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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

歷時4年，百易其稿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2015年9月13日向社會公布。這份貫徹“四個全面”的重要文獻和承載歷史成果的鴻篇巨制，是統攬國企改革全局的宏偉藍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價值取向，主要體現在：市場化是方向，現代化是目標，國際化是潮流，新常態是大趨勢。

長期以來，國有企業存在發展目標多元、功能定位不清、考核針對性不強、國有資本的功能性作用發揮不好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指導意見》把國有企業分為商業類與公益類兩大類，主要基于以下考慮：一是國有企業分布廣泛、門類復雜，宜粗不宜細；二是考慮不同企業所處行業特點及多數企業混業經營，既要看主業，又要看發展；三是考慮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營特點，在相對穩定的基礎上以便對企業的功能和定位進行動態調整；四是充分考慮各地實際，在遵循國家統一分類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地方結合實際劃分并調整本地國有企業功能類別。

《指導意見》再次旗幟鮮明地指明了要高舉“一面旗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兩個不動搖”，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不動搖，堅持搞好國有企業、把國企做強做大不動搖；貫徹“三個有利于”，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以國有企業帶領民營企業，國有資本帶領民營資本共同發展。推進“四項建設”，主要要堅持現代企業制度、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監督體系和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堅持“五項原則”，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增強活力與強化監管相結合，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堅持積極穩妥統籌推進；抓好“六項任務”，主要有分類推進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發展混合所有制、強化監督。《指導意見》堅持問題導向，有什么問題改什么問題，同時更加注重規范，先定規則，于法有據；另外力求系統完備，強調改革的政策、舉措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堅持陽光透明，主動接受監督。

國企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是到2020年，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化經營機制，國有資本布局結構更加合理，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備、善于經營、充滿活力的優秀企業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國有骨干企業，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明顯增強。

要按照《指導意見》，結合實際制定實施意見，加強統籌協調、明確責任分工、細化目標任務、強化督促落實，確保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順利推進，取得實效。

第2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

國有企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富二代”，民營企業也不再是默默無聞的“屌絲”。“混合所有制”的推出仿佛打破了原有的門第限制，為雙方提供了一個可以“結婚”的機會。關注這場婚約的不僅僅是當事人，他們背后的“親友團”——投資機構也表示出了極大興趣。

“混合所有制是企業優化股東結構，提升治理水平的一種嘗試，尤其對國有企業意義重大。”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及執行合伙人沈南鵬對《英才》記者表示，“紅杉資本也在積極探索混合所有制架構下的戰略投資機會”。

對于想要參與混合所有制的投資機構來說，“混合所有制”究竟是一劑毒藥，還是一罐蜜糖？在“混合所有制”中，誰將成為主導者？作為國內最富盛名的投資機構，紅杉資本是如何掘金“混合所有制”的？

潛伏“混合所有制”

借著《決定》的推出，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落實”相應政策。

2013年12月，上海市政府公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在上海的改革方案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被作為一個政策選項，而實現混合所有制的路徑則是將國企改造成為公眾公司，實現整體上市。

而在河北，7家綜合實力較強的建設企業自主聯合，結成戰略聯盟，謀劃組建一家河北省建設領域大型企業集團。這7家企業類型涵蓋國有、民營、中外合資，籌建的公司也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企業。

作為投資界的元老級人物，沈南鵬很早就參與了混合所有制的創業活動。

在創立紅杉資本中國基金之前，沈南鵬本人在攜程擔任總裁兼首席財務官時，主導了如家酒店的創立。當時攜程與有著國資背景的首都旅游集團以及創始人團隊三方合資，首旅代表與沈南鵬長期擔任公司的聯席董事長，合作愉快順利，共同成功打造了如家品牌。

2006年10月26日，如家快捷酒店正式在美國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開盤22美元高出發行價59.4%，融資金額達1.09億美元。以超過30倍的超額認購完成招股。而那段三方合作的經歷也讓沈南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家成立后很快成為經濟型酒店的龍頭企業，和這種優化的股權架構不無關系。”沈南鵬表示，“首旅作為一家專注旅游行業的國有企業，這一投資不僅產生了巨大的財務回報，也完成相應的戰略布局。相信越來越多的‘如家’型企業會誕生和成長”。

在紅杉資本中國基金成立之后，又相繼在以“秦川機床”與“建工土壤修復”項目為代表的先進制造業和清潔環保業中找到了與國有資本進行合作的機會。而在此之中，沈南鵬也越來越認識到“混合所有制”所能為企業帶來的發展優勢。

因為紅杉資本的介入，這些公司治理架構更加合理，可以充分發揮各股東的優勢。紅杉的優勢在于可以幫助高端人才建設、建立業務考評體系、戰略規劃，以及幫助企業建立產業合作伙伴、順利走進資本市場。而相應的國企股東在政府關系，資源整合，上下游關系中又扮演著不可被取代的角色。

盡管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推行“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所飽受的質疑一直沒有停止。混合所有制，究竟是誰“混合”了誰？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誰才是主導？

據了解，目前國內的一些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國有資本的控股比例還保持在一個比較高的狀態。而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國有控股并非是依靠控股比例來實現。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也曾表示，未來要鼓勵公平競爭，理論上國企與民企就應有公平地位。最關鍵的問題是，只有國企控股的比例發生實質性的進退，才能帶來體制性突破，否則將仍只是做表面文章。

“三中全會以后，相信混合制將有更多的實踐和成功案例，在許多行業里，優化股東架構以及帶來的機制變化會給企業發展插上新的翅膀，產生一批行業領先企業。”沈南鵬表示，“改制中股東的組成和股份分配，不同企業應該有不同安排，很難說某類股權比例的安排一定最優”。

受限于股權激勵

在紅杉資本參與的幾起“混合所有制”投資中，最受關注的還是對湖南廣電旗下快樂購物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快樂購）的入股。

2010年，國家九部門聯合下發《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意見》明確指出，鼓勵風險偏好型投資者進入市場前景廣闊的新興文化業態，努力推動符合條件的文化企業上市融資。

就在此時，快樂購正式宣布，與弘毅投資、中信產業投資基金、紅杉資本組成的投資團簽署協議，從三家機構共計獲得3.3億元的投資，同時湖南廣電繼續保持對快樂購的絕對控股權和實際控制權。

自快樂購融資進入外界視線以來，關于快樂購的團隊激勵一直都是行業內異常關心的熱點，在此前的國有背景企業融資改制中，管理層持股形式的長期激勵方案一直被回避。

快樂購采用的是一個短期和中期相結合的方案，管理層的激勵部分，在薪酬中的年終獎體現，股東會設計一個業績標桿，超過此標桿的業績部分，管理層團隊就可以按照一個固定比例和股東分享。

第3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

一、兩次債轉股的背景與區別

1999年7月30日，原國家經貿委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了《關于實施債權轉股權若干問題的意見》（國經貿產業[1999]727號），由此拉開了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國有銀行不良信貸資產的序幕。本輪債轉股同樣是由政府推動發起，雖然所處的背景不同，目標和路徑也不相同，但是，最大的共同點都是為支持國有企業（包括國有銀行）改革與脫困。

（一）背景不同。自1984年“撥改貸”政策實施以來，國內經濟經過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國家所承擔的經濟增長責任與被放權讓利改革快速削弱的財政能力出現了直接沖突，間接導致了國有企業資本金的嚴重短缺。因此，在國有銀行強有力的信貸支持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一路飆升，直到1998年前后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國內經濟面臨著GDP連續下滑、通縮步步緊逼的艱難困境。這時我國的市場經濟框架剛剛形成，市場環境、政策法規遠不夠完善，大多數國有企業過度投資、負債率高企、虧損嚴重，??務危機進一步向銀行體系蔓延，銀行不良貸款率不斷上漲。

當前的國內經濟和國有企業與1999年相比，已經具備了更強大的經濟實力、數量更少但資產規模更大的國有企業集團。雖然目前依舊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但是，由國家最高決策層主動為經濟轉型升級發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推進。我國金融體系層次已經相當豐富，國有企業集團資產規模更大，表面上看競爭力更強，但公司治理機制流于形式、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大多數國有企業再次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財務費用負擔猶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因此，債轉股再次成為國有企業脫困與改革的可選項之一。

（二）兩次債轉股的主要區別。

1.目標不同。1999年的債轉股是為了處置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加快不良資產的回收，增加資產流動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同時加快虧損嚴重的國有企業債權轉股權、實現扭虧為盈。與1999年相比，《指導意見》明確指出本次債轉股的目標是為了降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和財務負擔，幫助債務包袱沉重的國有企業降低負債率水平，而不是為了化解銀行的不良信貸資產。

2.對象不同。1999年的債轉股對象明確是國有銀行的不良信貸資產，而本次債轉股的對象明確是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指導意見》明確把3類企業列入本次債轉股的范圍：一是因行業周期性波動導致困難但仍有望逆轉的企業；二是因高負債而財務負擔過重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成長型企業；三是高負債居于產能過剩行業前列的關鍵性企業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企業。同時，有4類企業也明確列入了負面清單：一是扭虧無望、已經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尸企業；二是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三是債權債務關系復雜且不明晰的企業；四是助長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

3.操作方式不同。最顯著的區別就是上一輪債轉股的政策性方式和本次債轉股的市場化方式。1999年的債轉股，是由國家財政出資組建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去收購銀行的不良資產，把原來的銀企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轉變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企業之間的股權關系，債轉股的企業名單直接由原國家經貿委審批確定，完全行政化操作。與1999年不同，《指導意見》明確規定本次債轉股完全按照市場化、法治化操作，轉股的債權質量類型、轉股的價格、轉股資金籌措以及轉股實施機構不是由政府審批確定的，而是由市場主體自主協商確定的，各個市場主體自主決策、自擔風險、自享收益。轉股實施機構范圍除了原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還包括保險公司、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股權投資基金、商業銀行設立的子公司等多種類型的機構。

4.資金來源不同。1999年的債轉股主要是解決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口收購四大國有銀行約1.4萬億元不良資產的資金來源問題，3個資金來源渠道實際上全部是國家信用隱性擔保的資本金或者貸款：一是財政部為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提供注冊資本金；二是中國人民銀行提供再貸款；三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向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與1999年不同，《指導意見》明確鼓勵轉股實施機構面向社會投資者募集資金，特別是可用于股權投資的資金，包括各類受托管理的資金。同時，國家發改委支持符合條件的轉股實施機構發行專項用于市場化債轉股的金融債券，并適當簡化審批程序。

二、市場化債轉股的主要模式

本次債轉股明確采用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式操作，因此，按照轉股目標區分轉股模式，主要有3類：一是具有真實意義的債轉股；二是名股實債；三是兼具前兩者特點的基金模式。

（一）具有真實意義的債轉股。

1.債務重組模式。這種模式是企業破產重整時債權債務雙方妥協一致同意債務重組，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不需要籌措新的資金償還銀行貸款，一般適用于瀕臨破產邊緣的企業，債權人和債務人對債務重組方案協商一致后，債務人身份轉變為企業的股東，從而參與到企業的破產重整和公司治理中。這種模式更多是為了挽救企業，而不是單純降低企業的杠桿率。

2.股權融資模式。這種模式最為直接明了，即企業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向原股東配股、公開或者非公開發行股票等方式募集權益資本金，用于償還銀行貸款。但是，由于上市門檻比債務融資要高得多，這種模式無法大規模使用。

（二）名股實債模式。這種模式實際上合理利用了財政部頒布實施的會計準則的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標準，通過對債務融資工具的還本付息機制進行特殊設計，使企業在募集資金到位時或者達到轉股、換股條件時，在記賬時確認為所有者權益而不是負債；在支付利息時確認為利潤分配而不是財務費用。債券持有人名義上是企業的股東，實際上只關注本息能否收回、而不是主動參與公司治理，因此，企業實際承擔了還本付息或者分紅和回購的義務。

（三）基金模式。基金模式是指由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轉股實施機構設立基金（基金可以是公司、有限合伙企業或者其他組織形式），由基金募集資金償還企業的銀行貸款，同時，按照約定的轉股價格和基金代企業償還貸款的金額轉換成企業的股權或者股份，基金成為企業的股東，從而參與企業的公司治理。這種模式的特點是資金來源廣泛，包括金融部門和非金融部門都可以參與投資。但是，這種模式到底是真實意義上的債轉股還是名股實債，取決于基金持有企業的股權能否順利退出以及退出的方式。

退出方式通常有兩種：一是通過企業資產上市實現基金持有的股權在二級市場流通退出；二是被轉股企業回購基金持有的股權退出。第一種退出方式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債轉股，基金的股東身份沒有改變，只是把股權轉移到了另一個股東手中；第二種退出方式則是名股實債，基金的股東身份名義上沒有改變，但是，在無法實現上市流通退出的情況下，基金投資者只能訴求投資本金能夠安全收回，企業實際上承擔了回購股權的義務。在公司治理機制和盈利水平沒有根本性轉變的情況下，企業只能額外籌措資金回購股權，很有可能又重蹈高負債率的老路。

三、公司治理視角下的債轉股困境

公開的統計數據顯示，在1999年實施了債轉股的580戶國有企業中，真正實施轉股的金額約為4 050億元，僅占當時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的銀行不良資產的29%。?m然短時間內改善了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機制和盈利水平。在隨后的大約5年時間內（2002―2007年），在我國加入WTO和房地產大規模興起的投資帶動作用下，已經降低了杠桿率的國有企業又伴隨著GDP的一路飆升而開啟了新一輪的加杠桿和過度投資。由此可見，債轉股作為暫時減輕國有企業財務負擔的過渡性政策，僅能解決國有企業的賬面杠桿率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機制問題。本次市場化債轉股同樣面臨以下亟需破解的困境。

（一）債轉股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低于社會資本要求的投資回報率。既然本次債轉股完全按照市場化操作，那么社會資本能夠廣泛參與的基金模式將成為債轉股的主流模式。理論上，基金投資者為了獲取更高的投資收益，主動參與企業的公司治理和經營管理活動的積極性比較高，也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問題在于，由于股權投資者承擔了比債權人更大的邊際風險且清償順序位于債權人之后，股東要求的投資回報率應該等于債務成本加上風險溢價。因此，基金投資者要求的投資回報率通常比銀行貸款成本更高。但是，公開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以來，國有企業的總資產報酬率、凈資產收益率均出現了連續下滑，其中總資產報酬率由5.2%下降到2015年的4.8%，凈資產收益率由5.3%下降到2015年的2.8%。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遠低于銀行貸款利率，更無法達到基金投資者要求的投資回報率。

（二）債轉股企業的混合所有制與內部人控制相沖突。實際上，如果按照基金模式操作債轉股，與1999年的債轉股有異曲同工之處。不同的是，本次市場化債轉股由社會資本取代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位置，這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措施之一。但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研究數據顯示，上一輪已經實施了債轉股的國有企業仍然難以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公司治理機制流于形式。主要的原因可能有：

1.觀念認識偏差。債轉股政策的本意是促進國有企業規范公司治理機制、轉換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部分地方政府或者主管部門認為債轉股是他們爭取的國家對企業的一項優惠政策，與資產管理公司或者新進入股東沒有什么關系。

2.轉股后的新股東缺少選擇經營者的權利。雖然在公司章程中約定了股東具有選舉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的權利，但實際上，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多數由各級政府或者上級主管部門直接任命或者提名，轉股后的新股東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企業經營者，實際上失去了對企業的話語權，規范的公司治理機制也就難以實現。

3.同股不同權。在上一輪轉股前，由于國有企業的所有者缺位，普遍存在內部人控制現象。債轉股以后，雖然明晰了國有企業的產權，但是，由于歷史遺留問題以及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無法實際參與企業的公司治理和經營管理，實際上同股不同權，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現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

（三）銀行貸款的杠桿治理作用失效。西方的資本結構理論認為，由于現代企業制度中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資本結構中的負債融資，本身就是一種公司治理機制，即債務融資能夠導致財務危機的產生，能夠減少企業的自由現金流，能夠促進銀行的專業化監督，從而能夠降低經營者的成本，增加企業價值，這就是債務融資的杠桿治理效應傳導機制。然而，杠桿治理機制的有效發揮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完善的破產機制，包括獨立的司法訴訟體制、債權人的獨立市場地位等；二是充分競爭的外部經理人市場，包括經理人群體的素質、有效的素質評價體系與發達的中介市場等。但是，現行的《破產法》雖然規定了企業及其債權人可以選擇破產、和解或者重整，但具體采取哪種措施實際上仍然由國有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各級政府來決定，這種非市場化的和解和重整并沒有對銀行的債權形成有效的保障機制，破產機制的失效導致了銀行貸款的杠桿治理機制失效。

另一方面，我國扭曲的銀企關系也使商業銀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受到了極大限制。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銀企關系的制度設計目標主要是防范金融風險而忽略了銀行的公司治理作用。現行的銀企關系制度設計都是強調從企業外部對企業經營行為進行監督，反對銀行對公司治理的內部參與，認為銀行參與公司內部治理會導致更大的金融風險。由此可見，在銀行貸款的治理作用失效的背景下實施債轉股，是寄希望于比商業銀行更加專業的、對公司治理機制要求更加嚴苛的股權投資機構參與到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中，從而實現混合所有制、從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機制。

第4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

**黨委力求將深化作風整頓優化營商環境工作做實，堅持問題導向，集中整治五個方面問題：

(一)解決失責失信、不依法治企問題。重點是:不擔當不負責，責任不履行，經營無為，新官不理舊賬;不誠信經營，不履行合同，服務質量差，質價不對等;不依法決策，不依法維護企業合法權益，規章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力;不守法經營，不遵章守紀，損害國資利益和合作方權益。

(二)解決思想僵化、不公平競爭問題。重點是:思想僵化、手段固化，經營理念模式守舊;不能積極參與市場競爭，不遵守商業規則，采取不誠實或其他不正當手段侵犯其他競爭者權利，破壞市場競爭秩序，損害營商環境。

(三)解決流程不優，機構臃腫問題。重點是:工作流程不優，流轉效率低下，推誘扯皮、中梗阻;機構行政化，部門設置隨意、臃腫，職責權限不清、業務交叉，隨意招人，因人設崗，人浮于事。

(四)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新表現問題。重點是:方案計劃多，行動少落實差，深化企業改革動作遲緩，不研究解決問題，深入基層調研少，項目論證不足;文山會海泛濫，內容不切實際;用責任狀推卸責任，用檢查考評代替落實;數字造假、虛報浮夸，報喜不報憂，搞材料政績、文字經驗。

(五)解決不細不實，能力不足問題。重點是:本領不強、專業不精，工作辦法少、打不開局面;基本功不扎實，家底不清、情況不明，履職盡責不到位;工作研究不深不透，制定方案跑粗，措施不細不實，遇事拿慣例當依據;企業長期虧損，經營沒有好轉，推動企業改革發展能力不足。

二、主要方法和措施

（一）結合**發展實際，開展專項整治。

1、開展企業失信違約專項整治。深度查擺建立**本部、各權屬企業對內對外失信違約清單，視具體情況進行研判，若能夠依法依規解決的，列出時間表，在限期內逐項解決，并為相關單位及負責人建立失信記錄，以此作為考核評優的重要標準，努力打造誠信企業。

2、開展再造工作流程專項清理。在**本部和權屬企業開展一場大調研，重點看是否存在機構臃腫、部門設置隨意、招人隨意、因人設崗、人浮于事問題，并整合職能交叉、重復設置、人員偏少的內設機構，精簡優化人員。針對部門職能，重新梳理管理流程和審批流程，并裝訂成冊，在工作中嚴格執行。

3、開展涉法案件專項清理整治。以全省開展司法執法環境專項整治為契機，建立**涉法積壓案件和法律糾紛問題臺賬，深入研究解決對策，積極爭取司法機關支持，力爭更多地解決歷史遺留的涉法問題。進一步加強合同管理，配備專業人員，嚴格審查合同文本，防范新生法律風險。

4、開展治理“跑粗”專項行動。每名領導干部要全面深入基層、深入項目、深入施工一線，通過實地調研，掌握各權屬企業經營管理現狀，并大力開展算細賬活動，實施精準管控，向粗放“開刀”，解決相關單位的“跑粗”問題，樹立精打細算、精益求精的經營理念，確保提高發展質量，提升經營效益。

5、開展發揮戰略引領作用專項行動。堅持以**全面修訂后的改革發展“十三五”規劃為總綱領、總遵循，強化戰略執行定力、執行能力。權屬企業結合自身功能定位和肩負的發展責任，突出問題導向，修訂完善本企業“十三五”規劃，嚴格按工作推動的路線圖、時間表扎實有效執行。**總部著眼抓好重大戰略部署，提升戰略管控能力，制定出臺傳統板塊優先發展、新興板塊引領創效、多元板塊培育提升具體實施指導意見，明確各板塊發展內涵、發展方向，形成有效支撐規劃落地的完整體系。

6、開展三大戰略深入推進專項行動。扎實深入推進傳統板塊優先發展、新興板塊引領創效、多元板塊培育提升三大戰略，各板塊企業領導班子成員特別是主要領導，根據本企業“十三五”戰略規劃，找問題、找短板、找弱項，形成有分量、有質量、有操作性的任務分解表，列入領導班子和成員任期和年度民主評議目標清單，確保責任落實壓靠。傳統板塊企業切實堅持“優是手段，先是生產力競爭力的體現”的核心思想，充分體現通過創優進而爭先；新興板塊企業切實堅持謀發展“前提是引領牽動，核心是創造效益”的核心思想，推動**實現更有質量、更有內涵的發展；新興板塊切實堅持“新思維、新動能、新空間、新支撐”的核心思想，加快培養多元經濟增長極、增長帶。通過強有力的績效考核和民主評議制度，解決領導干部種好自己“責任田”的問題，贏得三大戰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發展成效。

7、開展提質增效實現突破專項行動。牢固樹立高質量發展理念，著力解決規模效益不協調的問題，抓好轉方式調結構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基礎上，深入抓好“三去一降一補”。**制定出臺相關專項工作方案，明確目標任務、重要舉措、時間步驟、責任分工，重點抓好去庫存，梳理清理投資效率低、投資回報低的項目，盤活呆滯資產，加大應收賬款清理清收力度，降低企業財務風險和壞賬損失；抓好去杠桿，堅持以結構性去杠桿為基本思路，實施穩增長和防風險兼顧，推進資金管理改革，控制資產負債規模，實現杠桿率科學穩步下降。

8、開展全面深化企業改革專項行動。著眼于解決影響企業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立足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列出優化企業決策機制、經營管理機制和國有經濟布局任務清單，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努力在深化企業改革的重點難點問題上實現根本性突破。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制定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明確重點、推進形式和實現路徑；積極引入具有資本增量、市場增量價值的優質戰略合作者，重點推進與行業頂尖資源謀劃發展跨行業、跨領域產業，陸續啟動三級子公司混改。

第5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

每年“兩會”期間，往往都會出現熱點主題。比如2013年的傳媒、2014年的區域政策、2015年的“互聯網+”、2016年的新能源汽車，而2017年的熱點主題，則非國企改革莫屬。

自去年6月底開始，全國各地的國企改革備受市場關注；9月底，發改委召開混改試點專題會；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國企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定調混改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2017年1月12日，國資委表示，今年要深入推進公司制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國企改革進入2.0階段。

在這一階段，從資產整合、各類激勵進入到股權結構調整，呈現三種勢態：中央企業以公司制改制與上市為突破、發改委主抓的壟斷領域企業進入試點階段、地方國企進入混合所有制改革實質上的深化階段。

從盤面上看，近期國企改革板塊的25只個股出現不同程度上漲。據Wind數據統計顯示，從年初截至3月1日期間，漲幅超過20%的有4只個股，分別為長春一東、鋼構工程、鐵龍物流和鄂武商A，其中長春一東漲幅高達33.58%。

不少券商的研究報告都表示，國企改革行情將會是貫穿2017年全年的主線，成為今年的重頭戲。既然如此，作為投資者的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所在的城市到底有多少國企上市公司？整個2017年將如何把握這條投資主線？

千家國企多數業績不佳

根據Wind數據統計顯示，截至3月1日，滬深兩市總共有3118家上市公司，國企上市公司總共1001家。其中，按公司屬性來劃分，中央國企上市公司有350家，地方國企上市公司有651家。

按照各省國企上市公司的數量來看，北京以120家居首位；上海位居次位，國企上市公司數量為102家；廣東省則以95家緊隨其后。之后便是江蘇省、山東省、安徽省和浙江省，這些省份的上市公司家數均超過40家。

從“披星戴帽”的情況看，1001家國企上市公司中，有31家“戴帽”的公司，占滬深兩市“戴帽”上市公司總數的43%。

從業績情況來看，在2013年至2015年間，這1001家國企上市公司中，有272家凈利潤出現不同程度的正增長，剩余的729家上市公司則出現不同程度的負增長。可見，多數國企表現不佳，這也給改革留下伏筆。

其中，北京市的120家國企上市公司（87家中央國企和33家地方國企）中，有44家公司的凈利潤連續三年正增長，剩余76家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負增長，包括中國重工、京能置業、中煤能源等。

上海市的102家國企上市公司（33家中央國企和69家地方國企）中，有37家公司的凈利潤連續三年正增長，剩余65家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負增長，包括三愛富、華虹計通、上海能源等。

廣東省的95家國企上市公司（31家中央國企和64家地方國企）中，有33家公司凈利潤連續三年正增長，剩余62家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負增長，包括深深寶A、越秀金控、萊寶高科等。

中金證券研究報告認為，預計國企改革將成為2017年A股市場貫穿全年的一條主線。建議投資者繼續跟蹤央企混改進展，關注有望進入第二批央企混改試點名單、央企旗下的上市平臺以及質地優良兼具混改預期的地方國企。

央企混改動作不斷

年初之際，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壟斷性領域的央企上市公司邁出了實質性步伐。隨著“兩會”的召開，市場對于央企混改的關注度也將再次提升。

布局央企混改，國金證券建議關注兩條主線：一是首批混改試點“6+1”集團旗下公司；二是有望入選“第二批”混改試點的企業，主要集中在重點推進的七大壟斷性領域。

混改“6+1”試點的“6”包含：東航集團、聯通集團、南方電網、哈電集團、中國核建和中國船舶六大央企；“1”則指的是浙江省。

以上七大壟斷性領域里，具有代表性的央企中國鐵路總公司、中國兵器工業集團、中南航集團提出了混改方案，電力方面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也表示出了混改的決心。

在七大壟斷性領域中，鐵路是確定性最高、混改思路最明確的領域。在今年1月3日的工作會議報告中，中鐵總黨組書記、總經理陸東福明確提出，“將拓展與鐵路運輸上下游企業的合作，采取國鐵出資參股、設立合作平臺公司等方式，促進鐵路資本與社會資本融合發展。探索股權投資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新模式，對具有規模效應、鐵路網絡優勢的資產資源進行重組整合，吸收社會資本入股，建立市場化運營企業。創新鐵路發展基金發行模式，暢通企業、社會投資鐵路發展基金渠道。”

相對而言，電力領域的混改是比較緩慢的。國家電網的混改則以合資合作、上市為主要形式，以抽水蓄能電站建設、增量配電投資業務放開、產業和金融單位等為重點。南方電網則成為電力體制改革排頭兵，在《南方電網公司關于2017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該公司明確了今年的重點，即抓好6項工作：持續完善輸配電價機制建設、持續加大電力市場化交易力度、努力提升電力交易機構規范運行水平、深入推進售電側改革、積極參與增量配電業務改革試點、穩妥推進獨立供電區改革。

上海國企改革備受關注

從地方上看，上海市的國企改革、混改以及細化方案、試點等配套設施，一直都走在全國前列，上海國企改革也是市場上備受關注的焦點。

據了解，早在2014年，上海市就已出臺《關于推進本市國有企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若干意見（試行）》。2016年3月，上海市國資委又印發《本市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制操作指引（試行）》，規范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制操作。

今年1月，上海市國資委、上海市財政局、上海市金融辦、上海證監局聯合《關于本市地方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首批試點工作實施方案》，指出將推進上海地方國有企業員工首批試點工作，明確將在上海選取5～10家企業開展首批試點。

業內人士指出，上海的國企改革與其他城市相比存在兩大優勢。該人士分析稱，從企業成色上看，上海的國有企業基礎比較好，規模也比較大，而其他城市的國企可能大多只是在壟斷性行業里比較占優；其次，上海最早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分類管理，主要分為功能類、金融類和公共類。

國金證券李立峰表示，上海國企改革主要方式是通過整體上市和混改。其中，整體上市可以從并購重組的角度去理解，把核心資產和優質資源配置到上市公司里面。如今，上海市已經完成整體上市的是上港集團、上汽集團、交運股份、上海建工及華建集團等。

李立峰進一步指出，目前上海國資下面還有很多資產并不在上市公司體系內，不排除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如紡織集團、蘭生集團、東方國際集團、遠洋漁業集團等做出資產注入旗下上市公司或整體上市的運作。

其中，上海國企改革的一個成功案例就是，中鐵二局與中國中鐵通過資產重組完成國企改革。近日，中鐵二局公告稱，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變更公司證券簡稱為“中鐵工業”。

關注地方國企改革時間點

方正證券研究報告曾提出，關注地方國企改革政策推進的時間點，因為地方國企改革經歷了漫長的等待，可能會因為細則出臺而迅速行動起來。“可以根據各省政策推進情況進行投資布局，也可以根據地域政策進行選股，既要深入把握地方政策的內涵，又要把握地方政策的推進速度。”

第6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

“三個鼓勵”“四個禁止”

在10月10日《指導意見》當天國新辦舉行的新聞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介紹，市場化法治化是本次債轉股的突出特征，這與上一輪政策性債轉股完全不同。本次債轉股，轉股對象企業市場化選擇，轉股資產市場化定價，資金市場化籌集，股權市場化管理和退出，并要依法依規范有序開展。

連維良強調，市場化債轉股有幾個關鍵點：第一，嚴禁“僵尸企業”、失信企業和助長產能過剩的企業實施債轉股。第二，市場化債轉股絕不是“免費午餐”。第三，債轉股資金主要是市場化方式籌集。第四，政府不干預市場化債轉股的具體事務，不搞“拉郎配”。

連維良介紹，“哪些企業可以債轉股，哪些企業不能債轉股，這是一個時期以來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也是大家認為這一次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對此，文件給出了非常明確的答案，可以說，既明確了正面清單，也明確了負面清單。”

連維良表示，所謂正面清單，就是什么樣的企業可以債轉股，首先肯定是針對遇到困難的高負債企業，但這些高負債企業必須是發展前景好、產業方向好、信用狀況好的高負債企業。文件具體明確了“三個鼓勵”類企業，即因行業周期性波動導致困難但仍有望逆轉的企業；因高負債而財務負擔過重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成長型企業；高負債居于產能過剩行業前列的關鍵性企業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企業。

連維良介紹說，所謂負面清單，就是什么樣的企業不能債轉股。文件強調了“四個禁止”，就是四類企業禁止債轉股。禁止失去生存發展前景、扭虧無望的“僵尸企業”債轉股；禁止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嚴重失信企業債轉股；禁止有可能導致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債轉股；禁止債權債務復雜且不明晰的企業債轉股。

“這里說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是明確債轉股的政策邊界，不是政府直接定企業，具體的債轉股對象企業還是由市場主體按照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和上述指導性原則，自主協商確定。”連維良強調說。

在實施機構方面，《指導意見》要求，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銀行將債權轉為股權，應通過向實施機構轉讓債權、由實施機構將債權轉為對象企業股權的方式實現。

《指導意見》鼓勵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多種類型實施機構參與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支持銀行充分利用現有符合條件的所屬機構，或允許申請設立符合規定的新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鼓勵實施機構引入社會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增強資本實力。

分析認為，社會資金包括機構投資者及合格的個人投資者，這意味著資管市場的大部分主體，包括符合條件的銀行理財等，均可參與其中。

債轉股重來，與17年前有何不同？從政策主導走向市場主導

連維良在介紹這次債轉股與1999年債轉股的不同點時，首先強調兩者“方式不同”。

連維良表示，上世紀90年代末的債轉股主要是政策性債轉股，也就是轉股企業、轉股的債權以及實施機構，主要是以政府為主確定的，包括債轉股涉及的資金籌集也是由政府多渠道籌集。

本次債轉股是市場化、法治化的債轉股，很重要一點就是債轉股企業轉股的債權、轉股的價格、實施機構不是由政府確定的，而是由市場主體自主協商確定的，包括債轉股的資金籌措也是由市場化方式籌措為主，各相關市場主體自主決策、自擔風險、自享收益。

回顧1999年的債轉股，由國家經貿委綜合協調實施。1999年債轉股實施的參與主體有債轉股企業、商業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及政府部門（國家經貿委、人民銀行、財政部、地方政府）。

國金證券研報指出，1999年確定實施債轉股企業共580家，債轉股總金額4050億元，占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剝離不良貸款13939億元的29%。在協議轉股額 4050 億元中，信達公司 1759 億元，華融公司 1095 億元，東方公司603 億元 ，長城公司 117 億元，國家開發銀行 477 億元。2000年8月國家統計局企業調查總隊對504家債轉股企業進行了調查，504家企業全部為國有企業，其大型企業74家、大型企業385家、中型企業44家、小型企業1家。

北京市雨仁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北京市律師協會自然資源專業委員會主任欒政明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介紹，當時為解決嚴重阻礙經濟發展的“三角債”，《國家經貿委、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實施債權轉股權若干問題的意見》出臺，文件強調“國務院決定，國有商業銀行組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依法處置銀行原有的不良信貸資產。同時，為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實現三年改革與脫困的目標，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投資主體實行債權轉股權，企業相應增資減債，優化資產負債結構”。隨后，為了規范國有企業債轉股行為及程序，國家又陸續出臺了多項政策。

欒政明律師認為，該輪債轉股可以稱為政府主導型的債轉股，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從提出債轉股企業建議名單到主管部門聯合評審，再到國務院最終批準實施，政府居于主導地位；政策目標明確，對于商業銀行而言，主要目標是盤活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化解金融風險；對于國有企業而言，主要是優化資產負債結構，實現虧損國有企業轉虧為盈；銀行作為債權人并非直接對國有企業實施債轉股，而是通過專門設立的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嫁接，同時，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股權的退出受到主管部門的嚴格監管。

彼時，債轉股曾扮演了國企解困、盤活銀行不良資產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起家的基礎業務。

但分析普遍認為，上一輪債轉股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是由財政成本承擔了化解不良的最終成本。

國金證券策略分析師李立峰分析指出，上一輪債轉股的實施不是市場化操作，不符合市場規律。債轉股企業篩選方面，行政干預嚴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基本沒有獨立評審權。有的地方搞“拉郎配”， 將符合條件的企業與嚴重虧損企業捆綁進行債轉股，導致企業一起陷入困境。

定價方面，一方面，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要求按賬面價值原值收購銀行不良貸款；另一方面，債轉股企業要求100%回購股權，企業回購壓力很大，財務負擔并沒有明顯下降。這直接導致資產管理公司較難實現股權退出。2004―2006年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現金回收率不高，只有20%左右，資產管理公司的虧損都由財政來買單。

第7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

一、進一步優化船隊結構

集團目前自有運力443艘、3193萬載重噸，其中集裝箱運力為49.1萬TEU。現集團正加大船隊結構調整力度;預計到2016年，將拆解船舶累計115艘、350萬載重噸，建造船舶47艘、500萬載重噸。下一步，在船隊更新中，將重點突出“三化”：低碳化、大型化、輕資產化，注重船型的先進性和經濟性，提高船隊競爭力。

二、加快推動企業轉型升級

《意見》中強調要加快企業轉型升級。面對國際航運市場持續低迷的“新常態”，企業要確保生存與發展，就必須要加快轉型升級。現中國海運正積極實施轉型升級戰略，如圍繞航運主業積極開展多元化經營，以提升平抑市場波動、抵御經營風險的能力;加強與貨主特別是國內大貨主的合作，向上下游產業鏈延伸業務;突破傳統的產業邊界、服務邊界和市場邊界，向航線兩端延伸服務，從“船與船”的競爭轉向“鏈與鏈”的競爭。現已初步形成“1+6”的產業結構，主業與多元產業相互支持，相互補充。中國海運能在航運市場持續低迷、行業虧損面不斷加大的惡劣環境下實現持續盈利，正是得益于上述產業結構和企業的轉型升級。

三、深入推進企業內部改革

深化改革是國務院《意見》中的一項重點任務。現中國海運已制訂了改革發展20條指導意見，形成了深化改革的總體思路，明確了6項改革重點，包括：一是推進“混合所有制”，進一步提升集團資產上市比例，計劃集團上市資產比例由目前的65%提高至80%以上。二是有序穩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重點解決企業辦醫院、學校、幼兒園等問題，完成部分集體企業的清理。三是推進人力資源管理體制改革，包括船員管理體制改革、人才與勞動用工機制改革兩項。四是加強內部資源整合，在做好散運資源、碼頭資源、科技資源與物業資源整合基礎上，繼續推進油運及物流資源整合。五是加強核心企業董事會建設，增強子公司的市場快速反應能力與經營活力。六是加強經營管理機制改革，包括建設集團電子商務平臺和完善集中采購管控模式，改革傳統營銷模式，提升采購效率并降低采購成本。上述6項重點改革正按照設計的計劃時間表和實施路線圖一步步推進。

四、大力推進“走出去”戰略

隨著南美控股在巴西成立，中國海運集團業已形成香港、北美、歐洲、東南亞、西亞、非洲、南美等全球七大控股公司的新格局。目前，集團的海外網點超過400余家，海外總資產和總收入分別占到集團的42%和37%，集裝箱、干散貨、油輪三大船隊的國際貨物周轉量和國際收入比重均超過了50%。下一步，集團將進一步加強海外公司管理，增強風險防范能力，加大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力度，完善全球戰略布局，研究借鑒香港控股經營模式，重點發展碼頭、支線服務、堆場、倉儲、物流、供貿、金融等多元化產業。

五、抓緊推進商業模式創新

電商業務在全球范圍內發展迅猛，是新商業模式不可繞開的重要內容。中國海運集團正在抓緊推進航運電商平臺的建設，以此推動商業模式創新。最近，集團旗下的中海集運、中海科技與阿里巴巴在杭州簽署了合作協議，加緊推進雙方的合資平臺“一海通”項目，就跨境物流電商領域業務開展深入合作，致力于解決電商走向國際化的物流難題，力求為中小微客戶提供“低成本、高標準”的特色跨境物流服務，全面提升中小微客戶從過去“港到港”、“門到門”到今天“端到端”的一站式服務。下一步，集團將通過整合企業所擁有的全程物流各環節信息、全球化服務網點等各方面資源，打造金融、貿易、保險、電商、物流“五位一體”的平臺，提升金融服務功能，打造企業整體優勢。

六、堅持綠色安全發展

推進綠色安全發展，是國務院《意見》中第十項重點任務。在綠色發展方面，中國海運堅持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發展之路，扎實推進節能減排工作，把“綠色、低碳”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重點，完善企業內部節能減排計劃和執行工作;堅持發展節能型船舶，積極推行經濟航速、使用岸電、發電機技改等做法，確保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下轉第14頁）

（上接第12頁）在安全發展方面，中國海運堅持強化安全生產責任，構建科學的安全管理長效機制，切實履行企業安全生產主體責任;以船舶防碰撞、防海盜、防污染和陸岸防火、防爆、防工傷為重點，堅持抓基層打基礎，深化隱患排查治理，保持集團安全生產持續穩定健康發展。近年來，集團在安全生產上總體保持相對平穩，歷年均能實現安全管理目標。盡管船隊規模成倍增長，但水上交通事故卻從10年前的77起降至2013年的24起，安全面從10年前的97.5%提升至目前的99.5%。

為更好地貫徹落實國務院《意見》，推進我國海運業健康發展，在此提幾點建議：

一是進一步提高國家運力保障能力。與其他經貿大國、海運大國（如日本、德國）比較，與我國建設海洋強國、海運強國的目標要求比較，與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需求比較，我國的船舶運力保障能力與控制能力還較弱。建議國家要從長遠戰略上提高運力保障能力，參照美國有關海運制度，繼續保留我國沿海運輸權制度，并努力提高國家重點物資運輸比例。

第8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

在4月初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德銘提出了今年及今后一段時期的五大改革領域和六大改革重點，并就落實措施作出了部署。

改革步入“四位一體”期

2006年的改革工作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都有所建樹。陳德銘提到，2006年的改革工作呈現點、線、面全面推進的良好局面，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繼續深化，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就市場主體的建設來看，去年，國家了《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原則、目標和措施。通過重組，中央企業減少到159家。實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已達到64.2%。地方國有大型企業已基本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中小企業改制面超過85%。壟斷行業改革繼續深化，郵政管理初步實現政企分開。與此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繼續改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來，有關部門已出臺25個配套文件，各地區累計出臺相關法規及政策性文件200多個。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呈現出新辦企業增加、技術進步加快、產業組織優化、對外貿易擴大、經濟效益提高的良好勢頭。

自商品市場化改革完成之后，我國的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穩步提高。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企業債券發行規模穩步擴大，產業投資基金試點取得進展，直接融資比例大幅度提高。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目標責任制進一步明確，征地補償制度得到強化，經營性用地出讓和國有土地協議出讓制度繼續規范，國家建立了土地督察制度。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農民工務工的體制環境進一步改善。累計12個省份取消了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二元性質劃分。有關部門在100個城市進行了城鄉統籌就業試點。

在市場經濟的宏觀體制建設上，財稅、金融、投資、價格體制繼續完善。政府收支分類改革順利推進，預算管理制度改革不斷深化。已有18個省份實施了省直管縣財政管理體制改革，28個省份實行了鄉財縣管改革。全國徹底取消了農業稅，廢除了農業特產稅稅種，調整和完善了消費稅、資源稅、出口退稅和房地產稅收政策，提高了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成功改制上市。農村金融組織的市場準入門檻進一步降低。銀行業資產質量和資本充足率繼續提高。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穩步進行。《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頒布實施。外匯管理制度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完善。投資體制改革積極推進，已有30個省份出臺了企業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80％以上的企業投資項目實行了備案制，中央投資管理程序進一步規范，政府投資代建制范圍繼續擴大。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取得積極進展，石油價格綜合配套改革和電價調整方案順利實施，30個省份開征了水資源費，15個城市對居民生活用水實施了階梯式計量水價，建立了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統一公布制度。

在社會領域，各項改革取得新進展。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開局良好，惠及5200萬名農村中小學學生。覆蓋全國大中城市的社區衛生服務網絡初步形成。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擴大到1451個縣（市、區），占全國的50.7％，惠及4.1億農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全面推行。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工作開始啟動。文化體制改革全面推開。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健全，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做實個人賬戶試點又擴大了8個省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并軌基本完成。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人數，分別增加1162萬、1954萬、539萬、1757萬和1038萬。25個省份初步建立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邁出新步伐，29個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公務員工資制度和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順利實施。

農村體制改革繼續深化。北京、吉林等8個省份在全省（市、區）開展了農村綜合改革試點，其余省份在12個地級市和262個縣（市）開展了試點。《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穩步發展。集體林權、農技推廣體系、獸醫體制、農墾體制改革繼續推進。

另外，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穩步推進。實施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以點帶面地推進改革，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新時期推進改革的有效方式。在上海和天津新區進行的綜合配套改革，今年穩步推進。在上海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三年行動計劃中，70％的改革事項已經推開。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啟動，已批準設立渤海銀行、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天津東疆保稅港區。深圳經濟特區出臺了《改革創新促進條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邁出可喜步伐，服務型政府建設步伐明顯加快。

確定五大改革方向和七大改革重點

陳德銘說，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著不少隱憂和問題。這些問題，追根溯源是因為改革不到位、體制機制不健全。主要是，企業制度還不健全，相當數量的企業還沒有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形成，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不高，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尚未理順；政府職能轉換仍不到位，政府“越位、錯位、缺位”的現象還比較多；社會領域的改革相對滯后，社會再分配調節機制很不健全。因此，2007年和今后一個時期，就需要繼續圍繞消除不利于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的體制機制障礙、圍繞消除不利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機制障礙、圍繞消除不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改革。

據陳德銘介紹，今年及今后一段時期的改革重點將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著眼于轉變政府職能，積極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二是著眼于提高競爭力和控制力，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三是著眼于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四是著眼于促進社會和諧，深化社會領域改革；五是著眼于統籌城鄉發展，深化農村體制改革。

而各級發展改革部門要抓好七大改革重點。一要加強對改革工作的總體指導和綜合協調；二要繼續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三要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四要加快壟斷行業管理體制改革；五要促進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六要推進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七要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轉換機制、加強監管的原則，與有關部門共同研究提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措施，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具體來說，今年要改進企業投資項目核準程序，頒布項目申請報告示范文本，修訂《政府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目錄》，統一規范企業投資項目備案制，繼續推行代建制，抓緊建立政府投資決策責任追究制度。

就水、電和石油天然氣等資源類產品的價格，要逐步理順成品油和天然氣價格，適時調整各類水價標準，加快輸配電價改革步伐，完善風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價格和費用分攤政策，推進供熱價格改革。完善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差別電價和水價政策，健全排污收費制度，年底前所有城鎮都要收繳污水處理費，并逐步提高收費標準，所有設市城市都要在規定期限內收繳垃圾處理費。

就壟斷行業管理體制改革來說，要繼續穩步推進電力體制改革，抓緊處理廠網分開遺留問題，推動電網企業主輔分離，健全電力市場監管體制。繼續落實電信和郵政體制改革措施。與有關部門研究提出鐵路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加快推進鐵路投融資改革。

促進非公經濟發展，切實消除“玻璃門”現象，發改委年內將力爭出臺與《意見》相配套的其余12個文件。

針對一些地方踴躍提出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點需求，陳德銘強調，發改委擬訂了有關推進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的“意見”，但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不是給優惠政策，不是搞不平等競爭，而是試圖通過區域性的體制機制的率先創新，推動面上的改革。

發揮改革主動性

第9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導意見范文

無論是“合縱”還是“連橫”，為什么2016年房企“國家隊”的重組動作頻頻？這與來自決策層的政策導向顯然密不可分。《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梳理發現，在地產央企發展的過程中，有三個圈內公認的歷史性節點：一是1998年的房地產市場化改革，當時可謂央企與地產的“蜜月期”，保利、遠洋、華潤等部分央企已經承擔了房地產開發的相關職責，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因享受了最初的政策優惠和市場紅利而迅速做大。

二是2010年3月的“冰河期”，時值中央對樓市過熱施以重拳調控，國務院國資委發文要求除16家以房地產為主業的央企外，78家不以此為主業的央企退出房地產業，次年雖然又批準了5家央企“房地產牌照”，但“退房令”在當時的調控大背景下反映出監管層空前審慎的姿態導向。

第三個節點正是始于2015年年末的央企整合潮，地產央企自然也被卷入到這股風潮之中。

記者注意到，2015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促進房地產業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民企之間會有自發的市場行為，‘國家隊’也會被要求起到示范作用。”一位資深地產人對記者表示。

一個有說服力的案例是，根據保利地產2016年12月5日晚間公告的數據，此次保利地產收購中航地產的9個資產包作價約20億元。本次收購由保利地產全資子公司完成，廣州金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收購中航地產持有的7家公司100%的股權和1家公司79.17%的股權，保利（江西）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收購江西中航地產有限責任公司持有的南昌中航國際廣場二期項目。此次收購的項目涉及成都、昆山、九江、烏魯木齊、岳陽、贛州和南昌等7個城市。標的資產價格還不如2016年上半年火爆樓市中等熱度的一塊土地價格。“這次跨央企平臺的交易更多是來自國資委的牽線和授意，兩家企業都有軍工背景，跨平臺確實有相對更多的融合基礎，但若從資產包本身的價值來看，中航保留了一些地塊，只是出讓了一些三四線城市的土地儲備，在房地產業下行的壓力下，對市場的吸引力其實是不足的。”保利地產一位戰略研究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直言。

魯能集團此前也就重組事宜對記者回應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鼓勵國有企業加快上市步伐。為積極響應國家政策號召，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經公司慎重研究，啟動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

事實上，2016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還曾《關于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在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主要目標上，要求資源配置更趨合理。其中，提到形成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時，《意見》也將“兼并重組”放在有效途徑的首要位置。

“央企之間本身存在‘誰也不服誰’的怪象，這時國資委的意見和安排還是有協調作用的，央企重組的決定權也不完全在企業手中。”上述資深地產人如是說。

資本運作可以降低拿地成本

當然，對于房企“國家隊”而言，聽從政策召喚發起兼并收購從商業角度也不是一筆虧本買賣。“在目前的大環境下，越來越少的企業會選擇直接土地轉讓，因為它流程長、稅負重，成本也高，企業更傾向于以資本運作的形式先獲得項目的控制權，從而可以間接地獲得土地的使用權。”秦裕斌律師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說。

市場人士認為，成功收購中信地產的中海地產就是選擇了一條以行業國企之間的并購代替高價拿地擴張的發展路徑：與中信整合后，中海地產獲得中信布局于25城、總建筑面積為2400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其中75%位于一二線城市。交易完成后，中海的土地儲備直接增長了58%。

中原地產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共誕生了219宗價格超過10億元的土地，一線城市和強二線城市更是連連刷新地王紀錄，動輒以近百億的代價才能撬動一塊地。以這個尺度來衡量中海對中信的天價收購就顯得并不昂貴，而中航地產的項目雖然多數位于“去庫存”壓力尚存的三四線城市，但20億買9個資產包的價格依然相當便宜。

有上市房企的負責人對記者說，目前熱點城市土地價格“高到離譜”，通過傳統招拍掛形式拿地成本太高，即使是在財力雄厚的央企之間也是到了白熱化競爭程度，所以一級市場已經成為小眾的盛宴，多數企業只能到土拍現場“打打醬油”。其實，通過并購、收購可以快速實現資源整合，從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熱點城市并購整合“拿”地比一味拍“地王”更便于運營和實現多贏。

在亞豪房地產服務機構市場總監郭毅看來，當前公開土拍市場拿地不僅普遍價高，還受到諸多制約，通過收購方式繞開壁壘低價拿地是“曲線救國”。

克而瑞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則顯示，對于傳統房企而言，以收購或并購方式獲取項目除了可以使企業避開激烈的土地一級市場競爭外，部分收購獲取的項目還可以快速推出市場，加速企業資金回流。

“新調控時代”的“焦慮癥”

不過，也有不少受訪者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央企、國企之所以熱衷重組，其實是受到一種焦慮心態的困擾。“從現在的市場看，未來兩三年有可能是房地產開發和銷售的低谷期，如果現在不積極擴張，很可能在新一輪房企資產整合的大潮中被淹沒，降低自己的行業地位，不知道擴張會不會‘作死’，但不擴張一定是‘等死’。”一位參與過房地產收購項目調研的券商人士告訴記者。

同策咨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對記者解釋道，央企前期瘋狂收割地王也是受到同樣的情緒影響，搶地王和加快重組步伐其實是相互作用的同一盤棋，“之所以不計后果地拿地，拼命擴充在一線城市、核心二線城市的土地儲備，是避免自己從企業估值的角度來看處于弱勢，考慮的出發點并不完全是按照成本和收益的常規測算，更大的目的是謀求在央企房企整合與重組過程中增加話語權，一旦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談判籌碼，就可能并購其他央企的‘退房’資產。”

地產央企一直是房企陣營中獨特的存在，其在土地、資本、品牌等方面有著先天優勢，但記者注意到，2016年百億房企排行中，中海、保利、華潤、遠洋等老牌企業與排名榜單前3位、銷售額過3000億的房企差距明顯。

“新調控時代”背景下，規模大小幾乎意味著生死存亡，重組潮的熱火朝天又反過來增加了“國家隊”的危機感。此番吞下中航工業地產板塊的保利地產正值規模上突破兩千億大關的關鍵時刻，也面臨與中海、綠地的同行競爭。而同時發力收購中航地產、重組保利置業兩項決策背后，或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承載的壓力。

實際上，對優質資源的并購已經成為業內拼搶“座次”的方式之一。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6月保利地產就曾率先宣布擬收購上置集團（1207.HK），但這宗交易由于風控原因功敗垂成，而坊間一度盛傳中信地產也曾與保利就并購事宜有過接洽，最終花落近年來保利的“老對手”中海地產。

母公司背景強悍的中航地產、中信地產都在這輪整合潮中難逃被吞噬的命運，這引起了地產圈的無限感慨。不過，記者觀察發現，在“新調控時代”，小房企本身就深懷熬不過寒冬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