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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股權激勵的收益范文

【關鍵詞】 收益法； 專利權質押； 評估理論

一、引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專利權等知識產權已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容，但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狀是：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尤其是擁有知識產權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本身資產規模小，難以獲得銀行貸款支持。

專利權質押融資這一新融資模式的興起，為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也為銀行業的金融創新開拓了新的發展空間。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在實踐中專利權質押貸款“叫好不叫座”，2008年、2009年及2010年三年來我國專利權授予數（僅國內）分別為352 406、501 786、740 626，而被質押專利權數分別為97、658、1 076，其被質押比例僅分別為0.03%、0.13%、0.15%，其占專利權授予數的比重微乎其微，由此可見專利權質押并沒有達到人們期望的程度。

緣何專利權質押融資在實踐中發展步履維艱呢？專利權作為無形資產，無論理論或實踐中其首選的評估方法為收益法，但評估理論缺乏權威性，造成實際操作困難重重。因此，有必要對收益法下的專利權質押評估基礎理論進行探討，為評估師評估此類業務提供理論借鑒，促進評估行業的發展。

二、基本概念界定

（一）專利權

專利權是指專利權人在法定期限內對其發明創造成果享有的專有權利。它是國家專利行政部門授予發明人或申請人生產經營其發明創造并禁止他人生產經營其發明創造的某種特權，是對發明創造的獨占的排他權，具有無形性、法定性、專有性、地域性、時間性。

（二）專利權質押

專利權質押是權利質押的一種形式，我國《物權法》和《擔保法》明確規定：依法可以轉讓的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可以質押。以依法可以轉讓的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質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

（三）專利權質押評估

專利權質押價值評估的本質是以專利權價值的形成理論為基礎，考慮影響專利權價值變動的各種因素，選用適當的方法，對用于質押專利權在一定時間點上的價值進行量化的過程，銀行以此評估值為參考依據確定貸款折扣率及貸款額，實現借款人信用增級的效果，最終實現專利權質押融資。

如圖1所示，其具體實施過程如下：首先，借款企業欲取得銀行借款并提供被質押專利權；其次，由資產評估機構對借款企業出質的專利權進行價值評估，最后由金融機構在此評估價值的基礎上確定給予借款企業的貸款比率和額度。

三、收益法專利權質押評估基礎理論

在對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后，本文將分別從收益法的基本原理、專利權質押評估實質兩方面進行介紹。

（一）收益法的基本原理

收益法是目前評估界三種基本評估方法之一，目前資產評估的基本方法是國際上資產評估專業領域普遍采用的三種評估方法：市場法、收益法以及成本法。

1.應用前提

（1）被評估資產的未來預期收益可以預測并能夠用貨幣進行衡量。

（2）資產擁有者獲得預期收益所承擔的風險可以預測并能夠用貨幣進行衡量。

（3）被評估資產的預期獲利年限可以預測。

專利權之所以能夠被用來質押，是因為其會給持有者帶來可用貨幣計量的超額收益，且專利權具有明確的法律年限，其獲得超額收益的年限也是可以預測的，另外盡管專利權質押面臨的風險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但其還是可以預測并用貨幣計量的，因此其滿足收益法的基本應用前提。

2.基本原理

收益法是通過對被評估資產未來預期收益的預測，并將未來各期收益按一定的折現率折算為現值，以此來判斷被評估資產價值的方法，其理論依據為效用價值論。

收益法基本表達式：P= （1）

如（1）式所示，收益法中涉及三個基本參數：Rt，r，n，其中Rt代表超額收益，r代表折現率，n代表收益期，收益法運用的關鍵即為三個參數的選擇和確定。

（二）專利權質押價值評估實質

由于資產評估起步較晚，其理論基礎大都借鑒了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在經濟學價值論的基礎上形成了自身的評估思路和方法，因此本文在研究專利權評估價值的含義和實質之前，利用經濟學中的價值理論對專利權價值進行了分析。

1.專利權價值經濟學解釋

（1）專利技術的價值

1）專利技術價值的產生

馬克思徹底改造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學說，在運用唯物辯證法中具體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商品的二重性：揭示了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統一體，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而商品的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二是勞動具有二重性，他認為一切勞動，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即抽象勞動；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即具體勞動。三是勞動創造價值，勞動二重性決定了商品二重性，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因而商品的價值量由抽象勞動的量來確定，由社會平均的簡單勞動的量來決定，即在現有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時間。

圖2為商品的價值鏈轉化過程圖：

根據經濟學結合圖2可以得出商品的價值由不變成本C、可變成本V和剩余價值M構成，即P=C+V+M。那么依據以上經濟學一項專利之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其中凝結了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其中既有簡單勞動，又有復雜勞動。

以下對專利價值的產生和具體構成進行分析。一項專利從概念的最初萌發到最后的產生大概要經過三個階段：研究階段、開發階段以及最終形成階段。研究階段是為獲取新的技術和知識等進行的有計劃的調查；開發階段是指在進行商業性生產或使用前，將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識應用于某項計劃或設計，以生產出新的或具有實質性改進的材料、裝置、產品等。在產品的研究、開發及形成階段都會涉及物質資料的投入、人力資本的投入以及剩余價值的產生，因此專利的價值可用公式表示為：

P=C1+V1+M1+C2+V2+M2+C3+V3+M3 （2）

綜上，專利技術之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其在產生的各個階段凝結了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2）專利資產價值的實現

當社會中的企業研究出某個專利，雖然在很短時間內將會降低該企業的產品成本，或擴大銷路，抬高價格，但這種專利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不具有或部分不具有排他性，很快將會被其他企業以很小或無成本進行模仿或“搭便車”，使得原企業的優勢喪失殆盡。由于專利的研究和開發需要付出成本，但模仿者的“搭便車”行為使得創新者無法從自由市場中獲得足夠的經濟補償，從而導致了所謂的“公地悲劇”，因此必須由政府對研究開發者給予一定補償或鼓勵，授予其對該專利具有排他性的使用權，才能最終實現專利的價值，促進社會的創新與進步，此時專利權便應運而生了，這也正是專利權產生的必要性和本質。

（2）專利權的價值

1）專利權價值的產生

專利權是基于保護和實現專利的價值而產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專利的價值和專利權的價值是在統一過程中表現和實現的，二者實現于同一個過程，因此對質押專利權價值的評估是對專利技術本身價值和專利權價值二者的和的評估。

2）專利權價值的表現

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及供求原理，當擁有專利的企業被賦予專利權時，其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價格或更高的產量提供同質量或更高質量的商品，那么此時該企業將會取得專利權帶來的超額收益。如圖3所示：

圖3中陰影部分為消費者剩余。當市場均衡時，整個市場以M的價格提供商品，而擁有專利權的企業在完全競爭市場中能夠以更低的價格提供相同的產品或者在壟斷市場能夠以專利權賦予產品的壟斷價格提品，從而產生高于市場一般利潤的超額利潤。

3）專利權價值的實現

目前專利權價值有多種實現途徑，本企業實施、授權實施、軟讓、作價入股、證券化以及質押融資等，當然專利權在不同的使用情況下并不是都需要經過中介的作價評估，因文章是基于評估角度基于專利權特征立足評估的方法和技術問題，對于專利權價值實現的途徑具體將會在專利權質押價值評估的橫縱向比較中予以具體分析。

4）專利權價值的衡量和估算

資產評估中所指的價值不同于經濟學的價值概念。資產評估中所確定的價值是一種模擬價格，非價值本身，也非真正現實意義交易的價格，只是評估師根據資產特點和市場特點對最有可能實現的交易價格進行的模擬和專業估算。在這種意義上講西方經濟學的效用價值論為我們謀求這種模擬價格提供了一種思路，即能從專利權價值的表現和實現過程中去尋找，探尋其究竟能夠為使用者帶來多大的超額收益，效用越大，其所謂的價值量越大。借助于資產評估中的基本理論和原理，對在專利權各種價值實現途徑中最有可能實現的價格進行估算，從而完成專業上的專利權價值評估。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是對專利權價值的評估實質是專利權和專利技術二者價值和的評估，二者價值的實現統一于同一個過程；二是基于價值的計算和衡量可以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效用價值論，從價值的實現過程中尋找思路，即為本文選擇收益途徑的依據。

2.專利權評估價值與經濟學價值關系

資產評估是指通過對資產某一時點價值的估算從而確定其價值的經濟活動，具有時效性、目的性、意見性、估計性。因此可以看出，資產評估所指的價值既不是資產的價值本身，更不是實際交易中的價格，而是基于資產的價值結合市場情況得出的一種合理的模擬價格。資產評估價值的估算是以經濟學的價值論為基礎和依據的，正常的條件下評估價值不會偏離其經濟價值太大。針對專利權也是如此，其評估價值不同于以上所述的經濟學價值。

3.專利權質押評估價值實質

基于以上評估價值以及經濟價值的區分，本文認為專利權質押價值評估的本質是以經濟學中的專利權價值形成理論為基礎，基于專利權質押評估的特殊性，考慮影響專利權價值影響的各種因素，找出其關鍵點和主要風險點，選用適當的方法，對用于質押專利權在一定時間點上的價值進行量化的過程，其既不同于上述價值論，也不是實際意義上的交易價格。

縱觀國內外文獻，對收益法下專利權質押評估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從資產評估基礎理論出發，對專利權質押評估相關概念、收益法基本原理、專利權質押評估實質三個方面進行探討，以期為專利權質押評估實踐提供理論依據，維護利益相關者合法權益，進而提高評估行業的整體發展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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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萍.應收賬款擔保融資創新與監督[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3] 于磊.技術型知識產權資產評估方法研究[D].河北農業大學，2010.

第2篇：股權激勵的收益范文

一、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為便于考察股權激勵的長期效果，本文選取中國滬深兩市2006年到2010年度股東大會通過股權激勵方案A股上市公司（不含通過后又非正常終止的公司）的數據進行研究，在研究長期激勵效果時，以其股權激勵方案通過的前三年到股權激勵方案通過后（含當年）至2012年底的盈利數據為觀測值，考察股權激勵方案的要素設計對股權激勵效果的影響，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和新浪財經網站。同時剔除了金融類、ST、*ST以及數據缺失的公司之后，共得到82家樣本。

二、短期激勵效果檢驗

（一）短期激勵效果的指標

一般而言，對于股權激勵計劃實施的短期激勵效果通過股東財富的變化進行衡量，通常選取超額收益率和累計超額收益率兩個指標。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對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82家公司公告日窗口期內的市場反應進行分析。

（二）短期激勵效果的衡量

對于82家樣本公司，選擇事件日為股權激勵計劃公告日，窗口期選擇事件日前10個交易日和事件日后10個交易日，即（-10，10）。因提出股權激勵計劃后，以后各期均會受到此激勵計劃的影響，故選擇股權激勵計劃公告日前一年的一個月作為清潔期。

本文選取均值調整收益法計算超額收益率，即ARt=Rt-R，其中，ARt代表第t天的超額收益率，Rt代表第t天的實際收益率，R 代表清潔期內的日平均收益率。累計超額收益率CART=ARt。為把82家樣本的整體趨勢體現出來，對82家樣本窗口期內的平均超額收益率ARt和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CARt進行計算。

根據計算的結果得到窗口期內平均超額收益率ARit和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CARit的變化趨勢圖，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在激勵計劃公告日前10個交易日，平均超額收益率一直為正，在激勵計劃公告日當天平均超額收益率的平均值達到最大，之后的4個交易日也一直保持正值，之后呈現出正負波動的變化。對于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在股權激勵計劃公告日前10個交易日，一直為正值且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在公告日后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且在公告日后的第9個交易日達到0.0754的高水平。由此可以看出，股權激勵計劃的公布，對于股票市場而言，體現出的是利好消息，在短期內，帶來了股東財富的增加。

對平均超額收益率和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進行單樣本t檢驗，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82個樣本的平均超額收益率的平均值為0.0034，標準差為0.00623，檢驗值為0，樣本均值與檢驗值相差0.0034，95%的置信區間為（0.00059，0.00626），計算得到的t值為2.522，相應的伴隨概率Sig.=0.02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說明平均的累計超額收益率與0相比，有顯著性差異，即公布股權激勵計劃后，產生了明顯的財富效應。同樣，平均的累計超額收益率的t值高達8.169，說明累積的財富效應很明顯，股權激勵計劃的公布在股票市場上體現為利好消息。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股權激勵計劃是否真正在短期內會產生明顯的財富效應，本文隨機選取（-10，-5）、（-10，5）、（-5，0）等10個窗口的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進行檢驗發現（如表3），只有（-3，0）窗口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余有8個窗口均通過了雙側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1個窗口通過了雙側0.0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由此可見，股權激勵計劃的公布在短期內確實產生了明顯的財富效應。

三、長期激勵效果檢驗

（一）長期激勵效果的衡量指標

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目的是提高公司價值，因此，股權激勵的長期激勵效果可以體現為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后幾年內，公司業績的變化。就長期業績指標的衡量而言，國際上普遍采用凈資產收益率、托賓Q值等指標進行衡量，考慮到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尚不健全，在長期激勵效果的體現上，本文選取凈資產收益率進行研究。

（二）長期激勵效果的衡量

本文把股權激勵方案通過后（含當年）至2011年間的凈資產收益率的均值（ROE后）（若股權激勵方案在2011年之前結束的，則選擇股權激勵方案通過后至結束期的凈資產收益率的均值）與股權激勵方案通過之前三年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均值（ROE前）做比較，其差額記為企業的業績變化（ΔROE）。即ΔROE=ROE后-ROE前。若ΔROE>0則說明業績提升，若

對通過股權激勵計劃的82家樣本的凈資產收益率的變化進行計算發現，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后，有45家公司的業績得到了提升，占總樣本的54.9%，其余的37家業績出現了下降。對82家樣本的業績變化幅度進行計算可以看出（圖2），有超過25%的公司業績出現了-30%至0的降幅，20%左右的公司出現了0至30%的業績提升，其余的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和下降。由此可見，在股權激勵計劃實施后的幾年內，近一半左右的公司實施效果不佳。

接著，取顯著性水平α=0.05對82家樣本實施股權激勵計劃之前三年的凈資產收益率的平均值ROE前與股權激勵計劃實施后至2011年的凈資產收益率的平均值ROE后進行配對樣本的t檢驗，結果如表4至表6所示，由表4可以看出，股權激勵計劃實施前后，凈資產收益率的平均值分別為0.132和0.136，標準差分別為0.124和0.069，由表5可以看出，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前后的凈資產收益率的平均變量的相關系數為0.031，相應的p值為0.781，不顯著，前后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值相關程度不高。由表6配對樣本的t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前后凈資產收益率差值序列的平均值為-0.041，計算的t值為-0.265，相應的伴隨概率為0.792，明顯大于顯著性水平0.05，接受t檢驗的原假設，也就是說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前后凈資產收益率均值并未發生顯著改善。

第3篇：股權激勵的收益范文

【關鍵詞】股票期權 激勵效應 影響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改善，我國的資本市場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的制度，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推出股權激勵的制度，尤其是在2006年《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的實施之后，然而，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研究我國上市公司股票期權激勵效應的影響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股票期權激勵作用機制理論研究

（一）委托理論

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是現代公司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委托-鏈中，委托人是股東，人則是經營者，通過與人訂立某種或明或暗的契約，委托人會授予人部分決策權，人則代表委托人從事經濟活動。

對于人行為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委托人不得不承擔，這便是委托-問題的實質，然而，風險主要來自于契約的不完備，主要來自于信息的不對稱。只有在雙方之間形成一種利益共享的運行機制，建立一種風險共擔的機制，實現“剩余所有權”與“剩余控制權”之間最大的對應，才能有效地解決委托-的問題。作為一種激勵制度，股票期權正是基于這一目的。對公司經理人實施股票期權激勵，經理人除了擁有經營者的身份之外，還擁有所有者的身份，這樣，委托人和人所追求的目標就是相同的，也就是說，為了追求企業價值的最大化，經營者會盡最大的努力來提高企業的長期競爭力，經營者會盡最大的努力來提高企業的獲利能力，因為只有這樣，企業的經營效益才能得到不斷的提高，經營者才能通過股價上漲獲得巨額收益。

（二）人力資本產權理論

人力資本具有專有性、“不可壓榨”性、外在難測性以及群體性等四個特別屬性。這就決定了必須要對其進行管理，比如對其進行監督、對其進行激勵等，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監督的作用越來越少，激勵逐漸成為管理的一種主要方式。作為一種有效地管理人力資本的方式，企業扥股權激勵所考慮的角度便是產權以及其所派生的剩余索取權，一方面，其將經理人的人力資本與一般的人力資本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其使經理人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達到了內在的一致，減少了他們的機會主義，減少了股東對其進行監督的成本，這種激勵制度大大地促進經理人做出對企業最有利的決策，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同時，也實現了自身價值的最大化。

（三）合作預期理論

合作預期理論認為，業績薪酬合同是雇主和人之間通過談判而達成的一個合理的協議。在傳統的固定薪酬的制度下，人存在比較大的道德風險，導致雙方相互猜疑，從而合作失敗。而運用股票期權的激勵制度，則可以增加雙方的合作期望，因為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人的短期行為，使其關注企業的長期發展，如果只是關注公司的短期利益，而忽視了公司的長期利益，那么，自己的利益也會受到很大的損失，從而增加了不斷地提高公司的經濟利益，增加了雇主和人之間的信任，提高了雇主和人之間的合作預期。

二、實施股票期權激勵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分析

（一）橫向研究

首先，我們以全體A股上市公司為例，分析了實施股權激勵制度的上市公司和沒有實施股權激勵制度的上市公司的業績差異。截至2007年年底，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在刪除每股收益與凈資產收益率缺失的樣本后，平均每股收益為0.3659，扣除非常損益后的凈資產收益率為-0.0486，未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在刪除每股收益與凈資產收益率缺失的樣本后，平均每股收益則為0.3067，扣除非常損益后的凈資產收益率為0.0028。

其次，我們以制造業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實施股權激勵制度的上市公司和沒有實施股權激勵制度的上市公司的業績差異。截至2007年年底，實施股權激勵的制造業上市公司在刪除每股收益與凈資產收益率缺失的樣本后，平均每股收益為0.3682，扣除非常損益后的凈資產收益率為-0.0131未實施股權激勵的制造業上市公司在刪除每股收益與凈資產收益率缺失的樣本后，平均每股收益則為0.2631，扣除非常損益后的凈資產收益率為0.0226.

（二）縱向研究

我們選擇2007年開始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對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前后的業績進行比較，從而分析實施股票期權激勵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在樣本選擇的過程中，我們提出了2007年新上市的公司，同時我們也提出了2007年退市的公司，因為上市前后對業績的影響比較大，同時，退市前后對業績的影響也比較大。

通過數據計算，我們可以得知，2006年未實施股權激勵時，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為0.3783，在扣除非常損益后的凈資產收益率為0.1991；2007年實施股權激勵時，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為0.5061，在扣除非常損益后的凈資產收益率為0.1304。通過計算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后的每股收益是實施股權激勵前的1.06倍，凈資產收益率則下降了34.5%。

由上可知，與未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相比，實施股權激勵制度的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相對較高，但是其凈資產收益率則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對于同一公司，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每股收益上升，凈資產收益率下降。

第4篇：股權激勵的收益范文

關鍵詞：股權激勵 財務績效 超額收益

一、引言

當前上市公司的股權越加分散，管理技術也越加復雜，全球各公司都相應實施了股權激勵方案以激勵公司的技術管理人員，而股權激勵的方式也越來越創新，主要形式為股票期權。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美國出現了股權激勵制度，這40年間股權激勵制度經歷了飛速的發展，如今超過九成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都已采用這種制度。我國最早采用股權激勵形式的是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 1993 年萬科試推出了股票期權制度。由于我國法律的限制，股權激勵在我國一直處在摸索階段，中國自 1999年提出股權激勵，至今已經經過了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各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制度都十分落后。股權分置改革后，股權激勵越來越被廣泛地使用，股權激勵的制度也逐漸規范起來。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國外的學者對股權激勵和公司經營績效的研究主要分為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對管理層的報酬和公司經營績效的相關性進行研究，薪酬有多種存在形式，可以是現金、股票、期權等等；第二種方法是對管理層持有公司股權的比重和公司經營績效的相關性進行研究。關于管理層股權激勵的效應，國外學者的觀點各有不同。在比較早的時期，David Yermack（1990） 就通過計量經濟的方法分析了管理人員的股權激勵。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每當股東獲得 1000 美元的價值，管理層就會獲得 3.25 美元的報酬，在這 3.25美元的報酬中，管理層的持股占了 2.5 美元，而現金和股票期權這些相關于業績的報酬占了 0.75 美元。Hamid Mehran （1995）將風險偏好引進了 Jensen 和 Murphy 的研究中，他們指出：管理層報酬和股東價值的相關性相當脆弱，因為經理人員承擔著巨大的財富風險。所以對股權激勵到底能不能產生理想的激勵效果還是不能確定的。有另一種研究學者指出，相對于其他的方式，股權激勵可以有效地對管理層進行激勵，而且這種激勵效果是長期的。他們指出，管理層持有公司股權數量的增加能夠有效地促進公司的經營績效，并且對這種相關性進行了證明Kevin J. Murphy（2002） 對美國 1980-1990 間 478 家公司的管理人員報酬和公司股票的市場價值，用布萊克斯科爾斯模型進行了分析，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相對于管理層的工資和獎金，CEO 的持股量和股東的價值具有強得多的相關性。一般來說，假設管理層的薪酬為 100 萬美元，如果公司的市值增加 10%，那么他們的工資、獎金就能增長 2.9 萬美元，即 2.9%的增幅；如果把 CEO 所持有的公司股權包括進內的話，則他們的所有報酬會增長 24 萬美元，高達 24%的增幅。從這個結論可以看出：CEO 持有企業的股權對報酬影響非常之大，而工資的變化影響相對而言小很多。這也說明了對管理層持有股權能夠起到非常有效的激勵作用。當 CEO 持有公司股權數量增加，公司的經營績效會有完全相背的兩種結果：第一種結果是 CEO 持有公司股票后，其自身的利益逐漸趨向于股東的利益，所以隨著 CEO 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的經營績效會提高，但前提是持有股票的比例在一定的范圍內；第二種可能就是如果 CEO 持有公司股票的比例超過了一定的范圍，那么此時 CEO 通過其持有的大量股票就會擁有相當的投票權，所以可能會產生 CEO 、無視監管、消極工作的情況，經營業績就會惡化，此時 CEO 的持股比例就與公司的經營績效呈現負相關關系。公司的績效對 CEO 的報酬有影響，反過來說，CEO 的報酬同樣也會對公司的績效產生影響，他們是相互作用的。所以公司的經營績效與 CEO 持有股票的比例是相互決定的。

（二）國內文獻 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開始了對股權激勵效應進行實證研究，但在他們的研究還是依賴國外對于股權激勵實證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將他們應用到中國的上市公司。在中國關于股權激勵的效應也存在著許多觀點：（1）管理層股權激勵與公司經營績效不相關。魏剛（2000）曾經對這種相關性做過研究，他將公司的經營績效用資產收益率來表示，同時他從1998 年的年報中收集了 816 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持有公司股權數量的數據，經過分析之后得出結論：兩者并不相關；高明華將公司經營績效用權益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表示，并將其與管理層持有公司股權的比例做了偏相關分析，得出結論：基本不相關；林曉婉整體考察了 2000 年的上市公司，得出結論：管理層持有公司股票比例與股東收益率成反比。袁國良、王懷芳與劉明（2000）也曾指出：高級管理人員持有公司股權的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基本沒有相關性；劉長才對 2001年至 2003 年 1037 家上市公司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結論：管理層持有公司股權的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相關關系不顯著。（2）管理層持有公司股權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是相關的。李增泉（2010）分析了 1998 年全部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管理層的報酬以及管理層持有公司股權比例，發現他們之間的相關性并不顯著。但是通過對管理層持股的更深入分析，他發現當管理層的持股比例超過一定的范圍后，公司經營績效與管理層的持股比例逐漸變得相關。邱世遠、徐國棟（2012）指出，在中國以股權、期權為方式的股權激勵非常少見，所以要衡量管理層股權激勵的作用有一定的難度。所以他們選取持有公司股權數量非常多的管理層和幾乎沒有持有公司股權的管理層這兩個極端的群體為獨立樣本，對他們進行非參數檢驗。結果顯示：管理層持股比例大的公司的經營績效要優于管理層持股比例小的，而且他們存在顯著差異。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從理論上來說，既然公司制定了股權激勵機制，那么它應該能對公司的管理層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使得管理層盡可能的做出最大化股東利益的決策，使得委托問題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這種作用的可以通過公司股票價格波動得以體現。因此假設：

假設1：市場對于公司公布的股權激勵預案有積極的反應，在股權激勵方案公布日之前或之后可以獲得超額收益

通過管理者持股會使管理者與股東可以擁有更多的共同利益。通過管理者擁有企業價值的剩余索取權，使得管理者與股東所追求的利益趨于一致。在早期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中都支持了這一觀點，大多數研究都表明管理者持股比率與企業價值成正相關關系。所以，股權激勵制度可以作為一種內在長期激勵機制，可以有效的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了公司績效。因此本文分別從橫向和縱向兩方面提出假設：

假設2：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相比于同行業、同規模的公司有更高的財務績效

假設3：在實施股權激勵前后，上市公司的財務績效提高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選擇的樣本為2009年至2011上半年公布股權激勵方案而且正在實施的上市公司，公司信息從聚源數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和各公司的年報中選取，股價信息從大智慧中提取，樣本數量為 75。具體情況見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和變量定義 本文分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角度對公司的財務績效進行研究。對于橫向分析，采取獨立樣本均值檢驗的方法，將已經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與同行業、相似規模、還未實施股權激勵的公司進行財務績效方面的橫向比較。此檢驗可以驗證假設 1。對于縱向分析，設置一個啞元變量，建立一個模型，將股權激勵前的財務數據、股權激勵之后的財務數據以及啞元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此檢驗可以驗證假設 2和假設3 。回歸模型為：

F.Performance=？琢+？茁1pre.Performance+？茁2D+？著

其中F.Performance 代表事后的財務績效，pre.Performance 代表事前的財務績效，D 為設置的啞元變量，若 D=1，則代表公司實施了股權激勵，若 D=0，則代表公司沒有實施股權激勵。具體變量定義見表（2）。

四、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可以算出第 i 家公司在第 i 天（i 的值從-30 到 30）的超額收益率 ARit。根據所得的數據，可以算出任意一天 t 當日所有公司超額收益率的均值，即AARt，AARt 的累計值 CAR。采用 SPSS17.0 對所得的數據做顯著性檢驗，得到結果見表（3）。可以發現，市場在公司公布激勵公告前 10 天至后 2 天反應非常積極，超額收益率大于 0，通過圖（1）和圖（2）可以進行直觀反映。可以看出，在公司公布其激勵計劃的前兩日，都存在非常明顯的超額收益率，AAR 分別達到了 0.83%和 0.74%。在公告日當天和公告日后一天，雖然有較高的超額收益率，但對其顯著性的檢驗無法通過。這個現象反應了市場對公司的激勵方案有著不同的反應。還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公司公布激勵計劃后的第 2 日，公司獲得了 1.27%的 AR，5%顯著。從第六天開始，AR 開始小于 0。這種異常現象和外國學者的研究結果頗為類似。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在公司公布其激勵計劃前，消息已經被泄露了。得到信息的人提前獲得了收益，投資者對于此信息的反應非常快，所以正的 AR 維持不了多久。因為獲得了信息之后，投資者會抓緊時間對公司進行投資，這種投資是連續的，所以僅僅用每日的 AR 來分析市場反應顯得片面，于是用累計超額收益率進行分析。在研究中發現，CAR 在公司公布激勵計劃的前 6 日一直在上升，并在公布后三天到達最高點。這也說明了存在投資者事前獲得了消息，并通過提前買入公司股票的方式獲取了超額的收益率。由于投資者對市場信息的反應是很快的，大量投資者對公司股票的購買推高了股價，使得后來的投資者無利可圖，紛紛退出。所以 CAR 在之后開始下降。通過上述的分析發現市場對于公司的股權激勵的反應是積極的，能在短期內為企業帶來經濟效益，但并不長久，因為當前我國證券市場并不完善，股權激勵也正處于摸索階段。

（二）T檢驗 本文通過獨立樣本的均值檢驗來對兩個樣本的均值是否有顯著性的差異來進行檢驗。但首先必須弄清楚兩個樣本的方差是不是一樣，之后才能分析兩個樣本財務指標的差異。對于方差的檢驗，用 F 檢驗確定是否相等。之后再用 t 檢驗來研究差異是否顯著。檢驗的結果如表（4）所示。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兩個樣本的均值之間的差異在不斷地增大。在股權激勵前一年，采取了股權激勵的公司的均值要大于未采取股權激勵的公司，但差異并不顯著，沒有通過 t 檢驗。股權激勵的當年相比于上一年，財務指標的均值差普遍提高，其中 WROE 的差異尤為明顯，達到了 7.2643%，并且通過了 5%的 t 檢驗。WROE 和 ROE 的均值差異在公司采取股權激勵后的一年也十分顯著，達到了 6.76%和 7.863%，并且都通過了 5%的 t 檢驗。這說明在采取股權激勵之后的一年，上市公司的財務績效要明顯得高于同行業內沒有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還可以看出，采用了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相比于同行業內沒有采取股權激勵的公司，財務績效的提升僅僅局限于 WROE 和 ROE 上，其他的財務指標，比如 ROA 和 EPS 等差別并不明顯，甚至某些財務指標還要低于未采用股權激勵的公司。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正是前文中所提到的業績考核指標設定的片面性。管理者太多地注重于考核指標的改善，而對于其他指標往往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也是當前股權激勵的局限所在。

（三）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可以發現，回歸系數β1 均大于 0。模型的假設條件得到了驗證。上市公司采取股權激勵后，各項財務指標均有了改善。其中 ROE 和 WROE均在 5%的水平顯著，EPS 和 ROA 也達到了 1%的水平顯著。對于β2 的值，都是大于 0 的，符合假設，但并沒有完全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是 WROE 作為股權激勵方案的重要指標，在回歸中的β2 通過了 5%和 10%的顯著性水平，假設 2 和假設 3 基本得到驗證。綜上所述，在短期內，市場對于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的反應是積極的。對于公司本身來說，實施股權激勵的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提高公司的財務績效，但僅僅局限于某些特定指標，而這些特定指標恰恰是股權激勵的考核指標。

五、結論和建議

（一）結論 本文目前股權激勵所制定的經營目標還是以財務指標為主，比較片面。在對股權激勵方案的市場反應研究中，發現市場對于公司所公布的信息做出了非常快速的反應，但這種反應具有短期性。具體體現在預案公告日之前的一兩日，平均超額收益率有著非常明顯的提高，而過了公開日之后，超額收益率迅速恢復正常，甚至為負。一般來說采用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都具有比好良好的財務基礎，采用了股權激勵后，公司相比于同行其他沒有采用股權激勵的公司更加將其優勢體現無疑，具體體現為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的快速增長。采用股權激勵后的兩年內，上市公司的財務績效出現了增長，但其增長速度是呈遞減趨勢的，并且各項指標在增長速度上參差不齊，除了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其他指標的上漲速度都是平平，這受考核指標的單一性影響。

（二）建議 本文主要以股權激勵為出發點來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1）合理制定股權激勵方案。首先，制定股權激勵計劃時應將長期的執行風險考慮在內。上市公司在制定股權激勵計劃時，應該充分地將市場、宏觀經濟以及證券市場可能發生的風險考慮在內，合理地進行安排，而不是機械地制定以年為單位的有效期。因為太短的有效期會給經理人員帶來一定的壓力，為了獲得股權，不惜一切代價在短期內為公司帶來大量收益以完成指標。其代價可能是處理財務報表造成假賬，以及過快地提取公司的現金，打亂公司正常的發展步驟，損害公司的長期利益。所以公司制定計劃時應該放長遠一些。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計劃中每一期可以行權的股票數量安排。因為公司是在不斷發展的，所以說下一年的生產經營能力肯定要強于今年。如果每年都設置相同的行權數量，那么經營者的工作積極性肯定會不斷地降低，對于公司的發展是不利的。所以對于每期的行權數量要進行合理的分配。其次，制定業績考核體系時要科學。上市公司對業績考核指標的制定過于單一片面，對于凈資產收益率等財務指標過于依賴。如果單純地將考核指標定為某一個財務指數，經營者為了獲得巨大的股權激勵，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完成目標，包括犧牲企業的長期利益來換取短期利益，甚至可能對財務報表做手腳來達到目標，拿到了激勵之后大可以隨時辭職。這不論是對企業本身還是對企業的股東，抑或是對于中國資本市場以及其他投資者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另外在企業發展的不同時期，對于業績考核指標的設定也要有難度的劃分，將難度定在一個合適的標準上，使得經營管理人員需要不斷地努力工作、積極創新才能達成，這樣才能不斷推動企業長期持續健康的發展。而不是在任何時期都制定一個很容易達到的目標，使股權激勵淪為一種單純的定期獎金發放，無法起到激勵作用。所以，除了對財務績效目標的制定，企業還可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對經營管理者的日常工作進行考察并給予相應的評定；此外公司的行業競爭力、發展前景等等都可以納入考核的范圍，以充分發揮激勵的作用。（2）有關部門對于股權激勵要及時地進行細化和規范。股權激勵在我國還是一個新興事物，所以有關的政策還不太成熟，細化程度也不足。政策的滯后的同時，股權激勵的推出腳步卻越來越快。所以對于各個上市公司來說，制定股權激勵時受到的約束自然很少，可以盡情地發揮、創新。但這種約束的缺乏卻給有關部門的監督和管理帶來的困難。往往上市公司剛剛制定好激勵制度，相應的政策就下來了并完全否決了公司的計劃。制度的制定都是有成本的，這無疑對公司來說是一種人力、財力的損失，同時對企業的創新精神也是一種打擊，不利于股權激勵的發展。所以及早制定相關政策規定可以推動股權激勵的發展，保護企業的利益。在對公司股權激勵政策進行細化時，可以從如下兩個角度出發：一是加快規范政策建立的速度。2007 年伊利集團的巨虧事件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國對于股權激勵的監管是有相當的漏洞的。有些不法投機分子會利用這個漏洞進行不法活動，造成公司財富的大量流失。所以有關部門對股權激勵重要條款的細化迫在眉睫。首先需要改善的就是激勵計劃中經營績效的考核指標，需要制定得更加全面，而不是當今的單一片面體系。不僅要包括凈資產收益率等財務指標，還要將市場指標包括入內，比如股票價格、企業文化、行業地位等從而激勵經營管理人員全方位地、長久地為公司創造價值、促進公司持續健康地發展。與此同時，對于單一指標的制定，應根據公司目前發展所處的階段、公司當前的發展戰略以及公司在行業中的地位等等多種因素來制定，需要適時地變化經營績效考核標準來激勵經營管理人員，保持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對于惡意行權的行為要堅決打擊。對于部分高管抵抗不了股權激勵巨大利益的誘惑，給予經營管理者一定的懲罰機制，使其不能隨心所欲地違背股東利益以謀取私。另外對于激勵計劃的會計處理應盡力做到統一規范，比如攤銷期權費用等等，這樣經營管理者操縱利潤的空間便大大降低，能夠很好的保護各方的利益。二是加快相關監管政策的出臺。目前中國股權激勵的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信息不透明。公司經營管理者擁有自己的“私密信息”，市場是無法觀察到的。這就給公司管理層很大的空間。在中國目前對于股權激勵，還沒有全國性的規范約束文件，所以在監督上存在很大的困難。中國應該借鑒美國的經驗，重視信息披露。由于股權激勵牽涉到的利益方非常多，再加上我國的特殊情況，對信息披露的加強任重道遠，需要多方的配合，但這是完善股權激勵市場的一個明確的方向。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金融業服務機構對于信息的透明化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另外證監會、國資委對于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方案一定要嚴格地審批。最后對于違法行為一定要有一套嚴厲的懲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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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evin J. Murphy. Stock-based pay in new economy firm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 2002.

第5篇：股權激勵的收益范文

關鍵詞：股權激勵 費用觀 利潤分配觀 每股收益

一、股權激勵會計處理的理論基礎

股權激勵的模式多種多樣，其中股票期權在國際上是一種最為經典、使用最為廣泛的股權激勵模式。早期的股份支付交易主要指股票期權，由于股票期權的性質比較特殊，因此一直以來都是國際上公認的會計難題。股票期權應在會計報表內加以確認已經形成了一致觀點，但是應予以費用化還是應作為利潤分配在資產負債表中確認還存在分歧，股票期權是否作為一項費用列入運營成本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利潤分配觀認為，股票期權的實質是經理人對企業剩余收益的分享，應將其確認為利潤分配。股權激勵所產生的費用，既沒有導致資產的流出，也沒有導致負債的增加。而且，由于員工提供的勞務往往不滿足資產的確認條件，因此勞務的消耗也不能視作資產的消耗。因此，應將股票期權確認為企業的利潤分配，而非確認為費用。盧燕（2008）認為這樣的會計處理將不影響利潤表，也不會導致每股收益被重復降低。經理人通過股票期權進行利潤操縱的動機大大減少，進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也消失了。

費用觀認為，股票期權是企業為補償經理人將來要提供的服務而發生的一項經濟利益的讓渡，根據配比原則，應將股票期權交易相關支出在經理人提供服務的期間確認為企業的一項費用，并作為企業的成本列入利潤表。具體來說，授予經理人的股票期權是有價值的，此價值體現為經理人所提供的服務的價值。企業將股票期權授予經理人，從而獲得經理人未來將提供的服務這項資源。當經理人實際提供服務時，相當于企業消耗了這一項資源，勞務這種資源是立即被消耗的，因此應確認為企業的一項費用。另外，股權激勵起到了契約的作用，是員工薪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屬于薪酬費用項目（Guay、Kothari和Sloan，2003）。我國學者方慧等也贊成“費用觀”，方慧（2003）認為經理人股票期權的經濟實質是一項服務交易，本質上是為購得經理人服務、激勵高管層為公司長期發展工作而給予的薪酬。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2004年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IFRS 2）及相關實施指南和解釋公告等相關規定要求企業將經理人股票期權按公允價值確認為費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2004年12月的修訂后《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23號――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修訂）》（SFAS 123），要求企業將授予雇員股票期權的公允價值確認為費用。2006年2月15日，我國財政部了《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股份支付》規定了我國公司股權激勵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準則采用了國際通行的做法，規定要“記入相關的成本和費用，相應增加資本公積”，確立了我國企業會計股份支付業務的會計處理應遵循以公允價值為基礎，股份支付交易費用化的確認計量原則，費用化原則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

本文贊同費用觀的看法，因為作為經濟利益讓渡的股票期權的價值是企業為了獲得服務應當付出的代價，而這個代價是以股票或股權來支付的，應當作為職工薪酬的一部分在會計報表中確認為費用，并按照公允價值計量。

二、股權激勵費用化對業績的影響

股權激勵是一種長效激勵機制，其激勵作用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的業績，但同時其作為一項費用也會降低公司的業績，尤其是在授予管理層較大數額股票期權時，對公司業績具有相當大的影響。我國學者呂長江、鞏娜（2009）認為費用化將對利潤總額和凈利潤指標產生影響，對上市公司的業績產生影響，并且根據股權攤銷年限和集中程度的不同，對業績的影響也不同。伊利集團2007年年報顯示：2006年11月，伊利共授予激勵對象5 000萬股股票期權，這些期權公允價值為每股14.779元，伊利股份將總額7.3895億元的激勵費用在兩年內加速分攤導致了2007年1.1499億元巨虧和營業利潤971萬元的虧損。

可以看出，股權激勵是一把雙刃劍，費用化處理對公司凈利潤造成的影響說明股權激勵計劃在發揮激勵效應的同時也會給公司帶來不利影響，期權費用化的要求在執行股權激勵計劃的前期會極大地影響企業的利潤。所以上市公司必須要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合理規劃計劃的激勵份額與幅度，合理對費用進行攤銷，降低股權激勵計劃帶來的不利因素。另外因為股權激勵著眼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其激勵效益的發揮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并不會對企業的經營狀況產生猛烈的影響，但是計入當期損益的卻是一筆龐大的期權費用，因此執行股權激勵計劃的企業前期對外報告的財務報表上利潤極有可能出現大幅下滑，甚至出現由盈轉虧的現象。財務報告使用者在對其進行財務分析時要理性看待這種現象，分析利潤表時注意披露的股票期權執行情況，關注期權費用處理對當期利潤可能產生的影響，應該著重從剔除股票期權對利潤的影響后來分析企業的經營情況，切莫只看表面不進行實質分析。

三、不同股權激勵形式對每股收益的影響

每股收益（Earnings per Common Share，EPS）是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重要財務指標，綜合反映公司的獲利能力。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34號――每股收益》中要求公司要考慮稀釋性潛在普通股對基本每股收益的影響。股票期權是我國企業發行的潛在普通股之一，其轉換為已發行普通股增加的普通股股數=擬行權時轉換的普通股股數-行權價格×擬行權時轉換的普通股股數÷當期普通股平均市場價格。當普通股股價處于不同的價位水平，股票期權對每股收益所產生的稀釋作用也不盡相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EPS稀釋程度與股票市價有密切關系。股票市價越高，回購的行權股數就越少，真正流通在外的行權股數就越多，股票期權對每股收益的稀釋作用就越大。當股票市價等于行權價時，行權股數全部被回購，此時行使股票期權不會帶來任何現金流入，所以基本每股收益與稀釋每股收益相等，股票期權不會產生稀釋作用。

作為股份支付兩種代表性方式，股票期權和現金股票增值權都增加了企業的費用，降低企業利潤，進而影響其每股收益，導致每股收益下降。在現金股票增值權方式下，激勵對象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股票，不改變股本總額及原有股權結構，不會對公司的股份結構造成影響，也不會產生股權稀釋效應。而股票期權方式下，企業在行權日根據行權情況確認股本和股本溢價，不僅影響了每股收益，還影響了稀釋性每股收益，對公司業績產生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股票期權的激勵效果。股票期權將引起公司股權結構的改變，隨著股票期權占原股本比例的逐漸提高，原有股東的權益所受到的沖擊也就越來越大，由于引入新的股東，原有股東的控制權可能被削弱。因此，在我國上市公司應當考慮適宜的公司治理環境來啟用合適的管理層股權激勵方案，注意采用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方式帶來的稀釋效應的影響。

四、不同股權激勵形式對現金流的影響

不同的股權激勵模式對企業的現金流量產生重要的影響。實行權益結算方式的股票期權的公司在行權日將收到相應的款項，不僅不會減少企業的現金流，相反將導致企業現金流入。隨著激勵對象的陸續行權，公司將有更多的現金流入。相反，實行現金結算方式的現金股票增值權的公司根據行權情況來支付現金，這種方式一般會導致企業現金流出，但不影響企業的股權結構。

采用以股票的升值收益作為激勵成本的股票期權模式，有利于減輕企業的現金流壓力，且流動性限制的公司會有動機用權益性報酬代替現金報酬以減少現金支出。通過現金股票增值權發放的現金獎勵增加了公司現金流出壓力，如公司股票大幅上漲，可能會使公司無力兌現支付承諾，面臨一定的財務風險，故現金股票增值權適用于現金流充裕且發展穩定的公司，同時股東也會傾向于用現金股票增值權的激勵形式來解決問題。公司在執行現金股票增值權方案時，要適當安排好公司的現金流量。

股權激勵的選擇與企業的財務狀況密切相關，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在實務中股權激勵的選擇方式應該考慮企業的財務狀況。股權激勵費用化的會計處理并不影響公司的實際經營狀況，但對公司業績會產生明顯的作用。股份支付的兩種結算方式對企業的稀釋性每股收益和現金流量影響各不相同，影響到管理人員的績效考核。以每股收益為業績指標的，應傾向于選擇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方式。現金流較緊張時，應傾向于選擇以權益結算的方式，反之，可采用以現金結算的方式。總之，股權激勵方案設計人員應在充分了解各種股權激勵模式的情況下，通過對財務狀況影響的分析，充分考慮方案實施所能帶來的影響才能實現激勵效能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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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股權激勵的收益范文

關鍵詞 股權激勵 企業績效 公司治理

目前，我國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大多數企業對股權激勵機制的認識和運用還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從格力電器入手進行股權激勵研究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格力電器現有股權激勵方案及實施分析

（一）格力電器營業能力分析

電器作為上市公司，國有控股股份制企業中的典型代表，其企業的成長、發展頗受社會各界的關注，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如表1）

由表1可以分析得出，格力電器盈利能力呈現以下特點：

首先，從2007年至2011年，企業盈利能力逐步增強，不論是每股收益還是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從2007年的1.05元增長到2011年的1.86元，增幅為77.14%，凈資產收益率從2007年的31.94%增長到2011年的34%，增幅為6.44%。

其次，從2010年至2014年，公司每股收益逐漸降低，從2010年的1.52元降低到2014年的1.43元，降幅為6.29%，同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從2010年的36.51%降到2014年的35.23%，降幅為3.63%。研究發現，從2010年至2014年，格力電器作出了每十股轉增十股的分配計劃，稀釋了每股收益和凈資產收入率。

（二）格力電器與同行業上市公司比較分析（如表2）

家電行業是我國成長最快/角逐最激烈的行業，同時也是最先步入成熟階段的行業。表2中所挑選的4家企業，均是上市較早的企業，對比青島海爾、四川長虹、海信電器和格力電器2014年度報表中的營業收入，第一，4家企業的年營業收入都已實現幾百億元，格力電器以1400億的營業收入遙遙領先。第二，對比4家企業凈利潤，不難發現，格力電器的凈利潤實現141億元，同樣領跑于其他3家上市公司。第三，比較4家企業凈利潤率，格力電器的凈利潤率高達10.35%，遠超于另外3家上市公司。

二、格力電器股權激勵制度現存的問題分析

（一）股票來源過于集中，國有資產流失

格力集團推行期權激勵的股票過于集中，僅來自于控股股東，且為限制性股票。隨著行權的過程，格力通過3年流轉股份及持續減持，從3年前絕對控股55.65%降低至如今的17.58%，持股比例降幅太快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使得國有資產流失。

（二）業績指標過低，收益風險不相匹配

在給予股票期權時，企業雖明確提出各年績效數值，然而沒能實質、準確地作出市場評估，預測業績數值明顯過低與其收益風險并不合適。另一方面，在行權價格方面缺乏衡量。格力集團選用每股凈資產值確定為標準價值過低，這也就象征著，企業的無形資產，企業的發展遠景及市場占有率，進步在計算范圍之內，行權價格可參照給予日最高及最低市價的平均價或者給予日前一個工作日的收盤價。

三、格力電器實施股權激勵機制的措施建議

（一）健全公司治理機構

通過對格力集團企業績效與股權激勵關系的剖析可發現，股權激勵對企業績效的改進具有明顯的效果。而通過研究雙方的作用機理，即股權激勵適當，可將高層與企業的利益掛鉤，在保證經營者得到合理勞動報酬的同時也能防止管理層的短期行為，既保護管理層合理所得，又保障委托人的權益，進而有效地經營管理企業，使企業具備長期發展優勢。

（二）綜合制定股權激勵方案

經過對格力集團股權激勵實施現狀的剖析，我們不難發現，在格力集團股權激勵實施過程中，暴露出期權激勵的股票過于集中，管理層個人薪酬與社會公眾利益未能有效結合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格力電器應結合企業內部具體情況及條件，制定適合企業自身發展，并切合實際、客觀有效的股權激勵方案，使股權激勵機制可以貼合企業自身需要，切實起到舒緩企業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矛盾、保障雙方權益、達到激勵效應最大化的作用。

（三）合理確定績效考核指標值

考核指標值的確定對激勵方案能否有效實施，以及對管理層能否產生激勵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指標制定過低，激勵對象輕松達到要求，那么激勵就變成了福利，實現降低成本、促進企業價值提升的目標就無法實現。指標制定過高，激勵對象即使傾其所有也未必能夠達成，物極必反，激勵程度削弱，從而也無法實現股權激勵的初衷。

（作者單位為武昌理工學院）

參考文獻

第7篇：股權激勵的收益范文

股權激勵的目的在于激勵高管、骨干人員等為提升上市公司業績不懈地努力，也是上市公司回報激勵對象的一種方式。當然，如果激勵的門檻太低，條件過于寬松，在激勵對象領受巨額“紅包”的同時，一方面會打擊上市公司其他員工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將對二級市場投資者的信心形成沖擊，所謂的股權激勵，將會變成裸的利益輸送，因此激勵對象與時機如何選擇、激勵門檻如何設定，將關系到股權激勵的效果。

根據以往的經驗分析，股市周期低點、股價低估或者所屬行業處于周期低點時，上市公司推出股權激勵方案最為積極，此時也最有利于激勵對象實現利益最大化。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2013年9月18日，創業板公司安諾其公布了股權激勵方案。行權條件為：2013-2015年凈利潤增長率分別不低于60%、80%、100%；2013-2015年凈資產收益率分別不低于4.5%、5%和5.5%。僅從數字上分析，相對于2012年，三年之后上市公司的凈利潤將實現翻番，但2013-2015年安諾其的逐年增長率則分別為60%、12.5%和11%。因此，安諾其激勵方案在業績的成長性方面明顯“后勁不足”。也正因為如此，股權激勵方案公布的當天，安諾其遭遇投資者的用“腳”投票，尾盤報跌1.76%。

其實，對于股權激勵行權指標設定問題，監管部門的《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1號》規定，上市公司設定的行權指標須考慮公司的業績情況，原則上實行股權激勵后的業績指標（如：每股收益、加權凈資產收益率和凈利潤增長率等）不低于歷史水平。2008-2012年五年間，安諾其實現的凈利潤呈現出上下跳躍的態勢，2009年-2012年其凈利潤同比增長率分別為38.13%、-41.47%、17.97%、-28.40%。因此，公司設定的考核指標符合規定。但是，合規并不意味著合理，也不意味著會被市場接受。特別是，在其行權條件如此寬松的情形下，更難逃以股權激勵方式實施利益輸送的嫌疑。

據統計，截至9月底，2013年以來有高達136家上市公司推出股權激勵方案，數量與公布激勵方案最多的2011年基本持平。如果四季度仍然保持這一趨勢，則今年上市公司推出股權激勵的家數將創出新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36家公司中，2012年度業績同比下滑的達到90家，顯然這些公司今后行權的難度會降低。

一些上市公司推出股權激勵，并非是為了“激勵”業績的提升，更不是為了回報廣大投資者，而是為了“激勵”其高管與技術骨干等，進而實施利益輸送，最終導致股權激勵變了味。鑒于股權激勵推出以來頻頻出現的弊端，有必要對其進行規范。

第8篇：股權激勵的收益范文

專家簡介：崔學剛，管理學（會計學）博士，應用經濟學博士后。北京工商大學MBA教育中心主任，北京工商大學信息披露研究中心主任，財政部全國會計學術帶頭人（后備）人才，中國會計學會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會計學會財務成本分會理事。

《財會學習》：股權激勵在國外上市公司已盛行多時，我國上市公司今年也在積極探索推行，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模式具體包括有哪些？

崔學剛：目前國際上有很多種分類方式，股權激勵制度的具體安排因企業而異，操作細節上稍加變化就會有所區別。典型的模式主要有以下這些：（1）股票期權，是指公司授予激勵對象在一定期限內以事先約定的價格購買一定數量本公司流通股票的權利，激勵對象也可以放棄這個權利；（2）限制性股票，指公司事先授予激勵對象一定數量的本公司股票，但對股票的來源、出售等作了一些特殊限制，激勵對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者業績目標符合股權激勵計劃規定條件的，才可以出售限制性股票并從中獲益；（3）股票增值權，公司給予激勵對象一種權利，若果公司股價上升，激勵對象就可以通過行權獲得相應數量的股價升值收益，也不用為行權付出現金，行權后獲得現金或等值的公司股票；（4）業績股票，是指在年初確定一個較為合理的業績目標，如果到年末達到預定的目標，則公司授予激勵對象一定數量的股票或提取一定的獎勵基金購買公司股票；（5）虛擬股票，公司授予激勵對象一種“虛擬”的股票，激勵對象可以據此享受一定數量的分紅權和股價升值收益；（6）延期支付，是指公司為激勵對象設計一攬子薪酬收入計劃，其中一部分屬于股權激勵收入，股權激勵收入不在當年發放，而是按公司股票公平市價折算成股票數量，在一定期限后，以公司股票形式或根據屆時股票市值以現金方式支付給激勵對象；其他方式還包括有經營者持股、管理層持股、賬面價值增值權等等，這些股權激勵模式不是絕對獨立的，在實踐中是相互交叉的。

《財會學習》：就目前來看，我國上市公司比較適合采用哪些股權激勵模式？

崔學剛：簡單地講，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出發來探討這個問題。第一，采用的方式必須符合我國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2005年證監會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中就規定了“股權激勵的方式包括股票期權、限制性股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允許的其他方式”。第二，我們從股權激勵的功能與方式的特點分析，股權激勵是基于公司委托關系，股東委托人經營管理公司的資產，人為公司經營付出努力，為公司創造經濟效益，而公司借助資本市場使人在一定時期內持有股權，享受股權的增值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擔風險。股權激勵可以使管理層、核心技術員工及骨干員工得到公司的股票或股票期權，使得公司長期激勵效應增加、成本減少、企業價值增加。但是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水平和監管水平還不夠成熟，還有不少缺陷，這就造成股權激勵的定價、股票來源等的確定都有一定爭議，如果我們不考慮激勵效率等因素，單從法律可行性上講，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的激勵方式相對而言，是比較適合目前我國市場的。

《財會學習》：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在我國還處于試水的階段，比如說伊利股份和海南醫藥剛實施股權激勵不久就宣告虧損，以及部分公司出現了高管套現風潮，這與市場預期有相當大的差距。那么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可能會帶來哪些風險？

崔學剛：首先，公司股東與管理層是委托的關系，在這個關系里面，由于信息不對稱，大股東、中小股東與管理層在公司治理上是存在利益沖突的，股東希望股權價值最大化，管理層則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股權激勵的本質功能就是通過激勵與約束機制使得管理層為公司長期服務，而且只有當激勵效果大于激勵成本，股權激勵計劃才是合算的。激勵成本，主要是股權激勵強度，激勵不足，起不到激勵作用，激勵過度，則會出現掏空上市公司、公司虧損、侵犯股東利益等風險。

其次，管理層獲得激勵收益取決于是否都能實現業績標桿，目前大多數公司實施的股權激勵方案都以會計利潤等為衡量標準，管理層作為公司的實際經營者，與股東相比，有獲取掌握信息的先天性優勢條件，而公司業績與管理層獲取激勵收益的高度關聯性，使管理層有足夠的動機和手段來影響公司經濟效益的確認判斷。管理者在制定股權激勵計劃中就會有損害股東利益的可能，這種傾向是普遍存在的。

第三，我國股權激勵的市場特征和體制環境，造成了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具有制度誘因的套利行為特征。管理層的行為是否符合股東的長期利益，除了它的內在利益驅動以外，同時還受到各種外在機制的影響，管理層的行為最終是其內在利益驅動和外在影響的平衡結果。股權激勵只不過是各種外在因素的一部分，它的適用還需要有市場機制的支持，這些機制我們可以歸納為市場選擇機制、市場評價機制、控制約束機制、綜合激勵機制、權益和負債的估值服務市場與市場的政策法律環境等。然而我們要看到，我國的市場尚在一個發展完善的階段，市場機制的缺陷造成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再從我國上市公司的委托關系來看，我國的體制決定了國有控股公司股權比較集中，公司委托管理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居于絕對優勢的大股東與弱勢的中小股東也存在利益沖突，國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一般是依附聽命于大股東，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有時就會共同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但是管理層一旦出現自身的特殊利益需求，就會為己奮斗，憑借其與大股東的緊密關系，它的這種內部控制人行為就會更加隱蔽，在設計股權激勵方案時，利用充分掌握信息的優勢，對標的股票數量、行權率等方面作出最大限度的利己安排，高強度、早套現，這樣高強度的股權激勵方案嚴重損害了公司價值，“綁架”了股東與政府。

為防止這些內部控制人侵害股東利益的風險，我國監管部門最近掀起了一場“監管風暴”，從嚴審批股權激勵方案，相繼發出的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1號、備忘錄2號導致大部分的股權激勵方案非停即改。

《財會學習》：前不久國資委的補充通知，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做了新的規定，設置了收益封頂，激勵收益境內上市公司及境外H股公司原則上不得超過授予時薪酬總水平的40%，境外紅籌公司原則上不得超過50%，這樣的標準是否合理，是否會降低激勵的效果？

崔學剛：這是關于控制股權激勵強度的問題。如果僅僅是從股權激勵本身作用來看，設置收益封頂，是不太合理的，但我們必須同時結合我國的現實環境來分析。第一，在我國目前股權激勵對激勵對象來講實質是種福利，行權的條件往往都是利潤增長率、收入增長率等業績軟約束，財務報表上的人為調節就可達到目的，激勵對象獲取激勵收益并不十分困難。而且，上市公司，尤其是去境外上市，在IPO的時候一般需要有股權激勵計劃，才能使投資者更看好企業的發展前景，此時的股權激勵計劃對股價就帶有一定估值的功能，將股東與經營者利益捆綁，具有符號價值。其次，股權激勵方案一般是由管理層制定，管理層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在企業委托關系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股東與管理層的契約是不對稱的，這就要有賴于管理層的道德自律。當管理層有其特殊利益要求時，它就會想方設法通過增加激勵強度、提前套現等手法來獲取更大的利益，這就造成了內部控制人侵占股東利益的負面效應。因此，規定收益上限的做法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我們這么規定主要處于嚴格監管的目的，不是一下子放開，限定風險，使股權激勵的風險在可控的范圍內。是不是會降低股權激勵的效果則比較難判斷，這樣的規定是漸進式的改進，也說明了我國對股權激勵事前研究不夠，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后再修修補補，是我國實踐股權激勵制度的一個中間過程。總之，股權激勵對完善公司治理是有促進作用的，不能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就不去嘗試，還是要勇于吃螃蟹，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財會學習》：《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準則――股份支付》規定，實行期權激勵的上市公司應當在等待期的每一個資產負債表日，將獲得員工提供的服務計入成本費用，計入成本費用的金額按照授予日股票期權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處理辦法，對公司等待期內的經營成果產生影響，這是否會影響到報表使用者或投資者的決策？我們應如何準確理解？

崔學剛：當前國際上有關股票期權的會計處理歸納起來，主要有“費用觀”與“利潤分配觀”等觀點。費用觀的主要觀點是把股票期權確認為企業的一項費用，作為企業的成本費用計入損益表；利潤分配觀則認為股票期權的實質是管理層對企業剩余價值的分享，應將其確認為利潤分配。我國新的企業會計準則引用了國際會計準則的“費用觀”的處理辦法，明確了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屬于薪酬費用，應當在企業的損益表中確認，而不是在企業的稅后利潤中列支。這個規定對于企業利潤將產生影響，在股份支付準則沒有前，企業不用在其損益表中列示費用，股票期權經濟實質是激勵高級管理人員及員工為公司長期發展努力工作而給予的一項薪酬，員工因現在或將來為公司提供服務而獲得股票期權，公司則因獲得服務而支付給員工報酬，只不過這種報酬是以股票期權的方式，這種經濟利益的流出與激勵對象薪酬的其他部分如工資獎金等無本質差別，會計上應該將其確認為費用。費用化的處理辦法使財務報表更具信息含量，改進了財務報告的可信度，報表使用者或投資者通過財務報告的披露可以看到實施股權激勵對公司利潤增減的影響，以及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博弈關系，這樣會更好地根據情況作出決策判斷。

《財會學習》：“費用觀”與“利潤分配觀”各有優缺點，我國新會計準則的確認辦法還出于哪些方面的考慮？

崔學剛：國際經濟一體化與我國“走出去，引進來”戰略的實施，使我國與國際經濟交流日益頻繁。會計作為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在經濟一體化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此，實現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實質性協同，乃至等效是我國新的企業會計準則制定的基本原則。因此，包括股權激勵會計處理原則的選擇，也是重點考慮了該因素。當然，費用化的會計處理是符合股票期權的經濟實質的，它能提供企業準確信息給報表使用者，這是我國新會計準則確認辦法的直接依據。

《財會學習》：除會計準則以外，我國為了規范股權激勵已出臺了不少法規，相關的政策規定還有那些漏洞或問題亟待彌補？

崔學剛：首先要重新認識股權激勵的本質功能與目的，股權激勵是基于公司委托關系的一項長期機制，通過激勵與約束機制限制和引導管理層，以達到減少成本、增加公司效益與長期激勵等效應；其次，改進股權激勵的行權條件，從業績軟約束轉變為業績硬約束，可以將行權條件與公司股票市值掛鉤，股價是反映公司經營績效和投資價值的綜合性指標，它離不開業績，業績又不是決定市值的唯一因素，這就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了業績軟約束條件下管理層人為盈余管理來謀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傾向；第三，目前我國監管部門對股權激勵中的利潤操縱、市場操縱與利益輸送等控制不力，監管不到位，對違法違規行為處罰力度不夠，尤其是對非上市國有公司的違法違規處罰不力，因此監管力度必須還要加強，政策法規做到具體細化；第四，我們還要認清股權激勵方案決策本身的風險所在；第五，證監會審批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的關鍵點需要把握好，并且進一步加以規范，從嚴審批股權激勵方案。

《財會學習》：我國對股權激勵的下一步運用，還應該注意那些問題？

第9篇：股權激勵的收益范文

關鍵詞：股權激勵 信息披露 金發科技

一、引言

上市公司利用會計估計，盈余管理來操縱公司的業績表現已經被大眾所熟知，特別是在中國這個新興的資本市場。2011年12月，重慶啤酒就因為信息操縱行為，被流通股股東告上證監會，見諸報端。無疑，這種信息操縱行為的危害是巨大的。它嚴重得擾亂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使很多投資者對資本市場失去信息。

現在，股權激勵作為一種消除問題的方式被廣泛采用。但是，股權激勵計劃實施也導致了很多的尋租行為。管理層相較于外部的投資者具有信息優勢，同時又擁有信息披露的決策權，因此管理層通過操縱信息披露的方式使自己的利益達到最大化。而當管理層參與股權激勵計劃，其薪酬很大部分來源于股權激勵計劃，那么就有足夠的動機通過操縱信息披露的方式使自己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

過去已經有很多的學者對股權激勵計劃是否有效進行深入探討。但是，對在股權激勵計劃背景下，信息披露行為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沒有引起學術界和監管機構足夠的重視。本文以金發科技為案例，對其在股權激勵授權階段的信息披露行為進行專門研究，以期對后續研究有所貢獻。

二、相關文獻及政策法規回顧

（一）管理層策略性信息披露文獻回顧

上市公司高管策略性信息披露一直是財務會計學研究的最主要領域之一。　最近的研究發現管理者在各種公司事件前后采用自愿性信息披露來達到機會主義目的的線索。這些事件包括IPO、增發、股票回購等。Teoh等（1998a，　b）發現管理者通過向上盈余管理來提高IPO和　SEO的發行價格，他們發現在IPO和SEO前公司有異常高的可操控應計，而在　IPO和　SEO后公司股價有長期負異常收益。　Brockman等（2008）研究公司股票回購前后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發現管理者在回購前1個月增加了壞消息披露的頻率和強度，而在回購后　1　個月內增加了好消息披露的頻率和強度。　他們也發現管理者在回購前做出具有向下誤差的盈余預測。此外，他們還發現管理者在回購前改變信息流的傾向隨著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強。　這些研究都說明管理者通過策略性信息披露來幫助公司以較有利的股價條件完成某些公司事件，管理者從中獲利。

（二）在激勵計劃下的信息披露行為文獻回顧

公司通過使用股權激勵來實現對員工的長期激勵，這會使得公司高管因為想獲得高額的激勵而做出一些行為。比如說，高管會對公司進行盈余管理，而且在大部分研究中證明這種盈余管理行為和股權激勵的強度呈線性相關關系。

馬會起（2010）對股權激勵制度下經營者利用盈余管理進行股價操縱的動機與條件進行了探討，研究發現，我國實施經營者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其當前的應計利潤對當前的股票價格的影響程度大于當前的現金凈流量。這也就鼓勵公司經營者通過盈余管理進行操縱股價以達到獲得更多股權收益的目的。　蘇冬蔚、林大龐　（2010）根據我國資本市場獨特的制度變化，　從盈余管理的角度對股權激勵的公司治理效應進行研究并發現：股權分置改革后尚未提出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其　CEO　股權和期權占總薪酬比率與盈余管理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提出或通過激勵預案的公司，其CEO　股權和期權報酬與盈余管理的負相關關系大幅減弱并不再統計顯著，盈余管理加大了CEO　行權的概率，而且CEO　行權后公司業績大幅下降。

（三）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相關法律法規

對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的確定，法律法規有做出強制性規定。《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也規定行權價格上市公司在授予激勵對象股票期權時，應當確定行權價格或行權價格的確定方法。行權價格不應低于下列價格較高者：

1、股權激勵計劃草案摘要公布前一個交易日的公司標的股票收盤價；

2、股權激勵計劃草案摘要公布前30個交易日內的公司標的股票平均收盤價。

根據中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實踐，在股權激勵計劃授權階段包括以下過程：草案公告日，預案公告日，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日，授權日。根據法律法規，草案公告日是股權激勵計劃非常重要的時間點。

三、案例分析

（一）案例選取——公司情況簡介

金發科技有限公司（股票代碼：600143）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主營高性能改性塑料研發、生產和銷售的高科技上市公司。金發科技自2006年以后，曾先后兩次于2006年和2010年推出股權激勵計劃。在2009年4月，金發科技高管因在股權激勵行權后違規減持股票被證監會調查。

（二）金發科技在股權激勵計劃授權階段的信息披露行為

金發科技在2006年5月23日公布其首次股權激勵計劃草案，在草案中其確定的行權價格為13.15元，依據為股權激勵草案公告之前30個交易日內的平均收盤價。

在草案公告日前后，金發科技披露的信息如下表所示。從下表一中可以看到，在草案公告日前，金發科技公告了其對外進行擔保的情況，這個消息在一定程度是屬于利空的消息。而在草案公告日后，金發科技公告了其利潤分配計劃及業績預增公告，這兩個公告屬于利好的消息。在業績預增公告中，對不在第一季度不公布業績預增公告進行解釋，其解釋的理由為“由于公司大宗原材料采購價格受國際石油價格的影響存在不確定因素，因此本著謹慎性原則，公司沒有在第一季度報告中進行業績預增”。這樣解釋明顯牽強。如果在第一度進行業績預增，則在股權激勵計劃之前就會存在一個巨大的利好消息，因此可能推高管理層能在股權激勵計劃中獲得的行權價格。因此，在股權激勵計劃的過程中，金發科技管理層有著在草案公告日前提前披露的利空的消息（對外擔保公告），延遲或取消披露利好額消息（第一季度的業績預增公告）的嫌疑，通過這種方式使股價走低。在草案公告日后，金發科技集中披露利好的消息（利潤分配計劃公告，及業績預增公告），避免利好消息對行權價格的影響。

表一　金發科技首次股權激勵計劃授權階段的信息披露情況

下圖一反映了在草案公告日前后30個交易日（以草案公告日為0點），金發科技的異常收益率（AR）及累計異常收益率（CAR）的波動情況（異常收益率衡量的標準為滬深300指數）。從圖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草案公共日-3之前，金發科技的CAR整體呈現一個波動下降的趨勢。而在這之后，金發科技的CAR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由于在草案公告日前的30個交易日內，其股價有著向下波動的趨勢，因此在股權激勵計劃中收益的管理層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一個較低的行權價格。在可以行權之后，有利于管理層獲得更大的收益。結合上文關于信息披露行為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金發科技通過這種策略性的信息披露行為，影響股價的波動，獲得了額外的收益。

圖一 金發科技在草案公告日前后的異常收益率與累計異常收益率波動

另外，在2010年9月28日，金發科技推出了次第二期股權激勵計劃。在此次草案公告日前后，金發科技的信息披露公告如下：

表二　金發科技第二次股權激勵計劃授權階段的信息披露情況

從上表二中我們可以看到，金發科技在其股權激勵草案公告后就公布了第三季度業績預增公告。對比半年度年報和第三季度報告，本文發現2010年1-6月，金發科技的凈利潤為1.23億，去年同期1.32億。而到了第三季度的時候，金發科技1-9月份的凈利潤為4.14億，去年同期為2.18億。在第三季度，金發科技的利潤出現了不可思議的增長，這不得不讓人懷疑其管理層存在信息操縱行為：先是在草案公告日前的半年度報告中披露凈利潤下降的信息，影響股價向下波動；而在草案公告日后，披露企業真實存在的利潤信息。因此出現了一個在第三季度凈利潤大幅上升的現象。通過這種策略性信息披露的方式，金發科技管理層期望獲得一個比較有利的行權價格。

四、結論

從以上的案例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金發科技管理層存在在草案公告日前通過披露對公司不利的信息，以達到向下操縱股價的嫌疑。而在草案公告日后，金發科技會披露受到壓抑的有利信息。即金發科技管理層為了獲得有利的行權價格，在草案公告日前可能存在提前披露對公司不利的信息，而延遲披露對公司不利信息的行為。

金發科技的這種行為無疑會影響正常的金融秩序。而現階段，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公司很多，為了獲得一個較為有利的行權價格，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可能會采取這種策略式的信息披露行為。為了維護金融秩序的穩定，監管機構應加強相關方面的立法監管，如對股權激勵計劃中出現的不正當行為實施懲罰性措施。另外也可以制定更加嚴格的信息披露標準以約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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