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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銀行監管范文

一、加強我國對外資銀行監管的必要性

1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外資銀行的引入，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主要是：開辟了我國吸收和利用外資的新途徑，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為國內“三資”企業及進出口企業提供了較完善的涉外金融服務和國際市場信息服務；為國內金融機構學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培育現代金融管理人才提供了有利條件；強化了我國金融業的競爭機制，促進了金融體制改革，等等。但是，由于外資銀行所涉足的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核心行業——金融業，它們的任何舉動都可能對我國的整體經濟運行產生影響；尤其是在我國當前金融體制改革尚未完善、金融業發展水平還相當落后、市場體系還很不健全的情況下，外資銀行的大量進入，難免會對我國的金融業發展帶來沖擊，增大貨幣政策、貸政策和外匯管理政策的制定、實施難度。因此，在目前形勢下，加強對外資銀行的監管是非常必要的。

從現行制度來看，我國目前對外資銀行的管理主要體現在業務范圍的限制和進入程序的管理上。業務范圍的限制方面，主要是不允許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及吸收國內企業、個人的人民幣、外幣存款。進入程序的管理方面，一是要求外資銀行攜入資金必須達到一定標準；二是對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銀行進入附加對等設行的條件；三是外資銀行一般只允許在沿海開放地區設立分支；四是申請在我國設立分支的外資銀行總行必須出具對該分支承擔稅務、債務責任的擔保書；等等。應該說，這些監管措施對我國外資銀行的引進和發展曾經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但我們也應看到，隨著我國經濟和金融開放的深入發展，現有對外資銀行的監管措施已遠遠不能適應實際需要；特別是“復關”后我們將不得不逐步開放金融市場、修改和取消現行對外資銀行過于僵化和嚴厲的管制措施，向國際慣例靠攏，短期內必將對國內金融業造成較大沖擊。從這一角度說，如何改善和加強我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是關系我國金融業長遠發展的重大課題。

二、強化和完善對外資銀行監管的幾點構想

1.逐步建立合規性檢查與風險性監管相結合、以風險性監管為主導的監管體系

70年代以來，西方在金融業高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一股金融管制自動化的潮流，隨之而來的是銀行業風險的增加。為此，各國金融監管當局都加強了對銀行業的風險性監管。比如日本將銀行業經營所面臨的風險分類、分項、分點列入“檢查表”中，以此為標準對各金融機構進行檢查核對，這樣問題在剛出現苗頭時就能被及時發現并采取相應措施，從而使各金融機構始終都處于良好的運營狀態。而我國當前對外資銀行的監管還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規的事后檢查階段，根本沒有以預防為主的風險性監管。建議我國學習西方經驗，逐步建立合規性檢查與風險性監管相結合、以風險性監管為主導的監管體系，對外資銀行的業務活動進行全面檢查和評估，以減少其對我國金融業和國民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風險，保障我國外資銀行體系的正常運行。

2.建立日常報表分析、實地檢查、非實地檢查等多種監管方式相結合的監管制度

目前我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主要依賴日常報表分析，其他監管方式很少采用。今后除了應落實專門人員對外資銀行進行日常報表分析以外，對報表分析中所發現的問題，還要根據實際需要及時進行有重點的實地檢查或非實地檢查。對一些規模較大的外資銀行還可由人民銀行總行或其分行派出常駐檢查組，加強監督。

3.建立強有力的監管機構

在西方發達國家，對外資銀行一般實行國民待遇，因而在監管機構的設置上并不區分國內銀行與外資銀行。這一模式也應成為我國金融監管機構發展的方向。但鑒于我國具體國情，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我國對外資銀行與國內銀行仍需分開管理。對外資銀行的集中管理，可以現有的人民銀行“外資金融機構管理司”為基礎，合并外匯管理局和稽核司中從事外資金融機構監管的人員，組建“涉外金融機構管理司”，作為我國負責外資銀行監管及國內銀行跨國經營等事宜的最高機構；對一些外資銀行較集中的城市，可在當地人民銀行設立“涉外金融機構管理處”，對外資銀行進行監管，并且這種監管應歸人民銀行總行直接領導，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預，以樹立監管工作的權威性。

4.完善外資銀行監管的法規體系

雖然我國目前已頒布了幾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管理條例，但完善的外資金融機構監管法規體系遠未建立，在此情況下要防止外資銀行在我國的不正當行為是很困難的。必須加強立法，盡快完善我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監管的法規體系，才能使我們對外資銀行的監管制度化、規范化，從而保證外資銀行的健康發展和我國的正當權益不受侵害。

5.建立外資銀行作用評級制度

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來對我國的外資銀行進行信用評級：（1）在華業績。用以評價外資銀行對我國的貢獻。（2）遵守我國法規情況的記錄。用以評價其經營的守法程度和相關風險。（3）經營素質。用以評價外資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內部管理質量和盈利能力。在實際操作中，將上述幾方面內容細分為多個具體指標，并規定相應權重和評分標準，由人民銀行或專門的資信評估機構每年定期對各外資銀行進行評分，根據得分高低將外資銀行分成不同的信用等級，并在全國性新聞媒介上公布，以充分調動外資銀行抵御風險、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的自覺性。這樣不僅有利于我國外資銀行體系的安全運轉，而且也可減輕監管機構的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外資銀行監管力量不足的矛盾。

6.建立定期外部審計制度

在金融監管體系較完善的國家或地區（如英國、香港），一般都要求外資銀行聘用外部審計師并定期公開其主要財務報告。借鑒這一做法，我國也應規定外資銀行必須至少聘請一名經當地人民銀行認可的中國注冊會計師，并在必要時可由人民銀行另行指定有關機構對其進行審計；外資銀行的有關財務報告應定期由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后在指定的全國性報刊上予以公布，以使外資銀行不僅接受政府金融監管機構的管理，同時也受到社會公眾的監督。

第2篇：銀行監管范文

關鍵詞：金融創新；銀行監管；挑戰；應對

一、金融創新對銀行監管實踐提出的挑戰

金融創新行為的動機簡單地看是由于盈利動機的驅使，但是從深層次看卻是銀行監管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滯后，以至于阻礙了銀行機構向更高的階段進一步發展。環境的變化使得銀行機構傳統的經營方式不再有利可圖，他們過去向客戶提供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越來越難以出售，而傳統的金融工具也已不能大量的吸收資金，因而為了繼續存在下去，他們不得不尋求創新；另一方面，各銀行機構面臨的嚴格管理使得規避管理法規的過程變得有利可圖，某一個機構避開管制后提供的服務往往給它帶來豐厚的利潤和市場占有，因而嚴格的監管本身就成為刺激銀行業創新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所以金融創新更多地應該從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當局之間的博弈來理解。銀行為了逃避監管，開拓市場而進行的金融創新活動與監管活動之間是一個不斷向前推進的動態博弈的過程，即監管——創新——再監管——再創新。論文百事通但是至今的實踐表明，銀行監管活動落后于金融創新的發展，銀行監管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金融創新給銀行監管的實踐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1．金融創新使銀行監管目標的權衡更加困難。銀行監管的目標有兩個，一個是安全目標，一個是效率目標。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看，銀行體系的安全和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但是在一定的階段，銀行體系的效率目標卻是更加突出。比如70年代末，過度嚴格的銀行監管造成的銀行機構效率下降和發展困難使得這一時期的監管更偏重于效率目標。金融創新的最深層的原因就是規避管制，追求發展和效率。但是實證研究已經表明，在銀行監管的安全目標和效率目標之間存在著替代效應，金融創新在提高了銀行體系的效率的基礎上，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風險。在面臨著全球競爭的壓力和本國銀行體系的安全穩定之間，銀行監管如何在這兩個目標之間進行協調？

2．金融創新使得銀行監管的客體更加復雜化。金融創新使得銀行監管的客體在以下幾個方面產生了新的變化。一是金融產品和組織創新模糊了分業經營中各專業金融機構之間的界限，他們之間的業務相互交叉和滲透，業務趨同，銀行也逐漸發展成為超大型的綜合性金融機構，比如銀行業會通過創新繞過各種監管法規的限制向證券保險行業滲透。二是市場的創新使得一國的銀行機構在現在條件下不可能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對外經濟聯系的加強使得一國的銀行通過各種創新活動向國際市場滲透，廣泛參與國際金融活動。這樣對國內銀行在境外的金融活動的監管就變得遙不可即。同時，一國的金融體系也會暴露在國際金融風險之下，這給銀行監管提出了新的課題。三是新的業務形式和金融產品的出現，并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如網上銀行的興起。四是銀行機構和其他各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之間，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這樣局部的金融風險很容易轉化成全局性的金融風險，造成所謂的傳染效應，從而更容易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

3．金融創新給銀行監管主體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分業監管還是混合監管的選擇問題。毫無疑問，面對著銀行業務日益綜合化的趨勢，原來界限分明的分業監管已經表現出了極大的局限性。

4．金融創新對傳統的監管方式提出了挑戰。傳統的銀行監管一直以來是以外部監管作為最主要的監管方式，強調嚴格的立法和監督，對金融機構的日常業務行為也作出了很多的外部規定。這種監管方式主要有行政命令式的監管和標準化的監管。行政命令式的監管是以行政命令對銀行業的市場準入和業務范圍作出了強制性的規定。標準化的監管方式則沿襲了行政命令式監管的原理，將資產劃分為不同的風險級別，并對每種類型確定固定的資本要求。這種監管方式明顯不適應金融創新下的新要求。它們存在著信息和經驗不對稱的問題，而且沒有考慮銀行在金融創新過程中的動態過程，在實際的執行過程當中也容易造成一刀切的問題。

5．金融創新對傳統的監管理念的挑戰。金融創新對銀行監管的動態回避過程與相對固定的銀行監管框架之間是一對矛盾體。金融創新和銀行監管之間的博弈總是表現為監管方的被動。危機導向的、事后的、傳統的銀行監管總是被動追蹤金融創新，會使監管效率大大下降，并且造成監管成本的增加。

二、銀行監管應對金融創新的一般實踐

1．從注重傳統銀行業務監管向傳統業務和創新業務監管并重轉變。較之傳統銀行業務，銀行的創新業務在收益更大的同時，風險也更大，且更容易擴散，對金融市場造成的沖擊也更加直接和猛烈。因此，只注重傳統銀行業務的監管已經不能全面客觀地反映整個銀行業的風險狀況。只有并重監管傳統業務和創新業務，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銀行業的整體風險。

2．從注重外部監管向注重內部和外部監管并重。針對銀行監管與金融創新博弈的被動地位，監管理念應該不僅僅從外部力量的介入的角度來考慮有效監管的問題，而且外部監管隨著創新和變革的發展，其缺點不斷暴露，比如市場敏感度低，不能全面及時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我們應該考慮如何從銀行內部與監管機構激勵相容的角度來使銀行主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制度安排。目前最為流行的一個根據激勵相容理論建立的監管的方法就是預先承諾方法。銀行在預測期初向金融監管當局承諾其資本量水平，為該期內可能發生的損失作準備，而監管當局則根據銀行承諾的水平設計懲罰和獎勵措施，并不再對銀行進行例行的資本充足檢查，但是這種方法的實施對監管水平的要求較高。另外，對市場機制的作用受到了日益重視，認為只有保證信息的完備透明，充分發揮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的作用，才能對銀行起到正確的激勵。

3．從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轉變。統一監管體制是指由統一的監管主體對從事銀行、保險、證券等不同類型業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統一監管的一種制度。與此相適應，金融監管也應該打破分業監管的模式向統一監管轉變，由統一的監管主體對從事銀行、保險和證券的不同類型業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統一監管。但是在具體的監管主體的改革上，是采用一元化的超級監管機構還是在保持監管主體多元化的前提下，加強各個監管主體之間的協調。二者有利有弊，具體的選擇需要對實際情況作出更細致的選擇以后才能加以確定。

4.從一國監管向跨境監管轉變。本國銀行向海外市場的擴展也是一種金融創新——市場創新。隨著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越來越多，其業務收益來自海外的比重日益提高；而另一方面，電子銀行的發展使得金融監管當局很難判斷其交易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完成的；離岸金融業務的拓展也使得部分金融機構偏離于監管視野之外。因此監管部門應該將一家銀行的境內外機構境內外業務進行并表監督。另外，加強不同國家監管當局之間的信息分享和交流，監管的分工和協調，以有效杜絕國際銀行監管的真空。

三、對我國銀行監管實踐的啟示

1．我國的監管目標的選擇。競爭的激烈和創新的加強，無疑會提高效率，但是同時也加大了風險。面對著

競爭的壓力和我國銀行業經營效率低，壞帳率高的現實情況下，監管當局如何在安全目標和效率目標之間進行權衡，找出一個最佳的平衡點，是關系到銀行監管效率的關鍵問題。目前我國需要重新認識金融創新對金融發展的重要性，改變對金融創新不論青紅皂白一律封殺的做法，對有益于發展并且風險比較容易監管，不會增加太多監管成本的創新，不妨進行鼓勵，以提高我國銀行的競爭力。也就是說，我們要適當地考慮到效率目標。

2．我國監管重心的轉變。我國一直以來對銀行的監管注重的是合規性的監管，重在對市場準入、業務經營范圍和行為的監管，其中突出的問題是重市場準入管理、輕持續性監管，重合規性監管、輕風險性監管，對金融創新工具的監管尤為不足。并且這些靜態的監管措施明顯地落后于市場的發展。為了扭轉這些不利局面，我國現階段銀行的監管重心應該改變，利用我國現階段對監管水平要求不是很高的有利時機，把監管重心放在對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和落實上，盡快制定和建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損益等經營管理業績的綜合考核和評價體系。在體系完善和外部監管的水平不斷提高的基礎上，按照激勵相容的原則設計和加強商業銀行的自我約束機制和內部控制制度，追蹤世界最新的實踐成果，提升我國銀行監管的水平。新晨

3．對我國監管主體的要求。

金融監管客體的巨大變化表明我國分業監管的做法應該適應客體的綜合化、國際化的變化。適應于國內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合作和交叉，混合監管似乎成了一個趨勢，適應于銀行業務全球化、國際化的發展，應該加強我國的銀行監管機構同國外機關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通過與各國監管當局的定期磋商和交流制度，通報互設機構的經營情況和風險程度，杜絕對銀行跨境活動的監管真空。但是應該看到，我國混業經營的規模和全球化的發展程度均比較低，沒有對統一監管提出很迫切的要求，盡管銀行監管機構缺乏與其他監管當局的協調配合，監管過度和監管不足并存，但是作為一種發展趨勢，我們應該在現階段做好分業監管的同時，不斷提高監管的專業化水平，并在這個基礎上加強合作，為未來的統一監管打好基礎。

4.改善監管環境。加快與監管有關的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加快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充分發揮外部市場競爭和約束的作用，所以應該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對銀行的市場約束力。

參考文獻：

1．何德旭，金融監管．世界趨勢與中國的選擇．管理世界，2003，（9）．

第3篇：銀行監管范文

主體。商業銀行會計監管主體是指行使對商業銀行進行會計監管這一職能的機構或人員。我國目前主要有銀監會、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門、審計機關、銀行業協會、會計師事務所、商業銀行內部會計控制等機構、組織及各自的監管人員。根據監管主體的不同，商業銀行會計監管可分為政府監管、內部監管和社會監管三個層次。其中以銀監會為代表的政府監管是主體和核心，以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會計監控來實現的內部會計監管是基礎，以民間審計和銀行業自律為主的社會監管是重要補充和環境保障。它們共同構成了商業銀行會計監管體系，是一有機的整體。

客體（對象）。傳統的觀念認為包括商業銀行會計監管在內的會計監管的客體是被監管單位的會計信息，具體又表現為各種會計憑證、會計賬薄、會計報告等資料和信息。但這一觀點并不全面。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客體還應包括被監管銀行的經濟活動、會計活動、會計工作、會計人員、單位負責人，甚至還有會計監管者本身。

制度。所謂商業銀行會計監管制度就是指對商業銀行實行會計監管的準則、內容、方法、程序、工具等的總稱，它是商業銀行會計監管主體和會計監管客體中介，前者需借助這一中介實施對后者的監管。

由此看來，以上三個要素有機地組成了商業銀行會計監管這一整體，缺一不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內容

會計機構設置和會計人員監管。《商業銀行法（修正案）》第十二條明確提出設立商業銀行，應當“有具備任職專業知識和業務工作經驗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有健全的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銀監法》第二十條也規定“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實行任職資格管理。”商業銀行監管機構應對商業銀行申請、設立時和經營過程中會計機構的設置、運行，會計人員的配備、組成以及會計人員的工作情況等進行監督管理。

會計基礎工作監管。包括商業銀行機構執行統一會計法規制度的情況，如：會計科目使用的正確性和規范性、開戶與結算工作的合規性等；本行財務、會計制度的建立、健全與執行，如：會計憑證制度、財務記錄與核對制度、重要空白憑證保管制度、會計崗位牽制制度及相關崗位責任制等。《商業銀行法（修正案）》中的第五十四條就對此做出了相關規定。當然，各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與運行情況也屬于會計基礎工作監管的范疇，但由于其在商業銀行會計監管中具有較特殊且較獨立、較重要的作用，因此將其單列為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一項內容。

會計信息質量及披露監管。即一方面，要對商業銀行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是否真實、準確、完整進行檢查、監督，堅決杜絕“三假”（假賬、假表、假信息）行為，以保證監管資料的全面性、系統性、權威性。另一方面，還要對商業銀行會計信息披露的時間、方式、途徑等進行監督檢查。《銀監法》的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六條，《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的第三十五條，《商業銀行法（修正案）》的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一條等均對此有所要求。

風險監管。風險監管為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核心內容。《銀監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第三十四條，《商業銀行法（修正案）》第六十二條分別對此做出了規定。風險監管包括三個主要內容：一是資本充足率監管，二是資產質量監管，三是流動性監管。

效益監管。即通過各商業銀行機構報送的會計報表，特別是損益表，分析其經營效益及盈利情況，并檢查是否存在效益管理混亂現象，要求商業銀行具備正常的盈利能力也是保障其正常經營抵御風險并進一步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條件。但考核這一內容不能完全以盈利率的高低作為標準，而應同時考慮安全性和流動性等因素。商業銀行內部會計控制監管。商業銀行內部會計控制本身就是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一個方面，但站在外部監管主體尤其是政府監管機構的立場上看，對商業銀行內部監管的再監管也是其監管的主要內容之一，并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調查商業銀行內控制度的現狀進行正確的分析和評價，督促各商業銀行建立起有效的、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重點檢查是否建立了會計內部控制領導責任制、職責分離機制、會計管理系統、風險測量與監控系統、信息和安全管理系統等。另一方面，要實時監控其內部控制運行狀況，測試其運行有效性，并指導和促進各商業銀行改進和加強會計內部控制管理，在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同時發揮內部控制對風險的預測和防范作用。

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方式

（一）政府會計監管的方式

1.現場監管。也稱現場檢查，是指由監管當局指派具備相應專業知識和監管水平的人員組成檢查組，深入被監管對象，按照統一規范的程序，帶著明確的檢查目標和任務，通過實地審核、查看、取證、談話等具體方法，對其會計活動和行為進行實地檢查的形式。現場監管的內容一般包括合規性檢查和風險性檢查兩個大的方面。現場監管必須與非現場監管結合使用，并應積極利用其他外部監管成果。

2.非現場監管。非現場監管是指被監管單位按監管當局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報送各種報表資料，監管部門通過對這些報表資料的整理、審查和分析，對商業銀行會計活動進行監管的方式。報表資料應包括商業銀行的會計報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附表、現金流量表）、管理報告、業務報告和統計報表等。非現場監管通過對數據資料的分析與審查能及時反映商業銀行的會計風險，并對重要情況做出信息反饋，也為現場監管提供了依據和重點。但非現場監管不能有效實現內控監管，還受到被監管機構報送資料真實性、完整性與否的限制。因此，非現場監管的局限性要求應加強現場監管和非現場監管的協調配合。二者在整個監管過程中應相互調節相互補充，非現場監管為現場監管提供向導，現場監管為非現場監管提供具體證據，最后共同形成結論或建議，實現監管的連續性、統一性和有效性。

需要特別補充的是，審計部門對商業銀行的會計監管是通過金融審計來實現的，主要是運用一些專門的審計技術與方法，包括內部控制的了解和測試、實質性測試、計算機審計技術和多種審計取證方法等。

（二）內部會計監管的方式

商業銀行內部會計監管主要由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會計監控兩個內容組成，內部會計監管機制作用的發揮主要是通過制度控制、崗位設置控制、財產控制、賬務組織與處理控制、內部會計檢查制度、風險責任制度等若干制度的制訂、執行、檢查與改進來實現的。

（三）社會會計監管的方式

1.銀行業協會是銀行業自律組織，它主要通過自律公約、從業人員道德和行為準則、業務規范等行規行約的制定、組織遵守和實施處罰等來履行其監管職能。

第4篇：銀行監管范文

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估計，在最高峰時，美國影子銀行體系持有約16萬億美元總資產，達到美國商業銀行體系總資產的1.6倍。可見，在美國、歐盟等發達的金融市場里，影子銀行是重要而有影響的市場主體。然而，影子銀行也蘊含著嚴重的脆弱性和潛在的重大風險。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時，全美抵押債務規模高達14萬億美元，其中約7.6萬億美元由各影子銀行機構持有，約5萬億美元由各大型金融機構影子銀行部門持有。次貸危機爆發后，金融市場加劇流動性緊縮，影子銀行因而進入了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資產拋售循環過程。隨著金融危機的演進，影子銀行進一步沖擊傳統銀行。越來越多的傳統商業銀行由于無法剝離規模龐大的有毒資產而陷入困境。與此同時，2008年底危機由美國金融市場逐漸蔓延至歐洲和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次貸危機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這充分說明了影子銀行體系蘊含了巨大的風險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期限錯配存在流動性風險影子銀行主要從短期資本市場獲得期限較短的負債，為了提供利息并獲得利潤，它必須投資期限更長的資產以獲取較高的收益，如股權、資產抵押債券等。因此，整個金融體系的信用期限結構發生了改變，產生了影子銀行體系期限錯配問題。一旦市場出現不穩定因素，如資金因市場預期的轉變而潰逃，那么投資銀行、私募基金、對沖基金等各大影子銀行就會出現類似傳統銀行的“擠兌”恐慌現象。

2危機中的資產拋售惡性循環風險如果發生市場危機，引起資金的流動性危機，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影子銀行大量拋售資產獲取流動性，從而導致資產價格急劇下挫。而根據以市定價的會計原則，影子銀行必須取得新的流動性以計提，導致它們必須又進入新一輪的拋售資產惡性循環。因此風險極大。

3高杠桿率放大系統風險2007年，美國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的杠桿率高達62倍；私募股權基金公司進行收購兼并時，債務占收購總價的比率通常高達60%~90%。高杠桿率資本運作的根本原因在于，影子銀行不需要接受或者很少接受相關金融監督機構的約束，不需要如傳統銀行那樣留存準備金。同時影子銀行的信息不公開透明，使得系統性風險進一步加大。

4影子銀行與傳統銀行之間存在風險“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傳統商業銀行與影子銀行合作進行結構性投資和資產證券化，然而相關的資產和運作的會計處理卻沒有進入資產負債表之中，屬于表外事項。與此同時，風險卻未能實質性剝離。一旦爆發危機，證券化產品以其龐大的規模攜帶的巨量風險將從影子銀行蔓延到商業銀行，產生風險的“交叉感染”。

二、加強影子銀行監管的國際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影子銀行監管的國際經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影子銀行的重大缺陷和相關風險，有針對性地出臺了一系列措施用以加強對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這些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1.1關注影子銀行系統性風險，把影子銀行納入監管體系美國于2010年7月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法規定：必須在證監會注冊的公司包括資本總額超過一億美元的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的投資顧問公司，而資本總額未達到一億美元的上述公司則必須在州注冊并受監督。

1.2對影子銀行提高監管強度歐盟要求另類投資基金提供可以證明資質能力的相關報告，并提供內部治理、估值方法、資產安全等方面的補充材料，同時必須滿足設定的最低資本金標準。巴塞爾委員會于2009年7月的《新資本協議框架完善協議》，賦予債務抵押證券的再證券化以更高的風險權重，加強對表外風險和資產證券化風險的識別，同時對證券化、表外交易活動和風險暴露提高了信息披露要求。

1.3加強影子銀行和傳統銀行之間的風險隔離英國有關部門提出加強發揮監管機構的監管職能，減少傳統銀行和影子金融機構相互的結構性套利機會。美國則將沃克爾規則引入金融監管改革法，原則上不允許銀行投資或擁有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并要求銀行從加入存款保險體系的銀行分離出自營交易以及類似投資活動，依法剝離信用違約掉期等高風險衍生產品到特定子公司。1.4要求大型影子銀行機構依法建立危機處置應急預案，防范道德風險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規定：商業銀行成為證券化產品主體發行人的，資產負債表最低必須保留風險資產的百分之五。英國則強調相關金融機構事前必須明確壓力情形下可采取的應急措施，設定明確預案。

2對我國的啟示我國影子銀行金融體系起步遲，規模小，形式比較簡單，杠桿率也較低。但必須看到我國的影子銀行體系也具有與發達國家影子銀行體系相似的缺陷，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前布控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國外對影子銀行的監管經驗對我國實施相關的監管措施有如下啟示。

2.1為我國影子銀行的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環境我國的影子市場機構正處于起步階段，需要良好的成長環境。可以在充分監督的前提下，鼓勵金融創新。嚴控混業經營，限制影子銀行將風險傳導進整個金融體系的情況下，鼓勵金融產品的創新。

第5篇：銀行監管范文

風險監管是國際上一種先進的金融監管方法，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以非現場監管為主，更注重對被查機構的風險狀況進行科學判斷；二是要求利用現場檢查的結果來完善非現場監管資料，據此制定對被查機構的監管策略；三是引入了對銀行信息系統充分性的檢查。今后基層人民銀行的金融監管必須結合合規性監管的經驗，摸索風險監管方法，充分暴露商業銀行的風險，督促其依法合規經營，改善經營狀況。

繼承與創新：完善現場檢點和改進分工方式

風險監管的程序主要包括六個步驟：了解機構、根據已有的非現場資料評估機構風險、計劃并安排監管活動、明確和實施檢查活動、報告檢查結果、跟蹤檢查。而其中的現場檢查與合規性監管的現場檢查相比，還需要增加兩個檢點：一是商業銀行管理人員的風險偏好，這對結合檢查數據進行風險評價至關重要。二是信息系統的充分性，商業銀行信息系統包括其經營戰略的系統支持、運行的安全性和兼容性、數據的恢復能力等方面。信息系統的充分性關系到其提供有關數據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可靠性，也是商業銀行本身識別和控制風險的前提和基礎。

現場檢查的重點和監管的中間目標發生變化后，要求對檢查人員進行合理分工。我們認為，如果是全面稽核，可按流動性、盈利性等風險監管要素進行分工，信貸組可在檢查信貸方面是否有違規問題后，負責資產質量分析；計劃組負責流動性分析；會計組負責盈利性分析；內控組負責管理能力分析等。但各組中必須配備有分析能力的專業人員。對信息系統的檢查更是如此。

反思與實踐：提高非現場監管的質量與效率

要加強非現場監管工作，首先，要重新界定非現場監管概念。非現場監管決不僅是季末索取會計報表和相關的資料，簡單分析后上報的一項工作，而是基于原來對被監管對象的了解，由被查單位提供基礎數據，通過公眾反饋信息或必要的實地考察，借助主觀判斷，進一步確認信息來源的可靠性，然后認真匯總數據、科學分析風險和公正評價經營，通過監管報告形式加以記錄，并在現場檢查和以后的非現場監管中逐步校正。其次，要充分發揮基層行的主動性，多開展基于非現場監管發現的針對性強的現場檢查，防范和控制區域性金融風險，同時也能促進其對非現場監管工作的重視程度，提高非現場監管的質量。第三，人民銀行總行要盡快開發出按行別劃分的非現場監管分析程序，避免各基層行重復勞動或低效率付出。第四，今后的監管工作要善始善終，非現場提示、現場檢查、處理或預警、整改落實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這是持續監管的要求，不能人為阻斷。第五，在監管報告中增加風險矩陣內容。

借鑒與應用：運用特征評價法進行風險評價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中央銀行運用駱駝群評級體系對被檢查對象的風險進行分析、評價，且成效明顯。但是，在中國，基層央行應用這種方法的時機還不太成熟，因此，短期內可考慮用特征評價法（《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指南》中已有論述）對商業銀行進行風險評價，以避免因缺乏個別的評價要素而阻礙風險的評價。所謂特征評價法，是指根據商業銀行所表現出來的風險特征與風險水平，將商業銀行判斷為基本正常機構、關注機構、有問題機構和危機機構。

基本正常機構的特征是：不良貸款比率、流動性比率、資本充足比率、貸款損失準備金比率、盈利水平等定量指標都控制在人民銀行確定的正常水平之內，在國內同業及國際同業中也處于較好水平，同時其治理結構和內控機制比較完善，能夠依法合規經營。關注機構的特征是：個別指標已明確超過人民銀行確定的正常水平，也超過同業同類指標的平均水平，且其風險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有問題機構的主要特征是：多項指標嚴重超過正常水平，已面臨流動性困難。危機機構的主要特征是：已經陷入嚴重的支付危機和信用危機，并已嚴重資不抵債，內部管理嚴重混亂，而且難以通過救助措施加以挽救，而必須采取果斷措施，使其穩妥退出市場。

要保證實行特征評價法的質量，就必須力求客觀、全面地進行檢查，科學、公正地進行評價。就中國目前監管人員的總體素質情況來說，特征評價法不難理解、便于操作，在短期內推行是有質量保證的，而且是可行的。新晨

第6篇：銀行監管范文

影子銀行究竟是什么？監管如何界定？又由誰來監管？坊間熱傳的國務院“107號文”似乎令這些話題變得更加清晰。據了解，此次的文件內容主要包括了影子銀行的發展、影子銀行的監督責任分工以及完善監督管理制度和辦法等。由于市場熱傳期間相關各方都保持沉默，因此對于“107號文”的真實性，分析人士認為，從以前的經驗來看，“可信度很高”。

影子銀行極具殺傷力

2013年12月中旬，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正式宣告醞釀近一年的中國影子銀行全面監管框架敲定。這一文件的出臺也讓影子銀行進入公眾視野。

影子銀行是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后所出現的一個金融學概念，住房按揭貸款的證券化是美國影子銀行的核心所在。美國的影子銀行包括投資銀行、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債券保險公司、結構性投資工具（SIV）等非銀行金融機構。

2013年10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金融監管報告2013》稱，2012年底中國影子銀行規模或達到20.5萬億元，占中國GDP的40%與銀行業總資產的16%。

據悉，目前影子銀行的資金來源不僅包括儲蓄資金、企業閑置資金，還包括從銀行融資便利的企業和個人從銀行套取的低利率貸款資金，再轉手貸給大量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企業和個人。

分析人士指出，不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甚至連治理結構甚嚴的上市公司，也進行民間借貸業務。這些大型企業及上市公司的一個簡單操作鏈條，就是從銀行搬運貸款資金，再到民間放貸，從中賺取豐厚息差。

在中國，企業之間直接拆借資金是被嚴格禁止的。不過企業可以通過銀行向借款人發放委托貸款，貸款利率由委托方決定，銀行則充當中介角色，收取委托貸款手續費，但不承擔任何信貸風險。

那么，巨量的委托貸款流向了何方？有關調查顯示，一類流向了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而大多數的委托貸款則流向了受政策調控的房地產開發商和中小企業。

由于貨幣緊縮使得中小企業更加難以通過正規銀行渠道融資，而大型國企等國有部門的借款人能以低廉利率從銀行獲得大筆貸款，并間接向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投放資金。中小民企則普遍通過影子銀行獲得資金。

據估計，影子放貸機構當中有90%為國有企業。影子市場每年的資金流量可能已達2萬億之多，相當于GDP的5%左右。

分析人士表示，影子信貸可能會重新回到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并加大貨幣流通的速度。這將使得央行行使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抑制通脹的常規手段的效果大打折扣。

中國金融業實行分業監管，雖然明確了“一行三會”的監管職責，但對于游離于監管之外的融資機構尚未制定整體性監管政策框架，導致缺乏相應的履職手段和監管權限，權責脫離。

影子銀行的大量資金不但擾亂了宏觀調控的效果，而且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潮，這個游離在監管之外的影子銀行體系，可能引發一場前景難測的金融危機。

中國的影子銀行目前還沒形成龐大的體系，尚未形成系統性風險。不過，由于中國的金融體系完全是由國家信用作擔保，因此各類當事人都有過度使用現有金融體系的沖動。鑒于銀根緊縮、房地產調控，房地產無疑成為影子銀行資金集中地，房地產業過度信用擴展，風險增大。如果監管部門不防微杜漸，一旦讓國內的影子銀行泛濫，其風險累積的速度和程度將會比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更快更嚴重。

影子銀行進入監管視野

影子銀行一般是指那些有著部分銀行功能，卻不受監管或少受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簡單地說，影子銀行就是那些可以提供信貸，但是不屬于銀行的金融機構。

在中國，影子銀行主要包括信托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地下錢莊、貨幣市場基金、各類私募基金、小額貸款公司以及各類金融機構理財等表外業務，民間融資等，總體呈現出機構眾多、規模較小、杠桿化水平較低但發展較快的特征。

一直以來，中國影子銀行迷霧重重，一般意義上的影子銀行是指游離于銀行監管體系之外、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和監管套利等問題的信用中介體系（包括各類相關機構和業務活動）。據了解，“107號文”明確定義中國影子銀行主要有三類：一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無監管的信用中介機構，包括新型網絡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財機構等；二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監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機構，包括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三是機構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監管不足或規避監管的業務，包括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證券化、部分理財業務等。

長期以來，中國影子銀行存在監管真空或監管不足。民間借貸、新型網絡金融公司、融資公司、第三方理財機構、典當行等沒有明確的監管部門，存在監管真空。雖然信托、委托貸款、理財、金融租賃等由金融監管當局實施監管，但因為這些傳統銀行業務與證券業、保險業的融合日趨復雜，業務結構涉及多個市場，存在監管套利動機，使得跨行業監管合作進展慢于業務發展實際，存在監管不足。尤其是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由地方政府實施監管，而地方政府監管能力普遍不足。

業界普遍預計，繼2013年出現兩次“錢荒”后，2014年金融機構仍會受到流動性的較大沖擊。從監管層的態度看，放松銀根的可能性并不大，機構預測的2014年降準是否會成真仍是一部懸念劇。考慮到中國分業監管體制，當前中國影子銀行監管重點應是防范跨市場風險傳染。監管新規被稱為是針對影子銀行業務的一份最全面的監管文件，涉及的機構包括銀行、信托、保險、證券期貨機構、第三方支付等，就連尚未納入監管范圍的網絡金融活動、第三方理財業務和非金融機構資產證券化等也被收入囊中。

業內人士表示，此次“107號文”主要是確定了一些原則性的東西，比如監管的范圍和監管機構的職責。據悉，“107號文”還要求按照誰批設機構誰負責風險處置的原則，逐一落實各類影子銀行主體的監督管理責任，建立中央與地方統分結合，國務院有關部門分工合作、職責明晰、權責匹配、運轉高效的監督管理體系。

按照劃分，銀行業機構的理財業務由銀監會負責監管；證券期貨機構的理財業務及各類私募投資基金由證監會負責監管；保險機構的理財業務由保監會負責監管；金融機構跨市場理財業務和第三方業務由央行負責監管協調。業內人士分析認為，“107號文”要求按照誰批設機構誰負責風險處置的原則，合理分工監管責任。在這一原則下，影子銀行的監管部門將涵蓋“一行三會”，并從中央政府延伸到地方政府。在這樣復雜的多頭管理格局之下，監管的重疊和漏洞在所難免，金融機構的監管套利空間仍然存在，需要更加細致的細則出臺。

監管升級捅破地產泡沫？

因為難以監管，影子銀行對金融市場造成的影響，包括流通速度和規模，就沒辦法準確估算，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后，影子銀行受到了更多關注。

在中國，影子銀行通常是指游離于銀行監管體系之外、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和監管套利等問題的信用中介體系。影子銀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因素主要包括四個方面：期限錯配、流動性轉換、信用轉換和高杠桿。影子銀行的風險到底有多大？歸其根本，還在于影子銀行對房地產泡沫的助推。面對當前動輒9%到10%乃至更高的信托收益率，哪怕其偽裝得再好，稍有一些經濟常識的人就能分析出其資金的投向——房地產之外，別無他處。有信托類金融機構人士透露，目前市場上有90%的影子銀行資金投向都是房地產或者與房地產相關。

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中規模最大的是信托公司，流向房地產的影子銀行融資也主要是信托融資和地方融資平臺融資。有數據統計顯示，2013年房地產信托直接融資規模約3000億元；通過信托流向地方融資平臺的資金，有一大部分也進入到了房地產領域，而國家審計署近期公布的地方債務通過信托平臺來源為1.43萬億元。可以說，嚴管影子銀行對房地產行業影響最大，甚至可能會出現局部資金鏈斷裂及信用違約事件。

雖然“107號文”正面肯定了影子銀行產生是金融發展、金融創新的必然結果，是傳統銀行體系的有益補充，在服務實體經濟、豐富居民投資渠道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影子銀行確實存在著一定風險，特別是對于房地產行業而言。文件消息面世前后，地產股的連續下跌已經說明了問題。有分析人士認為，房地產類貸款將是2014年金融監管的重點。“107號文”要求對影子銀行的嚴加監管，特別是信托公司不得開展非標準化理財資金池等具有影子銀行特征的業務，并對信托受益權產品做出了明確規定，預示2014年房地產企業融資將會變得艱難。

金融地產不分家，沒有金融的支持，房地產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尤其令市場擔憂的是，房地產企業流動性將受到影子銀行監管的沖擊，因為影子銀行資金主要流向房地產，特別是中小房企。對于流動性極度敏感的中國房地產業，獲得資金的渠道本來不多，在多年調控下，銀行早已被嚴格限制對地產企業放貸，開發商幾乎不可能從銀行、股市等正規渠道獲得融資。因此，房企通過信托、基金等第三方或者說影子銀行渠道獲取資金，在近年來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也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從表面上看，從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中央并未出臺具體的房地產調控措施，但事實上，我們看到，從2013年6月起銀行業爆發“錢荒”事件以來，國內金融市場的實際利率水平一直居高不下，從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影子銀行的融資成本，間接大幅推高了房地產的融資成本，對房地產業已經造成了較大的沖擊。

防范市場風險為重中之重

多數媒體評價認為，107號文“堪稱中國史上最為嚴格的影子銀行監管文件”。

“107號文”，確定了中國影子銀行全面監管框架。雖然中國式影子銀行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基于證券化模式下的影子銀行存在一定差異，但也存在信用轉換、期限轉換與流動性轉換等金融中介的共同特征，因而將其納入全面監管框架勢在必行。考慮到我國分業監管體制，當前我國影子銀行監管重點應是防范跨市場風險傳染。

雖說，影子銀行的產生是金融創新的必然結果，但其融資規模龐大、杠桿率高、形式多樣易變且不透明則為金融體系的安全埋下了隱患。值得注意的是，銀監會在網站的有關2014年全國銀行業監管工作會議的內容中，也強調要防范四種業務風險。其中，對于理財業務，需建立單獨的機構組織體系和業務管理體系，不購買本行貸款，不開展資金池業務，資金來源與運用一一對應；對于信托業務，要回歸信托主業，運用凈資本管理約束信貸類業務，不開展非標資金池業務，及時披露產品信息等，這些內容也剛好與“107號文”的相關內容吻合。

第7篇：銀行監管范文

業界認為，這份文件可被視作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的“基本法”。

針對影子銀行實行全面、有效監管，已經成為事關中國金融穩定與發展最為急切的核心課題之一：

首先，中國的影子銀行規模自2010年以來驟然呈現井噴式增長，僅就存量來看，已擺脫邊緣地位，成為中國金融體系構成中僅次于正規銀行體系的第二大部門，再加之其驚人的增長速度對貨幣格局及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巨大沖擊，貨幣當局不可能允許其繼續游離在金融監管不明地帶。

其次，影子銀行井噴式增長，不僅在總量上使其成為中國近年來整體債務率迅速上升重要推手，而且，由于監管滯后，影子銀行的資金去向大量集中在近年來重點調控的房地產、地方債等高風險領域。因此，倘若任由其不受限制地繼續充當調控政策“下有對策”的突破口，不僅國家宏觀調控、產業調整意圖難以落實，也極易成為系統性風險被引發的燃著點。

第三，影子銀行自身固有的系統缺漏也要求其本當接受更嚴格的監管。影子銀行相比正規銀行體系，往往缺乏嚴格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自有資本充足率，以及風險撥備與流動性比率等要求。因此，影子銀行既缺乏事后隔絕系統性風險的“防火墻”，又會因為其運營成本更低而在事先放大自身無序擴張的道德風險。

當然，作為市場自發擴張的產物，影子銀行能夠為企業提供新的資金和流動性來源，并可促進經濟體系中信用、資本有效配置。影子銀行對于市場不完備的矯正作用，放諸中國金融體系高度管制乃至行政干預依然盛行的背景條件下更顯其價值，因為中國的影子銀行實則更多地體現為“銀行的影子”，也就是說，它的超常規增長反映出正規銀行體系體制性的缺陷，其中最明顯的例證即在于，影子銀行為中國缺乏彈性的金融體系提供了彈性。非市場化的金融管制意味著，正規銀行體系不愿在“合規”收益無法覆蓋風險的情況下，向缺乏充足抵押品和現金流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提供貸款。

第8篇：銀行監管范文

【關鍵詞】影子銀行；監管防范；風險

一、影子銀行的特點

影子銀行是一個不受公共部門保障的信用媒介。傳統概念上，信用媒介主要是指商業銀行，其主要職能就是從資金富余方吸收資金，然后給予資金短缺方，實現信用的間接傳遞。傳統銀行體系有三個參與者：儲蓄者、借款者和銀行。儲蓄者基于對銀行的信任和閑置資金獲利的需求，將可閑置資金以存款形式放入銀行，銀行將不同存款者的數額較小的資金集中并達到一定規模后放貸給借款者。與直接借貸相比，信用媒介的出現實現了資金的期限轉換、流動性轉換。信用媒介通過吸收高流動性短期存款來支持流動性較差的長期貸款，從而使短期資金變成了長期資金，高流動性負債變成了低流動性資產。由于信用媒介的出現伊始就存在期限、數量、流動性錯配，本身就產生了一定的風險。上世紀20、30年代以來全球多次出現的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為了維護金融的穩定，減少銀行倒閉對經濟的不利影響，主要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相繼推出中央銀行貼現窗口和存款保險制度來保障銀行的流動性，降低銀行自身天然的脆弱性，這就使得銀行享有了官方或公共部門外在的直接的保障。2008 年以來全球的金融危機中，美聯儲創新最后貸款人救助方式，多次推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行救市，就是公共救助的最好證明。，隨著金融體系的創新和日趨復雜化，公共部門對信用媒介的保障程度正在逐步弱化情況看，享有直接隱含保障的機構有我們熟知的房利美，演變出間接保障、隱含保障等其他形式。而只享有這類保障的新型信用媒介就是我們所說的影子信用媒介，其游離于傳統銀行體系之外，與傳統銀行相平行，共同構成現代金融體系。

二、影子銀行系統的監管缺失風險

影子銀行系統的發展避開了傳統銀行業務和金融市場交易業務的監管體制，長時間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住房政策以及全球流動性過剩等外部環境促進了影子銀行系統的膨脹，影子銀行在獲得巨額收益的同時卻由于不直接吸收存款而基本上不受貨幣當局的監管，其信用創造情況及業務經營的外部性在金融審慎性監管體制中也幾乎不受約束。影子銀行業務的高杠桿性依賴于眾多機構投資者的資金，金融機構大量擁有和參與影子銀行的證券化產品，極大地推進了金融全球化進程。在流動性重組、資本流動穩定和資產價格穩定的基礎上，影子銀行資本的跨境投資和跨境活動有效提高了全球金融市場效率，促進了資本的全球配置。隨著資本的跨境配置，風險也在全球范圍內分散，外部沖擊使得國際資本流動面臨巨大風險。傳統商業銀行面臨破產風險時，最后貸款人等存款保險制度可以有效地減少存款人的恐慌，降低發生擠兌的風險。但是，影子銀行卻不在最后貸款人保護之下。例如在美國的房貸市場，房價上升時期影子銀行極力擴張業務；房價下滑時，投資者大量拋售違約率上升的次級債券及其衍生品，影子銀行遭到擠兌，引發市場恐慌。盡管美國政府進行了斡旋和干預，采取了接管、注資、機構轉型等一系列救助措施，華爾街幾大投行仍然沒有逃脫倒閉的命運。影子銀行系統外部監管缺位，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和完備性不足。

三、未來影子銀行監管的發展方向

影子銀行目前的監管方案是各方利益相互妥協的結果。美國金融改革方案對對沖基金的交易、投資策略以及杠桿比率等可能直接與系統性風險相關的活動沒有設限。英國私募基金業發達，其對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的監管仍偏于寬松，更為嚴格的金融監管標準只針對系統重要性機構，而對于規模較小的影子銀行機構仍保持了較為寬容的態度。美國最初的金融改革法案曾經明確提出禁止商業銀行利用自有賬戶進行衍生品交易，但最終版本僅要求銀行剝離CDS業務到子公司，而常規的利率、外匯、大宗商品等衍生產品均可保留，并明確給予風險投資基金豁免，商品期貨對沖基金仍不受監管。沃克爾規則雖然禁止銀行擁有或投資私募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卻保留了大量例外情形，實際上銀行仍可投資不超過基金資本的3%或銀行核心資本3%的額度。

結合影子銀行系統的發展和監管現狀，監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來解決其內生脆弱性和外部監管缺位問題。減輕影子銀行系統的內在脆弱性，完善影子銀行公司治理，加強風險內控。

一是改革“投機補償”的薪酬機制，建立對影子銀行高管的問責制，防止其對風險過度承擔和金融腐敗。

二是提高對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經理人資質的要求，通過管理人的準入限制保證基金的管理水平。

三是建模測定影子銀行系統對金融穩定性的影響及其水平傳遞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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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雷德里克.米什金.央行如何面對資產泡沫字[J].中國金融，2011，（17）：9

[2]保羅麥卡利.影子銀行系統和明斯基的經濟旅程[J].科學與財富，2009，（9）

第9篇：銀行監管范文

（一）代表性國家銀行監管的演化歷程

由于政治或經濟原因，許多國家銀行監管制度演化中經歷過嚴格控制性銀行監管，所謂嚴格控制性監管是指實行分業限制、利率管制、市場準入嚴格限制等，包括美國、日本、韓國以及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也實行過較長時期的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因此，分析此類國家銀行監管演化歷程的規律性變化對研究我國銀行監管市場化問題很有借鑒意義。

不同國家實行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背景和動因有所不同，例如，美國嚴格控制性的銀行監管起步于20世紀30年代初大蕭條時期；日本嚴格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確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又被稱為金融行政；韓國則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解決資金短缺、實現工業化，實行了嚴格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同時，不同國家各種限制性措施的嚴格程度也存在差異，但是，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都在較長時期內充分了保證銀行業的穩定，而在趕超型國家，它對滿足產業發展的資金需求，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趕超目標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全球化在金融領域的滲透日漸深入，資本跨國流動的規模迅速擴大，銀行業經營環境更為開放，跨國銀行蓬勃發展，同時，各種金融創新活動層出不窮。在這些因素沖擊下，嚴格控制性的監管制度開始表現出一些不適應性，其所扮演的角色從維護銀行業穩定和發展的必要措施轉變為限制銀行業發展的桎梏，甚至成為銀行業競爭能力低下和銀行危機的根源。為了改變本國銀行業面臨的困境，70年代末期以后，美、日、韓等國相繼進行了逐步放松管制的改革，包括利率自由化、放寬業務范圍限制、放松分支機構設置的限制、資本流動自由化等措施，這些措施消除了銀行業發展的障礙，給予銀行業更多地獲利機會，是對受壓制的市場競爭力量的一種釋放，會增加銀行之間的競爭程度，有利于提高銀行業效率、促進其發展。＿經歷過嚴格控制性監管的銀行業往往較為脆弱，同時放松管制所營造的競爭性環境，本身會產生優勝劣汰的效果，使競爭能力弱的銀行面臨倒閉風險，所以，放松管制階段，容易出現銀行破產或倒閉。為了避免銀行的道德風險，對銀行業的支持和救助都需要審慎監管相伴而行，但是，受解決問題資金、監管當局道德風險、監管獨立性缺乏等因素制約，放松管制過程中，審慎監管措施往往不到位，出現監管寬容或缺失的問題，這會進一步增加銀行業的系統風險，導致銀行危機。例如，80年代末期美國發生了儲貸協會危機；日本在90年代中期出現了銀行危機；韓國則在1997年爆發了金融危機。

銀行危機過后，各國紛紛把建立或強化審慎監管作為提高監管有效性的重要途徑，包括提高監管者獨立性、改革存款保險制度、實施和完善基于風險的資本監管制度等，并通過改善信息披露狀況、實施預先承諾法、推進銀行業改革等措施發揮監管實現過程中市場力量的作用。各國以強化審慎監管為核心的監管改革進度和力度盡管有所不同，但是，對促進三國銀行業走上穩健經營的軌道，增強國際競爭力都發揮了良好作用。

從上述歷史實踐來看，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銀行業經營環境的變化，政府監管制度安排經歷了從實行嚴格控制性監管到逐步取消嚴格控制性監管，再到強化審慎監管三個階段發展的變化。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上述國家的政府監管都經歷了從替代市場力量向培育和強化市場力量的轉化過程；20世紀80年代以前市場機制和政府監管被理解成替代的關系，政府監管的強化也就意味著市場機制的弱化，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開始構建以市場機制為導向的政府監管機制。在市場導向的思路下，銀行監管不是替代市場競爭，而是強化市場機制微觀基礎的手段，即銀行監管要從特有的角度切入銀行業的運行中去，為銀行業的市場機制高效運行提供保障，同時充分運用市場約束加強監管，讓投資者、存款人、經營者及監管者等各方參與者各自承擔必要的風險。

（二）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監管的市場化趨勢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銀行業跨國經營日益普遍，有效銀行監管成為國際范圍內的公共品。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員會（BOBS）自1974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于加強各國銀行監管的合作與協調，它所制定的監管標準和指導原則為各國廣泛認可和遵循，成為銀行監管的國際規范。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巴塞爾資本協議。該協議有兩個版本，分別簡稱BaselⅠ和BaselⅡ。從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及其變化，可以清晰地看出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銀行監管的市場化趨勢。

BaselⅠ和BaselⅡ的核心內容是倡導資本監管，BaselⅠ對資本監管提供了一套簡便易行的國際標準、而BaselⅡ則對資本監管標準進行了更新和補充，它們的廣泛實施使資本監管已經成為國際上主流的銀行監管原則。資本監管本質上是一種模仿和強化市場力量的監管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存款保險等政府干預措施對市場力量的束縛作用，降低存款保險所帶來的銀行風險轉移動機，改善政府監管效果。因為資本在保持銀行穩健和承擔風險方面、在銀行公司治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資本要求是投資者對銀行實施市場約束和內部控制的重要方式和基礎。

雖然BaselⅠ和BaselⅡ監管思想的內核是一脈相承的，都倡導通過尊重市場力量和運用市場力量提高監管的有效性，但是，具體內容存在多方面差異。BaselⅠ提出資本監管框架僅包括最低資本要求；BaselⅡ則將其擴展為三大支柱：一是最低資本要求；二是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三是以信息披露為基礎的市場約束。從而把政府外部監管、銀行內部控制和管理、市場約束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構建了相對完善的市場主導型監管體系，使銀行監管中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的合作日臻緊密和顯著。具體體現在：

1.BaselⅡ允許銀行使用評級法而不是像BaselⅠ中由政府直接規定風險資產對應的風險權重來確定資本成本，提高資本充足率要求對風險的敏感程度。其中，標準法是允許使用外部評級區分銀行所持資產的質量，體現了利用評價機構此類市場參與者的力量改善資本監管的思想；而內部評級法允許銀行使用內部評級數據確定資本成本，體現了外部監管對銀行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的尊重和利用。從標準法到內部評級法，風險計量更為準確，銀行在確定資本成本方面自逐步增大，為了減少外部干預，降低資本成本，銀行具有使用內部評級法的激勵。但是，為使用內部評級法，銀行必須具有強大的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能力，所以，為了獲得更多的自，銀行具有改善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水平的激勵，從而增強了銀行將外部監管壓力轉化為銀行自身的風險防范和自我約束行為的動力機制。

2.BaselⅡ把銀行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的狀況作為監管當局監督檢查和評估的內容之一，從外部監管角度直接強化銀行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把監管當局要求和銀行自律需要直接統一起來。

3.BaselⅡ通過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強市場約束，既改變了政府監管的作用方式，又增強了銀行自律的主動性。過去，政府監管通過對市場約束的抵消和遏制作用來實現監管目的，以存款保險制度和限制競爭性措施的抵消作用最為顯著。在BaselⅡ中，監管安排不再充當市場約束的替代品，而是通過提出信息披露要求，使市場參與者掌握銀行風險輪廓和資本水平的信息，提高市場參與者的能力，阻止銀行不合理地涉險；而被監管銀行對過分冒險就會咎由自取的擔心，會使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而增強銀行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

通過上述剖析可以看出，從BaselⅠ到BaselⅡ，監管當局越來越重視激發并利用銀行內部的力量和市場約束力量來加強風險防范、實現監管目標。作為國際銀行監管的新規則，BaselⅡ在未來各國銀行監管將發揮重大作用，它所倡導的在尊重、利用和強化市場力量基礎上實現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相結合的監管思想，即銀行監管的市場化思想，代表了未來銀行監管的方向和趨勢。

（三）銀行監管實現力量的實證分析

經濟學家通過大規模收集銀行監管的國別數據，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對各項政府監管措施與市場機制的作用效果進行了比較性實證分析，其中，JamesR.Barth，GerardCaprio，Jr.和RossLevine所作的一系列調查和研究最為全面。他們在世界銀行資助下，對各國銀行監管狀況進行了兩次大規模調查，先后收集了107個和152個國家的詳細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根據實證結果，得出如下結論：為改善銀行監管效果，增進社會福利，應避免依賴政府直接的干預和限制措施；在監管實踐中強調增加私人監督、增加私人激勵，降低存款保險制度所引發的道德風險，倡導在全球范圍內加強市場約束，因為這些政策措施對促進銀行發展、績效和穩定最為有效。同時還指出，強化市場約束并不意味著自由放任，與之相反，政府監管在這個過程中具有關鍵作用，監管當局要通過鼓勵或強制信息披露來支持市場約束，而不是替代市場約束。可見，實證分析從理論上對銀行監管市場化趨勢的實際效果予以了積極評價。

綜上所述，在經濟全球化等因素的推動下，70年代末期以來，銀行監管市場化逐步成為各國銀行監管實踐的一種必然趨勢。所以，各國需要適時適度調整本國銀行監管的實現力量，以順應銀行監管的市場化趨勢，才能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現銀行監管的有效性。

我國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在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確立了市場經濟、市場金融為本國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的改革目標。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無論是與國際環境相融合，還是推進本國經濟改革的深化，都需要我國具有一個市場化取向的銀行監管體系，提高銀行監管的市場化程度成為我國實現有效銀行監管的必然選擇。構建市場化取向的監管體系一是應以尊重、支持和互補市場力量為導向優化政府力量；二是應培育、加強銀行自我約束和市場約束兩大市場力量，逐步形成以市場力量為主導的監管格局。下面從這兩方面深入探討如何提高我國銀行監管的市場化程度。

二、我國銀行監管的市場化取向之一：政府監管制度的變遷

為了順應銀行監管的市場化趨勢，實行嚴格控制性監管制度的國家紛紛取消各種限制競爭的監管措施，逐步構建和完善審慎性的政府監管制度。我國銀行業的政府監管也曾經實行過嚴格控制性監管制度，并獨具特征，而且目前仍在實施某些控制性的監管措施，所以，政府監管安排實現從控制性監管制度向審慎銀行監管制度的過渡，是提高我國銀行監管市場化程度的關鍵環節。為此，需要結合國情，分析我國控制性監管制度形成、發展以及淡出的歷史邏輯和條件，探討構建、強化審慎銀行監管制度的推動因素和制約因素。

（一）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一國銀行監管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通常是該國國情與歷史環境條件的產物。我國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是計劃經濟時期信貸計劃管理體制在轉型時期的延續。

1984年，我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以后，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在履行監管職能初期，監管內容主要是把原來人民銀行內部的信貸計劃管理推廣實施到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對信貸計劃執行的合規性監管是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初始內容安排，也是其標志性的內容安排。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已經較為系統，包括對銀行信貸業務實行計劃控制和干預；限制性的市場準入政策；利率管制；業務范圍限制；用政府信用和再貸款制度為國內銀行業提供無限擔保和資金支持；實行高比率的存款準備金政策等各種措施。1993年以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一系列金融法規相繼出臺，對利率管制、業務范圍限制等控制性監管措施從法律上明確化和規范化，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進入規范化、法制化的發展階段。

與其他趕超型國家一樣，我國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首先是服務于經濟增長目標的。它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直接限制性，政府和監管當局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預銀行業的經營管理活動，包括業務規模、范圍和價格等多方面的廣泛限制；二是保護性，對銀行業特別是國有銀行業提供保護，維護其壟斷地位，甚至直接提供資金支持以維護銀行業的信貸能力。通過這些帶有明顯行政干預傾向的合規性監管安排，來滿足政府控制銀行系統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的需要，并推動經濟快速增長。1978－1995年我國的GDP年均上升9.4%。

為經濟增長服務的目標通常是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普遍特征，在日本和韓國也是如此。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非國有經濟迅速成長，而國有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也不斷下降。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直到1998年，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大多數措施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仍然通過信貸計劃和行政干預措施把大多數信貸資金以低成本投向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經營狀況使信貸資金的利用效率低下，導致銀行監管服務于經濟增長的效果逐年下降，GDP與銀行業投入實體經濟資產總額的比率從1984年的1.33下降到1998年的0.91。由此可見，我國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不僅僅服務于經濟增長的目標，它的形成與發展和我國轉型經濟的背景也是密切相關的，還服務于其他特殊目標。

我國經濟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轉型初期，居民收入水平較低，養老、醫療、住房及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缺乏相應的經濟和基礎，而國家的財政能力又相對薄弱，國有企業所承擔這些方面的社會職能對于保持社會穩定具有積極作用。在就業方面，雖然非國有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但是，非國有部門的新增就業機會主要是吸納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在城市中，國有經濟仍然是就業的主體。國有企業在社會穩定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前，低程度的金融開放對外部競爭具有屏蔽作用，在國內銀行業居于壟斷地位，不良資產對銀行業穩定只是一個潛在的隱性威脅，與國有企業在轉型經濟的重要作用相比，銀行業穩定尚不是社會穩定中最突出的問題。遵循比較利益的原則，政府有激勵推行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以侵蝕銀行業穩定和效率為代價滿足國有企業的信貸需求。同時，政府借助于非審慎的會計制度和稅收政策等監管配套安排，一方面虛增利潤，政府得到當前最大化的所有者收益和稅收收入；另一方面對不良資產延期處理，把風險或欠賬留到將來。所以，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除了服務于經濟增長目標外，還服務于經濟轉型和保證國家效用最大化，它是我國實現經濟趕超與推行漸進式改革道路的支持品。

（二）從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向審慎銀行監管制度過渡

1998年以后，政府監管進入從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向審慎銀行監管制度的過渡階段，它包括幾乎同時進行的兩個過程：一個是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淡出與變革；另一個是審慎銀行監管制度的構建與強化。

1.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淡出。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以侵蝕銀行業自身的穩定和效率為代價，服務于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降低了銀行監管有效性，這種制度所導致的銀行業不良資產和競爭能力的低下使其缺乏持續性運行的基礎，所以，如同其他國家的經歷相似，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面臨著被變革或取消的命運。

我國經濟運行在經歷了較長時期高速增長以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經濟增長開始放慢；產品供求狀況進入買方市場，市場競爭程度的加劇使國有企業虧損比例上升，而1995年末，所有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85%，在這種融資格局下，國有企業的虧損直接轉化為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加上90年代中期形成的房地產泡沫破滅，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問題日益突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性顯著提高。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相對下降。90年代中后期，國家在國有企業推行了下崗分流的政策，國有企業從業人數銳減。到1997年，在城鎮就業方面，非公有制企業所提供的新就業機會已經超過了50%。1998年以后，住房、醫療和教育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迅速推進，社會保障和保險體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國有企業所負擔的社會性責任相對減少。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包括我國在內的忽視銀行體系穩定和效率的“東亞發展模式”產生了巨大警示作用。此時，銀行業穩定發展成為政府首要目標，以亞洲金融危機為契機，在國內經濟市場化程度提高、國有企業改革深化等內部因素推動下，政府產生了淡出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激勵，開始放棄利用干預銀行體系謀求社會穩定和財政收入的立場，轉而解決控制性銀行監管帶來的問題，逐步消化不良資產，解決銀行體系的問題，以避免因銀行危機而誘發社會動蕩，來維護國家效用最大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邏輯之下，以1998年取消對國有銀行貸款規模的限額控制為標志，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開始逐步淡出。1998年以后，進行了銀行監管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例如，利率市場化、放松市場準入管制、放松業務范圍限制等都是對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變革和弱化。但是，毋庸諱言，其淡出的進程仍然會受制于國有企業改革和政府財政能力的制約。

2.審慎銀行監管制度的構建與強化。1998年以后，審慎銀行監管制度也開始構建和強化，雖然，控制性監管制度安排也包括一些審慎監管措施，如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各種比例規定，但在政府干預下往往流于形式，1998年以后，除了原有審慎監管措施的逐步嚴格執行以外，還引入了一些新的審慎監管措施，例如，修改了對呆賬準備金的計提標準和比例，以提足撥備；推行以風險為基礎的貸款質量五級分類管理體系；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采取了更為審慎的監管；用利潤消化歷史財務包袱，作實賬面利潤等。審慎銀行監管制度之所以得到構建和強化，存在兩大推動因素。

首先是避免銀行業道德風險的內在要求。1998年以后，我國投入了巨額資金來提高銀行業清償能力，具體包括政府注資、剝離不良資產和市場退出等方式，這為維護銀行業穩定和今后的健康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其他國家的經歷已表明，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單純淡出以及對銀行業的救措施，并不意味著銀行監管有效性的必然提高，即使提倡金融自由化的經濟學家也認為：“使一個高度壓抑的經濟實現自由化就好像在雷區中行走一樣，下一步可能就是最后一步。”原因在于，放松管制后寬松的經營環境和救助措施往往會帶來問題銀行的道德風險，進一步增加銀行業的系統風險，即使在自律相對完善的美國銀行業，也發生了儲貸協會“為復興而賭”的道德風險行為（Kane，1989）。

如果沒有審慎監管制度的配合以及銀行業自我約束的改善，政府支付的巨額成本只能暫時維持銀行業穩定，并且會引發銀行業的道德風險行為，進一步增加銀行業不良資產。此時，監管當局所扮演的只不過是“救火隊”的角色，“把有限的補充投向無底的籃子”，必然陷入“高成本、低目標實現程度”的監管困境。所以，構建和強化審慎銀行監管制度是我國在淡出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過程中避免銀行業道德風險，走出監管困境，提高監管有效性的內在要求。

其次是金融開放的外在壓力。2001年，我國加入WTO，承諾大幅度開放國內金融業，金融開放使銀行監管不再僅僅是國內事務，它鎖定了政府監管制度變革的市場化方向，成為我國從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向審慎銀行監管制度過渡的外在驅動力。具體來說：

（1）我國會面臨實施國際監管規則的外部壓力。以風險為核心的審慎監管制度已經成為銀行監管的國際標準和趨勢，隨著外資銀行市場份額的增加以及中資銀行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審慎監管制度的缺乏既會導致對外資銀行監管的真空，又會為中資銀行國際化帶來巨大的轉換成本。銀行業開放程度的提高要求監管制度向國際慣例靠攏，加快審慎監管制度的構建和強化。

（2）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要求強化審慎監管制度。我國加入WTO以前，相對單一和封閉的市場環境，使銀行業在整個社會投融資體系中居于壟斷地位。加入WTO以后，來自外資銀行、國內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市場的多方面競爭會不斷蠶食中資銀行業的壟斷地位，降低特許權價值，從而會驅使銀行從事風險程度更高的業務以彌補特許權價值的下降，為阻止銀行業過分冒險，要求監管當局強化審慎監管制度。

（3）股權開放所帶來利益主體的多元化要求強化審慎監管制度。金融開放不僅包括市場準入的開放，還包括股權的開放，吸引境外戰略投資者已經成為我國銀行業改革中的普遍做法。外資參股不僅帶來資本規模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帶來了所有者主體的多元化，不僅政府，其余各類投資者也可以通過審慎監管制度缺失所形成的寬容的外部監管環境中獲取高額利潤，而為了避免銀行危機，最終為銀行業冒險行為進行買單者仍然是政府，獲利主體多元化與成本支付主體單一化不對稱的分配局面要求強化審慎監管制度，否則，股權開放會使國家利益得不償失。

雖然構建與強化審慎銀行監管制度已經成為我國政府監管制度變革的重要內容和未來方向，但是，其他國家的經歷表明，在放松管制實踐中，審慎監管措施往往不到位，出現監管寬容或缺失的問題。

原因在于，審慎銀行監管制度有效發揮作用需要一系列外部前提條件和環境要求，對此，《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作出了明確概括：穩健且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礎設施；有效的市場約束；高效率解決銀行問題的程序；適當的系統性保護的機制，這些外部前提條件的復雜性和廣泛性有助于理解各國監管實踐中審慎銀行監管制度構建與強化的滯后狀況。我國審慎銀行監管制度的構建和強化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這些基礎條件的約束，此外，我國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正式淡出僅僅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的事情，淡出的進程仍然受制于國有企業和財政體制改革的制約，而且留下了一個脆弱而龐大的銀行體系。在脆弱的銀行體系上強化審慎監管制度既要受到政府財政能力的制約，因為清理銀行業不良資產需要支付巨額成本；又要受到金融體系結構的制約，因為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受到抑制，銀行體系在金融體系中居于壟斷地位，為了維護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渠道暢通，保證經濟增長所需的資金，監管當局將面臨放寬審慎監管標準的壓力。

綜上所述，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監管的定位已經開始從替代市場力量向培育、增強市場力量的方向發展，進入制度轉換的過渡時期。從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來看，加快審慎監管制度的構建和強化是縮短這一過渡時期的出路所在。而如前分析，加快國有企業和財政體制改革的步伐、穩步擴大金融開放、優化我國金融體系的結構安排、創造條件滿足審慎銀行監管制度的五大外部環境要求將是我國構建和強化審慎監管制度必須的應對之策，也是我國順應銀行監管的市場化趨勢，提高監管有效性的必然選擇。

三、我國銀行監管的市場化取向之二：市場力量的培育與發展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內外部條件的變化使實現監管市場化成為我國有效銀行監管供給的關鍵所在。為實現銀行監管的市場化，政府監管制度應從替代市場力量向互補和增強市場力量轉變，但是，僅僅優化政府監管這種外部力量是不夠的，還需要培育和發展市場力量，市場力量的發育狀況良好是形成市場化監管體系的基礎，如果這一基礎存在缺陷，政府監管制度的轉變也將難以實現。市場力量既包括銀行的自我約束，也包括來自各種市場參與者的市場約束。

（一）銀行自我約束的培育與發展

銀行自我約束是外部監管力量發揮作用的基礎，它包括內部的約束和外部行業之間的約束，銀行內部的約束又分為產權約束、公司治理約束和內部控制約束三個方面。其中，產權約束是前提和基礎，公司治理約束是核心和關鍵，內部控制約束是結果和目的、是銀行內部約束的集中體現。銀行行業之間的約束是銀行開展業務活動的外部條件和面臨的外部環境，它的作用形式是同業約束。

在我國經濟市場化改革進程中，要素市場的改革是相對滯后的，而銀行業從1994年才開始走向商業化改革道路，雖然銀行業在短短十多年中逐步成為相對獨立的市場主體，但是，其自我約束能力總體上是較為薄弱的。鑒于銀行自我約束內涵豐富，在此通過簡要分析培育和發展各種約束的制約因素及其解決策略以探討如何增強我國銀行的自我約束能力。

1.產權約束的培育與發展。在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以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產權具有較明顯的單一國有性質，這種產權制度導致政府對銀行的干預過多，監管機構很難貫徹一致的監管理念，執行獨立的監管措施，同時，政府監管機構與商業銀行血脈相連，也難以實施嚴格的監管措施。由于國有股東缺位，容易形成高級管理層的“內部人控制”。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的發展方向是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和公開上市實現商業銀行產權制度的多元化和股份化，減少政府的干預，增強其他股東對銀行管理層的約束，使之成為真正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遵循這種改革方向，從2004年開始，國有商業銀行采取了實行股份制改造；引入戰略投資者，引進先進管理經驗；逐步推行員工持股計劃，優化股權結構等措施。目前，這些措施仍處于實施的起步階段，在今后較長的一個階段，它們仍將是培育和發展銀行自我約束能力的重要步驟。

2.公司治理約束的培育和發展。我國商業銀行的改革長期以來側重于技術層面的問題，公司治理的改革步伐比較緩慢，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目前還存在很多向題，例如，公司治理的框架不健全，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的功能尚未完善；人事薪酬制度不合理；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銀行經營的透明度不高等方面。根據現狀，應采取建立“股東大會一董事會一監事會一管理層”的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監督機制和約束機制，建立職業經理人市場和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加強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設等措施改善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解決廣泛存在的“內部人”控制問題，使董事會和管理層追求有益于公司與股東的目標，保證商業銀行規范經營。

3.內部控制約束的培育和發展。商業銀行內部約束的落腳點在于建立完善的銀行內部控制體系，使內部控制制度覆蓋所有的業務和所有的員工，即使是商業銀行管理層也不例外。只有這樣的銀行才是金融市場的微觀主體，可以對監管措施進行合理的反應，提高監管效率。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控制體系建設起步晚，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初步建立了內部控制制度和內部稽核機構，且受傳統思維定式和經營管理模式的影響，內部控制還存在明顯間題，主要表現在：尚未建立良好的內控文化和內控體系；控制行為分散，控制措施不到位；風險管理技術和能力不足；有序、有效的信息交流機制尚未建立；內部監督缺乏獨立性及權威性。為完善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體系，需要針對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每個環節、每項業務、每個崗位都建立內部控制的具體措施，獎罰并舉，調動員工積極性，使其主動按照內部控制制度的要求行動，并構建獨立、權威的內審體系，加大內部控制的執行力度。同時，著力提高員工素質，運用現代化的風險管理技術和方法控制經營風險。

4.同業約束的培育和發展。行業組織的存在及其自律約束行為能夠防止過度競爭，減少社會的交易成本，降低政府的監管費用，在保護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利益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對行業的穩定發展必不可少。商業銀行的同業約束行為在世界范圍內是較為普遍的，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銀行監管機構一般對同業約束組織都相當重視甚至過于倚賴，對銀行同業約束賦予了較大職責，作為政府監管的重要補充。

1998年以后，我國相繼在省會城市及經濟比較發達的中心城市建立了銀行同業公會。2000年5月，我國銀行業協會成立，在銀行業務運作方面較好地發揮了作用。但是，由于我國法律法規尚未給予銀行同業約束足夠重視；銀行同業約束組織難以處理與監管機構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地位不夠超脫，工作人員不獨立等因素制約，銀行同業組織的作用還是較為有限，尚未成為政府監管的有效補充。要從職能定位、組織機構、人員和資金來源等各方面對銀行業協會進行改革，使之真正擔負起行業自律的作用。

（二）市場約束的培育與發展

市場約束與政府監管都是來自外部的約束力量，但是，它是一種市場力量，是利益相關的公眾為實現有效銀行監管所能發揮的力量。隨著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銀行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進，業務規模和復雜程度迅速提高，而相對監管當局，市場參與者可以更加快速和靈活地對銀行業的這些變化作出反應，市場約束已成為保證銀行業穩健運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在政府監管為主的外部監管體系下市場約束不能無條件地自動生效，市場約束發揮作用需要滿足一系列條件，包括：市場參與者可以及時獲得準確的信息；市場參與者具有實施市場約束的激勵；銀行通過調整自身行為對市場信號作出反應的程度；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等等。對我國來說，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銀行自我約束能力和市場自身的缺陷極大地弱化了市場約束的作用。

1998年以后，隨著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逐步淡出，審慎監管制度的各項措施開始逐步實施，政府監管制度對市場約束的屏蔽作用減輕，社會公眾的市場參與意識和對銀行的外部監督意識才開始復蘇，市場約束力量才開始得以發育。但是，對照上述市場約束發揮作用的一系列條件，可以發現，不僅信息披露和市場參與者激勵方面存在嚴重缺陷，證券市場不發達，特別是銀行自我約束能力的薄弱等問題對市場約束也構成了嚴重制約，所以，我國銀行業所受到的市場約束力量還是非常薄弱的。市場約束力量的薄弱又造成我國銀行體系、監管當局和存款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道德風險，這不僅使監管成本高昂，而且導致銀行體系更容易受到傳染的影響，加大了危機爆發的概率。

所需條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決定了我國市場約束的培育和強化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目前，從發展定位來說，市場約束應該在懲罰和保護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1.必須引入市場的懲罰力量，以利于市場形成一個良好的預期，漸次向市場力量主導的銀行監管體系過渡。我國銀行監管體系中似乎并不缺乏懲罰的力量，但是，這些懲罰力量主要是來自政府監管安排，所缺乏的是來自市場的懲罰力量。盡管政府的嚴懲具有不可否認的威懾力，而且需要進一步加強，然而，既有的政府懲罰往往具有明顯滯后性，存在諸多漏洞，違規者受到懲罰之時，往往已經造成了巨額的損失。所以，必須通過強化市場約束引入來自市場的懲罰力量，使過度承擔風險的銀行能夠迅速被暴露，并為之支付相應的代價。

2.在當今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資本流動頻繁多變，羊群心理會突然或在困難時期產生市場約束，來懲罰銀行和個人消費者而不是控制風險，特別是在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對存款者的利益損害更為嚴重。當我們希望享受市場驅動銀行監管體系的好處時，可能會面臨市場混亂和金融危機的嚴重威脅。由金融風險導致社會混亂的代價是我國經濟改革和社會穩定所無法承受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道德風險問題還是諸如委托等問題，都無法與維護存款人利益、特別是對中小儲戶的利益保護相比。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承受能力和現實的客觀條件，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存款人利益，市場約束的強化應循序漸進，在懲罰和保護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毋庸置疑，強化市場約束最重要的步驟是鼓勵銀行公開披露更準確和更詳細的信息。完全的信息披露是市場約束有效的先決條件或者基礎，因為公開的信息是指導銀行股東、債權人、存款人以及其他市場參與者作出決策的關鍵因素；同時，信息披露狀況的改善也是構建和強化審慎政府監管制度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更好地發揮政府監管的作用。所以，改善銀行業公開信息披露狀況是強化市場約束的突破口。

遵循上述思路，借鑒其他國家強化市場約束的成功經驗，筆者認為，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增強我國銀行監管體系中市場約束力量：（1）以嚴格的會計方式核算銀行資產負債表，計算資本充足率；（2）把透明度納入政府監管框架，這包括提高銀行體系的透明度和政府監管安排的透明度兩大方面；（3）深化銀行業開放，提高銀行業競爭程度；（4）建立顯性的存款保險制度；（5）積極促進和規范本國評級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發展。

以上主要是沿著以信息披露為突破口，在懲罰和保護之間定位市場約束的思路提出了強化市場約束的政策建議，除此以外，對照市場約束發揮作用的一系列條件，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規范和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加快銀行股份制改革和公開上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善金融領域的立法和執法狀況等都是強化市場約束必須的配套措施。

（三）市場化取向的理想路徑：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的互促互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