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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亞洲金融危機十年，災難已遠，思考仍有益。

胡堅：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兼金融學系主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現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北京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投資學與資本市場、中國金融市場與金融體制改革、中國證券市場、亞洲金融市場、國際金融中心的理論與實務。

1997年7月2日，泰國政府被迫宣布放棄釘住匯率制度，當天泰銖兌美元匯率下跌20％，歷史上將這一天視為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標志。自此，一場看似突如其來，實則潛伏已久的金融風暴席卷亞洲，把笙歌一片的東南亞帶向了一個萬戶蕭疏的時代。

10年過去了，今天的亞洲業已掃除金融危機的陰影，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再次成為全世界發展最成功的模式之一，成功將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轉化為重塑各國金融體系的契機。整個亞洲重新沉浸在經濟強勁增長、市場繁榮的喜悅之中。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06年，包括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在內的東亞新興國家和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8.1％，創近10年來最高點，其中中國增速達10．7％。而10年前，這些國家和地區大都受到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

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金德伯格研究發現，危機往往是每隔十年輪回一次。有人說目前資本流入最多的地區―亞洲地區有可能成為危機的起點。

若真是10年一輪回，假如危機再次來臨，中國是否可以安然？十年之前，中國因為資本賬戶沒有開放而成為避風港，現在，面對升值壓力和金融開放的呼聲，面對泛起的股市泡沫，中國又將如何選擇？有哪些可為之舉呢？

中國市場：回過頭來看，您認為1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教訓？

胡教授：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時，正是亞洲經濟一片歌舞升平景象的時候，幾經高速增長，亞洲模式開始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崇。

第一個教訓是經濟的發展掩蓋不了體制結構的弊端，尤其是金融體制的問題。傳統觀點通常認為實體經濟部門是更重要的，而貨幣經濟、金融部門不過是一層面紗。可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觀點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第二個教訓主要是金融方面的。首先，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必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注意和其他宏觀經濟條件的配套。金融危機前，亞洲發生問題的國家無一例外地都過快地進行金融業開放，但實際上金融體系的建設都還沒有完成，國內金融機構極其脆弱，這就直接導致了國際資本輕易地鉆空子，在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所以說一國開放金融業要有一定的階段性，要有次序的進行。其次，國內金融體系的完善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些遭遇金融危機的國家，問題都在于金融市場很脆弱不堪一擊，要么是金融機構的質量不好，要么是內控機制不良，要么是壞帳多。

第三個教訓是關于政府和央行決策方面的。面對危機，政府的作用不容小覷。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有的國家政府在處理危機時手法不高明，導致國家損失慘重。可想而知，一個經驗豐富的政府是多么重要。另外，建立危機預警機制也逐漸被重視起來，因為任何大規模的危機的發生都是有先兆的，有了好的防范預警機制，會有助于降低危機可能性。

最后一點。危機的發生是區域性的，因此區域性的金融合作就顯得格外重要。危機平息之后，相關國家也提出了諸如建立“亞洲貨幣”等建議，這在危機前是不會有國家會積極倡導的，今后亞洲各國也定然會重視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以聯手反擊國際資本的攻擊。

中國市場：金融市場穩定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與資本力量博弈的結果，那么如何增強政府的監管力量呢？拿中國來看，盡管十年前并沒有卷入金融危機，但中國對國有企業與金融體系的全盤改革，也受到這次金融危機的很大觸動。您怎么看中國改革與這次金融危機的關系？

胡教授：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中國是一個資本項目還沒有開放，和國外金融市場相對隔絕的地方，因此并沒有受到直接沖擊，但間接影響和教訓還是很多的。

首先，提醒中國在實施金融改革的時候必須慎重，這從某種程度上放緩了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進程。我們從危機上看到了很多他國經驗，從而能夠審慎地考量自己的金融制度、機構質量。

第二個則是引起我們對金融機構自身內控機制的關注。金融危機中，很多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都是因為自身內控機制不夠良好而慘遭襲擊。我們國家由此更加注意改善金融機構治理結構的改善了，比如推動銀行上市，國企股份制改造，加強風險內控，滿足巴塞爾協議對資本儲備率的要求等等。

另外，現在國企海外上市這部分工作我們也很慎重，主要是選擇在香港發行H股，而在歐美市場發行的則比較少，這也是為了規避一些金融風險。

今年，我們的金融業已經完全開放，恐怕日后還是要隨著時勢的變化不斷學習改進了。

中國市場：前一段時間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發生危機并沒有對亞洲經濟產生像過去那樣大的溢出效應，有人據此認為美國對亞洲的影響力在減弱、亞洲經濟可以獨善其身，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胡教授：有人說21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亞洲的世紀”，因為亞洲出現了太多的經濟發展明星，比如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四小龍，80年代的四小虎，90年代的中國等等。

亞洲人口眾多，勞動力成本廉價，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同時又吸收了大量技術進口，因此可以說亞洲的經濟快速增長對于亞洲，對于整個世界是個好事情。

但快速增長不只是要看飛速上漲的數字，還要看它背后的質量。比如要看這個增長是不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適應，是不是和社會貧富差距的改善相適應，是不是和城鄉差別的縮小相適應，是不是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是不是和國家各項改革想匹配的等等。如果以上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不令人滿意的，這個快速增長就是不容樂觀的。

換句話說，我們還是要多維度的考量GDP的內涵。

中國市場：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金德伯格研究發現，危機每隔十年輪回一次。有人說目前資本流入最多的地區-亞洲地區有可能成為危機的起點。

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最近也了關于亞洲可能再度爆發金融危機的研究報告，您是否贊同他們的判斷？

胡教授：不同于90年代之前，進入90年代以后，金融危機的發展頻率迅速提高，這是由于金融業是一個高度仰仗信息交流的領域，信息傳播速度的加快也使得金融市場更加脆弱了。但至于說是否存在一個“十年周期”，目前來說也恐怕不能這么肯定。

拿亞洲金融危機來說，內因外因是一個都不能少的。除去亞洲國家內部金融內控機制的脆弱，外部游資的蠢蠢欲動也助長了危機來臨。也有可能內部環境沒有改善，外部刺激不斷，2、3年都能發生一次金融危機。所以篤信一個周期論是沒有必要的，關鍵還是要不失時機地加強自身的抵抗力。

的確，像胡教授所言，10年前那場看不見的風暴給我們帶來了太多思考。

通常，人們都難以認清所處時代的大勢，只有待日后回首，才會一切澄明于心。然而，這并不意味我們無所為。吸取教訓并以理性面對未來，才能避免在同一處跌倒兩次。

亞洲金融危機是亞洲共同的經驗和教訓，真正理解其歷史內涵，才能使中國未了的市場化改革與金融深化之路免受重大波折。

鏈接：危機時刻

1997年

7月2日

泰銖兌美元匯率下跌20％，創下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

7月9日

馬來西亞股市指數下跌至18個月來最低點。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中央銀行直接干預外匯市場，支持本國貨幣。

7月22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將首次運用1995年建立的"緊急籌資機制"，向菲律賓提供10億美元貸款。

8月15日

港幣遭投機者襲擊，香港特區政府投入儲備保衛港幣。

10月22日

亞洲各國貨幣繼續狂跌，金融危機進入最嚴重時期。

10月28日

受金融危機影響，美國、香港股指均跌破歷史紀錄。

1998年

2月9日

發展中國家24國集團聚會加拉加斯，簽署了《加拉加斯聲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提出金融風險防范的七大要點。

3月9日

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馬尼拉舉行會議，設法解決亞洲金融危機。

3月31日

韓國政府決定向外資全面開放金融業，從4月1日起允許外資進入證券、銀行業，從7月起實行外匯市場自由化。

8月28日

香港股市當日總成交金額達790億港元，創歷史最高紀錄，恒生指數報收7829點。香港特區政府打擊國際投機者的行動初戰告捷。

1999年

第2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危機應對策略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特別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管理手段受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如果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chainreaction)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如果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如果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管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允許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允許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如果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管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準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認識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準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準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1.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August,2001

第3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關鍵詞 金融危機；經濟動蕩；熱錢；人民幣升值；大宗商品；市場泡沫；通貨膨脹；外匯管制

亞洲金融蝴蝶再一次扇動它的翅膀！ 11年前，它發自泰國的沖擊波讓整個亞洲為之震動。11年后，它又讓整個亞洲心懸半空。只不過這只“蝴蝶”此次的棲息地變成了越南。

越南今年以來多項經濟指標已亮起紅燈，越南盾自3月下旬急跌后，其匯率持續下滑。導致金融市場異常動蕩，貨幣危機一觸即發。 越南金融危機的隱現似乎預示著1997亞洲金融危機再度登臺。而不僅是越南，印尼、印度，甚至遠在拉美的阿根廷等諸多發展中國家均在宏觀經濟基本面和貨幣金融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的征兆。

一、發展中國家經濟現狀概述

眾多發展中國家迅速從經濟快速成長迅速惡化至危機四伏，重要原因在于發達國家的經濟金融危機轉嫁政策。美國為降低次貸危機帶來的經濟增長趨緩，采取了降低基準利率、放縱美元貶值的政策。累計高達3.25%的降息幅度刺激了大量熱錢流出美國，在追逐高額利潤的驅動下，熱炒發展中國家股市與全球大宗商品市場。

美元貶值在降低美國商品實際出口價格、刺激美國大型企業訂單增長的同時，大幅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產品的競爭力，也誘導了大量貿易爭端。如美國政府在放任本國貨幣貶值的同時，卻合力歐盟要求人民幣升值。甚至威脅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而從次貸危機發生之后的表現來看，美國才是不折不扣的匯率操縱國。

在美國降低利率惡化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加劇全球大宗商品市場泡沫、放任美元貶值毒害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環境之際，發展中國家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卻并未出現價格高漲的趨勢，這一方面與發展中國家低水平、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力密集型同質競爭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美國刻意壓低發展中國家產品價格有關。結果是全球能源、原材料、農產品等全球大宗商品市場暴漲數倍的所有通脹壓力主要由發展中國國家承擔了。歐盟、美國的通脹水平超出了歷史警戒線，接近5%，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通脹水平卻達到了災難性的10%、20%以上兩位數！

除了承擔來自發達國家轉嫁的金融經濟危機壓力，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承擔了主要來自發達國家投機力量的盤剝。包括對沖基金、養老基金、投行大鱷在內的西方投機力量為了降低次貸危機造成的巨額損失，一方面引入發展中國家基金為其注資，為次貸損失買單；另一方面假借發展中國家需求增長對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沖擊，肆意炒作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事實上，短期內，發展中國家的需求不可能像目前價格那樣成倍增長，長期內替代能源與材料的興起也不會支撐所謂的價格上漲空間。唯一合理的解釋只有投機泡沫。

二、經濟動蕩重現

近期，越南陷入經濟動蕩。通貨膨脹、股市暴跌，國內貨幣加速貶值等現象一一浮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尚在，此番動蕩在信息更加充分流動的今天，很快引發了亞洲地區的廣泛憂慮甚至恐慌。

最近這幾年，大量熱錢流入越南，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是投機的，有很多是公共基金，在香港地區和日本都有。越南這一經濟體并不很大，現在不過800多億美金，大概是上海的2/3規模。這些錢進去后，引起越南外匯儲備大幅度上升，最終引起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而一旦貨幣供應量增加，一般來說就要對沖，而對沖又并非易事。以中國為例：中國現在就面臨著貨幣供給過多的問題，雖然已經采取很多措施，但效果卻并不明顯。

越南此番經濟動蕩亦可歸因于熱錢的流入。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熱錢多次引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如1992年英國出現的英鎊危機，1994年底墨西哥的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1年后的今天，熱錢有一次的引發了經濟危機。重要的是，目前我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景象，大量國際游資通過虛假貿易、FDI以及地下錢莊等渠道潛入境內，豪賭人民幣大幅升值。近期熱錢流入規模日漸擴大且呈不斷加速之勢，近5年來熱錢流入規模累計達5569億美元，并有可能在今年二季度末攀至6000億美元。

三、本輪經濟動蕩的特征

當前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和11年以前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有很多的不同，主要體現在發生金融危機的一些基礎變量的變化。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點：

1．在金融機構方面，目前的亞洲金融機構要11年前健康得多。以中國為例，只要將今天的和11年前的進行比較，不難發現，我國今日不良資產的比率已經有了極大的改善。

2．亞洲國家不僅僅是在銀行不良資產的處置上，而且在資本市場上、在債券市場上也都有長足的進步。此外，11年前的亞洲國家經常赤字，而現在大多數亞洲國家是貿易盈余的。

3．經過11年的發展，亞洲在金融合作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通過危機亞洲中央銀行意識到需要有這樣的合作，在這個方面有很大的改進。

除上述以外，11年前亞洲國家的貨幣是弱貨幣，而現在亞洲國家的很多國家的貨幣是強貨幣；11年前亞洲國家的流動性是比較緊張，外債也比較多，而現在亞洲國家的很多國家發生了流動性充足，這與11年前也是完全不同的。不管從財政稅收，還是從宏觀經濟的穩定、通貨膨脹、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來看，今天的亞洲經濟和11年前相比，都有很大的提高。

然而，我們現在的經濟也比較脆弱，也有一些弱點，而這些弱點，恰恰是11年以前的反面問題。比如11年以前是逆差，11年以后是順差，雖然順差本身并非壞事，但巨額的順差也終究成了問題。此外，諸如有些國家的貨幣升值壓力較大、資本流入的問題、日元套利交易的問題、流動性過剩的問題等，這些問題也都是11年以前的反面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任其發展的話，后果將不可想象。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們所說的防范金融危機、防范金融風險，不是弱貨幣的風險，而是貨幣升值的壓力；不是貿易逆差的風險，而是貿易盈余過多的風險；不是舉外債過多的問題，而是外債流入過多的問題。

四、經濟危機給我國的警示

目前，除人民幣匯率升值以外，我國面臨著許多與越南類似的問題。越南風波給中國的教訓，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遏制通貨膨脹，二是防止熱錢大規模流動。尤其是后者，更是重中之重。

越南目前的困境，跟熱錢實際上是密切相關---越南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導致熱錢涌入，投機越南盾，等到發覺收益不對稱，又馬上撤離，引發金融風波。而在我國，現階段暫時未發生熱錢的瞬間撤離，但卻危機四伏，一旦有了這種趨勢，金融風波將在所難免！因此，我國必須積極采取合理適當的措施---如外匯管制---來抑制熱錢的進一步流入，以減少其對我國經濟將可能產生的影響，維護我國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

需要清醒認識的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受制于美元匯率，未來美國如果出現大宗商品危機，而繼續默認美元貶值，那么中國貨幣政策壓力將進一步加大。此外，對游資流入炒作國內資本市場的行為仍遏制乏力。如果資本市場再度被惡意炒作至高位，那么中國金融經濟的風險將被高度凸顯。在這一方面，我國市場各方還須高度警惕！

參考文獻

[1] 謝國忠---越南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2] 岑 科---《金融危機逼近中國》；來源：新青年?權衡；2006

[3] 張庭賓---《越南金融危機：重蹈11年前覆轍？》；來源：第一財經日報；2008

[4] 陸志明---《亞洲金融危機陰霾再至？》；來源：上海證券報；2008

[5] 易蔚---《越南危機是“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點？》；來源：和訊網；2008

[6] 孔華，紀晨璐---《下一個越南是誰? 中國熱錢“燃眉”急需擠泡沫降溫》；來源：中國經濟網；2008

第4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金融危機；穩健；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中央銀行職能以來，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地位不斷提高，進入21世紀后，更成為熨平經濟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央行在制定、執行貨幣政策方面日漸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相結合的新一輪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將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伴隨著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舉措，央行事實上已經傳遞了緊縮銀根的信號，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首次對貨幣政策進行大方向的調整，這可能預示著將從調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人手，逐步退出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政策。本文從多個角度，對1997年和2008年以來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加以比較，并對2011年新一輪“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提出改進建議。

一、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經濟環境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即使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同時經濟結構調整也不斷深化，金融市場的制度、結構不斷完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這使得2008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環境與1997年相較存在巨大差異。

(一)國內因素

1.經濟主體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不同

就中國的經濟規模而言，在兩次金融危機發生前夕，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78973億元，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為265810.3億元，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從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從1997年的59％增長到2007年的65％；在經歷稅制改革后，1997年財政收入為8651.14億元，2007年則為51321.78億元，增長了4.93倍，接近GDP增長速率的1.5倍。經濟成果的積累充分說明，相對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從宏觀到微觀，從政府到家庭，中國經濟抵御危機的能力都在增強。

2.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來，以銀行系統改革為代表，我國不斷完善金融體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業銀行貸款限額控制，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不良貸款，使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恢復了準備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強了商業銀行資金平衡、自我發展的能力。同時，進一步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形成新的貼現、再貼現利率的生成機制，兩次擴大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逐步放開政策性金融債券和公開交易國債的利率管制等。這些舉措在降低金融風險的同時，促進了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完善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此后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發揮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礎。

3.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性不同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均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水平相對落后，規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貨幣政策工具單一，基本只能通過銀行信貸渠道對宏觀經濟發生作用。1998年以來，公開市場的債券交易恢復，債券市場逐漸活躍；同時大力整頓銀行間拆借市場，增強了金融機構資金的靈活性；發展以實物貿易為背景的商業票據，增加票據的承兌主體，降低票據市場的風險，增強了央行再貼現對貨幣總量和經濟結構調節的功能。這些積極推進貨幣市場發展的舉措，增強了金融機構活力，為貨幣政策運用提供了更加多樣靈活的調控工具。

4.貨幣政策受體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正處于攻堅階段，銀行體系中大部分不良貸款來自國有企業，這類企業對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低，這就使貨幣政策的力度在實施過程中被削弱。伴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強的非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作為將貨幣政策傳導到實體經濟最終環節的企業，對于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隨著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繁榮，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形式更為多樣，投資方式更為靈活，從而增強了居民消費與投資行為對貨幣政策變動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兩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不同

亞洲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有限，受影響的國家主要是亞洲的新興經濟體，它們大多與中國一樣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國家，相互之間的貿易關聯程度較低。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美國，主要發達經濟體均遭重創，它們大多與我國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從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難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影響更為深遠，從外需的方面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動力。

2.人民幣匯率變化不同

從匯率角度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承諾人民幣堅決不貶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匯率基本不變。1997～2000年出口總額分別是1827.9億美元、1837.09億美元、1949.31億美元、2492.03億美元，可以看出亞洲金融危機后出口總額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時期的增長停滯后，1999～2000年又恢復了快速增長。

面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元大幅貶值，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甚高，2007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平均水平為7.60，2010年年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62，進入2011年則達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4.5％。人民幣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國出口競爭力，出口對于國民經濟的貢獻直線下降。2009年，外貿出口下降了16％，而進口只降低了11％，順差減少了1020億美元，出口減少的損失比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更為嚴重。

二、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效果比較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出現經濟增長放緩、出口大幅回落、消費與投資低迷、國內外市場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態勢，宏觀經濟有通貨緊縮的風險。1997年到2002年間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的擴張貨幣供應量，著重國內經濟結構性調整，改革國有企業，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貨幣增長過快而積累在銀行系統中的金融風險。亞洲金融危機對我

國產生的負面影響時間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間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分別為7.8％、7.6％、8.4％和8.3％，實現了經濟的平穩增長，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則保持平穩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速度為9.7％，零售物價的平均增長率為6.2％，而廣義貨幣和貸款的增長都在年均20％以上。廣義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呈現上升的趨勢，與同時期的美國、日本和印度等國橫向比較，我國M2與GDP的比值處于高位，市場在溫和的貨幣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動性。

而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國內經濟正面臨通貨膨脹風險，2007年12月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至2008年6月間，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回收市場的流動性，以防止國內出現投資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擴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貨幣政策從“適度從緊”轉向“適度寬松”。面對全球經濟低迷的頹勢，我國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強勁增長，同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較2008年下降了0.7個百分點，城鎮就業人員比2008年凈增910萬人，國內經濟運行總體企穩向上。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實現39.8萬億元，同比增長10.3％，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3.3％。

我國經濟在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均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平穩增長，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穩步提高，同時通貨膨脹的水平則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內。但應注意的是，與1997年宏觀調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為投資拉動8.7％，消費拉動4.1％，出口拉動-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時，投資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積極財政政策下財政支出的大規模增長)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2008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顯偏低，同時這個水平也顯著低于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的平均水平。從這一點來看，本輪宏觀調控的結構性調整力度不夠，“惠民”效果不佳，經濟增長更多依賴于擴張政策中大規模增加的投資推動，在經歷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能否像亞洲金融危機后那樣實現長期穩定增長，能否在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情況下也不出現增長乏力的情況，還有待時間檢驗。

三、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工具比較

(一)貨幣政策目標

1997年以前我國的貨幣政策為“適度緊縮”，到1997年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為減少金融危機的沖擊，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試圖實現“增加信貸和貨幣供應，擴大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目標，貨幣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間穩健中略顯寬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實施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貨幣政策逐漸把重點轉向對抗金融危機沖擊，2008年底央行調整貨幣政策，從“適度緊縮”調整為“適度寬松”，表現激進，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保持市場信心，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

(二)調控工具與力度

受金融市場發育程度和經濟結構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多采用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等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穩健”貨幣政策，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選擇略為寬松的政策取向，對于經濟的刺激作用溫和；2008年底貨幣政策則是從“適度緊縮”進入“適度寬松”，此番調整相比于1998年更為激進。例如，1998年我國連續三次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而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內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調整的頻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開始實施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使基礎貨幣從2008年8月的11.76萬億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萬億元，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礎貨幣存量18.5萬億元，同比上漲了28.7％。廣義貨幣M2在2008年底為47.52萬億元，2009年底為60.62萬億元，2010年底為72.6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19.7％。2009年底各項貸款余額為41.39萬億元，比2008年末增長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貸款的增速有所放緩，增速為19.9％。

如表1所示，兩次應對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中比較密集的降低存貸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機發生后的一年內。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資以外，還向市場強烈地傳遞了寬松的政策信號。從降息的幅度來看，1998年開始的那輪調整幅度更大，持續時間也更長，而2008年開始的調整更傾向于高頻率小幅度的微調。但這并不能說明2008年實施的貨幣政策更為溫和，事實上從降息的頻率和基礎貨幣擴張的規模來看，2008年政策擴張的力度更強，但由于2008年新一輪降息開始時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間不大，在執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處于20年來最低點，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點。

從表2來看，我國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次數和幅度，都比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更顯劇烈。這同傳統金融理論的結論差異較大，存款準備金率以乘數作用于貨幣總量，對于基礎貨幣的擴張和收縮作用均十分劇烈，應屬謹慎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而我國自1998年完成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就成為貨幣政策制定當局慣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期間，運用更為頻繁，2003年至2008年間的20次調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進行的(在2007年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后，就先后運用過10次)。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率，與我國宏觀經濟有擴張要求時更為倚重積極財政政策有關，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各種基建項目達到拉動經濟的目的，為配合財政政策而實行的信貸擴張往往期限較長，市場對于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更為敏感，調升貸款利率以控制市場中的信貸額增加，將會給企業造成相當沉重的財務負擔，因此為避免寬松的貨幣政策退出時出現“硬著陸”，央行更多選擇了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緊縮性政策目標。

四、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

我國應對兩次金融危機中均采用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其基本指導思想是大體相似的，短期內均立足于通過政府投資擴張迅速刺激經濟回升，而長期目標則都著眼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兩次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推進稅費改革、調整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運用預算、稅收、投資等手段活躍經濟，實現經濟總量擴張，從而促使經濟重回穩步增長的軌道。

在財稅工具的具體選擇方面，兩個時期的財政

政策則有所差異。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發國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國有銀行資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稅支持外貿出口三個方面，刺激經濟恢復的意圖直接且明確。2008年，除發揮投資、稅收、收入分配、財政貼息、轉移支付等政策組合優勢以外，另一重點則放在“增值稅全面轉型”等稅制改革上，這說明現階段宏觀政策的制定更為側重于短期經濟恢復與長期合理發展的統籌考慮。

在1998-1999年間，政府共發行長期國債2100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在本輪金融危機期間，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發行2000億元債券外，并在很短時間內系統地推出了規模高達4萬億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比兩個時期的財政政策不難看出，本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更強勁，這與同期貨幣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適應的，因為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輔以擴張的貨幣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費和投資出現“擠出效應”，從而保證經濟恢復增長的目標能夠盡快實現。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情況，從1998―2009年，積極財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時間，而貨幣政策保持穩健的僅有7年，這說明在兩次金融危機中，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更多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由于貨幣政策在多個層面都表現出非對稱效應，例如在時間層面，經濟衰退期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弱于繁榮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區域層面，金融發達地區貨幣政策效果強于金融欠發達地區；產業層面，貨幣政策對有形資本比重大的行業作用較弱等，針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程度有限，第一、二產業比重大等特點，選擇以財政政策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角，貨幣政策輔助的政策配合與我國的國情相適應。此外，現階段經濟轉軌時期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而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結構調整的能力較財政政策略顯遜色。但應注意的是，過多的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刺激可能導致財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機、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等多種負面效應。事實上，2010年出現在眾多歐盟國家的債務危機，促使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在2011年開始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減少財政赤字，恢復政府信用。與2011年美國積極財政政策不同，歐洲國家的宏觀政策旨在管理財政平衡，也是“經濟二次衰退”與“信用危機”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

五、總結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促使基礎貨幣持續增長。根據宏觀經濟理論，超出實體經濟增長的貨幣供給總會傳導給價格，表現為物價總水平的上漲。經驗顯示，從貨幣供給較快增長到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可能需要1年左右時間。2009年貨幣供給的大幅度增長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運行，這是經濟對擴張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應，且這種情形的慣性作用在2011年仍將顯現。面對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預期，央行從2010年底開始實行新一輪穩健的貨幣政策，并在短期內相繼加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9.5％的歷史高點)等系列調控工具組合，貨幣政策趨于緊縮的態勢已然明朗。就長期而言，可以從健全資產和貨幣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推動利率市場化、提高央行獨立性等方面，優化更有利于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經濟環境。從短期來看，筆者認為針對新一輪穩健而偏緊的貨幣政策，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來加以謀劃：

1.根據IS-LM模型分析，當采取“一松一緊”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組合時，寬松的財政政策使IS曲線向右上方移動，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得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新的均衡點可以出現在原均衡點的右上方，即可以實現利率上升，同時是國民經濟總產出不變或增加的政策效果。為配合偏緊的貨幣政策實現銀根緊縮、抑制通脹的目標，積極財政政策要保持調控的方向不變，但力度應逐步減弱，從貨幣需求的源頭降低對流動性的要求，增強貨幣政策回收流動性的效果。

2.當前的通脹預期除了有國內需求拉動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特點，而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抑制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更有效，對成本推動型通脹的作用則相對有限，因此在實施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的同時，應輔以產業政策、就業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進企業自主創新、推進產業升級、提升就業水平，減弱成本推進型通脹的壓力。

3.由于我國經濟轉型的過渡期略顯漫長，經濟結構性調整也成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之一。從GDP貢獻率來看，消費、投資、出口三者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不夠協調，以消費為代表的內需增長依然十分脆弱；從產業結構來看，低技術含量的產業仍占主導；從發展方式上看，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轉變尚未完成；從收入分配來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這些情況都反映出我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之下存在著嚴重的結構問題，而這可能會成為經濟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過信貸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勵居民進行實物資產消費，結合國家產業政策引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等方式，讓貨幣政策更多的參與經濟結構調整，將有利于國民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

4.2011年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2011年1月廣義貨幣M2為73.39萬億元，同比上升了17.3％，環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長率為1.36％，意味著M2的增速將下降，市場利率將逐步上升。與此同時，雖然眾多新興經濟體紛紛采取緊縮政策以抑制大規模通脹，但美國仍然保持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國“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公布將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6000億美元回購長期國債。未來美國將繼續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費投資，所以在新一輪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觀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掛，導致國外熱錢涌入，削弱緊縮銀根的政策力度。

5.隨著中國近30年的高速發展，國內居民手中掌握的財富不斷增長，2009年底居民儲蓄存款為260771.7億元，較1999年增長了3.37倍。面對2010年高位的CPI數據，在市場的投資、消費熱情不減，股市表現低迷的情況下，成交額創歷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國各地甚至出現居民搶購黃金的現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脹預期下，國民害怕財富縮水因而更傾向于金融投資，希望通過資本增值來抵消通脹對財富的侵蝕。這種消費和投資需求會加快國內貨幣的流通速度，而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對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貨幣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應考慮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的影響。政府部門應該充分發揮窗口指導作用，向市場傳遞緊縮信號，勸導居民理性消費、投資。

參考文獻：

[1]許光建，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的變化趨勢和政策取向分析[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0，(1).

[2]劉頌根，后危機時期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J]，福建金融，2010，(10).

第5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初顯功效：戰勝亞洲金融危機

凱恩斯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可以說是非常曲折的。遠的就不提了，從改革開放之后來看，也經歷了一個逐步引入和被社會接受認可的階段。在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對凱恩斯主義的態度，基本上是作為一種重要理論來介紹和評論的，還不認為這種理論與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有多少關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為主的體制，發展市場經濟還沒有成為共識。在那種背景下，凱恩斯主義對我國經濟生活和經濟政策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從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之后，凱恩斯主義對宏觀經濟調控決策的影響開始逐步增加。但是，凱恩斯主義對宏觀經濟調控實際發生影響還是從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

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我國便出現了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跡象。在非常復雜的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央政府及時調整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方向：一方面，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及時采取了降低銀行存貸款利率等貨幣政策手段；另一方面，于1998年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是所謂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當年增發10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 之后幾年一直連續增發，大規模增加對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實踐證明，1998年之后一段時期實行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

我國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轉型經濟特點，包括政府投資重點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上，就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還有我們的決策機制比較靈活及時，可以提高財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從理論上說，我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屬于凱恩斯主義的范疇，也可以視為凱恩斯主義在我國的第一次實驗。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所取得的成效可能不完全甚至不主要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功勞，有可能主要是加快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功勞。有專家還認為應主要歸功于那個時期實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業迅速發展。但是，和1998年之前的十年相比，積極財政政策所發揮的作用確實是很大的，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妨將其視為凱恩斯主義在中國的首場實驗，并且成效顯著。

再上戰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發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劇烈的一次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要比十年之前的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大得多。為了應對這場危機，我國政府所采取的應對措施的規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008年底開始出臺實施總規模4萬億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采取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十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前一次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措施相比，這一次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加顯著，對國際經濟的影響更大。同時，從理論上說，凱恩斯主義的印記更深。

我們知道，凱恩斯主義的主要政策主張是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很強調采取擴大政府支出的政策來直接刺激需求。其機制就是在企業、家庭等微觀經濟主體由于對經濟前景信心不足或者悲觀而導致私人投資和消費或者“有效需求”出現顯著下降的條件下，通過政府投資規模的擴張來彌補私人投資和消費的不足，從而促進需求擴大、增加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這就需要具備一個前提，即存在著政府投資的空間。如果政府的投資是替代企業投資，那么就會導致國進民退的現象，有效需求不可能增長。政府投資的領域應是企業不愿投資的公共基礎設施或公共服務，這樣才能起到創造有效需求的作用。

盡管1998年以來，我國在上一輪擴大內需、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投資建設了不少基礎設施，但是由于我國底子薄，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很大，基礎設施的缺口還是很大的，繼續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是很必要的，不存在過剩的擔憂。在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上，我們面臨的缺口更大，亟需政府和社會的持續大規模投入。因此，在我國，通過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來擴大有效需求是有必要的，是符合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

當然，也應指出，近幾年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取得的成效也不能都歸功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各個領域的改革深化和進一步拓展外需的政策作用也不容忽視。

是藥三分苦：認清凱恩斯主義的缺陷和適用性

自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對凱恩斯主義的懷疑和批評就一直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重點。人們早已提出了實施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的經濟前提和可能發生的副作用。實際上，就在我國通過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回升的過程中，貨幣供給增長過多的問題已經逐步顯現出來，由此產生的通貨膨脹問題更是為社會關注。特別是在我國目前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政府職能轉變還遠不到位，某些地方政府還存在著嚴重的投資饑渴癥，自我約束的能力嚴重缺失等大背景下，政府投資規模過大，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力度過大，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通貨膨脹、政府債務負擔加重、公共財政風險積累等問題的產生。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對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力度和時機如果把握控制不好，就很有可能產生一些問題。包括，擴大政府支出規模必然會導致財政赤字大大增加和通貨膨脹。在這里特別要關注公共債務問題，從目前的官方數據來看，公開的正規的財政赤字并不是個大問題，和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赤字規模并不是個問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們還有相當復雜的，很難界定厘清的地方債務規模問題。這是這一輪經濟刺激計劃和擴大內需所產生的新問題，頗具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不可掉以輕心。還有一個問題是公共投資的質量和效果問題。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國家在公共投資上的空間很大，但這并不否認在一些地方或領域已經出現了所謂的公共設施過于超前或者“貴族化”傾向，超出了國力的承受能力，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問題。這種擴大投資不是擴大有效需求，而是創造過度需求，是應當避免的。

打組合拳：中國宏觀調控的法寶

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由于這兩種宏觀政策的運行機制不同，需要相互協調。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的協調有多種方式，從政策取向來看，一般有四種搭配方式：雙松、雙緊、一松一緊和均為穩健。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前期，尤其是2008年底到2009年底，我國采取的是雙松搭配，就是兩種政策都是擴張性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從去年年中開始，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貨幣政策開始轉向，從寬松轉向穩健，兩種政策呈現出一松一穩的搭配。由于國際經濟又出現了新的不確定性，二次探底的風險存在，財政政策退出需要慎重，很可能需要持續一個時期，因此這種搭配可能還會保持一段時間。在財政政策方面，也需要統籌考慮，綜合運用政府支出和減輕稅負等不同手段，在繼續保持一定規模的政府支出的同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適時適當地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增加企業盈利能力，促進經濟增長。

我們還要注意到，我國還處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有一些領域的改革的任務還很重，例如鐵路和其他壟斷性行業的改革還很不到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差距過大的問題還沒有緩解，政府的職能轉變還需要加快，等等。如果沒有經濟改革的積極推進，光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國民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是很難實現的。因此，要把宏觀調控和改革緊密地結合起來。

第6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金融危機傳染從國界上可以分為國內與國際傳染兩種類型。國內金融危機傳染指的是在國內金融泡沫化的前提下，貨幣危機逐步轉變為資本市場與銀行業的危機，并且演變為全面化的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指的是金融危機通過某個渠道或者機制來將本國的金融危機傳播到其他國家與地區當中。當前多數金融危機機制研究中所指的金融危機傳染都是專門指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本文中所使用的金融危機傳染也是指國際金融危機傳染這一類型。

2亞洲金融危機與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傳染

2.1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傳染

亞洲金融危機在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傳染主要體現在價格效應上，而在收入效應上不是特別明顯。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各國和我國的貿易結構比較相近，都是以勞動力密集型的初級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這也就使得我國和東南亞在出口上存在著很大的市場競爭。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東南亞各國貨幣不斷貶值，而我國政府則始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直接造成我國出口產品喪失了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因而其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價格效應比較明顯。在收入效應上主要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當中，我國的三大出口貿易合作國家中的日本經濟開始出現快速下滑，而美國與歐元區的經濟增長也十分緩慢，從而使得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各國的經濟總體呈現下滑趨勢，使得各國收入下降，進而對我國出口產品需求不斷減少，無法體現出其明顯的收入效應。

2.2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傳染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期間，人民幣匯率開始大幅度升值，從而造成我國進出口貿易發展越來越困難。而從2005年人民幣匯率變動以來，人民幣一直保持升值的狀態。但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尚未爆發之前，我國在進出口貿易上持續保持增長勢頭，并且人民幣升值對于進出口貿易的消極影響也不是很明顯，這主要是由于美國次貸危機之前，全球經濟發展迅速，且與我國開展貿易合作的各國的收入水平不斷提升，從而使得外需不斷增長，就相應地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貿易的消極影響。但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以后，全球經濟迅速下降，并且與我國開展貿易合作的國家的收入也開始下降，從而使得其對我國的出口產品的需求也相應下降，同時美國次貸危機造成的貨幣危機直接導致人民幣的大幅度的快速升值，使得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逐漸減弱，最終使我國進出口貿易在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上受到雙重消極影響。另外，美國次貸危機還造成我國國內經濟出現深層次的矛盾。當前我國一般貿易方式在出口總額上只存在收入效應，而在加工貿易方式的出口總額上只存在價格效應。也就是說，我國的一般貿易方式在對外需求變化上非常敏感，而加工貿易方式對于貨幣匯率的變化則非常敏感，這也體現出我國貿易方式在美國次貸金融危機期間所受到感染的抗風險能力水平比較低。由于當前我國加工貿易方式總體上在國際分工上還處于比較低的位置，且其附加值也比較低，這主要由于我國加工貿易的競爭優勢主要就是生產成本低、價格低。因此，美國次貸金融危機中造成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就直接導致我國加工貿易方式的發展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同時，美國次貸金融危機還造成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外部環境產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

3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傳染的策略

3.1加快進出口貿易方式的轉變

首先要加快出口貿易的導向發展策略的改變，注重出口貿易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促進作用。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發達國家承受著高額的債務以及高失業率的困擾，而我國在進出口貿易上的外需不斷萎縮也使得其長期處于低迷發展狀態。因此，我國應當將出口貿易為主要導向的貿易方式進行改變，注重進出口雙向同步發展，從而實現進口貿易方式也能夠有效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其次是要鼓勵對外貿易企業不斷加大技術投入，以此來提升我國出口產品的技術附加值。盡管近些年來我國在出口貿易上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并且在國民經濟發展以及緩解就業壓力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依然比較低，再加上我國依然采用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從而造成我國出口貿易在金融危機期間的抗風險能力較低。所以，我國應當加快將資源、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改變為技術密集型以及資本密集型出口產品，從而鼓勵對外貿易企業不斷加大對出口產品的技術投入，以此來全面提升產品的技術附加值。

3.2增強進出口貿易結構優化升級

在金融危機爆發期間，我國應當對美、日以及歐盟等發達國家與地區的出口依賴進行削弱，從而將這種出口上的依賴盡快轉變為依賴國內需求來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因此，我國必須不斷加大國內需求，這也就需要進行國內消費的不斷擴大，在出口產品的生產上要注重國內需求消費品的生產，并且對分配結構進行調整，加強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此來更好地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居民收支上的平衡和消費能力。

3.3調整進出口貿易政策

首先要合理選取和吸收外商投資，對于高能耗產業要限制其進入我國，引導高技術附加產業的投資;同時還要引導國內加工貿易產業逐步向落后國家進行轉移，并且還要努力提升自身技術創新能力、拓展產業鏈。其次還要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從而為國內加工貿易產業優化升級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進一步增強東部、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合作與交流，從而使得中西部地區在東部地區發展模式中創建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地帶;同時還要增強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對西部地區的優勢產業進行人力、物力以及財力上的支持，從而創建出符合中西部發展特色的新型加工貿易產業區域，以此來進一步提升我國加工貿易方式的附加值。

3.4創建符合我國經濟發展需求的人民幣匯率機制

在美國爆發次貸金融危機時，我國人民幣的單方面的升值體現出我國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還不健全，從而使得其對國內的進出口貿易的保護能力不能夠進行充分的體現。因此，我國應當創建出更為合理、靈活以及具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以此來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另外，隨著國際貿易格局的不斷調整，我國應當將人民幣推向國際化發展，以此來提升我國進出口貿易在金融危機爆發時的抗風險能力。除此之外，我國還應當積極學習和研究全球各類因貨幣升值所造成的金融危機的案例，從而為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創建提供參考，從而盡快確立我國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強國位置，進而保障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健康穩定發展。

4結論

第7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最近，聽到不少“熬”的說法，什么“熬幾年”“熬過寒冬”“熬下去”。因為經濟下行，生意不好做，那么就采取收縮的政策熬過去，等待經濟好轉。

但是，我要說：這一輪，熬是熬不過去的。熬的結局是死亡。

熬過去，這是歷史經驗。改革開放以來的多次經濟低谷，很多企業都是熬過來的。

但是，有一輪是例外。就是1997年那次亞洲金融危機。

那次危機，想熬過來的企業都死了，只有重生的企業活過來了。我有幸經歷了那次危機，這也是個人的歷史記憶。

為什么有時經濟危機能熬過來？有些卻熬不過來呢？

說到“熬”，其實隱含著幾個假設：

假設1：經濟危機或低谷時間有限，熬過了冬天就是春天。

假設2：危機或低谷過后，未來是現在的延伸。也就是說，熬過后的狀況與現在的狀況差別不大，傳統生意可以持續。

假設3：規模降低了，成本可以壓縮。成本壓縮后，生存沒有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多次經濟低谷，確實是符合上述假設的。所以，多數企業也熬過來了。

這樣的歷史記憶，有時很可怕。我經常說，所有的理論都是有前提條件或假設的，而且多數前提條件是隱含的。

我提出上述假設，就是要說明，以前熬過來的前提條件現在不存在了。

“斷裂的時代”

先說說1997年那次經濟危機吧。

那次危機雖然冠以“亞洲金融危機”，卻對中國影響巨大，它使中國從短缺經濟時代，幾乎沒有經過供求均衡時代，直接進入了過剩經濟時代。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斷裂的時代”。它不符合我上面提出的“假設2”，即未來不是現在的延續，即使熬過去了，傳統生意也無法持續。

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后，企業本能的反應是降價。降價后利潤下滑甚至虧損，于是降品質，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當時，有的企業也是采取熬的辦法，但成功的企業則采取的是“重構”的方法。

大致來說，從兩個方面重構：

一是產品重構。低端產品持續降價，高端產品重點培育。比如，當時雙匯提出的目標就是“銷售每年增長30%，產品結構每年調整5%”。

二是渠道重構。1997年之前以省代為主，1998年之后開始“市場重心下沉”，市代、縣代、終端銷售、深度分銷等都是從那之后提出來的。

1997年之后的“重構”，形成了新的主流產品體系，這個體系一直延伸到現在；形成了新的渠道體系。當然，完成上述兩方面的重構，企業內部的人員重組是必然的，大量人員被淘汰。

為什么這輪危機形成“斷裂的時代”？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產生“斷裂的時代”。2008年的金融危機，本來也應該形成斷裂的時代，然而，2009年的“4萬億”延遲了這個進程。

為什么說這一輪危機形成斷裂的時代？

首先，中國的消費升級，中產階級的覺醒與崛起，已經要求改變主流產品體系了，這就是我一直在提倡的主流換擋之說。

其次，繼C端電商普及之后，B端電商又在崛起，將徹底改變中國企業的渠道體系。

第三，互聯網對營銷傳播的營銷是全面而徹底的。

上述三方面的影響，意味著這一輪的危機過去后，將面對一個完全不同的企業體系和市場體系。

“熬”的假設不再成立

我們再來看看基于“熬”的三個假設。

關于假設1：以往的經濟低谷是V形，而這次很可能是L形，延續時間比較長。特別是中國經濟轉型遭遇世界性經濟危機，未來很難預料。寒冬之后可能不是春天，而是更深的寒冬。

關于假設2：經濟低谷后，未來不是現在的延續，而是“斷裂的時代”。

關于假設3：熬意味著通過收縮降低成本。雖然經濟下行，但勞動力就業很充分，總體工資成本還在快速上升。

如果“熬”的三個基本假設不成立，那么“熬”的策略也是不成立的。

“重生”策略

既然熬不是正確的策略，那么，正確的策略是什么呢？

我認為，應該是積極的“重構”或“重生”策略。

“斷裂的時代”，傳統生意受到影響，新生意出現后卻總是受到“集體冷遇”。

在危機與機遇面前，多數人的本能是關注危機。

在存量與增量面前，多數人的本能是關注存量，或者被存量“綁架”。

所謂對機遇的“集體冷遇”，就是機遇出現后，多數人卻忙于應付危機，忙于解救存量。

在危機面前，多數人會選擇“損失最小化”， 熬就是這種選擇的體現。這是一種被動、本能的選擇。在斷裂的時代，損失最小化是很難做到的。

第8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關鍵詞:資本賬戶開放;資本流動程度;金融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9)12-0073-04

資本賬戶開放是金融自由化和經濟自由化的一部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多數工業化國家都相繼開放了本國的資本賬戶,對本國經濟的增長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但此后發展中國家在紛紛效仿發達國家開放本國的資本賬戶時,效果卻不盡相同。亞洲金融危機、墨西哥比索危機、巴西貨幣危機、阿根廷經濟危機以及最近越南金融危機都伴隨著危機之前危機發生國資本賬戶的大幅開放,因此很多人認為資本賬戶的開放是促成危機的一個因素,由此提出應謹慎開放資本賬戶,甚至提倡采取較嚴格的資本控制來避免危機的發生。因此,對資本賬戶開放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進行分析。

一、資本賬戶開放

資本賬戶開放也叫做資本賬戶自由化,是將過去封閉的資本賬戶制度變為開放的資本賬戶體制的政府決策和過程,這種決策和過程使原先資本不能自由進出國境而變成資本的自由進出。它是金融自由化和經濟自由化的一部分,而自由化是一個過程,取決于內外均衡的實現特征。因此,資本賬戶自由化實際上就是內外均衡和資本賬戶管制放松之間的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正反饋機制。一般說來,資本賬戶開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決策存在兩個完全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資本賬戶開放能夠帶來分配效率。有關資本賬戶開放所產生的分配效率可以從索洛(Solow,1956)開拓的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得到預期。在新古典模型中,開放資本賬戶可以更有效地推動資源在國際間分配,并且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有利的影響。資本賬戶開放使資源由資本相對豐富的但收益較低的發達國家流向資本相對缺乏但收益較高的發展中國家。資源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降低了他們的資金成本,推動了投資的暫時性增加,帶動了經濟增長,最終永久地提升了該國人民的生活水平(Fischer,1998,2003;Obstfeld,1998;Rogoff,1999;Summer,2000)。這種以獲得分配效率預期收益為動機的經濟政策,在過去的20年間被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采用,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第二種觀點則相反,認為資本賬戶開放并不會產生分配效率預期。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如果不考慮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資源分配效率的預期也只能在經濟沒有扭曲的情況下才能存在。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存在許多其他的扭曲,懷疑者認為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理論預期與資本賬戶政策的真實性之間是完全不同的。Rodrik在其代表性文章《誰需要資本賬戶開放?》(Rodrik,1998)中指出,實證分析的結果并沒有發現資本賬戶開放與投資和投資增長率之間存在關系。如果開放資本賬戶的收益存在,它也不會真實體現出來,但是,它的成本卻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成本引發了新興市場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Eichengreen(2001)繼續了Rodrik(1998)的調查研究后指出,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非常不明顯的。Bhagwhati(1998)和Stiglitz(2000)也認為,資本自由化并不必然意味著經濟效率的提高,它卻可能導致投資熱錢的流入,這些熱錢與投資、產出及其他改善經濟福利的實際變量無關,但提高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Edison等人(2002)發現資本賬戶自由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受到一國金融體系的成熟度、國民素質、經濟基礎和法制環境等因素影響。因此,他們認為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取決于實際情況,表現為不確定性。

二、資本賬戶開放下的金融風險

資本賬戶開放使得資本在一國和他國之間可以自由流動,這包括金融市場的自由交易和貨幣的自由兌換。從實際情況來看,資本賬戶開放為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入和流出打開了方便之門,從而給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帶來了極高的風險。

根據利率平價原理,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情況下,套利資本的流動會消除一切套利機會,用不同貨幣表示的同質金融資產在經過風險調整后應該具有相同的收益率。但是,在資本管制的情況下,國內金融資產與國外金融資產不能完全替代,兩者的收益率將不一致,表明資本不完全流動。發展中國家由于較長時期實行資本管制,金融市場的競爭不完全、不充分,所以銀行的利差較大,并且高于國家金融市場利率。此外,發展中國家對銀行存在或明或暗的政府擔保和補貼,促使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在資本賬戶開放時向國際資本市場過度借貸。所以,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和其他金融改革增強了套利資本的套利機會,使得國際資本大量流入,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一出現問題,就會使流入的國際資本突然逆轉,導致短期內國際套利資本流動性增強,這種較強的資本流動性對制度不健全且已經開放資本賬戶的國家來說就是一種資本流動風險,它影響了資本賬戶開放國家宏觀經濟的穩定。

Edwards和Khan(1985)在利率平價檢驗法的基礎上,吸收了總量規模法和F-H相關系數的合理成分,提出了一套檢驗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動的方法。Helmut和Yeches(1993)對模型進行了補充和發展。在這一模型中,國內和世界的資本供求狀況都會影響國內的利率,國內名義的市場出清利率(i)是世界利率經匯率調整后的值(i*)和資本賬戶完全封閉的國內市場的出清利率(i′)的加權平均:

參數是反映一國資本流動程度的指標,當?茲=1時,國內市場利率完全是由世界市場利率決定,表明資本完全流動;當?茲=0時,國內市場利率完全由國內資本的供給和需求狀況決定,表明資本完全不流動。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是介于完全開放和完全封閉之間,即是資本賬戶不完全開放的國家,?茲值介于0和1之間。?茲值越接近1,則資本流動性越強,它可能具有的資本流動風險就越大。所以,只要估計了?茲值的大小,就可以定量地描述一國資本的流動程度,也可以判定其資本賬戶開放風險的高低。

國內外許多學者在上述理論模型的基礎上結合Kalman濾波模型對東亞國家和中國表示資本流動性的?茲值進行了實證分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存在的金融風險,如表1所示。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982-2004年,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資本流動性最高,泰國略低,韓國資本流動性較低。這一結果和各個國家的資本賬戶開放進程密不可分。印度尼西亞從1970年開始資本賬戶開放,1971年就對資本流動幾乎放棄了全部的資本控制,而資本流入管制逐步放松。泰國資本賬戶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開放資本賬戶,并且對資本流出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韓國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金融改革,但是始終采取謹慎的措施開放對外資流動的管制,嚴格管制中長期外債,直到1994年為了加入經合組織,才加快了資本賬戶的開放進程。另外,我們從表1中還可以發現,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泰國,也包括中國,資本流動性在2004年以前比1997年前有較大程度的降低,其中韓國降低最多。這表明1997年以后資本流動性有所下降,這個結果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大多數亞洲國家放慢資本賬戶步伐,甚至進一步加強資本管制相吻合。Lijian Sun(2002)的分析也顯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泰國、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的資本流動性值達到了0.9左右,資本控制有效性只有0.1左右,以致金融危機的爆發。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表明,伴隨東亞新興國家1997年以前資本賬戶開放的步伐加快,導致了資本流動

性增加,也使得資本控制的有效性降低,增強了金融風險,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

三、資本賬戶開放下的金融危機

資本賬戶開放帶來的金融風險加之發展中國家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綜合作用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之成為金融風險的集中體現和極端形式。發展中國家實行資本賬戶自由化帶來大量私人資本的流入,導致國內信貸膨脹,市場違約風險,私人金融機構到期不能還款;大量私人資本的流入直接導致發展中國家的本幣高估。如果本國匯率制度遭到投機資本的攻擊,大量流入的私人資本又會大量出逃,從而引發金融市場恐慌,爆發貨幣危機。

對于亞洲金融危機,Radelet和Sachs(1998)認為“核心是在20世紀90年代被吸引到該地區的大量的資本流動”。世界銀行(1997)和Calvo(1989)的有關研究討論了由外資導致的金融危機。資本賬戶開放與外資的流入在導致金融中介信用擴張、資產泡沫化以及產生和放大商業周期中起了關鍵作用。外資流入潛在的不確定性與不可持續性,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宏觀經濟政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另外,由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發育本身欠完善,銀行體系薄弱,金融部門的脆弱和政策缺陷,加上政府在資金配置中,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的制度背景下,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非常大。世界銀行研究了1980年代以來27例發展中國家私人非直接投資大量流入與危機發生的相關性,認為大量私人非直接投資流入后,大部分國家出現了銀行業危機、貨幣危機或孿生危機。

IMF調查回顧了35個經濟體金融自由化的經驗以及與經濟危機的關聯情況。該項調查顯示,在24個發生了金融危機的經濟體中,有13個在危機發生前的5年內完成了資本賬戶的自由化進程。該項調查也顯示:對14次嚴重的金融危機進行考察,在其中9次金融危機中,私人的凈資本流入在危機前的2年~4年或者在危機過程中大幅上升,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3%的關口。另外,這些資金流入在危機期間又發生了逆轉,比危機前2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35個百分點還要多。另一份實證研究涵蓋了自20世紀70年代初20個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歷程,該實證研究提供了有關外部危機、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部門一體化之間關系的相關結果。雖然在20世紀70年生了26次貨幣危機,但這一時期的銀行危機卻只有3次,這可以反映出當時趨緊的金融市場管理制度。然而,雖然所考察國家的貨幣危機發生頻率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只是稍有上升(每年由2.6次上升到3.1次),但銀行危機發生的頻率卻呈現出4倍的增長速度。

四、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金融風險

由于資本賬戶開放而導致的金融危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也放緩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這些都給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提供了警示,尤其2008年5月份開始的越南金融危機。越南這次金融危機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其相似,同樣是經常賬戶持續逆差、低外匯儲備、資本賬戶自由化和金融服務市場開放的綜合癥。據統計,2008年5月份越南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高達25.2%,成為越南盾貶值的基礎。目前12個月的遠期外匯交易顯示,市場認為越南盾兌美元1年內跌幅超過30%。經常賬戶逆差前5個月已經累計了144億美元。越南股市從2003年10月到2007年3月,漲幅高達780%,全球首屈一指,房價也瘋漲。但是從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初,大量資本外逃導致胡志明股票指數下跌了60%,房地產與股市如出一轍,胡志明市的房價已經跌了近一半。面對越南的金融危機,雖然中國與越南的情況還有所不同,但是我們應該以此為鏡,關注我們自己的問題,未雨綢繆,堵塞可能的漏洞。

在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進程中,沒有像越南過早的開放資本賬戶,而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逐步進行的。雖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又重新加強了資本管制,但總體來說是逐步開放的。這就使得在有些制度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金融風險會隨著開放的進程的擴大而增加。雷達、趙勇(2008)利用利率平價擴展模型得出中國資本賬戶開放風險值,如圖1所示。由圖1我們可以看出,從1996年中國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以后,面對國際資本大量流動以及中國加入WTO的承諾,資本賬戶逐漸開放,使得中國資本的流動性逐步增加。經歷了1997年的資本管制重新加強,使資本流動性下降。1999年之后取值均在0.5以上,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2006年甚至高達0.8。這表明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進程加快,從而導致資本流動性增加,金融風險加大。

針對中國資本賬戶開放中存在的金融風險,從長期來看,應加強制度建設,以求如宏觀經濟穩定、金融機構具有競爭力、金融監管完善等資本賬戶開放的前提條件得到滿足,為中國資本賬戶全面開放進行制度上的準備。從短期來看,面對資本流動性增強、大量熱錢涌入、雙順差擴大、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的現實,在諸如QDII的機制下放松對境外證券投資的管制,從而減輕資本凈流入對人民幣匯率和貨幣供應的壓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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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ijian Sun. Financial Openness: How to Measure It?[Z].Fudan University, Economic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2.

Financial Risk Analysi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Jiao Chenghuan1, He Xiaoyin2

(1. Social Sciences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第9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貨幣的貶值壓力可以引來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而升值壓力帶來的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同樣可能造成金融危機。

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是國際投機資本最偏愛、最熟悉、最方便運作的領域。

近三年來，全國范圍內房地產價格的猛漲讓不少人開始懷疑可能有外資進入房地產領域興風作浪；最近一年，中國股票市場迅速攀升，讓人們再次對外資流入股市產生聯想；而通過分析最近公布的有關統計數據，也可以窺見某些外資流入的端倪。

國際投機資本是裸的逐利資本

當前國際資本市場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流動性過剩。流動性作為一個貨幣經濟學的專用名詞，本來是描述貨幣與資產之間轉化的方便程度。完全的流動性自然就是指現金了，因為它可以最方便地轉化為任何一種資產而且不會受到任何價值損失。因此，當我們說國際資本市場上流動性過剩時，講的就是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充滿了迫切尋找最大投資機會的貨幣資本。這就好像一旦我們把錢投入股市，我們最迫切的就是要找到一只能夠給我們帶來最大投資回報的股票一樣。當然，在廣義的國際資本市場上，投機資本的投資范圍更大，而且由于這些資本難于統計，行蹤詭秘，常常讓人難以察覺其流向。至今，人們只能從上個世紀末美國的新經濟股票泡沫、到此后的石油價格飛漲中隱約揣測到它們的行蹤。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在國際社會開始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的同時，國際投機資本依然以最典型的資本特征呈現在人們面前，那就是惟利是圖，不計后果！在它們身上，貨幣資本流動性強的特點也表現得最突出：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今天，它們可以迅速涌入一個國家，在獲得最高回報后又冷酷無情地迅速離開，哪怕給當地留下一片狼藉和災難。因此，這些投機資本又常常被形象地稱為“熱錢”，迅速投機獲利并完成倒手撤離。從1992年的英鎊危機、1993年摩根斯坦利在香港股票市場的瘋狂炒做、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無一不是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災難。盡管在危機發生以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宏觀經濟就已經存在不少問題和隱患，但毫無疑問的是，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是危機爆發的導火索和催化劑。如果沒有這些外部沖擊，這些問題和隱患可能不至于在一夜之間凸現而造成巨大的波動，甚至還有可能在此后的發展中被逐漸化解。

國際資本市場上的投機資本與跨國公司的實業資本在投資項目選擇上的最大區別就是行業范圍。盡管隨著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實業資本投資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但實業資本對行業外的投資一般都非常謹慎，前期一般會做比較深入的行業市場調研，而且決策以后投資的相對規模較小，一般屬于直接投資，投資期限也比較長，其目標往往是提高在資本流入國某一行業的市場占有率，因此在投資初期，為了在當地市場樹立品牌，建立營銷網點，往往有承擔虧損的準備，而市場占有率的目標達到以后，與資本流入國經濟的融合程度相對也比較高，常常可以帶動當地的實際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的提高。相比之下，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資本雖然在進行投資前也會進行長期的宏觀形勢判斷和跟蹤，但是一般屬于大規模的間接投資，由于投資目標是以短期金融市場盈利為主，相對簡單，而且要把握市場時間，因此決策比較迅速，投資期限短。由于投機資本是以追逐短期市場盈利為主，因此對資本流入國實質經濟的帶動作用非常有限。上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金融危機清楚地表明，投機資本兌現之后的迅速撤離，對當地經濟的沖擊和損害遠遠大于對經濟增長的刺激。

當前國際資本的可能動向

敏銳捕捉東道國金融市場機會是投機資本的核心，因此盡管它們的事前分析重點也離不開對東道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但是其盈利點卻在于短期的市場波動。1992年的英鎊危機如此，1994年和1997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如此，世紀之交的美國新經濟泡沫和近年來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場的價格波動也是如此。而且，出于資本不斷追逐利益的本性，國際資本市場上的熱錢也會不斷尋找新的投機機會。

近年來，在全球經濟失衡、美元不斷貶值、歐洲經濟增長依然相對乏力的背景襯托下，經過亞洲金融危機后經濟結構的調整，亞洲經濟的持續增長逐漸引人注目，良好的經濟增長預期空間和投資機會也開始吸引國際投資者的注意。盡管與歐洲快速發展、相對成熟的資本市場相比，亞洲資本市場還存在一定的風險，但恰是這種預期收益和風險也提供了誘人的機會。良好的經濟基本面因素、持續增長的外匯儲備使得亞洲國家的貨幣升值已經成為一種市場預期，似乎也為投資亞洲資本市場提供一定的保險系數。因此，如果說從國際資本市場上流到歐洲的資金主要是以穩健投資為主的話，那么流到亞洲的資金則更多地具有投機性。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年中，亞洲國家的貨幣也真的開始升值了。市場預期的迅速兌現是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而這本身又是與市場投機密切相關的。

盡管當前亞洲貨幣面臨的是升值而不是貶值的壓力，但是鑒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開始普遍對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動表示出極大的關注。貶值壓力可以引來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而升值壓力帶來的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同樣可能造成金融危機。在不少新興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際資本看好經濟增長而大量流入，導致國內出現經濟泡沫、貨幣升值打擊出口，從而最終使經濟基本面因素惡化，外資抽逃導致貨幣貶值和金融危機，這樣的案例屢見不鮮。

我們前面已經指出，國際投機資本與跨國公司實業投資的最大區別在于沒有明確的行業范圍。作為裸追求最高利潤的資本，它們以股權投資為主，只要發現某國存在可以盈利的行業，就會大規模涌入。一般來說，由于房地產項目以銀行貸款為主，不需要全額的資金投入，具有明顯的財務杠桿效應，使得實際資本收益率一般很高；而且，房地產供給相對有限，經濟增長以后往往可以導致房地產價格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上漲，因此，房地產投機雖然期限比較長，但投資收益相當可觀。從新興市場的經驗看，當房地產市場出現過熱的形勢以后，股票市場就會隨之上漲，而且相對房地產市場而言，國際投機資本在股票市場上進出更加方便，炒做由公司預期收益決定的股票價格也更具有想像空間，上漲也更容易。因此，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是國際投機資本最偏愛、最熟悉、最方便運作的領域。

國際投機資本流入中國的渠道

顯然，國際投機資本的大規模跨國流動是以資本項目開放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只有資本流入國允許國際資本以直接投資、特別是證券投資的名義流入國內，這些國際投機資本才可能方便地流入流出，完成投機性投資的全部過程。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前，不少東南亞國家事實上已經完成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全面開放，解除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制。1992年英鎊危機前的英國、1993年的香港、1994年的墨西哥情況也大體類似。

當然，從投機資本的操作上看，為了達到投機的隱蔽性，即使在資本項目開放的情況下其流入也常常采取隱蔽的方式。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對沖基金舉借泰銖主要是在離岸泰銖市場完成的，也就是通過其他亞洲國家的金融市場獲得泰銖資產的，從而逃脫了泰國政府的監管。即使是對于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交易，由于過度的自由化和管理上的放松，甚至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不少東南亞國家在進行形勢判斷以便進行決策時面臨的最大問題竟然是無法確定到底有多少外資停留在國內，因此也就無法確定未來還有多少外資會流出，貨幣還有多大的貶值壓力。而香港則提供了一個相反的案例：盡管港幣的開放程度很高，屬于完全自由兌換的貨幣，出入境限制很少，但是港幣的國際化程度卻很低，也就是說只能在香港的金融市場上才能借到港幣，這樣，當國際投機者試圖借入大規模港幣的時候，香港的金融監管部門就能很快地從香港貨幣市場的波動中察覺到國際投機者的意圖，從而迅速采取相應措施。

中國當前的情況與上面的例子有很大的區別。首先，中國在1996年實現了貨幣在經常項目交易下的自由兌換以后，對一些重要的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交易還進行著比較嚴格的管制。其次，由于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很低，人民幣資產的金融工具也非常有限，難以進行更復雜的操作，因此，當國際投機資本試圖進入中國進行投機性投資的時候，除了QFII等少數合法途徑外，不得不大量采取一些非常規的、或者說是違規的方式進入中國的資本市場。

根據國內有關部門在多年前的調查和研究，違規的資本流入方式可分為以下幾種。

在經常項目交易下的違規流入，主要是采取借我國經常項目下外匯交易的自由化轉移外匯進行本來屬于資本項目下的投機交易來規避管制。例如，可以通過高報出口額，使高于實際出口價值的資金合法流入國內，甚至通過虛假出口貿易合同將資金以貿易款或者預付貨款的形式轉移到國內。與此相類似，跨國公司內部通過制定高于實際出口的轉移價格將超額部分的資金轉移到國內合資公司賬上。另外，也可以通過個人攜帶外匯或地下錢莊將外匯帶入國內，然后借助個人外匯在國內自由兌換的規定將外資轉換成人民幣進行投資，等等。近年來，隨著國內反洗錢制度的逐漸完善，大額外匯交易和轉賬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違規資金流動的情況依然大量存在。

在資本項目交易下違規資金流動的主要形式是，假借合法資本項目交易將外匯轉移到國內以后再轉換用途，進行投機。例如，通過跨國公司或者合資公司向外方股東借款的方式將資金轉移到國內；或者利用某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迫切心理，假以外方投資的名義，實際簽訂的卻是向外方融資的協議，甚至輔以國內銀行信貸支持外資企業的日常經營，最終使得外資可能用于國內市場投機；或者違規將從國外的實際收付在賬目上依然保留為應收款，實際資金通過地下錢莊入境以后進行其他投資；或者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在公司注冊的時候進行虛假驗資，將資金實際用于市場投機。

應該指出的是，上述這些違規的外資流入，或者與逃避我國財務制度中有關銀行轉賬的規定、通過現金往來的洗錢犯罪有關，或者與外匯管理中的一些不完善有關。而外匯管理方面的不完善，有些是體制上的問題造成的，但更多的是技術上的因素造成的。

對中國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

在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入更值得我們警惕。

首先，在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情況下，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入最終會在外匯市場上形成對人民幣的需求，從而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然而，這種升值壓力與經濟增長自然形成的升值壓力不同，是一種虛幻的升值壓力。如果在這種壓力下人民幣過度升值，無疑將會打擊我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損害實質經濟基礎。此后這些投機資本的流出又會加劇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從而給經濟帶來不必要的波動、沖擊甚至是危機的風險。

其次，國際投機資本的大量涌入，兌換成人民幣以后在國內市場的投資和流動，造成了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也使得國內經濟形勢出現過熱的傾向。中國人民銀行被迫買入美元也使得外匯儲備出現虛高，而國際投機資本流動性大的特點也增加了外匯管理的難度。為了抵消通貨膨脹的壓力，防止經濟過熱，中央銀行不得不減少其他方面的貨幣投放，這就降低了政府對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在目前主要依靠發行央行票據控制貨幣供給的情況下，也增加了中央銀行進行宏觀調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