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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業的發展與變遷范文

關鍵詞：遼河；水運； 營口；爐銀

營口是東北地區最早的通商口岸，它依靠遼河水運，發展港口貿易，商品經濟日益繁榮，為適應營口商業的發展便產生了便于流通和結算的營口爐銀。

一、遼河水運與營口商業的繁榮

遼河是東北南部最大的河流，遼河水運在東北地區的交通運輸中占據重要地位，促進了遼河兩岸港口城市的繁榮，為東北地區的商業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

遼河水運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三國時期，據《三國志》記載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馬懿征討公孫淵時“會霖雨三十余日,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這里所說的“遼水”就是遼河。在清代遼河水運日漸興旺，據《奉天通志》記載，當時遼河水運主要在“營口至鄭家屯間之一千四百二十八里”，遼河堪稱“東北巨大之水利也”。

在清代隨著海岸線不斷南移，營口最終成為了遼河的入海口，是海河的交匯點“舳艫云集，日以千計”的大碼頭。在近代，營口商業繁榮的新起點是1861年營口代替牛莊開埠以后。第二次后，依照《》規定，增開牛莊為商埠，但實際開放的卻是營口。營口代替牛莊開埠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遼河河道變遷，牛莊已經不靠遼河，運輸不便，而營口則距離海口較近，水深河闊，是適宜開埠之地。當時英國領事考察牛莊之后，提議將商埠開在牛莊下屬的沒溝營（營口）。于是，營口在1861年4月3日正式開港。

營口開埠以后商業更加繁榮，英商經營的太古碼頭“每月進出港的貨船平均在13艘以上，運貨量約1.2萬噸左右”。 營口開埠以后，其主要的輸出貨物是大豆及其制品。另外營口還是著名的中藥材集散地，當時東三省出產的中藥材都經營口運銷各地，其中人參鹿茸等藥材“平均年輸出量1746萬斤，僅人參一項為41.45萬斤，價值關平銀85萬兩。” 營口的進出口貨物吞吐量如此巨大，這都和遼河水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營口的水運暢通促進了其商業的繁榮，營口一度成為東北的貿易中心。

二、營口商業的繁榮與爐銀的發展

營口本地憑借水運優勢吸引了包括關內、關外的大量資本，這就使營口的商業愈加繁榮。營口商業的繁榮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營口的貨幣并不統一，在實際交易中折算困難，于是成色為九九二（純度99.2%）的“營平現寶”應運而生。

營口爐銀的發展依托于營口商業的繁榮，而營口的商業發達也正是由于它是東三省“水陸交通之沖”“奉天沿海之門戶”。在1861年營口開埠之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營口是東三省唯一的通商口岸，當時遼河的航運狀況較好，“行業盛時舢艫往來上下游帆櫓銜接數百里”，遼河水運貫穿奉省腹部，遼河所經之地更是獨占交通優勢，營口就是憑借著這樣的水陸優勢吸引了大量外地商號，當時東南沿海閩、粵、浙、魯都有攜帶資本來營口貿易的，山西的票號也紛紛前來營口投資，“營口有十余家銀爐業均是晉資”。遼河水運對于營口爐銀乃至營口商業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三、遼河水運與營口爐銀的衰落

“過爐銀”代替“爐銀”成為主要的支付手段以后，取得了“有獨立價值之貨幣”的地位，“過爐銀”的發展也達到了頂峰。

從1851年第一家熔鑄“爐銀”的永成德銀號開業，到1933年營口“爐銀”正式退出歷史舞臺，這幾十年的時間里，營口的“爐銀”在東北的商貿往來和貨幣流通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營口爐銀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遼河淤淺航行不暢，使營口商業日漸衰落，爐銀缺少了賴以生存的基礎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營口是一個港口城市，它的商業發展全賴其交通優勢，而從19世紀末開始，遼河“上流之土砂順流而下淤塞河底成為淺灘” 航行逐漸困難，使營口的港口優勢逐漸衰退，營口商業隨之萎縮，也直接影響了營口爐銀業的發展。遼河淤塞，運載能力大為下降，在日俄戰爭以前遼河“有船四萬艘”，而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遼河僅“有船兩萬艘”，船只減少近一半之多，另外遼河的航期也大為縮短，遼河的淤塞影響了營口的商業，營口商會認為“遼河淤淺實為商務衰耗之主因” “欲保營口華洋商務與旺固賴遼河運道通暢” 并建議修浚遼河，但遼河河道幾經疏浚也未見明顯起色，營口商業也是一蹶不振。

營口爐銀的產生和發展依賴于營口商業的繁榮，而營口的商業依托于其地處遼河入海口的地理位置優勢，遼河水運的發達是營口爐銀產生的基礎，遼河水運的衰落也導致了營口爐銀的衰落。營口爐銀從產生到衰亡的幾十年里在東北金融史里占據著重要地位，遼河水運在營口爐銀的發展中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二者緊密相聯，相互影響。

參考文獻：

[1]《三國志》卷八《公孫度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2:254.

[2]于阜民.營口通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46.

第2篇：商業的發展與變遷范文

我國的商業企業集團通常為，以知名的大型零售商業企業為龍頭、以百貨零售為主業的單元核心型企業集團。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現代商業經營技術的進步以及商業經營環境的變遷，我國商業企業集團在從事百貨零售經營的過程中，組建配送中心及大型物流中心，開拓小批發業和配送業；商業企業集團的經營組織結構由原有的單店經營形式向連鎖經營形式逐步地轉化和演變，其經營業態從單一向多元不斷地進行著創新的嘗試。在商業企業集團追求保持競爭優勢、挖掘發展潛力的努力中，其成本控制戰略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商業企業集團戰略態勢分析

進入90年代以來，我國的零售商業呈現出空前繁榮與活躍的局面，社會投資大量涌入，外商外資也相繼進入，商業設施四處興建、改建，社會商品零售額連年大幅度增長。但是經過幾年強勁的超常規高速發展之后，我國的商業轉入了競爭激烈、效益滑坡、經營慘淡的狀態。1997年下半年我國的買方市場形成，物價持續走低，消費者需求變化迅速，商業競爭日趨激烈，商家打折、降價，用盡營銷策略，使盡渾身解數，終于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難賣”、“賣難”的困境。銷售難于實現，利潤自然下降。據國內貿易局商業信息中心對全國200家大型商場的調查顯示，1998年1月—10月份，29.3％的商場虧損，66％的商場利潤比上一年同期下降。國外一些大的商業機構對國內零售商業的沖擊也是商業企業集團經營環境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由于國外的大型商業零售企業掌握著最先進的商業經營管理技術，充分利用著最新的通訊信息技術，同時又經歷了長期的競爭經濟洗禮，積累了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因此象沃爾瑪、家樂福這樣的外國大零售商的進入，確實對我國的商業企業構成嚴重的威脅。宏觀商業經濟環境的變遷固然對零售商業提出了挑戰，一些城市大型零售商業過于集中、過于趨同、商店過剩、競爭過度，也是商業企業集團外部經營環境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不利因素。北京曾經有個在全市建一百家大商場的規劃，然而一百家店還未建齊，已經建成的一些店就開始紛紛倒閉，其他的一些城市大型零售商店過于密集、數量過多的情況也很普遍，以致于我國某些城市的人均百貨商場面積竟然高達發達國家的十倍。商業企業集團經營環境中的外部威脅（Threats）是明顯而嚴峻的。

商業企業內部經營管理上的劣勢（Weaknesses）也不容忽視。一些商業企業集團經營戰略不確定，盲目地涉足于與商業經營無關、自己并不熟悉的其它領域；一些商業企業集團不進行深入的市場調查、不做長遠的發展規劃、不認真地進行新的營銷策略的探索和新的經營方式的嘗試，似乎“老字號”的商譽可以永享不盡；一些商業企業集團沒有自己獨特的企業文化和經營特色，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地邯鄲學步，只有模仿沒有創新；而商業集團普遍存在的問題則是管理效率低、成本費用高、經濟效益差。

采用戰略態勢的SWOT分析方法，我們分析了影響商業企業集團競爭地位的外部經營環境的不利因素，即外部的威脅（Threats），但是從辯證的角度看同樣也存在著外部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ies）。零售業的開放，國外商業機構的介入，對我國的本土商業確實產生了一些沖擊，但也為我國商業與國際接軌，參與國際競爭，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商業經營管理思想和技術，進一步促進我國零售商業向正規化、連鎖化、顧客導向化以及商業自動化的方向發展提供了舞臺和背景，創造了環境和機會。按照現代商業的競爭規律，分析我國商業企業內部存在的優勢（Strengths）和劣勢（Weaknesses）及其二者之間的相對測度，可以認為在開放的零售商業的市場中，商家經營的好與差、商場的開張與關張是極其自然、極其正常的事情。1998年初商場“開業大擠”，“1998年是大型商場的倒閉年”不幸被言中，而1999年初一批大型商場又卷土重來。雖然商業競爭加劇，但有的商家卻并不怕與別人擠市場；雖然都在搞連鎖、搞超市，但卻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雖然零售商業對外開放，“狼來了”，但有的商家卻能夠與狼共舞；雖然大型商場過量而又集中，但“錯位經營”卻使商業的良性競爭初露端倪。對于商業企業集團來說，關鍵的問題是確立科學的企業戰略觀，在戰略態勢分析的基礎之上，準確地掌握企業經營環境中的S、W、O、T，合理地設計和構建企業戰略管理模式，有效地進行企業的戰略管理，適當地確定經營定域、優化資源配置、突出競爭優勢、發揮協同作用，才能在新的經營環境中，在激烈的商戰中立于不敗之地。企業戰略管理框架可簡略地圖示如下：

戰略態勢分析是商業企業集團進行戰略構思與設計、戰略的選擇與評價、戰略的實施與控制的基礎和手段。前述的戰略態勢分析中所識別的因素：買方市場的形成，國外大零售商的進入，行業的成熟與集中，消費需求的變化，價格競爭的加劇等不利因素；以及國際競爭舞臺的初步形成，國外先進的商業經營管理技術的引入，商業經營的連鎖化、信息化、自動化趨勢與前景，商家良性競爭策略的選擇、自發、自覺的良性競爭行為的出現等有利因素，共同構成了商業企業集團的外部戰略態勢。由上圖可知，認識和把握這種態勢將有助企業的主要戰略問題的識別，有助于企業戰略的制定、評價與選擇，有助于企業戰略的實施與控制，有助于企業的戰略資源的利用與配置。

二、商業企業集團成本控制戰略重點的確定

商業企業集團的總體戰略應力求使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產生較高的附加值，使企業的價值活動產生盡可能多的溢價，從而保持和提高企業集團的經濟效益，實現企業集團價值的最大化。根據企業的戰略態勢分析，商業的行業結構的特征，包括現有企業間的競爭狀態、新加入的外商企業的競爭威脅、供應商和消費者的議價能力等決定了商業的盈利潛力，以及商業企業集團的低成本戰略或差別戰略的必然選擇。商業企業集團的經營戰略可采用差別戰略，而其財務戰略則必須采用低成本戰略。零售商業的差別戰略要求企業以與眾不同的方式提供顧客滿意的商品和高質量的服務；而低成本戰略則要求以較低的成本提供與其競爭對手相同的商品和服務。較典型的例子，國外Nordstrom公司采用差異戰略，強調為顧客提供超高質量的服務，而Filene公司地下商店作為打折零售店則純粹憑低成本競爭，國內的燕莎搞高檔精品商店實行差別戰略，而1998年12月開張的國內第一家主題折扣店則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吸引消費者，以有保證的質量取信于消費者。傳統的企業戰略觀認為低成本戰略與差異化戰略二者是相互排斥的，但近年來企業戰略傾向于二者的有機結合，并特別強調成本領先戰略對于差別戰略的支持作用。商業經營技術的進步和經營業務的革新，使得低成本追求與差異化追求的目標有可能趨于一致，使低成本領先戰略與差別化經營戰略有可能形成最佳的戰略組合。國外的大零售商沃爾瑪就是依靠先進的信息技術和先進的經營管理技術，成功地取得了高質量的商品、優良的服務與低價格的有機結合。基于前述的商業企業集團的外部戰略態勢，差別經營戰略的實施，差別商品和服務的提供，其成本也應當低于消費者愿意支付的價格，其價格也應當表現出足夠的競爭優勢，即以追求經營差異為目標的商業企業戰略也必須密切地關注和嚴格地控制成本，只有在企業可承受的成本的基礎之上，在低成本的企業的價值活動中才能充分發揮差異戰略的優勢。

第3篇：商業的發展與變遷范文

論文摘要:關于商業勞動性質及價值功能的界定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本文回顧建國以來我國理論界對商業勞動性質的認識過程，對商業勞動的核心內容和價值功能進行闡述，分析現代商業勞動的特點及正確認識商業勞動性質的意義。

一、對商業勞動性質認識的階段劃分

建國以來，我國理論界對商業勞動的認識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建國后至改革開放時期。在這一階段，人們對商業勞動的認識秉承了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是社會經濟生活中最基本的環節。其中，生產是技術層面的環節，生產的過程是價值創造的過程，從事商品交換的商業則屬于流通領域的問題，交換的過程是價值實現的過程。而社會財富的增加依賴于兩個因素:首先是生產能力，它取決于社會技術水平;其次是商業周期，即將資金投人生產到資金回籠所經過的時間，取決于商品流通的速度。根據這個觀點，商業僅僅是價值的實現者，其發展關系到社會財富價值實現的速度，但不能成為創造價值的主體。在這種認識指導下，我國商業基本局限在已生產的工業品的被動銷售層面，銷售的種類、數量都取決于工業生產，商業沒有經營選擇的權利和可能，商業戰線的職工從社會地位到人均收人水平都受到政策的制約。

第二階段，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商品生產被逐步認同和鼓勵，人們對商業的社會功能有了重新認識和定位，理論上開展了一系列關于商業勞動性質的討論。基本結論是商業勞動劃分為兩部分，其中倉儲、運輸、包裝等具有生產性質的勞動創造價值，純粹的商業服務勞動不創造價值。在這一階段，我國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上升，商品生產逐步為人們所認同，商業有了自主選擇經營商品的權利和客觀條件，人們對商業勞動開始有所尊重。

第三階段，上世紀90年代至現在，隨著商業、服務業的發展，商業勞動不再僅局限在單純的工業產品的銷售環節上，還出現了具有獨立特性的服務產品，國外的相關理論也開始將有形產品和無形服務等同來看。我國理論界出現了一些對商業勞動的生產性質的探討，認為商業勞動屬于創造價值的生產范疇。在這個階段，我國商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商業、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并為整個社會所認同。

二、商業的社會功能分析

不同階段商業的社會功能不同、社會地位不同、所獲得的回報不同、理論上所認同的價值功能也不同。正是商業本身的發展，促發了其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特別是對工業生產作用的延伸，使商業的社會功能和作用不斷發生變化。

1.商業本身的社會功能。商業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業從誕生之日起，就專門從事商

品交換，是媒介社會生產和消費的橋梁和紐帶。社會分工越細，商業的社會功能越強，社會地位越高，在社會財富價值實現中的重要性越大。由于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和領域的拓展，作為獨立的商業部門獲得了長足發展。這給商業獨立的商品供給模式提供了條件，也促發了其自有產品的產生。商業勞動性質能被人類社會逐步認同就在于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逐步加強。

2.商業與國民經濟其它部門之間的關系。商業作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部門，既創造著自身的價值，同時也實現著其他部門所創造的價值，它們之間的關系在商業對自身勞動的認識、其他部門對商業勞動的認識及整個社會范圍內對商業勞動性質的認識過程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商業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表現為國民經濟其它部門對商業的依賴程度，另一方面表現為商業對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依賴程度，兩者之間密切的關系決定了商業勞動的基本性質。

3.商業本身的產出形式。商業作為獨立的經濟部門，在實現其它生產部門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創造著自身的價值，其產出的形式、與生產領域產出之間的關系決定了商業自身的社會地位。商業是單純為其生產部門的價值實現服務，還是自身存在獨立的產出，這是商業勞動性質的決定因素。近年來由于商業本身的自有品牌和自有產品形式的增加突現了商業勞動的重要作用，才使理論界逐漸認識到商業勞動的生產性和價值創造性。

三、商業勞動是價值的創造者、傳遞者和實現者

回顧經濟學史對商業勞動價值的觀點，考察現代商業勞動的基本特征，本文認為，商業勞動是價值的創造者，也是價值的傳遞者和實現者。

1.商業內部存在著一定量的生產性勞動，運輸、存儲和包裝等是商品進人流通領域之后由商業工人完成、為商品交易所必須的生產性價值創造工作。這部分勞動價值是最早被理論界承認的。

2.通過商業內部的服務性勞動創造服務價值。商業屬于服務領域范疇，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服務的需求數量越來越大，內容越來越寬泛，促進了單純的服務產品的產生和服務價值的逐漸被認同。這部分勞動價值在商業服務業所創造的產值成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之后，逐步為人們特別是理論界認同。

3.通過商業內部的觀念性勞動創造人文觀念價值。商業企業作為溝通生產和消費的橋梁和紐帶，最了解消費者的需要，最了解生產者的情況，對社會經濟發展態勢的準確把握，對人們生活基本狀況的了解，使商業從業人員最能理解社會，通過對社會、社會生產及社會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的總體把握，產生最有代表性的人文觀念。這種商業內部經營過程中產生的觀念一旦生成，就會通過商業勞動轉移到其所服務的消費者那里，并通過他們的行為在全社會范圍內產生深遠影響。

4.商業勞動實現了生產領域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價值。生產領域從事物質財富的生產，人們所消費的衣食住行都需要生產領域提供，但物質財富不能自己走到消費者手上，生產領域所投人的資本不會自行完成回收，需要社會商業資本的介人，通過社會商業活動完成商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所有權的轉移，使廠商回收投人的資本，賺取利潤，為社會再生產做準備。在這個過程中，商業起到了協助生產領域創造的物質財富的價值實現的作用，且只有生產領域創造的物質財富獲得了報償，賺取了利潤，商業本身才能夠維持發展。

5.傳遞生產領域所創造的人文觀念價值。生產領域的生產過程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很多物質財富的出現和繁榮就是源于相應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往往存在著豐富的對世界新的認知，其中有價值的知識和觀念隨著科學技術的傳播而得到發揚光大。先進的科學技術當中所蘊含的先進的文化觀念最先為生產領域所接觸，并通過生產領域的勞動轉化為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財富。生產領域的從業人員在與人類先進的文化觀念、科學技術接觸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新的思想和意識，并通過他們所生產的物質產品體現出來。商業在完成這些物質產品的價值實現過程中必然將其所蘊含的人文觀念傳遞給消費者和社會大眾。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商業勞動在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當中起著價值創造、價值傳遞和價值實現的功能。商業既為生產領域的價值實現和傳遞服務，同時也創造著自己的價值，通過自身的勞動，將人類最先進的思想觀念傳播給消費者并繁榮社會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四、現代商業勞動特點及正確認識商業勞動性質的意義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商業勞動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商業勞動性質也因之而發生了轉變。

1.現代商業作業模式發生了巨大變革，促發商業勞動由簡單勞動、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簡單復合轉換為復雜勞動。隨著現代交通工具、電子技術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人類通訊方式、交通方式、溝通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革，商業提供的服務不再局限在面對面的一對一服務，服務商業由傳統的坐商為主逐步向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新型商業模式轉變。網絡化的物流運作、不再受商圈束縛的自由式選擇商品的消費者都給商業的運營提出了挑戰，需要在商品供應、服務方式等方面給出適合新情況新問題的解決方案。

2.現代商業與消費者溝通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現代電子產品、音響設備、文化傳媒給社會商業與消費者的溝通提供了巨大便利，不再需要面對面的講解和宣傳。從形式上看，溝通方式變了，從內容上看，同一種溝通方式下商家之間的競爭、所宣傳的內涵、對消費者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在激烈的競爭中，商業從業人員不得不在服務內涵、品牌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創新，從而使商業活動變得更加具有挑戰性和人文意義。這時，商業勞動中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增加了。

3.現代商業與生產者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通訊、交通工具的發展，為企業間較為緊密的聯盟創立創造了條件。現代商業中，從廠商到零售供應鏈的建立已十分普遍，其間從物流管理到信息支持，從資金往來到人員配給都能相互配合，成為一條鏈子上利益共同體。通過合作取得共贏已成為許多商家的共識。

第4篇：商業的發展與變遷范文

摘 要： 杭州商會通過捐資行善、辦校辦報、組建商團以及投資市政等方式，積極從事公益事業。它與在杭徽商會館相比，杭州商會的公益善舉形成與慈善機構日漸剝離、慈善活動不分畛域等特點，這些特點反映了時代的變化，折射出國家商業政策、商人自我認識的變遷。

中圖分類號： F129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1

一、杭州商會的慈善公益活動

1906年，杭州商務總會成立。民國建立后，易名為杭州總商會。1930年，更名為杭州市商會。杭州商會成立以后雖以“保商振商”為宗旨，但并沒有放棄商人組織濟世利民的傳統，組織各同業公會，開展了一系列的慈善公益活動。

1.捐資行善，惠澤眾生

自清代至1928年，杭州的民間善舉聯合體主要是普濟堂、同善堂、育嬰堂，在光緒年間就已統一經費收支，經費主要來源于官府撥款、商業組織捐助、田租屋租、存款利息等。杭州商會秉承慈善傳統，依靠同業公會，向杭州城內的善舉聯合體進行常規性的捐助。遍閱杭州善堂收支總錄，頻見鹽業捐、米捐、木捐、杭箔捐、紹箔捐、綢捐、當捐的記載。1928年后，杭城的三善堂被政府改造成為浙江省救濟院，商會的常規性捐款告一段落。

除組織同業公會進行常規性捐款外，遇到重大災情或重大事件，商會負責人常以自己的號召力來主持救濟事業，爭取更多的民間捐助，杭州商會會長王竹齋在商會任職期間就擔任過浙江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1945年，杭州市政府成立冬令救濟委員會，其中就邀請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參與其中。 2.辦校辦報，廣開民智

商會興辦的教育事業，主要分為兩類：一為同業子弟的教育，一類是有關的職業教育。1917杭城內有鹽務、木業、絲綢、機業等商會下屬的同業組織附屬學堂10所；1937年有11所；1948年增至35所。同業公會興辦同業學校，便利了同業子弟就學。

262據史料記載，商會的負責人往往也成為此類學校的校長或董事長，如金潤泉和程心錦就分別擔任育慈小學和綢業觀成小學的董事長。

為提高會員的經營管理水平以及雇員的素質，商會也重視興辦職業學校，以培養人才，服務商業的發展。杭州市總商會在1912年曾創辦簿記學校。1935年創辦商業補習學校，學期一年，招收商店店員，開設普通課和專修課，結業學員達500多人。[4]171946年5月至7月開辦補習夜校，金潤泉等11人為校董，開設英文、簿記兩個班。[4]20

為了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和提供經濟發展的各種信息，1921年，在金潤泉和王竹齋的倡導下，商會專撥經費，創辦了發展商業、聯絡商情的《浙江商報》。[4]12抗戰勝利后，該報兼為商會的機關報，代表商會發表公告、通知等，杭城商戶和各業組織都訂閱此報。[4]20商業報紙傳播了商業知識，增強了廣大商民的學識和能力，開啟了民智，有利于商業的進步和發展。

3.組建商團，保商利民

在時局動蕩的年代，商界組建商團自衛。杭州商會在1908年就組建了商團，應對前夕飄搖的政局。商團經費由商人負擔，武器向軍械局領取，護衛上城、中城、下城、江干、湖墅五區。后，商團解散。

1947年，因政局動蕩，商會推定金潤泉、周仰松向當局匯報，請求再次組織商團以保護商人財產，省、市當局鑒于市內警力薄弱，批準組建杭州市義勇警察總隊，協助軍警維持地方治安。同年九月，杭州市義勇警察總隊成立，總隊長由市警察局長兼任，副總隊長由市商會推選擔任，工廠、商店的老板或經理是義勇隊的主要成員，義勇警察隊所需開辦費及經常費，從商會會員會費中抽取三成籌措。

義勇警察隊成立以后，搞過冬防，1948年開始通宵值班巡邏。期間，義勇警察隊和潰軍發生過幾次沖突，維護了地方秩序。[4]21

4.投資市政，便利生活

1927年杭州正式建市，市政建設百廢待舉，商會積極參與杭州自來水廠的籌備和消防隊的建立。1928年杭州市政府成立了自來水籌備委員會，為設計和建設自來水廠籌募自來水建設公債，政府聘請商會負責人王竹齋、金潤泉為籌備委員，1930年王竹齋繼任籌備委員會主席。他上任后解決了自來水廠建設經費的困難。此前，政府批準發行的自來水公債250萬元幾無人認購者，他將自來水廠建設由一次性投資改為分期建設，把首期建設經費壓縮在150萬元以內，同時，運用商會的影響，在公債募集61萬元的基礎上，向各業再募集12萬元，并以公債票面60萬元及自來水籌委會的全部財產向杭州市的各銀行、錢莊抵押貸款46.7萬元，終于使建設資金有了著落。

397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杭州自來水廠在1931年正式供水。

杭州民居多為木結構，火災易發多發。運動期間，杭州就成立了民間的消防組織——義龍會。后，省警察廳建立了消防隊。然而，當時官民救火人員為了事后向火主、災戶募收捐款，相互爭功，在火場毆斗時起，影響極壞。

1927年由市商會出面調停，接管民間的救火公所，成立省會救火聯合會，統一管理民辦救火機構。1928年官巷口大火，焚毀房屋300多間，殃及商店100多家，商會會長王竹齋有鑒于統一組織、清理隊伍的必要，進行改組，成立杭州市各界救火聯合會，由市商會統一領導。至1934年，下設43個消防集，擁有洋龍23輛，抬龍31輛，消防汽車1輛。杭州的消防事業，至此初具規模。[5]519

二、杭州商會善舉與公益的特點

商會與會館同為商人組織，多從事公益事業，善舉可稱，但若將兩者進行比較，就會發現不少區別。與在杭徽商會館的慈善公益事業相比，杭州商會的慈善公益事業呈現出鮮明的特點。

1.杭州商會與慈善機構日漸剝離

杭州商會是杭州地區的商人不分行業和籍貫建立的商人組織，在杭徽商會館則是基于地緣關系結成的商人組織。從兩者與慈善機構的關系來看，區別非常明顯。從名稱和組織結構上分析，杭州商會與慈善機構的關系日漸疏遠，直至剝離，而在杭徽商會館與慈善機構的關系非常緊密。

從名稱上看，杭州塘棲鎮的新安會館曾以慈善機構的堂號命名，也稱新安懷仁堂，并稱“凡諸城鎮無不有會館設焉，實乃恭桑與梓之義”。[6]同治六年分募簿啟從組織機構的組成來看，杭州惟善堂是杭州市新安會館的一部分，會館附屬的慈善機構獨立運作，只提供慈善服務，不提供商業服務，惟善堂堂規，明確規定不準各行商人為圖水路近便在惟善堂內借堆物件、客貨暫住。[7]會館附屬的慈善機構常常借助商人組織籌措資金，通過行業固定性捐助爭取充足活動經費。徽商木業公所規定：“山客捐助旅櫬厝所，向章樹價每百洋一錢五分，由各木行抽除交進惟善堂”。[8]塘棲懷仁堂在同治年間重建后，其經費來自茶捐，出洋茶箱每箱總抽十二文；[6]緣起惟善堂在同治四年重建后，經費主要來源為行業固定性捐助和個人愿捐。行業固定性捐助主要是強制性的堆金，紹所鹽業堆金每引2文，屯溪、婺源茶業堆金每箱6文，江干木業堆金等。[9]

在與慈善機構的關系上，杭州商會與在杭徽商會館大不一樣，它拋開了與慈善機構的緊密關系， 不以類似“善堂”的名號來掩蓋自己的商業目的。從組織構架上看杭州商會也不再附設任何直屬的慈善機構，其組織構架主要分為兩種體系，一是與下轄縣鎮商務會所和商務分所之間金字塔式的聯系；二是與商會從屬團體之間的聯系，這些從屬團體是由市商會發起創辦，或由商會成員兼任領導，或由商會資助經費的團體。

杭州商會與慈善機構的關系較為疏遠，日漸剝離。在1927年以前杭州商會通過組織同業公會對民間善堂進行常規性捐助以濟世利民，然而，1927年以后隨著政局的穩定，國家社會控制力的增強，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條例，使慈善事業發展進入制度化、專業化時代。此后，杭州商會停止了與杭城慈善機構的常規聯系，其慈善活動僅表現為參與非常規的賑災捐款。

2.杭州商會慈善活動不分畛域

從慈善的受益對象來看，杭州商會與在杭徽商會館的慈善活動也有明顯差別。杭州商會從事的慈善活動漸漸突破地緣的局限，澤惠更廣大的人群。而在杭徽商會館的慈善活動畛域分明，本著“以眾幫眾”的精神，徽商會館從事的慈善事業經費主要來源于徽邑仕商的捐助，服務的對象自然也是流寓在外的徽邑同鄉。杭州惟善堂設外厝就近海月橋水口，專停旅櫬，屋僅數楹；內厝停放在杭病故同鄉。因慈善設施規模有限，為更好地服務于徽邑人，杭州惟善堂明確規定不允許外籍人士厝棺，占用義冢。在其規程中明確規定杭州當地居民不能在善堂內存放棺木，本地及他郡棺木概不準入新安厝所，倘蒙混進堂，即責成原經手領出。[7]堂規塘棲懷仁堂堂規也明確規定，在塘棲去世的徽州人，棺木須有保人擔保且持票入堂，如有“外籍冒寄者，惟保人自問議罰，其柩即須押出，以免溷亂”。那些不幸路故的徽州人，會館司事要查明來歷，“果實同鄉病故，準其入棧間成殮……若非本籍以及橫故者，不準入堂”。[6]公議堂規為了禁止當地土著以厝所名目強將本地棺木停放，杭州惟善堂不得不藉助行政力量，吁請政府禁止當地人暫厝棺木于善堂。[7]前刊征信錄序同時，惟善堂為了保證慈善設施使用的特定性，制定完備的規章制度，懲罰徇情容隱的管堂司事。

在杭徽商會館通過下屬的慈善設施為同鄉服務，其受益對象面窄；杭州商會已無下屬慈善機構，主要通過間接捐助慈善組織服務當地百姓。民國時期，杭州商會捐助的杭城三善堂，功能涉及錢江救生、保甲、城防、教育等，其服務對象沒有明確的地域之分，以普濟院為例，規定收養對象是鰥寡孤獨貧病者，收養的范圍廣泛，無論本籍外籍，只要孤貧，均一并收容。

3.杭州商會漸由慈善轉向公益

徽商會館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慈善事業，因為新安地狹人眾，商賈于外者什之七八，很多人童年外出謀生，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歲萎折，殮無資，殯無所，或無以葬，為了解決“死有所寄”、“安妥幽魂”的問題，“徽商會館向設義渡、義棺、義冢”。[10]卷35杭州惟善堂的主要功能就是“存權厝，助還柩，設義冢”；塘棲的新安懷仁堂也下設厝所、義冢等，據新安會館司事監生等稟稱：“伊等均籍隸安徽，在塘棲店鋪生理，因新安客商在外故歿不及回里，難免風霜雨雪之患。是以邀集同人在本縣十六東五莊公置地二畝正，建立懷仁堂會館為旅櫬公所，客故寄柩，以候舁回故土。設有無力歸葬，埋于義冢，立石標記，以圖久遠”。[6]特用總捕分府署德清縣正堂加六級紀錄十二次汪為給示嚴禁事

與徽商會館相比，杭州商會更熱衷于公益事業，因其與慈善機構日漸疏遠并剝離，其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地方公益事業。如杭州商會領導的消防救火會在日常工作中維護商民的財物安全，516在抗戰時期，救火會除注意市區火警外，還在市商會領導下，組織消防隊員成立空襲消防防護團，佩戴臂章，按時巡邏，應對敵機投彈后可能發生的火災和搶劫案件，救護受傷的居民。杭州淪陷后，各級救火組織，插上消防隊旗，隊員穿上消防號衣，保護人民到各區救火會避難。[11]519杭州商會負責人也因為其在地方建設和保全商界權益方面的貢獻而被人們銘記，如杭州商會會長王竹齋兼任過杭州電話局經理、浙江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杭州自來水籌備委員會主席、武林育嬰堂堂董、樹范中學校董等職。1934年，王竹齋病逝，為志紀念，經政府批準，自上華光巷口迤展至清波門一帶新筑馬路，命名為“竹齋街”。

三、杭州商會公益善舉的時代變化

以在杭徽商會館、杭州商會為代表的商人組織，其從事的公益善舉有助于商人形象的改善和社會的穩定，通過對這兩種商人組織慈善公益活動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杭州商會的慈善公益活動呈現了新的時代特點，折射出社會的變遷。

1.國家商業政策由抑商轉向重商

杭州商會不同于在杭徽商會館，其與慈善機構的關系較為疏遠，甚至日漸剝離。為什么杭州商會拋棄“聯鄉誼、辦善舉、祀神靈”的旗號，不再興辦慈善設施呢？這正反映了時代變化。此前在抑商政策下，商人組織是受到政府嚴格限制的。商人要成立會館，必須符合政府維持治安，推行教化的目的。所以商人會館必須打出“聯鄉誼、辦善舉、祀神靈”的旗號，并且確有“辦善舉”的行動，才能獲得政府的認可，否則就要被取締。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4年《簡明商會章程》頒布，明確商會的功能是“保商振商”，杭州商會依法而生，功能和地位依法而定。商會不需要藉助“辦善舉”來爭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不僅如此，清政府還給予商會較高的地位，在農工商部頒布的《商務總、分會與地方官衙門行文章程》中明確規定地方官對商會“無直接管理之權”，只有“提倡保護之責”，并且規定商務總會與司、道及以下各級衙門的公文往來均用平級衙門之間的“移”，僅對督撫大吏的公文用下級對上級的“呈”。

37商會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的核準和保護，旗幟鮮明地以“保商振商”為目的，擔負著對外角逐商戰，挽回利權，對內保商振商，增強國家經濟實力的歷史使命。這正說明杭州商會的宗旨與功能日漸回歸本真，這正折射出國家商業政策由抑商轉向重商的變化。

那么，清政府何以能拋棄傳統的抑商、困商政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數十年來有識之士的呼吁，形成了“商戰”救亡的輿論氛圍，推動了政府商業政策的調整。后，西方的商品和大炮猛烈地轟擊著中國，以鄭觀應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要抵御外侮須借通商致富強，“有國者茍欲攘外，亟須自強；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13]83甲午戰敗后，清政府的許多官員都認為，戰爭失敗是因為國家工商業不發達，積貧積弱無力與列強抗爭。各級官員在奏陳自強之計時，也紛紛呼吁發展工商業。后，帝國主義調整了侵略策略，由政治侵略轉為經濟侵略，時人將列強商品傾銷、資本輸出以及侵占路權和礦權的“滅國新法”稱之為“經濟的帝國主義”。因此，只有通過發展民族經濟才能達到民族救亡的目的。以“商戰”致富強、抗外侮，成為近代中國經濟發展重要的指導思想。有識之士“商戰”救亡的輿論獲得了清政府的認同，從中“官督商辦”企業的出現到甲午戰后私人興廠的勃興推動了政府商業政策的調整。

與此同時，促使清政府商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中的大量軍費開支及戰后的巨額賠款，使清政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方今國用匱絀，既異尋常……羅掘已空，供應何恃？”[14]3728為擺脫財政危機，清政府寄希望于發展工商實業，開辟新財源，“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事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隱患”。[14]3631庚子之役后，清廷財政瀕臨總崩潰的邊緣，國庫一空如洗，鹽稅和常關稅已成為賠款的擔保，要解決財政問題只能唯商是賴，將商業視為立國之本已成為統治集團的共識。

2.商人的自我認識由自卑轉向自重

杭州商會的公益善舉服務于全社會，這種變化反映了商人社會責任感的增強。近代商人認為：“上古之強在牧業，中古之強在農業，至今世強在商業……國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興商為強國之本說》，載《商務報》光緒三十年第8期。，“今日之商家，實支那民族存亡起廢之權者也”。[15]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折射出商人自我認知從過去的自卑走向當時的自重。

在封建時代商人地位低下，他們十分自卑，很多商人在致富后力勸兒孫業儒，甚至說出“毋效賈豎子為也”的話來。[16]卷67汪公暨安人鄭氏合葬墓碑盡管腰纏萬貫，仍然底氣不足。然而到了近代，社會處于“數千年未有之奇局”的劇烈變遷中，親歷“農本”與“商末”的急劇變動，特別是政府對商會的依重，商人們徹底顛覆了原來的自我認識，一掃既有的自慚形穢，對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及作用進行了全新的評估，“我們經商的人，生在這西歷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紀實業競爭的時代，也真尊貴的很了……天下最活潑的精神，最有發達的能力，能夠做人類的總機關，除了商，別的再也沒有這種價值了”。他們自豪地稱當今之世，“論人數以商界是為至眾，論勢力以商界為最優”。[17]經商要言

商人由自卑走向自重，其心理轉變的直接動力是什么？這主要是由于20世紀初清政府的“重商”政策，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由此改變了商人的自我認知。從組織機構上看，1903年8月清政府設立了商部——聯絡官商，制定政策，領導發展國家工商業，指導商人和商會活動。商部的設立保障了商人的利益，發展了地方的實業，改變了人們對商人階層的傳統認識，正如1912年出版的《東方雜志》所云：“吾國人之賤視農工商也久矣，階級之制深入人心。自商部開辦以來，力懲舊習，積極進行……由是國人耳目，嶄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視農工商與農工商之所以自視位置較重。”從法律上看，制定了保護商人和商業的商律。用法律規定了商人的身份和權利，保障了公司的合法地位，為商人的經營活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從具體政策上看，實施獎商恤商的政策，頒布了旨在鼓勵商人和其他社會人士投資工商業的各類章程，并將投資金額與爵賞掛勾，使商人從四民之末的卑賤榮升為“加頭品頂戴”、“賜雙龍金杯”的新寵，獎勵工商業的措施，直接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今乃以子男等爵，獎創辦實業之商，一掃數千年賤商之習，斯誠稀世之創舉”。[18]

清政府推行的系列重商政策和措施，賦予了商人前所未有的各種權利，改變了人們對商人職業的認識，經商成為富強救國之道，地不分南北，官不分級別，紛紛投資于商業，加上科舉制的廢除，廣大知識分子順應時代潮流也躋身于商業，官紳商合流，紳商階層形成，至此商業成為社會熱門的行業。紳商階層整體素質和文化水平較高，名利皆有，經濟實力又強大，他們完全拋棄了商人曾有的自卑感，積極參與各項社會事務，一躍成為地方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府政策的轉變，社會地位的提高，自身實力的增強，商人終于揚眉吐氣了。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大大強化，表現在商會上就是慈善活動突破了會館那種狹隘的地緣界限，并且更加注重公益事業，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全社會的人群。

“窺一斑而見全豹”，杭州商會的慈善公益活動特點，折射出國家商業政策和商人自我認知的變遷。這是時代的變化，也是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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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汪道昆. 太函集[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

第5篇：商業的發展與變遷范文

14世紀末封建制度在英國衰落后，人身依附關系和封建義務發生貨幣折算，農民的土地權利逐漸在貨幣贖買下在事實上從“他主”走向“自主”。14世紀末的英國土地產權制度確認了這一事實，及時通過法律制度改革保障了這種“自主”權利，建立起以公簿持有保有權、租佃持有保有權和自由保有權三類法律關系為內容的近代土地保有權制度，以此代替了曾經權能極為有限的“占有權”。保有權式的土地產權不但可以獲得法律的保障，而且其權能也在制度變革中得到了擴展。近代保有權制度表面上在不突破領主所代表的封建土地所有權的名義下，實際地將土地所有權的權能分配給了保有權人。這種保有權制度下，權利主體盡管仍然要承擔對所有權人的定額義務(有些仍是封建性的，如入地費、繼承金等)，但就其土地權利本身來說，已經具備了占有、使用、收益和有條件的處分權能，通過相對完整的土地權能事實上割斷了土地權利人對領主的依附。這種權能的擴展，使得農民和領主之間建立起了更加純粹的經濟關系而非身份關系。這種權能的擴展不但促進了農民自身對土地的充分利用，釋放了農民的生產力，而且使得土地資源在相對的經濟自由下獲得了有效的優化配置。事實證明，近代土地保有權制度下，土地市場已經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保有權人有權在特定條件下流轉土地，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被流轉的每塊土地上擁有了并不阻礙其利用價值的權能，其價值才能夠被市場化。即使這一時期仍然處于傳統的農本經濟下，但是近代保有權的制度設計使得商業和市場的力量得以順利地滲透到農業生產當中，而這對于英國農業面貌的影響是深刻而久遠的。

(一)近代保有權的權能首先排除了封建依附關系

英國近代土地保有權制度建立起了一個彈性很大的土地法律關系模式，用性質不一但權能類似的“保有權”涵蓋了各類土地法律關系，容納了不同的社會階層。正如克拉潘所說，這種土地產權“已經失去了奴役制度的污點”。［4］由于有效而相對完備的權能，使得經濟自由的曙光不斷驅散著封建特權的陰霾。這種保有權式的產權制度，雖然仍處于封建身份之下(比如公簿保有制)，但是卻已經與封建依附再無關聯，人們所能運用的權能是自由并且受到保障的，產品貿易和資源流轉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正是近代保有權所擴展的權能讓封建地產向產權地產的轉變成為可能，也正是這樣才使得土地的價值得以有效的釋放，使得后來的新生階級能夠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對待土地，帶來土地上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革新。而相比之下，歐洲的其他國家則在這方面落在了英國的后頭，沒有一個國家在15世紀就確立起這樣一種產權制度，即在保留了封建領主的身份甚至仍然通過額外義務供養著這個階級的基礎上，卻同時讓產權的實際內容過渡到勞動群體的手中。

(二)近代保有權的權能在農業經濟中引入了商業力量

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認為，兩種系統可以增進人民的財富，一是農業系統，另一則是商業系統，并且認為商業系統取代自然經濟的過程確立于16世紀，而此時是商業系統的操作方式進入農業系統的時期。［5］商業的發展不再是與農業系統平行無關的事，而是刺激農業經濟顯著增長的力量。但是，商業力量要進入農業經濟，必須依賴相對自由和充分的權能。土地權利人有權通過商業的方式利用自己的土地收益，甚至直接有權將土地權利作為商品納入市場。在近代保有權制度確立之前，作為生產者群體的農民基本是不參與市場的，農民的土地權利受限、權能不足，基本無法有生產剩余參與市場交換，農民的產出大部分都作為消費品而非商品。領主莊園的產品即使可以參與市場，這種活動也是不充分的，因為大多領主并不關心如何利用市場來創造財富，沒有一個廣泛的市場，農產品的利潤水平也不會有多高，基本上農業經濟就是自給自足經濟。但是近代土地保有權制度確立后，農民獲得了占有和經營的充分權能，農民生產力的巨大釋放必然會增加土地的產出，當其生產剩余被普遍地投入市場以換取貨幣財富時，普遍的市場交易行為刺激了商業力量對農業經濟的滲透，農民作為土地權利主體對“改進”和“利潤”都不再陌生，土地保有權的“自主性”使得他們完全有自由按照市場要求來經營土地，甚至可以將土地權利納入市場當中，完成土地資源在市場上的優化配置。而這一切都為商業力量與農業經濟越來越緊密的結合提供了前提。商業的主動精神是自私自利的，但又是富有生產力的，這種精神在17世紀時已經體現在英國的農業發展中。近代保有權制度的擴展性權能在產權結構這一層面上為英國農業經濟注入了一種以市場需求主導，以商業力量帶動的靈活運行機制。

二、現代私有產權制度對土地權能的絕對化和完備化

第6篇：商業的發展與變遷范文

【關鍵詞】徽商 商業 文化 良性互動

自20世紀末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商業化的飛速發展，幾乎所有的事物都被打上了“市場化”、“商品化”、“世俗化”的烙印，在這一過程中，文化也未能幸免，開始走向大眾化：文學的高雅與凡俗之間的距離消失；藝術與生活的邊界被打破，并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消費品；所謂的精英者也從藝術的圣殿步入到平民大眾之中。

在這種背景下，人們紛紛把矛頭指向當今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被看成是低俗的、跟文化相抵觸的、不友好的行為。然而，商業與文化這兩者并非水火不容的，它們也可以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在這一點上，形成于宋代，在明清之際達到鼎盛的徽商為我們理性看待這兩者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這同時也是徽商留給后人的啟示或者說是徽商精神現代價值之呈現。

徽商歷史悠久，自唐宋以后，人才輩出，明清之際，由徽州人組成的商幫以雄厚的財力和強勁的競爭力與晉商及其他商幫相抗衡，并且獨占鰲頭，贏得時人稱贊。徽商經營范圍以鹽業、茶葉、木材、糧食為主，活動范圍遍及全國各地，有“遍地徽商”之說，甚至在海外諸國也留下他們的足跡。從明初到清末，徽商不僅積累起驚人的財富，出現了擁有資產百萬乃至千萬以上的大富商，而且他們也以其雄厚的財力物力致力于精神文化事業的發展，孕育了璀璨的徽州文化。

先生說過：“在經濟因素之外，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歷盡艱辛，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①在中國封建歷史上，“重農抑商”不僅是官方的傳統政策，也一直是社會的主流意識，徽州地區由于其貧瘠的山地地形，耕地甚少，當地人在嚴酷的生存壓力之下，只能走出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外出經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這首民謠道出了徽商的艱辛。他們行走在大漠荒涼之地，崇山峻嶺之間，饑餐露宿，從小本起家，由學徒到老板，在商海中拼搏進取，不僅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躬耕田畝”的道路，而且打破了“重本抑末”的傳統價值觀念，不少人棄農就賈，逐利成風。據史料記載，乾隆年間，在揚州設立“務本堂”作為徽商辦公、聚會之場所。耕田是務本，經商也是務本，反映了整個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這也直接導致了明后期出現了早期啟蒙思想和實學思潮，強調私欲即個人的物質欲望，天理不能抹殺私欲。這一思潮引起了文學觀念的變化，如李贄的“童心說”，袁宏道的“獨抒性靈”，李開先的“真詩只在民間”都是這股思潮的產物，同時也開啟了全新的文學主題，如對人欲的肯定（《牡丹亭》），對個性的張揚（《西游記》），對傳統觀念的否定（“三言”、“二拍”）。徽商不僅自己從事文學創作，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兼具商人與文人的雙重身份，如馬曰、江春、汪道昆等，同時他們也將本身的商賈生活作為表現對象寫進文學，出現了大量的徽商個人傳記。

除文學外，在其他文化領域，徽商也同樣開辟了新的天地。在戲曲方面，徽州鹽商利用其經濟實力引導著戲劇潮流，使當時徽商云集的揚州成為全國的戲曲中心，尤其是四大徽班進京，標志著京劇的誕生，譜寫了堪稱中國戲曲史上最華麗的篇章，這也是徽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貢獻。徽商富有起來之后的另一個投資意向是修建園林，蘇州、揚州現存的園林建筑很多都是徽商興盛時建造的，如揚州的“個園”，馬氏兄弟的“小玲瓏山館”，江春的“康山草堂”等等。園林為當時的文人雅士們提供了詩酒聚會的最佳場所，徽商不僅是聚會的組織者，更是聚會的參與者。園林聚會不但有一定的文化水準，而且也為廣大的文人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聚會使一些懷才不遇、生活窘迫的文人能長期留下來，潛心專研學問，如清代的厲鶚，姚世鈺等人就曾得到過徽商馬曰的資助。歲月變遷，如今遺留下來的園林本身也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見證著徽商曾經的絢麗與輝煌。

“賈而好儒”是徽商區別于其他地域商人的顯著標志，人們甚至稱徽商為“儒商”，好儒不僅僅是提高了他們的文化修養和翰墨知識，而且也改變了他們的價值取向。他們善于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準則，加強了自己的道德準則，從而在具體的商業活動中躬行儒道，堅持商業道德。徽商以誠信立業，恪守承諾，注重產品質量，講究貨真價實，而不是唯利是圖。徽商吳鵬一次性進了3800斛胡椒，在付款時發現了這批胡椒有毒，但他仍然按原價買了下來，這是因為他考慮到如果退回賣主，這批胡椒還可能會轉售他人，這樣就會坑害更多的人。徽商的這種舍利取義的行為和誠信的品格為他們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和口碑。“亦儒亦商”的文化性格使他們更具有經商的智慧和把握商業機遇的能力，更容易結交官僚士大夫，擴大他們的社會交際圈，這也間接的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回報。

盡管徽商注重功利，追求錢財，但在實踐中也深感文化的重要，加之傳統文化對其根深蒂固的影響，當他們積累了大量財富之后，培養子孫讀書做官就成了他們的追求。因此，重視教育，提倡讀書在徽商中蔚然成風。為了讓更多的子弟讀書業儒，徽商大量投資興辦家塾、義學、書院，還為家庭貧困的宗族子弟提供經濟援助。正是徽商們的努力，才使得徽州地區成為“東南部署”、“文獻之邦”，濃厚的讀書氛圍綿延數百年而不衰，培養了大批的人才，這些人是徽州文化培育的精英，同時他們自身也成為徽州文化的創造者和生力軍。從這個意義上講，徽商的重教興學為徽州文化精英的成長提供了物質保證，也為徽州文化的繁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徽商的文化投資顯示了他們獨特的眼光，他們的雄厚財力足以支撐文化的繁榮，滿足自身在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需要。反過來，這些文化上的投資也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利益，戲班和園林有效地發揮了社會交際的作用，文人雅集，詩酒文會對徽商來說，其中就很有可能蘊藏著商機，蘊藏著他們所追求的財富。對子孫后代教育的重視，培養了更多的人才，形成商儒互濟的局面。他們以一己之力改變了文化史的走向，促進了商業與文化之間的良性循環。

沒有文化的商業是短命的，沒有商業的文化是無力的，文化和商業不應該是對立的而應該是共生共榮，相互促進的。徽商是經濟與文化良性互動的一個標本，“我們研究徽商的歷史，不是醉心于頌揚往夕的輝煌，而是希望從中尋求一種精神力量，以應對迅猛發展的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②■

參考文獻

① 著，唐德剛 譯注：《口述自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②潘小平，《徽商精神中的現代價值》，《江淮》，2004（1）

第7篇：商業的發展與變遷范文

在上海，僅就商業街來看，今年一季度四個主要商業購物街區商鋪出租率已從2001年底的90%上升到2002年3月的95%。辦公樓出租率上升了21.7%，空置率下降1%，商鋪和辦公樓市場出現同步增長的態勢。權威人士認為，此種態勢若繼續發展下去的話，有望打破持續兩年半住宅市場一支獨秀的局面，使市場結構發生微妙的變化。在北京，僅上半年就有17家500平方米的商業企業走進社區。老番街的瘋狂認購足以使業界人士瞠目結舌，很多人認為，在房地產市場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這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奇跡。

利潤無疑是社區商業發展最直接的助推，一個普遍的規律是：當社區商業改變沿街零散布局，而集購物、休閑、服務等眾多功能于一身時，社區商業就顯露出可觀的贏利前景。生活環境是評價生活舒適度的重要指標，如果社區居民的一切消費需求都能在其居住的社區中高質量地得到滿足，并且環境質量依然保持高標準，社區商業無疑會獲得最大利益。想象置身于社區中和諧明亮的店堂、一間間耳熟能詳的品牌專賣店、優雅的咖啡屋、方便的晝夜銀行，接送孩子上下學近在咫尺、醫院、書店、老年中心等配套設施一應俱全，花園、綠地、球場也隨時恭候，生活在這樣的社區環境里，真可以說“人生得意，享受之時”了。正如北京市商委副主任盧彥所說，“社區商業有三大法寶：就近方便、價廉物美、服務多樣，其市場蘊藏著無限商機。”　社區商業——市場催生的新商機

社區商業的開發正在經歷從無到有、從混亂無序到整體規劃的變遷，也許它還有千種面貌等著有心的設計者去發現，但萬變不離其宗，它永遠追隨著市場的腳步，不離不棄。一般來說，商業用房的銷售價格比純住宅要高出2—3倍，合理的配套使社區商業具有可觀的升值潛力。在這方面，深圳萬科四季花城可以說是最好的例子，其底商的銷售價格在每平方米8000—9000元，而同樣的底層住宅銷售價格僅為每平方米2000多元。這樣的價格，對于發展商和投資者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同時，商業用房的集中配套不僅僅帶來價格上的收益。一方面，社區商業的集中配置有效地降低了居民區的噪音污染，使各個街坊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純住宅，更有利于形成社區商業中部輻射周邊的商業形態。另一方面，集中的商業配套使得資源配置更合理，避免了各開發商重復投資和建設、相互爭奪客源的尷尬。此外，集中配套使得社區商業更具有規模效應，使社區在商業引資、聚集人氣等諸多方面在規劃階段就占得了市場先機。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琪延認為，社區商業應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在滿足人們基本生活消費服務方面將逐步完善6項功能：具備購物功能，能提供主、副食，生活用品；具有修理服務功能，滿足社區居民日常用品修理的需要；具備餐飲服務功能，為居民提供早點、正餐和滿足學生、老年人用餐；具備綜合服務功能，社區居民理發、洗衣熨衣、服裝加工、彩擴等全在社區完成；具備可再生資源回收服務的功能，采取建立固定收購站和定期流動收購兩種方法，保證居民廢舊物品下樓就可交售；具備家政服務的功能，社區能幫助居民雇用小時工、請保姆、家教等。完備的社區配套無疑是社區規劃下功夫的重點。

王教授還指出，大型社區商業的發展要以購物中心為主打業態，而居住小區應以“沿街式”、“組團式”、“多點式”為重點建設類型，在業態上以“超市”為主，重點發展“連鎖”經營的業制。被譽為“第五次零售業革命”的購物中心應包容各種新型商業形態，生鮮食品為主的超市、品牌薈萃的特色專賣店、各種便利的餐飲、綜合服務設施觸手可及，購物、休閑、娛樂多重功能滿足居民多樣化的消費需求。按照社區的人口和消費水平，購物中心的規模和樣式也將多種多樣，但功能齊全、集約化經營將成為他們共同的優勢。

需要注意的是，社區的“鄰里型”商業應和大型購物中心有所不同。按照國外鄰里型購物中心的運作模式，鄰里型購物中心會引進不少品牌百貨品種，但鄰里型購物中心如果著眼于百貨服裝業，那么在規模和品牌度上很難跟市中心大型百貨公司抗衡，針對目前的情況，鄰里型購物中心應以生活服務為主，作為一個社區配套而存在，就像一個社區的大會所。正如以設計大型Shopping－mall而著名的建筑師Jerde所言，鄰里購物中心不只是一棟建筑物體，而是一種綜合建筑、景觀、空間、聲音的體驗式場所，一種為社區居民創造的擁擠熱鬧的場所。

一般來說，“沿街式”上也應以工薪階層為主要消費群，約設1家中型超市，1家便利店，1家修配店，以及中小餐館等，而“組團式”和“多點式”居住小區的商業應瞄準中高檔消費群，以大型商場為主體，重點發展小型中西餐館、便利店、美容美發、洗染、花卉、洗衣房等便民利民的商業網點，形成功能齊全的商業群落。 社區商業存在的問題

建筑規劃——擾民與便民的矛盾

傳統的居住區業態常常令居民們喜憂參半，那些便民的業態時兒也會變為人們的“眼中釘”，很多媒體的社會新聞欄目經常會“曝光”影響居民生活的商家，如居民樓下的小飯館油煙沖天、深夜的卡拉ok使人難以入睡等等。這些業態的初衷是利人利己，然而當愛生恨的時候，也就一點也愛不起來了。近期，市工商局規定從事餐飲、歌舞娛樂、提供互聯網上網服務場所和洗浴等四類經營活動的公司，不能以居民住宅樓、商住兩用房屋作為企業住所。其他公司在居民樓內經營需經過業主委員會等居民自治組織同意。去年的北京樓市“商住”盛行，然而這也帶來了一些置業者的擔心 ：你根本無法判斷，入住后鄰居會不會是公司。兼顧方便與寧靜的目標給發展商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

業態規劃——投資者、經營者、居民的矛盾

社區商業的獨特之處在于，參與者眾多且利益相互交織。這在最初就為其規劃設置了高難度。居民既需要方便的物業又要享受賞心悅目的環境；投資者要考慮商業形態的設置是否有利于商家的入住和經營，又絕不能忘記當初向置業者們承諾的安靜祥和。

引導性規劃在此顯示出關鍵性的作用。投資者若想將實際的投資轉化為現實的收益，對底商“軟”“硬”環境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所謂“軟”環境是指開發商對于未來底商的商業類型如何規劃設置，這直接關系到底商的商業形態及投資者的切身利益；所謂“硬”環境主要是指底商的設計，底商設計的合理與否，也會影響到底商的經營運作。

北京工商大學商研所的所長陳及教授認為，在設計底商面積的時候，要注意經營上一些特殊要求，即應該有一定的彈性，要方便投資者進行改造。假如底商分戶墻設計的都是承重墻，如果承租人要擴大面積就面臨很大困難。另外在底商建造的過程中，要注意保留充足的車位；底商的層高要區別于普通住宅，4米以上比較理想 ；兩層或兩層以上的底商，要預留室內樓梯 ；層與層之間的貫通要靈活；最重要的是底商的開設不能影響到小區業主的正常生活，充分保證業主私密性。

新老交替的煩惱——舊城改造

我們背負著悠長的歷史，建設新的家園時，對于舊的東西是保留還是改造，或者徹底推翻是世代相傳的思考。北京和上海，文化舊址遍布，如何對它們進行改造、利用成為政府和開發商的心病，經歷過平安大道的北京人已不愿再提及舊城改造，而上海的石窟門建筑也著實使改造者們大費苦心。上海的新天地時尚街是少數比較成功的實例之一。它以酒吧為主，定位為高檔商業街，除陳逸飛一家以外，全部是國外著名品牌店。新天地的成功改造，使它的功能以及承載的歷史意義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這當然也使它具有了非常獨特的魅力。開發商在其邊上開發的兩幢公寓一套三居室租金高達9000美金/月，相信這樣的舊城改造不論對政府、開發商還是置業者都是最好的安排。 定位——成功的基礎

至少從現在的市場形勢來看，市場定位和研究應該是絕大部分房地產企業的生存之道。雖然商鋪的價格遠遠高于住宅，而相對的，開發商做商鋪的風險在某種程度上也遠高于住宅。因為對于住宅而言，沒有賣不出去的房子，只有賣不出去的價格，而對商鋪而言，一旦賣不出去，價格再降也必將成為開發商和投資人的心頭之患。

成功的社區商業配置、商業街和底商模式各不相同，但他們都通向一個目標，就是要贏得市場。社區商業是個涉及多方利益和要求的部分，市場定位就顯得更加必要。商業企業在進入社區之前要做市場調查，把握好市場空白，并且科學的對項目進行規劃和定位。掌握社區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層次，了解居民的消費習慣和消費心理，以此做出合理的定位，決定布點的的規模、位置、運作方式、經營檔次。同時，要充分考慮到居民生活的各種切實問題，以便贏得市場。

上海“聯洋新社區”的鄰里中心為社區商業的統一管理作出了表率。上海聯洋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衛平說，在前期社區總體規劃中引入集中整合社區商業的概念，將社區商業統一納入鄰里中心，并打破傳統“只建不管”的舊社區商業開發模式，由專業物業公司對整個社區統一管理。聯洋鄰里中心位于社區的中央地帶，是社區開發與建設過程中采用集中公建配套理念的一種嶄新嘗試，是社區的地域中心、活動中心、消費中心、集散中心和管理中心。這樣的社區商業規劃讓社區的商業獨立于居住區域之外，使小區動靜分離，實現了居住環境的人性化，從而提升了小區的品質。

一些較小的項目如北京怡景園的老番街、珠江駿景、深圳萬科四季花城的商業街也取得了令人艷羨的成功。談到“怡景園”老番街定位時，北京“信達行” 推廣部董利說，由于“怡景園” 所在區域商業環境（南臨北京市的第一、第二使館區，有172個國家大使館坐落周圍，是外籍人士最大的聚居區域）、物業本身商業條件（項目本身是國際化社區、有100多戶外籍人士居住）、本區域的消費需求空白點(地處繁華的朝外商圈，彌補無異國商品特色街的空白)等條件，使其具備了實現這一“國際商業街”定位成功的可能性。

“珠江駿景”南國風情街租務部呂蕊介紹，經營新商鋪，一般要經過兩至三年的過渡期。為打消投資者的顧慮，租務部特為投資者制定了“無憂投資計劃”，當中承諾：租務部免費為投資者租賃業務，對按規定簽約并開業的商鋪免前5個月的租金，一年內保證總投資不低于9%的回報。

在商業業態定位上，事前的引導性規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項目的命運。深圳萬科四季花城對商業街做的引導性規劃非常成功。他們對社區的人口規模、客戶特征以及周邊的商業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和評估，充分考慮了擬購買者的置業特征。據調查和預計，很多人購買商鋪是給自己的父母，于是將100多米的商業街68間店鋪除2-3間面積較大的預留為超市、售樓處外，每間建筑面積設為60-80平方米，開始時以租帶售，對租戶實行優惠。并且提前規劃小區的環境，對業主事先約定不能做餐飲、娛樂等，業態以安靜為主。結果99%的業主是自己經營或出租且生意興隆，至今入住率達90% ，達到了預期效果。

定位對于房地產行業來說是一個大的話題，簡而言之就是顧客和企業之間要建立紐帶，在這方面，那些總是翹首觀察新趨勢的競爭者將會是最終的成功者。

城市經濟的發展使居住的概念更加寬泛，置業者們不再僅僅關心房子里面的“小家”而更多的將目光投在社區環境的“大家”中。從屋里走向屋外給了社區商業更大的發展空間，作為回報，置業者們享受的是舒適與便利。

背景資料

社區底商和社區商業的概念

社區底商是物業范疇，是相對于建筑類型而言的，一般指住宅、公寓等物業作為商業、服務業設施的底層建筑，是社區配套組成部分；社區商業是一種有別于城市的區域中心商業、SHOPMALL(大型購物中心)、特色步行街的商業業態，它是一種有很強的地域性、為本地區居民服務的商業模式 。

社區底商與社區商業完全重合的三種類型

1.動力型，入住率達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會自然產生商機，換句話說就是“因住而商”。例如北京“歐陸經典”社區商業的形成；

2.強化型，強調的是本社區的特色。例如“嘉銘園”，賣點是環境好，尤其是北區的梧桐大道。

3.補充型，這是同質化地區最容易形成的商業類型。例如萬柳地區，該地區是北京目前居住人口同質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基本都是中產階級，這個地區將是小資情調商業的沃土。

社區商業模式——特色型、輔助型、連鎖型

很多精明的商家與商業理論界人士都在針對社區消費這一新情況，探討和摸索一些新的模式，也進行了一些成功的嘗試和實踐。從這些社區商業街的經營情況來看，大致有以下一些經營模式：

一、營造特色休閑、風情購物區，在購物中休閑，在休閑中購物。主要是在社區街鋪旁營造主題休閑區，以優美的環境，閑適的購物氛圍聚集人群。如萬科四季花城的社區商業街便是一條別具特色的歐式商業街。據萬科地產的有關人士介紹，四季花城的商鋪定位于歐式的小鎮商鋪，將商業街建成具有既為小區內居民提供生活方便又吸引周邊消費人群、面向社會的消費娛樂雙重功能的商業配套。除了這些與小區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商業配套外，隨著四季花城入住人口越來越多，人氣越來越旺，還將啟動四季花城食街商鋪、四季花城假日藝術市場，以滿足人們不同層次的需求。另外一種就是將社區街道前建成休閑廣場，一方面與社區內的環境形成一種延展，為社區居民提供一個新的休閑場所；另一方面為購物的人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氛圍。

第8篇：商業的發展與變遷范文

文章指出，中國不僅需要進行生產力和技術的改進，還要繼續改革其商業運行模式。有兩件大事必須提上議程，它們是：加強法制，解散國有企業以刺激私營企業。否則，作者寫道，“繼續保留國有企業將使外資企業、國內私營企業懷疑中國市場的效率。”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引起了研究者們對以下因素的討論：國有企業的作用、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規模以及這個國家前些年聚集的利潤的再投資。作者的結論是，中國經濟進步的本質是從1979年開始的改革帶來的一次性紅利，即大量國有企業解體，數以萬計的農民從鄉村涌入城市和沿海的工廠。這些結構性變化，構成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85%（在1979至2009年間）以上。全要素生產率衡量經濟體把資本和勞動力轉化為產出的效率。

本研究認為，中國改革期間的GDP增長有一半要歸功于資本積累——利潤的再投資，但全要素生產率在1990年代中期有所下降。農村人口向工業勞動力的轉移貢獻了四分之一的中國經濟增長，但是，作者指出，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會導致人口增長放緩，最終會影響勞動力的增長。另外四分之一的經濟增長是生產率的提高帶來的，不過在2000年到2010年，是從國企向私企轉移的工人帶來了9.2%的生產率提高。

第9篇：商業的發展與變遷范文

“誰是校園女神”“5000元女神勵志獎學金”的宣傳橫幅在校園內大肆張貼，可謂賺足了眼球，讓人感覺這不是校園，而是商業選秀場。隨后進行的比賽更是讓人大跌眼鏡，主辦方竟直接通過“長相+化妝”這一簡單的以貌取人的方式評選出“女神”，并向最終獲獎的女生頒發了獎學金。

面對“長相為何成為頒發獎學金的標準”“活動商業氣息太濃”等質疑，北師大珠海分校化妝協會回應：“‘女神獎學金’為商家所安排，協會也并不完全贊同該做法。”北師大珠海分校相關負責人則表示，該校社團多逾200個，化妝協會是其中之一，校方鼓勵學生社團獨立組織活動。為了擴大影響力，吸引更多的學生參與，化妝協會拉了贊助，并在校園打了橫幅搞活動，其實該“獎學金”與校方并沒有什么關系。然而這些回應并沒有打消人們對這次活動以及校方立場的指責。

多維解讀

“女神獎學金”有炒作之嫌

頒發獎學金的理由是長得好看而不是品學兼優，這樣的做法是否有違“獎學”一詞的精神內涵呢？

愛美是人之常情，但美與不美只是娘胎帶來的東西，不能代表一切。學生的職責是勤奮學習、全面發展，將來為社會、為國家貢獻力量。社會上大部分崗位對人才的需求，也更看重能力和品德。大學校園里搞“女神勵志獎學金”活動，看似很熱鬧，背后卻有諸多負面影響：美貌者，以貌為美；貌不美者，則可能心懷自卑。發展下去，短期內會影響學生的學業，長此以往則會影響他們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對社會評判標準產生誤解。

當然，長得好看不是女生的錯，相信沒有哪個女生不愿意成為“校花”或“女神”。也沒有哪個男生不喜歡外貌出眾的女生。但內在和外在不是彼此孤立、相互對立的，它們是可以和諧統一的，如果片面強調長相并頒發獎學金就非常不妥當，甚至有明顯的炒作之嫌。

商家若要給漂亮女生展示魅力的機會，大可不必打出

“獎學金”的噱頭來混淆視聽、吸引眼球，直接叫做“化妝大賽”或許更加合適；若要進行品牌宣傳，也大可采取更妥當的活動方式和游戲規則。給予學生要往“品學兼優”的方向去塑造自己的正確、積極的引導。中國移動、蒙牛集團等知名企業都曾在校園里發起過很多具有“正能量”的校園活動，如校園籃球賽、演講比賽、親子閱讀等，這樣的活動不僅能達到企業宣傳的目的。也能給予學生正確的引導。那些只為吸引眼球和商業炒作而對學生進行誤導的活動。應該被相關部門明令禁止。

別讓銅臭味壞了書香

高校是一個社會道德與理性的凝聚之所。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卓爾不凡的氣質，能夠出淤泥而不染，并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尤其在時代的變遷中，甘于寂寞，心無旁騖，悉心育人，更能體現出教育精神和責任。而“貌而優則獎”，一次只要求長相、不看重學業的比賽，并冠以“獎學金”之名，某種程度上會滋長學生的攀比甚至妒忌之心，讓學生沉迷于外在的虛榮中無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