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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亞洲經濟危機范文

【關鍵詞】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周圍神經受損；臨床特點；轉歸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4.05.102文章編號：1004-7484（2014）-05-2491-01臨床研究表明，亞急性脊髓聯合變性與維生素B12吸收和代謝障礙有著很大的聯系。亞急性脊髓聯合變性是一種常見的神經系統變性疾病，如果及時的進行治療可以痊愈。但是患者發病早期并沒有非常典型的臨床癥狀，因此容易發生誤診，最終導致患者發生永久性神經系統損害甚至導致殘廢[1]。隨著醫療技術水平的發展，醫療檢測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電生理、影像學和生化檢測技術的發展，臨床對亞急性脊髓聯合變性的研究更加深入。為了進一步分析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的臨床特點及轉歸，本文選取我院2010年12月――2012年12月間收治的42名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我院2010年12月――2012年12月間收治的42名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患者，本組中有31名為男性，11名為女性，最大年齡為74歲，最小年齡為31歲，平均年齡（64.56±3.11）歲，從發病到確診最短時間為2個月，最長時間為3年。患者的臨床表現主要包括雙下肢麻木無力、癡呆、走路不穩、尿便障礙、雙下肢無力、感覺障礙（包括深感覺障礙和傳導束型感覺障礙以及末梢型痛覺減退）、反射異常、運動障礙（主要包括肌肉萎縮、下肢肌力減退、不同程度的癱瘓等等）、智能障礙（主要包括記憶力下降、計算能力降低）、共濟失調。其中有2例患者有胃切除史，有10例貧血史，13例有胃病史，7例患者長期素食，10例患者長期飲酒。

1.2輔助檢查本次研究患者的輔助檢查主要包括神經電生理檢查、影像學檢查和實驗室檢查。對所有患者實施神經電生理檢查，結果顯示有30名患者為周圍神經損害，具體表現主要是波幅降低和運動感覺傳導速度減慢；所有患者通過脊髓MRI檢查，結果顯示有27名患者可見長T1、長T2或者脊髓后索片狀等異常情況[2]。患者的發病部位包括：7例位于胸髓，其中有5名患者臨床表現為胸髓萎縮，15例位于頸髓，8例位于胸髓和頸髓，10名患者未見脊髓異常。經過實驗室檢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貧血，其中有8名患者為中度貧血，19例為輕度貧血，15例無貧血。

1.3治療對所有患者予以維生素B12，每次劑量為100ug，根據患者的身體狀況和病情狀況酌情加減量，每天一次或者兩天一次，用藥方式為肌注；如果采用口服，則每次劑量為25ug，每天三次。一般情況下，貧血患者采用肌注。用藥過程中監測患者的低血鉀[3]。

2結果

42名患者經規范維生素B12治療后病情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好轉。

3討論

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最早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提出，后經臨床證明該病主要是由于維生素B12缺乏引起，比如長期食用素食導致維生素B12吸收不良，飲食不規律如長期飲酒，另外是一些胃病也可引發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常見的是胃大部分切除、胃潰瘍、胃炎等等。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患者的診斷過程中可見維生素B12水平降低，患者的臨床表現主要是尿便障礙、四肢無力、感覺障礙、運動障礙、智能障礙等等，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還會引起偏癱，對患者的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造成了嚴重的影響。而該病患者的早期臨床表現特異性差，因此在臨床診斷過程中容易發生誤診和漏診。隨著科學技術水平和醫療技術水平的發展與提高，尤其是影像學和分子細胞學的發展，對于該病的檢測水平也大大提高。目前對該病的診查主要通過神經電生理檢查、影像學檢查和實驗室檢查三個方面，對于該病的治療則主要通過規范維生素B12治療。通過本次研究可以看出，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的臨床表現有很多，因此在診治過程中必須要全面、仔細，降低誤診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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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亞洲經濟危機范文

尿微量白蛋白與頸動脈粥樣硬化的關系?

方法 選取高血壓患者107例，根據頸動脈硬化情況分為內膜正常組?內膜

增厚組和斑塊形成組，觀察三組血Hcy，尿微量白蛋白與頸動脈彩色多普勒超聲顯像等?

結果 與內膜正常組比較，內膜增厚組和斑塊形成組血清Hcy水平及尿微量

白蛋白量均增加，且斑塊形成組比內膜增厚組顯著增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結論 血清Hcy水平和微量白蛋白尿聯合檢測可作為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動

脈粥樣硬化的篩選指標?

[關鍵詞] 高血壓；同型半胱氨酸；尿微量白蛋白；動脈粥樣硬化

中圖分類號：R54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_816X

（2014）01_0041_02

doi：10.3969/j.issn.1009_816x.2014.01.16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血同型半胱氨酸（Hcy）與心血管疾病的關系密切，高Hcy血癥被認為是動

脈粥樣硬化的獨立危險因素[1]?同時研究也表明，原發性高血壓患者中微量白蛋

白尿可以用來預測與動脈粥樣硬化相關的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發展，被認為是心血管疾病的

獨立危險因素之一[2]?本文主要探討原發性高血壓患者血清Hcy及尿微量白蛋白與

頸動脈粥樣硬化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0年7月至2012年6月我院住院及門診就診的原發性高血壓患者107

例，根據頸動脈硬化情況分為內膜正常組?內膜增厚組和斑塊形成組?內膜正常組33例，男

17

例，女16例；內膜增厚組37例，男19例，女18例；斑塊形成組37例，男20例，女17例?高血

壓

的診斷全部符合2010年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排除標準：繼發性高血壓?心力衰竭?急性心

肌梗死?不穩定性心絞痛?感染性疾病?腫瘤?風濕性疾病?甲狀腺疾病?肝腎功能不全等

?頸動脈粥樣硬化診斷標準[3]：頸總動脈內膜-中層厚度（IMT）≥1.0mm為頸

動脈內膜增厚，IMT>1.3mm并有局部隆起者為斑塊形成，頸動脈粥樣硬化包括內膜增厚和斑

塊形成?

1.2 方法：頸動脈IMT及動脈斑塊的測定由我院專業B超室醫師完成，使用美國GE730型彩

色多普勒超聲儀，探頭頻率10mHz，定量測定頸動脈IMT及斑塊形成情況?

實驗室檢查：患者禁食8～12小時后，次日清晨空腹抽取肘靜脈血，測定甘油三酯（TG）?總

膽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_C）?空腹血糖（FBG）?肌酐（Cr）?超敏C反應蛋白

（hs_CRP）等指標，用貝克曼DXC8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用熒光生化法檢測血Hcy的濃度

，正常值為5～15μmol/L?尿微量白蛋白測定：留取24小時尿，記錄尿量，混勻后，留取標

本10ml送檢，采用免疫放射比濁法，用美國BECKMAN ARRAY360 SYSTEM蛋白分析儀及配套試

劑檢測?

1.3 統計學處理：數據采用SPSS 17.0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用（x

3 討論

由于頸動脈位置表淺?易被體表超聲檢測，因此頸動脈IMT現已成為觀察動脈硬化病變的一

個窗口，也是心腦血管病患病率和病死率的獨立危險因素[3]，亦是高血壓危險分

層中靶器官損害的主要指標之一[4，5]?近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支持高Hcy血癥是造

成和加速動脈粥樣硬化的新的?重要獨立危險因素，通常認為血Hcy升高程度能反映AS的進

展程度[6]?本研究資料顯示，內膜增厚組和斑塊形成組血清Hcy水平較內膜正常組

明顯增加，且斑塊形成組血清Hcy水平較內膜增厚組明顯增加，提示Hcy參與高血壓患者AS，

可用來反映AS嚴重程度?

微量白蛋白尿能促進動脈硬化的形成，是動脈硬化的早期表現，它被認為是心?腦?腎及血

管損傷的標志之一[7]?近年的研究發現原發性高血壓可導致結締組織增加和血管

平滑肌細胞增生肥大，而有微量白蛋白尿的患者內皮功能的改變會導致血管通透性的增加，

從而導致脂質進入血管壁，最終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發展[2]?本文結果顯示

：在原發性高血壓患者中，與內膜正常組比較，內膜增厚組和斑塊形成組尿微量白蛋白量均

增加，且斑塊形成組與內膜增厚組相比，尿微量白蛋白量亦增加，高尿微量白蛋白顯著增加

頸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風險，提示微量白蛋白尿與頸動脈粥樣硬化有關，而且隨著頸動脈動

脈粥樣硬化程度加重，微量白蛋白尿增高，說明微量白蛋白尿與動脈粥樣硬化程度有相關性

?此外，亦有研究表明CRP不僅可以預測動脈粥樣硬化，而且還直接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的形

成[8]?本文研究亦發現，hs_CRP顯著增加頸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風險?

總之，對于原發性高血壓患者，血清Hcy水平和微量白蛋白尿檢測可作為動脈粥樣硬化的篩

選指標，對于高血壓患者合并動脈粥樣硬化的早期診斷有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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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5.

第3篇：亞洲經濟危機范文

[關鍵詞] 賁門周圍血管縫扎手術；肝硬化；門靜脈高壓；FPP；再出血率

[中圖分類號] R657.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5）11-0092-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eriesophagogastric vascular ligation on free portal pressure （FPP） and incidence of rebleeding for patients with cirrhotic portal hypertension.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cirrhotic portal hypertension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08 to October 2011 were selected and were allocated 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surgical methods，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eriesophagogastric vascular liga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periesophagogastric devascularization.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wo different surgical method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Volume of bleeding during surgery， surgical time and other clinical indic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smaller or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Periesophagogastric vascular ligation； Liver cirrhosis； Portal hypertension； FPP； Incidence of rebleeding

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琳瑯滿目的食品不停地著人們的味蕾，導致人們暴飲暴食，從而形成不好的生活習慣和飲食習慣，威脅著人們的身體健康，也逐漸引起了社會對此的廣泛關注[1]。肝硬化門靜脈高壓疾病在我國是一種常見病和多發病，病發人群較廣[2]。當前對于該病的治療方式主要有賁門周圍血管縫扎術與賁門周圍血管斷流術。由于血管斷流術術中出血量大，且遠期生存率較低，因此賁門周圍血管縫扎手術被越來越多地應用在對此類患者的治療中。本研究旨在對比兩種手術方法的區別，特選取60例患者進行分組研究，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我院2008年10月～2011年10月收治的60例肝硬化門靜脈高壓患者，根據患者手術方法的不同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30例。觀察組中男14例，女16例，年齡18～75歲，年齡（48.3±1.1）歲；其中門靜脈海綿樣變性6例，酒精性肝硬化12例，其余12例患者均為肝炎后肝硬化。對照組中男15例，女15例，年齡17～73歲，平均（46.9±1.2）歲；其中門靜脈海綿樣變性7例，酒精性肝硬化12例，其余11例患者均為肝炎后肝硬化。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等一般情況經統計學處理后，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1.2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2）符合肝硬化門靜脈高血壓診斷標準；（3）患者無其他原發性疾病；（4）患者入院信息完整。排除標準：（1）其他類型高血壓患者；（2）患有惡性腫瘤等嚴重的其他類型疾病者；（3）患者入院信息殘缺。

1.3方法

1.3.1對照組 對照組患者行賁門周圍血管斷流手術，在患者左側肋緣處行下斜切口，阻斷食管下端6cm處和上半胃漿膜層處的全部供血，如食管支、胃短靜脈、胃后靜脈、左膈下靜脈等，術畢常規縫合。

1.3.2觀察組 觀察組患者行賁門周圍血管縫扎手術，具體內容如下：（1）在腹部左側肋緣處行下斜切口，盡量保留側支和臍靜脈，保護后腹壁與脾靜脈的交通支，如出現腹壁同大網膜形成的側支也應及時保留。（2）進一步探查確診，將小彎側縫扎的冠狀靜脈中的食管支、異位食管支、胃支、高位食管支、伴行動脈，縫扎到本質周圍血管7 cm處，注意觀察縫扎情況。（3）所有縫扎均使用prolene線進行雙重縫扎。在縫扎時，注意進針的深度和速度，避免針體穿入胃腔，導致在術后出現胃瘺現象。（4）術后保留左膈下靜脈，迷走神經的前后主干，同時提拉大網膜到脾窩，以此覆蓋脾腎韌帶的創面。

1.4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經治療后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量、血紅蛋白丟失量及出血停止時間等臨床指標，比較兩組患者FPP指標水平及再出血率等。根據再出血、肝性腦病、術后0.5～3年間的生存狀況，比較兩組患者治療效果。

1.5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P

2結果

2.1兩組患者術中及術后臨床指標比較

觀察組患者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手術引流等指標均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兩組患者術后療效比較

觀察組患者治療后再出血、肝性腦病的發生率顯著低于對照組，且觀察組遠期生存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3兩組手術方式對FPP影響的比較分析

觀察組患者手術后FPP值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肝硬化門靜脈高壓疾病在我國是一種多發病和常見病，病發人群較廣，一般不受時間及地域的影響。此病主要特點是門靜脈系統中血流動力學變化異常，在臨床上多表現為大面積的食管胃底靜脈的曲張，其中影響最大的為食管胃底靜脈曲張破裂后的出血癥狀，伴有黑便和嘔血[3]。肝硬化門靜脈高壓患者首次出血時的病死率在25%左右，當第一次出血后的1～2年中出現復發癥狀時，病死率則高達50%以上，嚴重威脅患者的生命安全[4]。當前肝硬化門靜脈高壓患者的治療方式主要為非手術治療和手術治療，在手術治療中又分為分流術、肝移植和斷流術三種。有報道表明[5]，在我國主要的治療方式為手術治療中的斷流術治療，其中門靜脈斷流術則成為我國目前治療肝硬化門靜脈高壓疾病患者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為探究賁門周圍血管縫扎手術對肝硬化門靜脈高壓患者FPP及再出血率的影響，結果發現，觀察組患者在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手術引流、血紅蛋白丟失量、停止出血時間等臨床指標上均顯著優于對照組；患者再出血發生率顯著低于對照組，遠期生存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同時，觀察組患者術后FPP值顯著小于對照組，與馮留順等[6-8]的報道相符；表明觀察組使用的賁門周圍血管縫扎術具有較好的療效，在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及再出血情況上較對照組有明顯的優勢。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1）賁門周圍血管縫扎手術在對患者進行生理性分離后，有效地保護了分流的側支，如左膈下靜脈。在門靜脈高壓下，左膈下靜脈則會形成左腎靜脈-左膈下靜脈的側支循環，并使腹壁代償分支血管有效保留，從而聯通后腹壁、脾靜脈形成的交通支及腹壁同大網膜組成的側支，有效的分流有助于緩解患者病情，促進患者早日康復[9-10]。（2）在手術中結扎時，需要切斷曲張血管，但因結扎的組織較多且繁雜，易造成術中、術后結扎線大量的脫落，從而形成大出血，在胃小彎側處的出血尤其難以控制，需要進行多次反復操作，嚴重威脅患者生命安全[9]，賁門周圍血管縫扎手術使用對血管傷害較小的線進行縫扎，降低了術中的出血量，也保證了血液中血紅蛋白含量，因而觀察組再出血少于對照組，FPP值、血紅蛋白丟失量、停止出血時間等指標顯著優于對照組[11，12]。（3）常規的賁門周圍血管斷流術由于斷流的不徹底，并不能有效地減低門靜脈的壓力，從而導致術后新生的側支循環的建立，還會因為不能離斷食道胃底黏膜下層的血管而導致復發出血的風險；斷流術術后胃的動脈血過剩，靜脈回流受到阻礙，導致胃黏膜發生營養不良，致使門靜脈高壓性胃病的發生，這同樣是導致術后患者再出血的主要原因之一[13-15]。另一方面，血管縫扎術對食管下段的外周血管進行縫扎，降低了食道下端的胃底血管充血，可有效避免靜脈破裂出血情況的發生。此外，術后腸系膜上靜脈血流會代償性增加，能夠使門靜脈血液向肝的灌注作用加強，改善肝臟供血情況，有助于術后肝功能的恢復，對維護肝臟的組織結構及生理功能有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賁門周圍血管縫扎術能有效控制肝硬化門靜脈高壓患者的FPP及再出血率，降低術中出血量，縮短出血時間，是一種有效的治療肝硬化門靜脈高壓患者的方法，值得在臨床中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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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亞洲經濟危機范文

關鍵詞：國際遷移；成本；經濟危機；跨國公司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1-0284-03

國際遷移是指跨國公司的價值鏈活動中的一個業務或多個業務轉移到國外的經濟現象。近年來，國際遷移已經成為一種企業成長戰略，并且被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所接受。

當今世界正面臨著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最新經濟預測報告顯示，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衰退中。此次經濟危機一直被認為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動因，但是對于此次經濟危機所波及的范圍和持續時間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在許多國家，實體經濟的溢出開始導致失業率上升，直接影響了家庭乃至社區的穩定性，從而進一步引發了公眾焦慮的情緒。在金融體系中，重建公眾的信心并扭轉這種不利的現狀必須被放在首位。縱觀各種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法，國際遷移業務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途徑。

一、國際遷移的動因分析

跨國公司基于其自身的特點，選擇國際遷移的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歸根結底它們所共有的想法或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通過遷移來獲取更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條件。以下是本文所概括的幾點原因：（1）當前的稅收法規可能超出了公司管理層的預期，因此他們努力尋找綜合條件較好的國家或地區作為遷移的目的地。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節約成本，另一方面使得公司可以更從容地應對經濟危機。（2）國際遷移有利于企業開拓新的市場，尋求新的機遇。當公司計劃擴大規模時，它往往會致力于尋求對自己的主力產品更具戰略意義的市場。新的市場意味著新的機遇，新的挑戰。（3）為新的產品尋求新的市場。一家公司必定是在不斷的創新中完善自己，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公司必須不斷地進行新產品的開發。當現有的市場出現飽和時，公司就需要通過國際遷移來尋找新的領域，從而獲得長久不衰的生存。

每個公司的HR都有責任來決定何時進行遷移是最佳時機。但是，在這樣做之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考慮到進行國際遷移的成本，遷移成本不應該超過公司所能負擔的最高成本。那么遷移所需的成本有哪些呢？

二、國際遷移的成本分析

有三個不同方面的成本是進行國際遷移需要考慮的，包括可預見成本、人員流動成本和隱性成本。

（一）可預見成本

可預見成本是指公司管理人員可以控制的成本，如搬家公司需要多少費用、新辦公地點的租賃費用等。可預見成本具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部分：（1）融資成本。融資成本是企業進行國際遷移的主要成本，當企業選定遷移的地點時，企業會支付一部分費用作為新辦公地點的裝修基金。與此同時，房屋租賃成本也是其中的重要支出。（2）服務成本。服務成本一般包括水電費、電子通信費用、停車費用、保險費用等。而公司的管理層還需要考慮包括未來業務擴展所需要的費用。根據企業的規模，服務成本的增加范圍在幾百到幾千美元之間。（3）搬遷費用。當公司決定遷移時，搬遷費用必然要考慮在內。如果新的目的地在同一個城市，需要的搬遷費用較少。但是如果是長途的搬遷，則搬遷費用就要考慮很多方面，如卡車租金、人工費用等。另外，公司還要支付員工搬遷的費用。

（二）人員流動成本

企業的遷移對現有的員工會有一定的影響。如果企業決定進行遷移，而本土的雇員由于種種原因不愿意隨之搬遷，這就使得公司損失了一部分優秀的人才。要知道，招聘、培訓并發展新的員工所需的成本遠遠高于留住現有員工。勞動力成本代表了大多數組織的經營開支，是不得不考慮的遷移成本。

（三）隱性成本

企業的隱性成本是相對于顯性成本而言的。真正的隱性成本主要包括遷移后可能的生產損失、員工的離職和在新環境中所面臨的壓力等。

為了更好地衡量隱性成本在遷移中所占的比重，本文對國際遷移中隱性成本的內容進行了總結，如下：（1）房屋租賃成本；（2）雇員多次往返的成本；（3）在新的環境中適應新市場的成本，如廣告投入、尋找客戶資源等；（4）老員工離職后，招聘并培訓新員工的成本；（5）新員工在培訓期和適應期內導致公司產值降低的成本。

綜合以上三種國際遷移的成本，可以看出如何把這些成本控制在合適的范圍內是進行國際遷移必須要考慮的問題。以下幾點會幫助企業分析其遷移成本和風險/效益：（1）確定遷移目的地的資源環境及當地的就業水平。（2）確定會跟公司共同遷移的員工數量。（3）對一次性搬遷、減員、招聘并培訓新員工的費用進行評估。（4）對一定時期內的租賃房屋和雇員花費、設施完善花費等進行評估。（5）根據遷移后可能出現的情況對公司的風險和收益進行有效的評估。

在評估了國際遷移的成本和風險/效益后，一個中心問題就被提出來了，那就是，國際遷移的目的地應該在哪？它對企業未來的發展是否真的有益？本文就這一問題對歐洲、亞洲和非洲三大板塊進行了探索研究，并得出了相關結論。

三、國際遷移目的地的比較分析

（一）歐洲作為遷移目的地

在全球金融危機持續發酵并嚴重拖累實體經濟的嚴峻局面下，歐洲也正在與衰退進行著頑強的抗爭。自2008年以來，金融動蕩、油價飆升和糧價上漲三大問題給歐盟各國經濟造成重創，加上各國都把本國利益置于歐盟整體利益之上，使其難以形成共同應對危機的合力。目前，歐洲經濟存在不少問題，如增長率低迷、福利體制改革進展緩慢、人口老齡化造成的財政壓力巨大等，而歐盟多數成員國仍固守原有的社會經濟模式，結構調整進程緩慢。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說，目前歐洲形勢喜憂參半，經濟危機依然存在，歐洲形勢、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率依然堪憂。而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盟應對危機的措施和改革方向總體正確。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2008年的大約6%降到目前的3%以下，2014年歐盟經濟將有望好轉。

歐洲擁有龐大的商品和服務消費市場，還有先進的技術、高素質的勞動力和優秀的品牌，因此是企業國際遷移可以考慮的一個目的地。下面以歐洲的幾個國家為例說明歐洲在企業發展方面存在的優勢。

1.英國：英國國土面積雖然不能排在世界前列，但是這里聚集了來自全世界的170多家頂級科研機構，能夠與外國企業合作進行技術研發。如華為、香雪制藥等中國企業已經和英國的科研機構進行了很好的合作。

2.荷蘭：荷蘭以頗具競爭力的稅收環境吸引著外國投資者紛紛前來荷蘭投資移民，這源自其廣博的稅收條約體系，保稅倉儲制以及議定預先稅務裁決的可能性。荷蘭稅務體系的某些特點對國際稅務籌劃十分有利，如廣泛的稅務協定，減免雙重征稅、成熟的稅務裁決實務、參股豁免、對支出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不征收預提稅。

3.丹麥：丹麥在聲學領域的研究居全球領先水平，在設計領域也很有影響力，擁有很多高端科研人才和技術儲備。另外，丹麥還以其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用工制度著稱，例如，企業解聘勞工的成本很低。

當然，歐洲作為遷移目的地也存在一定的劣勢。韜睿惠悅咨詢公司（Towers Watson，全球四大人力資源咨詢公司）的一項研究發現，過去的兩年中，大多數在歐洲、中東和非洲的公司已經裁員47%，凍結工資31%，比全球平均水平37%和24%要高。因此，企業在考慮國際遷移的同時，也不得不考慮到歐洲現有企業的發展狀況。

（二）亞洲作為遷移目的地

20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對于被認為增長最快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來說，危機帶來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金融體系方面、貿易方面和外部資金融通方面。

從金融體系方面來說，由于亞洲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開放度不高，國內銀行與國際銀行聯系不甚緊密，外資銀行的比例較低。因此，金融危機對亞洲各國的金融體系影響不算嚴重。從貿易方面來說，首先是來自于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進口量縮減，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依靠出口拉動的高速增長均有不同程度的削減；其次，貿易品價格下降、美元貶值，使得即使是貿易順差的國家也不得不面對國際收支惡化的風險。從外部資金融通方面來說，發展中國家需要從資本富裕的國家融資以支持經濟發展和貿易增長，這些外部融資包括官方開發援助、組合證券、直接投資及貿易信貸等，次貸危機發生后這些外部融資均發生了銳減，亞洲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

亞洲在國際遷移中具有一定的優勢。此次金融危機開始改變全球金融力量的對比。亞洲很多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國家和金融比較穩健的國家在全球金融體系的地位和分量在增加，西方國家對亞洲在金融上的依賴程度增加，更有利于建立東西方衡的金融關系。同時，經濟危機推動亞洲的一體化進程步入新的航道。

當然，亞洲作為國際遷移目的地也存在一定的劣勢。此次經濟危機表明，當今世界各國聯系緊密，經濟危機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連鎖效應。亞洲正被西方發達國家的問題所困擾，隨著全球流動性的枯竭，亞洲銀行更加依賴于國際融資，這將導致亞洲經濟受制于全球杠桿化融資，以及美元資金短缺。

同時，盡管亞洲的公司在金融危機后大量地減少了杠桿比率，但是卻增大了對于債權、股票以及貸款資金的依賴。

亞洲的產品和服務都是全球性的，因此發達國家經濟的萎靡意味著亞洲經濟的萎靡，進而導致亞洲發展中國家失業率的增加等相關問題，從而引發了社會動蕩的風險。

（三）非洲作為遷移目的地

非洲大陸在連續五年保持經濟增長率5%以上之后，2009年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率預計只有2%，為二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非洲市場有限，就算沒有外國投資者的大筆撤資，即便是有小筆資金撤走也將對市場造成嚴重的影響，導致危機加劇。

在此次經濟危機中，非洲的資本流動明顯減緩，金融信貸急劇減少，許多行業受到重創。礦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是非洲受打擊最為嚴重的兩個領域。贊比亞、剛果（金）、利比里亞、幾內亞等國家的礦業項目投資總額面臨大規模縮減。其中，非洲開發銀行在利比里亞的銅礦項目以及幾內亞的鐵礦項目的投資總額都較原計劃減少了一半以上。同時，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資也極度縮水。

近年來，非洲作為國際遷移目的地的優勢越來越明顯。非洲絕大多數國家工業薄弱，制造業不發達，農副產品缺乏深加工能力，從日常生產和生活物資，到高科技產品基本依賴進口，是世界上最后一個商品大市場。外國富余商品不僅可以成功進入非洲國家市場，而且這些商品在非洲的市場價格要高出本國的5～10倍。目前非洲國家正在大力吸引外資，發展經濟，在建項目眾多，投資政策優惠，投資領域廣泛，處處存在商機，是外國企業投資建廠、承包工程的理想天地。非洲的石油、木材、黃金、鉆石、鐵、銅、鉻等資源儲藏量十分豐富，跨國公司到非洲投資資源開發利潤非常可觀。

總的來說，非洲的發展前景是光明的。我們可以看到非洲的發展速度正在提升，已經為買賣雙方建立了全球交付網絡，跨國公司在非洲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廣闊的。

當然，也不過忽視非洲作為國際遷移目地的本身所具有的劣勢。非洲經濟高度依賴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出口，原因之一在于不少非洲國家科技落后，加工能力不強，產品的加工比例及加工程度都不高。非洲是世界上糧食單產水平最低的地區，原因在于糧食生產技術落后，生產方式原始。在人類邁入信息化時代的今天，一些普通的通訊和信息產品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仍是奢侈品，有些鄉村至今仍“與世隔絕”。然而，這些劣勢對于外來跨國公司來說，是可以接受并加以轉化的。

四、結論

通過上文的闡述可以看出，非洲大陸為各行各業提供了無限的投資機會，是國際遷移的最佳目的地。以下數據說明了把非洲作為國際遷移目的地所帶來的發展機會：（1）一些非洲國家（如加納、坦桑尼亞、突尼斯和盧旺達）的經商便利性和企業管制能力甚至高于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2）非洲擁有超過全世界36%的新興市場國家、30%的礦產資源，并且到2050年將擁有占全球20%的人口，但卻只擁有4%的國外直接投資。（3）非洲的新興市場國家在此次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更具有彈性。（4）自2004年以來，非洲在私人直接投資方面的增長比例最高，截至2010年增加了22%。（5）未來十年，非洲在基礎設施方面有約980億美元的需求，如電力和電信行業。

綜上所述，非洲無論是在資源方面還是政府監管力度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優勢，是此次經濟危機中各國企業遷移的最優選擇。并且，非洲的投資機構可以幫助跨國公司進行市場調查，并選擇遷移的地址，這在很大程度上為跨國公司的遷移提供了便利。因此，企業進行國際遷移的最優目的地就是非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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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亞洲經濟危機范文

源于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引發了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對于整個世界戰略格局的影響將不亞于一場世界大戰。它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形成巨大沖擊，必將導致世界戰略格局的重大演變。

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

這次經濟危機，在經濟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情勢下遽然而至，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原因。

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導致對資源和市場不可抑制的需求。工業化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源和市場的瘋狂追求，是導致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但二戰后世界兩極分化的冷戰格局，卻從政治上阻擊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兩強對峙下50年的恐怖和平，使得資本主義世界建立并完善了游戲規則，完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整合，從而為冷戰結束后全球化的井噴式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改革開放，為經濟全球化創造了條件。然而，二戰以后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潮流以及民主國家中興起的人權運動，從根本上抑制了資本主義在武力和強權基礎之上的傳統擴張方式；而以美國及其盟友主導的游戲規則及其在市場經濟中的絕對優勢，使得以和平方式進行的資本擴張不僅更為有效，而且因“促進發展”而占據了政治上的道德制高點。因此，在推動市場經濟的旗幟下，資本源源不斷地從發達國家“投資”到發展中國家，一方面獲取資源――包括高科技生產中最重要的勞力和智力資源，另一方面占領市場――包括現代經濟中最為重要的資本市場。華爾街主導的瘋狂的資本擴張，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力。

但是，這次經濟全球化并沒有解決世界經濟發展高度失衡這一根本問題。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反而加劇了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失衡。一方面，以“投資推動發展、消費促進繁榮”的盎格魯一撒克遜經濟體，在超前消費的同時，制造業服務業大規模轉移到回報更高的發展中國家。其結果是資本透支，產業掏空。另一方面，以“發展制造業、通過積累擴大再生產”的亞洲經濟體(包括德國)，則在經濟發展上依賴發達國家市場，背上了貿易盈余帶來的資本包袱，使自己的經濟積累被發達國家的資本債務所劫持。

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使資本擴張戛然而止；而各國的“刺激”政策所導致的經濟保護主義回潮，則使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國際化進程受到阻擊。其結果，是經濟全球化的停滯。可謂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但是，這次經濟全球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經濟危機，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首先，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國家獨立的保護下，避免了資本的直接掠奪，而是以廉價的勞力、智力和物力資源，換取了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資本、技術和市場。盡管付出了巨大代價，卻贏得了快速的經濟發展。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凸顯了以產業經濟為主的新興經濟在世界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事務中前所未有地獲得了對發達國家的反控制力。

其次，以美國為首的盎格魯一撒克遜經濟體盡管整體實力依然具有壓倒性優勢，但經濟危機卻充分暴露了其債務空前、信貸虛空、預算，消費失控、以及政治上不可逾越的稅收障礙。操控自身貨幣貶值的同時，用一切政治、經濟和外交手段壓迫債權國貨幣升值，成為其應對危機的唯一選擇。唯此方能快速抵消巨額債務，填補資本黑洞，挽救經濟頹勢。為達此一目的，甚至不惜以持續的信貸寬松政策促發經濟膨脹，甚至憑借整體實力強行“重組”國際債務。

再次，亞洲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全球十大盈余經濟體，除第7位的德國、第8位的俄國和第10位的巴西，其余7個國家和地區――中國、日本、臺灣、新加坡、香港、韓國、印度――都集中在亞洲。隨著香港、新加坡、東京、上海、孟買等新興金融中心的興起，亞洲將變成世界主要的資本出口地區。同時，不斷發展的實體經濟、巨大的人口“紅利”、較低的發展水平和迅速的都市化發展，使亞洲不僅具有最大的經濟發展潛力，也同時具有空前的市場發展空間。

最后，由于高科技和知識經濟的迅速擴張，有著扎實的實體經濟和雄厚資本基礎的發展中國家，必將在能源、材料、生化、信息、環保、交通等新興領域推動“超越式”發展。一旦突破，必將重寫世界經濟格局。

世界經濟格局不可逆轉的變化，必將導致整個世界戰略格局的轉變。正是由于意識到了這一轉變的勢在必然，美國做出了盡快從反恐戰爭中脫身，集中力量強勢重返亞洲的戰略選擇。

經濟危機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沖擊

二戰以來，聯合國、世貿組織和美元主導的世界金融體系形成了支撐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的三大支柱。由金融海嘯引發能全球性經濟衰退，必將對這三大支柱造成巨大沖擊，從根本上動搖當代國際政治經濟體制。

以美元主導的世界金融體系遭受重創。為挽救危局，美國政府一方面大量增發貨幣，挽救瀕臨崩塌的信貸市場；另一方面推行信貸寬松政策，強力降息，刺激經濟發展。但這樣做無異于飲鴆止渴。自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成為以美國經濟為根本信用保證的全球信貸貨幣。在經濟全面蕭條的情況下增大美元流通，不僅將使美元持續貶值(這一過程中美元止跌回升只是暫時現象，其根本原因是各經濟體在危機中捆綁美元以自保)，更惡劣的是將導致整個世界金融體系的信用危機，持續下去，必將從根本上動搖美元主導的世界金融體系。

脫胎于《關貿總協定》的世貿組織，是以市場經濟為前提、自由貿易為原則的經濟全球化的產物。這次危機雖然不會顛覆自由貿易原則，但必將促使各國注重實體經濟(尤其是高端制造業)的發展，從而導致制造業本土化、經濟區域化的發展趨勢。隨著國際貿易量的相對下跌，對外產業投資減少(投機性資本運作則將增加)，經濟全球化放緩甚至停滯，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各國間更加依賴通過雙邊或多邊談判強化經濟合作、解決經濟糾紛，以及非正式多邊組織(如G8+5、G20等)的發展和強化，世貿組織的影響和作用都將大幅下降。

這次經濟危機極大地削弱了聯合國。聯合國及其所屬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制定并維護國際事務中的行為準則和規范；為世界各國表達、協商各自的利益和要求提供必要平臺；協調國際沖突，制約暴力戰亂。這次經濟危機進一步表明，由于沒有自己的經濟管理機構和經濟資源，聯合國在目前經濟危機引發的國際爭紛中，已經被邊緣化。

長期來看，經濟危機消弱了美國，更加傷害了歐洲。歐美(包括日本等發達國家)

之間在反恐戰略、經濟利益、貨幣政策等各方面的分歧將長期存在，這必將損害歐美在聯合國中傳統的合作協調方式，從而進一步制約聯合國發揮以上三項職能的空間和能力。

另一方面，全球性經濟衰退和環保工業經濟的興起，使包括俄國、伊朗及中東各國在內的原料出口國面臨長期壓力，更加凸顯他們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與發達國家的利益沖突。而聯合國在解決這些利益沖突中長期的無能為力，將近一步削弱其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導致其地位與影響的式微。

在世界面臨重大變化的過程中，現行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的式微，進一步加大了轉變過程的復雜與危險，同時凸顯了大國關系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多邊／雙邊大國利益組織將在國際事務中具重要作用

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的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表明，諸如G20、G8+5、東盟10+3等多邊，雙邊大國利益集團組合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

首先，經濟全球化以及非意識形態政治對抗，導致了以傳統戰爭方式解決國際爭端非但無效，反而會導致局勢惡化。美國近10年越打越糟的阿富汗戰爭和在伊拉克戰爭中的“體面撤退”，證明了即便擁有絕對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也會在一場由宗教／文化對抗而引發的戰爭深陷泥潭。另一方面，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趨勢以及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戰爭變得異常昂貴，很難決出傳統概念上的勝負。在這樣的形勢下，軍事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是凸現一個國家整體實力，其根本用途在于保持威懾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增大其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力度。

第6篇：亞洲經濟危機范文

但這次則全然不同。各種指標表明亞洲的經濟正在恢復正常，甚至是復興。在西方，盡管從總體上來說，經濟危機已經見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們仍然看不到其對世界經濟復蘇的意義。尤其是美國，人們一直在期望美國能夠做領頭羊。危機發生之后，全世界各國都用不同的方式來“拯救”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考量，因為人們意識到，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也會進一步影響本國的經濟。但至少迄今為止，美國并沒有能夠扮演此種角色。

與美國相比較，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復蘇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中國這次本身并沒有金融危機，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承擔各種國際責任的同時，動用一切盡可能的力量來復蘇自己的經濟。

兼有金融與經濟杠桿

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但中國政府卻能同時用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拯救危機，因為它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

結果是顯見的。這些舉措不僅帶動了本身的經濟復蘇，而且也帶動了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回暖。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大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而中國的這種復蘇勢頭又對西方經濟體產生積極作用。如果說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作用僅僅限于亞洲，那么這次中國的作用超越了亞洲而對全球經濟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人們發現，德國和法國的經濟轉好就和它們對中國貿易的增長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的經濟表現令西方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不過，事情還并非僅僅是中國的經濟角色問題，從深層次看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

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已經有很多年了，中國政府本身在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沒有公開接受或者反對這個概念。中國模式本身仍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并且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這種模式最終是否成功，還有待檢驗。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們對中國模式則不這樣看。

曾經宣稱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這些年來一直在修正他的觀點。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復和中國的崛起都表明“歷史的終結”的觀點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最近，福山注意到，盡管亞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傾向于一個更有效率的中國。

開放的政治制度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表明，政治制度的發展是開放的。盡管中國還被外界稱為權威主義的體制，但名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發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政治體制。

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本主義，努力把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中國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過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種機制使官員對人民負責。中國政治體制尤其在危機期間表現出高效率，無論是處理四川地震還是應付這次金融危機，相對于其他政治體系，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就顯現出來了。

中國和其他一些政治體制這些年的發展表明，民主的政體不見得能夠有效服務于公眾，而中國的體制也不見得不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構架，而是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政策。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感受和認知的這些變化對中國模式來說的確是個機遇。這里既表現為中國的硬力量，也表現為軟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及其產生的客觀外在影響，這是外界所能親身感受得到的；軟力量，就是人們對中國能夠產生的經濟影響力的主觀認知。（很顯然，這里的軟力量是外界對中國的自覺的認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響力之上的，這和中國有關方面正在大力推動的軟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機遇與挑戰

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在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變化的產生又是對中國模式的極大挑戰。挑戰的核心就是中國模式的可持續問題。對可持續性的挑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兩個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戰指的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核心力量的時候，世界各國的經濟外交政策都會把中國作為其頭等議程來制定對華經濟政策和戰略，從而給中國造成莫大的外部壓力。內部挑戰主要指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困難。

中國模式是個統稱概念，因為中國在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不同階段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簡單地把經濟增長主要是GDP的增長作為最為重要的指標。盡管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無窮的問題，例如收入分配、社會正義和環保壓力等等。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的應付，那么中國經濟模式就很難持續。因此，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政府努力尋求發展模式的轉型，可持續性、環保和社會公平成為了新模式的主題詞。

轉型機會的流失

從發展模式的轉型來說，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個很好的機會。從宏觀上來說，中國可以對自身的混合經濟模式充滿信心。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內需型消費社會。內需型社會無疑是中國今后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最重要標志，即從世界大工廠轉型成為世界消費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導致這個機會的流失。現在中國的經濟復蘇是政府龐大刺激計劃的產物，是大量投資驅動的。銀行的大量貸款是否會導致大規模的壞賬？中國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氣才把壞賬處理好，如果這次大規模的投資再次導致大量壞賬的出現，那么就無疑會出現內生型的金融危機。在刺激內需方面，政府主要還是通過各種金融和經濟的舉措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但更為重要的一個消費社會所需要的制度基礎還是缺失，就是說在社會保障、衛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進步并不很大。

第7篇：亞洲經濟危機范文

一、轉型的歷史和現實依據

從1788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28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回顧這些危機，盡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機的表現形式，但本質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就是：經濟危機的基礎都是生產過剩；金融危機往往是產業危機的先導；都伴隨著經濟活動的極度投機；多數危機在自然狀態下總是首先發生于那些對世界經濟具有支配地位國家中的那些對國民經濟具有絕對影響力的行業或部門；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危機的形態也在發生轉化。

19世紀之前，由于英國主導著世界經濟，所以絕大多數危機首先發生于英國。20世紀美國主導了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轉到了美國。19世紀20年代之前，英國的主導產業是毛紡織業，生產過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現在這個行業，經濟危機發生后，這個行業往往是重災區。20年代之后，棉紡織業取代毛紡織業上升為主導產業。整個19世紀上半葉，紡織工業（包括與它有直接聯系的部門）較之其他所有工業部門有絕對優勢，所以這個行業始終是那個時代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它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對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19世紀下半葉，大機器工業和鐵路建設的大發展，極大地刺激了礦產開采、金屬冶煉和機器制造工業的發展，使這些行業逐漸上升為可以與紡織工業并列的主導產業，并在19世紀末最終取代紡織業，成為占絕對優勢的產業。于是，這個行業成了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同時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進入20世紀以來，這些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的行業或產業，在二戰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機械制造、煤炭等行業;二戰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轉向汽車制造、造船、發電、石油、化工、電器等行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轉向房地產業、金融業、IT產業等行業。隨著這種轉移，生產過剩危機的發源地也隨之轉移到相應的行業或產業。總的看來，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危機史表明，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時，盡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機和數量不等的銀行倒閉事件，但總的說來危機還是最突出地表現在產業領域，生產下降、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是最主要的現象，而金融危機僅僅是伴隨現象，帶有附加性質。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機事件逐漸與產業危機融合起來，使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由原來突出地表現為產業危機演變為金融危機。90年代以來，世界接連發生了多次金融危機：1990年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引起金融危機，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以來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金融危機。從2000年4月開始，以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滅為起點，美國主要資本市場的股票指數出現狂瀉，金融風暴席卷了美國金融業。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一路演變成世界金融風暴和全面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給美國金融系統帶來了百年一遇的沖擊，造成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軍覆滅，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資救助花旗銀行……，等等。在這些危機中，除了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屬于單純的貨幣危機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產業危機基礎上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盡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發生機制、伴隨現象、本質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產業擴張與信用膨脹相互推動，在一些成長性較強的行業（例如房地產、新技術產業）形成投機熱，并推動其極度泡沫化。（2)信用經濟畸形發展，造成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失衡。（3)生產過剩是危機的起點，生產過剩危機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過來推動生產過剩危機走向深入，并使整個危機突出地表現為金融危機。（4)主周期的長度逐漸向古典周期回歸，同期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總之，這些新現象的出現，給世界經濟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一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轉型。

二、轉型的原因及轉型后的基本特征

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屬于信用危機的類型之一，它是由信用關系中斷引起的強制性恢復。由于金融業建立的基礎是信用關系，當一個國家的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核心的時候，一旦這個領域發生信用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當然，如果一個國家發生了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的金融危機，說明這個國家金融業的發展程度已經很高，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此相適應的信用關系也已經相當發達。當今社會，資本主義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周期性金融危機，這種情況表明，金融業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核心，信用關系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之_。

信用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滲透和發展，使交易關系逐漸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經濟活動的交易媒介以貨幣為主逐漸轉化為以信用關系為主，這種變化意味著商品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信用經濟時代。在這個時代，信用關系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支配地位。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把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作為社會生產的三個具有特征的經濟運動形式而互相對立起來。”馬克思雖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種經濟形式對等并列，他指出能夠和自然經濟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經濟，但認為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并且認為：“貨幣經濟只表現為信用經濟的基礎。”而信用經濟則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

商品經濟在它幾千年的發展中，如果從交換方式的發展來劃分，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物物交換階段、貨幣經濟階段和信用經濟階段。在物物交換階段，產品所有者之間的勞動交換關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進行，這種交換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給自足的局限，擴大了生產的社會性，但它無法解決交換次數難以確定和交換目標難以實現的矛盾。貨幣經濟階段的到來克服了物物交換階段遇到的困難，拓展了社會分工和交換關系，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貨幣而又需要交換時無法交換的矛盾。隨著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這個矛盾得到了解決。信用是商品交換中的延期付款或貨幣借貸，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的單方面運動，體現著交易雙方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為，無不體現著信用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也同樣滲透到了世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國際信貸、國際匯兌、國際債券、國際商業信用、國際銀行信用、國際消費信用等等，總而言之，從民族國家發展起來的信用關系，正在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而向世界擴散，它使貨幣經濟讓位于信用經濟，它最大限度地動員了社會資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資源配置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性流動。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拓展了商品經濟的活動空間，增加了其內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為貨幣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所以對貨幣和信用關系的創新本身能夠對象化為商品。在實物貨幣時代，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無論是一般物品還是貴金屬，都是商品，只是因為充當了一般等價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隨著經濟生活中信用關系的出現，有了包括信用貨幣在內的信用產品，隨著信用關系的不斷創新，有了股票、債券、期權、票據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類衍生產品，這些信用產品，多數作為資本商品進入交易市場，成了社會經濟越來越重要的交易對象。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也為資本積累開辟了道路。資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創新為資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如果說，在貨幣經濟時代資本積累的出路和資本家消化過剩資本的基本途徑是資本輸出和技術創新，而在信用經濟時代則主要轉向信用創新。信用創新推動了信用擴張，而信用擴張一方面表現為信用種類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現為信用鏈條的延長。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產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產品。由于金融領域是信用創新的主戰場，先進的創新手段、龐大的專業創新隊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強度創新，使這一領域的信用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信用產品的種類越來越多，數量規模越來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多數國家的信用產品市值規模遠遠大于同一經濟體的實體經濟規模，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關系的發展轉化為資本的生產和擴張能力。它促進了利潤率的平均化，節省了流通費用，縮短了流通時間，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發展，加速了資本的積聚，充分動員和利用了社會資源。只要信用創新能夠帶來足夠的收益，資本主義就會盡其所能地推動其發展，就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創新是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途徑，也是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技術基礎，它-般包括技術、制度、組織、管理、金融創新等多種形式。對資本而言，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通過生產效率的提高使個別資本獲得超額利潤；通過技術發明和延長產業鏈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增加就業；通過延伸信用鏈條創造出更多衍生產品，促進了投資，分散了風險；通過放大杠桿的撬動作用使更多的大資本控制在小資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為技術創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由于信用形式的創新，為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創造了條件；經濟的虛擬化和泡沫化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社會購買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預期，而這又進一步刺激消費欲望，形成消費熱；消費熱拉動實體經濟迅速擴張并形成泡沫，而這又為虛擬經濟及其泡沫化創造了條件。

這些年來，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互推動中，虛擬經濟的交易規模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金融衍生產品不斷被創造出來，杠桿交易使信貸規模極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滅，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機。本來，周期性金融危機的背后是實體經濟危機，它之所以首先表現為強烈的金融危機，是因為虛擬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當泡沫破裂時，其強度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現為劇烈的金融危機，危機使股市、債市、匯市、期市狂跌不止，財富大量蒸發，恐慌蔓延，賠本效應凸顯，消費急劇縮減，結果使起初不甚明顯的實體經濟危機浮出水面，這時真正的危機才開始了，原來的金融系統已經被拖垮，正在進行重組，實體經濟進入破產、倒閉或重組階段，下一個需要度過的階段是蕭條。蕭條階段往往是新一輪創新的開始階段，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即是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也是新一輪創新的物質基礎。由于新周期的物質基礎無論在規模還是在技術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隨著復蘇階段的到來，實體經濟不僅對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對虛擬經濟創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場是虛擬經濟存在的主要領域，所以虛擬經濟的創新也主要表現為金融創新，而金融創新又主要表現為交易方式、金融產品的創新，近些年來，尤以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最為突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基礎，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資本支持，還能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社會購買力。但是，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完全受實體經濟發展的制約，它可以獨立發展。從這些年來的發展情況看，由于期權交易、合約交易、杠桿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創新，以及多層級多種類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使虛擬經濟有了更大的獨立發展的空間。由于虛擬經濟的參與者、交易方式、交易對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經常伴有“羊群效應”、“博傻現象”和“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這意味著當事人受非理性行為的支配，很容易忽視系統風險，過度投機和使用金融創新，過度使用杠桿交易，造成虛擬經濟的極度泡沫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實體經濟觸頂回調，就會引起信用鏈條初始環節的中斷，進而引起整個信用系統危機，形成劇烈的金融危機。

三、轉型后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和傳導機制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產業危機周期”向“金融危機周期”的轉型，雖然也受到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因經濟形態的演變引起，所以轉型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其根源依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一經濟個體活動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經濟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無限積累與擴張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本來，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發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傳統意義上的周期性產業危機趨于緩和。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在最近30年來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再一次趨于尖銳激烈。無獨有偶，這一過程恰巧與信用經濟時代的加速到來相重合，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加速轉型的同時，其頻率和周期長度再一次出現回歸的趨勢，其程度也在逐漸加重。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前，固定資本更新、商業與產業之間的相互推動是高漲走向繁榮的基本形式，盡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鏈條短，信用關系較為簡單，信用產品的泡沫化較為有限，而且多數間接地通過股市非理性暴漲表現出來。蕭條時期，隨著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的啟動，技術創新與信用創新同時進行，信用資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長潛力大、風險小的產業。到了高漲階段，信用資金開始重點流向那些成長勢頭較為強勁、財富效應較為突出的產業，并且與這些部門的產業形成相互推動之勢。高漲階段，信用資金在繼續大規模流向熱點產業的同時，開始全面出擊，既支持產業擴張，也支持商業繁榮，直至熱點產業嚴重泡沫化，并最終走向破滅為止。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后，產業、商業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與轉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鏈條的延長和信用種類的增多，再加上杠桿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規模逐級放大，衍生產品的數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個倒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是否穩定，外來沖擊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關鍵在于實體經濟是否穩定。

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于日本、美國的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隨后發生的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這三次轉型后處于逐步完善過程中的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盡管其具體層面上的發生和傳導機制存在差異，但其一般形式已經基本相同，即：第一階段，金融系統深度介入擴張潛力較大的產業，例如房地產和處于發展初期的房地產業，使這些產業在金融機構、開發商、投機者、游資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與此同時，建立在這一產業擴張基礎之上的信用鏈條也在延伸，數量在逐級放大，形成一個巨大的虛擬經濟泡沫體。在這一階段，經濟加速走向繁榮，整個經濟活動表現出普遍的財富效應，當事人經濟行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較明顯。第二階段，極度泡沫化的實體經濟開始出現拐點，泡沫開始破滅，隨著物價下跌、利潤減少、產品滯銷，投資開始縮減。第三階段，建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信用鏈條沿著當初延伸的方向開始逐級斷裂，龐大的虛擬經濟開始傾斜、倒塌。第四階段，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影響，使危機進一步放大，并沿著金融系統、貿易系統向其他國家擴散，這種擴散帶來了普遍的恐慌心理，無論個人還是組織紛紛采取避險行動，從而出現了“羊群效應”和“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危機迅速蔓延、加速見底。

當然，以上說法是就一般意義而言的，由于引發危機的直接因素有兩類，即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的沖擊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是由內部因素自發作用引起。內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經濟泡沫的自動破滅，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則主要表現為國際游資的劇烈沖擊。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在美、英等國的推動下，出現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國際金融寡頭裏挾長期以來用虛擬經濟創造的龐大貨幣資本，像洪水猛獸一樣在世界各國的金融市場上橫沖直撞。這種現象從日本資產泡沫破滅過程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結論

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自然狀態下，經濟危機的發源地往往是那些對世界經濟擁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響作用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國民經濟中的那些占絕對優勢的產業、行業或部門，它們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現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機。

第8篇：亞洲經濟危機范文

而要拯救目前的金融危機，全球儲備貨幣――特別是美元就要大規模注資，數萬億美元進入全球金融市場。對于金融市場來說，這次美聯儲印制出的貨幣是作為金融資本來解決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風險，進而穩定市場。這樣做確實更直接，更迅速，能更快地解決問題。不過，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它也非常有可能更快地帶來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

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制下，全球經濟都受到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美聯儲釋放大規模的金融資本，如果國際金融格局沒有根本改變，未來金融資本的大規模全球流動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美國發行的貨幣，如果不超出國界，或者說沒有金融全球化的推動，美國的貨幣政策從調整國內經濟的角度，是可能收放自如的。但是，全球流動的無孔不入尋求投資機會的金融資本，像脫韁的野馬，可能不是美聯儲的利率提升就能完全收得回去的。

實際上，這里隱含著一個相應的全球金融體系缺位的問題。在美元本位的貨幣制度下，美國可以發貨幣。但在金融全球化的趨勢下，并沒有一個相匹配的全球金融體系來合理有效地管理這些過剩資本以及過剩資本全球流動帶來的問題。

亞洲金融危機后，建立新的全球金融體系的問題曾被反復提出。假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全球危機的拯救機構，但是IMF作為國際社會的“最后貸款人”角色，更多的是事后的危機解救。而且IMF的危機解救計劃受諸多政策限制，更多的是理論上的合理，而不是實踐上的可行。特別是對于市場經濟體系并不成熟的新興市場國家，國際組織按照解救南美國家債務危機的方式和思路制定的拯救計劃，對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東南亞各國就不適用。

第9篇：亞洲經濟危機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直至還不存在發生經濟危機的隱患，但是也要注意到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情況在某些地區和程度與經濟危機存在某些相似之處：多數產品供大于求，通貨緊縮，經濟發展不平衡，中西部很多地區經濟發展落后，某些群體（如：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日漸增多的城市下崗或普通工人） 的經濟收入很低等。因而，進行經濟危機時期消費者行為變化以及企業營銷策略調整的，對于我國的企業會有一定的意義。

一、經濟危機時期的消費者行為

相對于經濟繁榮時期，經濟危機時期不但會對消費者造成諸如收入減少、失業等直接，更重要的是它影響了消費者的預期：比如收入會繼續下降，就業機會將更少，從而影響消費者的偏好，導致消費者調整和改變自己的消費策略以適應經濟形勢的發展。

1. 消費者的產品偏好經濟危機時期消費者的產品偏好主要有三個特征：第一，消費者會注重節約，減少奢侈品的消費數量。據統計，亞洲危機時期，80 %的消費者減少了他們在休閑、購買衣服和請客的花費。在泰國，58 %的泰國人不再購買時裝，45 %和46 %的人不再購買whisky 和雜志。除了有形的奢侈品的消費數量下降以外，消費者還會減少在諸如、休閑等無形服務的花費。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在某些奢侈品消費可能并不是消失，而是轉移到次等的奢侈品上。比如，經濟危機時期，奔馳、寶馬這些豪華車的銷量會遭到嚴重沖擊，而那些二線的產品比如、豐田等的銷量反而會上升。或者，人們會從一些別的奢侈品中去尋找安慰，比如高檔香煙和啤酒等。

相對于奢侈品而言，實用油、鹽等必需品的消費并不會減少，甚至有可能因為產品的替代性，某些必需品的需求還會上升。另外，由于文化和傳統的影響，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父母比較注重家庭和對孩子的培養，即使犧牲自己的一些需求也愿意去滿足孩子的愿望。因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孩子 需要的一些消費品，即使是奢侈品對父母來說也是必需品。同樣，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在泰國進行過一次品牌忠誠度的調查發現，營養品和牛奶的品牌忠誠度最高，分別為89 %和97 % ，而這兩者都是兒童食品。這也就是說，即使在經濟危機時期父母給孩子提供的食品也沒有改變和降低。

第二，消費者會轉換產品品牌。這有兩種可能。（1） 從外國品牌轉向本土品牌。一方面，大部分消費者都會認為本土品牌比起國外品牌具有相當的質量，而價格卻便宜很多；另一方面，經濟危機會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熱情，消費者認為購買本國產品會挽救本國的經濟，因而會傾向于購買本國的產品。（2） 從相對高檔的品牌轉向普通品牌。這個過程一般會有兩個階段，首先轉向競爭對手的品牌，然后才是購買相對低檔的品牌。當然，對于某些產品轉換品牌并不那么容易。比如，對于那些具有關鍵作用的產品，如果出現失誤則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那么轉換品牌的可能性就不會很大。

第三，消費者對產品的包裝大小會有偏好。在 1990～1991 年的美國經濟危機時期，美國的消費者都喜歡買大容積和大批量的產品，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比較省錢。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金融危機后的亞洲國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影響僅限于那些經濟受影響不大的家庭，而那些受經濟危機影響比較深的家庭卻比較偏好小型包裝的產品。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解析：一方面，消費者只買得起那些小型包裝的產品，而大容積的產品對他們來說太貴了；另一方面，從心上來講，人們認為買小型包裝的產品能減少使用時的浪費。

2. 消費者的價格偏好

一般來講，金融危機時期消費者會變得更加理性和冷靜，對產品的價格（包括購買價格和使用過程中可能需要的維護費用） 會更加敏感。1973 年美國石油危機期間，88. 6 %的消費者承認自己比以前更關注產品價格（Shama ，1978） .他們在做出消費決策前，會進行特別仔細的調查和比較，而在購買過程中還會有特別激烈和反復的討價還價行為。同時，也會重點考慮到產品的功效、耐用性等，即產品的性價比。具體來說就是具有多種功能的產品會比單一功能的產品好賣。而那些耐用而且比較容易維修的產品更會受歡迎。比如，美國經濟危機時期，有廠商推出一種新式口紅，這種口紅兩頭都可以用，可以涂兩種不同顏色，結果很受歡迎。消費者對產品的性能和價格的感知和判斷受經濟危機影響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經濟危機不是特別嚴重，消費者會比較注重產品的性價比， 并且受自身的偏好影響比較大；如果經濟危機特別嚴重，比如俄羅斯經濟危機以后，人們極度貧困，因而消費者對產品的惟一判斷標準就是價格，對于耐用性、功能可能根本不會去考慮，因而很多購買行為都是考慮性價比以后才實現的。

3. 消費者的促銷偏好經濟危機時期由于嚴重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消費者對于廠商的一些促銷的反應會變得跟以前不一樣。比如，對于廣告，經濟危機時期，消費者非常努力、非常緊張地收集購買方面的信息， 因而會更加看重廣告所傳遞的產品性能方面的信息：用途、耐用性和方便性等等，而對于那些僅僅是為了提升產品形象方面的廣告，消費者會認為那是一種浪費，進而懷疑其產品的性價比，甚至會由此激發一種逆反心理：認為企業缺乏對消費者的一種必要的同情，使得其產品形象大打折扣。

而對于企業的一些具體的促銷措施消費者的偏好也會發生變化。此時的消費者特別理性，在購買某個產品的時候，總是會仔細地廠商可能從他那里獲得的利益，如果廠商不能夠讓消費者很有信服地感受到產品的價值時，消費者就不會購買。比如，此時的消費者可能會寧愿用較低的價格買某個產品而不用較高的價格買一些能夠獲得贈品的產品（MarkPlus International ，1998） .在金融危機下的印尼消費者的這個比例是92 %.而對于一些抽獎機會，消費者可能興趣也會減弱，因為他們不喜歡這樣的不確定性。

4. 消費者的渠道偏好經濟危機時期的消費者的渠道策略有兩個明顯改變。（1） 消費者購物的頻率明顯增加。1973 年美國石油危機期間，83 %的消費者承認自己比以前更經常地購物（Shama ，1978） .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消費者為了獲得更多的關于產品的信息；另一方面，購物本身也是一種相對比較便宜的娛樂活動。（2） 消費者購物的渠道發生了變化。因為此時的消費者相對偏好一些低價格的品牌，因而購物的地點一般來說也會由以前相對高檔的商店轉向比較大眾化的商店，比如，大型超市、折扣店和直銷店等。1973 年美國石油危機期間，79. 7 %的消費者去批發商和折扣店購物的次數明顯增加（Shama ，1978） ，而那些位于市中心的高檔購物中心就不會太受歡迎，即使有人去逛，但真正購物的人會變得越來越少。

二、經濟危機時期的企業的營銷策略

經濟危機時期大部分產品的銷量和利潤都會迅速下降，競爭也會進一步加劇，因而企業必須根據消費者行為偏好的變化，轉換營銷策略，以適應經濟環境，使企業能夠繼續生存并獲得發展。

1. 的產品策略危機時期市場疲軟，產品（尤其是奢侈品） 的需求量下降，大部分企業會出現利潤下降，資金周轉困難等，那么這部分企業應該從三個方面來調整自己的產品策略。（1） 從薄弱的市場退出， 縮減產品線的寬度，鞏固和加強企業已有的強勢市場。企業的強勢市場指企業的產品擁有領先或強力挑戰者地位的市場，對該市場來說，企業擁有核心競爭力：最好的品質和最低的價格等。一般說來，企業的強勢市場獲得的利潤占了企業經營利潤的大部分，而且相對穩定。經濟危機時期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往往會凸現，因而更加容易增加市場占有率，這對于企業渡過難關是相當重要的。因而此時企業應該從自己的弱勢市場退出，把自身有限的資源（人力資源、資金和營銷渠道等） 集中用到維護和加強自己強勢產品的推廣上。而實際上1973 年的石油危機使得76 %的美國企業縮減了其產品線 （Shama ，1978） .（2） 管理好并保護好企業的核心品牌，適時地根據環境改變產品的定位，但必須要立于產品的核心競爭力的基礎上。Zipoc 將其生產的食品袋的定位由經濟危機前的“密封袋”轉變為“保存剩余食物的密封袋”；Volvo 在經濟危機時期將其生產的汽車的定位由“安全”轉變為“將你的資產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這些都是很成功的例子。（3） 經濟危機時期的消費者會逐漸轉向比較便宜的品牌，因而企業會陷入提高市場份額和保持品牌形象的兩難境地。解決辦法就是企業推出一些跟一線品牌具有相當的質量，但價格要相對便宜的二線品牌，這樣既保護了原有品牌的形象，又有助于打擊一些邊緣品牌，保持和增加市場份額，一舉兩得。 1990 年南斯拉夫經濟危機期間，24 %的企業推出了替代產品（Shama ，1992） .當然企業也可以根據消費者的偏好將產品的包裝改小，這樣也可以降低產品的價格，使消費者更容易接受。1998～1999 年俄羅斯經濟危機期間，吉列公司為了適應消費者收入減少的實際，減少了每個包裝袋的刀片數量。

經濟危機給部分實力比較強大的企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擴大領先地位的機遇。一方面，經濟危機時期市場上很多公司難以為繼，由于嚴重貶值， 此時企業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進行兼并和收購，以提高自己的市場占有率，擴大自身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這些公司可以根據企業的長遠規劃，繼續推廣新的產品。當然，企業需要給顧客提供更多的保證，以使顧客相信此時購買產品是劃算的。比如，1998 年新加坡的民眾普遍認為地產價格將繼續大幅度降價，而李嘉誠設在新加坡的地產集團因為給顧客許諾其地產在五年以后起碼升值 10 %而提高了銷量。

2. 企業的價格策略經濟危機時期消費者對價格相對更加敏感，更加注重產品的性價比，因而企業必須讓消費者感覺到自己的產品是最劃算的。此時，企業一般有三種價格策略可以選用。（1） 以相同的價格提供質量更好的產品，比如提高耐用性，增加一些顧客需要的功能。這樣做的結果是企業保留了那部分忠誠度和購買力都比較高的顧客，而另一部分顧客很可能會轉向競爭對手或者低價格的品牌，因而短期內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市場份額都會下降。但是由于企業的產品保持了一種高質量的品牌形象，當危機結束，企業很容易通過擴展產品線提高市場占有率和盈利能力。（2） 以較低的價格提供相同的產品，這種策略意味著企業的利潤率會大幅下降，但同時卻有可能使企業保持甚至增加市場份額，這種策略比較適合那些很難增加市場份額的行業。比如，某些產品，市場份額對于它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由于競爭非常激烈，企業一旦失去了其市場份額，想要重新占領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企業往往不惜犧牲其利潤，也要保持自己在市場中的地位。這種策略的風險在于當經濟復蘇的時候企業卻很難再提高產品的價格。因此，企業可以考慮以價格折扣、低利息貸款、免費維修等這些隱性降價策略代替純粹的降價。（3） 以較低的價格提供質量較差的產品。經濟危機一般會導致了一個巨大的大眾產品市場，這種策略在危機時期容易使企業獲得成功：增加市場份額和利潤。但是這種策略會給消費者造成一種次品的形象，長遠看來，當經濟復蘇即使企業重新提高產品質量，也可能無法改變消費者已經形成的這種印象，因而對一些產品來說可能是災難性的。

3. 企業的促銷策略廣告是企業廣泛的一種促銷工具。經濟危機時期人們的購買力下降，企業需要正確地調整其廣告策略。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企業首先會想到的就是降低廣告預算，因為在他們看來廣告是一種 成本而非投資。這種做法實際上是缺乏遠見的。根據美國的一項商業調查顯示：那些在危機時期沒有降低廣告預算的企業在經濟復蘇以后，平均銷售額翻倍，利潤增加75 %.相比之下，那些降低了廣告預算的企業的銷售額和利潤的增長要少30 %～ 44 %.可見，經濟危機時期持續進行廣告宣傳，其效果是相當明顯的。因為一方面危機時期廣告價位會比以前更低，而艱難度日的媒體為了保住自己的客戶，往往會給企業提供較以前更好的服務。另一方面，危機時期競爭對手的廣告量減少，而且顧客也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去獲取信息，因而會更加容易被顧客注意和接受。企業此時在進行廣告宣傳時，應該注意適時地改變廣告訴求的核心和方式， 經濟危機時期消費者更加看重廣告所傳遞的產品性能方面的信息，那么企業的廣告應該更加側重于產品利益的傳遞和訴求上。而且因為此時的消費者關注的信息較以前不一樣，企業必須找準其目標消費者所關注的、節目，以便有針對性地選擇廣告媒體，使廣告效果最大化。比如，危機時期很多人關注工作方面的形勢，因而適當地加大這類版面的廣告投放會取得較好效果的。

經濟危機時期，消費者會問銷售人員更多的關于產品的信息。因此企業應該加強銷售人員的培訓，使他們能夠詳細地回答顧客詢問，并且善于和比較產品的性能，以鼓勵消費者購買。因而企業應該授權銷售人員使得他們有更多的決策權去完成交易。1973 年石油危機期間，64. 5 %的美國企業擴大了銷售人員的自主權（Shama ，1987） ，而1990 年南斯拉夫經濟危機時期， 這個比例是80 % （Shama ，1992） .

經濟危機時期，消費者更加注重的是促銷活動帶給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企業應該有選擇地進行一些促銷活動，如贈送優惠券、現金獎勵或價格折扣等，使得消費者能夠感覺到價格實惠，以刺激其購買欲望。日本的連鎖零售商Ito2Yokado 和 Daiei 曾進行過一次促銷活動，他們給顧客提供5 % 的價格折扣，而這正好是顧客需要支付的稅收。這項促銷活動后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當然，企業不但要積極地給顧客提供經濟刺激，也應該加大對經銷商的鼓勵，比如給他們提供更多的現金返還，使得他們能夠在困難時期仍然保持積極性。總之，企業應該根據自身的情況進行一些其他促銷策略的調整，盡可能地趨利避害，降低經濟危機對企業的沖擊。

4. 企業的渠道策略經濟危機時期，大部分消費者的購物渠道會轉向那些低價格的商店。企業必須根據消費者的行為特點，對營銷渠道做相應的調整。（1） 轉換營銷渠道。將更多的產品通過倉儲式超市、折扣店、直銷商店銷售以降低價格。但是必須處理好新的銷售渠道與原有的銷售渠道之間的關系。（2） 尋找新的市場機會，擴展營銷渠道的覆蓋范圍。一方面， 企業應該從本國去尋找新的市場機會。經濟危機時期產品價格大幅度下降，因而可能比城市蘊涵著更大的市場機會。另一方面，企業應該將眼光投到國際市場。一般說來經濟危機會導致本國貨幣貶值，但這恰恰提高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因而是企業擴大出口，消化過剩生產力的一個很好的時機。當然，企業在尋找新的市場機會的時候，應該牢記的一個前提就是：企業在這個市場機會會擁有核心競爭力。切忌不顧實際盲目擴張。

三、結論

本文綜合論述了經濟危機時期消費者偏好和行為的變化，以及企業應該采取的營銷策略。雖然文中所得出的結論都是源自于其他國家發生的事實，但可對于我國企業有三個重要的啟示。第一， 我國的企業應該要勇敢而積極地進入國際化，開辟國際市場，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規避市場風險；第二，企業應該圍繞企業的核心能力和資源進行擴張，而不是盲目地多元化，否則危機到來之時，就可能是企業倒閉之日；第三，企業在進入國際化的時候，應該盡可能地使自己本土化，尤其是品牌的本土化，這樣才能夠提高當地消費者的忠誠度，減少經濟危機可能帶來的沖擊。當然，經濟危機的類型不同、地區不同和行業不同，使得企業在面對經濟危機時所采取的措施不同。但正如老子所說“福禍相倚”，經濟危機對企業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因而企業應該以一種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并積極地采取恰當的措施趨利避害，化害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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