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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經濟情況范文

全球經濟已經開始出現同步、穩固的復蘇,這種復蘇還會持續下去。美聯儲以及其他各國央行采取的政策,已經成功遏制了金融危機。未來的增長會超出我們預期,在接下來的一年當中,美國的平均增長會達到3%-3.5%,日本和西歐的增長率會在2%左右,亞洲經濟增長率平均水平在6%-7%。

相對較高的增長率,是由很多因素來支撐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世界各地的公司,正在走出過去一年中他們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大幅收縮,他們從一個經過深度衰退之后的起點來恢復增長,因此,也有能力實現強有力的從低點上的增長。

相比而言,美國的就業形勢很長一段時間不會有太多增長,但這不足以為懼,僅從目前的收縮狀態當中走出來,就能增加很多的產量,帶來很多收入,并且最終支持增長。

另外重要的一點是,2009年全球的消費已有強勁反彈,若我們以零售來衡量全球消費,2008年消費狀況非常糟糕,不僅是美國進入衰退,而且全球的春夏季能源和糧食價格都達到了高峰,接下來就是危機,然后就是信貸的收緊。

但在2009年,全球消費者沒有跟著企業的消極預期去走,反而有一個強勁的反彈。過去6個月當中,全球的消費增長已經達到了趨勢增長率。這次消費增長不是由美國的消費者來引領,美國的消費仍在收縮之中,主要貢獻力量是新興市場的消費者。

從很多方面來看,2009年全球經濟的情況恰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全球經濟情況的相反反映。1998年金融危機以后,是美國經濟提升了全球經濟,把大家從全球經濟危機當中拉出來;而2008年是新興市場的消費者提升了全球經濟。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在全球范圍內,政策仍然在為這種增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所以,我們有理由堅信目前推動經濟增長周期性的因素,至少還可以發揮一年的作用。

不同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后果是不一樣的。從近期來看,亞洲整個新興市場以及大宗商品輸出國可以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逐漸使有關經濟的刺激政策回歸到常態,這將是漸進的,明年早些時候會慢慢鋪開。

但在發達經濟體當中,失業率仍在持續攀升,今后12個月,美日歐三國政策方向應該都不會做出調整,三大央行至少在明年夏天之前會保持現有利率政策不變。這樣的業績是非常穩固的,但我認為這也是令人不安的成分。

全球經濟還面臨著多個挑戰,一方面發達經濟體雖已有穩固增長,但失業率仍達到二次大戰結束以后的高點。特別是美國,在經濟復蘇開始的6-8個季度以后,失業率仍保持在9%以上。同時,發達經濟體的預算赤字居高不下,達到或接近歷史性新高,如美國到2010年財政赤字仍將達到或超過1萬億美元。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需要擔心有關當局在政策上還會做出什么反應。

就發達經濟體而言,最大的一個風險將在于決策機構面對如此之高的失業率,面對巨大的財政失衡,會采取哪些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表面上對家庭和消費者起到保護的作用,但將損害經濟增長,包括周期就業狀況和資本存量的增長,而這樣一種情況很可能出現。例如,美國已采取一些限制性的貿易政策,這不具有建設性,效果適得其反。

接下來一年到一年半中,全球經濟會繼續保持增長的趨勢,但對于美國和許多發達經濟體來說,今后幾年當中他們的長期趨勢增長率會下降。

就全球經濟下一步的發展來說,主要的機遇在于那些在危機當中并沒有受到巨大損害的國家潛在強勁的需求。我們看到,過去十年當中,新興經濟體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消費者的實力不斷上升。就購買力而言,新興市場消費者已經超過美國消費者。因此,對于全球經濟下一步的發展支撐有兩方面,一是美國和歐洲當局不會采取損害經濟的政策,二是來自新興經濟體的上升勢頭足夠強勁,使得目前經濟增長可以持續。

第2篇：全球經濟情況范文

2008年12月30日，美國經濟的三大數據同時公布：路透貸款定價公司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美國各大銀行發放的貸款總額大幅下滑了55％。標準普爾公司的Case-Shiller房屋價格指數顯示10月份美國房價較去年同期歷史性下跌18％。同時，12月份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意外降至歷史最低水平，由11月份的44.7降至38。美國經濟以創出歷史紀錄的慘淡告別2008年，而由美國房地產市場衰退引發的信貸危機在下半年迅速席卷全球，2009年又將如何?

金融市場近30年來最大困局

華爾街的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普遍認為，金融危機將在2009年繼續盡情演出，一系列嚴重的連鎖反應將嚴重沖擊全球的經濟增長，通貨膨脹也在不遠的未來向我們招手。2009年，經濟下行的風險仍然占絕對優勢。以致于2009年的通貨緊縮風險遠高于通貨膨脹的風險。

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家團隊預期，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的幅度不會超過0.9％，這將是1982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速最慢的一年。瑞銀經濟學家團隊也削減了他們對全球經濟2009年的預期，從之前的1.2％削減至1％。

“這是第六次大幅度削減我們對全球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預期了，經濟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分別從2008年11月份預期的1.7％和3.9％降低到0.9％和2.6％。”摩根士丹利美國首席經濟學家Richard-Berner博士對媒體無奈地表示。

“盡管全球的經濟政策刺激力度空前，但是全球經濟增長有可能到2010年才能恢復，增長速度有可能達到3.3％。如果這一預期實現的話，2009年－2010年將是二戰以后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二個最低年份，稍微比1982年－1983年強一點點。”Berner博士解釋說。

全球金融市場已經對經濟衰退有一個大致近似的預期，華爾街的基金經理普遍預期到明年二季度全球經濟將跌至本輪衰退的最低谷。紐約大學的幾位教授的模型顯示，以年增速計算，2009年第二季度全球經濟增長將會跌到－1.6％，這也許將是全球經濟40年的低點。

華爾街的市場人士普遍認為，政策面的好消息是全球各個主要經濟體的政府部門正在積極應對目前所遭遇的嚴峻挑戰。當然，國際金融市場各方還需要繼續努力付出更多的行動。“如果恰當地采取了更多的行動，我們預期2009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將會逐步改善。”瑞銀全球首席經濟學家Larry Hatheway博士認為。

五大因素決定2009年全球經濟

“基于政策制定者們不惜一切代價地試圖結束本次危機，經濟在2009年復蘇是很有可能的。”摩根士丹利的Berner博士分析到。“問題就在于信貸市場需要多久才能穩定下來，經濟活躍度什么時候開始提高。我們最樂觀的估計是信貸市場正在開始改善，但是其進程將不是很快恢復。”因此，經濟復蘇將會是緩慢到來，經濟真正恢復增長，最樂觀也要到2010年才有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信貸緊縮和資產價格暴跌的背景下。全球經濟下行的風險仍然巨大。事實上，來自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2008年10月和11月的數據顯示，全球經濟正處于加速衰退的通道中。正是由于近些年發展迅速的全球化。本輪的經濟衰退才迅速擴展到全球各地，這也破壞了來自海外市場對美國經濟任何可能的支撐。考慮到全球衰退的迅猛加速，任何額外地猛烈政策刺激都不太可能將全球經濟拖出低谷。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家們認為，全球經濟中處于五個巨大風險的驅動中。首先，在幾個發達經濟體內，去杠桿化的范圍仍然是不確定的，進一步的資產減記和撥備仍然有可能引發進一步的信貸緊縮。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進一步下滑將會加深這些風險的暴露。特別是對于美國來說。消費下滑的風暴至少要進行到2009年的中期。

第二，很多的中央銀行猛烈地和大量地放寬了貨幣政策。但是并不清楚這些政策什么時候和多大程度上能發揮作用。可以肯定的是，發達經濟體的流動性和貨幣增長的確出現了緩解的跡象，但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力度作用有限。

第三，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奧巴馬政府的即將上臺被認為是即將展開大規模財政刺激的開始，伴隨著未決數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大規模減稅。在一段時間內，這些政策的時間表、規模和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很可能是未知的。

第四，貨幣、商品價格和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溢價水平仍然處于劇烈波動中。

第五，對于全球經濟的復蘇進程來說，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衰退的程度將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來自這五大關鍵因素的上行風險和下行風險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對未來的預期。“在我們最糟糕的預期中，即使是經濟的嚴重衰退導致了全球前所未有的政策刺激浪潮，但是全球經濟2009年也將只增長0.8％，而2010年的復蘇也只有1.3％。考慮到我們認為全球性的衰退標準是經濟增長率低于2.5％，我們所預期的最糟糕情況比二戰以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都要嚴重得多。”Berner博士介紹說。

相反，摩根士丹利最樂觀的估計，預期2009年的全球經濟增長2.3％，而2010年將增長4.4％，他們分析的前提是“如果大規模的政策刺激以絕對性的壓倒優勢戰勝了經濟的下行風險”。不幸的是，糟糕和樂觀估計的對比顯示，經濟的下行風險遠遠高過了經濟上升的幾率。

凱恩斯主義盛行全球

瑞銀全球首席經濟學家Larry Hatheway則表示，現在，全球各個經濟體的決策者們都成為了凱恩斯主義者。最近幾周，全球各個政府部門都宣布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和龐大的支出計劃。都在爭相恐后地對本國經濟提供支撐。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匡算，2009年，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提供的財政刺激計劃已經占了GDP的1.5％，全球的財政刺激政策的主角有兩個：一個是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政府未來的財政刺激計劃；二是中國當前的4萬億元人民幣的刺激計劃對全球經濟將產生什么樣的作用。

然而，IMF的經濟學家們認為，相當于GDP1.5％的刺激計劃仍然低于IMF所呼吁的相當于全球GDP2％的財政刺激。同時，瑞銀的分析報告也認為，目前已經宣布的刺激計劃應該只是全球政府部門最終提供的刺激計劃的“首付款”。

第3篇：全球經濟情況范文

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

要度量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拉動力或貢獻率，需要兩個變量：它占全球經濟的比重以及它本身的增長速度。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11.2%的比重，以今年增長率按照IMF7.8%的預測計算，那么它對今年全球經濟增長就可貢獻0.87個百分點，相當于IMF對今年全年全球經濟3.1%的增長預測的28%，即全球經濟今年接近三成的增長動力將來自中國。與之相比，美國經濟年內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就只是0.37個百分點或12%。這就是說盡管中國經濟今年增長不足8.0%幾成定局，但由于其預測增幅是美國經濟的4.6倍之多，它仍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最主要的貢獻。這是橫向比較的結果。

這一貢獻率是多是少，就要同時參考縱向比較的結果。有意思的是，根據IMF預測所推算出來的中國經濟今年對全球經濟增長28%的貢獻率也是歷年來最高的。2007年中國經濟的實質增幅高達14.2%，但當年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4%。2010年中國經濟的實質增長率為10.4%，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僅增加至17%。2012年中國經濟的實質增長率顯著放緩至7.8%，但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反而進一步升至26%，今年將再上一個臺階至28%。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盡管中國經濟增長的步伐在減慢，它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卻仍在不斷提升，抵消了增長減速的影響有余，令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在增加。但這一現象卻也突出了中國經濟的另一值得探討之處，那就是它占全球經濟比重的增加。

表面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步伐持續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就會不斷增加。但深究之下，度量一個經濟體的經濟規模一般用的是名義概念，要根據當時匯率將其換算成美元，才能作全球性比較。因此它不僅包括價格變動因素，而且還包括匯率變動因素。而度量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則通常只看實質增長率，即撇除價格變動影響后的增長速度。中國的物價升幅多年以來一直高于美國乃至全球平均水平，而且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累積升值逾三成，連同中國經濟的實質增長步伐本來就快，就令中國經濟相對于美國乃至全球經濟的規模能夠更快地提升，而足以抵消實質增長步伐溫和放緩的有關影響。但這樣一來，便得出了容易誤導的“中國經濟增長率在放緩、但它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在增加”的結論。

通過貿易的影響

據此，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多地是一個學術性命題，其真正的影響力還需要從其他指標來度量，貿易便是其中一個有用的參考指標。目前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它還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國，2012年中國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的11.2%，較排第二位的美國高出2.8個百分點。在商品進口方面，中國則剛好與美國位置互換，2012年其商品進口占全球商品進口的9.8%，較排名第一位的美國低2.8個百分點。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的排名稍后，但仍居全球前列，進出口分居世界第三和第五位。

從GDP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越快，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就越大，但從貿易的角度主要要看進口而非出口。

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WTO，在此之前，中國商品進口占比不到全球的4.0%，服務進口占比不到全球的3.0%。到了2012年，中國商品進口已占全球9.8%，服務進口占比也增至6.8%，分別排全球第二和第三名，因此它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必然可以從進口中得到體現。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在2012年中國總值1.8萬億美元的進口商品當中，來自歐盟的進口占比最高，為11.7%，來自美國的進口占比則為7.3%，還不及來自日本和韓國的進口所占的9.8%和9.3%，僅與來自臺灣地區進口占比的7.3%持平。若從地區來看，則中國自東盟（ASEAN）的商品進口占比為10.8%，相當接近歐盟的水平。

以上中國商品進口按來源地的占比是在金額的基礎上計算的，但金額的高低并不一定代表其重要性的大小，只有把中國來自其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口與它們本身的GDP作一比較，才可以更為準確地反映中國市場對其的重要性。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來自歐盟和美國的進口金額雖然較大，但與歐盟和美國同年的GDP相比，其比率就不過為1.3%和0.8%，遠遠低于ASEAN平均8.5%的水平。至于中國來自韓國和臺灣地區的進口，就更分別相當于韓國和臺灣地區在2012年GDP的14.6%和27.9%（日本比重為3.0%）。另外，中國從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進口相當于它們GDP的比重分別為2.2%～5.5%不等，這就顯示中國市場對亞洲國家的重要性最高，其次是資源出口國，再其次才是美、歐發達經濟體。在這種進口結構之下，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導致進口遞減，影響大小的順序也是和其一致。由于亞洲國家或地區和資源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加總還是不及美、歐、日發達經濟體，故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帶來進口減少而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拖累其實沒有市場所普遍擔心的那么嚴重。此外，中國進口有相當一部分是為再出口所用，那么中國內需通過進口來解決的比例就不及貿易數字表面顯示的那么龐大。

附加值的貢獻

由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緣故，中國大量的進口當中既有原材料，也有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許多經過加工/組裝/生產后成為最終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在中國的進口當中，約六成為制成品，約三成為燃料和礦產品，約一成為農產品，正反映了這種貿易特征。這樣一來，對其部分進口產品的最終需求其實并不來自中國，中國只是全球供應鏈最后或較后的一環，在像蘋果一樣的產品價值鏈當中由中國新創造的附加值甚至是很小的，但圍繞蘋果產品的中國進出口資料卻可以很大。這樣中國進口對其他經濟體的拉動作用也有被夸大之嫌。要準確度量中國經濟通過貿易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就要撇除這一價值鏈的連環影響而只看中國的最終內部消費如個人消費開支、政府消費開支和投資有多少是通過進口來解決的。

就此，經合組織（OECD）和WTO聯合推出了一個新的統計系列，從附加值的角度去追蹤全球供應鏈當中56個主要經濟體和37個主要行業通過進出口貿易對其貿易伙伴的拉動作用。資料涵蓋這56個經濟體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在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表現及其影響。根據這一統計方式，2009年中國的最終內部需求為其進口來源地所創造的附加值合共有6185億美元，以單一經濟體來衡量，則以由美國創造的附加值最高，占該6185億美元的12.1%，其次為日本的11.7%，至于歐盟成員德國的占比也較高，為6.6%。由于中國也進口龐大的天然資源，故其最終內部需求為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所創造的附加值占比分別為5.0%、3.3%、3.3%和3.7%。至于其亞洲主要貿易伙伴，就以為韓國和臺灣地區所創造的附加值占比5.0%和3.6%為最高。

第4篇：全球經濟情況范文

    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過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生產、貿易以及金融領域的成長,他們快速地與全球市場融合,為我們講述了增長的故事,同時也引起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躍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球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財富和金融資產也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它們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資產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然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經歷了種種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會成為一個標志性的歷史階段,正是從那時起新興經濟體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開始重塑未來的全球經濟與政治。首先,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前蘇聯的正式解體,這個國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艱難的經濟轉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舉行的選舉將納拉席哈?拉奧(P.V.NarasimhaRao)推上了權力的寶座,印度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積極參與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國加快了自1978年就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步伐,從那時起,中國創造了連續二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最后,1990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Mandela)總統將南非帶入了國際舞臺。這一系列事件匯集在一起,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標志著全球化新紀元的到來。[1]然而事實證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夠促成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繁榮與穩定增長。華盛頓共識的盛行使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面對金融自由化的誘惑時改革太過魯莽和倉促,新興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地受到沉重打擊,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韓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從1998年的俄羅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經濟總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國和印度外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終于迎來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國繼續其令人驚嘆的增長速度,印度也表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而且,被稱為“金融危機”代名詞的拉美地區也開始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全球經濟舞臺當中,人均GDP連續多年增長幅度超過3%,但亞洲的表現仍然最為搶眼。在全球能源價格不斷回升的背景下俄羅斯經濟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進轉軌模式在經歷了必要的陣痛之后逐漸顯示出其優勢。“金磚四國”(BRICS)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間,全球經濟增長中BRICS貢獻了30%,與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貢獻率則從70%下降為40%,BRICS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如今已達到13%。[3]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美國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衰退3.8%,失業率達10%,同年日本經濟更是衰退5.4%,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歐元區同樣未能幸免。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是驗證了他們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長率為1.5%,與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經濟保持了8.7%的增長,印度為5.6%,印度尼西亞也高達4.6%,新興經濟體扛起了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經濟增長80%的貢獻率來自新興經濟體,來自發達經濟的貢獻率僅為20%。由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同組成的G20取代過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經濟政策走向的G8,成為協調國際經濟政策的常設性論壇,象征著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中,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格局一直處于動態的演化過程之中,由國家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所引起的不同國家集團之間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變動的原動力。在1500年之前,中國和印度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領先者地位,工業革命之后西歐取而代之,二戰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與德國、日本共同引領著全球經濟興衰。但是如今這一體系已經松動,那些過去曾被擠到外圍的新興經濟體正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從而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改變。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

    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總有一些國家領先,又讓位于新來者,再又被別的新來者超過,落后者不會是絕對的貧困,領先者也不會絕對的衰落,歷史的變遷就是這樣。[4]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將推動全球經濟重心不可避免的東移和南移,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趨勢日漸明朗。全球經濟增長引擎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輻射效應遍及整個高收入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政策對于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這就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5]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和領跑者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15世紀,隨著西方世界興起,經濟重心從古老的東方轉向了西歐。從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再到英國,以及后來的挑戰者法國、德國、日本,發展到今天的美國,他們都曾作為全球經濟格局的締造者而存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所有國家都遵循著自然的腳步,如個體一樣自有其生命周期。[6]

    從2002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間,他們的貢獻率幾乎超過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機期間他們更是完全支撐了世界經濟的增長,發達經濟體的貢獻率分別僅為0.04%和-0.07%。[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是衡量新興經濟體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從世界銀行所開發的多維度增長極指數(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為清晰的看出歐元區、美國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逐漸下降,而以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是呈現上升之勢。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國的平均多維度增長極化指數為26.2,全球排名最高,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巨大溢出效應,美國、歐元區、日本分別以20.33、10.86、5.59緊隨其后,說明傳統的全球三大經濟引擎雖然已經日漸式微,但是目前為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韓國、俄羅斯、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進入前十五強,其數量已經超過發達經濟體。

    以上只是典型事實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機打擊之下新興經濟體為什么能夠對全球經濟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答案就是南南貿易聯系的加強。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里,南方國家②的總體經濟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長率高達4.6%,至2010年,南方國家的總產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貿易額從1990年占全球總貿易額的7%上升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6%,與前一個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趨勢是由于亞洲工廠的出現、全球生產網絡中中國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組裝地所推動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南南貿易中扮演主導型角色,該地區的貿易量就占到南南總貿易額的四分之三,而他們與中國的貿易額單獨就占40%。[8]僅2006年和2007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就吸收了中東地區總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總出口的9%。中國正在南南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過對一組新興經濟體的考察,發現從2000年開始,它們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依賴中國而非G7,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G7的影響力卻在不斷下降,2000—200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與G7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僅為0.267,而與中國的相關性為1.115。[9]Garroway更進一步將研究的范圍擴大到整個低收入、中等收入國家,并得出相似結論。[10]

    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國家運來,拉美、非洲和中東等南方國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進而增加對制成品的消費,其中許多制成品就是產自中國和亞洲。中國以及東亞各經濟體通過自身的高速增長,輕巧地打開了整個南方世界經濟增長的閥門,并帶動了相關國家的共同復蘇。雖然人們不應夸大上述“反饋回路”的規模,中國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托起整個世界,不過,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因此能夠不受西方國家普遍衰落影響而強勢復蘇,進一步通過南南貿易的擴張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引領世界,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多極化趨勢日漸清晰。

    三、新興經濟體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

第5篇：全球經濟情況范文

關鍵詞：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要素流動

一、全球經濟失衡的表面現象

一般的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經常項目的巨額逆差與亞洲等發展中國家經常項目的大量盈余并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就提出，世界經濟不平衡主要表現為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對美國貿易盈余增加，以及包括俄羅斯和中東國家在內的石油產出國貿易盈余增加。

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從1995年開始擴大，1995年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為1140億美元，約占GDP的1.5%；到了2008年6659億美元，約占GDP的5．7％。全球大的經常項目逆差國除美國以外，還有西班牙、英國、澳大利亞和法國，可以看出近年來世界經常項目逆差分布呈現集中化趨勢。同時，亞洲國家經常賬戶出現了大量順差，尤其是對美貿易順差。2000年亞洲國家經常賬戶順差為2057億美元，到了2008年僅中國的貿易順差就達到2900億美元左右，中國的順差中很重要的部分是來自對美國的貿易，所以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問題是在國際上熱議話題，也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表現。

歐元區的貿易余額從1993年以來一直為盈余，同時收益項目和經常轉移項目的資金流出抵消了一部分貿易順差，經常項目還不時出現小范圍的逆差，但經常項目收支總體是相對穩定的，因此，整個歐元區并不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角，

在世界經濟失衡在貿易失衡的基礎上，通過匯率傳導機制的作用，進一步延伸到國際資本流動、投資與儲蓄的全球性失衡。由于美元霸權在亞洲地區的長期響影，亞洲經濟體普遍實施的是本幣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為了避免美國長期貿易逆差可能導致的美元貶值，進而引發亞洲地區經濟體貨幣的競相貶值再次發生貨幣危機。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經濟體被迫將過剩儲蓄用于購買美元債券，導致美國與亞洲經濟體之間出現與雙邊貿易失衡相反趨勢的資本流動失衡。那些順差多的國家再以國債方式將資本輸出到美國，就形成世界經濟的“雙循環”。

二、全球經濟失衡的深層原因

  通過上述描述，可以看到全球經濟失衡的表面現象，但要注意的是當前全球經濟的失衡并不是短期政策性因素，也不在于中期的周期性因素，而在于歷史性的長期因素，這些長期因素改變了世界經濟運行方式，而世界還沒有形成對其有效的調節手段。這就是90年代以來全球化發展所形成的世界經濟新格局與新運行機制。所以我們說今天全球經濟的失衡集中表現在國際收支與匯率水平上，但它的基礎卻是全球化加速下的國際要素流動，要素流動深刻改變了全球經濟的運行方式，是失衡的歷史性原因。所以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全球經濟失衡的現狀。

第一，全球化的原因。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而在全球化中大大增強的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國際分工方式，即由主要使用本國生產要素進行的生產出口，轉變為各國生產要素在某些國家的集聚，并進行面向世界的生產。這就是經濟全球化下國際分工的新概念：“ 要素合作型國際專業化”。

全球化導致的這種要素集聚帶來了生產出口在亞洲國家的集中，這些國家經濟不發達，處于發展階段，擁有勞動力、土地等要素，使世界經濟運行的方式發生了變化。與傳統的各國生產分工相比，生產的全球性布局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更為重要。

隨著這些年，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其集中表現為跨國公司國際投資，這為美國等發達國家構建起了一個全球的供應平臺。如果當美國政府刺激需求時，只會引進進口增加，而不是國內供給增加，其進口主要則來自于中國和亞洲國家。另一方面，中國的低消費又要求以外部市場拉動增長，所以形成了以中國為代表的，通過外資的投資和對外的出口的經濟發展方式，對外貿易的順差不斷擴大。美國則通過在亞洲國家的投資既增加了高級要素的收益，擴大了財富積累，又因為進口的低價格抑制了通貨膨脹。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又使金融資產升水使儲蓄更加減少，消費更加擴大，進一步增加了美國的貿易逆差。

第二，要素流動的原因。全球要素流動是存在著體制偏向的，高級要素的流動是比較充分的，而低級要素的流動則是不充分的。資本、技術、優秀人才、標準、品牌、跨國經營網絡、跨國企業組織等極易流動，而加工型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基本不能流動。這就導致了生產能力由高級要素擁有國家向低級要素擁有國家的流動的特征，生產加工能力從而出口能力向低級要素擁有國家的集中，廣義高級要素以資本形成向低級要素擁有國家集中，而金融財富向高級國家返流的基本特征。同時國際貿易是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的，所以我們可以將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看成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不僅超越了商品流動，也主導了商品流動。

這是因為：(1)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既包含了要素的流動 ,也包含了產品的流動，因為要素流動必然使生產地發生變化，最終形成產品貿易量的擴大；(2)要素的國際流動從生產經營的源頭起形成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 ,其深度要超越以最終產品為內容的國際貿易；(3)要素流動是廣義的 ,它既包括了貨幣資本，也包括了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信息、市場營銷網絡等等，深化了國際經濟聯系；(4)要素流動是商品流動的發展，因為跨境投資往往是為了跨越貿易障礙，包括關稅等市場障礙和運輸等自然地理障礙，擴大和發展了國際商品貿易關系。

這種以生產要素的流動為基礎的國際貿易，也使財富在國際布局上發生著變化。同時在不同類型國家之間，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存在著巨大差異的，發展中國家低級要素的收益主要轉化為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即最終消費，發達國家則以高級要素的收益或轉化為高級要素再開發，或轉化為金融資產的積累。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全球經濟失衡的形成機制：一方面，全球化的要素流動使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集聚了大量生產要素，利用其低勞動力成本進行生產出口。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構造全球的低價供應平臺，使美國需求增加不帶來通漲的上升；美國從國際投資中更多獲利，財富增長，從而導致更高的消費和貿易逆差。生產在 亞洲國家的集聚，必然導致出口能力的迅速提高和貿易順差的擴大。但是這種出口的擴大并非主要是亞洲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體現，而只是這些國家低勞動力價格的體現。發達國家投資國在這一地區集聚各類高級生產要素的事實被這些國家迅速提升的出口能力掩蓋了。這就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深層原因。

三 如何正確面對全球失衡

在這里我們應該看到，平衡是相對的、短期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時間內都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所以現在的全球經濟失衡呈現出一種長期性，持續性，是一種動態的均衡。主要是因為：1.在目前國際分工的新格局中，美國相對充裕的資本和技術與亞洲相對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組合，能夠充分發揮各方比較優勢，是一種較為現實的選擇；2.目前亞洲經濟體以債券的形式積累了對美國的債權，而美國則以直接投資的形式積累了對亞洲經濟體的債權。雖然這是不平衡的表現，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亞洲的金融市場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不完善性，美國的金融市場比較健全，所以其本質上是也一種相對均衡。

全球經濟失衡是這種短期的失衡，為了實現長期的均衡，世界經濟應當從幾個方面來改變：

第一，在國際貿易方面。通過介紹我們可以知道，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在國際貿易上，而全球國際貿易失衡首先是由美國的三大經濟政策，即赤字財政政策、高消費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造成的。三者是相互聯系的，財政赤字必然導致貿易逆差，且隨著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而貿易逆差日益攀高，到了2005年，美財政赤字高達4992億美元，占GDP的4%，因而貿易逆差也創新高，達8284億美元。在經濟學上，如果存在貿易逆差，主要由投資增加和儲蓄下降來承擔，而美國既有投資增加，更有儲蓄下降，雙重推動貿易赤字急速膨脹，同時不僅美國政府欠債，家庭也靠借債消費。美國居民家庭儲蓄率極低，難以支撐高消費，于是靠借債過日。從美國的產業結構看，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是它的優勢，而勞動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的產業則是它的劣勢。這就決定了美國必須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出口高科技產品。可是，美國大量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卻嚴格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這必然造成貿易失衡，尤其是對于中美貿易的失衡。

    對于亞洲等一些出口導向型國家，特別是中國，在國際貿易上有著巨大的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持有美國債券最多的國家，更應該重視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我們應該看到這些國家的外貿順差不能反映出其商品的競爭力很強，而是建立在人力成本低、資源成本低、環境成本低的基礎之上。對于中國來說，應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適時進行經濟轉型，將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國內消費主導型的增長模式上來。我國應該主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向生產鏈條的高端發展和實現產業部分轉移，延伸生產鏈條和網絡容量。同時我們看到我國的消費需求嚴重不足，要積極轉變消費模式，政府應該給居民提供更好的保險，使其改善消費和收入的分配比例，降低儲蓄率。同時提供更多更好的醫療服務和其他公共服務，從而提高整個人口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

第二，在全球金融方面。全球失衡的凈儲蓄方主要存在于亞洲地區，其中中國是凈儲蓄輸出的重要經濟體，中國通過貿易順差獲得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并且隨著貿易順差的持續，外匯儲備繼續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同時，中國現在的外匯管理體制使得貨幣當局只有被動地吸收大部分的流入資金，而外匯儲備的吸收直接與基礎貨幣的投放掛鉤，這就無形地增加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同時中國的儲蓄率是大于投資率的，儲蓄不能高效得轉化為投資，主要表現為中國金融體系的低效。所以我國要以政府主導金融建設為契機，進行金融的自由化建設，同時在注重間接融資主導的現狀，在穩定金融環境的情況下，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確保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

另外匯率問題也是一種重要的問題。當今的世界貨幣體系是一個以美元為世界本位制貨幣的霸權體系，當一國在選擇其本幣的匯率時 與其說是在與市場力量博弈，還不如說它是在與美國進行博弈。當前我國的人民幣在不斷得升值，但我們要看到它還不能大幅升值，應在穩定基礎上變動，這段時期人民幣的上升對國家經濟已經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特別的外向型企業，所以要謹慎的對待。在經濟的不斷發展及金融改革不斷深化之后，最終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第三，生產要素方面。通過對全球經濟失衡的深層認識，我們知道要素流動對解決經濟失衡有著重要的作用， H-O模型描述了在國際貿易中，生產要素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也正是有了生產要素這種不均衡的生產要素才產生和發展國際貿易。但為了實現全球經濟的平衡發展，生產要素的流動是不可缺少的，必須消除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而生產要素的流動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不僅對進口國，而且對出口國也有著重要的影響，使得各國在生產要素流動方面十分謹慎。現在像資本這樣的高級要素的流動在全球日益擴大，但像勞動力這樣的低級要素卻面臨著重重的流動障礙，所以要一步開放全球的生產要素市場，加快生產要素的流動，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經濟失衡。

全球經濟失衡有其負面影響，不利于世界的平衡穩定發展，但也有其有利的一面，給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發展的機會。特別是我國，擁有著豐富的生產要素，使我國在國際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可以通過全球經濟失衡及其調整的機會，獲得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吳宏,劉威, 全球經濟失衡的形成機制及其前景.江西財經大學報2008.6

［2］ 胡志浩,王雪, 金融全球化與全球經濟失衡.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1

第6篇：全球經濟情況范文

北京中期在2008年年報《解讀全球經濟運行規律，把握經濟發展與投資機遇》一文中提出，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全球經濟運行周期的必然結果，從當前全球宏觀經濟運行情況來看，該分析判斷基本確認是準確的。

從2001年開始，全球經濟經歷了5年持續快速上漲，在2006年達到年度增長的頂點。隨著美國房地產在2007年步入調整階段并引發次貸危機，2007年全球經濟增長開始放緩。隨著中國在2007年實行的從緊貨幣政策，2008年開始，以投資為主要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國經濟增長也步入下滑階段。2008年7月，以原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見頂之后大幅下滑，進入庫存周期的下滑階段，全球經濟增長急速下滑。進入2009年，在全球各個經濟體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動下，包括股市、房地產、大宗商品等資產價格率先上漲。中國在4萬億投資的帶動下，率先進入投資周期的起步階段，并在2009年下半年正式復蘇。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企穩和上揚，全球房地產也逐步進入上漲階段，新的庫存周期也開始形成。

從經濟周期角度分析，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及資產價格的大幅下滑，是3個經濟周期的下滑階段疊加的結果。目前公認的經濟周期有朱格拉的資本投資周期，周期長度為9―10年左右；基欽存貨周期，周期長度4-5年左右；庫茲涅茨的房地產周期，周期長度為18-20年左右。美國房地產周期從2007年初已經進入下調階段。投資周期以中國為例，自2008年初進入投資的下調階段，下半年隨著原油等大宗商品步入下滑階段，庫存周期進入快速下滑階段。這3個周期的下跌階段在2008年下半年進入快速疊加階段，使得全球經濟增長下滑加速，包括股市、房地產、收藏品和大宗商品等資產價格大幅下滑。

正如3個周期調整階段疊加而加大經濟下滑和資產價格下滑的幅度一樣，從2009年開始，上述3個周期上漲階段疊加，也產生了各種資產價格的同步快速上揚。雖然全球經濟快速增長的局面還沒有出現，但是全球經濟已經在2009年成功筑底。

進入2010年，全球經濟毫無懸念應該進入復蘇階段，經濟增長逐步進入小步加速階段，包括大宗商品在內的各類資產價格，在全球宏觀經濟復蘇的背景下進入震蕩上揚階段。

各國政府聯手抵御危機措施初見成效

(一)全球主要國家采取積極的財政及貨幣政策

2008年9月18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引發一連串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隨著發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各國的救市行為也日益全球化。為了重振經濟活力，全球主要國家都選擇了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

美國作為本次危機的發源地，帶頭實行了刺激措施，迄今為止，美聯儲利率已經低于“9.11”時期的水平。2009年1月29日，美聯儲把聯邦基準利率定在0-0.25％區間，之后將近一年的時間一直維持在這個利率水平，凸顯出本輪危機對于美國經濟的影響范圍及力度。

歐洲央行降至1％，英國央行降至0.5％，日本央行將銀行間無擔保拆借利率由0.3％下調至0.1％。

在一系列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扶持之下，近來全球經濟好轉跡象增多，但復蘇勢頭依然疲弱。美聯儲認為美國經濟衰退已在2009年8月結束，而經濟展望好轉，使美聯儲放心放慢公債收購速度，但同時維持其它寬松措施不變，因為美聯儲仍擔心經濟復蘇勁道不足。消費支出終于開始回升，房市以及制造業都有趨穩跡象。不過，由于經濟下滑的展望大幅降低，而經濟復蘇可能受抑制，美聯儲既不需擴大也不需縮小其救市措施。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對美國經濟表示了謹慎樂觀的看法，他認為自1930年以美國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可能”已經結束，但復蘇的速度將相對緩慢。

(二)新一輪投資周期開始

與全球金融危機相對應，現階段各國央行在把握貨幣政策過程中展現出的利率全零化趨勢尚屬首次。同水落石出的道理一樣，利率全零化的出現，也會給整個世界經濟帶來若干標志性烙印。

零利率趨勢令資本的稀缺性大為降低，在資產泡沫經歷過破裂的環境下，市場需要更加新鮮的血液，而風險回報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又將資金的利用率大打折扣，實體投資在這時候成為唯一救命稻草。中美兩國政府在危機后的舉動向全世界證明了，政府投資在危機中扮演了救命稻草的角色。2008年10月4日，白宮提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獲得通過；同年11月9日，中國國務院宣布了一項經濟刺激方案，將在兩年內采取10項措施，投資4萬億元人民幣，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兩者目的都是應對金融危機，都為保增長而進行“輸血”。

隨后中國保持了激進的貨幣及財政政策，2009年央行信貸窗口完全放開。2009年前11個月，金融機構累計新增貸款91971億元，其中上半年新增貸款總額73663億元，占全年新增貸款的80％左右，創歷史最高水平，為4萬億財政刺激措施提供了堅實的資金支持，充分保證了各項財政政策的順利實施。

(三)庫存周期由中國引領

2009年伊始，中國便開始在國際市場大量進口精煉銅，1―11月期間進口精煉銅294.1萬噸，而2008年同期進口只有125.2萬噸，同比漲幅達到135％。雖然考慮到上半年進口廢銅出現疲弱，但這種進口幅度大幅飆升是發生在全球經濟危機之時，不得不令人想到，中國率先進入了新一輪的庫存備貨周期。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原油市場上。中國已經啟動第二期國家原油儲備計劃，國家能源局已經與40多個國家及地區開展了勘探開發、煉油化工及管道項目。國能原油儲備計劃最終的目的是將達到國家90天儲備量的水平。

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價格大幅波動，給了國家在較低油價情況下進行儲備的機會。據了解，迄今儲油成本約為每桶58美元。中國利用龐大的外匯儲備，不斷進行資源化配置，防止美元波動帶來的匯兌損失。2009年內，中國與巴西、俄羅斯簽署了價值總計350億美元的石油換貸款協議，與尼日利亞等國的協議也正在商討之中，戰略及資源儲備已經在中國率先展開。隨著歐美經濟復蘇的來臨，同樣的庫存化迫在眉睫，對于商品市場的支撐，后期將逐漸呈現。

(四)房地產周期重新啟動

房地產市場作為引發本次金融危機的“元兇”，走向格外令人關注。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2009年11月公布的報告顯示，該月成屋銷售量上升了74％，達654萬套，銷售量增長速度是自2007年2月以來最快的。這也是該數據連續第三次大幅增長，房地產市場有再次恢復火爆的跡象。最大的“蕭條推手”一旦復活，很快又將推動美國經濟復蘇。

美國商務部公布的去年11月份新屋開工數較前月上升89％，創下2008年11月以來的最快增速，建筑許可、單戶型住宅和多戶型住宅的新屋開工

數均有所上升。住房建造領域的復蘇可能足以為GDP增幅貢獻多達0.5個百分點。

中國房地產市場在2009年也經歷了冰火兩重天的局面，從年初的銷售低迷到年中及年末的爆發式增長，除了購房者追逐政策尾巴的因素之外，需求的恢復也比預期更加強烈。2009年前11個月，全國房地產累計銷售面積7.52億平方米，累計同比增速高達53.01％，再創歷史新高。1～11月，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31271億元，同比增長17.8％，房地產行業的復蘇勢頭正變得更加強勁，銷售面積和新開工面積較去年同期強勁增長。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大幅增長也是拉動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升的一個主要原因，房地產投資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五)2009年中國引領復蘇全球經濟觸及最低點

在一系列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扶持之下，全球經濟好轉跡象增多，但復蘇勢頭依然疲弱。在經濟復蘇得到明顯鞏固之前，各國將繼續實施經濟刺激計劃。從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看，2009年一季度應當是這一輪周期的階段性底部。

美國方面，美國商務部公布2009年三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計算增長了3.5％，連續4個季度下滑后首次出現增長，幅度是2007年第三季以來最大，此前市場普遍預計該數字為3.2％。目前的經濟數據只能告訴我們衰退已經結束，雖然中美兩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相差甚遠，兩國GDP增速的運行區位差別甚大，但從GDP數據的走勢上看，其實美國和中國有類似情形。2008年三季度起，GDP增速開始急劇下滑，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一起構筑了GDP增速的低谷，二季度開始，GDP增速從底部走出。

與我們上年度年報預期相符，全球主要國家在2009年成功實現了經濟筑底。作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美國經濟告別衰退已無爭議，但其國內消費需求一直很疲弱，從而引發經濟復蘇是否可持續的質疑。綜合各項數據來看，美國消費需求的復蘇應無大礙。回顧美國經濟史，期間多次經濟衰退，但都在2-3年之內出現轉機，因此，在2010年全球經濟有望形成全面的正增長格局。

結論

(一)根據經濟周期理論，全球經濟2010年如期復蘇增長

從2009開始，資本投資周期、房地產周期和庫存周期3個周期的上漲階段疊加，產生了各種資產價格的同步快速上揚，雖然全球經濟的快速增長的局面還沒有出現，但是全球經濟已經在2009年成功進入2010年，全球經濟毫無懸念應該進入復蘇階段，經濟增長逐步進入小步加速階段。

(二)2010年大宗商品走勢分析

隨著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漸入尾聲，經濟復蘇增長箭在弦上，經過2009年大宗商品快速見底，2010年將迎來商品加速增長的階段。再觀測一下CRB指數。從創立該指數至今，我們可以把該指數分為三階段。依據震蕩區間所在范圍，第一階段是1953年～1971年；第二階段是1971年-2001年；第三階段是2001年至今仍在持續。2001年以來的牛市已經把CRB商品指數重新拉到一個新的臺階，而這種上漲的背景是美元的貶值以及以美元為首的貨幣體系信用的喪失。同樣，1971年的商品上漲的背景是建立在布林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引發商品進入新一臺階。本輪商品依托美元定價體系遭受到挑戰，新定價體系將令商品價格重新站上新的階段。

金屬方面，以銅為首的有色金屬在2009年成功觸底反彈，先于其他商品啟動。展望2010年，金屬價格仍然有望保持強勢運行，維持震蕩上行格局，在2010年有望再上一個新臺階。黃金在2009年創下歷史新高，受到美元持續貶值影響，2009年的全球零利率已經為后期埋下了通脹的基調。而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在經濟復蘇之前并不會急于回收流動性，這種預期將支撐金價維持強勢，整體金價在2010年有望持續維持高位運行，全年均價將在1100美元上下。

鋼材作為2009年新上市品種，已經受到多方面關注。對于國內的鋼材市場，隨著經濟的穩定增長，國內的基礎建設、房地產建筑以及汽車等工業對于鋼材需求的拉動將會維持高位；在全球經濟復蘇的環境下，鋼材作為工業生產的重要原材料，需求也正在逐漸轉好。因此，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滬鋼將會在震蕩筑底的基礎上，底部逐漸抬升，并有望沖破5000點關口后繼續緩慢上行。

能源方面，2008年原油價格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到年底時下跌幅度超過70％，2009年隨著全球經濟的觸底反彈，原油價格大幅上漲，且美元的連續下挫亦對油價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在冬季取暖油消費旺季的進一步刺激之下，原油在2009年第四季度有望站在80美元／桶之上。展望2010年，全球經濟的進一步回暖將提升原油的需求，而通脹預期將繼續助推油價，原油有望再度沖高至100美元／桶以上。

農產品方面，價格由于自身基本面的因素可能表現有些滯后，但大體趨勢也會緊追大宗商品的步伐。目前玉米、大豆價格都在筑底階段，南美擴種而帶來的豐產，有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再次聯合美國大幅增產的消息來打壓目前農產品的價格。但由于2008年底的金融危機砸出的那個價格低點已經觸及到了長期波動箱體的上沿，也是超級牛市突破上行開始的位置，因此全球供應大幅增加帶來的利空，應該主要以驗證2008年底的低點和夯實底部為己任。在消化掉這個供給面的利空后，需求也有望在今年春季展現出新的增長點，屆時農產品的供需格局將逐漸向偏緊轉變，價格也將逐步介入上漲行情。

(三)適時制定中長期保值與商品投資策略

目前，全球經濟正處于蕭條階段末期與復蘇階段初期，大宗商品必然會借勢上行，而經濟復蘇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導致商品價格也將產生劇烈的波動。在去年的商品價格大幅波動中，多數企業成功參與保值，減少了企業虧損。隨著商品市場品種的完善，更多的國內套期保值企業將參與其中，適時制定相應中長期保值與商品投資策略。

第7篇：全球經濟情況范文

經常項目衡量的是一國與他國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資金往來情況。當一國出口收入和其他經常性收入不足以彌補本國進口和其他經常性支出的時候，經常項目逆差出現，并主要表現為貿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為失衡的一方，美國2005年貿易赤字總額達到了空前的7257億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驟升至5.8%；而作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主要石油出口國及部分歐洲國家的貿易順差則達到1000億美元的規

模。其中中國尤其受關注，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達1019億美元，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1142億美元。

一、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近來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政策當局以及國際機構對于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種全球性失衡狀況增加了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風險。處于全球經濟失衡這種大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積極成員，經濟運行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我們必須具備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其走勢。因此，分析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就顯得特別重要。

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看，經常賬戶逆差的不斷擴大是其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長期調整的必然結果。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產業結構軟化”趨向的國家。1958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50%，此后服務業與第一、第二產業的地位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其經濟結構調整進程。美國不僅引領了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進程，也使其在產業結構比較優勢方面與其他國家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比較優勢產業越來越集中于創新產業和金融業等服務行業。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產業的產品需求在創新期往往限于國內，而服務業產品又多為非貿易品。這便導致美國的比較優勢產品多體現為非貿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來美國商品貿易的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貿易卻始終處于順差狀態，也表明美國以貿易品為主的商品制造部門的比較劣勢越來越明顯，而以非貿易品為主的服務業領域則具有越來越突出的比較優勢。這一變化是通過美國將制造業產品等貿易品的生產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過進口來滿足需求的過程實現的。所以，從整個世界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美國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這種先行調整及其所導致的其他國家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是其經常賬戶逆差擴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從全球角度看，戰后美國率先出現的結構調整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制造業生產重心，先向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轉移，改變了兩者間的貿易關系和生產格局，出現了日本等國對美出口制造業產品，形成對美順差的“失衡”局面。同時，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在美國引領下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過程，服務業比重逐漸擴大，制造業重心轉向資本品生產，在貿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發達國家逐漸將部分制造業產品尤其是消費品的生產轉移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服務業比重越高者為經常賬戶逆差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者則為順差的局面。結果，美國不僅要從其他國家進口消費品與標準化的資本品，其他資本品也越來越多地依靠進口，產業比較優勢的“軟化”使得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不僅規模持續擴大，其產品結構與來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終，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相互關聯的4個層次的產業循環和貿易循環的格局：一是美國自其他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存在巨額逆差；二是其他發達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最終經常賬戶存在或多或少的順差；三是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自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形成一定的順差；四是石油出口國等資源充裕國則向商品主要生產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順差。由此可見，現階段的全球經濟失衡更多地體現出多邊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經濟失衡，中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中國儲蓄過剩，物價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處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結構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會很順暢地在整個體系中傳導。現在全球經濟失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再不著手解決問題，將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又是一個發展較快、世人關注的國家，毫無疑問有責任維持和推動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高度重視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并著手避免其進一步惡化十分必要。

二、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對策

面對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和沖擊，中國必須下決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動調整內外不平衡，增強抵御外部風險和抗沖擊能力，以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第一，必須加快調整內外需求比例，適當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更加堅定地立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這是抵御全球經濟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沖擊的最有效途徑。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和貿易順差過大，前者易造成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后者易引發貿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風險。因此，當前調整內外需求比例的重點應該是抑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切實解決住房價格上漲過快和教育、醫療亂收費等制約現期消費問題，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

第二，適當調整外資外貿政策，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促進外貿平衡發展，防止國防收支失衡進一步擴大。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戰略加強對外資引導，規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行為，適當提高勞動者權益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標準，杜絕低水平重復建設，技術檔次低、土地資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外資項目，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繼續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加真實地反映實際成本，推動出口企業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同時也要積極擴大進口，特別是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進口，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三，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適當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和結構，防止美元貶值造成儲備資源縮水。全球經濟失衡和中國經濟的內外不平衡，有著深刻而復雜的國際、國內原因，人民幣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糾正全球經濟失衡，也不是解決中國經濟內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選擇，反而有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應從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實際需要出發，在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要密切跟蹤分析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特別是美元匯率走勢可能出現的趨勢性變化，及早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幣種結構，同時通過擴大進口和鼓勵其他對外投資來適當降低外匯儲備規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貶值造成國民財富流失。

第四，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交流合作與政策協調，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努力營造有利于中國的國際環境。全球經濟失衡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眾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國，只有有關各方加強合作采取共同行動，特別是美國承擔主要調整責任，才有可能扭轉全球經濟失衡繼續擴大的趨勢。為此，中國應加強同其他有關各國的磋商協調，督促美國削減財政赤字和提高國內儲蓄率，更多地承擔調整責任，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

第8篇：全球經濟情況范文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情況？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沖擊非常大。2007年時我們對全球經濟做了預測，認為經濟增長會略有下降，但整體仍會往前走。但目前的情況低于當時的預測軌跡相當大的幅度。

我們對未來GDP的潛在增長速度的預測，基于資本的潛在增長率、勞動力的潛在增長率、勞動生產率的潛在增長率。從這三個方面看，危機后，資本投資下跌很厲害，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增長速度下跌很厲害，勞動生產率雖然被賦予很高的權重和希望值，但也在下跌。未來5年，全球潛在的勞動生產率還是在低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08年的危機，動態上把經濟增長的速度降下來了。這是一個很大的結構性變化。這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

我們再來看看世界經濟面臨的結構性變局。

過去10年間，世界經濟已經出現一些趨勢。首先是全球人口結構重大變化，全球人口不斷增長，人口結構發生很大的調整，全球的老齡化，特別是就業年紀人口的增長速度下降，這兩者疊加，將在根本上改變未來50年全球經濟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個大趨勢是全球經濟繼續“輕化”。2008金融危機時，美國人認為他們的服務業占經濟比重太高，制造業太低，奧巴馬說要把制造業帶回美國。8年過去了，美國服務業的比重從78.4%，降到78%左右，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歐洲服務業的比重也在繼續上升，整個發達國家經濟繼續“輕化”。新興經濟體中服務業的比重也在上升。于是全世界出現服務業比重上升，制造業比重下降，輕資產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少的投資者愿意持有重資產。

世界變輕的同時，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收入對貿易品的需求彈性在下降。這個彈性是說，你每增加1塊錢的收入，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多少，如果收入需求彈性不變，就應該處在一條45度的斜線上。但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45度線的下方。過去10年間，人的需求偏好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再像全球化進程那么迅猛的時候需求那么多的進口產品了，而是轉而消費更多國內的服務業產品。在美國，千禧一代不愿意買車、不愿意買房，對物質需求下降，對服務業，像旅游、飯店等需求在上升。在中國，當人均GDP增長到1萬美元左右時，消費也在發生結構性變化，服務業不再走向物質產品。經濟學中，沒有任何一種變化比偏好的變化更重要。全世界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雖然在不同的平面上，但同時在消費偏好上趨向服務業，這對未來的制造業、未來的資產偏好、未來的貿易結構、資本的流動，又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第三個大趨勢是，投資長期低迷。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投資大幅下跌，跌掉了25%的GDP百分點的投資。美國的投資每年大概下跌2.5到3個百分點。投資下跌，使得增長只能由消費推動。當整個經濟輕化，投資當然會減少。這幾個事情連在一起，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

在這個情況下，加上我們處于第三次產業革命到第四次產業革命過渡期間，勞動生產率普遍下降。這還是個謎――大家都說我們每天都在發生技術創新，這是統計錯誤。統計或許確實有錯誤，但是統計錯誤不足以證明在美國這樣的國家，科技如此迅速發展，勞動生產率為何還從1.3%、1.5%，降到0.3%、0.4%左右，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證明這一點。

新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點在哪里？如果勞動生產率停止增長，人口又持續老齡化，我們用什么財富支持未來老齡社會中人的需求？我們用什么來改變收入分配的不均現象？所以，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對所有人來說是一個最大的迷思，也是巨大的經濟、政策、社會挑戰。在未來的10年，尋找勞動生產率新的增長點，將是第一等要事。

最后，我談談世界經濟政策和政治拐點。

世界經濟出現了一系列拐點，會不斷影響未來經濟金融結構性的變化。

首先，是特朗普的經濟政策。他的政策總體來說，包括緊貨幣政策，通過提高利率打造強勢美元；松財政政策，通過基礎設施投資等創造總需求空間；通過供給側改革，減稅，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貿易戰爭，來提供出口空間。這些政策還沒有具體實施，但重要的是特朗普改變了全球經濟和美國經濟的故事。人是講故事、聽故事的動物。因為特朗普的政策改變了整個市場預期，市場開始動了。

第二，是世界主要央行貨幣政策出現明顯背離，美國的利率開始上升，日本維持在0，歐洲仍然是負數，由此產生的匯率波動在不斷加大。

第三，美國通貨膨脹水平開始上升，預示著財政政策將開始變化，這又是一個很大的拐點，因為這意味著貨幣政策逐漸退出舞臺，主導經濟的政策將會是財政政策。而財政政策受到政治影響，與貨幣政策相比，不確定性很大。

第四，收入分配的惡化。我們對所有發達國家做了統計，今天收入分配不公的惡化程度和二戰前相比幾乎不相上下。發達國家中，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整體收入的比重達到接近40%，二戰前這一比重大概是42%。

第五，民粹主義興起意味著政治風險拐點。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民粹主義有更廣泛的基礎，美國英國不說，在一大片歐洲國家甚至其它國家也在抬頭，這是全世界政治變化的一個拐點。

第9篇：全球經濟情況范文

世界大變局

當前，全球正處在大調整大變局之中。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物質財富不斷積累，全球貿易、投資、人口流動從來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規模。互聯網正在把越來越多的人連接在一起，全球擁有移動電話的人數已經超過通電通水的人數。全球化推動的經濟發展也使越來越多的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90-2013年每天生活費不足1.9美元的貧困人口從18.5億減少到7.67億，國家之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持續下降，全球收入分布的曲線更加均衡。

另一方面，世界上戰亂、沖突、地區動蕩此起彼伏，難民潮規模越來越大，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最富裕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超過其余99%人口財富的總和。信息網絡技術發展并沒有如預期那樣，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給貧困人口和中產階層創造更多機會，而“贏者通吃”法則加劇了工作崗位流失和中產階層萎縮。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繪制的大象圖，展示了過去20年全球經濟“蛋糕”分配“幾家歡喜幾家愁”的不均衡局面。

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關口

有人將當前世界出現的問題，包括難民潮、收益分配不均完全歸咎于經濟全球化，這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經濟全球化將世界市場融為一體，推動了貿易、投資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發展，推動了全球經濟增長和繁榮，推動了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

當前，逆全球化思潮抬頭與全球經濟陷入“低增長困境”是分不開的。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長達8年的低增長和部分國家經濟停滯，加劇了全球收入差距擴大，部分人群包括發達國家制造業藍領工人利益受到沖擊，使得各種矛盾凸顯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是讓全球化“剎車”、“開倒車’，還是推動全球化繼續前進，將關系到全球經濟復蘇進程。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處在重要關口。經過金融危機后8年的調整，世界經濟出現新曙光。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主要經濟體指標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G20制造業PMI加權值持續位于擴張區域，大宗商品市場逐步回暖，持續多年的通縮風險有所緩解，國債收益率逆勢上揚，金融市場風險偏好有所提高。目前形勢下，若為了維護一時利益，關起門來搞貿易保護主義，切斷資本、商品和人員流動，尋求自家獨享的安全避風港，將會使世界經濟復蘇面臨更大不確定性；而順應全球化發展趨勢，克服全球化負面效應，打造全球化升級版，推動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有活力、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將為全球經濟開辟更加光明的未來。

中國新一輪經濟轉型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從改革開放初期打開國門到加入世貿組織，再到成為最大的貿易國，中國一直是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積極推動新一輪經濟轉型，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降低，轉向更加依靠消費、服務業和創新驅動，2016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64.6%，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達到51.6%。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2016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一系列積極變化，經濟增速緩中趨穩，工業生產價格由負轉正、企業效益由降轉升、就業增長超出預期，特別是制造業、民間投資等市場力量主導的內生性指標觸底回升，表明經濟趨穩的因素不斷積累，“L”型增長有望進入下半程，從“降速”階段轉向“提質”階段，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將成為主旋律。

中國經濟轉型是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在30%以上。展望未來，中國經濟轉型將有效減緩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為世界經濟復蘇注入新動力。

1. 中國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轉型，將持續提升全球市場需求。需求不足是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重要因素，而需求潛力最大的市場在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06年的消費額僅占全球消費總額的6.6%，但到2015年中國消費額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15%。從增量看，近兩年來中國都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隨著居民收入較快增長，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居民購買力將大幅提升。預計今后5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口規模有望達到8萬億美元，服務貿易進口規模將超過2萬億美元，出境旅游將達到7億人次。如此大規模的跨境貨物和服務貿易，對各國工商界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將給全球經濟帶來更多機遇。

2. 中國持續加大創新投入和人力資本投資，將深化全球價值鏈分工。2016年，中國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已經達到2.08%，研發投入強度從1%上升到2%僅用了12年。同時，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教育，讓更多人進入到產業鏈中高端。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有利于延伸產業鏈，深化全球產業分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3. 中國向綠色發展轉型，將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2016年，水電、風電、核電、天然氣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占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已經上升到19.7%，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下降5%和6.6%。中國向綠色發展轉型，對于全球減排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4. 中國企業擴大對外投資，將為投資對象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近年來，中國在積極吸引外資的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在快速增長。2015年中國成為凈資本對外輸出國，2016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701.1億美元，較2015年增長44.1%，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1.2萬億美元。今后5年，中國將吸收6000億美元外商投資，而對外投資將達7500億美元。中國企業加快走出去，不僅為持續低迷的全球投資與貿易注入動力，也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5. 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產品，將為全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中國不僅解決了自身13多億人的溫飽問題，使7億多人擺脫貧困，而且積極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1950年-2016年，中國累計對外提供援助4000多億元人民幣。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建設，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達到500多億美元，亞吉鐵路、蒙內鐵路等一批基礎設施項目建成和投入運營，促進了沿線各國經濟發展。中國積極推動多p邊投資貿易體系，支持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銀行等新型多邊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全球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合作，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為增強全球經濟增長包容性作出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