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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泡沫經濟特點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闡述了房地產泡沫經濟的起因，提出了具體的擠壓措施，供大家參考。

0 引言

“泡沫”一詞因17世紀30年代荷蘭的“郁金香球莖風潮”及同時期在英國爆發的“南海泡沫事件”而被正式引用。從經濟學上講，“泡沫”是指地價或股價等資產價格出現基礎條件無法解釋的持續上漲或下跌，最后在短時間內價格急劇波動的現象。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將“泡沫”定義為:一種資產或一系列資產價格在一個連續過程中的急劇上漲，初始的價格上漲使人們產生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從而吸引新的買者——這些人一般是以買賣資產牟利的投機者，而對資產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興趣，隨著價格的上漲，繼而出現預期的逆轉和價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導致金融危機。房地產泡沫經濟指的是由房地產價格在投機行為作用下出現的嚴重脫離市場基礎條件、脫離實際使用者支撐而持續上揚所形成的經濟狀態。本文對我國房地產泡沫產生的起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擠壓泡沫的措施。

1 房地產泡沫的起因

造成房地產泡沫的主要原因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社會總需求的增長，供給彈性越小的要素價格將增長得越快。在所有生產要素中，土地的供給彈性最小，在大城市中，人口密度高，土地稀缺。作為稀缺資源，房地產的價格必然會比較高。人們估計到房地產價格要上升，為了賺取土地價格上漲的資本所得，紛紛將大量資金投入房地產，加速了房地產價格的上升。當大家看到房地產價格只漲不跌，就大膽地以購買到的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款來進行房地產投資。因為房地產是不動產，容易查封、保管和變賣，而價格只漲不跌，銀行以為房地產抵押貸款萬無一失，所以很容易發放過量的房地產貸款。但不幸的是，當經濟發展的速度因各種原因放慢的時候。價格跌得最快的也必將是供給彈性最小的土地和房地產業。而房地產投資者看到房地產價格下降，為了保護投資利益，競相拋售，使房地產價格直線下降，泡沫隨之破裂。原來被認為萬無一失的房地產抵押貸款也就成了呆賬、壞賬。

房地產確有經濟泡沫，存在著發展成為泡沫經濟的可能性，但絕不能說房地產業就等同于泡沫經濟。房地產業與泡沫經濟的關系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1.1 房地產業本質上是實體經濟和實業部門，其本身決不是泡沫經濟。首先從房地產的屬性來看，房地產是不動產，房地產商品兼有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雙重屬性，是以實物形態存在的實體產品，同金融證券(包括股票、債券)僅僅是收益權利證書相比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其次，房地產業部門是實業部門，它同金融證券等虛擬資本也是根本不同的。再次，房地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屬于先導性、基礎性產業，處于主導產業地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產業關聯度強、帶動系數大的特點，使得房地產業成為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

1.2 房地產過熱不等同于房地產泡沫。房地產過熱主要指房地產投資量過大，開發量過多，超過了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有效需求。房地產過熱可能會帶來供過于求、房屋積壓、土地閑置和資金沉淀，但并不一定會帶來價格飆升從而導致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在形態上表現為房地產價格的大起大落。房地產泡沫既是一種價格現象，又是一種貨幣現象。在房地產泡沫產生階段，房地產資金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各種資金包括個人投資、企業資金、銀行貸款、國外游資紛紛介入，在短期內迅速使房地產價格升高。只有那些有大量投機資金介入，過度炒高的房地產市場，其房地產過熱才會引發房地產泡沫。

1.3 同時也應該看到，房地產業確實含有某些經濟泡沫成分，如果任其膨脹，也存在著發展成為泡沫經濟的危險陛，主要表現在:一是土地價格泡沫。土地價格由于其稀缺性和市場需求無限性的拉動作用，及其土地市場投機炒作，會出現虛漲。如果土地價格成倍、甚至幾十倍地飛漲，就會發展成泡沫經濟。二是房地產商品價格泡沫。一方面，房價是與地價相聯系的，房價泡沫與地價泡沫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開發商對利潤的期望值過高，人為抬高房價，也會形成經濟泡沫。

1.4 房屋空置泡沫。在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中，商品房供給超過市場需求，形成大量空置，構成經濟泡沫。如前所述，商品房空置率在10%-15%之間時，這種經濟泡沫是正常的。如果空置率超過警戒線，引起嚴重的供給過剩，形成泡沫經濟，導致房價猛跌，經濟混亂，社會動蕩。四是房地產投資泡沫。一般而言，房地產投資增長率應與房地產消費增長率相適應，力求平衡供求關系。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房地產投資增長率略大于消費增長率，形成供略大于求的市場局面，對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和刺激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只有當房地產投資過度膨脹，商品房嚴重滯銷，造成還貸困難，連帶引起金融危機時，才形成泡沫經濟破滅。

2 如何擠壓房地產泡沫

房地產經濟泡沫的存在有利有弊，關鍵在于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避免出現泡沫經濟，導致大起大落的波動和震蕩。適度的經濟泡沫，例如土地價格微幅上揚、房價穩中有升、房地產開發投資高于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商品房供給略大于市場需求等等，對活躍經濟，促進競爭，推動房地產發展和國民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同整個國民經濟一樣，沒有一點泡沫房地產業是不能繁榮的。而如果泡沫過多，過于膨脹，造成虛假繁榮則是不利的。關鍵在于要控制這些經濟泡沫過度膨脹，不致形成為泡沫經濟，帶來嚴重危害。具體對策如下:

2.1 從土地源頭入手，規范土地市場 土地資源短缺不僅是困擾我國房地產業發展，也是困擾城市化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大問題，如何利用相對貧乏的土地資源為全體國民提供一個公正、平等、富足和安定的發展與生存環境，在一定意義上講，都有賴于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立法確定城市規劃的法律地位，以防止朝令夕改、急功近利，保障土地使用結構的合理性，為城市和地區經濟長遠發展奠定基礎。

2.2 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信息系統和預警機制 各級政府要根據房地產市場區域性強和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加強對當地房地產市場發展和演變規律的研究，科學設立符合當地房地產市場規律的預警預報指標體系和主要指標的量化區問，有計劃地建立符合自己城市特點的房地產市場預警預報體系，防范房地產泡沫。通過建立和完善房地產信息系統和預警預報制度，以便及時發現問題，加強對市場供求總量、結構、價格的調控;通過市場信息、引導和規范，增加房地產市場的信息透明度，控制人為惜售和炒作行為，引導企業理性投資、消費者理性消費;通過對樓市的動態監測，評價市場的運行情況，預測分析未來的市場走勢，向政府部門提供準確的信息，以便做出適時、適度調控市場的措施，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2.3 要加強對銀行的監管 推動房地產泡沫產生的資金，絕大部分都是從銀行流出的。因此，必須加強對銀行的監管，包括銀行資本充足率、資產流動性、風險管理與控制能力等。房地產金融業應盡快與國際接軌，盡早發展房地產投資基金，大力推進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盡快成立購房擔保機構，推進保險業尤其是壽險業與住房產業的結合。同時借鑒海外經驗，加強研究與國外不斷創新的房地產金融手段和新型的房地產金融資本市場結合的方式、方法和步驟，促進開發信貸與消費信貸的同時發展，建立起健康繁榮的房地產金融市場(包括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有效化解金融風險。

2.4 利用貨幣金融政策調控市場，規范房地產融資行為 政府可以通過提高利率、緊縮房地產信貸額、限制房地產開發貸款、提高購房首付款比例等貨幣金融政策，調整房地產投資額與投資結構。應根據保守、確實、安全等原則來發放房地產抵押貸款，在評估抵押物的抵押價值、確定融資比例或貸款比例等方面進行嚴格審查，以避免呆賬、壞賬損失與信貸膨脹。同時應從基礎設施建設人手，提高我國的銀行業自身抵御金融風險能力;金融監管部門應從制度建設人手，完善個人信用制度、抵押制度、抵押保險制度和抵押二級市場的發展，這樣才能防范房地產業信貸泡沫，有利房地產業與金融業的共同發展。

第2篇：泡沫經濟特點范文

2001年中國投資與消費增長率都有提高，但經濟增長率卻隨出口曲線下降，說明外部需求在主導中國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所以，要看清未來中國的經濟走勢，就必須先看清世界經濟走勢，特別是美國經濟走勢。

美國經濟存在巨大的資產泡沫，世人對此已有共識。去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未來前景如何，目前大體是三種看法，即“V”型曲線、“U”型曲線和“L”型曲線。我的看法是美國很可能走出“L”型曲線，而結論不是出自美國，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經濟在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蕭條，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泡沫經濟破滅后導致銀行體系癱瘓。首先，在過去10年中世界經濟并未發生大的萎縮，在美國經濟帶動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從產業面看，日本始終保持了出口優勢，去年外匯儲備已突破4000億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機顯然不是來自供給過剩；第三，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危機中，經濟蕭條也會導致銀行系統紊亂，但經濟蕭條是因，銀行危機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卻出現了因果倒置的情況，是由于銀行系統紊亂導致經濟蕭條，這些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了新特點。

認識這個特點需要展開更大的視角。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化，進入到這一時代，產業資本開始具有從物質生產領域向外游離的趨勢。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世界貨幣體系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約束的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600萬億美元，而其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1％。這說明，世界資本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或許可以叫做“虛擬資本主義，因為它既不同于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運行規律以及爆發危機的形式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不從這個新視角看問題，許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遠。

例如匯率的決定問題。在傳統經濟中，本幣是否堅挺，取決于產業增長好壞、是否有貿易順差及儲備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經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人們卻看到這些東西統統不起作用，相反，美國經濟在過去10年中制造業處在長期蕭條狀態，國民消費40％依賴進口，經常項下的逆差超過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卻不斷走強，所以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是資本項下的國際資本流入流出決定匯率水平和一國的繁榮與衰退，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虛擬經濟為主體的時代，帝國主義戰爭也有了新內容，即不再是為了爭奪物質財富，而是為了爭奪金融與貨幣霸權。歐元統一就有這個意味，而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也是意在打壓歐元的勢頭，維護美元的霸權。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爭奪國際資本的沖突正在升級。

日本經濟危機的新特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1985年，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日本產業資本由此從物質生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導致泡沫經濟泛濫。在泡沫經濟膨脹時代，企業以證券和地產作抵押從銀行獲得現金，再到資本市場上炒作，這使企業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業負債的速度，因此不論從企業還是銀行看，資產負債狀況都很健康，但當泡沫經濟膨脹到頂開始破滅，一切就都反轉過來。由于資產價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業債務的清償速度，就在銀行內部形成巨大壞賬，但是企業破產后銀行卻不能破產，否則就是全體居民和國家的破產，經濟由此長期蕭條，走出“L”型曲線。

美國目前的資產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時的四倍。2000年4月，美國新經濟的泡沫開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納指雙雙下跌為標志，美國資本市場也膨脹到頂峰，隨時有可能崩潰，美國目前防止崩盤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資和個人離場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資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以維持股市點位，但這是“飲鴆止渴”，會使今后危機的爆發更嚴重，而不會改變這個結果。可以猜測，美國泡沫經濟的破滅會有三根導火索：一是“安然”風潮繼續擴大，使投資人喪失信心而大規模離場；二是由于歐洲經濟更加健康，國際資本向歐洲轉移；三是日本經濟危機深化，迫使日本拋售海外資產，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資產是在美國。

因此，7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資產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亞洲金融風暴，今天輪到了美國，美國金融風暴則會引發全球金融風暴，并使全球資產泡沫徹底破滅。如果是這樣，不論美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都會走出“L”型曲線。

沒有不合理的貨幣制度，哪來如此龐大的全球資產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風暴也是貨幣制度危機的產物，但用什么來代替現存的貨幣制度，不僅探討的文章極少，許多人還根本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問題。

外需形勢不好，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損害，但不會出現負增長。在若干年后，情況會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因為可能會出現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90年代以來，已經出現了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在發生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只剩下中國一個亮點，因此中國遲早會成為國際資本的避風港。但是為了避開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又不應開放資本市場和使人民幣國際化，所以，要把引資大門開在香港，把中國的企業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將會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資本市場，港幣也會成為最堅挺的貨幣，這對繁榮香港經濟，夯實“一國兩制”政策基礎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已經沒有了產業霸權，但是還有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貨幣霸權實際是產業霸權的替代品，因為只要有了貨幣霸權，美國人就可以依靠別國的生產錦衣玉食。所以，美國人決不會輕易讓出美元的霸權地位，而是要用軍事霸權來改變國際資本流向，以保衛美元的霸權。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謂“邪惡軸心”論，就是在歐洲和中國人的家門口事先布下兩個點，打的是國際資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國資本市場不穩就有可能動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們必須洞察先機，作好必要的準備。

第3篇：泡沫經濟特點范文

[關鍵詞] 房地產 泡沫經濟

一、房地產經濟泡沫與地產金融風險

房地產泡沫是由于虛擬需求的過度膨脹造成的價格水平相對于理論價格的非平穩性上漲，泡沫可分為安全區、警戒區、危險區、嚴重危險區四個階段。安全區的泡沫通常有積極作用，而危險區與嚴重危險區的泡沫則具有明顯的負面作用，地產泡沫的破裂還產生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房地產過熱，必然形成泡沫，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升很容易產生虛假需求信息，影響開發者和消費者的預期，而且虛假需求造成的過度供給，又會形成新的房產積壓，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大而長期的負面影響。

部分學者認為房地產自身的金融風險是催生泡沫經濟的一大誘因。由于房地產業本身的特點，在房地產的開發經營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其中，房地產金融風險不僅影響著房地產業和房地產金融業的穩定發展，而且當前房地產業己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對整個金融業和國民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也至關重要。房地產金融風險不僅包括單項業務、單個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也包括整個房地產金融體系的風險。一方而，金融業務、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一旦產生風險往往相互連累。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一項交易或一種活動給交易雙方以外的其他人帶來的、不由交易雙方或活動主體直接承受的利益或損失就是這項交易的外部效應。積極的外部效應使利益被第二者獲得，而交易當事人或活動主體未獲得相應的報酬，往往導致當事人放棄該交易或活動;消極的外部效應使第二者受損失，但交易當事人或活動主體未對此支付任何費用，因而當事人可能仍然進行該交易或活動。房地產金融風險就屬于一種消極的外部效應。當較多的金融業務、金融機構面臨較大風險，尤其是己經受到較大損失時，人們就可能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可靠性、資產流動性產生懷疑，因恐慌而擠兌，這就可能波及整個金融體系而導致金融動蕩乃至金融危機。另一方面，金融部門經營的外部環境變化，也可能使整個金融部門都遭遇系統性風險，從而發生更大損失。

二、如何防范房地產泡沫

1.加強房地產價格監測調，預防限制房地產投機和炒作

建立健全城市基準地價與地價公示制度以供市場交易參考，建立房地產交易價格評估制度、商品房出售網上申報制度，監視土地交易價格、調查地價與土地交易情況，對取得優惠政策受讓的土地再交易進行嚴格限制，以加強政府管理部門對房地產價格的監測與調控。嚴格商品房預售審核管理、防止以預售為名的土地投機，嚴查開發商品房惜售行為，限制商品房期房和經濟適用房轉讓，加強稅收征管和恢復征稅、控制炒房。如購買高檔商品房、別墅實行高契稅政策，二手商品房轉讓征收商品房增值稅或個人所得稅，商品房期房轉讓增收期房轉讓契稅等，限制購房投機和炒作，鼓勵自住，控制購房投資和投機需求。

2.建立全國統一的房地產市場運行預警預報制度，加強和完善宏觀監測體系

通過對全國房地產市場信息的及時歸集、整理和分析，就市場運行情況做出評價和預測，定期市場分析報告，合理引導市場，為政府宏觀決策做好參謀。近年來，我國房地產業持續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吸引了大量的企業進行房地產投資，應當引起注意，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房地產業的宏觀監測體系，通過土地供應、稅收和改善預售管理等手段及時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控，有效地防止房地產業“泡沫”的產生。

3.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信息系統和預警機制

理論界普遍認為，從地價運動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入手對房地產泡沫的形成機理進行了探討。由于土地供給的稀缺性，作為房地產價格最重要組成部分的地價具有不斷上漲的趨勢，這是房地產泡沫產生的內在動力。土地的虛擬資本特性、預期、投機、非理，以及房地產業與金融業的密切關系則是房地產泡沫產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各級政府要根據房地產市場區域性強和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加強對當地房地產市場發展和演變規律的研究，科學設立符合當地房地產市場規律的預警預報指標體系和主要指標的量化區間，有計劃地建立符合自己城市特點的房地產市場預警預報體系，防范房地產泡沫。通過建立和完善房地產信息系統和預警預報制度，以便及時發現問題，加強對市場供求總量、結構、價格的調控；通過市場信息、引導和規范，增加房地產市場的信息透明度，控制人為惜售和炒作行為，引導企業理性投資、消費者理性消費；通過對樓市的動態監測，評價市場的運行情況，預測分析未來的市場走勢，向政府部門提供準確的信息，以便做出適時、適度調控市場的措施，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并通過對全國房地產市場信息的及時歸集、整理和分析，就市場運行情況做出評價和預測，定期市場分析報告，合理引導市場，為政府宏觀決策做好參謀。

參考文獻:

[1]進李國柱:房地產泡沫：理論、預警與治理[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年

第4篇：泡沫經濟特點范文

2001年中國投資與消費增長率都有提高，但經濟增長率卻隨出口曲線下降，說明外部需求在主導中國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所以，要看清未來中國的經濟走勢，就必須先看清世界經濟走勢，特別是美國經濟走勢。

美國經濟存在巨大的資產泡沫，世人對此已有共識。去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未來前景如何，目前大體是三種看法，即“V”型曲線、“U”型曲線和“L”型曲線。我的看法是美國很可能走出“L”型曲線，而結論不是出自美國，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經濟在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蕭條，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泡沫經濟破滅后導致銀行體系癱瘓。首先，在過去10年中世界經濟并未發生大的萎縮，在美國經濟帶動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從產業面看，日本始終保持了出口優勢，去年外匯儲備已突破4000億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機顯然不是來自供給過剩；第三，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危機中，經濟蕭條也會導致銀行系統紊亂，但經濟蕭條是因，銀行危機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卻出現了因果倒置的情況，是由于銀行系統紊亂導致經濟蕭條，這些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了新特點。

認識這個特點需要展開更大的視角。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化，進入到這一時代，產業資本開始具有從物質生產領域向外游離的趨勢。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世界貨幣體系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約束的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600萬億美元，而其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1％。這說明，世界資本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或許可以叫做“虛擬資本主義，因為它既不同于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運行規律以及爆發危機的形式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不從這個新視角看問題，許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遠。

例如匯率的決定問題。在傳統經濟中，本幣是否堅挺，取決于產業增長好壞、是否有貿易順差及儲備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經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人們卻看到這些東西統統不起作用，相反，美國經濟在過去10年中制造業處在長期蕭條狀態，國民消費40％依賴進口，經常項下的逆差超過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卻不斷走強，所以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是資本項下的國際資本流入流出決定匯率水平和一國的繁榮與衰退，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虛擬經濟為主體的時代，帝國主義戰爭也有了新內容，即不再是為了爭奪物質財富，而是為了爭奪金融與貨幣霸權。歐元統一就有這個意味，而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也是意在打壓歐元的勢頭，維護美元的霸權。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爭奪國際資本的沖突正在升級。

日本經濟危機的新特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1985年，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日本產業資本由此從物質生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導致泡沫經濟泛濫。在泡沫經濟膨脹時代，企業以證券和地產作抵押從銀行獲得現金，再到資本市場上炒作，這使企業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業負債的速度，因此不論從企業還是銀行看，資產負債狀況都很健康，但當泡沫經濟膨脹到頂開始破滅，一切就都反轉過來。由于資產價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業債務的清償速度，就在銀行內部形成巨大壞賬，但是企業破產后銀行卻不能破產，否則就是全體居民和國家的破產，經濟由此長期蕭條，走出“L”型曲線。

美國目前的資產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時的四倍。2000年4月，美國新經濟的泡沫開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納指雙雙下跌為標志，美國資本市場也膨脹到頂峰，隨時有可能崩潰，美國目前防止崩盤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資和個人離場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資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以維持股市點位，但這是“飲鴆止渴”，會使今后危機的爆發更嚴重，而不會改變這個結果。可以猜測，美國泡沫經濟的破滅會有三根導火索：一是“安然”風潮繼續擴大，使投資人喪失信心而大規模離場；二是由于歐洲經濟更加健康，國際資本向歐洲轉移；三是日本經濟危機深化，迫使日本拋售海外資產，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資產是在美國。

因此，7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資產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亞洲金融風暴，今天輪到了美國，美國金融風暴則會引發全球金融風暴，并使全球資產泡沫徹底破滅。如果是這樣，不論美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都會走出“L”型曲線。

沒有不合理的貨幣制度，哪來如此龐大的全球資產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風暴也是貨幣制度危機的產物，但用什么來代替現存的貨幣制度，不僅探討的文章極少，許多人還根本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問題。

外需形勢不好，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損害，但不會出現負增長。在若干年后，情況會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因為可能會出現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90年代以來，已經出現了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在發生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只剩下中國一個亮點，因此中國遲早會成為國際資本的避風港。但是為了避開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又不應開放資本市場和使人民幣國際化，所以，要把引資大門開在香港，把中國的企業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將會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資本市場，港幣也會成為最堅挺的貨幣，這對繁榮香港經濟，夯實“一國兩制”政策基礎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已經沒有了產業霸權，但是還有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貨幣霸權實際是產業霸權的替代品，因為只要有了貨幣霸權，美國人就可以依靠別國的生產錦衣玉食。所以，美國人決不會輕易讓出美元的霸權地位，而是要用軍事霸權來改變國際資本流向，以保衛美元的霸權。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謂“邪惡軸心”論，就是在歐洲和中國人的家門口事先布下兩個點，打的是國際資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國資本市場不穩就有可能動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們必須洞察先機，作好必要的準備。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來，中國經濟連續7年走低，2000年終于出現了轉折，增長率開始上揚，許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氣，更有樂觀者認為，走出增長低谷和通縮陰影的中國經濟，會進入一個新的高速增長期。但是，先是從去年3月到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陸續轉入負增長，然后是從7月份開始，廣義貨幣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顯示出貨幣大規模退出交易過程和通貨緊縮回歸的趨勢。從工業生產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長率還高居11?2％，進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進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進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長率只有7?9％，創1998年以來月增長率最低水平。根據最新公布的統計公報，2001年的GDP增長率只有7?3％，不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從1998年國家開始實施啟動內需的一系列政策以來，2001年可以說是內需增長最強勁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全年高達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個百分點，是1999年投資增長率的2?4倍！從消費看，社會商品零售額的增長率全年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個百分點。兩條國內需求曲線，一條顯著上揚，一條平緩上揚，當年只有出口增長率從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條陡直下跌的曲線，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凈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為什么經濟增長曲線不跟隨占主導地位的國內需求曲線上升，而是跟隨出口曲線下降呢？

第5篇：泡沫經濟特點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經濟泡沫危害防范措施

1引言

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它不僅是國家資金積累的重要來源，而且它的發展能夠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但同時也是最容易導致泡沫的行業之一。近年來，我國房地產業發展迅速，房地產市場持續升溫，一些城市房價快速上漲，對于中國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有較多爭論，那么，什么是房地產泡沫？它是如何形成的？我們應怎樣完善政府的各項制度及各種市場機制，從而達到控制泡沫的目的，使房地產行業保持健康的發展呢？下面就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

2房地產泡沫的實質

經濟學上對泡沫的定義，普遍被接受的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查爾斯·P·金德伯格的觀點，他認為泡沫就是"一種資產或一系列資產價格在一個連續過程中的陡然上漲，初始的價格上漲使人們產生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從而吸引新的買者。這些人一般是以買賣資產牟利的投機者，而對資產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興趣。隨著價格的上漲，常常是預期的逆轉和價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機告終。"

根據他的觀點，房地產泡沫可理解為房地產價格在一個連續的過程中的持續上漲，這種價格的上漲使人們產生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并不斷吸引新的買者--隨著價格的不斷上漲與投機資本的持續增加，房地產的價格遠遠高于與之對應的實體價格，由此導致房地產泡沫。泡沫過度膨脹的后果是預期的逆轉、高空置率和價格的暴跌，即泡沫破裂，它的本質是不可持續性。

3房地產泡沫的危害

3．1造成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失衡

房地產泡沫的存在意味著投資于房地產有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在泡沫經濟期間，大量的資金向房地產行業集聚，投機活動猖獗。泡沫經濟時期日本大企業的高額利潤許多來源于土地投機和股票投機帶來的營業外收益，結果放松了對本企業的經營和管理，造成企業素質的普遍下降。日本企業在高速增長時期，通過以銀行借款為中心的間接融資方式來擴大其設備投資。1987年以后，在股價和地價上漲的引誘下，都大幅度轉移到了權益融資和投機土地的籌資方式上。大量的資金向房地產業流動，意味著生產性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或者說難以用正常的成本獲得生產所必須的資金。

一方面，地價上漲導致投資預算增加，在高地價市區進行投資無利可圖。如日本東京進行道路建設時，征用土地的費用高達總造價的43.3%，個別地段高達99%。這進一步造成了公共投入的相對縮減，形成經濟發展的瓶頸；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價持續高漲，土地作為人們心目中最安全、收益率最高的資產被大量保有，使得本來就稀少的土地大量閑置或者低度使用，土地投機的傾向日益凸現。同時，由于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房地產持有者與非房地產持有者、大都市圈與地方圈的資產差距越來越大，招致社會分配新的不公，嚴重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問題。

3．2導致金融危機

房地產業與銀行的關系密切主要是由房地產業投入大、價值高的特點決定的。有資料表明，目前房地產開發企業項目投入資金中約20%～30%是銀行貸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對項目墊付約占總投入30%～40%的資金，這部分資金也多是向銀行貸款。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購房者申請了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這幾項累加，房地產項目中來自于銀行的資金高達61%。因此一旦房地產泡沫破裂，銀行就成為最大的買單者。應該注意到：銀行與一般企業不同，安全性對其來說特別重要。一般生產性企業的倒閉只是事關自身和股東，對其他主體的影響較小。而銀行的倒閉不僅僅是這家銀行自身的事情，而且往往會引起連鎖反應，使其他銀行也面臨擠兌風險。

3．3造成生產和消費危機

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往往伴隨著經濟蕭條，股價下跌，企業財務營運逐漸陷入困境。股價下跌使企業發行的大量可轉換公司債權在長期內不能轉為股權，從而給企業帶來巨額的償債負擔；此外，地價和股價下跌也使企業承受了巨大的資產評估損失和被迫出售土地及股票的銷售損失。企業收益的減少又使得投資不足，既降低了研究開發投資水平，又減少了企業在設備上的投資。生產的不景氣又導致雇傭環境的惡化和居民實際收入的下降。企業倒閉意味著大量的失業員工，即使沒有倒閉的企業，由于收益的下降也要不斷裁減人員。此外，地價的下跌還使得居民個人所保有的土地資產貶值。由于經濟不景氣和個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居民對未來懷有不同程度的憂心，因此會減少當期的消費，擴大收入中的儲蓄部分，以防不測。個人消費的萎縮又使生產消費品的產業部門陷入困境。

3．4引發政治和社會危機

隨著房地產泡沫破裂和經濟危機的發生，大量的工廠倒閉，失業人數劇增。在金融危機下，犯罪案件激增。以馬來西亞為例，1997年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后，當年的犯罪率比1996年增加了38%，1998年第一季度犯罪率比1997年更增加了53%，由于人們對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感到不滿，社會危機逐漸加劇。工人、學生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引起暴亂，社會動蕩不安。

4房地產泡沫的成因

4．1過度投機

一方面，土地交易制度不健全，行業管理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投機活動，產生大量投機性泡沫。土地是房地產行業的基礎，土地資源的稀缺性使得土地市場具有需求彈性大而供給彈性小的特點。當大量投機使土地需求增加時，土地價格急劇上漲，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市場無法在短時間內增大供給量，從而使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在這種情況下，有限的土地價格飛漲，嚴重脫離了其實有價值而產生地價泡沫，進而可能導致整個房地產業泡沫的形成；另一方面，房地產投資的過度增長使得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城市化進程的速度，就容易造成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的嚴重不平衡，房屋空置率高，也會導致房地產價格急劇下跌，泡沫破滅。

4．2消費者及投資者對未來價格的預期

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發展，土地價格存在著潛在升值的趨勢，因此，房地產價格在人們未來的預期中也會不斷上升。對房地產未來價格的非理性預期造成投資者對未來房地產投資高回報的設想，過多的貨幣資本投入到有限的土地買賣中，推動地價不斷上漲，從而使房地產價格不斷攀升；在泡沫破滅時，房地產價格下跌，消費者預期價格還要下跌，房地產商紛紛拋售其持有的房產，于是供應量增加，同時由于無人肯接手買入而使需求量減少，這樣就加劇了價格的下跌。

4．3銀行信貸非理性擴張

由于房地產業是資金密集型行業，房地產開發必須擁有雄厚的資金，隨著房地產開發規模的不斷擴大，開發商僅靠自有資金是遠遠不夠的，其開發資金主要來源就是銀行貸款。而房地產的高回報，使許多銀行在貸款的實際操作過程中，違反有關規定，向開發商發放大量貸款，從而使行業進入門檻降低，造成過度開發，金融風險不斷堆積，使泡沫產生的可能性增加。

5防止房地產泡沫產生的措施

5．1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監控和管理

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的改變，往往會引起其他因素的連鎖反應，包括國家稅收、勞動就業、居民收入、金融環境、企業利潤，等等。政府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全方位的監控，制定合適的政策，是防止房地產泡沫的首要措施。房地產兼有資產和消費品兩重性，正因為如此，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十分活躍，容易產生房地產泡沫時，就必須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管理。首先，要加強對房地產建設的投資管理，根據收入的水平來確定投資規模，使房地產的產與銷基本適應，不至于過多積壓；其次，要加強房地產二級市場的管理，防止過分炒高樓市，使房地產泡沫劇增；最后，調整房地產開發結構，大力發展安居型房地產，同時應加強市場統計和預測工作，從而使房地產行業成為不含泡沫的實實在在的主導產業。

5．2建立全國統一的房地產市場運行預警預報制度

加強和完善宏觀監控體系應當通過對全國房地產市場信息及時歸集、整理和分析，就市場運行情況做出評價和預測，定期市場分析報告，合理引導市場，為政府宏觀決策作好參謀。近年來，我國房地產業持續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吸引了大量的企業進行房地產投資。因此，國家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房地產業的宏觀監控體系，通過土地供應、稅收和改善預售管理等手段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控，有效地防止房地產"泡沫"的產生。

5．3強化土地資源管理

政府應當通過土地資源供應量的調整，控制商品房價格的不合理上漲。要根據房地產市場的要求，保持土地的合理供應量和各類用地的供應比例，切實實行土地出讓公開招標制度，控制一些城市過高的地價。要堅決制止高檔住宅的盲目開發和大規模建設，防止出現新的積壓、出現由結構性過剩引發的泡沫。要嚴格懲處各類違規行為，嚴厲查處房地產開發企業非法圈地、占地行為，避免為獲取臨時和短期的土地收益而擅自占用和交易土地，對凡是超過規定期限沒有進行開發的土地，政府應立即收回。全面清理土地市場，堅決打擊開發商的圈地和炒地行為，從源頭上防止土地批租領域的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

5．4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合理引導資金流向

首先，要進一步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增加監管手段，增強監管能力，提高監管水平；其次，要加強信用總規模的控制，不使社會總信用過度脫離實質經濟的要求而惡性膨脹，從源頭上防止現代泡沫經濟發生；再次，要加強投資結構的調控，通過利率、產業政策等，引導資金流向生產經營等實質經濟部門；最后，要加強外資和外債的管理，盡可能引進外資的直接投資和借長期外債。推動房地產泡沫產生的資金，絕大部分都是從銀行流出的。因此，要加強對銀行的監管，從源頭上控制投機資本。

參考文獻

1包宗華.房地產先導產業與泡沫經濟[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

第6篇：泡沫經濟特點范文

關鍵詞 經濟轉型 房地產業 房地產泡沫 調控

一、房地產業現狀透視

當前，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我國政府推出了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大戰略。在這一大環境之下，代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這兩大產業，房地產業的良性發展，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兩大產業結構調整，從而也能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促進房地產業的良性健康發展。

我國政府最早提出經濟轉型這一概念是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計劃時期第一次提出的經濟轉型概念，在此之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央政府逐漸認識到實現經濟轉型應走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道路。面對當時國際國內極其復雜的經濟環境，堅決抑制發展過熱的產業，而在當下我國的房地產業較熱的程度，也應冷靜的思考降溫。

我國的房地產過熱現象最先表現在1992～1993年，在海南、廣西北海、廣東惠州等地出現了較嚴重的房地產投機現象，全國各大城市的房地產泡沫在2008年承辦奧運會之前就已經呈現，奧運會過后，房地產泡沫開始過快地向中小城市蔓延，表面看全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片繁榮，各大中小城市一片喧囂，私企、國企、央企紛紛進軍房地產市場。當時的房地產市場價格過高，房產企業利潤的水分過大，價格虛高，國內外專家和國內的消費者都頗有微詞，對這一不正常的經濟現象，投機過于投資。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級政府都知道這一現象不正常，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直至今日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泡沫還依然存在，而我國對于國內房地產過熱的研究起步較晚，國外在有關房地產過熱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早。

二、房地產價格泡沫的形成

“泡沫”一詞最早出現在荷蘭的經濟術語中，他是用來形容1636～1637年發生的荷蘭郁金香熱，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東北出現的君子蘭熱，在18世紀巴黎出現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倫敦出現的“南海泡沫”等事件。由于泡沫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整體破壞性極大，因此西方經濟界很早就開始并注意研究泡沫經濟問題。

泡沫經濟是一種經濟失衡現象，本質上是一種價格運動過程。可以簡單定義為：由于投機行為而導致的資產價格嚴重脫離市場基礎條件而持續上漲所形成的經濟狀態。所謂房地產泡沫是指由于房地產投機所引起的房地產價格脫離市場基本價值，脫離實際需求的支撐而持續上漲的過程及狀態，是房地產行業內外因素，特別是投機性因素作用的結果。房地產泡沫是經濟泡沫的一種重要形式，是以房地產為載體的泡沫經濟。房地產作為泡沫的載體，往往具有稀缺性的特點，在短期內不易達到供求平衡，很容易成為投機的對象。實際上，因為建筑物是勞動產品，性質相同，價格也相對較穩定，較易判別，所以房地產的泡沫核心也即最容易形成的是土地價格泡沫，這種泡沫將加劇房地產經濟的波動，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將構成極大的威脅。

房地產泡沫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房屋空置泡沫。二是土地價格泡沫。三是房地產投資過熱形成的泡沫。四是房價虛漲泡沫。這四種表現不是以單一形象出現的，是相互共生彼此聯系的。地價上漲導致房價上漲，房價上漲推動地價上漲，價格上漲，利潤高導致投資過熱，投資過熱，價格偏離了消費者接受的水平，最后導致房屋空置率增加。

房地產泡沫在全球各地都有，尤其是在經濟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只是表現各有不同，發達國家在不同時期表現略有差別。美國經濟學家Abraham（1996）提出了影響房地產市場供給與需求的變量，并選取了1977年至1992年美國30個大中城市住房價格數據進行對比研究。從基本價格與實際價格的對比分析顯示，30個城市中均有房地產泡沫時期存在。

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與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就關于中國房地產的泡沫問題進行過一次精彩的對話。對當下中國房地產過熱甚至火爆現象，吳敬璉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要比股市是否存在泡沫更難回答，但他同時也認為，那些聲稱房地產市場沒有泡沫的人所持有的證據還不夠充分，空置房的占有率下降并不能作為房地產沒有泡沫的依據，一旦以投資為目的的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那和股市的泡沫就沒有兩樣了，有泡沫也就是自然的了。羅伯特?希勒表示，有一種全球都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凡是有魅力的城市，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就是必然的，無論是從波士頓到紐約，還是從倫敦到悉尼。房地產市場低迷或是長期高漲都會造成泡沫，這也是規律。[1]可知，兩位經濟學家都承認房地產泡沫是必然的，也可能是正常的，自然的。2003年，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謝百三認為，目前我國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了泡沫經濟，他認為我國部分城市房地產近幾年出現的投資熱，囤地熱，以及房地產價格非理性上漲，是導致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2]同時房地產業已經把地方政府，國家經濟及民眾利益捆綁在了一起。[3]房地產如果持續這樣非理性的繁榮，將會大大增加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對國家經濟將會造成越來越大的潛在風險壓力。[4]如果中國的房地產業出現問題，風險將由全社會承擔，而獲益的僅屬于極少部分人，房地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帶動了近一半農民工的就業，一旦出現房地產泡沫，政府沒有及時預防和控制，其對經濟發展的破壞將是非常巨大的。再者，一個靠房子來維持國家經濟發展的國家，經濟發展不可能長久，也是沒有未來的。人家都在搞高科技創新，我們卻在蓋房子，人家在發展經濟，發展貿易，我們還在蓋房子。如果房地產經濟是健康良性發展，這將對于我國經濟的轉型發展有良好的促進作用。如果房地產經濟非理性發展，房地產泡沫超過政府控制能力，將對我國的經濟正常發展產生毀滅性的打擊。本文對我國當下的房地產經濟泡沫的探討，及時發現問題并加以預防和解決，這對促進我國房地產市場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中國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探討

我國的房地產行業從1978年的以后開始逐步形成，在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建立商品預售制度，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持續上漲，從2003年開始，我國政府出臺了多方向多角度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主要集中在貨幣政策、土地市場的招拍掛政策、土地供應政策、保障房政策、二手房信貸政策等等。這些政策出臺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抑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易，抑制房價過快上漲。

抑制房地產價格泡沫和抑制房地產投資過熱方面主要從以下幾點入手：

第一，加大對銀行資金流向的監管，從嚴控制房地產融資渠道。政府出臺的嚴密管控政策，已經在銀行和證券市場融資收到了顯著成效。但是，其他監管不到位的地方，如一些房地產企業通過自己發行債券融資，商品房預售融資，信托資金融資，這三種情況政府要加大監管力度，同時對房地產未取得預售許可證資質的企業變相預售也要監控，嚴厲打擊非法預售。

第二，弱化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觀念。房地產價格泡沫的主要推手之一是地方政府，由于土地出讓金和土地稅收牽涉到各方面利益，中央政府想要在短時間內從根本上解決土地財政的問題是不現實的。但是中央政府可以弱化地方政府政績考核中的GDP所占的比重，否定唯GDP論。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要綜合考量，進一步弱化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中央政府應該進一步明確，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財政”不可能實現地方經濟長期健康發展，要從中央向地方傳遞這樣的信息，使地方政府進一步擺脫“土地財政”，減少房地產企業投資，建立地方政府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思路。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土地用途的嚴密監控，嚴格執行不低于70%的住宅用地用于廉租房和經適房建設的基本政策。

第三，進一步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減少高檔商品房建設。由于國家近幾年加大了對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力度，并且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但從全國整體上看，調整房地產投資結構仍需要進一步加強，要建立完整的保障房的建設融資渠道，解決保障房和經適房融資難的問題，并把過度投向商品房的資金引向保障房和經適房。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力度的深入，人才流動日益加快，城市中的廉租房建設也要加大力度，要進一步改善城市中外來人員的居住條件。如果能完善房地產的投資結構，就能抑制過熱的房地產業投資規模，同時也不傷害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可以取得一舉兩得的效果。

第四，加大力度，重點抑制投資和投機性購房。房地產業的準入門檻較低，拿地蓋房、售房，運作模式簡單，利潤空間大。因此，吸引了大量投資者進入。但國家目前的政策并沒有涉及此方面的監管，所以要提高房地產業的準入門檻，嚴格控制“熱錢”“外資”等投機性資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房地產業，同時要加大稅收的征收力度，降低房地產業企業的利潤率，提高投資回報期，有效減少過度的房地產投資。對于購房者方面，在嚴格控制住房按揭貸款的同時，加大對全款購房者的監控，特別是對投資和投機性購房者的控制。

在2014年達沃斯國際論壇上，總理在講話中說：“當前，世界經濟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較多，中國經濟正處在深層次矛盾凸顯和‘三期疊加’的階段，我們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性調整，用好創新這把‘金鑰匙’，著力推進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使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和良性發展的絆腳石。過度的房地產投資、較高的待售面積、需求購買力的透支，以及較為謹慎的貨幣政策都預示著白銀時代的樓市，短期內不具備大幅反彈的空間，房地產業的泡沫正在逐漸縮小。

根據國家統計局此前的數據，2014年8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商品房待售面積56160萬平方米，這一數據自2012年4月以來，已經連續29個月保持上漲。與低點時（2012年3月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為30122萬平方米）相比，最近兩年多來，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增幅達到86.4%。待售面積非常高，去庫存化又需要時間，這些都不利于房地產業的良性健康發展，

因此，要加快體制機制創新，促使房地產業健康發展，房地產業已經達到了6年來的最低點。2014年前八個月房地產企業投資在各大中城市呈下降趨勢，房價由漲而跌，房地產業逐漸回歸理性，房地產業的理性而健康的發展，也使房地產業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創新這一大戰略。國家要加大新興產業投資力度，同時要進一步加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資力度，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在提高新興產業投資力度的同時也能調節房地產產業投資結構。提高房地產業中新興產業產品的利用率。

一個國家在由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過程中，國民經濟只有健康良性發展，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才能由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

（作者單位為河南省駐馬店市國土資源局）

參考文獻

[1] 吳敬璉，羅伯特?希勒.中美“泡沫”專家公話金融房地產泡沫[N].國際金融報.

[2] 謝百三.高度警惕我國部分房地產業的泡沫經濟卷土重來[J].價格理論與實踐， 2003（01）：37-39.

第7篇：泡沫經濟特點范文

一、東亞發展模式概括

東亞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東亞發展模式是指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方式和特點。在20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東亞國家的經濟處于高速增長之中，東亞發展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但是，從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東亞國家接連爆發金融危機，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東亞國家也存在與爆發金融危機的東亞國家相似的問題，東亞發展模式似乎又變得一無是處。總結東亞發展模式的成功之處和存在的問題，顯然有助于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人們對東亞發展模式已作了多種概括，大致有以下幾種論點：

1、“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或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

2、“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體制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是指近幾十年來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一整套發展措施和體制結構，其最顯著的特色是強力政府具有強烈的經濟建設意識和強大的導向作用。

3、“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綜合的現代化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具有許多要點，包括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不斷升級和調整的產業政策、溫和極權主義與市場原則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強有力的政府公營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業界的密切聯系與協調、技術引進及其特有的企業文化、較高的國民教育水平、倡導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復興，等等。

4、“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模式”。即認為東亞工業化地區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們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傳統是保持東亞工業化地區經濟發展的有決定意義的天生本性。

5、“東亞模式”是一種“制度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作為一種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現為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是它們致力于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的政府理性地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實施的結果，制度是其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但并沒有指出東亞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特點。東亞發展模式具有下述特點：

（1）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政府與企業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例如，韓國政府在20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扶持一些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的發展，給予這些產業在國內市場的壟斷特權，促使這些產業發展成為大規模的企業集團，以實行規模經濟的效益并與外國跨國公司展開競爭。

（2）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政府十分重視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充分利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國際投資推動國內經濟的發展。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政府一方面通過優惠貸款、出口補貼等方式扶助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推動這些企業出口產品，以支持技術和設備的進口；另一方面通過改善投資環境，實行優惠的稅收制度等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同時還從國際金融組織、外國政府或商業銀行取得各種形式的貸款，以彌補國內投資缺口，加速國內經濟的發展。

（3）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存在的第3個共同特點就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東亞國家或地區在經濟起飛前都是較為落后的國家或地區，他們有著充裕的勞動力資源，但缺乏資本資源，科學技術水平也較低。在東亞國家或地區大規模地引進外資以發展國內經濟時，伴隨著資本而來的不是最新的技術而是發達國家即將淘汰的技術，所建立起來的不是高新技術產業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東亞國家或地區依靠勞動和資本的高投入來實現產品的高增長，從而走上了粗放型經濟增長的道路。

二、東亞模式值得借鑒的經驗

1、后發優勢。東亞經濟落后國家（地區）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發優勢，引進并模仿先進國家的技術，以較快的速度和較低的成本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目標，這不失為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理想選擇。后發國家因其落后，勞動力價格低廉，已消耗掉的自然資源較少，可以引進先進國家大量的過剩資金，以彌補經濟發展過程中資金的稀缺。充足的資金與后發國家充足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相結合，在一定條件下對經濟的起飛能夠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先進國家在工業化進程的初期階段所難以具備的。后發國家通過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與裝備，不僅可以替代有關技術和裝備的研究與開發，使工業技術進步過程大大加快，并避免有關風險，而且可能使其在相對更高的技術層次上開始工業化進程。

2、政府宏觀干預經濟。一方面是因為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經濟中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使世界各國受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防范風險的任務重大。在這種背景下，經濟發展尤其需要政府的參與，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以增強人們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以我國香港特區為例，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當國際金融大炒家襲擊時，特區政府采取了果斷的措施，不惜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匯市進行干預。這種舉措似乎與香港實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相背離，但是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就沒有金融市場的穩定。

3、對世界市場的積極參與。雖然美國市場對東亞各經濟體的優惠具有個別性和冷戰特征，但是不能否認出口導向戰略所帶來的重要意義。只有對世界市場的積極參與，才能了解市場的需求，并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獲得本國無法在短期積累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

4、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如“四小龍”中的新加坡，是個“海島式”小國，沒有發展農業的基礎，缺乏自然資源。但是，新加坡在制定和實施發展戰略時就充分發揮了其地理優勢，制定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使新加坡這個“袖珍國家”竟成了世界矚目的新興工業化國家。

“四小虎”與“四小龍”盡管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有相似之處，但它們并非照搬某種發展戰略，如印尼憑借其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優勢，實行“石油生產出口推動”戰略，在20世紀七十年代世界能源危機期間，獲得了巨額石油美元，帶動了經濟的發展；泰國則堅持“農業工業化”發展道路，實行以農業為依托，推動工業化的方針，用豐富的農產品換回建設所需的外匯資金，為經濟起飛奠定基礎。

三、東亞模式留給我們的教訓

1、對外依賴不能過分。東亞后發展模式過分依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少數發達國家。一是出口依賴。東亞發展中國家 （地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龍頭是出口業，因此其對外貿易對后工業國家的依賴必然成為其重要的政策選擇。可以說，20世紀八十年代韓國和臺灣經濟增長中的42%和74%完全依賴于美國的工業產品買主。“四小龍”和“四小虎”雖然都大力鼓勵出口，但是產品較為單一，相互之間在產品結構上互補性較弱，帶有明顯的“依附性發展”的內在缺陷，因此不僅在個體上，而且在集體上容易受到世界市場變動的沖擊。二是投資依賴。對后工業國投資的依賴成了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唯一來源。從戰后至八十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的資金90%以上來自于發達國家，特別是從八十年代起，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只能依靠新的借貸來支付高額利息。三是技術依賴。東亞國家和地區對外引進技術的依賴性極強。東亞國家技術引進的來源是日本、美國、歐洲，其中日本是主要來源。這種情況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東亞國家對日本的技術依賴增強，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受制于日本的技術水平；另一方面在知識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以信息技術開發為主的產業占據主導地位，而制造業生產出現過剩，使東亞國家日益膨脹的制造業面臨出口競爭壓力。四是教育依賴。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估計，從1995年以來，發展中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培養的高層次人才外流達到70%，無疑嚴重地阻滯了這些國家經濟的發展。而東亞國家（地區）在工業化過程中，本國科技和教育嚴重滯后，長期無法形成自主開發的能力。結果，無論是高級技術人才還是熟練技術工人都嚴重缺乏。

2、外延式增長，生產力水平提高有限。東亞經濟增長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過度引進資金，普遍走的是一條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工業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進步，以科技進步提高經濟效益的道路。1970～1990年的20年間，“四小龍”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0%，而同期美國為53%，相去甚遠。時至今日，這條工業化道路已經日漸窮途。

3、發展速度過快而造成“泡沫經濟”。快速發展并不一定必然產生“泡沫經濟”，只是在脫離經濟發展的客觀基礎而過快發展時，才會出現“泡沫經濟”。東亞一些國家（地區）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曾先后出現快速發展，例如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日本及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期的“四小龍”的高速發展，還有八十年代東盟“四小虎”的高速發展。這些快速發展當時并未立即造成“泡沫經濟”，而是后來某些經濟領域或部門發展過快而出現不平衡發展時產生了“泡沫經濟”，并發展到相關經濟領域或部門難以承受時開始破裂，導致經濟的某些領域或整體經濟出現紊亂或衰退。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泡沫經濟”破裂，特別是“虛擬經濟”膨脹、金融業不健全造成的。

4、國際市場的狹隘性與國內市場的開拓問題。釀成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最直接原因在于東亞國家國際市場的狹隘性，未能形成自主的技術工藝戰略，以及對國外投資的單一依賴性，而外債償還困難加之無法保持本地區大多數國家匯率穩定，最終成了引發金融動蕩的根源。東亞國家（地區）長期以來忽視進口替代戰略，忽視國內市場的工業發展，過度傾斜地發展面向國外市場的出口導向戰略。

5、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與發展傳統產業的關系。科技落后、人才不足是落后國家的主要原因。但作為落后國家，其比較優勢在于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資源，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創新，高科技產業對一國國際競爭力的貢獻愈加明顯。如，何發揮比較優勢，提高國際競爭力，就成為東亞各國政府關注的問題。但傳統產業的發展與提高國際競爭力之間應當是循序漸進的，急于求成、拔苗助長只能埋下危機的禍根。如韓國為了早日跨入高科技階段，大規模進行科研投入發展高科技風險產業，大量收買人才，但高科技又不能一時達到世界領先水平，致使企業面臨困境，在金融危機中企業制度遭受重創。

第8篇：泡沫經濟特點范文

任何銀行的經營都會受經濟周期波動風險影響，而全球各地經濟周期的趨同勢頭加快。

國際銀行業和美歐日地區銀行業20年發展歷程充分表明，銀行業的景氣周期幾乎重合于或者稍滯后于宏觀經濟的景氣周期，而銀行自身的經營戰略和策略只決定其受經濟景氣周期影響的強弱程度。例如，在1980年代末的美國銀行業危機中，78%的倒閉銀行位于遭受經濟衰退最嚴重的西南部和東北部地區，農業銀行所受的負面影響最大。同時，相對于資本和資產變動，銀行的利潤和不良資產狀況受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更為明顯。

更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全球經濟周期的趨同勢頭加快。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還不深，各地區的經濟周期并不完全重合。就在1980年代末美國銀行業步履維艱的時候，日本銀行業則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時期，而當1990年代中期，美國銀行業處于復蘇繁榮階段的同時，法國銀行業正因為經濟衰退而陷入蕭條。在此背景下，國際化戰略成為各大銀行分散經濟風險的主要手段之一。但進入21世紀后，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提速，各地經濟周期重疊的趨勢亦日益明顯，因此，不斷提高銀行自身對宏觀經濟運行的敏感度，堅持穩健經營、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風險管理成為銀行維持穩定經營、減小經濟波動風險的關鍵。

銀行可能成為泡沫經濟的助推器，也因此成為泡沫經濟的受害者。

首先，事實證明，泡沫經濟滋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往往在于銀行信用的盲目擴張。尤其在本幣匯率面臨較大升值壓力的背景下，境內外資金加快流向境內房市、股市等市場，資產價格走高，在盈利壓力和動力的雙重刺激下，銀行的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房市、股市等市場的沖動放大，從而成為加快泡沫經濟滋生的推手。以日本銀行為例，在泡沫經濟形成的初期，日本各大銀行一方面對高漲的股價、地價和房價熟視無睹，將自有資金大量投入到股票及房地產市場，另一方面放寬抵押貸款限制，大量發放抵押貸款，甚至允許以土地、股票等虛擬資產投機品作擔保，提供再次貸款，客觀上刺激了企業和個人投機，成為拉高資產價格的主要推手。

其次，泡沫經濟的破滅將給銀行帶來致命打擊。1990年日經指數開始下跌，房地產價格隨后暴跌，泡沫經濟破裂。股價暴跌致使銀行的資本金嚴重不足，同時由于發新股擴充股本的能力削弱，其只能大幅收縮資產規模，盈利能力因此驟降；房價的暴跌一方面使銀行大量的房地產相關貸款劣變，另一方面以房地產為抵押的抵押品價格嚴重縮水，加劇了銀行的資金緊張，同時投機者大量拋售股票和房屋導致股價、房價進一步下跌，企業和個人破產猛增，銀行的不良資產迅速上升，信用級別亦驟降，破產倒閉風險加大。

可見，正如經濟周期有上下波動風險，在本幣升值的過程中，泡沫堆積的風險加大，銀行若喪失理性，必將成為泡沫經濟破滅的最大受害者。

金融自由化進程對銀行經營的影響很大，穩步加快混業經營是大銀行的唯一選擇。

前述分析表明，美國的金融自由化給其銀行業的發展帶來了較大的負面影響，而歐洲和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則總體上為其銀行業帶來了較多的發展機遇。除了監管層對金融自由化的總體進程和改革路徑把握有所區別（我們在前文中已得出結論，監管層的政策取向和空間、政策引導和協調是決定銀行經營的重要外生變量，目前普遍的共識是，金融自由化或市場化的進程中，監管層的干預至關重要，具體內容由于主要涉及監管層本身，在此不作詳細分析），關鍵因素還在于銀行自身能否牢牢把握住金融自由化或者市場化的發展趨勢,加快轉型和改革，穩步推進自身的混業經營。尤其是對絕大多數排名國際前20強的大銀行來說，混業經營幾乎是其唯一的選擇。1980年代以來，國際大銀行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就是以提供涵蓋各種金融業務品種和服務方式為主要特征的“一站式”的金融機構日益增多。

購并尤其是跨國購并已成為銀行增強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對近20年國際大銀行變遷的分析表明，對規模經濟效應十分突出的銀行業來說，穩步擴大銀行規模、提升銀行業的集中度是增強銀行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快的大背景下，跨國購并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一個典型的反面例證是1990年代的意大利銀行業，規模過小、數量過多直接影響了銀行的盈利能力和總體競爭力，因此沒有一家意大利銀行能夠入選全球前20強。

銀行業并購從大類來看，可以分為收購和合并兩種。按兼并雙方所屬行業，銀行并購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橫向并購，主要指銀行之間的合并，包括大銀行對中小銀行的并購、中小銀行之間的合并和大銀行之間的合并，目的是減少業務的重復設置，優勢互補，降低交易成本和營運成本，增強主營業務的核心競爭力；二是縱向并購，主要指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或是其他商業銀行某項業務的收購，往往是并購銀行的發展由于受到行業進入壁壘的限制，從而通過縱向并購來直接進入某個市場或開展某項業務，減少其在新環境下的市場調查、信息搜集及廣告宣傳等成本，并實現金融產品、服務的交叉銷售，同時通過銷售渠道、客戶資源的共享降低成本，實現范圍經濟和規模效應；三是混合并購，主要指銀行對工商企業股權的收購，但其弊端在日本銀行業的十年困境和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暴露無疑，目前已較少采用。相比之下，1990年代以來，國際銀行業并購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橫向并購主要由以前的“大銀行吞并小銀行”轉變為“大銀行與大銀行之間的強強聯合”，旨在迅速增強競爭力；縱向并購則越來越多地成為銀行打造金融控股集團的有效途徑，即銀行通過縱向并購來控股證券、基金、信托等金融公司建立銀行控股集團，形成綜合經營平臺。其二，合并代替收購成為銀行業并購最主要的形式，主要原因是最近的合并幾乎是強強自主聯合，同時合并牽涉的法律問題較少。其三，并購策略由過去的惡意并購、強制并購為主轉向主動合作和自然并購。這種并購不是以一方戰勝另一方為主要特征，而是強調主動接觸、充分醞釀、積極協商及認真籌備，強調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通過銀行間的戰略聯盟，一方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利益損失和市場損失，另一方面可以分擔成本與風險，集中資源優勢，增強資產與業務品種的聯系和契合力，將同類競爭演變為局部的內部聯合。其四，跨國并購越來越多。在最近一輪的國際銀行業并購浪潮中，由于金融全球化的推動以及各國金融管制的放松，并購由過去以國內并購為主逐步走向跨國并購。例如，美國銀行業把跨國并購的區域重點放在了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而歐洲的銀行如蘇格蘭皇家銀行則抓住有利時機，大舉向美國和新興市場進軍。

國際銀行業大規模并購導致全球金融機構數量減少，銀行業集中度上升，這在全球前20家的大銀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2000年7月英國《銀行家》雜志最新公布的全球20家大銀行中，有12家是自1997年以來憑借并購為主要途徑來迅速擴充規模的。

銀行資本金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1980年代，無資本金約束的資產擴張曾是銀行發展的一個主要模式，但此后多次的銀行業危機表明，雄厚的資本金實力是銀行防范風險的必要條件。尤其是隨著1988年《巴塞爾協議》及2004年《新巴塞爾協議》的頒布，資本充足率已成為國際銀行業衡量銀行經營穩健及對抗風險能力的主要指標，銀行自身亦徹底擯棄了以往盲目擴張資產規模的發展模式，而將不斷增加股本、提高盈利能力、提高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比和降低營運成本作為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從1990年以來國際銀行業的資本和資產數據變化中可看出，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長建立在了以一級資本增長的基礎上，兩者呈現出高度的相關性（見圖1）。總體上看，資產增長速度慢于資本增長速度，1990～2006年資本增長了3.06倍，快于資產2.72倍的增速。同時，資本變動受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要明顯快于資產變動亦說明了資本金的敏感性和重要性。

零售業務和非信貸業務成為銀行重要的利潤來源。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資本市場的發展導致銀行“脫媒”日益明顯，加之大量行業外競爭者的進入加劇了傳統存貸款市場的競爭，同時監管限制的放松亦拓展了銀行新的發展空間。在此背景下，國際銀行業的業務結構調整加快，普遍將發展重心由批發銀行轉移到零售銀行并加大了對非信貸業務的開拓，使零售業務和非信貸業務對銀行收入的貢獻度不斷增加。可以說，零售業務和非信貸業務收入已日益成為國際銀行業新的盈利模式中的重要利潤來源。

首先，零售業務可以較好地分散風險，尤其在宏觀經濟發生變化時，收益能維持相對穩定，同時其與證券、保險及基金等多個金融市場具有很強的交叉互補性，業務創新的空間廣闊。2005年，匯豐控股個人金融業務的利潤貢獻度已達到47.2%，花旗集團全球消費金融集團對整個集團的利潤貢獻度則高達53.2%。

其次，非利息收入具有高收益、高附加值、低成本及穩定性較強的特點，同時由于信托服務、共同基金銷售、現金管理等非信貸業務需要很少甚至不需要監管資本，從而允許銀行可使用更高的財務杠桿，提高其單位風險和單位運營成本的利潤。近年來，大部分國際先進銀行的貸款資產比和貸存比兩項指標穩步下降，而流動資產比呈穩步上升態勢（見圖2、3、4），主要原因是其大力發展了中間業務、保險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貸款和利息收入在總資產及總收入中的占比降低。仍以匯豐控股為例，經過10年的調整，其以信貸業務為主體、高度依賴利差收入的經營格局已轉變成以發展信貸業務、收費業務和投資業務并重的經營格局，2005年其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為34.17%,非信貸資產占比高達63%。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新興市場的迅速發展為國際銀行業帶來了廣泛的投資機會和可觀的投資收益，投資業務特別是對新興市場股權投資的地位日益突出。以匯豐銀行為例，1993年其對附屬及聯營公司投資為322億港元，到2002年增至1107億港元，投資資產占比則由1993年的15.9%穩步上升到38%，此間股權投資的收益率最高達5.38%,最低也達到3.22%，高于其2%～2.95%的平均信貸業務收益率。

對中資銀行的主要啟示

近年來，隨著三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相繼完成股改上市，中資銀行在國際市場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在英國《銀行家》雜志2007年的排名中，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分別名列第7、第9和第14位。受益于中國經濟的高成長性及各行自身加快改革創新，經營業績不斷提升，尤其在近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不斷加快、境內股價總體呈攀升勢頭的背景下，加之股本結構因素，三大銀行市值不斷增長，以中國工商銀行為例，其市值于2007年7月首度超過花旗成為全球第一。但前述近20年國際排名前20家大銀行的變遷歷程對中資銀行的一大重要警示是，應冷靜客觀地看待市值排名上升，在充分利用國際知名度迅速提升的同時，扎扎實實地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服務能力和創新能力。近20年來，出現在世界前20強之列的銀行數不勝數，但始終走在世界銀行前列的銀行可謂少之又少。在短短幾年內實現跨越式發展并領跑國際銀行業比較容易，而如何成為國際銀行業的“常青樹”或是“百年老店”，成功經受住各種復雜多變的宏觀環境的考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基于此，中資銀行應客觀看待市值排名迅速上升的內外客觀因素，深刻總結國際銀行業在20年變遷歷程中對我們的重要啟示。

加強對經濟周期變動的研究與把握，堅持穩健經營的科學發展觀，最大限度地減少周期性經濟波動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國際排名前20家大銀行20年的發展變遷路程充分表明，經濟周期是影響銀行經營的重要外生變量。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歷了近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2002年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景氣期以來，投資出口需求持續走旺，消費增長穩中加快，資本市場發展提速，利率市場化進程和人民幣匯率制度綜合改革穩步推進，2002～2006年均GDP增長率為10.14%，2007年前三季度又達11.5%的歷史高位。雖然我國目前尚未經歷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或者經濟衰退，但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是其必然規律，同時中國尚不具備在經濟衰退時有效拉動經濟增長的經驗，尤其在當前美國次級債危機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可能性增大的背景下，切實防范中國經濟增長周期性風險的現實意義更為突出。因此，加強對經濟周期變動的研究與把握，堅持穩健經營的科學發展觀對商業銀行來說至關重要。為此，中資銀行一方面應高度重視并強化對經濟周期變化規律的研究，密切跟蹤經濟金融運行走勢并及時發現問題、提示風險，提高對監管層宏觀調控的敏感度，有效地順應其正確的政策引導；另一方面應時刻掌握好盈利增長與風險控制的平衡，不斷完善公司治理，及時調整信用總量及行業投向和資產負債的利率與期限結構，加大轉型力度，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周期性經濟波動對銀行經營的負面影響。

加快經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零售業務和非信貸業務，主動應對以利率市場化為主要內容的中國金融市場化進程。

前述分析表明，金融自由化在給國際銀行業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發展機遇。當前，中國以利率市場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市場化進程加快，基準利率SHIBOR雛形初現，外匯存貸款利率基本放開，本幣貸款利率已有10%的下浮空間，下一步將首先擴大貸款利率的浮動空間直至放開，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亦會逐步放松。隨著利率成本上升、競爭加劇及利差收窄，我國商業銀行將面臨更大挑戰，同時亦有更大的市場空間。為此，中資銀行應加快經營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零售和非信貸業務，尤其抓住當前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大力拓展資產管理和相關的服務收費業務；同時應加快構建收益和風險相匹配的利率定價體系，準確識別量化利率風險，并通過發展金融衍生工具來對沖利率風險。

順應“金融脫媒”的歷史潮流，通過發展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來實現綜合化經營。

金融脫媒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以花旗為代表的國際前20強銀行近20年的發展歷程顯示，資本市場的發展導致“金融脫媒”從而擠占銀行傳統業務發展的同時，也給其帶來了新的利潤空間，這深刻表明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兩者之間的發展關系是互補而非互斥。因此，從以存貸利差為主要利潤來源的傳統商業銀行經營模式向提供傳統銀行、證券及保險業務等全方位金融服務的全能型綜合經營模式轉變，是中資銀行的必然選擇。當前，國內綜合化經營的政策空間不斷擴大，金融機構綜合經營的基本框架亦初步顯現。尤其是三大國有控股銀行具備廣泛的客戶基礎、機構網絡，在綜合經營方面的優勢十分突出，應盡早與證券、保險、基金、租賃及信托等機構合作，構建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同時加快機制變革和創新，加快發展投行等業務。

加大跨境購并力度，積極推進國際化進程。

隨著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不斷深化，中資銀行加快國際化發展成為必然選擇。國際前20強銀行近20年的發展歷程顯示，跨國購并在銀行國際化經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中資銀行應采取以并購為主、申設機構為輔的戰略；在目標市場的選擇上，應考慮從亞太新興市場到歐美成熟市場逐步推進；在購并對象的選擇上，宜注重業務的互補和服務功能的多元化，從而推動綜合化經營的發展。可喜的是，近年來，三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在跨境并購上屢有動作，下一步應高度重視并購后的整合工作：對被并購機構的發展定位、客戶資源及其企業文化都需要進行細致、有效整合；同時盡快建立境內外統一的系統平臺，縮短購并整合的過渡期，以盡快實現預期的戰略目標。

加強對人民幣匯率綜合制度改革的跟蹤研究，防范匯率風險，并主動順應監管層的調控取向，防止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經濟金融泡沫的堆積。

首先，中資銀行應牢固樹立本外幣一體化觀念，加強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綜合改革的跟蹤研究，高度關注綜合改革進程及其對自身帶來的影響，全面提高外匯風險管理水平，并加強對外匯資本金的保值管理。同時，為防止重蹈日本銀行業在本幣升值過程中，資產價格泡沫滋生而導致銀行受損的覆轍，中資銀行除了堅持穩健經營、不做助長資產價格泡沫的推手，還應主動順應監管層的調控取向，切實執行相關政策，加強真實性審核，防止境外短期投機資金通過銀行渠道流入境內。

未雨綢繆，注重總結、學習國際排名前20強銀行近20年來應對銀行業危機的經驗。

我國至今未發生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金融體系尤其是資本項下的資本流動并未全面對外開放，但開放是大勢所趨，這就要求中國銀行業需要更多的智慧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更復雜的動蕩局面。鑒此，加強對國際銀行業沉浮變遷走勢及其原因的研究，尤其是總結國際排名前20強銀行近20年來應對銀行業危機的經驗，顯得十分必要。從我們目前的研究來看，這方面值得我們學習的主要內容：一是提高應變能力，及早采取補救措施，提高壞賬準備金，并嚴格審查及調整信用投放；二是削減成本，裁減雇員；三是積極實行業務重組，縮減非核心、非優勢及高風險業務，集中力量壯大核心業務；四是尋找機遇，由消極防御戰略適時轉為積極進取戰略。例如，利用可靠的品牌信譽來積極吸納存款，購并有價值的金融機構和企業，抓住大量資金在不同金融工具、不同幣種間頻繁轉移帶來的盈利機會，為企業提供重組服務等。

第9篇：泡沫經濟特點范文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結構規模的小型化，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太大影響，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69％。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全面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是因為盡管規模結構出現了“二元”分化，仍然較好協調了各類企業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的同時，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計劃調節，因此，國民經濟始終保持了均衡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當然，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對國有企業的效益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主要是鄉鎮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過快，僅鄉辦企業就從77年的13萬家，迅猛增長到87年的24萬家，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鄉鎮企業集中進入盈利高的制造行業，導致了這些行業出現了市場過度競爭。例如，87年以前紡織行業的經濟效益很好，86年行業資金利稅率為22％，超過了20。4％的工業平均利稅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為19％，略低于20。5的工業平均資金利稅率，90年代在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下，各地仍在不斷創辦新的紡織企業，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淘汰的落后設備，仍能利用稅收優惠和地方保護主義生存，最終導致了紡織行業全行業的嚴重虧損。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工業的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具有更為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這一時期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變遷，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有密切關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1995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為568萬家，占全部工業企業數量的78％，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分別占19％和1。2％，但是，國有企業的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32倍，相當于集體企業的12倍，集體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1倍。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④

90年代，隨著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于“”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⑤

為何80年代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關鍵問題是“二元”結構的實質內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現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工業企業的“二元”規模結構，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已經破產，80％以上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的行為，還有相當多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從來不納稅，97年企業上繳稅收不到財政預算一半，俄政府因稅源萎縮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軍隊發工資也需依靠舉借高利息外債，正成為醞釀一場新的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當前，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即將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包括導致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的惡化，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和政府調控困難，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家稅收減少和銀行貸款壞帳增長，等等。

三、協調“二元”結構關系有效改善經濟效益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業改制、破產兼產、產權重組等等，在推動企業走向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并未緩解，而且效益滑坡趨勢還有繼續惡化的跡象。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關系經濟命脈的大中型企業，同時對數量眾多的小型企業放開經營，實行多種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經實施了多年，促進了許多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競爭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無論國有大中型企業或小型企業，經濟效益依然持續下降，98年實現利潤甚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許多人認為對國有小企業放開經營，就能像鄉鎮、三資企業一樣具有競爭活力，實際上鄉鎮、三資企業的相對競爭活力，也來自國有企業為保證經濟協調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服從了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上繳大量財政稅收和承擔各種社會義務等等，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需求萎縮，“二元”結構加劇了比例失調和生產過剩，這種情況下不應簡單強調依靠市場調節，放開經營和推向市場并不能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可能導致企業效益和社會失業進一步惡化。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復雜的分工合作關系，大型企業需要依靠眾多中小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遠超過其它類型企業，這樣有利于協調利益關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單純抓少數大企業不利于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倘若國有小企業因銷路不暢而被迫轉產或出售，經濟擴張時期大中型企業會失去合作伙伴，因無法組織配套生產喪失市場或被迫重新建廠。一些地方出現了大中型企業被政府管的“過死”，而小型企業卻過于“放任自流”的傾向。八十年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一直良好，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數量多并非是困難原因，政府的適當監督和計劃協調有利于企業經營，關鍵是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協調不同規模國有企業的分工關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隨著市場變化和企業經驗積累逐漸調整，防止政府對企業的“過多干預”或“放任自流”。

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實行股份制改造，廣泛籌集社會資金加快技術改造，促進轉換經營機制和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擴大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的水平，但是，這種改革形式要求企業具有良好效益，否則難以吸收廣泛來源的社會資金，許多地方紛紛對困難企業進行“包裝上市”，這種辦法欺騙了股民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也進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這種改革形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資一般僅適合效益良好的企業，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顯改善國有企業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還要求退出改革試點。許多國有小型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籌集資金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體操作辦法往往很不規范，甚至以剝奪勞動權利來威脅強迫職工入股，有些企業通過籌集資金暫時緩解了經營困難，但是，后來因經營不善或市場疲軟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職工的長期積蓄也因此遭受了損失。近年來各地雖然采取了上述多種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惡化，于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嚴重的“破產逃債”現象，甚至廉價拍賣或直接贈送盈利的國有企業。企業破產雖然有“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市場疲軟時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加劇社會失業困難和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引起連鎖破產風潮和銀行信用危機。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1996年國有企業的實現利潤為412億元，不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為790億元，不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1996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比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實現利潤本身竟變成了負112億元，比較97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為399億元，比較97年同期增長了40％，均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困難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爆發金融危機的覆轍。

倘若我們未能及時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對策，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繼續持續下去，各地繼續推行“破產逃債”和“廉價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將進一步下降，導致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不斷繼續惡化，企業虧損和社會失業的狀況將更趨嚴重，甚至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

1）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和市場需求萎縮，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均出現生產過剩，全國的產品庫存積壓高達三萬億元，各類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狀況更趨嚴重，職工下崗人數比上一年增長了40％，許多地方私營、三資企業也大面積虧損。

2）我國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導致銀行壞帳猛增，貸款總額中大約20％成為了呆賬，銀行為避免壞帳被迫縮小貸款規模，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資金困難和虧損狀況，一旦銀行因壞帳積累出現了信用危機，廣大人民和各類企業的存款都會遭受損失，股票市場也會因經濟形勢惡化出現崩潰，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之中。

3）我國國有企業單位產值上繳的財政稅收，相當于私營、外資企業的兩、三倍，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長期持續下去，國家財政的比重甚至稅收的絕對規模，都有可能因稅源減少出現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國的工商稅收下降了2％，國有企業效益長期滑坡將會觸發財政危機，政府、軍隊和科教人員將失去工資保證，甚至導致事業單位的大批職工被迫下崗。

4）倘若我們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國有企業，私營、外資企業崛起形成的“二元”規模結構，將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類似于我國解放前和許多不發達國家的情形，私營企業的規模水平遠低于國有企業，更加難以同西方大跨國公司的進行競爭，外國資本控制國內盈利高的正規產業部門，私人資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規產業部門，分散在市場夾縫中小規模生產低檔的產品，社會財富集中于跨國公司和少數富人，兩極分化導致人民貧困和社會購買力低下。社會經濟“二元”分化趨勢發展下去，還會誘發政治多元化和社會動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薄弱難以維護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也曾屢屢干涉別國內政，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趁機制造國家分裂，從而形成對國家和的威脅。

倘若我們不能及時地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制止國有企業紛紛破產或被廉價出售，防止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趨勢，很可能給廣大人民造成巨大社會災難，甚至重演我國解放前和拉美國家的悲劇。我國解放前工業發展緩慢，外國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業行業，民族私營企業規模小難以抵抗外國競爭，許多次在外國競爭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如抗戰勝利后美國向我國大舉傾銷過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營企業有60％破產。拉美國家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企業打垮了民族工業并壟斷了當地市場，西方誘迫推行的非國有化變成了非民族化，外資企業采取不適用技術雇傭人數很少，出現了少量外企高級雇員構成的富裕階層，以及廣大人民構成的社會貧困階層，貧富懸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外資控制了當地的主要產業和銀行體系，本國政府甚至喪失了制訂經濟政策的。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企業嚴重虧損和三角債拖欠危機。美國29年股票泡沫破滅之后，引起了企業破產風潮和社會失業危機，我國由于國有企業以社會責任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緩解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賦、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沒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賦消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倘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經驗，以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營責任制創新為主，產權制度等生產關系的改革則應采取穩妥方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需要長期漸進進行，防止急于下放資產處置權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產權結構的過快多元化導致經營秩序混亂，糾正監督松弛造成“權力失控”和“責任虛置”。俄羅斯的產權改革未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經營混亂和“責任虛置”問題，98年俄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竟然高達70%，我們應充分吸取俄羅斯企業產權改革失敗的教訓。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機造成物資、土地價格猛漲，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資金數千億元，投機漲價還誤導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資。有些經濟學家認為92年出現的“經濟泡沫”問題不大，這種觀點低估了泡沫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八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92-93年泡沫經濟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十倍以上，這正是為什么國有企業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來卻陷入嚴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許多善于經營的著名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舉投資和兼并擴張。由此可見，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西方國家因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的經濟蕭條，必然導致資源浪費和破壞社會生產力，如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僅僅一年中，韓國有70％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閑置的企業售價猛跌為原來的幾分之一。我國93年因泡沫經濟過熱被迫進行調整后，國有企業具有的各種社會穩定功能，大大延緩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但是，倘若我們忽視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強迫其推行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劇社會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趨勢，延緩的泡沫經濟后遺癥連鎖反應可能重新爆發，甚至引起企業銀行連鎖破產和社會失業危機。近年來，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如破產兼并、減員增效、出售拍賣等等，但是，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仍不斷惡化，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經濟后遺癥的有效宏觀調控對策。

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經濟矛盾，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原因是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普遍存在過剩，企業和銀行采取單純追求盈利的行為，將會導致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美國29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私有企業面對嚴重的生產過剩，采取了削減工人和工資成本的辦法，商業銀行則縮小信貸規模以避免壞債危機，壟斷資本趁機對中小企業實行破產兼并，結果導致了社會市場需求急劇萎縮，企業開工不足和虧損狀況也更趨嚴重，出現了嚴重的企業銀行連鎖破產風潮，大大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當前，我國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增加社會有效需求，矯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比例失調，利用大量過剩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以及大量的企業閑置設備和人力資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環保等方面建設，盡快促進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我國貫徹擴大基建投資啟動經濟的戰略，國有大中型企業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采取有利于矯正經濟失衡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盡管社會基礎建設獲得的投資收益較低，私營、鄉鎮和外商企業一般不愿意進入，但是，政府通過計劃調節和國有企業的積極配合，能夠重新啟動大量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幫助矯正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通過產業間聯系和乘數效應刺激工業生產，企業開工不足和職工下崗狀況將明顯緩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將大幅度增長，不同類型企業的經濟效益都將顯著提高，政府稅收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明顯改善。我國今后設計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堅持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重協調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才能防止國民經濟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擾。關于政府調節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受西方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國際經濟組織從維護壟斷資本利益出發，大肆宣傳“科斯產權理論”以貶低國有企業，誘迫前和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民族工業陷入了嚴重困境，但是，事實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蕭條中，政府曾對瀕臨破產的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并且緩解了經濟蕭條，二戰后西方國家迫于冷戰的壓力，推行了政府干預和國有化的政策，出現了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相對緩解了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貧富差距。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右翼推行的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工業衰退和嚴重的社會失業，政府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我們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壟斷媒介的宣傳，追隨壟斷資本誘迫推行的災難性“私有化潮流”。

我國還應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會經濟“二元”分化的趨勢，包括扶植國有、集體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良好協作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城鄉集體企業的監督和指導，防止許多行業的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狀況，協調國有、集體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對私營、外資企業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政策，等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是，必須有眾多國有中小企業進行配合，否則大中型企業難以集中力量，發展專業化生產和提高規模經濟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強社會基礎建設，需要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之間密切分工合作，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不應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必須堅決剎住各地廉價出售國有中小企業的風潮，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采取廉價賣光國有中小企業的錯誤作法，地方政府將失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經濟基礎。對于陷入嚴重困難的國有大中小型企業，也不應簡單采取破產清算或出售拍賣政策，而應提供特殊的破產整頓保護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和暫停支付債務負擔，恢復行之有效的扭虧增盈承包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恢復經營秩序和償債能力，幫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難的企業，防止政府稅源和銀行債權的重大損失，保護社會生產力和廣大職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業發展經濟的主張，難以搞活國民經濟和解決社會失業，因為，這些企業集中在過度競爭的非關鍵性行業，難以產生啟動國民經濟的廣泛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前，不會舍棄自身利益雇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我國的城鎮、農村集體工業企業，不應該將暫時的經營困難歸于公有產權，也不應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應該繼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加強職工監督和參與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導并承擔社會義務，促進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鄉鎮集體企業應協調同國有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接受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指導，避免出現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尖銳矛盾，集中力量發展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糾正許多行業的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狀況。我國應該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餐飲、服務、小型商業等等，還應鼓勵私營經濟生產拾遺補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進入生產過剩的消費品行業，以免加重國有、集體工業企業的經營困難，還應限制其進入市場潛力大的高盈利行業，以保證國家財政和社會事業的經費來源，以及財政稅收的比重不會下降；特別應嚴格禁止其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以及逃避交納稅收或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還應限制其進入容易產生負外部效應的行業，如破壞礦產資源或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我國應對利用外商投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繼承以前“有保護漸進開放”的成功經驗，吸取92年盲目競爭引近外資的教訓。我們應該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糾正引進外資多多益善的慣性思維，辯證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資的利弊得失。我們既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正面效應，如引進資金技術和促進產值增長，也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負面效應，如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程度，相應的稅收、就業和增長潛力等損失。跨國公司為了保持技術優勢和高額利潤，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產過程，僅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件組裝，并且通過轉移價格等各種手段逃避稅收，因此，為我國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和稅收較少，難以通過產業間聯系廣泛地促進經濟增長，一旦通過擠占國內市場沖垮了國有企業，我國將喪失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甚至還會觸發社會失業和財政金融的危機。我們應該吸取東南亞過度依賴外資的教訓，正視跨國公司控制國內市場的戰略企圖。我們應該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情況，設計相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控制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例如，對于產品成熟但市場接近飽和的行業，較多限制外商投資的數額和股權比例，保證國內企業充分收回長期投資的效益，防止出現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的狀況；對于擁有廣泛產業聯系的戰略性行業，應該確保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引進外資應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水平，適度利用引進競爭的激勵和示范作用，嚴格防止跨國公司沖擊和控制國內市場；對于國內暫時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為鼓勵外商投資容許成立獨資企業，但應考慮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額，以為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開拓市場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在鼓勵各種類型所有制企業發展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糾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強調發展私營、外資企業，一方面輕視公有制企業甚至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正如同志論述我國現階段的改革任務時，強調不能只講“初級階段”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是貫徹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

②數據引自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資料。

③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編《統計摘要》1992年。