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計劃生育的變遷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計劃生育的變遷范文

[關鍵詞]生計；土地利用變化；耦合協調；金石灘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3-0107-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3.016

引言

社區居民生計和土地利用的交互影響是目前學術界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1]。隨著近年來城鎮化過程的不斷推進，如何在確保土地可持續利用的基礎上，實現社區居民生計的長遠發展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已有研究表明，社區居民生計方式的改變會影響當地的土地利用變化[2-5]，反過來，土地利用變化也會引起生計方式的變化[6-8]。近年來，部分學者提出生計和土地利用“共生”（co-production）的理論，認為生計調整和土地利用變化均是農戶面對經濟機會的動態響應過程[9]。土地是社會經濟發展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也是依賴土地的社區居民生存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來源。隨著區域發展過程對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社區居民生計方式隨之發生變化。

旅游開發作為區域發展戰略之一，也以對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為基礎，同樣會對當地社區居民生計產生直接影響。Ooi等研究了洛杉磯西部山地度假旅游發展對當地農場主的影響，指出當地農場主為保護自身生計，會通過非正式的集體努力拓寬社會關系，增加彼此之間的聯系[10]；Hoang研究了越南北部高原地區開展旅游之后，當地的人地系統的變化，指出隨著非農活動收入的增加使得人們對當地森林的依賴程度降低[11]；Allen等以美國東南部大西洋海岸南卡羅來納州為例，對旅游城市化引起的海濱型旅游目的地土地變動進行了研究，指出土地利用變動引起了新居民遷入、現有社會結構改變等問題[12]；Mullins以澳大利亞黃金海岸和陽光海岸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對當地人口、產業結構、階級結構、收入等的一系列影響[13]。在我國，席建超等從微尺度研究了野三坡旅游區茍各莊村的土地利用變動，并對社會重構進行了研究[14-15]。

近年來，隨著多頻次、高消費的度假旅游需求不斷增長，旅游產品從觀光類向度假類轉型已經成為一種發展趨勢。旅游度假區作為開展度假旅游的專業化區域，成為我國旅游產業實現轉型升級的重要載體[16]。我國自1992年建立首批國家旅游度假區以來，旅游度假區發展迅猛。據2009年調查分析顯示，全國各地省級以上旅游度假區已達到149個[17]；2015年，國家旅游局批準吉林省長白山旅游度假區等17家度假區創建為首批國家級旅游度假區。旅游度假區的健康發展，已經成為我國度假旅游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

與傳統資源導向型觀光旅游地不同，旅游度假區發展對土地的需求更大，對土地開發的程度更高，不僅要對景區吸引物進行開發，還要進行休閑度假相配套的吃、住、行、購等配套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這種開發引起的社區居民的生計變化更徹底，甚至會出現從農業型生計直接跨越到非農型生計的狀況[18]。針對這一現象，目前學界從土地利用演變和生計轉型兩個方面已經開展了較多研究，但仍缺少對兩者關系的研究，尤其是淖菹蚴斃蚪嵌瓤悸鞘保無法準確把握兩者關系的階段性特征。土地利用變化與當地居民生計的耦合是近年來出現的認識人類社會-陸地自然系統相互作用的一種新視角。基于此，本文引進借鑒耦合協調度模型，以大連金石灘旅游度假區為例，結合遙感影像數據，以及社會調查數據，定量研究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和當地居民生計之間耦合協調變化。重在回答兩個問題：（1）什么因素主導土地利用和生計方式的發展方向？（2）土地利用和生計方式兩者之間的關系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從而為促進當地社區居民生計模式與土地利用變化的耦合協調發展，推動旅游度假區的優化升級提供理論支撐。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金石灘國家旅游度假區（121°55′42″-122°04′15″E，39°01′43″-39°07′23″N）成立于1992年，位于大連市金州區南部，黃海遼東半島大連東部（圖1），總面積120 km2，是我國最大的高緯度旅游度假區。距大連市區58千米，輕軌車程51分鐘。年平均氣溫10.5 ℃，年降水量550～950毫米。自成立以來，度假區發展建設迅速，已經從一個基礎設施落后的小漁村，發展成為一個吃、住、行、游、購，生活功能齊全的度假勝地。相應地，金石灘的人口構成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游客、外來投資者、打工者以及其他外地人口不斷涌入本地，其總體數量已經超過當地居民。就常住人口而言，目前，金石灘總人口5萬多人，其中，當地居民共14 006人5372戶。除此之外，游客也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不斷增長。2013年，金石灘接待國內外游客達500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10億元。在行政區劃上，2002年之前，金石灘國家旅游度假區隸屬滿家灘鎮，由大連金石灘國家旅游度假區管理委員會代管旅游度假區的規劃建設工作；2002年，撤銷滿家灘鎮，設立滿家灘街道，并于2005年正式更名為金石灘街道，轄金石、金山、金滿、常江灣、龍灘灣5個社區，以及滿家灘、廟上、陳家、什字街、龍山、葡萄溝、河嘴子村7個行政村。旅游度假區的建設極大地推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使得金石灘經濟飛速發展。2013年，旅游度假區財政收入達到7.23億，位于全國旅游度假區前列。

本研究選擇大連金石灘旅游度假區作為案例區，主要基于以下考慮：（1）該區是國內最早批準的12家國家旅游旅游度假區之一，經過20多年發展，發展相對成熟，業態較為豐富，脈絡十分清晰，便于總結對比；（2）旅游區屬于典型的“飛地型”旅游區，距離大連主城區約50千米，相對獨立，以旅游以及附屬設施用地為主，演化過程受外界干擾較小；（3）旅游區土地擴張較明顯，引起的社會問題比較突出。該度假區自開發以來前后3次大規模的擴展，原有的7個村級鄉村聚落已全部消失，形成了如今的金石灘社區。

1.2 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包含兩個部分：土地利用數據和生計模式數據。其中，土地利用數據主要來自基于遙感影像的GIS空間分析，而生計模式的數據主要來自實地調查，期間所用到的調查方法、調研內容、調研時間如表2所述。具體情況如下：

土地利用變化數據：2003年到2012年的土地利用類型數據來自對3個年份的遙感影像目視解譯，包括2003（Landsat-5，30 m分辨率），2007 （Landsat-7，15 m分辨率）和2012（ZY-1 02C，2.5 m分辨率）。這部分工作在2012年實地調研之前完成。2003年以前的土地利用數據，由于無法獲得遙感影像，主要通過實地調研在2003年土地利用類型的基礎上進行反演，于2014年7月完成。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參與式觀察、半結構訪談、分組訪談等。

生計模式數據：該部分所用數據來自兩個方面：第一，大連市金州區旅游局、城市建設管理局和大連金石灘國家旅游度假區管理委員會收集的自然和社會經濟統計資料（2013年）；第二，2013年、2014年課題組在大連金石灘旅游度假區金石、金山、金滿、常江灣、龍灘灣5個社區實地調研的數據。實地調研采用參與式農村評估法（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包括社^會議、直接觀察、隨機訪談、入戶調查、問卷調查、半結構訪談等方法。其中，2013年7月26日―29日為預調研，抽取當地居民樣本15戶；2014年8月4―13日為深入調研，發放問卷600份，回收有效問卷556份，有效率為92.67%。為保證樣本選擇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樣本選擇采用分層抽樣法，根據金石灘原7個村落居民現已分散居住在5個社區的特征，先將總戶數按5個社區（每個社區120份）進行分層，然后，再從各社區中隨機獨立抽取樣本，抽到本地人則選為有效樣本，進行問卷調查。每戶調查針對當地居民的生計資本、生計策略、生計結果展開，調查時間約為1～1.5個小時，調查對象優先選擇戶主。調查內容包括：（1）自然資本（包括人均耕地面積、地塊質量、林地面積、海上養殖場面積）；（2）物質資本（包括住房資本、生產資本、生活資本）；（3）人力資本（包括家庭整體勞動能力、家庭成員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員職業技能）；（4）社會資本（親戚中是否有干部、參加社區組織狀況、有困難時的求助對象、鄰里關系）；（5）資金資本（經營性收入、補貼性收入、信貸機會）等；（6）主要的生計活動；（7）家庭收支狀況等。

2 研究方法

2.1 旅游度假區社區居民生計模式變遷與土地利用變化的耦合模型構建

協調度概念的理論基礎源于Hermann Haken教授在1971年提出的協同性理論（synergetics）。該理論認為系統是否發生相變由其控制參量決定，過程由其內部系統自組織實現，而走向有序或是無序則是臨界區內部變量的協同作用。而協調度則被定義為系統從無序走向有序的趨勢的程度，它是協同作用的度量。協調度研究的是兩個或者若干子系統之間的發展，因此選取對發展有關鍵性影響的子系統非常重要。

生計，是指謀生的方式，這種謀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資產（assets）和活動（activities）基礎之上[19]。根據英國發展學院（IDS）的早期成果研究制定出來的DIFD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生計資本、生計策略、生計結果是其主要內容。土地利用轉型是指區域土地利用形態在時序上的變化，既包括結構和數量等顯性變化，也包括質量、產權、經營方式、固有投入和產出能力等隱性變化。已有研究表明，生計方式變遷與土地利用轉型之間存在著互動耦合的關系。兩者中其中一個發生變化，會引起另外一個發生變化。這在生態脆弱區、偏遠農村地區、城鄉結合部表現得最明顯。一方面，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使得生計資產（耕地）、生計策略（由農業向非農業轉變）、生計結果（收入增加或降低，生計是否可持續）等方面發生變化。如Soini研究了坦桑尼亞乞力馬扎羅山坡地地區Chagga農業系統中土地利用變化和生計模式之間的相互關系，并指出，隨著耕地、居住用地、灌木林地等用地結構的改變，使得當地農業消退，居民生計呈現出非農化特征[20]；Kusiluka從土地兼并視角，指出其對生計的負面影響，包括失地、失去生計手段、經濟活動中斷、持久的土地相關的沖突等[21]。另一方面，生計多樣化、農業集約化、生計非農化使土地的利用規模、土地結構的合理性、土地的利用效率發生改變。Pender在洪都拉斯、烏干達和埃塞俄比亞的研究中發現，由于不斷增長的非農就業與作物生產的競爭，導致在作物生產上的勞動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斷降低[22]；我國張鐿鋰研究團隊針對青藏高原東部做了有關生計與耕地利用模式研究[23]；閻建忠針對三峽庫區做了不同生計類型農戶的土地利用研究[24]。總之，生計變遷與土地利用轉型之間的耦合關系就是構成生計的3個方面與土地利用形態的3個子形態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而形成的。

旅游度假區作為開展度假旅游的專業化區域，其開發建設所引起的土地利用變化和當地居民的生計之間的耦合關系表現得更加劇烈。Albrecht指出，無論哪一種經濟主導產業的引進，都會對傳統的經濟根基進行沖擊[25]。旅游經濟更是如此。旅游經濟通過“游客搬運”實現“消費搬運”的本質，使得滿足游客需求是旅游度假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不斷增長的旅游度假需求持續催生旅游住宿、旅游餐飲、旅游購物等的建設，使得旅游地的土地由資源轉變為資本，土地利用規模、利用結構、利用效益在短時間內發生劇烈變化。而相應地，當地居民賴以生存的農業基礎受到沖擊，耕地逐漸轉變為其他類型的用地，使得當地居民的生計向非農化方向發展。最終，受土地總量瓶頸的限制以及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原則約束，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與當地居民的生計方式實現動態平衡（圖2）。

2.2 指標體系

指標體系（indication system，IS）的建立是進行預測或評價研究的前提和基礎。目前，關于土地利用和生計的指標研究已經很成熟，尤其是在兩者的單獨研究方面，已經有大量的研究成果[26，27]。在此基礎上，本文根據前文所建立的旅游度假區當地居民土地利用-生計耦合的框架，本著指標選取的主導性、層次性、動態性和可操作性原則，對現有的土地利用和生計模式指標予以篩選，建立適合于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和生計模式耦合的評價指標體系[28]。然后，通過相關性分析，將重復指標剔除，最終得到以下16個指標。并通過專家反饋對某一具體指標的權重及對系統有序所起作用的正負性進行了初步判斷。其中“+”代表該指標對系統有序起正向作用，“-”代表該指標對系統有序起負向所用，如表2所示。

2.3 數據處理

（1）系統序變量的功效度

在協同論中，對決定系統向有序方向演變與否起決定性作用的變量稱為系統序變量。系統序變量對系統的貢獻程度用功效度來衡量。公式為：

其中，E是功效度；Xi是指標i的實際值；αi和βi是穩定臨界點上序參量i的上、下限值。顯然，E反映的取值范圍為[0，1]，E=1指標表明指標對系統由無序向有序起絕對決定性作用，E=0表明指標不起作用。

本文設變量ui是土地利用-生計系統中的序參量，uij為第i個序參量的第j個指標，其值為Xij。則土地利用-生計系統的序變量功效系數可表示為：

（2）系統值

假設Lij是土地利用系統的子系統，Vij是生計系統的子系統，那么：

式中，f（L）和f（I）是土地利用和生計系統的綜合值。lij'和vij'是Lij和Vij的標準值，可以用上文中提到的E表示；wij是第i個序參量的第j個指標的權重。本文用信息熵法（IEW）得到[29]。

（3）系統耦合度

（4）系統協調耦合度

其中，T=αf（L）+βf（v），耦合f調程度判斷標準如表3所示。

3 結果分析

3.1 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系統指標功效度

金石灘地區經歷了從傳統鄉村聚落到現代濱海旅游度假區的轉變。農業用地和鄉村聚落用地基本消亡，旅游設施用地和第二居所用地等商業設施用地呈現由海灘到內陸波浪式推進和立體集約性擴展[30]。

在此認識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確定了對土地利用從傳統鄉村聚落演變到現代濱海旅游度假區起決定性作用的變量，結果如表4所示。在第一指標層面上，土地利用結構（0.35）對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變化所起的作用最大，緊隨其后的是土地利用效益，最后是土地利用強度。具體到第二指標層面，城鎮居住用地占總面積的比重（0.1657），單位面積旅游業的GDP比重（0.1534），耕地占總面積的比重（0.1351）以及農村住宅用地占總面積的比重（0.1207）是4個對土地利用轉型起關鍵作用的因素。這4個因素的影響作用加起來占所有因素影響作用的57.49%，超過其他所有因素之和。這表明，在過去20年旅游度假區的演化中，土地利用結構的調整是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轉型的關鍵因素，也是影響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轉型與生計模式耦合關系的重要方面；城鎮用地的增加、旅游產業的發展、旅游度假區耕地的減少、農村住宅用地的減少，具體決定著土地利用系統的演化。

3.2 旅游度假區當地居民生計系統指標功效度

與土地利用變化的趨勢類似，過去20年中旅游度假區當地居民的生計也呈現出非農化特點，實現了由傳統“農民”到現代“市民”的生計轉變。通過與當地居民的訪談，發現：1992年，居民從事的生計活動，主要有種植業（玉米、大豆、馬鈴薯等農作物）、養殖業（牛、馬、羊等家禽）、經濟林（核桃、花椒）、打工（修路、修房子、打水井、開拖拉機拉沙、石等）、固定工作（村干部、縣鄉干部、醫生、教師等）等；而在 2012年，農業類生計活動基本消失，僅有0.1%的居民從事漁業養殖（個人承包，一般面積都很大），非農業生計活動類型增多，主要有外出做生意、打工、企事業單位上班、房屋出租、失地補償。

同樣地，本文進一步確定了對生計從“農民”轉變到“市民”起決定性作用的變量，結果如表5所示。在旅游度假區當地居民的生計系統中，生計資產對當地居民生計模式與土地利用耦合所起的作用最大，功效度為0.4591，之后是生計策略（0.2016）和生計結果（0.2488）。這也進一步表明，“生計家庭或個人的資產狀況是理解家庭或個人擁有選擇機會、采用生計策略和所處風險環境的基礎”。從具體的指標來看，生計資產總值（0.1764），自然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0.1645），家庭總收入低于當地平均水平的比重（0.1306）以及有穩定收入來源的當地家庭比重（0.1182）是四個最有影響力的因素，這4個指標的影響作用加起來占所有因素影響作用的58.97%。

3.3 當地居民生計模式與土地利用轉型的耦合協調度

土地是旅游度假區發展的基礎，但同時，土地也是當地居民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土地利用的變化，直接影響當地社區居民的生計。通過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本文研究了兩者的耦合協調關系，結果如圖3所示。從整體上來看，1992―2012年，旅游度假區當地居民生計變遷與土地利用轉型的耦合協調度（D）整體上呈增長狀態。以耦合協調度為基礎，本文分析了4個階段的耦合發展狀況：

（1）1992―1998年，可接受的非均衡狀態到均衡狀態：此階段，旅游度假區的土地利用和當地居民之間的生計之間的耦合度處在可接受區間內，均衡程度下降。表現在具體指標上，1992年，國家批準金石灘成立國家級旅游度假區，金石灘的開發建設起步，常住人口密度有所增加，但主要是外來投資者、打工者，定居者較少，整體上發展較為緩慢。建設用地面積增加較少，此時的開發主要集中在海灘濱海浴場。土地利用結構除宅基地有所減少以外，基本上變動較小。土地整體效益以低水平為主，基本不變。相應地，當地居民的生計維持農業生計，生計資產總值較低，以自然資產（主要是耕地、海上養殖場）為主，主要的生計活動有種地、打漁，整體收入偏低。

（2）1998―2003年，可接受的均衡狀態到弱均衡狀態：此階段，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和當地居民生計之間的耦合度從均衡狀態到弱均衡狀態。表現在具體指標上，隨著旅游用地的急速增長，土地城鎮化過程加快。常住人口密度的增長為4個階段之最，建設用地面積增長也較大。土地利用結構的轉變在各時期也達到最迅速。農業用地（耕地、林地、園地及農村宅基地）迅速減少，旅游用地和城鎮用地大量增加。相應地，當地居民的生計也發生較大變化。耕地、林地、園地、海上養殖場等自然資產的地位下降，住房（樓房）等物質資產增加，主要的生計活動呈現多樣化，大部分未搬遷上樓的居民仍種地、打漁，或者打工，搬遷上樓的小部分居民一方面領取政府地保、低保等補貼性收入，也開展一些非農的生計活動增加，如當地建筑工人、清潔工人、開小賣店等，少部分人參與到旅游業當中。居民整體收入提高。

（3）2003―2007年，可接受的弱均衡狀態：此階段，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和當地居民生計之間的耦合協調度一直處在弱均衡狀態，耦合度有所提升。表現在具體指標上，土地開發進入調整提升階段，常住人口密度達到穩態，土地利用結構進一步轉變。農業用地（該階段主要是遠離濱海的農村宅基地以及部分林地）繼續萎縮階段，城鎮用地全面擴展。相應地，當地居民的生計也進一步調整。該階段物質資產（樓房）整體水平提高，主要的生計活動由農業生計活動轉變為非農業生計活動，外出打工居多，當地以建筑工人、個體經營（小賣部、菜店、飯店、理發店等）為主，參與旅游業的仍然較少。但整體上當地居民的收入繼續增加。

（4）2007―2012年，可接受的弱均衡狀態：此階段，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和當地居民之間的耦合協調度處在弱均衡狀態。表現在具體指標上，常住人口密度達到穩態，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也較小，主要是旅游項目建設用地的增加。農業用地在此階段已經消失，城鎮用地基本定型。相地，當地居民的生計也進入非農化主導階段。當地居民的生計資產總值達到最高，主要是物質資產（樓房）和資金資本，主要的生計活動全部為非農業生計活動，外出打工進一步增加，當地以房屋出租、出租車、建筑工人、個體經營（小賣部、菜店、飯店、理發店等）為主。整體上當地居民的收入仍繼續增加。

4 結論和討論

4.1 結論

本文以大連金石灘旅游度假區為例，采用遙感影像目視解譯、參與式觀察、半結構訪談、調查問卷等方法，結合耦合協調度模型，闡述了旅游度假區社區居民生計與土地利用耦合協調的機理，選取相應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出社區居民生計與土地利用耦合協調度數學模型，并對其耦合協調度進行了評價。研究發現：旅游度假區當地社區土地利用的規模、結構和效益與當地社區生計模式中在生計資本、生計策略和生計結果之間存在明顯的對應關系。過去20年，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上經歷了傳統鄉村聚落到現代濱海旅游度假區的轉變，相應地，當地社區居民生計經歷了由“農民”到“市民”的轉變。在土地利用轉變過程中，土地利用結構的轉換起主導作用；在生計非農化過程中，生計資產轉換是重要方面。這表明，土地仍然是決定當地社區生計的決定因素。所不同的是，這種變化從生產性要素（農業生產）向非生產性要素轉變（房屋出租或價值提升），在過去20年，金石灘土地利用-生計模式的耦合協調程度尚處于可接受狀態，維持均衡。但仍存在以下問題值得關注：第一，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水平目前只達到了一般平衡狀態，距離非常均衡還有一段差距；第二，生計模式的發展一直滯后于土地利用的變化，當地居民一直在被動地適應土地利用的變化。

4.2 討論

土地作為社會經濟發展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同時也是依賴土地的當地社區居民生存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來源。本文的研究中，隨著大連金石灘旅游度假區的開發強度的增大，土地逐漸脫離當地社區的控制，在當地政府主導下，通過“征地-賣地-收稅收費-抵押-再征地”實現土地“資本化”，而當地社區居民，雖然逐漸失去原本可種植糧食的耕地、可居住的農村宅基地，但重新擁有了可用于出租的樓房、政府提供的失地補貼以及新的非農就業機會，生計逐步“非農化”。這兩者過程始終交織在一起，推動旅游度假區從傳統濱海鄉村聚落到現代旅游度假區的改變，亦即城鎮化過程。但在此過程中，社區居民話語權較弱。

本文的研究是對我國快速轉型期城鎮化過程研究的有益補充，也可為新常態背景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提供思路和借鑒。本文印證了與中國其他城鎮化過程相似，旅游城鎮化也存在以往城鎮化過程中典型的以“征地-賣地-收稅收費-抵押-再征地”的模式推動城鎮化的現象。在此過程中，當地社區居民的利益往往被忽略。在國家提倡“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的背景下，這種發展模式應該進行反思和轉型。尤其對于以空間消費為基礎的旅游城鎮化來說，更是如此。具體地，以提高城鎮化質量為前提，以當地社區居民利益為核心，從人地關系協調的角度，本文認為以后的旅游度假區建設或其他旅游目的地建設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1）節約、集約利用土地，盡量減少對土地尤其是耕地、宅基地的征用；（2）尊重當地社區原狀，依托社區特色進行旅游地開發；（3）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加大對當地社區居民心理上、技能上的綜合培訓，提高選擇的主動權。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Hu Rong， Xie Deti， Qiu Daochi， et al. Review of land use and rural livelihood at home and abroad[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6， 35（1）：162-165.[胡蓉， 謝德體， 邱道持，等. 國內外土地利用與農戶生計研究評述[J]. 地域研究與開發， 2016， 35（1）：162-165.]

[2] Li Cuizhen， Xu Jianchun， Kong Xiangbin. Farm household livelihood diversity and land use in suburban areas of the metropolis： The case study of Daxing District， Beij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6）：1039-1049. [李翠珍，徐建春，孔祥斌. 大都市郊區農戶生計多樣化及對土地利用的影響――以北京市大興區為例[J].地理研究， 2012， 31（6）：1039-1049.]

[3] Yan Jianzhong， Zhuo Rengui， Xie Deti， et al. Land use characters of farmer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Cases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11）： 1401-1410. [建忠， 卓仁貴， 謝德體， 等. 不同生計類型農戶的土地利用 ――三峽庫區典型村的實證研究[J]. 地理學報， 2010， 65（11）： 1401-1410.]

[4] Wang Chenchao， Yang Yusheng. An overview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ange and its effect on land use/cover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792-798. [王成超，楊玉盛. 基于農戶生計策略的土地利用/覆被變化效應綜述[J]. 地理科學進展， 2012， 31（6）：792-798.]

[5] Zhu Likai， Meng Jijun， Liu Yang， et al. Livelihoods of farming and grazing households and land use in farming-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A case study of Uxin Banner in Ordos，Inner-Mongolia[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1， 47 （1）：133-140. [朱利凱， 蒙吉軍， 劉洋， 等. 農牧交錯區農牧戶生計與土地利用――以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為例[J]. 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1， 47 （1）：133-140.]

[6] Li Shuzhuo， Liang Yicheng， Feldman M W， et al. The impact of Grain for Green Program on rural livelihoods in China：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alysis in a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composition[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0， 7（2）：1-10；122. [李樹茁， 梁義成， Marcus W. Feldman， 等. 退耕還林政策對農戶生計的影響研究――基于家庭結構視角的可持續生計分析[J]. 公共管理學報， 2010， 7（2）：1-10；122.]

[7] Zhou Mi. Effects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J]. Social Sciences in Hunan， 2011，（6）：106-110. [周覓. 土地征收對農民生計影響的研究[J]. 湖南社會科學，2011， （6）：106-110.]

[8] Su Fang， Shang Haiyang.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atters on livelihood strategy of farmers in Zhangye[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27（2）：58-63.[蘇芳，尚海洋. 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生計策略的影響[J].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 2013，27（2）：58-63.]

[9] McCusker B M， Carr E R. The co-production of livelihoods and land use change： Case studies from South Africa and Ghana[J]. Geoforum， 2006， 37（5）：790-804.

[10] Ooi N， Laing J， Mair J. Sociocultural change facing ranchers in the Rocky Mountain West as a result of mountain resort tourism and amenity migr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41：59-71.

[11] Hoang H T T， Vanacker V， Rompaey A V， et al. Changing human-landscape interactions after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he northern Vietnamese Highlands[J]. Anthropocene， 2014， （5）：42-51

[12] Allen J S， Kang S L， Thomas D P. A GIS-based analysis of land-use change in a coastal tourism destination area[A] // Proceeding of the 1999 World Congress on Costal and Marine Tourism， [C].Vancouver， Canada， 1999.

[13]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14] Xi J C， Zhao M F， Ge Q S， et al. Changes in land use of a village driven by over 25 years of tourism： The case of Gougezhuang Village，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119-130.

[15]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 Micro-scale soc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village in the past 25 years：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0）： 1928-1941.[席建超， 王新歌， 孔欽欽， 等. 過去25年旅游村落社會空間的微尺度重構――河北野三坡茍各莊村案例實證[J]. 地理研究， 2014. 33（10）： 1928-1941.]

[16] Chen Ganghua， Bao Jigang. Path dependence in developmental model changes of tourist resorts： A case study of Yalong Bay National Tourist Resort in Sanya，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3，28（8）：58-68.[陳鋼華，保繼剛.旅游度假區開發模式變遷的路徑依賴及其生成機制――三亞亞龍灣案例[J]. 旅游學刊， 2013， 28（8）： 58-68.]

[17] Zhang Shumin， Wu Dongfa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endency of Chinese Tourism Resorts[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1）：170-176.[張樹民， 鄔東[. 中國旅游度假區發展現狀與趨勢探討[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3， 23（1）： 170-176.]

[18] Wang Xinge， Xijianchao. Study on livelihood transition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tourist resort area of Jinshitan， Dalian[J].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12）： 2404-2413. [王新歌， 席建超. 大連金石灘旅游度假區當地居民生計轉型研究[J]. 資源科學， 2015， 37（12）： 2404-2413.]

[19] Chambers R， Conway G 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A] // IDS Discussion Paper[C]. Brighton： IDS. 1992：296.

[20] Soini E. Land use change patterns and livelihood dynamics on the slopes of Mt. Kilimanjaro， Tanzania[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5， 85（3）： 306-323.

[21] Kusiluka M M， Kongelaa S， Kusilukab M A， et al.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and acquisition o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livelihood and environment in Tanzani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1， 35（1）： 66-73.

[22] Pender J， Jagger P， Nkonya E， et al. Development pathways and land management in Uganda[J]. World Development， 2004. 32（5）： 767-792.

[23] Zhang Yili， Nie Yong， Lv Xiaofang. Chinese literature analysis on land use research in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8， 27（6）： 1-11.[張鐿鋰， 聶勇，呂曉芳. 中國土地利用文獻分析及研究進展[J]. 地理科學進展， 2008， 27（6）： 1-11.]

[24] Yan Jianzhong， Wu Yingying， Zhang Yili， et 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peasants and nomads of eastern transect in Tibetan Plateau[J]. Acta Geographica Sincia， 2009，64（2）： 221-233.[建忠， 吳瑩瑩， 張鐿鋰， 等. 青藏高原東部樣帶農牧民生計的多樣化[J]. 地理學報， 2009，64（2）： 221-233.]

[25] Albrecht T， Blomley M， Bolondi L，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contrast agents in ultrasound[J]. Ultraschall Med ， 2004， 25（4）： 249-256.

[26] Kytzia S， Walz A， Wegmann M. How can tourism use land more efficiently？ A model-based approach to land-use efficiency for tourist destina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3）： 629-640.

[27] Reenberg A， Maman I， Oksen P. Twenty years of land use and livelihood changes in SE-Niger： Obsolete and short-sighted adaptation to climatic and demographic pressures？ [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2013. 94（7）： 47-58.

[28] Hui E C M， Wu Y Z， Deng L J， et al. Analysis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urban scale and intensive use of land in China[J]. Cities， 2015. 42： 63-69.

[29] Li Y F， Li Y， Zhou Y， et al. Investigation of a coupling model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2，98（1）： 127-133.

[30]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 From a traditional rural village to the modern coastal resort： Land use change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Jinshita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J]. Human geography， 2016， 31（1）：130-139. [席建超， 王新歌， 孔J欽， 等. 從傳統鄉村聚落到現代濱海旅游度假區――過去20年大連金石灘旅游度假區土地利用動態演變[J]. 人文地理， 2016， 31（1）： 130-139.]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Livelihoods and Land Use Change in Local Community：

Case Study of Jinshitan Resort， China

WANG Xinge1，2，3， XI Jianchao1，2， CHEN Tian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Beijing 100101， 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第2篇：計劃生育的變遷范文

[關鍵詞] 制度變遷;生育決策;經濟增長;綜述

[中圖分類號] F0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維持了高速穩定的增長態勢，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而這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眾多的勞動人口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了極大貢獻。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紅利”效應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人口老齡化”作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一個突出現象，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了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內容。不論是“人口紅利”還是“人口老齡化”都與我國的人口控制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近些年來出現的一系列人口現象都與我國的人口政策，特別是計劃生育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從而影響著人類的行為方式。可以說，制度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國，計劃生育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其對于人口變化和家庭生育決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經濟學家也探討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而這一影響途徑是用人口作為中間變量的。近些年來，新家庭經濟學的興起，特別是用微觀經濟原理解釋家庭生育決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廣泛傳播，為研究家庭行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時間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名詞――“失獨家庭”，也是本文寫作的背景之一，所謂“失獨家庭”是指獨生子女由于出現了各種意外傷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養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這種狀況對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殘酷的打擊。而且根據有關機構的估計，目前我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且每年以7.6萬個的數量增加，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的脆弱性和復雜性。不僅如此，計劃生育制度實施以來，雖然促進了我國向低生育率的轉變，為經濟增長做出了很大貢獻，但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多問題。因此，面對這一問題，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分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該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另一種認為應該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計劃生育政策。

二、生育決策理論相關研究綜述

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是人口理論中的一個重大主題，而經濟學對于人口問題的關注則由來已久。眾所周知，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一個典型的雙向關系，人口變動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而經濟發展又推動著人口結構和數量的轉變。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科學，而家庭作為經濟的微觀主體之一，更是經濟學家所重點關注的領域，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家庭活動則推動了一門新的學科，即“新家庭經濟學”。新家庭經濟學主要研究家庭生育決策;家庭成員的就業決策與勞務分工;以及家庭組織經濟問題等。因而，生育決策理論作為新家庭經濟學的一個核心主題，得到了經濟學家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并建立了若干種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模型，用以解釋經濟發展中的生育率變化以及不同經濟條件下的家庭生育決策。

在家庭生育決策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理論主要包括：萊賓斯坦的“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貝克爾的“數量質量替代”理論，卡德威爾的“財富流”理論，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給與需求模型”和“生育率臨界假說”。

這些年來，面對國外學者對于生育決策問題不斷涌現的學術成果，國內學者依據本國國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解釋和學說。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認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決于孩子帶來的期望效用，而非實際效用，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來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從而達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風險最小化原則”，他們認為風險最小化原則表明我國農村地區夫婦決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時，其內在的動機是為了分散風險，即通過選擇生育數量來規避風險，使風險得以減弱。應當說明的是，風險最小化原則和效用最大化原則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風險最小化原則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則的函數式表示，但其最明顯的區別在于政策含義，風險最小化原則要求通過降低風險來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國家對少生的家庭進行補償，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則要求通過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來降低生育意愿。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風險最小化無疑更為適用。

周雙超（1996）則認為傳統的成本―效用理論忽視了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孩子對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這一事實，他認為孩子對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對孩子的需求主要分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當孩子是奢侈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大，當孩子是必需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小，因此，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父母對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父母對孩子的需求趨向于向奢侈需求轉變。

經典的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決策行為的工具和視角，但是它的運用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基礎上，一般的基本假設包括：家庭生育決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家庭中的個體均為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每個家庭中的個體是完全自由的，其對于出生人數和出生間隔完全可以自主決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又是一種生產物品，他具有消費性和生產性;市場環境是完全競爭市場，即商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經濟形態為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關系高度發達且無處不在。

只有滿足以上的假設條件，其通過模型得到的結論才能夠成立，顯然，對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來說，其假設條件并不完全滿足。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龐大的13億人口，市場經濟制度遠未建立完善，且在廣大農村地區，商品經濟遠未成熟，收入水平還較為低下，存在著自然經濟的殘留思想和觀念。因此，簡單的套用西方經典理論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過程中，需要注重本國國情，從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和吸收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注重不同的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方法，從而得出符合我國實際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我國的家庭決策和家庭活動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點，例如：①父母一般會撫養子女到成家立業為止，即當子女完婚后才會真正脫離父母撫養，因此，家庭撫養子女的時間要長于西方國家。②家庭養育子女成本的內容比西方國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費用，通常還包括買房，結婚等費用。③具有濃厚的“養兒防老”的傳統，子女的保障效用極為重要，這源于深厚的傳統思想觀念，較為落后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家庭養老”的傳統。④我國的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中具有濃厚的“宗族文化傳統”，“傳宗接代”，“人丁興旺”等觀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壓力較為明顯。⑤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較強，家庭的生育決策空間較小，絕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數量為0-2個。⑥經濟處速發展中，經濟變革、社會變革、文化變革都深刻而明顯，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因素較之西方國家更為復雜和多變，因此，需要更為多樣且細致的分析。

總而言之，對于西方理論的應用應當重視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框架，絕不能生搬硬套，更何況，西方生育決策理論中的很多結果尚需實證檢驗，很多理論還存在空白和有待發展之處。與西方經典生育決策理論相對應，我國學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國的實際和國情，更加關注特殊的文化體制因素對于生育決策行為的影響。但是，我國學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對于理論的重視不夠，多傾向于利用西方現有理論進行實證分析，而缺少對于模型的構建與理論的創新。另外，對于西方生育決策模型的運用缺少前提，片面的運用從而導致錯誤的結論。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觀范疇，缺乏對宏觀變量影響的研究。

三、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性研究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定義，制度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制度是一種行為規則，它決定了社會主體在社會生活中可以選擇的行動方式。二是制度是人們結成的各種經濟、社會、政治等組織或體制，它決定著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展開。按照制度的層次，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實施機制。制度包含著激勵和約束的雙重功能，制度的變遷推動著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也對人產生不同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促使人的行為的改變，同時也改變著人的決策方式和權衡關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導致不同的經濟環境，不同的經濟環境導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發生變化，家庭中的個體面對著成本和效用的變化會做出不同的生育決策，體現著制度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下面將簡要介紹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

曾毅和舒爾茨（1998）主要研究農村對于生育率的影響。他們運用羅吉斯特多變量回歸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進行相關數理統計分析，他們認為在集體所有制的“大鍋飯”體制下，實際上會對農村生育多孩的夫婦給予了一種經濟補償，而的推行則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客觀上取消了對生育多孩夫婦的補償，從而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過數值分析，他們得出結論：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傾向于少生孩子，同時加強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則通過將博弈論內容引入生育決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從而證明了在沒有制度控制下，當公共領域中存在大量資源，且實行平均分配制度，人們此時傾向于多生孩子，從而導致了“公地的悲劇”，這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將會導致家庭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場經濟體制且產權明晰的條件下，家庭傾向于少育孩子。

與此類似，鄭龍真，史清華（2006）通過調查樣本數據，運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較了無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得出在無制度控制下家庭將會選擇多育孩子以爭奪公共資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條件下，人們將會減少孩子的生育數量。張華寧、陳紀平（2009）的研究利用產權經濟分析的方法，通過在人口增長率的統計分析中加入政府產權制度效率參數和計劃生育政策強度參數，通過將實證分析和邏輯推演相結合，得出兩個基本結論：一是由于產權制度的變遷，不同的產權制度導致不同的績效，由于產權界定具有規模經濟性質，隨著產權制度體系效率的提高，導致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而導致過剩人口數量逐步減少，人口增長率下降。二是由于產權界定不完全，導致人們擁有多個孩子以獲取更多的公共資源，從而導致“非生產性”過剩人口的增加，進而導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對于計劃生育制度變革是否會引起家庭生育決策的變化，即是否會引起生育率的反彈，學界基本上呈現兩種態度。顧寶昌（2010）提出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即放開二胎不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也不會導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陳華（2012）的研究表明調整現行人口制度的時機還不成熟，在短時期內將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導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彈。

通過不同學者對正式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產權制度、農業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計劃生育制度等社會經濟中的一系列制度都會對家庭生育決策產生影響，進而對人口增長率和生育率的變化產生影響。

四、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根據有關部門的估計，我國因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少生的人口達到3.38億。同時也大大加速了我國人口轉變的進程，人口轉變是指從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狀態轉變到兩者都很低的狀態的過程。根據國際經驗，人口轉變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21]在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對生育的有力控制，經過30年時間，我國便進入了第三階段，即通常發達國家處于的階段。與我國相同收入水平和發展程度的國家均處于第二階段，因此，我國人口的迅速轉變無疑是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

與我國人口轉變過程迅速推進相伴隨的是人口老齡化加劇和“人口紅利”效應，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在全部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7%，即被稱為老齡化社會。據此推論，由于2000年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6%，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齡化水平將超過20%，成為名符其實的“銀發國家”，這對于我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將會產生復雜的影響。

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我國的經濟增長也長期受到“人口紅利”的積極影響。“人口紅利”是由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據標準的定義，“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較低，這種總人口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特征使社會負擔較輕，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和投資率處于高位，且絕對量不斷增長，另外，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不斷增長，從而有利于經濟的高速發展。

很多經濟學家都對“人口紅利”的增長效應進行了研究和檢驗。其中，蔡P（2004）通過運用經濟增長因素分解法得出，東亞奇跡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應歸結于人口結構因素。同時，他認為大約23.71%應歸功于人口紅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認為高的勞動參與率會促進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提高，進而加速經濟發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回歸系數為0.109，-0.113，且均顯著。一般而言，年輕化的人口年齡結構可以推高儲蓄率，主要因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導致收入增加，從而導致儲蓄增加，而且，年輕人的儲蓄意愿和能力也較高。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一步引發了人口轉變，產生了“人口紅利”效應，根據預測，在2000-2030年間，勞動負擔系數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間，勞動負擔系數將逐步上升，到2050年將上升至64.36%，屆時，我國將由“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

由此可知，21世紀的前30年，將是我國利用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機遇期。因此，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在當前學者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中，既出現了許多成果，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對于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研究，多側重于將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標相聯系。而人口紅利對于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分配結構以及就業結構的影響的分析較薄弱。二是對于人口紅利對于經濟增長的傳導作用與傳導途徑的分析較模糊。三是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紅利并存的階段，這一特殊的人口現象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參 考 文 獻]

[1]加里?斯坦利?貝克爾.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62-214

[2]李小平.期望孩子的交易價格及其在生育控制中的應用[J].中國人口科學，1992（5）：49-56

[3]彭希哲，戴星翼.試析風險最小化原則在生育決策中的作用[J].人口研究，1993（6）：2-7

[4]周雙超.生育需求的經濟分析[J].人口與計劃生育，1996（2）：41-44

[5]盧現祥，朱巧玲.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420-432

[6]曾毅，舒爾茨.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對生育率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1998（1）：129-143

[7]王水雄.生育的博弈模型：中國的例子[J].社會學研究，2002（6）：82-94

[8]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決策與我國低生育水平穩定機制的轉變[J].人口研究，2004，28（6）：2-18

[9]鄭龍真，史清華.農村家庭生育行為的博弈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6（3）：29-33

[10]王躍生.制度變革、社會轉型與中國家庭變動――以農村經驗為基礎的分析[J].開放時代，2009（3）：97-115

[11]張華寧，陳紀平.理性人口過剩：人口的產權經濟分析[J].經濟管理，2009（7）：166-171

[12]顧寶昌.中國人口：從現在走向未來[J].國際經濟評論，2010（6）：95-111

[13]朱中仕，陳華.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劇的認識[J].人口研究，2012，36（4）：103-112

[14]蔡P.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機制改革的理論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01（6）：1-8

[15]黃步云.家庭生育選擇行為的經濟學分析[J].西北人口，2005（1）：61-64

[16]鄭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9（2）：93-102

[17]王金營，顧瑤.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條件、問題即對策[J].人口研究，2011（1）：74-81

[18]蔡P，都陽，高文書等.勞動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現實[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0-40

[19]蔡P.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8（2）：2-9

第3篇：計劃生育的變遷范文

論文摘要：建立農村計劃生育戶的養老保障制度是協調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佳途徑，本文對我國農村建立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存在的問題及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從經濟學視角，提出了建立養老保障的對策方案。

    一、引言

    我國進行了20多年的計劃生育，到目前為此，很多計劃生育家庭的夫妻進人老年，如何讓這些計劃生育先進群體得到良好的養老保障，已經成為社會刻不容緩的大事，很多學者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較深人的論述。陶鷹(2003)研究了建立農村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周福林(2006)認為應該使用經濟利益手段對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進行引導，使其與國家的生育政策相符合。賀巧知(2003)通過建立簡單模型進行計算和討論，發現少子女家庭與多子女家庭的養老經濟供養能力的差別，受限于當時當地的經濟條件。魏瑞亮等(2005)研究認為我國第一、二代獨生子女父母開始步入中老年，計劃生育家庭面臨養老難題，建立計劃生育養老保障機制也呈現的日益重要。劉玲琪、田遇(2005)結合西安市計劃生育優惠政策落實狀況，分析和探討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的運作環境及影響因素。鄭韓雪、胡繼亮(2007)認為只有建立多元化的計劃生育家庭老年經濟供養體系，才能保證這一群體分享到執行人口政策的成果同時保障其晚年生活。這些研究對推動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實施起了積極作用，但對于制度的實施路徑缺乏明確的路徑依賴，本文的研究正是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二、我國農村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存在的問題

    家庭養老、集體供養和社會救濟是我國農村養老的三種主要形式。目前，全國農村家庭養老約占養老保障的92%，實際上是以個人終身勞動積累為基礎，在家庭內部進行代際交換的“反哺式”養老;集體供養主要是鮮寡孤獨老人，實行具有救濟性質的“五保”，它包括分散和集中供養。從總體看，農村養老基本沿襲了以家庭養老為基礎和主體，輔之以集體供養、群眾幫助和國家救濟的傳統模式。進人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以來，我國發生的一系列與農民養老密切相關的重大社會變遷，使這種傳統模式面臨嚴峻挑戰:首先實行，使原來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基層組織經濟實力弱化，很難再承擔集體養老的重任。其次，農村經濟改革削弱了原有養老保障制度，稅費改革后，基層政府和集體財產減少，將進一步影響農村的社會保障能力。再者，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減少了生育孩子的數量，使農村家庭規模縮小，家庭人口老齡化和老年人撫養系數急劇上升。未來的獨生子女家庭會出現夫婦2人，撫養4個老人，生育1個子女，形成“四二一”結構(除少數民族地區)，負擔壓力大。靠家庭養老，實質上是靠子女的勞力養老。就這種傳統養老方式而言，少生孩子的家庭相對于多子女家庭，實際上是降低了它的養老保障能力。

    三、建立農村計劃生育養老保障的原因分析

    目前，農村的獨子戶和雙女戶正在增多，政府有責任幫助這些家庭解決現實的或未來的養老問題。這是因為:一是他們是一個積極響應黨和政府號召，為國家長遠利益而犧牲家庭和眼前利益，并接受了許多新思想新觀念的先進群體，在養老問題上，幫助和引導他們逐步適應現代社會的思維和運行方式，有利于推動農村養老由傳統模式向現代方式的轉變;二是因為他們在勞動致富、家庭養老問題上和多子女家庭相比有更多困難，更應給予幫助和扶持;三是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獨生子女和兩女家庭)占總人口的比例較低，在這些家庭中進行計劃生育養老保障試點，不會給當地政府財政造成過大壓力，可行性強;四是多年來我國政府和計劃生育部門圍繞鼓勵農民實行計劃生育，初步建立了一系列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為建立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礎;五是建立農村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制度，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長，維護計劃生育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六是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人們行為意愿的產生根源于某種行為花費的成本與預期收益的比較，當收益大于成本時，就產生了生于行為的意愿，當成本大于收益時，就產生相反的行為意愿。要改變人們的生育意愿，關鍵是在于改變人民對生育行為的成本與收益的評價。

  鑒于上述理由，我們認為:在農村建立計劃生育養老保障，是提升計劃生育管理層次、進一步實施人口數量控制的需要，是計劃生育戶的對黨和國家自我犧牲精神的回報，是農村人口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良勝運行的需要，意義極其重大。

    四、生育行為選擇與方案實施

    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落后，家庭勞動力需求大，子女偏好是多生，男性偏好強，和政府實施“一胎化”的要求相差很遠，兩者的差距是一個動態博弈的過程:用“一孩一多孩”生育習俗的博弈模型可清楚地解釋此過程。假設社會只有甲和乙兩個家庭，考慮到減少生育的外部性，其中一個家庭自覺生育一孩也會給另一個家庭帶來福利的增加。如果政府的補償力度不夠大，甲和乙都預期對方生育多孩，那么社會只能陷人(1,1)這一“囚徒”困境，引人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實際上是通過社會契約的形式改變了每個家庭對其它家庭生育的預期，從而使(2,2)的帕累托效率得以較快的實現(如圖1所示):

第4篇：計劃生育的變遷范文

關鍵詞：生育觀；生育偏好；變遷 影響

對于生育觀念，早就有很全面和明確的界定，生育觀可分為四個方面。第一，人們對于生育的目的和意義的觀念，即“為什么要生”的問題，第二，人們的性別偏好，即生什么的問題，第三，人們在生育子女數量上的觀念，即生多少的問題，第四，人們對子女質量的期望，即成為什么人的問題。本文則側重與生育性別偏好的變化，即第二點，進行著重探究。

一、傳統觀念變遷因素：

（一）勞動力需求的轉變

中國古代傳統的自然經濟模式，極大的限制了女性的勞動能力，男耕女織的經濟模式使得婦女在勞動中處于次要地位，在生產上更多的是依附于男性。區別于社會生產因素，由于女性與男性本身存在的身體差異，使得女性無法承擔繁重的勞動，因而，男性成了社會生產生活中的主力軍，而女性則成了附庸品。然而時至今日，隨著社會和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勞動力不再被限制在土地和工廠之中。

（二）婦女地位的轉變

沿襲至今的性別分工和家庭制度是制約婦女發展的主要障礙。“母權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母權制被后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思想沿襲了幾千年，婦女成了男性的和工具。極長的一段時間，婦女一直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是男性蹂躪和壓迫的對象，這也就造就了長期以來重男輕女的思想。然而，隨著社會分工的轉變，婦女地位的日益提高，婚姻制度的逐漸完善，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漸為人們所接受。

（三）社會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后，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發展程度使得人們開始逐漸改變傳統的育兒思想。越來越多的人愿意接受男女平等的思想，并付諸于自己的生育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據調查，人們覺得育兒與育女的成本不同，特比是在廣大的農村，普遍存在著要為兒子蓋房，娶妻的思想，房子車子票子似乎成了婚姻的必需品，離開了這些似乎婚姻就不再是婚姻，試問，在如此強烈的經濟壓力之下，又有幾人還愿意生兒，買房，娶媳呢？當然，經濟的發展不僅僅表現在生什么的問題上，在生多少的問題上的影響表現的更為明顯，區別于傳統的“養兒放羊”的思想，現在人們更為注重后代的質量，教育環境等。

二、新興因素的影響：

（一）教育的發展和大眾文化水平的提高

隨著教育的普及，大眾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國民素質的普遍提升，人們的生育觀念也日益趨于合理。人們在接受教育的同時，也受到了平等，人權等思想的影響，并在個體的生育中體現出來，就單個個體言，所受的教育越好，文化水平越高，生育觀念就越為合理，當然由小見大，整個社會的生育觀念也是日趨合理的，相較于愚昧，落后，腐朽，畸形的生育觀，相較于“三綱五常”對女性的壓迫，相較于溺女之風，不舉女之實，現代人們生男生女一個樣的想法，不僅僅是一個弱勢群體的勝利，更是一個時代的勝利，而教育在這場戰爭中，展現出了引導社會，引領思想的獨特作用。

（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于當前社會生育觀的形成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不僅表現在70年代總和生育率從5.8下降到2.75的半減變化基本上是由于計劃生育發揮政策的結果，即使是在80年代以來總和生育率由2.75降至1.5左右的半減變化，仍是計劃生育發揮了重大作用。（王桂新，2012）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得人口數量急劇減少，“四二一”的倒金字塔型家庭日益增多。而從性別比例方面來考慮，計劃生育的實施是生育自然選擇的政策保證，這一政策硬性的改變了中國當前的生育結構和人口發展趨勢，包括人口數量和性別比例，使得我國的性別比例朝著合理化的方向發展。

（三）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

“養兒防老”的思想是造成傳統生育觀念的主要原因。然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包括養老保險制度和農村醫療合作的發展，卻日益沖擊著這一傳統思想，廣大的城市，甚至在農村已經出現了老人自養的新型養老模式，而且，從法律角度而言，女兒在財產上是繼承者，在義務上也是贍養者，在此中“女兒是父母的貼心小棉襖”的觀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多的人認為，女兒要比兒子更貼心，更孝順，在兒子和女兒都是繼承者，都是贍養者的情況下，大眾則傾向于生女兒，廣大的農民重男輕女的思想也隨著國家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完善，正在漸漸弱化。

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都偏向于生兒子，思想上則表現為重男輕女，覺得兒子才是家族的繼承人，要延續香火，這一觀念也直接導致了當前社會男女比例的不協調，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生育觀正逐漸發生轉變，越來越多的家庭覺得生男生女一個樣，或者偏向于一兒一女的相對平衡的生育結構，這無疑是女性長期斗爭的結果和女性地位逐漸提高的表現，但在這一轉變之中，經濟的發展，計劃生育，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也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們的思想才逐漸有所改變。（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

參考文獻：

[1] 郭克敏 張義泉 影響生育觀形成于轉變的社會心理因素[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 1996

[2] 韓永江 生育觀影響因素的經濟分析[J] 北京：人口學刊 2005

第5篇：計劃生育的變遷范文

一、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如上所述，計劃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是，與此同時，它的負面效應在這幾十年中也在不斷累積，并呈日益擴大化趨勢。“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對生育數量的控制，使我國生育率長期保持較低水平，形成了我國少兒人口比例逐漸減少，社會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問題。這也給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特別是農村家庭養老)提出了挑戰———“兩個孩子”至少要養活“四個老人”甚至更多，這將給孩子未來的生活造成很大負擔。并且，在社會“男孩偏好”的影響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會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離正常波動范圍。因而，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人口結構———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的問題在于，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重;而性別結構的問題在于，出生性別比長期居高不下。無論是社會老齡化還是性別比上升，均給我國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直接研究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汪偉指出暫時沒有發現老齡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但是，這可能是因為我國現在處于老齡化初期，老齡化對于儲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的影響的方向和大小還有待觀察。一旦未來老齡化的負擔效應超過壽命效應，并占據主導地位，老齡化很可能對經濟增長和儲蓄率產生負面影響［6］。周俊山和尹銀通過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計劃生育政策是居民儲蓄率變化的重要原因。農村性別比失調，導致婚姻擠壓，進而使家庭為兒子婚姻問題，儲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財富，最終導致競爭性儲蓄。并且，這一結論與WEI等的研究結論一致。這種儲蓄動機本身，并不利于經濟增長。比如競爭性儲蓄下的消費行為，很可能表現為結婚時期的“井噴”消費［9－10］。

間接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一類文獻主要探討了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儲蓄、消費、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余額等的影響。考察老齡化與經濟增長和儲蓄率關系的文獻認為，老齡化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其中，胡鞍鋼等通過1995—2008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老齡化將降低中國儲蓄率，并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產生負面沖擊［5］。馬驍驍的研究表明，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勞動人口比例連續下降，老齡化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11］。范敘春和朱保華認為，個體年齡階段不同，其收入、消費與儲蓄行為不同。該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顯著影響國民儲蓄率。在考慮時間效應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上升將提高國民儲蓄率。而老年人口贍養比上升，將減少國民儲蓄率。在不考慮時間效率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和老年人口贍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方向恰好相反［12］。還有部分討論年齡結構對消費影響的文獻認為，人口年齡結構很有可能是消費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長率與消費的關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長率對消費率提高具有拉動作用［13］。張樂和雷良海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兒撫養比下降和老年撫養比上升，導致居民消費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張杰平通過對1978—2007年中國宏觀數據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系數和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均有顯著的負影響［15］。還有其他研究顯示，老齡化有利于提高消費。如王宇鵬對2001—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進行實證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顯著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在控制其他因素條件下，老年人口撫養比越高，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獻研究了年齡結構與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的關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將影響個體儲蓄行為，進而影響生產的資本集約程度;在資本與勞動替代的情況下，資本集約程度降低勞動收入份額［17］。汪偉的研究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是我國經常賬戶余額變動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釋近45%的賬戶余額變動［18］。

另一類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探討性別結構失衡對經濟的影響。雖然，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別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間接與性別比上升相關。性別比上升，不僅造成了大量男性終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響已經涉及經濟領域。相關研究顯示，性別比影響儲蓄率［9－10］。WEI等的競爭性儲蓄假說指出，性別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為兒子在婚姻市場處于有利地位，通過提高家庭儲蓄而相互競爭，進而解釋中國高儲蓄率現象。此外，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在性別比更高的地方，地區房價也更高［10］。李樹茁和胡瑩表明，男女在儲蓄、消費、投資等方面存在性別差異，在女性儲蓄傾向高于男性的情況下，女性相對收入增長，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談判力上升，從而有利于提高儲蓄率。在性別結構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場有更高的談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費和孩子投資方面，也享有較大的發言權［19］。因此，性別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儲蓄率。而這并不利于我國消費的提高。據以上大多數文獻的分析，無論是計劃生育政策本身，還是該政策引致的人口結構變化，均對我國經濟長期增長、儲蓄和消費等存在不利影響。從總體上看，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在短時期內迅速實現了從“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型。這有效地控制了我國的人口數量，使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釋”。然而，“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而且這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響。

二、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既有文獻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般認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無法應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難以解決未來更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性別結構失衡問題和經濟長期增長問題。因而，既有文獻關于調整生育政策的建議基本集中在放寬生育數量方面［1、6、9］。他們認為適當放寬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時間內緩解未來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在長期內，人們生育孩子的意愿數量將進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們生育數量，但無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況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寬生育數量限制，在短期內有效，但在長期中效果不確定(這是因為人們生育率呈下降趨勢)。屆時，通過放寬生育數量來解決人口結構問題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為促進經濟長期發展，應對人口結構引致的經濟問題，政府除了適當放寬生育數量限制以外，還要有長期政策應對未來人口問題。這需要政府提高人們的教育程度和個體生產力，應對未來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獻基本上主張運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來平衡性別比。比如嚴格限制鑒定胎兒性別技術的應用范圍，從而降低性別比［20］。總體上講，這是通過提高性別選擇成本，引導性別比恢復正常狀態。當然，隨著生育數量的放寬，人們性別選擇的原動力將下降，性別比可能逐漸恢復正常狀態。還有如王金營和趙貝寧主張通過其他公共政策(社區養老、公共福利養老、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與計劃生育政策配合，應對目前社會老齡化和生育性別偏好問題［1］。顯然，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相關人口問題以及相應的經濟問題。因而，調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與計劃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對于緩解人口結構的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以上建議難以應對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時并存的情況，也難以處理這種情況導致的人口結構問題及其造成的經濟影響。

(二)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思考

第6篇：計劃生育的變遷范文

[關鍵詞]城市;獨生子女家庭;贍養功能;對策

一、現代家庭結構變遷,家庭規模小型化

社會現代化進程推進使得城市現代家庭的個體化趨勢日見加強,使得家庭和宗族的聯系大大減弱,使得現代家庭結構趨向核心化,家庭規模趨向小型化。據統計,1990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之間,我國家庭戶規模從3.97人/戶降到3.44人/戶。而2005年我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平均家庭戶規模已經降到3.33人/戶。

傳統多子女家庭可以以“主干家庭”、“聯合家庭”等擴大化的家庭模式存在,并從“核心小家庭”擴大到多支脈的聯合大家族,這樣“核心小家庭”可以在家族其他成員那里獲得幫助和支持,可以被視為在家族網絡中獲得的“社會支持”,而獨生子女家庭幾乎無法組成支脈龐多的多支脈家族網絡,得不到這種由家族網絡提供的“社會支持”。在面對養老問題時也是如此,多子女家庭中的子女在贍養老人時可以獲得旁系血親的社會支持,而獨生子女家庭中的唯一子女卻只能靠自己來贍養老人,因此,小型化的家庭結構是使得家庭贍養功能趨向弱化原因之一。

二、國家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

在中國城市社會里,獨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使大量城市家庭形成了只有一個子女的生育事實。據國家人口發展研究戰略課題組近期的統計數字表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全國已經累計有近1.4億獨生子女。1.4億獨生子女的數量也就意味著我國有將近1.4億的獨生子女家庭。

如果一個家庭中子女數量越多,可以負擔養老責任的子女數量就越多,分配給每個子女的平均責任就越少;而子女數量唯一的時候老年人的贍養需求就要由這一個子女負擔,如果唯一子女在成長中途夭折或者發生傷殘事故,獨生子女家庭就可能喪失基本的贍養義務承擔者,這個獨生子女家庭的贍養功能就會面臨弱化或者缺失。

多子女家庭與獨生子女家庭贍養結構的對比圖形:

由上圖可以看出,傳統多子女家庭中的養老是“多對一”的形式,也就是多個孩子共同贍養一對老人(或因喪偶離異等原因贍養一位老人),或者是由多對子女夫婦來共同贍養一對(或一個老人),而在現代小型化獨生子女家庭中,面臨的卻是“一對多”的形式,也就是由一個孩子贍養一對父母,或者當獨生子女婚配后將會面臨著一對夫婦贍養四到十二位老人的情況。 這種持續的低生育率會動搖家庭養老的客觀基礎――子女數量,使中國傳統家庭的贍養功能弱化成為普遍現象,而這種普遍化現象的背后就是獨生子女家庭需要承受沉重的養老負擔。

三、家庭養老資源供需不平衡

假設在兒女同等孝順的情況下,可以用這樣一個公式來表示:

老年人所獲得的養老資源=每個兒女提供的養老資源×子女的數量

獨生子女家庭中子女數量唯一會造成一些家庭養老的負擔。一表現在如果唯一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夭折或者發生傷殘事故,獨生子女家庭就會面臨著喪失最基本的養老資源。二表現在獨生子女養老的能力上,不同于多子女家庭的是,當父母出現問題的時候,可以相互支持和幫助,而獨生子女只能靠自己照顧和贍養老人。

四、獨生子女家庭贍養功能弱化的對策

獨生子女家庭規模變小,子女數量唯一,家庭供給的養老資源少,則需要補充有其他的養老資源或者隨實際情況變革傳統的養老方式。但我國目前的國情仍處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若采用西方化完全的社會養老方式會增加國家、社會的財力物力上的負擔,且我國的社會養老各方面的法律法規政策及社會保障體系都還是在探索中發展的,很多地方都不完善。完全的社會養老方式還不適合我國的基本國情。

為了克服客觀條件不足的困難,還要做好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工作,則需要國家、社會、家庭個人的共同努力。家庭提供頤養天年的場所,家庭中獨生子女成員為老人提供物質、精神照顧。社區應該成為為各個家庭提供養老服務的載體,國家則提供養老經濟基礎和政策法規的保障。繼續完善城鎮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和養老保障體系,真正的做到“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減輕家庭個人的負擔。媒體、教育機構應該加強中華尊老教育,提高養老意識,和對老年人的社會重視程度。

總之,國家、社會、家庭及個人應該形成一個動態循環的贍養體系,各自發揮作用又不完全孤立,才能整合各種養老資源,有效的發揮養老效用,對獨生子女家庭弱化的養老功能提供完善的方式和措施,以解決獨生子女家庭的后顧之憂,更好地維護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保障家庭、社會的和諧穩定。

參考文獻:

[1]張敏杰. 中國的婚姻家庭問題研究:一

個世紀的回顧[J].社會科學研究,2001,

(3).

[2]最近十年國內家庭社會學研究的理論

與經驗-養老問題[EB/OL].中華職工網,

2007.5.

[3]吳翠萍.家庭功能變遷中的養老選擇[J].

社會工作,2007,(9).

[4]風笑天. 中國獨生子女: 規模、 差異與

評價[J].理論月刊,2006,(4).

[5]風笑天. 中國獨生子女研究:回顧與前

瞻[J].江海學刊,2002,(5).

[6]姚遠. 中國家庭養老研究綜述[J]. 人口

與經濟,2001,(2).

[7] 風笑天. 走進“圍城”的獨生子女: 概

念、規模與質疑[J].江蘇社會科學,2005,

(3).

[8]于紅梅. 對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

第7篇：計劃生育的變遷范文

關鍵詞：農村；生育；性別偏好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1-0049-03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每出生100個女孩對應的男孩出生數字，在人口自然更替的情況下，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值應該在103～107的范圍）出現了迅速、持續增高的現象，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關注。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時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中廣西較嚴重的地區有：博白103～156.50，興業103～142.62，橫縣103～142.61，欽州103～

134.76，靈山103～134.06，玉林103～133.84。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重要內在原因是“性別偏好”。如今性別偏好在農村家庭占據著什么樣的位置呢、它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我們課題研究小組利用假期到玉林市博白地區進行問卷調查，根據回收的有效問卷進行本次調查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對廣西博白農村地區的村民進行隨機抽樣調查，共抽取200個樣本，樣本特征包括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職業及不同經濟收入等方面的村民。發放問卷300份，回收270份，回收率90%，該問卷在分析中運用了計算機技術。

性別偏好系數側重于研究其群體中男孩偏好、女孩偏好和無所謂偏好性別人群的比例。

男孩偏好系數用公式表達=（男孩偏好樣本數÷總體樣本數）*100%

女孩偏好系數用公式表達=（女孩偏好樣本數÷總體樣本數）*100%

無所謂偏好系數用公式表達=（無所謂偏好樣本數÷總體樣本數）*100%

二、研究設計

“性別偏好”（Gender Preference）是人口學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特指夫婦生育意愿和行為中對孩子性別的一種明顯的傾向性和喜好[1]。它不僅可以特指對某一性別孩子的偏好，如“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而且也可以反映對不同性別孩子數量平衡的偏好。

生育意愿是一個三維的概念，包括生育數量、生育時間和生育性別。當前中國城鄉居民的生育意愿的變遷呈現內部失調性，即理想子女數變遷速度相對較快，而性別偏好變遷速度相對較慢，在農村地區更為明顯[2]。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婚育理念的轉變，人們逐漸摒棄“多子多福”的觀念，但是對于男孩的追求并沒有相應改變。在缺乏嚴格的限制性生育政策環境下，人們可以通過多生來實現對男孩的需求。然而，在中國現行的生育政策的環境下，生育數量受到了嚴格的控制；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絕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多生。于是，人們千方百計地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在意愿生育子女數量的范圍內，實現自己的對孩子性別的追求。

很多調查和研究都已表明，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生育政策的限制下，中國農村地區的生育意愿表現為男孩偏好和子女雙全偏好，一兒一女是大部分人的理想。廣西博白的農村地區也是西部地區的典型代表，這里農民的生育水平和子女性別偏好代表著廣大農民的一般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為此我們設計了此次問卷調查，下面我們將通過對調查資料的定性分析，從不同人群、生育目的、生育性別三個角度進一步了解、闡釋人們的性別偏好。

三、數據分析

（一）不同人群的性別偏好

在當地，我們對不同性別、年齡、教育水平的人群分別進行了性別偏好的考察。

1.關于性別與性別偏好的關系。在調查過程中，被調查的對象——男女性別比例各占樣本總數的50%，研究結果（見表1）。

表1

由表1我們發現，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存在一定的性別偏好，女性的男孩偏好系數比男性的男孩偏好系數要高出2.41%，而無性別偏好系數中，男性占40.62%，女性為25.81%，說明在計劃生育政策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傳統重男輕女的生育觀念在人們心中仍然存在，而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性別偏好也有所弱化，這體現在無所謂性別偏好的選擇上，這也體現了人們婚育觀念、婚姻行為和生育行為的的改變，對促進男女平等具有重要意義。

2.關于年齡與性別偏好的關系。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把年齡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20～30歲；30～40歲；40～50歲；50歲以上，我們假設，由于每個年齡段所處的社會歷史階段不同，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當時的生育觀念，自身形成的理念也不同，那么性別偏好系數在最低年齡階段20～30歲中應該是偏低的，而在40～50歲及50歲以上這一年齡層的性別偏好系數應該是較高的，經研究結果表明，我們的假設是基本與實際相符合的（見表2）。

表2

從表2我們可以發現，年齡越高，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越深，性別偏好系數越高，男孩偏好程度越大，反之，性別偏好系數越低，男孩偏好程度越低，還出現了女孩偏好，這說明當地農村居民的生育觀念與傳統生育觀念相比變化很大，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越小的人群，性別偏好系數越低。

3.關于教育水平與性別偏好的關系。我們假設，教育水平越高，性別偏好程度越低，教育水平越低，性別偏好程度越高，研究結果發現，我們的假設是符合當地實際的，受教育的水平越低，性別偏好系數越高，小學及以下教育水平的村民，男孩偏好系數偏高達65.2%，而高中以上教育水平的村民，男孩偏好系數僅占12.5%，這證明了，人們受教育水平越高，受傳統生育文化影響越低，性別偏好程度就越低（見表3）。

表3

（二）生育目的的性別偏好

1.由于農村居民的生育目的具有多樣性的特點，為此在設計問卷時，我們提供了不同的選擇，比如，傳宗接代、養兒防老、體力勞動、繼承財產、其他，根據居民的選擇，我們得出了以下結果（見表4）。

表4

從表4中我們可以看出，村民的生育目的首先是養兒防老，占98.4%；其次是傳宗接代，占74.6%，再次是繼承財產，占33.3.%，最后是體力勞動和其他，各占4.8%和1.1%，這說明農村居民的生育觀念仍然受傳統生育觀念的影響，“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觀念在農村居民心目中仍根深蒂固。

2.由于農村居民的養老方式仍然是以家庭養老為主要方式，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承擔相同的養老方式，以男性為主的父系宗法制度導致了在為父母提供老年支持過程中的性別差異[3]，并由此也導致了中國生育觀念中的性別偏好。我們假設，國家政府為老年人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農村居民會降低生育數量，相應的性別偏好就會弱化一些，但研究結果表明，即使國家政府為老年人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農村居民依然存在性別偏好的傾向（見表5）。

表5

從表5中我們可以看到，選擇要生男孩的占44.44%，要生女孩的僅占3.17%，沒想過的占52.39%，說明只有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家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社會養老保障，才能促進人們婚育觀念的革新和弱化農村居民生育觀念中的性別偏好。

（三）生育性別的性別偏好

關于子女結構與性別偏好的關系，我們假設：農村居民希望的子女結構組合是男孩偏好和兒女雙全，大部分人希望的是兒女雙全，研究結果表明，我們的假設是基本符合的（見表6）。

從表6我們可以看到，當地農村居民希望的子女結構中，一男一女占34.9%，其次，至少應該有一個男孩占30.16%；再次，一個男孩或一個女孩的比例為25.4%。研究數據說明，當前農村居民希望的子女結構是一男一女（兒女雙全）占1/3多一點，盡管兩個孩子是廣大農村居民普遍的生育數量，但農民對孩子的性別還是有要求的，就是在生育意愿的前提下，必須有一個男孩，即是在男孩偏好實現的前提下兒女雙全[4]。

四、結論與思考

通過以上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性別偏好存在于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教育水平的農村居民當中，以往的研究發現男性的性別偏好系數高于女性的性別偏好系數，而在當地，女性的性別偏好系數卻高于男性的性別偏好系數，這與當地的社會習俗、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是分不開的，而在不同年齡階段，年齡層次越低，性別偏好系數越低，男孩偏好程度越低，而年齡層次越高，性別偏好系數也隨之偏高，男孩偏好程度也越高，說明人們受傳統生育觀念、生育文化影響越小，性別偏好越低；不同教育水平的農村居民，教育水平越高，性別偏好程度就越低，反之，教育水平越低，性別偏好程度越高，說明，只有提高中國農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才能改變傳統的生育觀念、生育文化，才能使性別偏好弱化，才能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

2.廣大農村居民的生育目的普遍是“傳宗接代”、“養兒防老”，而以男性為主的父系宗族制和從父（夫）居形式，導致了中國生育觀念的性別偏好。這說明傳統的生育觀念在人們心中仍根深蒂固，要消除這種性別偏好特別是男孩偏好，中國只有通過不斷完善和健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為農村居民提供可靠的養老保障，才能淡化人們特別是農村居民心中的男孩偏好。

3.中國社會倡導“生男生女都一樣”、“少生優育”。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下，重男輕女的生育觀念仍然存在。研究發現當地的農村居民希望的子女結構組合是一男一女即兒女雙全，這表明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性別偏好有所弱化，但是這種實現兒女雙全的前提是，在生育意愿下，必須有一個男孩即在男孩偏好實現的前提下兒女雙全，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下，人們要達到希望的子女數，在生育意愿的前提下，實現自己對孩子性別的追求，同時也帶來了性別選擇、溺棄女嬰等行為。

4.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發現，廣西博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3～156.5，正常值為103～107之間，導致這一數值偏高的內在原因是“性別偏好”，特別是“男孩偏好”，男孩偏好是對勞動力和養老的需求，也是傳宗接代的要求，是男性中心文化的深刻表現。它帶來的不是未來男性的婚姻問題，而是對女性生存權、發展權的踐踏與剝奪，會嚴重影響人口與社會的協調發展[5]。同時，由性別偏好導致的性別失衡，會造成經濟安全問題和社會安全問題

5.從目前中國農村社會出現的性別偏好現象，特別是帶有強烈“男孩偏好”色彩的生育性別選擇行為的“相對強化”，表面上是國家的生育政策導向與群眾生育意愿和生育需要的距離所致，實質上是一種制度和文化的沖突。這種沖突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發展和人口調控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它開始觸動中國人生育“情結”中最難觸動的部分。這同時就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生育轉變甚至人口轉變也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去應對由此產生的挑戰和變化[1]。

總之，為了弱化人們的性別偏好傾向，改變這種傳統的生育意愿、生育行為，除了中國政策上的引導之外，我們應該樹立以“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無性別偏好”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生育理念。只有這樣才能改變人們傳統的生育觀念、生育行為，才能提高人們的生育文化水平，對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劉爽.中國的出生性別比與性別偏好現象、原因及結果[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18.

[2] 風笑天，張青松.二十年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變遷研究[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9）：21-31.

[3] Yang.The Distributive Norm of Monetary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A look at a Township in China[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58）：404-415.

第8篇：計劃生育的變遷范文

（大連理工大學，遼寧 大連 116024）

[摘要]隨著社會的發展，醫療條件的改善，人口老齡化這個詞對于現代人并不陌生，老年人的增多給經濟發展帶來多種多樣的問題，因此人口老齡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所以為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本文以公共政策的視角來審視人口老齡化問題，以便構建一個清晰地框架，促使人口老齡化在多角度多層次推動社會發展。

[

關鍵詞 ]公共政策；中國；人口老齡化

隨著人口的變遷，我國人口老齡化一直在飛速進展，一如當年的“嬰兒潮”，在政府下令計劃生育之后得以解決。隨后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階段與逐漸顯現。現今社會我國的家庭結構都處于，四個老人，兩個青年人加上一個孩子，這種狀態還在持續發展。中國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對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是我國仍處于發展中國家，各方面條件和發達國家相比都顯得有些不足，因此，我國應該在自身的角度展開探索，在公共政策視角下對于人口老齡化采取一定措施。

1 我國目前人口老齡化現狀

（1）縱觀全球，我國是人口第一大國，可是我國老年人口卻在不斷的增加，據統計2013年我國老年人口比例將超過29%，人口的老齡化主要是由于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還有計劃生育政策對于我國家庭基本結構的改變。通常我國把60到70歲之間的老人稱為低齡的老年人口，而70到80歲的則稱為中齡的老年人口，80歲以上則是高領的老年人口。從年齡段的分布來看，部分低齡老年人口還存在一定的勞動力，但是中齡和高領老年人口相對來說勞動力的比例就非常低。隨著國家的不斷發展，我國人口老齡化情況也越來越嚴重。

（2）隨著衛生條件、醫療技術的改善，社會發展越來越快，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種種原因導致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這也就出現了人口老齡化。此外，在我國人口總數直線上升的時期，政府提出了計劃生育政策，這就導致我國新生兒逐漸減少，但是老人數量卻一直在增加。隨之也就出現了人口老齡化問題出現。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未來很長的時間里，我國人口老齡化狀態會越來越嚴重，這也會隨之變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并且會阻礙我國經濟、文化、企業的發展，因此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亟待解決[1]。

（3） 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還沒有富裕，人就先衰老了，這也就導致很大一部分老人在喪失勞動力的時候，存款不足夠給自己養老，這個結果增加了一部分兒女的壓力，在工作和做家務的同時，要贍養老人，加上老人孫輩的孩子，夾在中間的年輕人就要負擔起撫養三代人的任務。另一部分兒女沒有時間或是不想贍養老人，老人被送去養老院，這也在某方面增加了兒女的經濟壓力，并且導致老人心理上情況不樂觀，這樣看來人口老齡化會也導致我國社會壓力變大。

2 我國人口老齡化形成的原因

（1） 人口老齡化產生的原因其是有很多，首先我國的計劃生育改變了以前大家庭的狀況，計劃生育以前很少出現獨生子女家庭，最少都是兩三個孩子，包括那時候的經濟水平和醫療技術都不如現在的先進，所以那時的社會家庭情況，明顯就是孩子很多，而有很大部分家庭為了養活孩子，父輩母輩辛苦一輩子，還沒等到退休的年紀，身體已經垮了，但是由于醫療技術有限，所以那時候人口老齡化問題并沒有出現，總是有一批新鮮的血液不斷涌現。但是隨著改革開放之后計劃生育的盛行，每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父母相對壓力變小，因此老齡化問題也就隨之加重[2]。

（2）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我國各個方面和以前相比都有很大的進步，在人口老齡化問題上就可以看出我國醫療水平一直出于逐步發展階段，因為在前些年很多疾病無法治療的時候，很多老年人因為經濟和科技原因不得不放棄對病癥的治療，但是現在社會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幾乎沒有什么疾病是無法控制的，因此我國人口平均存活年限也在上漲。

（3） 我國對于老年人的管理和養老條件越來越好，大部分老人都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并且隨著人們的認識和知識面的增多，人們越來越注重身體健康，很多老人會每年定期檢查身體，發現疾病馬上治療，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人口與老齡化增長速度[3]。

3 公共政策視角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自然現象，這一現象持續發展的化就會成為社會發展的一個問題，因此需要作出及時的反應和應對措施，來改變人口老齡化現象。

（1） 從計劃生育實施以來，人們都普遍認為只要我國人口出現問題，就要從調整人口政策入手，這是不正確的方法，因為“嬰兒潮”和“老人潮”是不一樣的，所以解決的方法和手段也不能完全相同。老齡化還有一方面是人類壽命等自然原因，因此僅僅依靠政府出臺的政策是無法解決的。

（2） 人口老齡化不能僅僅依靠政策去改變，應該調整人口基本結構，合理安排制度，并且調整老齡化人口和制度之間的工作。其是人口老齡化問題在另一方面也是社會中經濟、文化、政策的問題，因此要著手協調各個方面。

（3） 造成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在另一方面看是因為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無法給社會創造價值，有些甚至無法自己生活，因此社會壓力大，負擔重。所以想要解決這一問題，也不能僅僅在老年人身上下手，因為當今社會一部分老年人身體狀況不佳，也是因為年輕時候沒有注意保養，所以從年輕人著手，讓這一代人重視健康問題，這樣到了晚年，才有好的身體為社會做貢獻[4]。

（4） 隨著及劃生育的展開，我國傳統的幾世同堂家庭結構已經不復存在，現在大多數都是一個孩子和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有些家庭甚至還有更上一輩的老年人。也是社會風氣的改變，導致現在結婚的子女都不會和父母同住，父母無人贍養的比例大大增加，而且由于計劃生育每個家庭都沒有那么多孩子，空巢老人的數量越來越多，這樣就需要更多的養老院和老年護理站。但是對于沒有經濟實力的老人，都是選擇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居住，長期下去，隨著年齡的增長，這都是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的主要原因。

（5） 調整人口老齡化這一結構，也可以適當的推出適合老年人的就業方向，是老年人為社會發展做出相應的貢獻，并且減輕年輕人和社會的壓力，是老年人看到自身的發展前景和價值，并且老年人在社會經驗和人生閱歷上有著年輕人無法超越的優勢，公共政策應該在一定條件下引導老年人進入適合其工作的崗位，同時避免與年輕人展開競爭，并且鼓勵推遲部分身體狀況較好的老年人的退休時間，發揮出其最大的優勢，這樣一來不僅創造出老年人在社會上的價值，更減輕了社會負擔和壓力，改善了人口老齡化問題[5]。

4 結 語

綜上所述，我國是目前世界人口大國，自從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實施，中國的家庭結構都在發生改變，所以人口老齡化問題無法避免，其是人口老齡化問題自身并不會給社會帶來特別大的影響。但是若沒有很好的控制這一問題，也會給社會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因此國家和社會要重視人口老齡化問題，財務相應政策，為社會發展帶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王愛華.新時期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困境與出路——基于城鎮化視角的再審視[J].經濟問題探索，2012（12）：91-96.

[2]杜本峰，戚晶晶.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回顧與展望——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論視角分析[J].西北人口，2011（03）：1-10.

[3]蔣詩泉.基于灰色理論的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以安徽省為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3）：133-139+156.

第9篇：計劃生育的變遷范文

【關鍵詞】新疆 產業結構 人口老齡化

新疆是西部重要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在全國屬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省區。近幾年來在黨與國家的關懷下，經濟增長呈現突飛猛進的態勢，同時人口老齡化問題也不容忽視。在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不高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將會加劇問題的嚴重性。隨著新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消費發生變化、應高度重視、抓住時機，靈活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經濟發展、完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

一、人口老齡化及產業結構的相關涵義

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總體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過程，是總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不斷上升的一種發展趨勢。國際上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是否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產業是指國民經濟中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在產品和勞務的生產和經營上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企業或單位及其活動的集合。我國采用的是2003年5月由國家統計局制定的《三次產業劃分規定》，具體為：第一產業包括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包括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第三產業包括除第一、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具體包括：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國際組織等。

總之，現代經濟在增長過程中，三次產業的結構變動總是同各國的工業化或工業的現代化過程相互聯系。

二、新疆人口老齡化現狀

新疆遠離全國經濟中心，經濟發展水平與全國相比差距較大，同時新疆多民族雜居，經濟、社會、民族和人口本身發展的特點不同，這些因素導致了新疆地區老齡化趨勢具有較大特殊性。

新疆人口老齡化總體水平較低，但增長速度較快。2008年中國社科院人口調查報告顯示，我國當前人口老齡化程度以新疆最低。這份全國人口調查表明，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為8.51%，而新疆只有5.43%。與全國人口老齡化的相比處于較低水平。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顯示，新疆全區常住人口為21813334人，其中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為1350269人，占6.19%，同比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1.52個百分點；比第四次人口普查上升了1.66個百分點。新疆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也逐漸體現出來，并呈現增長趨勢。

農村老齡化高于城鎮。新疆地區60%以上的老年人口生活在農牧區，加上多數青壯勞動力流向城鎮，使得其農村人口老齡化逐漸快于城鎮。

少數民族老齡化人口數量高于漢族。新疆是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區，少數民族人口近60%，少數民族人口基數大，老齡人口數量也相對多。

老年人口健康狀況不樂觀。由于城鄉衛生條件限制，老年人口健康狀況差異顯著。尤其少數民族老齡人口多聚集在南疆、北疆經濟不發達地區，文化水平低，加上醫療條件相對落后，健康狀況更不樂觀。

但是，新疆作為少數民族地區，計劃生育開展的時間晚于全國其他多數地區。漢族人口是在7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實行計劃生育，而少數民族計劃生育直到1988年才開始進行，并且新疆少數民族計劃生育政策實行的是比漢族多一胎的政策。這樣的計劃生育政策，客觀上使新疆人口老齡化的步伐相對于內地大多數省區要慢得多，使得新疆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與內地相比相應地小些，這對于新疆應付未來老齡化的挑戰是有利的。

三、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以及調整對策

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重，對產業結構的制約主要表現為：勞動者隊伍整體的體力和精力的衰退，往往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接受新知識、新技能的能力差，不能很好的適應工作變遷等，這些最終會影響到產業結構高級化；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加，將加重社會負擔、減少社會積累，同樣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甚至會對經濟發展帶來深遠影響。

老年人口的增加，將導致社會對老年保障服務的需求強烈，會使社會的消費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社會消費的很大一部分，將用于老年人的醫療保健以及娛樂消費中，這將給生產領域提供一個比較廣闊的市場和產業前景。目前新疆老齡化程度較低是比較有利的。新疆總人口距離進入老齡化社會還有一個較長的緩沖時期。在這段期間，可充分借鑒我國在解決老齡問題上的成功經驗，把人口老齡化給新疆社會經濟各方面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限度。在客觀上要求老年市場需求增長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形成強有力的針對老年人群的服務產業，第三產業是老年消費最集中的產業，從消費角度看，老齡化對第三產業將產生超強需求。其中：

第一，金融保險、醫療衛生服務、心理咨詢等產業必須加強；

第二，文化性、娛樂性消費行業要盡快發展、為老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豐富多彩的文化、體育、娛樂活動場所，而不僅僅是建立一些行政性的老干部活動中心；

第三，擴大老年照料、護理業等勞務消費的比重，加強社會服務行業使老年家庭的家務勞動社會化。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新疆統計年鑒2008[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