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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相關的命題范文

[關鍵詞]“PBL+LBL”雙軌教學法；微觀經濟學；教學改革

[基金項目]2018年度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校級教學改革重點項目“‘PBL+LBL’雙軌教學法在微觀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探索”（JGZD-17-17-7）

[作者簡介]劉瑛（1979—），女，江西吉安人，碩士，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G64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324（2020）33-0252-04[收稿日期]2020-02-02

微觀經濟學是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的一門學科基礎課，主要研究消費者、生產者等市場主體對稀缺資源最優配置問題，進而探討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微觀經濟學所提出的許多規律及結論，對于培養學生運用經濟學的思維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學術界在微觀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實踐、教學研究中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實際教學中大多教師仍采用LBL教學法。由于微觀經濟學課程基本概念和術語繁雜，經濟模型較多，一些經濟理論晦澀難懂，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普遍存在畏難情緒，缺乏學習動力與興趣。因此，如何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已成為當前教學中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為此，我們探索性地設計“PBL+LBL”雙軌教學法，嘗試性地在微觀經濟學教學中進行應用，具體實施優化課程建設、提高教學質量的一些具體措施，為微觀經濟學的教學提供改革的方向。

一、“PBL+LBL”雙軌教學法的內涵

LBL（Lecture-BasedLearning，講授式教學法）與PBL（Problem-basedLearning，問題導向式教學法）是實現同一教學目標下教學過程、教學手段截然不同的兩種教學模式，二者在教學效果體現上各有千秋。LBL教學法即傳統的講授式教學法，是目前高校應用最廣泛的一種教學法。該法是以教師為主體，以講課為中心，采用大班全程灌輸式教學，以課程結束后考試成績作為主要評價指標，有著較成熟的教學范式。該法的優勢在于能有效節省教學人力資源，同時還可保證知識傳授的準確性、系統性及連貫性，但難以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有悖于社會創新人才培養目標。PBL教學法由美國神經病學教授Barrows在1969年首次引入醫學教學領域，近年來已成為經濟學各專業課程重視的一種教學方法。該法是以問題為基礎，以學生為主體，采用小組討論等形式，引導學生進入問題情境，并且圍繞專業問題展開分析的教學方法。該法激勵學生通過查閱資料、調研、討論來解決專業問題，教法靈活多變，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團隊協作能力和溝通能力，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該法不足之處在于缺乏系統的理論知識的傳授，也加重了學生的學習負擔[1]。

如表1，“PBL+LBL”雙軌教學法是傳統LBL教學法的進一步改良和創新。該教學法將PBL和LBL教學法的優勢綜合起來，建立起以教師和學生的“雙主體”，利用LBL法建立課程理論框架，確保理論體系完整性；同時利用LBL法鍛煉學生思維能力，最終達到自我學習、自我實現的教學目的[2]。

二、微觀經濟學課程引入“PBL+LBL”雙軌教學法的必要性

目前，在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中，傳統式LBL法仍處于主導地位。一方面，教師通過“注入式”教學方法傳授課程內容，教師多教少教、問甚至不問，即便教師提出問題，也是根據教學大綱和教材進行設計的，并不能啟發式地引導學生，為學生提供現實問題產生的情境；在另一方面，學生則多是被動接受，少主動思考，甚至不思考。他們多是按照教師的邏輯被動地回答問題、搜尋答案，主動思考及解決解決問題方面鍛煉少。所以，傳統的LBL教學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和探索創新精神的培養，使學生變得逐漸喪失學習意愿及興趣，最終導致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嚴重缺失。

微觀經濟學作為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學科基礎課，理論體系綜合性強。該課程以資源稀缺性為前提，以價格理論為核心，由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和分配理論等構成。隨著微觀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領域學派眾多，研究成果頗豐。我們的教學目的是讓學生們通過經濟模型，理解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從而鍛煉學生分析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引入“PBL+LBL”雙軌教學法，無疑可以打破LBL教學的封閉情境，為學生營造開放式、互動性的教學氛圍，以理論知識體系為依托，結合實踐教學，提升教學效果。這也順應了更新教學理念，實施教學改革的要求。“PBL+LBL”雙軌教學法符合高校培養創新型人才的目標，為學生提供分析、解決經濟問題的平臺，逐漸培養出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終身學習的意愿[3]。

三、“PBL+LBL”雙軌教學法在微觀經濟學中的實踐

（一）一般資料

選取江西科技師范大學2017級會計班（PBL+LBL班）和2017年電子商務班（LBL班）為教學班級，每班各50人左右。兩個班學生的年齡、男女比例、入學成績、學習偏好等基本資料無顯著性差異。教學全程PBL+LBL班采用“PBL+LBL”雙軌教學法，LBL班則采用傳統式LBL教法授課。

（二）研究方法

1.授課內容。選用的教材為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張宏軍、付愛敏主編的《微觀經濟學》，教學時長51課時。

2.教學模式。LBL班由教師根據教學大綱，通過多媒體PPT、板書、視頻資料等形式把教學內容講授給學生，注重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規律詳細講解。PBL+LBL班引入PBL教學法，每章節先用LBL法講清重要概念及基本原理，再用PBL法結合教學目標，有針對性地設計問題模塊（見表2）[4]，組織、引導學生小組討論、課堂交流，最后教師總結和點評。

3.教學評價。目前采用閉卷考試和問卷調查的方式對教學效果進行綜合評估。閉卷考試是在全部教學內容結束后進行，根據教學大綱，統一命題，集中考試，總分為100分，題型主要有選擇題、判斷題、重要概念、問答題、計算題、作圖分析題等。評分標準為90分以上優秀，80分至90分良好，70至80分中等，60至70分及格，60分以下不及格。

問卷調查是在課堂教學結束后，向LBL班和PBL+LBL班的學生分別發放問卷。問卷調查表設計為兩項，包括學生自評表和教師滿意度調查表，采用不記名答卷方式，調查表回收率100%。根據微觀經濟學的培養目標，將學生自評表評價內容及相應分值設計為四項：學習力（用于學生學習效果及效率評價，分值40）、思維力（用于學生使用經濟學語言進行系統思辨能力的評價，分值30分）、應用力（用于考查學生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評價，分值15分）、創新力（用于學生課外延展活動能力評價，分值15分）教師滿意度問卷調查內容及相應分值為：興趣引導（20分）；學習驅動（20分）；教學設計（30分）；教學效果（30分）。

4.統計學處理。調查數據采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管理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LSD檢驗組內均數比較采用方差（ANOVA）檢驗，計數資料分析采用x2檢驗，組間等級采用秩合極檢驗（Kruskal-WallsH檢驗）雙側檢驗，設p<0.05有顯著性差異。

（三）實踐結果

1.閉卷考試結果。二組比較，PBL+LBL班成績要有明顯高于LBL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問卷調查結果。通過對比兩個班級的數據（見表4、表5），學生認為應用PBL+LBL雙軌教學法在教學效果方面優于LBL教學法，對教師滿意度較高。

3.結果分析。本研究將LBL和PBL的教學方法進行整合并應用到微觀經濟學的教學中，利用LBL教學法完成教學內容的講授，讓學生對整個知識結構有個全局的認識，奠定良好的理論知識基礎，然后結合PBL教學，讓學生加深對這些知識的掌握與運用，對相關知識得以拓展、深化。這種雙軌教學法既解決了傳統LBL教學中學生被動學習、學習自主性不強的問題，又彌補了PBL教學中基礎理論薄弱，內容零散等不足，是目前比較適合國內微觀經濟學教育的一種模式。結果表明應用“PBL+LBL”雙軌教學法，學生的考試成績明顯提高，學生自評表現對教師的教學效果均比較認可。

四、優化“PBL+LBL”雙軌教學法在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中的建議

引入“PBL+LBL”雙軌教學法，既保留了LBL教學法的優點，又發揮PBL教學法的長處。此法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授課教師和學生群體提出不少挑戰。對于授課教師而言，他們不僅需要根據學生學情，設置具體的學習情境，提出問題，引導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同時要保持師生全程雙向互動。對于學生群體而言，他們需要主動參與，認知及分析實際經濟問題和現象。通過以上結果分析表明，“PBL+LBL”雙軌教學法，優于LBL教學法，確實在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中體現出更佳的教學效果，但此法也給授課教師提出了一些困惑，如：在有限的教學時長內如何合理配置LBL和PBL的教學學時？在組織課程教學中，如何明確教師與學生的角色定位？如何更好地發揮“雙主體”作用？如何做到有效的課程管理和全程考核，如何設計具體的評價指標？在此，我們提出如下優化“PBL+LBL”雙軌教學法的建議。

1.搭建教學平臺，合理配置LBL與PBL教學學時。在微觀經濟學教學中，LBL注重理論傳授，而PBL則注重理論應用于實際的過程。“PBL+LBL”雙軌教學法并不是兩種教學法的簡單結合，在學時安排上自然也不是均分狀態。目前高校微觀經濟學教學計劃大多處于50—60課時之間，授課教師大多感覺學時有限，即便是使用LBL教學法都難以保證課程的完整度，更別提有時間去實施PBL教學法。因此，在有限的學時內，要保證“PBL+LBL”雙軌教學法的順利實施，教師需要全程把控。一方面，我們可以利用慕課等教學平臺，將課中較易理解的內容移至課前，前、后測，達到課前預習、課后鞏固效果。另一方面，我們需要進一步精簡教學理論，梳理教學重、難點，理性匹配問題，將學時合理配置，既要防止理論碎片化，保證理論體系的延續性，又要緊密聯系課程內容，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實踐，真正讓學生在實踐過程中加強對理論知識的理解與掌握。

2.改進教學流程，實現“課前—課中—課后”師生雙向互動。

本課程實施“PBL+LBL”雙軌教學法，具體包括創設情境、任務驅動、歸納總結及課堂鞏固“四步走”環節，盡可能實現“課前—課中—課后”立體化，教學流程如圖1。課前，通過“幫助預習”和“協助導課”兩環節，預設教學情境，導入問題，啟動PBL教學法。課中“自主學習”“解析難點”環節，師生雙向交流，教師講解新知，答疑解惑。學生則圍繞問題收集資料，解決問題。課后“固化知識”“拓展視解”則是對課程內容的進一步完善及升華。

3.精心設計問題模塊，實施課程內容改革。盡管大量事實證實，相較于LBL法，PBL教學法在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協作能力及信息管理能力以及提高學生滿意度等方面具有優勢，但是如果沒有有效的問題設計，PBL教法效果將會大打折扣。在問題選擇上既要做到與教學目標一致，同時又要做到合時宜、接地氣，這樣才能激發學生探究問題的興趣。在問題分析上，教師要做到善于引導學生發散思維，“頭腦風暴”，注重研究方法應用及分析能力的培養。因此，有效實施“PBL+LBL”雙軌教學法，授課教師任重道遠，需要具備較高的素質，稔熟課程邏輯，能結合學情積極轉變傳統教學觀念，用心設計問題模塊，發揮教學全程的組織者、參與者、指導者作用，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第2篇：微觀經濟學相關的命題范文

論文摘要：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基礎課程，教學過程中，各高校普遍偏重于理論教學而忽視課程實踐教學，課程實踐教學是理論知識深度拓展的重要環節，也是培養高校學生應用能力的重要途徑；本文對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的瓶頸及創新模式進行探索，以提高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效果。

一、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教學的意義

西方經濟學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是我國高校財經類專業核心課程之一，也是管理類基礎課。其教學目的是要讓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并能夠在實踐中能對經濟學原理靈活運用，提高學生的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而課程實踐是培這一能力的有效手段。

1、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需要。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基礎理論學科，教學內容中有大量抽象的經濟學概念、圖形和數學推導的公式，由于學生接觸社會比較少，對這些抽象的概念難以接受，大多數同學出現聽不懂，學習吃力并失去興趣。通過課程實踐教學，可以提高一些知識點的感性認識，加深對相關概念的深刻理解，也引導學生關注社會經濟熱點問題，從而激發學生學習西方經濟學的興趣，加深對經濟學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因此，課程實踐教學對西方經濟學教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是加深學生對經濟學理論理解的需要。

西方經濟學屬于理論經濟學的范疇，其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消費理論、生產理論、成本理論以及市場理論，均與現實密切相關；宏觀經濟學中國民收入核算理論、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總供給總需求理論、通貨膨脹理論以及經濟增長理論也與生活生產的實踐活動緊密相關，要學生學好并熟練掌握這些理論，必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實踐教學可以將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的內容在教學過程中實現有機地結合，大大增強了教學內容的直觀性，對提高該課程的教學效果具有重要影響。

3、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需要。

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實踐不但可以激發學生對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熱情，加深學生對經濟學理論理解，而且也可以通過課程的實踐培養學生創新能力。課程實踐實際上就是要強化學生主動參與教學過程，積極把握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使學生能獨立獲取知識和獨立思考，幫助學生養成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和創造習慣。只有通過課程實踐，才能是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得到提高，自我創新能力得以培養。

二、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教學的制約因素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基礎學科，其課程實踐教學開展較為緩慢，許多高校依然滯留在理論教學層面上，究其原因，主要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制約。

1、觀念上輕視課程實踐教學。

長期以來，一些高校對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存在一種誤區，一直采用純理論教學模式，認為西方經濟學的諸多原理可以通過圖表和公式推導實現對經濟理論的理解，主觀認識上，對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教學重視不夠，各高校普遍存在對課程實踐弱化現象，導致教學計劃上未安排相關實踐課時，即便少數學校在教學計劃安排了西方經濟學實踐課時，實踐課時也很少。這種主觀上輕視課程實踐教學，導致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環節難以開展。

2、課程實踐教學實施途經難。

雖然高校面對人才培養新形勢要求，不斷優化了專業課程體系，突出了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但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教學依然存在難以實施。其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其一，沒有適合西方經濟學的實踐軟件，與其他專業課程比較而言，缺乏實踐的平臺，無法實現實驗室教學；其二，西方經濟學多位合班課程，并且同一學期多個專業同時開課，人數之多給課程實踐帶來難度；其三，理論教學課時與課程實踐課時沖突，難以合理安排課程實踐。

3、缺少課程實踐環節的設計目標。

西方經濟學課程涉及抽象概念多、公式多、理論多，綜合性強，涉及的知識面寬，其實踐環節的設計比較復雜，而且難度也較大。目前，高校的西方經濟學教學計劃中，還沒有形成優化的課程實踐方案，實踐環節和活動的具體目標沒有落實到實處，實踐教學內容還沒有細化的各章節，這給課程實踐教學的實施帶來一定的難度。

三、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教學實現的模式

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實踐教學，是對傳統的教學方法的補充而非替代，不是所有的課程內容都可以做實踐的，理論教學與課程實踐是相輔相成。有關實踐的模式研究有很多，縱觀以往的研究，西方經濟學課程實踐教學可以采用三種模式實現：

1、課程的認識實踐。根據教學計劃要求，相關章節內容安排學生認識實踐，比如，價格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等章節中，可以安排學生到社會實踐中了解一些產品價格水平，了解企業生產狀況、成本狀況以及銷售狀況，通過認識實習增加感性認識，培養學生學習熱情。認識過程在課外進行，在教師指導下完成，總結交流在課堂進行。

2、課程的調查實踐。調查實踐是對西方經濟學中的一些原理深度理解的過程，教師依據課程大綱要求，規定內容，學生分組開展相關內容的調查研究，例如，學生可以對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地方GDP的構成及增長趨勢、通貨膨脹效應等進行調查分析，切實做到西方經濟學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通過調查分析提高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調查過程在課外進行，交流安排在課堂進行。

3、課程的研究性實踐。研究性實踐教學是將西方經濟學中的研究的思想、理論、方法和取得的新進展引入教學活動，是對西方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綜合運用的過程，通過教師命題或學生自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分組專題研究。例如，對財政貨幣政策對經濟結構轉型影響，房產稅對房價的影響，以及經濟增長方式持續性的專題研究等。研究性實踐安排在課外進行，研討在課堂進行。研究性教學模式，不僅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而且還有利于培養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與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1]李秀芳，涂宇清，華鈞，秦海英：研究型大學經濟學實驗教學體系的建設探討，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11.3

第3篇：微觀經濟學相關的命題范文

關鍵詞：獨立學院 宏觀經濟學 教學改革

20世紀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突破是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它促使人們更好地理解如何應對周期性經濟危機和刺激長期經濟增長等問題（薩繆爾森，2008）。《宏觀經濟學》是國家教育部根據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規定的專業核心課程——《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使學生掌握宏觀經濟基本理論、研究方法和實證分析技巧，在對基本理論和方法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培養學生運用經濟學基本理論和思維分析、研究和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為學生進一步學習國際貿易、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等其他課程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教學內容堅持適用性和系統性原則

相比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公式、圖表數量大大減少，理論難度相對較低。所以，《宏觀經濟學》授課相對容易。獨立學院宏觀經濟學教學應該堅持“理論知識夠用，強調技能，提高素質”原則，讓學生入門即可。

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是教學重點。《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按照由淺入深的邏輯順序，先后幾章分別闡述NI-AE模型、IS-LM模型、AS-AD模型，以此構成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最簡單的模型：NI-AE模型，I=S，一個方程，一個未知數國民收入Y；IS-LM模型，兩個方程，兩個未知數Y、r[在NI-AE模型基礎之上，引入利率r可以得到IS曲線；再給出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貨幣需求和利率r有關），得到貨幣市場均衡的LM曲線]；AS-AD模型：兩個方程，兩個未知數Y、P（AD曲線可由IS曲線和LM曲線推導得到，在前面模型基礎之上，引入一般物價水平P，通過總量生產函數得到AS曲線）。

二、教學案例堅持實用性原則

《宏觀經濟學》是研究政府行為如何對經濟產生影響的學科，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主要通過兩方面工作體現應用性原則：一是數據，二是案例。數據方面，在介紹國民收入核算時，加入2012年中國GDP數據，并和同時期外國GDP數據進行比較，讓學生了解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PPT中加入國內各地區的GDP數據，了解浙江省在全國的經濟地位；PPT羅列中國經濟增長四架馬車（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和凈出口）的數據，讓學生認識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政府投資和出口的現狀，掌握用支出法核算我國GDP的方法；在PPT中羅列中國近20年的CPI數據、中國失業率、中國大學生就業率、科藝學院就業率和就業單位等數據，更加深刻掌握中國物價波動的原因、就業市場現狀等相關內容；通過人民幣匯率波動等數據，讓學生更好學習開放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等。西方經濟學理論性強的學科特性決定了案例教學的必要性，應用性強的學科特性決定了案例教學的可能性，而案例教學的特點又為其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提供了廣闊空間。教學中以蘇州工業區中合資企業芭比娃娃和羅技鼠標（羅技鼠標美國售價40美元，中國只能賺3美元）、肯德基漢堡和翠苑電影票的利潤分成為例，讓學生了解GDP/GNP的區別，延伸到中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的地位以及微笑曲線相關理論，引導學生更加深刻認識所處的世界；在勞動力工資和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結合數學公式講述中國出口企業為什么會面臨匯率風險、訂單減少，深刻體會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面臨的瓶頸和弊端；通過2012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分析、資本外逃和熱錢流入對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索羅斯的賣空操作賺取12億美元、美元國際霸權、以汽車產業為例反思中國利用外資的利弊等案例學習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

三、強調課堂練習的重要性

《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特別強調案例和習題的作用，多進行課堂練習，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比如在介紹完“NI-AE模型”后，布置課堂練習，然學生通過“I=S”方法，計算均衡國民收入；然后再增加投資的金額，再計算均衡國民收入后會發現投資增加，國民收入成倍增加。通過該計算過程，可以切身體會乘數理論。

四、鼓勵學生參與，加強師生互動

圍繞中國案例展開討論，讓學生做等PPT（內容包括中國通貨膨脹的原因、經濟增長的源泉等）在課堂上講授。將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分析問題能力和實際動手能力的培養融合到課堂與實踐教學環節中。

五、通過試題庫抽題進行考試

考試試卷由教師自主命題而不是試題庫抽題。自主命題時，試卷的標準化程度、難易程度、題量大小等各方面難以控制。利用計算機進行試卷的自動生成，通過試題庫抽題能夠真正實現考、教分離，規范同門課程所有教師的教學活動，克服個人命題中容易出現的片面性、隨意性。而且保證了命題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對試題和試卷的保密管理將變得高效而便捷。

參考文獻

第4篇：微觀經濟學相關的命題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 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 ：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第5篇：微觀經濟學相關的命題范文

[關鍵詞] 社會政策經濟學 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養老金經濟學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基本養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種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種極端不平等的分配。關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論的有一個強有力的定理：在某種經濟狀態下，市場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們從一般市場均衡理論導出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損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嚴格的條件下，通過再分配資財可以實現每一個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給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定理能用于社會政策的背景嗎？這有一個很大的益處，因為這樣，國家可以把它的活動限定在再分配。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政府征稅，以資助特殊群體。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征稅和轉移支付產生大量的分配效應，因此，沒有任何分配效應的再分配是不切實可行的選擇。

2.2不確定性分析

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經濟學中分析不確定性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預期效用函數或者叫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NM效用函數不是處理不確定性問題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卻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從數學上講，NM效用函數的優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經過適當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經濟學定理）的基本結果有效。不確定性對于社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即使在帕累托意義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確定性得到解決后，情況變得相當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壽命超過他們的預期和他們積累的財富資源，解決這樣問題的一種方法是保險。不測事件有關的涉及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是：為什么可以通過市場來保險來防備有些不測事件的發生，而對其他一些不測事件，則不存在市場保險，必須由社會政策來補充？

是否存在與不確定性相聯系的特定的市場失靈？從帕累托意義上講，保險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條件有兩個（1）事件的獨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對稱，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導致非帕累托最優均衡的兩個問題：一是逆向選擇（事前機會主義），另一個是道德風險（事后機會主義）。這些都是研究社會政策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會政策的經濟原因

首先是風險分離與保險金供給不足。在不同的保險計劃中，風險分離不被社會想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規范方面的原因：為什么具有不同風險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險費？二是如果出現信息不對稱，風險分離可能導致保險金供給不足。避免風險分離的一個辦法是建立社會保險。當社會保險建立后，它不可與以能夠分離風險的保險公司為競爭對手。因為保險公司會拿走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而把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留給社會保險。這并不是說就沒有競爭，但風險分離必須被抑制，抑制的辦法是，強制保險公司為申請人提供一份合約。另一個辦法是，競爭的社會保險機構之間橫向補貼，即擁有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必須給擁有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提供補貼。一種風險，由于它產生惡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場保險公司不愿為它保險，而社會保險機構可以為它保險。社會保險是在一種制度安排內保險和再分配收入的設置。

第二個方面是經典的市場失靈觀點，即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分配的結局是非帕累托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講，出現市場失靈。這可以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沒有被覆蓋的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然而，如果抑制個人所屬的群體產生成本，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高風險群體被約束在市場中，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3]

2.4 社會政策的效應

不管社會政策的意圖是什么，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政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有時候，這種考慮會被拒絕，因為一些人認為社會政策頒布的目的是應當將經濟考慮置于一邊。但社會政策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討論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否應當實施，而是分析社會政策應當怎樣實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達到社會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會政策計劃有兩種類型的效應：一是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 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應(distributive effects)。這兩種分配的意思幾乎一樣。之所以做出區分，是為了分析兩種不同的問題：A型分配問題是分析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影響資源的使用，即在引入養老金制度后，總的儲蓄是更高了還是更低了，以及勞動供給由此受到怎樣的影響。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務如何影響社會政策計劃的供給，這是總的福利問題，不考慮在不同人群之間如何分配。對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討既定的福利總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詢的是誰受惠和誰支付的問題。盡管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問題不可能被明確地區分，但為了分析的方便，必須做出區分。

2.4.1 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 effects）：A型分配效應最重要的原因是通過實施社會政策計劃，相對價格改變。價格變化是因為某種商品或活動變的便宜了，以及資助計劃需要繳納保險費改變其它商品或活動的相對價格。為了了解稅收或收益如何通過改變相對價格影響經濟活動，我們可以使用標準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在家庭戶理論和公司理論中，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之分（具體分析略）。這些A型分配效應是目前許多國家社會政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社會政策背景下討論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應包括：（1）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如養老金計劃、失業保險、貧困減少等）。（2）儲蓄和消費（如養老金計劃、健康保險等）。（3）使用免費和（或）補貼價格供給的商品和服務（如健康服務、住房補貼、貧困減少等）。

2.4.2 D型分配效應。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收入分配的效應時，我們必須對下列問題做出判斷和假設：

（1）、比較分配的標準是什么？我們是使用“歷史上既定的分配”還是使用“理論上解釋性的分配”作為標準呢？一個現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理論分析，使用理論標準更可取，不應把這條標準看成規范標準——一個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體假設下的奏效的分配。經濟學可以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

（2）、計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樣的計量單位？一方面使用以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為計量單位的數據，會使研究的結果產生差異；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數據的可得性。在一些國家，關于家庭戶的收入數據很難得到。

（3）、再分配或保險？我們不能從理論上區分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提供保險好還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時候，把再分配計劃看作保險是一個有用的方法。因此，當探詢一項計劃的垂直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當探詢一項計劃的水平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規模、發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繳費和補助金的歸屬，即：誰得到補助金，誰繳費？社會政策法規只從形式上規定誰必須納稅和繳費，誰接受補助金，而不決定誰實際承擔稅收負擔和誰實際得到補助金。 “稅收歸屬”探討這些問題。

（5）、應用研究，使用解釋性的案例，還是使用真實數據，哪個更好？在大多數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歡用實際數據，但研究社會政策時，使用實際數據會出現問題的。這些問題是由于在終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現的。首先，研究者會需要幾十年個人化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很難得到，因為缺乏對過去幾十年數據的系統處理，另外，還因為被分析的制度設置存在的時間不夠長。其次，在使用經驗數據的時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應和結構變遷的效應。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過程的收入數據，但由于不同的時間環境，收入發生變化了。由于經濟增長，對于特定的同批人來說，收入增加對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垂直再分配是無關緊要的。 3、應用分析

在這部分，我們重點介紹社會健康保險政策和養老金政策。

3.1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3.1.1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兩種方法

在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文獻中，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精選的假設方法，另一個是社會政策方法。精選的假設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種資本儲存，這種資本存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這種方法為基礎進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標準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社會政策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上：就衛生健康問題來說，只有在技術的可得到的情況下，才有特殊服務需求在衛生健康與其它商品消費之間沒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這種方法不探究衛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衛生健康服務的效用，不考慮衛生健康服務消費與其它商品之間的選擇。這種方法是大多數涉及衛生健康的社會政策立法的基礎。這兩種方法只有在事實的和規范的假設下才切合實際。精選的假設方法假定關于自己的衛生健康服務消費，人們能夠并且應當做出決策。社會政策方法則拒絕這種觀點，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務。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方法與事前和事后的觀點聯系起來：經濟方法采用事前的觀點，它考慮預期效用；而社會政策方法關心實際結果，采用事后的觀點。每種方法都不全面，因為一種方法忽視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種方法包含。概括地說，精選的假設方法忽視了需求問題，而社會政策方法沒有考慮提供衛生健康服務的經濟問題。

3.1.2公共健康保險的目標：規范方面的問題

（1）貧困。讓一些收入太低買不起保險的人能夠得到健康服務。（2）維護人口健康。一項成功的政策不僅減少疾病發生率，還要提高健康水平，這是一種定位于輸出型的目標。還有一種定位于輸入型的目標，即保證良好的健康服務的供給。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人口健康并不隨著醫生和醫院床位數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會健康政策要覆蓋沒有被商業保險的風險。（4）實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計劃。（5）實行有利于高風險人群的再分配計劃。

3.1.3 A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應，它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資源的使用。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政策是否導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歸結于（1）價格上漲。我們必須對價格上漲與質量提高做出區分，因此可以說，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價格上漲引起的。（2）政治和社會的因素。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衛生健康服務，部分歸結于政治和社會因素，即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服務、健康服務延伸到都市以外、過去被認為是偏離行為現在被看作是健康問題。（3）人口演變。人口參數的變化會影響健康支出：預期壽命增加和人口構成的變化。（4）技術進步。由于技術進步，許多醫療服務變得便宜了，但同時刺激新的醫療產品的研制，增加醫學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制度具有許多D型分配效應：人與人之間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際的再分配，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再分配。評價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的基礎是公平保險。評價再分配的數量，必須假設收益和成本的歸屬。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假定在社會健康政策體系中沒有赤字或剩余。假設社會健康政策體系僅僅是一項以健康服務成本為標準的保險、別無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應建立在這樣的假設的基礎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還要考慮社會地位和教育等問題。

3.2養老金經濟學

3.2.1養老金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基金制度比較，非基金制度的長處

要了解養老金制度的運行情況，我們很自然地假定人們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討最優的儲蓄量是多少。為了方便起見，通常把養老金制度放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內，即迭代模型中來分析。假定把一個人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每個時期有兩代人，一個人在第一時期工作，在第二時期不工作、如果沒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費儲蓄金。再假定他只關心自己的消費，不打算留下遺產，進一步假定死亡的時間是確定的，那么:

max U(c1， c2)

c1是第一階段的消費，c2是第二階段的消費。如果沒有公共養老金，他必須考慮以下限制：

c1= w-s

c2=s(1+r)

s為儲蓄，r是利息率，結果是最優儲蓄數量為s*。在封閉經濟中累計的儲蓄決定資本存量。

為了討論公共養老金引入后的效應，需要區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繳費比率不大于人們自愿選擇的儲蓄率，那么，限制不會改變（b：對養老金制度的繳費比率）。

c1= w(1-b)-s

c2=s(1+r)+bw(1+r)

如果義務儲蓄擠出自愿儲蓄，那么最優儲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計劃，并且繳費比率定為β、養老金為p，那么個人面臨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養老金制度既沒有赤字也沒有剩余，β決定p，反之依亦然：

c1= 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兩個時期消費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話，?s/?p

通過引入非基金制確保所有幾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個假設是：什么時候通過要素W，一代人與下一代產生捐贈，W相當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較兩種養老金制呢？如果繳款率不超過最優儲蓄率，那么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為了比較兩中制度，我們需要比較兩種收益率。假定繳款率b不變，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勞動生產率（W=1+ w），n表示人口增長率（N=1+ 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優。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那么引入PAYG制將確保帕累托改進。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低，這就是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進的原因。概括地說，將PAYG制轉為基金制通常不會產生帕累托改進。

3.2.2 A型效用：勞動力供給

大多數國家的有效退休年齡在下降，分析這個問題必須假定養老金制度不改變個人財富，即這種養老金是一種公平養老金。尤其是如果一個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財富不變。如果有公平養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個具體年齡退休？假定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分為消費和閑暇兩部分，U(ct) + V(lt) 。其中，ct表示消費，lt表示閑暇。他從t=0工作到N；儲蓄率為s；繳款率為b。那么c+b+s=1。終身效用是（T為最大生命跨度，c為一年的消費）：

U(c)N+[(U(c)+v)(T-N)]= U(c)t+(T-N)v

人們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 c

s. t. Tc≤N(1-b)+(T-N)P P:養老金

養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預算限制減少到Tc≤N

如果沒有遺產，他消費所有工作期間所掙，養老金不影響退休時間。如果有借貸限制，情況就不同了。如果貸款的利息率明顯高于儲蓄利率，那么養老金制度會影響退休決策。C*表示工作期間最優消費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優的消費，因此他在工作期間的消費是1-b，。最優化問題變為（Cr表示退休期間的消費）：

max NU(1-b)+(T-N)[U( Cr)+v]

Cr， N

s. t. N(1-b)+(t-N) C*≤N

可以看到?N/?b

3.2.3 D型分配效用

沒有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一般理論，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完全取決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釋。許多養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應，主要是由于收入與生命預期的相互作用。與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預期壽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預期的差異，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計劃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較不同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必須考慮其他社會政策計劃，如社會援助、健康服務等。

影響再分配總量的三個重要方面是：（1）性別。女性預期壽命長于男性，平等對待男女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預期壽命更長，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狀況。大多數養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養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為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長。如果幸存者養老金制度根據經濟狀況調查結果確定補助，那么幸存者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單身有工資收入的家庭戶，如奧地利。

3.2.4人口變遷與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

預期壽命的增加和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減少勞動人口，這兩種人口學要素的變化對養老金制度產生的影響有：（1）從絕對數和占GDP上講，加重養老金負擔。（2）為了保持養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須增加繳款比率。（3）繳納的保險費的收益率顯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規模發生變化。 4、評論

羅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給我們這么幾個印象：

第一、多學科交叉研究問題。羅斯那先生不僅使用了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作為分析社會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礎，還在分析過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將經濟學與政治學巧妙地結合起來。另外，將人口學的變量（如預期壽命、生育率、人口增長、撫養比等概念）納入到分析中來。當然，這在西方學者中并不希奇，但對于我們研究社會政策來說，仍然是富有啟發性的。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一般比較熟悉或習慣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領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關注去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運用相關學科知識的時候，知識結構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來。常常是研究經濟學的不熟悉社會學，研究人口學的不熟悉經濟學和社會學。錯用、誤用其他學科概念、理論和方法的現象時常發生。單一的知識結構是遠遠不能社會政策研究的，社會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口學、統計學等學科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知識背景，不僅如此，還需要在研究中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作到融會貫通，只有這樣，社會政策研究的根基才會厚實。從我們閱讀的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文獻來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種趨勢，我們需要補課并迎頭趕上。

第二、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學有新古典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學等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思想，羅斯那先生的社會政策經濟學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研究[4]。但不管怎樣，羅斯那先生為我們研究和制定社會政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他提示我們社會政策不僅僅是對社會問題簡單的描述和提出解決的辦法，社會政策更是一門學問，需要有理論基礎。廣泛地說，在經濟學內部，不僅新古典主義，其他學派同樣能夠為社會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其他學科的理論如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等也是如此。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做社會政策研究，習慣于就某種社會問題和現象提出問題、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礎理論的闡釋，使得政策建議顯得單薄、空泛，缺乏說服力，往往是一項社會政策研究學術論文不象學術論文，政府工作報告不象政府工作報告。象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的國家，一種社會問題涉及許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種學科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原因進行闡述，并在研究中總結出一套有效的理論。

第三、社會政策的研究范圍。一般來講，社會政策應當有其研究的范圍，不能將其外延泛化。羅斯那先生總結了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社會政策限定在五個方面，并指出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對這種限定可能會有爭論，但我們認為這種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們需要做的是，根據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中國社會政策的范圍和研究領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擴大或縮小，在內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值得進一步探討。時下，學術界和政府界關注的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等等，他們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會政策的效應。羅斯那先生區分了社會政策兩中不同的效應，我們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應主要從物的或者說是資源總量方面反映社會政策的效應，D型分配效應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的這種劃分為我們評價社會政策的實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啟示我們進一步分析：除了這兩種經濟學的效應，是否還有其他效應呢？比如，社會政策的政治學效應是什么、社會學的效應是什么，這些都需要我們發揮空間思維能力，認真思考。羅斯那先生的兩中劃分對于我們建立和實施一種嶄新的社會政策評價體系和評價的手段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評價體系和評價手段也應當是多樣化的。如果一項社會政策研究有理論基礎，恰當的方法，細致的實證分析和可行的評價體系，那是再好不過了。

第五、社會政策的適用性。羅斯那先生明確指出，他的社會政策經濟學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對于東亞國家和窮國幾乎沒有涉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們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他們的社會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人口的，他們沒有也不會涉及農村人口。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城鄉差別仍就很大，二元結構還要持續很多年，我們的社會政策顯然與西方國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異。通常我們做社會政策研究時，對城市和農村問題是分別論述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西方社會政策經濟學在中國的適用性。我們借鑒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決不能盲目地追隨，盲目的追隨會使我們失去方向。我們借鑒要善于從社會政策經濟學中體會其活躍的思想火花和開放的學術精神。我們研究和制定一項社會政策時需要考慮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發現有關社會政策的制度結構的信息，從中發展出中國的社會政策經濟學。

參考文獻

[1]Rosner，Peter G..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 2003. 1-21.

[2]Myles， Gareth D. Public economics.[M]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5.10.

第6篇：微觀經濟學相關的命題范文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課程均是經濟管理專業的核心基礎課程，對學生后續專業課程的學習非常關鍵。經濟學原理通常是經濟管理類碩士研究生入學必考科目，也有不少非經濟管理類專業將其作為專業必修課。黃山學院經濟管理學院目前已開設市場營銷、財務管理、國際經濟與貿易、會計學等經管類專業，全日制在校生近1800人。該院緊緊圍繞市場需求培養人才，不斷提高本科教學質量。比如在國際貿易專業培養方案的制定過程中，相關教研室多次赴黃山市外貿企業就外貿人才需求和外貿人才能力要求進行調研，了解到外貿企業注重溝通交往、洞悉客戶心理、與客戶商務談判等能力，尤其看重英語能力，特別是英語口語表達能力。所以在各專業培養方案制定中，微、宏觀經濟學課程被定位為應用型經濟管理類人才培養體系的基礎平臺課程，除國際貿易專業開設在第二、第三學期外（新生英語成績有錄取門檻要求），其余專業均開設在第三、第四學期，且在師資有保證的情況下盡可能開設雙語教學。

二、微、宏觀經濟學雙語教學目標定位

我國進行雙語教學改革的基本目的是通過教學營造語言環境，使學生在相關專業領域內接受訓練，獲得使用外語表達專業知識并進行專業交流的能力。微、宏觀經濟學課程實施雙語教學應堅持以學生為本，重在激發學生以英語作為媒介學習經濟學原理的興趣，而不是簡單地記憶經濟學術語的英文表達。這有助于學生接觸并了解東西方文化差異，捕獲國外先進知識，培養英語思維習慣，擴展專業視野，不斷提高邏輯思維能力。

三、影響微、宏觀經濟學雙語教學效果的因素

（一）教師的教學理念不能及時更新

教師的教學觀念能否及時更新決定了師生雙向交流中學生的主導地位能否實現。如今課堂說教現象嚴重，很多教師不能在教學過程中與學生及時溝通，忽略了以互動式與學生自主式相結合的方法來提高教學效果。在非母語授課的語言障礙下，教師一味地“獨唱”往往會挫傷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更談不上培養學生閱讀、使用英語原版教材的興趣。有些主講教師在實踐中只強調英語教學，完全忽略了學生的接受程度，這都是不可取的。

（二）教學組織形式不能有效創新

課堂教學組織形式能否有效創新決定了雙語教學的研究與實踐質量。原版經濟學教材普遍通俗易懂，所以教學不應重在選擇中文或英文教材，而應注重內容講解的英文比例。目前經濟管理學院根據專業性質區分了英語口語使用的比重，對入學英語成績達線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學生加大了英語口語的教學比例。在當前擴招形勢下，各項教學資源稀缺，雙語教學所提倡的不超過25人的小班制教學無法得以實現，而學生之間英語能力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一視同仁地實施雙語教學不可能讓每一個學生都達到理想的學習效果。

（三）雙語教學氛圍不能有效營造

雙語教學氛圍能否有效營造直接影響了學生對雙語教學的興趣和接受程度。雙語教學的主體是學生，他們的英語水平是雙語教學效果實現的基礎。目前很多學校難以經常聘請外國學者講學，無法提供英文文獻借閱，也不能搜索與專業相關的英文訪談類影像資料，定期播放英文電影和國內外英語電視節目也僅占基礎英語課堂教學的很小比例。學校無法創造多渠道的英語語言環境，沒有營造出濃厚的的校園英語氛圍。

（四）考核形式不能有效改革

考核形式能否有效改革決定了雙語教學的質量和效果。受學生英語能力的限制，平時作業的完成、課堂提問的回答、試卷的命題及作答等多元化考核方法很難真正從“英文命題、中文作答”轉向“英文命題、英文作答”，至少在大班教學下相當一部分同學不能獨立完成。作為期末考核形式之一或構成總評一部分的口試很難真正實行。

（五）同行交流促教學不能有效開展

同行之間教研、教改交流活動能否有效開展影響了雙語教學的研究與實踐質量。除一些公共課外，高校專業課集體備課現象并不普遍，教師在教學方法的改進、合適教材的選擇、教學內容的梳理、教學重點的明晰、教學大綱和考試大綱的修訂以及作業布置和批改等環節缺乏溝通。

（六）現代化教學手段不能有效利用

現代化教學手段能否合理利用是雙語教學尤其是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是否成功的必要條件。PPT的引入為教學帶來諸多便利，但很多教師的課件過于吵鬧、花哨，不僅沒有有效地輔助教學，反而干擾了教學。微、宏觀經濟學教學需講解大量的圖形，而這往往需要通過自定義動畫來展現。足夠的耐心、嚴謹的態度不可或缺，稍有疏忽曲線就會出現順序錯誤。這對推導結論的傷害是致命的。

（七）雙語教學不能真正有效推行

雙語教學目前已成為教育部評價高校教學能力的指標之一，在此要求下，很多學校盲目推廣。雙語教學非英語專業主講教師英語表達能力欠缺，英語專業主講教師專業知識匱乏，加之語言環境缺失、學生英語水平有限，學生難以對雙語教學產生興趣。他們對教師的教學測評打分偏低，影響后者職稱評審。以上情形使雙語教學半途而廢，教學效果無從談起。

四、基于PBL和CBL教學法，提升雙語教學效果

在眾多影響微、宏觀經濟學雙語教學效果的障礙中，作為雙語教學實施主體，教師的作用至關重要。學生學習興趣能否被有效調動，與教師的課堂教學組織密不可分。教師不能盲目追求雙語教學，應在熟練地用中文講解經濟學原理的基礎上再實施雙語教學。教師除了提高自身素養，更要不斷創新教學方法。尤其作為專業基礎課程，教師應逐步培養、訓練和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當然，若能把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學法和CBL（Case-basedlearning）教學法有效結合，雙語教學的效果將大大提高。

（一）基于PBL教學法，實施知識點的引導和傳輸

PBL教學法變教師講授為學生主動學習，它使學習者投入到問題中，并通過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后的知識使學生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對雙語課程而言，由于語言障礙，學生在課前帶著問題去預習是非常必要的。這可以通過PBL教學法予以引導。它要求主講教師熟練掌握本課程的內容及相關學科知識，具備縝密的邏輯思維和良好的組織管理能力，并能靈活運用知識，提出問題并予以解決。它還要求主講教師加強對學生的關注和督促，掌握學生的學習能力，做到因材施問。因為問題過于簡單學生會忽略，過難又會挫傷其積極性。

（二）基于CBL教學法，實施知識點的提升

CBL教學法要求教師將每一位學生充分融入案例中，使他們盡可能有效率地利用所擁有的資源分析相關信息，從而解決問題。提高用英語表達經濟學課程專業知識的能力不能被動接受，而應讓學生在教學中時時參與。這對80、90人的班級來說并非易事，引入CBL教學法可解決這一難題。在這種方式下，案例的選擇很重要。選擇較復雜的案例能很好融入已講解的知識點。同時教師在對抗中（CBL教學法的關鍵在于集中學習和分組討論，教師根據學生表現為其打分，計入平時成績）應保持公正，教師的公正評判會使得不同小組的學生相互學習。最終成績的評定通常在三到四輪的對抗后才會產生，每一輪結束教師都要進行講解，并根據具體情況或請各小組成員隨機補充，或就共同錯誤予以糾正。這對強化知識掌握非常有意義。

（三）基于PBL和CBL教學法的課堂教學設計實例

第7篇：微觀經濟學相關的命題范文

關鍵詞：管理科學研究方法；歷史發展；實證研究；視覺；參照系；分析工具

1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學研究方法在對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學方法具有客觀性，是以事實為研究依據的，這使得我們的研究真實可靠；其次，科學方法具有實證性，依靠可以由實踐檢驗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時間運用同樣的方法可得出一樣的結論；再次，科學方法具有規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驟都是有序、清晰和結構化的。最后，科學方法還具有概括性，因為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適用的范圍更加廣泛。所以，在我們日常的管理活動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還應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使我們的研究更加系統、嚴謹更具有說服力。

2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回顧

管理科學的發展按照時間的劃分可歸為以下幾個階段：首先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泰勒、法約爾、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管理階段，核心內容就是科學管理思想，以及管理過程和職能分析、組織理論等；第二階段就是20世紀的30到50年代以梅奧為代表的行為關系學說，后來發展到行為科學理論；隨后，20世紀60年代管理科學進入現代管理科學階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論叢林”階段，這其中包括了決策理論、系統理論、管理科學及權變理論等。

管理科學發展的過程反映了管理科學研究重心的轉移，古典管理側重于對物、財及管理組織過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業工程研究方法及經濟學方法為研究基礎的；人際關系學說行為科學則是建立在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的；而現代管理階段則移植了數學、計算機技術學、統計學等諸多科學的方法論，形成了“管理叢林理論”，而在叢林理論中的各個學派都或多或少地運用了科學的方法。

綜上所述，管理科學研究發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論的發展是和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緊密相聯。可以說是這些因素決定著管理理論的發展和變化。現代的管理科學是在實踐中進步，在實踐中發展，并闡釋實踐，引導實踐的。

3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特征

談到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特征，我們首先應該看到管理科學與其他科學的差異與聯系，這就需要我們為管理科學進行學科定位，通過課程學習我們了解到管理科學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所研究的是社會現象，但又同社會科學研究有所差異，其核心差異就是對人的研究方面。社會科學關心的是人類活動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類活動本身的意義。管理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有組織的活動及其形成的系統。它是對管理活動規律的提煉和概括，是關于對有組織活動的管理的系統化、專門化的理論知識體系。

管理科學是在對多種不同性質學科的理論兼容并蓄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創新逐步發展起來的，是不同學科理論及方法系統集成的結果。一般地說，管理科學的成長要綜合運用數學、系統科學、經濟學、心理學。這四個學科構成管理科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近年來，迅猛發展的計算機科學與信息技術極大地促進了組織結構的變革、管理手段的創新以及經營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學的未來發展仍要依賴多個不同學科的交叉綜合運用，依靠相關學科的支撐。

由于管理科學是一門應用性科學，其研究必須緊緊圍繞實際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由現象而本質，由具體而一般，抽象出科學問題并形成研究目標。憑空想象、閉門造車式的研究毫無科學價值。同時，在管理科學研究中還應注意規范研究方法，多運用實證的、實驗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學性不強的思辨的、歸納的、定性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價值。

4《理解現代經濟學》對管理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錢穎一教授的《理解現代經濟學》中試圖說明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解釋現代經濟學中數學的工具性作用，并通過介紹現代經濟學近年來的一些新發展來澄清常見的對現代經濟學的一些誤解。該文從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人手，引入了被當今社會認可為主流的并代表一種研究經濟行為的方法框架——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這三方面的理論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論。首先是由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視角”，這基于經濟學家的三項基本假設即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和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其次是運用多個理論作為“參照系”，使之能夠成為人們能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利用各種圖像及數學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幫助分析繁雜的經濟行為。

而在管理學中也能找到這樣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學的“視角”，管理學的視角應該就是觀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學理論問題的角度，錢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過經濟學家的基本假設，不論是消費者、經營者還是工人、農民，在做經濟決策時出發點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資源限度內和現有的技術和制度條件下，他們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現代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從這樣的出發點開始，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經濟學家探討個人在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料卻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管理學不是沒有視角，但是，迄今為止，管理學確實還沒有象經濟學這樣的一種普遍為人接受的視角，所以當今的管理學還沒有嚴密的理論體系。接下來是“參照系”，管理學的參照系更多地體現了經濟、社會、心理和工程學等相關學科在管理中應用之成果，故必須研究各準則之間的權衡問題。根據西蒙的觀點，科學可以分為兩類：實用科學與理論科學。實用科學采用的是“如果一則一”的科學命題；而理論科學采用的是純描述性的與驗證條件等價的倫理命題。科學命題關注能得到驗證的事實而理論命題強調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為一門科學，顯然應加強實證研究的建設。形成以問題為導向，也即由假設檢驗、建模分析、實驗模擬、對策建議等構成的體現科學命題的管理學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滿意的準則”這兩個基本命題為前提的“管理人”決策模式。他指出，在實際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準則”是行不通的。實際上人們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滿意的準則”行事。西蒙還強調“刺激一反應”的行為模式和與此相關的決策程序化的重要意義。在運用經驗加以慎重處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條件下這種“刺激—反應”的行為模式能夠顯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錢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國時的教授問過他受過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和沒受過這種訓練的經濟學家的區別是什么?在這一問題的回答上就談到了。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他們在分析經濟問題時具有一致性不會零敲碎打，就事論事。同樣，受過管理學系統教育的人頭腦中也應當有幾個參照系，比如，在分析組織結構時我們就應當以韋伯的官僚行政理論作為參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職能時就應當拿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作為參照系，在分析決策問題時，就應當想到西蒙。只有這樣，分析管理問題時才會有一致性。

最后我們來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現代經濟學的文章中談到的是經濟學中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像模型和數學模型。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像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并被經濟學家證明是極其有用的。同樣，管理學也有許多研究工具，對于管理學來說管理學研究的是經濟組織的管理如何使組織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價值的體現問題，這就需要對經濟學的很多理論作為管理學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觀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本身就是管理學的研究工具。近年來發展起來的許多決策支持系統，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問題的有用工具。數學和統計學甚至包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突變論等在研究管理學時確實有用，管理學前輩還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場附加值與經濟附加值、平衡記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們也是研究管理學的有力工具。

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中，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借助數學模型分析會使推理更加嚴密精確，理論研究中運用數學可以減少爭論，而實證研究中運用具有一般性系統性容易被學術界所認可。在管理中數學同樣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泰勒管理學派的管理科學學派就認為所謂管理就是用數學符號和公式來表示計劃、組織、控制、決策等合乎邏輯的程序，求解出最優的方案以實現企業的目標。管理者通過數學模型的應用使得本來難以辨別優劣的備選方案變得明晰“直觀”了，諸方案因被量化而變得可比了。管理科學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定性是認識的起點，定量是認識的深化。數學無疑會為管理科學的定量分析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作為一種抽象的工具，數學模型有助于人們對一個復雜過程的理解，可以幫助管理者合理的決策。但它畢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現實的簡化與抽象，任何一種抽象都不得不舍棄對象本身的豐富性。在建立數學模型時，必須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設，他們是理性思考的結果。模型的運用就是對某些假設的檢驗。檢驗的正面結果表明這些假設有道理；檢驗的負面結果卻表明必須加以修改。有這種感性認識的逐步積累，我們就可以取得理性認識獲得一定的科學知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管理學要成長為一門科學離不開數學這一有益的工具，在對待管理學與數學的關系時，我們必須明白，數學僅僅是管理學不斷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白，單憑數學是不夠的，作為一門研究人們的管理行為的學科，它首先必須面對的是人，它需要那些關于人的學科的支持。

第8篇：微觀經濟學相關的命題范文

[關鍵詞] 人口 經濟發展 研究綜述

一、西方人口與經濟發展的經典理論

人既是經濟發展的最終受益者，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種資源。工業革命后，世界人口和經濟開始了快速增長的過程，因此,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引起了世界范圍的普遍關注,形成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人口與經濟發展理論。

1.人口與經濟發展的悲觀論

悲觀主義的人口經濟理論的奠基人馬爾薩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書中運用“兩個公理”、“兩個級數”、“三個命題”和“兩種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產與生活資料的關系, 開創性地建立了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分析框架, 使人口經濟問題得到了廣泛關注而推動了人口學的發展。他認為人口的增值力無限大于土地為人類提供生活資料的能力。在某些情況下，一國財富的增加絲毫無助于改善貧苦勞動者的境況。無論經濟如何發展，人均收入將永遠處于戶口水平。這種悲觀的人口理論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在這一理論的推動下,關于人口與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不斷推陳出新,出現了許多頗具世界影響的理論流派。這其中以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哈維?萊賓期坦和R?納爾遜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口學家安理斯?科爾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長制約經濟增長”理論和保羅?埃利奇的“人炸”理論為代表。

悲觀的人口經濟發展理論至今仍有爭議，但卻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悲觀論的意義在于使我們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 使我們將人口問題作為經濟問題研究的核心變量對待。但同時也要認識到那種對人口增長危言聳聽或相關無事的論調都是錯誤的。

2.人口與經濟發展的樂觀論

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人口銳減,人口增長率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面對這種情況,歐美各國擔心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會影響發達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便相應產生了一系列與悲觀主義人口經濟發展論相反或相對的樂觀人口與經濟發展理論。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和美國經濟學家A?H?漢森的“長期停滯”理論；美國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國農業經濟學家格林?克拉克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論；美國未來學家A?托夫勒和經濟學家S?S?庫茲涅茨的“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理論是樂觀論的主要代表。

與悲觀論相對，樂觀論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正面效應。但具體分析起來，我們需要對悲觀論和樂觀論進行科學的整合，形成一種對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問題進行客觀而公正的全方位評價的綜合理論, 用以正確指導我們的實踐。

3.人口轉變理論

人口轉變理論是一種聯系社會經濟發展，以人口發展過程及其演變的主要階段為研究對象的人口理論。19世紀以來，世界人口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階段，第二個階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階段，第三個階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階段。人口轉變理論一般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論，它不僅被用于研究發達國家的人口發展，也廣泛用于研究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發展。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人口轉變的第三階段，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結果。沒有出現突然性的“人炸”。由于出生率無法脫離經濟水平，而使得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沒能進入第三階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長。

4.經濟適度人口論和可持續發展理論

此為分析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最重要的理論之―, 它的初創者是英國經濟學家埃德溫?坎南和威克賽爾。坎南以報酬遞減律為根據, 將產業最大收益當作達到適度人口的標準; 其后, 威克賽爾引入邊際分析方祛研究適度人口。索維確立了現代經濟適度人口理論的地位, 拓展了研究范圍, 豐富和發展了對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的認識:(1)為適度人口設立包括非經濟因素在內的9個指標, 使確定適度人口的標準趨于多元化;(2)將技術進步引入到適度入口的分析中, 創立了動態適度人口理論;(3)將穩定人口應用于適度增長率的研究中, 探討了人口總量同經濟總量的最優關系, 因而獲得更加系統化的理論分析思路。在索維之后, 還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對零增長》一書對經濟適度人口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強調的是, 可持續發展理論比適度人口論更為人口經濟理論開拓了研究領域, 明確表達了發展是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相協調的發展及其良性循環, 這在―定意義上更加完整、科學地確立了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5.人力資本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將人力、人的知識和技能認定為資本的一種形態即人力資本, 認為它的形成是對教育、衛生、健康、勞動力遷移等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 它能更大程度上帶來經濟效益, 從而在現代經濟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后,貝克爾又豐富了人力資本理論, 強調教育、培訓等對于人力資本形成重要作用, 并對人力資本投資、生育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剖析,提出了許多新的人力資本分析力祛。舒爾茨和貝克爾利用自己創立的理論對戰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做出了比較合理的理解, 強化了人們對人力資本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認識。

西方學者關于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經典理論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 這些經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歷史階段的人口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盡管這些經典理論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錯誤, 但它們為我們探討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尤其對正確認識、把握和解決我國人口經濟問題、促進我國人口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啟示作用和參考價值。

二、國內人口與經濟發展研究綜述

隨著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確定、發展和完善,中國人口科學研究也隨著走向恢復、不斷發展和繁榮的新階段。在過去的20年中, 國內學術界結合中國的國情,對人口與經濟關系運行的機理、方式、途徑等方面進行大量的深入剖析與探討,在許多關鍵的人口經濟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為國家的社會經濟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可持續發展理論框架的引入,學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國人口經濟問題不僅要探討人口與經濟之間的內在關系,還要考慮資源環境對二者關系的制約關系。

蔣正華認為影響中國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兩個:一是食物供給現狀和前景限制著著人口的過快增長;二是人口增長過快可從報酬遞減和資源過度兩方面影響經濟的發展。田雪原則認為,人口與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全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我們必須認識和把握他們之間的協調關系。此外,于學軍對人口老化與生產、人口老化與分配、人口老化與消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葉文振關于孩子成本與效應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張純元對貧困地區人口特征與消除貧困的研究等,均屬于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研究。

綜觀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我們不難發現它們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強調多學科的研究。這一時期的研究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人口質量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簡單地探討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是將人口學、經濟學、教育學、政策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科學地結合起來;二是更加注重實用性的研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學術界的研究重點和研究選題則更加突出其成果為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指導作用。

三、人口與經濟發展理論給我們研究的啟示

人口與經濟發展這一重要命題,長期以來只是從經濟學或環境學的角度,簡單地理解為人口的增長或下降,帶來經濟收入的增加或減少、物質生活用品消費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態環境質量的破壞或下降。這種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的認識,僅僅反映了其本質的部分側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內涵。要深入了解和認識區域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必然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內涵。

結合我國實際, 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人口質量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深刻影響, 積極促進人口質量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有機結合。中國人口日益膨脹, 超規模的人口老齡化、巨大的人口就業壓力及文化素質低下的人口群等, 已構成我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制約因素, 而解決的最有效辦法就是確立經濟發展以人力資源開發為核心依托的人口經濟戰略。我們應當警醒, 自覺認識到我國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發達、人口素質低下、人均資源占有量少、資金缺乏的條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 而人力資源開發卻嚴重滯后, 因而大力開發人力資源、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力度, 通過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和提高人力資本效益改善人力資源開況, 扭轉人力資源開發不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被動局面。

參考文獻：

[1]齊良書:發展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年

[2]劉純元等:人口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3]溫軍等:發展的理論――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西北人口，1999年1期

第9篇：微觀經濟學相關的命題范文

摘要：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是一種制度，是作為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而產生的，市場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是因為其能夠比戰爭等其他方式更有助于促進社會經濟效率。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新制度經濟學這種市場觀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差異。它揭示并彌補了后者的許多不足或局限性，有助于人們對市場形成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觀

新制度經濟學市場觀，是指新制度經濟學家對諸如市場是什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其有效的運行需要什么樣產權制度前提、有什么經濟社會代價等有關市場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觀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觀點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分歧。他們的思想揭示并彌補了主流經濟學市場觀許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們對市場獲得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科斯指出，“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每個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總之，在他看來，“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轉貼于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 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市場”是“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 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舉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所以，他強調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 “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種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場“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該制度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市場”的這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

從其反對市場和諧論的最后一個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反對市場和諧論，揭示市場的不和諧性，特別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點，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市場制度，而是為了反對那些一看到市場有缺陷就認為應該用政府來取代市場的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目的其實和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和諧論一樣，都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的。

六、結語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制度主義市場觀與主流經濟學的市場觀有深刻的差異。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新制度主義市場觀是一種新的市場觀。在筆者看來，無論從推進人們對市場的認識來說，還是從現在還沒有建立起能夠確保經濟持續有效運行的穩定均衡制度的社會來說，這種新市場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綜合起來，它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意義：其一，它強調市場存在的制度基礎，有助于人們認識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樣是僅僅依賴個人理性就可以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的行為，它需要某種特定經濟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場（sound market）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完全自發的秩序，它包含并體現著某種人為的秩序，它需要建構理性主義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場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這一性質，有助于人們認識到，一個社會選擇市場，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場擁有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那些美好的性質，而是因為該社會存在著需靠它來解決的由于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無法消除的使用沖突。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來獲得自己所需要——但為他人所擁有的物品的市場行為，首先并不是如正統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是一種個人自發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強制的行為。其三，它較為深刻地闡明了市場在確保經濟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為其他任何社會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優勢之所在，彌補了主流經濟學的不足，有助于人們更為充分地認識到在現實社會經濟條件下選擇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對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所具有的影響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認識到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制度對確保市場運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識到濫用國家權力——這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唯一能夠合法地對個人產權進行侵犯的權力——對經濟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較為客觀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場經濟中消除的社會沖突以及由這些沖突所導致的為有效率的市場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們較為充分地意識到，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市場和諧論是不現實的，市場效率不是免費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式來應對市場經濟的不和諧甚至危機，才可能實現市場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諧。

注釋：

①【美】E曼斯菲爾德：《微觀經濟學：理論與運用》，鄭琳華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頁。

②【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朱志泰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10月版，第18頁。

③【美】J斯蒂格勒：《價格理論》，施仁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頁。

④【美】FL普瑞爾：《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指南》，錢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頁。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頁。

⑨⑩[11][18][20]【美】EG富魯博頓、【德】R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范式》，羅長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頁。

[12][22]【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13、16-20頁。

[1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20頁；【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卷），陳良璧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2月版，第18頁；【英】杰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郭大力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10月版，第81頁。

[14][21]【奧】C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劉絜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頁。

[15][19][46][48][49][52]阿曼阿爾欽：《產權經濟學》，載于盛洪編：《現代制度經濟學》（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頁。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產權制度中的道德與效率》，載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權、控制與企業》，段毅才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頁。

[26]張五常：《佃農理論》，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8月版，第83頁。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張五常：《共有產權》，載于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430頁。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評論》，載于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469頁。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頁。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轉引自【美】EG富魯博頓、【德】R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范式》，羅長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頁。

[42]【法】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陳福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頁。

[43]【法】巴師夏：《經濟和諧》，載于季陶達：《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選輯》，1963年9月版，第205-220頁。

[44]【美】克拉克：《財富的分配》，陳福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2月版，第1-16頁。

[45]【美】安德魯馬斯-科萊爾等：《微觀經濟學》（下），劉文欣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頁。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