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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世界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的國際貿易更加頻繁,國際貿易額不斷擴大,國際貿易摩擦也不斷增加和激化。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自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至2006年,我國已連續12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據商務部統計,2007年,全球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調查近80起,遭遇美國“337知識產權調查”17起。2008年,我國面對的貿易摩擦形勢仍然非常嚴峻。世界經濟增速的放緩和不景氣將導致國際貿易保護的加劇和貿易爭端的增多。從2008年一季度的貿易摩擦情況看,共有8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17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涉案金額達20億美元,遭遇美國“337知識產權調查”5起,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都有大幅度的增長。從涉案產品看,主要集中于輕工、紡織、機電等我國具有出口競爭力的產品,其中尤以紡織品貿易摩擦更為突出。如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中歐鞋業爭端,中美鋼鐵業爭端,中美知識產權保護爭端,中日紡織品爭端等。
一、我國國際貿易摩擦的新特點
(一)反補貼成為我國國際貿易摩擦最大的新特點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近幾年全球反補貼案件數量總體在減少,而我國與這種趨勢相反,我國在極短時間里驟然成為世界頭號反補貼調查目標國。至今,我國共遭遇反補貼調查22起,其中加拿大7起,美國13起,澳大利亞和南非各1起。從2007年起,國外對我國發起的反補貼調查頻率創世貿組織的貿易救濟史先例,反補貼成為我國貿易摩擦的新領域和熱點。2008年一季度,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相繼對我國產品提出反補貼調查或反傾銷反補貼合并調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是首次對我國產品發起反補貼、反傾銷合并調查。早在2004年,加拿大就首開先河,對我國的燒烤架和鋼制緊固件發起了反補貼調查。2006年11月,美國也改變了其20年不對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適用反補貼法的慣例,對我國銅版紙開始了首起反補貼調查。在我國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之前,反補貼調查是不可能發生的,但現在卻頻頻出現。
(二)與我國發生國際貿易摩擦案件的貿易伙伴相對集中
我國與美、歐發生的貿易摩擦較突出,我國已連續6年成為歐洲反傾銷調查的第一大國;2008年上半年我國對美出口1167.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8.9%,這是近7年來我國對美出口增速首次降至個位數,增幅遠低于同期我國總體外貿出口21.8%的增速,較2007年同期對美出口增速回落9個百分點。我國對美出口呈全面萎縮狀態,預計全年增長幅度很可能還要低于上半年的8.9%。
(三)我國遭遇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使相關產業受到影響
從2000年至今,我國生產的檸檬酸先后遭遇了美國、泰國、烏克蘭、南非等諸多國家的反傾銷調查。我國檸檬酸遭遇美國的“雙反”調查,是繼2007年遭遇歐盟的反傾銷之后,對整個行業影響最大的一次。美國是我國檸檬酸的第一大國際市場,約占總市場份額的10%,美國市場對我國檸檬酸產業的發展來說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國的檸檬酸企業面臨著歐盟征收的高達49%的反傾銷稅,同時又面臨美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雙重調查,從長遠來看,這必將給我國的檸檬酸產業帶來一定的沖擊。
(四)國際貿易摩擦的產品、領域和范圍不斷擴大
2007年我國成為世貿組織爭端案件中作為被訴方次數最多的國家。從產品看,紡織品成為貿易摩擦的熱點,但已從個別產品的傾銷與摩擦階段,開始逐步向多產業貿易摩擦和結構性貿易摩擦方向發展;從領域看,從貨物貿易向與貿易相關的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技術標準、環境保護、勞工標準等方向發展;從國別看,已從歐美貿易摩擦,向美日貿易摩擦到今天的全球范圍內,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摩擦的發展。如阿根廷、韓國、日本、菲律賓等貿易伙伴對我國玩具、輪胎、食品等設置技術性的貿易壁壘,限制甚至禁止我國出口相關產品;2007年6月1日,歐洲化學品管理制度正式生效,對產品的環保要求進一步提高了我國產品的技術準入門檻;巴西、阿根廷對我國產品設置最低進口限價和違反周邊規則的進口許可措施;美國利用“337知識產權調查”,遏制我國高附加值和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的出口。
二、我國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措施
(一)正確制定和運用補貼政策,避免不符合WTO規則的補貼
加入WTO并不意味著取消補貼,補貼是國家鼓勵外貿和產業發展的政策手段。根據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規定,只有政府實施的財政資助或任何形式收入或價格支持行為,或政府支配下的私人機構行為才構成補貼。《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規定的禁止性補貼主要以出口補貼和進口替代為主。不可訴補貼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不具有專向性的補貼;二是有專向性但符合規定條件的補貼,包括研發補貼、落后地區補貼和環保補貼,這是我們要充分利用的。可訴補貼具有雙重性質,沒有絕對禁止,但在給其他成員產生不利影響時則可能導致反補貼措施,我們應慎用。政府要加強對反補貼的認識,盡快熟悉游戲規則。要積極調整政策,規范促進貿易的政府行為。政府應該設法通過提高政府效率等手段,降低企業的隱性成本來鼓勵出口,不要直接進行各種稅費減免和補貼。反補貼調查涉及各級政府和多個部門,工作量大,協調困難。因此,政府部門協作應訴是取得勝訴的關鍵。
我國各級政府的各種補貼名目繁多,補貼政策既多又雜,難免有些補貼政策與世界貿易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相沖突。各級政府在已有的或將要制定的政府規章和具體政策措施中,應考慮與WTO規則《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的一致性,對現有各種補貼措施應進行一次全面梳理。對已頒布執行的法律法規以及規范性文件應集中清理。建立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制度,加強法規規章審查工作,確保新出臺的規章、規范性文件與WTO原則規則以及我國加入世貿承諾相符合,充分體現法制的統一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
(二)調整經濟發展的戰略、體制和政策,消除引發國際貿易摩擦的自身因素
1、建立和完善政府的權威信息與交換機制,并且建立預警機制。對進出口產品的市場份額、生產量、利潤與虧損等進行通報,進行信息交換。貿易主管部門、國內相關產業主管部門之間建立聯席會議機制,及時相互通報產品國內生產、銷售與進出口情況。一方面,對進口產品數量猛增,對可能對本國產業造成損害或有造成損害的威脅進行預警。另一方面,對那些大批量單一產品的大量出口,可能引起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的適用進行預警,并對出口產品多元化、出口國多元化提出建議;政府部門還要建立相應的快速反應機制,建立相應的機構,對相關的事務做出快速的反應,避免經過繁瑣的程序,耽誤時機。以反傾銷、反補貼措施框架下的產業損害調查與裁決為基礎,修改并完善現有產業損害相關規則,把保障措施與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綜合起來運用,使之適應全面開展產業損害調查的需要。
2、在經濟體制和制度方面,應該按照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徹底轉變政府職能。必須盡快完成國有企業改革,深化價格和市場改革,以消除可能誘發國際經濟摩擦的體制和制度因素,并結合多邊和雙邊談判,盡快獲得更多的國家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擺脫在反傾銷等國際貿易摩擦中的被動局面。遵守WTO的貿易自由化原則,切實保護知識產權。
3、慎用貿易救濟措施。作為國際規則允許的保護措施,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可以使用,但必須是在萬不得以的情況下使用,更不能因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而濫用。在動用貿易救濟措施時,不僅要衡量受保護產業的收益,更要計算相關產業受到的損害。只有在得出對大于失的情況下才能動用保障措施。否則,不僅對國內經濟得不償失,而且很可能引起國際貿易摩擦。
4、采用國際規則和標準。應該樹立國際化觀念,盡可能采用國際經濟規則和國際技術標準。如果國際通行的規則和標準存在嚴重缺陷,我國可以制定自己的規則和標準。但是國內規則和標準一定要比國際規則和標準更科學合理。同時,新的國內規則和標準要盡量與國際規則和標準保持一致或“兼容”,使得國際標準向新國家標準的轉換簡單便捷,并且不必付出太大的成本。
(三)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與完善,促進他國的貿易自由化
1、完善WTO的中性規則。即無論發達成員還是發展中成員都容易濫用、并且對所有WTO成員都不利的規則,特別是爭端解決規則和反傾銷規則,以盡量減少這些規則存在的漏洞,避免其他國家利用規則漏洞來限制我國產品出口和挑起中外貿易摩擦。
2、完善約束發達國家的規則。首先,約束發達國家切實履行以往開放市場的承諾,特別是紡織品和服裝市場開放以及削減農產品補貼方面的承諾;其次,要求發達國家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特別是擴大發展我國優勢產品的市場準入;最后,在貿易與環境保護標準等新議題的談判中,盡量明確發展我國國際貿易中應該得到的正當利益。
3、完善約束發展中成員的規則。貿易保護主義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目前,發展我國的貿易保護行為日益凸現,嚴重阻礙了發展我國之間的相互貿易,特別是使我國深受其害。我們應該轉變觀念,通過完善有關規則,促進發展我國國內市場的開放。
4、完善有關我國加入WTO的法律規則。在我國加入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些規則存在很大漏洞,導致其他WTO成員對我國濫用反傾銷、特別保障等貿易限制措施。應該完善有關我國加入WTO的法律規則,應該學會討價還價,通過多邊和雙邊貿易談判來彌補這些漏洞,避免由此引起的中外貿易摩擦。
(四)積極提升企業自身發展和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
企業發展不能完全靠政府補貼,要靠科技、品牌、效率和質量參與國際競爭。及時制定適當的營銷策略,最大限度地獲取出口利益的同時避免被采取反傾銷、反補貼等措施。企業應通過調整和完善出口戰略,實現市場多元化,分散被采取反傾銷、反補貼等措施的風險。企業一旦涉案,要積極應訴,因為只有企業積極應訴,政府和企業才可以相互配合,共同維護其合法權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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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際貿易;趨勢;策略
在經濟全球化整體格局下,國際貿易成為經濟全球化核心組成部分。世界貿易組織在多邊貿易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多邊貿易的談判以及貿易爭端的解決上都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由于近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環境比較惡劣,各國經濟表現相對疲軟,國際貿易的發展也呈現多層次和多種類的問題,多邊貿易談判越發困難,原定部分自由貿易區域的計劃落實不理想,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國際貿易框架遭遇了越來越多的挑戰。世界貿易組織發達成員國通過自身優勢和對貿易規則的利用,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使用不同手段逃避既定義務,保護本國利益,這嚴重破壞了WTO的精神和原則,導致多邊貿易談判的內容不能夠得到有效落實,世界貿易組織整體框架經受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世界經濟一體化使得各國經濟聯系更加密切,而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目前,世界經濟發展仍然受到很多不穩定因素的干擾,各國經濟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國際貿易環境比以前更加復雜,不同國家和經濟體需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貿易挑戰。與此同時,新技術、新局勢、新需求等都為國際貿易提供了新的機遇。在經濟全球化更加深入的背景下,世界經濟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推動了國際貿易新趨勢的出現,把握國際貿易的發展方向,對于提高我國的外貿水平和質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一、趨勢
國際貿易是世界各國精細化分工的結果,是不同國家或地區對生產要素、商品、服務等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配置交換的過程。由于各國的政治環境、法律法規、貨幣制度、物流技術、語言差異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國際貿易非常復雜。但是伴隨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經濟之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同時各國為了自身利益的需求,對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具有非常強烈的需求,開拓國際市場的意愿非常強。國際貿易在多種因素影響下,通過不同國家和利益集團的角斗,形成新的特點和趨勢。
第一,跨國企業占據世界經濟發展主導地位,國際貿易交易集中度呈現上升態勢,國際貿易投資一體化趨勢顯著。2015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跨國企業生產投資持續擴大,盈利處于歷史較高水平。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無論是在數量還是體量上都在快速增長,這也使得全球生產、投資和商品的大流通進一步加深,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跨國公司在參與全球精細化分工中,在尋找新的定位,并在這個過程形成新的戰略同盟,國際交易市場統一性增強,助推了世界經濟市場的競爭和貿易自由化。跨國公司壟斷了國際創新技術和貿易技術的絕大部分比例,這也使得跨國企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壟斷地位日益加強。由于信息互聯技術和物流技術的高速發展,使跨國企業的經營更為便利和高效,跨國企業現階段都對其發展戰略進行調整,面對國際市場,盡力提高市場份額;對于內部管理,則利用新技術大幅提升運營能力。未來一段時間,跨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會更加凸顯,話語權將會更加強大。現階段,跨國企業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最主要的力量,在貿易交易市場的占比不斷穩步提高,交易活動也更加頻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跨國企業對外投資會對國際貿易的結構形成以及貿易集中區域分布產生重要影響。跨國企業的全球性投資加大會是國際貿易發展趨勢的重要表現。
第二,經濟體之間利益沖突愈演愈烈,各經濟體間貿易壁壘層出不窮,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自由化面臨諸多挑戰。雖然世界各國經濟比較低迷,但是全球國際貿易仍然保持增長態勢(見表1)。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顯示,2014年國際貿易增長率為2.8%。2015年,全球經濟依舊脆弱,國際貿易環境還是不夠景氣,但是,經濟體間的貿易活動仍然頻繁。自由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不可阻擋的趨勢。內容摘要: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世界經濟由工業經濟逐步向知識經濟轉變,全球分工更加細化,分工形式出現新變化。世界經濟和分工的變化使得國際貿易的模式和交易方式也發生轉變,從而使得國際貿易表現出新趨勢、新特點。外貿作為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而,全面分析和把握當前國際貿易趨勢,有利于我國外貿發展,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和質量。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際貿易趨勢策略世界各國、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發展水平并不相同,各經濟體和貿易集團間的壁壘在增多,各國對貿易利益的爭奪非常突出,貿易保護主義勢力不斷抬頭。發達國家為了自身經濟利益,長期通過各種不公平的手段來加速對全球資源的掠奪,同時利用先發優勢在WTO框架下制造貿易壁壘,人為限制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從而導致國際貿易中層出不窮的貿易摩擦和沖突。貿易與勞動標準、貿易與環境保護以及匯率等問題都已列入世貿組織的談判議程,對于國際貿易利益的爭奪越來越明顯。根據WTO數據顯示,2008年以來,G20集團推出的貿易限制措施,有80%左右仍然在實施,對全世界約4%的國家和地區進出口形成影響。我國是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下損失最嚴重的國家,根據商務部2015年數據顯示,中國已經連續19年成為遭遇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于貿易利益的分配爭奪正在呈現兩極化的趨勢。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對于貿易市場的競爭也顯得非常激烈,各種經濟體間的貿易利益之爭相當殘酷。各國貿易保護政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多邊貿易的發展對世界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多邊貿易機制表現更加靈活多樣,為各國貿易構建了基本架構。各國貿易保護措施基本都不違反多邊貿易的約定,反而表現出對多邊貿易規則的支持。這些主要體現在:各國都是在利用多邊貿易機制的游戲規則來實施貿易保護;通過多邊貿易協定來保護成員國的利益,排斥非成員國。多邊貿易協議是各成員國所協商簽訂的多邊貿易規則,所以多邊貿易規則的約束力比較局限,更多是依靠成員國間的信用來維持正常運作。世界經濟處在穩定增長時期,各成員國都能通過貿易自由化來實現貿易增長和經濟發展,所以積極維護多邊貿易協議自然不是問題。但是,當全球經濟發展處在低迷時期,各成員國為了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對于貿易保護必然會抬頭,從而形成對多邊貿易規則的挑戰和沖擊。現階段,全球經濟持續增長仍然存在不確定,但是各國貿易措施還不會對多邊貿易體制形成毀滅性沖擊,另外一方面,由于全球經濟前景的不明朗,各國貿易保護措施將會長期挑戰多邊貿易體制,從而影響到國際整體貿易體系。各國、各經濟體對于貿易市場的爭奪已經非常白熱化,而貿易保護主義給國際貿易發展帶來了非常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
第三,綠色貿易異軍突起,國際貿易被賦予綠色概念,綠色貿易潮流勢不可逆。伴隨環境日益的惡化,全世界對于保護環境的共識愈加認同,“綠色”成為環境保護的主題。各國對于環保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越來越重視,而各國消費者對于保護環境的理念也越來越深入,綠色消費成為世界范圍內的新消費趨勢,綠色貿易則由此產生。經過近年的發展,綠色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逐步上升。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對于環保的理念認識更加深入,綠色消費逐漸成為一種習慣。人們在消費的時候會更加愿意選擇資源綠色的產品,綠色消費成為綠色貿易的基礎。綠色生產、綠色市場的興起,優化了國際貿易的交易結構。從聯合國數據顯示,綠色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對于資源消耗嚴重的商品貿易則出現了下降趨勢,新技術和新材料的使用,為環保產品的應用提供了有利保障。環保產品由于其性能和技術,使國際貿易的商品結構從資源密集逐步向技術、知識密集為主,而綠色商品的國際貿易日趨成為重要內容。
第四,國際貿易交易方式日趨多元化,網絡貿易發展迅猛,國際貿易效益顯著提高。伴隨網絡技術和新媒體的發展,國際貿易的交易方式逐步多元化,依靠網絡完成的貿易正在高速崛起。網絡貿易主要是以互聯網為依托,不同地區和經濟體所進行的貿易和商務活動。國際貿易所需要的所有環節,包括交易的前期溝通、合同簽訂、商品或者資金的交割、物流環節以及售后服務等都依靠網絡平臺來完成。而目前網絡貿易商品還主要集中在無形產品,比如咨詢服務、金融服務等,實物貿易則主要是前期溝通咨詢、合同簽訂以及資金的流通等環節在互聯網上完成,實際的貨物物流等還是需要傳統渠道。網絡貿易已經越來越受到各國、各經濟體的重視,都出臺了或多或少的政策和措施來推動網絡貿易的發展。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顯示,近年來,網絡貿易發展的增長比率非常快速,網絡貿易能夠有效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益。網絡貿易與傳統貿易方式相比具有很多優越性,比如交易成本較低,擺脫了時間、空間的約束,網絡貿易的應用普及成為國際貿易的一場革命,對于貿易方式的轉變具有深遠影響。在國際貿易總體保持低速增長的背景下,網絡貿易卻強勢增長。傳統貿易交易方式由于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以電子商務為方式的網絡貿易能否成為爭奪貿易市場的利器,受到了各國和各經濟體的高度重視。由于網絡貿易的高效性,網絡貿易將繼續保持快速的發展趨勢,成為國際貿易最重要的交易方式之一。第五,國際貿易尚未從危機中恢復,對個別貿易大國的依賴性加強,西方發達國家整體貿易相對低迷。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貿易造成重創,國際貿易量急速萎縮。經過各國一系列的穩定政策,全球主要幾個國家經濟得到了穩定復蘇,全球貿易得到恢復。《2014年世界貿易報告》指出,2014年全球貿易保持低速增長,然而受到歐洲經濟低迷的影響,世界經濟增長也會受到較大拖累。世界貿易還沒有完全從金融危機中完全恢復過來,世界資源的配置機制還沒有得到有效發揮。2015年,美國經濟恢復比較明顯,失業金申領數量創下近年來的低位。而中國、德國和日本等國經濟增長都較為穩定,這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了基礎,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國際貿易將會持續向好發展,尤其是主要幾個貿易大國之間的互動將會更加明顯。由于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國際貿易將會持續恢復。其中,貿易大國之間的互動將會推動全球貿易邁向全新的增長時期。第六,國際貿易整體結構優化,貿易向高端化發展。國際貿易并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此次金融危機對西方國家的影響非常明顯,尤其是歐洲國家,新興發展中國家則仍然保持較強的活力和較為穩定的發展。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恢復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成為國際貿易市場快速壯大的新力量,世界貿易格局在發生相應的變化,國際貿易參與者結構日趨合理。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特點是第三產業全球化,而第三產業全球化正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技術和知識的發展模式,并在影響各國在國際經濟市場的競爭地位。第三產業正處于發展的蓬勃時期,在國際服務貿易中保持較高速度的上升趨勢。在第三產業貿易中,技術和知識密集型商品和服務日益受到全球貿易的關注,國際貿易商品結構向高端化調整。
二、我國應對國際貿易趨勢的策略
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經濟經歷了一段波動期,近年來經濟持續保持增長,但是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我國經濟結構主要以來料加工為主,原料在國外,而且市場也在國外,我國是典型的貿易大國,所以我國面對國際貿易新趨勢,同樣也將遇到國際貿易發展的諸多問題。通過分析近年世界貿易發展的趨勢和全球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國際貿易將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而對于我國而言,在目前的國際貿易環境下,我國外貿將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如何制定我國外貿戰略,把握國際貿易的機遇,主動提高開放水平,引導國內企業走出國門,進一步提高我國外貿水平和優化外貿結構,積極抓住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有利環境,對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非常關鍵。
(一)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水平
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不會隨著某個國家或者經濟體的意志而停滯不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國更應該以積極的態度去適應這個大環境、大形勢和大格局,主動適應國際貿易新形勢下的要求,為我國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得先導優勢。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經濟局勢,我國外貿水平的提高必然會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因此,我國更應該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動搖,持續深化對外開放的水平,準確判斷現階段國際經濟的發展走勢,制定對外貿易戰略,以更主動的態度投入到國際貿易的競爭和合作中。為了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我國應該優化國內產業結構,提升產業水平,進行國內資源的整合,以形成更強大的國家實力。同時,我國應該加速推動外貿機制的改革,積極按照WTO原則和規定進行落實,優化市場競爭環境。此外,我國還要注意發展與發達國家的貿易關系,更深層次地推動區域貿易的發展,加快我國經濟發展。
(二)抵制和打擊貿易保護主義
近年來,我國經常遭遇貿易摩擦是由于自身和外部雙重因素的作用所導致。自身因素方面,我國的產業結構比較低端,出口產品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價格優勢為主,容易導致貿易摩擦;另外,我國出口貿易的比例非常高,對于貿易伙伴國市場的沖擊和影響非常明顯。在外部因素方面,對國際市場的爭奪是時下各國經濟增長重要的支柱,各國都會想盡辦法為貿易保駕護航。我國是國際貿易大國,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有著巨大的危害,部分別有目的的國家通過建立貿易壁壘來限制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近年來,各國為了保護自身經濟利益,貿易保護主義趨勢日益明顯。國際貿易作為我國經濟組成的重要部分,我國應該健全反貿易保護的協調體系,提升貿易摩擦的應對水平,通過多種手段抵制和打擊貿易保護主義。我國作為WTO的成員國,應該全面剖析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制,熟練掌握貿易救濟措施,盡力減少貿易摩擦給我國外貿造成的損失,提高我國貿易水平,保持我國外貿的快速發展。我國現階段面對的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壁壘是我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所衍生的效應,所以針對貿易摩擦,一方面需要積極抵制和打擊,而另一方面需要實質性地提高我國產業結構,只有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得到認可之后,我們所面對的貿易摩擦才會進入新的平衡階段。換而言之,貿易摩擦和保護主義將會是我國在國際貿易過程中的新常態。
(三)進一步優化國際貿易結構和提高商品質量
我國經濟正面臨轉型和產業升級階段,這也是我國貿易結構調整的機遇,我國目前以“進口原材料,初加工出口”為主的貿易模式,這是相對低端的國際貿易交易,我國需要調整和優化貿易結構。在出口方面,我國外貿應該由勞動密集型商品向知識、技術和服務密集型商品轉變。同時,進口方面,我國應該引進國外高新技術、商業模式和管理技術。我國外貿結構調整需要國家政策的扶持以及整體良好的經濟環境基礎。只有將貿易結構進行逐步優化,我國貿易質量才能進一步提高,加強產品競爭力,形成強大的貿易風險抵抗力,確實推進外貿發展水平的提升。
(四)推動網絡貿易發展并加速電子商務普及
根據國際貿易對網絡的需要,電子商務作為網絡貿易的重要方式,我國需要加速推進電子商務發展。我國電子商務對消費品行業做出巨大貢獻,同時,國家應該扶持其他行業的企業推動電子商務的普及和發展,拓寬企業的推廣渠道。另外,我國應該投入更多資源推動電子商務技術的發展,始終保持我國網絡貿易技術的前沿性和可靠性。由于網絡貿易是國際貿易的新趨勢,網絡貿易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還不夠完善,所以我國應該盡快建立健全網絡貿易法律法規,以維持我國網絡貿易的合法運作。
(五)引導我國企業做大做強并實現跨國經營
國際貿易很大一部分是通過跨國公司作為載體來完成,因此跨國公司的經營發展對我國外貿具有重要意義。現階段,我國已經有部分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在全球范圍內與國外企業競爭,然而我國跨國企業整體不論是體量或者競爭力都與國外跨國公司還有較大差距。我國需要通過積極的政策引導我國企業做大做強,積極走出國門,實現跨國經營,在國際市場配置資源,開拓更廣闊的市場,獲取更豐厚的利潤,企業的跨國經營對于提高我國的貿易質量意義非同。總體而言,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國際貿易有效地承載了各國在全球配置資源的需要。對我國而言,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貿易環境,中國經濟實質上作為一個挑戰者,正在挑戰全球原有的經濟利益體系,所以這個過程必然會面臨諸多的阻撓和問題。伴隨近幾年世界經濟不明確性加劇,我國與其他國家和經濟體間的貿易矛盾會更加突出。我國清晰明確的貿易戰略關乎自身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也會影響我國與貿易伙伴國在貿易全球化調整中的利益分配,同時會關系到國際貿易體制的調整。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化的進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把握國際貿易發展的趨勢,制定國際貿易戰略,以提高我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才可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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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分工;國際價值;服務外包;跨國公司
中圖分類號:F1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11—016—06
一、新時期國際分工的變化與特點
戰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下,跨國公司迅速發展,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使國際分工出現了與以前不同的一系列新變化和新特點。
1.分工形式多樣化,產品內分工突顯
經過100多年的發展,當代社會的經濟環境與馬克思時代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新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下,國際產業經歷了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到資本、技術甚至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梯度轉移,與此同時,國際分工也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由產業間分工到產業內分工再到產品內分工的演進。在當代,國際分工呈現出多層次、多樣化的特征——不僅有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也有產品內分工;不僅有產品分工,也有要素分工;不僅有有形產品的生產分工,也有無形產品——服務的生產分工;不僅有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也有混合形態的分工。這一系列分工的新變化不僅涵蓋了不同國家與地區,不同產業與產品,而且涵蓋了同一產品內的不同工序與不同增值環節。其中,由跨國公司引起的、細化到產品內部分工是當代國際分工的突出特征。1980年代以來,為了適應日益激化的競爭需要,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各國作為生產車間在全球范圍進行產業布局,將同一產品的不同工序、生產和服務的不同環節分布到世界各地,將生產活動和其他功能性活動進行更加細密的專業化分工。致使海外投資企業所服務的對象不再是分散、獨立的某個市場,而是整個跨國公司體系所占據的區域市場,乃至全球市場。從而引發分工的范圍更加廣泛,企業間的聯系更為緊密,尤其是產品內分工得到凸顯,形成了一種全球性的生產網絡。在從傳統的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向產品內不同工序、環節分工轉變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生產聯系不再是在產品最終生產完成后才發生,而是在產品的研究與開發、生產制造、市場銷售和營運管理的各個階段就交叉發生。因此,建立在產品內的分工成為當代國際分工變化的一個突出的新特點。
2.分工趨勢外包化,服務外包快速發展
外包是企業整合外部的最優資源,以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發揮核心競爭力和增強外部環境應變能力的一種管理模式。1980年代以來,西方跨國公司運用外部專業化分工協作提高生產效率的原理,日益聚焦在企業的技術研發、營銷等核心業務上,而將一般性的加工制造、組裝、后勤服務等非核心業務離岸外包給基于相互信任和契約的合作伙伴,從而形成了一種全球性的外包網絡系統。
隨著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離岸外包作為其全球布局、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全球外包的市場規模迅速擴大。截至2006年,在世界最大的2000家企業中,有80%以上的企業在海外建立重要的外包業務。據全球外包年會主席、美國著名外包管理專家邁克爾·科比特估算,2010年全球外包金額已突破20萬億美元。在全球外包支出中,美國約占2/3,歐洲和日本約占1/3。亞洲是承接外包業務最多的地區,約占全球承接外包業務總量的45%。
目前,不僅制造業大量外包外移,服務業外包的發展也引人注目,逐漸成為離岸外包的新寵。據不完全統計,全球服務外包總價值已由2004年的5000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2萬億美元,其中IT和業務流程等服務外包約為1萬億美元。另據2013年4月召開的第六屆全球外包大會透露,雖然受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影響,2012年全球服務外包合同金額下降了10%,但亞太地區卻增長了31%,其中中國增長了40%。而北美、歐洲和日本依然占全球發包份額的70%以上。
從整體上看,離岸外包作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形式,服務業外包作為離岸外包的新寵,在當代國際分工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它們的發展對于發揮各國的比較優勢,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加速世界經濟的融合,具有重要作用。
3.分工國別邊界弱化,跨國公司居主導地位
在當代國際分工中,傳統分工的國家邊界已經明顯弱化,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組織形式和微觀載體,國際分工也越來越表現為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就某項產品的產銷而言,在跨國公司中,其生產經營是具體分解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互相關聯的活動的,研發、采購、制造、分銷、服務等分別是產品生產經營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這些環節大部分由它們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各分支機構來承擔。由于產品生產經營環節的分解,使生產經營活動更加專業化,進而導致國際分工從最終產品的分工進一步向產品內部不同環節之間的分工發展。
與此相應的,國際分工的實現方式也從單純依賴外部市場的國際貿易轉向外部市場與內部市場并重。據統計,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控制了發達國家近90%的生產技術和3/4的技術貿易。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主要是在其分支機構之間以及分支機構與母公司之間進行的。近30年來,這種作為國際分工實現方式的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獲得快速持續增長,1970年代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只占世界貿易的20%,1990年代這一比重已上升至50%左右。
在過去,盡管跨國公司的生產因跨越國界而具有國際性,但由于它們分散在世界不同國家的分公司、子公司在海外各據點所生產的產品主要是供應當地市場或返銷母國的,各地的生產過程之間并不具有內在的關聯性。這里的國際分工只發生在最終產品之間,國際貿易僅成為國際分工實現的唯一途徑。而在當代全球化發展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分散在海外各地的分公司、子公司不再是獨立運作或僅與母公司發生聯系,而是與母公司和其他分公司、子公司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跨國公司依據不同區位建立在生產要素密集度之上的比較優勢,將生產經營活動進行更細密的專業化分工。使公司內分工聯系更為緊密,體系內的產品、技術和人員在遍布全球的各分公司、子公司之間的流動性更強,世界各國的生產經營活動通過跨國公司各分支機構的活動建立起有機的聯系,形成了全球生產體系的實體部分。
4.分工體系完善化,價值鏈成為連接紐帶
1980年代以來,受新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影響,在財富生產和商品價值創造的進程中,自然資源和普通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的作用趨于減弱,而技術、信息、人才和創新機制等知識性要素的作用日趨增強。這些要素在不同產業、同一產業不同產品和同一產品不同工序間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在跨國公司的組合配置下,技術、人力資本、知識等高級要素有效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和泛化,進而形成了與以往不同的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分工在產業層面上通常表現為,知識密集型產業逐步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而傳統的勞動密集型集中在發展中國家,資本密集型產業則隨著國際產業的梯度轉移由發達國家逐步集中到新興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國家之間所謂的“大腦~四肢”的完整的分工格局。而“價值鏈”就成為這一國際分工體系的連接紐帶,它連接著特定環節上的母公司、遍布于各東道國的子公司和供應商、分包商,分布于不同的國家或區域,共處于同一產業或產品的生產經營中。
如果說古典國際分工的邊界是產業的話,那么當代國際分工的邊界則更在于價值鏈。可以說,建立在價值鏈上的國際分工已成為當代國際分工變化的新特點。這里的價值鏈是指設計、制造、分銷、服務等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增值活動,其分工的基礎是生產活動和其他功能性活動更加專業化的細分。在新技術革命作用下,生產經營活動的更加技術化、專業化,導致國際分工從最終產品的分工進一步向價值鏈中不同活動之間的分工發展,遍布于世界范圍的各分支機構分別從事其中一項或幾項活動。由于同一條生產的價值鏈在空間上遍布全球,使得由跨國公司所主導的現代國際分工也由各國按照比較優勢向世界市場提品,發展到各國根據比較優勢向跨國公司生產提供要素。通過價值鏈的結構,跨國公司可以只控制那些技術含量高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創造利潤多的環節,并在這些環節上保持壟斷優勢,而把其他不具戰略意義的、低技術含量的、創造利潤不多的環節分解出去,以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增加生產經營的靈活性。
二、國際分工變化對國際價值的影響
當代國際分工的新變化導致世界經濟領域出現許多新的經濟現象與經濟過程,對商品的國際價值及價值規律作用的發揮產生了重要影響。
1.從國際價值形成的層面看國際分工新變化帶來的影響
首先,國際分工邊界由產業轉變為價值鏈,使商品的國際價值構成更突顯國際化特點。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世界各國生產者之間的勞動分工發生深刻的調整與變革——由產業間的分工、產業內的分工向產品內分工轉化,逐漸形成以價值鏈為邊界的產品內分工模式。而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的應用,使跨國公司全球化布局的生產網絡得以形成和發展。跨國公司根據世界各國的資源稟賦、市場條件等狀況,基本實現了技術研發、產品設計、零部件生產、產品組裝、組織訂貨、商品銷售等各環節的全球配置,其產品的研究與開發、生產計劃的制定、原材料和零配件的供配、生產工藝環節間的投入產出協調耦合、產品的銷售乃至公司集團的整體和地區、部門管理都是在全球范圍的大規模流轉中實現的。既然國際分工的邊界已由產業轉變為價值鏈,商品的研發設計、零部件的生產及產品組裝等環節分別在不同國家進行,那么相應的,所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總價值構成也就表現為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價值構成,從而更突顯出商品價值構成的國際化特點。
其次,新型國際分工導致生產要素范圍擴大與重新組合,提高了生產效率,進而影響商品國際價值的形成。馬克思的分工理論指出,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導致生產過程的兩個基本要素——工人及其使用的工具都向專門化的方向發展。而當今,在新科技革命的作用下,新型的國際分工導致了直接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發生了新的變化——范圍擴大與重新組合。從客觀生產要素看,出現了電腦控制的自動化生產線、機器人、機械手等新的勞動資料和合成材料、工程塑料等一系列新的勞動對象。而作為客觀生產要素人的勞動,其涵義也已擴展到科學與技術、管理、研究與開發、咨詢與服務等領域。生產要素范圍的擴大尤其是現代生產要素的組合與運用,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影響商品國際價值的形成。從國際范圍看,現代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組合與運用,可降低單位商品所耗費的資源和勞動時間,進而降低單位商品的國際價值量,而在原有資源不變的條件下現代生產要素的組合與運用則會增加世界商品及其價值的總量;從一國視角看,如果現代生產要素的組合與運用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領先于他國,該國就能在國際市場上交換到更多的商品價值。
2.從國際價值實現的層面上看國際分工新變化帶來的影響
首先,國際分工所催生的服務貿易蓬勃發展,其國際價值的實現具有與貨物貿易不同的特點。戰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在國際分工的催生下,國際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其增長速度高于國際貨物貿易。在一般情況下,貨物商品只有經過運輸,使商品發生位移,克服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之后,才具備了實現其價值的前提;在貨物商品貿易中,其所有權和使用權往往不能分離,在轉讓使用權的同時,所有權也讓渡給對方,即通常只能參與一次國際貿易。但國際服務貿易則不同,它不必經過運輸即可在消費者那里實現其價值,其貿易對象的兩權往往可以分離。如在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中,服務的出口者可以憑借其所有權,通過契約關系,在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分別向不同的進口者轉讓使用權,使產品的使用權得以多次轉讓。由于同一服務的使用權可以多次轉讓、多次參與國際貿易,這就使得同一服務所能實現的國際價值量亦更多。
其次,作為當代國際分工微觀主體的跨國公司,其壟斷地位的加強使商品的價格進一步偏離國際價值。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表明,商品的世界市場價格是商品國際價值的貨幣表現,商品的國際價值是商品的世界市場價格變動的基礎和中心。然而不同國家、不同企業的發展程度不同,生產條件有別,在同一時間里生產商品的國別價值也不相等。一般說來,哪一個國家的企業所提供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主導位置或擁有絕大部分份額,商品的國際價值就由哪個國家的企業的生產條件來確定。這就使得壟斷企業商品的個別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該商品的國際價值。壟斷企業為謀取超額利潤,往往會制定壟斷高價,造成世界市場價格大大偏離真實的國際價值。而各國政府為保證本國的經濟利益,往往會將這些壟斷產業作為戰略性發展項目來加以扶持和保護,并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大力促進其發展,這又進一步加劇了壟斷行為,使商品的市場價格進一步偏離其國際價值。
3.從國際價值規律作用的層面上看國際分工新變化帶來的影響
首先,國際分工的新發展與世界市場的擴大使國際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更廣,調節作用更強。在傳統的國際分工格局下,國際貿易以商品交換為主,商品的國際流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交通航運的技術水平和發展狀況。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分工向產業內、產品內轉化,更有利于跨國公司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使各國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要素流動性亦進一步加強。同時,信息化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使各經濟主體能夠及時、快速地獲得國際市場的商品供求、價格起伏、資源流動狀況以及匯率波動信息等,從而能夠更好更準確地掌握國際市場的變化,及時調整產業結構與產品構成,從而強化了國際價值規律對經濟主體生產經營的調節作用。此外,國際分工與生產國際化水平的提高使國際貿易得到了長足發展,反過來促進了世界市場體系的不斷完善,使國際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更廣,調節作用更強。與此同時,國際價值規律的調節手段也發生了新變化,利率、匯率成為調節世界市場的重要經濟杠桿。“這些經濟杠桿會從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對世界市場的投資方向、投資規模、投資結構以及貨幣流量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世界市場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和世界總勞動量在各個不同生產領域的分配。”
其次,國際分工新發展導致商品構成國際化,使價值規律的作用跨越國界,客觀上促進了國際化產業利潤率的平均化。在馬克思時代,國際分工以最終產品分工為主。國際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主要在產成品領域。而當代科學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國際分工格局——從以產業和產品為邊界的國際分工發展為以生產要素為邊界的國際分工,使分工由最終產品交換領域發展到產品生產過程、生產環節。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一個完整產品的生產過程不斷細化為眾多的生產環節,產品生產的迂回環節增多、過程延長,而國際間交易成本的降低使迂回生產環節的全球布局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為在競爭中獲勝,跨國公司紛紛實行全球一體化戰略,借助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設置價值鏈中的各個環節,充分利用各個國家和地區在各個環節上的要素優勢,從而使以要素為界限的產業內或產品內的環節、工序分工成為當今國際分工的重要形式。
在當今的產品內分工的格局下,國別價值雖然仍舊存在,但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義了——不再是對產成品意義上的國別價值,而是針對全球生產過程中具體環節的中間產物而言的。價值鏈上不同節點的產物的價值相應地就是該節點所在國的國別價值,而產成品的價值則取決于價值鏈上所有國別價值之和,在此基礎上取得的世界勞動平均單位,是衡量商品國際價值的依據。與此相應的,價值規律對生產的調節作用也就超越了一國的范圍,遍及產品價值鏈上的所有國家。這種國際分工新發展導致的商品構成國際化和價值規律作用的跨越國界,客觀上促進了國際化產業間利潤率的平均化。因為在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的作用下,跨國公司通過產業間的資本流動帶動其他要素的流動,實現公司要素的全球配置,其結果有利于各國際化產業間呈現利潤平均化的趨勢。
三、國際分工的變化及影響帶來的啟示
1980年代以來,在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和泛化,世界經濟格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日益頻繁,經濟上的互相依存日益加深。國際經濟關系已從流通領域擴大到生產領域。我們要全面認識當代國際分工的新變化和特點及其對國際價值帶來的影響,并采取相應對策,促進我國國際貿易和對外經濟關系的發展。
1.把握國際分工格局變化時機,爭取價值鏈上的有利位置
改革開放30年多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仍處于較低層次,接近u型價值鏈的底端。集中表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日用品等輕紡工業領域以及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相結合的加工業領域。盡管這些工業制成品產量相當大,源源不斷地向世界市場輸出,但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并不高。從產業發展歷程看,我國大部分工業及產品與發達國家占據具有壟斷地位的戰略環節、獲得價值鏈上最多增加值相比,還有相當的距離。在要素分工、環節分工已成為當今國際分工主要形式的情況下,特定要素的比較優勢在產業鏈或生產工序所處的地位十分重要。任何國家或地區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現在憑借特定要素的比較優勢參與產業鏈或產品工序所處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一個國家如果資本、技術、人力資本等高級要素豐富,在國際環節分工中就能處于價值鏈的高端,從而在國際價值的創造和分配中就能處于有利地位;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擁有的是簡單勞動力等一般的低級要素,則只能被動地處于價值鏈低端而接受國外高級要素的整合,在國際價值的分配中必然處于不利的境地。為此,我國應積極把握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通過政府、部門、企業等多方努力,積極培育要素優勢,不斷改善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要素結構,提升我國企業在產業鏈或產品工序所處的位置及增值能力,使我國企業在國際價值鏈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在這一過程中,亟需實行積極的科技創新戰略,增強企業的自主研發和科技創新能力。
2.利用國際價值規律的作用機制,優化出口產品結構
目前,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依然以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導,二者占總出口額的70%左右,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只占出口總額的30%左右,這種出口產品結構存在著諸多弊端。因此,面對國際市場激烈的競爭和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很有必要利用國際價值規律的作用機制對現有的出口產品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即由資源型、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逐漸向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產品結構轉化。與此相應的,外貿增長方式也由目前粗放型、數量擴張型向集約型、質量效益型轉變。而要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就要積極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努力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強出口產品的競爭能力。為此,我國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價值規律優勝劣汰機制的作用,淘汰一批后進企業,選準和發展一批戰略性新興企業,建立新的產業優勢。同時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企業中積極進行技術改造,竭力推動企業的技術進步,以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產品結構方面的差距。從近期看,出口企業要改變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以量取勝的經營策略,向以質取勝的經營策略轉變。要對原來初加工或粗加工的產品,通過深加工和精加工過程,增加其出口附加值。從長期來看,可以考慮通過人民幣匯率的適度調整,促使出口企業調整出口產品結構,改變出口增長主要依靠價格競爭和數量擴張的狀況,促使企業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發高附加值和高科技產品上,以促進企業長遠發展,提升產業層次,加快我國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3.積極發展流通領域中的服務貿易。優化服務行業結構
戰后,在新技術革命的帶動下,服務勞動作為創造價值的勞動的重要形式,得以快速拓展,服務行業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迅速提高。與此相聯系的,服務貿易作為新興的行業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斷提高,其重要性也日益凸現。有資料顯示,1990年代中后期,在國際分工比較發達的組裝制造業中,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停留的時間只占其全部循環時間的不足15%,而處在流通領域的時間則要占其全部循環過程的85%以上。這就充分顯示了流通在整個再生產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一個出口企業在流通領域中缺乏效率,缺乏信息提供、運輸保險、付款條件、售后服務等環節的服務能力,即使它在生產領域中的技術工藝再先進,其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也會受到重大的制約。在當前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我國相當部分企業的主要薄弱之處就在于流通領域的一系列服務環節上,為此,我們應以國際價值理論為指導,加速服務貿易的發展,以此提高我國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發展服務貿易的過程中,要注重優化服務行業結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尤其要注重發展信息、通訊、咨詢、法律等行業,帶動服務業整體水平提高;積極發展新興服務業,如房地產、物業管理、旅游、教育培訓、文化體育等,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與此同時,運用現代經營方式和服務技術,著重改造商貿流通、交通運輸、餐飲等傳統行業。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應抓緊職業培訓,培養大批適應國際服務需求的人才,通過人才支撐,推動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
關鍵詞:肺炎疫情;經濟全球化趨勢;逆全球化現象
1肺炎疫情帶來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及原因
肺炎疫情沖擊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是國際貿易的萎縮。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數據,2020年前三個季度的世界商品貿易量目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2%。國際服務貿易也受到肺炎疫情的重創,世貿組織估計表明,在疫情流行期間服務貿易量下降了約27%,其中與旅行和運輸相關的部門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經濟風險全球化,國際貿易的低迷對于長期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成為對其經濟的致命性打擊,作為經濟全球化組成環節的各國經濟的衰退進而加劇了國際貿易體系的蕭條,這種正反饋機制構成世界經濟形勢的惡性循環,各國對外貿易普遍呈現明顯的收縮態勢。為了避免外部因素對本國經濟的牽制,更多的國家開始注重產業回流和國內循環,這無疑人為地加劇了疫情期間的逆全球化趨勢。1.1肺炎疫情沖擊全球供應鏈體系。國際分工是世界市場形成的基礎,國際合作形成的全球供應鏈是維持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環節,肺炎疫情對于全球產業鏈的沖擊無疑對經濟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首先,在肺炎疫情影響下,各國采取的社交隔離政策,造成勞動力數量大幅減少,生產規模急劇下降,很多企業甚至停工停產,導致產品現象嚴重短缺,沉重打擊了開展國際貿易的基礎。其次,部分國家為防控疫情的境外輸入,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禁止部分國家和地區的人員和貨物入境,切斷了國際貿易的運輸環節,給全球供應鏈帶來打擊。再次,肺炎疫情給各國帶來的經濟危機使得各國購買力下降,消費市場萎縮,導致了跨境貿易活動風險提升,全球供應鏈的斷點增加。最后,在疫情形勢有所好轉的情況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有所恢復,全球供應鏈仍面臨著各國復工復產不同步而帶來的挑戰。綜上所述,肺炎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的脫節和斷裂,是逆全球化現象凸顯的關鍵原因之一。1.2肺炎疫情加劇產業回流趨勢。各國的產業回流主要體現在制造業回流。制造業水平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制造業可以為各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制造業產品的供應充足是社會正常運轉的關鍵。完善和提升本國的制造業體系有助于減少對于其它國家的過度依賴,降低全球經濟危機對本國經濟的打擊程度,亦有助于應對類似于肺炎疫情這樣的突發性公共危機,提高國家經濟發展的有保障程度。然而,經濟全球化表現為各個國家高效分工,因此大部分發達國家在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形成了產業空心化現象。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眾多發達國家開始反思本國的產業結構,并提出了一系列復蘇和振興制造業的計劃。此次肺炎疫情又一次驗證了制造業在緊急突況下對于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國際貿易嚴重受阻的情況下,本國制造業能夠為防控肺炎疫情提供物質保障,穩定民心,進而能夠決定應急管理措施的落實程度。因此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世界范圍內又一次興起了制造業回流的熱潮。各國的制造業回流勢必會對全球產業結構帶來新調整。首先,各國均發展本國制造業,會導致制造業產品的國際貿易規模縮小。其次,發達國家作為制造業的產業輸入國,輔之以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會削弱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優勢,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進一步減少,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維系。最后,國際投資是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制造業回流會使發達國家對外相對投資減少,對內投資增加,國際投資格局發生變化。這樣就與經濟全球化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配置的初衷相悖,出現了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1.3肺炎疫情背景下,部分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源于英國重商主義主張國家干預對外貿易的政策思想,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商品和服務免受國外競爭壓力而對進口產品設定高關稅、限定進口配額或其它減少進口額的經濟政策。在肺炎疫情給經濟帶來沉重打擊的情況下,部分國家以維護本國經濟安全為由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單從貿易保護措施的實施數量來看,2020年1-10月全球實施的貿易阻礙措施956起,已經超過了2019年全年的實施數量并上升了18.17%。在2020年一年,進口限制措施的貿易額為4409億美元。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擴張并不是完全由此次疫情決定的,更準確的說法是此次肺炎疫情給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借口”。經濟全球化給各國本土產業帶來的強有力的競爭為各國完善產業結構和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帶來了障礙,因此各國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的想法由來已久,在此次疫情形成的契機下,更大規模的貿易保護政策便順理成章地被更多的國家所采納。部分國家疫情期間采取的設立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無疑會對世界市場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使國際貿易的區域性特點逐漸突出,催生短期去全球化現象的發生。1.4肺炎疫情的突發性導致。WTO的功能未能充分發揮世界貿易組織作為當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之一,對于經濟全球化的維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面對向肺炎疫情這樣全球性突發公共危機的挑戰下,WTO被寄予維持國際貿易相對穩定、規范國際貿易行為、解決貿易爭端的希望。盡管WTO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維護國際貿易秩序,但是WTO的應有的協調和規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發揮。自從2019年12月開始,WTO上訴機構停擺,導致WTO無法在肺炎疫情期間高效解決國家間貿易糾紛,不能充分發揮其定分止爭的作用。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經濟規則制度的趨同或認同過程,WTO解決爭端能力的削弱,使得進行國際貿易的法律風險提升,減損了國際貿易參與各國的信賴利益,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給多邊貿易體制帶來了危機。WTO的權威性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間遭受了挑戰。部分成員國采取禁止或限制口罩、防護裝備等物品出口的政策并未按照規定向WTO通報。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國家設置壁壘,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大量這些貿易、投資限制措施可能會與WTO基本原則和具體規則相違背。
2國際貿易的復蘇
根據世貿組織在2020年12月18日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貿易量與上一季度相比增長了11.6%。世界銀行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預計增長4%。國際貿易的復蘇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走向。在短期內,各國還無法脫離世界市場而獨善其身。疫情期間,國際貿易有助于各國結合本國疫情形勢,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高效利用人力物力渡過肺炎帶來的物質資料短缺的難關。由于各國疫情形勢的不同步性,將會出現世界范圍內供需情況的不平衡。復工復產較早的國家生產出較為充足的產品,在保障本國市場的需求情況下,各企業急需通過世界市場獲取利潤來彌補疫情期間的虧損。疫情形勢較為嚴峻、仍未完全復工復產的國家物資儲備不足,需求量大,可以通過世界市場采購需要的商品。國際貿易的復蘇允許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較高效配置,一定限度內為供需匹配提供了條件,突顯了人類合作共贏的力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契合。因此,在世界疫情防控形勢有所好轉的情況下,各國開始有秩序地恢復對外貿易,國際貿易出現明顯好轉,這也是后疫情時代經濟全球化恢復的先兆,表明肺炎疫情所造成的逆全球化現象是短暫的,并未遏制經濟全球化的潛力,也不能掩飾經濟全球化給各國發展帶來的利益。
3經濟全球化的科學性注定其是世界經濟發展大勢
隨著肺炎疫苗的接種使用,我們可以合理預測疫情將會在不遠的將來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們不應只把視角停留在疫情所帶來的短期逆全球化現象上,而是用更長遠的眼光來判斷后疫情時代世界經濟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制定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政策。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理論的論證支撐和實踐的檢驗證明作為依據。經濟全球化目前仍是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最好合作途徑,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潮流。疫情所帶來的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只是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減速帶,促使世界各國反思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弊,探索更為合理高效的世界經濟合作模式,完善本國經濟體制以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浪潮,趨利避害,爭取在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的前提下尋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大衛?李嘉圖認為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使各國在國際貿易中具有的比較優勢,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石。盡管其比較優勢理論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經過不斷發展,此理論確實為我們論證經濟全球化的優勢提供了依據。資本的空間化原理決定著經濟全球化的必然性。資本具有趨利性,資本的目的就是獲得最大化的利潤,因此資本具有擴張性特征,在世界市場已經形成的條件下,資本會自發地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大增殖機會,進而促進了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高效配置。這種擴張性趨勢是由資本的根本目的決定的,因此是不可逆的,這就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長期看來也是不可逆的。短暫的公共危機會使對外投資的風險增大、利潤減少,但是世界長期的較為穩定局面仍然為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流動提供了保障,而利益又為這種流動性的維系提供根本動力。科學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交通運輸的發達減少了國際貿易的運輸成本,不同國家之間交流的便利使得必要的貿易規則得到更大范圍內的普遍認同,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催生了新的貿易方式和種類。互利共贏觀念深入人心使得各國具備參與世界市場交換的強大驅動力。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的發展可以與世界市場完全脫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正和博弈是各國的理性選擇,在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熟運轉多年,各國已經從世界市場獲得利益和發展契機后,再使各國沿著自給自足、單打獨斗、孤立發展的趨勢運行是不現實的。歷史的步伐永遠是向前邁進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告訴我們,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只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一個環節。在理性判斷經濟全球化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因噎廢食絕不是最佳選擇。世界各國在面對經濟全球化這把雙刃劍時,正確的態度是以聯系和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堅持合作共贏,趨利避害,不斷提升本國實力,使本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一個更加主動的位置,而非消極對待經濟全球化,過分放大其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企圖通過設置貿易壁壘來發展本國經濟。
4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否認肺炎疫情減緩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速度,助長了逆全球化的因素。但是,我們應當從長遠的眼光認識到經濟全球化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流。基于肺炎疫情背景下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中國也采取了積極的措施,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我們充分發掘國內市場的潛力,減少全球性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保障我國經濟穩妥有序發展;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利用經濟全球化為我們帶來的有利因素,提升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率,順應發展趨勢,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兩個循環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助力我國在新的經濟全球化語境下的發展,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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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貿易保護;戰略選擇
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正經歷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并已經嚴重影響到全球實體經濟,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感受到這股寒流。全球經濟危機常常與貿易保護主義如影隨形。一般來說,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往往傾向于通過刺激內需、降低外貿依存度來保護本國經濟的獨立性。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經濟出現不同程度的衰退,實體經濟迅速萎縮,失業率普遍急劇上升。為了維護本國的社會安定和政局穩定,為緩解經濟衰退帶來的國內就業壓力,各國紛紛出臺各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一、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主義的新特點
就貿易保護的形式而言,貿易保護已經由提高關稅、限制配額等傳統的貿易壁壘擴大到了綠色壁壘、 技術壁壘、反傾銷及反補貼、知識產權保護等更大范圍,發達國家更趁機找到了限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產品的借口,貿易保護的領域和貿易保護的手段呈現出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
(一)經濟刺激方案中隱含貿易保護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紛紛出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以期止住世界經濟下滑勢頭。但在各國的經濟刺激方案中,貿易保護主義隱含其中,一些國家制定了大量的顯性或隱性的貿易保護政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跡象明顯。如,強制購買本國產品、引導政府采購向國內企業傾斜、對進口產品差別對待等。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年初美國通過的刺激方案中所包含的大量購買美國貨的條款,規定獲得刺激方案資金支持的任何基礎設施項目,其使用的鋼鐵產品必須為美國生產,除非聯邦政府認定購買美國鋼鐵產品成本過高,會損害公眾利益。
(二)利用WTO允許使用例外條款進行貿易保護
一直以來,WTO規則存在著廣泛的灰色地帶,如保護幼稚產業條款、反傾銷協議、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保障措施協議等。這些規定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助長了一些國家采取或明或暗的貿易保護手段,使貿易保護主義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中國密集地遭受來自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或長或短,或合規或不合規的“兩反一保”調查,就是一個有力佐證。
另一方面,WTO的爭端解決機制賦予各成員在其他成員違反WTO協定或其利益受到減損時采取報復的權利,這一權利已經成為保證各成員遵守其在WTO協定中義務的基礎。然而,WTO的這個運行規則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強化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傳染性。以這新一輪的貿易保護浪潮為例,繼歐盟和加拿大等警告美國其“購買美國貨”條款可能違反國際貿易規則后,美國開始考慮對意大利飲用水和法國奶酪征收報復性關稅,以報復歐盟對美國雞肉和牛肉實施的進口限令。歐盟也開始收緊自己的貿易規則,例如重新為牛奶出口提供補貼,指控中國產螺絲和螺母以低于成本價在歐洲傾銷。
(三)由傳統貿易壁壘向更廣泛的形式轉變
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利益分配中所處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國際貿易中,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這類產品以犧牲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為代價,所以發達國家在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傳統保護手段頻繁地應用的同時,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藍色壁壘等花樣繁多的貿易壁壘,以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使得貿易保護范圍更加廣泛、全面。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9年1月份WTO主要成員共向WTO通報了248項技術性貿易措施,2月份通報了193項技術性貿易措施,比1月份減少27% ,3月份WTO主要成員共向WTO通報了259項技術性貿易措施,比2月份增加 34.2%。
(四)從商品貿易領域向勞動力雇傭和金融領域擴展
法國最潮要求政府給予本國國民福利;英國掀起排外抗議工潮,國民高舉“把英國的工作留給英國人”以及政府施壓銀行應優先考慮本國客戶;美國參議院通過議案,要求接受政府救助的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招聘時,首先考慮美國國籍的申請者,而外國雇員不得超過總員工的15%。在金融領域也出現了保護主義的傾向,一些國家為了幫助國內銀行應對危機,從新興市場中把資本抽離。
二、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和給中國帶來的挑戰
(一)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
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告訴我們,貿易保護主義是一劑“毒藥”,而發展自由貿易,通過競爭發揮各自的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并使貿易的各個參與方都獲利。然而,當真正面對危機時,各國往往會試圖通過貿易保護使自身置身于危機之外或阻斷危機傳染到本國或將危機轉嫁給別國。事實上,一旦一國開始實施貿易保護之后,其結果必然是貿易戰,而貿易保護都將形成各國的納什均衡,陷入“囚徒困境”。
而這種無效率的局面是無法通過一個國家的政策改變來改進的。即所謂的集體理性與個人理性的對決,所有個人理性的結局未必是集體最優化的選擇。這個時候就要采取貿易協議合作的方式來推動兩國的自由貿易,實現有效率的均衡。在每次金融危機來臨之際,一國對國內投資和貿易采取保護,在短時間內和表面上可以看到政策的效果,并且可以緩解國內失業和國際收支失衡,但這種貿易保護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必然導致兩敗俱傷,也最終導致全球經濟的衰退,對整個國際貿易體系來說是集體行動的失敗。
(二)貿易保護主義給中國帶來的挑戰
金融危機下,各國政府為貿易保護主義大開綠燈,原有的貿易秩序被打破,我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體,面臨的貿易摩擦明顯增加,在貿易保護的壓力下,貿易摩擦的范圍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擴展,從家電、紡織服裝等轉向新興的鋼鐵、汽車、通訊設備、化工等產業。2009年4月,美國對中國乘用車和輕型貨車輪胎啟動特保調查、對油井管產品發起反傾銷反補貼合并調查,金額巨大,引起中國政府及產業界的高度關注。有數據顯示,中國是遭遇反補貼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而且目前三分之一的反傾銷案件都是針對中國,全球對華補貼調查仍在增加,技術、勞工、環境等貿易壁壘日益增多。目前全球35%的反傾銷調查和71%的反補貼調查是針對中國出口產品。2009年前三季度,有19個國家對中國產品發起88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102億美元,同比增長125%。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此起彼伏的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使我國許多拳頭產品被逐出進口國市場,嚴重影響了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
三、金融危機下中國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戰略選擇
(一)推進自主創新,凸顯企業競爭優勢
許多貿易壁壘都是針對我國出口商品檔次不高、技術水平低而提出的。政府應該大力推進自主創新戰略,引導和激勵企業重視產品質量、技術創新,強化企業對商標、專利等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增強國內企業的內在競爭力。同時,通過追求產品的差異化和自主創新品牌的建立,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根本上解決產品的質量問題。
(二)加大國內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力度,增強產業競爭力
合理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改善貿易環境,適時的調整出口退稅比例,加大產業調整的引導力度,淘汰落后產業,增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對有發展潛力的產業給予金融支持,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幫助企業度過金融危機的難關。
(三)積極擴大內需,轉出口為內銷
當前形勢下,主要國際市場需求大幅萎縮,擴大內需尤為重要,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助于改變我國經濟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格局,在出口困難的條件下,擴大國內消費,可以降低出口依存度,緩解外需下降對經濟增長的沖擊。同時,增加消費,降低儲蓄,將有助于縮小貿易缺口,削減貿易順差,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四)充分利用WTO規則,積極應對
為應對金融危機,企業應深入了解WTO規則和貿易救濟調查知識,利用法律進行自保和應對。企業是應對貿易摩擦的主力軍,要組織行業協會壯大力量。針對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制裁和訴訟,要積極應對,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同時尋求更多的法律援助和非政府組織的共同參與。
(五)加強國際間合作,促進貿易自由化
金融危機是一場全球性的挑戰,國際間的合作是戰勝危機的有效手段。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各國經濟聯系緊密,只有加強合作,才能有效應對危機。目前貿易保護主義阻礙了世界經濟的正常運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可能減緩,中國應積極努力,聯合世界各國恢復多哈談判,改進多邊貿易規則,主動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國際經貿合作,從而為中國和世界經濟早日恢復創造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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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合作;RTA;貿易效應
1 區域經濟合作與WTO多邊貿易體制的關系
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有多種,Andrew Wyatt-Walter 認為“從原則上說,經濟區域化可以涉及毗鄰經濟體之間的商品市場一體化,進而至商品與生產要素市場一體化,再而至市場與政策一體化,以致完全的經濟和政治同盟。” 具體而言,根據成員之間貿易自由化程度的不同可劃分為成六種形式: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完全的經濟政治一體化。其中以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最為重要,影響最為廣泛。
在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進程中區域自由貿易協定(RTA)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目前運作的RTA中,90年代成立的72個RTAs,占總數的36.9%,本世紀成立的117個RTAs,占60.0%。RTAs的迅猛發展引起了諸多學者關于RTAs與WTO多邊貿易體系的基礎——非歧視性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兩者關系的高度關注。隨著全球RTAs數量的不斷增加,RTAs之間的重疊程度也不斷提高,Bhagwati(1992)提出RTAs是否威脅到了多邊貿易體系問題,同時Krueger(1995)也擔心區域性FTAs的建立將會產生尋租者,西雅圖WTO部長會議的失敗進一步暴露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也有學者從法律角度,如Foost Pauwelyn研究WTO保障機制針對區域貿易集團做出的對應措施,范黎虹、韓龍、周陽、張潔等也分析了區域貿易集團與WTO基本規則之間的法律關系。陳泰鋒和賀劍瑜對20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合作呈現出的許多新特點、新變化和新動向將會對全球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格局產生的深遠影響進行了剖析,并闡明了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經濟合作之間的關系以及相互影響。
2 區域經濟合作在經濟領域的成效
2.1 引力模型在經濟合作領域的應用
全球區域經濟合作在經濟領域的成效主要表現問從靜態和動態效應,其中靜態效應分析主要體現在貿易轉移效應和貿易創造效應上,最常用工具就是引力模型。最早將引力模型應用到國際貿易領域的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們指出兩國雙邊貿易流量的規模與它們各自的經濟總量呈正比,而與它們之間的距離呈反比。其中,出口國的經濟總量反映了潛在的供給能力,進口國的經濟總量反映了潛在的需求能力,雙方的距離(運輸成本)則構成了兩國之間貿易的阻力因素。原始的引力模型采取對數形式后表示如下:
2.2 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靜態貿易效應
利尼曼(Lineman,1966)將人口數量作為衡量一個國家規模的變量加入引力模型分析并獲得了較好的效果。繼利尼曼后,對貿易引力模型的發展主要局限在增加解釋變量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引力模型在國際貿易研究領域更是被廣泛地加以應用,尤其是在分析區域經濟集團的貿易效應上,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如Matyas(1997)以混合橫截面數據固定效果的方式對區域集團效應所作的分析。經濟學家為了檢驗政策、歷史、文化等因素對雙邊貿易流量的影響,又逐步將優惠貿易協定、貿易限制措施、殖民關系、共同語言等指標加入到引力模型中(IMF,2002)從而使引力模型得以更好的解釋現實中的經濟現象。隨后許多學者應用貿易引力模型對國際貿易流量和流向作了實證分析,Celine Carrere(2002)用引力模型對貿易流向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區域貿易協定在使區域間貿易增加的同時,通常從世界其他各地的進口和出口也都成倍的減少了,這證明區域貿易協定產生了明顯的貿易轉向效果;Balistreri、Anderson和 Wincoop(2003)等,他們的回歸方程大多為對數線性,雖然各自的解釋變量不盡相同,但回歸結果大都能有力地解釋貿易量。國內學者舒波(2004)等人通過對北美自由貿易區成效的研究,認為區域經濟合作的開展大大加快了其成員國的貿易自由化程度,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的取消不但擴大了地區市場容量,還加強了各成員國間優勢互補和地區范圍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形成了“貿易創造效應”。Jeffrey Frankel認為正式的區域安排還對貿易模式產生明顯影響,而且遠超乎近鄰之間的自然通商。石嵐、毛志文(2006)對區域經濟合作推動跨國公司發展從而促進產業內貿易發展的問題進行了分析。
2.3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動態貿易效應
Lisandro Abrego, Raymond Riezman, John Whalley(2005)采用定量方法,即一般均衡模型對關稅同盟中的國家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關稅同盟增加了全球福利。從發達國家之間組建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來看,由于供給和需求曲線較為平坦,貿易創造效應較大,且非成員國的產品成本不占優勢,貿易轉移效應較小,因而貿易創造效應大于貿易轉移效應,福利正效應較為明顯。宋巖、侯鐵珊(2006)對區域貿易協定成員國社會福利效應進行納什均衡分析,得出區域貿易協定的建立不但能夠進一步深化多邊貿易合作,而且可以維持成員國的福利水平,并能進一步強化非成員國尋求加入該RTA以使本國福利水平最大化動機的結論。
布朗、羅布森、庫珀和小島清等人進一步研究了標準區域經濟合作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認為發展中國家之間區域經濟合作靜態效應不明顯,發展中國家借鑒標準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應強調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態效應和對外保護作用。希托夫斯和德扭(2004)的“大市場”理論認為區域經濟合作的開展使區域外國家為了保持原來的市場和產品競爭優勢,會選擇將生產轉移到區內,繞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因此,區域經濟合作使外資通過區內設廠生產,繞開區域經濟同盟的壁壘限制,從而達到吸引外資的目的。Susan F.Stone,Bang Nam Jeon認為開展區域經濟合作不但使國際直接投資增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新的貿易流。王瑛(2004)認為區域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梯度,這種梯度產生了經濟技術推動力,從而為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提供了“多贏”的合作動力。陳秀蓮、楊丹輝(2006)等還研究了區域經濟合作對國際產業轉移的影響,認為區域經濟合作的開展不僅推動了區內貿易的增長,而且使成員國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充分利用現有要素稟賦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并保持較高產業轉移增速從而使成員國從中受益,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并促進技術進步。
3 區域經濟合作在非經濟領域的成效
Richard N.Cooper、Charles P. Kindleberger、Susan Strange、Robert Gilpin、等則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采用自由主義的國際機制研究方法、現實主義的大國關系研究方法和國內政治研究方法及建構主義的社會化研究方法,分析了地區主義和新地區主義,認為區域經濟合作穩定了鄰國之間關系,潛在的緩解了緊張局面,降低了鄰國間移民、流血沖突發生的可能性,并改善了成員國之間的外交關系,提高其國內安全系數。國內學者盧光盛、王逸舟、龐中英等從地緣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合作在非經濟領域產生的成效,研究顯示區域經濟合作產生的非經濟收益主要體現在區域政治、安全、文化融合、公共產品合作及外交等方面。李向陽(2005)分析認為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使各國間的相互依賴度不斷加深,從而促進了區域范圍內公共產品,如環境保護、能源合作、打擊跨境犯罪等方面合作的逐漸增加。張驥、閆磊(2004),朱顯平、李天籽(2006)等分別對東盟、南方共同體、歐盟等主要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非經濟成效進行了分析。
除上述在非經濟領域產生的成效外,部分學者還對區域經濟合作產生的非傳統收益進行了分析。Patterson(1966)分析認為區域合作可以使成員國“更好的抵御其它區域集團的歧視性影響”,從而提高自身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討價還價能力和影響力,實現談判國家利益的最大化。Fernandez, R.J.Portes認為一國加入區域合作組織有助于向外界發出清晰而可靠的信號,以吸引投資者。李向陽(2003)認為區域經濟合作使小國有機會通過讓步獲得了大國給予的“保險”以獲得進入大國市場的保障和免除發達國家歧視性的反傾銷行動。劉玉貴、張雯(2006)認為區域經濟合作促使各國保持其政策的連貫性、可信性,并不斷建立起協調一致的機制,從而鎖定改革進程,不斷完善政治體制、社會制度,逐步提高政府信譽。
4 對國內外研究區域經濟合作文獻的述評
縱觀國內外學者對區域經濟合作研究的文獻,首先,研究成果卓著,尤其發達國家的研究較深入,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數研究都以歐洲經濟發展狀況為研究對象,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其次,較多的區域經濟合作研究立足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框架,這是基于發達國家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研究,并不代表發展中國家之間也有同樣的效果。最后,我國研究的區域經濟合作文獻多數從政府、組織和企業的立場出發,鮮有從純粹學術研究的角度分析,使得最終的結果不免帶有一定的色彩。隨著時代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合作研究應該著眼更長遠,才能具有前瞻性和指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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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點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投資
制造業是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首要行業。這個行業門類眾多,輻射面廣,對經濟發展關系重大,并且擁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量,因而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高度重視。對于我國而言,將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行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國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制造業生產規模已很可觀,其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顯著提高,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其次,我國制造業擁有大量成熟的、標準化的適用技術,符合發展中國家小規模、低成本的生產需要,將其用于境外投資不僅容易找到立足點,而且能帶動本國技術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發揮我國在技術方面的相對優勢,獲得比較經濟利益;再次,目前國際上對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產品的進口限制日趨嚴格,依靠擴大出口來發揮我國制造業的生產潛力有很大難度,而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在國外實現就地生產和銷售,有利于繞過國際貿易和關稅壁壘,擴大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有率。此外,我國制造業中某些產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過剩,并已出現不同程度的生產滑坡,通過境外投資將其轉移到國外,既可使富余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長這些產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然而,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境外投資不僅規模偏小,而且層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術簡單的初級加工制造行業,這與我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和龐大的經濟技術實力很不相稱。因此,國家應該采取有力措施,對制造業的境外投資進行重點扶持和政策引導。尤其是在機械加工、輕工紡織、化學工業、家用電器等制造業領域,我們應該充分發揮技術上的相對優勢,擴大其對外投資規模,并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以家用電器為例,目前我國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等產品制造技術已進入成熟期,其在國內的市場已趨飽和甚至生產能力過剩,亟須拓展國外銷售渠道。然而,由于這些產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國(主要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供給競爭和進口國貿易壁壘的雙重限制而不易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利用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就成為這些富余的生產能力謀求實現的最佳形式。當代國際投資經驗表明,這類投資不僅能獲得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而且也有利于獲得較高的投資效益。
二、有選擇地投資于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
資源開發業投資是用于上游部門的投資,故又稱為前向垂直性投資,其目的在于生產和輸入那些國內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資源,從而替代該資源的進口貿易。任何一國或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會不同程度地遇到資源約束的問題。當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發生短缺,或由于數量、質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國內不能保證供給,而進口資源又在成本及穩定供應等方面受到限制時,在資源所在地直接投資辦企業就成為彌補資源缺口的必然選擇。我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某些資源短缺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制約整個經濟的增長。單純著眼于國內,這些資源的供求矛盾將難以解決;而大量進口又面臨外匯緊缺、國外供給渠道不穩定以及市場價格波動幅度大等問題。因此,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開發我國急需的資源就成為現實的出路之—。
根據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以及境外開發的可能性,今后應將境外資源開發的投資重點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采礦業。我國礦產資源總儲量固然較大,但許多礦種的品位較低。在我國已探明儲量的鐵礦資源中,貧礦高達95%以上,平均含鐵率僅為30%,加上交通和開采條件的限制,難以滿足國內生產的需要。與此同時,國際市場鐵礦資源卻相當豐富,供過于求,利用直接投資開發國外鐵礦資源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經濟、合理的。二是石油業。我國石油資源比較匱乏,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國在石油勘探開發方面已形成了較強的技術能力。發揮這種能力優勢,在境外投資開采石油,既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又能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保留較多的不可再生資源。三是林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國林木資源受到了過度的開采和破壞,使本來就不豐富的林木資源進一步銳減,現有人均林木蓄積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為了彌補國內林木資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這方面的境外投資。值得注意的是,資源開發型項目所需投資額大,投資回收期長,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較大,一旦東道國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投資不易轉移,因此對這類投資項目應加強可行性研究和投資風險預測,同時要有雄厚的資金和政治上的保證。
三、適當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
所謂高新技術是指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一個新興技術群,包括信息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海洋開發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等。目前,這些高新技術正在呈現產業化趨勢,在發達國家逐步成為支柱產業。為了在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一些國家紛紛向技術先進的國家投資,在那里新建高新技術子公司或收購兼并當地的高技術公司,借以進行科研開發和引進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產品設計,實現高新技術的輸入和回流,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
我國目前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雖然已經起步,但投資規模明顯偏小,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作用不大。為了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技術水平和層次,很有必要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首先,我國已有較強的高新科技研究開發能力,在微電子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超導研究等領域具有一定優勢,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優勢,發展境外投資;其次,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高新技術產品很暢銷,其附加值也相當高,對該領域投資不僅有利于獲得豐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這符合我國境外投資的戰略目標;再次,發展高新技術領域的境外投資,能打破國外競爭對手的技術封鎖和壟斷,獲得一般的技術貿易、技術轉讓許可協議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級技術和最新科技信息,從而加快我國科技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
考慮到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將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大體分為兩類:一類以技術回流為主要目的,即針對高科技發達的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舉辦合資合作企業和參與科技聯合開發等,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輸回國內運用;另一類以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為目的,即在國外組建高科技產品開發和經營公司,就地生產和銷售,或者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
四、逐步提高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投資比重
最近十多年來,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用于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和旅游等服務業的投資額大幅度增長。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統計,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資存量總額中,服務業約占25%,到8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為止,用于服務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呈現增長趨勢。國際服務業領域投資之所以迅速發展,根本原因在于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國際分工日趨精細,要求把為生產和管理服務的若干職能分離出來,實行專業化。而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反過來又方便了資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產技術、產品質量的改進和提高,也有利于產品、人員和技術的國際交流,從而大大促進生產資本的國際化。從東道國來看,在第一、二產業發展到相當程度后,會對服務業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盡快增加這部分項目和設施,提高金融服務、咨詢服務和旅游服務的效率,因此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先后取消了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領域外國投資的限制,這也促進了服務業國際投資額的增長。
在我國非貿易性境外投資中,目前服務業投資所占比重僅為19%,這一偏低的比例與國際投資發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與第一、二產業相比,服務業投資風險較小,投資回收期較短,而且資金有機構成較低,勞動力容量較大,發展服務業的境外投資適合我國現實情況。同時,只有加快對服務業的境外投資,才能配合其他行業的投資,增強我國境外投資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特點,目前應大力對外開拓發展的行業有:一是金融保險業。它有利于我們在國際上融通資金,增加境外企業和國內企業的資金來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資風險,對我國境外企業的成長發展起到重大的支撐作用;二是建筑承包業。它是建立在人力資本輸出基礎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緩解國內的就業壓力,又能帶動國內設備和材料的出口,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三是交通運輸、醫療保健、餐飲服務業。在這些行業領域,我國不少企業已擁有一定的境外投資經驗。其中遠洋運輸已在不少地區取得了較為鞏固的市場地位,以我國傳統醫學技術為主要手段的醫療保健服務業也受到不少地區居民的歡迎,而具有中國特色的餐飲服務業則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繼續向有關國家的這類市場發展,是有深厚基礎和較大潛力的。
在制定我國境外投資的行業戰略時,不僅應考慮各行業本身的特點及其發展程度,而且應該與投資區位戰略結合起來考察。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自然資源條件、技術層次與特點、外資政策與法規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我國境外投資行業選擇的重點亦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業選擇應以制造業為主,向其提供適用技術,這對雙方均有利。與此同時,注重開發這些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彌補我國人均資源的不足。有些發展中國家(如中東國家)具有廣闊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場,我們可因地制宜地發展勞務輸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動。在發達國家,我國投資行業選擇應以高科技產業為主,旨在獲取其先進技術,實現技術回流,而利潤目標退居其次。我們還應積極發展金融保險等服務業投資,以便利用發達國家廣闊的市場和雄厚的資金。此外,在獨聯體和東歐國家進行投資,可以選擇的主要行業有資源開發和消費品行業等。尤其是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缺少開發資金和技術,而我國的資源開發技術已達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與其共同開發當地自然資源。至于消費品行業,目前正是這些國家的“瓶頸”環節,產品嚴重短缺,這為我國企業在該行業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以上是就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行業的總體戰略而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境外投資行業戰略亦應適時加以調整與完善。我們應把境外投資行業選擇戰略與國內產業政策的制定緊密結合起來,使境外投資的行業選擇成為國家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及時制定和頒布《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以便加強對境外投資活動的政策導向與宏觀調控,使境外投資與國內投資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為了確保境外投資行業戰略的有效落實,國家應結合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情況,對鼓勵發展的境外投資項目在稅收、外匯、信貸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許其按國際慣例在境外以靈活的方式籌集資金,為其創造相對寬松的投資環境。同時應建立健全各類行業協調和咨詢組織,對屬于同一行業內的境外投資進行統籌協調,避免投資分散和內部過度競爭,以便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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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盧進勇.入世與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J].國際貿易問題,2001,(6).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外溢效應;國際分工;跨國公司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2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不斷創新,信息產業持續發展,信息網絡廣泛普及,信息化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顯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場全方位的社會變革演進。目前,從世界范圍看,電信業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潛力的產業之一。尤其近年來,移動通信更是為電信業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收益。而這一成績的創造除了得益于發達國家技術得研發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生產制造也功不可沒。不言而喻,這無疑是對信息技術的發展與國際分工有效結合的最好證明。
一、通過手機行業看國際分工
1.信息技術的研發與拓展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創新才是產品的抗衰良藥,這必然離不開技術的支持。手機已經不僅僅是對話工具,而是成為一種集語音、數據、圖像于一體的多功能個人通信終端。照相手機,3G手機等高技術含量的手機日益受消費者青睞。此時具有高技術研發基礎的國家凸現其勢。移動通信技術的發端在美國,它在手機芯片制造領域的優勢明顯,每顆手機芯片的價值約為25-50美元,占手機成本的50%-70%,也是手機生產價值鏈中利潤最高的部分。龐大的技術市場主要集中于美國,如美德州儀器和英特爾等公司,同時微軟也積極與手機芯片主要供應商結盟,并為手機制造商提供芯片解決方案和參考設計。
2.技術強國外的其他國家對手機產業貢獻
即使美國憑借其強大的技術實力研發芯片,但是沒有世界他國的分工與合作,沒有世界他國的優勢發揮也不能滿足全球手機的需求。此時,日韓雖在高端技術上欠優勢,但其憑借拓展手機附加功能,外觀設計而崛起。其重點就是重視用戶的需求,重視手機應用內容的開發,將死氣沉沉的科技品變得人性化、生動化。日韓手機以其外形精巧,外觀精致,更勝一籌,甚至趕超歐美技術強國,也為全球的手機科技領域錦上添花。
手機產業是一個鏈條,技術不可少,可產品的組裝制造也不容忽視。對于勞動力密集型的國家此時正是揚長避短,發揮其優勢的時機。資料表明,目前日韓和中國的手機制造能力已經超過全球產量的一半以上。近年來,手機跨國廠商紛紛將生產業務外包給臺灣地區及亞洲地區的其他制造商,使這一地區產量迅速增長。自2002年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手機生產商,其中2005年手機產量達到3.03億部,約占當年全球手機產量的36.8%。據世界資料統計表明,韓國制造的手機銷量也極為可觀,全世界銷售的每4部手機中就有1部為韓國制造。技術的開發與勞動力加工的結合無疑為全球手機產業的繁榮立下了汗馬功勞,彼此也是不可分割的,正是這種國際分工,信息技術的推廣,技術密集型與勞動力資源型的結合,這也是國際貿易中要素稟賦原則的體現,各發所長,優勢互補,共同推進世界經濟的穩步前進。這也是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要求所在。
上述信息技術帶動手機產業的發展的例子也明顯透露出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在參與信息技術分工中的角色還處于欠具有競爭力的弱勢地位。在參與國際信息技術的分工中外商投資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為我國參與國際分工提供了一個優越的舞臺,也日趨影響著我們在國際分工中角色的轉變。以下將以外商直接投資為紐帶分析我國參與信息技術分工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二、我國參與信息技術分工的現狀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將使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更加難以改變邊緣地位的狀況,但也給了我國新的發展機遇。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勞動與資金有著相互替代的某些可能,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優勢尚有發揮巨大作用的余地,但隨著資金與技術高度結合的經濟發展時代的來臨,經濟規律顯示出,勞動與資金的替代程度極大降低,其結果便是發展中國家固有優勢的喪失,身處邊緣地位的狀況難以很快改變,南北差距將不僅體現在數量上,更重要地將體現在質量和結構上。
基于這種情況,我國參與國際信息技術分工主要是通過外商投資來實現的。同時引進外資也通常被認為是欠發達國家獲取技術,尤其是關鍵技術的重要途徑。對于部分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并不能單槍匹馬雞蛋碰石頭般的盲目去參與全球的競爭,在技術分工中應認識到我們的劣勢所在。目前我國的電腦、手機、機械制造等行業都存在著不少外商投資我國也大多充當者作為產品的生產制造者的角色,出口到世界各國。引進外資進行生產,這并不代表著我們落后于他國,加工生產的過程也是我們引進技術、學習技術,研發屬于自己更新、更高技術的機會所在。
三、我國參與信息技術分工的發展趨勢
1.外商直接投資為我國帶來技術外溢效應
技術外溢效應是外商直接投資影響東道國技術進步的最要重的一種方式。這種技術外溢效應可以概括為四種情況:⑴外資企業出現帶來的競爭壓力會促使東道國企業充分發揮現有技術的效率,提高產品質量。⑵是外資企業出現帶來的市場競爭壓力迫使東道國企業增加技術投入,提高技術水平,進行技術創新。⑶是外資企業將相關技術提供給上游或下游的企業。⑷是外資企業培訓的工人和管理人員進入東道國內資企業。
顯而易見,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無疑是對我國企業形成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當這些效應真正發揮作用時,對于提升我國整體工業化水平也是強大的助燃器。例如:我國手機行業中的三星、NOKIA、摩托羅拉,電腦行業中的東芝、索尼等外商投資公司已經帶動了國內相關領域的發展。雖然手機行業、電腦行業中國內一些聯想、廈新等品牌還難與世界頂尖品牌相抗衡,但是隨著外商的投資的注入,技術的引進,從業人員業務機能水平的提高,我們依然可以創出高端的產品,在世界信息技術分工中不斷升級,成為技術領域的帶頭人。所以說,外商投資無疑給中國帶來了無線的商機。
2.我國參與信息技術分工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外商投資流入量也在逐年增加,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外資流入國。這也為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一般而言,如果當地企業對“學習活動”進行的“投資”越多,越能從跨國公司的溢出效應中吸收先進的技術。當當地企業的技術水平提高到與其跨國公司差距很小時,這將反過來促使跨國公司從母國引進更為先進的技術,以保持自己在東道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和盈利能力。因此基于上述規律,引進外資對我國參與信息技術分工,提高國際地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將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騰飛,增強我國參與信息技術分工的實力。
技術是關鍵,技術的創新靠人才,我國作為人口大國,高水平、高素質的人才資源也是豐富的,為大力推動我國信息技術分工的升級大加砝碼。據悉1998年4月曾經兩次訪問微軟總部,其中一次深入到其較為核心的研究部門,從計算機上調出來的華人專家的姓名何止幾百,這些人如果短期回來講學、工作,將對中國的信息技術產業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具有更重要作用。
我相信未來的不久,我國也將會慢慢成長為技術,資金密集型的國家,以更大的優勢參與到國際競爭中去,推動這個世界經濟的發展。不難看出,我國參與信息技術分工的前景還是大有可為的。
四、區域性國際分工
1.國際分工的概述
世界各國參與國際分工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只有在各國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的情況下,主動地參加國際分工,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而各國國際分工的格局也在不斷的演變著。
從80年代亞洲“四小龍”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參與到發達國家中的高技術領域里的分工,改變了曾經發達國家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產品,而發展中國家僅出口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的格局。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出現將兩極分化有所緩解。進入90年代以來,日、美、英、德、法等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基本呈現一種扁平狀態,處在當今世界國際分工體系的頂點。但發達國家近年來都全力以赴的促進產業的發展,便使得發達國家之間拉開了一定距離。
美國站在當今國際分工體系的頂尖處,發揮其在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產品和新技術領域中的創新優勢,主要從事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日本和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則發揮其在應用技術領域中的開發和善于吸收最新技術的轉換優勢,主要從事一般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
但就整個國際分工體系中,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差距繼續拉大,處于兩極中間處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處不穩定的位置。一部分國家地區可能抓緊吸收新技術和結構調整,從而向發達國家靠攏,縮小與其差距。如:東亞區域的分工合作今年來在減小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
2.國際分工的新特點
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分工的聯動機制,更好的促進世界各國的分工。例如: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把技術密集程度較高的前道關鍵工序留在國內,而把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組裝工序轉移到東南亞有關國家,最終產品則出口到日本或第三國,其目的是把生產經營活動分散到國際間成本最低的區域,以便獲得東道國比較優勢利益和對特定商品集中生產能帶來的規模利益。
綜上,從全球視角出發,認識當今的不同國際區域優勢,從不同層面認識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的新特點,對于各國參與國際分工中發揮主動性,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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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寒寅著.供給創新和非對稱突破.學林出版社.
[3]世界經濟,2006(10)總第338期.
一、重點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投資
制造業是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首要行業。這個行業門類眾多,輻射面廣,對經濟發展關系重大,并且擁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量,因而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高度重視。對于我國而言,將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行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國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制造業生產規模已很可觀,其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顯著提高,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其次,我國制造業擁有大量成熟的、標準化的適用技術,符合發展中國家小規模、低成本的生產需要,將其用于境外投資不僅容易找到立足點,而且能帶動本國技術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發揮我國在技術方面的相對優勢,獲得比較經濟利益;再次,目前國際上對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產品的進口限制日趨嚴格,依靠擴大出口來發揮我國制造業的生產潛力有很大難度,而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在國外實現就地生產和銷售,有利于繞過國際貿易和關稅壁壘,擴大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有率。此外,我國制造業中某些產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過剩,并已出現不同程度的生產滑坡,通過境外投資將其轉移到國外,既可使富余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長這些產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然而,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境外投資不僅規模偏小,而且層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術簡單的初級加工制造行業,這與我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和龐大的經濟技術實力很不相稱。因此,國家應該采取有力措施,對制造業的境外投資進行重點扶持和政策引導。尤其是在機械加工、輕工紡織、化學工業、家用電器等制造業領域,我們應該充分發揮技術上的相對優勢,擴大其對外投資規模,并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以家用電器為例,目前我國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等產品制造技術已進入成熟期,其在國內的市場已趨飽和甚至生產能力過剩,亟須拓展國外銷售渠道。然而,由于這些產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國(主要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供給競爭和進口國貿易壁壘的雙重限制而不易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利用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就成為這些富余的生產能力謀求實現的最佳形式。當代國際投資經驗表明,這類投資不僅能獲得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而且也有利于獲得較高的投資效益。
二、有選擇地投資于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
資源開發業投資是用于上游部門的投資,故又稱為前向垂直性投資,其目的在于生產和輸入那些國內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資源,從而替代該資源的進口貿易。任何一國或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會不同程度地遇到資源約束的問題。當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發生短缺,或由于數量、質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國內不能保證供給,而進口資源又在成本及穩定供應等方面受到限制時,在資源所在地直接投資辦企業就成為彌補資源缺口的必然選擇。我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某些資源短缺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制約整個經濟的增長。單純著眼于國內,這些資源的供求矛盾將難以解決;而大量進口又面臨外匯緊缺、國外供給渠道不穩定以及市場價格波動幅度大等問題。因此,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開發我國急需的資源就成為現實的出路之—。
根據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以及境外開發的可能性,今后應將境外資源開發的投資重點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采礦業。我國礦產資源總儲量固然較大,但許多礦種的品位較低。在我國已探明儲量的鐵礦資源中,貧礦高達95%以上,平均含鐵率僅為30%,加上交通和開采條件的限制,難以滿足國內生產的需要。與此同時,國際市場鐵礦資源卻相當豐富,供過于求,利用直接投資開發國外鐵礦資源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經濟、合理的。二是石油業。我國石油資源比較匱乏,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國在石油勘探開發方面已形成了較強的技術能力。發揮這種能力優勢,在境外投資開采石油,既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又能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保留較多的不可再生資源。三是林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國林木資源受到了過度的開采和破壞,使本來就不豐富的林木資源進一步銳減,現有人均林木蓄積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為了彌補國內林木資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這方面的境外投資。值得注意的是,資源開發型項目所需投資額大,投資回收期長,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較大,一旦東道國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投資不易轉移,因此對這類投資項目應加強可行性研究和投資風險預測,同時要有雄厚的資金和政治上的保證。
三、適當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
所謂高新技術是指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一個新興技術群,包括信息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海洋開發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等。目前,這些高新技術正在呈現產業化趨勢,在發達國家逐步成為支柱產業。為了在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一些國家紛紛向技術先進的國家投資,在那里新建高新技術子公司或收購兼并當地的高技術公司,借以進行科研開發和引進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產品設計,實現高新技術的輸入和回流,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
我國目前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雖然已經起步,但投資規模明顯偏小,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作用不大。為了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技術水平和層次,很有必要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首先,我國已有較強的高新科技研究開發能力,在微電子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超導研究等領域具有一定優勢,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優勢,發展境外投資;其次,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高新技術產品很暢銷,其附加值也相當高,對該領域投資不僅有利于獲得豐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這符合我國境外投資的戰略目標;再次,發展高新技術領域的境外投資,能打破國外競爭對手的技術封鎖和壟斷,獲得一般的技術貿易、技術轉讓許可協議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級技術和最新科技信息,從而加快我國科技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
考慮到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將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大體分為兩類:一類以技術回流為主要目的,即針對高科技發達的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舉辦合資合作企業和參與科技聯合開發等,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輸回國內運用;另一類以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為目的,即在國外組建高科技產品開發和經營公司,就地生產和銷售,或者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
四、逐步提高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投資比重
最近十多年來,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用于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和旅游等服務業的投資額大幅度增長。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統計,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資存量總額中,服務業約占25%,到8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為止,用于服務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呈現增長趨勢。國際服務業領域投資之所以迅速發展,根本原因在于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國際分工日趨精細,要求把為生產和管理服務的若干職能分離出來,實行專業化。而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反過來又方便了資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產技術、產品質量的改進和提高,也有利于產品、人員和技術的國際交流,從而大大促進生產資本的國際化。從東道國來看,在第一、二產業發展到相當程度后,會對服務業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盡快增加這部分項目和設施,提高金融服務、咨詢服務和旅游服務的效率,因此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先后取消了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領域外國投資的限制,這也促進了服務業國際投資額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