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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精神;培育;價值定位;快樂學習

中圖分類號:G6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1023202

高校教師作為培養和教育人才的重要力量,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地方。衡量大學的好壞,首先不是學生的數量,而是學生的質量。同樣國家經濟的未來發展也就是靠現在的經濟學學生,因此經濟學學生質量的好壞更能對社會產生生深遠影響。但在教學工作中很多經濟學教師僅僅把經濟學看成是一種知識,對經濟學的具體表達也僅僅認為是教科書、論文、政府政策文件、發展報告等。使得學生在學習時也是追逐一堆堆結論、一組組數學公式,而沒有一種精神上的指引和總體的領導,學的知識也是分片成立的。作者基于自己在教學實踐中的實踐經驗以及對“經濟學精神”內涵的深入分析研究,并形成一定的理論研究和對學生的效用分析,認為在高校經濟學專業的教學張“經濟學精神”的培育尤為重要。人類的任何一門學科,其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只是該學科的冰山一角,作為該學科基礎和精髓的則是該學科所要求的那樣一種精神,經濟學精神等即屬此類。通過教學中的實踐總結和專業學生就業后的跟蹤調查作者認為“經濟學精神”的培育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 在多學科教師的配和下進行經濟學知識框架的構建

在我們的以往教學中是從系統論的觀點看,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是由各個部分組成的,各個部分又由最重要的內容組成,各部分的重要內容又可以具體成關鍵點,有如單個的樹,把所有的單個的樹連起來,就形成了知識的森林。學習的過程有如從找到一棵棵樹木發現森林,又在森林看到每棵樹木。在經濟學專業學生入學后應首先進行經濟學知識框架教學,但整個教學不是講授具體知識而教育學生學習站在高處先領略整個森林,然后再進入其中尋找每一個經濟問題的what? who? how?知識框架構建后,以后的學習就如栽樹,樹栽得越多,森林就越加繁茂。并能將這些原理用于分析實際問題。

教學中需要經濟學以及其他相關專業的多學科教師從經濟學的體系的幾方面即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經濟學原理和經濟史,還有經濟哲學入手培養最初高瞻遠矚的經濟學眼光。要使專業學生從以下角度高屋建瓴的掌握經濟學專業將要學習的內容。數理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構建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和如何用數學方法來分析各種各樣的模型。計量經濟學:構建了經濟學的模型之后如何來驗證這一模型是否符合社會經濟運行的現實呢?這就是計量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計量經濟學主要是通過統計的方法來驗證數理經濟模型中各種變量的關系是否和社會現實相一致;同時計量經濟學也通過統計數據來提出一系列的假設。 經濟學原理:在經過了數理經濟學的構建和計量經濟學的檢驗之后的理論才能堂而皇之的步入經濟學理論的殿堂,我們在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所學到的所有知識都是完成了這兩個步驟之后的。經濟學的原理粗略的可以分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學體制的基礎上衍生出了一些經濟學分支科學,比如說就宏觀經濟的貨幣供給和利率問題衍生出了貨幣銀行學,國際市場的分析衍生出了國際貿易學,對于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衍生出了發展經濟學;在微觀領域,對于壟斷對資源配置的影響衍生出了產業組織理論,對于規模經濟在城市形成方面的作用衍生出了城市經濟學和產業集聚理論,等等,多的不計其數。經濟史學:主要分為兩方面,對于經濟學本身發展歷史的研究――經濟研究史,和對社會經濟現象歷史的陳述――經濟史。經濟哲學主要是兩方面,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邏輯問題,以及經濟學者的立場與秉持的道德觀念的問題。哲學是經濟學的方法論。多學科教師要定期開展學術教研交流活動,及時掌握整個知識框架體系的調整變化。通過各種渠道,千方百計地建設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充滿活力的教師隊伍。

2 要有準確的價值取向和定位

作者所在的高校山西師范大學位于華夏民族發祥地之一的古堯都山西臨汾市,是山西省五所老高校之一。是省屬重點大學,是山西省高等師范教育、高等藝術教育、教育科學研究和師資培訓的中心。建校近50年來,學校堅持“育人為本、崇尚學術”的辦學理念,堅持立足山西、為山西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發展培養各類人才為己任,堅持師范教育為主、全面發展的辦學思路,已經為社會輸送了以基礎教育教師為主的各類人才10萬余名,為山西的教育事業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潛移默化的引導專業學生的準確定位,按照學習能力的大小和學生的興趣愛好分為幾個層次,愿意在經濟學上繼續深造的鼓勵其考取研究生。但對于大部分同學要立足在做基層性、地方性經濟學人才。專業加輔修專業的學習,加強其在綜合能力方面的訓練以滿足社會用人單位專業化的要求。著力培養基礎應用型人才,做到社會需求好――學生學習動力足―畢業生質量好―社會需求更高的良性循環,防止專業學生好高騖遠,不利于專業的學習。

3 快樂學習態度的培養

一定要通過各種手段,充分調動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快樂學習不但是一種態度、一種理念,更是一種學習方法。雖然作為大學生,獨立學習能力不斷增強,但很多同學還是把大學學習作為不得不為的一件苦差事。學真正有用的東西。這樣就能夠感受到快樂。把為什么學習的思想搞對頭,端正學習態度和方法,使他們向著堅定正確的方向去努力,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熱情,逐漸形成信仰的快樂。同時教師在教學中靈活地組織教學,根據所講授課程大多具有宏觀性、理論性與學術性等特點,努力探索出以科研帶教學,教學促科研,搞好課堂教學的教學方法,即教師本人結合專業課教學,根據課堂教學之中發現的新問題、專業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進行跟蹤學術研究;將學術研究中的新觀點融入課堂教學之中去,以啟發學生的獨立思維能力和創新精神;運用啟發式教學、案例式教學、討論式教學來搞好課堂教學,鼓勵學生提出問題,以激發、培養學生的研究、分析能力。開拓學生的視野,增大課堂信息容量,活躍課堂教學,使學生在尋找的過程中學習。利用多媒體工具在教學中,對學生產生視覺沖擊,引發學生強烈的求知欲。同時許多現在的大學生是生理上是成年人,但在其心性上還顯得很幼稚。因此大學教師不但要在課堂中教導學生有關的學術知識、做學問的途徑、做人處世的道理,更要通過自己的言行,讓學生感受到師者的風范。,努力堅持教書育人的理念,并將“教書育人”貫穿于整個課程教學之中。在課堂上努力做到一不調侃學生。不以年齡與學歷優勢、用居高臨下的姿態調教學生。不表現自己,上課不故弄弦虛,不要擺弄一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來表現自己的博學多才,來誤導學生的注意力,同時是專業學生對學習也產生壓力。引導學生有規劃的學習,若沒有規劃,一團亂麻,連自己掌握哪些,沒掌握哪些,都不能區分開來,這會導致大量的無效學習,并造成畏難情緒。只有看到自己該學些什么,能學些什么,理出一條脈絡來,那才可能做到有規劃。在教學中要適當緩和專業學生學習的壓力,給予一定的鼓勵,不斷的鼓勵能夠積累起信心面對未來的困難和挑戰,使專業學生內心真正有所觸動、有所感覺、有成就感,不到快樂的向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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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微觀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范文

財政學作為經濟學學科的一個分支歷來受到各國理論工作者和社會實踐部門的關注及重視。尤其是在18世紀中期，自亞當?斯密為其搭建了專屬的基本框架以后，財政學更是在不斷的理論及實踐中一步步發展壯大起來。但從上世紀末開始，由于其他經濟科學的研究對財政學的滲透以及財政學自身的學科名模糊等問題的出現，使得財政學的發展方向逐漸變得模糊不清，財政學的去處以及出路成為了當代財政學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一、財政學的歷史發展脈絡

在18世紀中期，由英國蘇格蘭人亞當?斯密所寫的《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當代財政學和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正式誕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財政學和經濟學的發展緊密連接著，財政學的理論更是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不斷推動下而推陳出新[1]。對于西方的財政學發展史而言，其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經常將財政學歸為兩大傳統，即“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以及“大陸傳統”。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經濟學家對兩種傳統理論的不斷融合和創新，逐漸使得傳統財政學向現代財政學進行轉變。

“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盎格魯-撒克遜”傳統是由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所開創的。亞當?斯密對財政學持有的思想特點在于自由放任，其認為政府在國家財政上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在《富國論》中，亞當?斯密提到政府應該履行在提供國防、司法及公共工程建設三個方面的職能，因為其認為在國家的財政運行中，政府的支出是非生產性的。在這個觀點提出后，亞當?斯密《富國論》理論的追隨者李嘉圖、薩伊和馬歇爾等持有經濟自由主義觀點的古典以及新古典經濟學家將其逐漸深入，繼而發展形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2]。“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主張“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這一理論，其推崇在資源配置中市場機制所具有的神奇作用，認為“看不見的手”會將私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這一理論傳統自18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三十年代一直處于財政學以及經濟學的主導地位。由于這一理論傳統所持有的觀點對政府的影響，使得政府過于注重對稅收的研究而忽視甚至根本沒有涉足對公共支出的研究，這也成為了該時期財政學的主要特征。該特征主要表現為在財政理論體系中稅收原理處于無與倫比的最高地位，而財政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維持國家政府部門的自身運轉。

“大陸傳統”。與英國古典學派提出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相對的是由奧義學派和瑞典學派所開創的“大路傳統”。盡管在18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三十年代由亞當?斯密所開創的經濟學體系長期占據著歐洲主流的經濟學地位，但還是有一些當時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對其持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相對于“盎格魯-撒克遜”傳統而言，這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在國家的經濟職能方面更加注重其對于公共支出的積極作用，并對其進行了一系列的詳細分析，逐漸形成了國家公共財政理論的另一傳統，被人們稱為“大陸傳統”。“大陸傳統”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分布在歐洲的各個國家，并且形成了不同派系。其中包括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有羅雪爾、瓦格拉；瑞典學派，代表人物有經濟學家維克賽爾、利達爾；奧意學派，其中包括奧地利和意大利的財政學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陸傳統”這一理論中，作出最大貢獻的就是瑞典學派的維克賽爾[3]。其不僅對普通的經濟理論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也將國家的公共支出和稅收相結合并進行研究，得出國家公共部門的決策實際上是國家政治和集體選擇的過程這一理論。其后布坎南正是由于吸收了這一理論的重要思想并加以發展，從而創立了對世界財政學影響廣泛的公共選擇理論，同時該理論也成為了現代財政學的基礎理論。

當代財政學的誕生。“盎格魯-撒克遜”傳統與“大陸傳統”這兩種學派理論體系分別側重了政府功能的兩個方面，但由于國家社會經濟問題以及倆派學者思想交流上的阻礙，使得對于理論需求方面相對匱乏，故兩派理論體系是在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的催生以及眾多經濟學家不懈努力之下，經過了漫長的社會變革繼而慢慢融合到一起并歸入財政理論學之下[4]。在此之后，財政學才擁有了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同時也打破了從18世紀中期所建立起的傳統主流經濟學只關注國家稅收的理論傳統。在全球經濟危機后，由凱恩斯提出的宏觀經濟理論逐漸滲入到各國的經濟理論體系當中，該理論強調了在穩定宏觀經濟的過程中政府應該起主要作用，倡導應由政府的財政支出來帶動國民的經濟增長，突出了公共部門的重要性。這一理論的提出使得傳統經濟理論學對于財政學的解釋完全不能滿足國家進行對公共部門活動的分析。在此前提下，經過布萊克、鮑文和布坎南等經濟學家的不斷努力，使得財政學理論終于在20世紀中期發生了由傳統財政學向當代財政學的轉變。充分重視公共支出是當代財政學理論的基本特點，其不但分析了公共部門的決策過程及決策效率，還強調了在國家財政控制中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必要性，繼而使得財政學的研究領域及研究方法得到了極大的擴展。1980年《公共經濟學講義》的出版代表著財政學公共經濟學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5]。

二、財政學的近期成就

目前財政學的發展已近深入到經濟學的各項領域，并且成為了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逐漸吸收了計量經濟學和理論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思想和實踐工具，使得當代財政理論學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

稅收理論發展。帕累托有效稅收的結構研究。所有財政扭曲都是由政府稅收導致的，但是財政扭曲數量的減少不會使稅收制度總體的超額負擔隨之減少。基于這樣的前提下，帕累托有效稅收的結構是根據在給定技術的和其他方面進行約束時，在他人的近況變差下，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境況會發生好轉。具體的社會福利數據可能在帕累托有效稅收結構中選擇一個對社會能產生最大福利待遇的稅收結構。在政府知道每一個國民所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根據每個國民的不同特征進行收稅，因為一次性的總賦稅可以體現出帕累托的稅收效率。但是對于某些對信息約束其關鍵作用的方式，這樣的結構所產生的結果并不如拉姆齊所描述的那樣，比如閑暇和消費之間一旦分離就不會產生商品稅[6]。

稅收的激勵理論。稅收對勞動力供給、風險承擔、企業融資、個體儲蓄以及企業紅利發放等方面的影響是稅收的激勵理論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分析個人所得稅對勞動者供給決策的影響以及對比累進稅對勞動力供給的激勵效應是國家稅收對勞動力供給的主要研究方向。而稅收對個人儲蓄的影響主要是依靠分析利息稅對個人儲蓄行為的影響，并使用代數的推算方式表達出利率的變動，進而判斷個人所得稅的實際收益下降會對個人儲蓄行為造成不良的影響。風險承擔在稅收過程中受到的影響則是通過分析稅率的波動對投資者造成影響來進行判斷的，其中如果稅率的變化與風險投資資產的數量呈同比變化時，就會增加風險的幾率。企業投資過程中如果受到稅收的影響，則集中表現在稅收抵免政策對企業投資的激勵所產生的效應上。

2.最優化的稅收理論

最優稅收理論的研究熱潮最初是由米爾里斯關于最優稅收的研究取得顯著成果所引發的，米爾里斯也憑借此項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此之后就出現了大量有關于最有稅收理論的相關文獻。其中最著名的最優稅收理論是拉姆齊法則，它指出在政府無法不能征收歸總稅的前提下，可以針對不同需求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稅收政策，以確保稅收效率利益損失的最小化。當然有關于最優稅收的理倫還有其他相關的法則出現，例如科利特-黑哥法則。其主張針對不同的商品進行不同程度的課稅收繳，以實現最優化的商品稅和所得稅之間的聯系。

公共選擇的理論發展。公共選擇理論是由布坎南與塔洛克發表的《同意的計算》一書所開創的，同時公共選擇理論也是財政學的基礎理論。其取得成就主要表現在對于投票規則的研究、對官僚制經濟學發展的分析、探討公共選擇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以及關于討論尋租理論的發展等方面[7]。

政府預算的理論發展。在經濟學家芬勞和瓦爾達沃斯基的不斷努力下，公共預算理論構建在20世紀中期取得了迅猛的發展，使得漸進主義學派在國際社會中風靡一時，一度占據著公共預算理論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論。漸漸地各國的公共預算專家不再滿意于公共選擇理論和漸進主義對公共預算的解釋，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宏觀預算模型（政策過程模型）這條新的用于研究公共預算的路徑。

三、財政學面臨的未來挑戰

盡管目前財政學已經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應用，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經濟水平的逐漸提高，財政學方面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對理論上的需求已經大大超出了固有的財政學理論。當前許多新進的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并沒有相應的財政學理論來提供解決辦法，故這也就為財政學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方向，同時也是財政學所面臨的挑戰。從當今社會發展來看，我國的經濟生產力在國際中所占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提高，這種提高正是源于財政學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盡管我國已經進行了市場化改革，但由于社會性質的原因，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國家還存在著很大差別，西方國家的財政學往往無法適用于我國在現實中所出現的問題[8]。而我國的財政學理論是隨著社會發展由西方財政學慢慢引入的，所以在財政制度方面我國本土的可以借鑒的文獻及著作并不是很多，故深入研究適合我國本土化的財政學理論是我國財政學領域所面臨的首要問題。

第3篇：微觀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范文

論文摘要:實驗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經濟學學科,現代經濟學許多的假設是未經驗證的,在經濟學中引入實驗方法是必然的。從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出發,通過對最后通牒博弈的實驗分析,探究實驗經濟學的意義,以及實驗經濟學存在的局限和問題,得出了實驗經濟學是當今經濟學研究的革新,實驗方法也將成為主流經濟學的重要的研究工具,對經濟學方法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的結論。?

瑞典皇家科學院為了表彰弗農·史密斯將實驗作為經濟分析的一種工具,對經濟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于2002年授予他諾貝爾經濟學獎,標志著實驗經濟學已經獲得了理論界的認可,實驗經濟學成為了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同時顯示了實驗經濟學的蓬勃發展,在理論界的影響日漸增強,并且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工作中。?

實驗經濟學,是指讓實驗對象在設計好的可控環境下行動,借以分析人的行為,總結人的行為模式,驗證和修改經濟學的各種基本假設。如果這樣,經濟學家可以在設計好的可以控制的環境下,根據自己的需要,對經濟學的假設或者那些重大的發現做可重復性的實驗,來驗證其是否具有科學性。?

1 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歷程?

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從歷史上來看,運用實驗的方法研究經濟的相關問題,得從1738年的“彼得堡悖論”算起,距今已經有270年的歷史了。但真正被后人認為是學科開端的是1948年張伯倫在課堂上進行的供給和需求的實驗。弗農·史密斯在1962年發表了《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這篇文章不僅標志著實驗經濟學在主流經濟學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也為此后實驗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使得許多經濟學家從事到實驗經濟學的研究中來,經濟學的實驗方法也讓更多的經濟學家所接受,實驗經濟學在經濟學理論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對經濟學方法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實驗經濟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的三股思潮。?

第一股思潮是,1931年,薩斯通對效用函數的實驗研究拉開了實驗經濟學序幕,薩斯通用實驗的方法確定了個體的無差異曲線,大約20年后盧西斯和哈特在考慮了現實中的利益刺激后,重新進行了薩斯通的實驗。1950年阿萊提出了對人們在面臨不確定性下的選擇進下行了實驗,發現實驗結果與期望效用理論的不一致,也就是著名的阿萊悖論,這是最早通過實驗提出的對期望效用理論的懷疑。?

第二股思潮是,1950年,決瑟爾和弗魯德構造了著名的博弈問題“囚徒困境”,但早期的博弈實驗都是圍繞著重復的囚徒困境及其變型展開的,納什曾經指出實驗中存在許多的局限性,例如很難在零和博弈中將參與人的行為視作重復博弈,不同階段的人的選擇也不一致。?

第三股思潮是,1948年,張伯倫教授首次在課堂對市場進行了實驗,建立了一個實驗性市場以檢驗競爭性市場均衡的條件,但是實驗的結果卻與競爭性市場均衡結果不一致,但是這也就啟發了當時他的學生弗農·史密斯,史密斯到珀杜大學工作的第二年,在課堂上以他的學生為對象進行了競爭性均衡實驗,與張伯倫教授的實驗中一對一的交易方式不同,他使用了證券市場所采用的雙向口頭拍賣的集中交易方式,他發現即使在很少的信息及適度數量的參與者的情況下,市場也能很快地收斂到競爭性均衡。由此史密斯證明了大量的,具有完美信息的經濟人不是市場效率的要求,這與人們習慣的經濟理論有著根本的不同,也就是在1962年,史密斯將多次的實驗的結果組成論文即《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發表在了權威雜志《政治經濟學》,也被認為是實驗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2 實驗經濟學中的實例分析?

一個很著名的被稱為“最后通牒博弈” 的游戲,該游戲的規則是:兩人分一筆固定數額100元獎金,A首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來表決,即A提出的方案是給B一個數額x(0?x?100)元,那么A可以得(100-x)元,由B來決定是否接受該方案,如果B接受這一方案,則按照這種方案進行分配,如果B不接受此方案,那么兩人將一無所得。?

在該游戲中,如果我們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只要讓x>0,那么B就應該接受,即A提出x=1,A得99元,B得1元,B會接受,甚至x更小,只要x>0,B也會接受,否則兩人得到的獎金將會是0,也就是說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得到1元的效用大于得到0元的效用,那么B就會同意A的方案。但是事實上不是如此,設想一下,在如此懸殊的比例下,如果換成你是B,你也會覺得太不公平了,A為什么可以拿走那么多的獎金,所以你會拒絕接受B提出的方案,假如將角色換一下,由你來提出方案,大部分會選擇給B50元,這樣的話,B會更容易接受,可這種想法不是所有人的想法,任何的推測就顯得毫無意義,就必須通過實驗的方法來找尋其中的規律。?

為此,我做了這樣一個關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實驗,我選擇了45個人作為我的實驗對象,事先不給他們任何限制,由他們自由選擇可以分配的方案,即為B提出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案,實驗的結果是31人選擇將該筆獎金平分,即A和B各得50元,還有8人提出的方案是給B大于給自己的獎金,即x=51 得49元, 另有5人選擇給與B更多的獎金,即使A得到的獎金更少,否則B會拒絕接受A提出的方案,在這次的實驗中只有1人選擇了給B最少的獎金,即x=1,A得99元。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那么我的這次實驗結果完全和“理性經濟人”假設不同,即x較小的時候,人們是會拒絕這種方案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經濟人”。?

由于我選擇的實驗對象的樣本數量太少,也沒有完全考慮到各個方面的原因,所以實驗的結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們通過“最后通牒博弈”的實驗可以發現,現有經濟理論的假設是有問題的,并不是所有的假設都正確,像“理性經濟人”假設就不一定正確,說明人們在決策中考慮的除了利益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不是完全從本身利益出發的。由于信息的不對稱、獎金的金額、公平性等因素會導致人們的選擇不同,文化的差異也會導致人們的選擇不同,因此不同國家的人們選擇的分配方案是不同的,也就表明了與“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不同的。而我們可以利用更加規范化的實驗使實驗具有可重復性和可控性,所以在類似地條件下,不管誰參與的實驗都可以得到相類似的結果。?

實驗經濟學涉及了很多的實驗,涉足的領域有:個體決策實驗、博弈實驗、市場實驗、拍賣實驗、風洞實驗等等,在實驗經濟學方面,需要更多的實驗經濟學家做出更多的實驗,以驗證經濟學的合理性。?

3 實驗經濟學的意義?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是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已經逐漸進入到主流的經濟學當中,通過實驗可以讓人們更好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直以來,我們知道實證方法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它的范式就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們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的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其實,這樣的方法有其科學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著缺陷,即理論的假設和數學的推導往往會排除掉人們行為中的非理和不確定因素,是以人們為“理性經濟人”為前提假設的。實驗經濟學就繼承了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產生了重大的意義。

第一,實驗經濟學是以人們可以非理性、有偏好的行為人取代了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通過數理統計的方法來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的與我們現實世界不一樣的問題。?

第二,實驗經濟學可以在實驗室里進行實驗論證,同時可以操控實驗條件和實驗變量,排除那些非關鍵因素和不確定因素對實驗的影響,也就克服了經驗檢驗的不可控性的缺陷。?

第三,實驗經濟學可以重復實驗來進一步論證,用現實的數據代替歷史數據,那就克服了以往的經濟檢驗的不可重復性,使得經濟學理論會更加具有說服力。?

第四,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成果,同時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具有實踐性和趣味性,把人們的決策行為當作了研究的對象,讓人們參與到實驗環境之中,使人們更具有機會分析他們親身參與所產生的信息,把一些經濟運行的過程納入到了研究領域當中,以便于人們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

第五,實驗經濟學的文獻增長迅速,在《經濟學文獻雜志》的分類體系中增加了一個專門的項目——實驗經濟學方法,催生出了新的經濟學科。?

4 實驗經濟學的問題和局限?

實驗經濟學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是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僅僅四十多年的時間,仍然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當然也存在著一些不完善的方面,盡管我們知道有部分的實驗確實取得十分成功,但是實驗經濟學的局限性也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實驗經濟學家們不單單要掌握好經濟學,還要系統的了解實驗所要涉及到的相關的專業技術知識,我們知道,實驗經濟學的目的是要研究現今的經濟,揭示現今經濟運行和人們行為的規律,但是即使實驗也不可能完全地模擬現實的生活。如果與現實越接近,就需要引入更多的變量,實驗的控制難度就會加大,使得實驗會越來越難控制,使數據最后也更加難以處理,得不到實驗想要得到的結果。?

實驗經濟學中,實驗的參與者的主觀性將會影響到實驗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實驗經濟學家在設計實驗方案的時候,不能夠完全排除個人的偏好和非理,那些實驗參與者在實驗時有可能會考慮設計實驗方案的人,從而有意識地完成實驗的期望,導致實驗的不真實,這樣的主觀因素將是對實驗的極大挑戰,也就會造成許多相同的實驗由不同的實驗者設計或者不同的實驗參與者執行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結論。?

因此,許多著名的實驗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相同的實驗由不同的研究者設計或者由不同的實驗參與者執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目前還沒有好的系統和方法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5 總結?

隨著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較早地配備了獨立的理論體系,但是與其相應的實驗檢驗卻相對滯后,實驗經濟學一經產生,立即顯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實驗經濟學將會轉而會解決更為實際的經濟問題。實驗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理論學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對獨特的理論體系為特征,而是對經濟學研究方式的革新。?

實驗經濟學是研究人們行為的經濟學,它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其他的學科的共同發展,它揭示了古典經濟學的缺陷,并且為此提出了經濟學的前進方向,實驗經濟學是發展歷史比較短的一門新興的經濟學學科,是一門實驗的學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我們知道,隨著實驗環境和實驗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會更加完善,一定會對主流經濟學產生更加重大的影響,成為經濟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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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微觀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荀子、 “禮制”思想、 制度安排

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轉型期，即是封建領主制瓦解和封建地主制確立的時期，是由諸侯割據稱雄過渡到中央集權統一的時期。西周社會的各項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均處于“禮壞樂崩”之勢。“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對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在這種戰亂環境中，各諸侯國都面臨著存亡危機；“當面對挑戰時，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不對稱時，制度本身會被創造出來。”......“并扮演了迎接挑戰的主角，因而，制度本身便成了重要的資源。” ， 而“周公之制”顯然不能適應孟子提出的“定于一” 的時代要求。荀子則明確表示：“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 ， “四海之內若一家” 。 這是一個天崩地坼，新舊制度更替的時代。而統一天下便是當務之急和時代課題。然而，如何對于舊制度的揚棄和新制度的設計，則是“處士橫議”， “百家異說”； 其要旨在于為未來社會的制度安排提供各自的理論依據。其中荀子創設的“禮制”思想可謂不同凡響。“從經濟思想上看，荀況不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也集了先秦各家的大成。他是我國第一個從總體上對封建經濟制度進行了理論分析的思想家。”.......“就其對整個封建經濟制度認識的正確性來說，荀況經濟思想所達到的水平是比較高的。” “他提出了一套積極的、昂揚著進取精神的經濟思想，為后來的統一的封建帝國的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論依據，其影響十分深遠。清末的譚嗣同曾說：秦以后二千年的學術皆為‘荀學’”。 “在戰國末期，新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已經趨于成熟，一個統治全國范圍的封建政權的出現已經指日可待，創建同封建制度相適應的典章規制，也即是創制新‘禮’的任務，已經提上歷史的日程。于是，為封建國家創制新‘禮’造輿論或進行思想理論準備的工作，就由戰國末期的大學者荀況承擔起來了。” 譚嗣同還說：“然荀子究天人之際，多發前人所未發。” 梁啟超也認為“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 荀子的“禮制”思想既是“荀學”的核心，又是其經濟思想的基石。

一、“性惡論”和“欲望論”的二位一體假說

人是經濟活動中的行為主體，是一種社會存在。亞里士多德曾說：“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 而在西方經濟學中，各個流派也就人的本質提出了各自的假說，例如：“經濟人”假說、“理性人”假說、“博奕者”假說，以及制度經濟學派的“社會—文化人”假說。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則有“制度人”(system man)假說。而荀子提出的“性惡論”和“欲望論”二位一體假說，既有其獨特性，又有其合理性；“欲望論”是“性惡論”的基礎。他說：“人生而有欲”； “欲不待可得，受之于天也”；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可見，欲望不僅是人類從自然界稟受而來的本性，即“受之于天也”，而且是“生之所以然者”；甚至說它的發生是不依賴于人的外部社會條件。他還把欲望的闡述分為幾個層面：

1．人的自然生理欲望：“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2．要求享受物質財富的貪圖欲望：“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 “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 “夫人之情，目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不免也”。

3． 人的主觀心理欲望：“貧愿富，賤愿貴”， “心利之有天下”。

4． 的各種欲望具有普遍性和同質性：“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也”

“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對荀子的“欲望論”，本文不作詳論，只想強調一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當時的思

想家中，荀子對欲望的分析可謂淋漓盡致，獨步一時；而其目的則在于推導出他的“性惡論”，因為在荀子的假說中欲望和性均是自然而合理的客觀存在，“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他進而論證性的本質是“情”，情的具體呈現是“欲”，即欲是性的客觀反應，“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 可見，“性—情—欲”都是“受之于天”，“無待而然”的。但是“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 “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 “爭奪—犯分--亂理—窮—歸于暴”無疑會引發社會動蕩，天下不安。所以人之“性”也就是“惡”的。這便是荀子“性惡論”的主要理論依據。“總之，人的生理機能及其追求生理欲望的滿足這個客觀事實，是荀卿—性惡論的基礎。在經濟思想方面，這個客觀事實構成了他的欲望論的出發點。” 但是，“欲望論”僅是“性惡論”的前提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那么充分條件又是什么呢？，何以得知“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而又必然“歸于暴”呢？荀子的觀點是“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 “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 。荀子給出的“欲多而物寡”這一命題可謂道出常人之所未能道，符合當代經濟學的假說：“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們的欲望是相對無限的”（Our resources are limited, while human wants are relatively unlimited）。 也符合當代經濟學的定義：“經濟學是研究人們如何使用相對稀缺的資源來滿足無限多樣的需要的一門社會科學。” 荀子提出的“欲望論-性惡論”假說和“欲多而物寡”命題，既有經濟學的意義也有哲學意義；其哲學意義在于具有先驗的道德性質，正如胡寄窗先生所指出的：“荀卿的欲望概念，不僅從經濟思想角度考察是重要的，即從他的哲學思想角度考察也是很重要的。” 而其經濟意義則在于“欲望是物質生產觀念上的內在動力和內在目的，并直接影響著物質產品的生產、交換和消費。在研究社會總產品的運動時，欲望是出發點。”“‘欲多而物寡’這個命題可以說是一切經濟理論的出發點，屬于經濟理論的基本命題，它一直到現在還是成立的”。 黑格爾說：“人性是惡的這句話，意思要更深刻的多。”恩格斯進而指出：“自從各種社會階級的對立發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 此番言論似可旁證荀子所提出的“性惡論”和“欲望論”二位一體假說的合理性。一般地說，凡是學理上的假說都具有一定的超驗性或先驗性，在本體上須通過現實人生的經驗體驗而被確認和證實；尤其是在社會科學方面。

二、“禮制”思想的闡述

有人曾說：“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偉大。”胡寄窗先生也說：“古代思想家的偉大，不在于他們能解決問題，而在于他們能提出問題”。 我們在評述古代思想家時，當作如是觀。然而，荀子不但提出了問題，而且試圖解決問題；在先秦諸子中尚無出其右者。確切地說，他至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路徑或軌跡—“禮制”思想。既然荀子提出了“欲望論”--“性惡論”的二位一體假說和“欲多而物寡”的命題，那么他的“禮制”思想也呼之欲出了；反過來說，如果人們能夠認可他的假說與命題的話，那么也就能夠對他的“禮制”思想有了認同的基礎。“性惡論”假說的基本觀點是：“人性惡，其善者偽也。” 顯然，這里的“性”是指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質，是人的生物性；然而，人的這種生物性卻是“惡”的，因為它體現在人天生就有物質欲求，即“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骨體膚理好愉佚。” 倘若聽任這種人性“惡”的潛意識自然發展，那么就會導致人們相互之間的爭奪或殘害，天下也就無有寧日。因此圣人必須設法把人性的這種“惡”轉化為“善”，而化“惡”為“善”的心路歷程便是“偽”，即人為—后天的努力完善。荀子主張用禮義這種道德規范來制約并教化人性先天存在的“惡”，便可“化性而起偽。” “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 “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明矣，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圣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此便是荀子“禮制”思想的內涵。

荀子的“禮制”思想不僅對儒家傳統的義利思想有所繼承，而且有所超越。“如果說，孟子對孔學的發揚主要在‘內圣’，那么荀子則主要是‘外王’。” 他并未把禮義僅歸屬于人的道德倫理范疇和意識形態范圍，而是立足于對其進行經濟分析，賦予經濟因素。恩格斯曾說：“人們必須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 人的欲望是以人的生理需求做為其自然的基礎，而要滿足人的這種先天欲望，人們就必須進行物質財富的生產，而物質生產是一種社會活動，更是一種經濟行為。荀子指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 “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他反復強調：“心好利，......是皆生于人之情性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 顯然，他對好利這種人之天性，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是，也要對這種好利之性有所制約，所以他指出：“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事知所利，則知所出矣。” “正利而為謂之事。” “先義而后利者榮，先義而后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辱者常制于人，是榮辱之大分也。” “保利棄義，謂之至賊。” 可見，他在“欲望論”的基礎上，意識到人們好利和求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及其普遍性。這里已看不到早期儒家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和“罕言利”，“何必曰利” 的痕跡。然而，人們的求利活動必然是一種社會生活中的經濟行為，人們相互之間就必然會發生各種聯系。而要調節和規范人們的這種行為，就需要有一種行為規范和一系列習俗，即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制度供給顯然是不足的，也是不均衡的；制度由均衡到不均衡，再由不均衡到均衡，在此不斷循環反復的過程中，制度創新扮演著重要的承前啟后的角色，這便是制度發生與發展的路徑或軌跡。而荀子創設的“禮制”思想，就是要以禮義為內涵，設計出一套制度，進而進行制度創新；其終極目標在于通過禮義來制約和規范人們的各種行為活動，從而達到“天下大治”；即“起禮義，制法度；”“得禮義然后治。”

三、“禮”的經濟起源說和“禮制”的功能

荀子對于禮的起源和“禮制”的功能有其獨到的認識；可謂道常人所未道，“發前人所未發，”亦可“成一家之言”。

荀子認為“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者，養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余，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 “禮以順人心為本。” 何以順人心呢？“禮者，以財物為用。” 這里的“財物”當指具有經濟意義的物質財富。“從根本上說，禮的產生是為了正確處理人們的物質生活，即‘養也’的問題”。 “這里荀況把‘禮’的起源歸結于社會財富的有限性與人的物質欲望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實際上也就是將其歸因于社會經濟條件。正是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充分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所以必須有一定制度以調節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 因此“圣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 （注：此一“理”字似可作理智之“理”解，亦可作禮義之“禮”解）應該說，荀子的邏輯思維還是比較清晰的。且看：“人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欲多而物寡”—“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歸于暴”。在荀子看來，人先天有欲，天經地義；有欲便惡，恰似硬幣之兩面，無可非議；“欲惡同物，” 意即如此。而“欲多”就要“求”要“爭”，也就勢所必然。問題在于“欲多而物寡”，此“物”當指物質財富，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它總是受制于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無疑應屬經濟范疇。此“欲”當指人的需求，是無限多樣化的，而在一定社會生產力條件的制約下，在給定的時期內，與需求相比較，生產資源和物質財富的供給量是相對不足的，是有限的，總是稀缺(Scarcity)的，即“寡”。“沒有有形稀缺，人類的動機也就成為無源之水；反過來將也一樣，如果沒有人的欲望，那么有形稀缺也就成了無本之木了。有形稀缺和人類動機一道構成了經濟學的基本前提”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人的欲望和由此引起的對物品和勞務的需求，是無限多樣而永無飽和之日的。對此，荀子明確指出：“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物—欲”是一對矛盾，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經濟學需要關注進行研究的“經濟問題”(Economic Problems)。這一矛盾和問題，永遠是經濟學所要考察，研究的，也是經濟學家所要進行探索的；反之，如何這一矛盾和問題得到解決了，經濟學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財富最大化行為假設是經濟理論的基石”。 所以“禮制”的功能首先在于解決“經濟問題”；使“物—欲”矛盾之間“兩者相持而長。”以求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保持相對的均衡態勢。對此，唐慶增曾說：“可知禮之為物，實處于物質與欲望之間，其功效一方面使個人不能盡量滿足其本人之欲望，同時更能使人類欲望有較適宜之滿足，調劑其間，使雙方不致失其均平(Equilibrium)致產生種種罪惡。禮不但為消極的，且為積極的，固能節制欲望，亦能保障他人，使其滿足本人之欲望較易。”

荀子把“禮”的起源及其功能歸因于社會的經濟制度—私有制，即小康社會，這是與儒家的傳統觀念是一脈相承的；“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 荀子“禮制”思想的經濟意義即在于此。本人意欲對荀子“禮制”進行經濟分析亦在于此。

此外，荀子所設計的“禮制”還具有轉化人的社會地位調節功能，這種功能是通過人們后天自身努力修習禮義而實現的。他說：“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 這是對孔子“學而優則仕” 思想的繼承，亦可視為后來科舉制的理論依據的一部分。對此，本文不作深論。

四、對荀子“禮制”思想的經濟分析

一種思想的可貴與否，或對一種思想進行價值判斷，須視其提出問題的合理性和解決問題的可行性。如果說我們能夠認可“欲多而物寡”這一矛盾問題的話，即認為有其合理性的話，那么就要審視荀子的“禮制”思想，或者說把禮義作為一種制度來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有否其可行性。T.W.舒爾茨把制度定義為“管束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制度是為經濟提供服務的。” 本文就把制度限定在經濟范圍內，并予以經濟分析。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一種等級社會，其社會制度是一種等級制度，其社會結構是上下縱向的，對此論述本文不作論證，姑且視為定論。這樣一種社會形態必需有一種制度來維系，對其進行制度設計并作制度安排；一個社會改革的過程，或者說一種文明或一個國家的興衰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一種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過程，古今中外，莫不皆然。這是一條通觀歷史的線索。對于天下紛爭，“禮壞樂崩”的社會狀態，荀子認為：“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 “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奇非齊’，此之謂也。” 又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 由此可見，荀子所設計的“禮制”的功能在于“救患除禍”，其實施條件是“明分使群”，形成一種上下有別，貴賤不同的等級制度，即“維齊非齊”，“荀卿維齊非齊的學說是他主張建立全部封建等級秩序的理論基礎，” 其終極目標是“使有貧富貴賤之等，”并且“足以相兼臨，”進而“養天下之本”；而其指導思想則是“制禮義”。一言以蔽之，若要解決“欲多而物寡”的矛盾，莫如“制禮明分”。而“制禮明分”就是造就一種以“禮”為制度的社會秩序，“在這個秩序中，荀子所強調的則是‘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即滿足人民的物質欲望。但是為了使人人的欲望都能獲得適當的滿足，‘禮’的節制作用是不可少的。換句話說，只有寓‘養’于‘禮’才能建立一個‘群居而無亂’的秩序。” 在荀子看來，寓“養”于“禮”的終極目標在于“富國”，而“富國”必歸結于“富民”，因此，他在《富國》篇中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似應為“節用”）故多余，裕民則民富。”“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 他還設想將其“禮制”推廣實行于鄉村：“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樹藝，勸教化，趨孝弟，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 可見，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能使有形的有限資源滿足人們的需求時，發揮巨大作用。竊以為，這應是荀子設計“禮制”的指導思想。

“禮制”實質上就是一套完整的及據以劃分社會等級的規章制度。這種制度的產生于自然界對人類社會的反作用；“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 而人類與自然界在初始條件下所發生的關系，是出于本能生存的需要，是出于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因而具有經濟意義。這種等級制度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強行規定，是硬性化的，其具體規定形式便是各種禮節儀式；他說：“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 通過“明分使群”，而“使有貧富貴賤之等”，其表現形式為“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以致“足以相兼臨”。這是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所謂強制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變遷。它的實施主體是國家，即“先王”。“王也者，盡制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 這種社會形態必然呈現階梯形的，縱坐標形的；社會各個利益集團，各種成員必須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安分守己，不得越雷池一步。人的社會地位是凝固性的。人們社會生活的行為準則就是設計好了的各種禮節儀式，它們共同構成一種約束機制；宛如一條鎖鏈用以維系社會各成員之間行為活動，臻致天下大治，國泰民安，所以“是養天下之本也”。順便一提，荀子提出的“明分使群”和“制禮義以分之”中的“分”似應有“分級分類”和“分封等級”之意，而非僅僅是“分工分配制度”之“分”。不僅如此，荀子的“禮制”思想還有其道德規范的層面，屬意識形態范疇。雖然荀子認為“人性惡”，但畢竟不可救藥；人所具有的先天的“惡”經過“偽”的洗滌是可以洗心革面而達到“善”的。此一“偽”便是人們后天的努力習“善”，是可以人為的，即“積思慮，習偽故。” 只要人們得以接受圣人所設計的禮義，通過禮義的教化，用禮義來約束自己的“欲”和“惡”，使得自己追求物質欲望的活動不逾越“禮”的范圍，便可“化性而起偽”，所以“其善者偽也”；（注：后人所用“偽善”一詞概出于此，只是詞義有所不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同上）可見，“善”是可以人為的—“偽”，即可經過“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所教化或馴化而產生的。“故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 這就是以禮義為指導思想，以道德規范為準則而設計成的一種制度，是“管束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即是“禮制”的另外一大功能；它應當屬于一種誘致性的制度安排。所謂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荀子“禮制”思想的這一功能倒也符合傳統儒家的以義制利思想，孔子曾說：“約之以禮；”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不能以禮?為國，如禮何？” 還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訟”的實施費用當然比“無訟”的實施費用要大的多多。若從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即交易費用著眼，實施“禮制”的費用顯然要比實施“法制”的費用少的多，因為“禮制”對于人們經濟行為所具有的“軟約束機制”是“法制”所無法替代的。于此，香港學者張五常先生亦有議論：“以倫理、風俗治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費用低廉。昔日包公審案或鄭板橋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師、法庭，其費用是微不足道的。……倫理治國費用低廉，在一個不變、安定或緩進的社會中，大有可取，但說到日新月異、風起云涌，倫理治國在三方面卻付出大代價”。 固然，今非昔比，以“禮”治國，古今不可相提并論；但就交易費用而言，“禮制”的相對優越性，蓋難以否認。

“禮制”起源于“人生而有欲，”可以協調“欲多而物寡，”“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也就是說，“禮制”的功能作用在于使人的物質欲望和社會產品兩個方面相互制約、相互協調而又能維持相對均衡。馬克思說：“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并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 由此可見荀子“禮制”思想的可貴之處。這不僅符合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社會等級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說：“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里，人們中間的不平等在任何方面都比較他們的平等起了更大的作用。如果設想......所有他們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這樣的思想在古代人看來或許就是瘋狂的思想。” 而且“這畢竟反映出古人一種持久和廣泛的心態，即相信在等級制度之下也可以達到一種理想的社會生活”。“此心態中西皆同，我們可以回憶柏拉圖的《理想國》，社會正義是在各等級的各安其份中達到的。平等的社會理想只是近代的產兒”。 由此可見，荀子的“禮制”思想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而且它也適合于各個不同的人類發展歷史階段，對于規范人們的經濟活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具有可行性。這樣一種“制度是為經濟提供服務的”。當然“禮制”的作用并非僅限于經濟層面的意義，“荀況的‘制禮’包括為封建社會和封建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建立規制的廣泛要求，而側重面則在經濟。” 可見，在荀子“禮制”思想中，有超越經濟意義的層面，在古代中國，“禮制”與“法制”是互為表里的，對此古人早有說法：“飭法修禮，以治國政”。 后人張純一注曰：“法無禮則失本，禮無法則易弛”。 此言不無道理。可以說，韓非子極力推崇的“法制”乃是對其師荀子所提倡的“禮制”的路徑依賴。誠如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所言：“法家者流，蓋由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古代封建社會中經濟制度的運行，不能沒有道德倫理規范作為依托，而道德倫理規范屬于意識形態范疇。意識形態對于人們的經濟生活具有一定的作用，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管束特定行為模型和關系的一套行為規則，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的方式的一種安排。以意識形態引出的制度安排至少可以降低社會成本，并能節約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意識形態能對人們從事的社會經濟活動起到非正式約束的作用。非正式約束（Informal Constraints）是人們在長期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凝固性，并構成歷代相傳的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它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因素。在非正式約束中，意識形態處于核心地位。諾斯認為：“如果不考慮思維形態，就沒有哪種制度理論是完全的”。 一種有效的意識形態可以大大降低社會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因而具有特定的經濟功能。對此，荀子是有深刻認識的。他明確指出：“禮者，養也;......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行義以禮，然后義也。.......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 “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 又進而言之，“先義而后利，” “義以分則和。” “分何以能行？曰：義。” 此處之“義”顯然是指道德規范，是“禮”的思想內涵，故“行義以禮”。對于“義”的功能，荀子表示：“夫義者，內節于人而外節于萬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調于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 “義”既能調節人與人之間的橫向的相互關系，“內節于人”；又能調節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縱向的階級關系，“上安于主而下調于民”；它顯然可以降低君主監督控制臣民的實施成本，即可以部分減少強制執行法規或法令的所需費用以及實施其他制度所需的費用，從而節約封建社會制度運行的總成本；所以，他說：“節用以禮。” “義”還能調節人類與自然，即人們為獲取物質財富而進行的經濟活動，“外節于萬物者也”。由此可以看出，荀子所倡導的“義”具有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功能，這種具有非正式約束機制的“軟化”功能決非其它東西所能替代。另一方面，以禮義為指導思想的“禮制”是在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歷史條件下的限定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和規范；這種制度是以各種禮節儀式來體現的，對于人們的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硬化”性制約，是一種正式約束（Formal Constraints）機制。所謂正式約束，它是指人們有意識地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規。它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一種等級制度，從憲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細則，最后到個別契約，它們共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正式約束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約束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在實際社會經濟生活中，正式約束與非正式約束共同對人們的經濟活動產生影響。而荀子所提出的“禮制”思想可謂兩者兼而有之。

如上所述，荀子是“性惡論”倡導者，就中西方文化比較而言，荀子的“性惡論”類似于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說”。“原罪說”是該教的基本教義，它認為人生下來就是有罪的，是惡的，必須加以約束；因此西方社會所有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規的設置無不是對人與生俱來的“惡”予以約束，而非強調對心性的道德教化；一個人之所以會有“惡”的顯現，對他人或社會有所侵犯，那是因為約束他的各種規則、法度有問題；所以，制度安排，法律法規的設置以及各種“游戲規則”的制定均遠比對人本身的教育或教化重要。由此可見，相對孔子、孟子的“性善論”而言，荀子的“性惡論”更具經濟的意義，尤其是制度意義；因為在經濟領域里的制度安排就是對人們的經濟行為—“惡”進行正式約束和非正式約束。

我們對荀子的“禮制”思想作經濟分析時，只能立足于價值判斷，而無法進行定量的實證分析；因為一種制度的運行費用或實施成本是難以量化的，更何況古代社會的“禮制”。儒家的制度思想，發韌于“周公制禮”，傳揚于孔子的“仁政”，而集成于荀子的“禮制”。

中國古代社會曾對“禮”有三種表述：“禮治”、“禮制”和“禮教”，此三者雖僅一字之差，但其相距之處何足以道里計。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禮治”與“禮教”僅落在道德約束的說教層面，“禮治”重在道德感化，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孔子就說：“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而“禮教”近乎宗教戒律，故有“禮教吃人”之說。此二者均無甚經濟意義。荀子提出的“禮制”思想，既有意識形態作為非正式約束所具有的“軟化”的經濟功能，亦有以禮節儀式作為一系列規則把人的經濟行為按照社會等級限定在各自的范圍內，具有正式約束的“硬化”功能。“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 與“禮治”和“禮教”相比，唯獨“禮制”的經濟功能最為強大。所以，有學者認為“荀況對于經濟制度和道德規范之間的辯證關系也有一定的認識。” “荀況的‘制禮’包括為封建社會和封建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建立規制的廣泛要求，而側重面則在經濟。”“這樣的禮，顯然是一種為鞏固封建制的經濟服務的新‘禮’”。“荀況所提倡的‘禮’，就是他為封建社會和封建國家所創制的調節各社會集團經濟利益的制度。” “‘禮’是荀學的核心觀念。......‘禮’到荀子這里，作為社會法度、規范、秩序，對其原起已經有了高度理知的歷史的理解。” 根據郭沫若的統計，在《荀子》一書中，“禮”字的出現數次達375次之多。進而指出：“荀子的中心思想之一是把禮看得很隆重的。” 如果說“二千年來之學，”真是“荀學”的話，那么，我以為，正是荀子所倡導的“禮制”思想便是“荀學”之價值所在。恰似清朝學者王先謙所言：“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于當時而名滅裂于后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其指趣，為千古修道立教”之“荀子術”莫非“禮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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