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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間投資協議范文

2010年1月26日，樂清市大洋汽車電器電子有限公司總經理盧工洋特地從溫州趕到杭州，為的是向正在省城參加浙江省“兩會”的省人大代表、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請教投資事宜。“口袋里有點錢，不知道是擴大企業規模呢還是往外投資，左右為難啊。”盧工洋說。

溫州銀監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12月28日，溫州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達到了5172.76億元，比年初新增910.15億元。而2008年4月末，存款余額僅為1851.09億元。

對此，周德文說：“因為2009年投資受到挫折，還沒有新的出路，一些資金回流到溫州，出現海量存款。這些資本是隨時準備對外投資，所以是活期。溫商不希望把錢放在銀行，放銀行是不劃算的，一旦他們找到投資渠道，銀行就會出現存款大量減少。”

對于過去的一年，周德文直言有些“看不明白”。他把溫商、以溫商為代表的浙商，以及整個中國民間資本的情況總結為四個字：“流年不利”。他對媒體記者說，2009年是近年來中國民間資本最難的一年；對浙商資本而言，也是一個轉折點。

溫州民間資本的流動軌跡

在中國民間資本的巨大版圖上，溫州民間資本無疑占據著霸主地位。溫州人，這個被冠以“中國猶太人”之稱的群體，以其敏銳的市場嗅覺，總能先知先覺地捕捉到財富增值的先機。因而，溫州民間資本的風吹草動也就成為民間資本投資的風向標。

溫州市長趙一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溫州民資主要有兩部分，一是銀行儲蓄，截至2008年年底，該市本外幣存款余額已達4244億元，其中一半是活期存款；二是散落在民間流動性強的民資，約3000億元。這意味著，溫州人手中至少擁有5000億元的“閑錢”。

而據周德文估算，經過二三十年的財富積累，目前溫州民間資本已有7500億元之巨。

近幾年來，從炒房炒煤炒黃金，到炒棉炒電炒礦產，雖未能涵蓋溫州民間資本的投資類型，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溫州民間資本的流動軌跡。

溫州民間資本的威力，最初是從自家門口的“炒房”開始。1998年到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進入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市區房價快速從2000元，平方米左右，飆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到了1999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開始進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產市場；2001年，第一支購房團前往上海，同時，另一支購房團前往杭州。僅這一年溫州人投資在房地產上的資金就達20004L元。“溫州炒房團”由此誕生，以此為始，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當地房價一路狂飆。

2002年，全國能源緊缺，煤炭價格飛漲，而煤炭是個高投入產業，山西的煤老板們自有資金有限，溫州的投資者就充分發揮溫州民間資本的優勢，將籌集的資金投向山西煤礦。據估計，山西省60％的煤礦被溫州人收購。因此，當時流傳著這么一種說法，“在山西任何一個產煤市縣，都活躍著溫州炒煤團的身影。”

2003年，棉花減產，棉價上升，溫州30億元民間資本進入產棉大區新疆，收購新疆棉花。2006年，商品期貨牛市洶涌而至，許多企業開始投資有色金屬礦產；2007年，石油價格上漲，50億元溫州民資進入西部，大量收購油井……幾乎如出一轍，溫州民間資本的觸角窺探著每一個能有豐厚回報的行業，但是，當“草根”企圖擠進國有企業壟斷、政府管制的行業時，風險也隨之而來。

折戟山西煤改

周德文表示，以前民營企業遇到的風險大多來自投資和經營方面，2009年給他們的教訓是政策風險遠遠大于投資和經營的風險。“前幾年大家都覺得政策不會大變，但是現在有時琢磨不透，這是我們最苦惱的。”他說。

去年溫商感受最痛的無疑是山西煤改事件。2009年5月，《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出臺，核心內容之一是到2010年年底，山西全省礦井總數將由2598座壓縮到1000座，煤炭企業數量將從2200個銳減到100個左右。此舉意味著，浙商在山西投資的幾百家中小煤礦將被兼并或被關閉，溫州“炒煤團”或將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浙江省國土資源廳等部門聯合調研的一份報告稱，目前浙商在山西投資煤礦企業已超過450家，投資總額在500億元以上，浙籍相關從業人員在1萬人以上。在這之中，溫州資本占了多數，他們中許多人的資金，主要靠向溫州當地民間借貸。

周德文表示，溫商在山西投資最高峰是2005年到2007年，涌人資金1000億-1200億元，收購了當地60％的中小煤礦。2007年山西就已經開始整頓煤礦，只是沒有去年力度那么大。

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的調查顯示，溫州投資省外煤礦的500億元民間資金將損失150億元左右，主要是資產評估損失、停工停產損失，以及機會成本與社會就業的損失，從而影響民間資金安全、區域金融穩定與民間投資行為等。

據悉，煤老板的煤礦轉讓給山西當地的國有企業需要簽訂一個協議，協議的名稱叫《進駐被兼并煤礦協議》。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的不完全統計顯示，目前95％的浙籍投資者均“自愿”與當地政府簽訂了兼并協議。

被公認“做得比較大”的溫州籍煤老板嚴將權(化名)去年9月就和山西煤炭運輸公司簽訂了《進駐被兼并煤礦協議》，他轉讓51％的股權給該公司。“不簽協議能行嗎?”嚴將權說，在晉城，如果煤老板自己不簽，那么將由市長代簽。

更讓嚴將權焦慮的是，轉讓協議簽了，可具體如何賠償，他還不知道。嚴將權有個老鄉，在山西，忻州的延平區有個煤礦，年產307Y噸，2008年他花了1.4億元兼并了周圍幾個礦，產能達到了90萬噸，可如今被強制掛靠到當地國企。“股權只有49％，而且對方一直都沒有談賠償的問題。”他說，“一分錢都還沒賠。”

山西省煤監部門一位負責人此前在媒體采訪時說，煤老板對30萬噸的煤礦一般開價2億元以上，但實際上能拿到一半就很不錯了。

夢斷迪拜炒樓

跟山西一起上了“投資黑榜”的還有迪拜。有數據顯示，在那場轟轟烈烈的迪拜巨債危機中，浙江商人在迪拜損失了20億元人民幣。

據曾收購迪拜當地電視臺而成名的阿聯酋溫州商會會長、亞洲商務衛視董事長王偉勝透露，從2003年開始，迪拜的樓市一路看漲，投資的回報率之高、回報周期之快均是傳統貿易所無法企及的。

“前些年，許多在迪拜從事傳統貿易的浙商手頭都會有好多套房子，這些房產的總價從幾百萬到幾千萬不等。不過，除了自住的房子稍微固定一點外，其他的房子就像流水一樣，經常變換。”王偉勝表示，他也是這波房產買賣中的一員，目前手頭亦有幾套。隨著去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迪拜樓價開始跳水，目前已下跌逾半。

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溫商告訴媒體，在迪拜從事貿易

的浙江老板超萬人，其中起碼半數以上擁有或買賣過房產，按照平均每人買一套，而一套以100萬元計算，浙商在迪拜投資樓市的總額便達50多億元，而現在樓市縮水一半，那么起碼有20多億元資產灰飛煙滅。

有報道指出，就單個華商而言，受損最大的當數溫商胡賓，他于2007年斥資2800萬美元買下了迪拜“世界地圖”中的“上海島”，目前已因金融風暴緊急叫停。除了胡賓，還有一些溫州商人在阿拉伯其他酋長國如沙加等地搞地產開發，目前這些項目進展較慢。

但王偉勝認為，中國媒體對迪拜和溫商的報道可能有些片面，巨債危機、房地產貶值對大部分溫商的影響不是很大。“大部分在迪拜的溫商以經商為主，買房子只是為了自住。大部分人選擇分期付款，所以被套的程度遠遠沒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嚴重。”他說。

周德文也認為，“在兩種情況下溫州的資本會選擇進入，一是低谷時，就是所謂的‘抄底’；另一種情況是看漲。迪拜市場屬于前者，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跟山西相比，迪拜市場是一個活結，無論是周德文還是王偉勝，都十分樂觀：“我們的共識是，迪拜的債務危機雖然有影響，但是這個市場底子好，就像股市，總會有起有落吧?我可沒聽說過有人會從那里撤資。”

實業與投資的落差

近年來在海外做生意的溫商的一個普遍感覺是，國外市場的生存環境正變得越來越嚴酷。老家在溫州瑞安的胡衛國在非洲做生意已經15年，是第一批進入非洲的中國商人，目前在喀麥隆、尼日利亞等國均有自己的商業網點。他說，2009年圣誕節生意是歷年來最差的，不是產品賣不出去，而是利潤越來越低。

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和絕大部分中國商人一樣，胡衛國的海外生意在2008年就已經下滑。他說，現在來非洲經商的中國人越來越多，銷售的大多是鞋革、服裝等傳統產品，互相競爭已使利潤下降至10％-20％。

胡衛國說，他接觸的很多中國商人，在艱難守護海外生意的同時，資金流向已經發生變化：大部分人開始把部分資金轉回國內，尋找新的投資機會；一部分人則逐漸淡出原有行業，向新興的產品領域拓展。

從非洲回到國內后，胡衛國在老家溫州一直忙著廠房建設，計劃生產一種新型建筑材料，何時投產還在觀望中。他說，他沒炒過一套房子，還是喜歡做實體企業，這樣讓人感到踏實可靠，收入源遠流長，不至于擔驚受怕。“我做貿易起家至今，知道實業才是國富民強的資本。”他說。

然而，胡衛國很快發現自己已經跟不上潮流，周邊的大部分朋友都選擇去做投資，且財富增長之快讓他望塵莫及。“你最近在投資什么?”這是去年朋友交流時經常聽到的話，這讓胡衛國難以啟齒說自己還在辦廠。

言談之間胡衛國免不了有些失落，當年在他帶領下發展起來的一些年輕朋友，在投資房地產暴富后，現在都懶得和他聯絡。

胡衛國的一個朋友2009年年初投入400萬元去炒房，短短一年時間不到，就已經賺到了1800萬元， “辦任何企業，也沒有炒房來的錢快、來的錢多，你說他還會有心思去做企業嗎!”胡衛國說。

在豐厚利潤的刺激下，溫州已經形成一種“全民投資”氛圍。民資瘋狂集結房地產，造就溫州超越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成為全國商品房價格最高的地方。

胡衛國認為，實體企業的不景氣，使溫州民資更加青睞房地產。

據不完全統計，溫州市區及樂清、永嘉等縣約有8萬多人在全國購置房產，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樓。

但周德文并不認為溫州炒房團是推高房價的“罪魁禍首”。“溫州7500億元的民間資本，投資在房地產領域最高峰時整體不超過20004L元，還是好幾年前。這在全國樓市這么大的盤子里，不起絕對作用，說房價高漲是溫州炒房團的因素，這是抬舉了溫州人，也是對溫商認識的不客觀。”他說。

周德文說，溫州炒房高峰是2001年到2003年，那時炒樓剛興起，見樓就收見房就買，達到瘋狂程度。當時國家在鼓勵房地產發展，各地都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這時候溫州資本投入是響應政府的號召。“你能說是錯了嗎?”

2006年到2007年也是一個炒房熱潮，溫州人走遍天下，包括海外。第三個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到金融危機影響，實業經營不景氣，一些游離資本就進入了房地產領域。另外，投資渠道不暢通，也讓一些資本進入了房地產領域。

一位溫州購房團的成員算了一筆賬：“按照回報率15％計算，這比任何一個產業都要賺錢，炒樓可以說是‘溫州第一產業’。”

資本的出路在轉型

有分析認為，做實業不如炒房這個問題的本質在于民間資金的出路。在擁有7500億元熱錢的溫州，中小企業借貸難問題始終解決，原因很簡單――中小企業的借貸大多用于制造業、加工業的發展，利息遠遠低于熱錢在“炒”來的利潤。可是，這么大一筆錢，也有自己的困局：暴利行業已基本被國企搶占，傳統的微利行業又沒有競爭優勢可言，錢投向何方及如何規避政策打壓始終是個難題。

這，已經到了溫商不得不直面的時候了。“我們必須承認，溫州資本客觀上導致了房價的上漲，”周德文坦率地說，“我們應該反思對外投資方式，例如，參與炒房。”

但他同時認為，雖然國家最近幾年下發了一些文件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對民間資本開放的領域越來越多，但是落實得不很理想。“尤其是去年，所以我說是流年不利。改革要使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但是種種跡象表明，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博弈中，民營企業經常受到傷害。”

從政策上講，國家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政府希望民間資本積極投資，促進經濟的發展。但在這個階段又處處體現“國進民退”的信號，特別是山西煤改后，許多手續齊全的小煤礦被強行清退但又得不到賠款，這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產生負面影響。

“現在商人們對資源性的項目心存顧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傳統行業受金融危機影響或者產業本身發展進入瓶頸，這樣就造成浙商資本出路的難題。”周德文說。

他認為，溫商的出路就是轉型，要走產品經營和資本經營相結合的道路。資本經營在短期內能夠獲利反哺實業，相輔相成。

“2009年是個轉折點，值得我們反思，之后對外投資會越來越理智，更符合外部環境的變化。具體來說，新的特點就是很多民間資本愿意投資具有穩定收益的金融領域。包括全國的商業銀行改制、小額貸款公司、農村合作社的改制，這里面都有浙商資本的痕跡。金融領域是我們資本轉型的一個重要出路，另外也包括創投領域的投資。”

第2篇：民間投資協議范文

【關鍵詞】BOT;融資模式;特許協議

一、BOT融資模式概述

BOT融資模式概念是由土耳其總理厄扎爾首先提出這一術語，經過多年的發展，在發達國家中，引入民營資本可以發揮私營機構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提高效率，減少政府短期開支，優化政府投資結構;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可以有效地拓寬資金來源，引進外資和利用本國民間資本，減少政府的財政支出和債務負擔，加快發展基礎設施，引進先進管理和技術等。

BOT融資模式是指政府部門通過特許協議，在規定的時間內，將項目授予投資者設立的項目公司，由項目公司負責該項目的投融資、建設、運營和維護，特許期滿后，項目公司將項目無償移交給政府。這種融資模式有以下特點：自然壟斷性――政府控制性強，公共服務性――服務質量影響大，資金投入量大――投資人投融資壓力大。現價段對于BOT融資模式的概念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BOT是指東道國政府通過特許協議授予外國投資者在特許協議規定的期限內，投資東道國基礎設施領域的專營權。 第二種觀點認為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經營―轉讓，是指政府通過契約授予私營企業（包括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并準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并賺取利潤;特許權期限屆滿時，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第三種觀點認為，民間興建營運后轉移模式以英文簡稱“BOT”稱之，即 Build（興建）、Operate（營運）以及 Transfer（轉移）三個單字的縮寫。其為將政府所規劃的工程交由民間投資興建并經營一段時間后，再由政府回收經營。

二、特許協議的法律性質

由于特許協議具有不同于一般投資契約的特點，關于其法律性質和法律地位問題，在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上，向有分歧，迄無定論。BOT融資模式有些資金是來源于國外，首先我們的認定它是國內法契約還是國際協議。其次，在確定其為國內法契約的同時，我認為其應當按特殊民事合同來對待，附有例外規定。

關于特許協議法律性質爭論的焦點，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國內法契約，另一種觀點認為是國際協議。這一爭論的影響主要涉及國家是否承擔責任和法律適用問題。

認為特許協議屬于國際法范疇的主要論點：一是特許協議中通常訂有選擇國際法原則或一般法律原則為準據法的條款，或附有國際仲裁條款，事實上是把協議“國際化”了。二是簽署協議的一方為國家，而協議的內容又是國家特許外國私人投資者享有專屬于國家的某種權利，這就表明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國家一方，基于協議的簽訂，已默示地承認另一方外國個人或法人為國際法主體，從而使協議具有國際協議的性質。

特許協議屬于國內法契約的主要論點：一是特許協議一方主體是國家，另一方主體為私人或公司，并非兩個國際法主體之間的關系，從而不屬于國際條約。早在1929年國際常設法院在塞爾維亞國債案中，即已明確宣示：“凡不是以國際法主體資格簽訂的任何契約，都是國內法上的契約。”二是特許協議法律關系的主體，都具有其本身的法定要素，不可能由任何一方賦予或默認。這在法理上是不能成立的。三是任何特許協議都是根據東道國的立法確定其權利義務關系及其他具體內容，并經東道國政府依法定程序審查批準而成立的，因此期應該屬于國內法上的契約 。

在這兩種觀點中，主張特許協議為國際協議，主要是資本輸出國為了對本國資本在外投資的保護，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相關制度不是很完善，政治不穩定情況突出，經濟政策受政治的影響很大。因此認為特許協議是國際協議這樣可以更好的保護其自身利益。

三、特許協議法律性質為國內法上的民事合同范疇

在確定了特許協議是國內法契約的基礎上，一種觀點認為其是行政合同的一部分。另一種觀點認為其屬于普通民事合同的范疇。第三種觀點認為屬于混合性同。

（一）特許協議是行政合同的一部分。法國法認為特許協議，屬于行政法范疇，稱為行政契約。其特點是契約當時人一方是公權力機關，有基于公共利益單方控制及改變契約執行的權力。協議適用法國行政法，由行政法院管轄，如葉茲（je’ze）、佩基洛（P‘equihot）等。協議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具有不對等性。

（二）特許協議是民事合同的范疇。在英、美普通法制國家，特許協議――政府與私人間所訂的政府契約，原則是適用普通契約法的規定。除非政府基于社會公益或契約妨礙政府正常職務的理由，行使國會權力，警察權或公用征收權，否則，不能廢棄普通法原則。由此我認為，非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特許協議屬于民事合同的一部分。

（三）特許協議是混合性合同。特許協議既有行政合同的特性也有民事合同的特性。政府既要履行合同中的義務，同時也有權基于公共利益修改或解除合同。這種觀點是不合理的，應該被摒棄 。

特許協議在BOT融資模式中處于重要的地位，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特許協議首先是國內法契約，其次是民事合同的一部分，非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不得對合同內容進行變更。只要這樣才能保證該合同的實際運行，平衡政府、企業和工程收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平衡。

參考文獻

[1] 謝嵐.政府介入與BOT特許協議專項立法初探[J].法學評論，1994.

[2] 陳安.國際經濟法新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第3篇：民間投資協議范文

造成這種局面的主因是，數月前該校涉嫌非法集資案全面爆發。

2015年2月2日，西安聯合學院辦事處人去樓空，資金鏈斷裂的消息不脛而走，數萬投資戶涌上街頭討說法。多位投資人稱，西安聯合學院涉案金額高達百億元，官方至今未公布具體數字。

西安聯合學院涉嫌非法集資案并非孤例，西安很多民辦院校深陷非法集資泥淖。當前，警方立案的西安民辦院校非法集資案件逾10起，涉及金額較大的除西安聯合學院外，還有西安華西專修大學（下稱華西大學）。 2015年6月6日，西安聯合學院涉嫌非法集資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施某被押解回西安。

民辦院校集資“雪球”越滾越大，直至資金鏈斷裂，問題全面爆發。西安民辦院校“非法集資”時間之久，涉案金額之大，涉及投資者之多，國內罕見。

素有“民辦教育硅谷”之稱的陜西，十多所民辦院校深陷非法集資之中。如何破解陜西民辦院校當前集資困局，將直接影響10多萬名投資者的利益，以及陜西未來民辦教育的走向。

民辦院校集資路

“陜西民辦院校向民間集資由來已久，只不過這幾年才集中爆發，其中多為民辦非學歷高校。規模較大的普通民辦高校雖有集資現象，目前尚能維持正常運轉。”一位從事民辦教育人士告訴《財經》記者。

華西大學創辦于1989年，由西安藍田向陽校區和紅河校區兩部分組成，占地面積1500多畝。2002年，華西大學推出“教育扶貧，信貸助學”舉措，最初與銀行合作，對自立上進的貧困學生由學校擔保，實行信貸助學，待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后逐步還貸。

2004年，華西大學以“扶貧教育”為名進行大規模集資，與投資人簽訂《合作助學協議書》，合作期一年獎勵為12%，合作兩年獎勵14%，合作三年獎勵15%。截至2013年，華西大學累計集資金額高達數十億元。

《合作助學協議書》顯示，2012年10月，華西大學以計劃在楊凌新建教工小區、優化教學設施助學項目名義，與諸多投資者簽訂協議，后者一次性提供給華西大學5萬元，合作助學期限為一年，到期后華西大學將按照年12%的利息，獎勵投資者6000元。

華西大學官網顯示，華西大學有向陽校區、紅河校區、江蘇昆山校區，合作協議所提到的楊凌校區，是華西大學的新建校區。正是這個號稱投資10億元的楊凌新校區，成為壓垮華西大學的最后稻草。

據《成都商報》報道，承包華西大學楊凌校區建設的“海南中航建設開發有限公司”是一家皮包公司，該公司在層層轉包中收取數千萬元的質保金后消失，致華西大學資金鏈斷裂，楊凌校區也陷入停滯狀態。

與華西大學融資模式類似，創建于1986年的西安聯合學院，原名“西安聯合大學職業學院培訓部”，校址位于西安市長安區子午大道南段。從2005年開始，陸續在西安、銅川、渭南、咸陽等地，設立辦事處招募業務人員，以借助社會力量出資辦學的名義向民間集資，年利息從10%到20%不等。

所不同的是，華西大學融資名義是建新校區，而聯合學院融資之名是要投資開發系列實體項目。據其宣傳資料顯示，開發項目包括觀光現代農業示范園、養老院，以及“西安航空旅游空中應急救援中心”項目。

一位張姓投資人說，“在過去幾年里，每個周末都會有幾十輛大巴車，把各地辦事處聯系好的人拉到上述示范園。在這里大家參觀后免費吃喝，聽業務員講投資回報前景，很多人覺得項目不錯，又礙于情面多少會投一些。”

相比華西大學，西安聯合學院集資規模更大，且大量資金并非全部用于教學，也沒有多少資金投入實體項目，主要是用來支付沉重的集資成本。

上述張姓投資人說，“除了利息，還有高額的傭金，加上學校管理等諸多因素，聯合學院的集資成本一度高達40%，而學校的利潤卻只有20%左右，因此資金缺口只會越來越大。”

2015年2月2月，西安聯合學院各地辦事處人去樓空，相關的負責人員失聯，引發大規模。西安市政府隨即成立工作組，西安聯合學院和華西大學負責人，因涉嫌非法集資案先后落網。

西安聯合學院多位投資人告訴《財經》記者，華西大學累計涉案數十億元，而聯合學院涉案金額遠高于華西大學。

2015年5月19日，西安市中級法院、檢察院、公安局三部門聯合通知稱，參與西安聯合學院集資人員，尚未在指定地點登記或到公安機關報案的，可就近到當地派出所或指定地點進行報案登記。報案時需攜帶本人身份證、合同、交款憑證等相關證據材料，說明集資經過、金額等情況。

截至目前，西安聯合學院涉案金額和人數，官方亦沒有公布具體信息。西安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員說，“目前警方正在偵辦期間，相關數據教育局也不掌握，西安市政府綜合六處負責工作組協調事宜。”

2015年6月6日，西安聯合學院辦事處副主任施某，被西安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民警從馬來西亞押解回西安，該案的五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網。

出境記錄顯示，早在2014年11月案發之前，該副主任便已經潛逃到馬來西亞。

合作助學變為非法集資

《財經》記者獲取的一份內部資料顯示，早在2011年6月1日，西安市公安局針對7所民辦院校涉嫌非法集資問題，以《我市民辦院校非法集資問題對社會穩定構成潛在威脅》報送西安市政府，提出五點建議化解危機。西安聯合學院和華西大學名列其中。

西安市公安局建議，由政府盡快召集相關部門進行研究，迅速制定對策，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建議教育、民政、監察等職能部門，迅速摸清非法募集資金民辦院校的情況，做好在校學生的分流和安置工作。“切實保護好在校學生和投資者的利益，維護西安市社會穩定。”

隨后，時任陜西省西安市副市長黃海青、朱智生作出批示，內容為“建議市金融辦研究，堅決制止此非法集資行為，督促有關方面加強監管制定返還方案，確保群眾不受損，否則依法予以懲處”。

但上述送閱件內容，未獲西安市政府相關部門證實。

公安建議和市長批示，并未阻止西安聯合學院等民辦學校繼續民間融資的腳步。

一位投資者說，“西安聯合學院曾深入到西安周邊村鎮進行宣傳，對投資者講政府有多支持民辦教育，助學投資有法可依，跟‘非法集資’不沾邊。”

曾在媒體工作15年的王漢（化名）投資之前仔細研究了相關法律法規，他認為法律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發展教育和社會培訓事業，于是，王漢與華西大學簽訂助學協議，先后總共投入130萬元。

然而，錢投進去沒幾個月，華西大學資金鏈出了問題，很多投資人無法抽回本錢，學校只能兌付利息。

“錢基本都是子女和親戚的，沒想到退休了深陷其中，為了討回錢，曾多次向西安警方報案，而警方給的回復是，民間借貸警方不予立案。”王漢說。

討債無果下，從2013年1月開始，近百戶債權人，向西安市仲裁委員會就華西大學借款辦學合同糾紛案申請仲裁。仲裁書認定，該《合作助學協議》名為助學協議，實為民間借貸協議，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具有法律效力。

贏得仲裁后，債權人向法院申請執行。但“直至2013年10月，西安市中級法院一直不予執行，無奈之下，諸多債權人又向華西大學所在地藍田縣公安局報案，藍田縣公安局僅做了情況登記。”王漢說。

華西大學的一名投資人稱，“從2011年底開始，華西大學資金鏈就已斷裂，很多人開始向警方和政府部門反映，遺憾的是無人重視此事。沒想到現在自己成了非法集資的參與者。”

陜西樹理律師事務所律師趙振凱介紹說，“由于民辦院校資產權屬不清晰，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之間界限模糊，因此非法與合法很難認定。每一所民辦院校的資金流向不同，如果集資款沒有用到辦學上，而是挪作他用，則可能構成非法集資甚至涉嫌集資詐騙犯罪。”

近十年來，不只西安聯合學院和華西大學，還有更多陜西民辦學校深陷非法集資之中，包括西安金融財貿學院、西安高新技術培訓學院、西安城建職業技術學院、西安電子科技專修學院、西安華夏專修大學等10多所民辦學校。

2014年11月21日，西安中級法院對西安高新技術培訓學院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進行宣判，該校負責人刁繼花、刁繼珍被判無期徒刑。該案涉案金額高達3.6億元，為當地法院近三年審理的最大一起非法集資案。

民辦高校困局

陜西民辦院校經歷30年發展，顯露出不尋常的“疲態”，在融資渠道窄、生源短缺雙重壓力下，民辦院校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自1984年西安培華女子大學（民辦公助）成立，至2014年底，陜西目前有民辦高校（機構）68所，多數學校位于西安。

西安一位民辦高校負責人說，陜西民辦院校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84年至1994年是民辦高校起步階段，投入資金相對較少，購置桌椅板凳即可招生開課。在此期間，陜西涌現出了一批知名民辦高校，民間辦學蔚然成風，形成強烈的聚集效應。

1994年至2004年，陜西民辦高校進入快速擴張期，由最初幾所劇增至幾十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學生對學校軟硬件有了更高要求，為了能招到更多的學生，民辦院校開始注重軟硬件投入，大規模地開始修建新校舍，資金需求量進一步加大。

西安聯合學院一位原高管稱，“因民辦學校權屬不清晰，多數民辦院校是租賃土地，無法從銀行獲得資金支持。為了緩減資金壓力，便向民間進行大規模集資，很多院校負責人起初想法都是好的，但后來窟窿太大停不下來。”

2004年至2014年，是民辦高校發展最為艱難的十年，由于資金來源持續單一、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質量和特色不夠鮮明、權力主體關系混雜，以及就業體制改革、高教發展方式調整等，對民辦院校形成倒逼態勢，隨著生源大面積減少，導致民辦高校危機進一步加劇。

陜西省教育廳一位退休官員說，“民辦高校的收入主要依靠學費，所以招生的多少，直接關系到一所民辦高校生死存亡。雖然法律上明確了民辦教育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但民辦高校并沒有真正從社會非公共資金、資產中籌集到足額經費和資產。”

近年來，民辦高校在生源上遭遇幾股“寒流”――隨著公辦大學大規模擴招，導致民辦高校可選擇的生源逐步減少;公辦本科院校興起的三本學院，“分食”了民辦高校的生源市場;民辦高校自身最吸引學生的高等教育學歷文憑考試，在2004年也被取消，由此加劇了民辦高校的危機。

多重壓力下，諸多民辦高校高息向民間進行集資，以“滾雪球”模式維系著資金鏈。隨著生源驟減，學校運行成本不斷增加，“雪球”越滾越大，很多民辦院校陷入了“拆東墻補西墻”的泥潭，西安聯合學院和華西大學最為典型。

前述西安聯合學院原高管告訴《財經》記者，“民辦院校支出遠遠高于公辦院校，主要是教學成本、后勤保障服務，以及宣傳費用。民辦院校的領導都是有理想抱負的人，如果僅僅是為了賺錢，應該是去選擇做生意，不會搞教育辦學校。”

據《中國教育報》報道，公辦高校向商業銀行貸款可以享受政府貼息的優惠，但民辦高校卻難以從政府獲得貼息補助。公辦高校師生可以申請政府研究資助，民辦高校師生也不具有申請政府研究資助的資格，直到2008年才首次有兩所民辦高校獲得國家社科資金和自然科學資金的資助，實現零的突破。

2012年9月，《寧波大學學報》刊文稱，陜西民辦高校從1984年的第一所學校開辦至今，民辦高校平均生存年限僅9.7年。從1992年至2002年，陜西共批準民辦高等教育機構145所，合并、注銷了91所，倒閉的比率達 62.75%。

陜西涉嫌非法集資的民辦院校多是培訓專修學校，即民辦非學歷機構，是指面向社會舉辦的教學內容屬于高等教育層次，但不具備頒發國家高等教育學歷證書資格的各類培訓、進修、輔導、補習等非學歷高等學校。目前陜西有50所民辦非學歷機構。

陜西一位民辦高校負責人說，“依據《民辦教育促進法》第36條規定，民辦學校對舉辦者投入民辦學校的資產、國有資產、受贈的財產以及辦學積累，享有法人財產權，但《物權法》及《擔保法》均規定，學校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教育設施不得抵押。”

第4篇：民間投資協議范文

6月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證監會等12個中央部委聯合下發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進入物流領域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加大對民間資本投資物流領域的支持力度，為民營物流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

《意見》積極引導民間資本投資第三方物流服務領域。積極支持民間資本投資從事社會化物流服務，為民間資本投資參與承接傳統制造業、商貿業的物流服務外包創造條件；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多式聯運、集裝箱、供應鏈管理、國際物流和保稅物流等物流業重點領域；支持民間資本進入物流園區等物流基礎設施領域，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參與鐵水聯運、公水聯運等轉運中心設施建設。

《意見》要求加快形成支持民間資本進入物流領域的管理體制。打破阻礙物流設施資源整合利用的管理瓶頸，鼓勵目前只為本行業本系統提供服務的倉儲、運輸設施向社會開放；完善資質審批管理，進一步清理針對物流企業的資質審批項目，對于法律未規定或國務院未批準必須由法人機構申請的資質，由民營物流企業總部統一申請獲得后，其非法人分支機構可向所在地有關部門備案獲得；簡化注冊經營手續，民間資本投資設立物流企業，在總部統一辦理工商登記注冊和經營審批手續后，其非法人分支機構可持總部出具的文件，直接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請登記注冊，免予辦理工商登記核轉手續。

《意見》要求為民營物流企業創造公平規范的市場競爭環境。切實減輕民營物流企業稅收負擔，符合條件的企業同等享受營業稅差額納稅試點政策，同等享受已經出臺的大宗商品倉儲設施用地城鎮土地使用稅減半征收政策；加大對民營物流企業的土地政策支持力度，鼓勵利用舊廠房、閑置倉庫等建設符合規劃的物流設施，涉及原劃撥土地使用權轉讓或租賃的，經批準可采取協議方式供應；優化民營物流企業融資環境，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積極提供必要的融資支持，完善融資擔保制度，發展物流業股權投資基金，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上市和發行債券；促進民營物流企業車輛便利通行，享受同等的通行證發放、進城停靠等便利通行政策。

《意見》明確支持鼓勵民營物流企業做強做大。推動民營物流企業加快向現代物流企業轉變，鼓勵現有單一從事運輸、倉儲、貨代、船代、無船承運人等服務的民營企業整合功能、延伸服務，加快向具有較強資源整合和綜合服務能力的現代物流企業轉型，鼓勵中小民營物流企業加強聯盟合作，支持大型優勢民營物流企業加快兼并重組，加快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規模和國際競爭力的民營物流企業；積極支持民營物流企業開展國際合作，鼓勵“走出去”，加快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物流服務網絡；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及時反映企業發展問題，引導加強行業自律，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促進企業健康發展。

第5篇：民間投資協議范文

【關鍵詞】PPP模式；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目前，我國經濟M入新常態，增速放緩，鋼鐵、煤炭、制造業等行業產能過剩。全面推進城鎮化建設，但地方政府面臨著財政壓力，融資難度在不斷增大。2016年10月，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闡明，中國中央政府債務非常健康，占GDP的18%，擴張較快的主要是地方債務問題。我國地方性債務風險慢慢凸顯出來，地方政府應該給予高度的重視。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而將PPP模式中民間資本的引入公共設施和物品的建設，有利于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對化解地方性債務風險具有重大的影響和作用。

一、PPP模式的概念和特征

北京4號線的建設，借鑒剛剛地鐵投資運營的經驗，首次接受社會資本，投資額高達153億元，是中國內地的社會資金首次參與公共設施的建設。PPP 融資模式是一種新的合作方式，是對公共部門與私人企業合作融資模式的簡稱，主要指政府和企業就某些項目，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公益項目等，達成的相互合作意識，能夠最大化的實現預期效果。與傳統的融資模式相比，最大的優勢將風險分攤到不同的投資方，降低公共部門的風險，擴大資金來源，能夠有效的幫助地方政府減少債務，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PPP模式有很多種，主要有管理協議、BOO/BOT/BLT/ BOOT、運營維護協議、非公共機構擁有等模式。相對BT、BOT，PPP模式的核心是項目管理，該模式的運用滲透在整個項目的環節和流程，是一種全新的模式，為政府注入大量的資金，使得企業參與政府項目的建設，政府在某些項目上慢慢放權，鼓勵企業對公共項目進行投資，加大政府和企業間的合作范圍，使得政府和社會公眾之間的信息流通更快，最終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為社會服務和建設作出貢獻。

二、PPP模式化解地方政府債務的路徑選擇

1.推進PPP立法進程

任何模式的運行都需要相應的規章制度來進行理論指導，PPP模式也不例外。因此我國應該加快《PPP管理法》的成文，不然地方政府在引進民間資本的過程中無法可依，無據可查，對PPP模式的正確運用具有一定的阻礙作用，不利于提高地方基礎設施的建設。首先應該明確政府和民間投資方的責任，規范PPP模式的流程和規定相關部門的職責，對政府和投資方的行為進行約束和明確他們的職責，避免出現職責不明確的混亂現象，確保各參與方在項目的授權、設計、融資、建造、運營管理等流程中協議效力；然后構建PPP項目的監管機制，從項目價格到項目的監督最后到項目財務信息的披露等進行監督與管理，保障公共設施的順利建設；最后加強PPP模式應用的頂層設計在與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管理機制的銜接、激勵約束機制的設計、政府擔保條件、合同履行的監管、爭議解決機制等方面的研究，通過推行規范化、科學化的 PPP 模式達到有效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的效果。

2.基礎設施方面

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地方債務的主要來源之一，基礎設施的投資量大，建設周期長，資金回收的效率慢。本文分別從現存已有的基礎設施和新建的基礎設施兩個方面分析PPP模式化解政府債務風險。對現存的基礎設施，地方政府可以采用轉租或政府授權給民間企業的特許經營權等方式對項目進行管理，還可以通過建TOT形式將基礎設置移交給私人部門，實質上是基礎設施運營完全市場化運作，進而減少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私人部門在經營過程中獲益；對已有的基礎設施進行擴建，地方政府BOT、OTO、TOT等形式與社會資本合作，既政府將改造升級的項目轉讓給民間資本，由其進行改建升級，之后授予其一定期限的經營權，經營權到期后移交政府，進而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對新建的基礎設施，可以采用建設-擁有-經營（BOO），建設-轉讓-經營（BTO）、建造-擁有-運營-移交（BOOT）、民間主動融資（PFI）等PPP模式，項目選擇過程中注意選擇效應好、回報能力強的項目，同時對于回報能力弱的項目給予一定的激勵和保障。

3.創新發展PPP模式

自全面推行 PPP 模式以來，中央及各部委下發和出臺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政策，同時財政部公布了第一批 PPP 項目30個，設計投資額達到1800億元，2015 年公布第二批 PPP 項目206項，涉及總投資額 6589 億元，第三批也于近期公布，共有 1070 個項目申報，申報計劃總投資額達到2.2萬億元。當前我國關于PPP的管理和模式的規章制度還不完善，這需要地方政府多多關注，加快對PPP管理法的推進工作，為吸引更多的民間資本提供法律保障和物質基礎。不同的公共設施、公共物品等具有不同的特征和特性，因此創新PPP模式對化解政府債務危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地方政府存量債務方面，PPP模式具有分擔風險和收益的作用，以此可考慮建立PPP數據管理庫，加強對地方性債務風險的管理；在地方政府增量債務方面，PPP模式將政府風險轉移給私人部門，減少政府增量債務。同時，要不斷對現存的PPP模式不斷創新與探索，當前國家已經暫停BT模式，探索并應用新模式成為化解地方政府債務的最佳選擇，如BOT、BOOT。

三、結語

綜上所述，PPP模式為解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指明道路，為給社會和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奠定資金來源，為推動城鎮會的全面發展提供動力來源。PPP模式中各利益參與方分擔政府的債務風險，減少政府債務存量和增量，因此PPP模式成為國內外學者不斷研究和重視的熱點。但傳統的PPP模式不適應當前經濟的發展，因此在解決政府債務危機中，要根據不同的政府項目，不斷創新、完善PPP模式，加快推進PPP模式的立法工作，使得PPP模式能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從而PPP模式更加規范化、制度化、專業化。

參考文獻：

[1]王曙光，魏來.PPP 模式下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的政策研究[J].管理觀察，2016（5）：50-51.

[2]姚建兵.PPP融資模式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中的作用及風險分析[J].財經界（學術版），2015（18）：69.

第6篇：民間投資協議范文

大陸將切實履行服務貿易協議相關承諾

針對兩岸近日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范麗青表示，大陸方面將積極采取措施切實履行相關承諾，希望臺灣方面也能盡快完成內部程序，推動協議早日生效實施，使兩岸業者和民眾早日受惠。對于近期攻擊服務貿易的言論以及島內民眾的擔憂，范麗青強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經簽署，大陸方面將積極采取措施切實履行承諾。若出現某些條款在島內審查遇阻等情況，將按服務貿易協議里“緊急情況的磋商”條款處理。

大陸將針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生效后對兩岸業者進行一些輔導

針對兩岸服務貿易部分相關問題，有記者提出，臺灣很多服務業者是中小企業，他們對大陸市場并不太熟悉，后續大陸方面會不會針對臺灣業者做一些推介或者輔導的工作時，范麗青表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生效以后，大陸方面會根據開放市場的情況以及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兩岸業者進行一些輔導，以使業者盡快熟悉這樣的開放政策，用好這樣的開放政策，使兩岸的業者和民眾能夠早日受惠。

第五屆海峽論壇成果豐碩兩岸同胞血濃于水

針對近日在福建成功舉辦的第五屆海峽論壇，范麗青表示，本屆論壇以“更新、更深、更實”為特點，突出“聚焦親情、共圓夢想”，順應兩岸同胞加強交流合作的共同愿望，呼應兩岸民眾的新祈盼、新需求，再次搭建起讓兩岸民間組織和基層民眾共商合作、共話夢想的民間交流大舞臺。第五屆海峽論壇成果豐碩，充分展現了兩岸同胞血濃于水的深情厚誼，展現了兩岸人民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愿望，展現了論壇對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獨特作用，書寫了兩岸民間交流史上的新篇章。

談發表“臺灣防務政策藍皮書”：別有用心

有記者指出，近日發表了“臺灣防務政策藍皮書”，稱若未來執政將會大幅提高軍事投資經費、增加武器研制經費比例，并擴大與美日方面的合作。對此，范麗青表示，最大的問題是“”，它的很多政策都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如果置中華民族利益于不顧，是不得人心的。

第7篇：民間投資協議范文

    1、民間消費的恢復及原油價格的上漲等外部環境的好轉支撐著景氣

    在1997年泰銖危機波及近鄰各國的過程中,印尼受到了最嚴重的影響,1998年、1999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與前一年相比分別減少13.2%,增加0.2%,從而大幅度地下降了。但是,其后經濟指標又逐漸好轉,2000年第2季度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比前一年增加了401%。如果考慮到亞洲經濟危機后的迅速下降,其恢復的速度是很緩慢的,但由于民間消費開始好轉,其后又有出口擴大和官方資本投入的支撐,經濟處于緩慢的恢復過程。以下分別來看這些情況。

    首先,民間消費于1998年下半年開始止跌,1999年下半年開始多于前一年,其后以收入較高的階層為中心穩步上升。從汽車銷售量來看,2000年上半年只有1997年高峰期的約60%,仍然處于低水平,但與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1%,恢復基調趨于明朗。此外,摩托車的銷售數量等也有顯著的增加,另外一些品種的銷售數量也在恢復。

    就出口來看,由于世界性需求持續擴大,加之原油價格的上漲等外部環境的好轉,2000年以后已趨于增加。1999年僅比前一年減少0.7%的出口2000年1-8月期間有了迅速增加,比前一年同期增加31.2%。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原油價格上漲,石油、煤氣(約占出口的20%)的出口大幅度增加,而且進入2000年以后,機械儀器、電子工程等工業制品的出口也有了好轉。

    關于官方資本,因巴厘銀行問題而中斷貸款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又開始提供貸款,同時印尼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了今后3年期間實施合計50億美元新貸款的協議。隨著該協議的簽訂,迄今已提供了合計7.2億美元的貸款,2000年9月接受了第二份意向書后,又批準實行4.0億美元的貸款。進而,以世界銀行為主席的支援印尼國際會議(CGI)也以填補財政赤字為目的,批準了2000年度實施總額47億美元的援助。這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攬子貸款計劃及CGI等國際性官方資本支援的流入支撐著景氣的恢復,這種情況也不能忽視。

    2、由于政治、社會不穩定,國內需求還未開始真正恢復

    下面來看看民間投資。民間投資的恢復較晚。由于印尼的銀行資金仲介機能依然較弱(后述),政治、社會尚未穩定,國內及國外的投資家仍對印尼報著謹慎的態度。其結果,資金因證券投資仍大量流出,而與貨幣危機前的1995年的水平(399億美元)對比來看,來自國外的直接投資仍處于很低的水平。的確,2000年1-7月的直接投資批準額為60.4億美元,與前一年同期的21.2億美元相比改善了許多。其主要原因是一部分情況較好的產業領域依靠外資對既存的生產設備進行更新和擴充。情況較好的產業指不依賴國內資金的外資出口產業及通過民間消費的好轉來恢復企業資金籌集的食品、紡織品、化學、醫療等面向國內消費者的產業。但是,與貨幣調整促使直接投資和企業的合并與收購活躍化的韓國等相比,印尼因政治、社會的不穩定,加上原來就不成熟的產業基礎及法律上的不完善,大規模的新的投資仍然處于觀望狀態。

    1999年10月成立的瓦西德政權是經過民主的、合法的程序舉國一致選出的內閣,國內外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以往處于下降狀態的匯率和股價等都趨于上升。但是,這一期望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其背景之一是,瓦西德政權雖然與貪污、結黨營私、親緣主義訣別了,但總統的決策過程顯得獨斷專行,其言行變化無常,缺乏一貫性。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由于聯合政權內部圍繞政策問題產生了對立,總統與閣僚及議會之間趨于對立。2000年8月,在彈劾總統的傳聞聲中,召開了印尼最高的立法機關人民協商會議年度大會。瓦西德總統通過把部分日常政務轉給副總統梅加瓦蒂管理而渡過了人民協議會議這一關,但其政權依然是很脆弱的。亞齊特區省和伊里安查亞省的獨立問題、馬魯古省的宗教斗爭等地方的分離活動和騷亂、政府軍的守舊派與蘇哈托家族所代表的舊體制派之間的對立也是政局不穩的因素。這種國內的政治、社會的不安定情況,加上美國的利率提高所導致的國內外利率差距的縮小等國外的因素,2000年以后印尼便受到國內外投資者的唾棄,以致2000年初至9月末的匯率下降了19.0%,股價也下降了37.8%。

    如上所述,民間消費和外部環境雖有好轉,但由于企業部門的不景氣和政治、社會的不安定,經濟雖然有緩慢的恢復,但并沒有進入真正的恢復狀態。

    二、結構改革的進行

    印尼的民間投資要進入真正恢復的狀態,對外債務問題的解決、金融體系的重組、企業債務的減少等結構改革是不可缺少的。本章擬考察一下作為經濟、金融方面課題的這3個問題究竟解決到什么程度。

    1、外債問題的解決

    (1)比亞洲經濟危機前多的外債余額

    印尼從60年代援助印尼國際財團組成的國際性支援體制完善后,就開始對外借款作為開發資金的來源,因此官方外債逐漸增多。不過,長期提供支援的結果,官方外債不斷累積,但援助印尼國際會議每年的支援金額都抑制在50億美元左右。但是,由于國內企業集團在景氣好的背景下擴大了設備投資,并選擇了表面上成本低的對外外匯商業貸款,而沒有選擇高利率的國內貨幣貸款,因此1990年以后民間外債急速增加,1997年達到了822億美元,約占外債總額的60%。其結果,本來就比其他亞洲近鄰國家重的印尼的外債負擔更加沉重,1997年的債務償還比率為44.6%,外債對國內生產總值比為63.6%,均處于高水平。

    亞洲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印尼盾匯率的大幅度下跌造成:①盾的還債負擔迅速加重(2000年9月底的匯率貶值率也達到了72.3%〈以1997年6月底為基準〉),②國際收支、財政的迅速惡化所致的官方貸款增加。這樣,1998年外債累計達到了1509億美元。

    就1995年和1998年這兩個時期的債務指標(對外債務額/國民生產總值、債務償還比率)與其他亞洲及中南美主要國家相比,印尼的債務負擔自亞洲貨幣危機就已非常沉重,危機后該指標進一步惡化了。

    (2)即使同意延期償還官方債務,民間債務的重組仍不活躍

    從1999年底的對外債務額(1414億美元)的內容來看,政府為758億美元,民間為656億美元。其中,就政府債務來看,官方外債和對外民間銀行債務的延期償還均得到了批準。官方外債中兩項的延期償還已經得到巴黎俱樂部(由19個債權國組成)的批準,即:1998年9月批準、1997年7月以前借入的、預定1998年8月至2000年3月底到期的本金42億美元,2000年4月批準、2000年3月底之前到期的58億美元。此外,就政府的對外民間銀行債務來看,1999年3月倫敦俱樂部批準2000年3月底之前到期的2.1億美元、2000年9月批準、2002年3月底之前到期的3.4元的延期償還。

    另一方面,就民間外債(合計656億美元,其中:銀行部門101億美元,非銀行部門526億美元、證券部門29億美元)來看,非銀行部門占了民間外債的大部分,解決債務問題的框架雖已形成(詳見后述),但債務重組仍然沒有什么進展。這從政府和銀行的外債重組實行額(1999年)為合同額的80.9%、98.4%,而非銀行部門的重組實行額僅有14.7%的情況也可知道(表1)。民間部門當事者數量很多,債權者方面的態度呈多種多樣,債務者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問題顯得復雜且不透明,這是談判遲緩的主要原因。但是,民間非銀行部門的外債額1998年底已多達728億美元,因此該領域的債務重組需盡快實施。

    表1 對外債務的進展情況

    (單位:億美元)

    外債重組金額

    外債余額    合同額   實行額  比重

    (1998年底)  (1999年) (1999年) (%)

    政府       673      47     38   80.9

    民間       836      295     96   32.5

    銀行部門     108      63     62   98.4

    非銀行部門    728      232     34   14.7

    合計       1509      342    134   39.2

    資料來源:印度尼西亞銀行。

    2、金額體系的重組

    印尼金融危機深刻化的背景是金融體系本來就很脆弱。這里擬回顧一下印尼的貨幣危機擴大為金融危機的過程,并考察一下其現狀。

    (1)脆弱的金融體系

第8篇：民間投資協議范文

關鍵詞：紹興地鐵;準公共產品;PPP模式;建設運營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國際上，PPP一般被理解為政府與私營企業撐起合作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各種形式（包括BOT、BOO、TOT其各種演變形式）的統稱。

近期，中央持續釋放出推行PPP模式的政策信號：國務院、財政部、發改委等部門相繼出臺文件，大力推廣運用PPP模式。目前力推PPP模式有如下四個方面的考慮：（1）政府財稅制度改革的需要，多采用股權而非債權模式從事基礎設施、公共事業開發，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債務無序增長;（2）以競爭方式向社會購買服務，提高服務質量和提升服務效率，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政府監管;（3）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給民營資本平等競爭的機會;（4）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大量基礎設施、公用設施建設的融資需求。

1.一線城市地鐵建設PPP融資模式對紹興的啟示

引入多元投資主體降低政府財政壓力。軌道交通項目兼具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特征，由此決定了軌道交通服務可以由政府部門提供，也可以由企業提供，還可以由政府部門和企業合作進行提供。近年來，多地政府為解決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資金短缺及效率問題，“政府主導+商業化運作”的混合投融資模式成為軌道交通投融資的主流。北京四號線，杭州一號線等地鐵線路均引入了社會合作者―港鐵公司，降低當地政府的投資壓力。

就紹興而言，要借鑒類似城市的做法，通過競爭方式，積極引入類似港鐵等具有豐富運營經驗和龐大資金實力企業;紹興也要充分利用民間資本充裕的優勢，力爭在政府相對控股的基礎上，大力引進民間資金，開展股份合作。

注重沿線物業和廣告等開發，提高項目盈利能力。軌道交通項目具有明顯的準公益性特征，國內大部分的地鐵項目都是虧損的，只有香港地鐵的“以地養鐵”模式才實現了盈利。而杭州地鐵一號線則是一個在運營上成功的案例。自2012年底正式運營以來，2015年預計就能做到盈虧平衡（即運營收入能彌補除折舊、財務成本、租金外的總成本），預計三年后將做到現金流總平衡，八年后，將實現總成本平衡。

以契約方式實現收益共享、風險共擔。收益分配與風險分擔是PPP成功的核心。通過簽署項目特許協議劃分政府與項目公司的收益分配與風險分擔機制，避免暴力和虧損，保障準公益性項目的高效、穩定運營。北京地鐵四號線政府部門提出了一套解決方案，比方說一定期限內客流量低，設計一種財務補償機制，如果長期低則可以按市場公允價格回購B部分項目資產。客流量如果高了，政府就參與分成，甚至全部拿走，這就解決了客流風險的分配機制問題。

2.PPP融資模式可行性分析及機制設計

2.1實施PPP模式的條件

PPP模式能否成功運用于城市軌道交通項目取決于多種因素。

（一）政府部門為PPP模式的運作創造一個良好的政府環境和市場環境，是實現PPP模式的基本條件。

一方面，政府部門的各種行政審批權的下放或解除，是減少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的重要舉措;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推進基礎設施的市場化進程，更需要政府轉化職能，盡量采用市場化的或激勵性的支持手段，為基礎設施產業長期持續地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另外，在項目進行PPP模式運作時，需要在項目設計、融資、運營、管理和維護等各個階段，對政府部門與企業各自需承擔的責任、義務和風險進行明確界定，保護雙方利益。近期政府出臺的清晰、完善的法律和法規制度為紹興地鐵PPP運行提供了保證。

（二）培養產權清晰、具有自我約束機制的市場競爭主體，塑造適度競爭科學的市場結構，是實現PPP項目運作的微觀基礎。

在軌道交通運營業務、沿線商業開發等具有潛在競爭性的環節上，國有資本可以戰略退出，最大限度地引入民間資本，鼓勵競爭;而在具有自然壟斷特征的基礎網絡上仍然需要保持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保持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因此，要成功實現軌道交通等公用事業的PPP項目運作，還必須加快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加快民營基礎設施企業的發展壯大，進一步促進我國公用事業領域打破壟斷、引入社會投資，構造一個產權主體多元化、有利于對企業形成有效激勵約束機制的適度競爭市場。

（三）建立、健全投融資中介服務體系是成功實現PPP項目的技術保障。

PPP模式的運作采用項目特許經營權的方式，進行結構融資、項目融資，廣泛運用比較復雜的金融、財務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專業化機構和人才的支持是項目運作所必需的。軌道交通項目的PPP模式運作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在融資顧問、財務顧問、技術顧問、客流調查顧問、法律顧問等專業化中介機構的共同協作下才能完成。因而，成熟完善的投融資中介服務體系，是高質量、低成本完成項目融資任務的保證。

2.2 紹興地鐵PPP運行機制設計

（一）準確定位軌道交通項目的準公共產品經濟屬性，設計公私合作方式的盈利模式

如何在經濟上科學合理地區分公益性與盈利性關系，是實現公私合作需首先解決的財務條件。針對這一難題，參照一線城市地鐵融資模式，從界定項目經濟價值入手，采用結構融資技術，在投資上將一個地鐵項目分成A、B兩部分，A部分為公益性部分，由政府投資;B部分為盈利性部分，由社會投資，并通過項目一定時期內的經營收入實現合理回報，建立軌道交通項目的盈利財務模型。

（1）確定軌道交通項目政府投資與社會投資的基礎比例關系

在對軌道交通運營成本、預測客流和票價結構等方面進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擬通過數據統計分析和預測，建立軌道交通項目壽命期現金流量模型，以經營期30年、回報率10%為假設條件，計算得到新建地鐵項目30年的財務凈現值的總額（即軌道交通項目市場估價值）約占項目總投資的X%，另外（100-X）%投資不具市場價值，應為公益性投資。X%具有市場價值的投資部分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吸引社會投資解決，（100-X）%公益性投資部分只能由政府財力解決。

（2）通過“影子票價”解決地鐵項目政府定價與市場定價相背離的問題

軌道交通影子票價體現了應通過價格合理消化的軌道交通行業企業正常的成本上漲因素。按政府定價計算的平均人次票價與按影子票價計算的平均人次票價差額部分，由政府與社會投資共擔。這一機制能夠建立軌道交通項目政府定價與市場價格間的橋梁。

（3）采用公益性資產租賃的方式，實現在同一項目上對公益性資產與盈利性資產管理的整體性，

軌道交通項目在投資上可以分為公益性與盈利性兩部分，并分別由政府投資方與特許公司兩個業主負責建設，但在資產管理、運營管理上，又必須統一起來。因此，設計資產租賃的方式，由特許公司通過租賃公益性部分資產、向政府投資方繳納租金的方式取得公益性資產的使用權。

（二）設計合理保障機制，妥善處理好公共產品持續經營與經營性風險的關系

縱觀各地基礎設施市場化運作的成功案例，關鍵在于合理分配項目的收益與風險，要避免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一種是項目實際收益過高，政府迫于公眾壓力，向社會投資者收回項目經營權;另一種是項目實際收益過低甚至持續虧損，投資者退出。

對于準公共產品，構造適度盈利、適度風險的保障機制，對實現軌道交通公私合作投融資方式至關重要。主要設計以下兩個機制，為項目持續運營提供保障。

（1）設計租金調整機制

以特許公司租賃政府投資的公益性部分資產所繳納的租金為蓄水池，在項目成長期，如果實際客流低于預測客流一定比例（將導致特許公司經營困難，危及項目運行，并影響公眾出行），政府投資方適當減免租金，增強項目的抗風險能力;在項目的成熟期，如果實際客流超出預測客流一定比例，政府投資方適當調增租金，以回收部分政府投資，避免項目產生超額利潤。

（2）設計合理的社會投資退出機制

考慮到軌道交通服務的公益性，當不可抗力發生且影響嚴重，為保證正常系統安全運行，投資者需退出，政府有義務介入，以保證公眾的利益不受損害。如因投資者自身經營不善、違約導致退出，政府將折價甚至無償接管B部分資產;如因不可抗力、政策調整以及非經營性因素導致退出，政府需要給予投資人以公允價格補償。

（三）簽訂《特許經營協議》，明確界定政府與特許公司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政府通過與特許公司簽署《特許經營協議》來落實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即明確政府與特許公司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特許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政企雙方在特許權的授予、建設分工和銜接機制、票價水平、票價結算機制、客流風險分擔機制、一般補償辦法、終止補償辦法等方面的權利義務關系。另外，特許公司與政府投資的A部分資產業主間的資產租賃關系，也需要簽訂《資產租賃協議》，約定租金水平和租金方式，取得資產使用權，并負責經營期間的維護，特許期滿要完好地歸還A部分資產。

（四）強化政府監管機制建設，確保公眾利益

政府部門通過明確《特許經營協議》中有關安全、質量標準和罰則，增大政府部門對公用事業的監管幅度和深度。在監管范圍上，包括投資、建設、運營的全過程。在監管時序上，包括事前監管、事中監管和事后監管。在監管層次上，如發生一般違約事項，以經濟處罰為主，實施一般監管;如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政府擁有介入權，實施特殊監管，以切實保護公眾利益;如特許公司嚴重違反《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政府有權采取最終監管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

設計的項目運行示意圖如圖1所示：

圖1 紹興地鐵1號線PPP融資建設框架

3.小結

紹興地鐵運用PPP的實施實施，引入社會投資籌集部分建設資金，將大大分擔市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可加快城市軌道交通建設速度;可以改變政府一家獨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有利于轉化政府職能，推進公用事業市場化進程。市政府通過《特許協議》制定規則，強化監管，從而使政府部門實現從地鐵間接經營者向監管者的職能轉變，既有利于通過企業自主經營充分發揮企業的積極性，提高地鐵運營管理水平，又可以通過完善政府監管確保運營的安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參考文獻

[1] 賈康、孫潔.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的概念、起源與功能[J].中國政府采購， 2014，6：12-21.

第9篇：民間投資協議范文

矛盾，廣泛吸引社會資本，加快社會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一些省市實行的項目法人招標，成為探索建立市場化的項目建設、運營、管理良性機制，促進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重要制度。湖南省洮水水庫項目法人招標工作的圓滿完成開創了國內水利基礎設施項目實行法人招標的先河。

一

項目法人招標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是投融資和招投標體制的一項重大創新。狹義的項目法人招標通常被稱為PPP模式（Pubu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利用民營機構在

融資、技術和實務方面的優勢為政府公共機構服務，政府通過無償資金補助等提供支持。廣義的項目法人招標除PPP模式外，還有BOT（建設——運營——移交）、BT（建設——移交）、代建制等模式。近年來，在國外，項目法人招標的應用領域、項目數量逐年增加；在國內，2001年北京奧運場館的5個項目成功運用了項目法人招標方式，項目總投資194億元，其中政府僅出資20億元，其余 174億元由中標人負責籌措。

為解決洮水水庫建設資金難題，促成項目早日動工，根據《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關于“政府在確定建設規劃后，可向社會公開招標選定項目業主”的改革精神，決定采取項目法人招標方式，選擇水庫的投資、建房、運營主體，委托曾擔負北京奧運主場館項目法人招標的國信招標公司負責招標具體組織工作。

由于目前我國沒有有關項目法人投融資方式完整的法律、法規體系，國信招標公司借鑒北京奧運場館項目法人招標等方面的經驗，會同法律、財務專家查閱大量資料，編制了完整、可行的特許權協議和附件。其中明確了政府承諾，界定了政府與項目公司之間的責權利，減少政府行政干預和行政審批，保證項目公司享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

二

近年來，為啟動民間投資，許多省出臺了不少政策措施。然而在社會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由于項目在決策階段、尤其是在確定項目的投資主體或組建項目法人時，存在比較嚴重的行政性壟斷，使得各類非政府投資主體很難公平地獲得投資機會，阻礙了民間投資的擴大。洮水水庫項目法人招標試點成功，打破了以往由政府投資、政府組建臨時法人建設、政府主管部門經營的政府包攬式舊體制，尋求了一條通過市場化手段吸納民間投資、解決社會公益性和基礎設施項目建設資金短缺問題的新途徑。

實現了政府公共項目管理體制和機制創新。傳統模式下，我國社會公益性和基礎設施項目建成后的運營一般都難以維系，經營管理依賴政府財力支持，往往成為財政的包袱。實行項目法人招標后，政府通常以財政性資金補貼、貸款、貼息或擔保等方式向這類項目提供支持，項目的投資、建設、運營和管理主要由中標企業負責，經營風險相應由項目法人承擔。政府因此由項目的直接投資者和建設管理者轉變為投資、建設、管理、運營等“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裁判員”。

推動了投資主體多元化。項目法人招標打破了社會公益性和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由政府部門或政府行政性公司采取行政壟斷方式直接投資、建設和經營和固有格局，為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所有制的非政府投資主體平等地參與政府急需發展領域的項目投資創造條件，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和資金來源多樣化。此外，通過打破壟斷，引入新的競爭者，將極大改變行政性壟斷和國有資本壟斷造成的效率低下和資源浪費，有效提高基礎設施運營效率，為社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

增加了政府投資的透明度。長期以來，社會公益性和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即：民間投資者即使愿意投資這類領域，但是找不到合適的項目，也無從了解政府建設意圖。推行項目法人招標，通過向社會招標公告，使各類投資主體能夠便捷、全面地獲得投資信息，公平、公正地參與投資并分享投資效益。通過引入招標競爭機制，擇優確定的項目法人，其可信度、可靠度相對于招商引資來的客商更高，更有助于政府意圖的實現。

三

洮水水庫項目法人招標的成功運作，為水利建設領域項目法人招標提供了實際案例和成功經驗。

一是對于經營性項目，如自來水廠、污水和垃圾處理廠（場）、管道燃氣供應、收費公路、高校后勤服務設施等項目，可以采取BOT模式，完全由社會資本來投資建設運營。政府通過項目法人招標，與中標的投資商簽訂特許權協議，由投資商組建項目公司負責籌資和建設。項目公司在特許期內擁有、運營和維護該項目設施，特許期滿后，將項目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

二是對于有一定收益的準經營性項目，如水利基礎設施、城市軌道交通、自來水管網、污水管網、公益性文化體育場館等項目，由于投資回報率低、或者較長時期難以取得回報的，可以采取PPP模式，實行公私合作。政府與中標的投資商簽訂特許權協議，由投資商負責籌資、建設及經營，政府負責注入部分建設資金，特許期滿后，項目移交給政府。

三是對于高速公路、城市道路、橋梁等有條件的項目，可以考慮按照BT模式進行項目法人招標，吸引社會資金進行建設，完工后交給政府，政府通過回購方式或建立補償機制以回報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