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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統文化法規范文

關鍵詞：傳統村落；重要性；保護；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A

1.當前我國傳統村落保護規劃的必要性

我們國家幾千年的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根基在農村，傳承了非常豐富文化遺產的傳統村落是我們民族的魂、文化的根，是國家的財富、世界的瑰寶。它不可再生，但是現在也面臨著危機。特別是隨著前二三十年我們國家快速城鎮化、工業化的進程，傳統村落衰落、消失的現象日益加劇。全國經調查上報的12000 多個傳統村落，它們僅占我們國家行政村的1.9%，自然村落的0.5%，其中有較高保護價值的村落已經不到5000 個。

傳統村落具有歷史、文化、自然遺產的多元價值。傳統村落是我國文化遺產信息量最大也是最后一塊陣地，它承載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保留著中華文化的多樣性，是繁榮發展各民族文化的根基。目前， 我國大多數傳統村落都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 既有獨特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又有科學史考的見證價值、研究價值，史鑒的學術價值、教育價值，史貌的審美價值、欣賞價值；還有發展旅游的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傳統村落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價值，是維系華夏子孫文化認同的紐帶。可以說，傳統村落是我國鄉村歷史、文化、自然遺產的活化石和博物館，也是中華民族創造的人類與自然結合的共同作品和東方文化的精神家園。

2.當前我國傳統村落的現狀

2.1我國傳統村落數量眾多。

我國大多數傳統村落始建于明清時期，有的可追溯到南宋時期。當前，我國不可移動文物約有40多萬處，其中近7萬處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中，有半數以上分布在農村鄉鎮；還有很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都在傳統村落里，尤其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地域性和創造性都體現在傳統村落里。

2.2 傳統村落消失現象日益加劇

長期以來，伴隨著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傳統村落不斷遭受破壞的現象較為普遍，尤其是近年來傳統村落大量消失。相關調查數據表明，我國在2000年擁有363 萬個自然村，但到2010 年只有271 萬個,十年共消失92 萬個自然村，可見自然村落消亡之快。2012 年，全國傳統村落調查匯總的數字表明，我國現存村莊又縮減為230萬個，兩年多時間消失了41 萬個，令人觸目驚心。

3.當前加強我國傳統村落保護與規劃發展的對策

3.1 建立傳統村落保護責任制

各級政府應建立保護責任制，將傳統村落保護納入政績考核中。一是端正決策指導思想，確立保護傳統村落就是發展文化生產力、增強文化軟實力，就是最大政績的理念，并將保護列入重要議事日程。二是改革“政績考核”弊端，把傳統村落保護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并納入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目標中；要完善保護責任追究制， 絕不能以犧牲寶貴的傳統村落資源為代價,為眼前的經濟利益或自身的政績服務。三是創新保護與發展雙贏新路。要正確處理好傳統村落保護與加快城鎮化、城鄉一體化、城鄉統籌發展的關系；堅持“搶救第一、保護為主、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原則, 探索創新保護與發展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雙贏新路。

3.2加強傳統村落申報與定級，實行分類保護與分級管理

地方政府應全面調研，加快傳統村落申報公布，實施分類保護，分級管理。一是全面開展調查研究。地方政府應采取全面、規范、有序的方法和步驟，對轄區內傳統村落進行三不漏（不漏村鎮、不漏線索、不漏項目）的全面普查，對傳統村落具有保護價值的古民居、古祠堂宗廟、古樹、古墓、古橋、古塔及歷史名人、風俗習慣、民間傳說和自然生態環境等進行調研，全面掌握本區域傳統村落的數量、種類、分布、價值及其歷史和生存狀態,為制定《傳統村落保護規劃》提供依據。二是加快傳統村落申報公布。建設、文化、文物部門應盡快聯合組建多學科專家隊伍，深入傳統村落實地調研，系統清理傳統村落遺產，高標準做好傳統村落保護的價值評估工作；并對傳統村落進行甄別、分類與評級，建立名錄檔案，確定保護范圍與對象；公布傳統村落名錄，實行分類保護，分級管理。

3.3制定《傳統村落保護發展規劃》

不同傳統村落應有區別地制定《傳統村落保護發展規劃》。一是對價值較大的實行原真性保護。對一些古民居分布較多、鄉土建筑價值較大、自然生態環境較好的傳統村落，要單獨編制《保護規劃》和控制性詳細規劃， 實施原真性保護，規范鄉土建筑修繕、拆遷、新建建筑用地審批等，做到先規劃再建設。二是對價值一般的實行風貌性保護。對一些規模較小、鄉土建筑價值不大的傳統村落，堅持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優先，處理好改善村民生活居住環境與保護鄉土建筑的關系，結合村莊整治、農居改造、災害避險、農家樂休閑旅游等編制工程建設規劃，統籌推進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

3.4 出臺傳統村落保護法規，強化有效保護與科學管理

完善管理體制，加強傳統村落遺產的科學管理。一是加強科學管理，分級保護。對不同價值的傳統村落、鄉土建筑制定詳細的保護檔案，分等定級，運用微機進行管理，跟蹤其變化情況，及時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二是重點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并加強發掘、研究、展示、傳承、利用，建立保護數據庫，利用微機建檔，方便查詢。三是發動社會各界參與保護管理，建立“政府為主、企業為輔、社會參與”的傳統村落保護新機制，把傳統村落保護開發納入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

3.5傳統村落有效保護利用要與“整治、開發、發展旅游”相結合

傳統村落大都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發展滯后，基礎設施落后，居住環境和現代生活不協調。要改變這些貧困落后面貌，就必須加強傳統村落的搶救保護和開發利用,處理好加強傳統村落保護與提高村民生活質量的關系，既要高度重視鄉土建筑的搶救保護，又要熱切關注群眾民生，合理安排保護利用項目；既要科學整治村落格局風貌及其自然生態環境，又要加強村莊基礎設施建設，改變傳統村落貧困落后的面貌，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使生活在鄉土建筑里的村民同樣能享受現代文明的成果。傳統村落的鄉土建筑、民間文化、民風習俗、自然環境、優美生態、天然景觀等，實際上都是城市所不具備的稀缺資源，是城市居民所向往的生活場景。地方政府應出臺政策措施，將引導居民自保獲益與傳統村落保護開發有機結合起來, 達到既保護好傳統村落遺產，又充分發揮其歷史、研究、教育、審美、觀賞等價值和作用。

3.6傳統村落保護利用須尊重村民自治，讓成果惠及全體村民

傳統村落保護利用必須依靠村民，調動村民的積極性，尊重村民自治的權利。要加大宣傳力度，使村民認識到保護傳統村落的價值意義以及與其切身利益的關系，引導和鼓勵全體村民參與保護與利用。尤其是鄉土建筑保護與村民生活、生產密切相關，沒有村民的積極保護與維修，鄉土建筑也就失去生機和人氣，必將加速消亡的過程。因此傳統村落鄉土建筑的保護決不能采用遷走民眾、建立全封閉博物館式的保護方法。地方政府應充分尊重原住民的知情權、自治權、參與經營權、決策權和監督權；不應以各種形式取代村民權利的行使，使村落文化、民族文化在政府包裝與商業運作中失去它的本色和原生態，更不能一味地想著開發和旅游，把傳統村落變成純粹的賺錢工具。旅游開發不可干擾當地村民的正常生活，應維持農村寬松、安靜的人居環境。

4.結束語

未來十年, 我國傳統村落將面臨新一輪城鎮化、城鄉發展一體化、鄉村旅游開發的多重挑戰，如不及時加強保護規劃，分散在全國各地、各具特色的傳統村落及鄉土建筑，將隨時面臨著被拆、遷、整、改、并等種種危險。因此,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切實加強我國傳統村落鄉土建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自然景觀、生態資源保護，迫在眉睫，意蘊深遠。

參考文獻：

第2篇：傳統文化法規范文

關鍵詞：文化軟實力 文化產業 問題 對策

一、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

（一）實現了各區域文化產業趨同發展到差異發展的轉變

文化產業發展初期，各省市在依靠國家政策基礎上制定的發展戰略思路單一、產業雷同，區域特色不夠明顯。認識到當代文化產業發展的特殊規律后，差異化的區域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應運而生。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中心的東部發達地區發展“高技術含量和資本密集”的文化產業類型。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則發展“高傳統技能含量和勞動力密集”的文化產業類型。

（二）實現了國家財政資金大量撥款到有效投資的轉變

在文化產業發展的頭幾年，國家對文化事業財政支持力度和文化設施的投入力度需要不斷增大。據文化部計財司統計，2001年全國文化事業財政撥款達70.97 元，比2000年增加7.81億元，增長12.4%，這一數據逐年遞增。然而近幾年，政府動輒直接上陣舉辦豪華文化工程，反而擾亂市場發揮作用，削弱產業競爭力，引發企業與政府的不良博弈。

（三）實現了文化產品地區競爭到走出去發展的戰略轉變

WTO 以來，我國逐漸開放了文化服務領域，但由于工作重點一直落在國內文化產業內部發展與競爭上，造成了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進出口差別高度懸殊，這種形勢一直到2005年才開始出現轉變。2005年，先后舉辦了700余場演出的“中法文化年”在金秋北京落下帷幕，成功舉辦此次活動標志著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多種方式運作”文化產業戰略機制的形成。

二、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中的問題

（一）文化體制改革仍不到位

由于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并以政府的名義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

（二）文化產業政策不完備

我國實施文化產業戰略后，制定了許多文化產業政策，鼓勵、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然而，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的前瞻性不足，在文化產業這樣一個發展瞬息萬變的新興產業里，實踐中的新問題、新情況必然很多，這就要求產業政策一定要有前瞻性，否則將不能適應實踐的變化，造成產業發展中的問題，甚至成為產業發展的阻力。

（三）文化產業法律法規不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法制建設開始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我國現存法規體系與WTO 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更加凸顯我國對知識產權和民族文化資源保護方面法制的不完善。1999年美國電影《花木蘭》向我們敲響了警鐘：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由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

（四）文化產業規模較小

現有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文化產業還處在一種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對稱結構性矛盾的狀況之中。由于我國文化產業起步晚，文化企業雖然數量不少，但缺乏市場競爭力：目前中國現代大型文化企業寥寥無幾；文化企業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約化程度低；文化產業的市場化程度還不夠，專業化水平不高，市場運作能力較差，自我發展能力薄弱，效益低下。

三、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對策

2010 年文化部部長蔡武表示：“十二五”期間，我國將會進一步完善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財政、金融、稅收、土地等方面的政策。發展文化產業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采取正確的對策，努力推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一）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

當前，文化產業發展最為關鍵的是進一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而文化體制改革的重點是打造現代文化企業，培育文化市場競爭主體，真正把文化生產經營單位搞活。這首先就要求政府轉變文化管理職權，為文化產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的優化還需要政府承擔大部分改革成本，要舍得花大力氣把文化體制改革進行到底。

（二）加強文化立法，建立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場

文化產品是特殊商品，不能完全由市場決定文化產品的生產和經營，政府必須要從國家發展、社會穩定和文化繁榮的大局出了，加強宏觀調控。一是政府文化主管部門要對申請從事文化生產、文化經營的進行嚴格審核把關，規范辦證程序。二是強化監管，除發揮政府的行政監督職能外，還要充分發揮社會新聞媒體等部門的多種監督作用。三是經常開展文化市場管理法規的宣傳教育，不斷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

（三）開發傳統文化資源，開展對外文化交流

對我國的文化產業來說，傳統文化資源最大的現代價值就在于它具有“原創性”。開發傳統文化資源至關重要的就要根據市場需要進行創新，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有機結合，生產出既融合傳統文化元素又體現現代精神的文化產品，這樣才會得到人們的認可。同時，要積極拓展對外文化交流要創新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和手段，在國外舉辦中國文化節、文化周、藝術周、電影周、電視周和文物展等，提升我國的文化影響力。

（四）以科技創新推進文化產業升級

我們要大力發展與高新技術密切結合的新興文化產業，要積極推動高新技術廣泛應用于文化建設，大力發展各類與高新技術密切結合的新興文化產業，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文化產品，用高新技術提升我國文化產業質級。如數字化、網絡化、多媒體化技術應用于廣播、電視、電影等；要力爭在網絡報刊、電子出版、游戲、動漫等新興文化產業領域中搶占先機，使我國的文化產業在開發、制作、傳播等各個環節上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以實現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目標。

四、結論

發展中國特色文化產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健康地發展我國文化產業已經成為進入新世紀的必然選擇。我們必須認識到，發展文化產業是一項長期和復雜的系統工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必須發揮自己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同時也需要市場和社會各方面的長期共同努力。只在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我們通過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才能鍛造與我國經濟大國地位相適應的文化軟實力，才能使國家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

參考文獻：

[1]吳倩茹,彭中強．文化產業發展報告——中國文化產業現狀[J]．安徽文學．2010．

第3篇：傳統文化法規范文

（一）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

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多年來，我國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門均將其職能設定為行政上"管"文化與業務上"辦"文化，這種一統的全包方式導致我國文化藝術團體的人員嚴重膨脹、機構重疊臃腫，以及只講"政治任務"而不顧經濟效益的觀念誤區。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主要是改變政府文化部門的職能，注重于文化藝術整體發展的宏觀管理與保護。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不斷增長和社會配套資金的到位與籌集。

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均不設文化部。美國國家藝術基金委員會與國家人文基金委員會作為政府的兩個特殊部分，以資助方式影響和引導國內文化藝術事務。德國采取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文化事業的分權管理體制。政府不設文化部，只設文化司，負責文化體育方面的原則性大事，不管具體文化事務。英國文藝管理體制中的最高層次是政府藝術大臣和藝術與圖書館部，但主要進行宏觀指導，負責總的經費劃撥。法國設立文化部主管全國文學、藝術、電影、戲劇、音樂、博物館及保護名勝古跡等門類，但主要采取統管財政的資助方式，輔之以行政和立法手段。借鑒世界各國的管理方式，我國的政府保護方式應著重從具體的"辦"文化、"管文化"和統文化中解放出來，那種甚至管到某一節慶的某臺節目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美國、英國等國采取由專家組藝術基金委員會或藝術委員會，直接面對地方委員會以至藝術團體或藝術家個人，避免了對藝術事業的過多行政干預，也簡化了大量中間環節，避免了臃腫的行政機構和巨大的行政耗資。

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目前在我國現有經濟狀況遠遠無法滿足文化發展要求的條件下，可以借鑒英國、意大利等國的做法，先在一定范圍內試發國家彩票，用于籌集國家大劇院、國家圖書館這類大型文化項目的建設。英國皇家歌劇院因經費不足，擴建計劃被擱置20余年，后來就是在國家彩票發行后他們通過申請獲得了巨額資金，才開始大規模擴建的。同時，還必須保證國家投資預算與地方投資預算的同步增長。這就需要借鑒美國等國家實行的文化資金配套投入制，國家投入最多不超過30－50%，項目的地方投入不得低于1:1的比例，并逐步提高到1:3的比例，以充分發揮地方文化建設與文化保護的積極性。為此，必須建立一套嚴肅的資金管理法規。

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和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

（二）盡快建立完善法律保護方式

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立法有了很大的發展，出臺了《文物保護法》、《著作權法》等重要文化法律法規。1996年國務院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的若干規定》，在"開征文化事業建設費"、"鼓勵對文化事業的捐贈"、"繼續實行財稅優惠政策"、"建立健全專項資金制度"等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但就文化立法現狀看，還很不完善，從現在正在實施的近300件文化法規性質看，部門規章占80%，行政法規占8%左右，法律、法令僅占2%左右，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當前文化藝術保護的一些重要方面，則尚無完善的法律來規范調整。如文化產業中不同藝術門類中的差別稅率調控，藝術團體或藝術家藝術活動的營利與非營利的界定，以及相應的減免稅收法規，向文化藝術事業捐贈或贊助的減免稅收問題，藝術館、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事業發展基金的建立和文化遺產保護法規等等。有些行政文件的通知或規定，如開征文化建設費、鼓勵對文化的捐贈、財稅優惠等，雖已下達，但并無法律的嚴肅性和強制性，地方部門往往擇利而從，甚至"視而不見"。

當代世界各國的文化發展事業和藝術保護無不依賴文化的立法。用法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藝術的保護，具有導向性、全民性和法律的公正性與嚴肅性。美國自1965年實施《國家人文及藝術事業基金法》以后，對于鼓勵藝術團體及藝術家個人的創造性和推出優秀藝術成果、保護現存文化遺產、普及藝術事業、促進企業或私人機構對藝術的捐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英國國會84年批準的《刺激企業資助藝術的規定》對英國開拓文化發展與藝術保護的資金渠道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它所采取的"陪同投入制"大大激發了英國國內企業資助藝術事業的積極性。

相比之下，我國的文化立法是相當滯后的，我國至今尚無對文化藝術贊助予以稅收減免的明確法律。從1985年起，我國就著手開始論證和制訂《中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條例》和《中國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條例》，至今仍處在征求意見階段。其中《中國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條例》在1996年征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意見時獲得了很高評價，但至今尚未頒布實施。因此，必須加快文化立法的步伐，加強文化立法的可操作性和與其他法規的協調性，逐步與國際慣例、國際公約接軌。

（三）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

在當代多種因素的綜合保護方式中，市場保護具有核心地位。這是由我國轉變為市場經濟國家這一基本事實出發的。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的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當代西方不少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已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如美國影視業，已成為全美居于前列，可與航空航天與現代電子業并駕齊驅的換匯產業。而迪斯尼娛樂業等文化產業已進軍世界大型企業500強，并曾居97年世界企業前10名。而我國對世界經濟的產業下游化(即由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向第三以及科技文化產業的轉化)、經濟文化化的趨勢尚缺乏明確的意識。

從我國藝術家個人來說，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仍然固持傳統經典藝術的觀念，而西方許多藝術家的觀念已發生根本轉化。據瑞特娃.米切爾夫人在歐洲文化信息與研究中心（CIRCLE）同歐洲文化協作理事會（CDCC）聯合發起的一項問卷調查的綜述，現在西方的許多藝術家已經把自己視為商人或企業家。我國的一部分文學家藝術家也已精通契約、廣告、傳媒炒作、工業化復制與品牌效應。

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去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除了前述法律法規的制定外，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利益回報。空洞籠統的表彰鼓勵已不能奏效。這包括：

1.將藝術作為一種投資載體。現代藝術，尤其是通俗流行藝術，往往是高風險、高利潤的產業，有可能獲得高額回報。如風行世界的雅尼音樂會。

2.對文化藝術事業進行捐贈和資助，可以享受稅收減免的好處，以沖抵經營成本。

3.對文化藝術事業的捐贈和資助可以獲得上佳的廣告傳媒效應，使贊助者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公眾形象。

前已述及，為鼓勵企業資助文化藝術事業，許多國家從政策上采取了"陪同投入制"，這種方式將市場因素與文化因素予以全面考慮，既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又使藝術資助活動具有可操作性，提高了成功率，降低了企業投入的風險。

為了溝通并保證企業對文化藝術的贊助，還須建立相應的非政府的民間性機構居間運作。除了前述半官方的由專家組成的藝術委員會外，近年來，世界各國還相繼成立了企業資助藝術協會。日本在1990年成立了"日本企業支援文化事業協會"，有成員170余個，均為日本大企業。英、法、韓等國也都成立了相應的組織。1991年歐洲成立了全歐洲的"歐洲企業資助文化事業委員會"。這些組織設有相應的機構，對企業資助文化有明確嚴格的規范化管理，并對資助與被資助雙方進行嚴格監督，以保證雙方各自的利益不致受到對方的損害。如在英國，企業資助文化藝術事業由"企業資助藝術協會"來執行。它負責制定資助辦法，接受研究申請，直至撥款。它要求接受資助的文化藝術組織必須是法律認可的非營利組織或團體，資助的審批則由"協會"的專家委員會研究決定，這就大大杜絕了"長官意志"、"行政干預"、"走人情、拉關系"等計劃體制的弊端，鼓勵開放、競爭、公正、互利的新型文化保護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干預"并不就是"中國特色"，在西方許多國家中，也存在著"行政干預"，并將這種干預與藝術質量聯系起來，而將市場方式與藝術的粗制濫造等同起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西方不少有識之士亦對此有相當深入的認識與研究。藝術批評家布魯諾.弗萊就指出：

"必須澄清一種常見的誤解。人們通常認為藝術的內容完全取決于政策的選擇，尤其認為沒有政府的干預，只會有低水平的藝術活動與成果；而那種依靠市場價格體系作用的特定措施似乎只能同質量低劣的藝術相聯系，其實這種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許多事例證明，最高水平的藝術往往是通過市場活動方得以完成的。同時，政府的資助既可能產出高質量的藝術，也可能產出質量低劣的藝術，這取決于政府究竟采取何種類型的干預激勵方式。"

96年以來北京音樂廳對高雅藝術進行的市場化操作，97年中演公司對芭蕾藝術的市場運作都證明，高雅藝術經典與中國芭蕾藝術都可以通過市場方式獲得藝術的成功與大眾的支持。浙江小百花對民族藝術的市場化運作也證明市場保護的方式是完全合理，并切實可行的。

（四）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

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也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養和涵養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渾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藝術的發展取決于這個國家人民對文化藝術的態度。象德國、奧地利、俄羅斯這樣的文化藝術古國，人們對藝術的崇敬向往之情歷經各種磨難執著不改。德國戰后，人們首先重建的不是什么市政廳或購物大廈，甚至也不是急待開工的工廠車間，而是藝術館、博物館和劇場等傳統建筑。而在美國、英國、奧地利等國，普通國民對文化藝術進行贊助則是司空見慣的事，有些贊助可能數額極小，但卻表明了人們對文化藝術事業的內在理解和支持，這是文化藝術保護的根本力量所在。

第4篇：傳統文化法規范文

一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急遽變化，新媒體的快速崛起，傳統社會話語場域中的主流話語、精英話語、大眾話語三者之間的整體性被強烈地解構著，傳統自上而下的話語體系逐漸被當下愈加明顯的眾聲喧嘩的“三權分立”所取代。如何既能保證因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而帶來話語自由、社會民主等方面的進步與提升，又能消除自由過度所產生思想混亂，成為各界所共同探討的話題。

就目前社會話語態勢來看，受益于新媒體技術的發展，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在主流話語的夾縫中頑強生長，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主流話語的挑戰。而微博、微信等自媒體信息渠道成為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對抗傳統媒體的主流話語的重要手段。基于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平臺的話語爭論，成為三種話語博弈的新常態。

在眾聲喧嘩的時代中，不同話語主體間平等的討論是社會民主、進步的重要表征。而“民主式的社會中，必須有自由討論的習慣，有肯與他人調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讓步的氣量，有據理力爭而不傷和氣的胸襟”。①可以說，法治與理性應該成為話語討論的重要規訓手段，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法治比理性更應該成為維護話語平等、和諧交流的重要手段。而不論是主流話語、精英話語，抑或是大眾話語，每一種話語都有其適用范圍，如果超出了其適用范圍，那么將構成約翰?密爾所說的社會暴虐。從法理上明確劃定三種話語間的適用范圍與作用機制，能夠有效實現話語間的平等對話狀態，在某種程度上說，法律應該成為話語博弈的真正裁判。

二

明確分析各種話語間的實際狀態，應當是制定專項法律法規以及具體法律實踐的先在條件。就目前的話語態勢來看，各方話語針對某一公共議題往往很難達成一致，主流話語力圖實現輿論整體化，而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則以碎片化方式進行抗拒，且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間也同樣存在著日趨明顯的話語隔閡。受傳統落后新聞傳播策略的影響，主流話語中自上而下的信息傳達所夾雜的某種不透明性與壟斷性，在遭遇新媒體技術的沖擊時，深陷“塔西佗陷阱”的泥淖難以自拔，無論主流話語力圖進行何種議題的討論與形成何種基調的輿論場，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都下意識地保持著不同程度的距離。精英話語的審慎態度、大眾話語的群氓特性，都表征著傳統意義上的主流話語權威已經式微。

對精英話語來說，其本身在邏輯上意味著少數群體，大眾話語則體現著某種數量優勢。任何話語主體本身并沒有天然的等級，“把社會區分為大眾和少數精英并不是社會階級的劃分，而是兩類人的劃分，不可將這種區分與基于階級出身的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劃分混為一談”。②消除這種思想觀念中的話語等級觀念，不僅有助于構建平等的新型話語體系，更是實現法治社會總體目標的重要前提。就目前的社會話語態勢而言，精英話語多以就某一社會議題展開分析與批評作為自身本質力量的確證。而對于批評本體來說，它應該“首先是一種富于擔當、良心和勇氣的志業。因為批評不是簡單的表揚修辭學，不是內容空洞、辭藻華麗的文字表演，更不是搖擺于權力與金錢之間的奴婢乃至。它是一種直接的介入、敏銳的判斷，甚至是深刻的靈魂反哺”。③這需要從法律的頂層設計上就予以法理支持，明確法律范圍里各種話語的性質。

而對于大眾群體而言，因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語境的影響，大眾從身體與思想上始終是縱、被塑造、被規訓的。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大眾群體從被規訓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卻遭遇了另一種極端境況――話語權的巨大提升而帶來的桀驁不馴。而實際上大眾所存的群氓特性并未得到明顯改善，“群體總是被極端情緒所左右，它會表現得反復無常，時而無法無天，時而卑躬屈膝”。④而隨著傳媒技術的快速發展，大眾獲得了過往遙不可及的發聲渠道，借助于虛擬網絡所形成的話語場域開啟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并且對主流話語與精英話語形成了明顯反叛。而“在現實生活中，反叛越來越被大眾文化所吸收，已變成時尚標簽，融入消費主義商品化的浪潮中，締造出自由的幻象”。⑤反叛成為一種話語慣性甚至是下意識選擇。新媒體不可遏制地崛起，對大眾形成了某種話語權賦予機制。

在某種程度上，大眾話語的解放并未如期望那般直接造就一個民主與自由的言論環境。消費主義置入文化領域帶來的后果之一就是社會話語場域中感性沖動的強化和理性認知的退潮。“傳媒文化為大眾提供了某種接近權，卻在不經意間篡奪了大眾接觸精英文化的時間，進而在客觀上剝奪了大眾的理解權。”⑥于是大眾在面對充滿爆炸性信息時表現出的是本能性的焦慮與非理性。對于大眾話語而言，消費至上所表征的現代社會生活方式帶來的文化瀆神已經成為日常，傳統文化也因為喪失了終極意義的給出而變得毫無意義。“由于缺少堅實的錨點以及權威感，除了求救于自我，個人不得不轉向大眾或者市場尋求對自己的想法、感覺和行為的確認。這就形成了當今人們尋求自我認同的兩大歧路：一是自戀，二是從眾。”⑦這構成了大眾話語在當下話語體系中的野性狀態，也同樣是形成合法有序的新型社會話語體系的重要障礙。

三

隨著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主音響起，將很大程度上解決目前的困境。出臺我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新聞法》將具有長遠的現實意義。而考慮到當前現實的環境，加快新聞立法，盡早出臺有針對性的新聞法規應是依法治國重要思想在社會話語場域中的具體實踐。根據社會話語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新聞法律法規應體現于以下三個重要方面。

1.繼續深化新聞體制改革，整合社會多方話語平臺。傳統媒體所帶有的強烈的主流意識形態性質與新媒體的自發性質有著明顯差別，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主流話語與精英話語、大眾話語之間的巨大差異。而傳統媒體所面臨的發展困境與新媒體的快速發展，都表明加快新聞體制改革，改變傳統自上而下的話語體系的緊迫性與必要性。從法理上明確規定各種話語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并進而依法構建能夠保證三方話語基于同一話語平臺的對話溝通機制，依法加快媒介融合，實事求是推動傳統媒體向新型主流媒體轉型，以此為契機整合多方話語，在保留各種話語特性的基礎上，形成相對統一的話語場域。

2.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規范話語作用機制。隨著新媒體技術的興起，機械復制時代消解了傳統文化的光暈，比特技術讓一切都變得唾手可得，這也助長了新媒體時代中的話語失范現象。事實上，在新媒體時代更應該加強的是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從法律層面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與監管，確保各種話語機制能夠以合法的渠道發聲。一方面，要加強傳統媒體的監督管理，杜絕文化消費主義所帶來的主流話語過度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責任的承擔。另一方面，從立法的角度更加貼近新媒體發展規律，加強對新媒體知識產權的保護，排除虛擬網絡所掩蓋的話語暗角，使一切話語都被納入到法律的監管之中。

3.強化法律意識，形成法治氛圍。加強法治體系建設，需要完善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執行，更為根本的是法律意識的強化與法治氛圍的形成。“一切政體的腐化幾乎都始于原則的腐化”，⑧而形成對于法律的信仰，應該成為“依法治國”思想的重要內涵和應有之義。法律從根本上不能以懲罰作為最為有效的作用機制，而應是法律意識。“它構成了人類社會法律秩序的基礎。”⑨應加強社會話語領域中的法治宣傳，使各方話語明確法律意識，行使法律權利，履行法律義務。

【本文為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數字藝術倫理學研究”（項目編號：13BA010）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張東蓀：《理性與民主》[M]，岳麓出版社，2010年版

②【西】奧爾特加?加塞特：《大眾的反叛》[M]，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朱崇科：《南陽糾葛與本土中國性》[M]，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④【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

⑤李彬：《公路電影：現代性、類型與文化價值觀》，中國電影出版社，2014年版

⑥時統宇 呂強：《收視率導向批判――民主的視角》[J]，《現代傳播》，2006年第6期

⑦胡泳：《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⑧【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M]，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第5篇：傳統文化法規范文

所謂權利意識就是人們對于一切權利的認知、理解和態度，是人們對于實現其權利方式的選擇，以及當權利受到損害時，以何種手段予以補救的一種心理反應。它構成了公民意識和憲法精神的核心。具體來說，權利意識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公民認識和理解依法享有的權利及其價值；二是公民掌握如何有效行使與捍衛這些權利的方式；三是公民自覺地把行使公民權利的行為規約于法律規范之中，以免損害其他主體的合法權利。

德國的魯道夫?馮?耶林指出，權利僅憑法的抽象的保證是不充分的，需要權利主體的具體主張。對向人格挑戰的不法卑劣的行為，換言之，對其行為實施方式帶有無視權利、侮辱人格性質的權利侵害加以抵抗是義務，它是權利人對自身的義務――因為它是道德上的自我保護的命令，同時它是對國家社會的義務――因為它是為實現法所必需的。它既是為了爭取物質的利益，維護人的生存權，也是為了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保護精神生存條件；它在主張個人的權利的同時，也是在維護法律的權威，并通過法律來維護社會不可或缺的秩序，維護社會的利益，以此來維持社會的正義。可見，為權利斗爭是對自己的人格、名譽、自尊的保護，是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它是正義的、神圣的。完全放棄權利是一種懶怠的道德，也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殺。我們所有受法庇護的人都是為權利而斗爭的天生的斗士，都應該盡其所能為保護法的威力和威信做出貢獻。

二、我國公民的權利意識現狀及其原因探析

根據以上關于權利意識的定義，如何評判當前我國公民的權利意識現狀呢?可以說，就個別而言，當代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參差不齊，有的具備了較強的權利意識，有的則很淡薄。這主要可以通過一些實例加以說明。比如，權利意識較強的有訴訟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招錄公務員時存在身高歧視，爭取平等權的蔣韜；教育部在全國普通高校高等教育的招生計劃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的青島三考生；維護自身人身權利的釘子戶、外出打工人員等弱勢群體。他們不僅僅為了個人的利益去打官司，而且的往往是權威部門或壟斷企業，他們的訴訟目的就是要改變社會的不公正或者侵害公共權益的行為。

但這只是一部分。就整體而言，盡管我國的法律賦予了人民各方面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并在制度上保證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但在觀念層面上仍然存在著人際間的等級差別。有些人似乎并不把自己擁有的權利當回事，甚至不關心、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擁有哪些權利，更不用說當權利受到侵害時如何通過法律的途徑積極維護自身的權益了。而對于別人的權利就更不會加以關心了，有時甚至還會隨意侵害到他人的權利。所以說，我國公民的權利意識普遍還比較淡薄。這使得公民的權利難以得到保障，公民社會的建構難以實現。

當前，我國公民權利意識普遍較為淡薄，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可以說，其個體之間的差異主要與其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個人所受教育程度、個人的性格等因素有關。但全國范圍內整體意識的淡薄還是存在一定共同根源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因素

我國古代社會的組成基礎是以情感為紐帶而構建的各種社會關系，具體表現為一種尊卑有差、長幼有序、上下遞沿的身份關系。它是一個“人治”或者“禮治”的國家，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形式。在這種環境下，形成了所謂的“官本位文化”，一切國家要事都由政府來做決定，大包大攬，不顧及人民的想法和利益。基于此，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極度壓抑，主體參與意識、權利意識也就無從產生了。

我國傳統的義利觀強調“重義輕利”，向人們-灌輸了“只講付出，不求回報”這樣～種思想認識。在這種思想的作用下，傳統文化更多地強調為他人奉獻的集體意識，人們的個體利益受到了極大的忽視，其權利意識也因此而被埋沒。

2．個人因素

人們對權利的消極態度無疑與我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的負面影響相關。可以說，這一點是歷史因素的影響結果，或者是其延伸出來的另一原因。

在中國“官本位文化”和“傳統義利觀”的影響下，人的個性被尊卑貴賤之間等級分明的社會現實所吞并，形成了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對立形勢。由于長期深受這種“臣民意識”的渲染，許多人頭腦中缺乏“主體意識”，比如有的人認為那些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比比皆是，個人哪管的過來啊!況且面對有權有勢的公家單位，普通老百姓根本告不贏。也有人認為，這些事情有人大監督，有黨委、政府部門管理，有紀檢、司法部門查處，還需要一個普通公民來直接“叫板”嗎?因而，他們“懼怕”權貴，“懼怕”政府，不敢行使自己的權利，更沒有勇氣通過訴訟去捍衛自己的權利。這也正是我們當前所說的“公民精神”的缺失。

3．法制因素

我國公民權利意識普遍淡薄還與我國的法制建設狀況密切聯系。由于我國當前法制建設的不完善性，人們普遍缺乏對法律法規的了解認識，不清楚自己擁有哪些法定的權利。即使對法律法規有一定的了解，也缺少一種法律信仰，沒有把法律內化到自己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中去。這樣當遇到權益被侵害的情況時，他們很難做到自覺運用法律法規進行訴訟以維護自身的權利。

幾千年的歷史造就了我國專制和“人治”的傳統，雖然制度早已改變，但作為深層的文化、心理因素，其影響仍在，而且程度還很深。這是我國當前法制建設中必須要加以警惕，并要努力加以改變的地方。我們應該逐漸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增強他們的權利意識，以利于公民社會的建設、發展。

三、加強我國公民權利意識的若干建議

筆者認為，一切權利的前提就在于時刻都準備著去主張權利。那種以公民個人名義提起的以維護自身及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正是公民精神的重要體現。如果大家都怕麻煩，或者都想大方、灑脫一點，完全不顧得失，就無法營造一個主張權利的環境，更無法促進法制環境的改善以及公民社會的建立。因為如果公民不能主動主張和維護權利，那么不僅僅是其個人權益受到侵犯，社會的公共利益也會受到嚴重的侵害，其后果是非常嚴重的。而且，從已完成法治現代化的國家的實踐看，全民法律素質的提高，與其說是法律知識的普及還不如說是權利意識已經植根于公民的觀念之中。事實證明，一個國家要真正走上法治道路，除了需要完備的法制和高水平的執法司法人員而外，公民權利意識的確立是絕對重要的。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加強我國公民的權利意識。對此，主要建議如下。

1．政府做出努力，警惕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

傳統的“官本位文化”和“義利觀”對我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尤其體現在我國公民的權利意識的現狀上。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我們應該努力減少傳統文化中不利因素對我們的影響。“政府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辨明其公民不同的而且有時是相互沖突

的權利和利益，并決定如何最好地調整這些權利和如何最佳地實現這些利益。”因為權利意識的培養需要一個民主的環境氛圍，政府必須認真對待權利，給予并真正保障人民的權利。這就要求我們在組織建設、文化傾向等方面做出相應的努力，最大程度地減少這些消極因素在當前的應用。比如，在組織建設上，我們應該采取公平、公正的方式構建各種社會關系、社會機構；決議決策上應該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的利益；文化取向上應該加大對人的“權利”的強調。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為權利意識的培養創建民主的社會環境，只有這樣人們才有可能做到為權利斗爭。

2．普及法制宣傳，加強人權教育

當前，我國相當一部分公民對自身擁有哪些法定權利還只有一個模糊認識，更不用說怎么去維護自身的權利不受侵犯，以及如何維護他人的合法權利了。針對這一現象，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大法制教育的普及面，尤其是對中西部邊遠落后地區的人民，更應該加大這一工作力度，以使我國的全體公民對此有一個全面正確的了解和認識，做到胸中有“法”。

還有一些人，他們盡管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法定權利，但當其權利受到侵犯時，卻采取忍氣吞聲、默默無聞的態度。針對這一現象，我們一方面應該加強法制教育中關于如何維權，維權的程序、途徑、方法方面的宣傳教育，讓他們掌握主張、維護權利的具體程序，提高法律意識，以做到在被侵權時能夠有序地合法地按照相關程序辦事；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強化公民的維權意識，讓他們認識到維權對自身、對社會的意義所在，并成為其內在的意識，以使得公民在遇到被侵權的情況時，能夠外化為自覺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身的權利，為權利而斗爭的行為，從而保障自身的權利。比如，我們可以擴大公民參與國家社會生活的程度，使其以一種主人翁的精神態度參與進來，以此來培養其主體意識。這樣，他們一旦受到侵犯，就會以積極主動的態度給以反擊。而且，在他人有難時也會給予援助之手，幫助他們合法地維護自己的權益。

3．認真對待權利，為權利而斗爭

如前所述，一個人為了保護其權利免遭侵犯而進行訴訟_的目的，并不在于其微不足道的物質利益，而是為了自身的人格、尊嚴。與這一目的相比，訴訟所帶來的一切犧牲對他來說，都顯得無足掛齒。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充分地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在權利遭到侵犯時，能夠做到以法律為武器捍衛自己的權利，保證其不受侵犯。

以上這些還涉及到了法制建設的完善以及公民教育的終身化問題。因為公民的權利主要體現在法律法規中，為了讓大家對自身及他人的權利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并了解維權的途徑、方法，我們有必要不斷地完善我國的法制建設，以健全的法律法規對我國公民進行公民教育。當今的中國社會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正致力于社會主義法制的健全、完備工作。其中，加強公民的權利意識是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份。為了加快法制的發展進程，我們進行了大量的法律完善工作，同時也在大力培養公民的現代化法律意識，尤其是培養其對自身權利的認知和維護以及對他人權利的理解和尊重。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我們仍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歸根到底是，如何將業已存在并初具規模的靜態的法律法規制度內化為公民的自覺意識，而后再將其外化為個人行為的過程，即如何做到“有法必依”。

第6篇：傳統文化法規范文

近一個世紀，法律實踐活動經眾多比較法學者的不斷研究，曾分為多種研究范疇，這些研究成果對比較法律文化研究及法律文本翻譯無疑是大有裨益的。以“法統”為標準，對世界范圍的人類法律實踐活動進行時間和地域差異性的科學分類，可分為東方型法律文化和西方型法律文化兩大類型。東方型法律文化重視在社會整體利益背景下個人形象的塑造，是以社會整體利益為目標，個人為集體縮影的法律文化體系，藉此可見集體與個人的關系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東方型法律文化作為一種支配民族區域法律實踐活動的價值基礎，對國家發展，宗法社會安寧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西方型法律文化則注重個人權利多于社會整體利益，并以維護個人政治、經濟方面上的一系列權利為制定法律的價值。以“法體”為標準，可將世界范圍的法律實踐活動分為成文法型法律文化、判例法型法律文化、混合法型法律文化三大類型。成文法型法律主要是由專門立法機關制定的文字形式的法典、法律、法規等來體現，并將法律行為、實施程序及性質進行了詳細規定。成文法律不適宜于現實生活，“大陸法系”屬于此類。判例法型法律是以民族正義精神或習慣為表現形式，具體體現為法院對一系列案件做出判例，法官借由以往判例中某種抽象的法律原則來協調現實案例中的正義精神及道德的不和諧，“英國法系”屬于此類。混合法型法律是判例制度和成文法以某種方式的結合，在具體案例應用中，既可避免成文法不能隨機應變的缺陷，又能避免判例法無序的不足。在判例法逐步抽象的過程中，成文法典汲取其可見成果，并形成新的法條，在國家法律尚未涉及的領域中有現實作用。

二、法律文本的語言特征及功能對等翻譯

(一)法律文本的特征法律文本是法律內容的載體，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法律文本翻譯一直是翻譯界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法律文本的嚴肅性需翻譯達到法律效應上的對等，因此其翻譯的嚴謹性不容小覷。法律文本因其自身的專業性特點以及法律句式的嚴謹規范性，實屬一種特殊文本。為了使法律概念表達精確，法律詞匯多采用英語古舊詞匯，且表現形式復雜。因此使得法律文本翻譯極為艱澀枯燥，對于譯者而言難度較高，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僅要統攬全局，亦要把握原文的法律功能及源語法律條文細節，并依據功能對等理論進行翻譯，實現源語信息的功能對等轉換。

(二)法律文本的功能對等翻譯在法律文本翻譯實踐活動中，功能對等理論對其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實現法律功能對等性，即源語與譯文在法律上效果及作用的對等，是法律文本翻譯的長期目標。如此正好印證了奈達的“功能對等翻譯”理論，奈達曾提出，譯文接受者與譯文信息之間的關系，應與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的關系基本相同。不同國家區域之間本就存在法律文化的差異性，從比較法律文化學的角度來看，之所以能夠比較、分析不同法律文化中的專業術語及概念意識，在于人們從中可以找到相互間的“功能對應物”(functionalequivalents)［2］。這給法律翻譯帶來了啟示，翻譯者需在法律領域與其他國家區域有更多的接觸和互動，不僅要有扎實的語言功底，而且還有必要涉足比較法律文化學，以求在更廣闊的背景上把握法律翻譯內容。

三、比較法律文化視角下法律文本的對等翻譯

(一)中西法律文化的對應及其翻譯從比較法律文化學的角度，不同國家區域的法律文化各有差異，法律文本相互間的“功能對等物”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間交流的媒介。就中西傳統法律文化的對應關系而言，結合法律翻譯，可分為“重疊對應”、“間接對應”和“零對應”三種對應關系［3］。在中西法律文化中，所謂的“功能對應物”有呈現交叉的現象，即“重疊對應”。如法律中的“人權”(humanrights)概念，之前詞匯的意義為道德權利和自然權利，通過與世界法律文化的長期交流，而后形成人權獨立的概念［4］。對人權概念的跨文化理解，需將其語境擴展到“人治”和“法治”的外延上。雖然傳統中國社會并未實現過真正的法治，但法律存在于傳統中國的道德體系之中。“人治”這一概念，所主張的是君主個人的賢明治理，屬“為政在人”這一思想范疇。在法律翻譯中，跨文化法律翻譯作用在于“理念援助”，可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將“人權”這一概念做相關的一系列翻譯，如freedomoftheperson(人身自由)，rightofpersonality(人格尊嚴權)，personalright(人格權)，rightofpersonalliberties(人身自由權)，personallibertieslaw(人身自由法)等。再者是“間接對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法制”文化與西方法制文化存在很大的差異，自漢代獨尊儒術后，法制文化更是欠缺，因此中國文化與西方法學中基本概念的“對應物”不易尋見。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里，刑即法，法即律。在西方，“法”更強調的是權力和規律，中文“法”則側重于制裁和懲罰。因此，中西傳統法律文化雖有差異，實則是側重點不同。最后是“零對應”，中西法律文化內涵的不同，導致文化意識的缺項。如西方法學各個派別所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權”、“社會契約”、“自然理性”等，已成為現代法律制度的常用語［5］。而中國，法律制度主要源于政治，權力制衡概念空缺，如parityofpowerandresponsibility(權責平衡)，systemofseparationofpowersintolegislative，executiveandjudicialdivisions(三權分立)，judicialindependence(司法獨立)，separationofpowersandfunctions(全能分立)等，這些用語常引起功能對等翻譯的困難。當然，在中國法律文化中，如“禮”“仁政”觀念，社會主義司法原則等在西方法律文化中也屬于“零對應”。

第7篇：傳統文化法規范文

關鍵詞：文化產業    發展。

文化產業發端于西方國家，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也是國際公認的21世紀最有發展前途、最具增長潛力的“朝陽產業”。

我國的文化產業是在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進程中興起和發展的。黨的十六大以來，各地文化發展百舸爭流、各顯神通，文化產業迅速崛起。但不可回避的是，我國文化產業還處于起步、探索、培育的初級發展階段。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清醒地認識我國文化產業的現狀，找準存在的問題，才能找出對策，實現較快的發展。

一、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

1.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整體態勢良好，已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

改革開放以來，得益于國際國內的良好發展條件，我國文化產業獲得發展，日益表現出持續增長的強勁發展勢頭，已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對提供就業機會的作用越來越突出。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自2004年以來，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長速度均高于同期gdp增長速度，平均年增加值1000億元左右，增長幅度15%～20%，占gdp比重年均提高0.15%。2007年我國文化產業從業人員有1132萬，占全部從業人員比重為1.48%，占城鎮從業人員比重為4.0%。2004年至2007年，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文化產業普遍快速增長，其中北京市年均增速17.4%，上海市年均增速15%，江蘇省年均增速24%，湖南省年均增速20%左右，山西省年均增速24.5%，安徽省年均增速20%以上，各地方文化產業的增長速度均高于gop的增長速度，呈現出總體持續增長的良好態勢，基本實現了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這種全面的增長勢頭雄辯地說明，我國文化產業己經成為地區發展的重要經濟增長點。

2.黨和政府的文化管理方式逐步從微觀管理轉向宏觀調控，文化產業宏觀調控機制基本形成。

近年來，根據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內在規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在文化體制改革深入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推動下，黨和政府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推動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有效機制和途徑，著力在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服務功能和加強宏觀指導上下功夫。黨和政府逐漸放松了對文化行業微觀領域的直接的、行政性的管理，逐漸放權給企業，逐漸放權給市場，通過市場去建設文化，提升文化，政府的引導職能和公共服務職能得到進一步加強，政府開始進行文化產業宏觀調控機制的建設，向開放型政府、服務型政府轉變。

3.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加快，高新技術推動新興文化產業的形成和傳統文化產業的升級。

從世界范圍來看，現代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與高新技術日益融合，特別是與信息產業相互關聯，已成為世界性潮流。近年來，信息技術產業與傳統文化產業的日益融合，在我國的文化產業中造成了引人注目的產業關聯效應：信息化突入傳媒領域，引發“傳媒熱”，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等傳統大眾傳媒部門迅速“觸網”，出現了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大匯流”

的壯觀景象，啟動了一個又一個的消費市場，如網絡游戲、手機內容產業等，推動了產業結構重組和優化升級。從相關統計數據可以看到，以互聯網信息為主的網絡文化服務，以旅游、娛樂為主的文化休閑娛樂服務和以廣告、會展、文化商務為主的新興文化產業的發展潛力巨大，正在成為文化產業增量提升的重要引擎。

二、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經過多年的發展，文化產業在我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也應當看到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以及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中的制約因素。

1.文化體制改革仍不到位。

1978年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解放了思想，創新了觀念，改革了機制，抓住了機遇，成為了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強大動力。但同時也應看到，隨著改革向縱深推進，文化體制改革變得更為復雜、更為艱巨，傳統體制還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目前，我國現行的文化管理體制基本上還處于部門分割、各自為政的狀態。各管理部門之間普遍存在著條塊、部門、行業和區域的分割，管理分散，使文化企業在實踐中感到難以適從，還容易產生誰都管不著的灰色地帶，使得幾個部門之間各自為戰，難以形成合力。同時，我國文化投融資體制落后，未突破投資主體單一的政策桎梏，多元化、市場化、社會化的文化投融資渠道嚴重不暢，導致外資及民間資本難以進入，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2.文化產業政策不完備。

不可否認，我國實施文化產業戰略后，制定了許多文化產業政策，鼓勵、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特別是2008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印發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和支持文化企業發展兩個規定的通知》（114號文件），標志著文化體制改革的配套政策日益完善。然而，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的前瞻性不足，在文化產業這樣一個發展瞬息萬變的新興產業里，實踐中的新問題、新情況必然很多，這就要求產業政策一定要有前瞻性，否則將不能適應實踐的變化，造成產業發展中的問題，甚至成為產業發展的阻力。另外，規范文化產業市場運行的政策也不完備。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的制定還處于對文化市場的規范管理階段，制定政策的原則僅僅是對文化市場進行有序化的整頓，而對于文化產業發展中，在行政審批、市場準入、投資融資、市場管理、稅收等各個方面少有足夠吸引外來資金和資源的一系列優惠措施。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諸多優勢在文化產業政策上還沒有體現出來。

3.文化產業法律法規不完善，對知識產權的重視和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不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法制建設開始走上了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目前，在文化保護領域我國制定了《文物保護法》和《著作權法》，在文化行政管理方面，國務院頒布了《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娛樂場所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音像制品管理條例》等。我國的文化產業法規主要是由政府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并以政府的名義的，條塊分割的痕跡仍然明顯，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仍然濃重。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之后，雖然又根據wto原則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管理辦法，但我國現存法規體系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更加凸顯我國對知識產權和民族文化資源保護方面法制的不完善。

4.文化產業規模仍較小，整體實力差，競爭力弱。

從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現狀來看，一個國家文化產業競爭力主要表現為若干文化企業集團的競爭力，大的文化企業集團以雄厚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實力參與國際和國內市場競爭的能力。由于我國文化產業起步晚，文化企業雖然數量不少，但缺乏市場競爭力：從數量上看，目前中國文化企業雖然數量很多，但仍處于行業、區域資源與市場分割的“圍棋”狀態，現代大型文化企業寥寥無幾；從規模上看，雖然我國目前文化企業較多，但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約化程度低，規模經濟的影響力甚微，缺乏市場競爭力；從發展質量上看，今天，全球的信息技術與互聯網已經普及，高科技與文化產品結合更加緊密。而我國文化產業的市場化程度還不夠，專業化水平不高，市場運作能力較差，自我發展能力薄弱，效益低下。

三、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建國以來，我國文化產業從無到有，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打斷了中國經濟在慣性發展路徑上的進程，文化產業在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和轉型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凸顯。因為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物質消費會抑制，而精神消費會膨脹，這往往是文化產業得以發展和繁榮的機遇期。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遇，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1.在發展認識問題上，樹立科學的文化產業發展觀，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科學發展觀是指導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嶄新的思維理念，發展文化產業同樣需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文化產業要做到科學發展就是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文化產業既有產業屬性又有意識形態的特殊性，既可以產生經濟效益，又具有精神功能。文化產業的從業人員在追求合理經濟利益的同時，應該注重提升其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社會功能。文化產業的發展是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有效統一，在保證社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經濟效益；在優質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中實現經濟利益。要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在發展文化產業時，就是一定要堅持貫徹發展先進文化的要求，要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服務人民群眾、保障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繁榮城鄉文化市場，不斷推出既符合文化發展規律，又反映時代精神的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化產業要做到科學發展就是要堅持各地區的全面和協調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競爭力。目前，中國文化產業總體上看東強西弱。東部具有明顯的產業優勢，如資金、技術、人才等，西部發展文化產業盡管面臨種種劣勢和困難，但也不乏其特長和優勢，比如，一些地方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反映古老文明的遺跡；一些城鎮包容著豐富的人文內涵；一些鄉里村落擁有豐富的民間藝術品種等等。這種獨特的文化資源條件是一些現代化程度很高的發達地區所無法比擬的。因而我們應該以東帶西，一方面可以有效配合中國目前己經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可以實現與東部的互補，便于東西部文化產業的協調發展，整體提升我國文化產業的競爭力。

2.在發展戰略問題上，堅持以體制改革和科技進步為動力，增強文化產業發展活力，提升文化創新能力。

我國文化產品目前占有世界市場19%的份額，這說明我們已經具有相當成熟的文化產品加工能力，但是在文化創造力方面，我們與文化產業強國仍相距尚遠，創新意識、創造能力仍有待提高。以動漫產業為例，我國動漫企業規模小，集約化程度低，原創能力弱，產業素質不高，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很少，在全球產業鏈中仍處于下游，85%以上的企業仍處于虧損狀態。創新是民族的靈魂，是文化的生命，是文化資源開發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推動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途徑。文化產品的生產是智力創造活動，文化產品只有不斷創新，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才能具有普遍的、永恒的價值。

要提升文化產業的創新能力，必須以體制改革和科技進步為動力，激發全社會的文化創造活力。我們要充分注意高新技術在文化產業的應用，加強技術引進和自主開發，用高新技術手段改造傳統文化，開發新興文化產業。加強文化產業和文化資源數字化、網絡化建設，要運用現代市場經濟信息和營銷方式，促進文化產品的流通。我們不僅要制定路線圖，而且要制定時間表，進一步整合資源，盤活存量，努力把創新理念與市場需求結合起來，推動文化產業升級。

3.在發展策略問題上，堅持推動中華民族文化發展與吸收世界優秀文化相結合，走中國特色文化產業發展道路。

我國作為文明古國，是一個具有豐富文化遺產的國家。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中國各族人民對人類文化的重要貢獻。豐富的文化遺產是我國文化走向世界的立足之本。面對世界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和加入世貿組織后外國強勢文化的大舉入關，只有立足于我國的傳統文化優勢，充分開發寶貴資源，與時俱進，銳意創新，創造出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文化產品，才能獲得真正的市場競爭力。

中華文化千嬌百態，博大精深，獨具神奇的東方特色，我們不僅要以熱情的姿態與世界文化交流，更要讓東方文明走向世界，力爭在世界文化市場中爭得我們的一席之地。因此，我們要追求人類文化消費的普適性，讓中國的文化產品打開國際市場，走向世界，為全人類服務。具體而言，我們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政策和法規；大力支持國內的文化企業對外投資；加大我們文化跨國公司的建設；完善我國的外貿政策，鼓勵各種文化力量按照國際慣例開展國際間的文化和中介服務，利用我們龐大的海外華人團體促進中文語言的國際傳播；要鼓勵文化企業發展外向型產業，鼓勵國內優秀的文化企業與國際知名文化企業合作，積極開展與世界跨國媒體的合作，利用他們先進的技術和全球性的網絡市場開拓國際市場，真正實現中國文化的成功遠航。

4.在具體實踐中，一是要堅持文化體制改革，走規模化、集約化的發展道路，擴大產業規模，增強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二是要進一步完善政策、法規，建立完整的政策和法制體系，保證文化產業的順利發展。

如前所述，我國現行的文化體制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仍有許多不相適應的地方，這些將成為我國下一步文化產業體制改革中的難點和瓶頸問題。因而，必須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激發全社會的文化創造活力。今后，我國文化體制改革需著力抓好以下工作：第一，積極調整結構，培育市場主體，推進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構建產業發展的基礎。第二，改革投融資體制，拓寬融資渠道。要降低準入門檻，積極吸收社會資本和外資進入政策允許的文化產業領域，參與國有文化企業股份制改造，逐步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新格局。第三，通過重組、兼并、破產等形式，整合產業資源，盤活存量，提高產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程度，爭取規模效益。為此，2009年7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綱要》指出：

“推動跨地區、跨行業聯合或重組，培育骨干文化企業；統籌規劃，加快建設一批產業示范基地，發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產業群。”

不斷完善的法律體系是文化產業健康發展的根本保障。文化產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健康發展必須通過依法管理，依法經營，公平競爭，才能得以實現。消費者、生產者法制觀念淡漠，管理者對依法治文、依法行政的認識不足，嚴重制約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我們要繼續完善積極的文化產業法律體系，構建既與wto原則相適應又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發展需要的文化產業法律系統。一是加強立法。為了給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個有序、健康的宏觀環境，就要根據文化產業發展的要求，加強立法工作，通過法律來規范文化市場，重塑文化市場秩序。二是嚴格執法。堅持嚴格執法、依法行政，強化版權意識，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盜版、偽造、假冒等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運用嚴厲的制裁措施。按照“大力發展先進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的要求，通過依法管理，維護文化市場的健康運轉，使文化企業和文化市場的經營活動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目標。

參考文獻：

[1]蔡尚偉，溫洪泉等。文化產業概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2]張曉明等。文化藍皮書：2006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r].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3]范周。2009全國文化產業發展調研報告[eb/ol].cnci.gov.cn/content/200969/news_47172_p2.shtml.

[4]張曉明等。文化藍皮書：2009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r].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5]歐陽友權。文化產業概論[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6]李思曲，李濤等。文化產業概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第8篇：傳統文化法規范文

【關鍵詞】韓國；中國；文化產業；啟示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識碼】A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文化開放水平。這表明我國政府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將不斷加大。利用好政府政策，抓住市場機遇，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可以借鑒的經驗，改變自身存在的問題，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方面。韓國與中國同屬于東方文化范疇，地域上也非常接近，韓國文化產業成功的發展模式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一、文化產業的界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產業的定義是：通過開發利用文化內容知識產權，生產有形或無形的藝術產品和創意產品（或服務）的新興產業。各國在界定文化產業的內涵和外延時都有自身的特點和角度，并沒有形成一個完全統一的共識。

韓國對文化產業的定義是：動畫、音樂、游戲、出版漫畫、卡通形象、電視、電影等內容。隨著數碼技術的興起，文化產業的行業范圍進一步拓展到電子書籍、互聯網信息和手機內容等具有高附加值和高增長潛力的領域。

2003年9月，中國文化部制定下發的《關于支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將文化產業界定為：“從事文化產品生產和提供文化服務的經營性行業。文化產業是與文化事業相對應的概念，兩者都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是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和現代生產方式的不斷進步而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2004年，國家統計局對“文化及相關產業”的界定是：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所以，中國對文化產業的界定是文化娛樂的集合，區別于國家具有意識形態性的文化事業。

二、韓國文化產業發展歷程

韓國文化產業相對于其他國家發展較早，在1960年前后韓國政府出臺了針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有關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韓國政府把發展文化產業作為一個新的戰略提出。在此將韓國文化產業發展歷程大致分為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前期階段：1986-1998年。1986年，在韓國政府的第六個經濟發展五年計劃中為“文化立國”戰略奠定了基礎而提出了“文化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化”。1990年，韓國政府在新的規劃中提出來了“文化要面向全體國民”的方針。1993年，韓國政府把文化產業開發作為重要目標之一而審議通過了“文化繁榮五年計劃”。1994年，韓國政府設立了文化產業政策局歸文化觀光部所轄。

第二階段，快速發展階段：1998-2008年。期間經歷了兩個重要的政府時期：金大中政府時期和盧武鉉政府時期。1998年，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韓國的經濟遭受了巨大的波動。在金大中上任后，韓政府正式提出了“文化立國”戰略，即最終目標是把韓國建設成21世紀文化大國、知識經濟強國。在盧武鉉政府時期，韓國政府對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此外還提出了“援助但不干涉”的原則，針對這一階段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原則指導。

第三階段，穩定發展階段：2008年至今，雖然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這對韓國經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韓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速度有所放緩，但是韓國文化產業還在保持著增長。

三、韓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經驗

（一）政府層次

1.韓國政府在戰略上高度重視文化產業。韓國政府在1998年提出“文化立國戰略”，即21世紀韓國的立國之本，是高新技術和文化產業。這在國家戰略層次方面為文化產業進行了定位，使其在發展政策上能夠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

2.韓國政府完備了文化產業法制管理。韓國政府把發展文化產業發展納入法治軌道。韓國政府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奠定了文化產業發展的法制基石。為了適應數字化信息時代下文化產業發展的法律需要，韓國政府還對以前有關文化的律法進行了修訂。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都為韓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3.韓國政府加大了對文化產業在財政上的扶植力度。韓國政府在稅收、貸款等方面對文化產業都進行了支持，這也刺激了一些民間資本和風險資本進入文化產業市場壯大了文化產業發展的資金，此外這也解決了文化產業研發及海外推廣等方面的資金困難問題。

（二）企業層次

1.做強自己，提高文化的產業化程度。在全球競爭不斷激烈的背景下，文化產業發達國家通過各類兼并來不斷鞏固其市場壟斷地位。面對如此巨大的外來壓力，韓國文化企業也提出“做大做強”，通過規模效益來提升競爭力。一些大財團在韓國政府的政策鼓勵下對投資文化產業具有巨大的熱情，像三星等所投資的文化產業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這都實現了文化產業發展模式創新，為財團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2.“走出去”。韓國利用東亞共同的文化背景，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提高其國際化程度，以此增強其知名度，為其文化產品發現消費者。當今“韓流”風靡亞洲正是這一戰略的結果。通過“韓流”使更多的東亞國家的消費者投入到消費韓國產品的熱潮中去。

（三）國民層次

韓國的國民對于韓國的傳統文化非常熱衷，在吸收其他國家先進文化的同時，非常注意對韓國傳統文化的保護。正是由于這種民族危機意識和保護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抵御了西方文化的侵略，這為韓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同時，韓國的高素質人才儲備比較多為韓國文化產業提供了人才上的支撐。

四、對中國的啟示

（一）從戰略上重視文化產業發展

十提出：“要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推動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中國正在大力推進以文化體制改革為重點、以創造先進文化為核心內容、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目標的文化建設和改革，這必將有力地推動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二）加強文化體系建設

法律的保障能夠使文化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做到有法可依、維權可用、違法有法可懲。文化產業法律法規體系堅實主要包括文化立法和執法兩大方面。在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框架內關于文化產業的立法相對較少，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文化法律體系。在執法的過程中存在多個執法單位，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文化產業主題的利益，挫傷了文化產業企業的積極性，不利于文化產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三）創新融資渠道

資金的支持是一個產業能夠取得長足發展的動力。文化產業的發展雖然需要政府資金政策上的支持，但是更多的應該進行市場融資，利用市場資金，讓更多的企業和財團投資文化產業。一方面政府應該加強對文化產業的財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應該完善文化產業市場的融資環境及政策，根據文化產業區別于其他產業的特點制定出符合文化產業自身發展的渠道，形成多渠道、多方面、多層次的融資途徑。

（四）加強文化產業人才培養

中國應該借鑒韓國人才培養的模式，把企業需求放到人才培養中去；引進國外文化產業方面的先進人才；派遣國內文化產業方面的人才到國外進行交流學習。這樣培養出適合市場需要、滿足企業發展、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人才。

第9篇：傳統文化法規范文

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任務，而加強法制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支撐。唯有全民自身法制觀念得到強化，能夠把自我活動全部自覺的納入法定模式和法制軌道之上，才能形成優良社會發展秩序和優異的社會環境，從而實現和諧社會的構建。

關鍵詞：

法制觀念；和諧社會；法律權威

引言

我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就明確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任務，這是順應時展潮流、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戰略決策。構建和諧社會是當前我國社會發展變革的實際需要，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內涵的延伸，有助于夯實我黨的執政基礎、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要實現和諧社會這一偉大目標，全面增強公民法制觀念、法治自覺是重要前提。

1增強自身法制觀念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

1．1和諧社會要以法制觀念為基礎：構建和諧社會，規范人們的生活、工作、交往等行為，需要民主與法制，需要社會各元素的和諧相處，需要社會個關系的和諧有序，需要社會動力、組合機制的全面建設發展。有序的社會環境需要法制觀念為基礎，法治參與為路徑。增強公民的法制觀念，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具有非常現實的保障性作用。

1．2法制觀念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公民是國家和社會的細胞。和諧社會首先必須是法制社會，而構建法治社會不僅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規建設，完善的執法體系，合理的執法章程，更需要公民有強烈的法制觀念。法制觀念是公眾遵守和維護法律的最佳動力，是法制生效的重要保障［1］。增強法制觀念，法律就不會被褻瀆，會成為信仰，成為公民行為的內在標桿、根本尺度，會讓每個社會成員在社會生活中遵循法律軌道，在法律受到侵犯時，能夠挺身而出，積極同違法行為作斗爭，直至社會恢復良好秩序，最終實現社會和諧。

1．3法制觀念是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國古代社會崇尚人治，傳統文化中缺少法制民主意識，導致我國社會發展即便到了現在，人們的法制意識仍然較為薄弱，造成有法不依甚至無法可依的現象經常出現。而和諧社會必須要穩定、規范的社會秩序，而這又需要法制方能形成，因此，必須把法律規范轉化為人們的法制觀念，把法制作為行為規范和動機、模式。

2增強自我法制觀念的要點

2．1強化法律權威的觀念：法律的權威，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核心，強調法律權威，能讓人們支持法律的內在說服力，服從法律的外在強制力。強化法律權威的觀念，是法制建設的首要內容，是法律踐行的效果的重要保證。和諧社會需要依法治國，而人治與法治的最大區別即在于社會對于法律的權威的認可。

2．2強化權利的觀念：法制觀念的首要內容就是對于權利的認知，權利觀念包含對于權利的本質觀以及權利與義務的統一觀。樹立權利觀念，明確公民享有的權利，并以法律來捍衛權利，這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而權利與義務的統一觀，是要求人們在享有法律賦予的權利的同時，還要履行相應的義務［2］。每個人都沒有不受限制的權利，也不必承擔無限的義務，這是民主與法制的基本內涵。

2．3強化合法性的觀念：合法性是每個公民必須樹立的思想觀念，它要求人們行事必須遵法守紀。合法性是國家行為、私人行為的基本要求。法律是一切公權和私權運行的根本依據。法律既是公眾必須服從的行為規范，更是權力運行不可觸碰的底線。所以，一切權力的運行和權利的行使都必須遵守合法性原則。

2．4強化普遍守法的觀念：普遍守法是法制的基礎，是法治秩序形成的保障。依法治國不僅需要“有法可依”，更需要做到“有法必依”。公民守法是法治社會中的必要準則，公民守法要如同享受權利一樣主動自己。普遍守法的觀念，可以讓公民遵守法律而不是受制于法律的強制力，讓法律成為自身的行為準則。

3增強自我法制觀念的途徑

要增強全民的自身法制觀念，歸根結底還是要教育人。我國缺乏執法與守法的歷史傳統，而由于部分群眾的文化意識過低，違法亂紀的現象仍然大有存在，我國的法制建設任重而道遠。要增強法制觀念，首先要強調教育。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質，加強法制教育，逐步改善全面法律素質，提高法制觀念。建議從義務教育開始，把法治教育納入全民終身教育、終身學習的基本內容。要增強法制觀念，其次要加強普法宣傳，樹立法律的權威，讓遵紀守法的公民能夠運用法律捍衛自己的權利，用法律來規范自己的行為準則；讓法律的威嚴震懾違法分子，不斷改善社會主義法治環境，提高法制觀念。我們中學生可以經常關注、收看CCTV－1臺中午12：30的“今日說法”欄目或普法電視劇等，從中了解法律、理解法律，從而知法、懂法、守法。

4結語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依法治國的支持，而增強自身的法制觀念，是構建法治社會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在社會改革的新階段，要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加強全面法制教育，讓法制觀念服務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參考文獻：

［1］張文顯．加強法治，促進和諧———論法治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7，0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