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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have remained an important issuein the study of commodity economy history.However,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must first depend on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its own rather thanjust a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eudal Chinese landlord system and the Western European suzerain system.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feudal Chinese commodity economy can be seen inthe fact that it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al peaks and thusformed a multi-dimensional pattem.During this 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 strongly interfered by political factors,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關鍵詞:商品經濟、中外比較、中國特點
commodity economy/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正 文】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乃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消長的過程。(注:李埏:《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學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必須大力開展對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隨著近20年來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點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商品經濟問題是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突破口,應強調重視商品經濟的研究。
大力開展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因為這關系到我們從什么樣的角度出發和以什么樣的思想為指導去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并進而科學認識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最近,寧可先生強調:"從中國社會形態的研究,尋求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不能不注重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這里包括了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而尋求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也許能給我們以線索和啟示。"(注:寧可:《中國社會形態中應當注重的一個方面-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再認識筆談"),載《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蓋在于此。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這并不能說明該問題已無探討的必要,而恰恰說明這只是一個重新認識的開端。下面,試就此問題略抒管見。
一
我們先從對已有的特點的分析談起。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和探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關系的論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問題。其中,姜守鵬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注:見《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2期。)是有關此問題的專文。限于篇幅,以下圍繞此出分析。
在該文中,姜先生將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較早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重要特征。"單從時間上看,中國在公元前359年商鞅變法之時,就確立起了"民得買賣"的地權原則,土地買賣逐漸盛行起來;而在西歐,到公元11世紀之后,"在大多數國家內,起初不能讓渡和不能分割的'貴族'土地,漸漸變為可以讓渡和可以分割的;實際上,它已被分割到漫無止境。"(注:[法]P•布瓦松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44頁。)土地買賣才發展起來。顯然,中國歷史上土地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確實比西歐要早得多。進一步來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買賣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買賣的。在中國,西周就確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權原則;而在西歐,由于土地處于高度穩定狀態,不能買賣,馬克思曾稱之為"不動產"。
關鍵詞:中國城市化 城市化進程 工業化 二元結構
一、基本特征
建國以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的城市社會經濟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呈現出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城市發展布局和結構日趨合理,城市群發展迅速等特征。
首先,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且不看其他方面,就從中國城市的數量就可以看出來城市化進程的快速。
其次,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結構日趨合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小城鎮發展加快,小城鎮數量迅速增長。1978年全國僅有建制鎮2173個,且以縣城關鎮和工礦鎮為主。 2008年末全國共有建制鎮19 234個,比1978年增加17 061個。 新建的建制鎮大多由原鄉建制發展而來, 是分布廣泛的鄉村中心,并正在發展成為以農業服務、商貿旅游、工礦開發等多種產業為依托的、 各具特色的新型小城鎮。 與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相伴生的小城鎮發展打破了城鄉分割的體制, 推動了我國城鎮化發展。 2008年全國城鎮人口達6.07億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45.68%,比1978年提高了28個百分點。 小城鎮人口占城鎮總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20%上升到45%以上 ,2007年全國建制鎮建成區面積2.8萬平方公里,人口密度5 459人 / 平方公里,小城鎮聚集效應逐步顯現??茖W的城市發展戰略的實施, 使得我國的城市發展結構日趨合理。[2]
最后,二元結構下推進城市化我國現階段的城市化是在工業、 農業部門二元結構以及區域經濟二元結構的大環境下進行的。[3]
二、動力機制
(一)產業結構的轉換力
同全球發展趨勢一樣,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是產業的空間集聚,也就是工業化過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演進會改變城市的形態和規模,進而影響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身,就是變落后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經濟為先進的城市社會和商品經濟的歷史過程,所以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而在產業革命之后,工業化則成為城市化的根本動力。[4]
(二)科技進步的推動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萍歼M步會加速經濟增長,深刻地促進產業集聚及產業結構的轉換,影響城市化進程,可以說技術進步是城市化發展的源動力??萍嫉倪M步無疑是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動力之一。
(三)國家政策的推動力。國家大力鼓勵城市的發展從而帶來了中國城市的發展,從而成為了中國城市化的動力。
三、文化因素
事實上,現代城市化的過程,除了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城市規模的擴展以外,還應包括城市關系以及典型的城市文化因素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變遷。有學者指出: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化運動與非城市化運動的對抗史。[5] 在如此漫長的中國城市史中,城市始終作為中央集權的全國統一行政區劃的各級行政中心而存在,在絕大部分時間里保持著政治上高度控制的網絡狀態。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中國在愈益完善的官僚體制的嚴密控制下,個人的經濟抱負很難在分裂的形勢中找到機會,從而未能象歐洲那樣導致資本主義的產生。[6]
四、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是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既為物質生產又為人民生活提供一般條件的公共設施。城市基礎設施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基礎設施在城市地域內的延伸, 是為滿足城市物質生產和居民生活的需要, 向城市居民和各單位提供基本服務的公共物質設施以及相關的產業和部門。
中國目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 城市基礎設施管理同其他經濟管理一樣, 仍然是混合的管理模式, 即延續計劃經濟的管理方法。
在實際的運行管理中, 由于重視建設過程管理、輕視運營和養護管理的思想存在, 激勵和考核制度的不健全, 導致管理部門間缺乏必要的整合, 各個部門各自為政, 難以協調工作。另外, 由于管理手段和方法落后, 已經不能滿足基礎設施經營管理的需要, 造成工作效率低下。[7]
五、總結:總結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具有幾下幾大特點:
(一)城市化進程明顯表現出先被動后主動的特征,建國初到改革開放之前,城市化基本上是被動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城市的建立和發展主要是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政府沒有意識到城市對于現代經濟活動的重要意義。
(二)從城市化進程看,勞動力職業的轉化快于地域的集中 城市化的進程,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城市化進程主要表現為農村的城市化或城鎮化,尤其是農村小城鎮的迅速發展,其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分割和政策上的限制。[8]
(三)從城市化空間進程看,地區間城市化水平不均衡,差異較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較快,而西部地區發展相對較慢,這種差距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
參考文獻:
[1]周于峙.探索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J].國際城市規劃.2009(S1).
[2]陳秀山,王洋.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基本特征與存在問題研究[A].井岡山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3]薛艷峰,任虎.中國城市化現狀及其問題[J].經濟論壇,2007(6).
[4]段杰,李江.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特點、動力機制及發展前景[A].經濟地理,1999(12).
[5]余秋雨.當代都市文化略論[A].戲劇藝術.1997(1).
[6]徐暉.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文化因素[A].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0(3).
(一)在整個經濟生活教學中,要強調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道德經濟。
⒈從宏觀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道德不可分割
一定的經濟需要一定的文化。人類經濟發展史表明,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取代封建自然經濟后,相應的道德文化沒有建立前,自然經濟呈現無序狀態。我國改革以來的實踐表明,由于沒有建立市場主體自覺遵守的精細的道德文化,使經濟活動的許多空間失控,使權錢交易、等現象時有發生,導致一些單位和個人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這些都嚴重沖擊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秩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包含尚公精神,即崇尚公有制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主導作用,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經濟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三個有利于”價值取向的指導下,樹立公平意識、進取意識、誠信意識、互助意識。
⒉由于市場本身的缺陷,必須要求發揮道德的協調作用
市場經濟要求一切經濟關系市場化,而市場化的經濟關系必然受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規律的調節和支配,這樣使得每一個市場主體都成為具有獨立利益的自然人或法人,并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這就必然會有意無意地違背市場交易規則,發生多種利害沖突,如果不及時地得到合乎市場規律要求的妥善解決,就必然導致市場規則的破壞和市場秩序的紊亂,從而危及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這就需要一種深入人們內心的、具有穩定的、連續性的、廣泛影響力的道德約束機制來進行監督。
⒊道德可以彌補市場法治的某些不足
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都是調節社會關系的手段,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但二者又有明顯的區別,一般地說,法是通過“抑惡”來揚善的,而道德是通過“揚善”來抑惡的:法訴諸于懲戒,往往只能除“惡”于已然,起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用,道德則訴諸良心,可以防“惡”于未然;法長于治“標”,道德則長于治“本”:法遵循實用性原則,主要是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道德則遵循應然性原則,還可以引導社會走向理想。另外,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不僅道德需要良心,而且法也需要道德、良心的扶持,一個社會良心和公眾良心泯滅的社會,法律不僅會喪失其公正性,同時也會喪失其權威性。在歷史長河中,再完美的法律制度也還是會有空隙可鉆的,隨著情況的變化,制度規章也會有不適應之時,所以,在許多法律干預不到的地方,道德恰恰可以彌補它的不足。
⒋道德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一個新的趨勢就是經濟增長已不再單純依靠資本、技術等經濟因素,還有賴于各種非經濟因素。諸如文化知識的投入和道德精神的注入。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統計資料表明,人文因素在經濟增長方式中已占50%的比重,表現為意識形態的道德理論、價值觀念、倫理原則、道德人格等便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人文因素。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內涵了誠實、信譽、公平、互惠互利等道德因素,并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那種效率和公平兼顧的價值觀,仁中取利、義中取財的經營方略,誠實信用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精神,使企業具有長久的發展后勁,成為增強企業競爭實力和經濟效益的“活水源頭”。
⒌道德對合理配置和利用人力資源作用重大
道德是人力資源中的重要因素,因為人力資源不僅包括勞動者一定的智力和體力,同時,還應包括一定的德力,勞動者只具有健康的體魄、靈活的大腦機能及智能還不夠,還必須具有一定的理想和奮斗目標,有較高的道德追求和生活準則,有積極進取和奮發向上的精神。只有在道德的作用力下,自身的智力、體力和全部潛能,才能得到充分的調動和發揮。在社全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合理地配置勞動力,除了要有科學合理的經濟體制和管理制度外,還要有較高職業道德水準的管理人才,有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調控手段和監控機制。
(二)在各個環節教學中,針對不同的內容,可以突出以下相應的道德思想和觀點。
⒈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四個環節需要道德機制發生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商品的生產、交換,還是分配和消費,都涉及到如何在道德范圍內進行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商品的生產、流通和資源的有效配置等各個方面都蘊含了一種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以個人為本位或“亞洲資本主義”以集團為本位的文化精神和價值理性。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必須恪守一定的道德規則,這樣才能使整個商品流通過程和諧完成。例如,經濟生活第一課“揭開貨幣的神秘面紗”“信用工具”,第三課“消費及其類型”“樹立正確消費觀”,第四課“ 生產與消費”,第五課“勞動者的主要權利和義務”“勞動合同制”,第八課“依法納稅是公民的基本義務”,第九課“市場交易的原則”等等,以上市場主體的行為既有法律具體規定,也包含一種社會主義道德精神貫穿了整個教材,可以說,道德思想是經濟生活的靈魂,經濟生活教學如果沒有德治思想或德治思想體現得不充分,都是缺陷和不完整的。
⒉經濟競爭的有序性也離不開道德的監督
有市場就有競爭,有競爭就得維護自由、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這些規則有法律性的,也有
在人們內心長期形成的共同信念。由這些信念來規范各種交換和競爭行為,市場機制往往不會失靈或者扭曲.市場好比運動場,競爭就象比賽,都講究友誼第一,都主張在道德范圍內的積極參與。例如,經濟生活第一課“紙幣”,第二課“商品的基本屬性”,第三課“做理智的消費者”“公司經營成功的要素”,第五課“勞動者的權利與義務”,第九課“市場交易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建立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第十課“對外貿易”等內容,它們的順利進行,除了法律規定外,都離不開人類共同道德的規范作用。
⒊市場主體的平等、自由依賴于道德
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自由的,任何脅迫行為和欺詐行為在交換活動中都是無效的,為確保這種地位平等的競爭自由,就得依靠道德,發揮道德的監督功能。例如經濟生活第二課“價值決定價格”,第四課“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競爭地位的平等性”,第五課“勞動和就業”“勞動合同制”“社會保障制度”,第六課“效率和公平”,第七課“個人收入的分配”,第八課“財政和稅收”,第九課“市場交易原則”等內容都充分體現了這一特征,這需要教師在講課過程中細心闡述。
⒋契約(合同)的效力需要道德發揮維持作用
市場經濟必定導致生產者之間發生商品貨幣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商品貨幣關系往往采用合同的形式規定下來,而這種合同關系除需要法律規定外,道德機制也必不可少。例如,教材第五課中“勞動合同制度”,第六課“銀行的作用”,第九課“市場交易原則”,第十一課“世貿和金融組織”“對外開放堅持的基本原則”等內容都直接或間接地表明市場經濟是合同經濟。
⒌提高經營者、勞動者素質需要發揮道德的作用
經濟生活課程標準清楚地說明我們學習經濟生活的目的包含增強法制和道德觀念,自覺規范自己在經濟生活中的行為。在教材第一課“紙幣的產生和發展”, 第三課“做理智的消費者”“公司經營成功的要素”,第五課“勞動者的主要權利和義務”,第八課“依法納稅是公民的基本義務”,第九課“市場經濟和市場秩序”等都始終把握社會主義道德的主旋律。
⒍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必須發揮道德的力量
企業文化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方面,具有較強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大多數集中在城市,企業職工在城市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而城市又是主導文化發展的方向。如果每個企業都重視建設企業文化,職工的精神面貌改變了,就能有力地促使整個城市風氣的好轉,進而帶動全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因此,企業文化建設對我們整個社會精神文明建設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企業文化建設關系企業的繁榮與發展。當今世界正在邁向文化時代。文化時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文化滲透到了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與各個層次。這是不以人為的意志為轉移的時代潮流。一個企業要生存,要發展,必須十分重視發動干部職工策劃并形成符合本企業特點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發展的歷史表明,良好的企業文化可以規范企業的運作,起到對企業的導向作用、育人作用、激勵作用、約束作用等。企業文化一旦形成,可以增強職工對企業的認同感、信任感、自豪感和歸屬感,增強職工報效企業的心理追求,最大限度地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企業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企業充滿生機,促進企業的進步與繁榮。當今社會的企業競爭,與其說是產品質量、價格、服務的競爭,倒不如說是文化的競爭。誰家的文化品位高,誰家的生意就紅火??梢?,企業文化作為企業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共同載體,它肩負著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和歷史使命,可以稱得上是“企業之魂”,日益成為企業發展的內在動力。當前,進一步強調和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對于深化企業改革,尤其是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重振雄風,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那么,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我們如何建設具有時代精神的企業文化呢?
1.企業文化建設必須以人為本,核心是加強思想道德建設。
職工是企業一切經營活動的主體。全面提高職工的思想道德素質,是企業文化建設取得成效的關鍵。眾所周知,經濟活動的本質,從來就是民族經濟、民族文化、民族道德力量的融合與統一。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包括一般市場經濟的道德要求,而且蘊含著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因此,建設企業文化,必須把加強職工的思想道德建設放在核心位置,教育和引導職工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樹立崇高企業精神,逐步培育自己民族的道德和精神。形成以民族文化為基礎,以企業職工為核心,內立崇高企業精神,增強企業凝聚力,外樹良好企業形象,增強社會認同感這樣一種良好企業文化氛圍。在這種強烈的文化氛圍中,職工的愛崗敬業熱情才能得以激發,巨大的精神能量才能得以釋放,空前的創造力才能得以實現,企業才能得以充滿蓬勃生機與活力。
2.企業文化建設必須繼承發揚傳統文化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
企業文化具有歷史繼承性,企業文化建設必須以繼承前人的思想文化成果為前提。我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大國,民族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這就決定了中國企業文化不可能拋開中國傳統文化而重建,而必須以傳統文化為基礎,以時代特征為前提,充分吸納傳統文化精髓而又具有時代精神和特點。我國傳統文化雖然植根于自然經濟基礎之上,但是它對市場經濟仍然具有積極的影響。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改革開放,這是一種新的社會條件。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如果我們把愛國主義傳統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機地統一起來;把義利合一、義重于利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傳統價值觀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下的社會主義義利觀有機地結合起來;把以“仁”為基礎的“和為貴”的傳統人際關系同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五愛”為基本要求的團結互助、平等友愛、共同前進的新型人際關系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的企業文化必然以新的姿態,煥發出勃勃生機。只講發揚傳統,不講時代特征,企業文化就會失缺時代精神,缺乏生命力;而只講時代特征,不講發揚傳統,企業文化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同樣沒有生命力。只有既注重發揚傳統,又體現時代特征,在發揚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在創新的前提下發揚傳統,又體現時代特征,在發揚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在創新的前提下發揚傳統,即發揚老傳統,創造新經驗,我國的企業文化建設才能跨上新的臺階,不斷走向輝煌。
一、轉型的歷史和現實依據
從1788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28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仡欉@些危機,盡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機的表現形式,但本質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就是:經濟危機的基礎都是生產過剩;金融危機往往是產業危機的先導;都伴隨著經濟活動的極度投機;多數危機在自然狀態下總是首先發生于那些對世界經濟具有支配地位國家中的那些對國民經濟具有絕對影響力的行業或部門;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危機的形態也在發生轉化。
19世紀之前,由于英國主導著世界經濟,所以絕大多數危機首先發生于英國。20世紀美國主導了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轉到了美國。19世紀20年代之前,英國的主導產業是毛紡織業,生產過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現在這個行業,經濟危機發生后,這個行業往往是重災區。20年代之后,棉紡織業取代毛紡織業上升為主導產業。整個19世紀上半葉,紡織工業(包括與它有直接聯系的部門)較之其他所有工業部門有絕對優勢,所以這個行業始終是那個時代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它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對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19世紀下半葉,大機器工業和鐵路建設的大發展,極大地刺激了礦產開采、金屬冶煉和機器制造工業的發展,使這些行業逐漸上升為可以與紡織工業并列的主導產業,并在19世紀末最終取代紡織業,成為占絕對優勢的產業。于是,這個行業成了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同時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進入20世紀以來,這些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的行業或產業,在二戰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機械制造、煤炭等行業;二戰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轉向汽車制造、造船、發電、石油、化工、電器等行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轉向房地產業、金融業、IT產業等行業。隨著這種轉移,生產過剩危機的發源地也隨之轉移到相應的行業或產業??偟目磥恚?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危機史表明,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時,盡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機和數量不等的銀行倒閉事件,但總的說來危機還是最突出地表現在產業領域,生產下降、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是最主要的現象,而金融危機僅僅是伴隨現象,帶有附加性質。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機事件逐漸與產業危機融合起來,使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由原來突出地表現為產業危機演變為金融危機。90年代以來,世界接連發生了多次金融危機:1990年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引起金融危機,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以來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金融危機。從2000年4月開始,以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滅為起點,美國主要資本市場的股票指數出現狂瀉,金融風暴席卷了美國金融業。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一路演變成世界金融風暴和全面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給美國金融系統帶來了百年一遇的沖擊,造成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軍覆滅,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資救助花旗銀行……,等等。在這些危機中,除了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屬于單純的貨幣危機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產業危機基礎上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盡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發生機制、伴隨現象、本質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產業擴張與信用膨脹相互推動,在一些成長性較強的行業(例如房地產、新技術產業)形成投機熱,并推動其極度泡沫化。(2)信用經濟畸形發展,造成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失衡。(3)生產過剩是危機的起點,生產過剩危機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過來推動生產過剩危機走向深入,并使整個危機突出地表現為金融危機。(4)主周期的長度逐漸向古典周期回歸,同期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總之,這些新現象的出現,給世界經濟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一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轉型。
二、轉型的原因及轉型后的基本特征
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屬于信用危機的類型之一,它是由信用關系中斷引起的強制性恢復。由于金融業建立的基礎是信用關系,當一個國家的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核心的時候,一旦這個領域發生信用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當然,如果一個國家發生了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的金融危機,說明這個國家金融業的發展程度已經很高,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此相適應的信用關系也已經相當發達。當今社會,資本主義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周期性金融危機,這種情況表明,金融業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核心,信用關系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之_。
信用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滲透和發展,使交易關系逐漸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經濟活動的交易媒介以貨幣為主逐漸轉化為以信用關系為主,這種變化意味著商品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信用經濟時代。在這個時代,信用關系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支配地位。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把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作為社會生產的三個具有特征的經濟運動形式而互相對立起來?!瘪R克思雖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種經濟形式對等并列,他指出能夠和自然經濟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經濟,但認為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并且認為:“貨幣經濟只表現為信用經濟的基礎。”而信用經濟則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
商品經濟在它幾千年的發展中,如果從交換方式的發展來劃分,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物物交換階段、貨幣經濟階段和信用經濟階段。在物物交換階段,產品所有者之間的勞動交換關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進行,這種交換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給自足的局限,擴大了生產的社會性,但它無法解決交換次數難以確定和交換目標難以實現的矛盾。貨幣經濟階段的到來克服了物物交換階段遇到的困難,拓展了社會分工和交換關系,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貨幣而又需要交換時無法交換的矛盾。隨著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這個矛盾得到了解決。信用是商品交換中的延期付款或貨幣借貸,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的單方面運動,體現著交易雙方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為,無不體現著信用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也同樣滲透到了世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國際信貸、國際匯兌、國際債券、國際商業信用、國際銀行信用、國際消費信用等等,總而言之,從民族國家發展起來的信用關系,正在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而向世界擴散,它使貨幣經濟讓位于信用經濟,它最大限度地動員了社會資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資源配置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性流動。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拓展了商品經濟的活動空間,增加了其內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為貨幣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所以對貨幣和信用關系的創新本身能夠對象化為商品。在實物貨幣時代,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無論是一般物品還是貴金屬,都是商品,只是因為充當了一般等價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隨著經濟生活中信用關系的出現,有了包括信用貨幣在內的信用產品,隨著信用關系的不斷創新,有了股票、債券、期權、票據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類衍生產品,這些信用產品,多數作為資本商品進入交易市場,成了社會經濟越來越重要的交易對象。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也為資本積累開辟了道路。資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創新為資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如果說,在貨幣經濟時代資本積累的出路和資本家消化過剩資本的基本途徑是資本輸出和技術創新,而在信用經濟時代則主要轉向信用創新。信用創新推動了信用擴張,而信用擴張一方面表現為信用種類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現為信用鏈條的延長。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產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產品。由于金融領域是信用創新的主戰場,先進的創新手段、龐大的專業創新隊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強度創新,使這一領域的信用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信用產品的種類越來越多,數量規模越來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多數國家的信用產品市值規模遠遠大于同一經濟體的實體經濟規模,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關系的發展轉化為資本的生產和擴張能力。它促進了利潤率的平均化,節省了流通費用,縮短了流通時間,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發展,加速了資本的積聚,充分動員和利用了社會資源。只要信用創新能夠帶來足夠的收益,資本主義就會盡其所能地推動其發展,就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創新是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途徑,也是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技術基礎,它-般包括技術、制度、組織、管理、金融創新等多種形式。對資本而言,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通過生產效率的提高使個別資本獲得超額利潤;通過技術發明和延長產業鏈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增加就業;通過延伸信用鏈條創造出更多衍生產品,促進了投資,分散了風險;通過放大杠桿的撬動作用使更多的大資本控制在小資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為技術創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由于信用形式的創新,為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創造了條件;經濟的虛擬化和泡沫化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社會購買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預期,而這又進一步刺激消費欲望,形成消費熱;消費熱拉動實體經濟迅速擴張并形成泡沫,而這又為虛擬經濟及其泡沫化創造了條件。
這些年來,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互推動中,虛擬經濟的交易規模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金融衍生產品不斷被創造出來,杠桿交易使信貸規模極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滅,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機。本來,周期性金融危機的背后是實體經濟危機,它之所以首先表現為強烈的金融危機,是因為虛擬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當泡沫破裂時,其強度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現為劇烈的金融危機,危機使股市、債市、匯市、期市狂跌不止,財富大量蒸發,恐慌蔓延,賠本效應凸顯,消費急劇縮減,結果使起初不甚明顯的實體經濟危機浮出水面,這時真正的危機才開始了,原來的金融系統已經被拖垮,正在進行重組,實體經濟進入破產、倒閉或重組階段,下一個需要度過的階段是蕭條。蕭條階段往往是新一輪創新的開始階段,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即是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也是新一輪創新的物質基礎。由于新周期的物質基礎無論在規模還是在技術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隨著復蘇階段的到來,實體經濟不僅對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對虛擬經濟創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場是虛擬經濟存在的主要領域,所以虛擬經濟的創新也主要表現為金融創新,而金融創新又主要表現為交易方式、金融產品的創新,近些年來,尤以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最為突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基礎,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資本支持,還能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社會購買力。但是,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完全受實體經濟發展的制約,它可以獨立發展。從這些年來的發展情況看,由于期權交易、合約交易、杠桿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創新,以及多層級多種類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使虛擬經濟有了更大的獨立發展的空間。由于虛擬經濟的參與者、交易方式、交易對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經常伴有“羊群效應”、“博傻現象”和“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這意味著當事人受非理性行為的支配,很容易忽視系統風險,過度投機和使用金融創新,過度使用杠桿交易,造成虛擬經濟的極度泡沫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實體經濟觸頂回調,就會引起信用鏈條初始環節的中斷,進而引起整個信用系統危機,形成劇烈的金融危機。
三、轉型后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和傳導機制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產業危機周期”向“金融危機周期”的轉型,雖然也受到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因經濟形態的演變引起,所以轉型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其根源依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一經濟個體活動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經濟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無限積累與擴張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本來,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發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傳統意義上的周期性產業危機趨于緩和。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在最近30年來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再一次趨于尖銳激烈。無獨有偶,這一過程恰巧與信用經濟時代的加速到來相重合,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加速轉型的同時,其頻率和周期長度再一次出現回歸的趨勢,其程度也在逐漸加重。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前,固定資本更新、商業與產業之間的相互推動是高漲走向繁榮的基本形式,盡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鏈條短,信用關系較為簡單,信用產品的泡沫化較為有限,而且多數間接地通過股市非理性暴漲表現出來。蕭條時期,隨著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的啟動,技術創新與信用創新同時進行,信用資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長潛力大、風險小的產業。到了高漲階段,信用資金開始重點流向那些成長勢頭較為強勁、財富效應較為突出的產業,并且與這些部門的產業形成相互推動之勢。高漲階段,信用資金在繼續大規模流向熱點產業的同時,開始全面出擊,既支持產業擴張,也支持商業繁榮,直至熱點產業嚴重泡沫化,并最終走向破滅為止。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后,產業、商業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與轉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鏈條的延長和信用種類的增多,再加上杠桿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規模逐級放大,衍生產品的數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個倒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是否穩定,外來沖擊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關鍵在于實體經濟是否穩定。
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于日本、美國的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隨后發生的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這三次轉型后處于逐步完善過程中的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盡管其具體層面上的發生和傳導機制存在差異,但其一般形式已經基本相同,即:第一階段,金融系統深度介入擴張潛力較大的產業,例如房地產和處于發展初期的房地產業,使這些產業在金融機構、開發商、投機者、游資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與此同時,建立在這一產業擴張基礎之上的信用鏈條也在延伸,數量在逐級放大,形成一個巨大的虛擬經濟泡沫體。在這一階段,經濟加速走向繁榮,整個經濟活動表現出普遍的財富效應,當事人經濟行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較明顯。第二階段,極度泡沫化的實體經濟開始出現拐點,泡沫開始破滅,隨著物價下跌、利潤減少、產品滯銷,投資開始縮減。第三階段,建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信用鏈條沿著當初延伸的方向開始逐級斷裂,龐大的虛擬經濟開始傾斜、倒塌。第四階段,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影響,使危機進一步放大,并沿著金融系統、貿易系統向其他國家擴散,這種擴散帶來了普遍的恐慌心理,無論個人還是組織紛紛采取避險行動,從而出現了“羊群效應”和“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危機迅速蔓延、加速見底。
當然,以上說法是就一般意義而言的,由于引發危機的直接因素有兩類,即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的沖擊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是由內部因素自發作用引起。內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經濟泡沫的自動破滅,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則主要表現為國際游資的劇烈沖擊。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在美、英等國的推動下,出現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國際金融寡頭裏挾長期以來用虛擬經濟創造的龐大貨幣資本,像洪水猛獸一樣在世界各國的金融市場上橫沖直撞。這種現象從日本資產泡沫破滅過程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結論
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自然狀態下,經濟危機的發源地往往是那些對世界經濟擁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響作用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國民經濟中的那些占絕對優勢的產業、行業或部門,它們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現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機。
關鍵詞:合同市場內生社會化聯合計劃
一般地,人是有意識的動物,計劃就是人類活動的本性?;蛘哒f,自發性必將向計劃性發展,自發性只是人類意識和計劃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這意味著,從長遠看,傳統的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它的盲目自發的市場調節--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具有過渡性質。總的來看,人的活動,包括經濟活動是有目的的,計劃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從這一角度來分析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們將得到新的啟發。例如,我們就會發現,自發調節的商品市場經濟(經典的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上原來是很短暫的現象,它不過是從自然經濟向社會化計劃經濟發展的中介或過程。商品市場關系的確與私有制有著內在聯系,因此,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向社會聯合計劃經濟的轉變,私有制和商品價值關系也日益解體,出現了一種超越商品經濟的“訂貨經濟”。等等。
一、市場既是經濟調節機制,也是一種基本的制度形式
過去,人們是將計劃看作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而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F在,人們普遍同意計劃和市場不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即兩者都是經濟調節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認為,這個問題并未就此簡單地解決了。一般來說,計劃指主體的有意識的控制,而市場是一種自發調節,反映了有關主體的不自覺狀態。從這一點來看,在有限范圍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是一種計劃經濟。但是,原始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和奴隸、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其實是有重大區別的。因為,前者的計劃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而后者的計劃實際上只反映了少數統治者的意志和行動。另外,自然經濟中的計劃控制的范圍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種計劃經濟,通常所說的計劃經濟是指現代國家的計劃控制。盡管如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至今的國家計劃仍然還只是少數人的意志的直接體現,雖說大多數普通市場主體的意見也可以供少數人作決策時參考,但決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動權在少數人手里,廣大市場主體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計劃決策者。這就是說,與原始社會相類似的能夠直接體現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計劃還沒有出現過。這也意味著,國家計劃經濟中包含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依附關系。所以,我認為,傳統國家計劃是封建關系的現代形式,即使是國有制基礎上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果它在社會生活中直接居統治地位,也難免演變成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所有制”(孫冶方語)和“計劃統治”。
以賣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雖然每個生產者是自主決策的,但在生產者不能把握產品能否賣出去的情況下,就只能聽憑客觀經濟規律的擺布,即由市場調節。在這里,人與人的關系以物為中介,直接依附關系不存在了,政治與經濟分離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場無疑反映了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經濟關系形式。從這一角度看,市場是有利于人的自由發展的一種經濟制度形式。
由此觀之,經典的計劃經濟和經典的市場經濟所反映的生產關系性質和類型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直接的依附關系,則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平等的自由聯合關系,計劃與市場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
但是,計劃和市場本身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有一個發展過程。從歷史發生學上看,分工-商品生產-私有制是一個有著內在聯系的互動鏈條。馬克思認為,分工是商品生產產生的原因,而商品生產的發展又極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展,從而使原始共同體日益解體,私有制得以產生和發展,最終則是以機器大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大分工和徹底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出現。從這一點看,如果我們不是表面地、錯誤地將私有制看作僅僅是人對物的占有關系,而是將它的本質看作是復雜的生產關系體系的話,那么,就應該看到傳統商品市場與私有制、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確是有內在聯系的,更具體地說,私有制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發達體系。
可以這樣認為,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看,市場意味著某種平等關系的建立,而從具體的意義上來看,作為經典市場經濟的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本質上所包含的是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資本在市場中追逐獲得平均利潤,而資產階級的國家則維護著這種私有制——資本的共同利益)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要求在所有的勞動者(他們同時也是所有者)之間建立平等協作關系。由此看來,市場作為一種基本的經濟調節機制,同時也是一種比所有制更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平等關系。我們不難看到,現代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經典的市場經濟。如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按合同組織生產,各行各業的主要壟斷者發展了新型的資本聯合關系,實際上從市場中已內生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聯合計劃”[1],從市場角度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它更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巨大破壞作用,為生產力和人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二、現代市場的社會化計劃性突出表現為訂貨系統日益發達
二戰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再未出現大的危機,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出現了超越傳統商品市場調節的新型計劃控制的結果,這種新型計劃是以眾多企業的自主聯合決策為基礎的,我稱之為“社會聯合計劃”。我們知道,經典的商品生產中,一般是在優勢資源的基礎上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形成產品優勢并在競爭中獲勝,是資源導向型。早期階段基本上是賣方市場,生產出來的產品要賣出去還不會有什么太大的問題。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豐富,賣方市場逐漸向買方市場轉移,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的風險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資源導向型的經典商品生產出現了危機。最終,危機迫使廠商改變生產經營策略,一開始就將需求和市場放到戰略高度來考慮,生產程序變成了先“跑市場”,簽訂各種合同,再根據市場和訂貨情況組織生產經營和決定進一步的新選項目、投資和資源開發活動。所以,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導向的。例如,寶鋼的生產計劃95%以上都有合同和銷售方向,而且生產組織的節奏由過去的半年一次訂貨、按季度考核合同,縮短為雙月訂貨,按月組織生產,更能適應市場的變化。這種變化可稱之為經濟合同化[2]。
與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節都放長假,促進“假日經濟”,擴大內需。一開始,全國各大旅游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場面,忙煞苦煞也樂煞。而“國慶”節也放長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區作好了接待的充分準備,卻出現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區。原因是人們的預期國慶節也火爆,許多人不堪忍受擁擠的旅行之苦,放棄了湊熱鬧趕假期旅游的計劃。這也說明企業缺乏市場調研憑主觀經驗決策的不可靠,是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國家旅游局決定出面搞一個信息預報系統。同時坦言,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最終來說,還得靠企業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發達國家,企業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務,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時間,什么路線,乘哪一次車轉哪一次車,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間房和在坐哪一個座吃飯等等一些細節,都是預訂好了的,這樣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務。因此,服務產品也具有“訂貨生產”的形式了。
再如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的發展。一般認為,期貨交易并不涉及到實際貨物的所有權轉讓,而是轉讓與這種所有權有關的價格變化的風險。它被看成是期貨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認為,期貨交易遠不只是轉移風險,而且降低風險。因為標準化合同的交易過程也是參加交易的眾多廠商在共同修改和調整它們的生產經營計劃及它們的復雜關系的過程,而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它們相互之間的復雜關系的調整過程中相應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調整。表面上看,宏觀計劃的這種調整過程是自發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決策,在進行模擬計算,則具有事先的預見性,從而大大降低了整個經濟運行的風險。如果限制投機者的參與,期貨交易降低風險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對于個別廠商來說,在商品價格變動時做套期保值交易(對沖交易),平衡價格偏差和轉移價格風險。生產者能通過期貨市場穩定其原材料的來源和價格。而就國民經濟整體來說,在期貨市場交易中,所有的交易價格都是由買賣雙方公開競價來決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機會在其現有的供給或需求的情況下,以其認為最適當的價格來成交。因此期貨交易反映出許多買賣雙方對目前、三個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關系和價格走勢的綜合觀點,也反映了一種真正社會化的計劃調節過程。從世界范圍內期貨市場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利用期貨市場作套期保值的生產者的收入比不這樣做的人更穩定。他們既不獲得最高利潤,也不獲得最低利潤。期貨市場為其提供了穩定的收入,而且使他們能減少銷售成本而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從宏觀上看,則是整個經濟體系更加有序和平穩,有利于避免破壞性的嚴重經濟波動和危機。
三、企業成為社會化計劃的基本主體與合同市場
從經濟計劃本身來看,它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原來,國民經濟計劃,即所謂總量平衡、比例、結構、協調發展等等內容,并不是一種獨立于勞動者和企業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眾多勞動者和企業相互之間復雜的聯系總和之中,而一當他或他們進行相互談判、協商并聯合作出決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將其合作關系正式確定下來之后,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也就相應落實下來了。而這樣的計劃,顯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實地收集到各種經濟信息,作出的聯合計劃也更能兼顧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修改的聯合計劃。這意味著,在經濟合同化的發展中,眾多的企業日益成了經濟計劃的主體,而且,市場本身(一切經濟主體互為市場,這是大市場;而作為專門場所的市場則可稱之為小市場)日益成了眾多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協調、簽訂和修改合同的場所,在這里,期貨市場則可看作是企業相互交換合同從而調整經濟計劃的場所、體制。由此可見,現代市場經濟已發展成為一種以眾多企業的自主決策為基礎的、通過面向市場的經濟合同來實現的新型社會聯合計劃。
顯然,經濟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產直接社會化的程度,也是經濟計劃化的程度,我們應該轉變“計劃觀”。傳統的計劃觀是以傳統的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的唯一主體是國家,計劃的方式和過程是由國家計劃部門收集各種經濟信息進行處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統一安排。這種計劃體系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不至于出現嚴重問題,在一定時期,甚至它能集中調度有限的寶貴資源而發揮出最佳效率。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及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來了。因為這種統一計劃難以很好兼顧、協調不同勞動者和不同企業之間方方面面的具體情況、特殊要求和利益,國家計劃就難免逐漸變成脫離復雜多樣的客觀經濟聯系的主觀命令。實施“抓大放小”戰略后,國家直接干預企業的領域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真要搞好國民經濟計劃,就不能單靠國家,還要依靠廣大的勞動者和企業。因此,傳統的計劃觀和計劃方式就不適應了,而要樹立新的計劃觀和采用新的計劃方式,這種新的計劃觀以勞動者(聯合勞動者)和企業(勞動者最基本的自主聯合體形式)為重要的計劃主體,把勞動者、企業相互之間直接的協商、談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計劃的過程,把他們或它們相互之間簽訂的合同的總和看作計劃的基本形式和計劃的落實,而把交換合同的期貨市場等看作是社會計劃的調整過程與機制。特別是,當我們最終確立以非國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時[3],也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以社會化企業為主體的計劃觀。
為方便廣大勞動者和企業作為聯合主體共同制定聯合計劃,就必須為他們直接面對面進行協商、談判、簽訂合同和制定各自開放性的企業計劃創造條件。我認為,一是要大力發展互聯網,從長遠來看,這上點是極為重要的,是經濟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設置專門場所,全面建立一種合同市場[4]——眾多經濟主體(主要是企業)共同制定社會聯合計劃的市場體系。近年層出不窮的各種形式的“洽談會”、“博覽會”和所謂“文化藝術搭臺、經貿唱戲”的這節那節”,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場的初級形態或雛形,相當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著自然自發性,位置不固定,開放時間短和周期長(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幾天)等局限性,遠遠不能適應越來越多的企業相互選擇和優選直接發展合作關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國家要進行干預和加強管理,不僅要統一規劃和布局,好好選育一些條件好的“會”、“節”開辟為位置固定、長期開放的合同市場;而且,要盡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級層次和不同專業分工特點的合同市場體系,為計劃轉型提供條件。同時,國家對企業等經濟主體所簽訂的合同可以進行規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業有占多大比例的產供銷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許組織重大項目的投資開發和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否則,可責令暫停生產經營或轉產等。在此,國家的直接干預是明確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據是企業所簽訂的合同是否達標。當然,不同部門、行業和生產的特點的企業,應區別對待,制定不同的標準。
如果這種合同市場是一種合同生產市場的話,那么期貨、期權市場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場。
我們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有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正向社會聯合的新型計劃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趨向,才能自覺地建立以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系或以市場聯合計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型計劃經濟體系。我認為,這種聯合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主體和基礎,其中,大公司對市場的控制是一個核心,抓起來的國有企業那一塊,則基本上仍可在傳統計劃系統范圍內操作,它將是計劃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個層次的基礎上,有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戰略計劃。實際上,大量的中小企業、壟斷性大企業、國有企業和國家四類主體是各有其活動范圍和適應范圍,各司其職,則較好的維護國民經濟的良好運行。四、社會化計劃經濟(訂貨市場經濟)中的文品生產、價值淡化和企業市場化
由于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直接協作關系也就得到發展,于是,反映人與人之間間接協作關系的傳統商品價值關系也必然出現消解的趨勢和因素,新的生產關系則日益發展起來,不過它不是傳統計劃經濟中的那種產品生產,也不是傳統市場經濟中的那種經濟商品。
在這種訂貨生產形式中,價值形式或價格的經典含義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只具有計量各種直接勞動的作用和性質,特別是日益重要的創造性勞動,由于它不存在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對其貢獻仍需用價值或價格來衡量,這實際上是一種預期價值[5]。企業活動不僅是一種產品的交易,也是一種文化交流、傳播和知識創新活動(內生增長理論更強調這一點),表達出人的感情、企業的商譽和創新能力,因此,經典的商品就被包裝和提升為一種“文化品”,商品生產也就轉化為“文品生產”。文品生產是按合同訂貨來組織生產的,形成一種具有社會化計劃性質的訂貨市場經濟。
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價格不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相反,各種非價格因素,特別是相互合作關系--合作時間的長短、合作的規模和程度以及信譽--等等因素,日益產生重要的影響。價格是可協商的合作價格,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分享合作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對于那些大公司來說,對市場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們對市場價格起著領導和示范作用,獲得比較穩定的和較高的收益,這有利于它們保持較高的投入和技術進步,也有利于市場的穩定,并有利于保證其他中小企業從可能爆發的惡性價格競爭中擺脫出來。
在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與商品生產相比,“文品生產”不只是內涵上的變化,也是社會關系性質上的變化。這就是傳統價值關系的淡化。不少論者對“勞動價值論”表示懷疑,有的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效應價值論”,或者將生產勞動推廣為所謂“社會勞動價值論”,以之補充、修正甚至替代勞動價值論。在我看來,這些觀點并無新意,多是重彈歷史老調。其錯誤在于,它不知道商品價值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也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價值關系已經淡化、趨向解體的事實,而是企圖將其永恒化。相應地,也就不知道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重復勞動價值論)本來是一種歷史理論這一根本性質。所以,我認為,正確的說法是,勞動價值論所反映的客觀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在這種關系趨向解體的現代經濟條件下,反映這種關系的勞動價值論也趨向于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但這并不能否定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是科學的、正確的,存在什么理論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補充或修正。正如關于原始社會的理論一樣,原始社會已經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已經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有關原始社會的理論存在局限性、是錯誤的,而只能說它是一種反映歷史存在的歷史理論(當然,對原始社會的認識可以深化,會有改變,這是另一個問題)。
許多人在批判市場經濟、市場調節的缺陷時,其實也是針對傳統商品市場及其“事后調節”的;而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合同化”及與其相聯系的“事先調節”的事實。這種情況反映了理論研究的落后性。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因素的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現代企業組織結構發生新的變革,這就是“企業的市場化”。如西方新出現的所謂“企業重組”。企業重組將過去那種建立在部門職能分工基礎上的等級化組織結構日重構成以任務作業流程為基礎的靈活性更強的扁平化網絡結構。在這種新的企業組織結構中,任何部門、單元甚至勞動者個人均可直接參與市場合作,簽訂合同,根據合同組織項目小組(組織者成為“項目經理”),聯合企業內外有關部門和人員,負責與該項目有關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這意味著企業內部通過相互協商、談判和進行相應的“經濟核算”來實現協作的可能性和機會增加了,有的企業甚至在企業內部設置自己的勞動力市場、物資采購市場、信息技術市場,企業也市場化了,或者說企業管理出現了模擬市場運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鋼,實行“模擬市場價格、成本否決”的管理改革,即意味著在車間、工段、班組甚至在勞動者個人之間進行市場化的等量勞動相交換關系的核算,也反映出類似的變化趨勢。
一方面是市場聯合化、計劃化,另方面是企業內部關系靈活化、市場化,企業和市場的界限也就相對化、淡化了,這正是現代企業和現代市場發展的特征,也是社會化的公有化和聯合計劃的共同演進過程的反映。
總之,隨著現代市場經濟中直接合作關系、經濟合同化及事先調節因素等等的增長,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價值規律作用的變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價值形式或價格來對種種特殊勞動及其所創造的使用價值的質與量的評價和計量絕對市場價值化,從而正確對待一切有益勞動和勞動者,特別是不斷發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產勞動(科學勞動、教育勞動和社會管理勞動等)。另方面,還應認識到價格、完全的自由價格并不存在,價格形成日益具有聯合計劃價格(基于預期價值)的性質,具有“預期均衡”的性質。
注釋:
1朱正國:市場經濟——計劃化商品經濟階段,亞太經濟時報1996年8月6日;
2同上:應建立社會主義“合同市場”,廣西教育學院學報1996(3);
3同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新論,南方經濟,1996(10);另見:產權結構重心轉移和社會主義勞動股,學術研究,1996(6)。
這里所述的“利益”概念是多方面的,它既可以是經濟的,也可以是非經濟的;既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潛在的。本文將從這個觀點出發,來論證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是如何決定會計發展的,并對我國會計今后的發展趨勢,提出自己的看法。
1對會計發展的再認識
在原始的計量、記錄時代,人們對相關事項計量、記錄的動機,首先在于明確和協調人們在交往中的利益關系。這對于以社會形式存在的人類自身來說是十分必要的。因為這種利益關系確定的好壞,將會直接影響到其現有生產狀況的維持及合理分配,并最終關系到共同生存(郭道揚,1984)。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私有財產制度的出現,愈發鞏固了人們對這種利益關系的依附。會計作為一種明確和協調利益關系的手段,故而得到了人們的青睞和長足發展。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會計在主觀上是人們利益關系的明確和協調,但在客觀上,它又具有輔助經濟管理的功能,而且這種功能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加深,越發顯得更加重要起來,以致于人們忽略了會計發展的真實動因。這可算是人們在會計認識上的一個誤區。“人類原始的會計行為計量、記錄行為,還屬于一種綜合性質的行為,……,它不僅與會計有關,而且與數學、統計學,以及其他學科有關。”(郭道揚,1984)。這里,郭道揚教授所提到的“會計”概念是現代意義上的。但從中我們確能體會到原始意義上的“會計”所涉獵范圍的廣闊。這種寬泛的計量、記錄行為的一個基本特征在于從靜態的角度來反映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之所以是靜態的,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生產發展狀況還不能使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特別是經濟交往,發展到如此復雜的程度,以致于必須采用更為適合的會計手段來反映這種利益關系。這種靜態反映的具體表現就是早期單式簿記的運用?!皢问讲居浀漠a生、發展與自然經濟的產生、發展是相適應的,換句話講,單式簿記適合反映、監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況,它在為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奴隸制經濟、封建制經濟服務的過程中,經歷著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不完善到逐步形成單式簿記的方法體系的歷史發展過程。”(郭道揚,1984)。
我們稱這一階段為簡單利益關系驅動下的會計發展。隨著自然經濟向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當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出現以后,社會化的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便變得復雜起來。單式簿記對這種日益復雜化的利益關系的反映,已顯得力不從心。復式簿記對單式簿記的取代,已成為歷史的必然。復式記帳使繁雜的交易事項變得有序化,進而明確和穩固了單式記帳所無法完成的利益協調。德國經濟學家Sombart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認為,復式簿記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萌發。這顯然是對復式簿記重要性的過高評價,因而遭到許多學者的批駁,而且當代實證研究也表明Sombart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然而,正如美國會計學家Most指出的那樣,Sombart的評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心里感受,但Sombart卻也道出了資本主義企業家區別于海盜之處,或許就在于其擁有計算和節儉的基本技能。所以,我們在一方面強調會計發展的利益驅動的同時,必須看到會計在客觀上對經濟事務的輔助管理功能,特別是工業革命的爆發,社會生產力得到巨大的提高,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更多地從靜態存量利益的關注,轉變成對動態流量利益的關注,尤其是增量利益。這樣,科學管理手段在會計中的滲透便應運而生了。會計輔助管理的功能因而變得強化了。
我們稱這一時期的會計發展為綜合、擴大化的利益關系驅動下的會計發展。從對會計發展歷程的簡單回顧中,我們可以發現,會計的確在其所處的歷史階段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設置一個簡單的、具有邏輯關系的帳戶為起點,會計人員在復式記帳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復雜而龐大的系統,使得一個大規模的企業能夠被管理得井井有條,并通過財務報告的方式經金融中介機構向大規模融資敞開了大門(Most,1993)??梢?復式記帳的潛能是巨大的。然而,為什么借貸復式記帳法在15世紀中后期,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地區出現以后,在公元1500年~公元1800年期間,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會計卻保持了相對的穩定而沒有大的進展和作為呢?原因就在于這個被西方會計史學家稱為會計發展“停滯”的時期,也正是歐洲尚處于農業社會時期,經濟變化不大,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相對于以后工業社會來說,尚不十分復雜,且比較穩固,因而并沒有形成對會計變革的壓力。然而,工業革命的到來打破了這種平穩的利益關系,復式記帳由此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在當今新技術革命浪潮的推動下,現實的世界正邁向知識經濟的時代,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所涉及的空間在不斷地擴大,而且人們把眼光逐漸從既得利益轉向了為了利益的關注。當前社會公眾對會計的批評,已或多或少地表明現有會計在利益明確和協調功能上的再一次乏力。
面對這樣的形勢,會計將何去何從?Most教授認為,計算機系統已將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了這樣的事實:(1)復式記帳系統僅僅是多維記帳系統的一種特殊形式;(2)以數據庫方式建構日記帳;(3)從現有的工作底稿派生出擴展化的工作底稿;(4)財務部表作為公司系統信息交流的載體,已發展為財務報告,從而超出了過去寓于帳戶的數據形式而擴展到敘述體。會計的這種發展趨勢,確能使現有的許多會計人員倍感所肩負的責任已遠遠超出了他(她)們的能力所及。這是歷史的必然。我們把當代會計發展稱為立體網絡化利益關系驅動下的會計發展。概括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1)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了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的廣度和深度,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2)不同形式的利益關系,反映了不同利益關系的復雜程度,從而要求著不同的揭示和協調形式;(3)會計作為揭示和協調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的手段,在不同復雜程度的利益關系驅動下,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
2“經濟后果”論說明了什么
至少從本世紀70年代開始,人們就已有一種廣泛的認同,即會計政策具有“經濟后果”(或稱“經濟影響”)。
美國著名會計學家Zeff在《“經濟后果”論的興起》一文中認為,會計信息的經濟后果是指會計信息將影響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受影響的決策行為反過來又會損害其他相關方面的利益。這一時期所興起的“經濟后果”論說明了什么?它正說明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會計理論界在試圖單純的從理論上尋求“最完美”的會計準則碰壁之后的反思。這使得他(她)們認識到會計本身就是“經濟后果”的產物,或者說,會計本身就必然具有“經濟后果”,離開了這一點,會計也就失去了它發生、發展的動力和目標。就連Most教授也驚呼道,為什么這個觀點沒有在早些時候為人們所關注呢?看來“經濟后果”論似乎有些姍姍來遲了?;仡檿嬂碚摰陌l展過程,我們
可以從中發現會計理論的建設之所以艱難,根本的原因在于理論構建者們始終回避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對會計發展的制約和驅動作用。會計理論家們采取了多種方法,如歸納法、演繹法、倫理法、社會學法、經濟學法以及現代的事項法、系統法和實證法等,所有這些都未能構筑起一個為人們普遍認同的理論體系。
期間,美國會計界所采用的以會計目標作為會計理論邏輯起點,并進而構建會計理論框架的方法,雖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但由于其一些概念的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和一些原則的前后矛盾,所以仍然在實踐中受到了人們的廣泛批評。有證據表明在美國的會計理論概念框架啟動之后,財務會計報表的使用者對會計報表的信賴程度反而降低了,而且FASB自1978年以來所頒布的會計準則也很少是依賴于該概念框架的(Most,1993)。我們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在于這些理論家們一方面發掘會計自身的科學性,努力將會計引入科學殿堂的同時,卻武斷地割裂了會計同人們追求利益之間的關系。他(她)們靜心寡欲般壘砌著會計理論大廈,不食人間煙火,以為這樣就能做到他(她)們所追求的“客觀”與“公正”。然而,事實表明,這樣舉動收效甚微。會計的實踐步伐并沒有按他(她)們預先設計的路線走下去,而且仍然在明確和協調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中艱難地跋涉。看來理論家們應將他(她)們的“目標”指向會計的利益明確和協調功能,并以此為出發點,來描繪會計理論的藍圖,也許才會有真正的收獲。由此,我們進一步得出如下結論:會計發展的總體趨勢可以這樣描述,社會生產的提高引起人們間相互的利益關系日趨復雜化、沖突化要求會計不斷調整,甚至創造出相應的新技法來明確和協調人們之間的利益促使利益關系有序化和社會的進步。
這里我們需進一步闡明的是,社會生產不是決定會計產生和發展的直接動因,也不是唯一因素。我們贊同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認為相應的生產力水平有相應的生產關系,形成相應的社會經濟結構,但是由于每一種新形態的生產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動性、發展彈性和適應性,同一性質與水平的生產力能與幾種不同的生產關系相適應,同一種生產力、同一種生產方式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可以適應幾種不同的社會結構。社會形態的轉變,不是任何單因素可以支配的,它總是眾多的內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與奇特的湊合,其中既包括經濟的因素,也包括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羅榮渠,1993)。在此觀點下,因而我們認為這種受多元因素影響的人們相互間的利益關系才是會計發展的直接驅動力。假使我們把世界上最先進的機器設備和一堆會計準則交給孤島上的魯濱遜,那他肯定會欣然接受機器設備,而將那一堆準則拋在一邊。因此,單純生產的提高而離開人的社會存在,離開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交往,會計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這一規律無論在哪一個社會形態中都將使用,只不過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會計所要明確和協調的利益關系的形式或結構不同而已。
3“范式”轉換──利益驅動下的會計變革
當今社會已步入高科技時代,社會組織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不斷地更新。這時我們的會計人員該做些什么呢?自從出現借貸復式記帳法到現今,已有500多年的歲月,會計及其財務報告的漸進發展已經創造了一個十分復雜而又變化多樣的系統。人們在努力解釋,抑或更可能是合理解釋這個系統的同時,會計實務已在公司的一種“會計模式”上達到了它的頂峰。這一點無論是在使用通用帳戶格式的國家還是在建立概念框架的國家,都得到了證實。這種傳統的“會計模式”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已不能迎合人們的需要。會計人員不能再繼續沿襲舊的傳統了,他(她)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變革。對會計發展的重新認識也就是會計發展的認識、會計研究的深化。每一代的會計工作者,甚至每一個時代都要對會計進行自己的認識。著名科學哲學家Kuhn認為,科學的進步不僅僅是量的積累,而是質的飛躍。不同的科學家共同體有著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重點、提問方式和理論體系,即不同的“范式”(paradigm)??茖W的進步就是“范式”的更迭,而且舊“范式”的衰退與新“范式”的涌現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心理有著極密切的關系。對于會計是否為科學殿堂中的一員,我們姑且不論,單就“范式”變換這一思想給會計的啟示來說,無疑是值得大書一筆的,即會計的進步與發展不應是一個封閉的邏輯體系,而應是與社會實踐緊密相關的開放系統,其所受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遠比自然科學要巨大。
那么,新“范式”下的“會計模式”應是什么樣的呢?我們尚不能預言它的全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這個新“范式”下的首要觀念必然是會計發展的利益驅動。會計規范必須更加有利于利益關系人對利益的明確和協調。因此,它不再是單純會計職業界自身的工作,也不能簡單地沿襲某個或某些行業的慣例,更不能依賴那些缺乏現實基礎的“理論”的東西。會計規范必須權衡所有利益關系人的利益,而這種權衡能否被人們認可,方法之一就是要將他(她)們納入到會計規范過程中來,因而每一項會計規范都將是一場博弈。此外,新“范式”下的會計特色應是方法與規范并重,即會計人員應重視會計方法的創新,而不應只是停留在會計規范上,因為會計規范往往是博弈后的結果,自然存在某一方或某幾方的利益不能被考慮的可能,而一項新的會計形式或方法的出現,則可能使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滿足。會計史上復式記帳取代單式記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眾多單式記帳下十分可能或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在復式記帳下卻變得十分的簡單。如今面對復式記帳在處理現實問題時所遇到的困難以及預測未來會計的走向時,我們也應該思索創新一種“會計形式”,美國會計學家YujiI-jiri提出的三式記帳,便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也許未來的三式記帳正是現在的復式記帳。當然,這種根本性的變革對于我們當代人來說,確實還沒有那么緊迫,但變革卻是大勢所趨。西方會計發展領先的國家,如美國,早已開始著手對會計計量方法以及財務會計報告的揭示方式實施改進。這表明新利益驅動下的會計變革已經開始了。
4思考與啟示
作為世界會計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國的會計發展亦應遵循利益驅動這條基本規律。我國會計發展的艱難曲折表明,當我們違背這條規律時,我們的會計事業就要停滯,甚至嚴重挫傷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整個國家經濟都遭受了無法彌補的損失,而當我們遵守這條規律時,特別是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擺脫傳統體制對會計的束縛,在市場條件下,考慮到國家、集體、個人等多方面的利益要求,從而使得我國會計事業的發展迎來了春天。然而,改革帶來的會計風暴刮過之后,我國的會計狀況是否就風平浪靜呢?面對世界經濟浪潮的沖擊,我國的經濟相對于過去已發生了許多重大變革,許多新的經濟觀念紛紛涌現,人們之間的多方利益如網絡般錯綜復雜的交織在一起,因而客觀上要求會計必須采取相應的形式來明確和協調這些利益關系。
我國目前的會計理論建設以及在實踐中的會計準則制定,相對于以往雖有了十分顯著的提高,但在有些方面仍顯不足,如:(1)在準則利益協調上的政府偏執,企業自身以及社會公眾的利益體現不足或被忽視;(2)準則制度
工作的開放度不高,因而準則“不準”的現象時常發生;(3)結合國情進行會計方法創新的思想觀念不強,而且這方面的人才也奇缺,致使我國會計改革更多地是處于會計規范地領域,對于會計方法角度入手來解決當前現實的和潛在的會計問題尚涉足不多。因而生搬硬套國外經驗的事情屢見不鮮。因此,遵循會計發展的利益驅動規律,把會計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有機地結合起來,應是我國未來會計發展的總體思路。新晨
5結束語
什么是會計?會計是用帳戶對社會問題的一種解答方式。將會計定義為經濟學家的決策模型或滿足投資者和債權人的信息需求都因過于狹義而失去意義(Most,1993)。由于不同社會形態下的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同,因而要求所采用的解決方法亦應不同。會計是隨著需要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會計實務必須與不斷變革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關系以及不斷變革的會計目的相適應。一言以蔽之,會計在利益驅動下發展與變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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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代體育經濟發展趨勢
隨著市場經濟大環境的發展,現代體育經濟無論是直接經濟效益(因從事體育活動而直接所得的經濟收益)還是間接經濟效益(由于體育活動及其相應的社會影響力,表現為其他部門和行業所得的經濟效益)都越來越趨于市場主導型。體育的直接經濟效益(如體育比賽門票收入、體育場地使用費收入、體育廣告費收入、體育訓練用品收入、體育紀念品收入及其他體育衍生品收入等等)和體育的間接經濟效益(如體育的廣告效益、旅游業收入等)在現代體育經濟活動中都受市場需要的制約,因而,現代體育經濟活動發展的總趨勢是以市場為導向。
在現代體育經濟活動中,對于體育市場的微觀組織如企業和俱樂部等,基本都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具有市場發展潛力的體育運動項目的運動隊已經通過產權改造,逐步建成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組織,并確立了相關規則,逐漸實現政企分開,把體育組織的發展交給市場。在體育法律法規制度方面,體育市場管理的相關法規得到了進一步健全。目前,我國體育市場管理方面出臺了一些體育市場管理的法規和體育市場管理條例,進一步明確了管理部門及職能、管理范圍、管理權限、界定進入市場的專業技術條件、資格及審批程序。各類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得到了確立,權利和義務也明確了。規范了體育市場的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加強了對體育市場的管理、監督和調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單項體育市場的管理規定,比如制定了一些特殊項目的經營活動管理規定,體育中介市場的管理規定。群眾體育健身需求的擴大,必然對體育用品的消費增加,體育用品成為消費鏈中的重要環節,群眾體育消費的體育用品市場也得到了開發。隨著體育的普及與發展,向廣大群眾提供體育技術、健身方法、體育知識培訓、咨詢服務的機構受到廣泛歡迎。目前各種經營性的體育培訓班,如游泳、體育舞蹈、健美操、武術、球類等蓬勃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花錢買健康”的觀念已經被億萬群眾所接受,因此,體育培訓、咨詢將會有較大的市場潛力。
2現代體育經濟的市場主導模式
(1)適度的競爭格局。市場主導型體育經濟是指體育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是市場主體自身對商業利潤的追求,以及不同市場主體間相互競爭產生的壓力和推動力。在以市場為主導的體育經濟活動中,適度的競爭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市場經濟的完善,體育經濟活動主要強調經濟發展,盡可能提高體育經濟的發展水平,而經濟制度的這項任務主要靠市場競爭來承擔。如體育產品的發展主要靠體育品牌經營。體育用品品牌經營,就是將體育用品及相關產品的服飾、飲料等實行品牌經營。中國的李寧、雙星等體育用品的名牌,在市場競爭中,國內市場難以把守,在進攻國際市場時往往實力遠遠不夠,敵不過耐克、阿迪、彪馬等國外品牌的強大攻勢。面對競爭激烈的體育用品市場,各商家主動進行企業的產品、產業結構調整,在體育用品的材料、功能上不斷創新、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大力發展自己的品牌,通過主動調整,守住國內市場的同時,闖出去占領國際市場,去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空間。
(2)規范的市場秩序。雖然有些經濟主體對競爭不感興趣,而總是力求通過壟斷來削弱和排除競爭,但是,在現代體育經濟活動中,公平合理、規范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是維護市場的先決條件。實踐表明,國民經濟中的競爭原則不會在體育市場中自然而然地得到貫徹,它必須通過一種國家規定來加以保護。當然,僅僅通過一些直接的調整還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競爭秩序,必須是市場調節與直接調整有效的配合。在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誰封閉市場,誰就將對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體育經濟在國民經濟其它產業的支持下成熟和壯大起來,并能夠帶動其它產業的發展。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經濟社會化程度日益提高,各企業、產業、地區、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愈益緊密的基礎上,規范的市場經濟得以建立,并逐漸形成世界市場體系的市場經濟。世界市場體系是具有宏觀指導的市場經濟,是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
(3)有效的市場配置與拉動。亞當·斯密把市場稱為“看不見的手”,這只看不見的手以價格為杠桿最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隨著體育產品市場的日漸發展與繁榮,體育產品的品種繁多,市場規模也日益擴大,包括購買體育用品之類的家庭體育開支占日常生活開支的份額也在逐漸增加,包括體育衍生品市場在內的體育市場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體育衍生品如紀念章、紀念幣、紀念郵票以及帶有某種體育標志的商品等為體育賽事制作發行的紀念品和為迎合體育愛好者及體育迷心理所設計制作的日常用品。世界各國體育組織獲取經費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逢體育大賽特別是在本國舉辦的體育賽事出售紀念章、紀念幣、紀念郵票以及帶有某種體育標志的商品生產的許可證。國內的體育賽事,特別是在國內開展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能為舉辦者或舉辦國帶來相當可觀的收入。這種繁榮景象來源于有效的市場配置對現代體育經濟的拉動。從體育產業的運作情況來看,舉辦大型的體育比賽特別是國際體育賽事,成為了發展本國、本地區經濟的良好時機,體育就意味著經濟和財富。
(4)成熟的市場經濟觀念。市場經濟觀念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原始社會是不可能產生市場經濟觀念的;在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條件下生活的人不會把極度有限的財富視為“井中之水”。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封建社會,雖然有可能萌生市場經濟觀念,但很難形成系統的市場經濟觀念;在民眾含辛茹苦還不能養活自己時,根本沒法談“起點的公平”。當民眾的主流意識普遍視財富為“杯中之水”、視競爭為賭博、把事業的平等視為“終點的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時,是不可能有發達的生產力出現的。這就是發展中地區和國家所面臨的歷史悖論:經濟發展強烈呼喚市場經濟觀念,而最缺少的卻是萌生市場經濟觀念的土壤。然而,意識的獨立性和能動性有時會以革命的形式推動觀念的更新,觀念的更新有可能促進經濟飛躍發展,經濟的發展又有力地沖擊著自然經濟觀念,打破傳統的精神世界的平衡。市場經濟就是一種由市場自動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能夠實現社會范圍內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給予每個經濟主體以經濟選擇的自由。在過去的中國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的體育經濟和其他實體經濟非實體經濟一樣,在人們的意識中根本不存在市場經濟的觀念。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情況就不同了,體育市場隨著市場經濟得到進一步完善,就體育行業發展的具體問題來講,它是一個多元的函數,沒有人或上級部門再給你規定什么鐵一般的計劃,自然就不需要依照那些不切實際的計劃來行事。但體育經濟的發展不是也不能想當然,摸黑瞎碰,而必須客觀、全面、深入、準確地分析影響決策執行效果的所有變量,這就是在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處處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問題“,依靠市場來制定計劃”,要求人們要有優勝劣汰的競爭觀念,把各種性質和形式的所有制經濟都看作是在市場上進行平等競爭的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只有這樣,現代體育經濟才能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主動地位,立于不敗之地。
思考這個問題的起因是,要解釋為什么服務業比重提高,往往伴隨GDP增速放緩;為什么信息技術投入在生產率統計中反映不明顯。問題最終被歸結為,存在兩種不同的效率,一種是以GDP為代表的效率,主要反映經濟增長的量;一種是針對差異化的效率,主要反映經濟增長的質。服務化和信息化所長在于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因此它們同屬另一種經濟。
認為信息化與服務化的效率定位相同,而與工業化不同,這有可能改變人們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原有印象和政策結論,并修正對信息化作用的定位。
概念的界定
以往,人們總把信息經濟和服務經濟當作兩回事。例如,有人認為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是服務經濟,有人則認為是信息經濟。但從生產率上看,這很可能是一個問題:服務經濟“就是”信息經濟。探討信息化與服務化的內在關聯,就是本文的主題。
先明確一下服務業、服務經濟、服務化與信息業、信息經濟、信息化的概念關聯。XX業、XX經濟和XX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第一,XX業容易理解,它單指產業;第二,XX經濟不限于XX業,可以理解為是各行各業XX化。比如,服務業只是一個產業,但服務經濟是指農業、工業都被服務化后的經濟,比如制造業服務化,是指按服務化生產方式從事制造業(在我們討論的語境中,在于強調以差異化的方式,改造同質化的產業)。同理,農業產業化,是指以工業化生產方式從事農業,應歸入工業經濟和工業化范疇,而不屬于農業經濟(自然經濟)范疇。第三,XX化又比XX經濟的范圍寬。比如,服務化可以不光指經濟,也可以指政府的服務化;信息化也可以不限于信息經濟,而指政務信息化。
服務化和信息化都位于工業化之后,這點沒多少疑問;問題在于,“后”在什么地方?以往的解釋,主要是從經驗上歸納產業現象。但越這樣歸納,服務化和信息化就越象是兩回事。例如服務業與信息業的統計口徑明顯不同(在我國特殊統計口徑下,電子信息產業甚至排除了服務業,特指電子設備制造業和通訊設備制造業)。
但如果從產業角度跳出來,從生產率這一經濟和“化”(生產方式轉變)更為本質的特征看,“后”具有一個共同點:焦點都在于差異化。這一點以往從沒有被注意過。這里解釋一下。服務經濟和信息經濟是差異化經濟(越差異化越經濟);工業經濟與之相反,是同質化經濟(越差異化越不經濟)。因此,這里的效率,是指2.0版的效率,特指效能,即效率的變化率;具體來說,是指效率相對于差異化程度變化的邊際變化傾向。張瑞敏曾非常形象地把效率和效能的關系,比喻成打固定靶與打移動靶的關系。這是以往被忽略、遺漏的觀察視角。以往提經濟發展質量,沒有同這個本質性的效率特性內在關聯起來。
服務化與信息化的所長都在差異化。同是增值,加工增值與服務增值不同。工業本質上提供的是同質化的加工增值;服務提供的卻是異質性的差異化增值。所謂質量提高,是質變,即質的差異性變化,而非以往理解的GDP量變。服務經濟就是差異化經濟,即低成本的差異化;而服務化的“化”,就是使差異化從不經濟,變為經濟這樣一個經濟和社會轉型過程。同樣,信息在本質上提供的也不是加工,而是差異化(信息即熵,是差異化的單位);信息經濟就是差異化經濟,即低成本的差異化(俗稱信息對稱,而不對稱導致差異化的高成本);信息化,就是使差異化從不經濟,變為經濟這樣一個經濟和社會轉型過程。相比之下,工業化是使非差異化從不經濟,變為經濟這樣一個過程。制造只是其表象。
揭開被掩蓋的本質:針對質量的效率不同于針對數量的效率
誠然,從經驗看,制造業和工業化中,存在許多差異化的情況;相反,在服務業和信息化中,也存在大量情況不具有差異化特征。但若論及它們的主要傾向,我們很難倒過來說:制造業比服務業更具差異性,而服務業比制造業更加同質化。這不是偶然的。
異質性是服務的基本特征,根據Zeithaml和 Bitner的說法,服務的異質性有兩個來源,一是“相同的服務,不同的人將以不同的方式體驗它們”;二是“服務的提供者是人,同樣可能不會一直傳送同樣的表現行為”。而對信息技術來說,它主要的生產力特征就是提供低成本的差異化能力。信息技術固然可以有強化同質化的捎帶和附帶的作用,但信息化作為信息技術滲透應用和推動轉型的過程,與服務化一樣,使經濟整體發生的最大的不同于工業化的效率改變,就是推動經濟從規模經濟(差異化成本不經濟)向范圍經濟(差異化成本經濟)方向轉變。
這有基本的實證根據。Brooke發現,美國經濟在1973年前后,經歷了一場生產方式從規模經濟向范圍經濟的轉型。1973年前,發展的特點是,高生產率行業(比如制造業),通過擴大規模提高生產率。1973年后,隨著制造業的收縮,服務通過差異化提供附加值,成為了經濟支柱,生產率整體的下降正好出現在此時。
服務業的興起為什么會伴隨經濟統計中生產率指標下降?Brooke認為,“過去二十年的生產率下降是因為產品差異化和多樣化程度異常加速”?!熬徛纳a率增長率實際上是因為沒有測量多樣化和選擇自由增加的無形效益”。
差異化是質的不同,可惜,GDP的效率只計量同質化的福利,而不計算差異化的福利。我們贊同黃少軍在上世紀做出的如下論斷:“宏觀統計上經濟‘服務化’所掩蓋的實質是經濟的‘信息化’”。宏觀統計只有樹立效能觀點,才能揭開掩蓋實質的未觀測經濟的面紗,看清在GDP背后,“現代社會服務化的本質實際上是‘信息化’”。
政策判斷:制造業服務化實質是制造業的低成本差異化
中國當前著力推進的制造業服務化,往往被外在地理解為制造業的服務業化。把質量提高當作產值增加。重新思考就會發現,制造業服務化本質上就是制造業信息化,它們都意味著通過“越差異化相對成本越低”這條路,從降價競爭(傳統中國制造)轉向提價競爭(中國創造),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獲得高附加值。因此,它不是在一般意義上的提高效率,而是在提高效能的前提下提高效率。相反來說,如果只是在制造業中加入傳統服務業,增加的可能只是產值,于提高質量并無大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