵守法律,自覺履行法律文書規定的義務。只有在教育無效的情況下,方依法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從教育入手,以強制作保證,將二者結合起來,是我們當前執行工作的一項原則,這項原則要求執行人員自始至終進行說服教育工作,又要適時依法采取強制措施。
人民法院在強制執行時,首先要立足于說服教育提高當事人的思想認識與法律意見,促使其自動履行法律文書中所確定的義務。但是,沒有強制執行作后盾,說服教育就不易奏效,就無法保證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強制執行與說服教育是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兩者不可偏廢。針對執行義務人,以發動強制措施的可能性為后盾,先作思想工作,進行法制宣傳,促使其主動履行義務,這些工作無效才采取強制措施。這樣,說服教育可以貫穿整個執行過程,與強制措施相伴或交替使用,以確保法律文書元寶的義務最終得到實際履行。
強制性是執行工作的特點,《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的各種強制措施集中體現了這個特點,沒有國家強制力作為后盾,各種生效法律文書就不可能得到正確的執行。:
(一)預算編制存在缺陷科學的經費預算體制是編制部門有效開展相關工作的前提。但是,當前我國部分單位預算方法都沒能與時俱進。因為受到技術以及利益等相關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影響,行政事業單位所使用預算依舊是以上年為基期,而沒有按照“零基礎預算”或“績效考核預算”這些更為科學的方式進行預算,使得相關部門的預算結果出現偏差。另一方面,編制部門和相關的審批部門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預算管理,這使得預算的各項收入與支出之間的信息出現漏洞。
(二)部門預算管理意識較差,管理體系不健全在國內,部分行政事業單位內部的員工深受傳統管理理念的束縛,忽視預算管理的重要性,認為作為一個行政事業單位,其作用只是為社會提供有效的服務,確保資金的穩定供應,而不需要進行詳細的預算。因此,行政事業單位內部的員工普遍缺乏科學的預算管理意識。這也使得預算編制的前期準備工作不嚴謹,編制方法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導致預算編制無法有效的在公正、公開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預算。
(三)預算管理人員職業技能缺乏在信息化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國行政事業單位內部的預算管理體系也在不斷更新,傳統的預算管理方式已經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預算管理人員的主要職責就是使單位資金能得到有效運用,其預算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單位資金是否得到有效利用。預算管理人員缺乏全面而系統的職業技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影響新的預算管理體系的具體落實。
(四)預算監管力度不夠行政事業單位在實施預算的過程中,還需要進行監督管理。如果在這個過程中監管力度不夠,就會使得預算體系的具體運用無法落實。整體而言,預算管理的監管力度主要從以下兩方面表現出來。第一,內部的監管力度不夠。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沒有設立相應的預算監督管理部門,不能保證行政事業單位資金的有效配置,內部各個部門之間也無法更好地進行協調。第二,外部的監督機制存在缺陷。要確保資金預算的科學合理,避免資金的不必要浪費與揮霍,就要確保管理體系的公平、公正?,F階段,國內的行政事業單位極少實行第三方管理方法,對于行政事業單位的資金預算也不能有效監管,很大程度上阻礙了預算管理體系的發展。
二、規范行政事業單位預算管理的對策
(一)完善預算管理制度注重對結余資金的監管,針對結余資金過多的單位,原則上當年不予追加預算,并減少或暫緩其下一年度的相關預算,讓其先對結余資金進行調配。同時,對預算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整。預算編制必須符合科學性、可行性、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肆意增列支出。單位年度項目預算一旦被批復,就必須按照規章制度嚴格執行,如果遇到突發問題再做合理調整,并要根據項目預算的審批進度及時報批。
(二)提高相關人員的管理意識首先,加強行政事業單位領導者對預算監管方面的意識。通過領導者來提高相關部門對資金的預算執行力度,以確保預算結果的準確無誤。其次,增強單位員工的整體預算管理意識,加強對相關知識的宣傳力度,讓員工深刻體會到預算管理的重要性,以此來提升單位的管理水平。最后,加強收支審核制度,避免單位資金被隨意浪費局面的出現,使資金得到有效利用并能充分發揮其作用。
(三)提高行政事業單位預算管理者的職業技能行政事業單位預算管理者的職業技能關乎整個單位部門的預算管理水平,是確保單位資金能得到有效運用的基礎。以此,行政事業單位必須加強預算管理者的素質和水平。行政事業單位可定期組織對預算管理者的職業素養和職業技能培訓,還可通過講座來加強宣傳。相關人員在開展其工作之前,行政事業單位需要對其進行必要的職業技能培訓與檢測,增強其業務水平。同時,行政事業單位還可借鑒其它單位或公司的先進預算管理體系,聘請優秀的相關管理人才,并積極培養單位內部的預算管理人才,以此提高單位的管理水平。(四)加強預算執行監督力度第一,建立和完善單位內部的監管體系,讓行政事業單位內部的相關部門等都可以發揮預算實施中的監管作用,提高預算管理的效率,保證單位資金能得到有效運用。第二,在預算過程中對資金的應用效益,進行科學的考核評價。對單位的資金應用效益的考核評價,反映了資金預算編制水平的高低。如果考核發現其單位部門的資金在具體的使用中與預算結果存在很大出入,就可對預算編制的標準進行適當的調整。
三、結束語
關鍵詞:刑事和解;犯罪預防;完善
刑事和解,也稱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與加害人會議、恢復正義會商,它的基本內涵是在犯罪發生后,經由調停人(通常是一名社會自愿人員)的幫助,使被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解決刑事糾紛,其目的是為了恢復被加害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彌補被害人所受到的傷害、以及恢復加害人與被害者之問的和睦關系,并使加害人改過自新、復歸社會。
刑事和解濫觴于西方,始于上個世紀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縣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嘗試方案。1978年,美國印第安納州埃爾克哈特市首次將“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國。自此,該和解方案迅速傳遍了整個美國和歐洲。到目前為止,世界已擁有1200多個“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項目,其中美國和歐洲占75%。在我國,隨著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社會的不斷推進,在反思當前刑事司法實踐基礎上,也開始借鑒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對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權益予以均衡保護,以積極的方式緩和社會矛盾和沖突,促進社會秩序和穩定。2002年開始,上海、北京、江蘇、天津和廣東等省試點刑罰改革新嘗試“社區矯正”,在司法實踐中逐步引入“刑事和解”制度。2006年11月3日,湖南省檢察院《關于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辦理刑事案件的規定(試行)》出臺,并在全省下發推廣。今年7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出臺《關于規范刑事審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導意見》。繼而在8月26日,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了《刑事和解、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實施意見》。這一切都表明,刑事和解在我國正日益推廣和規范。
柏拉圖曾言:“沒有一個聰明的人懲罰別人是因為他犯過錯誤,而是為了他今后不再犯錯誤?!必惪ɡ麃喴仓赋觯骸邦A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乃是一切優秀立法的主要目的?!彼麄兌家恢碌貜娬{了犯罪預防的重要性。可見,對任何一項刑事政策從犯罪預防的視角進行思考都是十分必要的。刑事和解作為一項重要的刑事政策,更有必要從犯罪預防的角度對其利弊進行理性分析,進而加以完善,使其預防犯罪的功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一、刑事和解在犯罪預防中的積極作用
刑事和解是刑法寬和化與人道化的體現,是人類同情心和憐憫情感的制度濃縮,是基于社會現實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等方面考慮之后所實施的舉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
(一)刑事和解有利于預防被害人發生逆變
刑事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為的侵害后,有兩個迫切的期望:一是希望罪犯盡快受到應得的懲罰。懲罰的方式可以是肉體的痛苦也可以是自由權利的被剝奪,前提是被害人認為該懲罰給罪犯所帶來的痛苦與自己遭受的痛苦差別不大。二是希望自己由于犯罪行為所遭受的損失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賠償。被害人能否得到及時有效的經濟賠償,對于其能否以一種寬容的心態來看待犯罪行為和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被害人的上述兩個期望。首先,刑事和解為犯罪人與被害人提供了一個互相理解和寬容的平臺。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如果罪犯的認罪態度較好,會使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罪犯的仇恨感。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滿足了被害人欲圖對犯罪人進行懲罰的報復情感。其次,刑事和解能夠使被害人盡快獲得賠償。在刑事和解過程中,被害人居于主動的地位,而罪犯則居于相對被動的地位,因為罪犯希望盡快妥善解決以洗滌自身的罪過。因此,在賠償方面,犯罪人在接受和解之前就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犯罪人為了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必然會盡可能地滿足被害人的賠償要求。
在具體的刑事案件當中,被害人之所以會逆變成為犯罪人,原因主要有兩個:被害人由于遭受犯罪行為的侵害,從而將對犯罪人的怨恨擴大到對社會的仇恨,進而產生報復社會的心理;由于犯罪行為的侵害而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而后又無法獲得及時有效的賠償,迫于生計不得實施犯罪行為。刑事和解正好滿足了被害人的兩個迫切期望:既使其感受到犯罪人的悔意,又能夠切實地保證被害人得到賠償。如此,被害人減少了對犯罪人的仇恨,不至于由仇恨犯罪人進而仇恨社會,從而不會逆變為犯罪人。
(二)刑事和解有利于預防被害人家屬成為犯罪人
被害人的親屬在被害人遭受犯罪行為侵害后,很可能實施犯罪行為,原因有二:其一,基于親情倫理而對被害人所遭受的侵害而產生憐憫之心,進而產生了忿忿不平的情感,對罪犯心懷怨恨。如果這種怨恨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很有可能會使被害人家屬對罪犯及其家屬實施犯罪行為。其二,被害人家屬有可能會因為被害人所遭受的經濟損失而使其生活質量急劇下滑。在被害人是家庭主要經濟生活來源的場合,這種情況更為突出。經濟上的拮據,再加上對自己親人由于遭受犯罪行為的侵害所承受的身心痛苦感同身受,被害人家屬很有可能走向犯罪。被害人家屬情感的波動實質上是以被害人的情感波動為軸心的。被害人本人愈是仇恨罪犯和社會,則被害人親屬愈加對罪犯和社會忿恨。在刑事和解過程中,如果和解協議能夠達成的話,被害人家屬的仇恨感情也會跟著降低,不致使其實施犯罪行為。
(三)刑事和解有利于預防罪犯重新犯罪
首先,較大數量的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僅僅是一時激情所致。當他們實施犯罪行為之后,看到自己造成的危害結果,很容易就產生悔改的心理。刑事和解等于給了他們一個減輕或免除刑事處罰的機會。這必然會使那些本已有悔改之心的犯罪人對國家政策的寬容心存感激之情,更加珍惜重獲的自由。其次,經濟上對被害人的賠償會使犯罪人產生懊悔之心。由于自己的犯罪行為給自身帶來了經濟損失,犯罪人如果下次再起犯意,勢必也會先衡量一番其中的利弊,因為上一次的犯罪行為給自己帶來了不小的經濟損失。實踐也證明,刑事和解在預防犯罪人再犯方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坝=蚩ぴ?993年之前商店被盜案件比較多,當地警察局在1994年針對此類案件采用了刑事和解予以處理,而當年零售商店的被盜率為4%,臨近地區零售商店被盜率則高達35%”
(四)刑事和解有利于預防社會其他人員犯罪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預防社會其他成員犯罪,但是這種預防作用的發揮是潛移默化的而非一蹴而就。刑事和解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預防犯罪的,是因為刑事政策的寬和化本身就能對犯罪預防起到一定的作用。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認為“人的心靈就像液體一樣一樣,總是順應著它周圍的事物,隨著刑場變得日益殘酷,這些心靈也變得麻木不仁”,并且“嚴峻的刑罰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罪犯面臨的惡果越大,也就越敢規避刑罰。為了擺脫對一次罪行的刑罰,人們會犯下更多的罪行。刑法最殘酷的國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國家和年代?!笨梢?,刑事政策的愈加嚴厲反而不能很好地預防犯罪。而刑事和解意味著某些犯罪行為將不必然受到刑罰的非難,這可視為刑罰寬和化的體現之一。按照貝卡利亞的理論,刑罰的嚴酷性會使犯罪行為愈加殘酷,會使人的心靈更加麻木不仁。那么,寬和化的刑罰和刑事政策將會使人們的性情變得溫和,并會減少重大暴力犯罪的發生。從這個角度講,刑事和解制度以其所彰顯的刑罰溫和化來實現犯罪預防,至少是對殘暴的犯罪的預防。
二、刑事和解在犯罪預防中的消極影響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無缺的制度。筆者認為,和所有的政策制度一樣,刑事和解固然有其與時俱進一面和創新之處,但同時亦存在缺陷。
(一)刑事和解容易使罪犯存有僥幸心理
犯罪人在犯罪行為開始著手之前或是犯罪結果產生之后都會抱著逃避刑罰的僥幸心態。如果犯罪人在實施了犯罪行為之后沒有受到刑罰的非難,我們稱此時犯罪人的僥幸心理得到了滿足,而這種滿足感將會成為其下次實施犯罪行為的一個強有力的誘因;相反,如果犯罪人被施以刑罰,我們稱其僥幸心理未得到滿足,僥幸心理的不滿足會在抑制其再犯方面起到恫嚇的作用。僥幸的心理從犯罪人意圖實施犯罪行為的開始便已經在滋生,而這種心態會持續到對他的刑罰確切地被執行為止。在刑事和解的過程中,犯罪人的僥幸心理還在持續之中,犯罪人不想遭受懲罰,而刑事和解則給他的這種心理的滿足提供了可能性。在達成了和解協議之后,雖然要作出一定的賠償,但犯罪人的僥幸心理還是得到了一定的滿足。由于得到了滿足,這種僥幸心理會存留在犯罪人之內,如果下次犯罪人再起犯意,這種僥幸心理將會給予其更大的鼓舞。
由上可見,在刑事和解中,罪犯很可能只是為了逃避刑罰才愿意達成和解,并非一定是出于悔改之心。由于刑事和解的達成與否將使其面臨兩個較為懸殊的結果——自由與不自由的區別。所以縱使是百般的不愿意,犯罪人也會強迫自己努力地表現出誠懇的認罪態度。刑事和解制度給與犯罪人的這種只要假裝悔改就可以逃避刑罰的極大可能性使得罪犯更加專注于如何巧妙地偽裝自己而不是真心悔改。真心誠意的悔改是犯罪人保證下次不再犯的重要前提,如果犯罪人沒有真正地要悔改,那么其再犯的幾率依然很大。
(二)刑事和解容易使社會其他人員產生不正確的認識
菲利曾說過:“刑罰針對于其他各種痛苦而言,處罰的確定性比處罰的嚴重性對人的影響更大,這是一條心理學規律?!必惪ɡ麃喴舱J為“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可見,若想更好地預防犯罪,就必須讓社會成員知曉刑罰的確定性。然而,刑事和解卻等于是對刑罰的確定性的沖擊,使刑罰多了不應有的減輕或免除的可能性。
刑事和解通常被稱為“私了”?!八搅恕痹谌藗兊挠^念之中不外乎就是以一方當事人一定的金錢來換取另一方當事人的諒解,從而平定糾紛。在刑事和解中,賠償金能否給付協議達成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無疑會將金錢抬到一個較高的位置,有經濟實力的罪犯才更有可能達成刑事和解;如果犯罪人沒有經濟實力的話,光靠在和解過程之中犯罪人的誠懇悔改態度估計還是無法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如此,就有可能造成這樣的情況:有的犯罪人真心悔改卻因經濟狀況的不理想無法作出賠償從而不能達成和解;而有的犯罪人并無悔改之心卻倚仗其可觀的財富成功地逃避刑罰的非難。這顯然不利于犯罪預防。富裕的犯罪人為了滿足犯罪行為給自己帶來的快樂,寧愿承受損失財富所帶來的痛苦,實施犯罪行為。長期以往,不僅使犯罪行為不能得到預防,反而會導致由于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矛盾的激化以及富裕階層的道德感淪喪。
三、刑事和解的完善
由上可見,刑事和解有其利處亦有其弊端。因此,我們所應該致力的是如何將其進一步完善以發揮其最佳的效用。
(一)罪犯的犯罪行為應該要有記錄
在某些具體刑事案件中,經過刑事和解,雖然國家司法機關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但這并不能改變犯罪人曾經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的事實。我們絕不能允許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犯罪人屢次實施了犯罪行為卻可以每次以該行為在刑事和解的限度之內從而逃避刑罰的懲罰,然后又再次實施同樣被允許適用刑事和解的犯罪行為。因此,我們必須要對達成了刑事和解協議的罪犯留下曾經犯罪的記錄。記錄的作用是要警告犯罪人,如果下次其再犯,縱使是在和解范圍之內的犯罪行為,也會遭受到刑罰的非難。這必然會使使其再生犯意時心有余悸。
(二)對刑事和解的適用應該要做嚴格限定
刑事和解制度絕對不能被濫用,而是應該對其適用的范圍進行嚴格的限定。筆者認為,對刑事和解的適用至少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限定。
首先,擁有刑事和解提起權的主體應該僅限于被害人及其監護人,而不能是犯罪人或是司法機關?!靶淌潞徒饧热皇潜缓θ撕头缸锶酥g的一種交易、一種契約,那么,和解的主動權就應當掌握在被害人手中,只要被害人不同意進行和解的,司法人員不得強行進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首要目的應該是要保障被害人的權利和維護正義,而不是別的。
近代德國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學家赫爾巴特主 張以兒童心理活動的規律為基礎,將教學活動劃分為“明了”、“聯合”、“系統”、“方法”四個階段,即著名的“教學形式階段理論”。該理論嚴格依照心理過程的規律,為了達到建立一種明確的、規范的教學模式的目的,而脫離任何具體的內容,“對教學過程中的一切因素和活動進行高度抽象”。從這個角度上來看,赫爾巴特是形式教育理論的代表人物。但也有人認為他是實質教育理論的代表,這一點,下文再議。至此,不難發現,形式教育論主張教學應當主要地培養學生的能力,尤其是那些所謂的悟性或理性能力、思維能力、記憶能力等“形式”的東西,而不僅僅是傳授給學生多少事物的知識。能力重于知識,形式重于實質,這便是對其主張最簡潔的表述。
二、實質教育
隨著18世紀啟蒙思想的廣泛傳播與發展,自然主義教育思想開始逐步形成,資產階級出于對社會經濟生產發展的需要,主張學校課程應教授自然科學、歷史、數學以及所有對現實生產、生活有用的知識。上文提到,有人認為赫爾巴特的思想代表了實質教育的立場。他首次提出教育學必須以心理學為基礎,但是他反對官能心理學,而提倡觀念心理學,并且把人的全部心理活動看做是各種觀念的活動,而觀念則是人的大腦與外部事物相互作用的結果。從這種觀念的統覺理論出發,他非常重視教師以及書本的作用,認為教師的教授和學生的學習都是為了獲得這些觀念,教育通過這些觀念使學生不斷地獲得新知識并加強同原有知識之間的聯系。另外,要保持課堂教學的邏輯結構和知識的系統性,他認為應將歷史和數學作為所有學科的中心。實質教育論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為19世紀英國著名教育家斯賓塞。在其教育代表作《教育論》一書中,他反對古典主義教育,認為科學知識最有價值,提倡科學教育。他認為,教育應當從古典主義的傳統中解放出來,要適應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促進經濟、社會的向前發展,最終為人的“完滿生活作準備”。這是一種立足于現實的“實”的教育,具有很強的功利主義色彩。實質教育論反對古典主義教育,認為對實際生產、生活有用的知識應當是教學過程中學生應該主要掌握的東西。因此,非常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價值。輕能力,甚至完全忽視教學過程中對學生能力培養的重視,而著重強調知識的習得。
三、傳統意義上形式教育與實質教育的關系
形式教育派與實質教育派之間的斗爭從18世紀形式教育與實質教育各自正式形成理論開始就沒有停止過。即使是赫爾巴特,他到底代表的是形式教育的思想,還是代表的是實質教育的思想,在教育學界也頗有爭議。有教育家試圖以“平衡”的觀點來看待形式教育與實質教育之間的關系,最終仍免不了強調一方而相對輕視另一方,如德國教育家第斯多惠。第斯多惠著有《德國教師培養指南》一書。在書中,他論述了教學的形式目的與實質目的之間的關系。他明確指出,“遵循形式教育目的,形式教育和實質教育并舉,盡可能用學科來全面激發學生,做到知識和能力相結合,反復練習所學過的知識,直到移交給思維進程使用為止”。他認為,教學的形式目的和實質目的并非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而是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的。只要教學活動組織正確、合理,兩個目的都是可以達到的。關于形式教育與實質教育之間“水火不相容”的現象,有學者做過專門的研究,指出形式教育與實質教育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培養目標和課程方面”、
2“.偏重知識和偏重能力”、
3“.哲學認識論上唯理論和經驗論”、
4“.心理學上官能派和聯想派”,并就每個方面的分歧做了詳細闡述。在這兒,筆者主要從“知識和能力”角度進行相關闡釋。形式教育強調能力重于知識,實質教育則強調知識重于能力,一直以來這兩派所進行的尖銳斗爭表明這兩種理論是相互對立的,而他們的對立則表明知識和能力是相互對立的關系。這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對立思想。知識和能力真的就是相互對立的嗎?它們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
四、形式教育與實質教育“新”關系
盡管形式教育與實質教育之間的分歧如此之大,然而,通過系統深入地分析這些分歧不難發現,兩者之爭的焦點在于,知識與能力之間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因此,知識與能力的關系問題自然成了探究形式教育與實質教育關系的重要突破口。傳統觀認為,知識和能力是相互對立、相互沖突的,重視知識必然輕視能力,重視能力必然輕視知識,兩者不能兼而有之。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就是最好的例子。普遍認為,應試教育偏重于對學生知識的傳授,而忽視對其能力的培養。學生只會“紙上談兵”、照搬書本,而沒有實際的動手操作能力。與此相反,素質教育則倡導學生德、智、體、美、勞等全面發展,主張培養人的各方面能力,是一種真正把人培養為“人”的教育。因此,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思想開始盛行。這一思想將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完全對立。而現在的教學論已不再將知識與能力看作是絕對相互對立的關系。因此,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專門研究了此思想盛行的各方原因,最終指出,“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提法,在理論、實踐、歷史、邏輯上,都是經不住檢驗的,是錯誤的。它把很多的理論問題和人們的思想搞亂了,至今還在流行,并影響、干擾著現實的教育、課程改革活動,其后果是堪憂的”,因此“必須堅決摒棄這一提法”?!坝伞畱嚱逃蛩刭|教育轉軌的提法,以及在課程改革中反對‘知識本位’的說法,反映了一股‘輕視知識’的教育思潮。”而“它有深厚的社會歷史根源、駁雜的思想來源、一定的現實基礎、片面的道理”。知識并不是作為能力的對立面而存在的。也有學者從能力的形成要素角度出發,指出“能力就是指完成一定活動的本領。這種本領是在先天生理素質的基礎上,與心理品質、知識繼承等因素交互作用下,在社會實踐的整合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為了“就能力的形成要素及知識和能力的關系提供一個大體的框架”,通過具體分析形成能力的各個因素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作用,最終指出,“在知識與能力的關系中”,應該是這樣的,“天賦的智力品質是基礎,社會實踐是橋梁,知識的繼承是推動力,但個性和意志品質也參與其中”。還有學者采取了一種折中主義的態度,認為知識與能力的關系可以用“中庸思想”加以協調。從“中庸的不偏不倚、過猶不及的適度原則、‘執兩用中’的整體原則、‘經權損益’的權變原則以及‘和而不同’的和諧原則”出發,可以發現“‘中庸’要解決的問題是來源于具體的實際情境中的問題或障礙,而不是人的脫離現實的想象或幻想”。那么,“在知識和能力的關系問題上”自然“要結合具體的、特定的情境,確定該強調知識還是能力”。其實知識和能力“本身并不矛盾”,“知識是基礎,沒有一定的知識何談能力,而能力又是必不可少的”。
【關鍵詞】小學語文課堂 有效性 理答行為
作為師生課堂交流的重要媒介,理答不僅能改善教師的教學效果,也可以幫助學生及時了解自己的學習水平與目標間的差距,可以說理答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著課堂教學質量。小學生的語文能力是學習其他學科知識的基礎,因此對小學語文課堂理答行為的研究勢在必行。那么,怎樣衡量語文課堂理答行為是否有效呢?在語文課堂中,有效的課堂理答行為應該怎樣運用呢?本文將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一、有效語文課堂理答行為的概念與特征
理答是教師在學生回答問題后給予的回應和處理,是課堂常見的教學行為。同時,理答也是評價行為,是教師對學生課堂表現或學習任務完成情況所做的言語性評價。因此,理答也常常被稱作言語評價或反饋。哈蒂和蒂姆伯雷研究發現:課堂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反饋對學業并不起促進作用,有的甚至產生了反作用?;陂L期的小學語文課堂觀察,筆者認為有效的語文課堂理答行為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基本特征:
第一,理答內容具有描述性。教師只有清楚地、詳盡地告知學生相關學習信息,才能確保學生能夠理解并同化理答信息。然而,僅僅提供給學生“是什么”的信息還遠遠不夠,只有學生知道“怎么做”才有可能產生教師期望的學習行為。據此,理答內容的描述性應包含兩層含義:(1)針對性,即針對學生的表現或學習任務給出具體的評價信息;(2)可操作性,即對如何實施該評價信息提供指導性的操作建議。
第二,理答形式具有多樣性。課堂教學是動態的過程,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交流充滿著變化性與未知性,所以理答行為不能一成不變,而要隨著課堂活動變化而變化。語文課程是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的,單一枯燥的教學語言,勢必會壓制學生個性,禁錮學生思維。多樣的理答形式不僅能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更能夠使學生充分體會到語文的藝術。
第三,理答語言兒童化。受知識水平和理解力的限制,小學教師的理答語言應盡可能地通俗易懂。當然,理答語言兒童化并不是說教師要模仿兒童的語言,而是說教師的理答語言應該與學生的認知發展水平相結合,用兒童能夠理解的方式將學習信息傳遞給學生。尤其是當遇到抽象、難懂、復雜的學科術語時,教師就需要將語言轉化成兒童可理解的語言。
二、有效課堂理答行為在語文課堂中的運用
(一)理答內容具體、可行
學生接收到如何去操作的信息比僅僅接收到表揚更加有效,因為單一的表揚“好”“很好”“棒”“很棒”等回應新信息,只是在對學生的表現和任務進行簡單的判斷,并不含有啟發學生進一步學習的指導性意見。只有具體的理答內容才能夠幫助學生明白“為什么對”“為什么錯”“應該怎樣做”等等,才能幫助學生知道自己應該如何進行下一步的學習。以下教學片斷將能夠充分說明理答內容描述性的重要性。(T表示教師,S表示學生)
片斷一:
T:這篇課文有幾個長句子比較難讀,不知道哪位同學愿意來挑戰一下呢?
S1:電腦網絡如同一個遍布全國的蜘蛛網……
T:后半句讀得非常好,但前半句有點結巴了。誰能用更加流利的語言讀一讀?
S2:電腦網絡如同一個遍布全國的蜘蛛網……
T:恩,不僅讀得非常流利,而且還加上了適當的停頓,很好。(選自人教版三年級下冊《我家跨上了“信息高速路”》片斷)
在該片斷中,教師的兩次理答都圍繞著學生學習的任務給出了針對性的理答。在對S1理答時,教師肯定學生現有朗讀水平的同時,也指出了學生問題“前半句有點結巴了”,這樣讓學生既知道了自己現有的學習水平,又清楚了自己的努力方向。對S2理答時,教師對學生究竟好在哪里進行了具體的理答,讓學生明白了自己朗讀的優勢并產生積極的學習期待。
(二)綜合運用探問、追問、轉問、整合或重組等多種理答方式
單一的課堂理答方式不僅會使課堂變得枯燥乏味,同時也會讓學生失去興趣。相反,綜合運用多種理答方式,變換提問角度,讓學生換一個路徑接近問題的答案,不僅能夠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更能夠幫助學生將模糊、零散的答案及時地整合成精簡的知識網絡。本文將用以下兩個教學片斷具體論證。
片斷二:
T: 陶罐和鐵罐的第一次對話,誰來試一試?
S1:“你敢碰我嗎?陶罐子!”
T:我們在朗讀的時候,除了要注意人物的語氣,還可以?
S2:還可以做一些動作。
T:那你可以試試第一句嗎?
S2:“你敢碰我嗎?陶罐子!”(選自人教版三年級上冊《陶罐和鐵罐》片斷)
片段三:
T:你找到了哪些能夠概括秦兵馬俑的句子?
S1:我找的是課文的第一段?!扒乇R俑在我國西安的臨潼出土……”
T:說說你的理由。
S1:我畫出這一部分的理由是它在西安的臨潼區。
T:喔,你畫出的原因是你找到了它的位置。還有誰也找到了這段話,但是和他的理由不同?
S2:我找到了不僅是在西安的臨潼,還是享譽世界的珍貴歷史文物。
T:喔,你抓住了其中的關鍵詞,它是享譽世界的珍貴歷史文物。是的,這句話總的介紹了秦兵馬俑,是一個總起段。(選自人教版四年級上冊《秦兵馬俑》片斷)
在片段二中,教師在理答時對S1進行了追問,但S1并不知道如何作答。此時教師將追問變成轉問,S2迅速作答后,老師再次追問,最終S2用正確的語氣和動作讀好了句子。不難看出,在促使這一目標達成時,教師的轉問則成了兩次追問之間的橋梁,不僅緩解了S1不會作答的尷尬,也為教師的第二次追問創造了契機,使S2也參與到了本環節的活動中。類似的,在片段三中,教師對S1的第一次理答進行了追問,幫助他進一步思考。在S1作答后,教師進行了問題的重組,試圖使其他學生能夠清晰地判斷自己是否達成了學習目標。在對S2的理答時,教師不僅進行了描述性肯定,還對問題進行了整合,保證學生能了解自己的水平并適時調整學習。從片段二、三中可知,小學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識積累水平是有差異的,可能課堂上老師提出的部分問題有些學生茫然不知,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遇到這種情況,教師就應通過轉換問題角度、整合學生回答、轉移提問對象等多種方式引導其他學生提供正確的思路和方法,從而確保學習目標的順利達成。
(三)提升理答語言的童趣性
教師將那些抽象、難懂、復雜的學科專業術語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生動形象的兒童化語言表述時,能夠充分激發小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課堂參與度,也能夠讓學生輕松地理解和掌握學習任務。具體請看以下教學片斷:
片段四:
T:猜猜它是什么?
S1:是棉花。
T:誰愿意來讀好這個詞語寶寶?
S2:棉花。
T:恩,把詞語寶寶的名字讀得真不錯,還讀出了輕聲呢!(選自人教版一年級《棉花姑娘》片斷)
在該教學片斷中,教師嘗試引導學生讀出“棉花”的讀音,用到了“詞語寶寶”“猜猜”這種兒童化語言,將抽象的學習內容轉化為一年級學生能夠聽懂和理解的語言,在為學生的課堂學習創造了一種安全的心理環境的同時,也有力地保證了課堂教學活動的順利進行。該片斷中,教師巧用了兒童化語言引導S2的拼讀,讀音不僅準確,而且“還讀出了輕聲呢”,不僅達成了預設學習目標,同時也促進了生成性學習目標的達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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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惠芳.小學數學課堂理答行為的現狀與思考[J].上海教育科研,2010(03):85-86.
資源型城市轉型主要是指將城市的主導產業從不可再生資源的開采、加工轉向其他產業,使城市經濟發展逐步擺脫對原有資源產業的依賴,尋求新的主導產業,實現跨越發展和持續發展,從某種角度上講是一個城市再造的過程。資源型城市轉型的實質是逐步減少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培育和發展非資源性產業為接替產業,實現產業多元化。
目前,我國約有400多座資源型城市,對于這些資源型城市來說,無論是處于哪個時期都存在結構轉型、調整、優化、升級的問題。延安作為資源型城市,同樣存在著城市轉型的問題,如何在資源逐步枯竭的情況下實現城市轉型是延安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轉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城市、產業、企業可持續發展,塑造一個適合經濟發展、適宜人們居住的舒適環境。
二
延安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其中探明煤炭儲量44.96億噸,石油儲量51956萬噸,天然氣儲量9.8億立方米。近年來,受國際油價不斷走高的影響及國內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量不斷增加的影響,延安石油、煤炭企業迎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能源工業在延安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2005年石油工業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3.4%,拉動經濟增長13.2個百分點。2002—2005年石油行業收入占到全市財政總收入的78%、80%、86%和89%。可以看出,能源產業已成為延安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全市經濟發展對能源工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延安石油工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帶動了相關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而且帶動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通訊、醫療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對延安銀行業來說,銀行業的發展同樣與石油企業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銀行在支持石油企業大力發展的同時,其存、貸款相對集中投向石油企業,使商業銀行的發展對石油企業的信賴性增大。2005年底,延安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存貸款余額分別為310.99億元和177.46億元,其中石油行業的貸款占全部貸款總額的45%以上,在部分縣區占到90%以上,同樣石油行業對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利息貢獻率平均在46%以上。正是這種貸款過分集中石油企業的做法,造成商業銀行對其他產業發展相對支持力度不夠,石油企業的變革對銀行業的影響非同尋常,從某種程度上,延安金融是一種能源金融。
三
資源型城市在經濟發展中往往過分依賴資源的開發,而對其他產業發展的支持和重視程度不夠,正是這種能源經濟和能源金融的發展思路,導致其他產業發展相對滯后。
(一)產業結構有待優化、經濟增長過分依賴資源的產出。資源型城市中資源性產業是支撐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其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偏低。石油、煤炭工業作為延安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對延安經濟貢獻表現的特別突出,2005年延安全市實現GDP達370.62億元,其中第二產業增加值達285.19億元,占比達76.95%,而一、三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相對較低。
(二)農業基礎薄弱,農業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作為資源主導型城市延安,自然條件相對較差,農業經濟發展相對緩慢。雖然近年來延安市政府加大支農力度,加快發展特色農業、循環農業和生態農業,但財政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依然不夠,2005年農業生產支出僅占財政支出的6.99%。而小額農戶貸款對農村經濟的貢獻率也僅為5.97%,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依然相對緩慢。
(三)旅游資源的開發深度不夠。資源開發型城市大多是自然資源較豐富的地區,但同時也是社會資源和人文資源尤其是人文資源較缺乏的地區。而延安恰恰相反,不但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且有著豐富的社會和人文資源。近年來,延安政府大力推動旅游產業發展,但開發深度依然不夠,如旅游產品相對單一,旅游相關配套服務設施不足,服務水平相對落后等。
(四)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近年來,延安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各行業的發展,但第三產業發展依然較慢,2005年延安市第二產業增速達18.8%,而第三產業增速為8.5%,比第一產業增速慢1.7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慢10.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僅占延安市GDP的15.1%。
(五)金融發展環境需待改善。金融業在支持資源型城市發展壯大中,注入了大量資金,同時商業銀行也獲得相應效益。隨著陜北石油企業的重組,管理體制發生變化,石油企業走向集團化管理,大量歸還到期銀行貸款,使信貸投放過度集中于石油行業的各商業銀行面臨存、貸款迅速下降,利潤減少的被動局面。各商業銀行需重新調整信貸政策,轉變經營思路,拓展新的業務增長點。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對資金需求較多,但這些企業的財務不夠規范,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經濟實力,銀行對民營企業授信時,很難客觀準確地對企業做出正確評價。
四、金融支持城市轉型的對策與建議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源型城市轉型,金融必須發揮主要作用,金融機構要積極參與和推動資源型城市轉型,促進資源型城市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一)積極支持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調整,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產業結構單一是資源型城市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因此,資源型城市轉型,必須把經濟結構調整放在首位,用前瞻性的思維,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在繼續擴大能源工業規模的同時,把加快能源深加工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在發展延安油煤化工項目,延長能源產業鏈條,提高產品附加值上取得突破。同時,不失時機地發展新興產業和培育新的骨干企業,努力構建具有延安特色和優勢經濟的新格局。為此,金融部門要積極支持產業結構轉變,支持自主創新和適用技術推廣應用;支持資源深加工產品企業發展;積極扶持高效益、低消耗產業發展。積極推進延安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二)積極支持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走多元化經濟道路。
延安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民營企業的成長,其中部分企業發展前景較好,具有一定的市場優勢。但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普遍存在著貸款難、發展資金不足等問題。金融機構應積極調整信貸結構,支持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建立一套適合其發展的信貸管理體制,使真正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的民營企業得到信貸支持。同時,人民銀行應加快對中小企業征信系統的建設,為商業銀行提供更多信息支持,解決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問題。發展多元化經濟,促進延安經濟的繁榮。
(三)積極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走城鄉共同富裕道路。
在全社會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金融在支持資源型城市轉型中更應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尤其是農村信用社應發揮農村金融主力軍的地位,支持延安農村經濟建設。一是支持延安農業三大主導產業發展,加快發展特色農業、循環農業和生態農業;二是繼續支持退耕還林為主的生態環境建設,鞏固退耕還林成果,解決好退耕農民的眼前生計和長遠發展;三是積極支持農村基礎條件建設,改善農村和農業基礎環境,為農業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四)積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硬環境。
基礎設施的狀況與社會生產力的綜合水平、社會生產的發展程度有著直接的關系,發達的道路、交通、能源、通訊條件,良好的公用基礎設施,是現代文明的重要內容和標志。延安地處山區,交通相對落后,因此,金融部門應加強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促進延安鐵路網絡和“四縱五橫”公路主骨架及水利、電力、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和提高延安硬環境,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
(五)積極支持第三產業發展,提高城市服務質量和水平。
對于經濟發達城市而言,第三產業應占有很大比例,而延安作為發展中城市,第三產業相對落后,且增速較慢。因此,金融要大力支持第三產業發展,提高第三產業的增加值,積極發放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規范發展個人消費信用貸款及相關服務行業的貸款,推進延安市第三產業的發展,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和人民群眾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