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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貿易的利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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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稅率的數據來源：根據2008年4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西蘭政府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協定》）中方關于新方原產貨物的關稅減讓表，計算的得到2008-2014年中國進口新西蘭原產地乳制品的平均稅率。中國乳制品關稅稅率數據是根據歷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中各類乳制品進口關稅計算的算術平均數。

（三）引力模型估計結果

基于公式（1），利用Eviews6.0分析軟件對收集整理的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表4、5所示。

從表4的回歸結果看，模型的擬合度（R2）為0.486053，該模型的擬合程度比較理想；模型的F值為35.74841，P值為0.0000，小于任何給定的顯著水平（1%），通過檢驗。

從表5的回歸結果可知，影響中國自貿易伙伴國乳制品進口的主要因素是兩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空間距離、乳制品進口關稅和貿易伙伴國的人口總量。這些解釋變量都是具有高度顯著水平。對回歸結果的進一步解釋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中國自貿易伙伴國乳制品的進口額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呈正比。中國GDP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顯著為正，中國GDP每增加1%，自貿易國的乳制品進口額增加1.32%，符合表2的預測。這也說明中國經濟規模的增加，促進了國民對乳制品進口需求的增長，中國GDP水平的上升乳制品需求釋放的重要因素。

2.中國自貿易伙伴國乳制品的進口額與出口國國內生產總值呈正比。出口國GDP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顯著為正，出口國GDP每增加1%，對中國乳制品出口的貿易額增加0.88%，符合表2的預測。這也說明出口國GDP水平的上升，提高了出口國乳制品的供給能力，從而促進了對中國乳制品的出口。

3.距離變量的回歸系數為1.80，雖然在1%的顯著水平下通過了統計檢驗，但是其符號與預期不符，這表明兩地地理距離不能形成對乳制品出口的障礙。從2002年到2014年，中國乳制品進口總額10%以上的四個國家為新西蘭、美國、澳大利亞和法國，但是這四個國家與中國首都的空間距離都比較遠，而與中國空間距離較近的亞洲國家其向中國出口乳制品貿易額占中國乳制品進口總額的年均比例都較小。由此可見，中國乳品的進口與兩地距離間并不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兩國間的地理距離并不能阻礙貿易國向中國出口乳制品。

4.中國自貿易伙伴國乳制品的進口額與貿易伙伴國人口數量呈負相關關系。貿易國人口數量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貿易伙伴國人口數量每增加1%，貿易總額減少1.10%，符合表2的預期。這說明進口來源國人口增加促進了該國乳制品的消費，從而減少了該國乳制品對中國的出口。

5.由模型可知，進口關稅稅率是影響乳制品進口的最重要因素。進口關稅稅率的回歸系數為-2.45，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這說明中國自貿易伙伴國乳制品的進口額與進口關稅呈負相關關系，即稅率每提高1%，進口額減少2.45%。中國與新西蘭簽訂FTA，降低了中國自新西蘭了進口乳制品的關稅稅率，極大的促進了中國從新西蘭進口乳制品的貿易。

四、結論

本文以乳制品為例，分析了中新FTA建立前后中國乳制品進口貿易額的變化。從以上分析得出，CNFTA的建立使得中國自新西蘭進口乳制品的平均關稅從12.14%降到2014年1.98%，極大的促進了中國對新西蘭乳制品的進口。

參考文獻

[1]彭秀芬.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區建設對我國乳業發展的影響[J].國際貿易問題，2009，01期（01）：54-60.

[2]張波，郭連成.中國與新西蘭雙邊貿易的發展及簽署FTA的經濟效益[J].國際經濟合作，2008，第8期（8）：50-53.

第2篇：自由貿易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TPP協議；影響；對策

TPP最開始是由文萊、新西蘭等四個國家發起的一項多邊貿易協定，而在2015年這一協定才算真正的談判結束，協定中包含的領域非常廣，比如服務貿易、投資、貨物貿易等都在其中，而且這一協定還在環保、原產地及勞工等方面制定了非常多的高標準的內容條款，具有較強的約束力。

一、TPP協議對我國的影響分析

（一）TPP協議遏制了我國政治的發展

從實質上來說，可以將TPP協議當做是美國遏制中國的一種戰略手段，美國希望借助這一協議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對中國的發展進行打壓，從而削弱我國的國際影響力。美國希望通過TPP協議獲得其自身國際地位及影響力的提高，利用TPP談判的發展，美國可以評價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優勢，在成員國相互之間開展合作的基礎上，借助現有的政治力量，聯合與我國存在領土爭端或者有潛在敵對態度的國家，對我國的發展造成一定的阻礙。TPP協議的標準較高，覆蓋范圍較廣，包含有多方經濟利益，這樣一種貿易體系在挑選成員國的時候，不僅會考慮堆放的經濟政治實力，還會比較關注這一國家與美國之間的密切度，這可以看作是美國為保持其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優勢而開展的一個戰略規劃，它希望在TPP談判的發展過程中，可以實現自身地位的強化與鞏固，對中國當前的優勢地位進行削弱。

TPP屬于一項新型的貿易協定，它既是純粹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具備知識產權保護、消除關稅等多樣化的內容，在其今后的發展中，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互換會進一步的深入，從而對亞太地區經貿機制造成一定的沖擊，還容易對那些處于邊緣地段的非成員國形成“排他性”，使得亞太經貿區的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改變，我國也是非成員國之一，因此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二）造成貿易轉移，增加負面的經濟效應

在TPP協議中明確指出，各成員國之間進出口貿易實行零關稅，關稅同盟及自由貿易協定的推進要求成員國之間在貨物互通領域實行最惠國待遇與無差別待遇。其中的各個成員國在互通貨物時可以實現成本的降低，原有的從其他國家進口的貨物或者原材料開始在成員國之間開展進口貿易，形成了貨物轉移效果。隨著TPP影響規模的擴大，其造成的貿易轉移現象也會得到強化。在以往的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中，我國可以通過自己的資源優勢，給其他國家輸送原材料，從而建立了長期的貿易伙伴關系，但TPP協議中出現的成員國間的零關稅協定，使得從成員國之間進口貨物的成本要比從我國進口低，這樣就減少了我國出口量，對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另外，國際貿易總量的降低還會減少我國的貿易收入，成員國之間貿易往來更加頻繁，使得原來的國際市場縮小了范圍，進而我國GDP總量呈下降趨勢，使得相關的福利效應得到削減，強化了這方面的負面影響。

二、我國應對TPP協議的對策分析

（一）積極推動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實力及綜合國力都得到了快速發展，我國在亞洲地區的國際市場中也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及話語權，我國應該把握這一優勢，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的聯系，積極與其他未加入TPP協議的國家形成良好的貿易合作關系，強化兩者之間的貿易往來，實現貿易力度與深度的發展，擴大我國的影響力。另外，TPP包含的范圍比較廣，各個成員國的發展實力也相差較大，文化差異也會增大。我國能通過這種文化上的差異，讓亞太各國可以借此加強相互間的經濟及貿易往來，本著寬容。多樣的發展原則，努力實現更大范圍的合作，建立亞太地區內部各國的循環經濟，推動各國的經濟進步。還可以借助當前中日韓、亞太自由貿易區等的地區間的優勢互通有無，我國不僅應該通過引進更多的高科技產品去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還應該增加紡織、服裝等輕工業產品的出口量，增加出口外匯，通過這種內外結合的方式，早日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革新，使其增強經濟領先地位。

（二）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間的FTA建設

TPP協議內涵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相契合的，在當前TPP覆蓋范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如果我國一直保持這種不加入的態度，就容易受到排擠。對原有的同盟關系發展也是不利的。因此，我國一方面可以借助中非自有貿易橋梁其實現各國間貿易聯誼的強化，鞏固經濟貿易中的地位。中非FTA形成的伙伴關系更加深入，我國也會在這一市場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另外，我國還可以與TPP協議國中一些發達國家開展雙邊談判，對雙邊自由貿易的狀態重新協商，盡快的與這些國家形成良好的FTA關系，進而逐漸的與TPP多數成員國建立友好的FTA關系。

三、結束語

TPP協議的發展能夠有效的推動貿易自由化及區域經濟的進步，本文主要講的是這一協議對我國的影響及相關的應對對策，TPP協議對我國造成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弊共存的，要清楚的認識到這一協議的復雜、多層次的特點，能為其內部成員國帶來多重利益，但是對于我國來說，還需要針對其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找到相應的解決對策，對其利弊進行多角度的剖析來迎接TPP帶來的挑戰。

參考文獻：

[1]冉冰娜.TPP的發展影響以及我國的對策研究[D].沈陽工業大學，2014

第3篇：自由貿易的利弊范文

    一、東亞區域合作的內部動力和外部影響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飛速發展,導致國際市場的競爭與風險加劇,特別是在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中,由于巨額游資充斥其間,如果某個國家金融體系不夠完善、金融機構的管理水平不夠高,就有可能使投機者有機可乘,從而給該國乃至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動蕩。而東亞地區大部分國家還處在發展中國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會面臨較大的風險,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詮釋。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面前,東亞任何一國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迫切需要緊密合作來共同面對機遇與挑戰。(2)作為上世紀末經濟全球化浪潮過渡和補充的世界范圍內的區域經濟合作浪潮洶涌澎湃,加上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大大激發了東亞國家加強區域合作的積極性,增強了它們對區域合作的信心。當初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成使該地區形成了約3.6億人口的大市場,內部貿易額達到2250億美元,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貿易總額的30%。而東亞地區如果能形成這樣的自由貿易區,則會形成約19億人口的更大市場,內部貿易額必定會大幅度上升,運行良好的話就有可能會取得超過NAFTA的成就,這極大地誘惑了東亞各國。

    在外部因素驅動的同時,東亞各國自身對區域合作意識的加強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東亞整體意識”在區域內達成了共識,尋求區域競爭力已成為各國的共同目標。很長一段時間,東亞被“割裂”為東南亞和東北亞,兩者之間來往很少,個體意識較強,東南亞國家更多的是尋求內部合作。從1967年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到1992年實施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到如今東盟自由貿易區進行得有聲有色,其內部貿易確實做得不錯,但其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與東北亞國家的合作卻十分有限,危機爆發后,東盟國家發現東北亞國家也被波及,這讓它們了解到東亞各國的經濟依存度其實是較高的,加上中國在危機期間毫不猶豫地向東南亞受災國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現出的一種負責任的大國姿態,讓東盟國家轉變了地域觀念,將自身置于東亞整體區域之內,轉而謀求區域合作機制以提高整體競爭力,這種主觀意識的轉變奠定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

    其次,由于美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一種漠不關心的姿態以及操縱IMF對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條件的所作所為,讓受災國從慘痛的經歷中意識到必須依靠東亞內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發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國經濟的衰退導致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東亞國家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更加深了東亞國家對上述觀點的認識。正是由于這些主觀因素的影響才造成了如今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熱潮。

    二、關于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具體形式問題的分析

    現在東亞區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東盟10國與中日韓三國的交互合作方式,但這僅僅只是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過渡階段,并非真正地實現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假使這一階段過渡得很成功,區域經濟合作要朝著一體化層次發展,那么可能會表現為哪種一體化形式呢?

    區域經濟一體化按層次高低分為: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和完全的經濟一體化。不同的形式會給成員國帶來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讓渡不同程度的國家主權,因此,各成員國會謹慎權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協調以做出抉擇。

    由于在東亞區域內,既存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又有東盟的一些小國家,況且東亞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萬別,也就是說上述X指標在東亞各國間差異很大,因而可以認為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是相當高的,這就大大降低了各國組成貨幣聯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東亞區域內采取經濟聯盟這種一體化形式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貿易區會給各國帶來一些看得見的利益:如果自由貿易區能夠建立,會形成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場,由于取消了關稅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內部貿易額肯定會大幅度上升,這樣就能夠通過促進各國外貿額的增長帶動其經濟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該形式并不妨礙各成員國針對非自由貿易區成員采取其它的貿易政策,即沒有要求各國進行國家主權的轉讓,這使得東亞國家比較容易接受。

    三、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的阻礙

    根據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論上建立自由貿易區給各國帶來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較容易實行,但來自經濟理論之外的因素卻給自由貿易區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礙。

    這些負面影響來自區域內和區域外兩個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來自美國方面的阻礙,由于之前歐盟的高速發展已經開始威脅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美國不愿再看到一個潛力巨大的經濟聯合體的崛起對其造成影響,同時更擔心被其認為是潛在對手的中國會借助區域合作的力量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因而其會阻止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上日韓均是美國的盟國,美國的干擾無疑會產生較大的影響。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核心論壇”與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國的反對而未成功就是這方面的例證。

第4篇：自由貿易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保護貿易；非關稅壁壘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特別是中國加入WTO過渡期即將過去,世界各國的貿易政策對我國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分析國際貿易政策的變化，把握中國對外貿易的地理方向、貿易結構等因素，將有利于促進我國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

一、國際貿易政策的演變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四個階段：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主導思想是重商主義；政策是實行國家保護主義，認為商業是國家活動的基礎，國家應對本國商人的利益進行保護，還應保護工業，扶持工場手工業的發展，以增加生產，擴大出口；同時限制傾向輸出和商品進口，鼓勵出口和傾向輸入。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發達國家為了保住自身原有優勢，在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和投資乘數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超保護貿易理論。認為出口就如同國內投資一樣對國民經濟具有“注入”效果，會增加有效需求，還會對國民收入有倍增效應。4、新保護主義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不強調全面的貿易自由，也不完全排斥貿易保護政策。1973年的能源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等，使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脫離過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轉向以管理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全球性的保護貿易浪潮。

從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演變的幾個階段不難看出，國家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并且可從中發現很多的問題：為什么現實中的國際貿易不是自由貿易？為什么現實中的貿易政策總是試圖抑制貿易而不是從總體上促進貿易？跨越不同行業、國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貿易保護水平的差異性的決定因素是什么？

二、實施差異性貿易保護政策的理論依據

（一）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其貿易保護政策的取向也必然存在差異

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雖然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但雙方因自由貿易得到的好處是不均等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中得到的好處要多。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是一直極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在實現工業化之前它們都采取了高關稅的保護政策。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間、發展中國家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都會存在貿易往來，所以他們各自都制定了不同水平的貿易保護政策。特別是發達國家會對不同國家采取不同的貿易保護政策。

（二）國家內部各行業、不同國家內部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貿易保護政策及其差異的又一原因

以美國的鋼鐵產業為例。美國在自由貿易中得到的利益應該是大于發展中國家的，為什么布什政府還要揮舞201條款的“大棒”，不惜引發一場世界性的鋼鐵大戰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各行業在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門是負的利益。資料顯示，由于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鋼鐵供應商的競爭，1990-1999年，美國鋼鐵制造工業每年有大約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國總共有18家鋼鐵公司破產，有23500多工人失業。按照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論，像美國之類資本量較多的國家，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然后進行交換，以獲取國際分工的好處。現在的問題出在美國出于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考慮，既要生產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又要維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而這些產品的生產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畢竟鋼鐵業曾經是美國的支柱產業，并有60萬的鋼鐵工人，將他們轉變到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就業，是需要時間的。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布什政府權衡各方利弊，最終決定啟用201條款提高關稅。可見貿易利益對國內各行業的不同影響也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而不同國家內部的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的貿易利益分配不公，自然形成了不同的貿易保護政策。

（三）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的脆弱程度，影響其制定的貿易保護政策的激烈程度

世界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往往在經濟不景氣時表現得最為嚴重。自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以來，世界各國經濟普遍陷入了衰退，各種保護貿易政策便乘機沉渣泛起，引發國際經濟摩擦。美國著名國際經濟學家Dominick Salvatore就堅持一個論點，即國家需要貿易限制來保護國內勞動力的沖擊，即通過貿易保護來減少國內失業；復旦大學歐盟研究中心戴炳然教授指出，目前，在西班牙等國失業率已很高，政府的穩定性都受到威脅，“而紡織業在這些國家是一個敏感話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到社會福利與就業的問題，與政治家們的政治前途休戚相關”。Magee通過1933～1977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失業率每提高10%，就會增加9%的貿易保護壓力。正是基于此，這些國家極力主張保留對中國紡織品的配額，采用政治和貿易壁壘的手段阻止這些產品的進入。

三、對策建議

（一）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的必然性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貿易利益相對較小。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的WTO條件下，各國的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WTO下的保護更具進攻性、系統化、法律化，更加難以對付。

加入WTO后的中國，首先，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制定出中國的一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其次，對中國國內各產業來講，加入WTO對它們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協調好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比什么都重要。而要協調入世對各行業帶來的利益不對等也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制定相應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適當保護措施，而且這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取的對策。

（二）立足于本國的發展現狀

一國對不同經濟實力的國家所制定的貿易保護政策也是不同的。所以要按自己的經濟發展水平來衡量現有的制度是否有效，不能盲目跟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選擇。在某些行業面臨外國沖擊，比如反傾銷，行業就業率下降時，要適時地加強貿易保護政策。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受貿易保護主義傷害最大的國家之一，所以，這里主要提出中國該如何應對外國的反傾銷。如何利用爭端解決機構（DSB）保障自身的權益已經成為一項緊迫的課題。截至目前，共有19個國家向DSB提起有關反傾銷案件，這其中包括了孟加拉國、哥斯達黎加等對外貿易額較小的成員。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和反傾銷措施的最大對象國，沒有理由不積極運用WTO賦予的申訴權，對其他成員的反傾銷措施做出積極的、主動的反擊。同樣作為發展中成員的印度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印度曾提起6起有關反傾銷的申訴，而在印度發起的279起反傾銷調查中，也僅有3次被其他成員申訴至DSB。

（三）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在WTO條件下，關稅手段和“傳統”的非關稅保護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終要取消的，于是各國紛紛轉向“新型”（“隱蔽型”）的非關稅壁壘。加入WTO后的中國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1、加強和提高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建設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關稅壁壘（NTB）作為保護措施方面，發達國家早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側重點早已轉向以反傾銷為代表的“新型”的、隱蔽性強的NTB。從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對反傾銷的規定，到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再到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應該說，中國在反傾銷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中國的反傾銷隊伍還有待加強。反補貼也是比較新型的非關稅壁壘，也成為各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1989～1993年期間發起的反補貼案數目占全球反補貼總數的比重高達93.2%。中國最近也頒布了《反補貼條例》，但是，至今中國的反補貼尚無實際操作經驗，專業人才缺乏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2、積極穩妥地建立中國技術性壁壘體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術標準。雖然目前中國的整體科技實力還比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個別領域制定出本國特有的、并且是國際領先的技術標準，也將極大地增強中國保護本國市場的能力；二是制定和完善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SPS）。雖然GATT中SPS協議鼓勵各締約國將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國際標準或指導原則接軌，但它同時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術上的復雜性，這是一種隱蔽性相當強的非關稅壁壘；三是建構綠色貿易壁壘體系，又稱環保壁壘，即以環境保護為理由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中國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來抬高國內市場的進入門檻。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條件下，在必要時候適當地保護本國產業，任務是艱巨和復雜的，這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說制定了幾部法律或法規就可以有效保護了。它需要國家各個部門相互配合，不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養人才；不僅要制定保護性的對外貿易政策，更需要將它與國內產業政策結合起來考慮。

參考文獻：

1、劉厚俊.國際貿易新發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2、趙偉.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第5篇：自由貿易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自貿區 金融政策 境外融資 供應鏈融資

一、自貿區金融政策解讀

2013年9月29日，經國務院批準，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FTZ）正式掛牌開張，該自貿區的覆蓋范圍包括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FTZ屬于區域性經濟特區，從金融領域的角度上講，FTZ的開放具體體現在準入自由、交易平臺多元化、資本項目放開、融資便利以及人民幣跨境結算等幾個方面，它的出現推進了整體金融改革步伐的加快，實現了市場主體國際化、多元化、利率與匯率市場化，自此國內金融體系改革正式拉開帷幕。

FTZ的金融政策更具開放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上：其一，貿易領域的監管模式創新。FTZ將實施“1+2”的監管服務新模式，即一線逐步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這里所指的一線為國境線，二線為國內市場分界線。該監管模式提出，要將一線監管的重點放在對人員的監管上，相關的口岸單位則只需要做好檢驗檢疫等工作即可。而海關方面也將從原本的批次監管模式逐步向集中、分類、電子化監管模式轉變，以此來實現FTZ區域內人員與貨物的快捷、高效流動；其二，推動外貿物流創新發展。由于FTZ整合了上海市四大保稅區，從而使其成為國內最大的物流特區，它的發展主要依賴于長江經濟帶，同時能夠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物流業的發展。長江自古便有“黃金水道”之稱，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內河水運通道，而上海港有將近90%左右的集裝箱貨源來自于長江經濟帶，這使得浦東機場也隨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貨運機場；其三，能實現15%企業所得稅優惠。FTZ的出現，為上海推動稅收創新提供了可能，離岸貿易、金融采用低稅率以及對境外投資收益采用分期繳納所得稅等優惠政策的出臺，極大程度地支持了自貿園區內的企業發展；其四，離岸金融中心的構建。離岸金融業務既與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一脈相承，并且也是FTZ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人民幣匯率價格發行機制的頒布實施除了能夠使外流資金更好地周轉之外，還能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的使用效率；其五，擬定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在金融領域當中，最容易引起人們關注的無疑是金融試點，FTZ涉及金融方面的內容包括匯率自由匯兌、產品創新、利率市場化、離岸業務、金融業對外開放等等。

二、自貿區供應鏈融資方案構建

長期以來，我國境內企業一直存在融資困難的問題，這是造成境內企業境外投資資金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從而嚴重阻礙了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發展。境內企業融資難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我國資本市場不健全，債券市場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使得絕大部分企業難以通過發行債券融資；二是境內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為銀行貸款，若想擴大境外投資就必須以境內企業增資為前提，但是銀行貸款的審批時間長、限制條件多、程序復雜，難以滿足境內企業的融資需求；三是在境外設立投資企業，其商業信譽需要長時間建立，不僅企業總部難以全面掌握境外企業的運營狀況，而且境外企業也很難在當地銀行獲取貸款支持。基于以上現狀，境內企業應當借助自貿區的金融政策開辟融資新渠道，通過運用供應鏈融資方案實現境內、外資金流動。

（一）提高企業融資能力

我國企業可通過在自貿區設立機構的方式進駐自貿區，充分利用自貿區平臺，掌握自貿協定國家和地區的有關法律法規，為企業對外貿易奠定基礎。企業應當充分發揮特色產品優勢，增強產品創新能力，利用自貿區的自愿幫助企業擴大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不斷提升企業利潤水平和內源融資能力。尤其對于中小企業而言，企業應當走小而特、小而新的發展道路，以產品的技術創新性增加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努力開發出滿足自貿協定國家和地區市場需求的產品，增加企業自身的資本積累。與此同時，企業還要加強內部管理，建立健全財務制度，增強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企業要定期向利益相關者提供真實、準確的財務信息，避免因信息不對稱給企業融資造成不利影響。

（二）創新供應鏈金融產品和服務

在自貿協定國家或地區當中，國內企業應當充分發揮出自身的優勢，進一步發展供應鏈金融技術。首先，可通過發揮特定領域內的資源優勢來逐步降低供應鏈金融服務產品的研發和運營成本；其次，可在熟練掌握有關知識及相關業務的基礎上，實現降低投資風險的目標。如國際快遞物流公司、浦發銀行、深發展銀行三家聯合推出的UPS全球供應鏈金融方案。自貿區內的企業以其自身的產品或是庫存為擔保，UPS則利用自己在物流方面的優勢，直接對企業的庫存和貨物流動進行管理，而合作銀行按照UPS所提供的企業庫存價值對企業進行融資。在這一過程當中，UPS屬于第三方監管機構，它以物流提供商的優勢對企業質押的貨物進行監督管理，這樣一方面規避了金融風險，另一方面為客戶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物流服務，有效擴大了物流業務，利潤也大幅度提高。

（三）建立交易雙方公共信息平臺

銀行與企業之間以供應鏈金融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關系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市場交易關系。其中銀行方面屬于授信者，而企業則屬于受信者，若是兩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性，便有可能導致企業領導者為了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使銀行方面的利益受損，或是有能力償還銀行款項的企業因為未能獲得融資而與發展機會失之交臂。為此，我國的商業銀行與加工制造企業在投資自貿協定國家或地區時，應當建立雙方公共信息交換平臺，以此來實現雙方信息共享。該平臺的建立有兩方面的作用，其一，銀行方面能夠從我國加工制造企業獲得當地企業的交易資信詳情，這樣有助于控制風險和擴展當地市場；其二，能夠實現雙方之間的信息共享，有利于提高供應鏈的市場適應性以及競爭能力。例如，深發展銀行提出實現供應鏈金融業務線上化，這為供應鏈當中的企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信息交換平臺。借助該平臺，銀行可以為企業提供多項服務，如授信、資金管理、理財、結算等等。而企業則可借助銀行提供的專業財務供應鏈管理技術進一步增強與供貨商和經銷商之間聯系，從而獲得更加穩定的供貨和及時銷售。

（四）重視供應鏈融資人才培養

供應鏈融資模式需要配備熟悉國際法律、金融、貿易等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并且還要了解自貿協定國家或地區的投資環境、文化習俗、市場結構等情況，以確保企業供應鏈融資模式的順利實施。為此，企業要重視供應鏈融資人才培養，在對外投資時，要充分利用當地的華人資源，積極聘用既具備金融貿易知識和企業管理能力，又熟悉當地市場環境的華人管理者。此外，企業還要加強華人管理者法律法規、信貸制度、經營理念等方面的培訓，使其成為滿足供應鏈融資需求的復合型人才。

三、自貿區供應鏈融資的利弊及風險

利用自貿區政策實施供應鏈融資方案的優勢在于：供應鏈融資能夠利用供應鏈核心企業的良好信貸資質，提升本企業在銀行貸款業務中的信用等級，有效解決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不僅能夠促使我國境內企業實現境內、外資金的流動，而且還能夠引導企業快速融入當地市場競爭環境，推動企業發展。

利用自貿區政策實施供應鏈融資方案的弊端在于：現階段，我國的商業銀行供應鏈融資雖然在自貿協定國家或地區的市場中獲得了快速發展，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如網點建設的布局缺乏合理性、融資產品和服務針對性不強、供應鏈融資產品的種類單一等等，使其很難與當地的銀行分庭抗禮，并且與一些老牌的跨國銀行也存在十分明顯的差距，無法提供全方位且具有針對性的供應鏈金融產品與服務。此外，供應鏈融資方案具備跨越多行業、多方參與的特點，增加了企業供應鏈的運營風險，若企業與供應鏈核心企業一旦出現合作關系破裂，就會使供應鏈融資方案面臨失效的風險。同時，供應鏈融資金額若與真實交易情況不匹配，也會造成企業融資風險，降低企業償債能力。因此，為了有效規避供應鏈融資方案帶來的融資風險，企業應當加強供應鏈融資的風險管理，健全供應鏈融資保障機制和風險預警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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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迪瓊.廣西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基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視角[J].學術論壇.2012（1）.

[3]顧益民.自由貿易區離岸金融市場模式選擇、制度障礙和實現路徑[J].上海海關學院學報.2013（10）.

第6篇：自由貿易的利弊范文

論文關鍵詞：韓美FTA;戰略含義;影響

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簡稱FTA)談判在歷經8輪10個月的艱苦磋商后，最終于2007年4月2日落下帷幕，并于同年6月30日正式簽署。盡管協定還有待兩國國會批準，但鑒于雙方的強烈意愿，2009年獲得通過應不會有大的問題。盡管第八輪談判后還存在重大分歧，但在隨后的高級別會談中，韓美雙方出于各自重大的戰略考慮，還是在敏感產業方面分別做出讓步，促使談判在兩次延期情況下依然達成一致。韓美為什么要如此匆忙達成FTA，除美國政府TPA權限即將到期的原因外，雙方共同戰略訴求恐怕是更深層次的動力源泉。

一、韓美FTA的主要內容

韓美FTA是一個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的具有廣泛內容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內容涉及農產品、紡織品、原產地、海關清關制度、衛生檢疫制度、技術壁壘、投資、服務、金融、電子商務、競爭性政策、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制度、勞工問題、環境和透明度問題等19個領域。韓美FTA是美國15年來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是與亞洲國家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韓美FTA是雙方相互妥協的產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協定。依雙方談判代表所述，雙方都實現了自身的目標，但卻都沒有實現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輪談判中，農業、汽車、紡織品等領域的開放問題一直是談判的焦點。 在農業方面，美國迫切希望完全實現貿易自由化，韓國則要求將部分農產品排除在貿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談判結束，雙方才相互讓步達成協議：美國同意將大米排除在外，允許韓國保持進口配額限制;韓國則宣布只要國際獸疫局(OIE)承認美國是控制風險國家，就恢復進口美國牛肉。

其他農產品談判雙方也各有讓步。在汽車領域，美國希望韓國廢除所有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韓國則要求美國立即廢除轎車關稅，并在5年內廢除小型貨車關稅。雙方最終敲定，汽車零部件和小于3 000co的汽車立即取消關稅，大于3 000co的汽車在未來3年內取消關稅，小型貨車在lO年內取消關稅。韓國同意改變針對美國大型車的稅制，并在3年內將汽車特許權稅從10%降低到5%。在紡織品領域，韓美FTA最終將執行“YarnForward”規定，即：FTA下的紡織品必須在美國或韓國境內制造。這樣，美韓貿易中就有61%的紡織品被取消關稅。但作為特殊安全機制，對可能使相關行業受沖擊的紡織品進口，2年內仍可征收關稅。

二、韓美FTA的戰略意圖

(一)促使韓國擴大開放范圍，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韓國在工業化后期開始轉變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持續推行自由開放政策，較好地適應了經濟全球化趨勢。其商品貿易占GDP的比重超過70%，服務貿易比重達13.5%，超出其他主要國家。但WTO多邊貿易體系作用并不明顯，相反，許多大國也紛紛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國家為主的雙邊自由貿易體系，區域主義呈高速擴散態勢。韓美FrA不僅意味韓國繼續適應經濟區域化趨勢，也意味韓國要繼續擴大開放，在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的同時，也促使服務業及部分薄弱產業積極面對世界經濟自由化浪潮。此前，韓美各自締結的FTA規模較小，不足以承擔經濟增長點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第十大經濟體的FTA，會給雙方提供更廣闊的貿易平臺和經濟增長契機，每年會增加多達200億美元的貿易額。有研究表明，韓美FTA可使韓國對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長2%左右。屆時，GDP最高可增加135億美元，創造10萬余就業崗位。另外，非關稅壁壘的撤銷和公平競爭條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還可增加投資和技術轉移，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建立透明的會計制度，形成靈活的勞動市場，進而推進韓國整個經濟的發展。

(二)分散韓國的對外依存度，擺脫其對中國市場的嚴重依賴。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韓國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對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對華出口比重則由5.2%增加至27.2%。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以零配件、原材料為主的對華出口成為韓國經 濟的支柱。而且，韓國制造業海外投資50%以上集中在中國。雖然中國不斷擴大的市場拯救了后工業化時期的韓國經濟，但由于對中國依賴程度過高，致使中國經濟變動對韓國影響也越來越大。因此，韓國需要以韓美FTA為契機，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美國市場份額，在出口市場上進行多樣化規劃。

(三)使韓國擺脫“三明治”的被動局面，尋找東亞之外的平衡點。韓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內迅速達成，除美國政府“促進貿易權限”(TPA)即將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還是韓國政府出于“嚴肅的政治判斷”。韓國近年來一直擔心自己淪為東北亞的“三明治夾心”，害怕埋沒在日本與中國之間。韓國迫切希望扭轉競爭力上的頹勢，希望從這種“夾心餅干”狀態中掙脫出來，希望通過締結亞洲最大規模的FTA來扭轉局面。韓美FTA有助于韓國重新調整貿易關系，減少因對美貿易順差而頻繁引發的貿易摩擦，降低韓國對日本商品的依賴和逆差狀態。今后在美國市場上，韓國所享有的優惠將有利于與日本產品競爭。

(四)有利于韓國與中國爭奪美國市場，提高全球市場競爭力。美國是“完全競爭的市場”，每年進口規模高達1.7萬億美元。因此，在美國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韓國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趨勢。韓國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已從1995年的3.3%降到現在的2.6%。而中國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達14.6%，10年間上升1倍多。韓國認為，中國的急劇增長，壓縮了韓國在美的市場空間，這種趨勢今后仍有可能繼續。韓國正處于必須尋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與美國簽署FTA，正是為增強其競爭力，屆時韓國商品就無須再懼怕“中國價格”。韓國對美出口預計會增加353至462億美元，相當于2005年韓國對美出口額(438億美元)。特別是汽車、纖維、電子等主要出口產品的對美出口將會大幅增加。

(五)形成韓美同盟，牽制中韓的融合。韓美FTA除經濟上的考慮外，還包含復雜的政治因素。其一，韓國在長遠戰略上想做中美之間的“勢力均衡者”，以便在東北亞地區求得良好的生存發展。其二，美國在長遠戰略上要牽制中國，牽制中韓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韓國的“平衡戰略”，以達到“更深介入亞洲”的目的。對韓國而言，作為唯一與美國締結FTA的東北亞國家，韓美FTA 將使雙方在已有軍事同盟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經濟同盟，從而形成“整體同盟”，提升自身“東北亞平衡者”的地位。對美國而言，韓美FTA的經濟含義與政治含義也同等重要。防范與牽制中國是美國與韓國簽署FTA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中國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作用日漸增強，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受到影響。因此，美國希望通過美韓FTA加強同東亞的聯系，牽制韓國進入中國經濟圈，削弱中國對東亞的影響。

(六)主導東亞VIA進程，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韓美VIA通過爭奪東亞VIA進程的主導權，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形成對中國的無形壓力，迫使中國在今后FTA談判中做出讓步。近年來，為爭奪東亞貿易主導權，美歐都在加速實施亞洲FTA戰略。韓美FTA標志著美國以亞太經合組織為舞臺的VIA戰略已拉開帷幕。歐盟與韓國的VIA談判也已開始啟動。美歐2007年5月與東盟就開始VIA談判達成協議。美歐之所以在亞洲加速VIA戰略，是擔心中國在東亞的話語權過于強大。美國認為，東盟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加強了中國的領導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國家與之進行VIA談判。相反，美國在亞洲的VIA談判處于陷入僵局的危險，布什總統在貿易方面的“快速審批權”也將到期。如果歐盟現在開始進行自己的FTA計劃，美國在亞洲及廣泛多邊體系中的地位可能進一步被削弱。韓國VIA戰略也有類似考慮。韓國采取的是“遠交近攻”的“三步走”戰略，即先是美國，然后是歐盟，最后是中日。韓國認為這是掌握主動、擴大影響的重大舉措，通過與最大經濟體美國簽訂FTA，韓國將首先掌握FTA標準的話語權，繼之與歐盟、加拿大的談判也都不會很難，進而在東亞VIA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韓美VIA達成后，中國和日本都表現出一些急迫情緒，歐盟也稱要在年內結束談判。這使韓國意識到先同美歐談判就可以“要挾”鄰國對自己做出讓步。

三、韓美VIA對中國的影響

(一)使中國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處于被動局面。韓美FTA意圖削弱中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影響。韓國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縛，擺脫中日夾擊下的“三明治”尷尬局面 ，實現經濟上的“平衡外交”，在東亞VIA進程中為韓國贏得話語權。如果韓國與歐盟VIA談判成功，那么韓國就幾乎掌握了全部主動權。這意味著中國不得不考慮“10+3”框架之外更廣泛的VIA戰略，擴大中國的選擇范圍，以贏得東亞VIA進程中的主動權和話語權。韓美VIA將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產生影響，促使中國形成并實施自己的FTA戰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貿易轉移損失。韓美大部分產品實現零關稅后，對中國可能造成的貿易轉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韓產品在美國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中美農產品在韓國市場上的競爭更加激烈;對華投資的轉移。中國與韓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部分產品重疊，由于韓國產品關稅降低甚至取消，相應地提高了其產品競爭力，中國這部分產品的出口市場可能被韓國擠占。同時，由于美國農產品物美價廉，競爭力較強，可能威脅到中國農產品對韓國的出口。在中國對韓國的出口中，農產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韓國每年從中國進口農產品近30億美元，是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農產品進口國。不過中國與韓國有地緣便利優勢，加之中國農產品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這方面的影響不會太大。另外，韓美間的零關稅，不僅會使韓美間相互投資增加，也會使試圖進入美國市場和韓國市場的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增加對韓投資。

(三)中韓FTA談判將更加艱難。韓美VIA為韓國與中國、歐盟VIA談判增加了籌碼，可能效仿韓美VIA模式，如，在與歐盟的談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之外，并要求繼續維持對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護性關稅;或在與中國進行VIA談判時也持此強硬立場。所以，農業問題肯定是中韓FTA談判的焦點和難點。如果歐盟在農業問題上對韓國讓步，將對中國更不利。在這方面，中國須作好充分準備和謀劃。韓美FTA使中韓和日韓VIA談判產生壓力。日本表示隨時可以談，中國也顯示出可在農業方面退讓一步以盡快開始談判的姿態。但韓國在與美國的談判取得成功后，并繼續與歐盟談判的情況下，對中國的談判勢必要價過高，談判將更加困難。 韓美FrA對我國的影響也不都是負面的，貿易轉移對調整中韓貿易結構、緩解中美貿易摩擦也有一定促進作用。總之，韓美簽署VIA，對中國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認真分析，采取對策，減少負面影響。 四、中國的對策 目前，中韓VIA尚處于聯合研究階段，雖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韓FTA的建立還存在一定難度。韓美FTA給中國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給中國FTA戰略和中韓FTA發展提供了許多啟示。

一是不必急于簽署中韓FTA。鑒于韓美VIA的諸多“折扣性”條款和例外條款，中國的態度應是不溫不火、不急于與韓國達成協定。這與韓國對待中韓FTA的態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國應更積極穩妥地讓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效應顯現出來，提高中國的談判籌碼。借鑒韓美FTA的戰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發展與發達國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國與新西蘭簽署的FTA一樣，完善和堅持自己的FTA戰略，掌握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主動權。三是保護和利用好本國市場。韓美FTA談判的歷程顯示，市場是需要精心呵護的。尤其是對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如果過于開放市場，別國就會失去與之進行FTA談判的動力和積極性。

對未來中韓FTA談判，可采取如下對策：

(一)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韓美FTA的談判過程始終貫穿著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的原則。為盡快達成協議，韓國在汽車、牛肉上作出讓步，美國在農產品和開城工業園產品原產地認證上作出讓步。中韓FTA最大的障礙仍是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及開放程度問題。目前，韓國以高額關稅阻擋中國農產品進口，一旦FTA談判開始，農產品將成為雙方爭論的最大焦點。為能促成中韓FTA，需要雙方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各自有所讓步。

(二)對敏感產業采取例外與分階段推進方式。FTA具有階段性推進特征，可采取分期逐漸的方式來取消關稅，并把雙方較敏感的領域作為例外處理。在對待敏感產業問題上，應采取韓、美FTA中的過渡期安排，以緩解短期沖擊，獲得雙方國民的支持。在雙方可承受的程度下，以幾年到十幾年不等的時間作為緩沖期限，以達到既保護民族產業又促進雙邊貿易的雙贏目的。雙方可根據本國國情，找出最薄弱的產業部門作為例外產品，待到較為成熟時再對外開放。

(三)建立相對合理補償機制。簽訂FTA會從整體上給國家帶來經濟利益，但某些比較劣勢產業會因廉價產品進口增多而導致國內市場占有率下降或退出市 場。因而，需要從社會公平角度建立相對合理的補償機制。2011年4月，韓國同智利的FTA生效后，韓國制定了包括《FTA特別支援法》在內的4項援助法案。根據法案，韓國政府決定在2004～2010年7年間，從政府財政支出中撥出1.2萬億韓元作為ETA基金，集中對農業、漁業、果樹業提供支援。韓美FTA達成后，韓國政府也做出同樣決策。中韓FTA雖然在重要敏感產業上也會相互妥協，但仍難免對國內競爭力較弱的產業造成損害或不利影響。實施合理補償機制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產業轉型，實現社會各產業公平發展。借鑒韓國經驗，建立FTA補償基金或技術設備改造更新專項基金，并在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政策中，統籌考慮建立相應的轉移支付和扶持機制，應該是可行的。

第7篇：自由貿易的利弊范文

汪暉(1998)的文章著重討論思想層面，經濟方面的討論當然不是重點，不過認為「中國社會在經濟領域迅速地進入全球化的生產和貿易過程，是他論述中一個重要的對歷史發展的認定，同時也顯然是一問題與焦慮的來源。汪文不可能正面處理「進入全球化過程的優劣問題，但這問題之重要性極為明顯，故本文將針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全球化至今已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日常用語，不過它到底是什么意涵，它是否是一無可抵擋的趨勢，后進國家在參與全球化之后，是否會失去自主性，而擔任其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命定的邊緣位置？

關于對全球化影響的看法，在全世界占主導地位的是以主流經濟學為代表的新自由學派(neo-liberalism)，也就是這三十年來在歐美領導風潮的新保守思潮。這派學者認為自由市場是解決經濟問題、促進成長的最佳機制，依據比較利益理論，任何國家都可以在國際市場上找到適合其條件的分工位置，而分工必能提高效率，因此自由貿易能使所有參與者都獲利，是最佳的體制。至于資本的流動，此派學者認為外人直接投資（對產業實質的生產性投資），必然會帶來先進的技術，對當地影響必是有利的。不過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資本帳的全面開放是否如自由貿易一般，帶來雙贏的結果，則即使在新自由派中也是有爭議的1。

新自由派對于全球化趨勢產生的原由，則多半采「中性的解釋，如運輸以及通訊技術的變革，使得流通成本大為降低，因而使各國之間的貿易與投資流動更為容易等，或是由于GATT/WTO的貿易談判2，以及近年來美國主導的自由化的政策。既然自由貿易是最佳策略，美國政府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近二十多年來，持續施壓要求眾多后進國家開放市場進行自由化的作為，在新自由派眼中，當然是正義之舉。

這個居主導地位的新自由派的看法，至今在國際上仍居領導地位，所受到的挑戰基本上是來自廣義被稱為修正學派(the revisionist school)的陣營，而后者的批評比較是修正式的，而非全盤否定。近年來的爭議主要包括關于東亞經濟發展中國家以及產業政策的角色，關于前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經濟改革的策略問題，關于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強迫落后國家采行自由市場策略的問題，關于全球金融自由化帶來金融危機與國際金融不穩定的問題等（這些理論爭議將在文后3.1節中再討論）。

不過修正學派并不全然反對全球化，也不會主張落后國家不參與國際市場與世貿組織，主要是挑戰自由市場理論，并對制度與政策提出不同的論述。

主張后進國不參與國際市場的，主要是在早期曾風行一時的依賴理論，不過此理論影響早已式微，即使在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陣營中也影響力大不如前。倒是先進國美國中一向主張保護主義的工會力量，以及其反全球化的盟友，有時會引用此理論來合理化其保護主義的立場，聲稱其保護主義不會傷害到第三世界的勞工3。

很多后進國已相當程度踏上全球化的路徑，其中較成功發展的東亞等國，是全球化過程的得利者，而其它后進國雖未必得利多少，但在當前情勢下，也只能希望在參與國際市場時得到較好的條件。只有如中國大陸這樣開放較晚腹地廣大的經濟體，才有條件與余裕考慮是否加入世貿組織，并衡量加入的利弊。

本文所要作的是對全球化的現象以及其體制的變革作一簡單的檢視，主要將討論近年來修正學派學者，關于全球化對后進國之影響所提出的看法。

2. 全球化的趨勢

2.1 全球體制的變革

國際市場整合程度的持續上升，并不是一個全新的現象，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五十年，就也曾見到如此的現象，不過兩次大戰之間的數十年，是相反的潮流當道之時，保護主義與管制盛行，當然還有強權之間爭奪領域的戰爭。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在美國重新穩固霸權之后，歐美先進國才又開啟這戰后的整合過程。

二次大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藍圖，主要是依據凱恩斯學派的設計，1944年在美國Bretton Woods開會定下方案。相對于二次大戰前的失敗經驗，新體制著重穩定的秩序與管制，先進國家以財政與貨幣政策強力調節國內經濟，對外維持固定匯率與資本管制，同時決議成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作為維持這體系秩序的制度安排。不過也相對應于戰前保護主義下不成功的成長經驗，先進國于1947年成立GATT，決議互相開放市場，逐步協議降低關稅。

不過GATT剛成立時只有23個會員，這戰后秩序與制度的建立當然是由歐美先進國所決定，開放市場所指涉的也是先進國之間的關系。二次戰后眾多殖民地先后在政治上獨立，不過在那時，或許是后進國實力還是太微不足道，美國并沒有像現在這樣忙著逼迫后進國開放市場，同時對后進國的輸出也比較開放，因此對后進國而言，在1980年代以前這段時間，它們不單可以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同時先進國市場開放的程度也比較高。

一般認為「市場開放程度隨著GATT貿易談判的成功與日遽增的說法，其實只是從歐美的觀點來看才是屬實。譬如說，早期的貿易談判主要是先進國之間互相在利益交換原則之下，談判調降關稅的幅度與范圍，但先進國本身保護程度原本就不高，如1973到1979年的東京回合貿易談判4，先進國的關稅從平均7％降到4.7％。相較之下后進國關稅原本就高，后其在壓力下調降關稅的幅度就很大5。

最重要的變化，當然是在于歐美政治與思潮的全面保守化。在1970年代之后，原先戰后秩序的維續，在國際與歐美國內都遇到很大的阻礙，凱恩斯經濟政策與社會民主福利模式的發展遇到瓶頸，失業、生產力停滯、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等難題并陳，已難再用原有政策工具解決。在此情況下新自由派全面抬頭，在政治上以英國首相撒切爾以及美國總統里根的上臺為代表，思潮上則是提倡自由市場的新古典經濟理論成為主導性意識形態。

到了1980年代新自由派經濟政策成為風尚，在撒切爾與里根領導推動下，私有化（在美國是去管制化deregulation）、自由化與全球化成了具高度正當性的目標。同時在先進國之間，固定匯率體系已經在1970年代初期解體，其后各先進國采取浮動匯率，并逐漸各自放寬資本管制，開啟了日后金融市場走向整合的發展。另一方面，后進國在1980年代初期陷于國際債務危機之中，在美國推動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全面轉向推動新自由派的政策，它們的新作法是在有困難的后進國中，提出緊縮方案(austerity program)，要求對方自由化開放市場、私有化、減少財政赤字并減少社會補貼等，實行這樣的改革是得到援助的先決條件。至今這樣的新自由派方案，已被稱為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6。

同時，美國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生產力成長開始停滯，年成長率從原先的平均2.6％降到1％左右，經濟問題層出不窮，到了1980年代美國經濟霸主的地位居然開始受到日本的挑戰，驚愕之余，甚至有人開始懷疑美國是否要步大英帝國之后塵而開始走上衰敗之路。更重要的是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貿易赤字日漸龐大，在短短幾年中從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變為最大的債務國。

美國一些較老舊的工業，如紡織、汽車與鋼鐵，受到進口品很大的威脅，也開始向政府要求協助7。美國政府也開始用各種方法來提供協助，如要求日本等國「對出口自動設限，或自行對進口品征收反傾銷稅等。不過最重要的是開始積極推動自由化，積極逼迫日本以及東亞新興工業國調升匯率并開放市場。1985年先進國間達成Plaza Accord，美國先迫使日圓升值，下一年就來逼東亞南韓與臺灣的匯率升值，同時美國國會通過所謂的超級301法案，開始每年以此為武器以貿易制裁為要脅，要求個別國家開放特定的市場，讓美國資本進入8。

在此同時，1986年到1993年進行了GATT第八回合的談判，歐美先進國在新自由派思潮的主導下，推動了更進一步的自由化，并且第一次涉及工農業產品之外的服務業以及智能財產權的規范。最重要的決議是決定成立一常設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并設立協調仲裁貿易糾紛的機制，世貿組織于1995年成立，現已經有134個會員。

雖然在表面上平均關稅至今已經大幅降低，非貿易障礙也逐步減少，不過這個架構離真正無障礙的自由貿易，還有非常大的距離。譬如說國家對研究發展進行補貼還是被允許的，因為美國不可能放棄對自己國防工業的補貼，歐洲國家則堅持保留對國內發展較落后的地區給予補貼的權力，而歐美當然還是規則設定的主導者。同時各國還是可以用反傾銷措施來抵拒進口品，而反傾銷手段用的最多的也就是美國與歐體9。

2.2全球化趨勢之變化

以上是對現在全球貿易體制變革的簡要描述，不過在這體制下，全球化的整合到底達到了何種程度？全球化的趨勢確實存在嗎？

第8篇：自由貿易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投資;一體化;利弊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02(C)-0062-01

一、中國與東盟關系的現狀

最近幾年來,中國――東盟關系可以說是雙邊與多邊齊頭并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越關系近年來發展尤其迅速,關于中國在越南對外關系中的重要性與特殊性。越南的中國研究所所長杜進森教授是這樣描述的:“越南與中國地理的、經濟的、文化的多邊聯系以及相互作用與影響,賦予了兩國關系特殊的意義,使雙方在對方的對外政策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杜認為,這種特殊性是由如下幾個因素決定的:中國是越南最大的鄰邦,而且又是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國,中國在地區與全球的地位與影響正在迅速提升,越南與之搞好關系,對越南今后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越南的經濟建設與發展需要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近年來,越南與中國的經濟相互依存度正在日益提升,越南越來越需要中國的支持和幫助;越南與中國同屬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有共同的語言,可以相互幫助、相互支持。

二、中國――東盟區域一體化的有利方面

(一)資源稟賦間的優勢互補

首先,東南亞是世界大米的主要生產區,泰國、緬甸、越南被稱為世界三大米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的天然橡膠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85%左右。熱帶水果、熱帶花卉、咖啡、麻、椰子、木薯、煙草、甘蔗等經濟作物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次,東南亞的礦產資源極為豐富。泰國、馬來西亞、緬甸、印尼四國的錫儲量占世界錫儲量的一半左右,印尼、文萊和馬來西亞都擁有豐富的天然氣。再者,鎢、鉻、重晶石、螢石、銅、錳、寶石等各類礦產品也盛產于東南亞地區。此外,東盟國家還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資源互有需求,東盟國家需要中國的棉花、蔬菜、茶葉、煤、石油、金屬礦砂、非金屬礦砂、肉類等。中國許多資源如:天然橡膠、棕櫚油、木材、食糖、大米、綠豆、可可、香料等則需要從東盟國家進口。

(二)經濟、貿易上的差異互補

中國――東盟各國處在不同的人均收入發展階段,新加坡已進入工業化國家行列,是東盟國家中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其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競爭力強。印尼的工業起步較晚,鋼鐵工業和機器制造工業仍很薄弱,主要工業有制造、礦、紡織、輕工、裝配業等。馬來西亞的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占重要的地位。越南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是農業,農業產值約占越國內生產總值的30%。按人均GDP劃分標準:新加坡、文萊屬于高收入國家,馬來西亞屬于上中等收入國家,泰國、菲律賓屬于下中等收入國家,越南、緬甸等其他五國屬于低收入國家。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與規模,工業門類齊全,許多重要產品產量位于世界第一、第二。而且我國經濟東部沿海地區有較現代化的工業,已經形成競爭力較強的制造業生產能力和初步發達的第三產業。所以,中國與東盟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這種發展的差異性,是我國與東盟之間經濟與貿易發展的有利因素。

(三)產業結構上的互補

從中國的產業結構上來看,既有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有許多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一個產業結構復雜的國家。同時,從全國的產業布局來看,沿海地區知識、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比較集中,而中西部地區,隨著這些年的產業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知識技術含量不太高的產業比較集中,因此中國的產業結構層次性較強,我國的這種產業特點,正好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東盟各國之間進行廣泛的合作,實現優勢互補。

(四)有利于創建良好的政治環境

中國與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友誼,隨著我國與東盟國家在經濟上的廣泛合作,促進了區域間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增進了區域間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可以最大限度的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東盟與我國接壤的國家多,領土和邊界等一些歷史問題的存在,這些問題都可以在一體化框架內提供便利的途徑。為中國的和平發展拓展一片廣闊的天空。

三、中國――東盟一體化的弊端

中國――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雖然有許多有利的方面,但不可否認,其中也會存在許多問題和挑戰,即會有許多不利的因素。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環境復雜

東盟國家的成員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差距大,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有欠發達國家,不同的國家對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合作的承受能力和目標也有比較大的差距。我國在一體化的過程中同時要扮演多種角色。因此情況復雜,難以在短時間內進行高效率的溝通和協調。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治環境復雜

東盟是一個政治、宗教、文化多元化的地區,區域環境很不穩定,在經濟一體化過程,東盟各國在討論經濟問題的同時,必須顧及各國、各宗教不同的要求,這樣會面臨很大的阻力,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一個地區經濟聯盟,但區域經濟聯盟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凝聚核心,目前從東盟各國來看,還沒有這么一個強有力的“凝聚核”,隨著中國的加入,中國本來是有資格,而且也有能力成為這個“凝聚核”的,可是由于中國的日益強大使得東盟國家對中國的發展壯大有著許多擔憂,再加上國際上有些國家散布的“中國”還有一定的市場,因此,中國東盟經濟一體化的政治環境非常復雜。

(三)一體化進程難度很大

首先在中國――東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間,其中的關稅和非關稅等壁壘情況非常復雜,在《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就有實現零關稅和減少非關稅壁壘、技術壁壘。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經濟管理系

參考文獻:

第9篇：自由貿易的利弊范文

筆者的這種想法，很大程度上與當代西方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權威――羅伯特?吉爾平――不謀而合。在他眼里，基于自由市場之上的、對外開放和成功的國際經濟有賴于穩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礎。因而，筆者在其撰寫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一書中，受到很大啟發。

一、跨國投資取決于雙邊政府的政策導向

由于國際貿易量增加和貿易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到各國社會中去，國際貿易愈發與社會生活水融。很多人認為，跨國公司是市場運作、貿易自由的自然產物，認為它可以擺脫政府的干預，獨立一方，從事純粹的世界性的市場行為。然而，各國政府，無論是母國還是東道國，卻都總是想控制跨國公司的資產、左右跨國公司的戰略，以求其能在本國付出代價最小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為本國謀取利益。

事實也正是如此，跨國公司能否順利出征、能否長驅直入、能否站穩腳跟，又能否達到其擴大市場的最終目的，來自其母國和東道國在政策上的導向甚至決定作用不容忽視。

二、東道國--我的地盤聽我的

印度由官方出面，命令可口可樂公司公布飲料配方；尼日利亞將英國石油公司收歸國有……還有這樣一組數字，1960年，共有22個資本輸出國的1535個公司在76個國家的511次行動中被征用；外國投資總額的12% 到1976年被東道國收歸國有……從這些實例中不難看出，東道國為維護本國自身利益對跨國公司時常以各種方式或借口加以控制，而跨國公司的戰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東道國的經濟特征、現有的貿易壁壘、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它有多么開放，都不會容忍外國公司無限制地滲透到本國市場和經濟中去。

我們固然承認這樣的投資會給東道國帶來諸多外溢效應，例如對本地工人的培訓、轉讓技術、增加本地就業、帶動民族經濟發展、解決資金短缺問題等等。然而，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政策干預卻是不無道理的：誰能保證外國的直接投資不會削弱甚至阻礙本國公司在同一行業競爭？誰能保證跨國公司的“定居”不會引起對國家安全及文化的威脅？誰又能保證這些“異鄉客”不會沖擊民族經濟，不會侵害東道國的經濟獨立？所以說，東道國認真地權衡外國直接投資的利弊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是無可厚非的。

東道國可以通過很多政治上的手段，來達到自身利益團體的政治目的，以最終為本國謀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諸如我們常聽說的東道國對跨國公司施加的“業績要求”、國家的產業限制等等。吉爾平也曾提到，“其中東道國施加的最為重要和最令跨國公司苦惱的要求是本地化程度……幾乎每個東道國都謀求跨國公司的產品盡可能本地化”。很多國家會擔心由于跨國公司母國政府的干涉而造成國家自的喪失；擔心跨國公司的進入造成了和本國公司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因為外國公司通過補貼和工業政策得到母國政府得支持……基于這種種潛在威脅，東道國自然要憑借自身東道主的政治優勢，限制跨國公司，至少限制到本國企業強大得足以能夠抵擋外商競爭時為止，然后用這種方式刺激并帶動本國附屬產業的發展。

我的地盤聽我的。引進外資對東道國來說，除了直接成本之外，還可能要付出間接成本。那么支付了成本的東道國政府必將在充分利用跨國公司想降低成本、占領市場的趨利心理的同時，適時地平衡好自己的政治環境、政治決策，既保護本國的相關領域，又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分得一杯羹。所以說，跨國公司要想擺脫東道國的政治干擾，無憂無慮的賺著自己的海外巨資，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母國--我的財產我做主

從事跨國投資與經營的國際企業，其實不僅關注東道國的政治環境，他們對來自其母國的政治風險也絲毫不敢馬虎。

90年代以來，很多企業為了能在全球市場上占據有利的競爭位置，都逐漸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或是為了更接近原料供應地，或是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抑或是為了尋找更具購買潛能的市場……總之是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拓展市場、謀取利潤。這樣的經濟行為源于市場的驅使，它的自由性、隨機性和不穩定性給母國政府必然帶來不安。因為按照古典經濟學的解釋，任何廠商的經營活動，都不能擺脫政府作為其“守夜人”的監督與服務，但跨國公司卻使其經濟行為游離于母國政府的監控之外，其結果是使母國的國家受到某種程度的侵蝕。因此，母國政府必然會采取措施，對到外國進行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予以多方面的限制。

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意味著本國工廠向外轉移？是否會削弱母國的經濟基礎？是否是慢性且變相的技術優勢的遺失？又是否會引起母國相關產業的“產業空洞化”……雖然這些問題在長期范圍內尚不得而知，但母國對這些跨國公司加強干預卻是必要之舉。

筆者認為，母國對它們的限制最主要體現在要求各跨國公司與本國的國家經濟、政治利益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說，無論跨國公司在世界市場上多么的國際化，它都要不折不扣地遵循來源國對它的政策要求，否則就可能在源頭上喪失自。由于跨國公司是母國的“財產”，因而，無論是付出什么代價、做出多少犧牲，跨國公司都必須遵守母國的政策、與母國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對母國產業結構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舉個例子來說，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美國不允許任何美跨國公司在伊拉克開展業務。于是，正值走向全球戰略的摩托羅拉通信公司，雖然預計將在伊拉克獲得巨大利益和廣泛市場，可還是要不得有半點遲疑地與伊拉克斷絕一切經濟聯系，只因為它是美國的公司，要聽從美國的政策要求，與美國的立場保持一致。所以，到今天為止，雖然美國的通信公司在全球橫掃千軍，但在伊拉克的通信領域，仍只有一家法國公司。

我的財產我做主。母國對跨國公司進行限制和干預，是母國維護國家必不可少的行為，這不僅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而且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實現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在母國的經濟發展道路上，政府主動采取各種措施，從而提高國內就業率、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防止“技術外溢”等等，都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母國有這個權利來盡力維護自己的利益。而跨國公司是母國“財產”的一部分，它沒有能力脫離母國的支配，即便因此造成損失，它也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