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資本戰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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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企業資本戰略范文
（一）企業資金籌備方式單一
資金籌備對于企業而言非常重要，直接決定企業的資金流暢性。但是因為各種原因的影響，我國大多數企業在籌集資金的過程中普遍使用的方式以及路徑都較為固定，以向銀行借貸款作為主要并且唯一的方式，而非使用其他類型的籌集模式。這樣的現象直接決定了企業自身在籌集資金時的不合理以及約束性，對于企業的改革，資金優化、流動、分裂、組合都有明顯的阻礙性。
（二）企業項目投資選擇的盲目性
企業項目投資是大型企業的常事，其選擇的投資項目有潛力則必然會帶來相應的經濟利潤，但是，如果選擇錯誤，也必然會形成相應的經濟損失。我國許多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在選擇企業項目時都較為隨意，對于項目沒有適當的深入了解，對企業資本管理普遍呈現過于粗放的現象，對企業產品的水平、質量控制力度上比較低。
（三）會計核算問題
財務戰略問題很大一部分來源于企業對資金的把握情況不實時、不準確等，會計的核算工作便是決定性因素。在資金優化、流動、分裂、組合等情況時，企業是根據會計所核算出的財務狀況進行抉擇，但是會計核算工作本身如果存在問題，也就代表企業所決定的戰略決策不符合當前企業的實際情況，最終結果必然會導致財務戰略發生關鍵性問題。
二、企業資本運營中財務戰略問題的應對對策
（一）開拓全新籌資方式，優化籌資渠道
開拓全新的籌資渠道、方式對于企業籌集資金而言有著顯著的幫助。在當前高風險的市場之下，在市場經濟背景之下，尤其是國有企業，更是應當采取多種籌資資金的方式。筆者經過調查，整理出以下幾條改善路徑：一是完善貨幣、資本相鏈接的市場。籌集資金時，不應當只籌集軟貨幣，應當按照市場的實際情況適當考慮軟、硬兩方面貨幣。例如，當前市場中，軟通貨幣的升降值現象較為嚴重，便可以考慮硬通貨幣。除此之外，對于貨幣市場的分析以及擴展，企業盡可能的組建專職團隊，必須保障分析以及擴展的方向、方式正確，否則會適得其反；二是完善企業深入改革。對于當前大多數企業而言，科學的企業現代化管理制度都是行之有效的，例如推行科學管理、產權分明、責權明確等，對于國有企業而言，則應當做到政企明確、互不相干等。只有如此，才能夠保障企業內部能夠真正實現財務戰略，促使企業的管理模式多樣化、易變性，保障企業具備較為靈活的管理模式，能夠應變各類管理模式的變化。
（二）建立項目選擇專責團隊
首先企業管理者應當重視投資項目的選擇重要性，其次，筆者建議采取建立專責團隊調研并選擇投資項目，如此來保障企業資本的安全性，降低資本風險。企業財務管理核心必然是資本，這也代表企業財務管理部門必須以理財部門為核心，對此，就必須在財務部門中建立專門的理財部門。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企業還能夠給予財務部門建立專責的投資選擇小組或團隊，并明確相應的職責。與此同時，財務經理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財務經理必須要提出財務決策建議，其中需要具備資產調度、資金籌集以及項目投資等決策建議。
（三）提高會計核算工作質量，深化財務管理
會計核算工作是整個企業的核心工作，是企業管理者、決策者了解企業狀況的主要途徑。在企業資本運營時，提升會計核算工作的工作質量是非常重要的，能夠促使財務管理工作有序進行。對此，需要選擇并培養財務專職人員，定期給予財務人員灌輸當前資本運營的全新理念，適時補充企業有效管理的相關知識。除此之外，企業管理者還需要重視企業的監督體系以及投資控制體系，完善有效的管理措施以及運行措施。決策控制的重要內容是合理的投資決策，企業需要不斷的完善各類資本風險保護機制。特別是國有企業，更是應當注重對資本風險的規避，當前企業大部分是針對專業化的企業經營模式，企業應當時刻分析當前行業的市場情況，在投資時選擇風險較低或容易控制的項目，并由財務部門提供風險規避方式，從而實現高效的財務管理。
第2篇：企業資本戰略范文
關鍵詞：創新戰略；資本結構；企業戰略
在財務領域中，雖然有大量的文獻對資本結構進行研究，但大多仍無法解釋管理者是如何在債務與權益融資之間做出選擇的。籌資與投資決策是兩個不同的過程，忽略了戰略對解開資本結構之謎的潛在影響。自jensen and meckling(1976)指出投資與籌資決策間的相互影響，才打開了研究競爭戰略是如何影響資本結構之門的。戰略的實施有助于理解行業內部資本結構的變動。如果競爭戰略能夠引導一個企業的投資決策，投資決策能夠影響籌資決策(williamson，1988)，那么就應該預期不同的資本結構服務于不同的戰略。
一、資本結構的傳統解釋
自從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在特定的假設條件下，企業的價值與資本結構無關的理論后，便掀起了資本結構研究的熱潮。幾年后，當他們加入所得稅的條件時，發現一旦利息的抵稅作用被考慮進來，企業價值便會隨著杠桿的增加而增大。接下來就非常有必要解釋為什么企業不最大限度地使用杠桿。其主要原因來自于抵消利息稅收益的債務籌資成本。如果企業不能履行到期償還債務的責任，就有可能會導致企業原有價值的削減，損失程度取決于企業所擁有的資產類型(long and malitz，1985)。而且，jensen andmeckling(1976)指出，還有另一種來自于激勵方面的債務成本，權益持有者會侵占債權人的利益。這將導致債權人會要求通過監督及其綁定機制來保護自己，這樣債務本身就會產生一種抵消債務稅收收益的成本。jensen(1976)指出，雖然債務與成本有關，但從債務減少管理者所控制的自由現金流來講，增加債務確實能減少企業的總成本。潛在的成本及稅收收益促使研究者試圖確定是否具有均衡了債務成本與收益的最優資本結構(jalilvand and harris，1984)。對資本結構的不同解釋來自于myers and majluf(1984)，他們給出了優序模型來解釋公司財務決策。根據這個模型，對于一個企業來講沒有最優的債務水平，取而代之的是信息不對稱驅使企業相對于外源融資來講，更傾向于內源融資。根據這個觀點，企業通常會使用內源現金流來滿足新項目的資金需求。如果留存收益不足以滿足企業籌資需求，企業將會考慮發行風險程度低的債務，風險程度高的債務則作為最后的選擇。相反，當利潤高的情況下，管理者會用剩余的現金流來償還債務。
二、早期戰略觀與資本結構
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處女作《成本》中第一次提到戰略決策與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作者展示了一個簡單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一個企業的所有者(管理者)首先發行債務，然后再做投資決策。由于所有者(管理者)只承擔有限責任，投資決策的不利風險就會更多由債權持有者來承擔而不是權益持有者。因此，如果投資決策在發行債務后做出，權益持有者就會有動機去尋求高風險的產出戰略，這種戰略在情況好時會增加收益，在情況不好時會減少收益。隨著企業提高其債務，從事高風險的戰略也會隨之提高，因此企業的資本結構會影響企業的戰略。接下來的一些研究卻認為企業的資本結構可能會被企業的戰略所影響。titman’s(1984)對于企業資本結構對破產決策之影響的分析中，揭示了資本結構可能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如果較高的債務水平確實與高風險戰略緊密相聯的話，那么那些關心企業是否會長期存在的消費者就會把高債務看作是有負面影響的，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他們更喜歡選擇低債務企業的產品。branderand lewis’s(1986)從博弈理論角度進一步驗證了在確定資本結構時，戰略有著重要作用的論斷。作者展示了雙寡頭的二階段連續博弈：企業在第一階段選擇了一個資本結構，在第二階段確定他們各自的產出水平。如果較高債務水平增加了尋求產出風險較高戰略的動機，那么兩個企業都會在第一個階段采用積極的債務水平，目的是向競爭者傳遞他們要在第二個階段實施較高水平的信號(也就是尋求高風險的戰略)。根據納什均衡，相比較權益融資的情況來說，他們都會選擇擁有較高的產出水平(更高的風險)。不幸的是，在這個模型中，財務結構這一戰略的使用是具有殺傷性的。然而，對戰略的直接考慮有助于激發在財務領域更廣泛地接受“戰略”的概念。sand-berg，lewellen，and stanley(1987)聲明：只要杠桿能夠有積極作用且沒有阻礙企業建立有效的業務戰略時，就應提高其水平。
三、現代戰略觀與資本結構
barton and gordon(1987)指出：無論是在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還是在資本結構對企業價值是否有影響方面，財務領域大量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雖然作者最初的興趣在于把資本結構與企業高管的特征和期望聯系起來，但它更主要的貢獻則在于強調這樣一個事實：杠桿及戰略都對整個組織有影響。如果企業呈現戰略一致性(porter，1960)，我們則預期這兩個因素是相關的。后續的實證研究中，barton and gor-don(1988)找到更多的證據，證實了不同的戰略方向(被定義為多元化戰略)確實會有不同的債務水平。而且，他們還發現戰略與財務變量間有著多重交叉影響，預示著傳統的財務變量與資本結構間的關系會隨著企業戰略的改變而改變。williamson(1988)運用交易成本經濟學框架來解釋資本結構之謎時，強調不同性質的資產在企業內部的配置方式將會影響企業所選擇的治理形式。雖然企業通常更傾向于債務籌資，因為它具有較低的治理成本，但較高專用性的資產會使得債務籌資成本升高，因為這些資產具有較低的可重新配置性因而很難用來抵押。所以，雖然較高專用性資產可能會成為一種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balakrishnan and fox，1993；barney，1991)，但它們仍然很難成為交易物和抵押品(long and malitz，1985)。這種“資產專用性”問題會導致擁有較高專用性資產的企業將有較高的破產成本。以交易成本文獻為基礎，balakrishnan and fox(1993)研究了無形資本是否對杠桿的變動有重要影響。如果這種關系能被找到，意味著對企業無形資產水平有著影響的戰略將決定資本結構。用橫截面數據及方差因素回歸模型，作者證明了相對于企業異質性來說，行業及時間因素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次要的。kochhar(1996)認為lbos(杠桿收購)傾向于發生在那些沒有專用性資產和較低投資機會的企業中，因為這些企業缺少專用性資產，就使得這些企業的債務治理成本較低，債務融資的結果會比較令人滿意。而且koehhar and hitt(1998)的研究表明，企業的財務戰略與它的公司多元化戰略是一種相互影響的、動態的關系。simerly and li(2000)對交易成本進行了延伸，他們將理論因素與環境動態相結合，指出一個企業的資本結構應該與它的環境相適應。他們認為債權人責任可能會制約企業在研發領域上的戰略投資。而且，債權人是厭惡風險的，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加，債務籌資的成本也會隨之增加。因此，這就使得對于那些不確定性較高的企業來說，可能更適合采用權益籌資。企業的資本結構如果不能與它的環境相適應，將會阻礙企業的發展。
四、創新戰略與資本結構
第3篇：企業資本戰略范文
關鍵詞：日本;汽車企業;投資戰略
中圖分類號：F7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8-0039-02
1 日本汽車企業在華投資軌跡
1.1 本田公司
本田最早與中國的聯系是在1982年與嘉陵技術合作生產摩托車。1996年與東風公司合作在惠州建立零部件生產企業。由于有這樣一個淵源關系，本田在競爭中得到了廣州轎車項目。1999年廣州本田投產。
（1）勇于“冒險”。
相對于其他日本汽車廠家，本田是一個敢于冒險的企業。1963年才開始進入汽車領域，卻是最早在美國建廠的日本汽車公司。在中國，本田接手“廣州標志”這個失敗了的項目，重新按照自有的“通過少投入、多收益取得勝利”的本田滾動式發展模式進行改造，并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迅速實現40%的國產化。
（2）穩扎穩打。
廣州本田開始投產后，年產量僅3萬輛，并沒有達到日本經濟學家常說的轎車生產最少20萬輛的規模。但就是利用這較少的產量能打開市場。隨著發展，本田也逐步擴大產量，到2006年廣州本田的年產能達到26萬輛。本田也與東風合作，在2004年也開始生產汽車，產能定位在3萬輛。
（3）全面開花。
在2003、2004年中國汽車市場 “井噴”后，本田針對中國的產品生產策略發生變化，由最初的雅閣2.0升級系列轎車為主導，變為幾乎將旗下所有品牌都引入中國，“Odyssey”（奧德賽）、“Fit”（飛度）相繼投放市場。
1.2 豐田公司
豐田與中國的交流最早可追溯到1964年4月向中國出口的第一輛皇冠“CROWN”。但是，豐田公司早期對中國市場以出口整車為主，20世紀90年代初達到高峰，中國進口的80萬輛日本車里40%是豐田。
（1）“三級跳”發展戰略。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政府公布汽車工業產業政策規定：“八五”期間不再批準新的轎車生產項目。于是時任豐田社長的奧田碩提出了豐田在中國“三級跳”的發展戰略：從進入中國到90年代初是第一階段，主要向中國提供進口車；第二階段是在中國生產零部件；第三階段就是轎車的整車生產。
（2）模仿對手，穩步前進。
（3）后發制人，全線展開。確定進入第三階段后，豐田的投資迅速擴大，引入大量車型。2002年10月8日，豐田在中國生產的第一輛轎車威馳“VIOS”在天津下線； 2003年9月5日，“霸道”在四川豐田下線；2003年10月8日，“陸地巡洋艦”在長春下線。
2 日本汽車企業在華投資戰略分析
根據本田和豐田在華投資的表現，可以看到日本汽車企業體現出的共同特點（見表3）。
(1)受“小島清優勢理論”影響很大。根據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提出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個國家要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選擇的產業應該是本國逐漸喪失優勢的產業。
(2)進入策略被動。20世紀80年代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美汽車企業紛紛在中國設廠，占據大半江山后，日本汽車企業這才調整策略，加快對華投資。
在中國生產的車型雅閣（Accord）、奧德賽（Odyssey）、思迪（City）、飛度（Fit）、CRV、CIVIC皇冠（Crown）、凱美瑞（Camry）、威馳（Vios）、卡羅拉（Carrola）、普拉多（Prado）、柯斯達（Coaster）
中國合作伙伴廣汽、東風一汽、廣汽
(3)進入方式循序漸進，錯失良機。日本汽車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時，都是先成品進入，再零件生產，最后整車生產。由于對中國市場低估，讓競爭對手占得先機；投資中國市場又擔心風險，只在零件生產上滲透；最冒險的本田在先期投入廣州本田項目時也只投入1億美元。
(4)站穩市場后，投資迅速擴大，投資地區集中。
(5)本地化不足。日本汽車企業在華投資項目中，相對于其他國家企業本地化程度不高。另外，中日兩國文化心理相近，這也是本地化不高的一個原因。
(6)重視銷售和服務的建設。由于早期以產品出口方式進入中國市場，日本汽車企業很早就建立起了產品的銷售和維修等服務網絡。特別是后來涉入零部件領域，更要加強這方面的建設。
3 對我國汽車企業的啟示
相對于日本這樣的世界汽車強國，我國的汽車企業目前還不能在跨國直接投資上面有很大的作為。但是，對日本汽車企業在華投資的戰略分析，可以從中了解對方，更好地與之在國內市場進行競爭和合作；還可以學習他們的經驗教訓，為以后國際化發展積累經驗。
(1)走國際化道路,抓住合適的發展時機。
(2)選擇適合實際情況的經濟理論。
參考文獻
［1］(美)哈里森.波特,葉平譯.公司戰略聯盟組織與運作［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1，（9）.
［2］張海東.國際商務管理［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2).
第4篇：企業資本戰略范文
[關鍵詞] 社會資本 企業戰略 競爭優勢
企業戰略是企業家及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在進行企業經營管理活動時必須考慮的首要問題，企業的發展是在歷史不斷演進中進行的，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企業本身和企業環境都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之中，企業戰略理論也經歷并形成了不同階段。本文在傳統戰略管理理論基礎上將社會資本理論應用到企業的戰略分析過程中，致力于探索基于社會資本的企業戰略分析框架。本文第一部分回顧了企業戰略理論，第二部分闡明了社會資本基本內涵及與企業競爭優勢的關系，第三部分分析了社會資本視角的企業戰略。
一、企業戰略理論回顧
企業戰略理論從其發展過程來看，根據企業戰略分析的內容與依據可劃分為企業結構觀、行業結構觀、核心能力觀和資源基礎觀四個重要階段:
1.企業結構理論的代表人物錢德勒通過對企業成長過程的分析,得出了企業結構跟隨企業戰略的結論。他通過大量的商業案例研究，提出了“戰略與結構”的命題，認為企業的經營戰略要適應環境的變化，企業的組織結構也必須隨企業戰略的變化而改變。企業結構分析理論的主要分析工具是SWOT分析法。該分析法通過對企業結構內的優勢與劣勢、企業結構環境內的機會與威脅進行識別和分析得出企業的戰略組合和戰略選擇。
2.行業結構學派主要代表人物邁克爾?波特將產業組織理論應用到企業戰略管理中，實現了兩者創新性兼容，并達成了戰略制定和實施兩個過程的有機統一。行業結構分析是確立競爭戰略的基石，理解行業結構是戰略制定的起點。行業結構理論的主要分析工具是五要素模型和價值鏈模型，五要素模型對各行業中影響企業利潤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找出不同行業中有競爭前景的行業并確定為企業將要進入的行業。在確定了要進入的行業之后再用價值鏈模型對企業業務活動環節進行分析，決定采用什么戰略與之相匹配，即低成本領先、差異化和集中戰略。
3.核心能力學派的代表人物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爾（Gary Hamel）于1990年在安德魯斯有關特色能力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頗具影響力的核心能力概念。“企業核心能力”，是指各種能力中最起作用的部分，是各種能力的中心和發散點。它可以通過向外輻射，作用和影響著其他各種能力的發揮與效果。“企業核心能力”理論認為現代市場競爭主要取決于企業核心能力的競爭，企業戰略的目標在于識別和開發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核心能力。企業核心能力是企業長期積累形成的一種獨特能力，是企業持久獲取利潤的源泉。
4.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是戰略資源的集合體。伯格?沃納維爾特的《企業資源基礎論》（1984年）為企業戰略理論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資源基礎理論強調“核心資源”的重要性，因此一個企業要獲得佳績，就必須發展出一系列獨特的具有競爭的核心資源，并將其配置到擬定的競爭戰略中去。
綜上所述，企業戰略分析的本質是對企業內外的資本進行分析，無論是企業結構以還是資源基礎觀的本質都是利用企業所能利用的戰略資本創造企業戰略優勢。
二、社會資本與企業競爭優勢
1.社會資本基本內涵。近年來隨著社會學概念與經濟學概念的交叉和滲透，社會資本已成為經濟與企業管理理論的一個研究熱點。社會資本是新經濟社會學中的核心概念，它是以社會關系網絡為載體的一種促進合作的資源(張其仔，2001年)。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Coleman,1990年)是第一位有影響力地提出社會資本理論框架的學者，對社會資本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他把社會資本界定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認為社會資本是根據其功能來定義的，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能夠使某些目的的實現成為可能。羅納德.伯特(Ronald Burt 1992年)提出著名的結構洞理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結構競爭優勢的隱喻(metaphor)，他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能帶來接近資源和控制資源的結構。林南（nan lin,2001年）從社會資源的角度研究社會資本，他指出社會資本是投資在社會關系中并希望在市場上得到回報的一種社會資源，是一種鑲嵌在社會結構中并可以通過有目的的行動來獲得或流動的資源。普特南(Putnam,1992年)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組織特點，如信任、規范和網絡等，它是生產性的，能夠通過對合作的促進而提高社會效率。綜上所述，社會資本的各種觀點之間雖然有所差異，但是都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資源。
2.企業社會資本與企業競爭優勢。企業社會資本是對社會資本主體的企業化，對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主要在兩個方面：即企業內部社會資本和企業外部社會資本兩類。企業內部社會資本是由于企業內部的員工、管理者、部門、團隊等之間的社會關系網絡而形成的社會資本，而企業外部社會資本是由于企業嵌入在外部關系網絡中所形成的社會資本。
企業是各種資源（資金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信息等）的集合體，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而形成的一個組織。從企業內部社會資本這一層次來看，作為企業是一個制度化的組織，個人要進行有效的交流和共享企業內部非常專業化的技術知識，他們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知識網絡。而企業內部的社會資本可以促進這一知識網絡的建立，企業內部的社會資本所形成的信任規范、位置、結構等可以提高企業內部的信息交流與傳遞的效率。企業外部社會資本來看企業是在由無數組織體形成的一個網絡中，企業的競爭優勢就是企業在這個網絡中的位勢，這種位勢可以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橫向位勢指橫向企業間的關系，這些企業是在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中形成的同等的伙伴合作關系，他們可以通過社會資本形成某種形式的社會關系，容易將各自擁有的互補資源結合在一起，加速技術、信息、知識的轉移與擴散，也有利于降低技術成本和創新風險。縱向位勢指企業上下游之間形成的供應鏈關系，企業通過對供應鏈上價值鏈的分析，可以根據自身的資源確定核心能力所在。相關文獻研究表明：企業的社會資本具有促進企業內外部的集體行為、促進知識、信息及其它資源的流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進創新等效果，正是企業社會資本產生的這些效果，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優勢。
三、社會資本與企業戰略
1.社會資本網絡：企業戰略優勢來源。當代企業戰略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解釋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周小虎，2004年）。社會資本理論對企業戰略管理的貢獻是將競爭的優勢建構在企業社會資本的保護和創造基礎上的，它充分注意到社會資本在企業價值創造活動中的重要性，企業價值的創造是企業社會化的過程。企業的價值創造是嵌入于社會網絡之中的，企業的社會資本是企業網絡的價值。從網絡化視角來看，作為企業管理對象的組織是嵌入于社會網絡之中的。社會資本的網絡化理論通過結構嵌入、關系性嵌入和認知性嵌入來解釋管理行為與原子主義不同。原子主義理論(Gulati,IVohria & Zaheer,2000年)認為企業之間績效差異取決于企業某一方面的要素，企業結構觀、行業結構觀從企業的外部來分析并尋找企業的競爭優勢，資源基礎觀和核心能力觀則認為企業內部的資源和能力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而在今天信息化的社會里，企業的管理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如，組織外部的聯盟與合作、內部的橫向再造和虛擬化使得組織結構呈現出網絡化趨勢；在組織資源上，從物質資源、金融資源、人力資源發展到網絡資源；在組織治理上從單邊治理發展到網絡治理等。
網絡視角的企業戰略觀念可以有效地引導企業社會資本實現持續競爭優勢的管理實踐活動。在動態復雜性的環境下，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的實現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不斷創新變革、及時調整資源結構的組織動態能力的影響。企業的社會資本網絡有助于通過個體所在網絡中的位置、個體間的網絡結構形式提高企業的知識吸收創新能力和組織的動態能力。
2.社會資本結構：企業戰略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電了、通信、計算機等信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發展，模塊化的理念和方法逐漸引入企業的管理之中，進而成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革命性力量（余東華，芮明杰，2005年）。模塊化戰略也從本質上改變著現存產業和產為結構，重塑社會經濟的微觀基礎和基本結構，以至于當今產業己經進入模塊化設計、模塊化生產、模塊化消費的模塊化大發展時期。隨著產品設計和生產的模塊化，企業組織也出現模塊化傾向。這種模塊化的網絡便構成了企業雄厚的社會資本，這一模塊化的社會資本結構中，企業之間的信任、合作、規范、競爭是構建企業模塊化戰略的基礎。
基于模塊化的企業社會資本結構能夠通過供應鏈管理使成員企為業共享模塊化經濟（Modularity Economy），從而提高競爭能力。模塊化經濟來源于企業價值網絡的“新木桶效應”，按照模塊化的觀點，企業可以用自己的強勢部分與其他企業強項相結合，這種基于合作而構建的“新木桶”的每一塊木板都是最長的，從而使得木桶的容積達到最大。也就是說，企業價值網絡是不同組織能力要素的最優組合，由于每個成員企業都把焦點放在己最擅長的業務領域，能夠最大化地釋放已的資源和能力的潛力。在模塊化時代，業務聚焦戰略或業務歸核戰略逐漸取代縱向一體化戰略，企業內部價值網絡趨于分解，業務組合有所縮減，企業的主要戰略資源逐漸聚焦于核心業務，將一些非核心業務通過外包等形式轉移到企業外部。隨著業務、價值和組織結構等復雜系統的模塊化，企業必須形成自己的核心模塊，構建自己的核心模塊戰略。
3.企業戰略、產業融合與社會資本。科技的高度發達帶來了社會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隨著信息技術的滲透與擴散使傳統產業的封閉與排斥走向產業滲透與融合。在此過程中企業的社會資本也在不斷的增加與擴散。在一個如此多變的競爭環境里，戰略不再是沿著價值鏈確定的一個固定的活動集。企業戰略分析的焦點不僅僅是公司、產業，而是價值創造系統本身。在系統內不同的經濟行動者――供應商、商業伙伴、合作者、顧客一起工作共同創造價值。他們關鍵的戰略任務是這些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和角色的重構，目的是以新的方式、新的參與者進行價值的創造，即企業社會資本選擇與重構。他們潛在的戰略目標是在能力和顧客之間創造一個可以提高的均衡。福特公司等傳統汽車制造業融合新經濟，現已逐步成長為光電機一體化產業企業，顯示出新的生命力。新舊經濟的融合發展是指高新技術及其產業作用于傳統產業，使得兩個以上產業融為一體，逐步發育成長為新的產業。企業家們要充分認識到新舊經濟融合發展是提升企業的必然選擇。
四、結論
第5篇：企業資本戰略范文
關鍵詞:社會資本;企業政治戰略;政治行為
中圖分類號:F27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9)12-0036-07
一、企業政治戰略(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的產生和發展
(一)企業政治戰略的提出
有關企業經濟戰略的文獻已經相當豐富,比如波特的5種競爭力理論模型早已成為當代企業戰略管理領域常用的工具之一。然而,企業的政治策略與行為雖然也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卻很少有企業將它提升到戰略的高度來進行規劃和實施。這顯然與人們對企業功能的認識有關。傳統上人們僅僅把企業看作是一個經濟機構,是為了特定的目的(生產商品、提供服務)而建立的。因而,在傳統的企業管理理論中,企業的管理通常被描述為一個理性的經濟過程,政治因素的影響只是導致企業生存環境更為動蕩的一個外生變量,是構成企業行為約束的、“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然而,著名管理大師德魯克[1]認為,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里,所有的組織都必然是政治組織。它們都是“多選民”的組織,它們的運轉方式都必須保證社會中那些能夠否決或阻礙它們的群體將不會抵制或反對它們。所有組織的管理者都將必須學會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進行政治思考。事實上,我們在考察企業經營的實際情況時發現,企業經常采用政治手段推動開發市場的進程,政治經營已成為企業可利用的“戰略”組成部分。
“企業政治戰略”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對西方企業政治行為研究的綜述。西方學術界通常把任何直接試圖影響政府政策或政治過程的復雜行為稱為企業政治行為(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CPA)。自20世紀70年代起,在范圍經濟戰略下,西方國家企業普遍發展多角化業務,導致很多企業超越了個別產業和局部市場的范圍。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際化經營成為西方企業新的發展方向,國際化趨勢的發展進一步引發了政治行為與經濟行為的伴生現象,政治解決日益成為開辟國際市場的主要途徑,企業對政治手段的依賴日益加深。把企業政治行為提升到戰略的高度來進行規劃和實施的思想和方法逐步形成。
在對企業和政治關系深入研究的過程中,國外學者Epstein綜述了從1970年之后有關企業和政治關系的文獻,他將文獻分成5種類,即政企關系模型、政府對企業政治影響的有效性、企業的政治考慮、企業領導者的政治意識以及政治選舉過程中企業的行為。后來,Shaffer為了解釋企業對政府制度的反應查閱了有關政企關系的文獻。他將利益群體多元化、公共選擇理論、組織理論等作為CPA主要的理論基礎。Dahan•Nicolas概述了企業通過CPA獲得競爭優勢的三個階段,即進入階段(political access)、影響階段(political influence)、獲取政策優勢階段(public-policy advantage),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資源基礎的政治觀[2]。
國內較早提出企業政治戰略概念、并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主要有田志龍、高勇強、黃忠東等。目前,國內主要把企業政治戰略的內涵界定為企業對各利益相關者的戰略。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是企業對政府的戰略。其次是企業對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生產商、供應商、分銷商、消費者、同行業其他企業、媒體、金融機構、公眾等)的政治戰略,如在實行并購和建立戰略聯盟、虛擬公司等方面的政治行為。企業政治戰略的最終目標是試圖通過政治力量來實現企業內部目標(主要是經濟目標)。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因而企業的政治戰略也不相同。從世界范圍來看,企業政治戰略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1)影響選舉。(2)影響立法、行政過程。對我國企業來講重點是影響立法和行政過程[3]。
(二)企業政治戰略與經濟戰略的整合
然而,正如企業不能被視為單純的經濟組織一樣,企業更絕非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機構。如何才能把企業政治行為提升到戰略的高度來進行規劃和實施?國外企業很熱衷于實施政治戰略,其政治戰略的實施主要是通過一種二元主義的整體戰略模式來實現的。
考察西方企業發展的歷程,不難發現這種政治與經濟相結合的二元企業戰略的產生有其必然性。首先,從企業外部的經營條件看,自“凱恩斯革命”以來,非經濟手段尤其是政府力量對宏觀經濟的有效性已博得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同,但包括政治因素在內的非經濟力量對企業經營的作用仍局限于行為約束方面,企業經營手段不包括非經濟手段。20世紀70年代以后,非經濟性需求目標逐步出現,大量的非經濟主體(如消費者組織、環保組織、地區性社團、民族主義團體等社會組織)介入市場活動,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對企業的影響日益加深。伴隨著企業經營活動影響因素的日趨多樣化,純粹的經濟手段已經無法應付日益復雜的企業經營環境。在這種形勢下,傳統的經營思想受到挑戰。企業如果只有經濟力量,只能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其次,從企業內部的經營戰略看,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市場日趨成熟化,規模經濟達到了極限,范圍經濟戰略在西方國家流行。在范圍經濟戰略下,企業普遍發展多角化業務,這種跨行業的經營,導致企業之間的關聯性加強,企業之間的協調日益重要。在這種背景下,企業從經濟共存發展到政治共存。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際化經營成為西方企業新的發展方向,國際化趨勢的發展進一步引發了政治行為與經濟行為的伴生現象。20世紀90年代網絡技術的普及使得很多企業致力于聯盟經濟戰略,導致企業之間的協調工作大量增加,企業結盟的動機也不能單純用經濟因素說明,因而政治手段走到了企業經營的前臺成為必然的趨勢。
政治戰略在企業中的運用,反映了企業從單純發揮經濟影響力轉變到政治影響力與經濟影響力的互補與融合,運用政治手段實現單純經濟手段難以達到的目的的戰略趨勢。特別是近年來,戰略聯盟逐步發展成為企業間的政治聯盟,并對整個市場競爭結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日汽車產業的政治化和家電企業國際化經營中的政治―經濟二元主義是當今企業政治戰略制定與實施的顯著代表。以日本家電和汽車行業的海外擴張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企業始終如一地實施國際化經營戰略。國際化經營很容易引起經濟摩擦,進而演化為政治沖突。為此,日本企業采取了經濟與政治相結合的二元主義戰略,即一方面作為國際壟斷體實行全球統一支配體制,另一方面通過實行東道國樂意接受的經營當地化政策,加強與東道國的政治聯系,減少外資企業的色彩轉嫁社會矛盾,從而贏得了相當的政治優勢。日本汽車廠商最成功的政治經營實例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起,三菱與克萊斯勒、豐田與通用、日產與福特通過建立政治同盟合資辦廠的形式,本田、富士通重工、五十鈴、鈴木等日本企業通過在美國實施當地生產政策,先后將生產廠房建到了美國本土。從此,三巨頭壟斷美國汽車市場的格局終于被打破,不斷從美國傳來工廠關閉的消息。在政治經營方面,日本企業顯然是贏家。
在美國,1998年3月23日,柯達公司總部向世界宣布,它將出資3.8億美元收購除樂凱以外的所有中國感光領域的公司。這一極大提升柯達公司的市場份額和競爭力的戰略舉措,正是柯達公司長期實施政治―經濟二元主義戰略的成果:為了獲取中國政府的信任與支持,柯達公司的大小領導頻繁訪問中國,與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并果斷地把亞太地區總部搬到上海。此后,又通過長達4年的公關,終于達成了被當時的柯達公司首席執行官費希爾稱之為“破天荒”的“98協議”,一口氣吞下除樂凱以外的中國6家感光材料企業。根據《中外企業文化》2001年第15期李剛的《柯達是怎樣占領中國市場的》整理。百事可樂公司為進入印度市場,一方面和一家印度貿易集團合作,向其轉讓食品加工、包裝和水處理等技術,另一方面又向政府提出幫助印度出口一定數量的農產品,最終使得印度政府同意百事可樂公司進入印度市場。
二、社會資本視角與企業實施政治戰略的理論基礎
(一)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理論分析
筆者認為,在中國以“關系本位”為本質的獨特的社會背景下,引入社會資本的視角分析企業政治戰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企業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近年來頗引人矚目的一個概念,被認為是繼傳統3種智力資本即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顧客資本后,在以網絡經濟和動態競爭為特征的背景下非常重要的一種智力資本。
較早提出社會資本概念的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Bourdieu)。布迪厄于1980年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發表的題為《社會資本隨筆》一文中把資本劃分為3種基本的形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并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對社會資本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定義。比較具有代表性觀點有:普特南將其界定為“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進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個人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汲取稀缺社會資源的能力。國內對社會資本問題研究較多的學者有張其仔、邊燕杰和丘海雄、周小虎等。周曉虎和陳傳明在論文中將企業的社會資本定義為:“那些能夠被企業所控制的,有利于企業實現其目標和實現目標活動的,嵌入于企業網絡結構中顯在的和潛在的資源集合”[4],并在此基礎上總結了企業社會資本與持續競爭優勢關系。
(二)基于社會資本視角的CPA 理論基礎
西方學者對企業實施CPA的理論基礎研究很多,田志龍根據這些研究成果的學科屬性,將其歸納為:屬于政治學科范疇的利益相關群體理論;屬于經濟學科范疇的集體行為理論、公共選擇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屬于管理學科范疇的資源依賴性理論、交換理論、企業行為理論、制度理論、理論共3大類9種觀點根據《中國軟科學》2003年第2期田志龍和賀遠瓊的《公司政治行為:西方相關研究的綜述與評價》整理。。
企業政治戰略的最終目標是試圖通過政治力量來實現企業內部目標(主是要經濟目標)。而作為一種“嵌入于企業網絡結構中顯在的和潛在的資源”,企業的社會資本本質上是一種關系資本,這種資本形式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體現在:通過這種關系資本的獲取和應用,企業可以實現傳統的正式經濟手段難以達到的目的。由此,我們認為可以從社會資本的視角找到企業政治戰略的理論基礎。在田志龍綜述的西方學者提出的對企業實施CPA的包括3大類9種觀點的理論基礎中,與社會資本的獲取及應用有關的主要包括:利益相關群體理論、資源依賴性理論、交換理論、行為理論和制度理論等。
利益相關群體理論認為對企業來講,政府作為一個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控制著影響企業競爭能力的重要資源。政府對某個事項的態度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不同規制將會產生不同的利益群體。因而公共政策形成過程是一個在多個利益群體的目標之間既相互斗爭又相互妥協,最終達成一致的過程。為了讓政策制定者能夠了解并且傾向于自己的利益,避免其他利益群體獲得競爭優勢,企業就有動力積極參與政府政策制定與形成的過程,通過將其所關心的問題傳達給政府官員的方式來影響政府決策。
資源依賴性理論認為除了與政府的依賴程度會影響企業的政治行為以外,企業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也會影響企業參與政治活動的積極性。這一理論被用于分析企業在立法、銷售、貿易保護等方面對政府的依賴性,以及對其它利益相關者的資源依賴關系,以此來解釋企業的政治行為。
交換理論則強調能力和依賴性對社會關系的重要性。當企業可以為政府或政府官員提供他們所需的資源時,如信息、威信和金錢等,企業的能力就相對提高了(也就是說,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在交換理論看來,企業和政府都擁有對方所需要的資源,而且希望通過交換來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需求,這種相互依賴性較好地解釋了企業為什么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行為理論認為企業擁有的資源和實施CPA之間有較高的正相關系數,也就是說資源豐富的企業會更積極地實施CPA。
制度理論主要用來解釋不同企業的政治行為為什么會存在差異,認為CPA則是企業獲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資源的方式之一。換句話說,CPA用于緩和現實的和潛在的體制問題,利用政治資源來建立有利的體制環境,從而獲得企業優勢。
(三)基于社會資本視角的CPA 策略選擇模型
企業在開展政治活動之前必須選擇是將此功能內部化還是將其外部化。交易成本理論提供了一種決定企業何時應該將政治行為內部化(即獨立開展政治活動)或者外部化(意味著企業通過加入其他的政治聯盟來實施政治行為)的方法。交易成本經濟學主要討論如何在一定的交易成本上最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這一理論由科斯(Coase)于1937年的論文《企業的性質》以及1960年的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經由威廉姆森[5]而更加系統化。該理論假定進行交易的個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且具有采取策略追求自身利益的機會主義的性格傾向,當交易活動中存在不確定性時,就會產生交易成本。
圖1顯示了交易成本理論所提供的一種決定企業何時應該將政治行為內部化或者外部化的方法。在這一分析工具中,橫軸表示一定周期內事項發生的頻率,縱軸表示事項特殊性(事項特殊性強調的是企業的立場與行業的立場是否一致)。以上兩個變量把平面直角坐標系劃分為4個區域。其中在區域①,事項發生的頻率相對較高,特殊性也較高,企業脫離行業來管理CPA的壓力就比較大,這時企業應該增強它的內部事項管理。而在區域②,事項發生的頻率相對較低,特殊性也較低,企業可以通過加入其他的政治聯盟,將其外包給中間商,例如行業協會、公共關系企業等來實施CPA。
筆者認為:僅用交易成本來說明企業的CPA 策略選擇,顯得過于狹隘。由于交易成本實際上為處于其背后的社會制度因素所影響,所以有必要將被交易成本方法抽象掉的社會、文化因素納入到分析研究的范疇。正是基于這一思考,筆者認為可以將社會資本的維度納入CPA 策略選擇過程,構建出基于社會資本視角的CPA 策略選擇模型(如圖2所示)。在這一模型中橫軸表示交易成本,根據威廉姆森的看法,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取決于不確定性、交易發生的頻率和資產的專用性3個因素。縱軸表示交易成本背后的制度因素,考慮到要將社會資本作為一個主要的維度納入CPA 策略選擇過程,筆者將對社會制度層面的分析抽象為交易環境中的價值取向,并進一步用 “依存性”,即交易各方之間的相互信賴、或者發展并接受相互依存關系的態度來表示。以上兩個變量把平面直角坐標系劃分為4個區域。其中在區域①,交易成本相對較高,依存度較低,企業脫離行業來管理CPA的壓力就比較大,這時企業應該增強它的內部事項管理。而在區域②,交易成本相對較低,依存度較高,企業可以通過加入其他的政治聯盟,將其外包給中間商,例如行業協會、公共關系企業等來實施CPA。
三、基于社會資本視角的企業政治―經濟二元主義整體戰略分析框架
與國外企業相比,由于中國企業起步晚,規模小、國際化程度相對較低等原因,對企業戰略尤其是企業政治戰略的研究和實踐相對較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完全缺少主動的影響力。目前雖然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然而與政府相比,企業依然是弱勢群體,對政府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力較小。實踐中,由于政府和政府政策對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性,國內企業也逐步積累了一些政治化思維的方法和經驗。然而,由于法律不健全,參與政策選擇的正式渠道少,以及對政府政策影響弱等諸多原因,國內企業在政治經營中的探索多采用非正式的方式,極易導致腐敗。因此借鑒西方企業政治―經濟二元主義戰略的經驗,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企業二元主義戰略分析框架,有效整合國內企業政治戰略和經濟戰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企業戰略管理的思想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傳統的戰略管理強調環境對戰略的決定作用,企業外部環境被視為企業只能被動適應的不可控因素。企業的戰略分析主要從企業內部條件和企業外部環境兩條路徑展開,其中企業外部環境又分為宏觀環境和行業環境兩部分,“PEST”和“五力模型”就是分析這兩種環境的常用方法。在PEST模型中,把企業的宏觀環境分成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4部分,其中政治部分只涉及到企業的政治環境因素有哪些,并未涉及企業對政治環境的反作用。
伴隨著資源基礎理論的興起,戰略對環境的影響作用逐漸得到重視。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環境與戰略協同演進的思想日益成為戰略管理思想的主流。資源基礎理論把企業看作是各種資源(包括有形、無形資源以及各種隱性知識)的集合體。認為組織的競爭優勢源于組織在資源占有及運用能力方面的差異性,所以組織戰略的重點應該是努力通過投資不可模仿的獨特能力,即通過核心競爭力的建立來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認識到在面臨高度競爭和高度不確定性環境下,企業固守的某種核心競爭力可能會成為核心教條或競爭陷阱,
Teece 等對此提出動態能力的觀點[6]。這種觀點強調知識,特別是隱性知識是組織最重要的不可模仿的戰略資源。因此,組織戰略的核心應該是最大限度地進行知識創造和整合,而企業經理需要為知識創造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協助,包括建立所需的網絡關系[7]。至此,從社會關系維度思考企業戰略的思想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
社會關系是企業社會資本概念產生的基礎。盡管企業社會關系更多地源于企業外部環境中的行業環境或中觀環境,但它確實不同于一般企業環境分析。二者的差別在于,企業可以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協調整合甚至管理控制其社會關系;但對于環境來說,企業則無法或難以進行協調整合,更談不上管理了。
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筆者以企業社會資本為基礎構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企業二元主義戰略分析框架(如圖3所示)。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邏輯是:一方面,來自于企業內外部關系網絡的社會資本,為企業提供了實施政治戰略的必要資源(政治資源),企業可以依據自身的政治資源制定包括政府戰略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戰略的政治戰略,不同的企業政治戰略進而影響不同的政府決策和政治聯盟的構建。另一方面,外部環境、內部條件以及蘊含于企業內外部關系網絡的社會資本共同決定企業的經濟戰略;此外,企業的政治戰略與經濟戰略相互補充、相互融合,形成政治―經濟二元主義整體戰略,并最終導致企業優良績效的產生。
四、理論框架與中國企業實踐的契合性
在中國,企業政治戰略的形成、演化和特征與西方有著顯著的不同。西方企業的政治戰略主要通過制度途徑實現:在國內以單個公司或利益受到影響的多個公司集體行動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說、公關廣告、基層動員等)來影響公共政策,在國外通過政治聯盟打開國際市場。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政治戰略是企業通過發展與政府(官員)的特殊關系而取得資源、得到保護或免除麻煩的行為。這種不規范性引發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腐敗)問題:在政府因素影響下,巨人大廈戲劇性地從預計的38層漲到70層,最后大廈沒有蓋起來,巨人集團轟然倒下。同樣,當年赫赫有名的做襯衫的專業戶步鑫生,為了送“政績”、沾“政治”光,改上西裝生產線,搞垮了海鹽襯衫廠。中國最大的“企業政治家”是牟其中,因為過分熱心政治,墮落為大陸首騙而鋃鐺入獄。在這一背景下,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企業二元主義戰略分析框架,對于有效整合國內企業政治戰略和經濟戰略具有重要的規范和指導價值。
分析當前中國一些知名企業對政治手段的運用方式,有助于檢驗和理解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在中國企業史上,萬向集團的魯冠球、蒙牛集團的牛根生和聯想集團的柳傳志都是以“洞明世事”、“練達人情”而著稱的企業家,這些民營企業的成功,除了靠非凡的商業能力之外,都離不開企業家基于深厚社會資本的政治經營能力。
被稱為民營企業“常青樹”的萬向集團黨委書記魯冠球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企業家的代表。魯冠球要求萬向集團奉行的投資原則是:暴利行業不做、千家萬戶能做的不做、國家做的不做。甚至因為競購而可能產生矛盾的時候,魯冠球也會選擇退出。本著這一原則魯冠球不僅為作為民營企業的萬向集團取得了有利政策環境,而且順利實現了對浙江萬向機械有限公司(下稱萬向機械)、浙江萬向特種軸承有限公司、浙江萬向汽車軸承有限公司、萬向錢潮滾動體有限公司、許昌萬向錢潮中亞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投資整合。同時,在汽車零配件領域得到良好的發展,并擁有充沛的經營現金流之后,萬向集團也嘗試進行多元化發展,開始進軍農業、紡織業等。政治與經濟戰略的有效整合,帶來了豐碩的回報,萬向集團如今掌控19家海外公司,鞏固著在汽車零部件領域的世界一流企業地位,同時還進入農業、礦產、新能源、金融等10大產業。2007年營業收入超過400億元。根據魯冠球的《常青法則》(省略,南方人物周刊,2008-11-17)整理。
蒙牛集團的牛根生也是二元戰略思想的積極實踐者。自1999年成立以來,蒙牛在內蒙古地區扶持和發展奶農約 30萬戶,直接招收員工萬余人,創造的間接就業崗位達數10萬個,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推動了內蒙古農業產業化進程。同時作為一個民營企業,蒙牛乳業集團一開始就自覺在企業內部健全了黨工團組織,并積極開展工作,有力地促進公司快速、持續、健康發展,帶動了和林格爾經濟的發展。蒙牛乳業集團在抓企業生產經營的同時,還不忘國防建設,堅持依法辦民兵,率先于2001年9月組建了民兵營。牛根生的政治經營,為蒙牛企業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優勢。也正是這種政治經營的能力,使他一次又一次在企業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2004年,在面對大面積惡意投毒的脅迫時,作為一個民營企業的蒙牛集團由于得到國務院領導的有力支持而順利過關。2008年9月11日三鹿問題奶粉事件爆發后,全國乳制品行業陷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然而,在得知“蒙牛(當時處境比三鹿強不了多少)將可能被外資惡意收購”的消息后,國內企業家紛紛出手相助,蒙牛再一次成功地化解了危機。
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在政治經營上將宏觀上實業報國的“大政治”企業觀和微觀上謙和平常、注重對外溝通的“小政治”企業觀完整地結合在一起。這種政治思維為聯想集團獲得了一個最大的政治支持――改制。改制又加快了聯想集團自身的發展,使聯想集團和政治之間達到了良性的互動,對此,楊元慶曾經深有體會地說:“柳傳志最大的貢獻在于,摸索出了中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民營高科技企業的發展道路……聯想的發展是在外國品牌立足未穩的時候,在同行忙著或等著解決體制和產權問題的時候,聯想已經做出來了……今天我們接手的時候,聯想已經是體制非常好的企業了,完全沒有體制方面的后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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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第6篇：企業資本戰略范文
關鍵詞:孫子兵法;戰略成本管理;管理創新
經濟國際化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全球性競爭愈演愈烈,加快了企業國際化的進程。在這樣的新型經營環境中,企業已不可能再采取經驗式和理性式管理,必須從戰略角度,應對動態環境,將管理活動提高到戰略層次,形成戰略與戰略管理的理念,追求成本優勢,進而保持企業持久競爭優勢,力求使企業在殘酷的競爭環境中有驚無險,立于不敗之地。戰略成本管理的產生是這一需求的必然結果。
一、戰略成本管理的內涵
1992年,在《創造竟爭優勢的新工具―戰略成本管理》一書中,JohnK.Shank和VijayGovindarejin將戰略成本管理定義為:服務于企業戰略的開發與實施,從戰略高度對企業成本結果與成本行為進行全而了解、控制和改善,從而尋求企業長期竟爭優勢的成本管理手段。戰略成本管理的產生,一方面是企業戰略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企業傳統成本管理體系自身變革的需要。
我國對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的明確研究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目前,主要研究戰略成本管理的概念、特點、意義和內容等。由于戰略成本管理的方法、實施步驟和實現模式都離不開它的體系框架模型,因此本文從構建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的體系入手,進行探討。
二、孫子兵法的戰略管理思想及其啟迪
《孫子兵法》被尊奉為兵家圣典。《孫子兵法》中所蘊涵的博大精深的戰略管理思想,至今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對我們研究戰略成本管理在企業中的應用提供了借鑒。《孫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為《計篇》,其中論道:“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以計,以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主要論述通過戰略運籌和主觀指導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對戰爭勝負的預見。孫子的戰略運籌思想蘊含了豐富的內容,包括了影響敵對雙方有關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道”、“天”、“地”、“將”、“法”。
孫子戰略思想的“五事”是以“道”為首,沒有信仰的軍隊,等于沒有靈魂。道在“五事”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樹立正確的道,才能夠有正確的選將標準,行之有效的各種條例、條令。“五事”中的“天”、“地”屬于自然條件,人們只能去認識它們,掌握它們,在戰爭中運用它們,在可能的情況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改造它們,使之為戰爭服務。“五事”中的“將”、“法”屬于人事,是可以人為的,“將”是人選的,“法”是人定的。
根據上面的闡述,我們將孫子的戰略分析思想歸納為以下模型,如圖1所示。
三、構建企業戰略成本管理體系
借鑒孫子戰略分析思想模型,結合戰略成本管理的特點以及我國企業的實際情況,本文提出了企業戰略成本管理體系,模型如圖2所示。
(一)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的目標――建立競爭優勢
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戰略成本管理的目標還沒有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筆者在借鑒了相關理論后,認為研究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目標主要應從以下三方面進行考慮:
首先,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目標應服從于企業戰略管理目標。企業戰略成本管理是立足于戰略的角度來探討企業成本管理的,其確定的管理目標應能體現企業戰略的特點。戰略管理的整體目標就是要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戰略成本管理作為戰略管理的一個決策支持系統,要培育、維持和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重點關注企業的成本行為對企業競爭地位和競爭優勢的影響,幫助管理者選擇最佳的戰略方案,并實施相應的成本管理戰略,促進企業戰略管理目標的實現。企業戰略成本管理將成本管理的目標同企業競爭優勢聯系在一起,既充分體現了戰略管理的思想,又反映了成本管理理念的自我更新。
其次,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目標要符合成本管理系統本身的功能性特征。成本管理系統的基本功能就是產生和利用成本信息,以滿足決策者的管理需要。盡管戰略成本管理是按照戰略管理的要求,在傳統成本管理系統的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但其基本的功能并沒有發生改變。從這個角度來說,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的基本目標就是借助于戰略性成本分析方法為企業管理者提供有用的戰略性成本信息。
最后,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的基本理念還應落實到成本的持續降低上來。盡管企業在不同的時期,由于要實現和維持競爭優勢,所采取的成本管理目標、方法和手段是不同的,但從企業的整個生命周期來看,戰略成本管理目標的定位主要還是追求成本的持續降低。這也正是戰略成本管理與傳統成本管理具有耦合性的地方,只不過戰略成本管理更強調在企業內部營造一種有利于成本持續降低的環境。
(二)企業戰略成本管理之“道”――構建企業成本管理文化
俗話說“商場如戰場”,經濟猶如軍事,只有榮辱與共,上下同心,才能無往而不勝。企業經營者總是盡其所能使企業內部同心同德,讓員工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感,否則就談不上企業的振興和繁榮。顯然,將戰略思想中的“道”運用到經濟中,涉及到企業文化的內容。
企業文化是企業特定時期的思維方式、行為準則、習慣及態度的綜合,是企業素質的一種具體表現。它既是企業管理思想、管理風格和行為所形成的環境氛圍,也是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管理措施所構成的環境氛圍,對企業運行的各個方面具有導向、約束和激勵功能。從戰略成本管理的角度來分析,企業成本管理文化影響著企業成本管理者的職業道德規范,以及建立成本管理中的激勵約束機制和成本管理工作的運行效率。如樹立員工“愛企業如愛家”的思想,這其中就包含了豐富的“成本意識”的內容。因此,構建企業成本管理文化能夠促使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的各項措施得到順利執行。
(三)企業戰略成本管理之“天”、“地”――環境分析
企業的外部環境一般包括兩大部分,即一般環境與經營環境。
企業的戰略成本管理中的“天”就是指企業競爭的一般環境分析,包括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和科學技術環境等內容,企業競爭的一般環境分析對企業生產經營產生間接的影響,但其影響是深層次的、是長久的。如一個企業的生產經營違反了法律的規定、制度的許可,或違背了傳統文化,或背離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態勢和方向等等,都會對企業產生十分嚴重的后果。同樣,如果企業未能及時適應一般環境發展變化時,其經營活動必將受到影響,或者因此而蒙受巨大的損失。企業的一般環境分析,一般采用PEST分析法,它是企業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技術環境英文字母的縮寫。企業在一般環境分析的過程中,首先應根據自身的特點確定環境因素的內容以及各環境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其次收集和占用環境因素的大量信息資料;最后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分析,預測環境因素變化的方向,得出環境分析的結論――環境將給企業帶來的機會和威脅。
“地”的思想運用到企業的戰略成本管理中就是分析企業競爭的特殊環境,包括企業產業特點、用戶需求、市場變化、物資能源供應、勞動力資源等。一般而言,在競爭環境分析中,應重點評價決定行業潛在盈利水平的五種力量,即進入威脅、替代品威脅、買方侃價能力、供方侃價能力和現有競爭對手的競爭,即波特的“五因素分析法”。企業競爭中的特殊環境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在戰略分析中非常重要。
(四)企業戰略成本管理之“人”――人力資本與企業的持久競爭優勢
“將”的思想運用到企業戰略成本管理中就是對企業經營者素質的要求。將帥的選擇,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企業經營者的選擇,可以決定企業的興衰、存亡。
戰略成本管理中“人”一般有兩大內容:人的意識和人的行為。在企業中要營造“成本意識、成本觀念”,與企業實現獲取成本優勢的總體戰略目標保持一致。
根據戰略成本管理的標準,可以采取相應的措施加強這方面的內容。企業員工成本意識的形成一方面要靠企業創建企業文化的培養,另一方面還要靠企業的有關制度加以鞏固。
現代企業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這是當前被人們普遍接受的觀點。對人力資本進行有效的管理是企業保持品牌優勢、質量優勢和成本優勢的依托。在當今的競爭環境下,應充分認識到:只有不斷加強人力資本的管理、挖掘人力資本的潛力,才能加強自身競爭力、穩定集團的戰略地位,使其真正成為企業的持久競爭優勢。
(五)企業戰略成本管理之“法”――內部組織機構及管理方法
“法”的思想運用到企業戰略成本管理中就是指企業的組織機構、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其根本目的是保證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目標的實現。
企業經營成敗與否,主要是看它管理的成效,而管理的成敗又與其組織形式密不可分。組織為企業總體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提供了物質基礎與行為框架。任何外部環境的變化,都有可能導致組織職能的變化,并帶來組織結構與組織過程的變化。因此,衡量組織職能的一個基本標準,是看其能否與外部環境保持一種動態平衡。
新的戰略管理體系需要戰略分析工具來支撐。從戰略的高度講戰略管理的分析方法同成本信息的產生和利用做一個合理的嫁接,就有了同成本因素緊密相關的三大分析工具及具體的分析方法,即戰略價值鏈分析、戰略定位分析和戰略成本動因分析。這三大分析工具間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和彼此密不可分的關系:首先企業要從戰略的角度分析其成本產生于那些地方,了解產品成本的鏈結,其次從行業、市場和產品等三個不同的層面的定位分析來確定企業是應采取成本領先戰略還是產品差異化的競爭戰略,從而確定成本管理的方向。一旦企業的競爭戰略確定,就要進行成本動因分析,從戰略上找出引起成本的因素,然后尋求降低成本的戰略途徑,以配合企業的競爭戰略。
四、結束語
《孫子兵法》中所蘊涵的博大精深的軍事戰略管理思想,企業的戰略成本管理可以從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發。以孫子戰略分析思想中的“五事”:“道”、“天”、“地”、“將”、“法”,構建我國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的分析模型,對于完善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理論體系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能為企業戰略成本管理實踐提供新的思路。當然,這種分析還需在理論上完善,并通過實證的進一步檢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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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企業資本戰略范文
論文摘要：供電企業固有的管理模式和利益分配方式已經無法適應企業長遠健康發展的需要，創新人力資源管理成為企業十分緊迫的重要任務。本文旨在對縣級供電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招聘、勞動關系、選拔、職業生涯、薪酬激勵和培訓等幾個環節進行系統的分析，全面剖析縣級供電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存在的問題，并探索出加強和改進縣級供電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具體思路和措施。
一、縣級供電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現狀
1.以人為本，由人事管理轉向人力資源管理
近年來，伴隨以人為本價值觀的興起，縣級供電企業也逐漸認識并重視每一位員工，希望能充分調動與發揮每一位員工的聰明才智和創造性，積極嘗試培訓用人新機制來發揮人力資源的效用。
2.探索市場化的人才招聘途徑
傳統的以解決員工子女就業為目的的招工機制導致縣級供電企業內部人才匱乏。不少企業立足企業需求，改變過去“等靠要”的招人方式，紛紛走向各高校，與優秀學生面對面溝通交流，以企業的戰略定位、發展宏圖和企業文化來吸引人才，引進大量高校優秀人才加盟，為供電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3.引入崗位競爭機制，創新用人模式
電力體制改革對管理者綜合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少縣級供電企業改變了傳統的用人方式，按照“崗位選人、人適其位、能位匹配”的原則，全方位引入崗位競爭機制和后備人才庫選拔機制。對企業的中層干部、重要管理崗位實行不同程度的競聘上崗或后備人才庫選拔上崗以及末位淘汰，并逐步擴展到其他崗位，真正實現“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為企業發掘了一批人才，造就了一支充滿生機活力的高素質隊伍。
4.薪酬激勵和勞動關系管理從單一向多元、復雜化發展
根據行業管理要求，供電企業主要實行以崗位薪點工資加績效獎金為主的薪酬方式。薪點工資和績效獎金都與員工崗位的重要程度和工作績效掛鉤，幾年來在總體上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員工福利從體檢、療休養到帶薪年休假，越來越完善和人性化。
同時由于電力體制改革后多種用工機制的存在，給企業薪酬、績效、勞動關系、崗位配置、教育培訓等多方面帶來較大困難和矛盾，原來相對單一的用工體制逐漸轉變成多元化、復雜化的格局。
5.轉變人才培養機制，創新培訓體系
逐步樹立了全員培訓的觀念，設置專門的培訓機構，既重視業務技能的培訓也注重職業道德的培訓，逐步構建起多形式、多渠道、多方面的培訓體系。鼓勵員工參加職業資格、技術職稱的學習、培訓和考試，逐步提高員工的技能水平。
二、縣級供電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難點剖析
1.市場化的人才招聘與本土文化和企業模式的沖突
縣級供電企業市場化招聘的外地員工適應地理環境、語言、交際環境的時間相對本地員工而言要更長，企業在培養方面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在某些崗位的使用上也要更多的顧及一些地域、環境因素。此外，每年節假日大量的外地員工返鄉探親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企業供電值班安排。
高學歷學生對自己的職業發展有較高且強烈的期待，但是企業職業發展通道卻相對單一、中層及領導崗位較少，只有少數員工能夠通過自身努力取得職業發展，這或多或少打擊了一批人的期待和渴望，使人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遭遇瓶頸。
2.多種用工方式存在對人力資源管理帶來的挑戰
供電企業人員用工身份較多，混崗比例較大，由此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矛盾:一是因各類用工薪酬標準不一樣，同工同酬的壓力不斷增加;二是各單位、部門內部用工身份多樣且復雜，難以統一協調管理;三是因身份差別使工作積極性很難提高，激勵和考核制度難以執行;四是崗位配置和教育培訓因人員身份問題受到很大的限制，造成部分人員的心理失衡。
用工身份的多樣化也使勞動關系管理更趨復雜，各種用工身份的合同、招聘、薪酬、選拔、考核、培訓、離職等管理標準和模式均不一樣，人力資源部門工作繁雜，工作效率難以提高。
3.競聘上崗、后備人才庫選拔人才與高素質人才需求及員工綜合發展的矛盾
競聘上崗和后備人才庫選拔人才各有優劣。前者見效快，范圍廣，也公正合理，但存在選拔人才的相對片面性，語言表達能力強的人往往更有競爭力，而實際工作能力、思想品德等往往要在使用后才能體現，選拔的風險較大。后者通過建立后備人才庫推薦、培養、鍛煉、考察再提拔，是一種相對科學合理的方式，能夠使素質全面、能力突出、群眾公認的后備人才得以提拔，風險相對較小，但也在無形中打擊了一批追求上進但未入選后備人才庫的員工的積極性，同時使部分“入庫”但長期得不到提拔的后備人才失去上進心。
4.員工職業發展通道單一，技能人才培養不足
技術、技能人才的開發相對欠缺，培養得到的重視還不夠，技能人才在專業領域的主導作用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在待遇上也體現得不多，特別是市場化招聘引進的大學生，技能得到很大提升的并不多，技能發展的潛力還很大。
5.績效考核流于形式，不能打破平均主義
現主要采取基于業績和計劃的績效體系，即在目標管理整體框架下，突出業績考核作為結果，突出計劃管理注重過程，考評方式主要采用關鍵業績指標法和360度分層考評法。但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只強調企業對部門或對關鍵、主要崗位的一級考核，部門對個人的考核相對欠缺，個人績效有待提高;二是考核未閉環，考核結果的應用單一化，如僅在評優、加薪、崗位交流方面應用，沒有從人力資源規劃、培訓開發等全方位運用考核結果;三是平均主義傾向很嚴重，“大鍋飯”現象仍然存在，不能體現多勞多得，員工工作積極性難提高。
6.教育培訓未能深化，員工整體素質有待提高
基于企業戰略和員工素質提升的整個教育培訓體系還不完善，手段不夠創新，培訓的效果還不明顯，培訓的評估體系還未真正建立。此外，對新進員工和輪崗人員的崗前培訓還未系統化，力度不夠大，效果不夠好，在員工升職培訓、心智培訓方面還沒有正常開展，員工整體素質還不能適應企業發展的要求。
三、完善縣級供電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探討
1.依據企業戰略完善招聘管理
要將人才的招聘放到促進企業發展的戰略高度，采取科學、適用的引入策略和手段。主要考慮兩個方面:
(1)以崗位適用、能力匹配、注重潛質為原則。要通過科學合理的招聘方法，把崗位需要的、能力匹配的、有發展潛質的人才招聘進來。要關注企業總體戰略規劃和人力資源發展規劃，有選擇、有儲備、有重點的引進符合企業價值觀、專業結構合理的專業類、綜合類人才，不斷優化人力資源結構。
(2)圍繞地域平衡的思路開展招聘。適當考慮地域分布特點，既要招聘優秀的外地人才，又要有側重的挖掘和開發本地人才，使人才地域結構更趨合理。
2.探索供電企業多種用工管理新思路
利用國家電網公司主輔剝離改革的契機，推進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員工身份的界限，實行按照崗位或技能確定薪酬的方式，建立相對比較公平的分配體系。要逐步實行全員“無差別身份”制度。打破員工“差別身份”“差別待遇”制度，供電企業的改革應因企業產權的轉變帶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建立起社會經濟生活中最基本的資本與勞動力的關系，按照《勞動合同法》規定的幾種用工形式，規范招聘錄用管理，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合同管理關系。
3.完善后備人才管理機制，注重人才選拔的綜合素質
(1)完善后備人才產生辦法。推薦后備人才要注重對其思想品德、專業技能、性格特質、發展潛能、工作表現等進行全面的評價。 (2)加強后備人才輪崗交流和鍛煉。根據后備人才的分布特點，制訂崗位交流和鍛煉計劃，為每個交流鍛煉的后備人才建立相應的課題并督促研究和實施。
(3)建立后備人才教育培訓課程體系，加強對后備人才的針對性培訓。
(4)加強對后備人才的動態考察。不搞終身制，通過科學合理的考察機制使后備人才能進能出，動態調整。考察要注重客觀性和全面性，包括道德品質、為人處世、業務知識、管理能力、工作業績、領導意見、群眾評價等方面，考察方式為訪談、測評、談話等，確保后備人才隊伍的先進性。
4.完善“雙通道”企業員工職業生涯管理
完善員工職業發展雙通道，明確實行雙軌制員工職業生涯管理。
(1)完善職位發展通道，通過走“班組長-職能部門管理人員-中層干部-企業負責人”通道，承擔更多責任來實現職位晉升，對于那些有較強組織協調能力的，能科學制定工作計劃，能及時、充分調動資源，主動推動工作的開展，工作目標完成優秀，能對突發事件進行靈活、有效處理，并能總結工作經驗、記錄整理的員工，企業廣開職位發展途徑，讓他們走上管理崗位甚至是領導崗位，發揮他們的管理和協調能力。
(2)開拓以技術、技能為導向的人才發展通道。一是通過建立制度，明確技能人才聘用、考核、激勵的相關政策，在薪酬激勵政策上要對聘用的技能人才適當傾斜，在考核體系中也要將其納入，要給予技能學習成才的員工更多的關心、鼓勵和尊重，在企業上下營造學技能、爭當技能帶頭人的氛圍。二是對符合條件申報中級及以上職稱或技師及以上技能等級的，要建立培養幫帶計劃，積極引導員工申報和考級。三是實施“青藍工程”，實現技術、技能人才的傳承和幫帶，建立技能人才培養規劃，完善幫帶機制，明確目標和職責，通過實施師帶徒、定期開展技能比武和演習等，實現企業老中青三代技能人才合理分布、有效傳承的良好格局。
5.建立健全以完善崗位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二級考核體系
落實各級各位的崗位責任制，做到事事有人負責，人人有任務指標，凡事有章可循，有據可查，有監督考核，形成規范的封閉管理機制。配套建立完善工作督查制度，完善各級經濟責任制考核辦法，使考核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結合目標管理，可實行企業所有單位、部門工資(獎金)總額包干制，讓科室、單位具有考核權，體現一級抓一級的責任體系，充分發揮好經濟責任制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企業還可嘗試通過市場化運作不斷擴大項目承包制、專案制、崗位補差等，對表現好的員工實行特殊激勵，逐步改變平均主義分配方式。
6.建立科學、完善的的培訓管理體系
(1)樹立良好的培訓理念，建設企業的培訓文化。把教育培訓與創建學習型企業結合起來，全面推進員工素質提升工程，在不斷的實踐探索中，逐步總結歸納出培訓工作的理念和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帶動企業的教育培訓工作。
(2)建立科學、完善的教育培訓體系。通過工作總結，理順思路，從規劃、組織、制度、流程、工具等不同的方面建立一套全面、分層的教育培訓體系，使教育培訓工作朝規范化、機制化方向發展。
(3)在需求分析、目標確定、培訓實施、效果評估等方面不斷探索適合企業實際的教育培訓工作規律，創新教育培訓方式，倡導全員、全過程、終身、團隊的學習，提高教育培訓工作實效。
(4)重點加強對新進員工、輪崗員工、考評差員工、升職員工四類人的教育培訓工作。針對四類人的特點建立合理的課程體系，有針對性的加強教育培訓工作，要讓培訓的人真正感受到壓力，真正改善工作成效或提高工作能力，成為各自崗位的合格員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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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凱成:人力資源管理，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
[3]李小勇:100個成功的人力資源管理，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
第8篇：企業資本戰略范文
[關鍵詞] 供電企業 人力資源 建設
一、縣級供電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現狀
1.以人為本,由人事管理轉向人力資源管理
近年來,伴隨以人為本價值觀的興起,縣級供電企業也逐漸認識并重視每一位員工,希望能充分調動與發揮每一位員工的聰明才智和創造性,積極嘗試培訓用人新機制來發揮人力資源的效用。
2.探索市場化的人才招聘途徑
傳統的以解決員工子女就業為目的的招工機制導致縣級供電企業內部人才匱乏。不少企業立足企業需求,改變過去“等靠要”的招人方式,紛紛走向各高校,與優秀學生面對面溝通交流,以企業的戰略定位、發展宏圖和企業文化來吸引人才,引進大量高校優秀人才加盟,為供電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3.引入崗位競爭機制,創新用人模式
電力體制改革對管理者綜合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少縣級供電企業改變了傳統的用人方式,按照“崗位選人、人適其位、能位匹配”的原則,全方位引入崗位競爭機制和后備人才庫選拔機制。對企業的中層干部、重要管理崗位實行不同程度的競聘上崗或后備人才庫選拔上崗以及末位淘汰,并逐步擴展到其他崗位,真正實現“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為企業發掘了一批人才,造就了一支充滿生機活力的高素質隊伍。
4.薪酬激勵和勞動關系管理從單一向多元、復雜化發展
根據行業管理要求,供電企業主要實行以崗位薪點工資加績效獎金為主的薪酬方式。薪點工資和績效獎金都與員工崗位的重要程度和工作績效掛鉤,幾年來在總體上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員工福利從體檢、療休養到帶薪年休假,越來越完善和人性化。
同時由于電力體制改革后多種用工機制的存在,給企業薪酬、績效、勞動關系、崗位配置、教育培訓等多方面帶來較大困難和矛盾,原來相對單一的用工體制逐漸轉變成多元化、復雜化的格局。
5.轉變人才培養機制,創新培訓體系
逐步樹立了全員培訓的觀念,設置專門的培訓機構,既重視業務技能的培訓也注重職業道德的培訓,逐步構建起多形式、多渠道、多方面的培訓體系。鼓勵員工參加職業資格、技術職稱的學習、培訓和考試,逐步提高員工的技能水平。
二、縣級供電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難點剖析
1.市場化的人才招聘與本土文化和企業模式的沖突
縣級供電企業市場化招聘的外地員工適應地理環境、語言、交際環境的時間相對本地員工而言要更長,企業在培養方面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在某些崗位的使用上也要更多的顧及一些地域、環境因素。此外,每年節假日大量的外地員工返鄉探親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企業供電值班安排。
高學歷學生對自己的職業發展有較高且強烈的期待,但是企業職業發展通道卻相對單一、中層及領導崗位較少,只有少數員工能夠通過自身努力取得職業發展,這或多或少打擊了一批人的期待和渴望,使人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遭遇瓶頸。
2.多種用工方式存在對人力資源管理帶來的挑戰
供電企業人員用工身份較多,混崗比例較大,由此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矛盾:一是因各類用工薪酬標準不一樣,同工同酬的壓力不斷增加;二是各單位、部門內部用工身份多樣且復雜,難以統一協調管理;三是因身份差別使工作積極性很難提高,激勵和考核制度難以執行;四是崗位配置和教育培訓因人員身份問題受到很大的限制,造成部分人員的心理失衡。
用工身份的多樣化也使勞動關系管理更趨復雜,各種用工身份的合同、招聘、薪酬、選拔、考核、培訓、離職等管理標準和模式均不一樣,人力資源部門工作繁雜,工作效率難以提高。
3.競聘上崗、后備人才庫選拔人才與高素質人才需求及員工綜合發展的矛盾
競聘上崗和后備人才庫選拔人才各有優劣。前者見效快,范圍廣,也公正合理,但存在選拔人才的相對片面性,語言表達能力強的人往往更有競爭力,而實際工作能力、思想品德等往往要在使用后才能體現,選拔的風險較大。后者通過建立后備人才庫推薦、培養、鍛煉、考察再提拔,是一種相對科學合理的方式,能夠使素質全面、能力突出、群眾公認的后備人才得以提拔,風險相對較小,但也在無形中打擊了一批追求上進但未入選后備人才庫的員工的積極性,同時使部分“入庫”但長期得不到提拔的后備人才失去上進心。
4.員工職業發展通道單一,技能人才培養不足
技術、技能人才的開發相對欠缺,培養得到的重視還不夠,技能人才在專業領域的主導作用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在待遇上也體現得不多,特別是市場化招聘引進的大學生,技能得到很大提升的并不多,技能發展的潛力還很大。
5.績效考核流于形式,不能打破平均主義
現主要采取基于業績和計劃的績效體系,即在目標管理整體框架下,突出業績考核作為結果,突出計劃管理注重過程,考評方式主要采用關鍵業績指標法和360度分層考評法。但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只強調企業對部門或對關鍵、主要崗位的一級考核,部門對個人的考核相對欠缺,個人績效有待提高;二是考核未閉環,考核結果的應用單一化,如僅在評優、加薪、崗位交流方面應用,沒有從人力資源規劃、培訓開發等全方位運用考核結果;三是平均主義傾向很嚴重,“大鍋飯”現象仍然存在,不能體現多勞多得,員工工作積極性難提高。
6.教育培訓未能深化,員工整體素質有待提高
基于企業戰略和員工素質提升的整個教育培訓體系還不完善,手段不夠創新,培訓的效果還不明顯,培訓的評估體系還未真正建立。此外,對新進員工和輪崗人員的崗前培訓還未系統化,力度不夠大,效果不夠好,在員工升職培訓、心智培訓方面還沒有正常開展,員工整體素質還不能適應企業發展的要求。
三、完善縣級供電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探討
1.依據企業戰略完善招聘管理
要將人才的招聘放到促進企業發展的戰略高度,采取科學、適用的引入策略和手段。主要考慮兩個方面:
(1)以崗位適用、能力匹配、注重潛質為原則。要通過科學合理的招聘方法,把崗位需要的、能力匹配的、有發展潛質的人才招聘進來。要關注企業總體戰略規劃和人力資源發展規劃,有選擇、有儲備、有重點的引進符合企業價值觀、專業結構合理的專業類、綜合類人才,不斷優化人力資源結構。
(2)圍繞地域平衡的思路開展招聘。適當考慮地域分布特點,既要招聘優秀的外地人才,又要有側重的挖掘和開發本地人才,使人才地域結構更趨合理。
2.探索供電企業多種用工管理新思路
利用國家電網公司主輔剝離改革的契機,推進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員工身份的界限,實行按照崗位或技能確定薪酬的方式,建立相對比較公平的分配體系。要逐步實行全員“無差別身份”制度。打破員工“差別身份”“差別待遇”制度,供電企業的改革應因企業產權的轉變帶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建立起社會經濟生活中最基本的資本與勞動力的關系,按照《勞動合同法》規定的幾種用工形式,規范招聘錄用管理,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合同管理關系。
3.完善后備人才管理機制,注重人才選拔的綜合素質
(1)完善后備人才產生辦法。推薦后備人才要注重對其思想品德、專業技能、性格特質、發展潛能、工作表現等進行全面的評價。
(2)加強后備人才輪崗交流和鍛煉。根據后備人才的分布特點,制訂崗位交流和鍛煉計劃,為每個交流鍛煉的后備人才建立相應的課題并督促研究和實施。
(3)建立后備人才教育培訓課程體系,加強對后備人才的針對性培訓。
(4)加強對后備人才的動態考察。不搞終身制,通過科學合理的考察機制使后備人才能進能出,動態調整。考察要注重客觀性和全面性,包括道德品質、為人處世、業務知識、管理能力、工作業績、領導意見、群眾評價等方面,考察方式為訪談、測評、談話等,確保后備人才隊伍的先進性。
4.完善“雙通道”企業員工職業生涯管理
完善員工職業發展雙通道,明確實行雙軌制員工職業生涯管理。
(1)完善職位發展通道,通過走“班組長-職能部門管理人員-中層干部-企業負責人”通道,承擔更多責任來實現職位晉升,對于那些有較強組織協調能力的,能科學制定工作計劃,能及時、充分調動資源,主動推動工作的開展,工作目標完成優秀,能對突發事件進行靈活、有效處理,并能總結工作經驗、記錄整理的員工,企業廣開職位發展途徑,讓他們走上管理崗位甚至是領導崗位,發揮他們的管理和協調能力。
(2)開拓以技術、技能為導向的人才發展通道。一是通過建立制度,明確技能人才聘用、考核、激勵的相關政策,在薪酬激勵政策上要對聘用的技能人才適當傾斜,在考核體系中也要將其納入,要給予技能學習成才的員工更多的關心、鼓勵和尊重,在企業上下營造學技能、爭當技能帶頭人的氛圍。二是對符合條件申報中級及以上職稱或技師及以上技能等級的,要建立培養幫帶計劃,積極引導員工申報和考級。三是實施“青藍工程”,實現技術、技能人才的傳承和幫帶,建立技能人才培養規劃,完善幫帶機制,明確目標和職責,通過實施師帶徒、定期開展技能比武和演習等,實現企業老中青三代技能人才合理分布、有效傳承的良好格局。
5.建立健全以完善崗位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二級考核體系
落實各級各位的崗位責任制,做到事事有人負責,人人有任務指標,凡事有章可循,有據可查,有監督考核,形成規范的封閉管理機制。配套建立完善工作督查制度,完善各級經濟責任制考核辦法,使考核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結合目標管理,可實行企業所有單位、部門工資(獎金)總額包干制,讓科室、單位具有考核權,體現一級抓一級的責任體系,充分發揮好經濟責任制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企業還可嘗試通過市場化運作不斷擴大項目承包制、專案制、崗位補差等,對表現好的員工實行特殊激勵,逐步改變平均主義分配方式。
6.建立科學、完善的的培訓管理體系
(1)樹立良好的培訓理念,建設企業的培訓文化。把教育培訓與創建學習型企業結合起來,全面推進員工素質提升工程,在不斷的實踐探索中,逐步總結歸納出培訓工作的理念和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帶動企業的教育培訓工作。
(2)建立科學、完善的教育培訓體系。通過工作總結,理順思路,從規劃、組織、制度、流程、工具等不同的方面建立一套全面、分層的教育培訓體系,使教育培訓工作朝規范化、機制化方向發展。
(3)在需求分析、目標確定、培訓實施、效果評估等方面不斷探索適合企業實際的教育培訓工作規律,創新教育培訓方式,倡導全員、全過程、終身、團隊的學習,提高教育培訓工作實效。
(4)重點加強對新進員工、輪崗員工、考評差員工、升職員工四類人的教育培訓工作。針對四類人的特點建立合理的課程體系,有針對性的加強教育培訓工作,要讓培訓的人真正感受到壓力,真正改善工作成效或提高工作能力,成為各自崗位的合格員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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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凱成:人力資源管理,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
第9篇：企業資本戰略范文
關鍵詞：會計準則變革；企業投資行為；資本經營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11007708
一、引言
2006年我國新會計準則（CAS）的頒布與實施，順應了國際會計準則（IFRS）在全球范圍內推進的趨勢，隨著新會計準則在企業中的應用，由會計準則變革帶來的影響效應成為實務界和理論界共同關注的熱點。
會計準則變革效應是指會計準則變革所引起的效果和反應，會計準則變革不僅對財務報告和資本市場具有直接效應，還對企業契約、企業經營、企業投資、宏觀經濟和社會等具有間接效應與外部效應。因此，會計準則變革會對企業的資本經營和投資行為產生重大影響。資本經營在現代企業的經營方式中占據重要地位，資本經營的有效性為企業其他經營方式（如商品經營、資產經營和產品經營等）的運作與發展提供了可能。投資是實現企業戰略目標的重要執行活動，更是企業經營方式的主要表現。在企業的資本經營中，投資是實現資本增值的首要理財行為，也是衡量資本經營的重要顯性指標。會計為企業的資本經營決策和投資決策提供了信息基礎，由會計準則變革引起的會計信息變化必然會對企業資本經營和投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雖然Biddle 和 Hilary等從信息質量角度出發，研究并檢驗了在新會計準則背景下，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可以提升企業投資效率，但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遠不止于此。安永（EY）曾于2007年指出，“新會計準則的影響不僅限于財務報告，還會波及經營戰略、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等其他方面”；普華永道（PwC）也于2010年提出，“新準則帶來的理念和沖擊必然會給公司的經營理念、經營管理和決策行為帶來挑戰”。可見，會計準則變革會從更深層次影響企業的經營方式和投資行為，那么會計準則變革如何從理念和行動上影響企業的資本經營和投資行為？這種影響又是如何在資本經營和投資行為之間進行傳導的？結合我國新會計準則中會計理念的轉變，本文基于資本經營視角構建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路徑，對會計準則變革的投資效應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索，以進一步規范企業的投資行為。
二、文獻綜述
1.企業投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研究概況
投資一直是財務研究領域的重要主題，也是公司理財中的主要內容。早期投資行為研究主要以經濟學為基礎，研究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因素。以MM理論為代表，早期企業投資行為理論多建立在經濟學的完美假設基礎之上，認為企業投資只與資金的使用成本、利率和投資機會等有關，與融資方式和治理機制無關[5]。
隨著管理學和行為學的成熟與發展，企業投資行為研究開始步入了一個新階段，尤其是信息不對稱理論、有效市場假說和非理理論的提出，向早期投資行為理論中的投資與融資、治理的無關論提出了挑戰。Akerlof最先基于信息不對稱視角提出了融資約束理論，認為投資與融資之間存在相關性；Jensen 和 Meckling以及Myers 和 Majluf先后對此進行驗證，發現融資約束容易引起企業投資不足；Fazzari等[9]提出的投資現金流敏感系數概念，引起了學者們對融資約束下投資行為的廣泛關注； Donaldson 和 Stone[10]較早提出當存在沖突問題時，公司治理機制會影響企業投資行為；La Porta 等以及劉昌國的研究證明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可以抑制損害投資效率的非理。
近年來，會計準則變革效應研究成為國內外研究熱點，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與擴展，逐漸有學者開始關注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Verdi[13]以及李青原[14]等從會計準則變革事件出發，研究發現新會計準則可以抑制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行為。
此外，還有學者從其他方面對企業投資行為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與檢驗，認為稅收制度、產業政策、資本市場、市場競爭、政治關聯和股利分配等也會對企業投資行為產生影響。
企業投資行為在國內外均有大量研究，是財務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企業投資行為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融資與投資行為、治理與投資行為一直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主題。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屬于研究前沿，但現有研究成果還是略顯缺乏。然而，企業投資行為的一些主要影響因素，如融資環境、治理環境、準則變革和資本市場等多與企業經營有關，也是企業資本經營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些都對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與可借鑒性參考。
2.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進展
雖然會計準則變革的經濟后果研究是近年來會計領域的研究熱點，但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仍尚顯缺乏，并且研究視角也主要集中在檢驗財務報告信息質量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方面。Verdi[13]基于融資約束視角研究發現，提高財務報告信息質量會提高企業投資效率；張敦力和李琳[15]從檢驗準則變革的融資效用出發研究發現，會計穩健性的提高具有融資效用，并會引發企業投資效用；李青原[14]基于外部審計監督視角研究發現，高質量會計信息能通過改善契約與監督，降低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信息不對稱，從而提高公司投資效率，并實證檢驗了會計信息質量與公司投資不足和投資過度的負相關關系；張純和呂偉[16]基于外部監督視角研究發現，信息披露水平提高和信息中介的發展可以減輕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提高企業投資效率，抑制企業過度投資行為。
此外，從應用角度出發，部分學者還運用財務分析或數理分析證明了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效應。Chen等[17]運用資產收益率（ROA）差異法實證檢驗了IFRS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及其引發的外部效應； Zhang[18]基于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運用數理分析法論證了會計準則變革可以影響企業實際投資決策。
從現有文獻來看，國內外研究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的影響分別從IFRS、CAS（2006）實施一段時期后才逐漸開始，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確實存在重要影響，但這種影響需要通過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因素（如融資環境、監督環境和財務管理等）在二者之間進行傳導，所以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有時滯效應。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屬于該領域的研究前沿，已有成果比較缺乏，無論從理論價值還是應用價值來看，這一主題都很值得深入研究，也是準則變革效應未來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3.基于資本經營視角的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現狀
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研究尚屬該領域的研究前沿，現有成果比較有限，所以從資本經營視角出發，研究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影響的文獻就更顯不足。但從國內外已有的相關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準則變革、資本經營與企業投資行為三者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Scott[19]發現會計準則變革會影響管理層激勵契約和企業借款條約等，使企業經營管理行為發生改變，并通過企業的凈收益變化予以反應；呂長江和鞏娜[20]認為會計準則變革可能導致上市公司修改其股權激勵方案；呂長江和張海平[21]進一步指出股權激勵機制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資行為；張敦力和李琳[15]認為新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穩健性通過引起管理者報酬契約變化影響企業現有投資項目和未來投資項目，進而影響企業投資效率；姜英兵[22]基于內部管理視角研究發現，會計穩健性可以抑制管理者不良盈余操縱動機和非效率投資行為，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業的資本配置效率；顧水彬[23]基于公司治理視角實證檢驗了會計準則變革能夠緩解委托沖突，抑制非效率投資行為；張先治和于悅[24]基于經營理念視角研究發現，新會計準則中與企業投資有關的會計處理變動會引起管理者投資理念與投資決策的轉變。
從已有相關研究來看，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與管理者有關，會計準則變革通過調整契約機制來改變管理者的管理行為。而管理者在企業資本經營和投資行為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資本經營又對投資行為具有重要影響，所以會計準則變革、企業資本經營和投資行為之間存在著一種傳導效應。已有研究成果雖然已經發現了會計準則變革效應會在薪酬契約的作用下，促進管理者改善企業經營管理行為，但并沒有基于資本經營視角系統地探索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
綜上，在已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擬從會計準則變革對管理者理念的影響出發，基于資本經營視角，構建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路徑，并對此進行深入剖析。
三、資本經營視角下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路徑
會計準則變革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25]，其目的是通過強制（如內容、結構和框架等）變化，使被變革者被動接受會計準則變革。根據路徑依賴理論，當被變革者在重新選擇可依賴路徑后，會主動接受和適應會計準則變革，并在新準則制度環境下盡快尋求新的均衡并保持穩定。受上文安永和普華永道實際經驗的啟示，我們從企業內部管理實踐出發，擬選擇資本經營視角，結合會計準則變革中的會計理念變化，構建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路徑，從深層挖掘會計準則變革的影響效應。
本文基于資本經營視角構建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影響路徑的基本思路為：新會計準則體現的會計理念轉變，會在企業資本經營和投資行為等主要影響因素的作用下，引導管理者的經營理念和投資理念轉變，從而促進企業經營方式由商品經營型向資本經營型轉變，并進一步影響企業投資行為發生變化，如圖1所示。
1會計準則變革和會計理念轉變的驅動與融合
會計準則變革與會計理念之間存在著兩次驅動與融合：一是新會計準則制定時，制定者的會計理念與會計準則變革之間的驅動與融合；二是新會計準則實施后，企業會計行為與新的會計理念之間的驅動與融合。
第一，制定者的會計理念轉變驅動了會計準則變革。新會計準則反映了制定者的新意識形態，即制定者新的會計理念被融合在會計準則制定之中。從2006年我國新會計準則的具體變化（包括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可以看出，新會計準則主要體現了三種會計理念的轉變：一是由“受托責任觀”向“決策有用觀”的轉變。如新會計準則中的財務報告目標明確提出，要滿足信息使用者（尤其是投資者等外部利益相關者）的經濟決策有用性需求，并已將這種理念貫徹在相關的具體準則之中。二是由“歷史成本觀”向“公允價值觀”的轉變。如新會計準則對投資者投入的存貨成本、長期股權投資的一些相關初始投資成本、投資性房地產、合并中涉及的有關資產、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等都引入了“公允價值”這一新計量屬性。三是由“利潤表觀”向“資產負債表觀”的轉變。新會計準則規定“所得稅”由采用“利潤表法”改為采用“資產負債表法”，直接體現了向“資產負債表觀”的轉變，并且在其他一些與資產負債表相關科目的具體要求中也都體現了這一變化。
第二，會計準則的具體變化，尤其是具體會計準則的變化（包括修訂已有的會計準則，增加新的會計準則等）對企業的會計行為具有強制性影響力。新會計準則通過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等程序變化，強制性要求企業會計行為必須依據新準則的具體要求進行形式上的改變，目的是使企業的會計行為發生預期性轉變。在會計實務中，企業的會計行為變化和新會計理念的形成也存在著一種相互驅動與融合，即企業的會計人員和相關管理者對會計準則變革有一個反應和適應過程，即由變革中的“響應式”向變革后的“自適應”調整，使企業在新會計準則下盡快尋找適應路徑，接受新會計理念，有效控制會計準則變革給企業帶來的負面效應，合理利用會計準則變革的正面效應，促使企業經營穩定發展。
總之，在制定者會計理念和會計準則變革之間，以及在準則變革后企業會計行為和會計理念之間的兩次驅動融合之下，會計準則變革體現的會計理念變化被直接傳遞到企業經營和管理理念之中，從而為促進企業經營方式轉變奠定了基礎。
2會計準則變革和企業資本經營型經營方式的實現
在會計準則變革的影響下，會計理念和會計行為的變化最終要以會計信息改變的形式體現，會計信息是企業利益相關者（包括外部利益相關者和內部利益相關者）進行決策的重要信息基礎，并且企業經營決策受到利益相關者的重要影響，所以在利益相關者決策行為發生變化的作用下，會計準則變革會使企業的經營方式發生改變。
Jensen 和 Meckling提出，企業通過一系列契約體現利益關系。會計準則變革根本目的是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和降低信息不對稱，財務報告信息的使用者多是企業的核心利益相關者，由會計準則變革引起利益相關者的決策變化以改變契約的形式影響企業行為。其中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決策變化，對企業資本經營具有決定性影響：一是企業所有者，尤其是大股東的決策變化對企業資本經營會產生重要影響，所以為了保護企業所有者的利益，企業經營目標必須與企業所有者的目標保持一致，即實現企業資本的保值增值，這正是企業資本經營的基本目標。二是企業管理者對企業經營決策具有決定權，新會計理念下的會計信息更有利于促進企業實現基于價值的管理（VBM），管理者的薪酬契約和激勵契約等會根據VBM的目標重新設計與簽訂，這會引起管理者的管理行為和管理理念發生變化，亦即向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為核心目標進行調整，這同樣與企業資本經營的根本目標相一致。可見，會計準則變革引起的企業核心利益相關者的行為變化，會共同促進企業從一般的商品經營型向資本經營型轉變。
新會計準則的頒布與實施，在滿足利益相關者對財務報告信息決策有用性需求的同時，更能促進企業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由商品經營向資本經營轉變，即以資本保值增值為基本目標，以資本流動、收購、重組、參股和控股等為主要經營手段[26]。在企業資本經營中，投資是企業實現資本增值的主要理財行為，也是衡量企業資本經營的重要顯性指標，所以企業經營方式的轉變會引起企業投資行為發生重要變化。
3企業資本經營和投資行為的轉變
從企業管理層次和經營過程來看，會計準則變革引起的企業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轉變，要通過企業對資本經營戰略、資本經營管理和資本經營運作等進行順次調整，逐步完成。資本經營型企業的特點是圍繞資本保值增值進行經營，把資本收益作為管理核心[26]，在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產權制度下，資本經營方式更能體現基于價值管理的現代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協調所有者、經營者和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矛盾沖突。
在以資本經營為主導的企業經營戰略指導下，企業財務的根本目標是實現資本增值，而投資行為的目標則是圍繞資本增值最大化，以較經濟的資金投入和較低的投資風險獲取投資收益。從企業管理層次和投資過程來看，企業投資也要對投資戰略行為、投資管理行為和投資執行行為進行逐層調整，協助企業實現資本經營目標，三種投資行為之間的協同關系著企業投資和資本經營的有效性。在資本經營理念和資本經營方式的影響下，企業投資行為的變化最終將以投資結果的形式表現：一是控制盲目擴張型投資，使投資規模合理化，重視投資效率。二是優化投資結構，降低投資風險，追求長期投資效益，避免投資短視行為。三是增加投資收益，抑制非效率投資行為，實現投資價值。
綜上所述，基于資本經營視角分析，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體現在準則變革及其經濟后果的后續效應之中，這種影響對企業經營來說更加深入、更為長遠。在以資本經營為主要經營方式的現代企業運作中，會計準則變革將引導企業投資行為向以資本增值為核心發生轉變。并且這種影響的傳導會在企業會計周期和經營周期中周而復始，使會計準則變革的投資效應在企業內部不斷加深，促進企業資本經營順利實現。
四、資本經營視角下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具體影響路徑
從管理學角度看，企業管理具有層次性，根據管理層級可以由高到低分為治理層（高層管理）、管理層（中層管理）和作業層（基層管理）[27]。企業經營計劃和投資計劃的順利進行，依靠管理者對不同層次的管理活動逐層推進，協調完成。根據企業內部管理的特征以及本文的邏輯關系，構建資本經營視角下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具體影響路徑，如圖2所示。
1會計準則變革、資本經營戰略和企業投資戰略行為
會計準則變革會引起會計理念、會計行為和會計信息等變化[28]，其中會計信息是利益相關者和企業高層管理者進行戰略決策的信息基礎，并且企業資本經營戰略受利益相關者（包括外部監督者和內部管理者等）決策變化的影響，所以會計準則變革通過影響資本經營戰略而引導企業投資戰略行為發生改變。
通過一系列契約形式體現利益關系的企業，會受契約變化的重要影響。在企業經營中，企業戰略（包括資本經營戰略和投資戰略）由高層管理者制定，受公司治理層的制約，尤其是來自大股東的監督與控制。新會計準則體現的會計理念轉變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后果會影響高層管理者的戰略決策。新會計準則中強調的“決策有用觀”，可以使財務報告的外部使用者，尤其是大股東和債權人等根據新會計準則背景下的會計信息更準確地進行重新判斷，并向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出資（如投資和借款等）方向調整，從而引起資本在企業之間的流動和重新配置。這將使得管理者在制定經營戰略和投資戰略時，必須考慮出資者，尤其是投資者的利益，促使企業經營方式進一步向資本經營型轉變，企業資本經營戰略要確定以資本保值增值為核心目標，并且企業投資戰略中追求的投資收益最大化也要以資本增值為基本，以利于促進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利益的目標趨同。
從財務指標看，企業資本經營核心目標的指標為資本收益率（ROE），即企業凈收益與企業凈資產（或資本）之比[26]，而企業投資核心目標的指標為投資報酬率（ROI）和總資產報酬率（ROA）。ROI主要反映企業新增投資的盈利情況，ROA則可以代表企業歷史投資的盈利水平，當企業凈資產規模、投資總額和總資產規模既定時，提高收益水平（凈收益或總收益）是增加ROE、ROI和ROA的有效途徑。這進一步說明在企業資本經營中，企業投資戰略目標必須確立為以資本增值為根本目的的投資收益最大化。并且企業投資戰略行為也要結合企業經營戰略目標和投資戰略目標進行調整，如根據企業資本經營戰略的不同類型（包括擴張型資本經營、收縮型資本經營和重組型資本經營等）采取適當的投資戰略，如擴張型投資戰略（包括垂直擴張型投資戰略、水平擴張型投資戰略等）、穩健型投資戰略（聯合型投資戰略等）、多元化投資戰略、專業化投資戰略和開發型投資戰略等。此外，新會計準則的相關政策改變（如確認和計量等）會引起ROE、ROI和ROA等數值的變化，從而影響企業資本經營戰略的制定，以及對投資戰略行為的調整。
2會計準則變革、資本經營管理和企業投資管理行為
會計信息同樣是企業中層管理者的重要決策基礎，由會計準則變革引起會計行為和會計信息的變化還會影響企業的資本經營管理和投資管理行為。
第一，財務信息是企業資本經營管理的信息基礎，企業資本經營管理包括資本經營計劃、資本經營組織與指揮、資本經營協調與控制和資本經營考評等管理內容[26]，其中資本經營計劃和資本經營考評與會計信息的關系尤為密切。而且企業投資管理也涉及投資計劃、投資組織與指揮、投資協調與控制和投資評價等多種管理活動，作為企業財務管理中的重要內容，投資管理與會計行為和會計信息更是密不可分。因此，由會計準則變革引起的會計信息變化，會在上述管理過程中影響管理者決策，并改變企業資本經營管理與投資管理行為。
第二，會計準則變革體現的會計理念轉變和會計政策改變，促使企業資本經營管理和投資管理關注資本的良性循環，以及資本和資產（或投資）的結構優化。新會計準則提出的“所得稅”由“利潤表法”改為“資產負債表法”，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具體要求體現的“資產負債表觀”，使企業在制定資本經營計劃時，從以往的只關注利潤表信息，向注重資產負債表中的相關信息發生轉變，企業在資本經營管理和投資管理中要兼顧資本和資產（或投資）的配置與運作及其之間的相互協調，使之同保護所有者利益的目標相一致，堅持企業的可持續經營與發展。
第三，從財務指標看，企業資本經營管理核心指標ROE與投資管理核心指標ROA直接相關，二者關系如下文公式所示。企業要實現資本經營目標――提高ROE，既要做好投資管理，如優化資產結構，提高ROA或資產盈利能力，也要搞好資本運作，促進資本結構的優化[26]。新會計準則的相關政策改變（如確認和計量等）同樣也會引起如下公式中相關數值的變化，進而影響企業資本經營管理和投資管理行為。
資本收益率（ROE）=總資產報酬率（ROA）+ROA-負債利息率×負債總額資本總額×（1-所得稅率）
3會計準則變革、資本經營運作和企業投資執行行為
會計信息是基層管理者確定程序化作業指標不可或缺的量化參考依據，會計行為的規范性以及會計信息的準確性，對企業作業層的資本經營運作和投資執行行為更具直接影響力。
資本經營運作和投資執行的有效性，直接關系著資本經營目標和投資目標能否順利實現。一是企業資本經營運作包括實現資本流動的全過程，即主要通過完成籌集資本和投資資本等重要環節的實際操作來完成資本運作，這決定了資本保值增值目標的可實現性。二是投資執行行為包括簽訂投資合同和將投資款項按投資期限撥付等具體操作層面事宜，直接關系著未來收益和投資目標能否實現。
作業層的實際操作行為都要受程序化制度（或規則）的剛性約束，在剛性約束條件下會計信息更具有決定性影響，所以準則變革的影響在企業資本經營運作和投資執行中更直接、更不容忽視。尤其是新會計準則體現的由“歷史成本觀”向“公允價值觀”的轉變，如對投資者投入的存貨成本、長期股權投資的一些相關初始投資成本、投資性房地產、合并中涉及的有關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負債等都引入了“公允價值”的新計量屬性，這使會計具體操作及相關會計信息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基于現值會計的“公允價值觀”直接影響企業資本經營運作和投資執行行為，促進企業經營和投資行為由“歷史觀”向“未來觀”轉變：一是可以基于現值會計基礎更準確地計算資本成本和經濟效益，使企業對資本經營運作和投資執行進行正確判斷與決策。二是能夠全面地反映企業資本運作和投資執行情況，有助于綜合衡量與評價歷史資本（資產）安全和未來資本（資產）安全等。三是幫助企業在正確決策的基礎上，促進資本經營運作和投資執行行為順利完成。
綜上所述，基于資本經營視角分析，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體現在理念變化、行為變化和相關經濟后果的綜合影響中。在以資本經營為導向的現代企業經營中，新會計準則變革在不同管理層管理者的作用下，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經營戰略、資本經營管理和資本經營運作，而對企業的投資戰略行為、投資管理行為和投資執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總之，會計準則變革促進企業向資本經營型轉變，引導企業投資行為向以資本增值為基本目標的投資收益最大化轉變，并且這種影響作用的傳導會在企業資本經營循環中逐漸深化，通過不斷提高投資效率和增加投資收益實現資本增值，以追求企業價值的最大化和促進企業經營的可持續性。
五、結論與建議
2006年，我國新會計準則的頒布與實施，與國際會計準則（IFRS）在全球范圍內推進的目標趨同，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資本經營和投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企業資本經營的有效性關系著資本在資本市場中的流動性，而企業投資行為的有效性更關系著宏觀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所以基于資本經營視角探索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我們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財務學、管理學和制度經濟學等理論知識，通過以上分析并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企業對會計準則變革的反應發生著從變革時的“響應式”向變革后的“自適應”轉變，并通過對企業經營方式和投資行為的主動調整來表現。
其次，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投資行為具有影響，這種影響效應通過經營方式的轉變進行傳導。
最后，會計準則變革可以促進企業經營方式由商品經營向資本經營轉變，并引導企業投資行為由低效率投資向有價值投資轉變。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企業內部管理者應基于新會計準則的相關要求加強企業管理控制，提高投資效率，促進企業有效經營。
其次，企業外部監督者應充分利用財務報告信息對企業經營實施有效監督，約束企業短視行為，促進企業長期發展。
最后，制定者在修訂會計準則時應考慮準則實施后的多方面影響效應，通過完善新會計準則指導企業建立科學、合理的會計制度，以提升經營管理水平和提高經營業績，進而推動宏觀經濟的順利運行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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