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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閑暇
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認為閑暇有四層含義:“空閑”、“從活動中獲得自由”、“一種自我控制的自由狀態”、“休閑的狀態”。現在人們對于閑暇的認識有三個角度:在時間維度上,閑暇是指除去勞動時間與滿足生理生活所必需的時間之外的時間;在活動維度上,閑暇指個體在閑暇時間里所從事的所有自由、自主和自決的活動;在存在狀態維度上,閑暇包括著兩種不同階段:“一種自我控制的自由狀態”和“休閑狀態”。閑暇其實就是除去人類為了滿足正常生理需要和生存需要的勞動、學習之外的時間。
1.2 高職學生閑暇教育
閑暇教育研究是和閑暇研究相伴相隨的。古希臘“七藝”教育,中國古代的“六藝”就容納了閑暇教育。龐桂美在《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 一論 文 網專業寫作教育教學論文和畢業論文以及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閑暇教育論》中認為“閑暇教育是指通過傳授閑暇知識、技能和技巧,幫助人們確立科學的閑暇價值觀,有價值地利用閑暇時間,提高閑暇生活質量,促進個性全面發展的終身的、連續的教育活動”。
綜上所述,高職學生閑暇教育這個概念有以下幾個特點:
(1)特有的時間界定。即教育發生的時間必須是在除去日常作息起居時間和完成學業之外的空閑時間。比如,學生做作業的時間、學生午休時間不是閑暇時間。某些社會學家為了更加深刻地解釋什么是閑暇,將人每天的24小時劃分為工作時間、家務勞動時間、照顧孩子的時間、上下班的時間和空閑時間。這種定義下,閑暇時間指得就是排除了工作(或者學習)、做家務、照顧孩子之外的所有時間,包括娛樂和休息。高職學生的閑暇時間指得就是排除了學生完成學業的學習時間、自己日常生活起居的時間、寢務勞動時間、上下課時間之外的所有時間,包括課外娛樂和休息。只有在這個時間內進行的教育才能稱作高職學生閑暇教育。
(2)特有的對象。進入高職院校的學生,與中學相比較,學業沒有那么繁重,高職學生學習壓力感減小,學習之外的時間變多。再者,高職學生在高考競爭中不算是成功者,更不是佼佼者,與其他大學生群體比較,是弱勢群體,屬于社會非主流,甚至還有很多負面的評論。也的確如此,很多高職學生基礎教育階段學習習慣一般,自我管理能力較弱,對他們的閑暇教育更是任重道遠。
(3)高職學生閑暇教育就是對高職學生的閑暇時間進行外部的干預和引導,指引學生在閑暇時間從事更為高效有意義的活動。具體來說,包括了實踐類的活動例如外出兼職、社區義工和精神類的活動,例如講座和心理輔導。
2 高職學生閑暇教育的功能和意義
我們知道高校教育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要加強對校園文化活動和學生業余生活的引導和管理。對于高職院校更是如此。高職學生這一特殊的大學生群體,因大學特有的教育教學模式,使得學生有大量的閑暇時間,這是一筆非常寶貴的時間財富,有學生能科學合理使用它,可是許多學生卻不知如何消費。對于高職大學生,閑暇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成為學生自我完善、自我社會化的微時空環境,也可能成為虛度光陰、消磨意志、庸俗墮落的生命陷阱。前不久新聞報道某高職院校學生孝敬家中生病老人,周末假期打工掙錢交醫藥費;某高職學生利用學習之余時間刻苦鉆研,獲取創新技術發明專利;也有報道某高職學生周末聚眾喝酒打架,致使一人骨折住院;某高職學生因失戀,跳樓自殺未遂等等。這說明我們的高職院校亟需閑暇教育。需要對高職大學生閑暇方式做出正確引導,減少閑暇浪費,消除閑暇犯罪,從而養成良好的閑暇習慣,學會運用充裕的閑暇時間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學會生存,學會幸福自由地生活。 3 從多元智能理論視角解讀高職學生閑暇教育
多元智能理念始創于20世紀末,創始人為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霍華德·加德納。在他的多元智能理論中,他將人類需要具備的智能歸結為很多種類。他主要歸結了三個大類別,分別是與語言、物體和人相關的智能。他認為這八個種類的智能神經活躍的區域并不相同。
加德納教授的主張是與語言相關的智能包括了兩個方面:語言和音樂,前者指的是能夠口頭交流以及書面書寫文字的能力,后者則是能夠意識到或者表達音樂的能力;與物體相關的智能一共有這樣的幾個具體類別,分別是視覺、邏輯、身體和觀察。這四種類別的智能的含義分別是觀察和空間建構的能力、運用數字和推理的能力、認識身體和利用身體的能力、對整個環境的觀察的能力,這里的觀察與視覺并不重復,觀察是指宏觀的觀察而不是具體的觀察;與人相關的能力則包涵兩種,分別是內省和人際,前者是人能夠認識自我并能夠對自己進行客觀的評價的能力,后者是指觀察并且分析他人的情緒、感覺等能力。
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八項技能并不限于教育領域,從生物學角度來說,人只有完全具備這八項能力,才能夠將人與其他事物區別開來,才是人稱之為智能動物的標準。但是加德納教授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智能是有差別的,正是因為任意兩個人都不可能八項智能程度都完全一致,所以就造成了沒有完全一致的兩個人。另外,他認為智能其實是平等的,不能說某一個人某一項技能較為卓越,就說明此人比較優秀,對一個人做出評價,應當首先將這八項技能擺在平等的位置再去考慮。例如,人們總是推崇邏輯和語言,而輕視內省和音樂。實際上,能夠最深刻地了解自己,或者對音樂及其敏感的人,仍然是優秀、卓越的人,甚至遠比邏輯縝密的人要優秀得多。
(1)基于多元智能理論,我們的高職學生閑暇教育應該有多元的學生觀。高職大學生是一個被標簽化的特殊群體,學生雖然在注重語言能力和數理邏輯能力的單一的紙筆測試時代,遠遠落后于非職校大學生,但是職校大學生在這些方面的弱勢不代表在其他方面也必然是劣勢,更不能因此而認定他們不優秀。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優勢智能,有自己的學習風格和方法。我們看待學生時應該時刻清醒地認識到,每個學生都是多種智能不同程度的組合,沒有優劣之分,沒有不聰明的學生,老師的問題就是幫助一個學生發現自己在哪些方面聰明和怎樣變得更聰明。尤其是高職學生閑暇教育,其涉獵范 圍更為寬泛,內容也更為自由,對象又更為敏感,所以我們更是要具備科學的教育意識與學生觀,激發每一個學生的多元智能,注意發現他們的優勢智能領域并加以挖掘和發展,使他們體會到成就感與價值感。
(2)基于多元智能理論,我們的高職學生閑暇教育應該有差異的教育觀。在多元智能理論看來,學生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我們要承認差異,尊重差異,關注差異,并且善待學生的差異。我們在閑暇教育中,需要根據學生的差異,運用多樣化的教育模式,促進學生閑暇潛能的開發,最終促進每個學生以自我差異為特點,而達到全面發展。有人說,教育是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生命行動,自然天性是可以開發的,也是因人而異的,我們如果接納這種不同,順著學生的不同天性去引領學生,發現自己的天性,發展自己的天性,從而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這應該是我們每一位教師的責任所在。高職學生普遍語言智能偏低,音樂智能好一些;而物體視覺智能、邏輯智能偏差。身體智能、觀察智能偏好一些;與人相關的內省智能偏弱,而人際智能偏強一些。具體表現就是理論學習能力偏差、活動能力、動手技能操作能力偏好;自主、自控能力偏弱,與人合作、群體從眾傾向明顯。智能是平等的,僅僅只是差異,并沒有高低之分,我們的閑暇教育要注意尊重學生的這些智能差異,揚長補短,使得閑暇教育成為學生成長的另一個助推引擎。
(3)基于多元智能理論,高職大學生閑暇教育在閑暇教育課程設計思路上要注意兩點:其一是“為多元智能而教”,其二是“通過多元智能來教”。高職閑暇教育課程是指高職院校為實現閑暇教育的目的而選擇的閑暇教育內容的總和。
閑暇為目前高職學生個性的豐富和全面發展提供了時間保障,但是閑暇價值的實現還是呼吁閑暇教育課程功能的發揮。從多元智能角度,則我們的閑暇教育課程可以是必修課也可以是選修課,可以是學科課程,也可以是活動課程,可以是社會和自然科學類、技術類等,也可以是人文類、藝術類等。其目的是教給學生有關的閑暇和生活知識,正確的閑暇態度和價值觀,從而陶冶情操,更加熱愛生活,豐富和美化自己的閑暇生活,真正實現閑暇教育的功能。每個學生根據自己的不同智能組合情況來選擇最適合的閑暇課程。我們高職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 一論 文 網專業寫作教育教學論文和畢業論文以及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教師必須承擔起教育的重任,轉變思想,不能將教育的目的僅僅停留在培養學生的邏輯和語言能力,還要充分地培養其他六個方面的智能。舉例來說,應當開設適量音樂課程和定期不定期舉辦音樂活動,培養學生的音樂素養;加強學生的體育鍛煉,舉行運動會,刺激學生的身體-動覺智能;多進行不同的社團活動,促進學生的全方位的人際智能發展;多開設心理輔導和信仰教育,培養學生的自我反省能力等等。
(4)高職院校學生閑暇教育的宗旨應該是幫助高職學生發現適合自己智能特點的業余愛好、興趣特長,應該讓學生在接受學校職業專業教育的同時,發現自己至少有一個方面的長處,學生就會熱切地追求自身內在的興趣,發展個性,培養能力,不斷自我完善,為未來生活做準備,真正實現閑暇教育的發展功能。
參考文獻
陳偉駿: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教育局局長,英語特級教師,教育系統讀書活動的積極倡導者、示范者、推動者。
陳偉駿強調教育領導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學習力,強調教育思考力孕育于文化選擇力,為此,他號召全區師生以書本為伴,廣泛吸收全人類智慧來增加生命的寬度、厚度和高度。
他提出區域內凡是新提拔的校長一定要讀完50本書,在任校長一學期至少讀完5本書。他認為,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自己不讀書而倡導校長讀書是沒有用的,校長不讀書而倡導老師讀書是沒有用的,老師不讀書而倡導學生讀書是沒有用的。他和全體領導班子成員在讀完大量書籍的基礎上,以“工作坊”的形式,以現實問題為導向,帶領蘇州市吳中區新任校長讀書班讀書、帶領了蘇州市吳中區中青年教育管理干部讀書班讀書、為多個學科骨干教師讀書班導讀,形成了良性的連鎖反應。
他認為人不讀書,思路就會變成“一根筋”。他說“人的大腦和胃一樣,不吸收東西就會饑餓”,并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每周讀完一本書。他倡導教育工作者讀書不應該圈定界限,文史哲、科技前沿、管理科學、教育教學原理、文學等可一并吸納。他帶領大家讀《漫步教師心靈》《創新――好主意是從哪里來的》《豐田模式》等,踐行“一個人在一段時間內堅持讀完一批書,思想就會和周邊人拉開一段距離”的觀點。他的讀書觀很快在他組織的讀書班得到了證實,學員們紛紛表示:不管是讀哪一類書籍,某些句子能讓我們困惑幾十天、一年、甚至幾年的教育和人生問題一下子得到解決。
如今,吳中區校長、教師、學生讀書蔚然成風,“書香吳中”已基本形成,在教育系統內外了產生較大的影響。
閱讀釀造了教育新生態
方華:江西省弋陽縣教體局局長。他開展教師培訓、推行教學改革、創新家校合作等,讓弋陽教育在3年里浴火重生,打造了教育發展的新生態。
方華,一個極具教育情懷和教育思想的專業型管理者,在他的倡導下,2013年秋,江西省弋陽縣繼“家校合作協會、班主任工作協會、心理學協會、名師工作室”成立之后,又緊鑼密鼓地成立了“教育夢?龜峰讀書聯盟”這個民間讀書組織。通過微信群、讀書論壇和弋陽教育公眾號三大信息平臺,開展每周一美文評選、每月一好書推薦、每季一誦讀、每學期一讀書演講、每半年一次疊山書院論壇等一系列常態活動。與此同時,教育夢?龜峰讀書聯盟還在各學校建立了42個讀書聯盟分會,其中家鄉漆工鎮小學的“漆工筆談”、謝疊山故里疊山學校的“疊山論教”等讀書分會辦得有聲有色。
此外,弋陽縣逸夫教育集團率先在全縣實施起“語文主題學習實驗”,提倡海量閱讀,在逸夫小學的影響下,一批又一批中小學校加入了“語文主題學習實驗”隊伍。全縣推出“國學經典每日誦讀”活動、開展書香班級評比、主題叢書征文比賽等喜聞樂見的讀書活動,對學生語文素養和課外閱讀量進行定期監測。“語文主題學習實驗”帶來的課改新種子,讓弋陽的學生喜歡上了語文,帶動了學生閱讀量的大幅增長,也促進了學生語文素養的提升。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什么?方華認為,教育絕不是只教育好一個孩子,而是要影響一個家庭,帶動整個區域社會風氣的好轉。我們要用廣大教師熱愛讀書的風氣,引導家風,帶動民風的轉變,這才是教育的終極目標,也是大教育思維的表現。弋陽推行家校合作,讓教育生態發生了全新的改變。說教育、思教育、謀教育、做教育、幫教育,如今在弋陽蔚然成風。
辦一所引領教師讀書的“黃埔軍校”
何偉俊:江蘇省興化市教育局教科室主任。他致力于教師專業化成長,18年來,堅持舉辦的教師讀書班,被稱為興化小學教育的“黃埔軍校”。
何偉俊認為,教師本來就應該是個“讀書人”,應該成為“學”者:先學者、會學者、善學者、好學者、樂學者。1998年,何偉俊創辦興化市小學青年教師讀書班,定期開展讀書心得交流,相互聽課評課,外出聽特級教師講課、專家講座等活動。
“讀書班”已經舉辦到第六期,走過了18年,被稱為興化小學教育的“黃埔軍校”,總計有235位學員參與了“讀書班”學習。一個個教學骨干和省市頗具影響力的名師從讀書班相繼走出。《樹蕙苑》是“讀書班”的班刊,刊發學員的讀書心得、教學隨筆等,以便交流、分享,至今共編18期。
2011年,他又牽頭組織成立興化市小學教師“心遠”讀書會,定期開展讀書沙龍、教學研討。近十幾年來,不少學校陸續成立了本校的讀書組織,實驗小學“綠滿窗”讀書會、二實小“成長”讀書會、安豐中心小學“遠流”讀書會、陳堡中心小學“曉晨”讀書會等,都是在市讀書班、讀書會影響下相繼成立的教師讀書、學習共同體。
近年來,為了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他帶頭學習中國古代經典,并義務為“讀書班”“讀書會”的老師作講座。2008年在“鳳凰教育論壇”開閱讀專題貼“閱讀隨記”,閱讀量為36 202人次。2009年在“鳳凰教育論壇”開“同窗共讀經典”專題貼,閱讀量達2萬多人次。2012年―2014年,為老師作《論語》《大學》《中庸》和《孟子》等講座。2015年5月21、22日在江蘇揚中實驗小學,為南京鳳凰母語研究所“經典誦讀”研修班作“《論語》三講”……
此外,何偉俊把推動全市小學生課外閱讀作為教研的常規工作來抓。每學年組織召開課外閱讀現場會或研討會,樹立典型,推廣經驗,促進課外閱讀深入開展。
走在童話般美麗的閱讀路上
何夏壽: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金近小學校長。他用閱讀改變農村小學的落后面貌,成立了江浙滬兒童文學教育聯盟,深入推進閱讀教育。
何夏壽認為,美的閱讀從兒童喜聞樂見的童話著手。1996年,他被任命為四埠小學(現金近小學前身)校長,當時的四埠小學和大多數農村小學一樣,除了一本薄薄的教材,學生幾乎不讀書。何夏壽決定用閱讀改變這所小學的落后面貌,組建了“小鯉魚文學社”,擔任文學社的指導老師,每天中午給孩子講童話。同時,重視作文的指導,探索積累了“推陳出新”“穿針引線”等10種童話寫作指導方法,自費印發給學生。至2000年,何夏壽所帶的文學社孩子在省級刊物上發表了近百篇童話,有兩位同學還獲得省征文一等獎。浙江省教研室將學校確立為省作文教學協作學校,浙江省作協授予學校為青少年作家培訓基地。可以說,從金近小學出去的學生,人人喜歡童話,個個愛好閱讀。
為了讓更多的學生受益,何夏壽于2011年成立了江浙滬兒童文學教育聯盟,目前已有全國16個省份的100余所學校加入該教育聯盟。組織名師、專家、作家等蒞臨現場指導,受眾教師達2萬余人次。此外,他還建起了全國第一個兒童文學作家紀念館――金近紀念館,并于2010年促成了紹興市上虞區人民政府和中國少兒新聞出版總社《兒童文學》雜志社聯合簽訂了為期10年5屆的“《兒童文學》金近獎”。
他積極組織開展“家庭小書房”和“共建書香村”活動,為祝溫村創作村歌、村聯,開辟了農家書吧、村史陳列室、鄉賢文化墻、美德故事長廊、鄉村文化博覽館等,這個村因此成為聞名遐邇的“文化鄉村”。
何夏壽最喜愛德國作家米切爾?恩德的童話作品《犟龜》,小犟龜的執著常常令他奮進不已。他自稱是一只喜愛閱讀的小犟龜,會一直堅定地走在童話般美麗的閱讀路上。
一位人生教育的燃燈者
黃玉峰:復旦附級教師。他將“讀書做人”作為宗旨,指導學生廣泛閱讀人文經典,培養了一批批讀書人的種子、人文精神的傳承者。
如果翻開黃玉峰指導的復旦附中人文實驗班的課程設計方案,里面包含的人文經典書目數量之多、范圍之廣,你很難想象這是高中生就已經閱讀并且是深入研究過的。
自2012年起,他還擔任上海市第三屆名師基地導師,而閱讀則是這個名師基地的重要學習活動之一。他在學員中積極推進原典導讀、教育專著閱讀計劃,指導學員閱讀《論語》《黃河邊的中國》《教學勇氣》等著作,為學術型教師、專業型教師的成長打下了堅實的學問功底。
黃玉峰著作等身,論文頗豐,以《說屈原》《說陶潛》等為系列的優秀傳統文化人物為經,串起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脈絡;以《“人”是怎么不見的》《教學生活得像個“人”》縱橫中外古今的教育領域,嚴厲批判當前教育的弊端,頗具慧眼地指出當前教育束縛學生的五條韁鎖;以《上課的學問》為當前語文教育指明了深入探索的方向。
2015年,他擔任復旦附中青浦分校――五浦匯實驗學校校長以來,為彌補當下語文教育中閱讀教學的不足,開發了“大語文”拓展課程,如《漢字文化》《養正講堂》等,并在校內開展讀書節、文化藝術節等活動。為營造良好的校園人文環境,他主編了校報《五浦文匯》、學生文學刊物《讀書做人》和圖書館刊物《讀讀讀》,并成立了學生文學團體“卿云詩社”,指導學生編寫劇本、表演戲劇等,激發學生閱讀和寫作的熱情,滿足了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
在黃玉峰看來,語文不僅僅是一門學科,它所追求的應當是越過讀音筆畫和中心大意之技,進入人文成長和精神升華之道的層面,追求一種人格的高度。而閱讀不僅僅是積蓄,也是靈魂的綻放與迸發。語文教師就是那個引導學生厚積薄發、淬煉人格魅力的人,這樣,人文精神才能在閱讀教學中生根發芽。
在水鄉,種下一棵閱讀的樹
冷玉斌:江蘇省興化市第二實驗小學教師。他酷愛讀書,長期堅持做兒童閱讀的點燈人、教師閱讀的推動者,自稱是一個正在種著閱讀之樹的人。
有人說,一位教師可以為學生提供的最珍貴的服務之一就是從一本書帶往另一本書。對此,冷玉斌有著最大的認同:他開過童書講堂,每周一次;也曾設法下載好的兒童影片,在班上和學生一起欣賞。2004年開始,他在自己的班上開始了兒童文學作品的介紹與導讀。在大聲朗讀之外,他還嘗試進行師生共讀,然后圍繞一本書展開討論并撰寫筆記,制作個人讀書卡和讀書小報。這些做法他始終在堅持著,數年下來,對于學生的影響不可小覷。
他是“親近母語”團隊成員,參與編寫《我的母語課》;他是“新經典?日日誦”團隊成員,《日日誦》一套書惠及眾人;他是“第一線”研修團隊一員,參與項目影響了很多人的語文教學;他是“國培計劃”北大項目組小語團隊專家,撰文、培訓、送教,為更多遠方的鄉村孩子送去一點因閱讀而起的光亮……
2008年,他在水鄉興化的一所鄉鎮中心校――安豐中心小學成立了“遠流”讀書會。2012年9月,他調至縣郊的第二實驗小學,又迅速組織成立了“成長”讀書會。他為老師們選書、薦書,帶著會員讀書、分享、寫作;他主辦讀書沙龍、舉行讀書分享會、請來專家開講、利用網絡論壇建起了讀書專題帖、建立了讀書QQ群等,在不間斷地推動下,教師在閱讀中的思考與發現,提升了他們的教學力,最終落實在了教育教學實踐中。因為讀書,因為讀書而形成的學習風氣,兩所鄉鎮學校都產生了深層次的發展。
“教育之道無他,唯愛與榜樣”(福祿貝伍語)。他希望自己兩者都是。他明白,在鄉村,在這個時代,他所做的、所說的即使是徒勞,但在發生的那一刻,依然有它最深遠的意義。于是他說,“總得有人去擦星星”,“即使你不見得就能擦亮星星,但對于星星而言,這種被愛的溫暖,還是可貴的”。
讀向課程深處行
李懷源:清華附小商務中心區實驗小學執行校長。他研究“讀整本書”理論,把傳統教育與兒童閱讀相結合,構建全學科閱讀課程。
多年來,除了自己閱讀,更多的是帶領不同年齡階段的學生進行閱讀。李懷源深刻體會到,閱讀是思考的過程,會閱讀才能會學習,閱讀課程會讓教閱讀和學閱讀變為可能。
李懷源一直關注傳統教育中的讀整本書,完成碩士論文《葉圣陶“讀整本書”思想研究》,發表《小學:當“國學”遇上“兒童文學”》《兒童閱讀的斷裂與超越》等文章,開始建立傳統文化與兒童閱讀的聯系,希望能夠在整合的基礎上建立閱讀課程。編寫《葉圣陶談閱讀》一書,把葉圣陶閱讀課程、閱讀教材、閱讀教學、閱讀方法的相關文章進行篩選,為讀者呈現系統的閱讀思想。
用建設閱讀課程的方式推動學校閱讀,用教閱讀的方式帶領學生讀整本書。1998年7月起,在班級內推廣閱讀,從語文課中拿出時間作為自由閱讀課。2002年7月起,在學校推廣閱讀,每班2課時自由閱讀。2005年7月起,推廣兒童文學閱讀,每班2節閱讀課,班級“同讀一本書”,開展班級讀書會。2008年7月起,把閱讀推廣到小學所有學科,進行全學科閱讀。2014年7月起,主持編寫《主題閱讀課程綱要》《主題閱讀課程方案》,把閱讀課與戲劇課進行整合。參與“清華大學附屬小學主題閱讀書目”研制,把圖書分為“文學”“數學與科學”“人文與藝術”3類。主持編寫《丁香娃娃奇遇記》,把清華附小100本必讀書目,按照故事的形式放在一本書中,作為學生的導讀書。
他認為校長核心領導力就是課程的領導力,只有將閱讀納入到課程中,才能真正開展閱讀。他將閱讀作為每個學生的必修課程,對閱讀課提出3點要求:一是對學生閱讀水平的評價應以閱讀量作為主要的衡量標準。二是允許學生按自己的方式,讀自己喜歡的書。三是教師的角色要轉變。在閱讀面前,老師應以一個普通的讀者身份和學生同讀一本書,同做讀書筆記,共同在課堂上交流心得,發表見解。
面對高考,他倡導將閱讀從應試中解放出來,讓閱讀成為真正的“悅”讀。每周安排兩節課進行閱讀指導和閱讀交流。并明確提出,這兩節課與高考無關,與閱讀題型訓練無關。
從一所學校到一座城市
王暖Z:吉林省撫松縣興參小學校長。他認識到,只有教師閱讀,才能引領學生閱讀。而教師最好的閱讀就是學以致用。
從1998年開始,王暖Z便致力于經典誦讀的推廣,近20年的實踐,他和他的團隊找到了一種快速識字法,使二年級的學生會讀2 500個漢字,進入自由閱讀階段;編創了科學高效的經典學習與積累方法――集成鏈記法、五步學習法、循環學習法,模仿圍棋段位制設計了“九段四級”過段制,每閱讀完一定數量的書籍、詩詞、成語、名言,就晉升到相應的段位,并填寫《傳統文化過段手冊》。
2012年初,他在撫松縣興參小學啟動了“新三百千千”讀書工程:在小學階段積累古詩詞320首、成語1 080條,知道名言1 000條,閱讀圖書100部。為推動閱讀向縱深開展,興參小學定期開展端午詩會、中秋詩會、漢字書寫大賽,以及“書香班級”“書香家庭”評比,全家共讀一本書等活動。
王暖Z認識到,只有教師閱讀,才能引領學生閱讀。而教師最好的閱讀就是學以致用,閱讀和實踐相結合。他曾在撫松縣教師進修學校等四所學校任職,每到一所學校,都要組織教師寫書。許多農村教師學歷偏低,專業素養不高,但大家邊讀書邊寫書,老師們在品嘗創造的甘甜中激發了潛能,由最開始的抵觸,到爭著參加課題組。自1998年至今,他先后帶領58位農村教師編寫了《古詩鏈記300首》《成語鏈記1 000條》、《字樹識字》《蜜蜂的詩慧精神》等14本書作為學生的校本教材。
2016年,由白山市委宣傳部等4家單位聯合倡議,在全市掀起“百百千千”經典誦讀工程,《古詩鏈記300首》等3本教材成為白山市全民閱讀必讀書籍。這項傳承民族精神的工程,終于由一個人、一所學校,推廣到白山全市,帶動十幾萬人閱讀經典,改變偏遠農村的閱讀生態。
十年澆灌“青葵園”
吳櫻花: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星港學校語文教師。她是“青葵園”的創建者。2012年開始以接力形式共讀教育名著與經典。
2006年,吳櫻花來到星港學校,組建了一支民間教師發展團隊“青葵園”,自發開展共讀、共寫、共研究。10年中,從早期的共寫教育隨筆,到后來的接力共讀名篇,結出了豐碩的專業成長果實。
2012年,“青葵園”開始以接力形式共讀教育名著與經典,這個優良傳統一直延續至今。“青葵園”的伙伴約定:每學期共讀一本經典,每周結合自身實踐,摘錄經典片段,撰寫200字以上的感悟,上傳到QQ群共享。吳櫻花把這種化整為零、聚零為整的共讀方式取名為“接力讀”,有效化解了一線教師對理論書籍的畏懼感。她自己則每天守在QQ群里,等待并督促當天“值班”伙伴上傳讀書感悟,每周整理伙伴的文字,便于成員完整瀏覽和后續互動。
吳櫻花最想借共讀經典讓成員得到真正的心靈成長,強大自身的生命能量,進而盡自身綿薄之力去關注和提升學生的生命質量,實現師生共同成長。
“接力讀”積累讀書感悟近百萬字,在給老師們帶來后勁十足的成長力的同時,團隊成員均成長為不同類型的教育教學骨干。高桂萍是資深班主任,十年來的共讀共寫共研,讓她在平時治班中,更加細心地去關注學生的點滴成長。郭萍老師開發了校本課程“初中生經典導讀”,帶領學生“親近經典,過有品位的閱讀生活”。80后教師王婷婷組建了“語諾書音”學生共讀團隊。“接力讀”的方式也讓上海的王麗琴博士受到啟發,在她的“杜威讀書小組”中采用,并催生了《偷師杜威》這本一線教師自己的經典共讀產品。現在,這種“接力讀”的創新方式,被很多中小學教師讀書會借鑒并使用。
燃起全民閱讀的星星之火
楊明章:河北省廊坊市大城縣第一中學常務副校長。他發起成立以服務中小學教師為主旨的燃燈者讀書會,創辦燃燈者公益書屋。
自1995年起,楊明章嘗試向公眾分享讀書心得,10年間累計為機關干部及在校學生作“讀書與寫作”公益演講20余場,受眾5 000余人,許多人因為他的演講而愛上了讀書。
走上教育崗位后,楊明章更是如魚得水。他是全校師生公認的“書生校長”,常年堅持深入班級演講。從事教育12年,累計演講600余場,向學生推薦圖書數百種,介紹作家及各界名人數百位;他堅持讀、寫并重,撰寫教育隨筆百余篇;開通QQ空間、人人網、微博、微信等平臺,不間斷地向師生推薦好書、好文章。
他擁有藏書5 000余冊,年均讀書近百本。早在2006年他就開放自己的藏書,成立“笑長書屋”。一屆又一屆學生從這里汲取營養,陶冶心靈。他的一位學生在文章中寫道:“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楊明章校長就是這樣一位高擎著讀書火炬的人,給青春以熱情,給叛逆以安撫,給迷茫以指引。”
2015年初,針對部分鄉村教師對讀書的饑渴與相對貧瘠的鄉村文化生態之間的反差,他發起成立以服務中小學教師為主旨的燃燈者讀書會,創辦燃燈者公益書屋。目前書屋已擁有高品質圖書4 800余冊。隨著燃燈者讀書會的影響越來越大,要求入會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些人職業不同,年齡各異,上至七旬老者,下至5歲稚童,文化水平差異也很大。為此,他們又相繼成立了大城一中讀書會、凌燕詩社、大城親子讀書會等社團,作為燃燈者讀書會的分會接受指導。
他熱心公益,并將推動讀書與開展公益活動有機結合。近年來,先后組織發起了愛心接力、春暉夏令營、創辦博愛書屋等公益活動,幾年來累計向貧困學生捐書300余冊,赴中小學作讀書、勵志公益演講50余場。
“步步為營”推廣閱讀
張斌利:河北省豐潤車軸山中學校長。他認為,教師讀書應該是一種自覺行為,而非強迫。他總結出“推動教師閱讀六步法”。
14年前,體育教師出身的張斌利開始閱讀《論語》,并在教育教學中運用《論語》,最后提出“半部《論語》治校園”,他把一所破敗不堪的鄉村中學治理得井井有條,被中國教育界稱為“岔河現象”。
“感謝書籍賦予我勇氣,賜予我智慧,改變我人生!”這是他讀《論語》、用《論語》之后的最深感悟。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成為書籍的受益者,希望有更多的人通過他的感召愛上閱讀,走上閱讀之路。
他認為,教師讀書應該是一種自覺行為,而非強迫,更不能靠規章制度強迫教師讀書。經過十多年摸索,他總結出“推動教師閱讀六步法”,步步為營推廣閱讀。他的閱讀推廣并不僅局限于幾所學校,而是走到哪里,就把閱讀帶到哪里。近年來,他經常與名家、大家切磋,與同道交流、探討,為各級各類教師開辦講座近百場。在他的帶領下,河北、天津、山西、山東、河南、安徽等十幾個省、近百所學校都開始嘗試運用他的“推動教師閱讀六步法”。
為進一步分享教師閱讀的幸福,2011,他聯合全國10余所學校在4月23日“世界讀書日”那天,開展“問道書香”全國性聊書活動。每年的這一天,來自北京、天津、安徽、山西、吉林、河南、內蒙古、江蘇、福建等十多個省市地區、幾百名專家學者以及讀書愛好者集聚在偏僻的岔河中學,分享讀書人的文化盛宴。目前全國聊書會已經舉行了6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今年的第七屆全國校長聊書會將由車軸山中學承辦。雖然只是在個人微信平臺發出報名通知,但短短一周時間,來自全國近20個省、市、自治區的700多人報名參加。“這是我13年推廣閱讀的最好回報,也是對我13年推廣閱讀最好的獎賞。”張斌利說。
以教師為“半徑”繪制全民閱讀圓
張傳若:山東省日照市教育局局長。他提出:“局長帶著機關讀、機關帶著校長讀、校長帶著教師讀、教師帶著學生讀、學生帶著家長讀、家長帶著社會讀。”
2006年底,張傳若擔任日照市教育局局長。上任伊始,他決定以局機關閱讀為圓心,畫一個閱讀的圓,這個圓里,有校長、有教師、有學生、有家長,乃至每一個日照市民。他提出:“局長帶著機關讀、機關帶著校長讀、校長帶著教師讀、教師帶著學生讀、學生帶著家長讀、家長帶著社會讀”的“六個帶動”閱讀機制。
從為機關人員配備圖書開始,他根據每個科室職責,為大家繪制“閱讀地圖”,引領機關人員開展個人自主閱讀、科室共讀、閱讀沙龍、科室講壇等。同時,各學科教研員也為教師和學生繪制了“閱讀地圖”,組織教師閱讀學科相關書籍,引領教師由過去傳統的學科教學向學科教育轉變。
廣泛深入的機關閱讀如火種,點燃了校長閱讀的夢想,一批有著濃厚教育情懷的校長開啟了閱讀之旅,很快成長為專家型校長,并經由自己的閱讀,點燃教師的閱讀之夢。日照閱讀之圓的輪廓初現。
推動閱讀,必須配置優質圖書。近年來,他從基礎建設開始,推動政府為全市各級各類學校建設圖書館400余處,并在學校每個樓層設立圖書吧,每個班級設立圖書角,讓書籍觸手可及、無處不在。在此基礎上,推動政府相繼投資2億余元,為學校配置優質圖書1 000余萬冊。并先后投資3 000多萬元,為農村學校建設超市式圖書館,推動政府將資源向農村傾斜。
在他的推動下,全市各學校將閱讀列入課表,進入課堂。每周,師生共讀課成為學生最期盼的時刻,書籍成為師生心靈溝通的語言密碼。同時,他在全市構建了“讀―教―學―研”的教師專業閱讀機制,成立市、縣、鄉、校四級讀書社團400余個。研討會、報告會、演講會等成為推動教師讀書的重要平臺。
閱讀從源頭開始
張梅霞:小學生拼音報社總編輯。她提出:“閱讀,從源頭開始;閱讀,從誦讀開始;閱讀,從共讀開始。”
閱讀,是最重要的學習方式,也是兒童教育最重要的內容和抓手。作為一名兒童閱讀推廣人,張梅霞經常會遇到家長和老師提出的這樣一些問題:孩子應該讀什么?孩子的閱讀習慣如何培養?應該從哪里開始著手?
經過廣泛調研、深入思考和大量學習,張梅霞提出了“閱讀,從源頭開始;閱讀,從誦讀開始;閱讀,從共讀開始”,并積極付諸行動。
張梅霞理解的閱讀源頭: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包括《三字經》《百家姓》等蒙學內容和四書五經,它們會為孩子打下“中國文化”的精神底色。二是兒童文學,包括優秀的童詩童謠童話以及繪本,它們會滋養孩子的心靈。三是教育理論經典,包括國內如陶行知、葉圣陶等教育家,國外如蘇霍姆林斯基、蒙特梭利等教育家的教育理論,能讓教師、家長對教育的本質有科學的理解。只有懂教育的教育者,才能有好的教育。
她認為,誦讀是一種很好的閱讀方式,可以訓練語感,積累語言,提高理解力、記憶力,提升語文水平和寫作能力。成年人誦讀,還有利于活動大腦,修心養性。
杜威從其民主理念出發討論了教育的社會目的與道德目的。杜威指出,教育有三個要點:兒童生活、學校與教材、社會;兒童是教育的起點和基礎,而成人社會是學校教育的目的。學校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機構,它必須執行其特殊職能以維持和增進社會的生活與福利,必須服務社會。而學校在社會中的角色就是介乎兒童與成人社會之間的渡橋,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兒童走過這條橋,到成人社會里去做一個有用的分子。在民主國家里,教育“要養成配做社會的良好分子的公民。”[2]
對社會有用的,就是道德的——這是杜威實用主義道德觀的基本內涵,因而“所謂社會的目的便是道德的目的。”[3]一個人,如果能承擔其所應盡的社會責任,那么他就是有道德的、合格的。杜威反對把道德與特定的“少數可以指名的和排他的特性”相等同,他指出,“所謂德行,就是說一個人能夠通過在人生一切聯合中和別人的交往,使自己充分地、適當地成為他所能形成的人。”[4]
那么,良好的、有德行的公民是怎樣的呢?他有哪些基本特征?公民的德行又由哪些要素組成呢?
杜威申明,良好的公民必須是社會的完全有能力的有用的成員,是能夠全面支配自己的生活的人。人們習慣于把公民定位于政治生活的主體,把公民資格的訓練理解為明智地投票的能力和服從法律的素質等等。這種理解其實是把公民的整體人格割裂了,把個體寬闊多樣的社會生活簡單化了。在民主社會中,個體不只要能服從,還要能領導;要成為家庭的一個成員,要培養未來的兒童;要從事有益于社會的工作,并通過工作維護他自己的獨立和自尊;成為社區中的好鄰居、積極成員,對生活的價值、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5]簡單說來,一個優秀的社會成員,一個有用的好人,“能生活得像一個社會成員,在和別人的共同生活中,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所得到的好處能保持平衡。”[6]
要成為現代社會要求的良好公民,個體有必要發展各方面的有用的習慣或德行。而現代公民的道德與傳統所理解的道德是不同的。傳統道德強調個體對既有規范的消極服從;而文明社會的公民道德是一種走向自然的真道德:公民道德注重對人的本能的利導與發展,追求人的自為與為人的折中。在自為一方面,第一要保重身體;第二要敢于表白自己的信仰、主張,并實行貫徹;第三要努力求教育,培養自己的完善性格,發展自己的能力特長。在為人一方面,主要是各盡本職、通功易事、團體合作。杜威強調,為人、利人并不是時刻有意做善事,只要安分守己地去做他應做的事,也就夠了。真道德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能行真道德的公民,不是阿眾媚俗、庸言庸行、無功無過的鄉愿,而是有創造能力、積極精神、轟轟烈烈地去改造世界的人[7]。
公民道德有哪些要素構成,即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進行培養呢?杜威指出,“道德有三個部分:(一)知識;(二)感情;(三)能力。先有了知識,知道因果利害及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然后可以見諸行為。不過單有知識,而沒有感情以鼓舞之,還是不行,所以,又要感情引起他的欲望,使他愛做,不得不如此做,對于社會有一種同情和忠心。但是,單有知識感情還沒有用,所以還須有實行的能力,對于知道了要做和愛做不得不做的事體,用實行能力去對付它。”[8]
要造就積極的社會共同生活的參與者與社會的有用分子,學校教育必須從三個方面入手:(一)培養兒童對社會負責的愿望與情感;(二)使他知道社會生活的需要是什么。(三)訓練出一種本領去適應社會的需要。[9]
簡而言之,杜威強調學校要從知識、感情、能力三個方面培養學生的公民人格。而杜威在這里所說的知識,并不是現成的、符號化的、可以直接傳授的“知識”,而是學到了能用的知識。這種知識,包含了理智的、判斷的因素,即個體能對具體情境中的復雜關系進行把握,確定行為的目的與方式。因而,培養學生的社會知識,也就是培養學生對于社會生活的發達的判斷能力;因而,道德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指向個體的社會行為能力、社會敏感性、社會判斷力,這三者是一體的、不可或缺的。
2學校生活的整體改造:杜威德育手段觀
學校應開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去培養良好公民呢?或者說,道德教育的手段有哪些?
與杜威同時的人們在對學校德育進行批評時,往往比較注重學校中倫理課教學所占的比重:由于在學校的課程設置中沒有多少倫理課程,所以人們認為學校沒有在道德教育方面負起相應的責任。杜威認為這種批評是不恰當的。首先,“關于道德的觀念”與“道德的觀念”是不同的。“道德的觀念”是能動的、能夠使行為有所改進的觀念,;而“關于道德的觀念”只是關于“美德是什么”的片斷知識,它可能是外在于個體人格的。直接的倫理課教學、道德訓練在其實質上是“關于道德的教學”與“關于道德的訓練”,它們傳遞了美德的教條或者養成了機械的行為習慣,但并不能確保個體的德行。其二,道德生長與知識學習是不可分離的,道德生長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過分強調直接德育就在學校中形成了“知識獲得與道德發展是割裂的”這一錯誤印象——在關于道德的教學之外,有大量的與道德發展無關的知識教學科目;在關于道德的訓練之外,其他的教師就不必對學生的道德發展負責。如果我們認為學科知識學習、發展智力與道德發展無關,道德教育是不可能有希望的。[10]
直接道德教學并不是學校道德教育的全部,德育研究有必要關注在學校中實現的“更大范圍的間接的和生動的道德教育”,討論“通過學校生活的一切媒介、手段和材料對性格的發展”[11]。學校德育必須確立這樣一條根本原則,即“必須從最廣義上把兒童看作是社會的一個成員,要求學校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須使兒童能夠理智地認識他的一切社會關系并參與維護這些關系。”[12]
杜威提出從學校生活的性質、學和做的方法與課程三個方面進行改革,并給出學校道德教育的三大綱領性建議:
1、學校應被看成、建成為其本身就有社會生活的社會機構,學校本身在精神上應能代表真正的社會生活。
現實學校的德育工作大量地是無效而無益的,因為學校生活本身不是真正的社會生活。首先,學校對學生習慣的培養與現實的社會生活是脫離的,這其實是“不折不扣地在岸上通過做動作教兒童游泳”。其二,由于與社會生活脫離,道德訓練成為形式化的、專橫的。學校強調的道德習慣看起來成為特地制作出來的、為使學校工作繼續下去而需要的習慣,不能使學生看到校內道德要求在廣泛社會生活中的必要性。其三,學校道德訓練是消極的,其重點放在矯正錯誤行為;教師關心學生的道德生活,只是警惕他不遵守學校的規則。
準備社會生活的唯一途徑就是進行社會生活。要養成良好公民、共同生活的參與者,學校生活必須建成真正的社會生活:一方面要打破學校中的小團體,使學校生活根據于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從管理訓練方面入手,強調兒童參與學校的管理訓練,建立立法、司法、行政的機關,制定法律,開展選舉等,“使他對于規則,不僅死守,還要懂得這種規則有什么意義,使他自己維持秩序,不使規則被少數人把持。”總之,兒童在學校里要認識的義務與責任,不應是孤立的學校的要求,而應來自共同參與的社會生活。
2、學校教學應著重學生的建造和發表,通過教學培養學生的社會精神。
杜威要求徹底改變學校教學的一般精神。強調吸收現成教材的教學法在本質上是極端個人主義的,在課堂上,全部兒童都做同樣的工作,制造同樣的產品,沒有任何分工與分享的可能;并且,學校中的評價依據學生比其他同學成績高多少來確定,使兒童過分求助于勝過別人來樹立自尊,使個人主義的影響更加深刻。新學校必須采用對兒童的活動能力、對他在建造、制作、創造方面的能力有吸引力的教學方法,提供“把倫理的重心從自私的吸收轉移到社會性的服務上來的機會。”[13]手工訓練、藝術都有參與的價值,有助于社會性習慣的發展;而學習與口述也應該本著實用的原則,使兒童能基于切身經驗,將他人的知識成果轉化為有助于個體開展社會生活的真知識。在教學的形式上,可以采用學生助教與不同學習材料心得交流的方式,打破靜聽模式。
3、明確選擇教材與判斷教育價值的社會標準,把每門學科看作是使兒童認識社會活動的情況的一種工具。
人們習慣于孤立地分析學科的知識價值、訓練價值、文化修養價值,并熱衷于比較不同學科在其價值上的分歧。然而,其一,正如“教育的目的是個人一切能力的和諧發展”必須聯系社會生活來理解一樣,知識、訓練、文化修養的價值在根本上也是源于社會生活之中。其二,盡管教科書中有不同的分類,但不同學科的知識都是在人類社會經驗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是在實用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而知識教學的目的正在于使個體能用他所學的東西,指揮其行為。必須從培養學生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著眼,反思學科教學的社會價值。
杜威分析了各學科的社會性質,尤其對地理等一般人所理解的自然學科的社會價值進行了闡發。筆者僅以地理為例進行介紹。地理是一門公認的自然學科,它與我們的社會生活有何意義?教地理就是教人牢記某種山的地理位置、海拔與樹種嗎?杜威指出,“研究自然界的根本觀念,就是人類事業處處與環境有關,處處須應付環境”,而凡體現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作用的社會生活都與地理有關。學習地理,可以了解不同的地理環境對于地區文化發展的影響,了解社會政治、經濟上的問題,這就是學科的社會意義。與此相應,地理教材的編寫、實際教授,應免掉從前瑣碎的弊病,不應拘泥于知識的體系,而是“提出要點,發揮盡致,使各方面的知識都能用到,養成學生有判斷的能力。”[14]
依據以上三點,學校本身成為一個“具體而微”的共同生活的社會,學校生活的一切媒介,都能發展學生有效地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都是道德的教育。只有這樣,“學校的生活,才是一個活的社會生活;學校內養成的兒童,才是一個懂得社會需要,能加入社會做事的人物。他們組織的社會國家,才是一個興盛的社會國家。”[15]
3我國學校道德教育的廣度批判
與一般德育研究分析現實中的具體問題、提出對策不同,杜威首先反思了“我們對道德教育的理解”本身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對實際存在的對道德教育的狹隘理解進行了深刻批判,提醒我們注意既有德育目的觀與德育手段觀的狹隘、錯誤。這種反省方式對于我國的道德教育研究是有警醒意義的。我們對道德教育的理解有沒有問題?對道德教育的狹隘理解在我國是否存在?筆者以為,從道德教育的廣度這一維度來看,杜威的批評對我國的德育實踐與理論也是切中時弊的。本文試圖從德育目的與德育手段的層面進行分析。
3.1我國學校德育目的的廣度批判
我國學校教育長期沿用德智體美勞五分的教育格局,不同教育領域被視為有各自特殊目的、可獨立進行的,如智育進行知識教學與理解能力培養,德育進行品格培養;在德育領域內還有“大德育”與“小德育”的劃分,道德教育(“小德育”)被視為可獨立地培養學生的誠實、友愛、克己等美德,這樣,道德教育就等同于某些貼上美德標簽的內容。然而,學校教育的任何時間都必須面對的是作為智力的、身體的、道德的、社會性的有機的整體的學生,學校教育必須培養在其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能擔當公民責任的有用成員。只有能擔當其社會責任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用的好人,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從培養美德到養成良好公民,這應該是我國學校德育目的觀的第一突破與必要選擇。
此外,真道德極大地拓展了“道德”的內涵。我國的美德教育強調學生的誠實、節儉、守秩序,在其本質上注重學生對既有利他式美德的遵守、服從與不違反。而杜威所理解的道德,是積極的強調自表自尊、自培自發與利他相結合的道德,是能夠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品質,而不是使人不犯錯誤的德行。
一個人自尊、自強、各盡其職從而能夠有利于社會和他人,這是杜威所理解的“利他”;而我國教育將利他品質的培養集中于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沖突情況下的自我犧牲,如討論“該不該舍命救落水兒童”。當道德教育集中于這些特殊的、非日常事件時,利他、服務社會的含義也就狹隘而不切實際了。各盡職責,共同創造一個健康、有序的社會,筆者以為,這更道出了利他的本質。
3.2我國學校德育手段的廣度批判
在我國學校中,有專門的德育課與德育訓練,有專門的德育教師;學校道德教育的責任也就歸于這種特殊的道德教育,很多教師認為“道德教育是班主任和輔導員的事情,與任課教師無關”;在德育課上,教師帶領學生學習、記誦道德的知識,依據學生考試成績或在日常遵守行為規范以及拾金不昧、助人為樂的表現確定對學生的表揚、獎勵或批評、懲罰。于是,在道德教育領域,形成了一人抓德育、其他人不管德育;道德教學成為道德說教、道德灌輸;德育成為管理、規束等諸多不良現象。因而,依據杜威的觀點,擴展學校德育手段的范圍,是必要的。
當前我國德育理論研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但還遠遠不夠。我們提出了德育網絡化、整體德育的構想,然而,仍未達到杜威所標舉的學校生活整體改造的廣度。學校生活中的一長專制、教師專斷相當嚴重,而現有的考試、選拔機制在客觀上造成了學校中單純注重書本知識吸收而缺乏經驗創造、誘導學生競爭而取消合作與互助的狀況。研究者所關注的“德育滲透”主要是發掘文科教材中與誠實、互助等相符合的內容,遠沒有達到建立學科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全面發揮學科知識的社會指導功能的水平。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注重開展趣味性的活動教學,力圖將知識的學習與活動結合起來,但這種活動教學在實際教學中所占份量微乎其微,不能自成一連續的系統,似乎是為了防止兒童學得太苦而在苦的東西上加點糖。在當前德育課程改革中,教材編寫者較注重“德育回歸生活”,德育教材體現了較強的活動性、親和性,但這只是在直接的、關于道德的教學方面的進步,這種教材提供了操作性很強的倫理活動演練,但試圖依靠直接道德教學的改善來解決學校德育問題,尤其在我國直接道德教學地位尷尬的情況下,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望而已。
關注德育現實、解決德育問題,是每一個德育理論研究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而我們是否負起了本職的責任并因而可自認為道德的、有用的公民,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前,我國德育理論的繁榮與德育實踐的尷尬并存,要求研究者深刻反省,重新理解道德與道德教育,努力找到真正的問題,從而提出切實的對策。杜威的德育思想,應該可以提供不錯的啟示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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